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对策
一、前言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完善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村人口养老问题紧密相连。考虑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背景, 面向大多数人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在新时期防范风险、防止农村老年贫困、调节农村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就必然持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政策议题。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保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不完全成功的。
1.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
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法律法规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特别是对养老保险金流失和挪用等行为，未规定有效的惩罚措施。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相当严重。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制度和屡见不鲜的违规行为挫伤农民投保积极性，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困难重重。
2.自给来源少，吸引力不足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集体补助不到位或数额少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或只在部分地方或人身上得到体现；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再无其他的扶持政策；地方财政，除经办机构费用，也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强制性的情况下，仅靠这些政策，难以发挥吸引作用。
3.基金增长慢，难以为继
基金增长速度跟不上养老金发放的增长速速，出现负增长。农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债券利率和银行存款率都很高，因而给农民承诺的保险给付率也高达12%，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债券和银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调，致使基金增值缓慢。加上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农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现负增长。
三、完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养老将呈现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养老将居主体地位，社会养老保险将得到新的强化，从而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为农民养老建立一道比较可靠的屏障。
1.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
市场经济本身是法制经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实施。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对资金来源、运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规范其操作行为，以法制的形式将这项合法权利确定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而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在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强调个人应承担义务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目前集体补助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当考虑如何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和养老的优良传统，这为家庭养老制度的实行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现阶段，由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原因，农民养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政府可以从制度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
四、结语
从农村和整个国家现代化长远角度看，建立农民养老制度是对农民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护。严峻的人口发展现实、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以及有限的可供学习的国外经验, 都迫使中国不得不用创新的思路、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和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 走出一条城乡之间相对独立而又良性互动的、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希望本文能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近一步完善，有所启示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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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政府；财政责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132-03
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发展，国内学者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的责任研究越来越深入，从所查阅文献可以看出，论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论文达到了1 500多篇，论及“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的有119篇，专门论述“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责任”的有30篇。财政支持是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必要条件，深入探讨农村社会保障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对该选题的研究进展有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一、关于政府履行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理论依据的研究
（一）基于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学者们论述政府履行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最基本的理论依据。陶知翔（2007）[1]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属于准公共产品，由市场配置必然存在失灵，指出由政府发挥资金支持的主导作用具有必然性。农村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项基本内容，每项内容受益范围和指向对象、属性各不相同，因此一些学者如庹国柱等（2009）[2]选择进行分类界定，认为政府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应以项目属性为依据。总体来看，学者们对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村社会福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其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对农村社会保险的属性界定却存在争议。马雁军（2007）[3]认为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农村养老保险的本质属性，但在政府现有财力的约束的特点条件下产生了其准公共产品特性。仇晓洁（2012）[4]将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归为准公共产品，所以农村社会保障就整体来说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在这些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承担责任。
（二）基于公共财政理论
鉴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性质，公共财政范畴继而成为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另一支撑点。其一视角是从公共财政的各种职能探讨其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杨术（2007）认为，社会保障活动是一种满足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公共财政正是政府提供资金以满足公共需要来定位的，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的体现，因而公共财政应是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而且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作用主体都是国家，其目的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5]。
（三）基于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理论
以新、旧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理论，主要探讨社会福利对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米什拉（2003）认为社会福利机构在增强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能力和保护人们权利方面起作用；威尔斯基和蒂特马斯认为，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是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的本质，所以不管是哪种福利模式都试图致力于对资源的调节，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国内学者主要探索的是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理论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包括对福利模式的借鉴与创新（王思斌，2009；邓智平，2012）[6] [7]，以福利国家为借鉴明确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边界（钟洪亮，2012）[8]，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财务模式的借鉴（詹伟哉等，2000）[9]，等等。但是对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理论的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涉及不多。
二、对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定位的研究
（一）对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界定的研究
学者主要通过分析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共财政行政性质与职能、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将农村社会保障财政支持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是指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为农村社会保障所进行的资金投入、资金配置和资金管理等安排（毕红霞，2011）[10]。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在探讨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财政责任时，并没有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进行精确的划分。
（二）对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定位的研究
一是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政府资金筹集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分别针对农村社会保障项目的不同层次，确定资金的承担者。（1）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处于最低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且由于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按属地进行管理，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制，所以地方政府应承担主要的资金筹集责任，中央政府给予适当补助（陈少晖，2008；谢东梅，2009）[11] [12]。（2）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因其资金需求量大以及政府财力有限，必须依靠社会共济、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来筹资，由个人（家庭）、集体、各级政府共同出资（杨翠迎，2007）[13]。（3）农村社会福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层次，对必须建立的福利制度，所需资金应由国家或集体提供。
二是关于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责任的研究。首先涉及的是将财政支持资金用于法定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主要包括待遇支付条件和支付标准。从待遇支付条件来看，主要是探讨如何对保障对象进行确定（童星等，2011）[14]。在待遇支付标准方面，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内的实际，如何依据科学方法确立支付标准，包括农村低保标准、新农合的大病医疗补偿标准和门诊费用补偿标准以及新农保的最低基础养老金的水平、个人缴费水平和档次（王枝茂，2007；李冬妍，2011）[15] [16]。其次是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管理与保值增值，以降低资金被截留被挪用的风险。童星等认为，应坚持进入资本市场的理念，完善其委托制度，同时在实现省级统筹基金的归集、管理和投资渠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发行省级特种社保债券和中央政府特种债券的试点。
三是关于地方政府履行对农村社保资金的监管责任的研究。学者建议，主要是建立行政监督系统，以日常监督方式为主，即将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纳入一般工作范畴，并按照本部门的工作程序、工作手段行使监督权。除了民政部门行使监督外，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都要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进行监督。
（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效应研究
随着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肯定财政支持给农村社会保障带来深刻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辅以数据说明，对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引致效应，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余官胜等，2011；尹华北等，2011；段景辉等，2011） [17] [18] [19]。
三、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现存的问题及原因的相关探讨
（一）对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现存问题的探析
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中财政责任现存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现存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政府投入少，保障水平低；第二，各主体责任不明确， 分工不明晰。这既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责任不明晰，还包括政府各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确。第三，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有待理顺，管理水平亟须提高，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第四，政策宣传不到位，致使我国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必要的了解，社会保障意识淡薄，对社会保险的参与不积极（孙亦军，2007）[20] 。
（二）对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于淑文等（2009）[21]认为，我国农村经济总体水平落后，即便同一省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给地方政府在对农村社保的投入与政策制定方面带来了困难。李沫等（2011）[22] 认为“分税制”的财税体系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但社会保障事权的下放并没有带来财权的下移，造成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使社会保障难以实现收支平衡。现有的激励机制在调动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积极性方面具有局限性。刘军强（2009）[23]认为，地方政府是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水平对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缺乏吸引力。金海和等（2010）[24]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做了规范和要求，但从总体上来看，对社会保障的立法仍处于落后状态，从而造成农村社会保障领域发生纠纷时无法可依，同时现行法律体系对地方政府履行农村社会保障责任缺乏约束力。
四、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履行相关财政责任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建议
（一）资金筹措责任的政策建议
许多学者认为广开筹资渠道可以扩充资金的来源。渠道之一便是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郭海清（2008）[25]对此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其次是创新农地制度。张守玉等（2007）[26]等提出以土地股份换保障的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模式，佟茹等（2011）[27]提出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允许从农民土地补偿款中优先支付其应承担的社保资金。学者们还提出变现国有资产、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黄玉荣等，2003）发行养老保险、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等途径。
（二）资金监督管理与保值增值的建议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关系到参保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通过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其安全。学者们认为，第一是要建立和健全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监督体系，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监督的技术性与专业性（赵红彦，2009）[28]，重视财务监督、风险监督和资质监督。第二要加强信息公开化建设，提高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的透明度，使农民有知情权（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司，2003）。
发达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纷纷将社会保障基金投向金融和资本市场，因此国外学者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有较多的研究。Blake（1999） [29]指出，为了在有效边界组合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组合，基金有必要将资产转换为风险较低的债券。博迪和帕普（Bodie，Lselie.E.Papke，1992） [30]指出，养老金基金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市场上各种创新产品的出现，如不附息债券、担保投资契约。在投资组合中，一般认为，养老基金应该持有国内政府债券。近年，我国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由于信托投资公司是唯一可以同时涉足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三通式特殊金融机构，其投资渠道广泛、低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有利于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由于指数化投资具有非系统风险低、管理成本低等优点，章鸽武（2005） [31]建议我国社保基金投资于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基础上的指数基金，进行指数化投资。
五、简要评述
综观国内外学者既往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对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财政责任，提出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同时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分工进行了初步的探析。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多数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由于偏重于从不同理论和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揭示与发现，其研究结果对政策层面的实用价值总体不够高；较少以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定位研究不深入。因此，如何合理而清晰地界定农村社会保障中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精确划分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财权与事权的边界，精算农村社会保障中各级地方财政应投入的具体规模，以及探讨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保基金的统筹管理、监督运营、保值增值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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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论》；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践论》从哲学高度论述了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和一般规律，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我党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要深刻理解《实践论》的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为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一、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正确把握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首先是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农民，农民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接受知识的能力较弱，而且当今农民群体已发生了阶层分化，农民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化、利益矛盾尖锐化，这些无疑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增加了难度。其次是农村教育环境具有复杂性。农民忙时干农活，闲时外出务工，加上农村的教育文化设施落后，信息反馈不灵敏，农民受教育的时间难以得到保证。第三，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制不健全。大多数基层领导只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思想教育，党员也不能有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就要求基层领导要以《实践论》为理论基础，因地制宜，采用适合新时期农村特点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在文章开头就指出，马克思以前唯物论的缺陷就在于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不能了解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更不可能在认识论上发生彻底变革。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实践活动是人首要的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类也在这种活动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自身的发展。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下生存，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活动，都离不开人。因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只有从实践中得出的认识才是有根据的认识。若凭主观经验或照搬书本就会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主观主义思想没有生存的土壤，因此是不能指导革命实际的，也是我们所反对的。
2．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的。这种能够服务于实践的认识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人们在头脑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得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理论是源于实践的，只有亲身投入实践，才能获得对事物的理性认识。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否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然而，人的生命和力量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借助于前人的优秀理论成果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就会使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把个人的经验当作理论来指导革命，就会把革命引向歧途。没有实践的理论就会变成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可见，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感性认识达到的理性认识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能成为真理，不是凭人的主观感觉所决定的，而是需要把它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看是否符合预定的目的。如果预定的理论、方案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变为事实，这种理论就会成为客观真理，这个认识过程也就随之完成了；如果这种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与客观现实不符合，则还需要继续认识，不断纠正错误认识，最终获得真理性认识。
4．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一起的，完全离开具体历史条件的实践和认识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因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呈现出不断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螺旋式上升状态。中国共产党不是天生就有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认识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因此，我们的思想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僵化，更不能不切实际地超前，否则就会导致右倾或“左倾”，我党在战争年代就吃了不少这样的亏，我们必须时刻引以为戒。
三、《实践论》对做好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飞跃，是我党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打破了过去只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的传统，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思想促转变，以转变促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呢?我们需要很好地研读《实践论》，把握其对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1．《实践论》是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我们从事任何实践活动，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前我们在农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需要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运用科学的理论来发挥自己的先导作用。但是目前因为历史、经济等原因，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比之学校、企业较为薄弱，农民的知识水平、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基层领导自身学历不高，认识上存在偏差，为追求政绩，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加上农村缺乏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导致他们理论基础薄弱，视野狭隘，工作疲于应付，缺乏主导性。鉴于此，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充分重视理论的学习，不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应学习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知识，更要好好研读《实践论》，充分认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构筑坚实的理论基础，减少工作的盲目性。
2．《实践论》提供了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为了让农民及时地了解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在农村大力进行理论宣传，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来讲，环境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新农村建设要求中，乡风文明是灵魂，它主要是指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逐步适应农民需求。在农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首先要加大投入，完善广播、电信及网络设施，充分占领基层宣传阵地。其次要不断丰富教育内容。传统教育只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对农民的理想信念教育，导致农民信仰缺乏，从而为封建迷信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丰富教育内容，就要在农村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要进行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在农村中形成互帮互助、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和文明健康的公民意识。最后，要运用多种载体进行宣传教育。除了运用报纸、广播等宣传工具外，还要通过开展农民易于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活动进行教育，寓教于乐。在农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理论教育一定要与现实相结合，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要与农民生活中的难题相结合，改变传统的单向灌输法和单纯说教法。因为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对理论的理解能力也有限，他们更关注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实在在的利益。理论即使再生动，但如果反映不了农民的心声，解决不了农民最关注的现实问题，也不会对农民产生教育作用。而且时间久了，也会使农民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排斥心理。这就要求基层干部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力戒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也提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就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根据农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因材施教。与农民进行交流，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因势利导，做群众忠实的听众和朋友。对农民提出的问题，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一定要给农民一个答复。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密切干群关系，树立干部形象，有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关键词 农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对策探究 大学生村官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武装、教育和引导农民，抵御其它社会思潮对农民的不良影响，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需要。党的历史证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农民，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和引导农民，才能坚定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保证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①然而，从当前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现状来看，农民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仍然偏低，对于如何提高理论宣传工作的有效性，是当前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大学生村官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来探究提高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的对策，以破解当前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困境。
1 当前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问题的原因
1.1 地方政府对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严重不足；同时部分官员由于不正确的政绩观使得他们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往往只注重从物质层面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而对于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往往被摆在十分次要的地位。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常常在口头上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以极高的地位，各级部门、各级领导都声称要把理论宣传工作置于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不仅强调要加强理论宣传工作，并且主张讲其贯穿于一切工作之中。然而，表面看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似乎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具体落实起来却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1.2 针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形态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形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形象划分的，主要分为理论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是以大众化、通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内涵有两点：一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具体的理论形态；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用，这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环节，只有大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即只有真正确立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形态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走向有效的实践。然而，当前针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形态还没有很好的确立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非大众化。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实践非大众化。
1.3 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特殊的难度
第一，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一定的文化水平是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而当前大部分农民的文化水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还存在较大差距，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易于被他们所认识和理解。第二，当前农民的思想政治状况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思想政治状况有转向积极的一面，如法律意识增强，文明意识增强，学习意识增强等。但也仍保留许多消极的方面，如部分农民思想颓废、精神空虚，封建迷信思想沉渣泛起等。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都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第三，农村地区落后的交通、文化娱乐设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而当前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提供很好的载体，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
1.4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
所谓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就是理论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和地区之间差距大、看病难看病贵等。这些社会现实问题都与农民的具体生活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过程中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然而我们在对农民进行理论宣传的时候，往往没有或很少直面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没有很好的消除他们对这些现实问题的疑惑，这样使得理论与实现的矛盾更加突出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以及我们在理论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无法赢得他们的共鸣和认同，最终使得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效果偏低。
除了这些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当前我们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方式方法单一和落后等等。
2 大学生村官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可行性分析
2.1 当前农民有较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一，较强烈的现代农业技术和国家相关惠农政策知识需求。第二，较强烈的精神需求。近些年来，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依据马人的需求理论，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精神需求也会逐步增长。第三，当前农民在这两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大学生村官结合在农村地区进行的精神文化传播活动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提供了很好契机和载体。
2.2 当前农村文化等基础设施日益改观
第一，农村文化、教育、娱乐等设施建设有所改观。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对农村文化和教育发展的重视，我国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娱乐设施建设有了比较大的改观。这样就为大学生村官利用电影、广播以及其他文化体育活动等载体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可能。这样可以有效改变当前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式单一的现状，进而有效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第二，农村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改观。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随着广播电视“村村通”、水泥公路“村村通”等一系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开展和完成，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信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样不仅有效降低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也为大学生村官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可能。
2.3 大学生村官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从当前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来看，正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一直贯穿于高等教育的研究生教育阶段。因此，大学生村官在学期间受过长时间、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备了相当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使得他们可以不经过培训或减少培训的时间直接在服务农村的工作中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继续深入推进，大学生村官所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理论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但是，在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期，大学生村官所具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能够胜任对农民的理论传播工作的。
3 发挥大学生村官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的途径
3.1 健全和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各项工作机制
当前大学生村官政策存在许多问题，如政策着力点不明确；反馈机制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甚至阻碍大学生村官发挥其在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因此，必须健全和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各项工作机制，先从政策上为大学生在农村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保障。健全和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各项工作机制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着力点。第二，完善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和服务配套机制。
3.2 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大部分农村的文化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是就目前的农村地区的现状而言，不管是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角度，还是从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推进的角度，都必须继续加强农村文化、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才能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更好的物质支撑，扩展所能利用的传播载体。同时，随着农村文化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必将随之不断向前发展。作为直接受益者的广大农民必将一定程度上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弱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所进行的理论传播工作减少阻力和增加说服力。此外，加强农村文化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为大学生村官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有利于大学生村官队伍的稳定性。
3.3 各地方政府要配合好和充分支持大学生村官的理论宣传工作
各地方政府要转变对于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到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要切实贯彻党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关决策，加大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力度，把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此外，各地方政府还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给予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足够的支持，做好服务工作；要关注和解决好大学生村官在服务农村工作中所遇到实际困难，使大学生村官增强归属感。
注释
① 杨素稳，李德芳.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2] 中组部.关于大学生村官有序流动工作意见.
[3] 中组部等.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这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分析
(一)现有文献研究方法概况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方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是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大致可以将对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方法和实证调查式的解释方法，以及试图将二者结合的方法。基于上述的标准，笔者选取了2002～2007年间《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经济》四份农村经济类的核心期刊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分析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主流方法，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考虑到实证研究所受到的经费上的限制和技术上的难度，如果扩大样本刊物选择范围，理论研究类的文献所占的比例还会上升，实证研究类的文献所占比例会呈下降趋势。
(二)实证研究
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社会学的方法和经济学的方法。另外，还有的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或者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这里将这类文章也归人实证研究范围之内。
1 经济学的实证分析。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一般采用构建数学模型的方式，模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某一个方面，代人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或者通过自身实地调查的所得数据，从而解释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刘晓昀等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贫困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通过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户明显从基础设施投资中获益。研究还同时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的影响往往因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同而有显著差异。作者提出了应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还应当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李秉龙等将筛选出的486个国定贫困赤字县作为一个研究整体，进而计算各类公共支出的指标熵值，得出了贫困地区财政不平衡对农村不同公共物品供给的冲击程度；按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将贫困地区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对处于不同区位环境的国定贫困赤字县的公共支出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按照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将研究对象细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分析了不同的财政运行恶化程度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变动的影响。
2 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不仅要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还应放眼于全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好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许多学者从这个角度人手，对国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陈家刚根据实地调研的材料，以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为线索，对德国地方治理过程中的权责结构、财政关系以及监督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总结德国乡村公共品供给的特点与问题，为中国地方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匡远配等总结介绍了日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三)理论研究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研究的主流方法，74％以上的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是理论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对理论研究进行分类，根据其研究取向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法学理论研究。本文主要介绍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与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研究的文献超过了从其他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而公共产品本身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重要概念，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主要是应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研究。
1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几乎所有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都离不开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具有开创性的以“经济人”代替“政治人”的人性假设都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陶勇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定义和特性的分析，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理论及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借鉴、对如何形成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如何实现公共选择等论述，都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作用。
2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这个角度的研究主要应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学说、交易费用理论等来考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变迁，解释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制度创新。曲延春等从路径依赖的角度解释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路径依赖，主要原因就在于初始的路径选择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之所以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原因就在于一直延续了原有体制下偏向城市的利益格局，而处于弱势谈判地位的农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利益格局。林万龙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导致的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从而为中国农村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社区公共产品方面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3 从博弈论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基于博弈论的研究一般将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看作是农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赵春江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视为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村民之间不断进行利益调整的多重博弈过程。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各个博弈的特点。作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由于个体的理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据此作者提出了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博弈困境的政策建议。于水以博弈论为工具，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博弈关系和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提出了多中心供给作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方法。
4 从委托一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冯海波们从委托一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多层的委托关系，农民作为委托人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因而主要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农民的委托人地位对人的监督。
(四)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这类研究的特色表现在：既进行理论的分析，也进行实证的调查，理论的分析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曾福生等所进行的研究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试图以此来评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在构建体表体系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林万龙、刘仙娟则在实地调查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与供给机制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后交易成本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一种交易成本更低的“政府筹资、村级供给”的新的筹资和供给机制，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五)对研究方法的评价
各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其解释力各有特点。实证研究将视线投到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农民那里。力求通过实地的调查获得第一手材料，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和农村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或者通过数据的计算、模型的建构来更好地解释存在的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实证研究的调研和观察往往是个体化的，因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调研是否具有代表性、其结论能否推广、个别的结论能够归纳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整体性的办法。
理论研究的长处在于通过理论的演绎能够提出宏观的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办法，但是现有的用来进行研究的理论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然后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而中国的农村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引进的概念、命题、理论能否合理地解释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为理论研究面临的一大问题，因而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面临着走出书斋后能否经受住实践检验的大问题。
相比较而言，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法。但是纵观目前的理论与实证结合的研究，往往是实证部分不如纯实证研究科学、严谨，理论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全面，因而其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在坚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农村公共产品研究观点综述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文献都注意到了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认为这是阻碍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1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吴士健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主要是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如农村水利设施、农田道路等。徐理结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总结为五大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产品，包括道路、电网、通讯网络、清洁的饮用水、文化娱乐设施项目等；三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公共产品，如良好的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四是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基础公共卫生服务等；五是涉及农村恢复生态平衡、治理环境的公共产品。刘义强通过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普遍得不到满足，这也证明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缺乏。
2 结构失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剩与不足并存。周青、李大胜等认为，一些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农田水利设施、道路、农业科技等供给长期不足，而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还存在着供给“过剩”的现象，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大量资金被用来修建并非急需的楼堂馆所、农贸市场等公共设施。曲延春等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的，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农民的需求，而是行政命令，政府领导者为了追求政绩，大量兴建上级领导看的见“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置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于不顾。
3 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发展，地区间差异较大。李大胜等从耕地的机械强度、灌溉面积比重、耕地的用电强度、农户农业固定资产原值等四个指标出发，对31个省份的情况做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江苏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要好于欠发达地区。周青考察了福建四个县市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差异情况。
4 机构膨胀，“吃饭财政”日益严重，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吴士健等认为目前存在的乡镇机构膨胀、人员队伍庞大，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机构运行和人头费开支。而公共资源筹集的随意性又为这种膨胀在资金上提供了可能，最终形成“养人收费和收费养人”的恶性循环，既降低了工作效率，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原因分析
1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不足。曲延春等认为，1991～2004年，国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对农村投入的不足造成了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当前的财政转移力度不够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弥补乡镇因税费改革带来的财政缺口，实际上乡镇提供公共产品大多依靠制度外收入，税费改革使得乡镇政府的制度外收入大为减少，转移支付没有很好地弥补这一部分资金缺口。
2 “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农民的需求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起作用的是上级政府的意志。李大胜等、曲延春等认为，在这种供给体制下，对农村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并且，由于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理性，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并不能真正反映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并不一定满足农民的需求。由于农民处于没有组织的个体状况下，其谈判能力较弱，在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能力上同样较弱，不能对政府形成有力制约。
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责权的失衡。我国《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广泛的事权，与事权相比，其财权却极为有限。何丽双认为，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着许多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如基础教育。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纯公共产品，受益范围超越了区域界限，本应由中央财政提供，却下放给乡镇，而乡镇的财政收入无固定税源，只能以各种合法不合法方式增加农民负担。
4 许多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不足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郭熙保认为，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因为短期内激励制度的改善会刺激农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加对土地耕作的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从而增加产出。但是，这一制度的内在弊端在于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的激励，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张军等。认为，家庭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化制度的变迁，虽然为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很强的激励机制，但却没有为农业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生产”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林万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不在于家庭承包制缺乏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激励，而是在于政府主导的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滞后于家庭承包制。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高度依附于公社体制的，公社体制瓦解后，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没有及时改变以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的生产形式，这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三)打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1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导向。从理论上看，公民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在我国现行以商品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下，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都是纳税人，不应人为地将公民割裂为两类，应当一视同仁地提供公共产品。周青认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是政府层面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关键。
2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性，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吴士健等认为，应当明确划分各级层政府和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充分发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村民大会作为农村社区最高权力机构，对社区事物享有最终表决权；县乡社区内的大型公共产品供给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常规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也应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陶勇提出组建和发展农业利益集团，作为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表达农民的意志，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3 创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中心供给体制(即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单一的供给主体以及单一的筹资渠道)造成的。因而，构建一种多中心的供给体制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重要手段。谢冬水将多中心体制总结为：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私人、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包括财政、市场、个人、非营利组织四种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充分调动政府、农村社区、企业、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农产个人以及其他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中的协作和良性互动。张军等还提出了境外筹资、村民集资、企业家捐助等多种筹资方式。赵战军等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途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就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和社会为主体，以公众满意为标准，打破政府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构建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私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务体制。
4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基层政府机构不仅作为公共产品的决策者和供给者存在，其本身供给好坏直接决定了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周青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一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要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应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作用；二是深化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根据城镇化发展和形成区域中心的需求撤并乡镇。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全部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的做法，把主动权交给农民，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新机制，提高农民群众的参与程度。
5 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制化、规范化，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李长健等论证了如何通过法律的形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保障，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从研究方法上看，重理论研究，轻实证研究
研究过程中重视理论上的探讨，忽视实证的检验是我国整个社会科学界面临的共同的方法上的问题。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将实证的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重要表现，体现了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尽管实证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认为它忽视了对意义和目的的探讨，但是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始终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鲜明特征。在和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国的很多社会科学也开始逐渐引入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重视定量研究而不仅仅是定性研究，比如经济学、社会学越来越向西方的学术方法靠拢。具体到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从前述的抽样中可以看出，实证研究仅占了19.35％，即使加上实证与理论结合的研究，总计也只有25％左右；如果扩大样本刊物的数量，这一比例还会降低。实证研究的缺乏已成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应当加强。
(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较多，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研究较少
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不仅仅应当关注供给问题，还必须重视需求问题，只有建立良好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机制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缺乏的问题，不顾需求而只强化供给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目前仅有少量的研究者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农民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如刘义强。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的研究，应当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民真正的需求，同时还必须研究需求的表达机制，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到农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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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阻碍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
民主的发展水平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经济能否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决定着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总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相对城市而言，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欠发达。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长年外出打工挣钱，根本无心关注农村民主建设。而没有村民普遍参与也就难以保证民主的推行。
二、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民主自治意识淡薄
广大农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但是，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民主观念缺乏，往往不懂得如何正确行使自己的民利。一些村民在选举时将选票交给他人任意填写，有的选亲、选近、选邻，而不管所选的人能否胜任。一些地方选举过程中,家族、宗族势力控制村民选举过程。从而严重阻碍农村民主建设的有序发展。
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仍不健全,缺乏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
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有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如在村委会选举中,由于缺乏竞选制度,选民对被选举人的了解程度有限,影响了选举权的行使和选举的效果，对不正当选举的查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有的地方在村务管理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予以指导”,忽视了村民自治的性质及村民自我管理的意愿和能力。目前，在基层中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的关系中也存在许多的矛盾,这都说明还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框架来规范各机构之间权力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任重道远,仍需要作艰辛的探索。结合当前农村现状，本文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基本思路着手：
首先，从发展农村经济的角度入手,提高农民参政水平。近年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免除了农业税，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在政策资金方面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使广大农民充分发挥在新农村民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当前新农村经济建设任务艰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城镇化，化解村级债务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民主氛围和法治环境。才能处理好方方面面复杂的关系，让农民得到实惠，农民才会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民主法制建设中来。
其次，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创造民主文化氛围。列宁曾强调教育对政治参与的重要,他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谎言蜚语,谎话偏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实现村民自治良性发展和保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没有农民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经济发展就没有后劲,先进的民主制度就有在文盲和半文盲中流产的危险”。要通过多种形式对村民进行宣传和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坚决扫除中青年文盲,增加农村大众传媒数量,为农民提供尽可能的政治信息，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
再次，加强制度化建设,建立民主保障机制。推进新农村层民主建设,关键在制度。一是严格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搞好村委会选举，维护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夯实新农村民主建设的基础。二是扎实推进村务公开，不断加大基层民主透明度。三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从根本上保证“有章行事，按章理事”。村民代表会议要定期召开。推进民主决策，健全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理财制度，完善村民评议村干部和村委会定期报告制度。使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向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第四，利用因特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对农村干部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要对农村干部实行有效的舆论监督，除了利用报纸电视等传统手段以外，因特网具有时效性强，信息量大，易于互动，言论自由度较高等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这在最近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中有充分的表现。2007年4月23日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不久前，总书记还亲自来到人民网与网民进行网上交流。由此可见，中央对网络作用的重视。因此，在农村中发展因特网，并充分利用因特网进行舆论监督，下情上达，对新农村民主建设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河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
在我国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于1983年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1987年试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从农村基层拉开了序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近20年来在“理论务农”口号的引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现在回顾近20年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所走过的历程，希望通过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反思，能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聚焦中国农村问题的缘由是什幺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幺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是我们的旗帜
“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可以说是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旗帜。其中“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当然，正如在前面讲到的，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主要是研究农村政治、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管理。这从我们中心研究人员承担的课题中也可以得到反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这个项目是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还承担了一批国家教委、中华社科基金和省内项目，如“中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与政治稳定”、“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研究”、“中外农村基层建制比较”、“湖北省农村村级治理研究”等。
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展开的，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而且，我们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在农村政治这个领域搞下去，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只要功夫深，铁木午磨成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理论务农”，而且要“务农到底”，在这个领域一步步深入地钻研下去。曾经有人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提出过疑问，问我为什幺老是研究农村问题，言下之意是，我们在农村政治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撒手了。这种认识，我不能苟同。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农村问题需要几代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长期研究下去。农村问题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不是少数几个人在短时期内能够研究好的。我已经72岁了，已经到了该退下去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我们中心已成长出一批“立志务农”的中坚力量和学术新秀，他们肯定会在农村政治领域坚持研究下去，而且会一步比一步深入。
理论务农道路上迈出的四大步
那幺，近20年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工作呢?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心在“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方面迈出了“四大步”。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
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参加上述工作既推动了农村村民自治的伟大进程，又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迄今，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从总的来看，实验是顺利的、有成效的。通过实验我们将编写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一书。
通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们逐步悟出了一些道理:首先是走不走出校门、深不深入社会不一样;走出去后，搞不搞个案研究，搞不搞实验又不一样，要做学问而不能“座”学问，也就是说要“面向社会”。其次是和实际工作部门结不结合不一样，参不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不一样，也就是说要“背靠政府”。“背靠政府”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很难深入农村。这里我要代表中心全体理论工作者向曾经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和农委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二是不依靠政府就会迷失研究的方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政府决策是脱节的。政治家搞政治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搞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是“两张皮”，结果是政府决策缺乏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实践支撑。于是，我们确定，政治家决策什幺，我们就研究什幺。只有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才能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并使我们研究的结果产生社会效益。第三是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才能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改革，才能更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为国家输送有用之才。
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
曾经有人问我:农村实证研究是很辛苦的，是什幺支撑着您以年逾古稀之身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苦差事呢?这实际上也是我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也就是我的后半生，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与全国少数学者一道最先参与了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努力;第二是确立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方向并建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到农村去搞研究是辛苦的。这些年来，我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下到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在人们蜂涌“下海”经商的时候，而我们却坚持“上山下乡”，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下到农村常常感到吃不好、睡不好、洗澡难、拉屎拉尿也难。有一次我和徐勇教授到四川渠县(全国贫困县之一)的一个最贫困的村——白石村调查。老乡把我俩安排在他家最好的一间房里最好的一张床上休息。可是就在这一晚上，隔壁猪圈里的小牛叫了一夜，吵得我们整夜不能安眠。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红安土改时，当时强调与农民“三同”，要过“三关”，深感今天自己和农民的距离越拉越大了。不过，尽管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也尝到了甜头。这甜头就是我们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对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务农近20年的岁月里，我们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此时，我更感人生苦短促，应该老有所为，更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好象刚刚开始，不能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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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近20年来，在坚持“理论务农”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撰写了100余篇调查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着10余部。其中我和郑邦兴、吴志龙、王克安、项继权等合着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系列丛书，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在北京、印度召开的“农村基层自治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誉为“是国内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领域的最为全面、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专着”。我和徐勇教授主笔，与项继权、吴毅等合着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在1995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一本好书”的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撰写和组织出版一套“村治书系”。书系第一本，徐勇教授的专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已于1997年底面世，第二本《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也于2000年8月出版。还有《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等多本着作也将陆续出版。中心成员的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摘报》等权威报刊转载。现在许多国外学者在论述中国农村政治问题时，都引用我们的成果，他们来中国农村作学术考察，都要到中心来访问。
二是得出了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结论。择要述之，1.我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在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指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治乃是乡政的基石。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就是通过5万多个乡镇政权和9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最近我有一本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2.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性。徐勇教授在其专着《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状况及历史变迁，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这一特性，这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3.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炉之中。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正在民主实践中得到提高。而且，作为一种法制化的基层民主，它很好地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村民自治的推行则揭开了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将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大多工作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不少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此外，我们还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基层干部。如武汉市民政学校举办了20多期乡镇干部培训班，几乎每期都请我去授课;山东省民政厅在珠海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和青岛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市委党校在崂山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从制定培训计划、选用教材到具体授课都是请我们完成的;最近国家民政部又把编写全国乡村干部培训教材的任务交给我们，尽管我们的教学科研任务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是想到为乡村干部培训做些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还是接了下来。
事实证明，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对农村政治体制现状的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政治体制也不例外。那幺，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现状如何，今后又将怎样发展呢?
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如果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可以说，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民主选举揭开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样的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了十年里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基层所取得的成绩和意义。但是，自从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些人就一直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农民素质低，是不可能搞民主的。他们实际上是忽视了农民群众的智能和改变现状的积极性。村民自治反映了人民公社解体后，日益成为经济主体的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当时制定和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的作用首先在于发现并肯定了“九亿农民”的要求。当然，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深厚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注定是一个渐进的、曲折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才去实行民主。农民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民主实践，去学习民主。这条路必须走下去，舍此别无它途。如果有人要走回头路，“九亿农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村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委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还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行政方式并未彻底改变，还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一种能适应农村变化了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及人们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制虽已建立，但仍有待健全和完善。实行“村民自治”任重道远。
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回顾过去，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心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关键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原因；对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大作用。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就要求必须加快进行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多种思想观念的渗透，部分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受到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发现目前农村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瓶颈。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群众缺乏学习热情、基层党政组织凝聚力不强、物质基础薄弱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等等。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亟需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并找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农村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西方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再加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和理论方法的滞后，这些因素都成为阻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瓶颈。同时我们还要依据这些缘由对症下药，研究出解决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以达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完善思政教育的载体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农村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但是同时也是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1、充实农民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要求基层党组织、群众深入学习党中央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并且还要充实农村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组织专业人员，对农民进行致富信息、文化知识、思想品德和基本法律的教育。要加强农村各种设施建设，为农民群众提供学习的地方和便利的条件，帮助农民群众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正确的价值观和充足的法律知识，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素养、道德素养和文化素养。
2、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年龄范围，应该把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应该作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要以提高农村教师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作为目的，大力解决树立农村青少年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思想道德规范的问题。并且把依然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由政府组织进行免费的教育，并且着重培养残疾人的谋生技能，鼓励残疾人群不悲观消极，自谋职业，这样既减轻社会负担又增加了残疾人群家庭收入。
3、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载体更加多样化。应该用群众喜欢的方式作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建设公共文化阵地，多多进行户外的教育，开设免费的图书馆，组织文化文艺宣传队进村表演，通过网络和电视宣传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法律知识，组织开展致富带头人、党员模范先进人、婚育新风进家庭等评比活动来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对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的新农民形象有重大作用。
二、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优化教育环境
农村基层党政组织是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而农村干部是贯彻和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做好农村和农业的各项工作，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摆脱贫困、发家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所以，只有加强村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充实完善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手段，才是做好农村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
1、注重内化，用政治理论武装头脑。村干部成员需深入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真总结作为基层领导干部，为群众、为乡镇政府做了哪些贡献，并对未来村务工作有哪些新计划新提议和新想法等。
2、理论外化，改善工作方式方法。农民群众既是最朴实最热情的一个社会群体，但又是接受新事物能力最差的一个群体，这需要村干部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基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群众树立优秀党员的模范先锋带头作用。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观点，坚持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取信于民，树立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最终为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3、打造基层党政组织团队精神。基层领导干部的职责是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实现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基层党政组织凝聚力战斗力越强，在群众中树立的威信越高，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才能逐见成效。因此，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塑造一个团结向上团队，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层党政组织。
三、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坚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
“发展农村经济是党对农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基础。从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发动农民和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探索与‘灌输’，更为重要的是依据不同时期主次要矛盾解决农民最为关注和生活所依赖的土地问题”i。适当提高基层村干部工资福利，将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农村干部的真实需求结合起来，使基层村干部对工作有干劲有热情。鼓励基层村干部力争红旗村或优秀示范村，制定考核标准，把达标或取得重大突破并且有一定工龄的基层村干部纳入事业编制，享受事业编待遇，进一步调动基层村干部的工作热情，进而做好村级本职工作和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扎根基层，大学生“村官”发挥作用实现自身价值
1、大学生“村官”需要夯实政治理论基础，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工作的理论指导。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领导重要讲话、农村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为工作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2、转变态度角色。作为80后的大学生要继续继承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培养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念与意志。同时，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从习惯风俗民情开始，学习群众方言、习俗、最大限度地缩短与当地群众的距离，为日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打下群众基础。
3、扎实工作，实现自身价值。大学生“村官”真正下到基层，接触农户，体会民情、了解农业，运用自己知识和能力帮助农户解决种植和法律难题。例如，大学生“村官”联合起来建设有科技含量的大棚，调动群众发展设施农业的积极性，带动当地农户建设大棚的信心，帮助农民群众脱贫致富。
因此，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在夯实政治理论基础上，通过扎根基层丰富基层工作经验，才能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的作用，进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新生力量作用和实现自我价值。
总之，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思想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要做好农村尤其是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需要全社会去关注农村农民和农业，动员全社会力量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