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布罗代尔；“中心－边缘”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10－03
当今世界是一个分层划区的世界。在这种结构性分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这种世界格局究竟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作用的？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各自恢弘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各具特色的理论解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剖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洞见。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独特界说展示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虽然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解说，但是我们认为，对这两种理论作个梳理、比较、概括和整合会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透视和理解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一、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1．1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必须开拓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包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部不断地扩大消费范围。这包括：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因此，一切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进而铸成今天仍在继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态势。所以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洞见被后世的资本运动及其发展一一证实了。特别是他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限制”的深邃洞见在信息化的今天得到了极其吻合的印证。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一样的世界体系论者。
马克思认为，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不断地向横向和纵向开拓市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的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是资本的一种趋势。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趋势。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自生自发地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就在于资本的“害了相思病似的”不断地保值、增值的本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2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不断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和为此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趋势使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是通过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而披荆斩棘地实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洞见对于透视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也许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很好说明。甚至我们认为，资本蕴涵着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内在趋势是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或许也是对“世界体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总的来说，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的产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的过程。而且，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化认同”浪潮是不是根源于人们对资本文明扩张的一种强烈反抗。
1．3在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产品便宜的价格摧毁了国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迫使这些地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批评道：“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7]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边缘”理论，是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迈进，随着人们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成因的一种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洞见。并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今时代对“差别文明”，“差别政治”的强调和诉求，看作是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反抗“资本”那势如破竹地推行其文明的“传布的趋势”的一种理论表现。
二、布罗代尔的解说：“经济世界”的结构分区和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认识既有交叉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分歧。交叉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确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舞台。分歧却在是“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市场孕育和催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由此，二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看法相反，在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世界市场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很发达。甚至，繁荣的世界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经济世界理论上。“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术语，是他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经济。他在长时段、总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各帝国的疆界，超越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和文化等制度差别的界限，趋向整体经济和统一市场，是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
2．1经济世界必然存在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结构分区
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下述特征[8]：1、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一个经济世界与同类型的另一个经济世界分别位于一条边界或一个边缘区域的两侧，遥相呼应，除开个别例外，翻越边界从经济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经济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对对方都是“得不偿失”。因此，按照一般规律，经济世界的边界是些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犹如难以突破的、厚实的外壳，往往是“无人的陆地”、“无人的海域”这类天然屏障。2、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然而，两个中心必然有一个要被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世界里，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中心，这里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这个极点是这个经济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每当中心城市崛起时，总有一串城市随后簇拥，形成“群岛式城市”。大城市总是“奴役小城市”。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中心会发生转移，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不断地互相竞争和互相替代。3、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伙伴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总的来说，边缘贫穷，中间层一般，唯独中心比较富裕。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货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货物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边缘地区的情形最糟。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
2．2中心区与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不平衡是无法弥合的鸿沟
布罗代尔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并因此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针对这种分工，他赞同保尔・斯威泽的下述看法：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分工将“具体地表现为发达与不发达地域对立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人类将分为＇有＇和＇无＇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鸿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分化，而是一种大概永远不能治愈的旧伤。早在马克思以前，这道伤口已经存在。”[9]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现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后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前一个观点，对照前面的马克思“中心－边缘”理论中述及的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看法，我们认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
2．3经济世界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10]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向中心区聚集。这里是资本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
布罗代尔认为，这样的经济世界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生自发的贸易往来中形成和繁荣起来的。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历史遗产。他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11]他举例说，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截止18世纪，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早在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世界里面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他以1650年的欧洲为例，指出，“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12]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阶梯为生。正是在中心与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得以可能。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布罗代尔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益。
三、小结
马克思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他为我们从资本运动轨迹的维度提供了一条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变迁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理论路径。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又从总体历史的大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具有厚重历史韵味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解释模式及“资本主义”活动场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说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把握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 [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4页．
关键词：国际形势；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381-02
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加剧；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多变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和特点
1.冷战后两种社会制度斗争呈现出新特点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斗争，经历了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热战”、二战结束至80年代末的“冷战”，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一是斗争的主要形式由对抗转化为竞争、遏制与反遏制，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军事战略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二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存在，且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三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接触”和“交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
2.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由于世界上多种战略力量的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欧盟正在走向经济、政治一体化，独立于美国的倾向日益突出；日本尽管近年来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但仍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它还在不断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挫折和困难，但它仍是一个具有资源、科技和经济巨大潜力的核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如巴西和印度，经济实力也在持续增强，一些地区性的集团如东盟、非统组织等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也日益显示出它们的地位、作用和力量。
3.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变化
政治多极化的过程中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西方某些大国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热衷于扮演“世界领导者”，充当“世界警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呈现新的形式：一是“新帝国主义”理论凸现；二是“新干涉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三是美国单边主义气势逼人；四是文化霸权日益突出。从霸权主义的变化中可以知道，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对实力和绝对实力的增强为其称霸世界、建立单极国际政治格局提供机会，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越来越引起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称霸和多强反称霸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突出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斗争加剧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融入世界经济竞争体制，“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绝对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1]这就要求各参与国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其经济。实际上，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不平衡，这种让渡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的不合理的条件，不得不放弃其某些权力，以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自身发展。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就面临国内规则与国际不协调的冲突。
（三）科技发展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国家的强弱和国际地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而科技的影响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影响着综合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其较强的渗透性，虚拟性，突破了民族、国家和地区地理、心理和制度的障碍，拉近了世界的距离，扩大了人们活动范围。使整个世界经济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极大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不仅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这就是说，科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发展能提高国家实力，改变国际关系，但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威胁是人类不可估量的，尤其是核武器带来的危害，给世界和平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全。
二、国际形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合作交流成为主流，促使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非制度融的新形式。所谓非制度融指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层面上日益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和吸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为社会主义利用，这必然会使人们在思想上“淡化”不同制度的国家间的差异与斗争，从而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2.政治多极化加剧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流转和冲撞，西方发达国家借机对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对于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因为不同文明的生存根底和传播力量不同，科技力量相对落后、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丧失文化市场竞争力和丧失意识形态阵地的危险。
（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改变经济生活，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不同思想和文化相互学习、借鉴，经济全球化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大量涌入，混淆人们的视野，加大了人们辨别是非的难度。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伦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路途就变得更加艰难，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遭到了挑战。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全球化，在这个信息时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三）科技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各地区、各国家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失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防御和控制上也产生倾斜。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波曾说过“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控制信息的优先权，占据网络的制高点。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科技发展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对如何运用高科技传播信息还处于劣势。在国际交流和沟通中，西方运用强大而完善网络和科技设备，进行文化渗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冲击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淡化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国际形势多变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对人们灌输西方价值观，降低人们鉴别能力，国外的敌对势力试图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这时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特别是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和研究。要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加强国情教育，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地应用于实际，提高全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素质。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理论建设任务。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一方面，使得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使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也不断加紧对我国的“细化”和“分化”。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向社会化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管理工作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社会作用。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独角戏”的状况，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要引导广大群众和各个部门学习并掌握一定的教育方法，参加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和社会化的教育。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际交流
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势头的强劲，导致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要面向国际发展，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成为这时期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增强国际化意识，加强对外宣讲，要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的禁锢，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接触，不能交流沟通的观念，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交流，对外要讲清楚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争取更多外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支持。与此同时，在面对国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理论、学派，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自身发展。要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分析辨别能力、选择吸收能力和批判抵制能力，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总之，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清楚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和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自己，使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吉敏立.论全球化与国家经济[J].甘肃政治学报，2002，（10）：28-32.
[2][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998.
[3]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周敏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
[5]卫灵.新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在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把现代化分为经济层面的工业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文化层面的世俗化、观念层面的理性化。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包括三个革命: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学界一般把现代化因素大致分为:经济增长、收入平等(经济);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政治);社会分化、社会整合(社会)。如果对现代化理论追根溯源,它来自于西方,并与宗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西方国家是先进国家,西方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是落后国家,他们的发展是以西方为模板的进化过程。
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发展社会学领域兴起多种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就包含其中。“依附理论”与“依附性”“、核心”“、边陲”等概念密不可分。所谓“核心”与“边陲”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格局,拥有先进技术的工业化国家是“核心”,而以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主,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联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边陲”。“核心”和“边陲”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边陲”受到“核心”的剥削,依附于“核心”。这体现在经济事务、政治事务、内外政策战略等各个方面。其结果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不能对本国的发展自主地作出选择或决定。依附理论首先是被一批拉美学者提出的,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列维什提出了“核心—边陲”概念,后来弗兰克提出了“低度”发展的概念,指出低度发展国家停滞不前的最主要因素是这些国家与已发展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到80年代已成为激进派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有“核心”“、边缘”“、半边缘”等。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否定现代化理论所代表的演化论、阶段论和发展主义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发展主义”的六个问题[2]308。沃勒斯坦在论及世界体系时重点探讨了周期韵律和世俗化趋势。他还在经济对政治、供给对需求、资本对劳力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作出了一些假设。
三、转型理论
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转型,这赋予转型理论一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色,也预示着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便于人们洞悉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第三条道路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由社会学家和各国政治领导人倡导,介于自由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随着世界趋势的发展变化,第三条道路有了其他更丰富的解释。关于后发展国家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倡导东亚走“第三条道路”,远离单纯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也要跳出西方以重点“关注劳动市场、人力资源发展和劳动福利计划”的政治思维。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与东亚本土的传统儒家文化有关,具有区域性特点。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第三世界 国际经济新秩序 向日葵形态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被提上了议程。在全球化进程中,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联系得更加紧密,相互交流得更加深远,相互依存得更加强烈。其中,经济全球化是所有领域全球化的核心向度。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虽然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经济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不仅面临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经济安全也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生产要素、资本投资、金融流通、人力资本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由其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虽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总体上看还不够公平,是不利于经济活动合理展开的。
从现状来看,第三世界中崛起的中国和印度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比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受益程度和范围来说真是凤毛麟角。世界上多数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问题未能解决。
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弊端
经济全球化所伴随的受益片面化,这在目前经济理论的框架内有其必然性。自经济全球化兴起以后,几乎所有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出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服务的。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贸易总是能够带来有利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什么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普遍共识,认为需要进行自由贸易,并且贸易能够促进人们的福利。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犯了两方面的错误:第一,对于那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高且没有能力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只能是处在一种价格接受者的地位上,因此并没有按照实际的价值制定合理价格的权利,注定是被剥削者。第二,经济全球化带来外来的廉价输入品必将冲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工业,一旦本国的民族工业被冲垮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并带来更加不平等的待遇。虽然有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认为,一个国家总会存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一个国家总可以依靠生产这些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来造福人民。然而,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预设基础上,即一个国家总能找到与别国相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在两个国家相比较来说是正确的。
但是,在当今国际上,一个小国很可能没有这样的产业。比方说,甲、乙、丙三个国家同时存在,而丙由于落后、资源有限等原因,任何产业的生产率都大大低于甲和乙,那么真正互助的贸易只会在甲乙之间展开,因为对于甲来说,乙相比起丙更适合它;对于乙来说,甲相比起丙更合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经济完全开放,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丙将无法获得利益。然而,这样的国家在目前第三世界里有很多。退一步来说,假使丙存在一个能够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该国家就应放弃其他产业而专注于这个产业。那么这个时候,该产业很可能发展的很好,也可能在垄断国内的同时走向国际化,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然而,跨国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追求自己的利润,是一个凌驾于国与国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公司,那么,在现今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该公司的茁壮成长不一定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高程度的“反哺”作用。公司的发展不能代表国家的发展。
诚然,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的优化资源配置、获得最大效益的自然方式,但它却忽略了公平问题。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是片面的,第三世界需要有自己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顶层设计。
第三世界联合起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应采用“向日葵式”的理论形体。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向日葵面朝太阳,代表希望与美好,中间的果实虽然颗颗都很小,但是紧密团结,欣欣向荣。第三世界国家采取这种理论模型的现实形态与向日葵的样子很接近。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推崇自由贸易,鼓吹比较优势,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很可能没有任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现实中可以看到,比如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美国,它的强大与繁荣是建立在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等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赚到的剪刀差正好也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损失的那一部分。这就类似于一个向日葵,中间果实的养分是从它的叶子的光合作用那里吸收来的,果实的发达靠的是“剥削”周围的叶子。现在,世界经济的局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引导下正是如此。
破解之道
首先,从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上来看,第三世界国家首先需要正视全球化的现状,而决不能因为全球化一定会带来种种的弊端和可能的风险就企图采取闭关锁国的回避态度。第三世界国家也要积极探讨,寻找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使得第三世界的发展面临着种种突如其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永远不要想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贡献”中找到。因此,第三世界需要重新回到始终为无产阶级着想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那里,积极研究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获得引领自己“解放”的思想。
其次,要通过缩小范围来寻找比较优势,改变单一小国在世界范围内缺失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状况。从现状上来看,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子。近几年来,经济合作化步伐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目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组织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个。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而且应该选择能够加强本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或者集团化组织。这种区域化或者集团化经济合作模式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自身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抵消西方经济强国的威胁。现在,一些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比如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都显示出了很好的效果。其实,在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下,其成果已经远远超过了通过缩小范围来寻找比较优势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如果用向日葵来做比喻,那么由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叶子军团”已经能够比较好地制约经济全球化这个中心的“黑洞怪圈”的消极影响。
第三,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剥削,重新寻回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剥夺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既然资本的流动和统治也是全球化的,那么反对资本的剥削和统治也应具有全球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崛起的中国与印度无疑是受益者。其中,中国又是一个难得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高度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并且愿意同第三世界紧密联合。是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第一人,他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①此后的几代领导人也都非常关切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将来一定能够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第三世界国家有可能、有必要而且也应该紧密团结在以中国为核心的第三世界集体当中,改变以往的旧的受剥削的“向日葵式”图景,组成一个代表美好与希望的新型“向日葵式”世界。
第四,要努力突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第三世界国家解决所有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在。既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果,那么,当然可以而且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形势,第三世界国家不能消极等待,坐以待毙、任人宰割,而需要积极面对,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积极地组织好区域化经济,用这种发展模式来抵消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效应;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紧密地团结起来,为自己未来的美好的前景而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关键词：执政文化；建设；国际
执政文化是政党的灵魂，是政党存在与发展的维系和支撑。由执政党建立、培育和推行的执政文化，是政党统治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主导，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出现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形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等新特点。这是党对新世纪、新阶段、新时期的新形势下，世情产生新的深刻变化背景，所做出的科学总结和总体把握。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升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产生新的深刻变化的世情，对执政文化建设提出的崭新要求。
因此，深入分析研究当前面对的国际新形势，把执政文化建设置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最终增强执政能力，提升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是适应和应对世情的深刻变化，适应和应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需要，也是加强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一、面对新时期世情产生的新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集中体现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等。
（一）面对日益明显的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并没有出现多极格局，但是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谋求独霸全球的战略，其霸权主义和构建单极世界企图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抵制。近年来欧盟一体化整合进程逐渐加速，在政治方面其整合目标是各成员国用一个声音说话，其对世界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日益剧增。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废墟上破旧立新，由于其不甘于长期屈居在美国的阴影之下，外交战略逐渐由对美国的追随战略转向积极进取外交，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采取了务实稳健的经济政策，普京及其继任者重视经济发展，并且强调务实外交，以最大限度维护俄国家利益为总原则，为国家复兴服务，目前其大国地位有所恢复。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新发展势头，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较快，实力有所增强，是促使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变，维护世界和平和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构建新秩序的基本力量。
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力量都要维护自身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转向屈从于他国利益。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和对比。格局发展的总趋势是多极化，但是多极化格局，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博弈、对比。
世界政治格局由二极向一超多强的转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苏联解体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将其执政实践置于科学执政理论指导下，从而丧失了执政地位。这告诫我们，面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从而为党的肌体注入崭新的生机与活力，把执政实践置于科学执政理论指导之下，客观真实地判断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党控制全局能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更稳妥、更科学、更坚实有力地完成时代和人民赋予党的历史重任。
（二）面对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新科技革命和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国际间相互投资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促使各国经济进行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尝贫穷落后的悲苦。
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使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变化，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也必然产生相应变化。这对党的执政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表现为：由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界机构的干预，国家权力相对缩小；由于超国界机构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未来政治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得政府行使国家时，政治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
为了克服上述挑战，更科学有效有利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更谨慎稳妥科学地避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党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党的执政实践活动能够更迅捷科学有效地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
（三）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管理。而这两者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诸要素素质，才能改善生产管理，优化生产要素组合。科学技术在近代得到全面发展以后，日益呈现出加速化、综合化、社会化和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特点。
在新科技革命的支撑、生产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经济竞争的推进等背景下，21世纪必然是知识经济世纪。其主要特征是：知识成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资源，成为了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伴随着信息社会化、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到来，它具有全球性竞争与合作的特征。
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终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这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国际背景下，意味着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终要用是否为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是否为科技发展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的标准来衡量。目前，科学技术发展在我国面临以下困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产业升级难度较大，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科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占优势的局面将长期存在。
克服艰难险阻，摆脱上述困境，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以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更迅捷、更及时、更科学地认清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更有效、更有利、更合理地制定铲除弊端的科学方法和配套措施，更严谨、更稳妥、更科学地执行这些方法和措施，公正、公平、公开地评价这些行动的效率、效果、效能，并且建立畅通高效的结果反馈机制；由前一改革阶段的结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完善各领域改革间的统筹协调措施以及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更科学合理、有效完善地进行下一阶段改革；从而将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与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有利、更有效、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果来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四）面对相互激荡的各种思想文化，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
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是现代文化的取向，这也是整个世界在全球文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要求，并且是发展的可能结果。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互动，彼此间认知、整合的速度得以大大提高。同时，文化的民族自觉性也在全球化刺激下日益高涨，本土文化在民族感情影响下和全球化形成了强烈互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要适应全球化浪潮大趋势，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鲜的生命力和活力，不仅要容忍与其他文化共存，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不断地从其他文化汲取所需要的养分，以求壮大自身。这一点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化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增强执政能力，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领导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出最本质的，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加深和加速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真正融入全球的共同发展，不断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精华和优点，使得世界范围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可以为我国所用。从而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更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辐射力，遏制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西化图谋；最终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强有力地为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政文化建设的措施建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向深层次领域的延伸，世界形势的新深刻变化必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如果不针对这种变化进一步进行加强，就难以更好地指导党的执政实践，难以适应新情况、新任务的要求。党的执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以下两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首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新时期世界形势产生新的深刻变化背景下，必须进一步拓宽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思路和视野。其次，建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执政人才队伍，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因此，必须按照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要求，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全体党员要不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敢于并且善于学习世界范围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为执政文化建设开创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陈元中.加强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竞争力[J].传承,2007(6).
2、吴秀,严以振,查英青.科学技术与社会[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3、王晓德,张晓芒.历史与现实―世界文化多元化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雷厚礼.中国共产党执政学[M].人民出版社,2007.
5、黄明哲.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思考[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4(1).
关键词：会计本质；知识经济；低碳经济；新经济形势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一、知识经济与低碳经济的背景介绍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Based Economy），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而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知识经济的兴起将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教育的职能与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产业结构方面，一方面，电子贸易、网络经济、在线经济等新型产业将大规模兴起；另一方面，农业等传统产业将越来越知识化。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二、我国会计会计理论界对于会计理论的主流观点
1.会计信息系统论
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在纪念该学会成立50周年的文献《论会计基本理论》中提出会计基本上是一个信息系统。所谓会计信息系统论，不过是运用信息系统论的观点，重新认识、界定会计的本质。这逐步被学术界所接受，并与管理活动论共同列为我国80年代有关会计本质讨论的两大主流派观点。
2.会计管理活动论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阎达五教授与杨纪琬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学术论文，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视会计为一种管理活动。
三、新经济形势下对会计本质观点的解析
1.在当今新经济形式背景下，信息的使用者不仅仅需要了解本单位的财务方面的信息，还要了解企业所赖以生存的大背景信息和更丰富的前瞻性信息。而且，在当今的大环境背景下，这些非财务的信息在企业所需的信息比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例如企业的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的背景资料、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业的竞争形式、国家对于自身企业的政策支持（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采掘业等）、节能环保政策技术、国际大环境的形势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如经济危机）等，而这些信息是在财务信息上是无法得到体现的。
2.根据会计管理论的观点，会计被视为为一种管理活动，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管理工具论”相比，“管理活动论”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为会计工作适应改革开放，适应企业会计转轨变型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我国会计历史上的历史性的进步。在当今的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管理的范围得到扩大，也神话了管理的内涵。同时，由于信息化处理程度的提高，企业管理的手段更为丰富。所以，以前对于会计本质的认识有点模糊，范围过大，无法区分好会计管理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界限。因此这一概念应该更为具体地规定。
3.控制是会计所表现出的重要的特征，它正在逐步成为会计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不能用控制去笼统的概括会计的本质。新经济形势下知识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控制手段，夸大了控制的界限。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管理的金字塔越来越扁平，控制的界限早已不再局限于地域，远程控制成为了可能。因此，这种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财务控制在经营控制中的作用得到了弱化，而片面强调会计的控制职能只会以偏概全，应该使得其意义更为深化。
四、会计本质应将其放置在新经济形势下进行考量
新经济形势的改变，改变的是社会的大环境，改变的是会计环境，改善的是会计手段。在这一全新的环境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去考量会计的本质。传统的“管理活动论”、“信息系统论”、“控制系统论”虽然都不能很完整地概括新形势下会计的本质，但却各自在某一方面抓住了会计本质的精髓，而这仅仅是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而这三种理论都需要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
正如前文所例举的，知识经济与低碳经济下的会计本质应对新经济形势更加快速地适应，加快对虚拟衍生金融工具、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等新生事物的理论解释，并要在世界当今大环境下不断深化与所属特殊历史背景的融合，使得会计本质更能体现现代新经济形势下的时代特色。
同时，在当今世界局势新一轮变换之中，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应有意识地根据我国当今经济社会现状，紧扣时代脉搏，不断与新兴的经济社会内涵相结合，走出一条由我国特色的、承接我国发展脉络的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刘峰，著.会计理论[M].财经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