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3 15:14:2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农村管理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农村流通现代化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流通现代化”，是指流通创新，它是凭借先进理念、经营管理方式和科学技术手段，对传统流通进行全面改造和提升，以便提高流通效率。农村流通创新，必须重视农户利益，注重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现代化的农村流通需要支撑农业生产运行的组织载体的参与，现有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滞后是目前我国农村流通现代化迟滞的重要原因。
一、我国农户组织化程度偏低是制约农村流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在农村经济改革初期，的实施使农户成为经营决策的主体，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生产力。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农户分散经营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如，农户主体分散，经济实力薄弱，难以抵御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较低，农户经济利益受损。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组织形式，不论是制度创新能力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相对较弱。国内外实践已经证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使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大市场是有效解决农业流通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制度安排。然而，就全国范围看来，农户在流通中建立的合作组织覆盖面总体偏小。按照农业部估算，全国农村流通专业合作组织不到20万个，带动农户4000多万，不到全国农户的30％。以河北省为例，截至2004年10月底，全省农户合作社组织共3356个，入会农户123万户，辐射带动农户351万户，也不过占全省总农户的25％。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农户收入。要增加农户收入，必须改变农户在流通领域利益分配格局中地位较低的现状，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协调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促进农户增收的突破口。
二、我国农户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分析
1.表层原因:农村合作组织较少，形式单一。目前的农村合作组织较少，灵活性不高，形式简单，难以满足我国农村流通多样化的需要，大多数农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仍然主要依赖家庭成员的劳动来完成，造成农户家庭劳动力不能轻易离开土地，农户兼业化，亦农亦工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很多农户对合作组织的认识不够的同时，现有的具有带头示范作用的合作组织也比较少。
2.静态制度原因:现有农村合作组织自身的制度性缺陷严重阻碍其成长。在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制度下，小规模农户经济与大规模工业经济共存。农户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对市场资源、信息的掌握相对有限使其很难从弱势困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合作组织作为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连接体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以组织的形式来反应农户的意愿能更有效的维护农户自身利益；其次，农村合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节约了市场交易费用。农户商品交易量小，交易主体相对分散，总体上看农户的交易次数多，较多的交易次数必然意味着较高的交易费用（如信息搜集、谈判、监督等费用）。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处于非均衡状态。由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就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
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存在以下制度性缺陷:第一，外部的制度缺陷。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获得的信息量越多，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就越有成效，即合作组织的健康发育依赖于人们对相关信息的积累。但目前许多人还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模糊认识，认为它是农户自发成立的民间松散型团体，或者是供销社的翻版等。第二，内部的制度缺陷。主要是产权的不明晰和内部经营机制的不完善。一方面，很多合作组织的法人财产权没有得到有效界定，缺乏法律保护，并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通过政府农技推广等有关部门、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供销社以及农村能人大户等牵头成立，农户在其中仅仅是业务的被动参加者，它使得农户在合作社中的所有者地位被弱化。另一方面，农村合作组织的规章制度等不够完善，使得在多数情况下，组织的实际运行与之相背离。由于存在众多制度性缺陷，农村合作组织在发展道路上显得举步维艰。
3.动态制度性原因:制度变迁成本与路径依赖阻碍了农村流通现代化。经济学认为理性的经济人会自动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如果制度安排的初始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人们发现了更有效率的交易方式，又会出现新一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使新的制度安排从旧的制度安排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制度变迁。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存在路径依赖。
农产品流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一漫长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初始的制度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其次，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在现存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哪怕新的制度比现有制度更有效率。路径依赖阻碍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改革。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就需要大量的农村合作组织担当起媒介的角色，需要农村合作组织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搭起一座信息桥梁。
建立新的合作组织必须衡量制度创新成本的大小。这个成本包括组织实施新制度的费用以及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如联结分散农户组成合作组织的组织成本、组织运行的成本、与旧体制的摩擦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及推广新制度的成本成为提高农户合作化程度必要条件之一。
三、必须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面临的是范围更大、竞争更强的国际市场。与小规模农户经营形成反差的是，竞争对手是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大农场主及其组成的合作社联盟、跨国公司，甚至是由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国际性垄断集团。国际市场上农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资源的比较优势，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农业经营组织的组织优势，来自于农业经营主体对各种资源的有效的利用。农业生产方式和流通组织形式直接影响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决定农业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所以，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必须通过各种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以合作组织主体的集体身份进入国际市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制度母体所提供的激励，合作组织的稀缺是制度约束的结果。我国于2006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户专业合作社法》。此法的颁布，从法律上定义了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内部结构和组织行为，指引其弥补内部制度性缺陷，将对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使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和发展有法可依。该法的颁布，使农户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从而更好的维护了农户利益。同时，使农户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得到了有效认可。还规定了内部经营制度和相关章程，使之在法律的监督下规范化运作。
其次，通过各项政策给予农户合作组织扶持和引导。第一，产业政策倾斜。政府给予农户专业合作社产业政策支持，把合作社作为实施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方面；第二，财政扶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资金，支持农户专业合作社开展培训、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等服务；第三，金融支持。国家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户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第四，税收优惠。农户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等。
四、配套措施
现阶段我国农户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时期，仍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必须进一步降低农户参与组织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成本。
1.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户参与合作组织创造条件。目前生产队这个进行基本核算的集体经济单位事实上已不存在，行政村、村委会成了集体土地的发包者，实际行使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不论合作组织经济实力多么强大，农户经营的独立性都不能削弱。农户土地经营产权不明晰抑制农户合作的欲望，农户大多不愿意参与合作组织。建立农户土地经营权的长期保障体制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将得到进一步明确，土地流转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未来农户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加入合作经济组织。
2.推进供销社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合作经济。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最大制度资源，就是现有的各级供销合作社。供销社应该主动改革，在有能力的前提下直接组织农户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与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参与农村合作组织，充分发挥供销社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信息桥梁作用。
3.继续加强对专业合作组织的宣传力度，同时，培育和建立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和带动功能的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典型带动、示范引导等方式，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可以打破区域和所有制的界限，引导合作经济组织之间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强强联合，形成合作组织联盟，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何国平:走向市场: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按照吉政办发〔2011〕20号文件要求，项目建设村在申请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时需要履行奖补资金申请、需要启动资金时，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可预付部分工程款，但预付总额不应当超过整个项目资金投入额的50%，建设项目完工后，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预留合同约定工程投资总额（不含农民直接筹劳）的10%作为质量保证金，满一年后，经投资方检查确认无质量问题后，方可全额结清。
2.会计核算规范化
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要认真执行农业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按照规定设置会计账户、科目，实行规范化记账。凡是一事一议工程建设业务，必须通过“一事一议资金账户”核算，对项目超支部分，可在不新增村债基础上，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集体积累或费用中列支。施工方结账时，必须提供完税票据，经村监委会审核后，报乡镇主管领导审批，实行转账付款。对农民提供的少量零星用工，在履行上述程序后，可实行现金结算，但在支出票据上要详细注明用工项目、数量、工值等需要说明的事由。
3.资产管理常规化
为做好一事一议公益性资产管理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谁养护”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落实管护责任主体。根据我省实际，村级水渠、堰塘、桥涵应由村民委员会落实监管主体，管理、维修、养护由受益人负责；机电井、小型提灌或排灌站等小型水利设施可采取承包方式落实到责任人管理，科学制定承包费标准和受益范围，做到自收自支；村级道路、户外村内环卫设施、植树造林、绿化美化、村容村貌等由村民委员会安排专人管理，所需费用由村管理费列支，或通过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方式解决。
4.审计监督全程化
农村经济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坚持依法行政，在保证村务监督委员会正确行使审核权的基础上，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行为实行全程审计监督，严把“五关”，一是严把筹资筹劳关，做到程序、范围、标准、数量符合法律规定，严厉惩处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资金的行为；二是严把资金、劳务管理关，农村审计机关要采取多种审计方式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筹资筹劳专项审计工作，及时查处坐支现金和劳务行为，全部纳入账内核算，真实的反映公益事业建设成果；三是严把奖补资金使用关，保证专款专用，对贪污挪用专项资金的行为一律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查处；四是严把会计核算关，做到入账票据真实合法、手续健全，记账方式、方法符合规定；五是严把资产管理关，主要审查一事一议资产管理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审查投资兴建的公益性资产是否得到管护和维修，有无损坏和流失情况等。
5.建档立卷标准化
1.深化分级管理模式
分级管理是农村学校管理有效执行的基础，因为农村学校管理工作更加复杂，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人。而分级管理、校长全面负责的管理体系，可以极大地提升领导效率。
2.人文化和制度化相结合
在农村小学学校管理中，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体，学校管理的对象始终是人。所以，管理教职员工必须以尊重和信任他们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小学学校管理体系。在确保各项管理制度严肃性和强制性的基础上，给予适度的人情关怀；在刚柔并济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以管代监的效果，激发教职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二、落实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1.加强培养，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体地位，教学质量的高低基本由教师的素质决定。因此，在小学学校的管理过程中，必须要明确教师的优势和不足，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对教师开展相应的骨干、班主任等教师培训。首先，小学学校应该针对本校的实际情况，对教师进行道德提升和政治业务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其次，在专业能力方面，要加大对相应教师的培训力度。利用培训、讲座等活动对教师进行指导。提高教师的说课水平，制定完善的评测体制，在教师中形成完善的互学、集体学等学习模式，拓展教师的知识面，及时更新专业知识，推动教学观念的改善。
2.突出质量，严格常规化管理
教学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关键，有序管理是学校高质量管理的保障。因此，对于新时期的农村小学学校管理，必须制定专业、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确保教学活动健康、有序的开展。各学校应该针对自身的相关情况，制定一套宽松结合、灵活调整的管理制度，以确保教学质量。其具体措施包括：评、测、教、备等内容，不断指引教师规范自身行为，指导工作目标和学习目标。教师的备课工作，不但要确保其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还要深入探究教材内容，确保其符合“五备”标准———备学生、备教材、备作业、备学法、备目标。同时，还要坚持一定的“日日清、堂堂清”工作，用拓展的眼光来看待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学校管理办法。
3.立足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关键词：教育个人回报率、明瑟模型估计、能力偏误、测量偏差、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记码：A
Estimatingtheprivatereturntoschooling:Aoverviewoftheeconometricmethods
Abstract：Theordinaryleast-squaresestimationcouldnotprovideanaccurateestimateofthereturnstoschoolingbecausetheeducationonearningscan’tprovecausalityaswellasthereportingerrorinestimatingtheyearsofschooling.Thispaperoverviewthekeyeconometricapproachtotacklethisproblem,whichincludescontrollingtheabilitydirectly,using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andtakingtwindatatoeliminatetheunobservableability.Theauthoralsoevaluatestheproandconofthesemethodsandinterprettheresults.
Keywords：PrivateReturntoEducation,MincerModelEstimation,AbilityBias,MeasurementError，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
一、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经济学领域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发达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大量出现，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为检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便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这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个体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不同性别和种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几乎与劳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邢志杰,2004）。因此，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也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讨论对于转轨国家还具有特殊意义，众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时间趋势特征(李实和丁赛，2000；Zhanget.al,2005)，并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赖德胜，2001;孙志军，2004)。
教育回报率包含教育个人和社会回报率，虽然一些政策报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虑教育社会回报率，但主流文献更多讨论的是教育个人回报率的问题，因此，本文也研究重点定为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内容。本领域已经有一些优秀的综述文献，国外如（Card,1999），国内如（孙志军，2004）。本文的特色是从计量研究方法的角度总结研究脉络，总结并讨论国内外学者为克服普通OLS回归估计可能产生“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种情境下的工具变量法、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三类计量调整方法。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二、明瑟模型的设定和基本结论
学者通常依赖明瑟回归模型(Mincer,1974)估计教育回报率。该模型在控制个体工作年限、性别、种族、所在区域及行业的影响基础上，估计教育水平对于收入的贡献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连续变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学历哑变量两种度量方法。运用在校年限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该回归结果简单且直观，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资回报呈现边际递增或递减趋势时，无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边际的贡献。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作为教育哑变量进行估计，计量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水平的额外收入增幅。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异，从而计量估计容易引起偏误。两种度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多数研究会同时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形式。
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对于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计，带给读者对于教育回报率估计值的直观认识：（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为10.1%，亚洲地区非OECD国家为9.6%；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分别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达到11.7%和11.2%。而利用我国80至90年代数据，绝大部分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在6%以下（孙志军，2004），这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2）用最高学历的哑变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29.1%、18.1%和20.3%。亚洲区域内非OECD国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收入较低的国家，初、中、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较高，横向比较来看，各国教育投资总体上呈现边际递减倾向(Psacharopoulos,1994)。将这些数据与针对我国80至90年代的研究结果比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Li，2003)，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却较高，如(Liet.al,2005)估计发现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2%，另外，与在其他国家发现的情况正相反，我国教育投资总体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孙志军，2004；Liet.al,2005）。
三、模型估计中的常见问题
从Becker（1964)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明瑟模型估计存在着“能力偏误”（abilitybias）问题：教育程度并不是一个外生的客观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显而易见能力较高的个人学习更轻松，可以理解为他们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较低，因此更容易选择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能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因为工作能力强而得到较高的收入。教育程度是可以观测到的，个体的能力是很难衡量和观测到的，造成明瑟模型中衡量能力的变量的缺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能力较高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就会因为能力变量的缺省和能力与教育水平的正相关，而转嫁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获得的高收入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教育的作用，明瑟模型教育收益率比实际上的要高估了。(Spence,1973)著名的教育分离均衡模型，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揭示了，即使教育无法贡献于生产力，仅仅是雇主筛选高质量人才的信号时，我们同样可以观测到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模型均是在内生考虑教育程度选择下，发现明瑟教育收益估计存在偏误。(Card,1995a)在(Becker,1967)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之上，构建了内生教育投资模型，本质上也是服务于更好精确的测度“能力偏误”。从教育投资回报的早期文献开始，“能力偏误”一直是该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开发出各种手段解决该问题，权威综述可见(Card,1999;2002)。
明瑟教育模型估计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被称为“测量偏差”（measurementerror）问题。测度偏差的来源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来推测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同样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可能不同，这就造成了测度偏差。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年龄和工作年数来反推受教育年限，由于劳动者入学时间的差异以及失业等因素，教育年限的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也会产生偏差。另外，问卷中直接询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调查所得的数据难免与实际数据存在出入（Ashenfelter&Krueger，1994)。从计量经济学理论不难得知，“能力偏误”问题会引起估计结果产生正的偏误，而“测量偏差”问题将引起估计结果产生负的偏误Griliches(1977)。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各种计量偏误问题，从而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四、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
1．直接衡量能力
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一个思路是寻找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变量，如(Griliches,1977;Griliches&Mason,1972)用IQ和其他测试成绩作为度量变量。这种方法的最大弱点，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与教育程度相关的能力测试指标，当控制变量与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时，估计结果同样会存在偏误。因此，近期文献很少直接采用该种处理方法。
2．寻找工具变量解决能力偏误
明瑟模型中的能力偏误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具体到明瑟模型估计，问题的难点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必须与劳动者的个体收入无关，而与个体的教育程度相关。
2.1利用劳动者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早期的一些研究使用家庭背景变量（通常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这种处理方法背后的假设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与本人教育程度相关，但与其收入无关。但父母教育水平是否与子女的收入无关，到目前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运用家庭背景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Boundet.al,1996）。从逻辑上来看，家庭背景情况确实具有潜在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因此，将反映家庭背景情况的变量作为收入回归控制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2.2利用教育制度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为了解决能力内生性问题，学者们思考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实验”方法寻找工具变量。(Angrist&Kruger,1991)利用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同月份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作为工具变量。两位学者注意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学校入学政策，它法定的入学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而孩童必须要在入学时达到六岁，其二是强制教育法案，它要求学生在年满16或17岁才能够离校成为劳动力。结合两项政策，对于期望离开学校从工的学生，其中年初出生的学生在较大的年龄入学（比如一月份出生的孩童只能等到下一年1月1日入学，其时她已经达到了6.9岁，但因为离校的年龄又相同，因此被迫在学校逗留的时间就短一些，受教育的时间也就短一点。作者利用1930-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发现出生在第一季度的人口相比出生在其他季度的人口，受教育的时间确实稍短一些。如果出生年月与人口的能力是不相关的话，出生季度就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作者在控制了种族、出生地区等因素后，分别估计了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男性的教育回报率，IV估计结果基本与OLS估计比较接近，表明OLS估计中的能力偏误问题并不严重。该研究由于方法新颖而备受关注，学者们沿此思路开展了大量工作。
(Harmon&Walker,1995)利用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变化的教育制度变更事件，造成的不同时间段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差异构建工具变量。英国1947年出台的教育法案，将最低离校年龄从14岁提升到15岁，1973年，该法案又将最低离校年龄提升到16岁。这就意味着，在英国，1934年前出生的人口，面临14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而1934年到1957年出生的人口，面临15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1957年后出生的人口，面临16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作者利用英国男性数据，利用1934年前出生、1934年到1957年出生、1958年后出生人口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IV估计的教育回报率超过15%，远远高于OLS估计的6%。
(Meghir&Palme,1999)同样利用教育制度变革中法定最低离校年龄的变化，而由于发生在瑞典教育制度的变革是渐进的，同一时间内地区之间的改革进程是不同的，学生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存在差异，这样，就可以在相似的经济环境背景下，运用自治区是否参与教育改革构建工具变量，得以更加精确地估计教育回报率，瑞典在1949年开始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将最低离校年龄从7或8岁提高到9岁，该改革直到1961年才在全国各个自治市推广开来。作者就关注1945年到1955年出生的男性人口，利用人口是否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出生年份、父亲教育变量后，得到的IV估计约为3.6%，而OLS估计约为2.8%。
(DuFlo,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73年到1978年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教育制度变革事件。印度尼西亚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目标是在281个区中建立指定数量的初等学校。以计划新建学校数与适龄初等教育学生的比值作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实施强度的衡量标准，Duflo发现，在实施强度较高的地区即新建学校-学生比例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作者用1950年到1972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利用出生年份与各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强度的交叉项工具变量，得到教育回报率OLS估计值为7.8%，意味着在校年限每增长一年，工资平均增长7.8%，而IV估计值为6.4%。
2.3利用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Card,1995)利用美国青年人口数据，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辑是，若学生成长地与大学并不相邻，学生就读大学无法在家中居住，特别是对于比较穷困的家庭，就会潜在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教育投资缩短教育年限。Card利用数据证明了，相邻于大学的个人教育年限确实较高，而且地理因素对于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因此，Card引入是否毗邻大学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7.3%，而IV估计结果为9-19%。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生在教育投资上具有主动权，教育年限体现了学生选择的意愿，因此教育投资的成本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决定，而不似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基本是学校设置门槛选择学生，首先学生需要入学成绩足够高被大学录取后，才会有大学投入的成本-收益决策来决定是否去上大学。
利用类似的研究方法，(Maluccio,1997)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运用菲律宾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考虑了1950年到1974年的出生人口，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高中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他们将个人与最近的高中的距离以及在当地是否存在一个高中的哑变量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5.7%，而IV估计结果为6.4%。
2.4利用特殊事件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Angrist&Kruger,1992)利用美越战争的特殊事件，巧妙的寻找到了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1967年到1973年的美越战争中，大多数美国青年并非自愿参战，除1967年外，每年非自愿参战人员从年满20岁的青年中根据抽签选取。每个青年会随机获得一个抽签号码，几个月之后，在某个号码以下的人就会被征召服役，因此抽签号码数字较低的人群就会有较大的概率被征召服役。然而也有办法延迟逃避服役，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入学。抽签号码较低的人群因为预计到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较大就会在获得号码的几个月内尽快去注册入学，这样就造成了抽签号码的大小导致教育年限不同，而抽签号码与后来的收入水平则不存在关系，因此抽签号码可以作为适龄人口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Angrist&Krueger获得教育年限回报率的OLS估计值为5.9%,而IV估计值为6.5%。
(Ichino&Winter-Ebmer,199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对于适龄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寻找到了工具变量。利用奥地利和德国两国男性人口的数据，作者发现两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0年到193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程度受到了显著影响。这样，使用1930年到1935年出生的人口作为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后，针对奥地利的IV估计为9.5%，高于OLS估计的5.2%，针对德国的IV估计为5.9%，高于OLS估计的2.9%。
(Lemieux&Card，1998)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寻找到了工具变量。他们考虑了战争对于加拿大英语地区和法语地区退伍军人的不同影响，他们注意到，世界大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军人很少能够就读魁北克法语学校，而英语学校却允许那些甚至没有完成高中的英语地区退伍兵人就读大学。因此，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兵人基本没有享受到教育福利，而英语地区加拿大人享受到很大的教育福利。本文用是否属于英语地区人口与1924年到1927年出生人口的交叉项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运用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OLS估计为6.2%，而IV估计为7.6%。
2.5利用家庭性别结构对于教育行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
(Kristion.F.Butcher&AnneCase,1994)利用美国家庭性别结构对于女性教育行为的影响，构建了针对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作者注意到，美国家庭似乎比较重视“独生女”的教育，如果一个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一个或多个姐妹，其教育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而对于男性从数据上就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作者利用1920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进行估计，当运用家庭中是否有姐妹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家庭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估计时，OLS估计为9.1%，而工具变量估计为18.4%。
3．利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因素
劳动者不可观测的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会影响收入，然而，对于能力和家庭背景相近的双胞胎来说，他们之间收入的差异就不会受到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利用双胞胎数据差分明瑟模型能够分离能力因素，从而解决能力偏误问题，这通常被称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处理方法。沿着这种思路，早期研究如(Groseline,1932)采用姐妹数据分离能力因素，之后学者便采用效果更佳的双胞胎数据，主要工作包括(Behrman&Taubman,1976；Taubman,1976；Behrman,1977)等，早期研究的共同缺陷，是由于搜集方面的难度造成样本数量较少，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难以保证。随着数据搜集能力的提升，近期研究均采用了较大的双胞胎样本量以提高估计的精确性。
（Ashenfelter&Krueger,1994)带来的计量方法创新，使得利用双胞胎数据的估计得以更加精确。两位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利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虽然能够解决“能力偏误”，但“测量偏差”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Ashenfelter&Krueger,1994)巧妙地设计的调查问卷，增加了让每个双胞胎报告互报教育年限的一项。一种考虑是，由于互报报告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关，而与自己报告的数据偏误不相关，我们可以用互报教育年限的差作为自报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但这种修正方法仅在互报教育年限相比自报教育年限误更小时，才能够改进估计的精确度。另一种考虑是，如果某人自报和报告他人教育年限在误差上存在正相关时，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改进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应当较小。两位学者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双胞胎自报和报告别人教育年限的相关性很高，故采用后一种修正模型比较合理。(Ashenfelter&Krueger,1994)运用OLS估计结果为8.7%，传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11.2%，而固定效应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13.2%。之后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均将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视为理想的估计方法。(Card,1999)在总结几篇利用双胞胎数据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文献后，总结出普通OLS估计一般会高估10-20%。
五、针对我国教育回报率的精确估计研究
(Li&Luo，2004)利用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特殊社会背景，巧妙地寻找到工具变量。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中，男子承担照顾父母的重任，而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儿子女儿实际上对于家庭的贡献相差很大。所以，儿子的存在会造成对于女儿教育的歧视。作者将是否存在亲兄弟的哑变量作为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对于女性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为9.8%，而利用工具变量的GMM估计结果为16.9%。
（Meng&Gregory,2007)和(Gile,Park&Wang,2007)均运用的事件，找到适当的工具变量。（Meng&Gregory,2007)发现，发生在1966年到1977年的，在其不同阶段对于不同适龄教育程度的学生入学和教育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总的来说，1966年到1977年的适龄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显著得降低了。作者据此找到了两种工具变量，其一是如(Ichino&Winter-Ebmer,1998)的做法，把1946年到1962年出生的人口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而1942年至1946年和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由于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差异估计结果就会引起偏误。另一种做法，由于主要对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排除时间趋势对于第一种做法中工具有效性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存在系统化差异，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较少，数据方面只允许研究高等教育学历以下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特征。因此，作者主要采用第一种思路设计工具变量，作者运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1999和2002年的调查数据（IDS）和中国城调队城市人口收入和支出普查（UHIES）数据，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6-7.8%，而OLS估计结果为5.4-5.9%。
(Gile,Park&Wang,2007)从另外的角度，他们发现，在期间，子女能否获得教育与父母是否拥有管理职位有很大关系，而与父母的教育程度相关性变低（Deng&Treiman,1997），因此，期间，教育对于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学生是壁垒。作者首先从数据上验证了这种说法，并以此事件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001年5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5-7.7%，而OLS估计为8.3-9.6%。
（Liet.al，2005)进行了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方法展开了的研究。他们运用OLS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为8.4%，运用双胞胎组合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下降到2.7%，而运用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3.6-3.8%，但仍与OLS估计有很大差距。这与利用其他国家数据发现的调整能力偏误后，估计值略微下降的结果颇为不符。另外，OLS方法进行估计，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7-10.5%，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1-61.3%，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2.4-34.4%，在工具变量估计中，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1%，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40%，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22%，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高等教育回报较高而高中教育较低。李宏彬等人将此现象归咎于中国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人口准备进入限额的大学，高等教育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采取的方式是统一入学考试。只有很少的很聪明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这样，能力偏误问题非常严重。另外，为了准备大学资格考试，中国的高中教育是考试导向型的，包括学校、教师的激励都是入学考试成绩导向的，并不能增加知识和工作能力，而学习内容根据大纲而定，学科固定，因此该教育体制只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提供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最终造成高中教育回报率很低，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回报率较高。
六、精确估计的基本结论及评价
如前所述，由于直接衡量能力的方法难以奏效，学者们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双胞胎分离能力法和工具变量法。
从利用双胞胎分离能力的处理方法来看，虽然(Ashenfelter&Krueger,1994)的计量方法创新，大大提升了利用双胞胎数据进行估计的精确度。但无论计量估计手段多么高明，双胞胎样本占人口比例过低的事实，使得双胞胎样本估计的教育回报率难以具有普遍意义，此方法的先天性缺陷是学者们难以逾越的。
工具变量法似乎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方向。但目前的研究难以得到精确的估计结果。(Card,1999)在总结了数篇利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教育回报率研究后，发现工具变量估计通常比OLS估计高出20%到30%。如果工具变量法主要解决的是能力与教育程度相关性的问题，工具估计应当比OLS估计偏低，那么实际估计结果偏高就比较出乎意料了。总结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工具变量本身并不有效。如(Angrist&Kruger,1992)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由于下一次招收参军人员的数量未知，即使编号较高也面临被抽中的威胁，因此，事实上大部分适龄人口都采用接受教育来逃避战争，由此造成彩票编号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差，这时候利用彩票数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难以准确，理论计量研究也表明，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比OLS估计将引起更大的偏误（Bound&Solon,1999;Neumark,1999）。另外，如(Harmon&Walker,1995)运用教育系统变更的事件，用特定时间段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各时间段间还存在其他影响教育环境的事件，因此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事件影响的估计就会引起偏误。
（2）计量方法不够考究。(Card,2001)总结了工具变量法在计量方法的上的几种潜在问题。其一是测量偏差问题。(Griliches,1977)和(Angrist&Krueger,1991)认为，虽然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能力偏误问题，但如果测量偏差问题的问题非常严重，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放大测量偏差的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反而偏小。第二种是模型设定问题。(Ashenfelter,Harmon&Oosterbeek,1999)发现，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模型设定中，学者们通常选择给出教育回报率最高t检验的模型形式。如果这种模型设定的调整对于工具变量估计的精确性影响不大，但对于估计区间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就缺乏有效性。第三种是估计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Card,1995)强调教育回报率在个体间异质性所引发的估计偏误。根据教育系统变更事件而开发的工具变量，比如建立在强制就学或学生地理位置的工具变量研究，通常对于低教育人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群选择较低的教育程度是因为就学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不是边际收益较低，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会高于实际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
另外，运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精确估计，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方法和结论难以推广。上述工具变量计量研究通常也被称为“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方法，经济学家根据特定的经济背景环境特征，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绞尽脑汁找到的工具变量，一般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运用。比如，由于中国教育制度背景与美国迥异，无论是(Angrist&Kruger,1991)利用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还是(Card,1995)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均不适用于中国。然而，中国利用独特如等环境背景，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变量，但也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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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宣传教育;依法治国;小康社会
普法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涵的要求,我们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即繁荣富裕、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就更加需要发挥法律规制、调解纠纷的作用。
自1986年以来,全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规划。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变化,农民的法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农村法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笔者仅就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
一、在当前进行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意义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农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五五”普法把农民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充分表明了普法教育对于建设新农村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提高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懂法律就难以参与经济活动,农民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会影响和滞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二)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的重要保障
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推进基层法制政府建设,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从而保障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是实现“五五”普法目标的重要举措
“五五”普法规划提出了“‘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重要的是要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素质。实践表明,农民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制化建设进程就会加快,“五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就会圆满实现。
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农民法律意识增强了,基层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满足,根本利益也才能得到体现和维护。
二、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国虽历经“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四个阶段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原因、地理原因、民族原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在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这一块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思想上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有名无实,忽略了此项工作,如有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时,就突击安排敷衍了事,甚至有时出现“推一步走一步”的状况,有的村干部把普法宣传教育当成是“听话”教育,要求农民学法主要是要农民听话,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没有正常开展。
(二)经费上保障不力
大部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普法宣传教育经费没有能列入财政预算内,有的虽然能列入财政预算,但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空头支票”,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开展。
(三)时间上集中困难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化程度高,自主安排自己的耕种。另外村民居住比较分散,他们的规律是早出晚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部分人员外流,加之普法宣传教育力量不足,集中学法难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正常开展。
(四)形式上手段单一
一些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还习惯于借助行政化的手段来进行,依然是讲讲课、出板报、搞专栏、开动喇叭、张贴标语,进行普法宣传形式传统单一。另外,由于普法宣传教育人员和宣传员深入农村少,编写的教材不能满足农村普法教育的实际需要,观念陈旧,形式单调的教育方法,给人感觉是走过场,影响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入。
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分析如下:
1.宣传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认为,经过近20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一些常用的法律法规知识都已学过,已经达到了普法的目的。因此,大规模、全民性的普法任务已经完成,普法工作该结束了。还有少数基层单位认为,普法是软任务,搞好搞坏无足轻重,对此项工作持轻视态度,产生组织领导上的“疲软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普法工作摆不上位子,挂不上号,上级抓一抓就动一动,完全处于应付状态,在组织领导上不够得力。
2.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绝大多数单位在制定计划时,没有针对本地实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对象,根据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特点来确定学习内容,制定的“规划”、“计划”上下一个样,学习的内容也是各地一个样,缺乏针对性。
3.部分干部工作方式难以服众:近年来,有极少数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因此造成一些农民认为:“法律条文讲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法讲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套,学法无用”。由于这种学法脱节、执法不公的现象,挫伤了农民学法的积极性。
三、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由于其范围广、人员多,文化层次差异大、组织程度低,始终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实施方法上、学法需求上等诸多方面,与前四个五年普法相比,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1.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集体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明显减少,使得过去采用的利用农闲时机进行集中普法教育的方法也难以实施。2.由于行业分工的细化,农民对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关心程度明显高于过去,尤其是对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的欲望日益强烈。这就使农村普法工作出现了多样化、专业化的要求。3.由于经济发展,农民需要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提高,使农村普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笔者结合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新特点,对“五五”普法教育中的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有一个初步的思考,现将思考认识表述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具体领导的责任
首先,从思想上要重新认识在我国普法教育任务重。普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突击、搞运动。要把普法宣传教育当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对待。我们实施法治国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广大农村还残存着封建意识和封建做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不是靠打压封杀,要靠教育慢慢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想。我们的普法宣传教育就是要做到通过以案说法、以理服人等方式启蒙农民兄弟的法律意识之门,唤醒其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其次,我们还要在组织上给予保障。我们要明确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真正做到“保障有力,责任明确”。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人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要经过一定的考核,不能随便找人说教宣传,最起
码从事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自己要“知法、懂法,守法”。同时相关的政府机构应该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专属的普法宣传教育经费,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再次,对于普法宣传教育不能搞标准化检查、突击检查。我们不能拿一个量化的、精细化的普法宣传标准来进行考核。我国地域辽阔,风俗迥异,区间差别很大,我们不能拿一个地方的做法去要求其他地方的做法,我们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农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法律的文明程度改善了,任何方法、方式都可以尝试。同时,我们也不能搞突击、临时检查。这种随意性检查有可能既起不到检查的目的同时也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情感或利益。
最后,我们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奖惩得力”。我们既不赞成搞突击检查和标准化检查,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或姑息普法宣传的涣散、无力。如果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们要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我们应该从组织建设到措施保障、从长远规划到具体计划、从实现目的到阶段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发掘、表彰一批措施得力、成效显着的机构或人员,惩戒一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的人员,真正做到让有能力的人肯干,肯干的人愿意干。
(二)探索宣传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
我们很多地方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目前还停留在“说”的阶段。一进入农村就是用大喇叭说法,或者在宣传墙上用图画文字的形式说法。一般情况下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效果却差强人意。其实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做法,我们不仅仅要会“说”,同时我们还要会“学逗唱”;我们不仅仅要会编排“法制黑板报”,还要会利用网络、电视等影像设备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比赛、歌会、晚会等形式,通过地方剧种、歌舞、小品、相声等手段进行普法教育。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仅仅是主持人或者宣讲者,他同时可以是参与者或者是听众。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只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可以承载普法宣传的内容。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普法宣传教育也同此理。
(三)宣传具体到位,讲授农民实用的法律知识
我们不仅要能宣传、肯宣传、会宣传,而且还要知道宣传什么。由于我们从前的普法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全国一盘棋,村村都相似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急需解决广大农民兄弟目前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目前他们破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他们感到迷茫困惑的法律问题又是什么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坐而论道”,自我臆想和空谈理论的做法在农村普法宣传教育中会适得其反,挫伤广大农民兄弟的学法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的普法宣传工作者进行实地调研、制定长期规划、提出具体目标、采用有效手段、宣传实用内容。
我们只有解决了“谁宣传、怎么宣传、宣传什么”的问题,才能在农村真正推广普及法律知识,真正实现“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目标,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和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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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经济管理的任务
2.1农村财务和资产管理
加强农村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管理监督体制，并使其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的农村经济管理中，审计职能较为薄弱，因此应强化审计职能，并且改革现有的财务管理模式，使财务管理模式适应新时期的需求。同时，还要强化农村财务民主管理，使农村的会计委托制度得以推广。充分发挥试点的示范作用，在有能力的地区开展会计电算化的试点，在试点工作中总结经验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通过试点的示范作用，使会计电算化在农村地区实现全面推广。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应加强对其的管理，合理利用资金和资源，确保集体财产的安全。
2.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的切实减轻，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目前，农民的减负问题已经基本落实，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农民的负担进行监督和管理，防止出现反弹的现象。具体措施就是强化对于农民负担的专项治理以及落实和健全相关的制度。在处理农民负担问题时，要切实加强针对问题的落实进度进行监督和跟踪调查。
2.3实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以农村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推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遵循农村市场发展的规律，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强化农民专业合作，使之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开展专业合作的试点和示范工作，总结经验以便推广。当地的培育和规范工作是实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点环节，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应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推进工作机制的转变，确保机构队伍的稳定。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寻求和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制度的组织形式。
3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
3.1提高经济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对于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是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切实落实我国的农村政策，使政策的制度化和长期稳定化得以实现。为了解决当前农村的重要矛盾，应最大程度的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获得繁荣与发展，使农民的收入获得稳步持续增加，以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推动和促进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的讲，作为各地各级农业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对于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及时的解决。新农村的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农村经济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经济支持。
3.2加强经济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是农村经济管理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应根据政府和党委的相关要求，建立和健全农村管理工作体系，并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对其进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在我国的乡镇地区，加强经济管理机构的建设尤为重要，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机构的人员进行编制，实现定岗定员，既要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又要避免某些地区经济管理人员不足的情况，确保所有的地区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经济管理工作。此外，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办法，在制订经济管理的财政预算时，应将业务经费和人员经费都纳入其中。
3.3提高农村经济执法水平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依照依法治国的方针，推动法规制度建设的完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要顺利进行，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首先要做的就是执法责任制度的建立，岗位执法责任的划分与明确是提高农村经济执法水平的有效途径，避免了执法混乱现象的出现，也防止了出现问题后的互相推诿。其次，还应该建立工作规章制度，并加以严格执行。工作规章制度是开展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应以此为指导，合理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等问题。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更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将农民减负的工作落到实处。此外，还应注意对农村财务管理加以规范。
3.4加强调查研究
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着很多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时也是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解决新的问题和情况，并在机遇和挑战下求得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经济管理应重视调查研究、转变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应讲求方法，注意其系统性，深层地研究涉及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建设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经济管理同样离不开信息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满足新时期农村发展的需求。切实提高农村经济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使统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进行农村政策的制定时，需要根据本地情况考虑多种因素，而农村经济信息无疑是最能体现农村经济现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因此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5建设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实验课题的产生
1.深入本乡实地调查，认识到农村教学改革的紧迫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种田在农村迅速普及，农民需要科学种田的知识，急需使用各种化肥、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用来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作物产量。调查中了解到：以前毕业的初中生，不知道化肥、农药的性能、保管和使用方法，看不明白市售农药、化肥的配制浓度和配制方法。不认识化学肥料的分子式，不会计算常用氮、磷、钾化肥的有效成分百分含量。调查结果，给我们很大震动，坚定了实验信心，增强了化学学科教学改革的紧迫感。明确了学科教学必须适应当地农村发展的需要，面向实际教学，传授生产急需的化学知识，为农村建设培养实用人才。
2.实验目的和措施。要振兴农村，在校的初中生，就是明天、后天的生产者和技术人才，因此，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劳动素质，依靠学校教育，依靠学科教学。“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材”。在实施过程中，结合化学科的教学内容特点，在适当的章节中，强化、渗透土壤、农药化肥等农村应急的化学知识。编写具有本乡特点的乡土教材，同时要解决好实验基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措施是学校实验田与学生家庭的园田地相结合的办法。
二、实验改革的内容与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农村初中化学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经济的需要，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我们认真执行并完成全日制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中的具体内容，注重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为打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进一步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同时，结合我乡生产实际强化、渗透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应急适用化学知识。
针对乡情，编写具有本乡特色的乡土教材，使基础教学与生产实践紧密配合，相互渗透。
三、实验效果和我们的体会
1.实验促进了常规教学，使化学基础知识稳步提高。
几年来，学生通过田间实践劳动，看到辛勤劳动后的丰收景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明确了学习目的，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拓宽了视野，促进了常规教学，使基础学习成绩稳步提高。
2.实验培养了新型农民，学校教学真正服务于社会。
3.实验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