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弗洛伊德；文学创作；无意识
19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以及细胞学说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人文科学也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了阶段性的飞跃，尤其是哲学领域中德国古典哲学的飞速发展。19世纪是理性主义思想占据了整个哲学领域，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科学与哲学在这个阶段相互碰撞，形成了无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逐渐的被人们所接受，并运用到了文学、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
实际上，早在1700年就已经出现了无意识理论这一说法，只是在那个时期人们并没有将无意识这个思想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理论的研究，将其更加系统形象的进行了描述，并对无意识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他认为，无意识理论的主要支持点就是心理学。通过其对精神病人的观察，他发现无意识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创伤理论”以及“防御理论”来理解。精神病人之所以患病，受到病痛的折磨就是因为他们极力的限制了自身无意识活动的出现。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成分主要有三个，意识、前意识、无意识，同时他还更为形象的描述了这三种心理成分的关系。人的心理成分好比大海上的冰山，意识就是露出海平面的那部分，冰山与海平面相接触的就是前意识，在海平面下面更为巨大的冰山就是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意识在人的心理成分中实际上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它是人此时心理活动的主体。前意识是形成意识的前提，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促使并把握意识的形成。而无意识部分才是人心理的主体，它潜移默化的控制着人所有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无意识又不受人本身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意识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能和欲望，二者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掌控着人所有了活动，与其说欲望倒不如说是本能的驱使。这样看来，本能才是人类思想活动的主体，而欲望知识人类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系统的研究，给出了有关无意识的概念、出现原因等等，为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文学创作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参考理论。
文学创作过程是作者意识与无意识相互碰撞的结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既有主观意识的成果，也有无意识的作用结果。
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通过自身的理性思考，按照所设定的路线，有意识的进行分析与思考，组织创作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观意识对于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无意识出现有着一定的限制。意识构成了文学创作过程的主线，任何形式的无意识过程应该在这个主线的附近进行。有些人就会提出相反意见，因为很多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会提出该作品是在自己毫无转杯的前提下直接完成的。实质上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学创作的过程即使再怎么随意，也是有感而发，这里的“感”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意识。作品中不论是任务形象，还是各种场景的设置，不可能是随意凭空创作出来，一定是在某种思考或者某种外在物质的刺激下形成的。这里不否认无意识对于作者组织材料的影响，很多无意识形成的作品材料只是要在意识的引导下迸发在作品中。无意识是人类思考的本能，作者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会影响其无意识组织材料的方式。有很多作者一味的认为自己在创作作品时，很多想法都是临时加入的，很多人物或者场景的出现，都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才想到才思考出来的，与之前所设定的人物或者场景有着很大的区别，片面的认为无意识才是自身创作作品的主要思维方式。但是应该注意的一点，任何作品的创作欲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这之前一定会受到自身知识储备水平以及对某些现象自我理解的影响，形成了主观意识，通过组织各种材料，了解各种情况，然后才会进行文学创作。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无意识行为。但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无意识力量也不容小视。马克思曾经提出，理性思维是人类所固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是说在人类的思考过程中，理性思维不可能也不会长时间的发生作用。文学创作中的灵感实质上就是长时间文学积累，在创作过程中的突然迸发。无意识是一种潜在的思考动力，它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备用能力，备用思维源泉。意识和无意识二者有机的结合，才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的主体。我们没有必要去明确的指出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识与无意识哪个是主体，哪个对于文学创作更为重要，二者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意识是文学创作的主线，给创作过程确定了主要方向；无意识是创作过程的动力源泉，给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晶，必定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Lancelot Law Whyte.弗洛伊德以前的无意识思想[M].纽约：Doubleday&Company，1962.
[2]韦勒克·沃伦.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哲学阐释[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顾闻.弗洛伊德文学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观点[A].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王林.论弗洛伊德的文学观点及其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A]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关键词：巴金 文学 创作 传记 个人叙事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2-0290-01
一、前言
巴金先生在小说和散文方面有着巨大的文学成就，对此，很多人仅仅是将目光投向巴金小说和散文这一部分，但是对于巴金先生的文学翻译、诗歌以及童话等等方面的作品却关注的很少，并且其传记文学的创作和翻译也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但是事实上，在巴金先生步入文坛的几十年当中，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其主要工作就是传记写作与翻译。对此，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大家，其写作的传记文学有什么价值，对于我国当代传记文学发展又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二、巴金文学传记的概述
巴金先生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典型封建家庭，在期间，巴金先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对于欧美一些国家的革命家的思想历程以及英雄行为尤为感兴趣。在1923年巴金先生从成都来到上海，开始了人生的探索之路，同时也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大门，在到了上海的两三年里，巴金先生已经先后发表了《怎样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梦》、《寂寞》等等一些文学作用，当时这对于当时的巴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巴金先生的思想腾飞还是基于实际的社会运动，在1927年初，巴金先生开始了他的法国之行，在法国的这两年时间当中，巴金专心的研究了欧美革命运动史，并且对其进行了撰写、翻译，在这期间创造出了其成名作《灭亡》，在第二年底，巴金重新回到上海，在1929年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小说月刊》发表了巴金先生的成名作《灭亡》，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1.巴金文学传记创造初期
巴金先生在法国的时候，巴金先生翻译了《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我的自传》以及《狱中记.》等等一些列作品，并且他的传记也同时在这期间开始创作。后面由于巴金受到新女性时代的一些思想影响，花了大约两月的时间的创作了一本传记合集《俄罗斯十女杰》。
从巴金先生的文学创作之路看来，无论是巴金的小说、散文、人格思想还是文学传记，都多少会受到革命家传记的影响，并且巴金也谈到过自己的文学传记创作“克鲁保特金的《我的自传》是我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并且对于我知识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在1947年给明兴礼的信中也明确的说道：“出了这些文学作品外，我还读了革命家传记，我有着很深的印象。”年近九十的巴金在致信王仰晨的时候信中也提到过：“克鲁保特金的《我的自传.》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对我知识的影响也最为深刻”。
2.革命家传记的巴金文学传记的重要影响
巴金对于革命家传记的研究的是多方面，并且革命家传记也对巴金的知识构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2.1克鲁保特金、范宰特以及白克曼等欧美革命家对巴金人格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通过文学传记，巴金对于欧洲一些革命家理想抱负以及崇高人格了清晰的认知，也在这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精神导师。范宰特的《一个无产阶级生涯故事》这篇传记，巴金先生也先后对其进行了数次翻译，并且也几番提起。曾经引用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宅，并且每个人都面包，能够接受到教育，感受到知识的光明。”
2.2革命家传记曾经在当年激励巴金投入社会运动，在从法国巴黎回到上海的那几年中，巴金先生已经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迎来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但是他仍然牢记实际社会运动。曾经主编《时代前》，并且投身到世界语杂志《绿光》中工作。并且自1930年起，巴金几次南下，到新会、泉州以及厦门等地区探望献身民众教育的“安那其”朋友。
2.3革命家传记给予了巴金文学创作的启迪
《俄罗斯十女杰》、《断头台》以及克鲁保特金的《我的自传》，都属于欧洲革命家传记，巴金不仅仅成名作《灭亡》受到了革命家传记的影响，并且其创造黄金时期的《海的梦》、《新生》以及经典作品《家》中，我国通过一些细节、章节、目录、叙事手法以及结构，也不难看出这些作品里面有革命家传记的影子。
三、巴金文学传记——《巴金传—忆》
在巴金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注重人格的构成，并且写作视角也有所不同。巴金和克鲁保特金想法一样，都格外注重人格力量。因此巴金的文学传记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人格形成创造的。
在对《巴金传》进行探讨的时候，更多的人将其称之为《忆》，这可能是学者对于巴金的尊重，但是也与《忆.》后来发行量少有关，但是关于《忆》作者从而没有明确提出这是自己的回忆录，并且故事的叙事手法以及情景也和自传有所差异。自传当中包含有很多的论述，并且这些论述都是围绕叙事服务的，在《巴金传》只有“小小的经验”这一段带有一定的回顾性，在《门槛上》、《离开北平》以及《断片回忆》等主体上不是采用的叙事结构而是逻辑抒情的结构。在《忆》开头《回忆》与《家庭》这两篇主要是阐述的自己出生到来到上海，《信仰和活动》这是其“”时期的觉醒历程。在进行《当大哥的人》叙述的时候，就和自传写作手法稍有偏差，主要是在离开成都之后和大哥的生活上的补叙。《忆》的最终章《写作生活》主要就是写的巴金先生从巴黎开始的写作生涯。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巴金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作家，并且其经历了接受、翻译以及写作等过程，同时也是一位传记文学大家，虽然其传记生成是来源于自然，而并非自觉，但是其对于现代文学传记的贡献却是全方面的，在我国现代文学传记中痕迹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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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创作者对文词的选择、排列和组合要从中心含义与主题思想出发。瑞恰兹对语境概念的理解十分开阔,“语词作为思想的表现,其转化的语境是上下文,或者说就是句子;与此同时,瑞恰兹认为句子也是更大语境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词、句和段都是语境的一部分,因此,创作者对词、句和段的选择、排列与组合更要小心谨慎、精益求精,创造出一个言简义丰、含义准确的语境,从而让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该特定语境之中特定词、句或段的确切含义。
瑞恰兹对语境概念的提出,使文学回归到文学文本本身,更加注重了主题思想与具体语言之间的关系,为当下的文学创作也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具体原则。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语言建构,并且这种语言建构需要昭示和蕴含一定的内涵。内涵的表达必须落实到具体语言上。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应当随着阅读过程的推进而不断加深
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形式,词、句、段所承担的意义,是“它的语境中缺失的部分”,这是指就语词本身来说,它具有多重不确定的含义。而就读者来说,由于文学作品是“一个为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这种符号体系或结构承担的审美目的,造成了语言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读者误读。
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学界对它的诠释,大多是放在创作者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回归时代,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其真正的含义,而不能根据某一学者自身的想象、对只字片语的理解、对文本的臆断出发。
因此,把握具体语境当中某个词、句、段的含义,就要从语境出发,根据阅读过程的推进来更新、了解其具体的意义,排除复义所带来的矛盾、错误和偏颇,并且要将含义还原至语境之中,在语境中得到检验,从而更加准确深入地改善对文学作品的情节、思想、主题、价值等的认识,明晰创作者的真正意图,还原作品的本来意义。
语义学理论
(一)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来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
瑞恰兹认为,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是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关键问题,只有当语言和思想发生必要并且十分相关的联系时,语言才具有其特定的意义。
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语言和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关系,另一方面是语言和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关系,如态度、看法、做事情的意图等等。语言与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或特定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心理之间的关联,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相关是必然的。单纯就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文学作品是它的文学特性、想象和语言三者的结合,不仅涉及到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而且也涉及到对它的联想”。正是由于联想的存在,使得相同的语法规则和逻辑序列的作品在不同的阅读主体阅读过程中,唤起不同的意义。由于不同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处的时代背景、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从而使得文学作品的意义不稳定。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甚至避免这种意义不稳定。
如林徽因的诗歌《那一晚》:“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到如今还怀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诗歌随着意象的增多而不断推进,诗歌的思想也不断深入,将阅读者领入一个别样的场景之中,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联想,却不会误解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作家真正体验过的情感,才是文学作品的真实意义。这种意义,渗透在文学的字里行间之中,被阅读者接受,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感受,可以认同亦可以反对,却昭示着文学作品的本真,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
(二)语言的“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
瑞恰兹将语言的用法归为两类:语言的科学用法和语言的情感用法。据他所说,语言的科学用法是指,“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标而运用表述”。而语言的感情用法是指,“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标所产生的感情和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从这个定义上来讲,科学用法和情感用法的区别在于,运用表述的目的在于要引起真或假的指标还是在于要产生感情和态度方面的影响。这也就赋予了语言所谓的两种功能,即“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
符号功能是相对于科学语言而讲的,而情感功能是相对于诗歌等的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说的。在这里,笔者重点讨论和情感用法所赋予语言的情感功能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如屠格涅夫这样诉说自己的创作过程:“譬如说,我在生活中遇到了某一位费克拉?安德烈耶夫娜,某一位彼得,某一位伊凡,你瞧,这个克拉?安德烈耶夫娜,这个彼得,这个伊凡的身上忽然有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在别人身上没有看见过和听见过的东西震撼了我。我仔细观察他,他使我产生了特殊的印象。”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本身的情感体验也十分重要,正是由于作家在生活中看见和感受到了那些“与众不同的东西”,震撼了他,他将这种震撼付诸笔端,通过文本传达给了读者,让读者感受到他的震撼,并对读者产生感情和态度方面的影响,从而实现了语言“情感功能”。
诗歌理论
(一)中和诗论
诗歌是一种审美艺术创造,它通过为读者带来美的体验而使读者产生审美经验,让人在阅读诗歌的时候让那些混乱的、冲突的精神状态得到调和,从而产生一种身与心的稳定的平衡。“我们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有身体,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神经系统;更为特别的,是它的比较高级的或比较核心的相互协调的部分,精神乃是一个冲动系统”。在这里,瑞恰兹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归结于精神系统,人们能不能在阅读中得到感知,得到审美的愉悦的精神体验,就在于能不能在阅读中得到平衡。人在写诗的时候,应该对所要表达的情景或事物产生高度的敏感或惊觉,并在这种敏感、惊觉的冲动之中,运用语言,将情感组织成为和谐、协调的整体,从而在自身建立一种平衡的心理状态。
瑞恰兹重视诗歌的中和之美,认为诗歌的语言是纯感情的,诗歌是中庸的,是将对立面调合起来,将各方面平衡起来,从而组成了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瑞恰兹更加重视诗歌对读者产生的心理效果,而不是分析和解释诗歌在遣词造句上的排列手法。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在于他们能将互相冲突、混乱的、束缚的情感和冲动,拼合成一个完美而稳定的状态,这个状态最终趋向身与心的平衡。如诗人王锋这样诉说他写诗的初衷:“众多的诗文,使我的热血沸腾,使我的激情澎湃,使我的诗思奔流。我完成了自己灵魂的永生。”正是由于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诗思奔流这种情感上的冲动在诗人的身心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诗人才能将毫无关联或者矛盾冲突的词、句、段连在一起,从而产生具有审美情趣的、蕴含哲理感悟的诗歌,才能引起读者和诗人一起驰骋在所营造出的虚拟的审美世界之中。
因此,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要想在读者那里引起纯感情的共鸣效果,就需要结合自身的情感态度,使得诗歌的陈述符合情感意义上的真实,让读者能获得情感上的相信,并将各种复杂的、矛盾的、对立的、难以调和的事件、冲动、刺激,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
(二)诗语研究
“一首诗,它在适当的读者的心灵中所构成的真实的经验,约束着他对于世界的反应,并且整理他的冲动,乃是我们研究他人对于事物如何感觉的最好的证据”。瑞恰兹关心的不是诗歌的内容,他更关心读者阅读诗歌这一过程和阅读过程所产生的经验。也就是说,诗歌本身是虚假的,因此阅读诗歌的过程中,读者不应该拘泥于诗歌上下行之中的词和事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更加关注诗歌所具有的感情功能。如果读者运用了正确的方法阅读诗歌,那么“理智上说,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从来不会产生……”。
篇章才是读者与作者的媒介,将创作者的感受最清晰地表达给读者,只要文学接受的主体———读者方法适当,理解便不会出现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想象力地接受,而是在接受者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之下,跟随诗人的意图来领悟诗歌。
如但丁的《神曲》,描写了种种惊心动魄而又神奇的景象,如吞噬幽灵的三个头的恶犬猞拜罗、长着三幅不同颜色的面孔、三对庞大无比的翅膀的地狱王等等。这些形象本身是虚假的,但却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表达了诗人精辟的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观点。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便能通过这些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的场景,领悟到诗人的真正意图。当然,重视诗歌本身,并不是倡导一板一眼程式化地叙述,而是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的力量,壮大诗歌的蕴意,使得文本更加鲜活可感,具有生命的活力,从而营造出更丰厚广阔的艺术世界。
结语
论文关键词：人民性；社会转型期；何建明
一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普希金于19世纪初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首先提出文学人民性的概念。别林斯基则对文学人民性概念进行过清晰的阐释，他认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民族’意味着全体人民，从最低直到最高，构成这个国家总体的一切阶层。而且别林斯基的人民性概念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我们所以离题说了以上一段话，就为驳斥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见解，仿佛在文学方面，纯粹的俄国人民性只能从以粗糙的下层社会生活为其内容的作品中找到似的……错了，一千个错了!……诗人在描写下等、中等和上等社会时必须同样地忠于生活。”到1840年，他开始注意文学所表现的人民的意识，他提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每个人民的世界观都是它的精神的种子和要素(本质)，亦即它对世界所抱的本能的、内在的看法，有如真理的直觉，生而即有，这种看法构成了人民的力量、生命和意义，——它是那含有一种或数种基本色的三棱镜，人民通过它而认出一切事物之存在的秘密。”就是说，人民性的关键是表达出人民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民生疾苦，要书写人民的悲哀与苦难，要从人民中汲取精神营养，表现人民的斗争与追求。只有这样才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
文学人民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它的表现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同时代文学的人民性有不同的表现和要求。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涌起，在新时期文学出现繁荣局面后，文学人民性受到新的挑战。
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新的富裕阶层大量出现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许多贫困、弱势群体。在精神文化层面，人文精神普遍失落，个体关怀前置于社会关怀，物质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一些知识分子在金钱的诱惑下丧失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文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没有对“人民”内部的巨大波动做出及时贴近的书写。主流作家群中只有少数作家仍在坚持人民性的创作原则，深入生活，为人民进行写作。文学创作远离农民、工人和广大的基层民众，逐渐走向商品化、世俗化。面对转型期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一些作家迷失了自己的精神方向和写作方向，文学的人民性应如何发展，如何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并体现出自身的时代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
二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继承了前人文学作品人民性的优．良传统，在其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并对转型期文学的人民性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劳模作家”的桂冠就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对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人民性的一个很好的认同。他的报告文学创作能够全面的反映中国社会，一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主要在于何建明能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各个阶层情感和利益的连接点，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趋向和规律。正体现了别林斯基上述对人民性概念的解释，并不排斥上等、中等阶层，而是以能否忠于现实生活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准则。
何建明一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如“中国教育三部曲”(包括《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永远的红树林》、《京保卫战》等等都是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百姓所关注的事情以及时代精神的反映。与人民性在当前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缺失的情况及新时期前当代文学中狭隘的人民范畴相比较，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对新的转型期社会广义的人民的报道和书写，是体现当前文学人民性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何建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站在比一般人更高的层面上去审视社会，认识社会。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现象，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具备全面的素质。当前社会有三种状态，即一是主流状态，是关系国家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大的走向的问题。二是多样化状态，三是边缘化状态，即农民，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乞丐等的生活状态，如果这些人的问题处理不好也会成为影响主流生活的重要因素。作家的目光应重点关注主流社会的主流生活，并要注意这三方面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转化，对整个社会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因此，何建明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各个阶层不同人民的形象进行了关注，如贫困大学生、罪犯子女、孤儿等弱势群体，党的执政者，先进英雄人物，知识分子等等，突破了新时期前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工农兵”的人民形象及“高大全”的先进英雄人物形象。而且，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贴近现实、深入基层、关注社会和时展的重大问题并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消解、亵渎崇高，远离人民性的道德理想，以至文学人民性精神丧失的个人化、私人化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忘却了广大人民群众，沉湎于个人情感中，习惯描写变形扭曲的东西，忽视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创作是很难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之外获得永恒的。
在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为典型代表的文学人民性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转型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以来的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又盘根错节地重新纠结在一起，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写作素材，也赋予了文学的人民性以新的时代特征。人民的含义及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始终是一个历史的，有阶级性内涵的概念。《辞海》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人民“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的主体及文学的人民性表现的内容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时至今日，文学的人民性就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后，人民的外延不断扩大，除了广大的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部分外，人民应该还包括其他有利于时展，推动时代前进的个体和阶层，这就包括各条战线上的推动时代和历史前进的人物如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外企中的自领等等。正如别林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文学人民性不是仅仅写底层，那恰好写不出人民性，而是要有民族历史的、社会各阶层的、扎根于大地的社会历史的广阔度，不是为某一个阶层代言，而是从整个民族、站在大多数人民利益之上，书写人民的悲哀、痛苦与欢悦。因此，当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就应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性的书写。人民性，应该是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感和对人民苦难所持的人道情怀，并对人民的力量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人民文学是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人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行为或心理状况，代表主流时代的主流文化，代表时代先进的文化方向。只有书写当下存在的与民族历史血肉相连的，表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文学，才能体现出具有社会转型期特点的人民性。
论文关键词：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经验
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先进性的基本表现。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创作是我国主旋律文学作品的优秀代表。其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湘西探险记》到90年代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的《部长与国家》、《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我的天堂》等，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三次获“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取得了很高的社会效益，是新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何建明30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实绩．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主旋律作品创作的经验，对此．从理论上予以总结和概括，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主旋律文学创作．把握其规律性，增强其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地处理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
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同志提出过一个重要论断．即艺术作品“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这一论断不仅强调了艺术要表现人民．而且也阐明了艺术应该如何表现人民；既表明了人民对于艺术的意义，也表明了艺术对于人民的意义。在这对关系中，艺术是否伟大，取决于艺术对于人民的意义的大小：而艺术对于人民的意义的大小．又取决于人民对于艺术的意义在艺术中的实现程度。这是每一个响应时代召唤、立志“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和规律。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优秀。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产生广泛、深刻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就在于其作品对于人民的意义和人民对于文学的意义在其作品中的较高实现程度。在何建明30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民生题材和公仆题材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份量。而这两类题材正体现了作家以人为本的创作诉求。民生题材的作品中，高校校园里的贫困生、利益和尊严受损的农民、贫困无助的矿工——关怀人民成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公仆题材的作品中，为民纾难的纪检书记、带领村民奔“大康”的村委书记、心系国业的石油部长——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形象形成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着力点。从这些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志，那些公仆们也是人民意志的代表，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人民性存在。由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概括出民生文学、公仆文学的范畴，这两类文学作品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在何建明的创作中获得了其较为成熟的发展。在这两类作品中，人民是作为文学的价值主体而存在的，由此作品也于其中获得了人民性的较高实现程度。
其实，处理好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并不容易，它需要投入的情感、自觉的意识和深入的思考。因此，把人民写关怀的对象，或者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去塑造和表现。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何建明的眼界显然更为宽广。在其作品中，人民群众不是只需要被拯救、被启蒙、被满足、被关怀的被动而消极的对象群体，他们更是历史和时代进步的主人．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实践力量。在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中，在“独臂将军”石油部长的背后是那群有着钢铁意志和豪迈情怀的石油工人的群像；《台州农民革命风暴》揭示了农村改革大潮涌起的倔强的内在推力。这时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是人民的更为本质的表现。同志所要求的“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正体现在这里。只有对人民群众怀有深挚之情、对社会发展怀有深邃之思、对文学创作怀有深重之责的作家。才会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人民性艺术体验，创作出真正的人民文学来。
二、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唯物史观不直接是创作方法．但却是作家、艺术家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真实性，而要写出真实，就不仅要写出作为事件和人物的现象的真，还要求表现出寓于现象之中或隐于现象之后的本质的真。对于同一个现象。不同的观察立场和认识方法，可能会得出迥异甚至相反的理解和解释。所以要写出现实的真实性，就一定离不开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应当是每一个当代优秀作家的创作基础。正如何建明所说：“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感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是何建明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秀出班行的根本原因。
文学表现离不开对作为个体的人物的塑造。成功的人物塑造的前提是要懂得如何去塑造，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如何塑造的关键在于怎样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成功的人物塑造在于正确地把握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个体性。使人的个体性有着深厚的社会生活的依托。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纪实来塑造人物，《部长与国家》中的余秋里、《破天荒》中的秦文彩、《根本利益》中的梁雨润、《精彩吴仁宝》中的吴仁宝，还有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王淦昌、为共和国诞生而背了30余年黑锅的老地主陈月盘……透过这些人物个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而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也为这些人物个体铺陈了历史性出场的背景。在余秋里、秦文彩、梁雨润、吴仁宝身上．个体性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性，他们的社会性也在其个体性的表现中得以活化。这样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形成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的一个鲜明特性。
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个体与国家一致性的强调。何建明的作品中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关注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部长与国家》、《一个人的国家记忆》(收入九篇报告文学)，还是《国家行动》、《国家日记》、《共和国告急》、《中国高考报告》等国字头作品，都显示或揭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个体与国家之间损益与共的一致性。
这种个体与国家共同体和一致性足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个重要体现。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这种共同体和一致性才具有了现实性。何建明以其报告文学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与此相关联的是何建明的自觉的政治审美追求。无论是表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利益》，表现追求共同富裕的《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还是表现科学发展观的《永远的红树林》，政治审美始终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追求，也是其作品表现的特点和优势。正确的政治观点是人的灵魂，人的审美离不开政治观点，所以，何建明的政治审美也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所进行的审美，体现了个体本质与社会本质之间的一种同构关系。
三、坚持核心价值体系。艺术地处理了反映与引领的关系
“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艺术地处理了反映与引领的关系．既做到了报告文学纪实性所要求的严格的真实性，又实现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作品，并以之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自觉追求．这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的当下发挥文学作品的引领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记录。它以其文体特质而在反映时代方面具有独特、便捷的优势。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记录了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中的许多重要事件：石油工业的发展、农村改革的先声、三峡移民工程、北京抗击非典、汶川抗震救灾，记录了矿难、反腐、民生、高考……可以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就是一个时代缩影．反映了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壮阔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到时代进步中的伟大实践带给作家的激情和灵感。
“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正是在反映现实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所以才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才征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一直认为．生活比文艺本身要精彩，如果是满怀感情非常认真地去采访，作品就会有很强的艺术性。只是现在一些艺术家、作家没有在生活当中挖掘、采撷鲜活的素材，才导致作品没有感召力。生活本身比艺术作品要精彩得多，有了精彩的生活素材，剩下的就看作家和艺术家的功力了，功夫用到了，反映的生活就是精彩的．艺术作品也是精彩的。”由此足见作家对反映的重视和尊重，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对报告文学而言，尤其如此。
报告文学又是时代的号角。“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大凡优秀作家总是力图形象地表达对那些体现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的肯定与赞扬，从而引导和鼓舞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著文章、写文章，要传道义、担道义，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何建明显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通过余秋里、康世恩、秦文彩、梁雨润、吴仁宝、王淦昌，以及通过对在抗击“非典”、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等人物形象的塑造，给读者展现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这与那些拒绝崇高的低俗写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张扬了浩然正气．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表现和张扬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建明的创作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收获。
在写作《根本利益》和其他一些作品时，何建明触及社会上许多负面的东西．但他不是为写负面而写负面，不是要一味展览丑陋和阴暗，而是为了以之强化正面的力量，增强读者朝向核心价值的信心。“梁雨润碰到那么难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别的地方、别的人碰到的事情同样也能处理好。”同时，作家也注意到，“梁雨润之所以能有那么感人的作为．也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他是一个长期受党的教育的人，他所处的大环境，给他制造一个可以把事情做好的基础”。网这样，作家写的就是好的大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并且是可以消除或化解的负面因素。既做到了真实反映。又做到了积极引领。较好地把握了二者各自尺度和相互关系。
四、坚持推陈出新。成熟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既渗透着历史内涵、又蕴含着时代精神．既延续着优秀文学传统、又推动着文学形态创新。何建明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艺术上坚持推陈出新．呈现出富有深厚底蕴的时代新貌。
何建明在谈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必须具备政治家素质，对社会、对时代有高起点。二是有社会学家素质。有很多知识的积累。三是必须有思想家的素质，善于思考．有对社会独立的认识．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提炼能力。四是要做好一个普通人，因为做人特别重要，作家不首先做好人，没有普通人的情怀．就不会为身边的人民群众着想。最后他才应该是一名作家，有文学修养、不断进取，善于研究文体，这样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政治家素质使作品具有高度，社会学家素质使作品具有广度．思想家素质使作品具有深度，普通人情怀使作品具有圆度。这四个向度的诉求就使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格外具有一种综合性或丰富性．这既是报告文学在新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学欣赏水平的需要，也是报告文学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这些方面形成了作家全部作品的一个底蕴．是底蕴的累积．而这种超越性的丰厚累积是艺术创新的一个基本层面。
【关键词】互文性;创作;阅读;再度阐释
自克里斯蒂娃确立了“互文性”的概念之后,诸如巴特、福柯等西方著名理论家都对此进行了独家阐述。那么,“互文性”这一概念的产生对文学创作与阐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一、文本踪迹背后的对话
1.明确的借用
帕特里克・奥唐奈在《互文性与当代美国小说》中指出,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1这就是说互文性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作者服务。譬如中国诗文讲究用典,往往把前人好的辞句或是丰富的文意嵌进自己的作品里,使之化为新作的一部分,形成新的意义。江西诗派黄庭坚就曾提出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文学主张。麦克尤恩的小说《只爱陌生人》蕴含着无数隐喻,与众多经典文本高度互文,充满了对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E.M.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意味深长的正引或戏仿。尽管罗兰・巴特宣扬作者已死,强调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作者赋予的意义仍然是文本价值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2.无处不在的渗透
中国文人讲究知人论世,也就是说读者了解了作者的生活背景就有利于解析作品的构成要素。提起笔的那一刻,神话传说、方言杂曲纷至沓来,此时无数前人说过的话、写过的文本分裂成千千万万个符号在作者的脑海中盘旋,等待他的择选。尽管他本人尚未意识到,种种文化和社会的符号、概念和规则以及那些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早已潜伏在他的脑海,而不仅仅是借用某一具体文本的。 “胡适在正式归宗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之前,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这些观点和倾向大体上来自王充《论衡》的批评态度,张载、朱熹注重“学而用疑”的精神,特别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证据观念。胡适最早的思想来自他父亲的《日记》。但是这些观念都是零碎的,直到他细读杜威的著作之后才构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2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写作时会显露出神学背景,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得存在着一种犹太情感,是因为他们中大多出身于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
3、读者的接受
在互文状态下,无论是作者有意地借用他人的语句、思想,还是间接受到所处社会的文学传统、历史缘由的影响,作品一旦生成,它的原始意义就被定格,作者要表现的思想等待读者的领会,在对话的那一刻文本实现其价值。文本中标志性的场景或是经典人物的身影带给读者莫名的熟悉感,于是读者追根溯源,找到词源,观察文本中语句迷宫般的语意分歧和置换,探寻作者赋予文本的原始寓意。读者理解作者意图所能达到的深度在于其独有的知识体系和情感认知与文本符号共鸣的过程。决定读者与作者对话的深度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读者的文学素养。“一个作品的构成势必需要一些选择,而确定乃至提出这些选择都是不容易的……如果说人们如此乐于谈论作者的“作品”而不更多地深究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它已经被某种表达功能所确定。”3也就是说人们找到了文本的集中意义,大多数人能够认同某一文本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
二、读者再度阐释的无限空间
1.阐释阅读
巴特曾经写道,“读者是无历史、无生平、无心理的一个人;他仅仅是同一范围之内把构成作品的所有痕迹汇聚在一起的某个人。”4读者参与阅读作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分释放出语言本身的内在解构能量。假使读者能够借他人之言,悟自身之道,理解自然达到了新的高度。巴赫金认为,读者不但要理解作者创作作品的原始意图,更应该在此基础上达到更深更广的理解。钱定平写的《破围――钱钟书小说中的古今中外》,一方面解释了钱钟书的《围城》中万象纷呈的来源,另外一方面他通过解析《围城》这一经典文本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变读者为作者。福柯在《词与物》中说,语言本身的颠覆力量只有在“文字游戏”中才能充分地释放出来。作者表达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地被读者重新阐释,产生不同的意义,阐释无尽,意义的变化也无终结。在互文性的状态下,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并未独立出来,作者、读者以及文本都在永不停歇地延伸。也只有这样,文本的阐释空间能够无限扩张,意义才会不断增值。
2.整体阅读
此类阅读的方式是读者将文本放置在整个文化场考虑,不单单依靠截取文本的一个词语或是一个人物形象与其他文本产生关联,更多是涉入一个多元的世界。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言,“在书的题目, 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 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 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他书籍、其他本文和其他句子的系统中, 成为网络中的结。”5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广阔的世界去孤立看待文本是无法理解文学的。只有当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找到它们之间交融的相关节点,把握各种文化领域的潜在力量对文学的影响,才能领悟文本的真实意义。另外,民间文化潮流要揭示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民间文化潮流对时代真正宏伟文学的影响,深入揭示伟大作品的底蕴。
当然 ,这种文本踪迹的追寻似乎又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即互文性批评如果不停地在文本的世界中寻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 ,那么是否会在文本的海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 ? 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 ,互文性理论是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网络中 ,它必须由文本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
参考文献
[1]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M].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3]罗兰・巴特.《语言的环佩之声》[M].Seuil出版社,1973年
[4] 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窗体底端 》[M].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2年
[5]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M].中心编译出版社,1996年
注释
1帕特里克・奥唐奈等编:《互文性与当代美国小说》(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第260页。
2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三联书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158页
3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版,第48页
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不乏自然主义的生命观照，但总是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识流露则如实地显示了在“少数民族与自然真实交往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信的自然”，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将其区分为“自然教化思想”与“自然母亲的隐喻”两类本质差异，即中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归属于大众文化的自然主义崇拜，人们渴望从自然生态中去寻找认同，其自然抒写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失意人的安慰，“通过唤醒人们对自然亲和印象的感知，达到社会教化功能”，汇入了“生态批评”、“生态责任”的现代概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生态自然内涵却截然相反。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古至今都蕴含着自然主义的神秘特质，并通过歌颂自然传递非同一般的隐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题材文学常常将未开垦的草地比喻为“处女”，隐喻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蕴藏着珍贵矿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哺育生命的母亲象征出现，认为它们“集温柔与坚定、激情与秩序、幼稚与成熟为一身”，神秘莫测、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护。此类身体化的体认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学《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写以母亲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续物种的母体责任，描写了回民黄土地膨胀、受孕、分娩、隐退、死亡的全过程，表达自然支配人类的“第二性征”，歌颂自然被动的、服从的、被使用的天赋道德，成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文学的代表，其母喻范式的益处在于通过自然的无私服务，化解男权社会的极端控制，号召人类承担起对母性自然的责任义务。古语有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类比来完成人类自身行为的抑制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惯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对生态自然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态度与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审美风格”。
我国现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将自然生态内涵视为反对工业主义的存在，当自然成为现代人心灵的庇所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天然具备自然主义的启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看不到丝毫对自然主义的消费，而是作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学讲究返璞归真的情性自然，视“无执着”为自然的本质状态，代表名著《梯玛神歌》展现了土家族人面对死亡的豁达；纳西族民间歌谣的审美对象覆盖了宇宙星空与山川风物，专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现人与物的自然性灵，传递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满了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将真实之美视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枫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实；中期的《铸日造月》、《栽枫香树》是自然境遇的真实；后期的《迁徙歌》、《神子神孙》则是自然情感的真实。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尽意。正如荣格所说，自然不能成为人们面对世界工业化的安慰剂，更不能化身文学炫耀的产物，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精神，即“它是一种不以自然为自然的创作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并没有将自然创作对象与其自身鲜明区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自然主义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虚拟想象与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对生命自然的确证。
二、诗意言说方式：作家最高体的性灵之光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擅长的是对自然的诗意言说，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劳作中，还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命运之中，是民族命运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殊驱动，使之相较大众文学的自然言说多了一分犹如小儿蒙昧未开又天真无邪的诗意。首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天然具备自由野性的特质，云南佤族的《西岗里》意为从山洞走出来的人，描写了“猎头祭谷”、“生食动物”的部落生活，但对自然的倾心塑形却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极致，佤族的河流、山岗、阳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头祭祀”也因为“山神的节日”隐去了血腥与荒诞，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峡谷的惊天涛声，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转弯处看见的一座座哀伤的石头。汉族作家迟子建形容他为“最生动的身姿、最沉着的气度、最辽远的包容”。此类自然的抒写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厉害关系的表达，又是对人类自然存在的诉说与感情依附”，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源自作家的原始冲动，他们没有对自然强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与自然命运的深刻联系来反映人与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思绪是无目的性的自发抒情，倾向于表达人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对土地、生命的真实感知。无目的性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精髓，即意识到自然外物对身体的作用都是为了让心灵获得生而为人的各种影像，布依族文学《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饿死的时候庄严地致谢天地让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维吾尔族的《中国土地上的圣战》虽然是描写伊犁少数民族反抗封建压迫的作品，但却对战争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释，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导我们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觉、快乐以及思想来活着才不会被混乱不堪的心神困扰，对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经典的诠释，丝毫看不到人处于残酷战争中的心理失衡以及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自然早已进入了创作者的意识，成为文学思维的高级形式促使作家内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心灵的造景者，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使命仿佛就是对自然无止境的观想涌现，始终保持着最适当的姿态，其恬然闲适的距离化、人文情怀以及审美空间弥漫着浪漫与古典的诗意，“那并不是对生活的短暂溢出或调味，是面对自然真正的谦卑与敬畏”。
从二十世纪开始，我国文学创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学说，体现为对哲学的二元论检阅，在主张物质与思维的同时，大量地参入了对文学功能性的贯彻，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游离于外，闪耀着最高本体的性灵之光。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当代自然主义作品都是“科学化的自然主义”，以探索自然资料与感官证据来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是体悟性的自然主义，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别》对作家童年田园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抒发“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黄金”的呐喊，表现作家经由自然净化后对生命价值的沉思，质问读者人死后会再生吗？除了穿衣吃饭你还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写游子在千里之外怀想故乡宁静古朴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谐的生存样态，是作家立足于乡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归。可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然主义情怀处处蕴含着作家主体在场的心灵表白与叩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自然诗意的表达，是诗意的自然对少数民族作家心灵塑造的结果。根据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灵魂学说对文学创作进行的补充，文学既是服从现实物质实体的形态表征，又是“对作家心身探索中无广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体与无形体的知觉影响，从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观念、思维以及欲望。
三、结束语
【关键词】文学作品 舞蹈作品 转化 先决条件 问题和环节
古往今来，常常有文学作品被搬上舞蹈表演的舞台，那些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更是舞蹈编导乐于改编的对象，因为人们对这样的文学作品十分了解和熟悉，很容易与改编后的舞蹈作品产生共鸣。如根据曹禺名著《雷雨》改编的舞蹈作品――芭蕾舞剧《雷雨》（图1）和现代舞剧《繁漪》（图2）都取得了成功。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所涉及的艺术领域非常广泛，类型与题材多种多样。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给舞蹈编导的艺术构思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创作空间。如取材于神话文学作品的舞剧《神猴调扇》《凤鸣岐山》等，取材于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舞蹈作品《鸣凤之死》《曾经有过的日子》等。很多改编自文学作品的舞蹈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保存下来并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原著的影响力是重要原因。既然众多文学作品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哪些文学作品可以改编成舞蹈作品？改编条件具备是否就能够成为好的舞蹈作品？本文就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
一、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需具备的条件
（一）文学作品的情感性
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同样具有对生活的表现，是创作者向读者传递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舞蹈作品则是以舞蹈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将编导的艺术构思传递给观众。因此，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前提，即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情感，能够让人感动，使舞蹈编导对文学作品产生共鸣，继而产生改编的意图和以舞蹈这种艺术形式表达的冲动。因为反映生活各个方面的文学作品非常多，舞蹈编导又有其情感、情趣、审美、关注领域等多方面的个性化特点，所以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会产生不同的视角。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先决条件就是其具有丰富的情感，能够深深地打动舞蹈编导。以舞蹈作品《雷雨》为例，编导的创作源泉来源于同名话剧，正是文学作品中周家的悲欢命运使编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继而产生了创作冲动。如果没有编导对《雷雨》的情感认同，就不会产生创作的欲望，也就谈不上改编为舞蹈作品了。古语云：“感物而动、物使之然也。”如果没有文学作品感动着舞蹈编导，那么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情感性是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先决条件。
（二）文学作品的情节性
许多文学作品都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如《西游记》中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巴金的《家》中觉慧与丫鬟鸣凤之间的爱情悲欢等。舞蹈是以形体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一般来说应取材于文学作品中为人熟知的情节来反映文学作品的中心思想，文学作品是否可选择引人入胜的情节，更是决定舞蹈作品能否成功的必备条件。以现代舞剧《繁漪》为例，舞蹈编导以繁漪受到周家两代人这一情节作为题材，着重表现受封建势力迫害的妇女内心的无奈与悲愤。正是这一巧妙安排的情节，给舞蹈编导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用心理展现的结构方式，使得作品发人深省，充分展开了原著的创作意图，从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因此，文学作品的情节性是改编的必备条件。
（三）文学作品的可舞性
过去舞蹈界的一些人在舞蹈表现和反映生活的内容上存在这样的认识――远离当代现实生活的神话、历史传说和花鸟鱼虫是舞蹈表现的天地，当代人复杂的情感却由于舞蹈的局限性只好让位给其他艺术形式。这种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绝对正确，舞蹈表现的范围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如过去“开会”被舞蹈界视为，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科特・尤斯创作的《绿色的桌子》问世而被打破；再如家庭伦理道德、残疾形象等过去的舞蹈都相继被打破。这样看来舞蹈作品似乎并不存在不可舞性。其实不然，当代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基本不具有可舞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代表将来也不具有可舞性。此外，改编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如果选中的题材或情节不具有较好地反映原著的结构，也是不具有可舞性的体现。
二、文学作品改编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充分尊重原著
一般情况下，舞蹈改编中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很重要，应该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的作品，这样观众在欣赏改编后的舞蹈作品时，不需要对背景、情节及舞蹈意境再投入精力去理解，很容易进入剧情。这对于观众理解与把握舞蹈编导的艺术构思有很大帮助。如取材于巴金文学作品《家》的舞剧《鸣凤之死》之所以产生很大的轰动，不仅因为舞剧编导在众多情节中将视角独特地定位在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丫鬟鸣凤身上，以其命运的变化作为主线，给观众提供了全新的艺术理解平台。同时也得益于巴金的文学作品《家》早已家喻户晓，其精彩的情节也为人们所熟知，所以观众在欣赏舞剧时很容易跟随编导的艺术构思，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果舞蹈编导在改编中擅自脱离甚至更改原著，只考虑自身的情感，那么毋庸质疑，不仅舞蹈作品谈不上改编自文学作品，而且观众在欣赏时会对舞蹈作品产生歧义，对编导的艺术构思不理解甚至产生反向欣赏趣向，这就很难产生艺术共鸣。所以说，充分尊重原著的创作思想是改编的重要原则，应该切实加以注意。否则，失去原著的文学依据，舞蹈作品很难为观众所理解并产生共鸣，也就谈不上成为好作品了。
（二）加入编导的艺术创新
充分尊重原著并不是说与原著丝毫不差，如果那样就谈不上艺术的创新了。虽然舞蹈作品来源于文学作品已经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了，但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舞蹈审美规律的创新也是编导艺术构思的重要任务。如根据曹禺名著《雷雨》改编的舞蹈作品有芭蕾舞剧《雷雨》和现代舞剧《繁漪》，前者较忠实于原著，后者则根据编导对原著的理解及审美观点，着重以繁漪的心理变化来表现原著中以繁漪为代表的受封建势力迫害的妇女内心的悲凉与愤恨，将原著的内涵情感再度升华，从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这是既充分尊重原著又加入编导艺术创新的成功典范。因此，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加入编导的艺术创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符合舞蹈创作规律的。
（三）选取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情节
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引起观众的艺术共鸣，而文学作品中不是所有的情节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选取文学作品中合适的素材作为舞蹈作品的主题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到舞蹈作品成功与否。以舞剧《鸣凤之死》为例，原著《家》中有众多情节可作为改编舞蹈的题材，编导却以丫鬟鸣凤的命运作为舞剧的主题。不仅因为鸣凤的命运变化带给观众一个审视原著内涵的全新视觉平台，更重要的是编导要通过鸣凤的命运来抨击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从而引起观众深刻地反思，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这也是原著深层次的内涵，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因此，从创作审美的角度来看，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应注意是否能够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从而达到教育人、感染人的作用，这是艺术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作品改编成舞蹈作品的关键性问题。
（四）注意采取恰当的体裁和结构方式
舞蹈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选取恰当的舞蹈体裁和结构方式也很重要。一旦从文学作品众多的素材中确定了舞蹈作品的主题，就应该考虑以什么样的体裁和结构能恰当地体现原著的内涵与编导独特的艺术创新。以舞剧《繁漪》为例，如果编导以常用的顺时空结构方式，通过发生在繁漪身上的事件来表述作者的创作意图，那么观众的欣赏思路很容易偏离舞蹈编导的创作意图，很难对繁漪的心理变化产生反思，作品容易落入平庸。正是编导采取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使观众自然地跟随繁漪的心理变化来把握其内心的呐喊，从而很顺畅地循着编导的艺术构思去理解作品，从而领悟到编导独特的艺术创新视角，以及恰当的叙述方式。因此，在进行文学作品的改编时，选择什么样的体裁和结构方式进行诠释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作品与平庸作品的分水岭。至于体裁，可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定，在此不加以论述。
结语
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是舞蹈编导常用的创作手段，因为如果文学作品广为流传，改编成舞蹈作品很容易被观众所接受，而且文学作品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发人深省的内涵是舞蹈艺术构思的重要基础，辅以恰当的体裁和结构方式很容易使舞蹈作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具体的改编过程中需要注意充分尊重原著，加入编导的艺术创新，选取具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情节和恰当的体裁与结构方式，从而改编出引发观众强烈情感共鸣的舞蹈杰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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