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师生是学校文化的主体，少数民族社区民众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既然都是文化的主体，而且都是人，人与人理应平等，两类主体理应平等对话、民主交流、互相学习和帮助、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在文化教育交流、学习过程中只是两类主体承担的角色不同而已。如有学者所说，“跨文化教育中把每个民族的每个人都作为价值的主体，不仅含有师生之间作为一般教育学所讨论的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意义。”文化主体之间需要交流和对话以达到相互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强调交往双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达成相互理解和相互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瑶山瑶族家长基本都没有到过学校同老师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瑶族家长甚至不敢接近学校、害怕遇见老师，对老师、学校是回避和消极的，瑶族普遍认为“不怕没文化，就怕手脚差”，瑶族群体中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瑶族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慢慢开始接触老师，有的家长会主动和老师交流，有的家长会到学校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多数家长愿意参加在学校举行的扫盲教育和家长会等等。瑶族村寨与当地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多种身份的人员进行沟通，在长期的接触与交流中瑶族慢慢有了对学校、老师、校长、教材、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逐渐改变了对学校教育的看法和行为选择。从瑶山及其类似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变迁历程可以看出，没有文化主体间的平等交流、沟通，就没有文化主体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文化与文化之间就相互隔离和封闭。因此，学校文化的主体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之间应该建立起真正的相互平等、互相交往、互相学习的良性沟通、交流、理解机制，才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目标上追求发展，实现共赢
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建立起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关系是双方发展的共同需要，因为文化必须通过交流和沟通才能实现发展，没有交流，文化就没有生命力，也就难以延续下去。不追求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不与其他文化合作，不吸取其他文化基因的精华，固步自封、僵化保守的文化得不到持续的发展。文化的开放性、文化的张力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校文化需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和实际，在教育教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积极吸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和提升自身的水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需要适应时展形势，在与学校文化的交流中逐步调整、充实、壮大自身的文化内涵，增强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和文化魅力。也就是在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双向适应、双向滋养中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发展目标。有专家认为，“学校在通过主流文化形成学生的共享文化的同时，应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群体文化也是整个国家文化构成的事实。”在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双向适应、双向滋养关系的过程中，需要促使学校教育、人、自然、区域和社会的和谐共生。在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但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主流是追求合和、共生、共谐、共赢过程。
三、内容上取长补短，双向滋养
一方面学校文化要切合实际，就需要积极吸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要素，使自身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富有“养分”，如地方性知识的融入、民族文化类校本课程的开发等就是学校文化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取长补短、吸收“养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趋势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需要主动面对这种文化交融的形势，适应学校文化，并积极吸收学校文化的精髓，使自身的内容更丰富，更有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例如，荔波县瑶山民族中学、瑶山民族小学都注重民族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组织编写了校本教材《瑶山竞技陀螺》、《荔波本土歌曲》、《可爱的荔波》等;因地制宜开设了陀螺训练特色课，在全校体育课中作为重要教学内容进行推广;将民族艺术文化融入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中认识和习得民族文化;在校园文化墙中设置地方文化(尤其是瑶族文化)专栏;在校园里建立瑶族民族文化陈列室;在校园建设中注意融入民族元素。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力地丰富和促进了瑶山教育的发展，另外，学校教育的持续影响也促进了瑶山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展，丰富了瑶山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总之，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在内容上取对方之长补自己之短，形成双向滋养的关系。
四、形式上交流对话，达成理解
少数民族地区在建立学校之初，普遍遇到的尴尬就是学校与当地社区基本没有往来，学校就像“孤岛”，学校不为当地民众所认识和接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发展过程中，在各种交流对话中，学校才逐步为当地民众所认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学校方面在接触和交流中逐步地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特点。这一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只有建立有效的对话交流机制，才能形成理解和共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理解。善解人意使人赏心悦目，减少不快与误解。理解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桥梁，是化解人与人之间隔阂、误解、矛盾甚至仇恨的桥梁。有了理解，人们就会生活在道德伦理、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里。没有理解，人世间将会出现许多遗憾和不和谐。因而理解教育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世界的发展潮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如何有效达成理解，怎样构建长效理解教育机制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学校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双向适应、双向滋养的形式可以丰富多样，既可以是直接对话如家长会、专题座谈会，双方友好沟通、交流以实现相互适应和滋养;也可以是潜在的相互影响，如家庭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的展示以及文化活动的开展等，可以使双方相互了解、认识，进而达到相互适应和双向滋养。
五、结语
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就是那些经典文学，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文学既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形态，也能够反映出形形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形式。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文学发展中也体现较深入和广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也是中西方文学的融合与发展。所以对于中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解析，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解析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的思想内容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双方所需要的，但是就中国文学发展来看，并非完全借鉴西方文学的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之上更突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及价值观，这也形成中国文学的特点。比如在价值观念方面，对于国家及社会的关注度是中国作家的社会担当，这也是他们必须关注和聚焦的范畴，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及价值体现与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作家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的同时，也恰当地融入了中国所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念，从而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一种中西相融的独特魅力。再比如在审美价值方面，中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精神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鸽子的审美的标准与需求，一些作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要求，对于审美价值融入更多的民族特性，这样的文学不仅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同时更与本民族的特性相贴近，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文学所展现出的独特之处。
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手法，其中寓言就是一种，通过对中西方寓言故事的分析与解析，让我们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从中找到中西文学的相似与差异所在，为二者共同发展提供依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至今，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是中国文学的最早来源。中国先奏时期的文学书籍《山海经》，汇集了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故事，其中涉及宗教、民俗的也数不胜数，对现代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比如《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故事，描述的上古时期神人夸父追赶太阳的故事，在追赶太阳的过程中，他被灼热的太阳烤死在路上。这则神话故事是通过一种拟人的描法来表达人类一种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精神，既然是神话故事，就融入了故事创作者丰富的想象，故事当然也会揭示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人们这个故事存在这样那样的认识和理解，但它所揭示的意义和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世界，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淡然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故事的创作者就是在表达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再比如《精卫填海》，炎帝最疼爱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泳时淹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化成了一只精卫鸟，离开了家人的女娃当然对大海是痛恨无比，他发誓一定要填平可恶的大海，于是，这只小鸟开始了她艰难的复仇行动，她每天都从西山上叼来小石头和小树枝，并且将它们扔进东海，虽然故事中并未实现她最初的愿望，但却表达了一种坚持不懈、不怕困难的精神。这两则神话故事描写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相抗争的故事。除此之外，《山海经》这部书籍当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值得我们去阅读，尤其是神话中人类积极争取，对美好生活充满期望的思想。随着文学的发展与进步，《诗经》的出现使人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多的体现，人类对于伦理道德的关注与思考也越来越多起来。在《诗经》中有许多的文学内容都强调了让人明晰的成分，或揭示或批评，这也使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苦难之处真实地揭示出来，使文学发展带上了深刻的责任与思考，成为一个时展的展现与思考。
我国的大量神话故事中，多数体现出了以物言志的方式，通过这种内隐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在许多的神话故事中都有广泛应用。比如《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也表达了人们内心的苦闷。虽然这些神话故事所体现的是一种坚持不懈、勇于抗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其表达出来的结果往往失败，所以当这种努力经历一系列变化之后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自然会引起人们内心的苦闷，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审美价值的一种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类对自然间的关系不再有太多的关心，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发生着改变，交流和沟通成为工具，将人们之间变的紧密，在长期的贾汪和沟通中，人们彼此得到了信任，于是这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人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起来，这种人伦道德观念也变得清晰而深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多以后，自然也会出现不和谐的一面，尤其是在中国史官文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相互迫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早先形成的和谐深厚的人伦情感开始变得更加现实起来，由于人们对于物质的占有与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开始变得令人苦闷，人与自然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变化，都使一种苦闷的情绪开始漫延起来。中国文学正是将这种苦闷的情绪以最真实的笔触展现出来，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别样的审美价值观念，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西方文学的最早来源是古希腊神话。这些神话故事通常以诗的形式展现人类起源及发展历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矛盾冲突形象地展现出来。《神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古希腊诗集，不仅保存最为完整，同时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集中有关于宙斯神族的介绍、有宇宙与世界如何形成。古希腊的有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它们对于个体的神极为崇拜，对于自然界的事物并不崇拜，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在。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包括了各种爱情亲情友情，它们之间也有冲突矛盾。在神谱中曾经记载道，在世界之初，乌拉诺斯与该亚女神由于相爱有了爱的结晶，这个孩子确实一个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矛盾不断，导致小儿子对父亲的不满，于是，乘着父亲不注意，便用镰刀割掉了他的阳物，并且把父亲的男根丢进了大海，在男根落入到海中的那一刻，激起的泡沫化成了维纳斯。从这些神话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西方最原始的历史文化，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在西方国家的原始的民族形成中，她们往往是年轻的一代会不断屠杀那些老年人，这种杀戮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杀戮，家族之间的氛围就显得血腥和残暴。从这些神话就看出了西方国家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没有正义就是当时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体现，掠夺与杀戮就是人类存在的形式。由此可见，西方文学是通过揭示人类发展的奥秘来不断释放他们所认同的价值思想，这也正是西方价值观所在。西方历史文化之所以与东方文化有特别大的差异，其根源正是人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得不与困难相较量，向自然界掠夺，在这种掠夺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化，尤其在面临自然与人伦的矛盾时，为了生存，人伦也遭到践踏，人们之间的情感备受伤害。尽管现实残酷，但这种现状却仍没有改变，人们对于现实的渴望与目标只会一味地向前，尽管情感受到伤害，也会为此而痛苦，但却不得不如此，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为历史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西方文学尽管在价值观方面有其独特的地方，但是，西方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不断觉醒，很多创作作品是会带有对历史的及人伦的批判。比如在美狄亚取得金羊毛的故事中，作者描写了善良的美狄亚被贪婪的丈夫抛弃，作品用很多描写对美狄亚的丈夫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她的父亲及兄弟进行了道德批判。可见，在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中，仍然可以看到对于人伦批判的影子。这也是西方文学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他们认为任何邪恶情的发生与出现都带有历史合理性，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仅仅只是一个偶然，所以二者并无历史的必然关系。这也是西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
中国文学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西方文学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融合之下所呈现出的是只有独特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中国文学通过相对的思想借鉴下，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现出一种创新特点，同时也与西方文学有着较大差异，这也使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西方文学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形式，是一种代表不同民族与历史的产物。西方文学带有极深刻的哲学思想，是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探索。而中国文学所代表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展现，具有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对于社会的批判。无论中国文学有着怎样的思想内涵与价值体现，但是作家对于文学都带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他们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揭示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的抒发。
论文摘要：精神文化是“人化”的“外化”形式，学校精神文化是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文化本身比较复杂，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要对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文化影响，学校必须重视精神文化的选择。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要以“真善美”为标准，同时要促进学校组织文化与社会大文化的统一。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指出，“文化乃是人对一切人类追求生存与发展所创造的方式与成果及其过程的总概括。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凝结于客体，使客体成为人的智慧和思想的加工对象，这是一种“人化”的“内化”形式;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智慧和思想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通过世代的遗传和积累、淀积而影响主体的发展，这又是文化“人化”的“外化”形式。总之，不管是“物质成果”(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成果”(精神文化)，作为对主体的发展来说，都有其极为重要的“外化”作用。当然，由于精神文化主要是一种对心理和意识方面的“内化”结晶，它对主体发展的影响比物质文化对主体发展的影响，还要来得直接和深刻。
一
价值是满足人心理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评判、选择都应从心理探讨开始。学校精神文化是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人格都有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虽然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并且每个人都有选择和适应能力，但在其人格上也有人不能超越一定文化的标志。这是因为，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必然要接受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
人接受社会文化影响，一方面是一种不自觉、“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即“文化无意识”作用。苏联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反射论的观点，肯定了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谢切诺夫认为，一个人的心理都是由人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巴甫洛夫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神经系统生来的特征所制约，而重要的决定于个体存在的时间内已经受到和正在受着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主要是指文化环境的影响，且绝大部分是精神文化的影响。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对人的人格人格和行为方式发生作用。
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又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向的影响，这主要是就精神文化传递的另一种形式而言的。精神文化对人不白觉、无意识作用是指文化的自发作用，是指人类对文化有目的、有选择的传播或传递。社会学理论指出，“任何社会规范都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并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是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圈社会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绝大多数含有社会“规范”特质，所以精神文化实际上也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学校是人类智慧开发和经验积累与继承的有效工具，在文化传递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业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但是，学校的教育和训练不是漫无目的的，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实施影响的活动。也就是说，学校的精神文化传递是典型的选择性文化传播，而这种传播又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主题的。
学校的文化教育不仅要使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精神文化传播使学生情操高尚、人格完美。因此，重视学校文化心理价值的选择，是学校学校教育的必然要求。当前，由于外界文化的冲击，学校精神文化必须进行认真的选择。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外来文化全方位地汹涌而来，这些外来文化层次不一，流向多变，容易使学生陷入“多浪头交织成的旋涡”，产生心理上的困惑。为使学生“站出水面”，不被各种良劳混杂的“文化”所迷惑，学校应从心理影响角度对学校传播的“文化”进行精心的选择。此外，由于我国的改革深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对学校精神文化的传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学校精神文化传递更符合人才培养的要求，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具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学校精神文化的心理价值选择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
有人研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国家的威胁简单地理解、归咎为一种“精神污染”，并对此作出一些道德评判，如“色情暴力”、“不健康的情调”、“对青少年身心的精神污染”等等。其实，检验已传输进来的种种西方文化，道德问题并非主要问题，有时甚至会发现我们的“火车文学”、地摊文化在这方面的遗憾之处、垃圾之处比人家的还多。所以对强势文化进行道德上的质疑不仅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是幼稚的。对把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潜移默化植入国人头脑中的辨别，远比对暴力色情的抵制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
从本质上说，强势文化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一种文化的“培养”来实现其文化认同，进而达到其经济扩张、政治同化的根本目的，也即强势文化最终是为其经济、政治目的的服务的。事实上，强势文化往往不是通过色情暴力、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而恰恰是运用道德手段，或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并实现其长期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真正危害之所在。促使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应该是“真、善、美”的文化，所以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要以“真善美”为准。
“求真”是学校精神文化心理价值的最基本要求。学校精神文化心理价值的选择就象选择信息那样，如果选择的信息失去了真实性，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同样，如果学生被那些虚假的文化所蒙蔽，这样的精神文化选择，不仅不会给人的心理发展产生“增殖”作用，相反还会产生负诱导，如西方的所谓“民主”观念，所谓的“厕所文化”等等，不仅会使学生产生盲目的追“外”，合理，而且会分裂学生已经形一成的良好人格。“真”文化主要表现在文化的本质反映上。文化本质是指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稳定的属性，文化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表现的，不能简单地直观地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我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在社会的各个时期、各种情境、区域中总是纷然杂陈、情态万千的，因为文化具有变易性，文化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变易史。但是不管文化现象如何变化，总有一种通行的、稳定的、反映本质的东西，这就是“和为贵”、“利他”等“仁”的特质。“仁”是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本质属性，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说过，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有一套通行的文化规定着，这种通行的、稳定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从文化的本质属性上来讲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社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造下创造出朱的全部合乎规律的发展。’心卫列宁这里所谈的“合乎规律”，同样是指文化的本质问题。此外，“真”文化还体现在“主文化”上。主文化是指在某一社会盛行，而又反映这一社会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它是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主要骨架和核心内容，对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影响较大，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主文化以及它的各方面如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识文化等中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尺度。主文化的功能是维持和改善现存的社会秩序。困与主文化相对的是亚文化，亚文化虽然也是一种客现实在，但它不能以次充“主”。如果以“次”充“主”，便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以“次”充主的选择，必然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选择理论认为，在各种价值选择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客观价值、核心价值，存在着潜在的共同的价值标准，犹似货币潜在的黄金含量一样，各种价值选择及其标准必须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为基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支配着各种矛盾冲突，呈现着社会价值状态及其一般的发展趋势。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要着重于客现的，反映核心价值的主文化。我国当今的“主文化”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汲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学校文化心理价值选择应以这种主文化为核心。
“善”文化要体现在文化对人影响的积极性上。首先，“善”的文化应当具有进步性。众所周知，文化具有不可逆性和继承性，作为显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本质特征的精神文化，其发展是不可中断的，精神文化的永式总是越来越进步，精神文化的内容总是越来越丰富，精神文化发展的节奏也总是越来越加快，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无必要死守老传统，要敢于接受新文化。其次，“善”的文化应当具有为本阶级服务的特色。精神文化对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精神文化的社会心理层次来看，许多风俗、习惯是社会共同的，但它往往又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阶级、民族不同影响就有所不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也是如此。意识形态的文化有两大类，一类是语言、科学技术、形式逻辑等，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服务，另一类是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等，这一类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困它不仅体现为不同的精神文化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而且体现着不同阶级的意志，所以，“善”的精神文化不能离开阶级性特质，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应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美”的文化应该体现“美”的本质，对人有强大的感召力。马克思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说，在人类劳动创造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皋成为他白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人的劳动，人的外部世界成了确证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那么，人的本质力量是什么呢?人的本质力量具有人类生活的个性，即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底族类的特征。”它体现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最进步的品质、人格、情感力量。所以，美的文化也应当是反映社会和人的最进步的本质力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多种文化多种丰姿，但究竟何种精神文化为“美”文化，这就要看是否反映出社会最进步的人的本质力量，即是否是文化“精华”。
总之，学校文化选择主要是看这种文化是否有利于用最好的品质、风范来感召人、影响人，学校学校教育就是要用社会最真、最善、最美的精神文化来陶冶人、感化人、培养人。
三
孙万鹏教授在《选择学》一书中指出，“各种价值选择的分布是离散状态与集中趋势或者说是离散与光滑矛盾的自我同一。自我以各种社会群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具体文化情境不同，接触的文化价值不同，其价值选择取向经常偏离或背离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心理价值选择，就应当处理好“离散”与“集中”或“离散”与“光滑”的问题，使学校“自我”与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统一起来。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需要有相对稳定和相当进步的组织文化。从组织文化的心理价值角度看，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塑造了一种文化氛图，对组织成员产生着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影响，组织文化作用的心理机制，就是组织成员受到组织文化氛围的感染，从行为上遵从，到思想上同化，最后把组织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内化于组织成员的观念体系中，组织成员也就成为组织文化的特定类型。学校这一组织的学校教育方针、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学校教育”这一形式，还要采用组织文化感染。这种“组织文化”应当是社会精神文化与学校精神文化“自我”选择的同一。
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生活、生存方式、价值选择以及日常行为一切细节，就是社会组织结构的组成部分，他只有依赖社会文化并从中发观他的世界，与之建立某种关系，才是有价值的，学校组织文化必然是社会整体精神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价值选择必然要服从社会整体文化价值的选择。因为学校目标的实现过程总是在一定社会价值意识支配下的心理和行为运作的过程，所以，学校精神文化选择不能只从学校“特珠性”出发，应当首先从社会大体系中去探求。当前最主要的要求是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时代、与社会合拍。
从心理角度来看，现在学校精神文化首先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现代的人格，学校精神文化选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新型的人格，为此，学校精神文化选择应当符合现时代的世界文化主流，如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公平竞争，在大众传播上信息共享，在生活方式上个性化和多元化共存，个体人格在普遍存在道德、精神价值的团体中可拥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以使学生在世界新型文化的感染下形成主体型人格、效益型人格、进取型人格等等。
其次，学校精神文化要有利于培养学生冲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要适应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仅要有重视公平、讲求效益、机会均等、资源充足等内外部环境条件，更要有真正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不仅能独立自主，还必须具备竞争、节俭、效益、进取、宽容、协作等心理素质。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但它又同时强调通过社会分工合作将每个人有机联系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讲究利己，也讲究利他，所以学校的精神文化应有利于学生形成“利己”“利他”相统一的新型人格。
再次，要有利于学生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学校精神文化要符合“全面发展”这一学校教育目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更是学校学校教育的根本要求，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校的精神文化必须有利于学生个性的不断解放和主体人格的确立，包括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学生技能、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学生个体对其能力、智慧和学习条件质量的满意以及学生个体价值、潜能的实现等等，这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文明同构的过程，它的丰富内涵无疑是新人格锻造中的必要要素。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发展这一重要因素。
当然，学校精神文化选择的社会性要求，并非将社会文化向学校机械地搬移。因为文化既具有普同性，又具有差异性，世界上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与他社会某些相同的文化。但是，由于学生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与外界社会联系的程度不同，以及各民族的自我导向不同，因此，文化又具有民族性和区域性方面的差异。所以，学校精神文化选择与社会的合拍，必须是与组织所在的社会的合拍。例如，对于西方文化，进步的东西我们可以吸收，但西方的许多糟粕，如“金钱至上”的观点就不能接纳。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应该选择我国的主文化，同时将外国适合于我国学校学校教育的进步文化通过学校文化选择合理植人学校精神文化体系的胚胎中，以促进学校精神文化的发展。
文学翻译除了本身包含的知识性和逻辑性，重点在于传递形象信息、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所以文学翻译的特色是情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还要传达文字符号外的形象、情感和审美信息，给译者留下更多的创造空间，也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1919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文学翻译迎来了第一个高潮。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著名作家茅盾提出“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口号。如今，在以发展创新为特征的21世纪，文学翻译因包含巨大文化因子而再次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关注。
二、模因论概述
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模因，用于解读文化传播方式和机制。模因作为模因论的核心术语，能够像基因一样自我复制实现传播，从而决定我们的文化和心理结构。Heylighen(1998)提出模因的生命周期共有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同化阶段指模因感染新宿主、进入他的记忆并重组于现存认知因子的过程。记忆阶段即宿主对模因进行选择或者淘汰的过程。表达阶段指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模因从记忆中的储存模因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外形这一过程。传输阶段着重体现模因借助各样载体扩大传播范围，是对表达阶段的延扩。
三、模因传播与归化异化翻译
翻译过程可以看做是异国文化的模因通过语言向本国传播的过程。翻译中的模因传播过程指的就是包含原作者思想理念的核心模因与原作者文化背景的其他模因共同构成载体———原作，译者通过对原作解码编码形成载体———译作，从而感染读者，继而进入新的传播阶段。最理想的翻译就是译文不仅能传达原文的思想理念，还能从语言、文化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正是异化翻译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纯粹的异化翻译也有自身的弊端，因为过度异化，追求“异国情调”，可能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缺乏流畅性，甚至产生悖误，最终阻碍文化的交流。归化翻译是将具有异域文化的模因信息以译语语境中已有的、广为熟悉的表达模因呈现给读者，目的就是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消除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感。但是归化翻译采取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态度，拒绝接受新鲜的文化熏陶，会抹杀异域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在文学翻译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满足不同的文学翻译需求，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最优的文学翻译，应该是归化异化翻译之间的一种平衡，既体现原作风貌，又为读者所接受。
四、文学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形象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存在差异，文学作品翻译应该尽量反映源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地接受和期待，传递源语信息。基于模因论，要想最好地实现文学作品翻译，只有综合归化异化两种策略，根据译者翻译的目的，合理运用，一主一辅才行。下面通过《红楼梦》的不同译本来分析。……况那晨风夕月，阶柳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红楼梦》第一卷这些文字，曾有多位翻译家对其进行翻译，其中杨宪益夫妇、Hawkes和程永生的译文很受读者肯定，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的翻译策略。Indeed，themorningbreeze，thedewofnight，thewillowsbymystepsandtheflowersinmycourtyardin-spiremetowieldmybrush．ThoughIhavelittlelearningorliterarytalent，whatdoesitmatterifItellataleinrus-ticlanguagetoleavearecordofallthoselovelygirls．Thisshoulddivertreaderstooandhelpdistractthemfromtheircares．ThatiswhyIusetheothernameChiaYu－tsun．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在翻译贾雨村这个人名时使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没有使用汉语拼音，目的可能是为了方便英语读者，但结果是与用汉语拼音拼译汉语人名、地名的通行做法相抵;两位译者在处理假语村言这个谐音双关时感到棘手，没有采用增加译文的办法予以处理，而是增加了注释(笔者未引);译文虽然对语篇结构有所调整，但在词句层面上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基本上不增不减，可能是受了“信、达、雅”理论的影响。因此，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基本上采用的是异化译法。Themorningbreeze，theeveningdew，theflowersandtreesofmygarden-wereapositiveencouragementtowrite．Imightlacklearningandliteraryaptitude，butwhatwastopreventmefromturningitallintoastoryandwritingitinthevernacular?Inthiswaythememorialtomybelovedgirlscouldatoneandthesametimeserveasasourceofharmlessentertainmentandasawarningtothosewhowereinthesamepredicamentasmyselfbutwhowerestillinneedofawakening．Hawkes翻译《红楼梦》时多采用归化译法，许多地方甩开了原文的表层结构和表层意义，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英语读者的写作与阅读习惯，下笔抒词。至于假语村言和真事隐去之间的关系干脆略去不译，而将假语村言说成是vernacular。假语村言虽含有vernacular的意思，但重心在一个假字上，因而其真正的意思是说明作者用小说写生活、写经历，托石兄之名，说雪芹之实。Inaddition，thegentlebreezeinthemorningandthetendermoonatnight，thewillowsbythestepsandtheflowersintheyard，willallprovidesourcesofinspiration．Iamnotamanofletters，noramIexpertatstorywriting．However，ifIdescribetheeventsinfictionallanguageaspopularwithvillagers，sothatgirlscanpassonthebookamongthemselvestowhileawaythetimeorthebookmayserveasawarningforthemenwiththeturnofmindsimi-lartomine，isn’titarightthingtodo?HenceanothercharacternamedJiaYucun，meaningthefictionallan-guageaspopularwithvillagers．程永生的译文没有改变原文语篇结构，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人名;用增加说明性译文的办法译出贾雨村与假语村言的谐音双关。就翻译策略而言，这段译文不像杨氏夫妇那样较多地采用异化译法，也不像Hawkes那样纯粹采用归化译法，只是对某些细节进行了删节或调整，实现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结合，更易被读者接受。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一）正面影响
1）同化作用。
大学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学生在大学这个小社会中，以寝室为单位的生活，大学生寝室有着强大的同化融合功能，学生在属于他们的小天地里，自由谈论，相互传递自己所获得的信息。这种相互的分享强化了个体的积极体验，也产生较好的情绪情感反应。寝室的成员大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的性格习惯、兴趣爱好都有差别，都会相互影响，每个人都在身边寻找榜样，这样就会使个体不断的完善，这种影响是无形的，但是却无时不在。
2）激励良性竞争。
在大学的寝室中，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如果一个寝室干部多，这个寝室的风气就正，积极性就高，能力就强，学习成绩就好。这就是是寝室各成员之间相互激励的结果。换言之，一寝室若有某一成员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具有一定成绩，对寝室中其他成员就是个激励，他们就会有赶超、比较的心理产生，从而形成了寝室各成员互相竞争的倾向并朝良性方面发展。
3）提高交往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提交的《教育，财富蕴含其中》一文中指出，教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是教育的四大支柱。而寝室则是学会共同生活的最佳场所。高校寝室的局限性使得人际交往在寝室内不可避免。而寝室内各成员有不同的背景和个人行为习惯，所以沟通和交流也难免会出现障碍，障碍出现后却也因为同在一个屋檐下而缺少了缓冲的时间和空间，这对正处在敏感段的，尤其是第一次住校的，第一次过集体生活的学生来讲，处理这一类人际交往问题的确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提高、磨练的机会。
（二）负面影响
1）不良同化作用。
在强调积极同化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由于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善恶、是非观逐渐变得模糊了，寝室里非道德的、不良的言行也随之增多，这就形成了寝室成员之间的负面的同化作用。
2）攀比成风。
与良性竞争风相反，当竞争偏离正确方向就会导致攀比风。大学生寝室成员之间也常常会产生低水准的参照和攀比。如同寝室成员暗中比较谁吃得好、穿得阔气、用得高档等。这种攀比往往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学业荒废、寝室成员隔膜加深等问题，严重的导致心理畸形。
3）不和谐的人际关系。
一个融洽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寝室内成员而言是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室友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得到必要的鼓励和帮助，顺利渡过难关，促进个体成长、进步；而如果室友关系紧张，则可能会导致寝室成员间感情淡漠，容易引发焦虑和困扰。大学生在寝室内喜欢搞群体关系，对于一部分情感相投、家庭条件相当的则容易相处；而对不适合同类生活的，则会设法排挤。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学业。可见，寝室文化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作为教育工作者要设法使寝室文化的正面影响发扬光大，并要积极采取措施对负面影响加以引导，促其向好的方向转化，最终使健康向上。
二、构建优秀寝室文化、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的思考和建议
（一）构建相互包容的寝室文化氛围
学生人格的养成与所处的环境和接触的人息息相关，在大学的校园里，寝室是学生生活中最重要的环境，室友也是大学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寝室内成员之间的小摩擦和小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而对于这些小摩擦的处理，不能仅仅的依靠老师和相关部门的调节，只有学生学会了互相理解、相互的包容，在寝室内营造出包容的氛围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实现寝室内成员的和谐相处。
（二）加强寝室软件管理
规章制度是寝室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能够有力的推动良好寝室文化的形成。要建立科学、可行的寝室管理制度，如寝室文明行为公约、卫生检查制度，作息制度，在日常的生活中严格执行，通过规章制度来约束和管理学生的言行，保证正常、有序、健康的寝室生活秩序；同时，学生的党团建设要进寝室，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调动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三自”作用。
（三）学生工作要深入寝室
学生工作者特别是辅导员要定时深入到寝室，与学生进行零距离接触，切实关心每位学生，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学生中不断变化的“热点”话题，及时发现寝室中存在的问题并尽快解决问题。真实感受高校寝室管理工作的“难点”。只有这样才能尽早的化解学生的不良情绪，正确引导寝室内的舆论导向，使其向雅俗共赏方面健康发展，抵制不良思潮和文化糟粕的影响。
（四）积极开展寝室文化活动
继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近年来翻译界悄然兴起了一种比较新的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它是在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和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论为基础，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人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体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以“生态学”和“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是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译过程是一个适应选择的过程，译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即语言本身，语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际的需要如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翻译任务发出者的要求”，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其原则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评标准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生态翻译学是从全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其理论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三、结语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注释：
[1]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2]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4—315页。
[3]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