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一般是指以语言文字对社会客观现实进行形象化表现的一门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包括搭建在文学作品基础之上并具有特定文学功能的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文学作品通过塑造形象，真实、具体、典型地再现社会生活，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集中、形象化的反映。法律主要指有权机关合法制定的成文法，但又不局限于此，还包括在特定阶段或一定范围内实际具备“法律”功能的文件、原则和规范，如民间的习惯法在民事法领域是民法渊源之一。法律是一种“他律”，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其严密的逻辑性、语言的学术化、思维的明晰性等，成为法律条文构成的显著特征。相对于经济基础，法律和文学作品皆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法律是一个科学的世界，文学是一个人文的世界。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基本价值均是通过揭示人性来实现的，而现代法治型的法律也是把人作为表现的逻辑起点，以其内在固有的价值观念熏陶人、教育人。文学与法律有着复杂的关系，文学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法律现象。从文学视角认识法律，能够使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从法律视角研究文学作品能够较好地发掘出作品更深层次的内涵，而其更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可以对涉及法律的诸多现象进行一定的还原，引用涉法文学对法律社会学、法律思想史、比较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犯罪心理学的教学有很大帮助。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的特征，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具有法学学科所不具有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用文学的方式来彰显的法律正义比以法学的形式来表现更容易让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法律作为文学作品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是通过对广义上的法律解释来完成法律的任务。文学作品属于具象逻辑思维，不同的正义观念都能得到表达：每个角色通过沟通和对话阐释自己对公平的主张，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而不仅仅是法官一个人的表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伸张法律正义的目的。法律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治、道德、宗教、历史、心理、美学等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从而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描写天地和丰富的素材。文学中的法律传达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法律的全面认识和反映，涉及到法律中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执行等诸多内容。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对法律的回应普遍存在。翻开《史记》，不难发现，作品中涉及到很多法律内容，如《陈涉世家》提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己失期——失期，法皆斩”，此段文字反映了秦朝刑事法方面的规定。又如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八卷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一起典型的民事和刑事结合的案件，反映了我国古代司法审判的重“人情”轻“法理”的特点。从法律的视角对涉法文学进行阐释，才能发掘其丰富内涵，如冯象的《木腿正义》、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和余宗其的《鲁迅与法律》都对此作了积极的探索。
二、文学作品的运用对法学教学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在法学教学中的运用，通常是指在教学中结合法学课程的内容，将文学作品中与法律相关的内容运用到法学教学中，让法律知识与原理同文学作品相互关照，实现较好的教育效果。在当前要求提高法学教育的实效、推进法学教育的转型这一背景下，法学的教学方法是其主要突破点，而将文学作品引入法学教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助于强化学生的现实认知、熏陶其人文品格
现代社会变革促使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与此不相适应的是当下人文精神的日渐衰落和价值关怀的日渐势微。文学关注人，法律同样关注人。文学是人学，法学也是人学，文学要尊重人性，法学也要尊重人性。不尊重人性的文学作品，其生命力不能长久，同样，不尊重人性的法律，是一种不符合自然法则的强行法，即使勉强制定出来，也难以推行。即使短期内得以推行，其后遗症也迟早会显现出来。文学对正义的崇尚，对邪恶的鞭挞，这点和法律精神相通。法学教育不仅是职业教育，也是人文教育，法律人应当具备人文素养。文学作品张扬人的自由与人性的尊严，一般都展现着人文关怀，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阐释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可以使学生潜在地加深对人性的理解，树立未来法律人深厚的人文关怀情怀。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拓宽思维视野
在法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恰当地运用文学作品较为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可以在生动、轻松的氛围之中增强其理解能力、培养丰富的想象能力，以此更好地掌握法学知识，避免讲授式教学极可能出现的沉闷、乏味氛围。此外，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法律现象有可能会极大地超出书本理论知识的范围，这比较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独立性、发散性、批判性等法律思维方式，增强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能力。
（三）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单纯的法律条文、法律理论的学习比较枯燥乏味，法律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纯理论性教学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文学作品中存在较多地描述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如《水浒传》中重要人物之一林冲，他的经历足以说明宋朝刺配刑等刑罚使用的有关情况，《西游记》中的“倒换通关文碟”无疑与今天的出国“签证”相类似。在法学教学过程中，善于发掘文学作品中所涉及法律知识的情节，并对其展开一定的分析，用通俗的语言引导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因此，将“法律与文学”相结合，对文学作品进行法律阐释起到的课堂效果，是单一的法律规则教育所无法相比的。
三、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举不胜举，虽然许多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法学教育价值，但法学与文学毕竟是不同学科，其思维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不同之处。因此，文学作品的运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不是所有文学作品均能够运用到法学教育教学中，当然也不是每个法学知识点都需要借助文学作品来进行学习。具体来讲，在法学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运用文学作品要适时
“适时”就是引用文学作品时要注意把握时机，按照教学内容，需要引用时才相应地进行引用。在法学教学中引用文学作品需要服务于教学目的，具体来讲，是重点分析，并以此过滤出作品中所包含的法律信息，而不是进行艺术赏析。因此，如何选择文学作品至为重要，对此，主要是要注重作品与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应本着“源于教材，服务于教材”的原则适时引用。此外，选取文学作品还应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认知能力等，引用作品不能太艰深、太生涩。尽量选择富有艺术魅力、学生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为此，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熟悉相关文学作品的内容，并有效地收集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了解作品的法学价值。
（二）运用文学作品要适当
所谓“适当”，通常是指需要注意运用的准确性，即所引用的文学作品应对理解教材内容的内接可以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让学生可以较为直观地进行理解。文学作品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不是实际生活的真实，通常是对生活的提炼，因而，作品中的法律生活和真实的法律现实存在着一定距离。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文学素养，在广泛阅读有关史料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比较，对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极易产生误导的作品不宜进行引用。
（三）运用文学作品要适度
“适度”，是指引用的文学作品应少而精。对文学作品的展示、分析、讲解等占用的课堂时间不宜过长，引用的内容应符合教学内容，不应太多，不要较多地去追求趣味性、迎合学生的好奇心，不能冲淡了教学重点，应尽量控制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详略得当。因此，文法结合是教学手段，而不是教学目的，不能为了极力追求教学的生动效应而喧宾夺主，影响主要教学目标的实现，甚至将法学课上成文学鉴赏课或文学史课。
四、结语
语文在初中教学中的地位很重要，语文教材又是语文教学的核心部分。外国文学在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都和我国传统的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差别，通过在教材上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学生们可以加深对外国文化和文学背景的了解。
一、初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正在飞速的发展着，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尤为顺利，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语文教材一直不停的进步更新，不断地完善自己。近几年来为了时代的发展需求，语文教材在选材上有了更高的要求，接下来就初中语文教材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现状和策略进行详细研究。
在21世纪，人们对基本教育的要求有了全新的要求和认识，语文的学习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之下，语文教材的选材改革势在必行。初中教育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初中的语文教学已经被广大教育者密切关注，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明确提出“关心当代文化生活，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营养”。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加入到初中教材中。有人做过专业调查，最终显示学生在读课外读物时，大部分喜欢读国外的文学著作。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师对外国文学作品并不重视，教材上出现外国作品时，有的教师会选择简单的讲述，或是干脆忽略。部分教师对外国文学的讲解方法有所欠缺，仍旧采取讲解我国传统文学的教学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因为根本没办法给学生带来新鲜感，更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若是想要全面的达到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初中语文在外国文学著作教学方面必须要加以提高，就目前的教学状况来看，语文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迫在眉睫。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对其进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国外文学和国内文学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所以教师不能因为教材中国外文学著作的内容较少，篇幅较短，就忽视它们的文学价值。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教师在语文教学领域里面是知识的指导者，传递知识的执行者，在教学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语文教师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外国文学修养和专业的文学素质，积累外国文学名著的文学内涵，不断地了解外文著作，加深对其主旨思想和社会批判的认识，让自己的外文知识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外国知识的积累，让自己的知识更加充实丰富，并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语文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观念一旦发生改变，就会对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重视起来，在课堂上将外文著作的文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的文学思维更加开拓，以此提高我国初中语文教材外国文学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将强学生的文学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二、初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的编选要求
外国文学作品都是翻译过后才会编选为教学材料的，作为初中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外国文学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文学作品的选择要符合我国当代初中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不仅要求选文的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还要注重内容的比例，以及选文要包含人文主义和教育的培养内容。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当时有没有“洛阳纸贵”很重要。假如现在有某个作者写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轰动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没有得到编辑的肯定，未获出版，作者本人也放弃了，那么一部名著还没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这部书出版了，不幸当时有其他的书或者别的事件耽搁了人们的欣赏，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新鲜期也过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变成平平之作了，没有再版，过了几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时没有能够一炮打响，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难了。可能一年后，几年后，几十年后，这作品已经难以寻觅，寂寂无闻了。很多经典名作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广为传布，在传播的广度上达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受到著名文学家张华推许，皇甫谧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时，洛阳纸贵，流传至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成后，时人争相传唱，引起很大轰动，甚至传到日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苏轼作为当时文化名人，作品传播也极快极广，曾敏行《独醒杂志》载：“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红楼梦》尚未完稿，就被四处传抄注释，许多人续写，所以留下多种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红学”。清代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认可，首先要保证在当时就能够领。作品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当时人说了最有权威性，因为当时人的接受是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最好的解读。文学作品不是名画，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几百年才拍出天价。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迟来的肯定。《秦妇吟》在当时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正是它能在失传的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现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韩云波在《<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兼论中国传统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一文中谈到关于作品的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时说：“轰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共时关系，在同一时期拥有最广大的接受者，恒久价值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历时关系，即拥有接受者的时间尽可能绵长久远。由于士、庶各自主要运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同，恒久价值传播者主要是士，轰动效应的传播者是庶。在具体鉴赏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只代表一个方面，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轰动效应主要在社会热点和重大题材中产生，多数未经缜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时的理论指导，停留于感性层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会心态，仍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在传播的劝服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在淘洗作品的过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层意蕴的东西，抽象为理论，产生跨越时代和地域、揭示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历史时代的效果而长久留传。”《秦妇吟》的轰动效应，有敦煌十种写本为它作证，它的历时性传播，也就是它最终的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书面传播的影响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传方式是书面传播。周天子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编成《诗》，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诵至今；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决定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所以为万世鉴。历史上文人都喜欢将自己作品结集成书，以为一世功业。即使在一个乱世，影响鉴赏和传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结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乱世，若非《花间集》的收录，我们又怎么会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词人、记住那些词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选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作家在后代的评价。在韦庄六十八岁的时候，其弟蔼曾经将他的作品结集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蔼便因闲日，录兄之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唐宋词人年谱》：“案今存端己诗，《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无他的成名作《秦妇吟》。在当时的各种总集中，也收入韦庄诗不少，如“《全唐诗补遗》七十首”，“庄诗见于《全唐诗》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无此诗。韦庄诗词，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间集》的收录，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妇吟》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题材选择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事实上，爱情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战争大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爱情的点缀方能有更强的吸引力。文学作品能否永久留存，与其题材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同为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选择的题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动人心弦的爱情和人情冷暖而广为传布。文学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层面上表现最广泛的人性。否则，过于独特的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和欣赏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历代士阶层读得多些，普及率显然不及白居易风情诗，毕竟关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怀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妇吟》选择的是唐末乱世的战乱题材，这种经历和情感，在当时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然而世易时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鸣了，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从诗中去感受那些残酷血腥的场面呢？另外，这个题材的选择有时效性，黄巢起义在当时是极大的新闻事件，天下关注，这当然也是此诗当时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新闻效应过去，便失去魔力，因为新闻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会夺去人们的注意力。仅仅五六十年后，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晋汉周已更替一遍，其间已发生过多少人间悲欢，谁还会去絮叨唐末那场起义的惨状？整首诗是以一个长安贵家姬妾自诉其苦的形式进行的，正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一开始还能引来一群人听，留下同情的泪水，后来听众越来越少，再后来，她一张口即被别人打断。
四、篇幅的影响
总体来讲，篇幅短的诗要比长的诗容易流传一些。能背诵《诗经》中某些篇章的人很多，能全文背诵《离骚》的人很少；能背诵汉乐府的人很多，能背诵汉大赋的人很少；能背诵李白《静夜思》、杜甫《绝句》、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的人很多，能背诵《长恨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很少。中国古代诗歌选择五言、七言的律诗与绝句为主要形式，实在是以抒情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大幸，否则在教育水平低下的年代不可能有广泛而强劲的传播。韦庄《秦妇吟》作为最长的唐诗，其最后销声匿迹可能与其过长的篇幅不无关系。首先，其未收入《浣花集》，就可能是篇幅过长惹的祸。张天健《<秦妇吟>讳因考》分析前引韦蔼《浣花集序》的话说道：“照韦蔼说‘因录兄稿，或默诵者’，那么，有的诗是靠回忆编录的。而像《秦妇吟》这样鸿篇巨制罕见的长诗，加上年代久远，颠倒混乱或遗忘就可能是意料中事。这也可能是《浣花集》不载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流传的过程中，其篇幅也成了一个拦路石。从敦煌抄本来看，当时这首诗主要通过抄录、讲唱等方式流传，抄录的人大多是寺院沙弥、学书者，篇幅如此之长，在它所反映的事件已不再是社会热点之后，又怎能吸引那些写书的人呢？讲唱，这样的篇幅大约也要费不少功夫去背诵，听的人要有耐心才能听完，这样慢慢就失去了民间传播的渠道了。五、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题材上看，选取政治因素是会有很多偶然因素的。比如《秦妇吟》这样选择政治热点事件的，在此事件过去之后，作品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因为政治事件很容易成为新闻事件，具有极强的时效性。第二，容易触到敏感神经，各种明的暗的力量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和评价。如《秦妇吟》后来被作者自禁，虽原因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但不管哪种具体原因，最后都是怕触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和脸面，为作者自己带来祸端。第三，因不符合当时政治主旋律，被强行打压。被秦始皇毁了的无数书籍，被政府下令禁止的《西昆酬唱集》，被毁版了的《江湖集》，被禁演的《长生殿》，被政府舆论压制的无数其他作品，都是显例。即便在当时当世没有与政治挂钩，也难料在后世会忽然生变。如岳飞《满江红》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刻就红了起来，《秦妇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狠批。当然，被打压的一些作品却排除了命运的艰难一直流传了下来，甚至因为人们某些奇特的心理，愈禁愈火起来，前举数例便都是成功流传下来的代表。
五、结语
一、学会鉴赏，掌握方法
文学鉴赏是开放性、研究性、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和谐统一，与素质教育倡导的突出鲜明个性和培养创新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应该在传授文学知识的同时，以激情去撞击学生形象思维的火花，引发审美的创新意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为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打下生活体验的基础。教育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著名理论，他反对学科教学与现实生活脱节，主张教学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杜威认为，学习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在亲自实践中学习和增长才干。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借鉴这一理论，还要在此基础上锐意创新，建立完善的课程理论。文学鉴赏具有开放性、研究性、形象性、实效性和创造性的五大特点，综合语言学、文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文学与其他学科知识交叉汇合的框架，富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为了掌握文学鉴赏的方法，教师要让学生多读中外文学名著，勤于积累，增强语言感悟，品味生活酸甜苦辣的滋味，贴近丰富的生活现实，理解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方法，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创作方法。教师要让学生初步理解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第一，形象思维始终离不开具体可感的形象。第二，联想、想象是形象思维的主要心理形式。第三，形象思维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教师点拨文学鉴赏知识只是引路子。要相信学生，让学生运用科学方法来鉴赏作品，讲出真实的感悟和思想。学生独立思考，“心有灵犀一点通”，心灵感应要比教师硬灌给的知识更有价值。
二、鼓励写作，提高水平
学而不研则浅，研而不写则虚。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学生，对文学情有独钟，感悟性强，有写作欲望，有研究灵感。笔者认为，学习与写作是文学鉴赏的孪生姐妹。她们彼此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新课标把文学教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历年的中考和高考阅读题都考文学作品鉴赏。于是，文学鉴赏能力的强与弱，水平的高与低，得分的多与少，牵动了莘莘学子的心，直接关系到考试成绩的好坏，也涉及文学教育的深层领域，体现实施素质教育的成果。教师要大胆放手，让学生撰写研究性小论文，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为撰写研究性小论文是动脑动手实践的思维能力训练，是提高审美能力的综合素质的成果。所以，笔者认为这种能力训练有助于克服学生眼高手低的通病。通过强化小论文的写作，切实提高文学鉴赏的写作水平。例如，鉴赏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笔者首先要学生到图书馆借书阅读。以“围城”为小说题目有什么深刻含义？思考，再思考，要求学生读作品，勤动脑，上网找有关评价文献，构思小论文的观点，选择作为论据的典型材料，运用比喻论证、事实论证、对比论证等方法，充分论述《围城》命题的深刻思想内涵，阐明永恒的人生哲理。然后，学生大胆探索，积极写作，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题目，并研究概括了关键要点：（1）《围城》的含义是：结婚和整个人生都好比是一个“鸟笼”，好比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2）人生也有被围困的感觉，钱钟书用犀利辛辣、幽默诙谐的笔调，描写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丑态，塑造了某类人物的畸形形象。（3）题材创新，含义深刻。小说通过对旧知识分子丑态和命运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不学无术、精神空虚、虚伪狡诈、道德堕落的人。他们没有远大理想，一个个陷进了美丽的“围城”而不能自拔，可悲可恶。由此可见，鼓励学生研究文学名著的精彩章节，准确鉴赏主题，撰写研究性小论文，多管齐下，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大语文教育思想的实践充分证明，实践、思考、研究、写作有机结合，形成和谐协调的教学研究新格局，拓展了学生创新思维的视野，必将充分发挥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提高中学生文学鉴赏的综合素质，切实提高研究性学习的效率。
作者：龙莲明
关键词：文备；现代水墨作品；意境；禅境美；逸境美；绚烂美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一、“意境”的涵义与创构
“意境”，有时候和“境界”、“意象”等概念可以互换使用。在宗白华先生看来，中国艺术史上的境界有三大类型，其一为礼教的、伦理的方向，以先秦礼乐文化为表征。其二是唐宋以来笃爱自然界的山水花鸟，使中国绘画艺术树立了它的特色，获得了世界的地位。其三则是指六朝到晚唐宋初的丰富的宗教艺术，是由佛教石窟艺术所表现的佛国境界。 应当说，这种种体验在文备现代水墨作品中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文备在现代水墨创作中无疑也是强调“心”的作用，因而他的作品意境既能“超以象外”，又能“得其环中”，其作品显现出了一种独特而强烈的禅境美、逸境美以及对“生命勃发”追求的绚烂美。
二、文备现代水墨作品意境中的禅境美与“逸”境美
文备是居士，居家而信佛。对佛学颇有研究，他的现代水墨作品意境中有些显现出一种典型的、以“逸”为特征的“静照”禅境。
“他的作品有直接表现禅的主题，如《禅》、《顿悟》、《轮回》、《禅定》、《是名文备，即非文备》等，以其空灵剔透的神韵和满载生命感觉的书法直观图象表现出文备的佛学修养。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备的禅思弥散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成为他的艺术思维方式。“禅”强调自性本心，把心性推向无以复加的极致。禅思是一种悟性思维，潜意思、灵感、意念、幻想等心理图式都是禅思的悟性思维与生俱来的优势，诗情的奔放不羁与禅思的直觉妙悟方式、神秘莫测的体验与寂照冥想的心境奇妙结合，混融于文备生命深处，汨汨地流注在文备的现代书法艺术中。”（黄裳裳语）宗白华先生在论说艺境时，常常将“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的禅境，作为中国艺境的代表。这种禅境往往在一派气韵生动中蕴涵着无限的寂静，流露出高风绝尘的禅意。这一禅境的表现以唐人绝句和元人山水为最高成就，文备的现代水墨中的一些作品显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文备是现代人，他的思想状态显然有别于隐逸山林的古代隐士，他的创作也并不与当下政治文化状态相脱离，但他的精神状态在入世、进取的主要因素当中又保持有一种难得的出世情怀与对世事的淡薄，体现出某种“逸”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文备现代水墨作品中的禅境美、逸境美与他“逸”的生存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逸”的涵义：安逸与轻松、自由与舒适。和传统士人不同，文备是幸运的，在当今的生存空间和艺术状态中，他无须去选择“自卫性的退避”，但因为对佛学的浸淫，对人生的体味，他自然而然地在心中拥有了一片无限空阔、无限空明的“世外桃源”。
在绘画上，艺术的逸境是超越了惯常的绘画法则，不为法拘，融林泉高致与笔墨写意精神于一体，从而复归到艺术本体的平淡天真与和谐致美。这一境界在美学上的表述应当是一种“无我之境”，采取的是“以物观物”的态度，将主体的我融于客体的物。以品评绘画角度论，是一种逸格；以笔墨论是一种逸笔；以意趣论是一种逸趣；以画境论则是一种逸境。 “逸”在总体上体现的是道家精神，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一般而论，儒家讲“仁”重“礼”，讲究繁文缛节，而“逸的生活态度是放任自然，是对礼的反抗，是对世俗、名教的超越，所以必然要求简”。文备的生活状态也是“简”的，他安然居于古都金陵，茹素礼佛，不求闻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颇接近“道”家的生活状态，在他的现代水墨作品中也就体现出了“简”的精神和追求。但这只是精神的“简”，而非在现代水墨创作上斤斤于笔墨。
文备在他心中营造出一片无限宽阔、无限空明的“世外桃源”，他的现代水墨创作正是体现了一种超然旷达与笔墨写意精神，但严格来讲，文备并不等同于古代的“世外高人”，在当下，他的主体精神是入世和进取的，因而，他的一些水墨作品又显现了他对世事的参悟、对人生的思索，甚至是对某些状态的苦闷与彷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文化交融，“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服务世界这个总的文化背景下，（文备的）诗情主义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显示出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封闭系统内部进行崭新的调整，并初见其对现代中国视觉艺术样式的形成与特征的建立的贡献。”正如王乃壮先生在《文备现代书法作品选》后记中所说：“……我认为，现代书法（这里特指现代书法）是对传统书法美学的弘扬光大，是在继承了传统书法美学的精华、书法用笔的力度、汉字结体的的表意性及线条的抒情性的基础上，注入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而形成的一种介于书法和绘画之间的一种新兴艺术”。傅京生先生也曾说：“在中国书法史上，文备是第一个出版个人现代书法作品专集的人，他的胆识、魄力、才气很令人钦敬……准确无误地使他的现代书法观转换成了美妙的作品，他找到了最适合表达他心理历程的属于他自己的‘文备模式’……这是所有艺术上的开派人物所应具有的共同特征”、“文备的书法，是在形而上之‘道’的高度，对中国书法文化传统的全方位的继承”、“文备既是一位当代倍受青睐的书家，又是一位将来辉光日甚的未来型书家”。很显然，如果没有入世的进取精神，文备先生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三、文备现代水墨作品意境中对“生命勃发”追求的绚烂美。
文备现代水墨作品的另一体格是作品意境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浓烈美、绚烂美，它和禅境美和逸境美共同构成了文备现代水墨作品意境中看似矛盾却又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这两种美学内涵也正反映了文备现代水墨创作中出世与入世的两种倾向。清华大学教授王乃壮先生曾如此表述：“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应当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和诗人的情感。深刻的哲理内涵完全融入真挚缠绵的情感中，这是文备书法艺术作品中最突出的特点。他的创作大致有两大主题倾向；一是表现了作者出世的空灵和超脱。二是表现了作者入世的追求和进取。”可以说文备现代水墨作品的禅境美和逸境美体现了文备的超然旷达与出世情怀，而在作品中对“生命勃发”追求的绚烂美则体现了文备深深的人文关怀精神与入世精神。
“在文备‘诗情主义’水墨艺术创作中，他已经完全摈弃了传统水墨的水墨意象表现方式，取代的是完全色彩斑斓的抽象形式，当然，色彩的平衡及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的底衬。墨的参与使斑斓的色彩稳定和富有层次变化。在这些作品中，色彩和形式成了文备水墨艺术表现的一种‘移情’。” 即便是抛开文备这些作品的具体内容，我们也能感受到来自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诗情主义”的抽象审美意境和这种意境所透露出来的一种浓烈和绚烂的美。观赏文备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他的激情与冲动，你能领略他对生命与艺术绚烂与浓烈的礼赞，正如刘慧宇博士所云：“你便立即会感受到他那心灵深处蕴藏着的浓烈而旺盛的热情，如火如霞，那的确是令人感动地对艺术的痴迷与之爱”。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
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关键词]底层文学；悲剧性；苦难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134 ― 02
底层文学是近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新时期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日渐丰厚。以当前社会时代为背景，展现底层人民生活面貌，以底层人物为描写对象，表达底层人民诉求的文学被称为“底层文学”，“底层文学”是一种表现底层人民生存状态、代表底层群众利益的文学形式。在展现底层人民生活时，作品情节多是悲剧，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有极大关系。从而在作品情节发展上大多是悲剧走向。
底层文学的人物形象中农民形象占首位，数量最大，是小人物的代表。这与当时中国生产力现状有关系，多数生活在底层的人仍然保持着最原始的劳动耕作方式，传统的农业生活贫穷、劳累、沉重。他们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劳动用以果腹，延续生存，生活的沉重负担是他们形象的典型特点。多数作品的情感是伤感的，人物命运失败而惨痛。
底层文学作品多是小人物的悲剧，与他们相对立的，是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潜在无形的压制。整个作品都包含了与命运抗争的矛盾冲突，表达了底层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并渴望获得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进而实现真正民主社会。所谓命运抗争，不过是人的意志与自然规律的战役，底层人民的抗争不仅针对自然规律，还包含社会制度。而命运，指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限定。这种限定，在底层人民身上，更加明显与苛刻。
是什么导致了底层人物命运的悲剧？社会制度缺陷，时展优胜劣汰，人物形象自身局限等等都是构成底层文学作品悲剧的因素。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占有社会资源稀少物质匮乏。二是制度匮乏权利保障缺席，受限多却鲜少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或者相对公平的求职教育机会。工资被拖欠时，会出现上告无门的困局。底层人民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差别待遇致使困境悲惨。三是精神匮乏造成自身局限。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底层人民拥有的教育资源也很稀少，因此受教育程度也偏低。纵向看，底层人与其他阶层人在文化上是无法衔接。这也导致了底层人受到更多的歧视，在岗位竞争和个人发展上处于劣势。以上等等原因都是底层文学作品悲剧的因素，在这样的动因下，底层文学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悲剧性。
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悲剧主体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往往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而显示出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超越动机，并能按自己的意志去付诸行动，即使命运使他陷入苦难或毁灭境况之中，他也敢于拼死抗争，表现出九死不悔的悲剧精神。
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悲剧就是指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也就是所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
底层人物身上的悲剧抗争体现程度各不相同，在鬼子的作品《被雨淋湿的河》中，工厂老板盛怒之下让全体员工给自己下跪，多数员工选择妥协，为了保住工作维持生存。其中一位女工被开除后，再次向老板下跪求饶。而晓雷则在施压下，表现出来强烈的反抗，他宁肯丢了工作也不屈服，他认为给这样的老板干活是终身的羞辱。由此可见，他更重视的是人格的独立，敢于违抗权威，反抗压迫。他与其他逆来顺受的底层人物形象相比，身上的悲剧抗争性尤其强烈。事后电视台和报社报道了晓雷有骨气，不下跪的事迹，说明社会需要这样的人物，需要这样的事迹来影响社会风气，来鼓舞底层人民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面对底层生活的不幸时，有的底层人物表现出坚强的行动意志，执着顽强地克服苦难。罗伟章的小说《大嫂谣》主人公大嫂年过五十，为了全家的生计，到遥远的工地打工，比男人还要拼命。失去了工厂的工作后又开始拾荒，小说中将大嫂一家的艰难生活叙述得极尽悲苦，她不断地用辛劳支撑着家庭。她经历无尽的辛酸和煎熬，但是从未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和热忱，她始终等待着生活好转的那一天。
底层作家在书写悲剧时，将底层人民生活中的不幸与辛酸展现其中，叙述不加节制时，往往会夸大甚至脱离。苦难叙事层出不穷，许多作家明显存在着“苦难情节”，陷入到对苦难主题叠加的不良倾向中。作品中充满了悲惨的故事和渲染不幸，带给读者的是绝望和困扰。
苦难主题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苦难是人类成长中必不可免的经历，是生命的历程。在宗教中，力图从价值和意义层面解释苦难和超越苦难，以拯救在苦难中水深火热的芸芸众生。基督教，佛教都具有这层超脱意义。这种对待苦难的态度无疑影响了文学对待苦难的眼光，但文学中对于苦难的关注更加广泛和深刻，尤其底层文学从现实意义上深化了苦难主题，作家通过苦难追问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以苦难叙事开始的，打造知识分子受难英雄的神话。而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中的苦难主题明显超越了新时期的文学。总的来说，在底层写作中有一种强大的苦难精神，这样就使苦难叙述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约束，而接续起了左翼文学对于现代性的苦难书写。
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陈应松，在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叙述始终围绕着鄂西北贫瘠山区农民的苦难进行。作者在一系列作品中，构建了神农架地域，非常沉重地描写了窘迫的生活场景，我们感受到作者对苦难的震惊，传达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着，死亡，灾难，有些故事骇人听闻，作者似乎特别擅长描写那些极端的情节，它造成一种情感上的残酷。这样的作品在揭露底层人民生活不幸的同时，更是在控诉生活的残忍。作品里充分表现人物遭遇不幸时的痛苦、绝望，每一个情节都是悲剧命运的沦陷，生命的泣诉，无不让读者哀叹。
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底层作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我们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看到了他们的心酸和无奈，但却出现越来越多似曾相识的故事和人物，这种相似形成了故事情节的固定模式，使读者感到单调和重复。有相当数量的底层文学作品，在文本中一味书写苦难，让读者感到压抑和痛苦，甚至超出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尽管底层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批判现实，但是达到这种创作目的并非一味地呈现苦难就可以，有时反而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宿命感，被迫接受现实的压迫，变为逆来顺受。为突出苦难而写苦难，有意无意地削弱了这种批判力量。
底层文学的这种“苦难怪圈”，文学评论家洪治纲认为：“从创作主体上看，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家们普遍地陷入了某种迷惘性的同情误区，缺乏必要的叙事节制和独特有效的理性思考”。这种现象成为底层文学写作亟需解决的问题。由此，作家在进行底层创作时，应该保持理性思考，将自己的道德情感建立在精准的艺术构思上，保持对悲剧的理性高度和叙事节制，才能使底层文学作品的悲剧精神不受到破坏。
底层文学作品的悲剧抗争起着消解苦难的作用，正因为底层人民强烈的求生存欲望和执着抗争，苦难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压迫也在逐渐消解。底层人物以悲剧抗争的态度去面对困难和不幸，仍向往未来生活，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样的作品。小说中描写了无数个家庭通过“卖血”的方式，执着坚强地生活。当许三观一家生活窘迫时，他用“卖血”维持生存，而实际上，是他的执着和坚强支撑了整个家庭，用自己温热的血液暖续着家庭的前行。主人公十二次“卖血”，对生活始终有着执着的热忱，他表现出的悲剧抗争意识是他面对惨淡的人生，仍然用力地生存。我想人的生命本该有这样一种可贵的勇气，生活本多艰，这样一份“生的坚强”，让我们更多勇敢的体悟，更多些面对生活的勇气。在顽强面前，生活将会比软弱展现更多的柔情和无限的希望。文章中虽叙述不幸，但也不缺乏人们面对苦难时的温情和幽默，透过现实的悲剧，从底层的普通人的心里历程中，发现那种执着的甚至是朴素的自我保护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其中坚强所表现出的韧性和张力，是悲剧赋予他们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
人们普遍能接受悲剧，是因为悲剧接近真实。它更贴近日常生活中底层人民所面临的挫折不幸。他们在作品中看到自己曾遭遇的经历，通过作品中人物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委屈，难过，产生怜悯。情绪得到抒发，强烈的共鸣感也使他们感到自己被表达，被理解。悲剧通过不幸的结局向世人展示恶劣的后果，人们为了逃避不好的结果，会避免悲剧源头的产生。在物质上，会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分配方式。物质匮乏导致生活贫困，物质的合理分配可以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悲剧的产生引发人们对物质分配不均衡的思考及改善。而且悲剧暴露了社会制度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或者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的现象。底层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可以促使社会秩序改良，向更公正、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底层文学作品的悲剧性更深层的意义是：悲剧能使底层人民清醒。悲惨不仅痛彻心扉，而且发人深省。悲剧在人内心形成的力量远比喜剧力量大得多，就在于它对人的警醒作用。在对痛苦和不幸的抗争中去寻求生存的意义。悲剧不是使人产生悲观主义，而是让人意识到悲剧性，却并不屈服，顽强地斗争。
从社会层面来说，底层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对社会发展有着推动的作用。社会学家郭于华在她的著作《倾听底层》里提出“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一种颠覆和重构的力量。这种由底层人民发出的声音具有瓦解社会权威，形成革命先声的巨大影响。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如果底层人民生活的不幸悲剧无法得到改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沦为底层，那么社会分化会日益严重。研究底层文学作品的悲剧性，不仅是在文学范围，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更有长远的意义，更有益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J〕.天涯，2008，（1）∶64.
〔2〕熊元义，刘文纪.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悲剧的认识〔J〕.云梦学刊，2005，（1）∶13.
〔3〕章辉.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J〕.文艺研究，2001，（05）∶149-151.
〔4〕贺绍俊.从苦难主题看底层文学的深化〔J〕.当代文坛，2008，（01）∶4-7.
〔5〕谭光辉.论底层文学的理想形态之建构〔J〕.当代文坛，2011，（4）∶27-30.
关键词：文学本体 英伽登 “言-象-意”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国内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论除了专题研究之外，还有一类把中国传统“言-象-意”的作品观与他的文学作品论做对比研究。张永清在《问题与思考：英伽登文论研究三十年》中总结的“相当一部分研究论著还止步于对它的介绍和描述，而未能将其哲学理论与文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来” ①。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言象意文论与英伽登文学作品论的比较研究中也存在着，大体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把中国传统文论中作品的“言”、“象”、“意”三个层次与英伽登文学作品论的四层次一一对应，以“不谋而合”从文学作品论沟通中西方文论②;二是把言象意理论中的“游”、“忘”审美心境等同于英伽登文论的哲学背景――现象学的“悬搁”③;三是忽视“言-象-意”理论与英伽登文学作品论中的文学作品存在领域的不同。
鉴于此，本文试图厘定中国传统“言-象-意”文论内涵，把英伽登的作品论与现象学哲学背景结合起来，从细微处对比分析中国传统“言-象-意”文论与英伽登作品文论的同与不同，探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本体。
一、中国传统“言-象-意”文学本体的确认
“言-象-意”的文学本体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形-象-意”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观里，世界的存在是“天人合一”“形-象-意”的整体存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提出“道”为世界之源，“似万物之宗”。“形”是“道”衍生的万物。“道”即为“意”。“形-意”是自然存在的表里结构，由“形”与“意”两个要素构成，“象”是人在“形-意”世界认识的结果，三者形成了“形-象-意”的世界本体。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立象以尽意”，“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执大象，天下往”，人认识世界，就是与“形-象-意”的世界本体相互融合的过程。
“言-象-意”的“言”兼顾“形”与“意”两个方面，与“形-象-意”结构中的“象”相当。汉字的创制和使用以“象”为本，“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说文解字・序》），强调“依类象形”的“象”。“言”既有“象形”的具体性，也有“达意”的抽象概括性。明代杨慎《六书索隐》指出，“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转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言”既有个别性的特征，“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庄子《秋水》），也有社会性的属性，“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
中国传统文论的“言-象-意”文学本体是由“言”、“象”、“意”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形-象-意”世界本体中以意象形态独立存在。叶朗就肯定了审美意象在文化中的独立存在，审美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④文学作品本体就是文学意象，是作者审美活动的结果，独立存在于“形-象-意”世界本体中。
二、英伽登文学作品本体与现象学
现象学是英伽登文学作品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文学作品以体现“先验本质”的“图式化观相”形态存在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意向性”活动的创作结果和接受者的审美对象，不是客观自然、科学论著那种自足的物质实体和观念客体，而是依赖人类的意识活动。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针对“悬搁”的自然世界补充的。自然世界只有被人感知到才对人有意义，把自然世界和科学认知“悬搁”起来。胡塞尔倡导“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以人对物的意向性活动经验为世界本体，探究意向性活动经验中的共性。这种共性正体现出了人精神中的“先验本质”。“先验本质”决定之下的人的意向性活动及其结果构成了生活世界。
英伽登认为，语言就是人类以声音为意向对象的意向性活动的结果，存在于“生活世界”。意义是“所有和语词发音有联系并且和它一起创造了‘语词’的东西” ⑤76，体现着人类意向性精神活动中的“先验本质”。语言在“生活世界”中的作用就是，语言的“意义”“能够意向性地确认一个客体，不是在物质和形式上确认它，就是它对已经意向性的创造了的一个客体（或者对知识和它有关系的客体）发挥某种特定的意向的功能”。语言具有类似意向性的“对象性”功能，指向对象，在关联的关系结构中存在着。作者的语言意向性创造活动的结果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作者、读者存在着、发挥着这种“特定的意向的功能”。脱离作者意向性活动的文学作品只是一个图式化的构架，包含有空白、未确定点。对于读者而言，“文学作品中只有图式观相的存在，这种图式观相让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能够见到各种不同的、在事先设定的范围内变化的观相。” ⑤259-260英伽登补充的伟大作品的形而上的层次，即本质性图式化观相在意向性活动中的普遍存在。这种“共相”与胡塞尔认为的“先验本质”何其相似。
英伽登以读者的意向性活动过程为基础分析文学作品各层次及整体性结构。雷纳・韦勒克阐释为“（1）文字声音的层面，它构成了（2）意义单元。二者展现了（3）系统组合的方方面面，因此构成（4）一个再现的客体的世界”。⑥“由于每个层次的素材和功能不同，这就使得一部文学作品的整体不是单一类型的质的造体，就其本质来说，具有复调的性质。这就是说，每个层次在这个整体中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现出来，并把自己某种特殊的东西赋予整体的总性质，而且不破坏这个整个的事实上的统一。” ⑤48-49文学作品“有它自己的特性和它的审美价值质，在整个作品的复调中有它自己的声音，常在对诗歌作品的审美把握中起主要作用。” ⑤270
三、“言-象-意”与英伽登文学作品本体比较
两者的相同之处表现在：（一）文学作品是由语言、形象、意蕴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层次整体。中国“言-象-意”的文学作品本体是以“意象”而存在的有机整体。在意象的整体结构中，“言”、“象”、“意”是不可分裂的“言-象-意”“不离”状态存在。韦勒克翻译阐释的英伽登文学作品层次论恰当地表达了作品层次之间不可分裂的整体特点，各部分之间是递进生成的结构关系，最终是以“图式化的观相”这种形象而存在。
研究者常把王弼《周一略例・明象》篇的作品层次论与英伽登的作品层次论来做对比研究。王弼作品层次论中论到意对象、象对言的依赖关系，援引了《庄子・外物》篇的筌与鱼、蹄与兔的比喻，把庄子的“得意而忘言”阐释为“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庄子“得意而忘言”指对作品审美感知中超越作品与个体的审美状态。王弼“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把言与象、象与意对立起来，“忘言”、“忘象”是“得象”、“得意”的前提条件，认识过程中“言”、“象”、“意”是分裂状态，是钱钟书所谓的“不即”，作品各层次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王弼的作品是“言”、“象”、“意”分离的，以“意”为目的，以“意”为主体的哲学作品，而不是以“象”为“言-象-意”整体面貌的文学意象。⑦
王弼“言”、“象”、“意”的“不即”状态与意象的“言-象-意”“不离”、英伽登作品本体的整体性是他们之间根本性的区别，整体性也正是文学意象本体论与英伽登作品本体论的共同点。
（二）文学作品的存在不是物理属性上的自然存在，是在人类活动中的存在。中国“言-象-意”构建的意象是存在于“形-象-意”的人类活动时空中。英伽登文学作品是人的意向性活动的结果，存在于人类集体意向性活动结果――“生活世界”里的。文学作品的存在不是物理符号和物质载体的物理存在，这是文学意象本体论与英伽登文学作品本体论的第二个共同点。
两者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文学作品的存在领域的区别。意象存在于由“道”衍生出来的“形-象-意”的、“天人合一”的世界。共相存在于由人的“先验本质”决定的意向性活动及其结果所构成的“生活世界”。
（二）意象与共相，是不一样的。存在领域、方法论的不同体现在对文学本体的认识上。诚如张瑞德的观点，正是在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方法论影响下，文学作品研究遵循主客融合为一，以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论作品的“文与质”、“言与意”、“形与神”、“情与景”、“意与境”、“韵与味”、“意与象”⑧48-49。文学作品意象的创造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是主客体统一的产物。“图式化观相”是作者在意向中以语言赋予自然以意义，是人类主导的本体。意象与“图式化观相”内蕴不同。意象是“圣人立象以尽意”，以审美形象表现“意”、“道”;共相是意向性活动的结果，体现着人的“先验本质”。
（三）对文学作品审美的不同。意象审美强调审美的整体性，以整体为统帅感知具体部分;“图式化观相”审美是审美意向性活动的过程，从各层次到“图式化观相”。究其原因，意象研究的文本“多以抒情类文学作品（诗）为对象，而对叙事类文学作品（小说、戏剧等）关注不够” ⑧。这不仅导致叙事理论少，也决定了文学意象审美从整体到局部的特点。英伽登作品论主要针对小说，体现了阅读过程和再现客体的形成过程。
“游”、“忘”的审美心理与胡塞尔“悬搁”不同。意象审美强调审美的整体性。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为了达到对意象的整体把握，要求接受者达到“游”、“忘”的状态，超越具体的“言”、“象”、“意”各部分的局限。接受者在意象的体验性审美中达到“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精神自由的境界，这是审美意境的特点。“悬搁”要求意向性活动主体把自然世界与理性认知置之不顾，进入意向性活动的生命经验中，从诸多的意向性生命经验中找到共同的部分，那就是规定着意向性活动的人的“先验本质”。“游”、“忘”是接受者进入审美体验中的状态，“悬搁”是为了进入意向性的生命经验中，接受者要做好的准备。
四、文学作品的本体是“意象”，还是“图式化观相”？
因“言-象-意”文本观与英伽登所持有的语言观不一样，导致文学作品本体意象与“图式化观相”不同。“言”是“形”与“意”的统一体，存在于“形-象-意”的世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普遍的，既是个别的，又具有社会一般性。意象就是以“言”来“立象”，也具有具体与普遍、个别与社会一般性的统一，是一个形象的存在。英伽登语言是人类“先验本质”的产物，是一套所指指向“先验本质”的能指符号系统。由于作品语言塑造的形象脱离意向性活动就呈现为本质结构的“图式化观相”，脱离了具体性。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应该具备具体性、形象性，“言-象-意”的意象本体更体现了这些特点。
“言”、“象”、“意”在“言-象-意”有机整体结构中生成新的客体――意象。意象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主体。从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来看，意象与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是“天人合一”的主客融合。意象审美接受过程是接受者依托又超越意象与审美主体的“实”，意象与审美主体融合中共同创造出虚实结合的意境，使审美主体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图式化观相”的接受者受制于“图式化观相”的层次结构，受制于语言中人类的“先验本质”，基于“图式化观相”的审美是一种半自由状态。半自由状态是对“图式化观相”审美过程的心理特点，最终可能超越个体“图式化观相”而呈现出再现客体。英伽登把超越当作是对支配意向性结构的“先验本质”的探索。审美接受过程中，“图式化观相”作为独立客体能动性仅体现在结构上，接受者意向性活动的能动性受制于“先验本质”，更突出接受者与作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比较之下，意象审美所获得的意境是艺术审美的更为自由、本真的状态。
注释
① 张永清.问题与思考：英伽登文论研究三十年[J].文艺研究，2011（2）：41.
②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是“中西文论中这种不谋而合的现象”.
③ “悬置”与“游”、“忘”的对应，“把本质之外的质料一律‘加括号’之后搁置一边二直观其本质的态度，与‘言象意’层递关系中之‘忘’的对应性便十分清晰了”。窦可阳.言-象-意与英伽登的本文层次理论[J].福建论坛，2008.10：36.
④ 叶朗.美在意象――美学基本原理提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⑤ （波）罗曼英伽登.论文学作品[M].张振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83.
⑥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M].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29-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