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草原退化;公地悲剧;草畜双承包;产权私有化;集体行动;联户经营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2-0022-01
一般认为,为了防止像草原这类公共池塘资源发生“公地悲剧”,政府需要强制性地推行产权私有化。但公地悲剧的概念首先强调的是人具有私心的假设,即“经济人”假设。而玛曲牧民是否是“经济人”,需要深入牧区做实际调查。
一、玛曲草原概况
玛曲草原位于黄河母亲河上游地区,素有“亚洲第一牧场”和“高原水塔”的美称。1991年以来,玛曲草原干旱现象加剧,草场沙漠化扩大,鼠虫害严重,许多泉水干涸,河水减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二、从制度层面探讨玛曲草原退化
藏族在玛曲地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半个世纪前,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一直很好。玛曲草原的大规模退化是伴随着近十几年来草原经营制度的变迁而出现的。1982年政府在玛曲实行牲畜承包到户,短短10年,牲畜数量几乎翻了一倍。1993年政府开始把草场分小片划分到户。1995年,草场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范围内正式启动。到2003年,96%的可利用草场承包到户,参包牧业人口占全县牧业总人口的96.2%。至此,草原集体经营基本转变为单户经营。
政府推行这种草畜双承包的责任制,实际上是为了明晰私有化产权。它的理论依据源自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为了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政策分析家们长期寄希望于这样两种制度安排:一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巨大的实施成本和监督成本。另一种制度安排就是彻底的私有化,以利用市场的力量来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两种制度安排一直被认定为公共自然资源管理模式的不二选择。玛曲地区近些年的政策实施,实际上就是两种制度选择的体现。
但公地悲剧的发生是基于人具有私心的假设。现在一般认为,这种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既然前提条件不能保证成立,那么它的结论适用与否也就值得商榷。其实连哈丁自己也讨论过人们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聚集在一起制定限制人们行为规范的案例。我们在玛曲草原调查时发现,当地牧民确有着非常强的集体行动意识,他们形成了一种在承包责任制前提下的自主联合放牧模式。很显然,牧民们能做出这种决策便说明他们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不会自动走向公地悲剧,相反,他们会为了避免公地悲剧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三、牧民联户经营案例1
为了充分了解当地牧民的草地联营意愿, 2008年5月到9月,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对联户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摸底工作,发现在调查的三个社区中,联户率都在60%以上。以下是调查中的具体案例。
玛曲县欧拉乡欧强4队共29户牧户,其中17户组成一个稳定的联户体,另12户冬季草场单户,夏季草场因水源限制而联户,属半联户体或不稳定联户体。草场承包时,经内部协商,17户牧户就开始联营放牧,直到2005年,一直没有制定牲畜数量限制协议,牲畜增加较快,草场质量明显下降。此时年长的牧户提出限畜建议,各个牧户考虑到家族威望、亲情关系,都接受了这一建议。限畜协议为:无草场的人(承包时没有出生的人)可牧养8头牛,12只羊,不能养马;有草场的人可牧养12头牛,16只羊,1匹马。此协议从执行以来,至今没有一人违约。牲畜数量每年大家集中清点一次,以互相监督。限畜才三年,草场明显好转,牲畜也较以前健壮,故大家都愿意继续执行下去。17户联户体内部,草畜平衡协议约束力强,牧业合作生产频繁,资源(如剪毛刀、纺织器具等)共享程度高。
四、结语
根据McCarthy等学者的结论,在集体行动意识很强的社区里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是不适合的。事实证明,草地联户经营模式是与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特征相吻合的高效草地利用模式,是玛曲草地经营模式转变的方向和出路。这种经营模式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规则以保障制度的运行,使玛曲牧民摆脱了公地悲剧理论中的“经济人”宿命,最终甚至避免了公地悲剧的发生。对政府而言,若能充分利用这些原生“制度”,不仅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还能大大降低执行与监督的成本,使玛曲草原经济发展与草原保护协调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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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孛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为贯彻落实《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兽医专业现代远程学历教育的通知》（农办医〔20*〕39号）精神，深入贯彻实施《动物防疫法》，进一步提高我省兽医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法律事务工作委员会拟组织开展兽医专业现代远程学历教育，使不具备大学本科或者专科学历的在职兽医工作人员达到大学本（专）科水平，以适应新时期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需要。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各级兽医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乡镇畜牧兽医站和动物诊疗机构中尚未取得大学本（专）科学历的兽医工作人员。
具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网络院校及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的，可报“专科升本科”;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可报“高起专”。
二、报名手续
1、报名学员（含申请免试入学）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2份（A4纸），2寸照片（免冠、正面、彩色、蓝底、同版）3张;
2、填写《学生报名登记表》，报省辖市畜牧局，由各省辖市畜牧局进行报名统计、汇总;
3、报名结束后，各省辖市畜牧局将学生报名名单报省局医政药政处。
4、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严禁在系统外招生。
三、招生专业
层次专业入学考试科目最低学分学习年限
高起专（农学类）畜牧兽医语文、数学752.5-5
专升本（农学类）动物医学语文、英语752.5-5
四、学习课程
（一）畜牧兽医（高起专）:计算机应用基础、法律基础、农学概论、农业政策与法规、农业经济与管理、动物生理学（乙）、动物微生物学、畜禽解剖及组织胚胎学、家畜传染病学（乙）、动物营养学、动物临床医学（乙）、猪禽生产学。
（二）动物医学（专升本）: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农业概论、农业产业化经管、动物生理学（甲）、动物解剖及组织胚胎学、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动物病理学、动物临床医学（甲）、动物生产学、家畜传染病学（甲）。
（三）学位课程:英语、动物生理学（甲）、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动物临床医学（甲）。
五、办学形式与学习方式
学员通过互联网实行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为教材自学+课件学习+网上导学+网上答疑讨论+课程作业+模拟试题自测。
六、学制和毕业
实行弹性学制，至少应修满75个总学分，有效学习期限2.5-5年（即最短学习时间）。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网络教育畜牧兽医专科、动物医学本科毕业证书（国民教育系列），符合条件的可获得相应学士学位。
关键词：质量安全；全面质量管理；供应链；物联网
一、绪论
（一）本文研究背景。我国是肉类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000万吨，其中猪肉产量占比50%。自2000年以来，我国猪肉产量一直占肉类总产量的62%以上，猪肉产量一直占猪牛羊肉总产量的81%以上。
但同时，我国层见迭出的猪肉质量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健康和人生安全：自1998年起，猪饲料中添加“瘦肉精”事件就频频发生，直到2011年双汇集团旗下公司被央视3・15特别节目曝光“瘦肉精”事件，“瘦肉精”才引起大众和监管部门的重视。
农业产品的质量安全不但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预期[1]。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有安全质量保障的猪肉的呼声越发的强烈。但是保障猪肉质量与品质是需要养殖、屠宰、批发、零售等各个企业和各个环节加强质量意识，严格控制质量水平。与此同时也需要消费者的有效监督和政府的有效监管。如何建立、完善猪肉供应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提高我国猪肉食品的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本文研究的意义。和目的本文通过对畜牧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研究，找寻企业质量管理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并结合物联网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一）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早在1951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阿曼德・费根堡姆最早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2]。全面质量管理是指利用全面的方法管理全面的质量。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认为，产品的质量决定于设计、制造和使用质量的任何一个环节，因此必须从市场、产品、设计制造、材料采购到检验、运输、批发销售等各个环节中都需要严格把控质量关。而且，各个环节的配合和信息的反馈对实施全过程质量管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物联网与畜牧业
1、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的概念首先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evin Ash-ton教授在20世纪末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物联网就是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将所有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物品智能化识别和管理的网络[3]。在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引用了“物联网”的概念。对“物联网”的涵义进行了扩展。
2、物联网应用于畜牧业的重要性。基于物联网技术发展的猪肉产品全程质量溯源系统的关键技术的实现，对今后生猪养殖的规范化和管理过程的信息化、屠宰加工标准化、质量溯源、质量监控、绿色食品基地的建设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作用，是推进我国畜牧业发展、质量溯源、质量监控和物流溯源的一项基础的工作和有效的举措[4]。
三、物联网技术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事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生产到销售的环节中缺乏有效的监管，这就使得畜产品安全的信息化已经成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联网在加强监管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发挥重要作用，使食品安全隐患降至最低。如利用RFID技术，对畜禽养殖、加工、批发、销售等各环节的数据信息进行跟踪记录，以供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者查询和追踪[5]。
（一）养殖环节。现代畜禽养殖的集约化程度高、数量多，仅仅靠人工标识识别，难度高、效率低，不能满足养殖生产管理与控制的要求。而物联网中的RFID技术，就十分适合应用于当代养殖产业中，满足企业需求[6]。
（二）屠宰加工环节。屠宰加工环节由于其流程的客观复杂性，是猪肉整个生产流程中最需要把控质量的一个环节。猪肉屠宰加工的时间短，环节多、数量多。生猪被运送到屠宰场后，首先，检疫人员检查产地检疫证等合法证件，检查无误后，生猪即可送入待宰区，通过RFID模块装置集并记录生猪的各种数据，及时上传到屠宰加工信息采集系统中，用于建立生猪屠宰加工数据档案，并上传至中心数据库；而不合格的生猪将采取措施控制。通过RFID模块装置的数据采集，如屠宰时间、批号，屠宰场编号，胴体重量，宰后检疫信息，冷却信息将会上传信息采集系统和中心数据库，使得屠宰环节得到有效控制。
（三）批发、销售环节。猪肉到达批发市场后，批发市场检测中心会对猪肉产品进行各种相关指标的检测，不合格的猪肉立刻追溯问题来源，并且立马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合格产品即可进行批发进入市场。
在消费环节中，畜禽产品上会安装产品质量安全条形码，消费者可以利用超市的条码查询机，对条形码进行识别，识别成功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该产品的生产日期、生产企业名称、品牌信息，产品生产地、加工地情况，以及检疫检测情况等一系列的生产信息，让消费者放心的购买安全食品。
四、畜牧业物联网技术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一）畜牧业物联网技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尽管中国畜牧业物联网技术的研究顺应养殖模式的转型与政府监管的要求，从开发到实施，获得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从物联网系统的技术环节本身而言，中国畜牧业物联网技术与产品的开发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如下：1）标准问题。一些基础的物联网技术标准系待修订。如地方标准在编码上的局限性很明显[7]。2）关键技术与产品缺乏。采集生命数据信息的专业传感器与识别产品类型少，产品价格高，大规模应用起来很有困难。3）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数据采集节点的本地数据安全问题、网络中的数据信息安全问题等。
（二）展望。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感知中国”发展物联网的宏伟目标，随着相关理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物联网必定会应用在各行各业[8]。物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畜牧业，必将极大推动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农业信息化的水平和程度，更加促进农业食品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刘蒙蒙，董玉德，张沙，等.基于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设计[J].安徽农学通报，2014，20（9）：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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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仲芳，游洪，王彭军等.RFID技术在活猪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安徽：Feb.2008，24（2）：241-245.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肉羊 养殖规模 影响因素 边际效应
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的过程中，养殖方式也正由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变，规模化生产已成为我国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提出“大力发展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使得农区畜牧业成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新亮点。（农区畜牧业主要是指位于农业地区，以粮食、秸秆和饲草料为主要饲料来源，以舍饲或半舍饲为主，同时存在一定程度放牧饲养方式的畜牧业。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肉羊产业即为农区。）
然而，目前在农区，畜牧业养殖仍然以小规模散户为主，以肉羊为例， 2010年年出栏数在100只以下养殖户（场）羊出栏数占全国羊出栏总数比重超过了70%，这种小规模生产方式不利于肉羊标准化规模生产的发展，进而也不利于提高产品竞争力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生产者养殖规模的扩大呢？
从宏观角度来看，影响畜牧业养殖规模的外部因素包括畜牧科学技术发展状况、饲料资源状况、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及畜牧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畜产品供求弹性、信贷条件、社会化服务程度等；内部因素包括饲养方式、畜种及品种、生产设备及防疫条件、流动资金的状况、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水平、草地集中程度（针对放牧畜牧业）、劳动者的职业素质等。在微观层面上，畜牧业生产者对养殖规模选择是在对收益和风险回避不确定条件下，对所拥有投入要素进行最合理配置的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生产者所掌握的知识，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知识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对风险承受能力的意愿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以农区肉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实地调研分析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本文对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行为研究是基于农户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货币收入最大化展开，这种行为受到内外约束条件的影响，内部约束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等因素，外部约束条件包括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因素。
饲草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影响养殖规模的重要因素。农区拥有大量农作物秸秆，这为农区肉羊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资源。其次，农户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及肉羊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力不同也会影响养殖规模。最后，农户所拥有资本包括与肉羊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及现金，这些资本是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生产决策者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不同个人特征下，其养殖经验、风险意识以及知识都会有差异，其畜牧业规模选择也有所不同。此外，生产决策者家庭特征也会影响畜牧业养殖规模，如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其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可能越高，越有可能限制其规模。
在肉羊生产上，合作社和协会等组织制度的创新，可以提高肉羊生产者的组织化程度，便于其合作共同实现自身的利益。合作社将农户组织起来，往上可以向饲料企业、种羊场批量购买饲料及种羊，降低生产成本；往下可以增强与屠宰加工企业的谈判能力，提高肉羊销售价格，增强养殖户收入，并可在生产中共用机械设备、互助合作，提高生产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畜牧业生产者生产行为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价格是市场需求的信号，对于肉羊生产者而言，羊肉价格越高，从事肉羊生产收益可能越高，越倾向于扩大肉羊规模；另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市场需求稳定性也会影响其养殖规模选择，农户如能与肉羊屠宰加工企业达成稳定的契约关系，会降低其肉羊销售风险。
除生产要素、生产决策者个人及家庭特征、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条件外，政府行为也会影响到畜牧业养殖规模。在肉羊产业上，一方面，由于育种、繁殖、饲料配制、圈舍设计、防疫等相关技术私人研发成本较高，获得收益时间较长，一般都由政府供给；另一方面，政府对生产要素补贴（如种公羊补贴、羊舍补贴、畜牧机械购置补贴等）会降低肉羊生产者生产成本，有利于其扩大规模。
二、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数据来源及变量、模型选择
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8月4日-11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调研。调研区域包括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7个区县旗，调研对象以肉羊养殖户为主，调研形式以调查员与养殖户面对面访谈，填写调查问卷为主，最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273份。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了其中136份来进行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是养殖规模，依据养殖户肉羊年出栏数将养殖户分为3种不同规模，年出栏数小于100只的为小规模，设为1；年出栏数大于等于100只，小于500只的为中规模，设为2；年出栏数大于等于500只的为大规模，设为3。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的且为有序，因此本文选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
有序Logistic模型的数学形式为：
X为解释变量的向量组，β是待估参数。由于Logistic估计模型的参数为非线性化，可通过Logit转换实现模型线性化。
上式即为Logit模型，Log为自然对数，P/（1-P）为发生比（odds），它是事件发生Y>j和不发生Y>j的概率比，因此，发生比对数形式就成为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
在Logistic回归结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由于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常规连续变量边际效应计算方法在此并不适合，本文在计算单个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时把该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均假设为零，计算公式如下：
具体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如表1所示。
（二）农户肉羊养殖规模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处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模型似然比统计值为-99.1319，卡方值为75.10，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1.农户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均不显著。而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前者为正影响，后者为负影响。结合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出，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每增加1%，农户选择小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减少22.71%，可能的原因是养羊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越依赖于养羊业。与养羊相关的投资越多，尤其是固定资产，由于受到固定资产专用型限制，使得农户倾向于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固定资产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也促使生产者扩大规模。家里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小规模养殖，且从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到，其选择中规模养殖与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降低19.59%，11.03%。原因是家里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其从事除养羊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机会更大，因此将资本或劳动力更多投入到非养羊业上，导致其规模较小。
2.生产要素影响。在生产要素方面，除固定资产要素外，饲草资源和劳动力要素都对农户养殖规模选择影响显著。饲草资源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边际效应显示饲草料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选择中规模、大规模养殖概率增加0.17%、0.13%。饲料是畜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肉羊这类反刍动物而言，粗饲料就显得更为重要，饲草资源可以为肉羊养殖提供大量的粗饲料。劳动力要素也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同样为正，边际效应也得出同样结果，即可投入劳动力越多，养殖规模可能越大，说明就目前阶段而言，肉羊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肉羊产业发展可以吸纳剩余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导致生产方式的转变。
3.组织化程度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是否加入养羊合作社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加入养羊合作社的农户选择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增加11.28%、12.86%。一般而言，合作社相对于单个散户而言在买饲料和种公羊方面具有优势。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合作社在购买饲料上可以便宜0.1元/kg，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另外，养羊合作社的领导素质都较高，对市场信息和技术都了解较多，农户加入养羊合作社可以提高自己参与市场的程度，学习新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技术，提高其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4.市场需求影响。农户是否与屠宰企业或合作社签订协议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且为正，签订协议的农户选择中规模与大规模养殖的概率要分别增加10.71%、27.95%，主要是因为签订协议后，农户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承担市场风险较小，因此可以放心地扩大规模。每只肉羊价格对农户养殖规模选择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随着市场价格的提高，农户扩大养殖规模的概率越大。市场价格关系到农户养羊收入，在外来资金获得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养羊收入成为其生产再投资的重要来源，进而影响养殖规模。
5.政府行为变量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农户是否享受贷款贴息变量对养殖规模选择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由于农户承租地权和牲畜不能担保，农民很难从国家政策性银行获取贷款，当地信用联社贷款利息又较高，提高生产成本，因此很少有农户能够获得贷款。在被调研农户中，仅有大约15%农户获得上述优惠政策，也证实了这一点。是否享受种公羊补贴和建羊舍补贴对养殖规模选择也不显著。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部分生产者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而建羊舍，实际并没有养羊或养羊很少，没有达到增加肉羊供给的目的。另外，政府往往采取先建后补的补贴方式，生产者需要先投资建设羊舍然后获取补贴，这种方式对资金缺乏的农户来说可能支付不起这些前期投资，因此也无法享受到这种政策优惠。是否享受畜牧机械购置补贴在5%水平上显著，但是影响却为负，这与预期不太符合，但是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发现也在情理之中。一是因为不同地区农户对补贴政策了解程度不一样，有的农户甚至不知道该项政策；二是补贴力度小，在调研过程中有的农户表示办理补贴手续太复杂，因此不愿去办理补贴手续。
三、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农区肉羊为例，在实地调研获取农户数据的基础之上，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要素、组织化程度、市场需求、政府行为等方面来分析农户肉羊养殖规模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在家庭特征上，养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对其有正向影响，而家里是否有村干部、公务员或政府官员对其有负向影响；在生产要素上，饲草资源和劳动力数量均对其有正向影响；在组织化程度方面，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其影响为正；在市场需求上，农户与屠宰企业或合作社签订购销协议及肉羊市场价格对其影响为正；在政府行为方面，除畜牧机械购置补贴对养殖规模影响为负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农区肉羊生产应当与种植业相辅相成，种植业能够为畜牧业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当地政府在发展肉羊过程中，应当优先选择生产要素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将本地区畜牧业与种植业有机结合起来。
2.大力培育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合作社在提高生产者组织管理水平与市场参与程度方面的作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龙头企业，发展多种肉羊产业化经营模式。
3.政府在推进肉羊规模化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到生产者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在政策制定上体现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同时，政策补贴方式与对象应当更合理化，防止因补贴方式和对象不当造成“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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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疆要使畜牧业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建设现代化畜牧业，必须抓住草业这个关键，而且要按钱学森院士提出的草业理论和实际去执行和完善。草业要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去组织、经营和管理，建立草地科学经营体系。新疆发展草业要因地制宜，兴办草业龙头企业，把草料加工办成大企业，改变草地经营“大锅饭”状况，加大对草业的投入，并培养草业科技、经营队伍。
1新疆农业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
2002年8月30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召开畜牧工作会议，对农业产业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决定把新疆农业结构从种植业为主导地位改为以畜牧业为主导地位，并要把传统畜牧业过渡到现代畜牧业。在《关于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畜牧业是当前面对国内外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当前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最有效途径”。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总结我区几十年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国内外成功的经验，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作出的决策。发展新疆畜牧业，已经是势在必行。
2新疆发展畜牧业的基本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基本条件
新疆是我国的重要牧区之一，有草地(有效)面积4860．68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34．4％，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21．7％，占全区绿地面积的86％；草地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边缘及河流沿岸；草地季节利用明显。全疆约有70％以上的牲畜不同程度在草地放牧，包括四季、三季或二季在草地放牧。另外，还有几千万亩的农林副产品可以利用。
2．2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四季草地不平衡，草畜矛盾尖锐，尤其是冷季饲草不足据测，草地载畜能力只有3，202．77万头(只)，但至20世纪末，我区牲畜已达4，525万头(只)，远远超过载畜能力。
2．2．2天然草地退化13逐严重据测普遍退化已达85％，其中严重退化的高达37、5％。表现草质变劣，植被变稀，草层变矮，产量减少50％。
2．2．3草地长期投入不足，建设缓慢牧业、草业的投入只占全区投入的l％左右，占大农业投入的7％～8％，但牧业产值占大农业的25％左右。正如原农业部部长何康视察新疆牧区时所说“三多三少”现象，即产出多，投入少；要得多，给的少；讲得多，落实少。
2．2．4盲目追求牲畜存栏头数有专家认为，新疆牲畜头数的增加，实际是掠夺式侵占草地而取得的。靠天养畜完全依靠天然，一遇风雪灾害，牲畜大量死亡，还增加了冬季草地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3草业在新疆发展的重要意义
3．1草业的概念
草业是建立在草地资源开发基础上的，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以草地各类资源为基础，通过家畜、生物、化工、机械和经济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高度综合的、能量循环的、科学管理的、多层次、高效益的科学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3．2钱学森院士对中国农业产业的论述
3．2．1 20世纪80年代，钱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国情，以求实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他认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农业上的大革命，把农业产业分为农业、林业、草业、沙业、海业。并把前“四业”定为“绿色农业”，海业为“蓝色农业”。
3．2．2草业要逐步形成产业，用系统工程形式、方法把他们发展下去，可以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草业产业。
3．2．3草业产业的观点，切合客观实际，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很快得到了科技界、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采纳。
3．2．4草产业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有了一定进展，将把中国草地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3．3草业的重要意义
3．3．1草业不仅对畜牧业发展，而且对生态环境建设、绿化、美化环境等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之一，得到国家的重视。1987年国务院批转《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纪要》中就提出“牧区要实行以牧为主，草业先行……”的方针。
3．3．2草业在我国人多、地少、生态恶化、西部治理、开发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巩固边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西部的治理和开发尤为重要。
3．3．3草业在20世纪80—90年代通过农业部业务部门和各省(区、市)对口部门的努力和试点，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包括：制定《草原法》；草地有偿承包；牧草繁育、生产；建设人工草地、改良草场、围栏草地；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示范项目；建立科研教育、推广、国际交流。
3．4草业对新疆的特殊意义
3．4．1全国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业，新疆更为突出。现在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已经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使农牧民富起来，关键在发展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牧业的重中之重在于发展草产业，包括：牧区草业、农区草业、林区草业、沙区草业、渔区草业。
3．4．2对草业应该有个新的看法，要用生态学的概念重新认识草原。使草地产生出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化合物，供家畜、动物食用)与环境(覆盖地面，保护土壤免受侵蚀)协调的最高生产力。
3．4．3新疆生态建设中草业起着骨干作用。新疆属于干旱地区，尤其占5／6的平原地区，除了部分河流两岸外，大多属于荒漠、半荒漠植被，都以草本植物为主，也有部分灌木。有专家认为，从生态作用而言，草与林各有千秋，不可厚此薄彼。应该合理的建立草林灌木复合植被，既促进牧业等生产发展，又保护了环境，达到生态平衡。
3．4．4国家农业部最近在《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西部地区特色种植业产品生产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以，向西部推荐重点发展五类特色农业，其中有一项就是“草业和草地畜牧业”和“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在国内外草、畜产品需求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发展草业是新疆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新兴产业。
4草业系统工程与草地科学经营体系建设
4．1草业系统工程
按钱学森院士的观点，就是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研究草业系统生产、生态、经营、管理，达到高效益的科学。他说：“草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产体系，为了管好．就一定要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这才是草业系统工程”。所以，草业系统工程实际是草产业组织、经营、管理的学问。而生态草业也应该是草业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基础。
4．2通过全国草业工作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已逐步形成了草业系统工程的理论，为进一步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4．2．1草业系统工程的基础是草地资源，全国有丰富的草地类型(18类)6700余种饲用牧草，有牲畜、动物、水、矿、光、热、风能、旅游、人文资源；资源上的牧草可作绿色饲草、改良土壤、保持水土、美化环境、工业原料、燃料等多功能性。
4．2．2草业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发展草业生产力，推动草业技术革新、生产专业化；发展多种形式的草业商品生产；发展牧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4．2．3草业系统工程的实践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起至世纪末，在农业部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在20个省区，进行了40多个试点(新疆5个点)，开展了“发展草地牧业综合经济的草业系统工程项目”，总结出：一个目标、三个三结合、五项改革措施等一套办法。“试点”顺利圆满地进行着，并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4．3草地科学经营体系建设
草业系统工程包括：草业生产体系；草业管理体系；草地科学经营体系。
钱学森院士把草业系统工程的草产业列入第六次产业革命之一，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就是把高科学技术用在草业生产(种草、养畜、加工)管理(经济、生态、技术、社会)和经营上去。归结起来，草业发展，一个是产业化问题，用企业带农牧户，加第二个是高科技，就一定能把草产业搞上去。
草业关键在于造就既懂经营善于经营又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才能建设起科学的经营体系。目前，我国已初步建设起如下草地科学经营体系：
4．3．1草地法制管理经营体系《草原法》公布实施已经20多年了，近期国家又在修改、完善已经公布实施，其核心就是运用法律手段，对草地资源实行科学的管理经营，从而保证不断提高其生产力，实现牧业现代化、草产业化和生态环境的最优化。建立一支草原监理队伍，把外部破坏草地与内部过度超载放牧的现象坚决刹住，按法管好草地，按经济规律经营好草地。特别是固定草地使用权后，实行农牧民草地承包有偿责任制，用经济补偿的办法管理经营草地，就能发挥农牧民保护建设草地的积极性。
4．3．2草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经营体系草地保护是草原管理经营的最基本任务。防止草地继续破坏，为农牧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保证草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确保牧业稳定发展；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创造优质的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对那些乱垦、超牧、滥挖草地植被者要按法处理，根据破坏的程度罚款，甚至绳之以法。要制定各季草地的放牧强度，实行轻牧、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等制度；退化严重的草地，也可采取封育、补播牧草、机械松耙、施肥、灌溉等改良措施；更为严重的甚至可以重新建立人工草地。总之，要加强管理、合理经营、科学利用，严防再次退化，充分发挥草地资源再生利用的最高价值。
4．3．3草地建设管理经营体系草地建设是实现草地集约化经营，发展现代化草业、牧业的基础。世界上畜牧业、草业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都非常重视草地建设。我国、我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今在草地建设中投入了很大一部分资金，从人工种草、飞机播种牧草、退化草地改良、退耕还草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效益明显。在草地建设中，要动员各方面力量一起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上，实行谁使用、谁建设、谁所有；国家投入的资金为了达到建一块，成一块，取得高效益，要形成一套管理经营体系，层层都有人管，有计划、有监督、有检查、有验收。
4．3．4草地科研、培训、推广经营体系要发展草业，关键要造就一大批既懂科学技术、又掌握经营管理的人才。把草地上的许多研究，落实到区、地(州)县(市)，乡草地工作者身上，给他们解决物资、待遇、资金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及时研究保护、改良，人工种植草地等方面的课题，取得成果，经过培训各级人员，从而大面积推广下去。建立一个热爱草业，懂得草业，专心草业，会规范管理、集约化经营的草业专业队伍。要建立一个科研、培训、推广的三结合经营管理体系。今后要按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要求改革科技推广体制，变科研成果为生产力，直接推动草业蓬勃发展。
5发展草产业关系到新疆大开发命运
尽管草业在我国发展尚处于初级阶级，但它对畜牧业、农业生态环境以及市场开发潜力巨大。“西部大开发不是大开荒”，必须草业先行，这是我区大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新疆如何发展草产业?我们的主要建议：
5．i因地制宜发展草业
长期以来在“三重三轻”(重农轻草、重畜轻草、重林轻草)的影响下。草地资源破坏严重．力口之天旱等自然因素，草地退化严重，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最近，国家准备投入巨资保护1667万ha被破坏的草地，并建设了200万ha人工草地暂时取而代之。这是一项重大措施，必能为我区发展草业、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破坏的草地首先是围栏保护封育。禁止继续乱牧，同时，可采取松土、补播、灌溉等措施，封育5年左右即可恢复。人工草地建设主要放在开荒后的弃耕地、闯田、低产田上，这是个既快又省的办法。新疆有133万ha弃耕地，67万ha旱地、闯田、低产田，还有近133万ha平原和山区天然打草地需要改良提高。农田种植苜蓿面积从目前的4％左右(133万ha，主要是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场种植的)提高到10％(33万ha)，再慢慢达到15％～20％(50～60万ha)，搞好草田轮作(兵团各团场，地方农牧场都有经验)，可提供大量优质蛋白质饲草，又培土肥田，近田养畜，达到畜草丰收。
论文关键词：玛曲,原料型畜牧业,原因,模式研究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图1不同类型产品的购买比例图图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藏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4.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4.1转型模式分析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
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4.2经济转型模式的实证应用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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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玛曲高原生态旅游发展要抓住我国城乡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时机，紧紧围绕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点突出民族特色、生态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加强对“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和营销，发展高原生态文化游、玛曲湿地游和民族风情游等特色旅游。
5.结论
畜牧业是高寒牧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高寒牧区经济发展中处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成为关注重点。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原料型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通过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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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畜牧水产局主笔张宏亮从事《宁河年鉴》编写工作已有4年。4年来，他通过学习，正确理解年鉴编写工作内涵，明确年鉴编写工作重点，努力把握年鉴编写工作基本规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做到年鉴编写和做好本职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为保证编写质量，他力争全面了解、掌握单位承担的重点工作、重点工程、重点项目进展情况；深入农夫猪场、鑫瑞畜牧、天祥水产、换新渔场等重点畜牧水产养殖龙头企业，了解企业发展情况；通过业务科室了解全县畜牧水产养殖示范园区、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情况，抓住全县畜牧水产工作的热点、重点和亮点，主动搜集第一手资料，及时整理记录。坚持重点记述与全面反映相结合，充分反映宁河县畜牧水产业的发展全貌。
二、与时俱进，年鉴材料编写不断适应新形势要求。
全县畜牧水产业每年都发生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畜牧水产工作，要求他所提供的年鉴材料也要不断更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记录新内容。
一是在条目选题上与时俱进。条目选题是年鉴材料编写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条目选题的优劣，直接决定年鉴材料质量的优劣。年鉴供稿要求有些条目大致稳定，有些条目在选题上要紧跟县畜牧水产业的发展变化，选择本年度畜牧水产行业内“大、新、特、热”事件立为条目。如2009年年鉴材料，他选取了《奶业生产管理》与《兽医体制改革》条目；2010年选取了《基层兽医站建设》条目；2011年选取了《畜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重点工程建设》条目。年度工作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情况从此可见一斑。
二是在条目撰写质量上与时俱进。在条目内容的撰写过程中，他坚持综合性条目书写注重全面性、概括性、连续性、规范性的要求，专题性条目书写用精炼的文字，准确完整地记述事件，如将原来的《奶业生产管理》改为《生鲜乳监管》；将原来的《饲养小区建设》细分为《畜牧水产示范园区建设》、《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和《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力求做到年鉴供稿内容丰富，符合实际、结构严谨、叙述朴实、语句流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