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互鉴互融；民族药；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志勇，李彦文，崔箭.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J]. 医学与哲学， 2011，32（7）：78.
[2] Hong Liya， Guo Zhiyong， Huang Kunhui， et al.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Maonan people in China[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5，11（32）：1.
[3] 海波，刘天君. 民族医药的内涵与分类探讨[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 17（4）：71.
[4] 奇玲，罗达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M].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 洪宗国. 中国民族医药系统化分析与分类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0（2）：43.
[6] 李志勇，李彦文，朴香兰，等. 论中药与民族药的关系[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4（1）：26.
[7] 朱根华，熊耀坤，钟国跃. 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改革策略研究――以蒙、藏、维民族医药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8）：147.
[8] 贾敏如，张艺，严铸云，等. 中国民族药的品种和使用现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7）：1546.
[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 2015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R]. 2016：23.
[10] 郑健，过立农，昝珂，等. 九省区民族药质量标准现状调研综合报告[J]. 中国药事， 2015， 29（12）：1223.
[11] 韩立炜.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谈民族医药基础研究的特色与创新[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7）：3379.
[12] 李禾，马超一. 从文献分析角度看我国民族药的发展现状[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0）：1941.
[13] 张伯礼，陈传宏.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1996―2015[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 李维宇，李敬，杨建熔. 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25（3）：195.
[15] 杨洋，张艺，黄宇，等. 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 38（17）：2878.
[16] 何雁，刘勇，罗晓健，等. 我国民族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 中草药， 2006， 37（12）：1915.
[17] Halmurat Upur1，Yin Chen， Mayila Kamilijiang，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lasma protein markers common to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ur and Abnormal Savda in Uighur medicine：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J]. BMC Complem Altern Med， 2015， 15（9）：1.
[18] Zhang Chuang， 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 Niwat Keawpradub， et al. Analysis of prescription database extracted from standard textbooks of traditional Dai medicine[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2， 8（34）：1.
[19] 李岑，王东平，多杰，等. 藏药佐太安全性研究及其复方当佐的临床安全观察初探[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3）：2573.
[20] 何江，王宏，张论理，等. 维吾尔药复方的研究现状及其建议[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7）：1220.
[21] 罗莉，宋民宪. 民族药成方制剂标准中存在的问题[J]. 中药与临床， 2015，6（2）：98.
[22] 孙东东，程海波，洪净. 民族医药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2）：447.
[23] Shafiq Ur Rahman， Achyut Adhikari， Muhammad Ismail， 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Trillium govanianum Rhizomes in pain and inflammation[J]. Molecules， 2016， 21（1095）：1.
[24] Ruiping Fan， Lan Holliday. Which medicine？ Whose standar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edic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 Med Ethics， 2007，33（8）：454.
[25] 叶华，刘树林，翟永松，等. 谈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16）：3176.
[26] Choi J G， Eom S M， Kim S H，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herbdrug interaction： a focus on pharmacodynamic interaction[J]. J Altern Complem Med， 2015，22（4）：262279.
[27] Yea S J， Seong B S， Jang Y， et al. A data mining approach to selecting herbs with similar efficacy： targeted selection methods based on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J]. J Ethnopharmacol， 2016，182： 27.
[28] 许志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在 2014 中国民族医药大会上的主题报告[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4，12：11.
[29] 梁琼麟，罗国安，邹健强，等. 中药复方新药创制及技术支撑体系[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3）：1.
[30] 周文斌，林力，李志勇，等. 土家药天珠散防治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668.
[31] Raja Ikram R R， Abd Ghani M K，Abdullah N. An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 review of four traditional medicine systems[J]. Int J Med Inf，2015，84（11）：988.
[32] Elaine Yu， Hakima Amri. China′s other medical systems： recognizing Uyghur， Tibetan， and Mongo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s[J]. Glob Adv Health Med，2016，5（1）：79 .
[33] Zhu Zhaoyun， Wang Ting， Fu Dehuan， et 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omedicines： an overview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J]. Front Med， 2016， 10（2）： 166.
[34] 李志勇，李彦文，张，等. 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学说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9（4）：68.
[35] Li Shao. Network systems under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and herb formula[J]. Curr Bioinform， 2009，4：188.
[36] 徐卫方，哈木拉提・吾甫尔，阿不都热依木・玉素甫. 异常黑胆质与肾虚痰瘀的关系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5，28（4）：300.
[37] Igor Gogol，哈木拉提・吾甫尔，努尔买买提・艾买提，等. 基于中维西理论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3，36（3）：297.
[38] 李志勇，赵晖，裴凌鹏，等. 血管性痴呆“V毒内生”病机初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94.
[39] 李志勇，李彦文，庞宗然，等. 民族药特色与研究[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5）：17.
[40]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41] 骆和生. 中药起源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4（1）：15.
[42] 李志勇，杨永强，李林森，等. 民族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12）：2356.
[43] 任小巧，王明强，毛萌，等. 基于藏药药性理论的藏药方剂组方规律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5）：894.
[44] 柴兴云. 试论中药涌现性特征[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480.
[45] Thomas M Ehrman， David J Barlow， Peter J Hylands. Phytochemical informa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 relevance[J]. J Chem Inf Model，2007，47：2316.
[46] 韩建欣，袁涛. 维药阿里红中2个新三萜酸成分[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42（7）：1225.
[47] Bao Yanfang， Li Jiyu， Zheng Lifang， et al.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ldnature Tibetan herbs are signifcantly greater than hotnature one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levels of total phenolic components[J]. Chin J Nat Med， 2015，13（8）：609.
[48]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1）：25.
[49]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宋金元明清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2）：23.
[50]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 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
[51] 钟国跃，王昌华，赵纪峰，等. 民族药资源研究思路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5.
[52] 文检，张艺，刘川，等. 藏药“蒂达”的基原、药性及功效的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16， 41（4）：609.
[53] 陈四保，彭勇，陈士林，等. 药用植物亲缘学[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7（6）：98.
[54] 赖新梅，杨雪梅，陈梅妹，等. 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中药功效频数统计分析[J]. 情报探索，2014（2）：18.
[55] 宋晓玲，李F辉，靳敏，等. 植物亲缘关系与蒙药性味相关性研究[J]. 包头医学院学报，2010，26（1）：110.
[56] 孟珍贵，杨永平. 几种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初探――兼论数值分类软件NTSYS的使用[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07，89（6）：347.
[57] 郝大程，肖培根. 药用植物亲缘学导论[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58] 马俊蓉，李子信，温红艳，等. “藏茵陈”的基原植物和药用亲缘学[J]. 广西植物，2009，29（4）： 552.
[59] 管志斌，张丽霞，宋美芳，等. ISSR标记研究云南产牛奶菜属几种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37（11）：1550.
[60] 魏志成， 童东， 杨娟，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沙棘总黄酮治疗心肌缺血的作用机制研究 [J]. 中国中药杂志，2017， 42（7）：1238.
20世纪中叶,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在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下迅速推广和运用,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各个学科渗透,推动各个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中医药信息学就是中医药学与信息学结合的必然结果,它将推动中医药信息数字化快速发展和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在中医药信息学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中医药学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众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瑕疵。
护理
1 中医药信息学概论
中医药信息学属于医学信息学的范畴。医学信息学是信息技术学和各医疗卫生科学的交叉科学,是应用系统分析工具这一新技术来研究医学的管理、过程控制、决策和对医学知识科学分析的科学。它由信息处理和通信理论及应用组成,而这两个方面的处理对象是医疗卫生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和医学信息学一样,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与信息科学交叉产生的新兴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利用信息技术处理、传播与中医药研究有关的媒体化信息,另一个就是中医药科学有关问题的信息技术研究。中医药信息学运用信息科学技术使中医药理论可视化(易理解)、可重复(易掌握)、可操作(易交流),是在继承意义上的再创造[1-2]。中医药信息学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在许多方面,如通过中医翻译系统实现对外交流,各种专业数据库、专业网站的建立,数字图书馆、医院信息系统、远程中医学诊疗系统的建设,中医影像学,各种教育教学系统及中医药企业信息化网络建设等都取得了瞻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2 制约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模式存在不足,不利于中医药信息学人才的培养,造成中医药信息学人才匮乏,是阻碍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的首要问题。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医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中医药信息学专业,仅个别院校开设了医药信息学专业。尽管许多中医院校都开设了计算机专业,但讲授中医药专业知识相对较少或课时严重不足,而中医药教学往往又忽视人文教育及包括信息学在内的多学科的交叉学习,顾此失彼,没有从培养“中医药＋信息学”复合型人才的高度设置选修专业和课时安排,导致信息学专业人才不懂中医药、中医药人才不懂信息学的尴尬局面,从而导致中医药信息学人才缺乏[3]。而且由于受学科意识及观念的限制,引进其他学科人才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也有不少人认为做信息学效益低、没发展,使信息人员来源困难,难以留住人。加上领导层、科技人员等的信息意识薄弱,最终导致信息队伍人数少、素质差、人员不稳定、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从现有信息人员知识结构来看,懂外语、中医药学及信息技术的高层次人员,真正能掌握并灵活运用现代手段对国内外医药科技发展动态作定性定量综合分析的信息研究人才严重缺乏,严重妨碍了中医药信息学的正常发展[4]。因此,合理设置中医药信息学专业、调整中医药信息学课程设置、课时安排,做到二者兼顾、比例适当,同时,增强中医药信息学从业人员的信息意识,加大对中医药信息学人才的吸引、培训力度、资金投入,为他们提供良好而可持续的科研及发展平台,对于改善中医药信息学人才不足的局面及对中医药信息学的长远发展尤其重要。
良好的文献整理、修订工作是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的基础。中医药古今医案、古籍、期刊等资料丰富,但这些资料存在记载错误、脱文、大量争议等现象；且中医药古籍大多都为传抄或传刻,脱文讹字,在所难免,又有重新修订或增订等情况,导致同一种书,因版本不一,其内容亦不尽相同,甚至导致错误的信息的整合与加工,或因选用劣版材料而得出错误的结论[5],无形中对中医药信息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中医文献研究中存在自发盲目、人才匮乏、观念陈旧等问题,故而,有必要组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会同中医药信息学人员一道,加大对古今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同时,培养中医文献专门人才,建立中医文献研究新学科,促成中医文献新科研中心的形成,为中医药信息学提供大量具有权威性、可靠性的文献信息资料[6]。
护理
现代中医药信息数据库在全面性、资料权威性以及数据库的建立、利用与维护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从而影响了中医药信息的传播和利用。数据库系统是计算机应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数据库系统已经广泛深入到中医药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现代文献的检索、古代文献的检索、中医辨证研究、不同疾病研究、中药检索、针灸研究、方剂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7]。但也存在诸多不够健全的方面,如在数据库的全面性方面,中医诊断模拟库较少,内容不全,查阅不便,缺乏公用的大型数据库[5]。即使是相同类型的数据库,也因采用不同的建库系统和标准,使得数据库资源共享比较困难,与外系统的联合建库则更少[8]。在资料选择方面,中医药文献浩如烟海,个别数据库在选材上没有从专业的角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权威的文献资料,使得数据库的权威性降低,不利于开发利用、借鉴和使用[7]。问题最严重的在于数据的建立、利用与维持方面,由于缺乏宏观控制,协调不力,中医药科学数据库一直缺乏专门机构领导,中医药科学数据库建设在整体上还处于自发建设的封闭状态,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同时由于经费投入有限,导致中医药科学数据库资源建设进程缓慢、持续性建设状态差、库容量小、时差长、更新慢,甚至相当一部分数据库因无法升级或更新而成为“死库”,使中医药信息数据库利用率不高或根本不能提供上网服务,进而导致数据库知名度低,致使中医药科技信息资源未能列入国家文献资源保障中心的范围内,这些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科学数据库建设的规模、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不利于中医药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利用[8]。因此,应建立健全数据库的管理制度,加大中医药信息学数据库的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投入和维护,努力建设质量高、更新快、专业性强、查阅方便的具有权威性的大型、主体中医药数据库,建立数据管理、共享及机制与体系,提高数据库的利用率和知名度,同时加强中医药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语言体系研究和建设,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信息数据平台,促进中医药信息的全球共享[9]。
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中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涉及领域相对狭窄。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中医药,从中医药历史文献及中医药现代研究文献中提取特征,寻找规律性信息,形成用数字描述和表达的中医药内容,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研究的规范化进程。当前在中医领域,数据挖掘应用最广泛的是在中药(复方)的研究中,如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中医方剂研究、中药谱效关系的研究、中药新药研发等[10-11]。然而,其涉及的往往是某一类药和治疗某一类疾病的药物,还有数目巨大的药物没有得到研究。总体而言,中医药信息学在数据挖掘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用于探求中医诊治疾病规律、复方用药规律的研究,以及中医治未病规律的研究、证候研究等[12]方面的数据挖掘较少,甚至少数人仍然以现代医学为标准,挖掘中医临床证候、体征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中医纳入现代医学的诊断治疗标准的现状,不利于中医药信息学按照中医药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进行发展。面对浩瀚如烟的中医药信息,数据挖掘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数据挖掘技术是建立在对中医药各种信息资料的整理、中医药信息规范化和标准化、资源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其在中医药发展中的应用同样也必须加强数据挖掘技术人才的培养,还必须根据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特点、特色进行挖掘和整理,才是不失中医药方向的数据挖掘技术。
护理
3 结语
中医学与信息学的交叉融会,将有助于全面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事业和现代医学的结合,有助于中医药事业的国际认可和接受程度以及中医药的现代化教育事业。然而,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在遵循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调整中医药信息学教育模式,培养和吸收中医药信息学复合型人才,建立健全中医药信息学发展规划和组织原则,加大统筹管理和资金技术的投入,不失中医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恒动观念的特点,结合强大的信息学理论和方法,才能形成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信息学,否则就是画虎类犬、“四不象”了。
【参考文献】
[1] 任廷革.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J].中医药临床杂志,2005,l7(l)：91－92.
[2] 周琳琳.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现状分析(Ⅰ)[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2,9(9)：69－71.
[3] 李向荣.中医药学与现代信息相结合的发展态势评析[J].中医药学刊, 2003,23(1)：131－132.
[4] 余三红.试论中医药信息工作现状及其发展对策[J].实用医技杂志, 2003,10(7)：814－815.
[5] 李湘君.中医药信息资源现状分析[J].卫生软科学,2007,21(3)：227－228.
[6] 米 鹂,成建军,王 鹏.略论中医文献研究不足与对策[J].中医文献杂志,2004,(2)：35－37.
护理
[7] 张 林.数据库系统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与展望[J].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25(l)：133－135.
[8] 杨继红.我国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特色[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05,l4(3)：17－18.
[9] 尹爱宁.中医药科学数据中心现状与发展[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7,14(5)：1－3.
[10] 秦雪君,施 诚.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J].医学信息, 2006,19(5)：88－90.
【关键词】中医药学生；中医药文化传承；自觉性；路径
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凝聚了丰富的医学理论实践经验、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哲学智慧。它是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中医药院校学生不仅仅肩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还承载着中医药文化继承发扬的历史重任。所以在校期间，有必要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开展中医药文化自觉性教育。
一、中医药院校学生应具有的中医药文化自觉性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中医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医药文化包括中医理论、本草学、针灸学、病证与治法、养生、医家、医著等多方面的内容，是周易、儒家、道家、太极哲学等文化的融合。[1]传承性是它最重要的特点，它不仅传承精湛的医术，还教导学生修身、立品、济世，传承高尚的医道。
所谓文化自觉性，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2]费孝通先生不仅对文化自觉性做出定义，他还指出，文化自觉性不是随波逐流，不是全盘接受外界影响，也不是简单的固守文化传统，而是始终保持一份自知之明，清醒而自主的认识文化谱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取得自主的文化地位。
中医药文化自觉性是当代中医药院校学生的必备素质，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关键。目前，西方医药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已成为医药体系的主导，本文就中医药院校学生应该具有的中医药文化自觉性概括为三点。
1、主动性
学习中医药文化的主动性是中医药文化自觉性的基础。具体表现能主动阅读中医药典籍，自觉学习中医药文化相关知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厚重浩然。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其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被世界称誉为中国第一“国粹”。[3]中医药早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自觉主动学习中医药文化相关知识是对中医药院校学生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2、甄别力
中医药文化的甄别是中医药文化自觉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的甄别包含两方面，对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及优胜劣汰。深入研究是优胜劣汰的前提。
对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指深入精髓，研究其核心价值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指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大家普遍认为，主要体现为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理念，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4]具体表现为博及医源、精勤不倦，淡泊名利、悬壶济世。
中医药文化的优胜劣汰是指对中医药文化所包含的思想、人文精神、理论方法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是对经典文献文本进行演绎，承者通过对经典文献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启发，不断实践，有了新的领悟与发现。二是基于师承教育模式，师徒之间相互理解，通过耳濡目染、口传心授、观摩体会、临床实践，不断形成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在不断地互动中得到新的理解、体会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思路和风格。
3、融合创新
目前，一方面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全球文化一体化，西方医学强势崛起；另一方面，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认可。目前中医已被74个国家承认，并同176个国家进行了中医学术交流，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中医医疗机构，其总数已超过8万家，从业人员达20余万，每年有3成当地人和7成以上华人接受中医药服务，全球约有三分之一人口接受过针灸、按摩、中草药等中医传统疗法诊治。[5]
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270个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中，“中医”列位第三。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标签，中医药文化推动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要坚持中医药文化主体地位，增加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克服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抵触情绪，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借鉴和融合世界各民族医药文化，博采众长，在时代的背景下赋予中医药文化新生命及活力，将中医药文化融入世界文化，让中医药文化为世界所知、所用、所爱。
二、当前中医药院校学生欠缺中医药文化自觉性的表现
当前中医院校及学生大都注重中医药理、医术等知识技术层面的学习，忽略中医药文化内涵的理解，更不用说中医药文化自觉性的培养。对中医药文化自觉性的欠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主动性欠缺
文化理解和认同感的欠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医药院校学生课程繁多，课业繁重，大多数同学了解中医典籍及典故主要靠课堂的教授，只有极个别的同学能在课后主动阅读；二是很多中医药专业学生由于受到成绩限制，无法报考西医相关专业而被迫选择中医药相关专业，缺乏对中医药典籍学习的动力；三是中医药典籍大多晦涩难懂，学生对其缺乏阅读的兴趣，自学难度大，不求甚解。
2、甄别力欠缺
首先，中医药院校的学生多为理科背景考生，重理轻文，多数只重视中医药技术的学习，忽略其价值核心和文化内涵；最后，由于条件限制，多采用西方医学教学模式，一名教师授课，50多名学生学习，无法实现理论与实践、师徒之间的互动更不用说得到新的理解、体会，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思路和风格。
3、文化融合观念欠缺
文化的融合是文化的传承的动力，目前存在两个极端：一是我国的医学教育以西方医学为主体，中医药院校授课是较多采用西方医学授课模式教学，学生习惯用西医的思维和视角来审视中医药文化，用西方医学的长处来对比中医药的短处，仅把中医药当作西方医学的补充。二是中医药院校的学生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尤其在“取消中医”论战之后，更是对西方医药文化产生抵触心理。很多学生认为西方医药仅仅是医疗技术，根本没有文化可言，而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而中医以病人整体为治疗对象，辨证施治，不仅疗效好，对人体伤害小，更是能治病根的绿色医疗。片面狭隘的眼光最终导致的是文化的断灭。三、传承中医药文化，全面提升中医药文化自觉性
从温病学说到体质学说，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师古不泥古”，这就是中医药文化能传承两千多年的原因。当代，中医药仍在不断创新发展，不仅用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更被利用在抗击SARS、H1NI甲型流感等重大疫情中。这都是中医药文化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结果。全面培养和提升中医药文化自觉性是促进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内在需要，是全面提升中医药院校学生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
1、师者为先，文理并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医药文化重在师承，更是讲究言传身教和尊师重道，一名缺乏中医药文化认同感的教师难以教育出具有中医药文化认同感的学生。
《黄帝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提出：“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李时珍《本草纲目》言：“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文理并重，方能成就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药专业人才。中医药院校的各科教师都需博览中医药文化典籍。如要求刚入校的非医药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在正式授课之前学习《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典籍，了解中医药相关知识，熟悉其哲学思想、思维模式及价值观念。在教师讲课比赛中，将本专业知识及中医药文化的结合程度也作为考核的一项标准。如在进行西方临床医学教学时，介绍西方“牛痘接种术”是在中国创立的“人痘接种术”的理论之上形成的，最早的外科麻醉术是华佗研制的麻沸散等等。
授课时，教师需将中医药文化与本专业知识相结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如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中引入《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等中医药经典，介绍董奉、张仲景、华佗等中医药大家悬壶济世之事。如陕西中医学院将体育和中医相结合，开设了选修课程――中医传统保健体育，其《孙思邈健身法》获取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学校并于2008年8月进一步成功举办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九届传统体育保健运动会，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校园里掀起了学习太极、五禽戏、八段锦、长拳的高潮，引导、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中医药文化的自觉性，将中医药文化及其精髓潜移默化的渗透到课内，为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做出了贡献。
2、精勤不倦，无私奉献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云：“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
欲博及医源必先精勤不倦。这要求广大师生不仅勤于学习中医药文化，更是要勤于剖其精髓，解其内涵，甘于奉献，用生命诠释内涵。如陕西中医学院将“精诚仁和”的价值核心进一步的演化，对学生提出应在品德、行为、学识、才能方面具备“精、诚、仁、朴”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校训。“精”即“精勤不倦”研学问；“诚”即为人诚笃修医道；“仁”即仁心仁术济苍生；“朴”即淳朴质朴济世人。学校入学教育时组织新生举行《医学生誓言》宣誓仪式，帮助学生树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历年来，学生们也用自己的行动，在奉献中实践着当初的誓言。上世纪80年代的大三学生邵小利因救落水儿童而不幸牺牲，她英勇献身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陕中医人。目前，学校坚持每年开展“邵小利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学生志愿服务及义诊，尽自己微小绵薄之力。老一辈德艺双馨的陕中医人更是淡泊名利，奉行“仁心仁术济苍生”的思想，精勤治学，精研医道，为学生树立了榜样。学校充分发挥师承教育模式，设立“导师论坛”、“名师名医讲坛”，举办“分享名人经验、成就中医梦想”系列讲座并邀请邀请“国医大师”张学文做了题为《对中医人才成长的几点体会》的讲座，学生们深受勉励及启迪。
3、以中为主，和而不同
关键词：蒙医药学 特色 发展思路
蒙医药学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宇宙变化节律息息相关。人体是小宇宙，生命体恒动不息，但有始有终。
内外协调则康，失调则病，紊乱则危，不相依则亡。蒙医药学说特点是指与西医学及其它医学体系相对而言，任何一种医学均以人体及疾病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所有医学具有的共性。然而，他们对人体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则不相同，如在研究人体、病理、疾病的诊断和临床治疗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一、蒙医药学基本特点
蒙医药学最基本特点，可概括为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两大特点。
1、整体观念：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它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临床各学科。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
2、辩证施治：人体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各部分之闯在生理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病以后局部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它部分和整体，而整体变化又必然会对局部发生影响。
二、蒙医药学科发展特点
蒙医药符合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特点及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和体质特点，在北方少数民族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蒙医药学科在总体上还相当落后，到解放初仍处于父传子、师传徒、寺庙办教育的状态。我国创办蒙医学专业五十多年来，蒙医药学教育在培养层次上经历了由本科教育提升到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师资队伍结构上经历了由老一辈专家创业，中年学者接替，青年科学带头人培养等一系列学科梯队调整；专业方向上经历了由传统文献整理到现代实验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探讨到其机理揭示，病集病例分析到临床试验研究等不同层次上的定位与领域扩展。蒙医药学科有着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不断与现代医学、药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发展。
1、民族文化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及临床客观上均存在着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烙印，人们又常称之为传统的医药学、文化的医药学、哲学医药学、北方医药学等。蒙医药学指导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特点，诸如天地相应、寒热、阴阳、五元、五行、三根、七素三秽、六因学说及辨证论治理念等，均是当代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但却是蒙古族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综合把握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出深刻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特征。蒙医药学既是医药学，又是蒙古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蒙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的特点，也具有蒙古民族文化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
2、师带徒传承特点：蒙医药学起初是祖传形式或带学徒办法来传授。蒙医药教育逐步实现了以师带徒教育为主向现代科学教育为主的模式转变。但师带徒教育的基本思想，在现代蒙医药学科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承名老蒙医经验继承工作也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重视。
3、现展特点：蒙医药学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曾经陪伴着蒙古族人民走过几千年岁月，至今仍然是蒙古族人民医疗保健的主要手段之一。蒙医药更是一种技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服务。19世纪初西医学成为主流医学之后，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药学客观上都成为一种补充或代替医学。
4、基础与临床不可分割特点：蒙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并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升华到理论，然后又运用理论进一步指导医疗实践活动。蒙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临床现象建立时，一切理论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活动现象与自然、社会活动的内在联系，调整人在自然和社会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临床失衡状态。
5、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特点：蒙药是在蒙医药理论知道下的独特的用药方式，根据疾病的不同症候。按照组方的方法和原则，选择适宜的数种药物，以适当的比例配合在一起，并制成一定剂型后使用。蒙医与蒙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蒙药的药性理论与蒙医药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蒙医学科发展也应以维护和提倡蒙医与蒙药不可分割的学术特点进行知识创新为原创，鼓励广泛引进新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蒙药研究工作。
三、蒙医药学开发研究思路
蒙医药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医药学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独到的临床疗效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冲击，蒙医药学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蒙医药学怎样才能在新世纪的科技浪潮中逐步成长，如何面对现代化，面对未来呢?这是我们蒙医界迫切的、限巨的一项任务。下面就蒙医学如何现进行开发研究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学科的方法论对该学科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该学科的模式必须体现其所用的方法论。蒙医药和西医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两者不同发展过程的根本原因。
2、改进蒙医方剂及疗术器械：蒙药和疗术器械是蒙医治病的主要工具，是实现医疗目的的最重要手段，亦是蒙医与患者联系的桥梁。因此，蒙药和疗术器械的革新和发展是关系蒙医临床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蒙医生死存亡的问题。目前蒙药和疗术器械的质和量的标准难以控制，使用相对不方便，疗效相对缓慢等。为了取得更好疗效，为了扩大蒙医药的竞争优势，必须对蒙药方剂及疗术器械进行改进。
医药经济文献，是医药经济知识或信息与记录载体的统一体，是专门以医药经济管理学科或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文献。
医药经济文献涉及到医药领域的经济理论、经济技术、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动态、经济信息、经济生活、医药贸易等方面，其目的是反映医药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新进展、新成就、分析新动向、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指导医药科研、生产、销售、管理、市场等各方面。
医药经济文献的存在形式
根据医药经济文献本身的特点，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型，常见的是按出版形式划分如下：
连续性出版物：是医药经济文献中最活跃的部分，是广大经济工作者最重要、最及时，因而也是最有用、最重要的情报和文献资源，其中包括医药经济类期刊、报纸、年度出版物以及丛刊等。
图书：其中包括医药经济学术著作（从事医药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的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教科书、通俗读物以及文献检索工具书。
档案资料：在医药领域当中，人们在生产、经济研究、生产实践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文献总称。其中包括经济任务书、协议书、审批文件，经济研究计划、大纲、方案、数据、图表以及需要保存的医药经济活动档案材料。
医药经济会议文献：主要内容包括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报告、会议记录、会议做出的决议或所制订的方案，对会议内容的报道、宣传、评述纪要，会后出版的会议录、论文集等。
政府医药经济出版物：由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发表或出版的各种医药文献，如政府对医药行业下达的经济公报、经济方针和政策、规章法令、决议、指示以及调查统计资料等。
医药经济学位论文：它是高等学校或科学研究部门的毕业生、研究生为获得学位而在导师的指导下所撰写的药事管理等方面专业论文。
医药研究成果报告：即医药经济研究工作或经济研究成果的正式报告，它的材料翔实，数据可靠，通常代表着行业的科研水平。
特种经济文献：即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特种文献，如医药广告、医药经济图谱、医药经济剪报以及医药经济稿件等。
检索利用医药经济文献的途径
医药经济文献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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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查找：使用《全国报刊索引》、《（复印）报刊资料索引》、《内部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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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经济信息的网上查找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主办，以收集、加工、汇总、分析全国医药信息动态，以雄厚的数据库资料，专业化、技术化、智能化的汇总分析，提供各种有效的咨询服务，是具有代表性、权威性，覆盖面广的大型医药信息咨询网络与咨询顾问机构。
全国医药统计网：：企业黄页、企业商机、行业资讯、医药法规、政策要闻、公告通告等。
20世纪中叶,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在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下迅速推广和运用,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各个学科渗透,推动各个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中医药信息学就是中医药学与信息学结合的必然结果,它将推动中医药信息数字化快速发展和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在中医药信息学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中医药学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众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瑕疵。
1 中医药信息学概论
中医药信息学属于医学信息学的范畴。医学信息学是信息技术学和各医疗卫生科学的交叉科学,是应用系统分析工具这一新技术来研究医学的管理、过程控制、决策和对医学知识科学分析的科学。它由信息处理和通信理论及应用组成,而这两个方面的处理对象是医疗卫生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和医学信息学一样,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与信息科学交叉产生的新兴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利用信息技术处理、传播与中医药研究有关的媒体化信息,另一个就是中医药科学有关问题的信息技术研究。中医药信息学运用信息科学技术使中医药理论可视化(易理解)、可重复(易掌握)、可操作(易交流),是在继承意义上的再创造[1-2]。中医药信息学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在许多方面,如通过中医翻译系统实现对外交流,各种专业数据库、专业网站的建立,数字图书馆、医院信息系统、远程中医学诊疗系统的建设,中医影像学,各种教育教学系统及中医药企业信息化网络建设等都取得了瞻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2 制约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模式存在不足,不利于中医药信息学人才的培养,造成中医药信息学人才匮乏,是阻碍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的首要问题。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医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中医药信息学专业,仅个别院校开设了医药信息学专业。尽管许多中医院校都开设了计算机专业,但讲授中医药专业知识相对较少或课时严重不足,而中医药教学往往又忽视人文教育及包括信息学在内的多学科的交叉学习,顾此失彼,没有从培养“中医药＋信息学”复合型人才的高度设置选修专业和课时安排,导致信息学专业人才不懂中医药、中医药人才不懂信息学的尴尬局面,从而导致中医药信息学人才缺乏[3]。而且由于受学科意识及观念的限制,引进其他学科人才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也有不少人认为做信息学效益低、没发展,使信息人员来源困难,难以留住人。加上领导层、科技人员等的信息意识薄弱,最终导致信息队伍人数少、素质差、人员不稳定、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从现有信息人员知识结构来看,懂外语、中医药学及信息技术的高层次人员,真正能掌握并灵活运用现代手段对国内外医药科技发展动态作定性定量综合分析的信息研究人才严重缺乏,严重妨碍了中医药信息学的正常发展[4]。因此,合理设置中医药信息学专业、调整中医药信息学课程设置、课时安排,做到二者兼顾、比例适当,同时,增强中医药信息学从业人员的信息意识,加大对中医药信息学人才的吸引、培训力度、资金投入,为他们提供良好而可持续的科研及发展平台,对于改善中医药信息学人才不足的局面及对中医药信息学的长远发展尤其重要。
良好的文献整理、修订工作是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的基础。中医药古今医案、古籍、期刊等资料丰富,但这些资料存在记载错误、脱文、大量争议等现象；且中医药古籍大多都为传抄或传刻,脱文讹字,在所难免,又有重新修订或增订等情况,导致同一种书,因版本不一,其内容亦不尽相同,甚至导致错误的信息的整合与加工,或因选用劣版材料而得出错误的结论[5],无形中对中医药信息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中医文献研究中存在自发盲目、人才匮乏、观念陈旧等问题,故而,有必要组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会同中医药信息学人员一道,加大对古今文献的整理和开发,同时,培养中医文献专门人才,建立中医文献研究新学科,促成中医文献新科研中心的形成,为中医药信息学提供大量具有权威性、可靠性的文献信息资料[6]。
现代中医药信息数据库在全面性、资料权威性以及数据库的建立、利用与维护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从而影响了中医药信息的传播和利用。数据库系统是计算机应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数据库系统已经广泛深入到中医药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现代文献的检索、古代文献的检索、中医辨证研究、不同疾病研究、中药检索、针灸研究、方剂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7]。但也存在诸多不够健全的方面,如在数据库的全面性方面,中医诊断模拟库较少,内容不全,查阅不便,缺乏公用的大型数据库[5]。即使是相同类型的数据库,也因采用不同的建库系统和标准,使得数据库资源共享比较困难,与外系统的联合建库则更少[8]。在资料选择方面,中医药文献浩如烟海,个别数据库在选材上没有从专业的角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权威的文献资料,使得数据库的权威性降低,不利于开发利用、借鉴和使用[7]。问题最严重的在于数据的建立、利用与维持方面,由于缺乏宏观控制,协调不力,中医药科学数据库一直缺乏专门机构领导,中医药科学数据库建设在整体上还处于自发建设的封闭状态,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同时由于经费投入有限,导致中医药科学数据库资源建设进程缓慢、持续性建设状态差、库容量小、时差长、更新慢,甚至相当一部分数据库因无法升级或更新而成为“死库”,使中医药信息数据库利用率不高或根本不能提供上网服务,进而导致数据库知名度低,致使中医药科技信息资源未能列入国家文献资源保障中心的范围内,这些严重制约了中医药科学数据库建设的规模、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不利于中医药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利用[8]。因此,应建立健全数据库的管理制度,加大中医药信息学数据库的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投入和维护,努力建设质量高、更新快、专业性强、查阅方便的具有权威性的大型、主体中医药数据库,建立数据管理、共享及机制与体系,提高数据库的利用率和知名度,同时加强中医药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语言体系研究和建设,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信息数据平台,促进中医药信息的全球共享[9]。
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中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涉及领域相对狭窄。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中医药,从中医药历史文献及中医药现代研究文献中提取特征,寻找规律性信息,形成用数字描述和表达的中医药内容,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研究的规范化进程。当前在中医领域,数据挖掘应用最广泛的是在中药(复方)的研究中,如中药药性理论研究、中医方剂研究、中药谱效关系的研究、中药新药研发等[10-11]。然而,其涉及的往往是某一类药和治疗某一类疾病的药物,还有数目巨大的药物没有得到研究。总体而言,中医药信息学在数据挖掘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用于探求中医诊治疾病规律、复方用药规律的研究,以及中医治未病规律的研究、证候研究等[12]方面的数据挖掘较少,甚至少数人仍然以现代医学为标准,挖掘中医临床证候、体征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中医纳入现代医学的诊断治疗标准的现状,不利于中医药信息学按照中医药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进行发展。面对浩瀚如烟的中医药信息,数据挖掘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数据挖掘技术是建立在对中医药各种信息资料的整理、中医药信息规范化和标准化、资源数据库建立的基础上,其在中医药发展中的应用同样也必须加强数据挖掘技术人才的培养,还必须根据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特点、特色进行挖掘和整理,才是不失中医药方向的数据挖掘技术。
3 结语
中医学与信息学的交叉融会,将有助于全面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事业和现代医学的结合,有助于中医药事业的国际认可和接受程度以及中医药的现代化教育事业。然而,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在遵循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调整中医药信息学教育模式,培养和吸收中医药信息学复合型人才,建立健全中医药信息学发展规划和组织原则,加大统筹管理和资金技术的投入,不失中医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恒动观念的特点,结合强大的信息学理论和方法,才能形成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信息学,否则就是画虎类犬、“四不象”了。
【参考文献】
[1] 任廷革.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j].中医药临床杂志,2005,l7(l)：91－92.
[2] 周琳琳.中医药信息学发展现状分析(ⅰ)[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2,9(9)：69－71.
[3] 李向荣.中医药学与现代信息相结合的发展态势评析[j].中医药学刊, 2003,23(1)：131－132.
[4] 余三红.试论中医药信息工作现状及其发展对策[j].实用医技杂志, 2003,10(7)：814－815.
[5] 李湘君.中医药信息资源现状分析[j].卫生软科学,2007,21(3)：227－228.
[6] 米 鹂,成建军,王 鹏.略论中医文献研究不足与对策[j].中医文献杂志,2004,(2)：35－37.
[7] 张 林.数据库系统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与展望[j].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25(l)：133－135.
[8] 杨继红.我国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特色[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05,l4(3)：17－18.
[9] 尹爱宁.中医药科学数据中心现状与发展[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07,14(5)：1－3.
[10] 秦雪君,施 诚.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j].医学信息, 2006,19(5)：88－90.
关键词：中医；哲学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1.011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Wang Songjun
（Institute of Health Service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of Chinese PLA， Beijing 10085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some releva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whether the Concept of TCM can be Translated in modern manner， whether Physical Ontology can be replaced by Relation Realism， whether the TCM the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systemic science or interpreted by complicated systemic science， whethe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 can serve as straws for TCM， whether Molecular TCM and Pharmacology can save it， what is the real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of TCM and Pharmacology and which is the way for TCM study. It is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s still unclear and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TCM； philosophy
中医科学性争鸣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中医的科学规律，更是为了遵循科学规律发展中医。
1 中医的“观念”是否能够被现代“转译”
其一是中医的“整体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整体地考察人的生命与疾病，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认识方法。就像以信息论的方法来认识某个事物一样，同样可以忽略事物的结构性质，而仅以信息的产生、传播、存储、加工、分发、接收、应用、反馈等等环节为主要认识指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认识事物，都必须以他人能够理解和接收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得到认同，才能成为共识。也就是说，科学的知识特征，可能具有独特性；但是，科学的认识特征，不应具有孤立和排他性。无论对于现代科学，还是对待中医而言，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程度都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古代，以现代通用的科学语言将中医阐释为可为科学共同体理
和接受的概念、原理，为什么如此困难。到底是中医自身的问题，还是这个“转译”过程的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转译”？
其二是中医的“自然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强调宇宙万物的共性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强调认识人的生命与疾病时需要联系天文和地文，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其比附方式和语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现代有些“中医”，还在为证明这种比附的“正确性”而辩护，则是极为荒唐的。如果我们对经典甚至已经失去考究的态度、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气，而将经典教条化，成为本本主义者、唯古唯经者，那么中医也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其三是中医的“实用观念”能被现代“转译”吗？中医的丰富临证经验和大量医药实践，之所以没有成为集理论、方法、技术于一身，融基础、应用、标准于一体的学问，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的科学落后有关，更与中医接受近代和现代科学的程度有关。中医确怀“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但“通今之变”严重不足。 其四是中医的“直觉观念”是中医学这座“大厦”在地基上的严重缺陷。只有当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五行”、“八纲”、“三焦”、“四诊”能够被现代科学所阐明并被证明科学理性，中医才能真正地科学化，也才能现代化和国际化[1]。
2 “关系实在论”是否能够替代“实体本体论”
有中医学者从哲学基础和物质科学的层次，深入探讨了物质的“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以“关系实在论”代替“实体本体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暗示了“关系实在论”是对中医“关系”理论的哲学理论支持。这个问题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值得认真研究。
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中医的中心或“焦点”是应该放在“实体”还是“关系”，甚至决定中医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重心”。其复杂性在于上述论述中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理清。一是，“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关系实在论”与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医的所谓“关系”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既不同质，也不同类，也就是说，从逻辑学上讲，既不可比较，也不可类比。现代的所谓“关系实在论”是能够通过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而中医理论的“关系论”则是不能够通过现代科学哲学的语言使人明白的“关系论”。二是，“关系实在论”强调“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变化，肯定“关系实在”的同时并不否认所有“关系”都是物质的属性，也就是说，并非因为重视“关系”而忽视“实体”，相反，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能够认识实体的应该、也必然是首先认识实体，而只有当不能认识实体或者实体模糊时，才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去“认识”这种存在的“关系”，从而推论可能潜在存在的物质。三是，作者将“系统中心论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心从实体转向关系”的一条重要论据，值得商榷。因为科学系统论在强调“系统”的关系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系统的结构，即所谓“部分”。科学系统论强调，必须至少从系统特征、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方面去认识系统，才能算是“系统”地认识。因此，第四，“以关系为立足点，破实体本体论，贯彻非实体主义，的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到了东方”的立论不能成立。“关系实在论”并非出于东方，其“以现代科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为基础”也完全不同于东方思想，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回归”。
现代所谓的“关系实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借鉴的思想方法；“关系实在论”可以作为“实体本体论”的认识论层面上的重要补充，但绝不是取代。就像认识西瓜可以直接认识和解剖认识，而没有必要从种子、土壤、气候、水分等去推想、猜测，但是目前认识宇宙爆炸却只能根据有限的科学观察和“关系”去推测一样。不可能离开“实体”去表述“关系”。“实体本体论”与“关系实在论”并不矛盾，而且必须共存、互为补充。
那种所谓的“西医就是将人看成机器”的认识，与将江湖骗子看成中医代表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同样可怕的偏见。现代医学从来也没有将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不同的细胞、不同的基因、不同的功能大分子、不同的电解质和元素等，看成是毫不相干的孤立存在，即使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医学也一直坦然承认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否认相互联系以及潜在联系的可能，从不认为探索已经到头，而是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
3 能否以系统科学重构中医理论
不少知名学者提出用系统科学思想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未来构建的所谓中医系统论体系很可能是，中医概念意义上的心、肝、脾、肺、肾等“藏象”似乎是系统的模糊结构，相生相克似乎是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风、寒、暑、湿、燥、火等似乎是系统的环境影响因素，卫、气、营、血等似乎是系统的层次，天时明晦、七情六欲等似乎是系统的状态，如此等等。
但是，在哲学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即系统科学所谓的“系统结构”是否也还包括所谓还原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结构”概念呢？如果是，那么“系统结构”仍然难以描述清晰，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的关系也就描述不清楚，所谓系统论也仍然无法系统地论，也就不是系统论。看来，要真正从理论上构建起完善的、经得起推敲的中医学系统论体系，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探索，包括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结构与功能关系、系统特征、系统环境、系统演化等。
4 能否用复杂系统科学解释中医理论
朱清时院士于2006年11月提出“复杂系统科学与中医学可以交汇”，“可以运用复杂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其治病的有效性也是必然的”。朱先生对“五行”的比附和解释都是极为牵强的猜测。
朱先生点准了中医存废之争的穴位，即中医以其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去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其前提就是已经默认了五行学说的正确性。而中医存废之争的关键恰恰是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学说自身是否有科学依据的问题。先生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四个条件或五个要素可以理解，但中医的五行说为什么是五行，不是六行？有形部分为什么就单是金、木、水、土，没有石？无形部分为什么偏是火，不是气？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现频度和地位恐怕都远超过火，难道气不重要？朱先生的这种论证，与他上面所批评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明其科学性”所犯错误相同，即以承认五行学说为前提，而不是论证为什么有五行学说。因此，朱先生所论证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假命题。至于称“五个要素”与“五行说”和“五个器官”（应是“五脏”）的对应“这是科学的必然”，更是值得慎重考虑，似乎太过轻率。人体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特征和复杂性的系统特征，并不等于“五脏”、“五行”和耗散系统“五要素”的类比正确，更不能说明“这是科学的必然”。将或然说成必然，不是科学精神所提倡的。
虽然用耗散结构理论和复杂系统科学来论证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可能可行，也可能有效，既有助于我们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中医，并有可能因此而清晰并巩固中医理论基础，为中医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途径，但是，定论还为时过早。
5 中医药的救命稻草是否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自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以来，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确实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基因-表达产物-疾病之间的线性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复杂相关性研究的方法论的进步。中医药研究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基因芯片技术等之间的结合也已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热点领域。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样的相结合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否还符合我们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方向的初衷，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理论或其科学性的证实，是否有助于中医药科学理论的丰富，是否有助于中医所谓的“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真正的中药组方”的确证？还是在此结合中，中医药只是配角，仅仅起到提供一个最初的线索、一个初步的可能、一个大致范围，而后来的研究指针、观察指标、研究结果、结果阐释、研究结论、结论应用、应用成果、产品方式、理论丰富等等，均与中医药无关，充其量是“受中国传统中医药的某经典验方的启示，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学等研究，精取其中若干种有效成分，研制成功治疗何病的新药，取得如何的经济效益，甚至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等等”。实际上，这样的新药已经不是中医意义的中药，也不能说明相关中医临证理论。至于相关的中医理论是否正确，相关的辨证施治是否合理，相关的处方组合是否科学等等事关中医的理论是否科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均无人关心，也无人回答，充其量“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还只是“验药”。如果如此，这还叫不叫中医药现代化？还能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研究的方向？
当然，对于从事新药研发的药学家和找药人而言，从中医药传统医学宝库中寻求灵感以发现新药，这种药学科学研究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应该积极鼓励的。但是对于以发展中医药为历史使命的中医药仁人而言，则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能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医学与基因组学相结合”这样一个结合点和出发点，我们也还需要以中医药自身发展为使命来定好期望目标，以期结果与初衷的一致。
中医与中药的确可以分而研之。事实上，中药学应该也可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必遥遥无期地等待中医得到科学化的实证后再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这样的中药学研究就代表了中医药现代化，更不能说这就代表了中医的现代化。
当然我们采取“首先实证中医药的实践效果，然后再逐步阐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这样的策略也是完全可以的。中医药的实践效果对于实证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而言确是必要条件，问题是中医药的实践效果能否成为反推中医药理论科学性的充分的逻辑需求？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效果良好并不是证明方法正确、理论科学的充分逻辑。那么，如何才能“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呢？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呢？是我们阐明了中医药治疗某些重大疾病的机制，即为中医药现代化，还是证明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才算是中医药现代化呢？也就是说，我们中医药所面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到底是，在中医药的支流上去寻找其与现代生命科学的共同交汇点，以“证明”中医药某些实践效果的科学性；还是要从中医药的根本、起源、主流上去证明其科学性呢？
6 “分子中医药学”能否救中医
仔细推敲“中药作用的分子网络调节理论”，存在太多疑问。根据已有中药药理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知识，“中药的药效物质是有效分子组合”，“疾病和证候是分子网络紊乱的结果和表现”，“中药治疗疾病和病证的作用机制是分子网络调节”，即该研究的所谓三大支柱性的理论基础并不玄乎。问题不在于这三点能否成立，而在于按照此技术路线和方法设想，能否真正揭示出哪些是有效分子组合？哪些则是无效分子？分子网络到底是如何紊乱？紊乱成什么样了？应该如何调节？而中药的所谓有效分子组合又是如何调节的？这样的调节是不是就是最佳调节？如何证明它就是最佳调节？……这样一项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即使我们能够弄清并证明某复方的有效分子组合，也能够证明其所谓有效分子组合确实能够起到所谓的网络调节作用，我们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有效分子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就是并且都是治疗所需要和期望的？有什么样的调节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还有什么样的调节是必须的而又是有效组合所不具备的？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那么研究结果除了能够证明某中药复方确实存在一组分子，它们有些在体内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些是有治疗作用的有效分子，它们在调节机体紊乱状态中发挥了作用之外，对于此方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不合理的原因是否是临证辨证的医理问题？即研究者所期望的所谓“以药带医”，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阐明了多个分子针对一个靶点，以及一个分子针对多个靶点的现象存在，因此，“分子网络调节的理论体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内涵。分子网络调节水平的药物，主要依赖于分子生物学阐明分子水平的生命科学机制。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其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得以证明，而非“分子中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一切分支、演化和派生学科存在的前提，离开中医理论科学性的所有分支学科都是无本之末和空中楼阁。
7 到底什么才是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医药的“国际化”与中医药“现代化”，在时间轴上是同步的，只是在空间轴上有不同。中医药的现代化更加强调首先解决科学性问题，而中医药的国际化则更加看重经济性问题。当然，中医药的国际化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因此，在中医药现代化的辩证中，更多的是定性的问题，而在中医药国际化的辩证中，更多地需要定量的说明。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基础、是前提，必须首先解决现代化问题，然后才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化，否则仍然不是真正的国际化，而是被国际边缘化、另类化。
中医药国际化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产业规模和邻国挑战。何谓“国际化”，是国际市场货架上拥有中药即视为国际化，还是中药出口比例达到多少才为国际化？是仅仅中药能够国际化，还是中医科学必须国际化？还是不管你属于中医药的哪个行当，谁能“国际”谁就“国际”？到底是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中医药消费者国际化，还是中药标准国际化，中药产品国际市场化？还是不管是啥，走出国门就都是国际化？
对于日本等国的研究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它关系到市场和经济效益；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中药”产品是大事，“中医”是更大的事，它关系到传统、文化、情感，并影响科学、社会、政治。
中药毒性是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对于中药毒性，既不应该是因噎废食的全否定，也不应该是我行我素的无所谓。从普遍意义上讲，需要加强中药的毒理研究，阐明有毒中药的毒性成分及其应用控制；需要将有关毒性中药的知识充实到中医院校教育和中医师继续教育中去，以提高中医临证处方的安全性；需要将中药毒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实到中国药典中去，使其成为一种对中医临证处方的法律约束；需要加强中成药的毒副作用的毒理学研究和质量稳定性控制和标准化控制，以提高市场中成药商品的安全性；需要加强中药和中成药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以中止更大范围的伤害事件发生；需要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相关知识素养，正确规范用药。
“中药基因组计划”是新药研发的一条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但是，它是不是“中药”现代化的“转折点”、“里程碑”、“革命”和“重大战略措施”，都还很值得商榷。“中药现代化”的定义还很值得商榷，就连这一提法目前也仍然还存在许多争议。首先，必须明确，虽然中药也有单味药治病，但它有别于植化单体药。其次，中药是指基于中医理论临证基础上的方药，而不是指中国的药。再次，中药的现代化，也不仅是几个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因此，中药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医的临证理论都不能成立，中药的现代化也就不是中医的中药现代化。也就是说，真正的中药现代化，必须首先是作为其基础的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当然，中医理论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问题，在此之前，中药也并非只能坐等，可以、也完全应该、甚至必须尝试开辟新的道路，但是，那只可以称之为基于中药材的新药研发，而不是中药现代化。
“本草物质组计划”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的组学角度去研究中药、尤其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与治病的物质基础，无疑是以现代方法证明中药方剂科学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我是完全赞成的，但也许正是传统中医药者所反对的。如果这一重大科学计划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某些方剂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也还罢了，传统中医药坚持者肯定会欢迎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一套中医科学如何有理有据。但是，如果证明某些方剂含有大量相反作用的成分，甚至毒性药物成分，我们又当如何？你可以将其中的有效物质成分做成符合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的药物，叫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一个新药，甚至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的所谓新药研发的原始科技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做出贡献，难道你还能否定中医药方剂不成？你是能改造中医药经典的“六味地黄”，还是能改造“附桂八味”？那是经典，那是不容染指改造、甚至口头批评的。“我中医药是按中医的一套科学理论辨证施治的，你凭什么用你那所谓的科学来验证或者改造我？”既然如此，那“本草物质组计划”庞大的工程对于中医理论的作用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虽然“本草物质组计划”高举中医药理论大旗，但其中并没有一句真正涉及中医理论。
从中医药传统经典方剂中去寻找“新药”的思路，是找药人的一条可选的正确道路，但并不是中医药科学的出路。虽然中药可以离开中医而独立存在，那样的中药也仍然是“中药”，但已不再是“中医的药”，而是“中国的药”。
中药现代化研究，“本草物质组计划”是一种选择。中医药现代化何往？“本草物质组计划”并非答案。中医药同仁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2008年1月颁布实施的《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出台的目的是从政策层面给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现行药品严格监管的法制体系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使民族医药的药品研制在国家监管体系内合法化，从而保护和鼓励民族医药发展。该补充规定特别强调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主治为症候”、“疑难病症”等，坦然承认了民族医药区别于现代科学技术范畴下医药研发的自身特殊性，重点鼓励民族医药在疑难杂症和尚无有效现代医药治疗手段的疾病防治方面进行探索，提示了所给出的政策“方便”缺口的有限性。该补充规定并没有、也不能就其政策的科学性做出说明，也无法得到国际医药界的认同，也就是说，无助于其科学性和国际化进程。
8 中医科学研究何去何从
既然中医不能孤立于现代科学的“道”之外孤芳自赏，那么，中医和现代医学如何才能沟通并走向融合？必须寻找到能够考量其理论、方法、技术、实践、效果等的共同准则，而这个共同准则的基础恰恰只能是科学观。
中医存废之争，实为中医是不是科学之争。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必须首先回答科学是什么？什么才是科学？要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必须重新检视科学观。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对于中医而言，还很难以说清是福是祸。中医是医药卫生资源获取的自由竞争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行政保护转化资源的享有者。
中医药体系是含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混和体，其中有科学成分，有文化成分，也不必讳言有迷信成分。中医药体系的这种多元性，也必然地决定了其走向多向化，即一支走向科学，一支走向文化，而迷信则自生自灭。
与其将中医药作为一个大包裹，说文化不全文化，说科学不全科学，说迷信不全迷信，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将这个巨大的“混和体”进行分离、萃取，将科学的成分划归科学，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将其科学化、现代化，甚至于国际化，不断发展、发扬、光大；将文化的成分划归文化，并且系统化，加以继承；将迷信的成分，作为一种曾经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历史存在，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成为记忆。这也许才是中医药的最后归宿，也是我们对于中医药的带有强烈民族感情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理性选择。但是，更多的担心是，这种看似理性的想法会不会因此而解构了中医特有的所谓整体性和文化特性。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让现代人能够理解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认同中医药，让现代人能够接受中医药。那么，如何才能让现代人能够理解、认同、接受中医药呢？首先，要面向现代人，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看懂、理解的语汇来诠释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其次，要面向而不是回避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特征。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证明，任何医药都不仅具有科学特征，还同时具有文化特征。但是，任何医学形式，仅有文化特征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必须同时具有科学特征。
目前的中医药现代化口号很响，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行动很乱。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命、任务、方向、目标、重点、课题、途径、手段、技术、工具、成果、应用、效益、科学价值、人文精神、哲学贡献到底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成果才算得上是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国家应该鼓励、支持、奖励、导向什么样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如此等等，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9 中医发展的道路仍需继续求索
中医的发展面临着两难。一方面是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本体，才不致在发展中迷失自己，才能保证中医体系不被解构。另一方面是在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未能达成共识之前，中医的临床实践与临床研究还得继续，中药的发展也不能停步。而这些不同方向的突破，事实上已经证明，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向，导向中医理论体系本体的科学性研究。而中医学发展最艰巨的任务恰恰就是中医理论本体的科学性问题。以振兴中医、弘扬中医为己任的广大中医药仁人志士，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从中医药“宝库”中拿来一件宝贝而沾沾自喜的。也就是说，尽管受中医经典验方的启示可以从组方的若干种成分中提取出有限的几种有效成分研制成治疗药物，甚至“走向世界”，但是，像这样的“中药”并非中医理论意义上的中药，这样的研究也无助于中医理论本体科学性的证明，这样的发展还不是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必须开放。中医的整体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还原性，中医的模糊性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清晰性，中医的主观经验不应该拒绝现代医学的客观理据。开放就是从不拒绝到接纳、吸收，再到融合。中医的病机、病理、病因、药理等现代研究，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无论是现代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免疫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还是现代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基因组学，都可以为中医、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所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处理好“坚持中医理论的本体性”与“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既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又要不背弃中医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也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所在。
现代医学应该、也需要给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传统医学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本着科学的精神，向着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共同目标，循着科学的道路，继续在探索中发展。
中医的科学发展，还需要继续求索。
参考文献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对中医药在英国的传播发展历程进行综述，浅析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的优劣势，对现状进行思考，提出建议。
关键词 中医药文化；英国；传播现状
【中图分类号】R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1-0056-02
中医药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文化生活的不断碰撞和融合，中医药不只在中国的国土上发扬光大，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各地放射着光彩。本文对中医药在英国传播与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并浅析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的优劣势以及相关思考。
1中医药在英国传播和发展历程
对于中医传入英国的时间，据史料记载是在17世纪晚期，英国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到中医和针灸。从现存史料看，《中国脉理医论》可视为中医学传入英国最早的著作［1］，此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最初对针灸进行直接报道的是英国外科医生约翰·丘吉尔。他于1821年发表了用针灸治疗风湿病和中耳炎的论文，成为针灸传播到英国的最早的确实史料［2］。1958年，费利克思·曼恩在英国伦敦西区开设针灸诊室，并在诊室里教授课程，成为英国针灸诊所的创始人。1960年，杰克·沃斯利创立了传统针灸学校，这是英国最早的针灸学校，为英国针灸的传播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也被认为是历史上中医西传的传承者之一。随后，1970年英国针灸师行会成立，1980年英国医学针灸学会成立，1986年英国补充与替代医学委员会成立，1990年英国针灸专业评审委员会成立，1995年英国西敏市大学开设针灸专业……这些史实有力地说明中医在英国传播过程中稳步发展，逐渐壮大。虽然在此过程中饱受争议，但中医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使得中医在英国发展越来越好，英国人民逐渐接受并认可中医医学。Chinese medicine is gradually being accepted and is practiced even in the Western world［3］. (中医在西方国家正在逐步被接受和实践。) Over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we have made huge progress in the clinical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in medicine［4］.(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在临床诊断和外科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
2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现状
目前，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状况良好。不少医院设有针灸科、针灸诊所，中药店遍布英国。中医在英国受到从皇家到平民的信赖，每年约有150万人接受针灸疗法［5］。2008年，英国卫生部在提给政府的建议中，针灸以独立的“名号”出现［6］，将针灸“立法”、“注册”，把中医推向主流医学位置，而不是替代医学［7］。此外，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至2006年，英国有11所正规大学开设中医、针灸的相关本科或硕士课程［8］。这些大学和国内知名中医院校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均有合作培养计划，每年有数百名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医药知识，并参加临床实践技能操作。国内的老师每年也到英国进行授课，为中医药文化交流作出贡献。2011年9月在英国伦敦开幕的题为“中医药有利于人类健康”的第八届世界中医药大会［9］，进一步加强了中英、中欧之间的中医药文化交流。
随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广，英国研究者的目光不再只停留在针灸上，他们更愿意发掘更多“中国特色”的东西，于是中药也走进了他们的世界。相比针灸，中药在英国的发展比较缓慢。长期以来，中药都是作为食品、营养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等进入欧洲市场。虽然如此，英国官方对待中草药的态度还是比较开朗的，政府允许草药和天然药物以非处方药产品的形式上市，经过英国卫生专业委员会登记注册的传统草药师可以继续使用无照草药制品［10］，这为中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外，英国开始出现对中医文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他们致力于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对中医的未病先防、整体观念很感兴趣。
中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医疗实践的产物，是直接在人身上反复应用得到的经验结晶，这和西药的实验室验证截然不同，它不像西药是由动物实验到临床验证，然后推向市场。因此在临床应用中，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受到质疑。2013年11月，英国药监局宣布2014年4月30日起，禁止一切中成药在英国销售。12月，英国卫生部宣布成立“草药和注册师工作小组”(Herbal Medicines and Practitioners Working Group)，探讨所有被欧盟草药法影响的产品，预计2015年3月前能给出最终调查报告。
3中医药在英国发展优势
现代医学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难题，如疾病谱的变化、疑难病的增加、合成药的副作用、沉重的医疗费用等［6］。中医讲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不论是辨证诊断还是治疗，都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与英国当下崇尚“回归自然”的热潮不谋而合。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mphasizes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and aims to cure and maintain balance in the body through more natural treatments［11］. (中医强调从整体观点出发，通过更自然的手段去治愈疾病，保持身体处在平衡之中。)中医的疗效和安全性经过了长期的实践验证，历经千年而心口相传。在辨证论治中的人文关怀也是现代医学理念中所不具备的，中医医生在辨证诊断中的望、闻、问、切，与病人沟通、关心病人整体上的病情，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病人的精神压力。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富含智慧与哲理的医药文化积淀和独特表现形式，在形式上表现为技艺，但文化才是她的命脉，是传统文化思维、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中医学不仅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而且符合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和后现展的需求，这才是中医的绝对优势。
4中医药在英国发展的劣势
首先，中医药在英国缺少法律保护，尽管中医人士为此多方努力争取，但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对中医立法地位的落实。英国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医师的认证资格，中医师只能通过针灸师和草药师来进入中医行业。欧盟的禁令中规定，中成药虽只限制在药店柜台零售，但凡是有资格的中医师，依然可以开药方，或者自制中成药开给病人。英国中医师学会主席马伯英教授认为，这条规定在英国没有意义，从根本上讲这是英国条例的一个漏洞。英国没有中医师立法资格认证，没有保护中医师头衔，就无从确认是有资格的中医师。其次，中医药在英国属于补充医学或者替代医学的范畴，并没有完全纳入英国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诊疗费用，保险公司往往拒绝支付，普通民众常常因为要自己支付不菲费用而对中医诊疗望而却步。最后，因为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以及语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文化难以广泛传播［6］，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命门等概念，英国人很难理解。Western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ise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y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in the thinking styles for making diagnoses［12］.(西医和中医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有着不同的特色，尤其是在做诊断时，思维方式截然不同。) 许多中医经典，中国人都觉得高深，翻译成英文很可能词不达意，往往造成文化信息的丢失［6］。目前，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医的认识只停留在针灸、按摩等中医技术上，对中医理论感兴趣的人比较少，能研究透彻的人就更少，英国中医师在治病时也很少会进行辨证论治。
5中医药在英国传播发展的思考
中医药如果想要在英国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扩大文化的影响力，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 1弘扬中医药文化中医不是孤立的，她具有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丰富的理、法、方、药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使更多的英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的丰富内涵，改变“针灸就是中医”的错误观念。在中医翻译上也应注意文化的传递［13］。
5 2重视中医教育并且加强两国交流与合作重视中医药教育，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改变中医师良莠不齐的现状，是进一步发展中医的必经之路。国内中医院校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开设对外中医专业，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国际交流能力的中医药人才。要加强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与英国高校的合作办学，互派访问学者，师资交流，举办研讨会，共同编写教材，在英国的中医教育中，增加中医理论的学习比重，改变中医师只重技能不重理论的状况，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中医药文化的正确传播与发展［14］。
5 3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由于英国曾发生多起中药的医疗事故，中药需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上重新建立起良好信誉。质量和安全是中药在英国存在的关键。中国的中药企业要学习并积极引进欧洲企业的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体系，建立严格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15］。
5 4正视自身对中医的传承与发展中医药文化是我国的瑰宝，只有我们自己珍视中医药这一伟大的财富，将中医药传承发扬光大，使中医药永葆活力，才是中医发展之本。用中医药防病治病，提高人民的健康生活水平，用事实和疗效说话，使得更多的人看到中医药的显著疗效，从而信任中医，这样才能持之以恒地推动中医药的传播与发展。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s based on constant accumulation and summary of experi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16］.
总之，今后随着中医药在英国的法律地位的肯定，中医在国际的信誉会不断提升，相信中医药在英国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和运用，更好地为全英国的健康事业和世界医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于天一.中医药和针灸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J］.针灸临床杂志，2011,27(11)，3.
［2］Peter Baldry,翁小刚.英国医学针灸学会概况［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6(2)：87-90.
［3］Patrick Kim Cheng Low, Sik-liong Ang.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Chinese Medicine,2010,1,84-90.
［4］A.Rooney. “Medicine, Stem Cells, Genes and Superbeams”［J］. Harcount Education,UK,2006.
［5］左言富.中医药在国外［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19(3):184-187.
［6］程铭钊,沈惠军.英国中医立法的10年历程回顾［J］.环球中医药,2010，3(3):210-216.
［7］侯建春,鲍燕.英国中医药发展概况［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6(9):819.
［8］肖子曾,刑瑞,郭小鸽.中医药在欧洲的现状与展望［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32(5).
［9］司鸶.第八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在伦敦开幕［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1，19(9):836.
［10］张杰,廖启顺,穆丽华,等.中医药文化近十余年来在英国的传播发展［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36(5):82-84.
［11］D.E.Kendall.“Dao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standing an Ancient Healing Art”［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2002.
［12］K.Chen and H.Xu,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J］. European Review, Vol.11, No.2,2003,pp.225-235.
［13］吴江莹,吴江雁,刘晓新.针灸英译应重视文化传递［J］.中国针灸,2010，10(11):949-951.
［14］吴永贵,戴翥,熊磊.英美中医教育的现状及思考［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3，36(1)：8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