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农合组织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不断加强社员的服务意识，根据农业产业化发展经营模式的要求，对每一位组织成员的生产提供“产销一体化”的服务，以生产的规模化、经营的品牌化，增强组织开拓农业市场的能力。只有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有利平台，才能更好为社员服务。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时期，为了全面提升各类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水平，必须加强培养一大批“懂经营、善管理、会技术”的经营管理职业人才。
(二)乡镇企业中的经营管理人才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不仅有效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得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同时还促进了一大批新型农民和农民企业家的产生。然而，当面我国大部分的乡镇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组织管理仍然比较落后，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方面有待提高。随着乡镇企业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创业就业型乡镇企业、产业集群型乡镇企业、科技创新型乡镇企业等模式的乡镇企业，若想提升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必须依靠大批的具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的经济管理类高端人才，无私的投入到乡镇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
(三)创业型的现代化农业经营者近几年来，农业多功能的全面发挥，使得一些农业经营户从过去的养殖种植行业脱离出来，以地方性、区域性的自然资源及环境优势作为条件，进一步开发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将农业经营者的职业进行了细化。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必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在充分的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对安全生产和产后商品化处理技术有深入的研究，了解农产品成本核算知识与市场信息收集处理技术等多方面的经营管理内容。
二、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经济管理职业人才培养对策
(一)充分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对“三农”服务的作用从当前我国国情上看，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将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化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掌握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的新型农民。在我国全面推行城乡一体化的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掌握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的新型农民。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农业发展一直都面临者严峻的挑战，而若想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则需要将农村职业教育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此增强职业农民的经营决策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明确自身对服务“三农”的本质内涵与作用，以培养新型农民为主要任务，造就一批“懂技术、懂经营”的复合型农村职业人才，从而为推进农业产业化更好的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二)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农村经济管理人才首先，政府部门应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增加对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资金投入，充分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尽可能地改善农村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从而为农村人力资源培养基地的建立提供教育基础。其次，通过“百万中专生计划”的项目平台，增强农村经济管理职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各个地区通过这一计划项目，借助各类中、高等农业职业学校的教学条件，系统、全面的对新型农村经济管理职业人才进行培训，以社会实践、产研结合等方式，增强学员的积极性，顺利实现培训目标。
(三)建立以经济管理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对农村职业人才进行培养时，应正确认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尽可能的走出传统学校教育的阴影，把知识技能培训、职业资格技术培训与学历教育相互挂钩，从而实现职业教育互补的人才培养策略，确保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持续发展壮大。首先，各个农村职业学校应加强与有关行业协会、区域性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企业以及各农民合作组织的协作交流，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为农业职业人才的就业提供导向，从而使这些职业人才能够满足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其次，农村职业学校还可以创办校办产业、构建农业产业化实习实践基地等，主动地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中，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结束语
关键词：农村文化；文化产业；研究现状
本文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HB12YJ093）以及河北省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增加值测算问题研究”（2013HY18）资助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21日
一、引言
农村文化产业是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县域文化为资源、以建设农村现代文明为方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产业，是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关系到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更是国家文化事业繁荣，提高农民精神文化品位和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国内外学者对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二、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诞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1947年形成了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和坚持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两大学派。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产业涵义及其功能的研究；二是对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三是对文化产业的个案、行业、区域以及人文理论的研究。
20世纪八十年代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文化产业研究领域，Graham N.（1987）研究了文化的内涵，对公共政策和文化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Neuhauser，Bender，Stromberg （2000）从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其工会组织情况等方面，调查了纽约音像、电视和杂志行业基本情况，分析认为纽约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可能存在偏差与遗漏；David Throsby （2001）阐述了文化产业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影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Mueller Stephen L（2001）在研究别提到文化产业与农村发展之间的问题。他以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为例，指出了文化旅游产业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农村地区要想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文化旅游、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宝贵资源，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及富足资源让农村在旅游产业中获取收益，从而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Dr Andy C Pratt （2002）研究了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Allen J.Scott等（2004）阐述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在促进城市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Andy C Pratt （2010）根据英国的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指出，政府政策制定必须突出文化产业中“艺术”的核心价值；Bin Umino （2010）等构建了日本出版业六因子模型分析，分析认为图书、报纸、杂志这三种出版媒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效应。
总体来看，以上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更多的把目光集中在城市。由于各国的历史、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经很高，城市和农村的划分界限日益模糊，因此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农村文化产业。
三、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大致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关注程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对于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二是国内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三是地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
1、国内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聂华林、李莹华 （2007）按照中央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思想，对西部农村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分析和归类，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雷喜斌、陈宜安 （2007）从诸多角度探讨了乡镇文化建设问题，来构建乡镇文化建设理论和方法系统，使其更加符合乡镇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需要；陈文珍、叶志勇（2010）对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关部署和目标要求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并将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等问题确定为研究重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措施；徐世平（2013）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对农村文化产业进行了研究，提出农村文化产业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同时，农村文化产业又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条件。
2、国内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潘鲁生（2006）提出了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对于保护农村文化生态的意义；李新市（2006）认为应当采取激发农村文化人才创新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产业链和集约化发展等措施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韩海浪（2006）分析了“十一五”以来我国农村文化产业的现状，最后提出加大扶持力度、利用特色资源、走市场化道路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刘彦武（2008）指出农村文化产业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强调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性、组合性和客观性问题；周传蛟等 （2009）从农村存在着潜在文化需求、国家推行的新农村建设方针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产业对农村文化的渗透等多个方面指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恰逢其时；范玉刚（2010）提出要使农村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作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以新观念、新思维引导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周云逸（2010）针对中国目前大多数地区农村文化产业尚处在萌芽阶段的现状，从发掘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资本”、吸引民资及外资进入农村文化产业、实施重大农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三个方面提出破局之策。
3、区域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国内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农村文化产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孙金荣（2005）研究了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山东省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郭玉兰（2007）针对山西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可选择借鉴的模式、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进行了研究；吴声怡、许慧宏（2007）介绍了福建省农村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现状，对福建省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现实条件进行剖析，最后确定了其发展模式；任雪艳（2012）运用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方面对云南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陈健萍（2013）提出广西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应走文化产业融合的路径，因地因类制宜选择文化旅游、保护性开发和市场开发等发展模式，并建立文化内容企业发展、高水平文化内容生产和农村文化产权交易等方面的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保障制度；张忠（2013）指出村级文化产业既是农村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村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政府应当把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重点放在村级农村。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文化产业研究已经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国内对文化产业研究多数停留在定性层面，针对特定农村区域文化产业的数量研究较少。本文对国内外农村文化产业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类分析，以期为其他从事农村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的同仁提供有益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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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彦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分析［J］.农村经济，2008.8.
［4］周云逸.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破局之策［J］.河北学刊，2010.30.6.
关键词：农村经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30-02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是农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然而，虽然目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如农村经济建设的力度大，但是我国农村确实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内涵，然而，在农村经济建设的大力发展时，却忽视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国的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应放在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建设上。
一、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市场导向性；第二是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是资源的优化分配。
市场导向性。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必须依据市场导向性，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在市场上的具体定位进行分析，以便积极有效地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开发的多样性，拓宽农村文化的传播途径，确定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模块的优先性，才可促使文化资源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地位。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必须依据市场的方向进行农村区域文化产业市场导向性的确定，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中市场动态的跟进，实践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形式，丰富农村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所以，以市场导向性为原则，才可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效应性。
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必须以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思想。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目的是经济效益的产生，所以，对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产业实行优先开发的制度，在文化资源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开发的创新，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如不能进行效益可持续发展，就失去开发的价值和意义，遵循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仅仅是权衡农村文化资源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保障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创造近期利益的同时，做好长期创造经济利益的工作。
资源的优化分配。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要依据资源的优化实行分配开发，依据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之间的优势顺序，实现资源的优先分配，进而带动经济优势的产生，促进文化资源产业开发转变为农村经济不断上升的主要动力，遵循资源优化分配原则的原则下，保证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有效开发，促使农村区域文化资源成为市场、产品、企业和生产上的基础和优势，同时在农村文化资源的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生态环境资源以及成本资源优势的发展，结合开发的具体实践，提升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中的经济和生产的动力。
因此，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而且在农村文化产业的建设中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为农村实现小康生活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体现了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特殊意义。
二、制约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因素
目前，我国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状态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多数地区的农村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仍然处在原始状态，例如区域文化资源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缺乏法律方面的依据，主要制约因素为以下方面。
（一）文化资源产业人资力量的缺乏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涉及领域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度比较高，如与旅游、体育、教育事业的紧密联系，所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需要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组建专业的文化资源开发团队。但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中缺乏具有针对性的人资团队，缺乏从业的素质和专业能力的重点培养，尤其是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导致农村区域优秀的文化资源不能被开发，无法利用独特的农村区域文化产业开发魅力吸引众多的人才加入到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队伍中。
（二）观念转变上的落后
农村本身与外界的沟通就欠缺，形成自我封闭式发展，造成农村文化思想建设的落后和脱离，更是缺乏农村文化资源的创新能力和开发活力；同时，忽视了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正确认识，不仅不能够弘扬农村区域原有的文化资源产业，而且也不能够引进外界先进的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策略，拉大了农村文化资源与现代文明思想建设的距离，此为外在的观念落后，其内在的观念落后主要是农民观念与思想上的落后，缺乏文化资源方面正确的认识。
（三）产业开发无保障政策
国外的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非常大，而我国文化产业的占据力被工业化的发展潮流覆盖，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重点提高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力度。但是仍然缺乏合理的政策和法规，只是存在宏观意义上的体系构架，其具体操作上的准则并没有明确指出，无法在法规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三、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问题的解决措施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问题的解决措施是农村文化资源建设工作的重点，从根本意义上促进我国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一）加强人才资源建设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人才资源应是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团队，首先需要具备高水平的文化资源知识，发挥自身创作技能的优势，利用合理的技能和合适的手段，将可用的信息转换到文化资源产品中，体现最具有价值的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同时，人才资源的建设为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和基础平台，所以发展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最主要的是加强人才资源的建设。为此，在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中，可专门组建一支专业性比较强的人才团队，进行文化建设的特殊培训以及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使人才团队致力于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也促进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顺利进行。
（二）合理利用农村文化资源
我国农村区域文化资源是丰富多样的，悠久的历史文明为我国积累了诸多不可估量的文化资源，而且文化资源是产业开发的根本，所以农村文化资源的优势非常明显；对农村区域经济文化资源产业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可促进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同时将农村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现代化的信息产业进行有机的结合，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开发经济型的转化，根据农村区域文化资源结构制定不同类型的产业开发策略，使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以不同层次不同姿态的趋势发展。
（三）提高政府在产业开发上的作用
通过政府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政府制定与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相关联的产业政策体系以及文化方面的政策，促进农村文化资源的发展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促进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农村文化资源政策性的关系为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提供有力的环境支持，政府的支持是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有力保障和后盾支持，加快了产业开发的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综上所述，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是一项重要的农村资源利用方式，而且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实际价值带动农村经济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农村经济发展中注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发展的动力。同时，通过对农村文化的建设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农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四、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意义
农村建设是以社会、自然、文化、经济为主体的多项综合发展项目，尤其是农村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其在农村人口的密集程度、农村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地位上都具有极大程度的不同点，所以，不论是国度上的差异还是生产水平上的差异，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细致化分工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最直接的表现和最内在的要求。农村文化资源产业的开发，其在实质上的意义是将农村文化建设中可实行产业化运作的一部分，以经济市场的作用为发展手段，利用市场经济作用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产业的调配和整合，通过对农村文化实行产业化的运作方针，为社会创造更多有价值的财富。所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在不断的建设与发展中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组成，实现农村文化从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
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是具有社会通性的，与社会上的其他产业的开发是相类似的。但是，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同时也是一项兼顾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产品，以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本质而言，基于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作用下的农村文化产品可以丰富农村的知识内容，拓宽农民的知识视野；同时，对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进了农村文化资源之间的相互流通和相互共享，便于农村经济后期的二次开发和深层次开发。
结语
现代社会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现因素，片面性地理解造成农村文化建设的落后，农村区域内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应摆正农村区域文化资源建设的位置，加强农村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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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经纪人；发展问题；研究现状；实践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126-02
一、引言
随着渝东北翼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机制在配置农村生产要素、提高农村商品流通效率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受制于渝东北翼农村经济活动小规模、分散性的影响，相对于市场经济活动大规模、生产集中的发达地区，渝东北翼农村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交易成本较高，“民工荒”和“民工缺”、“买难”和“卖难”问题交替出现，严重降低了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农产品流通效率，农村市场风险不断扩大。借助何种路径降低农村市场交易费用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议题，前期研究表明，发展农村经纪人是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从事居间、行纪或者获得一定佣金的农村经纪人，通过整合不同农业生产活动的交易环节，降低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对促成农村商品交易，优化农业经济活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农村经纪人研究，成为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新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农村经纪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中介，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威廉姆森的组织理论
威廉姆森则从“交易——交易特性——协治关系——规制结构”这个顺序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组织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出组织是交易者共同选择的结果，组织的演化将使组织绩效受到检验，从而组织结构演化体现了经济效率导向的要求，即节约交易费用。这种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渝东北翼农村经纪人特别是对农村经纪人组织绩效检验及发展模式选择研究有积极意义。
2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
（1）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1937年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书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他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成本。为什么会有成本，是因为交易是有限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必然要付出代价，也有了如何配置资源的选择。
（2）科斯的企业理论
科斯认为之所以在市场合作生产条件下，企业存在的根源就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即以成本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成本较高的市场交易。同时，由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使得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
（3）科斯的产权理论
科斯认为：“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他还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科斯定理）从他的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经纪人组织发展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使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内部的产权分配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 经纪人及中介组织理论
Larryreaux和Sokoloff（2002）采用实证数据对中介组织在技术市场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技术中介是推动技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学者更多研究的是符合他们国家市场环境下的农业经济问题以及产业组织问题，如贝恩（1959）强调市场结构在产业组织分析中的突出地位。理查德·卡弗斯（2002）认为“市场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结构决定了该产业厂商的市场行为，这种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的好坏。”同时，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为农产品买卖双方提供了交易的场所和方式的各类市场、经纪人及其中介组织。美国市场学家菲利浦·R特奥拉（2002）认为：“经纪人系指提供廉价服务的各种中间人的总称，他们与客商之间无连续性关系。”投资者也只是间接地从经纪商那里获取这种服务。
（二）国内研究综述
1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内涵问题
《现代农村经纪人》（林仁惠等编著）一书中提出现代农村经纪人的概念，并且认为农村经纪人的概念含有五个层次：一是农村经纪人为促成他人交易而进行中介服务活动；二是农村经纪人的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居间、行纪、服务和采运营销零散商品；三是农村经纪人在经纪活动中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为经纪活动的报酬；四是根据现代农村经济的特点和需要通过采运营销零散商品赚取商品购销差价；五是农村经纪活动主体分别为农民、法人和其他经纪组织。《农村经纪学》（刘慧娥等著）一书中对与农村经纪人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区别，包括经纪与经济、农村经纪人和农产品经纪人、农民经纪人与农村经纪人、报酬和回扣的区别与联系。
2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作用问题
国内学者对农村经纪人的作用问题有一点是相同的：要大力发展农村经纪人。但阐述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例如认为农民经纪人是农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李化义，2000）。培养农民经纪人，促进农业产业化（顾正岚，1998）。发展农村经纪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刘凡，2005）。农村经纪人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刘训戈，2006）。2004年到2005年连续两年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肖云在《基于冰山模型的农村经纪人素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引入冰山模型，从显性素质与隐性素质两方面讨论了农村经纪人素质不高的问题和原因，并根据冰山模型对农村经纪人素质提升的启示，提出提升农村经纪人素质的建议（肖云，2010）。可以看出，发展农村经纪人对于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作用。但从目前国内对农村经纪人作用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探究，以新闻报道形式阐述的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
3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地位问题
对于农村经纪人的地位问题在整体上已达成基本共识：必须规范农村经纪人发展，加强管理，明确农村经纪人法律地位。但是由于国家法规滞后，处于摸索发展中的农村经纪人、农村经纪人组织理论不成熟，农村经纪人、经纪业还很不规范，因而农村经纪人发展还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保护。尽管有的地方面对发展起来的农村经纪业，逐步推出了地方性的法规、条例，例如加强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训，颁发经纪资格证书。但是还是缺乏对此的系统研究，缺乏理论指导，一切还是处于摸索状态。
4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发展问题
由于农村经纪人主要是自发发展起来的，目前还存在着规模小、组织松散、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农村经纪人如何进一步发展已提上日程。国内学者对农村经纪人发展模式选择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全面系统展开，目前所持的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农村经纪人管理
针对当前农村经纪人队伍存在的问题，提出进行规范管理，如曾明珠、李胜生在《农产品经纪人须规范管理》一文中提出三点措施：一是要加强素质培训，规范经纪人经营行为；二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经纪人大局意识；三是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经纪人队伍管理。重庆大学肖云教授在对重庆市多个区县的2280名典型农村经纪人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经纪人健康发展的四项措施：加强培训，提高农村经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农村经纪人协会，提高农村经纪人的组织化程度；规范经纪人的执业行为，塑造良好的经纪市场秩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肖云，2009）。肖云在《农村经纪人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与引导对策——以重庆市农村经纪人调查为例》分析了重庆市农村经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认为职业门槛低是从业者选择该职业的重要因素；收入低和职业不稳定是造成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职业声望对个体择业影响不大；据此提出稳定职业队伍的对策，对引导农村经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肖云，2010）。
（2）企业化发展
有部分学者从农村经纪人组织的形式创新角度对我国农村经纪人发展模式提出要走企业化道路。如李文峰在《农村经纪人组织形式的创新》一文中就提出了：“应建立农村经纪人合伙组织，有条件的可以建立农村经纪人有限责任公司。”
总之，在研究内容上，国内文献关于农村经纪人的系统性研究鲜有见到。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农村经纪人、以业务为主的专业合作组织、协会等角度，介绍它们各自的概念界定、现状、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组织制度和市场建设，但在研究深度上，多数文章更多的是针对现象，并未从更深的层面探讨经纪人对农村产业乃至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三、实践展望
渝东北翼农村经纪人发展总量增速迅猛，成员以农民为主，合作组织较少，个体发展为主，85%左右仍属私营重专大户及个体经纪人，说明农村经纪人仍以自我发展为主，单打独斗，“各顾各”文化厚重，组织化程度不高；规模发展效应突显，尤其是万州区出资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涉农经纪企业达200多家。但农村经纪人普遍综合素质不高，农村经纪人主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有的法律意识淡漠，市场意识不强；整体发展组织化程度仍较低，目前农村经纪人的发展仍然以单一模式为主，个体营销多，分工协作、联合少；经营风险控制能力弱，经纪活动存在信息不灵，资金链短缺，对于农村经纪大户，其收购资金主要靠自己筹集，一些经纪企业为扩大规模在资金紧缺时被迫采用民间高息融资。
论文题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坚持市场原则，调整我国对农民救济政策，提高农村保险的风险管理能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关键词：盐城；农村；文化产业；战略；品牌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3-0063-04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些战略举措，引导文化产业的升级。但总体而言，盐城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根据盐城市情，发展具有自身优势的农村文化产业，不仅是盐城农业大市高起点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也对盐城创造自身文化产业的特色，推进全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盐城文化，打造文化盐城品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盐城农村文化产业资源情况分析
盐城具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处于南方吴越文化和北方齐鲁文化的中间地带，在南北文化的影响下，盐城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地区文化。今天，海盐白色文化、滩涂湿地绿色文化、铁军精神与传统的红色文化已成为具有盐城特色的主流文化。在传统主流文化的大背景下，还有许许多多丰富多彩、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民间工艺，体现了盐城文化的厚重与精彩。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就是以村镇为阵地，以乡土为资源，以区域为特色，以历史文化的厚度为蕴涵，充分体现盐城特色、盐城风格、盐城精神，打造出更具文化气息、文化品位的新盐城。
根据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结果，盐城9个县（市、区）共收集非遗信息线索14427条，调查项目802个，涵盖17个门类62个种类。其中民间文学409项，传统音乐25项，传统舞蹈37项，戏曲92项，曲艺16项，杂技2项，传统美术45项，传统技艺87项，生产商贸习俗22项，消费习俗28项，人生礼仪29项。另外，盐城作为农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各县（市、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基地，正在形成文化的因素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由此可见，盐城农村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潜力和价值。
品类繁多，区域特色明显。盐城传统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可谓品类繁多，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谣、风俗人情、风格建筑、民间工艺、戏曲杂技等62个种类。仅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就有几十个，尤其是董永传说、施耐庵传说、枯枝牡丹传说、沈拱山传说、千年朦胧塔传说、盐婆的传说等都脍炙人口，流传久远。
培育精品，影响不断扩大。在盐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淮剧、建湖杂技、东台发绣、董永传说、海盐晒制技艺、八桅风车制作技艺、阜宁公兴面塑工艺等已成为具有盐城名片特征的精品工程，影响不断扩大。如淮剧名角张云良、裔小萍被列入部级非遗传承人。建湖是全国三个半杂技之乡之一，其杂技传人遍布全国和东南亚各大杂技团。东台有董永遗址共50多处，并在遗址保护地修缮了董孝祠堂，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海盐文化，区域文化之魂。盐城有2000多年煮海为盐的历史，因盐而设县，因盐而繁盛。盐文化乃盐城之根，盐城之魂。诸如“场”、“团”、“灶”、“仓”等地名已成为盐文化的活化石。与煮盐有关的传说，文化掌故，历史人物更是数不胜数。如“张士诚聚义北极殿”、“传奇英雄卞元亨”、“两朝侍读孙一致”、“秀才厉豫兴师抗清”、“反袁志士刘天恨”、“红岩英烈朱念群”等风云人物如群星璀灿。又如“王艮与泰州学派”、“吴嘉纪与陋轩诗词”、“孔尚任与《桃花扇》”、“李汝珍借居草埝场”、“徐述夔与一柱楼诗案”、“水云楼词人蒋春霖”、“宜瘦梅与《夜雨秋灯录》”等文苑风流更是在盐城盐业的繁华中孕育出文化的兴盛。再如“烟雨苍茫范公堤”、“莽莽一线串场河”、“四周盐场绕瓢城”、“玉带黄金秀台城”、“曲折纡回庙子湾”等都记载着悠久古盐场沧桑的历史和传奇的故事，给人无限的追忆和遐想。
特色土产，彰显特产文化。盐城拥有丰富的特产资源，历史悠久，有深邃的文化底蕴。滨海的何首乌始见于唐代，东台的发绣源于宋代，伍佑的醉螺在明代的民间作坊有“合成昌”、“兴顺”等十几家，大纵湖醉蟹在清乾隆《盐城县志》中已有记载。这些特产的文化蕴涵是农村文化产业的金字招牌。
特色农业，加快转轨变型。盐城的特色农业有着良好的基础，发展态势看好。如射阳洋马的菊花，亭湖张庄的葡萄，盐都郭猛的花卉和龙冈的果林，大丰的海水蔬菜，东台的森林公园等都已初具产业特色。目前，盐城的农业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特色农业转变，从生产型向特色型转变，从产品型向商品型再向品牌型转变。
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在已调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些项目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前景十分广阔。盐城是淮剧之乡，省淮剧团设在盐城，是淮剧的继承与发展的领军阵地。盐都、建湖、阜宁、射阳、滨海有着深厚的淮剧土壤，业余爱好者众多，在“唱响淮剧”的召唤下，淮剧的普及和发展将会成为盐城农村文化产业的重要产业链。杂技是建湖的文化产业拳头产品，享誉全国，在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战略上应有更大的作为。东台的发绣，已有从业人员1500多人，产品热销德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年产值近亿元，并已通过国家质检总局“东台发绣”地理标志产品的合格验收。阜宁公兴的面塑工艺，也已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每年有6000多人在外从事面塑工艺，致富了一方百姓。其他如东台、大丰的书画，滨海的书法，盐都义丰的龙舞，射阳临海镇的农民画等都是省政府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大风车、鱼汤面、藕粉圆、麦秸画、枯枝牡丹、阜宁大糕、制盐工艺等也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文化产品。这些富有地方传统的文化遗产，如在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和特色农业有效嫁接，将会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盐城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资源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有的龙头骨干项目，已初具规模或初现端倪。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盐城这个经济仍不发达、文化基础仍较薄弱的广袤农村区域发展文化产业，确实存有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地方特色文化主体的缺席。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近20多年来，处于苏北的盐城农村一直是劳动力的输出地，农村外出打工人员要占全村总人口的30%左右。随着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被称之为“389961”这样的老弱病残及妇女儿童。在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青壮年群体的活动关涉到地方文化的全过程——组织、制作、导演、操练、表演、观看、评论等等。由于这一文化主体的缺席，使得富有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农村文化陷入后继无人的状况。
其次是地方文化传承乏人。在盐城农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如故事、传说、歌谣、谚语、歇后语等等口传文化，往往是“人在艺在，人亡艺息”，很多口传文化绝技已成为风中之烛。一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老艺人相继离世，在世者也是风烛残年，绝活、绝技的传承陷入后继无人的窘境。如对舞龙、舞狮、跑汉驴、挑花旦、扎彩灯、打莲湘、踩高跷、剪纸等民间艺术有兴趣的人已越来越少，因为这些活动没有“钱图”，农村青壮年大都不肯学习这些没有什么市场的艺术。二、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中的主导作用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综观文化产业走在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政府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尤其是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各级政府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将是农村文化产业能否健康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科技文化支撑以及增强农村经济实力的关键之点。
政府要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提供政策保证。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是农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政府的政策法规体现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导向，创造农村文化产业的优良环境，是政府履行对文化产业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手段。政府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导向、规范及管理措施等，最终体现在政策法规之中，政府管理和引导农村文化产业之目的、依据及手段的合理性，最终也要体现在政策法规之中。文化产业是通过市场化进行运作的，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政府的政策法规为农村文化产业提供公平规范竞争发展的市场环境。近年来，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为市、县两级政府所认识，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但从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上，仍相当欠缺，尚有待完善。
三、发展盐城农村文化产业的战略选择
实施资源开发整合战略，形成农村文化产业的综合优势。盐城农村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的文化资源，但有的年代久远、濒临绝迹，亟待抢救；有的比较单一、分散，难以形成产业，有的需要有意识地开发、培育。因此要充分开发，认真整合，使之成为名实相符的产业。比如说民俗风情、农业生态、传统工艺、绿色生态餐饮等已经成为文化旅游产业中融为一体的系列产品，值得借鉴。江西婺源将朱子文化、茶文化、民俗文化等九种民间艺术进行整合，形成了综合文化的影响力，就是开发整合农村文化资源的成功范例。整合农村文化资源还要善于拉长产业链条，营造产业优势。一是要把分散的文化产品、文化行业组合起来；二是把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品牌，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产业开发的优势；三是将文化与农业产业组合起来，形成旅游观光农业+文化休闲农业等等。盐城可以将盐文化同特色农业、沿海湿地以及传统工艺、淮剧杂技等文化因素整合起来，形成不同产品、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源合力优势。盐城有近千万亩的沿海滩涂，是得天独厚自然生态资源，也是生态旅游的宝贵资源。盐城的特色农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关键是要做好从生产型向产业型转变，从产品向商品再向品牌型转变。若能与盐城本土文化有效嫁接，定能使黄土变成黄金。
实施品牌战略，走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之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一定要有品牌意识，着力打造知名品牌，塑造良好形象，从而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增长。浙江仙居的“花灯”、河北蔚县的“剪纸”、天津的“杨柳青年画”等等，都是
实施以城镇化拉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加快城镇化的进程是我国科学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盐城作为两大国家战略一体化的沿海中心城市，城镇化的步伐将不断提速。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将为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和文化智力资本。与之相辅相成，城镇化也将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人力资源。城镇化的水平越高，农村文化产业也会随之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因为城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人才、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成长和精神物质消费需求的提高。所以，应将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作为拉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参考文献：
［1］孟鸿志，王秀哲．论宪法与行政法的统一与互动［j］．法学论坛，2007（7）：23、25、26．
1数据来源及选取
（1）数据来源。主要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公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统计资料。或直接选取其中数据；或根据这些数据整理而成。
（2）选取原则。数据选取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权威性。所选数据全部来自国家权威的统计部门正式公布和发表的数据，如选取国家统计局、中国互联网络中心公开的统计数据。
二是可获取性。文中的数据指标除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外，主要考虑数据是否有统计，没有统计数据、或很难获取数据的指标坚决去掉。
三是科学性。数据的替代要科学合理；弥补缺损数据测算要科学。四是标准性。所选取的数据要进行标准化处理。五是延续性。尽量选取延续性好的数据，尤其是时间序列的数据。
（3）具体操作。文中涉及的数据主要有2类：一是农村经济及生产环境数据；二是农村信息化数据。农村经济及生产环境数据选择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YC，单位：亿元，当年价格计）、粮食产量（LS，单位：万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TZ，单位：亿元）、农业机械总动力（DL，单位：万千瓦），农村劳动力（LL，单位：万人）。这些数据应该能够代表我国农村经济和生产环境的总体轮廓。
农村信息化数据的选取既要考虑指标的科学设定，又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按照农村信息化的4个关键环节来确定指标，即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利用、应用环境。其中基础设施由每百万乡村人口所拥有的长途光缆公里数（GL，单位：公里）、每百乡村人口所拥有的局用交换机门数（JJ，单位：门）、农村人均邮路公里数（YL，单位：公里）3个指标作代表；信息资源选取按乡村人口人均图书出版印张数（TS，单位：印张）和每万乡村人口所拥有的万维网站数（WZ，单位：个）2个指标；信息利用选取按乡村人口人均邮电业务总量（YD，单位：元/人）、农村电话普及率（ND，单位：%）、农村家庭每百户彩电拥有量（CD，单位：台）、农村家庭每百户电脑拥有量（DN，单位：台）、信息消费支出即农村家庭人均交通邮电消费支出（XX，单位：元/人）5个指标［1］；应用环境指标选取每百名农村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WH，单位：人）、每万名乡村人口中网民数（DX，单位：人）2个指标［2］。以上光缆、图书、网站3个指标用的是全国数据按乡村人口计算，其余是农村实际统计数据（见表1）。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农村信息化各项指标除图书有些波动、农村电话普及率近两年呈下降趋势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显示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关联性。
2数据分析
2.1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农村信息化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将我们手中许多相关性很高的变量转化成彼此相互独立或不相关的变量。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并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主成分分析实际上是一种降维方法。通过对表1中农村信息化12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农村信息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8以上，且均在0.3以上；同时还进行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当KMO值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当KMO>0．5时，就适宜进行因素分析，本量表的KMO值为0.707，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另外，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513.755（自由度为66）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亦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见表3），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91.37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农村信息化12个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F=0.089GL+0.0.087JJ+0.0，088YL+0.088TS+0.083WZ+0.089YD+0.084ND+0.087DN+0.089CD+0.091XX+0.082WM+0.090DX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2.2关联性分析
通过分析农村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农村信息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对加快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步伐，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表5列出了全国1995~2009年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指标数据及农村信息化综合指标分（农村信息化主成分得分）。从表5中可以看出，全国农村经济主要发展指标的趋势与农村信息化主成份得分的趋势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5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和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农村信息化主成分得分与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相关系数均在90%以上，呈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为农村用户种植业和养殖业提前种养决策信息服务、产中技术咨询服务、产后加工、储藏和市场信息服务，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而且带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无疑对农村经济发展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粮食产量与农村信息化主成分得分缺乏相关性，且没有通过双尾显著性检验。主要是因为粮食受自然灾害、投入和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农村信息化因素处于次要地位。农村信息化与农村劳动力存在高度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934）。这是由于信息的流通，导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科学管理的因素、科技进步的因素增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农村信息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农村信息化的12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9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