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投资（venturecapital），也称风险投资，是指通过向没有公开上市的新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为其提供管理和经营服务，期望在企业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后，通过股权转让获取高额中长期收益的投资行为。世界上很多创业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发展创业投资的初期都给予其大力扶持。本文分析韩国、新加坡、印度、以色列四国政府在发展创业投资过程中的经验，为我国发展创业投资提供一些借鉴。
一、各国支持创业投资的经验
（一）韩国的经验
1、政府在创业资本供给中起主导作用。一是给予创业投资资金上的支持。原韩国金大中总统曾亲自主持韩国首届中小企业代表大会，拟筹资一万亿韩元作为创业企业投资基金，把原有的以直接支援为主的扶持方式改为投资来间接支援，并以公共基金为启动基金，形成官民共同的投资基金，集中支援处于创业初期的风险企业。二是给予政策上的支持。1999年以来，韩国年均贷款利率维持在4%～5%的超低水平，以便重点支援中小创业企业和出口部门。三是引导大企业参与，多方合作筹集资金。韩国推出由政府、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较大的产业集团组合投资的新方式，集中财力和人力大力发展前景好的创业企业。
2、对创业投资企业进行扶持。一是给予法律保障。韩国于1998年和2002年相继修改了《培育高科技企业特别措施法》，1999年制定了《科技创新特别法》，明确了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发展中小创业企业的政策和责任。二是给予税收优惠。创业投资企业可减免2年内国家税、所得税和法人税的50%，全免地方税、取得税和注册税。创业投资人才可享受所得税减免。对在韩国创业投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专家给予5年的所得税减免。三是给予场地支持。包括规定实验室工厂的特例，给予城市型工厂登记的特例，制定培养创业企业的地区特例，政府成立创业投资企业孵化器。四是对创投企业给予信息、技术支持。韩国努力构筑创投企业信息网络，通过专门的网站向中小创投企业提品、市场、经营等方面信息，帮助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工作效率。五是帮助创投企业打入国外市场。通过专门机构及电视、互联网等手段扩大对中小创投产品的宣传，组织各种形式的海外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协助中小创投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六是帮助创投企业解决人才难题。政府积极扩大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国际合作，增强创投企业对国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吸引外国知名研究所与韩国高科技创投企业合作。
3、积极完善创业板。韩国模仿美国的纳斯达克于1996年设立了韩国的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高斯达克（KOSDAO），为韩国创业投资的并购、回购、转让、退出提供服务的平台。韩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二板市场发展和中小企业上市铺平道路。
（二）新加坡的经验
首先，政府对创业投资大力推动。新加坡创业投资事业的主管机构是经济发展局（EDB），它扮演着企业发展的“服务者”和“催化剂”的角色。EDB还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力争将新加坡建设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其次，政府主导创业投资基金。1985年，新加坡政府成立由经济发展局（EDB）主导的经济发展局投资公司（EDBI），它以产权投资为目的，联合当地企业及跨国公司对新加坡高新产业的项目进行直接战略投资，投资对象主要是投资创业初期的高新技术型和有持续竞争力的企业，并提供税收奖励措施。此外，在EDBI里还有许多其他投资部门，如创业发展计划（SEEDS）、EDBVM管理有限公司、BioOne资本公司、TIF风险有限公司，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重点。再次，政府着力保护知识产权。新加坡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居亚洲第一，并以此成为全亚洲创意和发明商业化的最佳地点。新加坡国内有诸如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新加坡唱片业协会和新加坡协调中心等机构负责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印度的经验
1、在财政上扶持创业投资。印度创业投资业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政府为高新技术风险企业提供补贴以分担创业投资者的部分风险。如，1986年颁布的《研究开发税务条例》，对所有技术引进项目收取研发税，把其中的40%用于为风险基金提供补贴。
2、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府制定了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其长期资本利得全部免税，同时红利收入也免税。而海外投资者可利用《印度－－毛里求斯税收条约》实现在印度投资的双重避税目的。根据印度《所得税法》，外国创业投资公司获准在印证交所登记注册，即可享受在印度获得的创业投资收入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另外，根据印度证交所有关共同基金的法律规定，外国创业投资（基金）没有成立专门资产管理公司的强制规定。这给外国创业投资公司又带来一项税收优惠，因为外国创业投资公司可借用非关联的资产管理公司为其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从而避免附属资产管理公司带来的税收负担。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投资于印度的风险企业。
3、政府资本积极参与创业投资。一方面，印度政府直接进行创业投资是由于创业投资本身的特点，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和长远目标出发，以实际投入支持并鼓励创业投资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私人风险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及时投入对某些重要领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相应领域。印度认为创业投资需要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共同参与，应吸取西方国家介入创业投资业方面的教训，逐步改变最初的政府直接介入的方式而形成了官助民营的创业投资模式。政府不再是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和风险公司的主要经营者，而主要承担引导与帮助的职责。制定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4、政府积极引入海外创业投资基金。印度能进入创业投资的民间机构很少，而海外风险资本的进入弥补了国内民间资本的不足。印度约有50%的创投资金来自海外机构投资者。海外资金的进入给企业带来全球视角，增强了国内竞争力，促进了国内各项法规的健全，降低了整个创业投资业的系统性风险。
（四）以色列的经验
1、完善投资法规。以色列采取了对高技术投资项目给予投资补贴和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并制定了《投资促进法》，对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项目给予不同程度的投资补贴和减免税优惠。同时，大力引进国外机构投资基金进入国内创业投资。近年来，政府正考虑放松养老金、保险金等机构投资进入创业投资的限制。
2、进行税收激励。2002年7月，以色列新的税收政策实施，使国外投资者在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初创期的创业投资中的资本利得税被永久豁免。受税收政策激励，以色列大多数高科技企业的初创期都引入了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创投资本。同时，以色列政府不限制海外基金在各行业中的投资权益及比例（除银行、保险及国防相关行业），并保障这些海外投资公司能顺利回收投资。政府鼓励高科技企业推行员工持股及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并在税制上做出安排以配合这种激励机制，持股职工可得到一定程度的资本利得税减免，从而刺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职工的积极性。
3、政府实施股权投资计划。以色列于1993年设立了YOZMA有限公司，以构建以色列创业投资市场的基础设施。其目的是推动民间基金投资高科技产业的种子期、初创期，借此建立多元化投资平台，推动创业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YOZ-MA设立了9个创业投资基金，每个创业投资基金都有私人投资。首先，YOZMA没有提供损失保证补偿。YOZMA向创业投资基金注资，同时配比40%的私人投资，两者共同承担风险。其次，YOZMA的结构保证了创业投资的激励效果。YOZMA在取得投资回报前允许私人投资者购买选择权，代价是成本价+名义利率+投资+投资组合公司资金未来利润的7%。YOZMA对其他投资者的补贴激励投资者监管投资组合公司。最后，YOZMA没有自己做出投资决定。投资项目的选择是由基金管理者和其它受激励的投资者共同做出，投资项目的成长性直接与这些私人投资者的收益挂钩。这在政府资金和被投资公司中间插入了具有极大激励效应的金融中介。YOZMA模式被认为是有高度激励性的投资模式，作为投资决策人既承担风险也能享受回报。这样，以色列的创业投资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
4、构建投资网络。以色列大部分创投资本来自国内外富有的个人和家族群体。政府将国外天使资本、创业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跨国公司及个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投资网络。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在创业投资准备阶段所遇到的问题，还设立了针对中小企业管理与培训的机构。政府相关机构如贸易研究院、工业研究中心等，也为中小企业的管理、产品服务等方面提供帮助。正是这些无形资产的投入，使国内外天使资本对以色列创业投资充满兴趣。
二、启示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亚洲各国政府在发展创业投资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也可争取政府的部分资金投入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这样，可调动政府在投资项目的组织及提供信息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风险极高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阶段（种子阶段），由国家直接出资进行重点支持，既弥补了这一阶段民间资本不愿投资的资金缺口，又可与国家科研项目相衔接，保证较高的成功率，而且还会增强民间资本投资的信心。但也要控制出资比例，比例过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使创业投资资金失去其应有的风险意识和活力。此外，我国也可通过对创业投资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如财政补贴和财政担保。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具有鼓励和导向作用，财政担保可用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高科技风险企业。由于目前我国的创业投资产业尚处于培育阶段，还无法为创投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银行贷款仍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通过政府提供信用担保来为银行转移一部分贷款风险，既能缓解当前创投企业缺乏资金的困难，又可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找到出路。
（二）吸引海外资金，拓宽资金渠道
韩国、印度、以色列政府都重视吸收国外资本参与，发展国际合作创业投资。我国要借鉴以色列建立多种资本相互融合的模式，即政府+民间资本+海外资本，这是一种以政府为基础加上民间与海外资本的“1+2”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资本实力，而且有利于资源的优势互补。我国应拓宽风险资本的渠道，鼓励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建立创业投资公司，同时鼓励民间创办创业投资共同基金。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尽快依国际惯例健全资本市场，并通过有力的监管手段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还要制定有利于创业投资发展的相关政策。如，允许高科技企业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企业的配股融资政策向外国投资者适当倾斜、制定吸引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回国创业的优惠政策等，以鼓励他们积极取得国际创投资金支持，回国开办高科技企业。
（三）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创业投资者的利润高低和承担风险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收益税，所以创业投资受政府税率和税赋的影响很大。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活动的支持力度不够。因此，应借鉴韩国、印度的相关做法，努力增强创业投资企业对国外创业投资基金的吸引力，鼓励外国创业投资者在我国设立机构进行创业投资，并给予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者充分的税收优惠待遇。因此，当前应加大我国税收政策对创业投资的扶持力度，调整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相应的减免税优惠。为鼓励民间创业投资机构的建立，可考虑对创业投资机构的所得制定一个较长的免征期，然后按低档税率征收。对风险企业应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投资企业的高收益、高风险特征决定了应给予其有别于一般企业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在对其资本所得采取免税政策的同时，进一步使其所得税的免税年限延长至3至5年。另一方面，对企业投入科研经费，年增长幅度超过一定幅度的，可考虑按实际发生额的一定比例抵扣所得税，并对企业自用的高科技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对创业投资者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如，应允许创业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年度抵扣制度。提高创业投资者的免税率，并减少税率级次，扩大各档次级差，使其在获利年度也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五､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美国投资银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长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业绩相关｡我们权且选取权益资本回报率作为治理结构的绩效指标,从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选出权益资本回报率高于25%的投资银行共5家,将这五大投资银行作为一组,剩下的5家作为第二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董事会和经理层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权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董事长和总裁在公司运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董事长也是公司经营班子的成员(兼任CEO),能够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董事在董事会身居要职,而他们一般也属于公司经营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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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效力/过失责任 内容提要: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司法处理的难题。笔者以分析案例的形式，探讨了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并从民法角度探讨合同成立、无效、不生效的区别，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界限，厘定司法实践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以解决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甲、乙、丙、丁、戊五个股东欲投资设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甲、乙系中国人，丙、丁、戊系外国人。各方通过合同、章程对合资事项进行了约定。章程中明确，甲、乙各占股份30%，丙占20%，丁、戊各占10%；任何一方如将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合同、章程经审批机关审批同意，企业于是得以成立。 甲在企业成立两年后与另一人己（中国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其在合营企业中的全部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己。该合同获得了乙、丁、戊同意。其后，己交付了转让款。但甲因股价上涨，拒绝办理报批手续，己在与甲协商未果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履行合同。甲提出，因股权转让合同未经行政机关审批，应属无效。己则提出，合同虽未经审批，但外商投资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早有规定，且该章程也经过审批，故甲转让股权无须再办理审批变更手续。 本案系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一个缩影，里面涉及诸多疑难问题需要分析和探讨。 二、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按行政审批的碰撞与冲突 企业章程是股东行为的指针。因此，章程的规定对全体股东具有效力。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之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13条、第14条规定，合营企业章程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规定，合营企业章程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显然，外商投资企业章程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内容，且必须经行政机构审批后才能生效。然而，《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到本案，对甲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股权于己是否还需要办理审批手续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既然章程在企业成立前已通过审批，表明审批机关已同意股东可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股权，而甲的行为完全符合章程规定，故无需再办理审批手续； 观点二认为，既然《实施细则》第20条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该章程即使经过了审批，甲与己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必须经过审批。 笔者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章程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有三种情形：（1）章程的规定与《实施细则》规定完全一致，即要求股东转让股权时得到其余所有股东的同意；（2）章程的规定与《实施细则》不一致，如本案中章程规定，任何一方如将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3）章程对股权的转让根本未涉及。因此，笔者在探讨上述两种观点时，结合章程规定的具体情形予以分析。 （一）对《实施细则》冲突条款的梳理与把握 《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显然，外商投资企业与一般的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存在。其既可享受税收上的种种优惠，即学界通称的“超国民待遇”；又有着投资范围的限制，即国家出于安全或控制经济命脉的考量，禁止企业涉足某些领域。在外商投资企业成立后，随着股东股权的转让，企业的性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本可享受的待遇可能会随之丧失，一些被禁止投资的领域可能又面临开放。由于股权的转让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对此进行审批和把关就成为必要，而这只能在具体的转让行为发生时才能实现，抽象的企业章程规定不足以体现上述目的，况且当事人是否按章程行事本身就是一个需审查认定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二更符合立法的意图。 （二）章程对股权转让的个性化规定与《实施细则》第20条不一致时的处理原则 事实上，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并非皆和《实施细则》第20条完全一致，从《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分析，企业章程可对股权转让作出不同的规定。股权转让行政审批的出发点在于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外商投资比例的限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 不随之发生变动。因此，只要股权的转让不与上述事项相悖，应当允许章程对此作出个性化的规定。否则，不但导致同一法律规范内部之间的不统一，也易造成实践适用的混乱。本案中甲将股份转让给己，已经获得乙、丁、戊同意，虽丙未同意，但甲的行为已符合章程规定的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甲的转让行为对上述事项也不产生影响，故行政审批机构不能以甲的行为未获得其他所有股东的同意为由，否定其效力。进一步分析，《实施细则》第20条的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在第1款中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在第2款中又规定，合营一方转让其股权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既然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需其余所有股东同意，表明其余所有股东皆赞成其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岂非毫无意义？ 三、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和解析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签约一方往往因种种原因，拒绝办理审批手续，另一方在协商未果情形下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审批手续，法院在作出判决前必须先行认定该合同的效力，而法院对此的观点并不统一。例如在台湾友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案件中，法院内部就存在三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报经行政机关审查批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未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友邦公司无权要求河海公司履行协助义务，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 观点二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因其未经审查机关批准，违反了国家有关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观点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未生效，且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友邦公司要求河海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审批和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在回答上述三种观点孰是孰非之前，必须先行厘清以下两个法理问题。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 罗马法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同时成立原则（prinzip der simultanitot oder Simultan Erreichung）。”即认为法律行为之成立必须与其效力同时为之，故权利发生原因之事实，非要件全部具备，不发生法律之效果。基于该原则，合同不区分成立与生效，合同只要成立，就被认定为有效，具有法律效力。此即为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统一论”与罗马法强调法律行为的方式，忽视当事人的意思密切相关。而自文艺复兴后，个人主义思潮在欧洲勃兴，意思主义在私法中占据主要地位，方式逐渐退居次位，因而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于是得以分离，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体现了意思自治，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回答合同是否已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从而产生法律效力。它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欲实现的预期目标获得了国家的承认和保护，是国家干预的体现。一般而言，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成立。而成立的合同可能立刻生效，也可能暂未生效。我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46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可见，与附条件及附期限的合同一样，需经审批、登记的合同在成立后并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9条对此也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既然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予以分离，在未经审批前，该合同就应被认定为未生效。然而，根据《实施细则》第20条之规定，合资企业股东股权转让，如未经审批机构批准，转让无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3条也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按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这里的冲突如何解释，司 法又如何适用？ 笔者认为，首先，《合同法》第44条并未将应审批而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合同认定为无效，而仅是认定不生效。相对于《实施细则》而言，《合同法》属于法律范畴，而《实施细则》归属于行政法规。显然，从法的位阶分析，位阶低的行政法规如与位阶高的法律发生冲突，应当以法律为准。 其次，《中外合资企业法》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并未涉及，而《实施细则》作为解释性的规定，仅限于对《中外合资企业法》抽象规定予以细化、说明，并无权力作扩张性规定。因此，《实施细则》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无效的规定不具有可适用性。 再次，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之规定，合同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仅系部门规章，其无权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二）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之辨 如前所述，既然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应被认定为未生效，那么法院应如何回应当事人的请求呢？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法院可判决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向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其理由在于股权转让合同虽未生效但依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应受合同成立效力的约束，必须“为合同的履行积极准备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拒不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则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违背诚信原则，损害了交易安全，浪费了交易成本。对于守约方而言，若无任何救济手段，则不能摆脱合同的束缚，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原则。 然而，假如法院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相当于又认可合同已生效，因为只有合同生效，当事人才能按照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事实上，合同仅为成立并未生效，此处的悖论如何解释？笔者也赞同成立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但该拘束力不等于合同生效后按合同履行的效力。因此，法院作如上判决显然混淆了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区别。所谓合同拘束力，是指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即受合同拘束，非依当事人协商同意或法律许可的原因，不得变更或解除。而合同效力是有效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王泽鉴先生曾经对两者进行了精辟的界定：契约经意思合致而成立时，当事人因而受契约之拘束，此为契约之拘束力。即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原因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请求解约，无故撤销。易言之即当事人一方不能片面废止契约。与上述契约拘束力应严于区别的是契约之效力，即基于契约所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缔结之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其在私法上之权利义务，即应受契约之拘束，不能由一造任意撤销。’其所谓‘其在私法上之权利义务，即应受契约之拘束’，系指‘契约之效力’；其所谓‘不能由一造任意撤销’则指‘契约之拘束力’而言。契约效力的发生，以契约有效成立为前提。契约通常于其成立时，即具拘束力。”“契约附停止条件时，其契约亦因成立而具有拘束力，但契约的效力，则自条件成就时，始行发生。”显然，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前的拘束力仅体现为当事人不能任意撤销或解除合同，尚不足以要求当事人按照合同履行。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此种情形，法院如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显然有欠妥当。 那么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替代履行呢？即判令主张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判决书自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由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笔者认为，法院判决替代履行的理论问题与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如出一辙，缺乏法理支撑，而且在实践中也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而言，按照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审批职责，必须提交一系列的手续，如合资企业合同、章程、企业原股东的签字等。当事人在未取得上述材料前，仅凭法院一纸判决即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股权的变更登记，可行性存在疑问。假如行政机关不按照判决办理变更手续，法院判决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这种既违背法理，又易在实践中碰壁的替代履行判决也并非明智选择。 四、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责任规则——效力过失责任原则的确立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拒不履行报批义务不构成违约，不等于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其违背了先合同义务。所谓先合同义务，是指契约生效前，契约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11]本来互不相干的双方当事人为了缔结合同开始接触和磋商，他们便从一般的社会关系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信赖关系中，各方均以付出自己的信用为代价来换取对方的信用。[12]一旦进入缔约阶段，当事人仅仅停留在不作为状态还不够，而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即应负互相帮 助、互相照顾、互相告知、保守秘密等义务，这便是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自要约生效时起，至合同生效时止，在此阶段，当事人若违反先合同义务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显然，在合同生效前当事人应承担的皆为先合同义务。然而，基于上述论述，合同生效前阶段还分为合同成立前阶段与合同成立后生效前阶段，当事人在该两个不同阶段违反先合同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否同一？有学者提出，既然合同生效前当事人承担的皆为先合同义务，当事人违背先合同义务时也应统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4]笔者认为此观点欠妥。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显然，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在合同磋商阶段，一方当事人因过错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时，对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赔偿。然而，合同成立后，磋商阶段即告结束。就信赖关系而言，双方已是特定或定型了的合同双方，负有更高的诚实信用义务。合同成立后，往往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作充分准备，一方违背这一义务，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较之合同未成立时更大的损失。[16]因此，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过错当事人承担的不应是缔约过失责任，而系比缔约过失责任较重的法律责任，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效力过失责任”。[17]显然，效力过失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范围应广于缔约过失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信赖利益赔偿。[18]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害，又称为消极利益之损害。于此情形，被害人的请求赔偿者，系赔偿义务人在经济上应使其恢复到未信赖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成立或生效时之状态。[19]因此，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距，就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具体包括订约费用、准备履行所需费用（积极损害）或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害（消极损害）等。合同成立后生效前，过错方之所以不去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往往是因为合同成立后标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变动。如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出让方往往因股价上涨，或者股权具有较大的收益，为获取这些利益，因而违背诚信原则拒绝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受让方在该阶段也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显然，效力过失责任规范的对象应是防止过错方取得上述利益以及恢复受让方丧失的利益，而并非使受让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因此，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迟延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当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订立时与提起诉讼期间的股权转让款的差价、股权收益以及对方当事人的其他合理损失。[20] 注释: 2002年1月，台湾友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友邦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河海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营公司。2003年3月7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河海公司将其在合营公司中的全部股权以4.5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友邦公司。其后，友邦公司交付了转让款，但河海公司却未协助友邦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合同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友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河海公司履行协助义务。河海公司辩称，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其无需履行协助义务，故请求法院驳回友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见何继祥、姜旭阳：《未经强制性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93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同注。 沙迪：《合同成立、生效及效力若干问题研究》（上），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44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王伯琦：《法律行为之无效与不成立》，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27～729页。 同注。 何继祥、姜旭阳：《未经强制性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93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同注。 同注，第194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4条第二种意见：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于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请求，判令主张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判决书自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由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11]陈丽苹、黄川：《论先契约义务》，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12]李莲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1卷第5期。 [13]同注[12]。 [14]沙迪：《合同成立、生效及效力若干问题研究》（下），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450，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15]王利民：《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6页。 [16]姜淑明：《先合同义务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责任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7]同注[16]。 [18]有学者虽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但其认为效力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皆系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且对两者并未进行区分。具体参见姜淑明：《先合同义务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责任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但笔者认为，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当事人确实存在信赖关系，故以信赖利益来命名当事人的赔偿范围也未尝不可，但应当对这两种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进行必要的区分。 [1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2页。 [20]事实上，效力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已非常接近，受让方虽无权要求转让方履行合同以取得股份，但法律也决不能仅让转让方赔偿受让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否则，法律也将失去对不诚信当事人的制裁作用。转让方如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更多的利益，其也将丧失积极办理报批义务的动力。因此，设置效力过失责任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违约责任进行衔接，让转让方不仅无法取得不当利益，而且还要赔偿受让方的相关损失。
一批龙头骨干企业把提升创新能力和品牌实力作为加速发展的重要措施。不断加大投入，引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工艺流程，加快产学研联盟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产品质量，争创名牌产品，提高品牌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目前，宁夏全区共有清真食品工业部级技术中心2个，区级技术中心7个,中国名牌3个，中国驰名商标6个,穆斯林用品生产企业有中国驰名商标2个，宁夏名牌产品4个。近年来，尽管宁夏清真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国内外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产业发展还面临一些不足和困难。一是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清真食品产业借助宁夏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迅速，企业数量较多，实力较强，知名品牌较多，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上、下游产业联动机制还没得到有效形成，优质清真牛羊肉基地与奶产业基地发展滞后，满足不了生产企业加工量。二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大多数企业缺乏高技术人才，新技术、新工艺应用不够，缺乏精深加工能力，产品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竞争力弱。尤其是以传统食品生产加工和“小作坊”式生产经营的企业多，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的企业少。三是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统计资料显示，银行信贷基本覆盖大型企业和80%的中型企业，而小微企业80%无缘银行信贷，大量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解决燃眉之急，借款利率已高达50%-100%，现行的金融体系难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规模小、成本高等问题。
二、建立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必要性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中国资本市场自发形成的产物,已成为现代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10年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共披露基金359支，比2009年增加26.8%，募集资金711.7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9.1%。吉林、安徽、成立了多支创投基金，黑龙江、青海、内蒙古等省区也于2010年相继成立了本地区第一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兄弟省市的工作实践来看，股权投资基金对推动当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股权投资基金是股权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支持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其独特的融资优势必将成为我国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解决资金瓶颈的重要融资手段，对中小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格局下，两届中阿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和永久会址落户银川，为宁夏搭建了一个“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从而使宁夏真正成为我国面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一个重要基点和前沿阵地。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建立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促进清真产业快速发展，打造宁夏清真产业品牌，对促进中阿经贸发展，拓展国际市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高宁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建立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宁夏关于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若干意见》中要求“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努力形成多层次，多业态、多类型金融产品互相促进、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同时，提出“要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和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宁夏自治区发改委即将出台的《宁夏回族宁夏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暂行办法》等法规，为宁夏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为宁夏清真产业快速发展开辟了宽阔的融资渠道。
（二）建立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是破解清真产业发展资金瓶颈的重要途径要解决清真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加快培育大型骨干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行业整体发展。在龙头企业培育过程中要首先解决融资问题。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客观原因，现阶段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大部分中小企业发展时间不长，缺乏银行、担保机构认可的抵押物，获得银行贷款支持较少；其次是企业经过初创期后，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资源整合、管理升级等多重压力，客观上要求企业通过并购、增发、重组等多种资本手段和专业机构增值服务迅速做大做强。传统的投融资方式（债权投资为主）及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已无法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因此，需要创新投融资方式，适时引入股权投资满足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
（三）建立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能够充分发挥产业的引导作用以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为契机，可以大胆尝试创新财政资金管理方式，将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转为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步改变过去无偿拨付、“撒胡椒面”支持企业的做法，通过股权投资和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资金扶优扶强。政府（财政）通过引导基金“以拨改投”方式参与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着重解决初创期、成长期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宁夏股权投资事业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推动宁夏清真产业快速发展。
（四）建立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能够逐步发挥中阿投融资平台的嫁接作用充分利用区内外优质资源，通过市场手段整合资源，扩大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在全国及穆斯林国家的品牌影响力，积极尝试吸引阿拉伯国家资金进入股权投资基金，资金直接投入到清真企业，支持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扩大规模，支持产业发展的能力，真正搭建起中阿之间的投融资平台。
三、支持宁夏清真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对策建议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针对清真产业缺乏通过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做大做强企业的现状，制定政策、健全体系、完善功能、强化监管、优化环境，搞好扶持和协调服务，进一步加快清真产业资本市场的发展。
（一）政府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通知》（[2008]116号）精神，政府应设立相关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鼓励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增强融资能力，支持清真产业和现代农业产业升级和提质增效。
（二）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建立产业基金一是对股权投资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减免和优惠，鼓励发展股权投资类企业。支持和引导区内外投资者来宁注册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二是制定财政补贴、贴息等相关政策，支持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积极参与现代农业骨干企业并购重组，加大对清真和涉农优势特色成长型企业、高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等企业的投资力度；三是在产业政策上鼓励支持股权投资管理企业为区内企业提供先进管理经验和其他增值服务。对股权投资管理企业重点投资的成长型企业，符合上市条件的，积极推荐上市。支持引导股权投资管理企业通过产权交易所等要素市场转让其持有的投资企业股份，拓宽股权投资退出渠道。
（三）建立完善宁夏股权交易市场整合区内产权交易市场资源，组建具有较强集聚和辐射能力、运作规范的股权交易市场。引导宁夏股权交易机构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合理的功能定位，规范运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积极探索统一监管下规范的股权转让制度，积极拓展股权交易业务，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的非国有股权交易业务，建立规范有序、富有效率的股权流转平台。
（四）建立健全股权登记托管平台建立股权登记托管公司，发展股权登记托管业务，促进非上市公司包括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实行集中统一托管，推动企业开展股权质押融资。督促股权登记托管机构依法从事股权登记、转让过户、挂失、查询、分红和其他股权集中管理等业务，提高股权管理工作公信力，进一步规范股份制企业的资本运作，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1.1盈利（1）如果此时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账面价值，且无未实现内部交易，则借：长期股权投资。贷：投资收益。（2）如果此时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账面价值，且无未实现内部交易，那么应调整自己应得到的那部分利润。比如折旧、存货的主营业务成本等都是以账面计算得出的，而投资方认可的又是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利润=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投资企业不认可的存货销售利润-投资企业认可的折旧+投资单位不认可的折旧。（3）如果存在内部未实现的交易，即逆流和顺流最终未涉及第三方，那么，调整后的利润=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如果以后又实现了，加回。此处不论是逆流、顺流都视为一体，采用完全权益法。
1.2亏损（1）一般亏损下，借：投资收益。贷：长期股权投资。（2）巨额亏损下，借：投资收益。贷：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应收款（依次）、预计负债（依次）、登记备查账簿。如下一年度又实现盈利，则按以上贷方反向恢复。
1.3资本公积如果被投资方存在除净损益以外的其他权益的变动，则投资方按比例计算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贷：资本公积，或作相反分录。
1.4宣告股利被投资方宣告现金股利时，按比例计算自己应享有部分，并冲减成本。借：应收股利。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或成本）。如果被投资方提取盈余公积，其权益本质未变，所以投资方不做处理。当被投资方宣告发放股票股利及实际发放时，投资方处理，只登记备查簿，因为其实质是稀释股权，并没有引起变化。
2实证
A投资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2008年度和2009年度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如下所示。
2.12008年度情况
2.1.11月1日，A投资公司用4000万元银行存款和公允价值为3000万元的专利技术（成本为3200万元，累计摊销为640万元）从B装备制造公司其他股东受让取得其15%的有表决权股份，并对B不具有重大影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B装备制造公司股份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A投资公司与B装备制造公司及其股东之间无关联。B装备制造公司账面价值和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均为40000万元。
2.1.22月25日，B装备制造公司宣告分派上年度现金股利4000万元。3月1日A投资公司收到B装备制造公司分派的现金股利，存入银行。（3）B装备制造公司2008年度实现净利4700万元。
2.22009年度情况
2.2.11月1日，A投资公司受让取得B装备制造公司其他股东10%的股权，支付银行存款4500万元，并向B装备制造公司派遣董事一名。B装备制造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40860万元；K存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分别为1360万元和1200万元；其他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等。
2.2.23月28日，B装备制造公司宣告分派上年度现金股利，共计3800万元。4月1日，A投资公司收到B装备制造公司分派的现金股利，并存入银行。
2.2.312月31日，B装备制造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涨200万元，B装备制造公司将其作为“资本公积”科目处理。
2.2.412月31日截止，B装备制造公司将1月1日持有的K存货出售50%。
2.2.5B装备制造公司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5000万元。假定A投资公司与B装备制造公司的会计期间和会计政策无差异，都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A投资公司对B装备制造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2008年末和2009年末均未减值；无所得税等因素存在。作为A公司的会计，账务处理过程如下：（1）按照核算规则，A投资公司在2008年对B装备制造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2009年应该采用权益法核算。（2）2008.1.1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如下：借：长期股权投资7000；累计摊销640。贷：无形资产3200；营业外收入440；银行存款4000。2008.2.5分配上年股利如下。借：应收股利600。贷：投资收益600。2008.3.1收到现金股利如下。借：银行存款600。贷：应收股利600。（3）2009.1.1追加投资。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4500。贷：银行存款4500。转换为权益法核算：①初始投资时，产生的正商誉为3000＋4000－40000×15%＝1000；追加投资时，产生正商誉为4500－40860×10%＝414，形成的商誉依旧为正数，不必调整。②调整分配的现金股利（权益法下不能确认投资收益，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贷记“期股权投资———成本”或者“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借：盈余公积60；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540。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600。③对根据净利润确认的损益进行调整：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705。贷：盈余公积70.5；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634.5。在两个投资时点之间，B装备制造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总额为860万元，其中因为实现净利润分配现金股利引起的变动额为700万元，因此，其他权益变动为160万元，因此还需做调整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24（160×15%）。贷：资本公积24。2009.3.28宣告分配上年股利如下。借：应收股利950。贷：长期股权投资950。2009.4.1收到现金股利如下。借：银行存款950。贷：应收股利950。2009.12.31的会计处理如下。2009年B装备制造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金额为5000－（1360－1200）×50%＝492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230；—其他权益变动50。贷：投资收益1230；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0。
3总结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确定标准有所不同原准则规定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间进行合并，投资方应当在确定合并的日期下，将被合并一方的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同持股比例相乘，这一结果被认为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而这一确定下的初始成本若与转让资产和债务的账面值有差，则应将其确认为资本公积，如有不足则应调整到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间进行合并，购买一方需要在确定的购买日期按第20号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相关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认真研读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会发现，新准则与原有准则对在同一控制下和非统一下的企业合并原则是一样的，为避免产生人为操作的情况都需要按照市场交易的原则确认初始成本。而通过非合并的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初始成本的确认在新旧准则下有何不同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新施行的准则取消对于企业通过接受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相关规定。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不相同在原准则的规定下
对于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方实施一定的控制这种情况，这类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相关核算，但是在期末进行合并报表的编制时要运用权益法对成本法核算的结果进行调整；当投资方无法实施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时，或是在较活跃的市场无公开报价和公允价值的相关计量，则应该使用成本法。在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确认后，投资方在股权的持有期间除了追加投资和投资收回外，也不需调整其初始成本。被投资企业在进行现金股利的分配时，投资方须按照其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倘若被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前产生了累计的净利润分配，则投资方须按持股比例进行长期股权成本的冲减。此外，新准则和原准则对于权益法核算的相关规定也基本一致。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新准则有一点规定，当投资方可以对被投资的企业进行控制时，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同样应采用成本法，但在持有被投资方股权的时候除非进行投资的追加或收回，均不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账面价值，而被投资企业在进行现金股利或利润的分配时，投资方都须乘以持股比例将其全额计为当期的投资收益。所以在后续计量上，新旧准则对于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不一致。
二、新准则下的长期股权投资改变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一)在新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在进行对子公司的投资后，母公司的财务报表需运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其次，初始成本的计量如若在权益法下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则需引入一个概念——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当投资的成本小于可辨认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时，就将其确认为收益。针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新准则也将其一分为二，其一是指长期股权投资在最初按成本法进行核算，但在市场上无相关报价且无法准确计量公允价值；其二是其他依据这一标准进行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针对其一，按照会计准则45条的相关规定需计提一定的减值准备，如果与该权益法下确认的现值存在差额，需要将其确定为当期损益。此外，需要重视的一点是，新准则进行了补充规定，即在计提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后，以后的各个会计年度均不可进行冲回。而对于其二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它的减值金额需要以《企业会计准则8号——资产减值》进行处理。依据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在资产负债日确认企业是否存在减值或类似迹象，若长期股权投资在出售收回后的金额小于账面价值，这一差额就需进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中。
(二)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修订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新准则与原有准则对比后，会发现新准则的执行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单独的财务报表产生巨大影响。在新准则下，如采用权益法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除净损益外还有别的因素造成了企业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那就需要首先计提资本公积。同时，在进行此项投资的处理时，需按一定比例转出本就应当计在资本公积的部分，记为投资收益。但按旧准则规定，这种情况就会被计入其他的资本公积，后续不再转出。所以执行新准则很有可能会导致利润相应的增加。例如，投资方在单独的财务报表上使用成本法进行相关核算将极大的增加净利润；子公司盈利，通过成本法可以减少母公司的利润；子公司经营不善而亏损，成本法也可使母公司的利润相应增加。此外，针对通过债务重组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这种情况，运用权益法进行核算时，投资方需确认其拥有的被投资企业的份额，并以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作为基础调整被投资方的净利润。又如，若一联营企业发生了亏损导致其净资产变为负数，按原有准则规定，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0，但的新准则规定，投资方要确认被投资方发生的净亏损，这会导致相关利润的降低。
(三)新准则的颁布对企业营运、治理和内部控制产生的影响
目前而言，新准则虽然变化较大，但对商业目的明确的企业而言并无太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问题。但若企业有其他方面的思考，通过相关交易使账面产生利润或者亏损从而达到融资或是业绩、股利方面的目的，那新准则将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也会对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母公司的财务报表若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那被投资企业盈亏与否都会影响母公司的利润。其次，新准则的颁布会进一步增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力度，通过公允价值这一点就可体现，在企业合并之初，母公司就需明确子公司各资产及负债的市场公允价值，在编制报表时，也需要将购买日所确定的公允价值作为基础，对被投资方即子公司的报表进行相关调整。正因为新会计准则中长期股权投资更多地提到了公允价值这四个字，所以需要企业相关的财务管理人员提升其职业修养和专业判断能力，使企业的相关信息更加可靠。
三、结束语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中,投资方企业由于涉及到对冲减投资成奉的确认和享有投资收益份额的确认,会计实务处理有一定难度。本文侧重于实务核算中的会计分录处理,考虑了一些处理细节,没有使用教材中的计算公式,意在化繁为简,便于理解。 一、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账务处理比较简单,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税法规定应在投资发生时,投资方要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故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能会发生所得税,此时税金要计人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例1]东方公司2000年4月1日购入甲公司股份20000股,购入价每股30元,支付相关税费20000元,占甲公司表决权资本的10%尔厅公司准备长期持有该股份。 尔方公司购入甲公司股份时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 620000 贷:银行存款 620000 二、投资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例2]承例1,甲公司2000年5月2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每股0.5元。 东方公司的投资发生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股利前,属于清算性股利,应该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借:心收股利 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 10000 三、投资年度后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年度后发放的现金股利,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和清算性股利两部分,因此要分清投资前后利润的实现情况,确认属于投资收益的金额和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金额。 第一种情况:发放股利小于或等于投资企业按照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应享有份额 [例3]甲公司2000年度实现利润60万元,其中1～3月实现净利润10万元。2001年5月1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40万元。 东方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应该确认的应收股利为4万元(40x10%);由于4～12月甲公司实现净利润50万元,东方公司投资甲公司后按实现净利润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为5万元(50x10%)。东方公司分得的现金股利4万元少于其按净利润计算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5万元,说明2000年度冲减成本的1万元清算性股利已经被现在实现的净利润所弥补。故除了应该将现金股利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外,还要将2000年5月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万元转回确认为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 10000 应收股利 40000 贷:投资收益 50000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分录中的“投资收益”金额并非东方公司按甲公司实现净利润计算的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5万元(50x10%),而是借贷方的差额。 若例3中甲公司2000年度实现利润60万元,其中1～3月实现净利润10万元?2001年5月1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30万元。 此时,不同之处在于应收股利为3万元,按照教材上公式计算应该转回投资成本为-2万元【(10 30-50)x10%-1】,但账面已实际冲减投资成本的清算性股利只有1万元,因此本例中转回确认为投资收益的投资成本只能是1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 10000 应收股利 30000 贷:投资收益 40000 同理,当发放股利和投资方计算出的收益份额相等时,应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不考虑投资成本的冲减或转回。直接按应收股利的金额借记“应收股利”、贷记“投资收益”。 第二种情况:发放股利大于投资企业按照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应享有份额 【例4】甲公司2000年度实现利润60万元。2001年5月1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50万元。 东方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应该确认的应收股利为5万元(50x10%);东方公司投资甲公司后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45万元(60x9÷12),由于没有提供详细的月份盈利情况,
不仅如此，围绕着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的争议还提出了深层次的税法理论问题，例如，应当如何理解并适用股权转让的所得税规则，是否应当在判断应税交易时贯彻“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现行的股权转让所得确认规则本身是否存在瑕疵，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杨文所引发的外商股权转让争议，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来透视我国股权转让交易的形式与实质，并进一步检讨股权转让课税规则本身。
案例之争：三种不同的分析径路
为分析之便，笔者将案情简要概述如下：
A 出资80 万元设立甲企业，拥有100% 的股权。经营一段时期后，甲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为9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80 万元，盈余公积5 万元，未分配利润5 万元。然后，A 将甲企业的全部股权作价100 万元转让给B.B 马上将该股权作价110 万元转让给C.对于上述两起股权转让交易中应税所得的确定，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分析径路：
第一，基于常识判断，A 与B进行的转让是不同的交易。B 做了一笔股权的转手买卖，100 万元买进随即110 万元卖出，处置股权的收益为10 万元。这是一笔最纯粹不过的财产转让所得，理应全额计入B 的应税收入中纳税。相反，A 作为原始股东转让股权，转让差价20 万元（100-80）不全是股权转让所得，而是包含了一部分投资积累收益，应分别适用相关的税法规则。
第二，杨文的处理方式。杨文依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股权重组、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国税发[1997]71 号，以下简称“71号文”）的有关规定：“股权转让价是指股权转让人就转让的股权所收取的包括现金、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等形式的金额；如被持股企业有未分配利润或税后提存的各项基金等股东留存收益的，股权转让人随转让股权一并转让该股东留存收益权的金额（ 以不超过被持股企业账面分属为股权转让人的实有金额为限），属于该股权转让人的投资收益额，不计为股权转让价”，对两个股权转让交易进行了相同的税务处理：从A、B 各自的股权转让价中扣除相当于甲企业保留盈余部分的10 万元（这是免税的股权投资收益），剩余的转让价与成本价的差额作为股权转让收益，由此得到的结果是B 的股权转让收益为0，即没有应税所得。这一税务处理显然与常识相悖。
第三，李文的处理方式。李文不同意杨文的意见，认为B 有股权转让收益10 万元，甲企业保留盈余部分10 万元属于B 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而不能确认为B 的投资收益。这一结论，与常识理解是一致的。但是，李文用来反驳的依据是对两项股权转让交易进行的财务会计处理程序，它无法解释杨文所依据的税法规则。而且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逐渐分离趋势下，财务会计程序更难以成为税法上确认应税所得的依据。
所有的讨论还必须回到税法本身来，因为杨文对B 股权转让交易的税务处理至少从表面上看符合现行税法71 号文—— B 在转让股权前也享有甲企业的留存收益部分。然而，杨文适用71 号文而得出的最终结果，与基于常识对B 的股权转让行为的判断始终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那么，究竟是杨文对7 1 号文的理解有偏差，还是71 号文本身有问题？
怎样理解71 号文：税法规则的立法目的与意义
一般来说，股权投资通常获得两种收益，一种是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作为股东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即“持有收益”。另一种是投资人最终转让或处置股权时，因转让收入高于取得股权的成本所获得的收益，即“处置收益”。我国税法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原则：（1）对于股息（利润）所得，投资方如果是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参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9 条，《实施细则》第18 条）；如果是内资企业，则适用抵免规则（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 号）。（2）对于财产转让所得，则需要全额计入投资方的应税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区别处理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征税，因为股息上已经承担了被投资企业一层的企业所得税，不宜再在投资方这一层重复征税，而财产转让所得则只有转让人这一级的所得税。
虽然股权的“持有收益”与“处置收益”看起来界限很分明，但二者其实是有交叉的，体现在股权“处置收益”中很可能包含着一部分股息性质的所得。它对应于投资人在转让股权前应分享的被投资企业的累计盈余公积与累计未分配利润。如果被投资企业事先将这些保留盈利全部分配给股权持有人，它们属于股息所得，可以享受免税或抵免的待遇。如果被投资企业不分配，这些留存盈余就会导致股权转让价格增高，（注：这里隐含的一个假设是股权转让价与净资产价值直接相关。但是，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对股权的定价并不拘泥于企业的净资产或保留盈余，最有代表性的方法是根据企业未来创造的现金流或未来各年度支付的股利进行贴现所得到的现值之和。斯蒂芬·A·罗斯等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第86 页。这个问题很大，关系到我国股权转让所得税规则的逻辑基础是否成立，笔者已另文专论，恕此处暂不展开。）从而导致股息性所得转化为全额征税的股权转让所得，增加了投资人的税负，客观上也造成重复征税。在这个意义上说，通常学理上所称的“股权处置收益”还可以更进一步细分为“纯处置收益”与“持有收益”，后者就是指股权转让收入中可能包含的上述股息性所得。71 号文正是基于避免对股权转让所得中的持有收益（即股权投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的目的，而规定可以从股权转让价中扣除股息性质的所得。既然是出于“消除重复征税”的目的，它也就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所扣除的股权投资收益应当是一种“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名义上”或者“形式上”的股权投资收益，在这种收益上确实存在着税法“重复征税”的潜在可能，否则，税法做出上述规定的意义就失去了，反而可能成为滥用、逃税的借口。具体到实践中，它要求在判断是否应当对股权转让收入做扣除时，注重交易的实质分析，而不仅仅是看被持股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是否有留存盈余。
透视两起股权转让交易的实质
从交易的实质来看，案例中的两起股权转让交易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存在股权投资所得，另一个则不存在股权投资所得。具体来说，在A 转让股权予B 的交易中，对于转让人A 而言，其转让甲企业股权的收益为2 0万元（股权转让价100 万元- 股权成本价或出资80 万元）。其中，A 在转让股权前享有甲企业的累计盈余公积5 万元和累计未分配利润5 万元，这是A 当股东期间甲企业经营活动所获盈利的一部分，本可作为股息分配给A 而未分，因此，A 的股权转让价中体现了这部分股权投资收益的价值10万元（5+5）。同时，这些留存盈余在理论上都已经承担过甲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注：只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我国现行税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的政策，因此，企业的留存盈余上可能并没有实际承担税负。不过，只是我国税法在特定时期实行的特殊政策，它与股权转让所得规则的内在原理之间并不矛盾。）因此，为避免重复征税，应当从股权转让价100万元中剔除10 万元。在这个交易中，A 的股权转让收入中隐含的持有收益与纯处置收益可以比较清楚地辨析出来。
相反，B 与C 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对于B 而言，虽然其取得甲企业股权后也享有该企业股东权益中的累计盈余公积5 万元和累计未分配利润5 万元，但这些保留盈余并不构成B的股权投资收益，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B 为取得股权而支付给A的100 万元中，成为B 的股权成本价的一部分。即使B 取得股权后立即将这部分保留盈余进行分配，它们也只是降低了B 取得股权的成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投资收益。况且，顾名思义，股权投资收益应当是投资人在股权持有期间被投资企业新增盈利而分享的收益。B 取得甲企业的股权后马上就转手卖出了，甲企业尚未发生任何变化，这是纯粹的股权处置收益，怎么可能产生“股权投资收益”？
综言之，A 与B 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正是属于7 1 号文的规则希望提供保护的交易范围，因为这个交易中存在着面临重复征税风险的股权投资收益。但B 与C 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就不同了，它只是纯粹的股权转手交易，并未产生股权投资收益，也就更不存在重复征税的潜在威胁，因此不能适用“从转让价中扣除股权投资所得”的规则。
至此，对于案例中的两起股权转让交易，基于常识的判断与基于税法目的论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
交易实质差异的另一种视角：长期投资v.短期投资
李文从财务会计处理程序的角度对A、B 两项股权转让交易的辨析，给读者展示了透视交易实质的另一个视角。但是，该文有一些致命的缺陷，例如，混淆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忽略了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区别。这些缺陷导致其论证在理论上无法成立，不过，它依然可以启发读者从税务会计的角度来分析案例中的股权交易。
第一，A 持有甲企业的股权属于长期股权投资。依照现行税法，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是稳定不变的。当投资方收到股息红利时，就确认有投资收益——股息所得；如果没有收到，就不确认。因此，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A 投资于甲企业所实现的净利，分配给A 的应当按照股息所得处理，保留在甲企业中的暂时不发生税法上的后果，也不能调整A 的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这样，最终转让该长期投资时，转让价中自然包含着一部分投资收益。
第二，B 的取得股权并转让，并不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而是一种“短期投资”，甚至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买卖（只不过买卖的标的是“股权”）。对于这种短期投资的处置收益，迄今为止，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即：交易差价构成处置收益；取得成本中包含的并在取得后收到的利益，在取得之时冲减取得成本。
借助于李文的启发，从税务会计的角度对两起股权转让交易进行分析，再次展示了二者之间本质的差别：以A 为转让人的交易属于长期投资的范畴，以B 为转让人的交易属于短期投资的范畴。税法如果以鼓励长期投资为目的，自然会对二者适用不同的课税规则。
几点启示
通过梳理围绕着外资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发生的争议，可以对现实中的股权转让交易形成更为丰富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并适用相关的税法规则：
第一，股权转让交易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有着不同的具体情形。当前的案例之争展示了“原始股东进行的转让”与“股权转手交易”两种情形，它们可能只是实践中最常见的类型而已。虽然目前在税法上尚无对此明确而清晰的定性，但是如果对它们进行相同的税务处理，不仅有悖常理，更重要的是不符合股权转让所得税法所确立的相关规则的基本目的。
这也提示税务实践工作者，在适用71 号文时，应当同时关注特定股权转让交易的形式与实质，不能简单地贴上一个“股权转让”的标签就完事大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中围绕着企业股权转让的所得确认之所以争议迭出，甚至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多个文件后依然争议不断，恐怕与人们一直以来把“股权转让”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忽视股权转让交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有关。
第二，对税法规则的适用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不是照搬条文就可以了。对于一些高度抽象的税法原则或者某些非常技术化的规则，还应该去探索这些规则蕴涵的立法目的或者政策意义，从而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规则，适用规则，这对于实务工作者尤其重要。本文对股权转让交易应如何适用71 号文的分析路径，其背后理念是关注交易实质而非交易形式，依照税法的目的来对抽象的税法规则进行解释，这些都是各国税法奉行的“实质课税”或者“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在我国的税收理论与实务界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既往的研究大多是依据该原则来解决避税、对非法收入课税等税收难点问题，较少用于对税法本身的目的性解释。本文也算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第三，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现行税法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的规定过于粗略，缺乏对基本概念的解释以及对交易类型的划分，客观上给人们的准确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对现行股权转让所得税规则进行修改，明确规则的适用条件，对股权交易类型加以必要的细分，给纳税人更为明确的指引，从而推动我国的股权转让交易实践健康、顺利地发展。
「注释
[1]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著·公司所得税制国际比较[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2]解学智·国外税制概览：公司所得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凯文·E·墨非，马克·希金斯著·解学智，夏琛舸，张津译·美国联邦税制[ 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陈影，徐晴·论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5]杨春盛·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的税务处理[J]·涉外税务，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