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目标导向式 宪法课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宪法”课程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教育观念，矫正已偏移多年的教学目标；其次是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和法律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对宪法课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创新宪法课教学模式，重构宪法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 一、“宪法”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模式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法学本科教育，即“通才”教育；二是法律职业教育，即“专才”教育。因培养目标的不同，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教学环节上有一定的区别。法律职业教育为司法机关培养基础扎实、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职业教育中“宪法”课的教学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从法律职业教育的经验看，“宪法”课在法律课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一个不具有最基本的宪法理论基础的人，很难确立法律职业者应有的职业良知和素质，更谈不上成为一名具有法律思维并熟练准确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法律人才。我国目前职业教育中“宪法”课程教学与它在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宪法”课程理论性很强，内容复杂难懂，历来被认为“入门容易，学明白难”。长期以来形成了如下状况：教学目标不明确、角色错位；教学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落后；教学脱离实际；教学难度大；考核机械；图书资料匮乏；严重落后于市场经济、精神文明、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教学方法单调，说教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主导，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授业”而忽视对学生“传道”和“解惑”，长期以来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厌倦“宪法”课的学习，教师也产生了职业倦怠感。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法律职业教育高素质、多元化法律人才的培养。面向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和法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宪法”课程的各个环节包括教学目标、师资素质、教材体系与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应进行改革。创新“宪法”课教学新模式，重构“宪法”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二、“宪法”课程教学目标的矫正 法律职业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这类法律人才应具有以下素质： 第一，政治素养，具有维护正义的崇高理想；崇尚法律、法律至上的坚定信念．冈4直不阿、不畏权势、不谋私利的品德。 第二，职业道德素质，即具有法律职业伦理、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精神。 第三，法律业务素质，即系统掌握法律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及应用方法等。这应是我们法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宪法”课程必须围绕上述三方面要求确立其教学目标。“宪法”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课程教学设计的最终目的，具有导向作用。“宪法”课是我国教育部法学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法律教育16门核心课之一，是法律专业基础理论课，属于法律专业必修课和主干课，在整个法律专业课程体系中至关重要，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宪法”课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对其他法律专业课程具有指导意义和基础作用。长期以来在“宪法”课的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人格品质、思维方式、法律传统、创造精神及其他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养。传统的“宪法”课教学已落后于21世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人才发展的要求，“宪法”课程教学理念必须更新、教学目标必须矫正。创建集德育目标、知识目标、实践目标为一体的目标导向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样适用于“宪法”课改革的需求。 三、“宪法”课程教学改革重构及教学方法的探析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是“宪法”课教学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宪法”课程教学不是宪法基本知识的简单堆积或宪法基本知识概述，其使命和根本任务是夯实法律人才的人格品质、思维方式、法律传统、创造精神及其他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基础。“宪法”课教学的首要任务是价值层面的教育，即“育人”。这也是目标导向式教学模式中所说的“德育目标”。德育目标是指在教学中促进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法律观的形成。法律职业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负有的使命具有特殊性，它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是培养具有法律素养的法律职业人，“宪法”课的教学理应承担这一任务。所以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的运用，引导学生树立法律职业人应当具备的追求真理、维护公平的人生观；树立崇尚宪法尊严和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职业观。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我们要将抽象的宪法知识同我们身边所发 生的实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人道德观、法律职业观的教育。必须改变那种把教学方法仅仅看作是传授法律知识的手段的错误观念，注重教学方法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真正把对学生思想的培养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去，实现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宗旨。同时，在课外可以开展“宪法在我心中”、“我爱国旗”等演讲比赛和第二课堂其次，要打破原有的“宪法”课程体系，确定“宪法”课知识目标。“宪法”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这一特点是与其他部门法律课有区别的，而且“宪法”课程体系已经成熟。在法律职业教育中，我们可以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探索一个适合职业教育的知识目标体系，即从“宪法”课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人手，建立一个以探求宪法与宪政运动一般规律为目的、以分析基本的宪法现象和解决现实的宪法领域内的基本矛盾为主要内容、以司法考试涉及的重点内容为中心、以我国《宪法》的规定为主线、以公民权利义务为重点的导向式的知识目标体系并重视宪法实施部分的讲授。最后，“宪法”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对学生进行能力目标的培养。掌握法律知识和形成法律能力应是宪法教学过程中同步发展的两个方面，在具体的宪法教学过程中特别是理论课程教学中，除需传授宪法知识外，更应特别注重帮助学生领会掌握蕴涵在宪法知识中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思维方法。法律教学实践证明，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比简单的知识传授要困难得多。以往的宪法理论课教学只注重学生基本知识的积累，教师很少将宪法的教学同实践结合起来。宪法理论教育不应只把前人的智慧简单地传授给学生，而应当是与现实的法律实践挂钩。宪法规定的有关“人权”、“宪法地位”等问题都可以引进部门法的案例进行分析，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宪法”课程的内容决定了课堂教学是其教学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改革教学方法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说教式、灌输式课程讲授式方法向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问题导入教学法及案例教学法的转变。 第一，启发式教学方法。传统的“宪法”课教学采用的往往都是灌输式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体，在课内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就是听、记，被动地接受知识，很少去思考。启发式教学方法则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课堂讲授中不应简单地将结论性的知识告诉学生，或是先告诉结论再举例说明，而应从各种教学素材出发，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得出结论，即归纳式讲授。同时，教师要为学生指定必要的课外阅读资料，也要让学生自己去收集资料，保证课堂上能够启而有发。 第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等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十分流行。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就某个现实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讨论、评价，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已做出的行为进行肯定、比较、矫正，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案例教学模式，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采用。但是，对“宪法”课教学中是否有必要且有可能引入案例教学方法，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宪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因为它对培养学生自主发现和归纳规律性原理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案例教学法为理论课教学服务。理论课程与案例教学法的结合难度最大，但并非不可能，关键是我们在案例教学中个案的选择一定要贴近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如“许霆案”、“机场一清洁工拾到价值300多万黄金饰品未归还案”及“艾滋病人可不可以结婚”的问题，都可以设计出很好的案例教学方案。虽然“许霆案”、“机场一清洁工拾到价值300多万黄金饰品未归还案”透射出的是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我们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是站在宪法的角度去揭示宪法理论和宪法思想问题，让学生感受到宪法就在我们身边，由生活揭示宪法现象，由宪法理论去透视现实生活，从而让学生明确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法律课的案例教学普遍存在着用案例解释法律以及案例运用随意性大的问题。案例教学不是点缀，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哗众取宠，教学中所用每一个案例都应当经过精心设计且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 第三，问题导人法。“宪法”课理论性强，在教学中有的章节不可能找到很恰当的案例，为了避免满堂式的灌输，就必须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可以让学生把问题 引入课堂。有的章节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把问题带人课堂，让教师“解惑”，也可以和学生相互探讨，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学生也可以将身边、社会上发生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引入课堂，师生间共同探讨、学习，实现教学相长。 2．课堂外的教学方法改革。“宪法”课堂教学时数有限，只能按照教学大纲讲授，所以可以设立课外教学环节。“宪法”课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开设“宪法”课外课堂，搭建一个网络师生互动的平台，在利用网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站在—个平台上，共同探讨宪法理论前沿性的知识和宪法实践领域的新发展和新要求，把网络资源建设作为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 (三)教师课堂教学理念的改革 教师作为课程的主体要素直接决定着课程的形象，影响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对课程的讲授往往让学生对本课程心驰神往，沉浸在课程的魅力中。在实用、消费的校园文化中不能从本门课程中感召学生，就会出现危机。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教师也应超越自己，打破传统的“一个教师唱独角戏”的课堂模式，实行“多个教师同台唱戏”的教师联讲模式，发挥每位教师的优势和不同教师的风格，打造一个优秀的宪法精品课团队。 “宪法”课的教学改革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课程教学改革已经起步并在运行中，同时改革也是其自我发展的惟一出路。法律职业教育“宪法”课程教学改革应当与时俱进，应当更多地赋予其时代的特色，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论文摘要：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资格等方面做出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普遍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教学方法也较单调。鉴于此，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应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以规范和实践为重点，采用多种方式，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分析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来，报名条件一直限制在已经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范围等方面做出重要调整，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调整，有利于基层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断档等问题的解决，也使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就业时有更多优先选择法律职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给高校法律专业各门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宪法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司法考试之卷一占有一定分值。因此，宪法学教学如何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我国法学教育趋向应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的新要求
国家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法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有机会在校报名参加统一司法考试，这一变化，给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宪法思维能力的考查。据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关于宪法思维能力的试题已从最初的3道上升为现在的8道，相应的，要求宪法学教学中应着重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宪法思维是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作为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一般法律思维有所不同，它不是法律思维在宪法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法律思维。例如，2009年司法考试卷一(下文的试题都是第一卷中的)单项选择的第1题：应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中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道试题考查的基本知识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结合本题所给选项，考生只要对宪法的法律地位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运用这一知识对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进行分析，很快就可以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宪法法律至上”是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司法考试注重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等知识问题的考查。例如，2004年第7题的考点是《宪法》第13条第3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8、10、14、55题则是对《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和《香港基本法》等法条的识记能力的考查。此外，2009年的司法考试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的有关法条进行了专门测试。因此，高校宪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学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最后，司法考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宪法学教学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能够用宪法学基本理论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宪法问题，并加以解释，从而培养法律人独有的问题意识。
二、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宪法学教育类似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传统法学教育方式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范本，重在对学生进行法学基础知识的传输。目前，高校的宪法学教材大多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或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宪法》。这两部教材虽然在具体章节的编排次序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知识点，即都包含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四大部分。然而，由于司法考试命题点和宪法学教学点各有侧重，加之宪法学教学方法尚存在一些缺陷，因而，宪法学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仍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首先，就教学内容来说，主要表现为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高校宪法学的教学重点普遍侧重于宪法基本理论，并且这部分教学时数占了总学时的1／3左右。以高教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宪法》为例，这本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它认为：“本教材属于‘宪法学原理’的范畴……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是编写本教材的首要任务。”因此，教材第一编即为“宪法基本理论”，包括宪法的概念、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形式与宪法结构、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的价值与作用、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以及宪法与宪政等共十章内容。另外，教材第三编的标题虽然是“宪法实施”，但所述内容除了宪法实施的概念、原则、条件以及宪法实施的过程外，还大量论述了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本属于宪法基本理论范畴的内容。而根据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和在司法考试中考过三次以上的知识点来作为宪法学命题考试的重点来分析，宪法基本理论是司法考试中涉及最少的考点，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三个部分。三部分内容虽然在《宪法》第二编做了阐述，其中，国家机构有一章内容，涉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民的宪法权利包含二章内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规定；宪法制度共计五章内容，即国家性质、国家形式以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但是，上述内容作为司法考试的重点，在教学中所占课时数与其在宪法学中的地位很不相称，例如，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通常只占课本和教学总学时的1／10。
这说明，高校宪法学教学注重宪法基本理论的讲述与司法考试关注中国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现实权利要求的考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两方面问题：其一，宪法学教学重视对宪法教材的讲解，忽视宪法条文的记忆。现行宪法学教材从体例、结构和内容上都是以宪法典及有关的宪法性文件为依据的，是对宪法条文的具体解释和理论阐述，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下，宪法学的教学有些类似于注释教学。实际上，教学中对宪法典进行必要的注释或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宪法一般都是普遍性、原则性规范，抽象性甚强，如果对宪法的理解不一，甚至相矛盾，极易造成法制的不统一，从而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是，宪法解释并不能替代对宪法条文本身的规范记忆，因为，条文是宪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概括，通过记忆条文，不仅能使学生熟悉我国现行宪法规范并加深理解，同时简单而规范的条文还能把庞杂繁多的教材理论统串起来，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学习和掌握教学内容J。其二，采取说教式教学方法，不注重宪法事例的分析。目前，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层面，缺少通过具体的宪法事例来引导学生加深对宪法制度和宪政理论的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教材本身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宪法学当作一门没有案例的法学外，还与我国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有关。但从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来看，其考试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案例所占比重很大，考察的重点也在于考生能否正确运用宪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处理实际问题。因此，现行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的客观差距，要求我们注重从生活中寻找宪法事例，并以实践中的宪法个案激活沉默的宪法学。
三、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司法考试政策的调整给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带来了新课题。宪法学教学应该超越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教育模式，抛弃那些仅仅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传统的宪法原理的灌输，通过分析宪法事例以提出和讲述有说服力的宪法理论，否则，难以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
(一)教学内容改革
宪法学教学内容虽然覆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全部，但由于二者各有侧重，因而，教学改革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以司法考试为重心进行内容重组、知识更新。具体而言，宪法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涉及树立宪法思维以及教材的选用和教学时数的分配问题。由于现有的宪法学知识总是落后于变动的社会生活，同时宪法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实践问题，因此，宪法学教学不应把单纯传授知识当作法学教育的最终目标，而应以具体的理论知识为切入点，传授宪法学的基本思维。张千帆教授在《宪法学导论》一书中，从法律人的角度阐明了其关于宪法学的新思维。他指出：“宪法的最终也是唯一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国家权力的设置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
同时，他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立足我国实际，对我国目前现存的宪法框架进行深入剖析，而不能“按自己心目中‘应然的宪法’或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文本来理解中国的宪法问题。”鉴于此，《宪法学导论》在结构上设计了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将违宪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即国家机构与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的划分，政府组织机构、政府产生的方式以及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等内容。
此外，在宪法学教学时数的分配上，应适当调整宪法原理部分的课时，将原来普遍的占总学时(高校宪法学的课时一般为54学时)1／3左右的课时压缩一半，以增加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课时量。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头重脚轻”现象，还与司法考试重心相吻合。
总之，教学内容的改革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宪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制度和实践的惯例，适当缩短理论性知识点的教学时数，相应延长对制度性和实践性问题的分析课时，从而更好的突出宪法作为法的基础作用。
(二)教学方法改革
宪法学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恰当运用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这种认识对我国高校的宪法学教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着手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体制，尝试着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提倡规范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的识记能力。规范是法律的核心，是研究法律的起点。在宪法学研究和教学中，宪法规范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学概念，正确地表述宪法规范的含义不仅有助于认识宪法规范的特征，还有助于理解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然而，在我国传统教学方法上，对宪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很多学生学完课程后没有通读过中国《宪法》的条文。这种情况，极易对当下宪法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能使课堂教学流于单纯政治说教和道德宣传形式，另一方面也很难使宪法学回归法律属性和科学性。新出台的统一司法考试大纲虽然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分析性和灵活性的考核，但也明显体现着考查考生记忆力的倾向。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为例，直接对条文的记忆能力进行考查的题目占了整个宪法学试题的20％左右。掌握规范分析方法，对宪法学来说，并非要求学生一味地死记硬背宪法条文，而是以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条文中所包含的宪法规范，并学会分析宪法规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分析规范相互之问的效力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等。如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该款规定表述的即是一宪法规范。此规范的规范者是宪法的制定者，被规范者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规范的客体是立法关系，规范的对象则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通过上述分析，学生不仅掌握了条文的内涵，还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相反，如果教师对条文只是要求背诵而不作解释，或者稍加解释而不作深层剖析，往往会形成条文罗，并容易脱离实际。规范教学的实施方法有许多，如：“问题式”教学法，即先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自行查找资料进行分析，然后由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再由教师进行总结。教师总结时，应特别注意对涉及宪法条文的部分，须要求学生用条文的规范语言进行表述。此外，在课堂讨论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中，也都可以贯穿规范教学法的教学思路。
其次，提倡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对法律条文的实践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法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道尔(Langde1)教授首先创立。到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在美国各主要法学院推行。一般来说，案例教学法包括两种方式：
一种是结合案例教授理论，即教师先介绍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剖析，阐述体现在个案中的法理，从中引出基本规律和结论，实现从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另一种是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即教师先阐述基本理论，然后组织学生运用理论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而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案例教学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而且还与司法考试的要求相吻合，容易形成宪法学教学模式与统一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这一方法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加以采用。针对我国实践中缺少典型宪法案例的情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开展案例教学：第一，介绍西方典型案例。如：宣布美国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引发美国内战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以及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号角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等。
会议以"学术圆桌会议"的形式举行，按第一场主持人林来梵教授的说法是"依据哈贝马斯的商谈"贯穿着学术上的对话和约定的精神，其中心主题有两个：一为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二为作为第一个主题讨论基础的宪法学的方法，席间各种观点纷呈，彼此交锋频仍。现将会议的研讨综述如下，并在最后再作，算是添附骥尾。
一、方法论之辩
本次研讨会的中心主题本来是意图通过学术交流和对话，形成对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的共识与约定，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宪法学体系的完善和研究的深化。然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基本范畴与方法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对基本范畴之共识的达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方法论上的立场，为此会议加入了方法论的议题。没想到不少代表们就此主题宪法抱有浓厚兴趣，发言相当踊跃，其间还展开了激辩。
近年来，宪法学作为学科的独立与自治得到宪法学界内部的自觉反思。就此，郑贤君教授在会上提出，宪法学的性在于主体以宪法概念为依据解决宪法问题，这就意味着对规范的评说和既不是的，也不是的，更不是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让宪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就得使之摆脱过去对政治学的过分依赖，使之离相关的学科越来越远。对此，年轻学者张翔博士对此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但苗连营教授则倾向于认为：传统的宪法学离其他方法够远了，当下我国宪法学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能解决实际存在的宪法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刘连泰副教授也质疑道，如果郑贤君教授所提交的会议论文中的"宪法学"概念换成"法学"，其文章的论点仍然成立的话，那么，宪法学与一般的法学的距离就无以体现。而谈到宪法学的独立品格，韩大元教授认为，独立的范畴体系是形成独立学术品格的标志，中国宪法学应有自己范畴，但形成范畴共识是逐步积累的过程。胡锦光教授还提出"宪法学的视角"的说法，他指出，近些年来中发生的许多与宪法相关的事例，由于宪法学的视角却是缺位的，它只能是事例而无法上升到案例的层面。
就宪法学的方法问题，与会的范进学教授认为，宪法解释主体问题即宪法解释的模式选择，这是涉及宪法学研究转向的大问题。他强调，我们只能走宪法法院的模式，宪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法官，而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学者以及其他一些主体的评价活动充其量也只是"解释宪法"而不是"宪法解释"。对此，林来梵教授则认为：这一解释主体的确认规则，切换了传统法学理论中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的区分，宪法解释的主体是多元的，比如学者的法教义学上的宪法解释，当然也是一种宪法解释，只不过是一种学理解释罢了。而刘向文教授则联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全院会议制度提出，即使是法官的宪法解释，实质上也可能是一种立宪活动。郑贤君教授从"宪法思维主体"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她提出：法官是典型的主体，而宪法思维过程实质上就是宪法解释过程。她同时倡导"以宪法概念思维"，而所谓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以宪法概念思维是宪法的规范性要求。
在这个问题的延长线上，数位学者就规范宪法学与宪法解释学的关系展开交锋。郑贤君教授展开了其先前的看法，②认为，近来的宪法学研究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停留在宪法的精神层面，二是进入宪法原则的研究，三是规范研究。她指出：我们应该打通精神、理念、原则，而进入到规则里面。范进学教授在2004年度全国宪法学年会发言的基础上，仍坚持认为，宪法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价值宪法学，这类似于宪法哲学；第二个是"规范分析宪法学"；③第三个层面则是宪法解释学。
对范教授的观点，林来梵教授保留了不同的意见，他不同意范教授的三分法，认为后者的"规范分析宪法学"的概念不明，与宪法解释学的区分也存在困难，其所倡导的规范宪法学就已经蕴涵了宪法解释学，是以宪法解释学为核心的，但同时又保持着方法上和价值上的开放性，吸收法哲学、社会学宪法学等其他各种方法。会上，年轻学者刘飞宇博士还运用了宪法解释的方法对"延安黄碟案"中的住宅、淫秽物品、黄碟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认为，围绕宪法和社会现实的相关分析方法，可以使宪法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会上还专门讨论到了国内许多学者都曾提出的"宪法哲学"或类似概念。李琦教授认为，宪法学总得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宪法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三个具体问题：人类生活为什么需要宪法；人类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人类生活是怎样通过宪法来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是关于宪法的三个元问题，已经涉及到宪法本身的正当性问题，④这就有理由将之理解为"宪法哲学"。当然，宪法哲学虽然具备了哲学气质，需经受哲学的检验，但它本身不是哲学，而是属于宪法学的范畴。与此不同，李累副教授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在宪法学上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宪法问题中许多道德性的、伦理性的问题是不能转化为纯粹的成本-收益分析，但另一方面，该方法在宪法学上也是可以被广泛应用的。而年轻学者任喜荣副教授还对宪法学的历史分析方法作了全面且精致的论述。她指出，在宪法学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在四种面向上被使用，即：语源学的面向、制度史的面向、观念史或文化史的面向以及解释学的面向；四者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两类：作为理论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分析方法以及作为宪法操作技术的历史分析方法。这是具有恒久价值的方法，通过使用历史方法，能引导和深化社会分析方法，为实践提供客观性的理论指导，并促进价值的客观化。
二、基本范畴的对弈
在有关方法论的高密度讨论之后，圆桌会议急转直下地进入了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讨。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法的"长春会议"曾提出了法学的基本范畴问题，而长期以来，宪法学界的众多学者也关注基本范畴问题，⑤韩大元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学者，这个会议主题就是在他建议下确定的。
会议一共以三个单元的份量，分别讨论了基础理论部分、人权理论部分以及国家机构部分的基本范畴，在宪法学基础理论部分，代表们着重就人权-主权、民主-自由、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宪法-宪政、国家权力、公民、人民等范畴展开了讨论。
刘旺洪教授提出，宪法学的范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核心范畴，其与法学上应当从调整、实现的最终目标相联系；二是基本范畴，其由一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基本矛盾来决定；三是在基本范畴下的一般范畴，其是对基本范畴的进一步展开。刘教授进而认为，围绕人权这一核心范畴，宪法关系主要的三对矛盾是：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三是权力之间关系。有感于此，韩大元教授明确指出，范畴比概念更加抽象，核心范畴是基本范畴确定后进行抽象化而得到的。他同时倡导：我们在进行西方宪法学、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学的讨论的同时，应当重视中国的各种宪法现象，回到自己的宪法文本，关注自己的宪法传统。这种关注，要求当代宪法学应当回溯到50年代的宪法学，甚至回溯到100年前的宪法学，政治力量可以切断宪法的前后沿承，但宪法学学术的前后承继是任何、任何统治者、任何政治力量所不能切断的；我们应当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来建立中国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而构成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要素主要包括：国家-社会；宪法-；立宪主义-民主主义；人权-基本权利；主权-国际社会，其中，最核心的范畴是人权-基本权利。
林来梵教授所作的题为《主权vs.人权》的导引发言，直入主题，其发言所涉及的有关人权-主权、民主-自由、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代表们集中讨论的三对相关联的范畴。林教授认为，宪法学的核心范畴应该是人权-主权，两者就如同椭圆的两个圆心，相互牵制互相关联，形成了宪法规范与宪法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林教授指出，这两个概念形成了宪法学的两个主要的原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相关的是主权原理，其理论在战后的日本十分成熟，尤其是杉原泰雄的主权研究具有很高的成就，但樋口阳一则提出"主权抹杀论"，认为主权概念是可以被忽视的，是值得戒备。林教授进一步认为，谁来行使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新中国宪法的展开过程中，迄今基本上是主权的概念压倒人权的概念，民主主义的潮流压倒自由主义的潮流，至今年修宪时的"人权入宪"，这才出现了转机。受到波普尔学说的启发，林教授明确提出：主权概念和人权概念都非常重要，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序列关系，无论从传统立宪主义来看，还是从中国宪政历程的教训来看：人权的概念均优位于主权概念，即"如何行使权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优位于"谁来行使权力"问题。
但林来梵教授的观点引出了许多学者的不同意见，韩大元教授也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从制宪权的理论出发，认为制宪权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首先是理念意义上的，即原创意义上的；但在现实的意义上，制宪权则是以主权和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就是先有制宪权再有国家权力。郑贤君教授同样将林教授的"优位说"理解为时间上的"优先说"，认为主权和人权的确存在矛盾，但其矛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主权从何而来以及主权到哪里去，林教授的命题只有在后一层面的前提下方可成立，而在前一层面上，主权是至高的、绝对的、不可限制的。为此，郑教授认为，宪法是自由与民主的复合体，不能因为强调人权就忽视其民主的价值。李琦教授亦认为林教授的命题是需要限定和修饰的，并引用科恩在《民主论》中的阐述，认为民主意味着受公共角色并有可能参与这个公共角色，那么这个民主就是包含了自由或者是以自由为取向的；并通过制度经济学对权机会主义的分析，质疑权力如何行使是否就必然不是民主的问题。对于椭圆的比喻，刘旺洪教授认为将宪法理解为"八卦"更合适，因为它只有一个圆心，即核心范畴：人权。韩大元教授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宪法最核心的范畴是人权-基本权利，即宪法学应成为发现与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人学"；并认为林教授讲的自由主义已经包含在立宪主义当中，可以通过立宪主义来控制民主主义的非理性，由此对应提出立宪主义-民主主义的范畴。这几个回合的交锋相当激烈，诸位学者各执一说，莫衷一是。
紧接林来梵教授的发言，董和平教授提出了宪政这一范畴，认为宪政范畴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即：一种政治治理状态、一种民主治理状态、一种宪法治理的民主状态，而"民治"和"宪治"的高度统一才是宪政的核心和本质。他认为，宪治要素是指实现宪治的必要条件，包括宪法、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和法治四个要素，这是宪政状态的外在规定性；而民治要素则是指实现民治的必要条件，包括限权、分权和人权，这是宪政状态的内在规定性。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应集中于：理顺党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强化国家权力行使的外部监督、健全人大制度内部的工作机制。
在人权论部分，王广辉教授提出了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概念是宪法学的基础范畴，公民概念在宪法学上的使用，非常恰当和形象地表达了个人在国家中的身份和地位。对于公民的内涵，应当深刻地界定，主要包括四方面：公民是一个表征人的属性的概念，反映了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关于人的角色的法律表述，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普遍联系；是对人的主体性，包括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法律确认；公民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自由发言中，林来梵教授通过刘少奇的遭遇来阐述"人民"概念的内涵在我国如何逐渐被政治化，嬗变成集合概念而非强调个体的法律概念，文化大革命中个人权利没有受到切实保障的经历可谓是这种嬗变的代价。但郑贤君教授不认为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人民这个词已广泛地出现在宪法当中，一个概念只要被宪法所规定，就是宪法概念。对此，林来梵教授以及李累副教授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宪法规范本身有一个规范性和妥当性的问题。
在最后一个单元的有关国家机构论部分的基本范畴的讨论中，苗连营教授首先提出：人大制度是我国宪法学的根本问题，中国的任何宪法问题不能离开该问题；议会的前提是利益的分化，功能在于平衡利益，而人大的前提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两者是否矛盾；其他国家议会与立法机关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但是我国人大享有众多的职权，而立法权行使恰恰最得心应手，其他权力基本上处于疲软状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是否我们赋予其过多的使命和职责？刘旺洪教授认为，宪法可以看作是主权者意志的直接表达；但是，我国宪法把权力一次性授权给人民代表大会，而没有对之进行任何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现象则是不合理的。刘教授认为，权力必须分立，但是具体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来确定。在这个基础上，刘向文教授具体介绍了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他分析了俄罗斯违宪审查制度的实用主义立场，指出：俄罗斯确立宪法法院审查制度是对苏联制度的沿袭继承，同时也是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构建的结果，这种实用主义立场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具有很多启发。
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学者们有机会讨论到新中国传统宪法学中的一对老范畴：国体-政体。余德鹏教授认为，政体是宪法学范畴，而国体则是实质性的范畴，不是宪法应当涉及的内容，因为法律是形式性的。对此，韩大元也认为，国体-政体在本质上是政治学概念不是宪法学概念，"国体"、"政体"在50年代宪法学早已存在的范畴，但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50年后的今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三、未完结的总结
通过一天高密度的热烈研讨，圆桌会议终于在一片令人回味的掌声中闭幕，留下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下去的问题。从这一意味上而言，这次会议无疑是成功的。它也是一次颇有内实的圆桌会议，与会者们本着平等、真诚的精神进行了激烈乃至针锋相对的讨论，由此不仅显示出当下我国宪法学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了我国当下宪法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学术上的对话和约定形成"基本"的学术共识的重要性。而作为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专门集中讨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学术会议，同时也作为第一次集中讨论宪法学方法的学术会议，本次的圆桌会议毕竟标志着中国宪法学界对于方法问题和基本范畴的一种集体性自觉反思。会议上，代表们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可能成为一种继续思考的契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宪法学正被期待着的"专业槽"的构筑以及独立自治的学术规范品格的成就。
当然，正面的总结在许多有关学术会议的综述中已经成为套话，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应该看到毋庸讳言的另一方面。就这次会议而言，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从中也可引出若干值得宪法学界同仁们共同反思的问题。
首先是方法论上的觉醒问题。林来梵教授曾在几年前断言，中国的宪法学在整体上尚没有达到"方法论上的觉醒"，⑥现在看来这状态已有所改观，许多学者开始在方法上逐渐苏醒，这从本次研讨会中也可窥见一斑。但问题是，这种苏醒毕竟还是初步的，许多有关方法论的探究还停留在抽象的宣示层面，而鲜见在具体研究层面上的那种可称得上"示范"（shared examples）的成果，许多提倡宪法解释学的学者，其实也只是在纯理论上、甚至是力图在法哲学的层面上界定什么是宪法解释学，而未将这个本身就具有实践性的方法论贯彻于个人的研究实践。此外，部分学者在方法论上虽然翻身跃起，但似乎是带着惺忪睡眼在多种方法的园地上梦游，而"方法论上的梦游"貌似"方法论上的觉醒"，却不等于"方法论上的觉醒"。
第二是对话和约定的困难性问题。这也跟方法论上的问题有关，乃起因于更加深远的层面上的所谓独断主义的倾向。记得在会上的争论中，林来梵教授认为个别学者可能陷入了独断，他是在波普尔所指摘的那种不可反证的意义上这样认定的，⑦但有学者也简单地反驳他独断。不过笔者认为，独断主义的倾向在我国宪法学界还是有所存在的，在这次会议上也有所表现。例如，部分学者习惯性地倾向于依据个人潜在的主观价值立场而对概念及问题作出非分析性的断定，其方法的实际操作是这样的：先将个人化的观点加以化约，套入预先独自创设的概念装置，然后再将这些概念装置套入逻辑规则之中加以演绎。这种流程产生出看似独创性的见解，但实际上，其起点既脱离了规范文本，也脱离了学说传统的沿承脉络；而其结论则既无法反证，也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达致对话与约定的效果。本次研究会中所出现的许多学术争议当然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但其中部分的争议似乎也可能说明，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话和约定，有可能埋没在其主体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价值决定之中。
第三则是本土的问题意识与视野的开放结构问题。应该说，就我国宪法学理论的构建而言，立足于我国本土的问题与意识固然殊为重要，但在方法以及视野上保持开放的结构也不可忽视。在此方面，本次的会议也有值得反思的个案。比如会上，林来梵教授在其"主权vs.人权"的报告中，转换了思考的视角，谈到这对关系其实也对应了"谁统治"与"如何统治"的问题，而无论从宪法规范的结构还是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在宪法价值秩序的内部中，后者均可能比前者更为重要，结果则引起了反对。其实，林来梵教授的上述观点，并非无根之游谈，在国际学术界上就早已有人提出，英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波普尔、为当下国人所熟悉的美国的哈耶克都有类似的主张。⑧20世纪70年代，连主权在民的观念与学说特别发达的法国本身也出现所谓的"人权的复权"，就提出"与其主权不如人权"的思路，确立了"人权优位"的立场。⑨
以上只是从笔者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一个总结。我们承认，由于写作机会上的便利，我们的结论中似乎也含有"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那种性质的判断。但感到释然的是，既然仍涉及学术上的问题，那么任何的总结都不可能是完结的，因为任何的总结都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结论继续付诸新的评判与讨论。总之，也许这次圆桌会议中的对话与约定只是一个狂想，但狂想未必就已经结束。
注释：
①本文由郑磊、翟国强整理出初稿，并经林来梵修订和。
②《宪法学专题》的序言中，郑贤君教授提出三作者的研究各有特色：韩大元代表宪法解释学；林来梵代表规范宪法学；而她代表宪法。（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专题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部分。）郑教授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此有所展开。
③与其在年会（2004年10月于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上的发言不同，这次发言中的这个概念有意识地区别了林来梵教授所倡导的"规范宪法学"。
④李教授认为，宪法是用来解决体制的正当性的，而宪法本身也存在一个正当性问题。
⑤张光博教授早在80年代就开始论及，并在《法学研究》中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李龙教授和周叶中教授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五对基本范畴。从那以后，宪法学者开始广泛性地关注这个问题。
⑥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⑦有关波普尔的反证论，see Bryan Magee， Popper， Fontana Press，1982， p.43.
一．宪法学的恢复：回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3]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4]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5]，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WWw.133229.COm可以说， 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 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6]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7]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8]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9].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 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宪政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10]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 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主权、宪法和宪政）、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 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 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宪政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政、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宪政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 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宪政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宪政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宪政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宪政实践的发展与世界宪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宪政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宪政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宪政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宪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之间， 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宪政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宪政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宪政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宪政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宪政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宪政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宪政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宪政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宪政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宪政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宪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宪政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 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宪政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政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宪政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宪政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2]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3] 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4] 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5]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 “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6]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7]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8]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9]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0] “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 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 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 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 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 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 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 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 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 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 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 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04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 5%；2004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04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 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 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 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 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宪政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 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 篇，解释性论证20 篇，经验性论证23 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 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 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妓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一．宪法学的恢复：回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宪法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课题。建国后，除了50年代初短暂的宪法学“繁荣”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8年以前长达20多年宪法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甚至失去了作为知识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3]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4]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可以说，30年的改革开放与宪法学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改革开放合法性基础首先源于1978年宪法，改革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获得了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体系支撑。1978年宪法虽然在指导思想、内容的规范化等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5]，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它给期待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说， 1978年宪法的颁布使社会生活重新进入由宪法规范调整的新“宪法秩序”，为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选举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法律的出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学者和公众的期待与呼吁中，1978年宪法恢复了被取消的检察机关，完善了国家体制。
在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改革开放同步恢复的中国宪法学以学术的社会使命为基础，适应社会改革与变迁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所表现的有限的学术理性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如一般意义上，宪法学是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但当时的宪法文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何既要保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又要寻求必要的合宪性基础，如何重塑被破坏的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宪法学界承受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双重压力。改革的价值要求尽快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但由于学术积累与学术环境的不成熟，改革初期宪法学提供的理论支持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合宪性” 的争议，民众和学术界对宪法与改革关系的评价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时，宪法学界为试图脱离或者超越当时宪法文本存在的现实局限性，进行过艰苦的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体现了一种不纯粹依赖于宪法文本规定而偏重于宪法理念与宪法价值的超越性学术品格。
从期待宪法文本到怀疑宪法文本，直到主张修改宪法文本是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倾向。由于在宪法学框架内，改革与开放两种价值处于不协调状态，使宪法学恢复一开始就与现实变革的需求发生过于密切的关联性，宪法学总体上没有摆脱“政治”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从整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生活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6]
中国宪法学的时代性特征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中国宪法学更强烈的时代使命。从1980年到1982年期间，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界对于宪法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学术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达到了高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宪法文本之后，中国宪法学研究随之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一阶段的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法结构和内容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现行宪法的一些特定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使得宪法文本在规范上和实践上趋于更加完善。仅仅1982年12月新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7]据童之伟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9年，全国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约350篇，仅占全部宪法学论文的12%；专著226本，其中涉及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著作有32部，且它们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表或出版。其余的论文和著作则主要涉及宪法基本原理和国家制度，如宪法的概念、宪法学研究方法以及宪法实施保障等多方面的内容。[8]
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一方面满足改革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知识体系上努力克服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束缚，寻求学术自主性和学科独立性。在1982宪法通过以后的宪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从宪法学自身的逻辑出发，通过宪法文本的挖掘阐释，力求宪法学在逻辑上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同时，由于受时展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主要在总论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中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奠定了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9].但在整个80年代宪法学研究在基本原理和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对有限的，没有形成宪法学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宪法学以1982宪法为文本依据，在日益完善的改革开放环境中，以中国问题的为对象，其研究内容趋于细化，其学术品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前沿化的发展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也开始有意识的吸收和借鉴国外宪法学的发展经验，引入了一些实证研究方法；对宪法学基本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宪法学关注国际化的价值，广泛借鉴域外宪法学的合理经验等。 如宪法学研究突破了以前宪法研究中的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的现象，开始走向专题化的研究，即围绕一个问题层层推演，从而挖掘出宪法学中最本质的核心命题。这种“小切口、深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宪法学研究中的专业化素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宪法学者正在努力营造宪法学发展的“专业槽”，使得宪法学与相关的法理学、政治学逐渐脱离开来从而具有自己的逻辑自足性。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研究直接面向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实践，关注我国宪政进程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将宪法文本中的规范转化为具有实效性的现实制度。
二．宪法学知识转型：历史脉络与学术自主性
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宪法学不仅承担了为社会转型提供合法性、正当性基础的使命，同时努力在改革进程中保持自身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知识转型的进程。
（一）宪法学理念：回归以人文价值为基础的学术体系
宪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何论证其学术个性？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制约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学术主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学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过分迁就政治现实与需求，整个知识体系缺乏作为学科应具有的学术性与学术品位。在3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普遍感到纯“政治化”的宪法学与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的冲突，认为这种现象既不利于宪法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为了理顺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合理关系，部分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的法律性问题的研究，把法律性作为认识与解释宪法现象的逻辑基础与出发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并反映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并不受政治需求的制约。由于宪法观念的变化，以研究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宪法学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宪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中力求寻找各学科之间的合理界限，强化学科的独立性；在经验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在中国宪法学发展中，有的学者强调经验性，有的学者强调规范性，使知识体系中出现了价值与事实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思维方式，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在长期的中国宪法现实中人们所看到是“强势”的现实与“脆弱”的规范，习惯于单方面满足“改革”需求的宪法学漫漫转向以规范性为价值趋向的宪法学体系。
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适度的中立性与自主性。从学科的性质看，的确宪法学与政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但如何把宪法学的价值问题学术化，如何建立宪法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宪法学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自主体系，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但不能以现实需求作为维持学术品格的唯一条件，更不能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否则宪法学将会成为没有学术品格的政治工具，无法发挥其学术的社会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品格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理性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理性，这对中国宪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制度发展的动力来源与价值标准，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体现人权价值的制度调整与改革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这一线条逐渐由暗变明，由淡变粗。学者们以学术的使命和勇气，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10]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通过宪法学者的努力，以个体价值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正当性基础，普及了宪法的基本价值，同时出现了重视宪法文本、强调规范体系、重视个案和现实问题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综合化等新的发展趋势。30年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法学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力求摆脱传统先验性的思考方式，表现了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合理地解决了因本土化与国际化冲突而带来的知识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为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以及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作出了学术贡献。
（二） 宪法学范畴：寻求学术脉络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们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寻求宪法学的本体性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光博教授针对当时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难以适应宪法学飞速发展的情况，提出要以宪法、国体、政体、国家区域结构、法制、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八个常用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取代旧有的宪法学基本范畴。[11]1996年李龙和周叶中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等五对基本范畴。[12]童之伟教授撰文指出，社会权利是最适合成为宪法学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他范畴还包括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剩余权利、社会总体权利、法律义务、宪法。[13]杨海坤教授则主张将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4]2002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讨论反映了这种学术努力。鉴于学者对于宪法学的基本范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为了扩大学术共识，宪法学界于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宪法学基本范畴。通过这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性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愈发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15].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探讨中有学者从现代宪法学应具有的逻辑基础人手研究了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属性与基本特点。如《现代宪法学逻辑基础》一书作者把法社会学、哲学原理引人到宪法学研究，从社会学与哲学的角度分析宪法学基本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可分四个范畴，即统摄性范畴（包括社会权利、主权、宪法和宪政）、重合的范畴（包括基本权利与人权）、对应性的范畴（包括基本义务、社会剩余权利与法律义务）、派生性范畴（包括国体、政体与国家机构）等。同时学者们开始探讨宪法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宪法哲学的框架体系。尽管宪法学界目前对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学术共识，但学术界已关注该问题的重要性，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16]
随着宪法学基本范畴划分方法的讨论逐步深化，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命题也日益清晰。一般认为，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是宪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述，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发展历史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是逐渐深化的。可以预料的是，经过学者们不懈的努力，中国宪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形成一个能为学界所普遍介绍的宪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三） 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建立学术共同体
作者早在1993年在分析当代宪法学发展趋势的论文中，曾提出“宪法学的'综合科学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17]的观点，并做了如下说明：在当代宪法学研究中，多学科联合攻关，重视宪法学方法的综合性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趋势，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促使宪法学家们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独立的、闭塞的”研究方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宪法学研究的局限性。[18]1998年作者提出“宪法学综合化”命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实际上决定了宪法学理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要求在各学科的共同体中发展宪法学。宪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并不影响宪法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只能有利于扩大宪法学的价值”。[19]在寻求自身学术脉络的同时，30年发展中，特别是近十年来，宪法学者基于建构知识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历来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中这一学术倾向将进一步得到强化。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固然需要树立自身独立的知识体系，但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宪法学研究走向综合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
首先，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研究领域的交叉与重合，也促成了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等新的边缘性学科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解释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运用到宪法学研究之中，这种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综合化，有利于以宪法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的建立。
其次，在法学体系内部，宪法学需要与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社会丰富而庞杂的事务，使得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更为复杂与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资源难免固步自封，也难以厘清问题的本质乃至完满解决。只有借助于多学科的原理与知识，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而且，就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公法与私法、部门法与部门法的划分，本就只具有学理上的相对意义，万不可将各部门法之间的划分予以固守与僵化。
（四） 宪法学的价值基础：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
在中国，基本权利的形成建立了长期的过程，从民权—人权—权利—基本权利是宪法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据笔者考察，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最早形成基本权利观念是清末新政时期，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宪政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20]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21].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22]
在20、30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王世杰、钱端升在1927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23]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24]
但在1949年前的宪法学体系中基本权利并不是基本的学术范畴，如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25]当时，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是“人权”、“民权”，如罗隆基认为，“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则是政治的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人权比民权的外延要大。他明确提出，当时的中国“要做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由于外来学术影响与本国学术传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整合，以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为核心价值的基本权利概念的存在缺乏社会基础。据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26]，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在1954年宪法上规定了基本权利，但没有从社会与价值观的角度系统地挖掘基本权利的文化意义，也没有系统地思考基本权利话语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宪法学著作中有关基本权利的论述与研究是比较少的。如1983年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但其内容只占全书篇幅的12%.[27]当时，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宪法是国家的“总纲领、总章程”，强调其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的工具性价值，宪法学界关注了宪法总论、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终极性价值。
基本权利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学术起点是基本权利概念与特别行政区居民基本权利的分析[28]，而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2000年后基本权利研究出现了专题化与理论化的趋势。随着国外宪法学理论的大量借鉴与吸收，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基本权利理论与相关的判例通过翻译等形式影响了我国宪法学界。2001年最高法院作出“齐玉苓”一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但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当宪政、宪法、自由、权利等词汇成为大众化话语的时候，我们似乎只是描述其语言本身的意义，很少从语言背后的价值去体验或感悟其内涵。比如，基本权利范畴问题上，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理论，但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宪法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学术判断，习惯于用国外的学术术语描述与分析中国的宪法现象。在基本权利性质上，有的时候我们确立了“对抗性”价值，而忽略了宪法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是“对抗性”背后的“协调性”元素，同时没有很好地思考西方国家在基本权利传统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同样，在宪法和宪政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关注了基于宪法公共性而产生的普世性价值，而缺少对概念存在的社会特殊性价值的关注。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重新作为新的学术命题转化为宪法学的视野之中，于是，长期沉寂在文本的基本权利走向实践形态，给宪法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课题。“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这是我国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会对我国的价值权和人权观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权条款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权条款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权利的主体是公民。在人权条款入宪后，宪法中的人权的主体就变成了“人”，不仅仅是公民，也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等。这样一来，基本权利的主体范围也随之扩大。第二，人权条款的入宪拓宽了我国宪法中的人权内容。我国宪法以明示的方法列举了公民的26项基本权利。但是，是否公民的基本权利仅仅限于宪法所列举的这26项，学术界仍存有争论，但是，从人权的价值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上看，对此应该做扩大解释，将没有写入宪法但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又密不可分的那部分权利——如生命权、罢工权、迁徙自由、诉权等——从人权条款中解释出来。因此，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演进到人权体系，既反映了我们的人权观和宪法观的深刻变化，同时也表征了宪法学的发展与进步。
（五） 宪法学成熟的标志：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更新与理论研究的突破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科学地揭示学科体系内部的不同原理与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反映知识体系的价值关系与事实关系。传统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单一的特点，学科内容与具体表述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方法本身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的研究工作。
自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宪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与研究方法之间出现的矛盾促使学者们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反思宪法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了宪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宪法现象简单地解释为阶级现象，强调宪法的意识形态性，忽视了宪法现象中存在的公共性价值问题。诚然，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传统宪法学上耳熟能详的一种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素，但是，阶级分析方法毕竟只是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传统宪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典型的有童之伟教授提出的社会权利或法权论的研究方法，主张以社会权利或者法权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29]刘惊海、赵肖筠提出的规范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加强宪法学的实证性研究；[30]邹平学教授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以经济—宪政的全方位思维来认识宪政的经济性和蕴含的经济逻辑等。[31]在分析宪法学研究方法时，林来梵教授指出，“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取决于该学科本身的任务之所在，而且还取决于该种任务的具体状况。”由于宪法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剖析宪法学规范本身”，因而，“所谓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即是宪法规范的认识手段”。[32]
近年来随着宪法学研究法方法的深入，又出现了文本主义、宪法解释主义、宪法实证主义等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相适应，学术界开始研究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史学、宪法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方法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讲，宪法学方法论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方法论的反思与宪法学历史环境关系的研究上，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方法论演进的学术史，方法论的理论缺乏系统性；在方法论研究中，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学术解释；在方法论演进中，如何把握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上，宪法方法论的实践性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比较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体系与基础[33]；在方法论的理念上，如何把握方法论中体现的学术理性是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比较的视角上，学术界仍然把宏观研究作为基本学术倾向，不善于运用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学术倾向上，仍过分依赖于西方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对适合自身社会结构与传统的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等。
三．宪法学的开放性：本土性与国际性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在学术渊源与主体性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努力在本土性与国际性之间保持合理平衡，力求既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又要保持适度的国际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以82宪法的修改与实施为契机，宪法学界更多地把学术目光转向国外，注意以比较的方法研究各种宪法现象，并自觉地把中国宪法体制置于世界宏观的宪法体系之中，寻求宪政的共性与个性。学术界出版了龚祥瑞教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张光博教授的《比较宪法纲要》、何华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赵树民教授的《比较宪法学新论》、李步云教授主编的《宪法比较研究》、王光辉教授的《比较宪法学》、宋玉波教授著的《民主政制比较研究》、沈宗灵教授的《比较宪法》、韩大元教授主编《比较宪法学》等比较宪法学方面的著作。30年来出版的外国宪法的著作和教材约4o多部，并有相当多的研究外国宪法的论文问世。如罗豪才、吴拮英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与政治制度》、李昌道教授编著的《美国宪法史稿》、陈宝音教授的《国外社会主义宪法论》、张千帆教授著的《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下册）、刘向文教授等著的《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赵宝云教授著的《西方五国宪法通论》、郑全咸教授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等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另外，根据中国宪政实践的发展与世界宪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学者们注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丛书的形式出版，如《宪政译丛》、《公法丛书》等；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的吴新平等译的《美国宪法释义》、刘瑞祥等译的《美国宪法概论》、王文利等译的《宪法学教程》、黎建飞译的《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等。这些译著不仅给国外学术界带来了外国宪法发展的新的动态与研究信息，而且对于中国学者从世界的眼光观察宪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外国宪法的理论研究和译著的出版是在宪法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下进行的，表明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对宪政问题所给予的关注。[34]
大量的域外宪法译作的出版是中国宪法学发展走向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都不能脱离世界发展趋势而单独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众多的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对于我国宪政建设与宪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宪法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也都是本国、本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宪法文本的这种本土性特征就意味着任何国外的宪法学知识资源、宪政建设的成功经验都必须转化为本土的宪法文化、宪法资源才能融入本国的宪法血液之中，从而成为本国宪法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域外宪法著作翻译的数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国宪法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但在实际意义上，这种单纯数量上的增长和宪法的成熟程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在域外宪法资源的引入和介绍方面，应该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上宪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域外的宪法发展经验真正转化为本土宪法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总体上考察，在学术脉络与自主性方面，我们仍有不少反思的问题。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历史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在西方强大的文化攻势下，中国宪法学尽管努力保持其学术的自主性，但毕竟其学术努力是有限的，在如何保持其学术自主性问题上，不少学者仍徘徊在学术的事实与价值之间， 在“宪法学中国化”形式与程度上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伴随着“西学东渐”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发展的环境与传统，特别是“富国强兵”理念虽满足了制宪、行宪的政治需求，但对学术自主性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宪法学的域外资源借鉴上，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外宪法资源？也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宪法著作面前，我们是应该毫无保留的予以全盘引进，还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有意识的甄别筛选？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标准又该如何设定呢？我们需要反思哪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在引入域外宪法学著作的时候，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集中在西方的宪政发达国家，而对非西方国家宪政经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35].事实上，从我国宪政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一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可能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一些。因而，在关注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同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立宪主义国家经验进行关注，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学习西方宪政经验时，呈现出明显的国别性倾向。如在外国宪法学知识引入方面，就体现为翻译著作数量上的不平衡。总体上，美国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英国的，然后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经验的介绍相对少一些。这种国别上的数量失衡现象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在吸收、汲取西方宪政经验的同时，需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进行甄别、筛选？如果需要的话，这种标准的设定又需要考虑那些因素呢？是根据本民族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来予以设定，还是根据某一国家的国力影响来予以考虑呢？
第三，在借鉴域外宪法学经验时，我们没有很好地处理外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与我国宪法文化和传统的兼容性问题。从法律文化上来看，我国属于受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基本属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的传统，其主要特点是议会至上、成文法传统、司法权功能受限。以此出发，我们在引进外国宪法资源的时候应该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不仅要研究英美法，同时也要研究大陆法系的宪法传统。而目前我们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英美法系的宪法传统，大量的精力用在介绍英美尤其是美国的宪法学上。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应该学习美国宪法学，也不是否认美国宪法在我国宪法学发展中的学术影响，但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文化与宪法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我国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契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也必然会成功？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必然也要选择美国的由最高法院来解释的司法解释模式？美国宪政制度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作为我国宪政建设的指南而直接加以应用？如果不能直接加以应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对美国的宪政经验进行改造，使之内化为我们的宪政发展基因而发展壮大？因此，在介绍外国宪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宪法文本和宪法传统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宪法经验的不兼容性，必须要从我国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实践出发，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对外国宪法的引入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介绍，在立足本国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的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多元化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兼收并蓄，从而建立自己的宪法文化和宪法传统。
在借鉴外国宪政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学术自主性价值的系统的认识，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实践表明，在他人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的反思，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宪法学如何回归中国，如何强化其自主性的问题。这里可能涉及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队伍、学术范畴的确立等各种课题，但笔者认为，前提性的课题之一是把自己的学术发展定位于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宪法学进行整体性考察，丰富宪法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可以说，历史的尊重和学术的传承是学术生命力的核心。而尊重学术传承的知识体系必然倡导知识体系的相对性，尊重不同的学术传统，提倡学术的宽容与平等对话。现代宪法学的公共性价值蕴涵在相对性之中，知识体系相对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自我，揭示宪法学理论的深刻性与逻辑体系的严谨性。
四．宪法学的“中国问题意识”：面向社会生活的宪法学
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研究同样也要关注宪法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用宪法基本理论来解释宪法现象，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生命力的强弱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程度，而在于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所以，要想保持宪法的旺盛的生命力，宪法学必须要关注鲜活的社会现实，从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中源源不断的汲取营养，从而保持宪法学自身的丰腴。传统的宪法学研究缺乏对宪法实践问题的关注，在研究中或是空而论道，或是闭门造车，将思维局限于狭仄的书斋中。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局面是：一方面，众多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另一方面，社会上发生的大量宪法性事件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得不到宪法层面的解决。学术与实践之间缺乏一种理性的沟通，既影响了宪法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宪政实践的裹足不前。
从2000年以后，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宪法学中国化”命题，强调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的必要性，试图开始沟通宪法学术与宪政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从2005年开始，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转型中的各种宪法问题逐步被纳入宪法学研究视野之中，力求强化宪法学的解释能力，突出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在2006年年会上，“三农”问题成了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学术热点，特别是农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农村的宪政环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农民的结社自由和成立农会的权利以及农民的迁徙自由也成为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学者们已经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自觉，即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上，一些学者强调的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开始有意识的用宪法基本理论来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针对上海孟母堂因袭私塾的读经传统，有学者认为采取不同于中国统一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确实违反了中国的教育法律制度。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36]针对死刑复核权与法律监督面临的新问题，有学者提出：人民检察机关针对死刑复核的程序的监督职能应该得到强化，这样有利于公民生命权的平等保护和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的树立，为此，要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式，全方位改进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37]
在有关中国宪法问题的研究中，最能体现宪法学界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面向的是广为学界所关注的物权法与宪法关系的讨论。.围绕《物权法》（草案）的“合宪”、“ 违宪”展开争论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成为2007年法学界的一件大事。宪法学者参加各种专题讨论会，撰写学术论文，对《物权法》（草案）的合宪之争作出了积极回应和理论解答。总体来说，学者们的争论围绕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等问题而展开。针对目前我国法学界存在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38]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39]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40]在宪法实践中，违宪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应针对特定事实关系和问题，谨慎地判断违宪的要件。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如何保证包括《物权法》在内的基本法律、法律的合宪性是学术界需要认真考虑的课题。
因此，从整体来看，30年来为了改变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尴尬局面，宪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事例结合起来，强化宪法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力。这一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学者们以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事例为基础编写了有关宪法事例、案例方面的教材和著作。“不是仅仅拿国外宪政理论实践来叙述，也不是仅限于中国宪法的规定，而是将宪法理论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适合中国宪法教学实际需要。”这一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焦洪昌、李树忠、胡锦光、韩大元、莫纪宏等学者主编的《宪法教学案例》、《宪法教学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外国宪法判例》、《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二）》等。第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在范进学教授的主持下更是开辟了“宪法事例评析”专栏，集中性的刊登宪法事例研究方面的文章，更是凸显了宪法事例研究的重要性。[41]对于宪法事例与宪法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范进学教授曾在“主持人手记”中明确指出：“基于吾国之实况，通过宪法研究者对宪法事例之阐释，担当起学者诠释与准司法解释之双重使命，一来通过事例诠释宪法学理，以弘扬宪法理念，传播宪法精神，启迪人权保障意识；二来深研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领悟宪法文本之真意义与真意图，将宪法之神试图拉至地上，以完成宪法之地上神的嬗变。”[42]
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每个问题背后潜含着深刻的宪法原理和宪政理念。通过对这些热点事件的关注，公民的宪法知识会得到潜移默化式的增长，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公民的宪法意识。像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高考招生平等案、乙肝歧视案等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对于提高公民宪法意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而最终事件的解决又会或多或少的推动中国的宪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创新之间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如何把握宪法事件、公民宪法意识和宪法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今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实证性课题。[43]
宪法学在中国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能力的强化标志着宪法学的成熟，并为宪法学中国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过具体个案的解决，展示了宪法学的学术魅力与影响力。但在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也出现了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在实践中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之处，区分其界限的理论储备不够；但出现与宪法有关的问题时，缺乏引导社会公众的成熟的价值观，有些个案上甚至出现了价值混乱的现象；在宪法实践上，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宪法理论本身的推动力经常受到质疑，现有宪法制度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涉及到宪法研究与宪政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和宪政建设能否沿着健康的道路予以发展。因而，在重视宪法实践、强调宪法事例研究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课题之一。
五．结论
从总体上讲，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学发展整体上已经步入正轨，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宪法实践之间也开始呈现出了一种互动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宪法学，而宪法学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宪法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宪法实践的解释和论证反过来促进了宪法学理论水平的提升。这种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反映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体现了宪法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为“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学术成果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后30年宪法学”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宪法学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立足于中国、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为未来的社会发展给予理论回报”的发展道路。为此，未来的中国宪法学发展需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继续保持宪法学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完善的学说史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宪法学知识体系，强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动宪法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树立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宪法学理念；建构综合性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关注宪法学的规范自主性和逻辑自足性，突出独立的学术品格；从深邃的纯粹思辩理论转化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继续推动以“文本—规范”为起点的宪法学发展逻辑，建立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机制；正确处理借鉴域外宪法学资源与保持本土宪法学资源之间的关系。
【注释】
[1] 中国宪法学的历史起点是仍需要论证的学术问题。根据作者的理解，中国宪法学诞生于20世纪初，初步形成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前后。由于中国建立公法制度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法学体系中宪法理论是相对发达的，特别是宪法所体现的“富国强兵”与中国学人追求的“国法”价值的契合性构成宪法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在建立宪法学知识体系初期，中国学人把宪法学理解为“以国内公法中所称宪法法规为研究目的之理论的法律学之义也”（《宪法要论》，普及书店1906年版，第1页）。当时把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学科统称为“国法学”，把公法分为国内公法和国际公法，国内公法又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学者把宪法和行政法统称为狭义上的国法，强调其价值和原理上的不可分割性，认为“以法理言，先有宪法然后有行政法。故欲研究行政法不可不研究宪法，既欲研究宪法则宪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不可不知”。（见保廷梁著：《大清宪法论》上海模范书局、江左书林出版1910年，第25页。）从中国宪法学说史看，把宪法和行政法作为“国法学”意义上的公法来进行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传统。这种“国法学”的传统又经历了“国家法学”、“政治法学”和“宪法学”等不同的发展历程。
[2] 30年来中国宪法学研究取得的具体成果请参见拙作：《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4期。
[3] 这一时期宪法学状况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1957年“反右斗争”给中国宪法学研究带了灾难性的损害，刚刚起步的宪法学研究在人治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受到冲击，宪法学实际上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学者们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二）停止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1954年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没有得到遵守，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化状态，宪法失去了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
[4] 这里讲的恢复既包括50年代宪法学传统，同时也包括49年前建立的宪法学说的学术遗产。从某种意义上，1978年后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对我国宪法学社会价值的重新认可，赋予了宪法学更多的学术价值。
[5] 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 “关于宪法修改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巨大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生活和人民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
[6]这里仅仅是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收录到该库中而已，而为了统计方便，笔者仅仅选了收录该库的文章为样本进行分析。
[7]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8]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9]吴家麟主编、肖蔚云、许崇德副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0] “四种力量”指在解决宪法个案的过程中，民众、媒体、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合力。
[11] 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 载《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12] 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13] 童之伟：《论宪法学新体系的范畴框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4] 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
[15] 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6] 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17]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18]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9] 韩大元：《当代中国宪法学发展趋势》，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
[20]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21] 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2] 1946年吴拨征在《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中论证公私法区别没有意义时特别提出：在自由主义国家所认为民法上的权利，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却以之为“宪法上的权利”。见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 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评态度》，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
[24] 张知本：《宪法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25]何勤华、李秀清：《民国法学论文精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26]《民国时期的总书目》（法律），北京图书馆1985年，第55-75页。
[27]童之伟教授曾经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96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9%；2002年肖蔚云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概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上下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2%；2004年许崇德教授主编的《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19. 5%；2004年张千帆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将公民基本权利分为人权总论、人权分论两章设为一编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23%；2004年胡锦光、韩大元合著的《中国宪法》分为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和国家机构三编，基本权利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30%.见童之伟：《中国30年来的宪法学教学与研究》，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
[28] 如王叔文：《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5期；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周永坤：《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0期；童之伟：《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等。
[29] 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4页。
[30] 刘惊海、赵肖筠：《宪法学的任务》，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31] 邹平学：《经济分析方法对宪政研究的导入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
[32]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3] 为了分析宪法学论文的方法论特色，作者选取了2007年发表的78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逻辑论证35 篇，解释性论证20 篇，经验性论证23 篇。和2006年相比较，解释性和经验性论证明显增多。表明学者们在论证自己主张的学术命题时，不再过多的依赖纯学理性论证，而转向以规范（文本）和事实（事件）为依据，表现出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自觉和专业化倾向，但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还没有成为方法论的主要学术倾向，其原因主要在于：总体上国家对宪法学研究课题的资助有限，靠目前的社科项目资助体制无法完成系统的数据分析；宪法社会学研究滞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不成熟等。参见图表：
（详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论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34]韩大元：《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宪法学研究（1982-2002）》，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5]2006年发表的404篇宪法学论文中，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宪法理论与实践的论文是微乎其微的。其中在核心法学刊物上刊发的19篇研究外国宪法制度的研究性论文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有17篇，占89.47%；而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只有2篇，仅占10.53%.因此，通过学术论文所传递的非西方的宪法理论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研究西方国家宪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具主义的思维，忽略了宪法的目的性价值；注重于具体制度的介绍，而忽略该具体制度背后的社会背景支持；对具体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更多的着眼于某一点、某一个具体制度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需要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思维，以平等的文化视野看待与评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宪法理论与制度。
[36]张步峰 蒋卫君：《现代私塾“孟母堂”能否见容于法治》，《法学》2006年第9期。
[37]韩大元 王晓滨：《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的宪法学思考》，《人民检察》2006年第11期。
[38]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39]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0]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06年3期。
[41]比较有表性的论文刘飞宇、黎建锋：《对“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禁止在娱乐场所从业”规定的若干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秦强：《“孟母堂事件”与宪法文本中受教育条款》，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柳建龙：《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夏泽祥：《“深圳妓女示众事件”的宪法学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张震：《养路费征收的宪法之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实际上要不要通过宪法学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法学理论素养不是一个真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怎么样通过宪法学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宪法学理论。宪法学这门课程在对法律职业学生的理论素养培养的功能上较被我国的法学教育界所认同。当然这种认同性与我国宪法在法治实践中的作用难以直观显现有着相当关系。在宪法自身的实践能力难以提升的前提之下，法学教育界只能“剑走偏锋”，去追求宪法学理论能力的修炼功能。这既是面对现状的务实之举，也是面向法律职业的未来所建构的实践能力的铺垫，因为法治的发展始终需要宪法发挥实践功能。那么什么又是所谓的理论呢？从其形式上看理论就是对于某一问题带有某种目的性解释的过程及其表现；从内涵上来说，就是将知识点与相关的原理通过有目的的整理，将其系统化形成具有一定逻辑性的解释。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会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但是没有进行过系统训练的人，一是不知道自己具有理论能力，二是分析事物的层次性、逻辑性会混乱。因此对于高职层次的法科学生而言不仅不能忽略理论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还要通过课程的设置和课程的教学来强化这种理论能力。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就存在着对宪法自身存在的解释提出设问。这种无穷尽的追问当然不适合在高职层次的宪法学教学中采用，但高职宪法学应当通过对宪法知识的解释来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知识。其功能就是要让学生对于我国的宪法现象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最为基本的理论能力训练是，面对于宪法典中的具体法规范，必须要进行研读和解读，否则宪法学课程无法进行。而要对宪法的条文进行解读，如果学生不具备相应的理解能力和理论能力，则学习何以为续？放松或放弃对学生的宪法学理论培养的后果，即为众多学生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对于宪法学的内容显现出知识的片段化，甚至在被问及宪法知识时，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云。由此，我们应正确认识到，当前对于法学专业尤其是法律高职专业的培养并不是过于注重理论培养，而是没有真正把握好理论培养的方向和具体的内容及方式。总结起来，在宪法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宪法学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过程，是通过知识的传授和课程的训练来实现的。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方式及技巧，避免初涉法学知识的学生被纯理论化的教学模式所困惑。但是对于教师而言，则需要提升自身的理论化水平即技巧，让理论平实化、普通化，让理论以非理论的面貌出现，达至“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则是法律高职层次的学生所真正需要的方式。
知识体系的树立为理论体系的建构塑形。对于宪法知识的认知，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宪法意识，这种意识经过一定程度的积累、沉淀之后会形成相应的宪法思维，而以宪法思维所整理出来的对于宪法知识体系结构的解读及解释，也就形成了宪法学的理论。宪法学中涉及的基本关系是国家权力组织构造、国家权力结构形态，国家权力的横、纵双向的分布；中间层次的各种组织与团体，其介于国家与公民之间；最基本主体是公民；这些主体参与到宪法关系当中是以其特定的权力、权利与职责、义务相联系的。这也是学生在学习宪法学中首先需要厘清的基本关系，这个关系是宪法之所以为宪法的逻辑起点，因为冠以基本法就决定了宪法所规范的是国家这个特定组织中的最基础关系。宪法学教学中所涉及宪法的各种知识体系都是来源于国家权力的运行、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一基本范畴。这个关系让学生弄清楚了，那么对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的培养也就奠定了良好的平台。即便是分析和解释国外的宪法案例，也能让学生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贯穿其中。宪法涉及的关系具有宏观性及基础性，正是因为这种特性，宪法学的知识及理论会给其他部门法学提供一种理论解构及分析方法的帮助。宪法学的理论教育既是一种思维拓展的训练，也是理论能力的培养延续。概而言之，对于学生的宪法学理论的培养应结合教学内容的设计来进行，教学内容又涉及知识体系的设计。宪法学的整体知识结构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其一是宪法原理，这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宪法产生的缘由，宪法的含义、本质、分类结构，这里涉及的知识点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的构成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问题；其二是对宪法文本，要学习宪法学的课程，对其文本的解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目前的宪法学教学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板块，对于宪法文本的了解仅限于教材中涉及的一部分，导致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学习完宪法学课程后，对于宪法条文却知之甚少；其三是宪法的实践，这里所包含的内容有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宪法中的制度及保障的权利的实践运行状态。从这三大构成板块可看出，在高职宪法学的课程传授中，并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灌输，其理论的培养是以知识的传授、条文的解读以及对实践的总结来完成的。法治的基本属性是对权力的控制及权利的保障，宪法涉及的是国家基本的权力规范，这其中既包括对于国家机关的授权性条款，也有制约性条款，与之相对应的是确认人权为国家的基本保障。因此国家权力的解读及人权的解析成为宪法学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两个范畴，国家的宪法治理是最高层次的法治。对于宪法学的研习既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宪法意识及法制观念的需要，也是宪法学的理论培养之需求，其对于法律职业教育的贡献在于其对学生识习其他部门法提供了观念的基础及理论的平台。
法律职业与其他职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实践能力的内涵，是既要有程序性的操作性的实践经验与技能，又要在执业中融合理论素养与理论能力。因为法律职业的真正技艺与技巧实际上来源于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与运用，执业中的程序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的实训课程训练而让学生掌握。法律职业是一门技术性的职业，但是其技术性显然更侧重于思维能力与理论技巧的培养。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是法律教育工作者或行政执法人员，其主要能力在于对案件的分析及处理的能力，这就需要其对法学理论及法律推理、法律的分析判断必须熟练掌握，否则难以胜任此类工作。虽然其他部门法学的研习同样能培养出学生的理论能力，但是这种理论是有欠缺的，因为宪法才是国家法治的根基，如果法律职业人连宪法思维都没有，如何能指望他们支撑起整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又如何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职业服务？当下法律专业的高等教育无论从教学质量或是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均不乐观，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也颇为法学教育者所忧虑。正视法律教育尤其是以法律实践能力为教学导向的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切实提升教学质量是解决目前法学高等教育呈现疲软态势的根本举措。尤其是在对高职宪法学的精品课程的建设中去深化教学质量，培育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人才，通过提高学生自身的素质来强化其职业的适应力及社会的需求，以切实解决法学教育的困境，达至理论融合于法律职业能力之中的目的，这也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所在。宪法学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状态下成为一门较为引人关注的学科，不仅是因为大众对于法治建设的强烈期盼，也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实际上涉及宪法的权力架构的修正等国家性基础问题。因此未来的法律职业者不可能忽略掉宪法的重要功能。加强对于法律高职的宪法学理论功能的教学工作，就是为我国未来的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人才储备和价值引导。
本文作者：廖原工作单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210046）
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茂林教授著作《宪法学》，是2003年6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法院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21世纪法学创新系列教材》之一。该书是刘茂林教授“将多年研习和教授宪法学的心得和感悟”“进行梳理和总结” 的成果。
一 一本创新的《宪法学》教材
多年来，《宪法学》教材大多固守于对于学界各种研究成果的罗列与总结，可以被称作为是对于宪法学界现存理论的平铺式叙述。刘茂林教授的《宪法学》打破了这一传统体例，在许多方面作了新的尝试。
1. 从结构上看，本书在章前有简单的重难点提示，章后附有近二十年来有关本章的学术前沿问题探讨、关键词和思考题。
重难点提示首先给了读者导向性指引，便于读者有侧重的学习正文部分，准确获取到所需和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章后的学术前沿问题探讨，则对于渴望深入学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有帮助。其中的对于具体问题的学界观点总结与简单分析部分，让学习者能够全面了解该问题的发展以及在学界中的地位；而作者对于学界观点的延伸性思考与分析和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则能够引发读者作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2. 从内容上看，该书内容全面而且深刻，与中国建设实践结合紧密。
刘茂林教授在书中首先介绍了宪法学基本理论，接着论述了宪法学中的国家理论、公民与公民权利理论以及从国家和公民相互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相关问题的理论。作者在论述宪法学理论的时候不忘记从中国实践出发，寻找适合中国的宪法学基本原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宪法学基本理论章节中提出并深入论述了“宪法实现”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进行具有相当的指导性意义。在国家理论及其他章节中，作者还注重一般原理与我国宪法典内容的结合。该书在内容上避免了单纯的讨论理论，使得理论不再空泛而枯燥，同时也使得实践找到了理论依据。在本书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实是将宪法学理论与中国建设的融和，从而发掘理论的缺陷，寻找实践的偏差，以便于宪法学理论的完善与建设实践的改进。
二 宪法学的创新
本书能够被称作是一部创新的《宪法学》教材，不仅仅是因为其在结构与内容上的创新发展，更主要的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宪法学研究的创新。
1. 宪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宪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拥有多种研究研究方法和手段。通常包括：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社会学分析法等等。本书作者的研究当然也没有离开这些基本的方法，但是作者在使用时，更注重几种方法的结合使用，并且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宪法学中具体概念的部分，作者运用了词源分析的方法，值得注意。
例如，在对宪法的含义的探寻一节中，作者从中西方特别是西方的相关的古代经典著作出发，联系近现代“宪法”一词的发展，对“宪法”含义作了分析，“宪法乃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地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
2.宪法学理论观点的创新
本书的另外一个特色之处就是针对宪法学中的问题不仅分析了现存的学术理论观点而且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或思路。能够引导读者对具体问题做出新的探索。
例如，作者在论述“经济制度在宪法学中的地位”时，首先分析了在我国现有的宪法学论著中存在的两种对经济制度的安排，接着提出“宪法学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有待以国家的经济权力与其他宪法主体的经济权力为核心做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 的观点，并且简单论述了作者本人从国家经济权力和公民与其他宪法主体的经济权力方面出发所作的研究得出的认识。作者在书中多处提出此类新的观点，充分显示本书乃是其创新性思维成果。
3.宪法学研究角度的创新
本书作者抓住中国制度的特色，从国家和公民相互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相关问题的理论中选取了最重要的也最巨实践性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作具体分析论述，尝试着在总结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完善该制度，使之得以更广泛的实现，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另外，作者的研究注重宪法学的中国背景。在国家理论、公民和公民权利理论等章节中，紧密联系我国国情，在推动实践发展的目标前提下，发展了相关理论。避免了以往一些宪法学教材空泛介绍国外相关理论，而忽略中国大环境，以致给人宪法学无用的不良影响。
小结
刘茂林教授的这本《宪法学》虽然具备某些个人专著的特点，但它仍然是一本教材。因而如果想在本书中对于宪法学具体理论都作深层次的论述与发展，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该书能够引发读者或者其他宪法学研究者针对宪法学作新的研究努力。从总体上看，本书至少提出了以下几点引人思考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宪法学与中国的构建实践还有多远？二是如何发展中国的宪法学，促进中国建设？无疑，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将引发人们对其的关注，也必将有助于相关问题的充分显现和及时解决。正基于此，本书所论述的理论、观点及作者创新的建议与认识对于我国宪法学发展和建设的效果的提升，皆不乏可资参考的实用价值。
当然，作为一项创新尝试的研究成果，该书存在不足之处也是难免的。例如，作者在阐述其关于宪法秩序的理论之前，对于宪法秩序理论中相关重要概念如“观念宪法”的论述未能单独明细的分析，仅在论述宪法分类的部分中，简单讨论并将其总结为“宪法要求和宪法评价的有机统一体” 。对于初学者来说，未必能够充分理解与掌握此理论，也就不利于下面内容的学习。若作者能够将观念宪法从宪法的一种分类形式提升为一种基本存在形态并对其含义、相关要素和作用作进一步研究，定能够使读者更清楚的了解宪法实现、宪法秩序等理论。
综上所述，本书可以说是为《宪法学》教材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它的出版发行对宪法学的发展也必然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中国建设提供了许多可实践化的理论信息。
行文至此，笔者觉得还有必要就多年的建设略述几点粗浅的认识与思考：
其一，建设首要条件是需要充足的理论依据作的存在，而且这些理论需要适合中国现状，不能够是单纯的来自西方建设理论和经验。中国的建设需要理论同中 国土壤的融合，要善于发掘和转化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目前，我们的宪法学界虽然认识到了，也正在努力，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套真正的中国建设的理论大厦。其二，建设是法治建设的核心，法治建设不能够离开这个核心而单独讨论与进行。法治国家建设以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大多是在以基本法律建设为核心，而忽略了建设这个真正的核心内容。以致于中国的建设甚为缓慢，在许多人的意识中，仍然还无法找到宪法意识。全民性的宪法观念的形成仍然很遥远。
最后，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刘茂林教授或者其他学者能专门以中国建设下的宪法学为课题，出版一本更好的专著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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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升权，1984年9月出生于江苏泗阳，现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1. 刘茂林，《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页394
2. 同上揭，页71
3. 同上揭，页234
4. 同上揭，页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