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实践 新农村文化建设 社会互动
[作者简介]倪水雄（1979- ），男，广西苍梧人，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管理。（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广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团队培育工程“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综合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TD20110007）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2-0039-02
当前，增强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已成为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作为大学生与社会交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实现高校教育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加强“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长期支持。如何寻找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契合点，建立二者互利双赢的长效机制，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综述
西方的大学实践教育开始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发展模式。以往的研究总结出国外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类型主要有实习、产学合作、合作教育、社区服务和生活磨砺模式等，其中以美国的“服务学习”、德国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团队工作模式和日本的“体验式就业”较有代表性。它们的共同点是体现生涯教育理念，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化特点，有着学校、社会、政府、家庭、个人的紧密合作与制度保障。这些为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同时也表明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趋势。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界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义、体系建立、实践方式和内容、存在问题与对策等做了大量研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指出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新型农民，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繁荣农村文化事业。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也逐渐得到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从理论上探讨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相互促进作用、二者双赢效应的可能性和构建长效机制的方式；二是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调查，讨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创新、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三是以具体的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探索具有学校和专业特色的社会实践模式，如《认识农村认识中国：西南交通大学大学生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文集》等论著。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新农村建设以及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注还不够充分，对如何构建大学生、高校、社会、政府与农村之间互动与共赢机制的研究更是鲜有，特别是缺乏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对民族地区来说，发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功用，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系统研究还较滞后，加强两者的互动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契合性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有必要在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从“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分析二者建立互动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耐性的社会交往活动。一般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1908年所著的《社会学》一书中最早使用“社会互动”一词，稍后在美国形成了相关的学派和系统理论。至今，“符号互动论”仍被视为美国社会学的一大特色。“社会互动”理论者认为，互动是人类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个体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以及文化层次的中介，是由个人走向群体甚至更大社会组织制度的转折点。根据互动情境、互动维度、互动方式等标准，社会互动可以分为竞争、冲突、顺应、同化、平等协商、友好互动等多种类型。诸多“社会互动”理论的共同点是重视不同人和群体之间“共同行动”的概念，以达成社会互动的持续性和有效的行动模式。社会互动以信息传播为基础，新农村建设这一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改革应在不同社会人群的互动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大学生就是可认知的重要社会人群和力量，可切实参与和助益新农村建设战略，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建设的契合和互动行动可作为一种参与式发展模式进行推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提出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要建立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通过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来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动员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应将大学生社会实践整合到这一过程中，促进农村新文化的形成，促进大学生实践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到基层社区或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或服务的社会实践方式越来越成为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主流。新农村建设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大学生社会实践也可参与到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和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浪潮中。因此，有序而持续的互动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均衡、有效与健康发展，拓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途径，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且有助于大学生亲身参与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有力的社会力量为其注入发展活力，为参与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三、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互动长效机制的对策
（一）大学生、高校、政府和社会力量多位一体“参与发展”
“参与式发展”（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理念是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已应用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参与是这样一个过程，项目利益相关群体能够通过它影响、共同控制涉及他们的发展介入、发展决策和相关资源。”“参与发展”或“参与式发展”的核心是把发展看做一个力求趋向正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目标群体始终真正地参与到发展项目的决策、评估、实施、管理等每一个环节中，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学习、利用他们的知识、经验，使他们充分认同并接受发展的决策与选择，走的是一条“以人为本”、自下而上、全员参与的新的发展路子。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的事业，需要大学生、高校、政府和社会力量多位一体地参与发展，才能实现建设模式的创新发展。
多位一体式参与发展的内核是充分结合大学生、高校、政府、农村和社会力量，建构多方互动合作链条，促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社会化发展，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学校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和运行制度建设，完善各种考核、评价和保障机制。高校应当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教学活动的一部分纳入教学体系，并建立包括组织、领导、考核、总结、奖励、管理与评价在内的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和“三下乡”活动新体制；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应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创造环境条件和提供政策保障，并动员多种社会力量对其进行支持。
（二）建立大学生乡村文化建设和实践基地
毋庸置疑，新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不容乐观，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传统文化、信仰失落，文化娱乐活动单一，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教育水平地下等问题。走在文化信息前沿的大学生参与到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可充实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为农村开展文化活动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很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往往流于形式，功利性比较强，未能达到与基层社区或农村的长期联系与合作，更未能对其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互动的长效机制，改变粗放的和短期的下乡方式，增强社会实践的长期性和针对性。我们提倡建立大学生乡村文化建设中心或“三下乡”基地的措施，使高校与调查地建立长期的互助关系，规范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乡村文化建设中心或“三下乡”基地的建立，是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提倡的“追踪研究”方法的应用。大学生不仅可送新文化下农村，而且可帮助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创新文化形式，解决农村文化转型中的一系列问题，激活农村特色文化氛围；而大学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亦可切实增强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锻炼将所学文化和科学知识学以致用的能力。
（三）项目和专题调研式实践模式
大学生社会实践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效性还应包含两方面的前提：一是大学生的专业与文化援助的契合型和针对性；二是资金和考核制度的保障。
首先，大学生社会实践切忌一刀切，在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依专业差异和地方差异制订不同的参与援助方案。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应根据产业型、旅游型、生态型、休闲型等不同的农村文化类型，制订不同的参与援助方案，如支教、文化调研、文化宣传、组建农民文化组织、帮助挖掘传统文化和培训传承人等，用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的再生，做到一村一文化品牌。大学生社会实践要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学生素质拓展的重要途径，就必须以特色求发展，发挥大学生的专业特长。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安排应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结合农村文化建设的需求，立足各专业学生的专长。
其次，大学生社会实践要有资金和考核制度的保障，可通过项目和专题的形式，组织大学生到有代表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使社会实践逐渐项目化。建立由专业教师指导的暑期社会实践工作运行制度，使专业教师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内容融入课题的项目化运作中，使教学与学生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专业性、科学性提供支持，提升实践活动的科研含量。教师在对活动进行组织和追踪的基础上，探索大学生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途径与模式；学生在项目的科学化设计中容易明确实践内容和目标，取得更为有效的成果，从而培养自身的科研意识和动手能力。
总之，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新农村文化建设视为一个互动统一体，探讨大学生参与和援助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多样方式和长效机制，以实证方法将大学生社会实践置于社会服务的场景中进行研究，是丰富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现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新路径，也不失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创新模式的新尝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教育；理论建设；必要性；问题域；落脚点；
作者简介：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甘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侯玺超(198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陈仁(1985-)，男，广西北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必要性：农村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理论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
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
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
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
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
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
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
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
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
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此外，农村教育理论的构建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构建农村教育的“乌托邦”。
关键词：社会分层；农村教育；发展；离农；为农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4-0008-03
随着国家明确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1]，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为《纲要》）提出将“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以来，社会各界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迎来了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机，但是农村教育的实践却没有很好地跟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界在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上存在着“离农”和“为农”的悖论。农村教育的目标定位直接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前景，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社会分层理论与农村教育
社会分层是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2]。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占有的资源是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韦伯和布尔迪厄等。马克思从经济这个角度，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将阶层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韦伯从权力、财富和声望三个方面对社会阶层进行分类；布尔迪厄则认为社会分层主要是由于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所致，他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广泛调查，将我国阶层分为十类，分别为：(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3]。
在社会学家看来，教育、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教育对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布和社会结构变迁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流动进行的；社会分层受教育者接受何种教育影响，同时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分层的实现。既然教育对社会分层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农村教育也不例外。社会分层理论认为，研究者所持的价值立场不同，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也会不同，这就造成我国农村教育在目标定位上存在着“离农”和“为农”的悖论。国内学术界在表述这对矛盾时所使用的概念略有差别。一种表述是“离农”和“为农”。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为农”中包括了“离农”的含义，也就是说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为农民着想”教育的重要内涵就是帮助农民离开农村。另一种表述是“离农”和“务农”，对这种表述也有反对者，他们认为“离农”是从教育目的的角度提出的一对概念，而“务农”表现的多是工作选择，在逻辑内含上不对称[4]。在本文中，使用的是“离农”和“为农”这种表述。
二、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农村教育发展悖论
（一）“离农”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的背离
所谓“离农”教育，就是以城市为中心，为城市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业和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5]。这种教育满足了农民对自己的子女通过学习考上大学,通过教育改变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升迁，成为城里人，过上城里人的都市生活的愿望。而农村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就是“跳出农门”，摆脱父辈们世代务农的命运。
“离农”教育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与我国社会发展和特殊的国情有着紧密的关系。1954年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国家经济中含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一个是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的城市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定了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农村的发展战略，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发展不一致，形成了两个不能整体、均衡发展的二元社会[5]。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国情和赶超英美的迫切愿望，国家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政策，为了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使农村服从于城市的优先发展，人为地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化，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这种“离农性”取向，早在20世纪初期，陶行知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人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6]。而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农村教育中的“离农性”倾向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困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步入新世纪，今人对农村教育的指责与1920年中国乡村教育运动者的批评，何其相似，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80多年的岁月，何以中国农村教育几乎依然如故，这不能不令人深思。”[7]
（二）“为农”教育与学生个体发展的缺位
所谓“为农”教育，就是强调农村教育发展更应该使农村教育“农村化”、“自然化”，为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培养“为了农村,面向农村，改造农村”的人才[8]。这种取向符合国家发展“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的政策诉求，因此成为政府制定农村教育政策的依据。
“为农”教育的提出也是有渊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全民族素质以振兴国家的良好愿望，对我国的农村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晏阳初认识到，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中国是以农立国。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根据农村的“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他提出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和“化农民”与“农民化”的教育理论来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的基础上，实施农村教育，重新整理和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以进行乡村建设。陶行知先生主张从乡村实际生活中创办活的中心学校，以乡土物事为教材，以乡村建设为本位，培养出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9]。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农村教育必须立足于农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发展立足于为农村服务的农村教育，并试图消除当前农村教育严重背离农村实际，农村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单纯教育消费等弊端。但是，如果农村教育只是追求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而不去考虑农村学生期望通过教育而得到社会升迁的机会，获得进入城市和在城市立足的文化资本的话，那么这种“为农”取向的农村教育虽然会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但会造成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教育功能的一种缺位，这将更不利于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工具，具有维护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功能。如果农村教育只面向农村劣势文化圈，那么只能导致农村孩子的低地位的社会再生产，农民永远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10]。
三、在“离农”与“为农”之间：农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在社会分层理论看来，“离农”教育虽然可以增加农村孩子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简单的移植城市模式“对于乡村来说暗含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乡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将通过对已有的城市与工业的移植与照搬而实现”[11]161。也就是说，这种“离农”教育取向“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乡村改造与乡村发展问题考虑在内，它的眼光集中在国家的建构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上，它只是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一种来源而已”[11]161。这造成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和与农村社会断裂，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同样，“为农”教育虽然立足于农村实际生活与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孩子进行教育，培养他们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改造者”。但这种“催生”农村现代化模式剥夺了农村孩子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不利于农村孩子公平地向城市流动。总之，“这种想从认识农村既有的物事、掌握农村既有的技能开始‘催生’农村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事实证明是比较荒悖的”[11]169。
在“离农”与“为农”之间，在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农村教育似乎陷入了发展的两难境地，农村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其实，根据农村社会阶层不同的教育需求，可以将农村教育的功能分为三类：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即要求农村教育要立足于城乡共同发展，在教育目标、学校类型、学校层次和教学科目设置上实现多样化，其中学校类型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高中发展的多样化上，既有普通高中又有职业高中；学校层次上既要在现有条件下发展基础教育，还有必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科目设置上既要开设符合社会发展的知识课程，还要传授必要的就业和发展的技能。这样不但会满足各个农村社会阶层的不同教育需求，而且会促进农村教育的自我发展。
因此，在《纲要》实施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当中摆脱出来，着眼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农村教育不但要满足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要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这样，我们在制定各种政策，思考各种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就要从城乡这个大的系统出发，协调城乡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特别是要多考虑和照顾农村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促进城乡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城乡教育差距才会不断缩小，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才会慢慢改变，农村教育发展中“离农”与“为农”的悖论才会彻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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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向全党全国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能否建成文化强国关键在于农村文化建设，这是因为，农村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村是我国文化建设最薄弱的地方，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只有大力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才能建设文化强国。那么，如何才能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呢?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博士徐学庆先生的新作《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回答。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概括了农村文化的属性和功能，指明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原则和任务，论述了农村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全新性，阐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重点论证了建立健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问题。这本书的最大创新之处同时也是写作重点，就是从机制建设层面论述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措施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十大机制，即领导管理机制、工作运行机制、内外互动机制、动力激发机制、保障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导向示范机制、群众参与机制、援助机制和考评奖惩机制。这十大机制是个有机整体，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几乎涵盖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只有切实抓好农村文化机制建设并充分发挥这些机制的作用，才能有效改变农村文化建设“一手软”的状况，促进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读全书，笔者深深感到，作者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运行机制的研究，有较强的学理性，对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和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和农村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这种特殊感情驱使着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哺农民。于是乎，一有机会我就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不停笔耕，发表了30多篇涉农文章，成功申请并圆满完成了两项涉农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即《现阶段农村的不良习俗及治理对策研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博士论文。
该书是《河南社会科学文库》2011年推出的10本书之一。《河南社会科学文库》是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全额资助出版的代表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丛书。该丛书从2011年起，每年出一辑，每辑10本书。收入《河南社会科学文库》2011年辑的10本书，是由专家经过匿名评审从近百本书中挑选出来的，当属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精品。
关键词： 农村体育；现状；农民；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 G812.4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 号： 1007-3612(2011)05-0016-06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Fruits on China’s Rural Sp orts
LIU Renhan1，WEI Zuotao2， HUANG Duo1， WANG Yaqi1
(1.School of P.E.，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 ui 741001，Gansu China； 2.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614004，Sich uan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rural sports in rec ent fifteen years， the paper reckons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fruits of Chi na’s rural sports is increasing year on year， and they are in high qualityT here is a trend of centralization of research teams，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 h methods and more quantitative study than qualitative studyBut some methodsneed to be discussed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volv 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sports in small towns，rural sp orts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sports and economy ， rural sports culture，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 onInthe f uture， researches on rural area sports should be developed on make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opening， crossed and disciplinaryFor a better study， this pa per points that: appropriate research subject and methods should be chosenMul 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shall be used to perform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ur al sports.The main body of rural sports study shall be highlighted; Deep resea rch of basic theory problems of rural sports shall be strengthened and group adv antage shall be displayed
Key words:rural area sports; status quo; peasant; research tren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体育也逐渐走入农民的生活，尤其是 1995年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农村体育研究空前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 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的论断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成为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十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农 村体育事业发展，加速推进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此，本文以计量学（metrology）理论为研究视角，借助近15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研 究文献的各种数量特征，描述、评价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着重预测分析农村 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对其作出解释，对未来农村体育的有效研究提供积极的理论思 考和实践准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中国期刊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5-2009年)，以“农村体育”为 题名进行检索，以“农村体育”、“小城镇体育”、“农民体育”、“乡镇（村）体育” 、“村落体育”为“关键词”，筛选出1995-2009年有关农村体育代表性的研究论文276篇， 以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对所收集的论文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检索相关研究类论文，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和研究 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访谈法 对农村体育研究和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农村体育研究的内容分类，访谈了数 名该领域专家教授。
1.2.3 数理统计法对276篇论文依据研究需要进行数理统计， 进而分析其研究特点与不足。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研究侧重点随时代变革而发生变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农村群众体育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为 标志，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进入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时期。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情 况，农村体育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体育现状和农村体育场 地设施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和《农村体育 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特别是2005年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国家在2006年 “中央1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了“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为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随后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根据这些文件精神 ，这一时期农村体育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趋势、对策及农村体育文化、消 费及管理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
2.2 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9年期间，我国农村体育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比例总体而 言呈上升趋势，而2002年可以看作是其研究的转折点。1995-2002年，农村体育的研 究论文 每年均 保持在20篇左右，2003-2008年所发表的论文年度增长比例基本呈直线上升态 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年均超过100篇，仅2006-2008年3年间所发表的论文就近5 00篇，是前11年所发表的论文总量的2.5倍。从统计结果看，2009年农村体育的研究又呈下 降态势。这些研究论文的公开发表，都与国家的“三农”政策，特别是随着法制性、政策性 文件的导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以及“农村体育年”的哲学启动有着密切 的关系。加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资助课题对农 村体育的研究 具有扶持和导向作用，均表明农村体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农村体育的研究呈现空前繁 荣的局面。
图1 1995-2009年农村体育研究比例折线图
2.3 研究人员年龄、职称结构及单位归属分析 从文献样本研究者的年龄结构分析，46～55岁研究者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0.3%，其 次是35～45岁研究者，所占比例为30.2%，而35岁以下的研究者比例最低，仅为11%。由 此可见，46～55岁的研究者以其基础扎实、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研究优势取得 了大量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发展的眼光看，35～45岁研究者应是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 主力军，而35岁以下研究者应取长补短，找准研究的切入点，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从研究者的职称结构分析，副教授的比例最高，占统计总数的42.5%，其次是教授的比例为 33%，讲师的比例为17.8%，而助教的比例最低，仅占统计总数的6.7%。这同样也反映出 高级职称的研究者在农村体育研究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推动农村体育研究的中坚力 量。但与此同时，高级职称研究者也有责任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应积极鼓励和扶持 职称较低的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以扩充研究队伍，将农村体育未来的研究向纵深层次不断 推进。
从研究者的单位分布看，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最多，占统计总数的61.5%，其次是专业体育学 院的研究者，其比例为28%，而体科所和机关的研究人员最少，仅占10.5%。从研究专业 看，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人员最多，反映出研究成果与其研究领域较为吻合。而高质量 科研成果的作者地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优越、拥有较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氛围浓厚的省份 ，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体育科研与地理环境有着必 然的联系。 2.4 研究方法多元化，有些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商榷 通过对所收集论文在研究方法使用频度(降幂排列)的统计（图2），可见：文献资料法 ＞ 问卷调查法（普通、专家） ＞调查法（田野、实地）＞访谈法 ＞逻辑法＞数理统计法 ＞ 比较分析 ＞其他。由此反映出农村体育的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但对研究方法深入分 析后发现，也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表述的上下位关系混乱。诸如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实地观察、现场调查、田野 调查等方法，上下位关系不明确，难以区分其异同。
第二、表述不准确。诸如调查法、分析法表述太笼统。而统计分析法、统计处理法、数 学分析法应该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述。
第三、 方法有生造痕迹。诸如联机检索法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某种研究方法操作的 具体过程，有待商榷。而经济理论分析法，究竟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借用经济学研究的 理论整体来进行分析，很含糊。
图2 农村体育研究使用方法比例排序
2.5 研究内容归类及分析
2.5.1 农村体育发展及其战略的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研究，分 析后可概括为以下3种类型：
第一类为内驱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1］：农村体育的建设与发展，必须 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转变农民体育锻炼观念为前提。
第二类为依赖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2］：农村体育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各 级政府的 扶持、各类政策法规的完善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就农村体育内部环境 而言，主要依赖于农村体育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丰富程度。
第三类为综合型。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3］：农村体育的发展要依据农村建设与 发展 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时，农村体育建设应成为与农村社会融为一体，形 成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
在农村体育发展战略上，2002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 点”，由此确立乡镇体育是发展农村体育的战略重点。围绕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裴立 新教授［2］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县城有 条件的建 制镇实现突破。吕树庭教授等［4］等指出小城镇应作为农村体育的突破口， 由城镇辐 射农村，从而最终带动整个农村体育的发展。虞重干教授［5］等认为：农村 体育的根 基在于村落。村落是农村最基本的社区，是农村的主体，只有体育进入村落，农民才能得到 实在的享受。
由此可见，农村体育的发展同农村社会的实际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 在农村体育与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等社会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在其发展战 略选择上，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以成共识，但在操作层面上对突破口和切入点的抉择还难 成定论。笔者认为：农村体育发展重点的确立，应从不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 、因地”的在“乡镇”和“村落”间做出选择。通过部门间的协作，形成联动机制，是农村 体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5.2 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农村体育现状调查主要集中在农村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锻炼时数、锻炼内容等方 面。
1)农村体育人口。我国两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1996年我国农民体育人口比例为7.13% ，2000年上升为8.4%，5年中提升了1.27%，平均每年增长率仅为0.25%［6］，200 8年国家体育总局公布《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农村 体育人口比例为10.12%。而同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以每年6.4%的速率增长 ［7］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体育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增长速度，呈 现一定的滞后性。
2)参加体育锻炼的时数。根据《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 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有3.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锻炼，城镇居民中有2.18亿的 人 参加过体育锻炼，乡村居民为1.22亿。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差异明 显 ，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高出24.1%，且城乡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全国“经常锻炼”的 城乡居民中，城镇居民有13.1%，达到“经常锻炼”的标准，乡村居民仅为4.1%，城乡差 异较大。
3)体育场馆。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结果显示［8］：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 0 80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但占全国总人口一 半的镇(乡)村人口，拥有体育场馆69 537个，仅占总数的8.18%，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 量占总数的67.19%。可喜的是，截至2007年1月底，全国共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26159个，总投资达11.87亿元，到2010年，将争取使我国1/6的行政村建有标准的公共体育场 地设施［9］。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力度的加大，必将为进一步发展农村体育事业 打下坚实基础。
4)体育观念。郭敏刚［10］研究指出：乡村居民受到农村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 与城镇居民相比，体育观念有很大差异。乡村居民普遍认为劳动即锻炼，无病就是健康，进 行经常性体育锻炼的人数很少。加之农村体育的舆论环境较差，人们对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不 理解，甚至讽刺挖苦。
5)锻炼场所及内容。《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城 镇居民在单位、社区、公共体育场所以及健身会所等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锻炼的人数比例高 于乡村居民。而在江河湖畔、街头巷尾、公路旁和自家庭院及室内等非正规体育场所中进行 锻炼的人数乡村高于城镇。其中，在“自家庭院或室内”中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乡村居民为 28.7%，城镇居民是9.2%，高出19.5%，相差较大。另有研究表明［11］：因为农 民的余暇时间 受劳动性质、劳动方式特殊性影响，所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不稳定，季节性强。参加体育 锻炼的场所较为分散，锻炼地点多在自家庭院、住宅区空地、田间地头、马路边、街道边、 自然空地、河流和湖泊等天然场地，也有一小部分在附近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体育锻炼。
针对上述状况，总体上讲“我国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 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12］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客观分析我国农 村体育 的现状，正如江崇民所言［13］：“我国仍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农村 社会生产 力水还比较低，经济还不发达，许多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相比，处于 相对体育贫困状态。”
由此可见，关于农村体育现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研究成 果最多的方面。无论其研究内容多么广泛，但其主要目的都是为弄清农村体育现状，探求其 发展对策。需要指出的是，多数研究成果在文献资料和大范围抽样调查情况下，提出具有普 适性的对策与建议，如加大国家投入力度，政策扶持与导向，加大农村体育宣传等等，而提 出有创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较少。
2.5.3 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的研究 以2003年吕树庭、裴立新教授［14］共同署名发表的《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 发展 战略重点的思考》一文为标志，一大批研究者在相关文献中对“小城镇作为农村体育发展重 点”的观点进行了正面回应和支持，“小城镇体育”迅速成为农村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 究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体育的性质、小城镇作为推进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依据、小城镇体育的 功能等方面，小城镇体育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乡镇体育旅游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方面。
近几年，随着“小城镇体育”研究的逐渐“降温”，“村落体育”的研究已上升为农村 体育研究的最大热点。此种观点以“村落是农村的主体、村落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为 立论基础，并结合“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实施的事实，提出发展农村体 育应“以村落为重点”。田雨普教授［15］明确指出农村体育发展“将工作重点逐步 转移到村 落体育的发展上来，……是解决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低水平、不全面和很不平衡’局面的重 要举措”。 郭修金博士［16］在对山东临沂的沈泉庄村进行田野考察认为：村落体 育形态多 元、功能多重、与竞技体育相去甚远；村落体育的发展基础和保证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村 落需要有自身的体育文化，需要找回被遮蔽的传统民间体育文化价值，需要“培育、输入” 并举、村落精英带动及学校体育的辐射。郭敏刚硕士［17］从文化学视角研究指出： 村落农民 体育与村落文化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同时也相互制约。两者之 间的现实作用机制决定了村落农民体育与村落文化的发展既要同步，又要避免相互制约。唐 炎博士、虞重干教授［18］则对农村体育发展的行动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认为 ：进行新 农村体育建设，不必仅仅从“民享”意义上来思考农民的体育需求，还应从“民生”的意 义上去发现体育对农民生活的价值。
那么，农村体育的发展究竟是“以乡镇为重点”还是“以村落为重点”，唐炎博士、虞 重干教授［18］认为：农村体育发展的重点从乡镇向村落延伸，只能说明发展村落体 育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现实条件，以往发展中“重乡镇、轻村落”的发展方式需要调整。但就乡镇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作用和地位而言，其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重点地位既没有也不能 “落幕”。其实，以乡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其真实含义应当是“从村落着眼，从乡镇 着手”。
无疑，小城镇体育、村落体育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清晰地认识中国农村体育的真实面貌以 及在当代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2.5.4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研究 江亮等人［19］调查表明：个人锻炼是农村居民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组织的 农民 体育活动仅占10%左右。而体育实践表明，自发的个人体育锻炼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组织化 程度高的农村体育的。姜健［20］通过调查认为：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体育工作机构不 够健全， 缺乏体育人才，县以下的行政机构中管理体育的部门很少。部分地区县乡以下就没有专门的 体育机构，县乡级的体育行政机构多挂靠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负责群体工作 的人员也大多属兼职，并且管理者缺乏相应培训，社会指导员的数量就更不言自明了，这种 情况致使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受阻。陈宁教授［21］研究认为：在农村体育的管理模式 上“县级 体育行政部门要抓好农民体育协会；乡镇要建立健全体育文化站；村要建设好村级文化体育 活动室；农民体育协会要培养体育骨干”；采取“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 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李会增等［22］认为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 离不开 一个健全的组织，体育组织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型体育组织，一是群众体育组织，两者 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乡镇政府把体育事业纳入 乡镇发展总体规划；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从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农村体育管理主体多为农村基层政府，管理松散乏力，农村体育 社会化远未形成。而体育体制的核心是体育组织的结构和权力分配及运行，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稳步推进，农村体育的组织管理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办体 育的作用，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组织体系将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工作。
2.5.5 农村体育消费研究 王建欣认为［23］：“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的消费，具有丰富生活内容、 娱乐 身心，增进身体健康；活跃体育消费市场，促进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等，是体育消费科学发展 观的具体体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在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群中，有72.7%的人有过体育消费，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593元。其中，城镇居民 有 74.5%的人有过体育消费，乡村则为69.40 %，城镇居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为718元，而乡 村 为355元。城镇居民支付购买体育书刊和到体育场馆健身费用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乡村，其 他各项体育消费的人数比例差异不大。可见，城镇居民各项体育消费的人均水平明显高于乡 村［24］。
由于影响农村体育消费因素的多元化、复杂化，使得农村体育消费的开展目前仍有一定 的难度。因其体育消费同属于经济和体育两个领域的重要范畴，可以肯定地讲，随着农村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需求必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2.5.6 农村体育与经济关系研究 陈梦周等［25］研究表明：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姜健等 ［20］研究 认为：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发 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体育是没条件开展的。朱家新［26］研究表明：2001-2008 年，我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随着农民收入的 不断增高，恩格尔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农村居民在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对发展的需求必然随着 增加。体育活动必将成为农村居民满足体育文化需求的应有之义。
2.5.7 农村体育文化研究 许锍成［27］针对农村宗族意识与农村体育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宗族组织的一些活 动有 利于农村体育的发展，恰当地处理传统文化与农村体育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有利于农村体育发展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刘玉［28］通过对我国农村体 育文化特 点的研究，明确我国现阶段农村体育文化工作重点为：“坚持政府主导和农村自主发展相结 合，保障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中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坚持政府投入与市场场融资相结合，创 新公共投入机制；尽快建立多元化的农村体育文化发展评价体系；坚持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 展相结合，切实将以点带面工作落到实处。”李会增等［29］从我国村落的历史文化 背景出发 ，分析了村落体育的文化特征，提出当前我国村落体育应该走与“生产劳动、文化艺术、民 族传统”相结合的杂糅式的发展模式。
不可否认，当前农村体育文化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还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因此，抓住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弱势地位的有 效措施。
2.5.8 农村学校体育研究 曲宗湖教授等［30］以7个省市区为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调查研究方法对农村中小 学的 体育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调研，对我国农村体育现状进行了描述和深入分析，提出要完善对 农村学校体育的领导，改革体育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对农村学校体育的投入。朱 应明［31］通过教学内容改革实验研究，认为：从事民间体育项日教学，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锻 炼积极性，使学生养成自觉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能缓解体育经费、场地器材不足的矛盾。 曾全红等［32］提出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对策：落实素质教育观，切实改变 农村学校 体育教育的内外环境，建立与健全农村学校体育的保障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学校体 育课程建设，进一步重视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均衡发展，学 校体育建设与饮食卫生同步发展。焦卫宾，周登崇［33］在大量的普查和典型案例调 查的基础 上，从农村学校参与新农村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角度，总结出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徐 东锋［34］在学习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文献基础上，根据体育学科的特性和农村 学校的现 状，提出以选择一至两项适合地理气候条件、有良好群众基础、易于开展、健身价值较高， 又具终身体育性质的现代或民族优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以推 进农村体育课程体系建设。
可见，农村体育研究中，学校体育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研究相对较为成熟，涉及的内 容也较为广泛。
3 未来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通过上述对我国农村体育研究内容的相关分析，可以说其研究内容已呈现稳定、全面、 深入的发展态势。当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应正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对其实践产生有益影响；其二，对现象和状态的准确描述 ，即农村体育研究能否抓住当前的发展现状；其三，对本质的揭示和规律的发现，即农村体 育研究能否深刻地解释其现实现象。为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应体现在以下方面 ：
1)研究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教发展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和前景。因此，农村体育的研究将会更加坚持在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明晰战略发展 的策略预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对农村体育的需求，体现农村体育研究的时代性，瞄准重要 领域和重要课题的创新。
2)研究的开放性与交叉性。现阶段，农村体育体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很薄弱，研究方 法简单粗糙。而人口学、 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 的发展则相对较为成熟。鉴于农村体育与其他人文学科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因此， 在研究 中，将更注重借鉴成熟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寻找农村体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以进一步完 善农村体育的科学结构体系。
3)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随着科学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农村体育 的研究理念、手段和方法也必然随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使农村 体育研究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然更加重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 究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有力提升农村体育研究的科学含量与实 效性。
4)研究的学科性和特殊性。农村体育尽管属于综合性研究，但仍具有独立的专门知识、 理论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体系。因此，未来农村体育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是提高 其科研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形成农村体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途径。此外，在研究农村体育 时，会更加注重农村体育的特殊性要求，即将农村体育现象置于农村特定场景中去分析，揭 示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近15年来，农村体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特别是2002年以 后，农村体育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且质量较高。未来农村体育科研将朝着时代性、创兴 性、开放性、交叉性、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科性的方向发展。
4.2 建议 1）把握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农村体育研究的实质是要探寻在 农村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农村体育活动的特点、规律和运行机制。
2）运用多学科知识，对新农村体育进行综合研究。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必须改变从单一 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实行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才能开拓出新农村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新领域。
3）突出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农民是农村体育研究的主体。因此，对农村体育的研究 必须围绕农民进行，把农村体育这一“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并以物衬托人、服务人， 这样才更有利于农村体育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
4）重视对农村体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 本观念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整体性、综合性的认识和把握农村体育的发 展态势。在研究中不仅要加强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更要注重其理论解释和归纳，从而使 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互为补充与促进。
5）发挥群体研究优势。在农村体育科研中，要注重“老、中、青”结合的科研梯队建 设。同时，需要加强地域、单位间的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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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精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归纳，但其重要性却是各界的共识。现在，由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向农村倾斜，越来越多在城市的农村精英开始回流，并开始影响乡村治理。如何为回流农村精英做好配套机制，促使更多的农村精英回流，同时使回流精英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是我们迫切需要认真谋划与努力探索的课题。
关键词：农村精英；回流；乡村治理；精英流动理论
（一）、精英流动理论
1、国外方面
国外对精英流动理论研究较为深刻，研究成果颇丰，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Ivan Szelenye、Rona-Tas等学者为代表的精英流动理论，二是以Victor Nee为代表的精英循环理论，三是以Jean.oi为代表的精英再生理论，这些理论都为后世的精英流动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英流动理论的系统研究始社会学家Ivan Szelenye（1982）①，通过对匈牙利家庭农场的长期观察发现，经营私有农场并获得成功的，通常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来自社会下层，尤其是在社会市场化改革中被剥夺了精英地位的底层群体。在此基础上，Victor Nee（1988）②等学者提出了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当市场改革出现时，再分配体制中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现象将有所削弱，新的精英力量不断获得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于是出现精英循环。同时，精英循环又包括旧精英退出和新精英进入两个方面，二者同时发生，构成一个推成出新的过程。在精英再生理论方面，Jean.oi（1989）③④认为新精英是由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所转化而来的。受旧体制政治精英本身较高的教育水平及其在权力运用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关系的双重效应的积极影响，这一群体在市场改革中容易成为最大受益者，也是构成新精英最主要力量。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主要在于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对市场经济改革与精英流动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精英流动所产生的作用差异研究少有涉及。为此，Rona-Tas（1994）创新性地引入了“侵蚀”和“转型”概念，其中，“侵蚀”是指基于个人利益视角自下而上发起，而“转型”则是指基于创造市场经济效益视角自上而下发起⑤。精英再生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精英循环理论适用于后者⑥。该理论将市场经济改革融入其中，强调市场转型、制度变迁及价值观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是精英流动领域研究的一重大进步。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精英流动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本国国情提出符合现阶段社会实际的理论框架。宋时歌（1998）⑦⑧提出“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该理论认为，干部在改革早期，由于受制于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框架，难以迈向市场，从而导致这一阶段干部权力真空，使其他社会群体有机会脱颖而出。但这并不意味这干部权力就此瓦解，反之这种作为管理者、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特殊地位而拥有的巨大的权力依旧是保障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成果的根本原因。市场改革中的精英流动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也是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历史现象。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旧的精英集团也开始不断尝试向新的精英类型转变，新旧精英的更替仅仅是对精英内部结构的重新诠释。王汉生（1990）⑨提出，社会转型期的精英流动，既包括新旧精英的替代，同时也包括旧精英内部的转换与升级。
（二）、中国农村精英的流动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农村精英的流动问题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我国农村精英流动的发展阶段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农村精英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聚集；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为反方向流动，受国家对农村发展政策倾斜及城市生存压力倍增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选择离开城市返回农村，且这一群体较第一时期呈现范围更大、素质更高的特点，除返乡的农村精英外，还包括农村新兴成长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及文化精英等。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国内外对我国农村精英流动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精英循环理论和再生理论，二是中国农村的结构现状，研究成果丰富。
1、国外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入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也随之开始转型。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现象产生浓厚兴趣，自上世纪90年代后纷纷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各学者研究理论基础的差异，始终对此存在较大争议，且主要针对农村精英循环理论和农村精英再生理论。从研究思路来看，有学者提出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政治精英为出发点，以研究农村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流动机制问题⑩。这一研究视角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农村精英角色分类这一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对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的后期研究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为农村精英结构和权力结构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B11。
2、国内方面
从我国现阶段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机制的研究来看，主要基于转型时期特点视角，围绕我国农村精英的类型、功能及结构等方面予以展开进行全面分析。并基于纵向历史视角，对我国农村精英流动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及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因此，我国学者近年来的分析研究，基本解决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所存在的争议，即妥善回答了究竟是精英循环问题还是精英再生的问题。
王汉生（1990）提出，“社会转型期中的精英流动的两个方面是并存且同时进行的”B12，而工业化即流动差异和转换存在的最重要原因。“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并存于市场经济改革浪潮”B13。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2001）B14认为，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农村政治精英的产生依托于村民自治制度，因此，村民选举是其他类型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的唯一途径。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精英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知识精英、技术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社会精英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开始形成相互转化的趋势，且这种转化是多向进行的，这一特征与转型时期复杂的历史特征密切相关。由于农村政治权利结构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在各个阶段权利和地位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进而促使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向当时处于比较优势的精英类型转化。综上所述，国外研究的相对单一的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农村精英流动模式存在出入，不符合中国特有国情，为此，我们应构建多元分析框架，继续基于我国国情从多角度出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
（三）、农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关于农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精英在中国农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详细阐述。虽然部分阐述并未直接涉及农村精英、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等相关专业理念，却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体现，尤以国内学者为最。
1、国外方面
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明恩溥以其在中国生活30年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问题为脚本，撰写了《中国乡村生活》B15一书，书中对传统中国的所谓“乡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进行了深刻描述，通过分析这部分实际掌握着村落管理权的少数群体的定位、地位及功能等基本要素，定义了最早的中国农村精英形象。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基于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对1900-1942年的中国华北农村进行观察研究，创造了《文化权利与国家》B16一书，书中指出，中国华北农村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在四十余年的变化发展中，最终实现了“保护型经纪” 向“赢利型经纪”的转变B17。马德森在《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B18一书中，主要详尽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精英地位及其作用，他指出，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主流文化逐渐消去了传统小型而独立的农村社区的痕迹，符合传统道德的农村精英的地位及作用也随之逐渐削弱，而另一种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努力培养的符合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新精英，其地位和作用则与前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国内学者的研究
费孝通作为国内研究农村精英的早期代表，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对中国农村精英在“双轨政治”时期的功能作了详尽论述。自中国农村开始步入转型期以来，学者们开始根据转型时期的特点对农村精英做了跟进研究，“边际人”理论和“工业精英”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也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学者们通过运用这些理论，阐述了不同时期的农村精英的特点和功能。仝志辉、贺雪峰和阎静等学者，针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功能和地位，在个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别从正反两面对农村精英的影响进行理论阐述B19。阎静通过研究发现，当前部分农村村民自治仍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如河南昌村的基层干部选举，被当地少数农村政治精英所操控，村民权力得不到应有保障。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地位不断上升，其相应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体现。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建设的日益完善，传统的政治精英已难以适应当前环境，农村政治权利体系应有规划、有选择地吸收新发展起来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不仅有利于打破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独大局面，实现平衡稳定，更有利于循序渐进构建科学乡村治理模式，促进农村社会更长远的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精英流动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更是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缺陷，由于缺乏统一的目的引导及微观数据的缺失，当前研究主要停留在经验分析层面，使其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当然，前人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集实证分析资料，都对本文研究欧江岔镇精英回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注解
①Szelenye Ivan，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eties. American J ournal of Sociology，1982，92-105.
②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8，54.
③Jean.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h California Press，1989.
④同上
⑤Rona-tas，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100.
⑥同上
⑦宋时歌：《权利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03期，第33页。
⑧同上。
⑨详见王汉生：《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第1-2页。
⑩详见胡畅：《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第11-15页。
B11同上。
B12详见王汉生：《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第1-2页。
B13同上。
B14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2页。
B15明恩涛（美）：《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 唐军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B16杜赞奇（美）：《文化权利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B17同上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 and more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ve to suburbs, which produce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rrounding rural communities.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n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and defects,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关键词： 农业院校；农村社区；社区建设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rural communities；communit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003-02
0 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保证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农业院校的科技工作担负着科技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诸项任务。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许多的地方农业院校纷纷从城市中心，向城郊地区迁移。在农业高校郊区化的趋势下，农业院校与城郊农村社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如何才能使农业高校发挥地缘优势，与周边农村社区相互合作利用农村社区开展长期的实践研究，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农村社区推广农业技术成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促进城郊农村社区的建设。
1 地方农业院校对周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
1．1 对农村社区经济建设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问题中效率问题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受到了不良影响。故应提高效能，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加强农业人才培养，以缓解人才资源不足及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程度不高的现实问题，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推动现代技术和信息含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农业院校在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理论方面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而农村社区对各种实用技术、信息具有很大的需求。农业院校迁入郊区后，与农村、农业、农民靠得更近，对他们的需求也就了解更多，这样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因地制宜，实地指导，帮助农民解决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相关农业问题，满足农村社区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村社区提高其农业产量，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改善农村的经济状况，推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建设。
1.2 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当前我国农村的文化现状与构建和谐社会发展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是我国农村文化发展问题的突出表现。农村文化生活在组织和管理、硬件设施、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文化生活形式较少且单调。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净化农村文化环境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及健康素质的显著提高，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在文化层面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以大学为载体的大学校园文化是通过历届师生的传存和创造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它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对农村文化建设发挥着超越、引领和辐射作用。城郊农业院校与农村社区毗邻，对农村社区的文化辐射作用更为深刻。尤其是大学生社团所起到的文化辐射作用，由于大学生时常以社团为单位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居民可以时常参与进来，以此丰富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大学生社团进入社区开展的一些服务工作，使得农村社区的居民与大学生的接触增多，对大学的新文化、新信息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1.3 对社区服务建设的影响 强调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是因为中国农村社区服务欠缺。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因此，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核心。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服务还包括了许多公共服务的内容，如：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等与此相关的服务。
高校有面向社会服务的职能，然而，有观点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作用，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往往也游离在经济发展的边缘，作为生产辅助型服务提供非功能集聚的教育因子的作用，作为生活服务提供非功能集聚的文化因子和信息因子的作用，尽管大学有着能动地为区域位势提升，赋予人才培养与人才集聚作用，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的作用，但其社会服务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优势作用，表现出的特征仍然是依附型和从属型。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目前高校的服务作用表现为依附型和从属型的，但是仍然不可忽视其对社区服务建设的推动作用。农业院校的学生团体可以组织起来在农村社区之中进行实践和服务活动，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更好的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活动，提高农村社区居民所享受的社区服务质量。同时，在这种服务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促进农村社区服务组织的发展和学生团体的完善。
2 地方农业院校促进周边农村社区建设的优势
高校的迁入对周边城郊社区的影响是显著的。高校郊区化对郊区人口化、经济化、文化和居住环境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对郊区出行环境、消费环境、休闲环境和文化教育环境具有优化功能。相比其他高校，农业院校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其特殊的优势：
2.1 较强的教育优势和灵活的兴农方式 农民是科技成果的直接受体，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展教育培训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农业院校作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心，拥有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掌握教学方法和教育形式的专门人才。其优势所在正是通过这些人才改变农民的思想, 提高农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农业院校的兴农工作内容、形式、范围等可视农村的需要及自身特点等情况来确定，一般不受政府行为的控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制约，灵活方便，适应性强。
2.2 较强的技术人才和科研成果优势 农业院校在科教兴农工作中，不仅能充分利用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兴农队伍资源，同时还有大批学生直接参与兴农工作。学生不仅向农民传授知识，还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形成农业院校兴农工作所独有的特色，这是其他兴农部门无法比拟的。农业院校的大批科研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科教兴农中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农业院校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缺陷
3.1农业院校的专业特色缺失 我国各大农业高等院校综合化热潮持续高涨，由于农业高校招生、就业压力大及高校评估指标的引导，不少高校削弱了农业传统学科，发展非农专业，为提高自身竞争优势，向综合化大学的目标进军，因此，农业相关教育资源严重向非农专业转移甚至遭到抛弃。农业院校因为其专业特色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尤其特殊的优势，但如今农业院校的专业特色的缺失，使得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农业院校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3.2 高等农业院校师生务农条件的缺失 近年来，为了完成自身课题和职称评定，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科研人员闭门做学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严重脱节，对最新农业生产信息缺乏了解，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推广性，使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严重浪费。因此，在校师生和教职员工应走进工农，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巩固专业思想，使其成才目标更加明确。
3.3 高等农业院校师生务农兴趣的缺失 长期以来，农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收入少，农民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质性，使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生的非农偏好和“脱农”观念根深蒂固。它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职业理想及高等农业教育目标的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应加强在校师生“务农”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使学生学农、务农、立志献身于农，避免造成农业教育的重大失误。
3.4 农业院校的宣传和能力方面的制约 农村社区对各种实用技术、信息具有很大的需求，农业院校也有实力对各种实用技术进行解答，为农户提供其所需的使用信息；然而农业院校对于农村社区所需的生产规划、种植结构调整等宏观发展问题的解决能力有限。农业院校对自己的宣传不到位，农业院校本身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不为广大农村社区所熟悉，农村社区对农业院校的各种服务项目不了解，农村社区在遇到了技术难题和需要有关信息时很少求助农业院校。
4.1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注重发展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特别是代表21世纪前沿性科技领域的学科，增大农业高新技术型学科专业的比例，组建跨学科的复合型专业。进一步调整农业类专业数量，拓宽专业口径，更新教学内容，增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减少社会需求量明显不足的长线专业，积极发展农工、农理、农经、农管交叉的专业和农业科技相关的新兴、边缘和高新技术专业。专业结构的总体格局，不仅由单纯农业产中生产技术向产前、产后拓展，而且要重视向适应性农业、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空间延伸和海洋开发农业、新能源农业、文化消费型农业拓展，是学科、专业总体布局结构适应“三大产业”模糊化的现代农业的需要。
4.2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的队伍建设 农业技术推广的关键因素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其素质和知识结构直接关系到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培养农技推广人员的职业心。农业推广的社会性要求推广人员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热爱，为农业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其次，要充实高级农业专家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以改善队伍的知识结构。最后，要创造条件改善农技推广人员的待遇以争取吸引更多的农业专家从事农业推广工作。
4.3 建立农业院校服务专家团 建立一个由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专家团，从事技术推广和技术、人才和信息搜集分析的信息服务。为公共事业部门及企业部门等的技术推广和咨询、培训教育、项目申请和产品的经营等提供策划、组织和实施等服务。并利用高校的教育职能和优势，定期到农村社区举办农民技术培训班。通过制作技术教育产品，利用校园网提供远程技术讲座以广泛宣传和推广新成果、新技术和新产品。
5 小结
随着高校的郊区化，越来越多的农业院校迁入了郊区，与城郊的农村社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农业院校由于其专业特色，对于城郊农村社区的社区建设有其自身的优势。农业院校的迁入对城郊农村社区的建设起到的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但也应看到，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农业院校的学科建设和科技推广机制，使城郊农业院校能够更好的推动周边农村社区的社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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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
作者简介 陈喜贵，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北京100032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8)08―0047―05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
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
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 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五)巩固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如何大力培养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村支书和村干部，并组织好外出务工农民积极参与家乡新农村建设，是西部劳务输出大省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一支具有较高执政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有论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拓宽用人渠道，积极选拔人才；其次，加大对现有干部的培训力度；最后，有计划地培育和选拔后备干部队伍…。有论者提出，要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改革村党组织设置，突出党员分类管理，建立、规范村级组织保障机制；推行“两推一选”、“公推竞选”，建立健全村委班子。还有论者提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村发展各种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