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形资产评估传统方法评析
在无形资产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无形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下面对这三种方法进行评析并对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成本法。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历史成本(即最开始购置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支付的完全成本)或简单重置成本(即以重新购进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需的支出费用)作为推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主要依据。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法，是指在评估无形资产时，按被估资产的现时完全重置成本(重置价)减去应扣减损耗及贬值，或乘以成新率来确定被估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公式为：无形资产评估值=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率。在实际运用中，重置成本是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历史成本体现了资产的原始形成过程，具有易获得性和可验证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成本法的适用场合是以摊销为目的的无形资产的评估，但相对于有形资产来说，无形资产有其特殊性，所以成本法的使用也有局限性。一是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对应性及虚拟性等特点，因此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重置成本来评估无形资产现值是不合理的。二是无形资产的成新率很难确定。三是大多数无形资产常常存在着开发成本高而应用前景差或开发成本低而应用前景好的现象。对这样的无形资产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是不合适的。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资产未来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值。不论是收益现值法还是成本收益加法，其出发点均是将所预计的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收益期限和收益率作为资产评估的主要依据。优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运用此法时基本上不用考虑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克服了无形资产历史成本的不完整性缺陷。第二，从理论上讲，收益法以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为基本依据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评估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它克服了无形资产成本的弱对应性和虚拟性特点给成本法使用带来的不便，对于成本和收益相关性差的无形资产也能评估。第四，采用这种方法会使评估者站在买者(或受让方)的角度来确定各项指标，评估结果往往对无形资产的接受方比较有利。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也存在着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因为在收益法运用中评估者需要对收益额、折现率和收益年限等指标做出预测，预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随意性。评估者对这些参数预测的主观态度都将会直接影响评估结果。
（三）市价法。市价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的无形资产作为参照物，并根据它们的交易条件，市场交易价格和价值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使用权转让次数，综合分析调整，来确定无形资产评估值的方法。市价法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前提条件：(1)存在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估无形资产相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搜集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运用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存在充分发育而且很活跃的市场。再者，由于无形资产垄断性强、透明度不高，使取得相关信息资料十分困难，在市场上难以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评估参照物，有时甚至是不可操作的，现行市价法的局限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因素限制了市场法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中的运用。
二、无形资产评估的新方法
传统的方法在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在此介绍几种新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复合成本法、生存曲线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现值法。
（一）复合成本法在评估无形资产中的应用。所谓复合成本法，就是在评估一项无形资产时，不仅考虑其历史成本或重置成本，还要考虑其稀缺性及其效用的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效用函数/稀缺系数）×100％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知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劳动量、效用性和稀缺度3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1）劳动量。无形资产具有存在唯一性，理论上讲应当取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无形资产中包含的最小劳动量。未获得成功的无形资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则不能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在研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中，也只有包含最小劳动量的无形资产交易才最容易成功，价值得到认可。不过最小劳动量在确定时有一定的难度，在实务中应当尽评估师所能，多收集资料，筛选对比后选出最小劳动量使用。也可以用历史成本或传统成本法求得的重置成本替代之，因为劳动量在无形资产价值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2）效用及效用系数。无形资产的效用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效用和生活资料效用。生产资料效用的测量标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效用对劳动量起着约定作用。效用系数通常用0，0.1，0.2，……1，1.1，1.2……表示。系数越大表明效用越大。无形资产效用系数的确定可参考专家和专有技术人员的建议按其作用的大小确定，专家如果认为使用一项无形资产可提高产量100倍，则可将效用系数定为100。
（3）稀缺度及稀缺系数。稀缺度指的是无形资产的稀缺状况以及市场上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通常用稀缺系数表示。在理论上稀缺系数存在0的值，但是当其为0时实际意义及不大，所以我们将稀缺系数定在0.01至1的范围之内。而1则代表着供求平衡时的稀缺系数。系数越小表明越稀缺，反之亦然。
可以看出，复合成本法的优点是可以很好地解释无形资产价格和成本背离的现象，在评估实务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与传统成本法不同的是，它考虑了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生存曲线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生存曲线法主要用来预测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无形资产经济寿命又叫有效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发挥作用，并具有超额获利能力的时间。所有系统，都会随使用年限而退化并最终失效。而失效的时间往往是一个随机变量。生存模型就是以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状态(生命状态)为研究对象的，视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为随机变量，用一个恰当的概率分布函数(生存分布)去描述，对生存分布函数进行统计处理从而预计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
采用生存曲线法预计无形资产的受益期限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六个主要步骤：第一，收集生存数据。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样本进行观测，所有观测点由存活的初始状态转变为死亡状态后试验终止。另外，我们还可以观测市场上同类无形资产的生存、死亡情况来收集生存数据。第二，数据的初步分析，绘制数据图以获取模型选择的一些信息。第三，模型选择，即选择一个恰当的模型去拟合生存数据。第四，参数估计。第五，模型检验。第六，求出无形资产的期望剩余寿命。
（三）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即历史成本双折现及超额收益现值法，是指在无形资产评估时，按被评估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折现值，加上其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和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减去应扣损耗或贬值，来确定被评估无形资产价格的一种方法。该评估方法适用于一切易于获取历史数据的无形资产的评估，重置成本可以获得的无形资产的评估。对于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的评估，该评估方法也是适合的。当涉及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转让和许可权时，该评估方法是不适宜的，因为其评估的结果不易为交易双方所接受。
成本收益双折现法的计算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值=历史成本折现值＋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1）历史成本折现值，即无形资产的历史折现至评估日的值。当评估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易于获取时，可根据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按照一定的复利率折现为评估日的数据；如果评估日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不易或不能获得时，可用其完全重置成本代替之。（2）使用过程中价值积累，即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投入积累。（3）实体性贬值，也称有形磨损贬值，它是指资产在使用或闲置中因磨损、变形、老化等造成实体性陈旧而引起的贬值。（4）功能性贬值，也称无形磨损贬值，它是由于技术进步出现性能优越的新的无形资产，使原有的无形资产部分或全部失去使用价值而造成的贬值。（5）经济性贬值，指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与同性质资产相比活力能力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市场需求的减少、原材料供应的变化、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利率的上升等因素都可能使原有无形资产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贬值。（6）预期超额收益现值。如果至评估日，无形资产才开始出现，则公式中除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外其余各项均为零．这时该评估方法与现行的三种评估方法中的收益现值法等价。
（四）成本收益现值法。成本收益现值法，就是考查评估基准日以前评估对象所费成本，并通过一定的物价指数将此成本调整为评估基准日时的价值(现值)作为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的一部分；评估价值的另一部分是在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各年销售收入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提成率，其提成额除税后作为评估对象带来各年收益，再通过折现求和计算所得的结果，以上两部分之和即为该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由上述可见，该方法同时考虑重置成本标准和收益现值两种标准，它比单一的重置成本或收益现值标准全面，该方法适用于商标所有权价值的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V评估值；C评估对象成本现值；α企业各年的销售额；β所得税率；r折现率；m评估对象经济寿命期分界段。
关键词：形成性课堂评估；反馈；评介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7-0145-03
一、引 言
“Formative Classroom Assessment: Theory into Practice”属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是James H. McMillan教授编写的合集，于2007年7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出版社出版。McMillan是弗吉尼亚州大学教育学教授和市教育研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课堂评估、学生动机和学生成绩，其著作主要有研究方法、评估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于2007年出版“Classroom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for Standards- Based Teaching”一书，另一本“Assessment Essentials for Standards-Based Education”于2008年4月出版。
形成性评估最初提出者是Scriven（1967），认为就发展而言，评估是形成性的，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水平的提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形成性评估的研究认为形成性评估是终结性评估的补充形式，而到了八十年代，形成性与终结性评估的区别性研究成为又一焦点，进入九十年代聚集于教学中运用各种方法实施形成性评估，此时可谓是形成性评估的发展阶段。本书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认识形成性评估比较重要的应用语言学书籍。作者收集了8篇文章，内容丰富，系统有序，深入浅出，使读者感到形成性评估并非高深莫测，而是可运用于课堂教学始终，有效服务于教学的评估方式。
本评介的第二节简介全书内容，第三节浅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二、内容简介
全书正文共分九章，作者在第一章提出形成性评估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然后向读者展示其它8篇文章，介绍形成性评估当前状况及其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发展。
McMillan在首章“形成性课堂评估是提高学生成绩的关键”阐明编写此书的目的和所采用的形成性评估概念、与终结性课堂评估的区别和形成性评估的目的及过程，此章可认为是引言部分。McMillan综合前人理论，认为形成性课堂评估是一系列由教师采用的技能和从事的活动，通过这些技能和活动给学生一定的反馈，然后设计符合学生需求的指导以增强学生学习动机和促进其学习。在使用目的、发生时间、学生参与度、学生动机、教师的作用、评估方法及技能和对学习的影响等方面区分形成性与终结性课堂评估，得出形成性课堂评估优于终结性课堂评估，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和增强其学习动机，这是前者的目的所在。此外简介了其它章节的主要内容，使读者清楚形成性课堂评估及本书的大体结构内容。
Richard J. Stiggins在第二章“征服形成性评估”论述了要征服形成性评估需迎接六方面的挑战和为提高学生表现而使用形成性评估的巨大推动力。挑战包括：重新定义评估的情感动态机制，保证有效评估，为学生学习而运用评估，教师要有效准备评估的形成性应用，为形成性评估提供通道和训练培养团体、校委会和立法机构，这些是准备使用形成性评估原则的教师和管理者将会面临的挑战。Stiggins认为迎接挑战需建立评估情境，使评估产生的结果能准确反映学生学习水平，运用课堂评估及其结果监督、评估和提高学生成绩，给予教师了解实行形成性评估整个过程的机会，校领导也要清楚形成性评估是否有效实施及其差距和发展、完成有效的指导形成性评估的政策。
Dylan Wiliam和他同事在第三章“形成性评估的理论基础”给出理解和应用形成性课堂评估原则的理论框架。框架是教师、学习者及其同伴在三个指导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动态组合，即形成性评估的五个重要策略。他们认为形成性评估不同于终结性评估本质在于评估中所起的作用，并用课堂实例说明此框架，同时展示了如何实施形成性评估原则及注意学生的参与作用、准备活动的调整、形成性的课程和反馈周期。
第四章“形成性课堂评估的扩展观：文献回顾”是Susan M.Brookhart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分析形成性课堂评估，回顾形成性评估概念由教师转向教师与学生，以促进学生以学习为目标的不断发展过程。Brookhart在原工作领域基础上回顾和分析了给予学生反馈的研究和形成性评估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依作者观点，以前的文献回顾强调课堂评估的不同方面及其对学生的影响，但她认为这些文献也体现了传统的评估方式、教师对评估的信仰及认可、课堂评估情境、以明确目标为准且高质量的反馈是有效形成性评估的关键所在、质量不高的课堂评估产生的负面效果、学生学习动机、学生参与度、评估的效度和信度及形成性课堂评估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她的激励学生努力提高成绩的课堂评估理论框架是设计形成性课堂评估研究所需的重要资料。
下一章“形成性课堂评估与本杰明•布鲁姆：理论、研究与实践”是Thomas R.Guskey以学习理论为背景来研究评估，详说精通学习（Mastery Learning）理论如何应用到形成性评估中，讨论形成性评估中的基本原则，研究中支持的学习与评估思想直接说明形成性课堂评估所完成的内容，所以再次提起精通学习理论并强调反馈、高质量的指导性更正、知识的丰富扩展和指导教育的调整，使我们意识到布鲁姆创新性成果与课堂评估相关。此过程中的反馈是精通学习的关键所在。二至五章呈现了形成性评估的相关理论、研究及课堂中的实施方式，而接下来两章论述国家和州强加的大量的责任制测试。
第六章“运用形成性课堂评估进行高投入测试的含意”检测国家和州测试政策授予教师使用形成性课堂评估权利的含意。大范围州的评估和形成性课堂评估所服务的目的是不同的：前一个是学习的评估，后者是为学习而评估。此章说明评估的两个作用可在学校、教师和学生有外在的责任制测试压力的情况下为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而共存。另外，形成性课堂评估的使用能进一步增强高投入测试的积极作用且减轻因此产生的负面结果，换言之，成绩是学生学习过程的体现，而不只是分数的增加。由此，形成性课堂评估的大力使用可改善高投入测试效果。
Gregory J.Cizek在第七章“形成性课堂和大范围评估对未来研究与发展具有的含意”中着重于形成性目标的课堂评估与大范围的成绩测试之间的关系，建议努力通过有效的形成性评估提高学生学习并阐明二者关系。作者从不利于学生个体决策、耗时、有偏差、不考虑学生特殊需求和无效度方面批判大范围成绩测试，并以此为跳板展示形成性课堂评估的优势及对大范围测试起到的补充作用。另外，大范围测试更科学化了，如小范围的分数分析、符合课程标准、偏差分析和测试的适时调整，这对于形成性评估的研究有一定含意。但如今形成性评估在使用、教学重要性和效力方面还远不及大范围测试，所以要提升形成性评估的地位。形成性评估必须联系已接受的内容标准，融到连贯、综合的评估体系中，生成教师可采用的个体诊断信息，避免偏差和加入评估的适时调整，这是对形成性评估的更高要求。
最后两章着重于形成性评估原则在文、理科课堂上的实际应用和教师如何运用前几章提到的思想和规则过程。
第八章“自然科学和数学课程中的形成性课堂评估”，讨论了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学过程中实施形成性评估的具体步骤。此章视学习为理解和掌握学科本质的渐进发展过程，此过程中新知识与学生已存知识框架相连，同时教师需用适当的方法，如问答、讨论、观察等，收集与学生已有的相关技能和思想，并阐释与下一步学习的关系，最后寻找并采用适合下一步学习的策略。教师可通过调整教学，给予学生反馈，让学生参与形成性评估等策略进行此过程，但要注意交流目的及质量标准，且以学生为中心。实行形成性评估的教师要始终将形成性评估容纳到课程计划中：时刻考虑评估目的，采用何种方法收集相关信息，如何运用这些信息服务于学生学习，以上方面是教师操作形成性评估过程中需要把握的要点。
在最后一章“英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中的形成性课堂评估”Bethan Marshall关注英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每天运用形成性评估的教学情节，通过对比分析同一学科教师使用不同评估方法所产生的不同教学效果，向读者展示形成性评估对学生学习的积极影响和文科教师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形成性评估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Marshall对形成性评估在文科教学过程中应用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学生是独立学习者的教学思想与学生参与其中及有效交流、学生自评、他评等形成性评估原则及方法基础上的。此研究着实是形成性评估在文科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成功范例。
三、简要评论
以上简要介绍了全书各章节的内容，下面简评此书。
本书结构清晰，系统有序，内容丰富。第一章作者向读者说明编书的目的，介绍形成性评估概念及其它章节的主要内容；下一章展示了实施形成性评估需面临的挑战和使用它能改善学生学习状况的巨大动力；而第三、四章是此书理论部分的核心：形成性评估原则、方法、所需注意问题和从不同角度重新分析形成性评估；第五章在精通学习理论中分析形成性评估。不难看出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本书中形成性评估的理论部分。第六、七章从高投入、大范围测试的不足之处出发，结合形成性评估的优势来减少此类测试的负面影响，同时阐释了在教学中使用形成性评估的必然性，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形成性评估。最后两章介绍和论述了形成性评估原则在文、理科教学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此书可谓是形成性评估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完整系统。
至今很少有如此清晰、集思广益、实用性较强的合集。笔者认为Harry Torrance和John Pryor合著的“Investigating Formative Assessment”涵盖了课堂评估的复杂性、用来反映学生行为、认知方面的发展和学习成绩所使用课堂评估的方式、教师使用不同的反馈对学生学习和动机产生的不同影响等，它对教师及形成性评估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是宝贵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资料，而“Formative Classroom Assessment: Theory into Practice”一书是形成性评估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有机系统，是不可多得的包涵形成性评估理论框架、深入研究和成功实际应用先例的一本珍贵合集。另外，该书是McMillan、Stiggins、Guskey等十位世界上有名的形成性评估专家的思想及理论到实践的综合性的有机汇总，所以这是一本实用性较强、集思广益的关于形成性评估的合集。
从国内外来说此书中的形成性评估在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方面是比较新的，这是本书的另一特点。国外Scriven（1967）提出形成性评估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学生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后出现形成性评估是终结性评估的补充形式（Lynch，2001）的观点到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在决策类型（Bachman，1990）、使用时间与作用效果（Sadler，1989；Torrance & Pryor，1998）、目的（Hedge，2002；Sadler，1989）和理论与教学的出发点（Leung & Mohan，2004）方面的区别研究成为焦点，最后运用形成性评估对私立学校的教学项目（Brown & Kiernan，2001）和课程（Lynch，2001）、课堂教学中的交互过程（Alderson & Beretta，1992）进行评价，并调查形成性评估如何促进教学发展（Brown & Kiernan，2001）及对学生学习的影响（Gill，2004）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因此，从形成性评估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说，此书的形成性评估在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方面是比较新的。而国内对形成性评估的研究起步很晚，李筱菊（1997）提出形成性评估在测试中应用的思想。国内对形成性评估的研究主要是评估的方式和影响（苏鹏，2005）、实施策略（赵亚儿，2005）、与国家教育部的《英语课程标准》相联系（王红艳 解芳，2004；夏纪梅，2005）、在大学英语教学（曹荣平等，2004）和多媒体教学（周娉娣 秦秀白，2005）、小学教育（斐希山，2006）中的应用及其特点，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楼青 傅慧英，2007），及在编著中研究形成性评估（罗少茜，2003）和主张从终结性评估转向形成性评估教育改革（束定芳，2004）。故从国内形成性评估的发展来看，此书的“新”证明它是国内形成性评估研究十分值得参考的文献。
最后，笔者认为该合集没有较系统地介绍形成性评估的方法。实施形成性评估可采用师评、他评、自评、档案袋、反馈、问卷、面谈、对话等方法，但此书未详细系统地予以阐述其概念、原则及大体步骤。一定程度上影响形成性评估在教学中的有效实施，降低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为更好地运用形成性评估和达到良好效果，教师除掌握形成性评估理论，还要多了解、掌握及运用不同的科研方法。
总之，本书是读者深入理解形成性评估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系统化的合集，认识形成性评估的理论框架、对教学产生的积极效果、广泛应用及其发展前景，所以此书是一本值得研读的教学法参考书。
参考文献：
[1] Alderson,J.C.&A.Beretta(ed.).Evaluating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 Bachman,L.F.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3] Brown,J.L.&N.E.Kiernan.Assessing the Subsequent Effect of a Formative Evaluation on a Program[J].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2001(2).
[4] Gill,J.Investigating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Formative Assessment: Developing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Z].This summary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National Teacher Research Panel for the Teacher Research Conference,2004.
[5] Hedge,T.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6] Leung,C.&B.Mohan.Teache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Talk in Classroom contexts: Assessment as Discourse and Assessment of Discourse[J].Language Testing,2004(3).
[7] Lynch,B.K.Language Program Evalu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8] Sadler, D. R.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the Design of Instructional Systems[J].Instructional Science,1989(18).
[9] Scriven,M.S.The Methodology of Evaluation[A].In Tyler,R.et al.(ed.).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C].Chicago:Rand McNally,1967.
[10] Torrance,H.&J.Pryor.Investigat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M].Buckingha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
[11] 曹荣平,张文霞等.形成性评估在中国大学非英语专业英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J].外语教学,2004(5).
[12] 斐希山.小学英语形成性评价探索与实践[J].教育实践与研究(小学版),2006(11).
[13] 李筱菊.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14] 楼青、傅慧英.试论大学英语教学形成性评估[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7(3).
[15] 罗少茜.英语课堂教学形成性评价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16] 苏鹏.论“形成性评价”[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1).
[17] 束定芳.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8] 王红艳,解芳.新《课程要求》与形成性评估手段的应用[J].国外外语教学, 2004(4).
[19] 夏纪梅.解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J].外语界,2005(2).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正确评估企业价值，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以此不同程度的满足市场上各参与者的需求。
关键词：Rappaport模型；价值评估；折现率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the escalation of investors’ financing no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merging， the demands of accurately predicting the value of the firm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study the Rappaport model， which is a famous model， finds the advantage of the model， and wants to give some suggestion to improve the model so that the model can be more suitable in China’s market.
This conclusion is helpful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firm， and then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market participators more or less.
Key words: Rappaport model; value evaluation; discount rate
目 录
一、序言1
二、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1
三、Rappaport模型介绍3
四、案例研究与分析3
（一）案例介绍4
（二）运用Rappaport 模型评估L公司价值6
（三）Rappaport模型的适用性分析8
五、结论与局限性10
（一）结论10
（二）局限性与建议10
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12
一、序言
企业并购， 通俗的来讲，就是企业之间的合并与收购行为。企业合并是指两家或更多的独立企业合并组成一家公司， 常由一家占有优势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中国《公司法》规定: 公司合并可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 被吸收的公司解散， 称为吸收合并。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 合并各方解散，称为新设合并。收购是企业通过现金或股权方式收购其他企业产权的交易行为。合并与收购两者密不可分，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企业的产权交易行为。合并以导致一方或双方丧失法人资格为特征。收购以用产权交易行为的方式( 现金或股权收购) 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力为特征。由于在运作中他们的联系远远超过其区别，所以兼并、合并与收购常作为同义词一起使用， 统称为“ 购并”或“ 并购”， 泛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由于对企业的正确估价将直接影响到是否进行并购决策，因此，在投资市场上，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坚持不懈的研究企业价值评估的模型。
对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需求来源于市场，它在并购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企业并购估价对并购决策起决定作用，企业并购的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使企业价值最大化，那么企业在做出并购决策之前是必要进行并购的可行性分析，而可行性研究分析主要目的在于判断待选目标是否值得并购；其次，并购过程中进行估价有助于并购双方不断发现和挖掘目标公司的潜在价值。其实对目标公司的估价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仅是对该公司现有的价值进行评估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深入发掘价值源和价值驱动因素的过程；最后，企业并购估价能为确定并购成交价提供参考并有助于双方避开并购价格风险，企业并购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易，众所周知，交易价格的确定常常是并购双方谈判的焦点，双方对标的资产所做的估价往往差别很大，一般来讲，价值的高估或低估将直接决定着双方所要承担并购价格风险，因此，借助于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将有助于消除双方承担并购价格风险。
对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模型有很多，其中Rappaport模型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A1ned.Rappaport 提出的并购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该模型在理论上来说是最为科学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运用Rappaport模型进行价值评估的案例进行分析，从而研究其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用，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该模型提出可行的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上述引言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内容、目的、意义的介绍；其次是对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回顾；第三部分是对Rappaport模型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对案例进行介绍，并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观察Rappaport模型的估价能力和适用性；最后是结论和根据Rappaport模型的局限性提出的一些建议。
二、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出现是适应市场的需要，经济越发达，市场交易的行为就越多，企业价值评估就显得越发达。19世纪中后期，现代评估业就随着欧美等国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特别是不动产评估得到充分重视和发展。由于评估实践的发展急需理论指导，因而与评估相关的理论体系逐步从传统经济理论中分化独立出来。马歇尔成为第一个探讨评估方法（尤其是不动产评估方法）的现代经济学家，他提出和发展了许多在现代评估理论中广为应用的概念，在马歇尔的影响下，以探讨评估、调查方法并提供经严格定义的价值为主要内容的评估理论最终与价值理论分开，形成了现代评估理论的基础。
对企业价值的判断最终是需要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计量方法的。对企业机制进行量化计量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艾尔文费雪的资本价值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的价值评估理论。他们从分析资本与收益的关系入手，利用财务分析和计量工具奠定了现代企业价值评估论的基础。 早在1906年，艾尔文费雪就在其专著《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中完整地阐述了收益与资本的关系及价值的源泉问题。 费雪于1907年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利息率：本质、决定及其与经济现象的关系》，在分析利息率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资本收益与资本价值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资本价值评估框架。1930年，他又出版了《利息理论》一书，该书提出的确定性条件下的价值评估技术，是现代评估技术的基础之一。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第一次系统地把不确定性引入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体系。他们对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所作的精辟论述，解开了企业价值评估史上的“资本结构之谜”，并在此基础上，于1961年第一次系统地对企业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和证明了企业价值评估的四种方式。1963年，他们就存在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提出了存在公司所得税状态下的企业价值评估理论和模型，为企业价值评估理论导入推广和应用阶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价值评估起步很晚，正是由于起步较晚，在评估理论、评估方法及指标体系的建立方面基本是借鉴或沿用了发达国家的最新成果，因而起步较高，与国外并无太大差别，在评估理论研究方面与发达国家也基本处于相近水平。我国的资产评估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我国至今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在评估方法上，对于单项资产评估经过模仿和探索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但对于企业价值评估还刚刚起步。对于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多散见于资产评估教材中，很少有对企业价值评估的系统论述，大多是将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移植于企业价值评估之中。
企业价值评估常用的有三种方法：现金流量折现法、成本法和市场法。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期权定价模型也在尝试着运用于企业价值评估。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评估目标企业价值的模型可广义的分为基于收益、资产和现金流量这三类。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较为适用的方法还有比较价值法。比较价值法就是选择与目标公司在规模、主要产品、经营时间、市场环境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相类似的几家上市公司组成一个样本公司群体，通过计算出样本公司群体中各公司股权的市场价值与其他相关指标的比率及其平均值，参照目标公司相应指标，来推断目标公司股东权益市场价值的方法。 目前，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期权定价也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得到了发展和运用。期权定价的研究在20世纪一开始就由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奠定了基础，在1973年由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期权定价的论文《期权和公司债务的定价》。
三、Rappaport模型介绍
Rappaport模型，又称贴现现金流量法，该模型是由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A1ned. Rappaport提出的并购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他在其1986 年出版的著作《如何创造股东财富》中充分论述了各种估价参数怎样与并购企业的发展战略相结合，从而增加股东财富，实现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Rappaport模型是利用了贴现现金流量的原理，对目标企业以持续经营的观点来合理估计其未来的现金流量，然后再用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折算为现值，从而得出目标企业的评估价值。该模型的公式几个变量说明如下：
式中：P：为目标公司的价值；
Fi：表示第i 年目标公司的现金流量；
r ：为企业资本成本，即折现率；
t ：为现金流量的预测年限；
Ft：为预测期末的公司残值。
Fi表示第i年目标公司的现金流量。该现金流量并不等于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流量净额或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是指扣除企业的日常生产所需流动资金、未来发展所需的资本支出和应付税款后，可分配给债权人和股东的现金流量。它等于企业息前税后营业利润加折旧与摊销减去营业流动资产增加和资本支出后的余额。
r为企业资本成本，即折现率。折现率是将未来现金流量折算为现值的比率。是考虑投资风险后的折现率，是投资者提供资本所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也代表了企业为获取资金所必须支付的最低价格、即资本成本。这里所指的资本成本不是并购方企业自身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而是并购方投资于目标企业资本的边际资本成本。关于折现率， 一般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
t 为现金流量的预测年限。并购方确定的预测期不可能是目标企业的整个持续经营时间。预测期太短或太长，均会影响预测的准确性。一般考虑并购企业拟定的战略和投资能够影响被评估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年份；能合理估计资本支出的年份；预计目标企业经营利润率提高的年份，以及分析人员对被评估目标公司未来各年经营和财务预测的自信度， 预测期一般为(5—10) 年，以10 年最常见。
Ft为预测期末的公司残值。企业残值是指在其持续经营的计划年限终止时，其整体所具有的价值。由于不能理解为企业设备的残值，因而不能用设备的残值估算方法来衡量。企业残值的估算方法，一般可以假定计划年限终止时，企业进入成熟期，其现金净流量将按照一个较为稳定且较低的比率无限期地增长， 这个期末价值反映了公司资产在预测评估期以后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
四、案例研究与分析
随着企业并购浪潮的席卷而来，企业价值评估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在我国，目前有着许多企业评估的方法，但是从理论上来说，Rappaport模型是较为科学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因此，理应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
本文通过选取F公司拟收购的L公司为例，研究Rappaport模型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用。
（一）案例介绍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在多元主义理论、系统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进行建构研究，研究结果有:评估主体建构以混合评估主体为佳、评估标准建构以综合评估标准为佳、评估目标建构以多元评估目标为佳、评估方法建构混合评估方法为佳。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政策评估;建构
1前言
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1］的重要指示，“精准扶贫”一词进入公众视野。2017年3月8日两会期间，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现在扶贫关键是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2］。毋需讳言，“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其落实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亦是阻碍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沉疴与顽疾。农村，作为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所需帮扶之“贫”不仅仅是农村层面上经济的“贫”，更是农民层面上精神的、身体的“贫”，欲要实现农村真正意义上“脱贫”，亟待以农村体育工作为抓手，推动落实“精准扶贫”战略。遗憾的是，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作为农村体育这一抓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甚少，鲜有成果，而其体系构建，更是无人问津。因此，本文旨在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进行厘定，在理论模型下对其体系进行建构，将有利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广与实施。
2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界定
欲要建构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必先厘定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因概念是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基本理解与诠释，概念的模糊，必然造成实践的混乱。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概念，须依据其上位概念“农村体育”与“政策评估”进行界定。我国学者卢元镇教授认为农村体育是“在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以农民为主要参与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3］。而虞重干教授将农村体育界定为“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其活动主体是广大的农民”［4］。根据上述概念即可达成一个共识，农村体育是以农村地区为活动范围，以农村居民为活动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厘清了农村体育的概念后，政策评估的概念又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政策评估作为政策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在20世纪随着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的发展成熟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而首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专家学者对政策评估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谢明在对政策评估一词进行研究后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对政策实施中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利用这些政策相关信息，对政策结果和政策未来走向作出基本的判断”［5］。而陶学荣等学者则将政策评估界定为“政策评估主体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实施后的效果、效益与效率进行的分析、比较与综合后所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6］。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公共政策的现实理念，笔者认为，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是指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与事实标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体育政策的效果及效益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达到改善政策结果，预测政策未来走向，从而增强农村居民体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目的的价值判断。依据政策评估的过程划分方式，可将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划分为事前评估、过程评估及事后评估。
3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
实现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良性反馈，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良性的评估机制体系，而本文将运用两个模型对其进行架构。
3．1多元主义理论模型
依据政策学多元主义模型，从整体上将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划分为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几个模块，筛选出混合评估主体、综合评估标准、多元评估目标、混合评估方法的评估方式(如图1)，力图突出多元主义模型的核心概念———政治权力高度分化。
3．2系统论模型
依托系统论中“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再输入”程序反馈基本原理，基于农村体育政策的演化过程构建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施行效果—政策返回及修正”的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如图2)。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是政策评估系统的运行平台，其系统中的每一个过程反馈均会重新作用于政策的返回及修正，以便政策的更新与完善。如政策施行效果过程，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施行效果—与预期效果对比—找出偏差—修正偏差再制定”来运行。
4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体系建构
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还未形成。纵观政策评估领域，主体多为政府部门，即政策的制定者就是政策的评估者，或称为自评估。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也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制定。此种评估方式虽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事效率较高，速度较快，但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对于基层居民的需求了解较浅，容易形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未能全方位、高精准地对政策进行评估，从而达到政策评估的预期效果。由此，本文欲对多种评估方式进行利弊分析，力求在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几大模块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
4．1评估主体建构
4．1．1高校专家评估
主体高校专家评估主体是指由我国高校的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高校尤其是体育类院校对于体育方面的知识掌握较多，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特点，对农村体育政策的评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4．1．2农村基层管理者评估
主体农村基层管理者评估主体是指由我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管理者所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类主体的组成人员皆为农村基层人员，长期于农村一线工作，具有本土性、基层性、普遍性的特征，对于农村体育现实情况较为熟悉，能够充分把握和反映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同时，基层管理者作为管理人员，便于督促国家政府制定具备特殊性和针对性的农村体育政策。但此种主体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基础较差，容易对农村体育政策的客观性、权威性造成影响，实施较为困难。
4．1．3商业性评估
主体商业性评估主体是指由商业公司、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种主体顺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时代需求，可以有效地协调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沟通，合理地配置政策资源，使国家、农村居民利益最大化。但囿于商业团体追逐利益化的诟病，可能会造成缺乏公平、利益失衡和其它市场性问题。
4．1．4混合性评估主体
混合性评估主体是指由政府组织、高校专家、农村居民、商业公司和企业等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种评估主体符合多元主义核心理念，兼具政府部门的集中性、公平性，高校专家的权威性、专业性、独立性，农村居民的基层性、亲民性，商业公司、企业的市场性、高效性等特点，能够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对农村体育政策进行全方位、高精准的评估，不失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建构的不二评估主体。
4．2评估标准
建构标准，据其字面意思理解为“标榜、准则”，而较为深层的理解是衡量某一事物发展是否正确的范式、榜样。由此，标准的确立对于事物发展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工作应采取何种标准，便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瑞典学者Vedung在其专著PublicPolicyandProgramEvalu-ation中针对政策评估标准问题，归纳出了3大模块———效果模型、经济模型与专业模型。本文依据我国农村地区体育的现实状况，将选取效果模型中的综合评估模型、用户导向模型与经济模型中的效率模型3种可行性较大的评估模型进行分析，而第3类专业模型(专家参与指导)因专业性要求较高，由此仅在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中提供参考意见。
4．2．1综合评估模型
一项政策的落地，犹如一件商品须经过投入—实施—产出的工作流程，而一项政策的评估，如果仅从实施的效果来进行探究未免有失偏颇，缺乏针对性，应有的理路是将各个阶段的实施全部纳入评估的体系当中，形成综合评估模型。与其它评估模型相比，综合评估模型具有的优势在于:1)将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全部纳入评估体系，具有公正性，全面性;2)对于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较为透彻，具有针对性，便于对症下药;3)切合多元主义理论核心理念，能够将权力高度分化，乃是构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的最佳评估标准。
4．2．2用户导向模型
用户导向模型与综合评估模型相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综合评估模型是基于政府的角度所制定的标准模型，而用户导向模型是站在农村居民的立场所提出的标准模型，旨在表达农村居民的需求，关注点等。此种模型所具有的优势在于:1)能够较大范围的涉猎农村居民对于体育政策的需求，具有普遍性;2)能使农村居民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参与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工作，具有亲民性。但是，此种模型立意角度较狭小，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农民之间有效的“上下”联动作用，局限性较为明显。
4．2．3效率模型
农村体育政策的效率，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便是政策的投入与产出比值，即某项农村体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与该政策所产出的效果的比较。该种标准模型有助于得出统计数据，实现理性分析，能够顺应当今时代体育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较为直观地展示出政策的有效指数，具有客观性。然而，此类模型重效率、轻公平的弊病一览无遗，一味地追求高效率、高回报，忽视了人类的主体性。因此，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
4．3评估目标建构
评估目标，是评估主体采用评估方法等措施进行评估后想要达到的境地或得到的结果，即一种追求的理想状态或价值目标。囿于“强健筋骨”，“休养生息”的传统体育观念，当前我国的体育评估目标被框制局限于单一的强身健体价值目标，缺乏全面的、长期的、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目标，未能有效地推动我国体育工作朝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据学者调查，我国城镇居民对体育的作用与价值的排序为:强身健体＞娱乐休闲＞欣赏＞发展经济＞教育＞旅游＞其它［8］。由此表明，囿于政策评估目标的单一性，我国城镇居民对体育活动的主要关注点多在于强身健体，价值目标取向单一，并逐渐造就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掣肘。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单一评估目标必然是无法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为有效实现农村体育政策科学化、全面化发展，应然的理路是将体育评估目标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活动等围绕在农村居民身边的要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相关体，实现评估目标的多元化、综合化，从而促使农村体育发展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强力抓手，农村地区发展作为农村体育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4．4评估方法建构
在进行了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的建构选择后，评估方法的选取也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评估方法贯穿于评估工作的整个流程当中，对评估工作具有支柱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将评估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4．4．1定量评估方法
当前，常用的定量评估方法有文献计量、专利数据统计分析、经济计量学方法、投入—产出分析，动力学模型分析等。此类方法通常采用大数据分析，指标易精确量化，能够简单、直观地看到农村体育政策本质，得出结论。但此类方法由于对质的区分较为困难，因此遇到某些特殊案例时难以使用。
4．4．2定性评估方法
在我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定性评估方法有同行评价、问卷调查、当面访谈、电话采访、案例研究等。此类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深入案例之中，处理多面概念问题，反映农村体育政策的复杂性、特殊性、抽象性。但此种方法未能大批次地处理普遍数据，带有局限性。
4．4．3混合评估方法
混合评估方法，即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的混合使用。此类方法契合多元主义理论模型，能够有效弥补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单一使用时的不足，有利于充分发挥两类评估方法的优势，乃是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然理路，从而推进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科学化、全面化发展。
5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扶贫工作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后，再一次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和活力。但是，“精准扶贫”战略在落实时亦面临众多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厘清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构建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不失为促进农村发展的理性选择。仅有立足政策评估模型，结合农村地区现实状况，科学地、全面地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进行建构，才能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地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参考文献:
［1］人民网．扶贫新论断: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和精准扶贫［EB/OL］．
［2］中国网．解读两会重要讲话:精准扶贫永远在路上［EB/OL］．
［3］卢元镇．社会体育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3．
［4］虞重干．体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0(1):39－40．
［5］谢明．公共政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36．
［6］陶学荣，崔运武．公共政策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295.
一、问题的来由和分析
中国证监会2004年的第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对收益现值法使用预测收益数据和评估结果提出了严格的刚性规定：与实现的利润相比低于0～10%内是不需要进行解释工作的；10%～20%应当做出解释和道歉；超过20%时需要被审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2004年第03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当暂停交易。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当交易值与评估价值之间差异超过10%应当暂停交易。资产评估理论对于评估精度也规定评估的精度应当达到10%，房地产评估教科书有15%的规定。
这些都是针对评估的精度或者误差，尤其是关于收益方法。但是：评估理论上对评估的精度或者误差问题无明确的分析，教科书也没有给出科学的解释，很少人对此进行研究，今天这个问题已经牵涉到评估师的法律责任。本文的中心是：围绕评估误差的产生从系统误差角度分析，以期望实现90%的精度要求。让大家衡量是否可以达到这个精度，怎样达到这个精度。对此问题的分析我们采用了收益现值法为典型对象，接着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和讨论评估的性质，以得到对于评估的综合评价标准。
二、一般的背景和分析工具
（一）评估的内部工作的系统分析
对于使用收益现值法评估，我们首先整理从理论模式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步骤：1.建立基础理论；2.设定资本化率或收益率为已知；3.建立数学模式库；4.判断收益流和求取资本化率；5.选择数学模式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前面的步骤是现有的三个理论步骤，后面的步骤是我们进行操作时的步骤。这个整体安排对于目前解决实际评估问题是必须的，在历时性的操作层面上也是必须的。
（二）评估工作外部环境的系统分析
评估工作的外部环境系统就是总的社会系统：包括法制、经济、技术、市场等，基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评估工作，所以给出具有时间先后性的完整的交易评估的背景程序：1.国家、市场提出资产交易和评估的要求；2.资产评估行业接受评估业务进行评估；3.市场或者交易相关方依据评估结果或报告进行交易；4.实现和完成交易。
（三）误差或精度分析的一般工具或理论
目前的评估理论或实际工作都没有提供一套现成的衡量评估精度或者误差的方法，因此必须从外部或者相关的领域来获得解决问题的工具。评估误差作为误差应当有误差的共性，也应当有其个性。一般的工程测量误差理论、数学的统计方法、数学的数值分析科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工具。
首先引进一般的测量误差理论和概念：（1）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指在同等观测条件下进行一系列观测时，误差出现的符号和大小均相同或按一定规律变化。（2）偶然误差：指误差出现的符号和大小都表现为偶然性，这种误差叫做偶然误差，也叫做随机误差，是许许多多微小偶然因素的综合影响。（3）中误差和极限误差，根据误差原理，通常用偶然误差的中误差作为衡量误差大小的指标。
（四）使用极限误差来衡量评估的精度
极限误差的定义： 观测值-真实值，那么对于评估就是：评估极限误差=评估值-实际价值或者评估极限误差=评估值-交易值。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的规定都是以评估极限误差=评估值-交易值为最后的标准来衡量评估精度以及评估工作的。但是这个误差我们无法事先计算和知道，甚至事后也不一定准确的知道。本质上这是一种预测，而且这种预测是一个精度逼近的过程。必须明确和强调的是评估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评估的准确的极限误差。因为在未来没有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未来等于现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和怎样达到这个目标？
（五）系统误差的分析
按照一般的误差理论：在存在系统误差的前提下，偶然误差的分析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首先应当解决的是系统误差，同时找到了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就可以消除系统误差。用一个简单的比如来说明此点：使用一把有毫米刻度但是短了2厘米的尺来量物体，得到一组数据：84.52，84.53，84.54，84.52（单位：厘米），偶然误差讨论的最终是小数点后第二位估计数的偏差问题，可是这批数据却存在2厘米的系统误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分析使用收益现值法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和方面。这也是前面之所以给出两个相关系统（收益现值法的内部系统、评估的外部系统）的原因。
三、评估内部工作系统的分析——理论和数据的分析
（一）收益现值法的应用问题
收益法在各种实际操作中有一定的困难。总结如下：一是确定性的收益现值法理论模式与不确定性的现实的不匹配；二是资本化率或者贴现率的操作手段只是逼近内部收益率。其原因在于：1.资本化率的非独立变量本质和定义的循环性导致共时性分析时无确定解或无解。2.对于未来预期必然是困难的。这样就导致评估精度方面必然有隐患，这是理论的责任和实务的无奈。
当然评估界在尝试各种解决的办法。解决的方案有两个：1.将不确定性理论、模糊理论、概率理论、非线性数学等引入对于预期的分析；2.放弃对于未来预期的深度和长远分析，从现在和过去的角度，以市场观察的方法，使用效用分析理论来分析收益与价值之间的稳定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形成规律或运用于评估对象。
（二）评估的数据来源的分析
评估是怎样得到基础数据的？这样就要讨论评估是怎样工作的或者说评估工作的性质。具体来说：统计、调查、研究市场、企业和基本的国情，应用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使用科学理论、工具或方法来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无法像测量那样有激光测距仪或者哪怕是一把简单的尺来度量评估的基础测量数据，这一切都只是一种观察统计分析的结果。在这一点上，评估没有硬工具，只能够广泛的使用——统计分析、建立数学模型、预测等这样的软工具。这样就不可避免做一些有误差的事情。这样就引申出一个结论：评估工作首先应当解决定性的问题，再解决定量的问题。对于评估的评价也应当注意这个方面。
四、评估的外部环境的系统分析——交易的参与
我们以上的工作还只是假定不与实际的或者事后的交易值这个数据进行比较，也还只是分析第一个系统——评估的内部工作系统，没有考虑事后的交易问题。但是现实的要求是：不仅仅要考虑评估结果与交易的关联，还有要承担精度责任的可能；还有未来若干年的现金流量的问题，因为通常使用收益现值法评估需要将预期的收益贴现。所以必须进行外部系统的分析，看看这个方面对于评估的精度或误差有什么影响。本部分讨论交易这个环节的评估处理。
（一）交易分析的困难
老实说考虑事后的交易，处理未来的事情对于经济学理论和评估工作是困难的。目前，一般的评估理论是不考虑评估以后进行的各种特殊的、具体的交易情况，当然评估理论给出了各种价值标准。但是从局部来看（起码收益现值法理论模式）这个标准跟不上丰富的实践。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1.评估价值通常是公开市场价值这样一种理想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现的个别的价格。当然也有考虑的但是并不是理论的自觉。如：市场比较法考虑对于不正常的交易情况进行修正，房地产估价规范在处理拍卖价值的评估时要乘一个折扣（实际上折扣是小于1的数）。2.交易理论怎样彻底纳入评估理论大家意见没有统一，也没有彻底的好办法。
有必要对于市场和交易进行简单研究：众所周知资产或者商品市场有不同的分类或表现为不同的结构。以下只是给出几个简单的概念。比如市场有：一手市场、二手市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公开市场、特定市场。交易有：强制交易、自由交易、关联交易；真实交易、虚拟交易等。按照一般的市场理论和交易理论：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其中交易是市场这个系统概念的核心机制；可以认为不同的交易决定了不同的市场。按照理论经济学的“一种市场决定一种价格的观点”（所以微观经济学划分了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四种基本的市场），交易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进入不同的细分的市场。所以不同的交易（交易的时间、时机、交易双方的能力和力量的对比、交易的方式、交易的动机等）交易物会有不同的价值实现和表达方式。
上面的文件都涉及到评估理论考虑交易环节的需求，更多的需求来自经济活动。评估要不要考虑具体的交易？
所以困难是两方面的。困难1：对于未来预期的困难，尤其是对于中国国情、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困难；困难2：怎样在所有的评估理论中纳入事后交易的分析从而在事先得到事后的价格，理论上用什么工具。
（二）解决困难的办法
对于困难01 如果不是遥远的不可估计的预期或者未来，经济学还是有办法和自信的。不过我们要指出：现金流量的预期有些是不可预期的。本文讨论困难2解决的一种思路：评估理论总体上自觉的考虑纳入交易这个环节，进行或者交易的效用分析；对于收益现值法，基于收益的效用分析的思路，引进效用价值理论，进行事先的市场的交易效用分析。
事实上，交易的深刻和准确的系统分析是一项信息量极大的工作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思维上我们只能够从已知来推测未知；理论上使用边际效用的工具和思想；实践上我们是总结分析过去和现在市场的规律来进行评估方面的交易分析；在评估方法的具体模式上将其作为单独的一个模块单元来处理。
还要解释一下：效用分析理论首先是一种价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用他来论证均衡价格的实现，但是评估使用的效用价值理论却可以是倒过来的东西——我们将过去或现在的价格当成是已经实现的均衡，从而在均衡的基础上来求效用价值；对于边际效用在价值论里有点神秘，但是在评估里面是简单的，也就是任何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析都是边际分析，评估看重的是边际分析的技术手段；用什么来表达效用，经济学理论一直有不同看法，但不是没有办法，评估就使用货币或者成交的价格来表达效用。应当指出：现实的评估工作有的人就是这样干的。
五、评估的外部环境的系统分析——其他因素的参与
（一）其他与精度和误差有关的因素
评估人员、评估的社会定位、评估被赋予的性质等等都将影响评估的精度。
从误差理论看评估人员实际上是典型的不等精度观测，也是系统误差的一种。不同的评估者将导致不同的评估精度或误差，就好像不同视力的人们观测物体，会得到不同的清晰度一样。其中关键因素是能力，但是原因不仅如此比如道德等。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的能力因素是评估误差甚至错误的一个基本的来源，但是道德等已经超出科学的范畴，从科学角度来分析评估的误差或者精度是不讨论道德这些问题的。不过基于本文系统讨论的目的，因此还是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评估的性质。
（二）评估的性质
不管评估自己怎样认识自己和进行定位，社会的不同群体总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对于评估的定位和要求。科学、政治、经济是三个应当考虑的问题。
1.经济体系上：评估存在的经济学原因是作为中介能够节约交易费用，这是被经济学所证明的一件事实；评估本身通过自身的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参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工作。评估的社会的、历史的、制度的原因是：针对财务信息的不能够完全真实的理论或实际的原因，对于财务表达的资产进行再评价；财务和市场都没有直接显示价格的领域；国有资产的问题的集中解决评估界的参与的必然性；开放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进程要求；专业工作的优势等。
2.在政治体系中：首先是一种社会运行的资源，他的作用是经济体系的中介或服务工具。同时被赋予其他的很多的社会职能。政治判断涉及价值判断：一个基本的分歧是评估工作是鉴证还是咨询？鉴证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被理解为裁判，评估有时被理解为裁判，这样导致很多的引至的问题。比如为委托方服务好像就影响评估的科学性、公正性。
3.从科学角度判断：评估具有分析、预测性质，咨询和研究的性质，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具体来说：统计、调查、研究市场企业和基本的国情，应用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使用科学理论、工具或方法来进行工作。
我们指出：科学判断、价值判断、政治判断对于评估总会有不同的可能，是矛盾的要求，所以就是评估科学上正确还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或者干扰，而且评估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不能够完全的脱离价值判断。
总结产生评估的系统误差的原因有：收益现值法等的可能的理论问题导致操作困难；评估数据来源比较工程观测的困难（当然数据也会产生偶然误差）；交易环节的缺失；评估师或者机构与社会的矛盾要求。工程上消除系统误差的原因可以到达精度的目的，但是评估要消除误差原因确实要不断的努力。要明确的是分析评估误差的最终目的是“一、为了评估理论的完善；二、不让误差变成错误。”
六、对于评估的评价
（一）评估的困难和努力
前面已经指出了评估的部分困难，评估面临的根本困难是：面临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导致交易的未来性、预期的未来性、参数的估计性，预期收益贴现理论的不完善性。
还要指出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依据和参考评估结果进行交易以后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与评估结果没有必然联系；评估结果以及评估过程对于收益的预测不是经营成果的充分条件，有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对于现金流量的预测不是所有收益方法的必要条件。
但是评估界和理论界正在努力地解决问题。比如：就评估总体而言会综合使用其他的评估方法来得到评估结果；就收益法而言有整套的方法体系：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基于贴现的收益法、基于比较的、统计的收益法等；所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评估还是可信的。
（二） 对于评估的综合评价体系
我们认为合理的评价应当是进行综合评价，而不是单一评价。我们可以给出比较全面的对于评估的评价体系指标：1.精确性的指标，但是不应当仅仅是在工程误差这个单一维度下的一般的理论分析；2.合理性的评价：应当从评估的基础参数、评估方法、理论、程序、过程、结果，而不仅仅是评估结果的单一维度的评价，关键是看评估过程有没有提供创造性的有新价值的东西；对于评估结果的衡量首先应当是定性的判断，然后才是定量的衡量；3.贴近性：应当从市场的结构、具体的交易、评估对象来衡量评估是否贴近实际；4.保证率和可靠性：评估结果对于交易参考的保证率和有效性的问题。
七、总结：问题的再次提出
问题1 对于预测的精度承担责任，是道义还是科学来承担或者共同承担？如果评估道义上无暇和勤勉尽责，在现有的科学和技术条件下，预测不能够达到未来的利润保证90%的精度要求和保证率，评估应当怎样承担责任？
[关键词] 科技政策；政策评估；方法论体系；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G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2—0001—06
一、引言
科技政策评估一般具有三种评估框架（“目标—执行—效果”框架、经济框架、利益相关者框架），以体现出科技政策的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行政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1]。科技政策的评估方法是评估环节中操作层面的问题，往往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评估主体应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就会产生不同的评估效果，从而影响到科技政策的价值。目前，由于我国的科技政策评估方法多是参考一般公共政策的评估方法，而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方法论体系，因而导致科技政策评估不规范，评估结果的差异性很大，无法起到政策评估应有的对科技政策的完善、监督、反馈等作用。完善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是实现科技政策评估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的科技政策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科技政策评估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二、科技政策评估的方法论体系研究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定性与定量方法。20世纪末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引入了“信度”、“效度”等概念，并运用计算机来辅助定性信息的分析，使得定性与定量分析呈融合趋势，越来越数字化和计算机化。社会科学中的定性方法经常遵循非线性的研究路径，定性资料意义丰富，定性分析并不将社会生活转换成变量和数字，而是借用研究对象的想法，将它们置于一个自然的情景之中，强调对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原始自然状态下的个案进行细致考察，通常采用“扎根理论”和“田野调查”[2]，因此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范式。而定量研究则遵循线性路径，强调客观性，更倾向于使用清晰的、标准化的程序，以及一种拟因果的解释，同时使用“变量和假设”语言进行表述，强调精确地测量变量和检验假设，使其与普遍的因果解释相联系[3]，因此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范式。
科技政策评估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因此科技政策的评估方法也需要遵循上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即依据评估标准与框架所设计的评估目标，用定量或定性方式对评估数据进行收集、统计、汇总、分析。因为任何科技政策的评估实践，都需要在专业的评估方法指导下开展，否则评估数据的设计、收集、统计、分析就会陷入某种“失序”状态。社会研究有多种形式，能被用来探究广泛的社会问题。被社会研究者们用来验证他们假设的方法有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参与观察法和二手资料分析法等[4]。除需要遵循社会科学的方法外，科技政策评估还要遵循公共政策评估的方法。而适应公共政策的评估方法众多，如同行评议法、德尔菲法（兰德公司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AHP法）、经济计量法、文本分析方法、政策前后对比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情境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但是由于科技政策评估的特殊性，一些传统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并不能适应复杂的科技政策评估项目。科技政策由于涉及到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政治等国家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利益，具有更大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对其评估的方法也具有多元和综合的特征。一种评估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科技政策的多元价值，需要综合使用、有效组合多种评估方法。
对于科技政策的行政价值评估，一般是通过文本分析法（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法来进行。由于科技政策价值的反馈信息大量是文本信息，因此科技政策评估离不开各地政策文本的分析，以及自评估报告的解读。这些自评估报告一般是设计好的问答题，可以反馈评估者需要的评估信息与评估数据，通过对这些问卷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各地在政策执行效率上的差异性。这些文本信息是科技政策行政价值的主要表现方式，并且文本信息中既包含定性信息，也包含定量信息，信息反馈数据大，所以文本分析法成为科技政策评估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也是与其他科技评估类型（科技项目评估、科研机构评估等）最大的区别。
对于科技政策的社会价值评估，一般是采用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调查法和座谈法来进行。科技政策社会价值的评估离不开政策受益者的反馈，通过社会学意义上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包括田野调查）方式，可发现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各方面的影响，可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回应性反映得到第一手的评估数据，因此基于政策受益者参与的实地调查法与问卷调查法是收集定性分析数据的主要渠道。问卷设计中应涉及多种评估数据，包括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具体如表1：
对于科技政策的经济价值评估，一般需要经济数据，因此需要定量方法，主要弥补定性研究中所缺少的经济数据、统计数据、科技统计指标等定量数据。在一般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中，政策指标法、经济计量法、对比分析法、回归分析法这四种方法是最常用的定量评估方法，其中，对比分析法为最基本的政策评估法。在政策实施前后对某项影响的效果进行对比，以发现政策影响的前后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呈现出正相关，说明政策的效果较好，而“非相关性”或“负相关性”则说明政策效果较差。但是对比分析法需要很长时间的跨度，适合实施政策后评估，否则不容易发现这种相关性。经济计量法是以经济理论和事实为依据的定性分析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一组联立方程式，来描述政策目标与相关变量之间经济行为结构的动态变化关系。政策指标法是把政策目标分解为评估指标，通过量化与权重打分，对各地政策落实与执行效果情况进行定量评估，一般需要设立达标指标，并进行定量判断和计分。详见表2：
目前，我国的科技政策评估中还没有大量引入如经济分析法、政策指标法、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定量评估方法，而一些定性分析法，如国际上OECD普遍应用的SWOT分析法、情境分析法、PEST分析法等，也未在实践中大量应用，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对于评估实践比较复杂。其中SWOT分析（见表3），也称为潜力分析法，可为科技政策的制定作出全面而系统的指导。按此方法，优势和弱势是可以影响的内因，而机会和风险为外因，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影响。这种方法适用于国家或企业在制定战略规划时，针对前期和中期不同政策的制定进行分析，特别是相关利益各方在政策中的职能和利益的确定。
经济分析法常需要运用数学模型，同时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作为前提条件，而一般不容易获得这些评估方法所需要的基础数据。SWOT分析法适合单项科技政策评估，对于集群科技政策评估并不适合，而大部分的科技政策都是集群政策。
从评估实践看，比较合理的科技政策评估方法为：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多元回归分析、政策指标加权法、经济分析法、情景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这些方法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评估方法体系，评估主体可依据不同的科技政策评估框架，针对不同的评估目的，应用不同的评估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的科技政策评估。具体如下图1：
三、科技政策评估的相关性研究
在上述定量方法中引申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政策指标的“相关性”，即为什么政策与被测指标是相关的。在社会现象的分析中，“相关性”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它是社会事实之间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明社会事实之间可能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存在着复杂性（非线性、混沌、分形等现象）。同时一种社会事实的改变可能影响另一种社会事实的变化，但这种影响并非必然。与“相关性”关系密切的概念为“因果性”和“相关度”。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范式都是因果论证，因为某一结果必定有其原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苹果落地必定有一个因——万有引力或引力场，“因果性”一般表示为一个或一组数学假设。而在社会科学中一般多适用“相关性”论证，比如事实1由（a，b，c，d）构成，而事实2由（a，e，f，g）构成，因素a共同影响了事实1和事实2，导致a的变化影响了事实1和事实2，因此事实1与事实2就具有相关性，但不具有因果性。通常情况下，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很难确定事实之间的因果性，即一种社会事实与另一种社会事实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而是具有显在或隐在的相关性。同时，即使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也不能完全用因果性论证，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也就降低为一种相关关系的分析。比如政策与效果的关系，学历与财富的关系，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收入与消费关系，CPI指数与通货膨胀等。一般要考察的社会事实之间有四种相关性的关联，分别为：正相关性、负相关性、自相关性、非（零）相关性。这里以经济学为例，具体说明见表4：
在政策评估中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相关性分析，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制定新政策和规避潜在风险，比如一些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相关性分析，如菲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负相关性）等① ；另一方面是做出政策评价和决策，比如公共政策的分析、评估、完善等，如丁伯1根法则（政策工具之间必须具有非相关性，才可达到最大效果）等。而相关性的度量就是“相关度”。目前，社会科学的相关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常用的参数相关性系数（参数相关度），主要有皮尔逊相关系数、偏相关系数；另一种为定序测量的非参数系数（非参数相关度），主要有：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古德曼和克鲁斯凯的δ系数、ψ系数、列联系数、克雷默的ν系数以及λ系数等[6]。这种社会学的相关度测量不仅可以引用到公共政策评估中，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分析领域和政治治理等相关性分析中。其中最常用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式（1），而定序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为下式（2）：
皮尔逊相关系数
r■=■ 式（1）[7]
其中： r■=等级相关系数（相关度）
X，Y=两种社会现象的数值
■，■ =两种社会现象的均值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
r■=1—■ 式（2）[8]
其中： =等级相关系数（相关度）
D=变量X和Y的秩的差异
N=样本含量
社会科学中对相关性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建模—验证、统计—验证、经验—分析。其中，经济学理论较为规范，数学广泛应用，所以经济学最常用的是建模—验证，是一种相关性的先验分析法。而社会学、公共政策中现象较为复杂，最常用的是统计—验证和经验—分析，主要有回归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属于相关性的后验分析，由于没有具体的模型，所以主要是把一些测量的离散数据做成趋势图，以便作出预测和评价，如在科技政策评估的“目标—执行—效果”相关性分析中就是回答执行与效果的关系。具体地说，科技政策绩效的回归分析法就是衡量某项科技政策目标或效果（因变量）时，需要考察各种因素（自变量）的关系，就要进行回归分析，找出与效果最密切的因素，分析政策执行与落实的差异性，理想的线性回归模型见下面公式（3）：
Y=a1+b1X1+b2X2+b3X3+……+式（3）
其中： Y=政策目标或效果
X1、X2、X3、X4、……为政策工具或因素
a1=基准值
b=回归系数
=残差值
为什么回归分析在科技政策评估的相关性分析中非常重要呢？这是因为科技政策评估的相关性分析不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模型，而是要分析政策目标（效果）和政策工具（因素）之间的相关度，即什么主要因素影响了科技政策的效果。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而“相关性”却未必是因果关系，“相关性”与“非相关性”分析是确立社会事实之间关联的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可以通过建构式（3）中左式（Y）的模型和右式（a1+b1X1+b2X2+b3X3+b4X4+……）的模型，以便发现这个两个模型的相关度。如果两个模型相关度越高，那么说明政策工具（因素）符合政策目标（效果），这就为政策干预提供理论依据；而如果相关度不高，那么就认为政策工具（因素）缺失。同时，也可以以个案形式分析那些偏差较大的数据，分析其原因，而这些正是政策工具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科技政策评估中的相关性分析主要验证下表5的假设：
表5 科技政策评估的相关度（r■）
由此可知，回归分析法是分析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科技政策影响的相关性，目的是发现政策与各种因素的相关度，为政策干预作出准确的定位。一般情况下，回归分析法与政策指标法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
四、科技政策评估方法的局限性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目前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即使作为社会科学最发达的经济学，仍然会对一些经济现象预测和解释失败。社会科学要处理的事实不仅包括“社会事实”，还包括个体、组织，甚至社会层面的“心理事实”，这种心理事实在经济学中称为“预期”，即做出何种改变以达到未来的状态。这在哲学层面上是对多元的“可能世界”的干预，反过来又反身于“现实世界”的运行。因此，社会科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范式的学科，它具有“自我指涉”，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科学，它的解释模式一般遵循归纳统计模型（D—S模型），而不是建构在纯粹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如果传统的理性思维过多地于应用到社会科学中时，就会出现哈耶克所称的“理性的滥用”，即：
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客观事实与主观意见之间的区分十分简单，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的对象就不易做这种区分。这是因为“意见”也是社会科学的对象或“事实”[9]。
如一些金融学中的数学模型：CAMP（资本资产定价模型）、MPT（投资组合理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在最初的经济预测可能是准确的，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这些模型往往无法准确反映变化中的“预期”调整 {1}。由于各种预期的“自我指涉”，“完美”的金融模型需要修正，否则有可能出现潜在风险，就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这样严重的全球金融的失序。正如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不可简化为可计算的数学模型，毕竟社会现象并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对象，而包含着更多的“预期”行为。在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心理事实是一种客观性事实，而在科学理性中，心理事实一般排除在客观性之外。因此，社会科学为简化这种解释的复杂性，就需要构造出各种抽象的“术语”，以回避这种解释困境，比如经济学中“通胀预期”，“资产泡沫”，“流动性过剩”等概念来“建构”某些经济现象和状态，对于是否存在这种可以眼见为实的社会现象，也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去证实（实验），我们只能信任这种方法论上的“建构性”。这种现象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类学科都是普遍的，从而回避了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困境。
而在科技政策评估中是否也存在这些方法论上的困境呢？答案是肯定的。属于“应用社会学”范畴的科技政策评估，无法回避这种社会科学的“建构性”问题，即不可能通过纯粹客体的分析得出结论，因此必然带来“失真”。目前对于公共政策评估实践来说，评估方法存在着“两多两少”问题，即经验推理多，实证研究少；定性分析多，定量评估少[10]。从实践看，科技政策评估需要大量的评估数据，这些数据有些是文本信息，因此需要定性分析；有些是问卷形式的数据或数字信息，如经济数据、科技指标等，需要繁琐的定量分析。同时对于特定的数据，还可能需要把定性转化为定量分析，而这些政策评估的方法往往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复杂而多变的科技政策评估方法体系。在评估实践中，评估主体需要对文本信息进行发放、回收、解读和分析，但很可能发生“问卷可以发出去，但收到的答复不是事实，而可能是谎话或混乱不堪的东西”[11]。对于统计中常常遇到的问卷信息失真情况，这“基本上无法由研究者解决，能做的是如何避免被资料‘欺骗’”[12]。由于科技政策评估的文本信息大量是自评估报告、访谈记录、问卷反馈等主观性比较强的文本资料，所以对评估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就存在着评估者的主体建构过程，而不可能是单纯的客观反映。对评估主体而言，科技政策从制定、落实到反馈，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互动过程，呈现出复杂的模式，并没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图景。
五、结语
由于我国行政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条块分割的经济结构，因而科技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如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等。科技政策受益者和政策执行者对科技政策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驱动模式，必然带有主观因素和行政干预因素，因此科技政策评估的过程其实也是建构“意义”的过程。科技政策评估之前，并没有一个可供评估主体可以参考的纯粹客观的数据，而是评估主体与评估客体不断“互动”的过程，不同的主体可能建构出不同的科技政策效果，所以，科技政策评估的定性方法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建构性。
摘 要 公共政策评估是衡量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的标志性过程。是行政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选取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运行情况作为典型，从法律方面、评估方式方面、评估主体方面、评估结果方面进行比较，并总结出外国经验对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公共政策 绩效评估 雷纳评审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的是对政策执行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执行行为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对外在政策环境与公共问题的回应力与影响程度等方面的绩效评估与考核。本文力图通过对国外开展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实践进行比较，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对策和建议。
一、国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比较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工作。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这些国家开展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做法进行比较，找出差距的同时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
（一）法律方面
为了保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活动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
如美国1993年第103届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与成果法》，2003年颁布《政策规定绩效分析》文件，对实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
英国1983年制定的《国家审计法》与1982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共同为英国国家审计署和地方审计委员会开展绩效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1999年颁布了新的《地方政府法》，创造了最佳评估机制，旨在改革地方财政制度
（二）公共政策评估方式方面
根据各国政府实行公共政策评估的情况，可以将其分为综合政策评估和单项政策评估两种方式。
实行综合评估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和法国等，其对公共政策的评估主要有以下特点：（1）明确一个具体部门负责。如日本由行政评估局实施。（2）对公共政策评估要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如英国对政府各部门的某项开支或其它政策建议在其实施之前进行评估。
（三）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方面
2001年，韩国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对政策评估主体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定。由政府绩效评估委员会统筹，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包括4名部长和9名来自民间的专家。
2002年，法国成立全国评估委员会，成员包括：国会、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国家审计法院、地方审计法庭、公务员、民选议员和评估专家组成的大区评估委员会。此外，还可以委托私人机构对某项政策进行评估。
（四）公开政策评估结果方面
比较发达国家在政策评估方面的成功经验，无不体现公开透明的原则。如美国在设计、编写、执行政策规定绩效分析时，除涉及隐私、产权、商业秘密等外，要询问政策目标人群及专业人士和机构的意见，并把结论公示于互联网上。日本总务省和政府各部门每年除向国会提交年度政策评价报告书外，经审定后还将报告书向社会公众公布。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在评估过程中采用异议制，允许被评估机构阐述其观点甚至对评估结论提出异议，委员会成员独立发表意见并进行辩论，最终以集体意见作为评估结果。
二、国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学习和借鉴外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经验，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党政机关执行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推进我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绩效评估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文献可供参考，评估工作也只是停留在“即需要，即评估”的层面上。因此，我国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公共政策评估看作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必要方面，应该在新行政管理理念支配下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制度，并将具体要求法制化。
（二）促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主体多元化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主体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在评估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影响到评估工作的成败。我国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多以政府机构为主，鲜有群众参与。在今后的政策绩效评估发展中，应学习发达国家评价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在当前内部考评机制比较完善的基础上，要特别注意加强外部绩效评估，充分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反馈。
参考文献：
[1] [韩]朴鲁昱.韩国财政部门成果管理制度的现状和发展方案.财政论坛.2005.12.
[2] 吴松.日本政府政策评价制度与科技政策绩效评价浅析.政策计划.2007(07).
[3] 姚刚.国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与借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5(4).
[3] [美]凯瑟琳•纽科默.迎接业绩导向型政府的挑战.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企业；无形资产；评估；问题；对策分析
一、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1.无形资产的概念相对模糊
在我国，对无形资产的定义还十分的模糊，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无形资产评估的困难。在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的时候，很多无形资产评估师都会侧重于企业的商标权、专有权利以及专利权等这些外在的形式，只要委托方提供了商标注册证以及相关的专业技术鉴定，评估师就会将其纳入无形资产的范围。无形资产是能够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资源，但在实际评估中，评估师却不注重这些，这时候，评估师就会将很多不属于无形资产“范围”的资源纳入无形资产评估，这使得无形资产概念十分的模糊，严重影响了无形资产的评估。
2.无形资产评估方法不够科学
我国对企业无形资产的评估还处于十分落后的位置，评估方法还不够完善、科学以及规范，这会使得无形资产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很多不符合的地方，更不用说做到客观、合理。无形资产评估方法有你很多，比如成本法、市场法以及收益法，但是在评价的过程中，评估师通常只选用一种或者是利用某一种途径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价，显然，这样得出的结果是十分片面的。中国市场还不完善，一些有关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还不能有效的适应现阶段我国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无形资产评估的质量，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评估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就无形资产而言，其评估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此外，它涉及到的学科十分的广泛，知识含量也很高，这就要求相关评估人员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有实践操作经验，既要懂得法律知识，也要懂得评估业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资产评估从业人员都是从行政机关离退的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严重缺乏专业培训以及资产认证，整体素质相对较低。
二、解决我国无形资产评估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不断完善评估理论以及评估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要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可靠性以及合理性，就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完善相关评估理论以及评估制度。首先，就评估机制而言，要能够不断加强无形资产评估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要积极是探索无形资产评估操作实务，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评估过程更加的规范；其次，要积极的改革评估收费管理制度。在中国，相关无形资产评估人员并没有认真的去工作，在他们看来，企业无形资产评估可有可无，这样，在为企业服务的时候，服务质量就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服务的透明度也难以实现，为此，估价机构内部要建立一系列保障估价质量的组织模式，要积极的采用检验、核查以及验证等一系列措施。
2.明确无形资产评估的目的和对象
众所周知，有的无形资产只有在特定的目的下，才能成立，为此，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评估的目的。在明确了评估目的之后，就要明确评估的对象，本文指出，与评估目的有关的符合无形资产定义的都应当作为评估的对象。为此，企业必须知晓以下几点：首先，当以无形资产的成本费用为摊销目的的时候，评估对象是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来源于财税法规的相关规定；当以投资转让无形资产为目的时，评估对象就是那些被投资或者被转让的单项无形资产。值得重视的是，在无形资产的评估中，必须有效的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联系起来，这既有利于综合考虑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也有利于实现评估的科学性以及规范性。
3.加强评估师在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无形资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丰富多彩的实践操作、完善的理论体系基础稍等，此外，无形资产评估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国外引入到了我国，就其早期的理论研究而言，主要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的，侧重点则是引入和研究无形资产评估的具体知识和方法，这时候，人们就忽略了对无形资产评估理论基础理论的引入和研究，也就是因为这种忽视，使得理论界对无形资产评估理论探讨越来越少，最终影响企业发展。深入研究无形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既有利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无形资产评估政策，也有利于真实的反映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及其变动规律，最终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无形资产的优化配置。为此，我国评估师应不断的加强在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要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自身的认识，准确的把握无形资产评估的对象和方法，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性、科学性的指导。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概念模糊、评估方法不当以及评估人员素质低下等，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着重指出要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无形资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比如不断完善评估理论以及评估制度、明确无形资产评估的目的和对象以及加强评估师在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