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货币主义；单一规则；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5-0001-03
一、货币主义概述
二战之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而50年代之后，通货膨胀开始对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创立了货币主义，弗里德曼于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述其政策主张，此后货币主义被广泛采用。
1973～1974年，主要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通胀与实业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凯恩斯的理论无法对滞胀的现象作出解释，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并对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货币主义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英国的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货币主义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论述》文章作为开始；第二阶段，60～70年代，用数学方法建立货币数量模型，即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理论开始成熟；第三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各国开始提出并实施一些货币主义的政策措施，货币主义进入试验阶段。
二、货币主义的理论
货币主义的最基本的就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坚信人们在不损害别人的自由的前提下，有根据自己的智能运用他们的能力和机会的自由，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的经济体系。货币主义非常重视货币作用，认为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货币主义从剑桥方程式M=KY出发提出了新货币数量论，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财富总量，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分配，货币及其它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人们对保有货币的偏好等因素，货币数量的论的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M为个人的货币量；M/P为实际货币需求；y（=Y/P）为实际收入；w为物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rm、rb、re分别为货币、股票和债券资产的预期收益率；u为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和经济稳定的预期；1/P?dP/dt为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率。
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方面，弗里德曼将通货膨胀定义引起物价长期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与货币量的多少直接相关。币主义根据公式MV=P，方程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t求导得到：
货币主义认为探讨通货膨胀离不开对货币因素的分析，在分析中要注意相对价格变动和平均物价水平变动的界限与一次性物价上涨和持续性物价上涨的界限，货币学派在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中非常注重货币因素。
三、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货币主义主张单一规则；所谓单一规则指的是在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时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制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数量法则，使得货币增长率同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并且在公众的预期之下。这就要要求货币当局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做到要公开，将政策的预期目标公示，降低人们对政策波动的预期，同时也可以实现对货币当局政策的监督。
同时，货币主义还认为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坚持长期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政策的变动带来经济的波动，这样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达到与初始效果相一致。
在货币供给方面，货币主义认为要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加强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综合来看，货币主义者认为，在长期采取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确保稳定货币，稳定币值，实现物价、经济长期稳定的目标，这三个要点紧密相连。
在汇率政策方面，货币主义主张浮动的汇率制度，要求汇率应当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动而自动调整，将汇率交给市场去决定，同时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去干预汇率市场。
四、货币主义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的建立，在经济管理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要求。在实际的操作中，必须的正确的认识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货币供给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超越经济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的连年增加，外汇占款的数量也是急剧的增加，造成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一直在高位运行，造成我国资产价格如不动产等的价格的上涨，这是货币供给没有控制好的必然结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启动了4万亿的扩张计划，增发了大量的货币，货币发行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率，给经济体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照货币主义的公式就会直接转换为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相机抉择，才能起到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稳定的目标。就我国的目前情况而言，应当逐步的降低货币的投放量，通过控制货币的投放来逐步降低通胀水平。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的是由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还未开发，但是我国长期处于外贸失衡的状况，资本账户的开发是大势所趋，审慎、高效的监管体系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制度保障，须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这建立监控机制；建立健全各种法规制度，有步骤的开放资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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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要求。针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现状，本文通过重新界定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关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持有浓厚兴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影响力日益提高､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这些都使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目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探寻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关系的再认识
在货币国际化的含义中，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扩大的结果，最初是依赖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自由货币”。但随着经贸发展和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货币就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信用和政治权力的支撑，“自由货币”逐渐过渡到“国家货币”。而国际性货币是随着各个经济体合作和依赖关系的加强，由某国货币突破该国国界进入流通范围形成的。
最初的国际货币本是信用货币，凭借其银行券身份可自由兑换成金银而被人们信任。但黄金非货币化后，国际货币因退化成不兑换纸币，其本身价值微乎其微，已经不可能有自由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价值储藏以及世界货币的职能。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对应于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国际货币也就可以分别使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三大领域。因此，从货币的需求和货币购买力的角度，国际货币可定义为在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三大领域中承担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从国际货币的定义出发，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指某种货币由国内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从货币国际化的程度上看，有部分国际化和完全国际化之分。部分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完全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既是流通手段､又是支付手段､而且还是贮藏手段。笔者认为只有完全国际化的货币才能称之为国际货币。
而货币的自由兑换是指一国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不受限制地按市场汇率兑换成他国货币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三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一般而言，一国货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即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把货币自由兑换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其实这是由于混淆了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形成的误区。根据上文我们对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概念的界定可知，货币自由兑换是国内货币转变成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实现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地发挥货币职能。相反，由于货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货币的自由化是有层次的，货币国际化作为一个国内货币向国际货币转变的成长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两者有着时空上的伸缩弹性，因而可以在时间空间上同步推进。所以货币自由兑换并非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在货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资本项目管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政治实力提高后的必然选择，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潜在的国际经济资源。
人民币目前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由于理论误区的存在，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到极大限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在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前几年，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中开始流通。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是唯一能接受的支付和结算货币，而且还形成非正规汇市行情;有的国家(如越南，缅甸)，人民币甚至可以全国通用。香港澳门回归后，人民币俨然已成为当地的合法货币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远快于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严格受限于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从主要国际货币的形成历史看，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主要有:经济规模以及外贸规模在世界总量中占的比重大;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较强的地位且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该国货币的价值长期稳定且国际信誉良好;货币和金融市场发达等。结合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不难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化已初步具有了现实基础。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仅次于美､日和欧盟。商品进出口大幅增长并持续保持顺差，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加大，2002年后我国年吸引外资都在500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已突破2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十分迅猛，国家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这样迅速增强的经济基础，尤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我国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96年12月，我国成为IMF“第八条款”国，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为金融机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正朝着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乃至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三､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此，从目前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之前，我国宜结合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1.继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越不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影响，其货币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强，给交易者带来的信心越足。另外，规模大的经济实体在国际交易中的规模往往也大，交易规模的大小与交易成本的高低成反向变动关系，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给货币使用者带来的收益也越大。因此，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人民币开放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选好今后的工作方向，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谋求周边贸易投资结算的人民币化。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把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的阶段性目标。为此，我们应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研究相关策略。具体实施上，我国可有选择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投资自由化等形式的合作机制，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并通过签订正式协议的方式，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使人民币境外流通由民间走向官方，率先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3.积极稳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具备同时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有选择､分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具体的策略安排上，我国可以从资本账户的具体子项和具体国别两个维度，选择资本账户的某些子项，适度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同时选择人民币流通范围较广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区域，间接地推动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4.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只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货币和资金到该市场上，从而为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目前要做的是:(1)加快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国债市场一方面可作为一个可靠的“资产池”，吸收境外人民币回流，解决突然的回流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支持。(2)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些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推动其金融市场功能的国际化。(3)建设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把香港培育成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发行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提供人民币的贸易信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加强和改进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1)积极消除金融隐患。近些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始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银行资产质量不高､地方金融秩序混乱､金融立法和执法疲软等。这些金融隐患不消除，将严重削弱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2)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改变现行的以封闭型､分散型为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和健全一体化的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有效监管，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保证货币国际化目标顺利实现。(3)建立健全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制度。要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统计和监测制度的研究，防范和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和保持金融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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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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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声誉模型，利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对货币当局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
人民币国际；政策可信度；通货膨胀
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政策可信度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政策可信度是指一国居民相信货币当局会采取它们期初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一国货币当局的经济政策是可信的，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从而使货币当局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因此，本国居民需要对货币当局有一个认知和了解的过程，才能有效地判断货币当局所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可信度，这必然会涉及到动态不一致问题（闵娟，2007）。然而，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提高中央银行执行经济政策的可信度可以降低居民和非居民对人民币通货膨胀的预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信誉，增加人民币的需求量，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鉴于此，本文从中央银行政策可信度的角度，利用声誉模型研究货币当局政策可信度对人民币需求量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推导
政策制定者在高产出的利益驱使下，偏离其公布的低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其政策可信度，从而影响该国货币的需求量，所以本文利用声誉模型就政策可信度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假定政策制定者的任期为两届，分享公众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偏好，每个时期产出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用卢卡斯的供给函数。由于第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公众对第二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所以第一期通货膨胀率的决定相对比较复杂。如果政策制定者在第一期选择零通货膨胀率，那么公众对第二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仍为零。如果政策制定者在第一期选择非零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公众对第二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为常数。公众通过政策制定者的当期行为，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当期处于低通货膨胀率状态，公众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也较低，赋予政策制定者保持低通货膨胀率的激励。通过理论分析得知，政策制定者赋予未来时期的权重越大，声誉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考虑声誉的影响时，政策制定者将越少的采取偏离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如果政策制定者的低通货膨胀率政策不可信，意味着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将减少本币的需求量，增加外币的需求量，影响本币的国际信誉，从而影响货币的国际化。
当政策制定者的政策不可信时，公众预期的π1e和π2e就不是实际的通货膨胀率。β值越大，通货膨胀率就会越大，本国居民把本币换成外币避免高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公众偏好低通货膨胀率，预测货币当局将执行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即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可信时，公众预期的π1e和π2e就是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通货膨胀率，本国居民仍持有本国货币。然而，当该国货币是国际货币时，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将不仅影响本国居民还影响外国居民，如果政策制定者维持低通货膨胀政策是不可信的，将势必影响该国际货币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的信用度和地位，从而影响其国际化程度。
二、实证分析
样本区间选为1978-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的汇总。从理论分析可知，政策可信度主要是货币当局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性。因此，先对通货膨胀率进行自回归分析，通货膨胀率选取经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减的通货膨胀率。对通货膨胀率进行自相关和偏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的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可知，通货膨胀率存在相关关系，并且通过Q统计量及其P值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自相关图中，通货膨胀率相对较快的落入随机区间，到滞后第八期之后明显为负；而偏自相关图中，通货膨胀率在滞后第五期之后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认为通货膨胀率序列的偏自相关函数具有截尾性。因此，本文对通货膨胀率建立滞后五阶的自回归模型，即AR（5）。从自回归结果可知，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值为1.0777，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当期通货膨胀率上升1.0777个百分点，说明上一期通货膨胀率对当期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影响。滞后二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值为-0.7812，当滞后二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时会使当期通货膨胀率下降0.7812个百分点，说明滞后二期通货膨胀率对当期通货膨胀率有较大的负影响。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通货膨胀率的t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上显著的。这说明，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通货膨胀率的确对当期通货膨胀率有较大的显著影响。滞后三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值为0.5691，当滞后三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当期通货膨胀率上升0.5691个百分点；滞后四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值为-0.4747，当滞后四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当期通货膨胀率下降0.4747个百分点。滞后三期和滞后四期通货膨胀率的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上显著的。滞后五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值为0.3216，当滞后五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时，当期通货膨胀率上升0.3216个百分点，其t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的。
从整体上看，当期通货膨胀率受近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较大，随着滞后时期的增加，其影响逐渐的降低，并且相应t值的显著性水平也逐渐增大。因此，居民主要依据当期通货膨胀率来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水平。从拟合优度和调整的拟合优度来看，滞后通货膨胀率解释了其本身总变异的59.54%和51.59%，说明经济当中还有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其他因素。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联合显著的，模型整体拟合的不错。经过理论分析可知，一国货币当局低通货膨胀率政策的可信度直接影响该国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人们主要是依据当期通货膨胀率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而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会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以政府支出的增长率为政策可信度的替代变量，政府支出的增长率提高意味着货币当局执行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不可信，降低对人民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政府支出增长的变动率对人民币持有量的变动率的影响是负的，当政府支出增长的变动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时，人民币持有量的变动率下降0.4847个百分点，其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的。这说明，政府支出增长的变动率上升意味着货币当局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越不可信，势必减少对人民币的持有量，从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通货膨胀率对人民币持有量变动率的影响是负的，当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时，人民币持有量的变动率下降0.0078个百分点，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人们并不偏好高通货膨胀率，势必减少人民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三、结论
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当局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将直接影响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而预期通货膨胀的高低既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影响对该国际货币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当一国政府支出的增长率提高时，人们认为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不可信，提高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了避免高通货膨胀率对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把本币换成外币，减少本币的持有量，增加外币的持有量，本币将面临贬值的压力，势必影响本币的国际地位和信誉。如果该国货币正处于国际化进程中，政策不可信势必严重影响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央银行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可从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本国居民的角度看，控制政府支出的增长率，提高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有助于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本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使本国居民更愿意持有人民币而不是持有外币，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从外国居民的角度看，如果中国低通货膨胀政策是可信的，而外国正经历着高通货膨胀或者比中国通货膨胀率高，外国居民会把其货币换成人民币，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增加。中国执行低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将直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信用度，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金发奇，2004）。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央银行应提高其政策的可信度，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国内通货膨胀的稳定，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信誉，扩大非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量，最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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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合作；东亚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6-0079-05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一、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综述
(一)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东亚货币一体化
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波特・A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据此提出了“欧元”说和“亚元”说，并被称为“欧元之父”。而欧盟的及欧元的发展给东亚货币一体化指明前进方向。
蒙代尔、麦金农、凯南、英格拉姆等经济大师分别从要素流动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等角度阐明了组成最优货币区应具备的条件，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诠释。此外，哈伯勒和弗莱明、托维尔和威利特(Towerand Willet，1976)将通货膨胀率相似程度和政策一体化程度等标准也纳入到最优货币区理论当中。后续研究发现，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的研究。随后，许多学者在“单一标准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分别增加了内部贸易联系程度、工资价格机制、经济多元化程度、外部冲击频率和特征等标准，使最优货币区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而Frankel和Rose(1998)首次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概念，标志着最优货币区理论进入实质发展阶段。
国外学者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对东亚货币一体化进行了深刻研究。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分别从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出发，估计了东亚各国(地区)间的双边相关系数。他们发现，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它们是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Taguehi(1994)计算了东亚国家或地区、美国、日本的利率、股票价格、CPI的相关系数以检验外部冲击对它们影响的对称性。从而得出他们的结论：目前东亚地区虽然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但随着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在增加。Holloway(1990)从要素市场灵活性标准出发认为，目前东亚这个条件基本不存在，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进展，但由于签订的协议对各国并不具备约束力，因此，很难判定其一体化的进程。
Kwan(1998)和Bayoumi and Mauro(1999)以贸易即对外开放程度为标准从实证角度得出东亚国家具有相当高的联系，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同时，Kwan(1998)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偏好的一致性和贸易竞争性状态，指出应该先在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之间进行集体汇率安排；而Williamson(1999)则以贸易竞争性为基础判断东亚应实施群体篮子钉住汇率安排。Bayoumi和Mauro(1999)认为相对于欧洲，东亚的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比较东亚及欧洲的其他扰动因素，亚洲扰动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大，但亚洲的调整速度比欧洲快得多，说明亚洲国家在此标准下较适合建立货币合作。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9)将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东亚，应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东亚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实证研究。Hazel Yuen(2000)沿着Bayoumi和Eichengreen的思路，采用动态方法，分析了东亚地区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提出了可分步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的设想。Zhaoyong Zhanga、Kiyotaka Satob and MichaelMcAleerc(2000)和J0ng-Wha Lee、YungChul Park andKwanho Shin(2003)等也对东亚是否能结成货币联盟进行了相似研究。Choi Changkyu(2002)从人口流动性角度实证研究东亚和欧盟，发现后者明显更具流动性，虽然东亚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性正在持续提高，但目前还无法实施货币一体化。
国内的众多研究都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若干标准进行研究的。黄梅波(2001)通过对东亚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贸易构成及贸易流向进行计算，分别从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及其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受外界冲击的对称性，要素市场的灵活性及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方面进行了分析。姜波克(2002)指出，尽管单一货币最终将解决非对称性问题，但在货币联盟向单一货币过渡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整合过程中，因各成员国参与联盟的程度不同而导致的非对称冲击将长期存在。万志宏、戴金平(2005)通过完善Baymoumi和Echiengreen创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法，对东亚地区1982-2000年期间的实际情况进行检验，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东亚地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综合评估东亚各经济体实行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并得出东亚地区存在小型开放经济构成的潜在货币区，但区域整体差异较大，难以进行单一货币合作，中国具有同其他国家加强货币合作的潜力。
此外，戴金平、万志宏(2005)还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大角度进行考察，探讨区域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条件。从静态的经济基础状况分析，东亚区域整体的货币区标准虽然不充分，但已经具备进行货币合作的一些必要条件。从货币合作的动态条件来分析，东亚地区在贸易联系和区域产出趋同方面存在正向的关联，当前可以着手推进货币合作的努力。何慧刚(2005)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为东亚构建固定汇率区是基本可行的，但是由于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制约，必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层次、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何帆和覃东海(2005)通过对区域内贸易、出口中的制成品份额、开放度、不对称性冲击、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要素的流动性等指标的分析得出，东亚9国或地区(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可以作为东亚地区货币联盟的较好候选国。这些国家和EMU国家比较，距离最优货币联盟的条件并不遥远。袁天昂(2007)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以欧元为借鉴，另辟蹊径构思了“华元”进而为最终推出“亚元”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基于成本收益分析(VAR模型)的东亚货币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后，欧共体开始走向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的成功发展，使关于最优货币区讨
论的重点逐渐由建立它的前提条件转移到它的成本和收益上。Krugman(1990)以欧盟和芬兰为例，分析了芬兰加入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但是Krugman的GG曲线和LL曲线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抽象概念，不可能描绘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GG曲线和LL曲线的准确位置，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其是否加入货币联盟的临界点。Obsffeld和Rogoff(1996)对货币联盟的成本一收益进行了总结，并给出了具体的成本收益清单成本一收益方法为一国判断是否加入货币联盟提供了全面的分析框架。
经实证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国可能拥有成为货币联盟理想成员国所应具备的所有特性，而且所提出的指标并不能正式地相互权衡”(彼得・罗布森，2001)，由于标准的多样性，在不同标准的结论相矛盾时，难以确定以哪种标准判断，而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由于难以对各项指标的表现根据某个权重加总，也就无法反映货币合作的综合成本，这使得有关货币区成员国的实证研究陷入一种僵局。后来，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以评估特定地区满足OCA标准的综合情况，并称之为"OCA理论的简化分析方法”，从而解决了上述问题。
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点：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是各国决定是否加入通货区的最重要的标准。MundeH认为，具有对称经济冲击关系的国家更适合加入一个通货区，因为具有这种特性的国家加入通货区以后，可以通过区内统一政策的执行来同时消除各国经济的失衡，而不会出现某些国家经济恢复均衡，另一些国家经济失衡却反而加剧的矛盾。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运用计量方法研究若干国家是否适宜加入最适度通货区，这一工作最早是由Bayoumi和Eiehengreen完成的。他们运用由Blanchard和Quah提出的结构VAR模型，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作为模型中的两个扰动项，度量了两种冲击在欧盟成员国内部的表现，以确定这些国家是否适宜组建通货区。
在他们开拓性提出VAR模型后，理论界对东亚地区是否具备OCA条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E-ichengreen和Bayoumi建立了一个两变量结构VAIl模型，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间潜在经济冲击的性质，发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可以分别组成两个子通货区。Zhang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结构VAR模型，对各种冲击对东亚十国和地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满足建立大通货区的条件。Tang在更长的样本期内(1962-2002年)，运用两变量结构VAIl模型对12个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冲击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在这些国家间建立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
国内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来研究东亚货币一体化问题的较少。谭庆华(2002)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选取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共八个国家，运用1960-1999年的数据，建立了一个两变量结构VAIl模型，认为部分国家可以先组成一些小的货币区，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再逐步融合成更大的货币区。但是从经济冲击对称性角度进行的有关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实证研究存在不少缺陷。姜波克、罗得志(2002)用实证分析和与美国比较的方法对欧洲货币联盟具备何种程度的OCA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EMU具有大量的OCA特征，而且，随着单一货币的发行，其OCA特征会更加明显。他们还说，美国原来也不是最优货币区，只是由于单一货币的启动而推动其成为最优货币区。因此，他提出建立亚元区的构想。
崔晓燕、杨玉波、王少平(2007)利用1980-2005年的最新数据建立了一个三变量结构VAR模型，研究各种经济冲击对东亚各经济体的影响，以此来考察东亚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并不满足建立单一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的条件。但是，通过对三种经济冲击的对称性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论支持日本和泰国，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分别组建子通货区。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东亚货币一体化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滨田宏一(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分析表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岳华、楼当(2005)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东亚货币一体化成本与收益博弈过程，双方博弈原理可推广到东亚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决策过程。分析可知，东亚各国与地区若要达到货币一体化目标，还必须致力于相关的制度性建设，才能在最优路径上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此外，将序怀(2004)运用博弈方法对货币合作进行了诠释，并通过Hamada理论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进行了阐述。
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模式分析综述
关于东亚货币合作模式，目前讨论多集中在如何借鉴欧洲单一货币区(货币创新)模式和美洲的美元化(货币替代)模式。John M，Letiche(2000)从欧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经历角度对东亚货币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货币合作提供了经验借鉴。何慧刚(2006)认为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和拉美国家美元化实践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两种模式：欧元模式和美元化模式，而比较这两种模式对东亚货币合作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价值。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实现东亚货币区可以考虑采取分步走的方式，即先建立一些次区域货币区，然后逐步向国家和地区扩展，最终过渡到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
Robert Mundell(2000)提出，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固定汇率制复归，而“金融稳定性三岛”(Three Island of Stability)则是其基本架构，并伴生欧元区、美元区、亚洲货币联盟三大紧密货币合作区的雏形。货币联盟目前至少有单一货币联盟(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多重货币联盟(Multip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等路径可供选择。单一货币联盟具有透明性、节省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优势，如欧洲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的演进有三个层次，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然后过渡到单一货币区；而主导货币区域化则是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事实选择下，如美元等主导货币逐渐取得区域货币的地位。
何帆(2001)提出亚洲货币合作有三个不同层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如AMF)、单一货币区(可以称为ACA，Asian Currency
Area)。同年钟伟也提出未来亚元可能属第二种演进路径，即多种货币联盟，其演进可能分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亚洲货币基金AMF(Asian Monetary 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CA(Asian Currency Area)。余永定(2002)认为东亚的货币合作应该从两方面展开，首先是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援助安排，然后是区域汇率安排。
目前在东亚货币合作方案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
(一)东亚货币钉住单一货币美元，即东亚货币美元本位制
这是由麦金农(McKinnon)提出的观点。他通过超风险溢价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义锚的钉住汇率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结论，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货币高频钉住美元的现象反映出钉住美元的合理性。因为长期以来美元作为东亚经济的对外交易媒介和“货币锚”，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美元能够提供相对完善的避险机制，可使经济主体更加有效地规避外汇风险。因此，为确保东亚地区内部双边汇率与对外汇率的长期稳定并防范投机资金的冲击，各经济体应当确立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建立正式的区域性美元本位制度。从“原罪”(Original Sin)理论出发来看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麦金农(2003)认为，就每一个单个国家来说，它们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恐惧是一种理。因此，虽然日本依然置身其外，但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确有益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美元集(East AsianDollar Bloc)。
在实际操作上，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优势在于简单易行、转换成本低。目前相当多的东亚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内，实行统一的美元本位制不用对既有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钟伟，2001)。何慧刚(2005)认为实行东亚美元本位制最符合东亚(除日本外)普遍钉住美元的现实状况。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日元的作用。关志雄(2000)认为，钉住美元有很多的内在缺陷，这种汇率政策将导致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东亚应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亚洲国家和地区若仍然固守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政策，只会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地位下降，所以。亚洲国家或迟或早必然要仿效欧元区建立一个属于亚洲的统一货币(邹建华、李俊慧，2000)。
(二)东亚地区单一货币区
一是以日元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持这种观点，其核心内容是把日元作为东亚地区的基轴货币，使日元在东亚承担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为驻锚货币建立起区域性汇率联动机制(关志雄，1997)。国内学者江瑞平也持此观点，他(2000)认为应该首先推进亚洲日元化，然后再推进日元国际化，这种设想实现的概率最大，占50％。但是日元却难以担当区域性主导货币，这不仅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其经济一直没有出现良性转机，长期处于“流动性陷阱”的局面；而且还由于日本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右倾趋势，使亚洲邻国对其不满日渐加深，这成为其主导货币区域化的重要障碍(齐绍洲，2007)。
二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亚洲单一货币区，但其核心限制是人民币背后的经济支撑较弱。当然，面向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的“一国四币”(人民币、港币、澳币和新台币)的局面有可能出现整合，在彻底整合这四种货币的基础上，人民币就可能解决其内在的经济总量对强势货币的约束性(齐绍洲，2007)。何慧钢(2006)提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但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丁一兵、李晓(2004)认为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
三是模仿欧元的亚元联盟创立亚洲单一货币区。亚洲国家或迟或早必然要仿效欧元区建立一个属于亚洲的统一货币，统一货币的好处有：稳定汇率，有利于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增强各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等，但就目前来说，在亚洲实行统一的货币还有很多障碍(邹建华、李俊慧，2000)。钟伟(2001)也指出与欧洲货币联盟和美洲美元化趋势相比，亚元困难重重，但亚洲单一货币区并非无望，其演进可能是从次区域范畴开始，以日元国际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为内核生长扩展，除已充当第三大世界货币的日元之外，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并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第四极货币。
(三)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即BBC制度
Williamson(1999)提出了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其目的是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其内容是由美元、日元、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组建共同货币篮，以整个东亚地区对外贸易权重为基础确定货币篮的统一结构，各国宣布本国货币对该共同货币篮的中心平价，并各自确定波幅限制。根据各国波幅的不同，允许其正式汇率制度安排存在差异(从波幅很小的货币局制度到波幅较大的管理浮动制度均可)，允许成员国在经济基本面因素发生较大波动时，调整中心平价与波幅限制。
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首先，这种集体行动能够稳定东亚区域内双边汇率，消除大国间汇率波动对各国相对竞争力的不对称影响，并稳定区内贸易的价格环境。其次，由于汇率水平的更加透明，避免了以邻为壑汇率政策的出现。再次，这种合作不需太多的政策协调和监管，减少了汇率制度合作时来自各方的阻力。然而，钉住共同货币篮一方面存在着操作难度大、透明度较低的缺陷，另一方面仍然无法摆脱投机冲击的威胁，因而只能作为短期内或过渡性的汇率政策，不应成为东亚各国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四)亚洲汇率机制(AERM)
Oh和Harvie提出建立亚洲汇率机制(AREM)的方案，即钉住东亚货币篮子方案。由本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经过加权组成货币篮子，但不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在内，然后在这个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类似于EMS中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 ACU)。它包括成员国一篮子货币，作为各个成员单一的货币篮子目标。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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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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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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