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国际法；案例教学；网络教学法
北京法学教材编辑部早期出版的《国际法》统编教材，由王雪崖教授主编，参编阵容强，选材内容多，体系架构大，涉及林林总总的问题，行文40余万字。一般教学进程对它多按时空条件灵活处理。多年来，不少院校也有各自出书，更新教材、创意教学、功在先行。但是，各教材的体系、架构等理论与教法实践方面，包括王著1993年版，仍然超越不多。
先从统编《国际法》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稳定性谈起，这个三原则，是该书编者立下的游戏规则。
然而，该书各章的表现，却不尽人意，不少论述观点与材料相脱离，推理与论据匹配不足、体例与系统不够合拍等等。现在提出我们粗浅的看法，谨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教材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理论体系是教材科学性和系统性检测的指标之一，也是释放、演绎教材和规范体例的核心及其材料结构的合理度。作为国际法与国际法学教材的内核、虽然两者各有其联结外国法的界面，但是案例教学法，都可以作为它们的操作系统而切入。从不同具体的要求及不同的培训目标看，一般区分为外事工作者与国际法学者两块，从而分别实施主导两种不同教材的教学模式。单就教材编辑而论，其教材体例定位，就各有其重点，并加以细化，提高科学性和系统性。外事工作者重在国际政经关系篇章，涉及外国法与国际法平台；法学者重在理论及未来法部分以及实体法；而司法官、仲裁员则重在程序法，如国际争端解决。当然，提升科学性、系统性，总不外乎理论实践的统一、不同时期各大学派的论述以及当今教学应运而生的网络教学法手段。然而《统编教材》体系颇似克隆外交学院讲义或吉林大学讲义。如果主编者据此视作稳定性的权威，那就大可不必！
其实，六、七十年代，英美海洋法学派，德、法大陆学派及其他整合学派（如前苏学派，加、日学派，非洲学派），早对国际法教材都有所刷新。前者，以詹克斯的著作为例，国际法体系突破了传统；后者，以荷兰出版《国际法百科全书》为代表，都凸现新论点。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国际法新内容及其经典论点发展走向。国际法基础、发展法、合作法、环保法、预测法、案例教学法等，从理论到实践，对于《国际法》教材的编选大有创新的闪光点，特别是在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都有较大增广。例如詹克斯强调国际组织法优先、麦克斯首选合作法立论以及基于地区合作、区域国际法、可持续发展中区域国家和地区统一组织等，有其前瞻性观点。遗憾的是忽视了庞德的世界国家论。詹克斯似乎还偏爱和平法，忽视战争法，抛弃了国际法战争与和平的初始理念。我国周鲠生《国际法》，维护这个整体论，不幸《战争法》遗稿至今没有刊出。这对中国学派的成长，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遗憾。
当前，我国编写《国际法》的更新条件，有着史无前例的全球文化资源优势。在知识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的学术环境，便于对现有教材加以扩容，兼收各家各派教学法、各种观点方法，经过磨合，建构新体系。试看80年代，路易·汉金等人所编《国际法》，以案例为轴心，兼顾多种理论，受到拉美、澳、印等法学者青睐。九版《奥本海国际法》，兼容了不少学者的新论，便能与大陆学派菲德洛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平分秋色，也为我们更新统编教材，添加一道新菜。值得我们更为关注的《国际百科全书》，其体例则重在程序法优先（第一卷《争端解决》，这为凸现案例教学法实践（第二卷《案例篇》），创立了教材与教学法结合的新体例。
我们大多数重视教材的可操作性。劳特派所编的《奥本海国际法》最大成功处，是尽人皆知的，该书1905年版，不过20件案例，而在1955年修订中增至790案例。阿库斯特在他的《现代国际法概论》一书中，也应用了一百多件案例。参照按该书提供案例的量比，《统编教材》至少应用三、四百件案例；而按劳特派特的《奥本海国际法》一书的比例，统编教材应该应用案例，将是一千多（哈佛大学MBA课程采用800个案例进行课堂讨论教学）。这为教材更新换代，教学实践提供了大菜单。
二、教学法管见
我们之所以强调案例的补充，是因为案例是教学法最优资源。它提供和为教学营造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具体到抽象的自然有序的教学认识过程，也是网络远程教学及课件的整合集成，有助于学生全息地（在课前预习及课堂讨论）生动灵活掌握理论、原则、概念；能够用专家软件或可视电话、电视会议等方式引导学生，从而有效进行法律论证，并能突破传统教材那种政治理论多于法律论证的旧体系。而且可以排除那种空泛论证冗长进程，引用实证材料不足所形成的那套泡沫理论。如果在案例中就法律事实立论，自然会观点和材料无缝结合，教学效果就不大一样了。这种反映科学性和逻辑性，必然增强说服力。因此改编、更新中国国际法学教材，施以案例教学法贯穿其中，是我们当前国际法教学改革不可忽视的问题。
作为国际法学需要创新理论以及编写教材运用的不同体系，然后经过实践并以国际论坛资源不断修正，而逐步提升形成创意和学说。中国国际法学派就将在国际法实践与教研中建立。然而这本《统编教材》和国内其他教材一样，显然局限在一种传统国际法体系。它突出了国际法主体问题，而回避了国际法的客体界定。这不但属于旧体系的残缺，而且理论上和实践都陷入了困境。既然定义了国际法主体，逻辑上必须明示国际法客体。除非像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尽现海派风格，忽视大陆学派，不顾体系结构如何以及主、客体概念之类。但是，这些知识点在教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无法避免。试看国际条约规范中主体一词也有相对的客体解说；教科书中也常用主体和客体匹配；也常用对象一词以代客体。例如，周鲠生《国际法》第306页出现引渡主体、引渡对象，也可说是引渡客体。苏联伊格纳钦科与奥斯塔平科合著《国际法》，及斯塔克《国际法导论》均保持古典国际法主体说。我们认为，创设客体说，也是保持体系的逻辑性、科学性。在国际刑法中，主体为国家，而个人和法人一般作为客体；跨国公司的特殊条件下，他们转化为主体，那就是法性转化、未来法的特点。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创立了客体说，确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修订书》中的标志第80条、5条），是改编教材不可忽视的，或者以对象一词代替。为了适应国际社会法律关系巨变，以至本来能够科学说明的问题，不应弄得比较复杂。例如，统编教材《关于个人和法人有无国际法主体资格》要以国际法主体、客体性易位说明，问题就简单多了。当然，违背法理的错位应该防止。
体例结构上，统编教材将《居民》一章，远离主体之后，不如吉大《教材》、上海
法研所《讲义》，将该章接主体之后，反映出系统性、系列化因果关系生成的，而将个人作为客体、主体，易位乃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线性规定。又如，WTO、OPEC、APEX等一类，这些国际组织间法律行为或争端的解决，更是全球经济及市场接轨有关联的，而且地区冲突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地区武装冲突和国际恐怖活动、国际刑事犯罪等，统编教材忽略了不少敏感地区的国际组织，如：非统组织、阿拉伯联盟、南联盟共同体等。国际经济法组织，遗漏更多了，如伊斯兰银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主体与客体的扩大是大趋势。这是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而且突显了新概念的转化，例如：跨国公司、卡特尔等，大都认为应该界定为主体。
三、关于案例教学法的操作采集
科技的超速发展，推动案例教学法。多媒体网络教学法，已经进入社会科学的各领域。我们法学工作者称之为泛化，它的神通被哈佛商学院发挥得淋漓尽致。
案例教学可以说是哈佛的代名词，这是它的首创。一项案例通常是对一个实际管理决策情形的真实描述，篇幅一般在1030页左右，目的是用于阐述商业原则和总结经验教训。尽管一些有名的商学院认为，像成本会计、应用统计和基础金融这样的课程仅仅依靠研究一些案例是不够的，但是哈佛仍然坚持己见，相信这是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最佳途径。在哈佛，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采用案例教学法来讲授。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来过新疆大学，曾经开过座谈会，案例教学法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而今，我们该重述这种行之有效的辅助教材和教学方法了。社会教学领域中，案例教学总在扩展其空间，还是借鉴一下哈佛吧！
哈佛的全日制MBA学制为两年，其中第一学年的所有必修课全班同学都是在一起上课的，使用同一个教室。在课堂上，每个案例是通过教授和全班同学对话的讨论形式来完成的，整个学习生涯中大约要用800个案例。学生们必须在课前认真阅读和分析每个案例，在课堂讲座时说出自己对案例的分析和看法。课堂讨论的进程由教授掌握，尽量使全班同学的想法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或者至少得出案例本身能阐明的几个结论。
大部分课程是由任课教授随便叫起一名同学作开场发言而开始的，这位同学要花5—10分钟来总结案例中的几个要点，为理解案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还要为解决案例所描述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接下来，他可能不得不对其他同学对他发言的指责进行反驳，他发言得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同学的反应。不管发言内容多么中肯贴切或者是纯粹胡扯乱谈，只要发言就能得到课堂参与分，而课堂参与分在每门功课的最后得分中往往占多达50%的比例。因此，每个学生都竭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课堂参与机会，课堂讲座常常是唇枪舌战，火药味十足。但有一条原则，就是一个观点如果别人先说了，你就不能再说同样的观点，否则等于浪费时间，不尊重别人。
学习小组在哈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好的学习小组是整个学习生涯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学习小组的成员通常是在深夜或者早晨上课前的时间聚在一起进行讲座，在这种讲座中大家互相启发，确保案例中的要点不被遗漏，并且可以在一个比较宽松随便的环境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很多人说学习小组，是哈佛商学院学生社交过程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如果不参加一个学习小组，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哈佛经历会有不可弥补的遗憾。
一般地说，及时采集新案例是十分重要的。这通常还是要通过谈话来进行，在谈话过程中会非常注意细节，从细节中可以得出很多信息。与一个人谈话往往会有不少不真实的东西，但是与20个人谈了以后，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就会被逐步地滤去，真实的一面就会出来了。
整个案例制作的时间有的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你知道，通常的工作都是几件案例连接在一起展开的。所以很难说清一个案例的制作具体花费了多长时间。
要说清楚哈佛一共采用过多少案例也是很难的，教材在经常地改变，过时的案例被淘汰，新的案例补充进来。有的时候一个案例可以用很长时间，教授们会把一个80年代的案例改到90年代来用，但也有时有些案例还没有进入教学就被淘汰了。总的来说，哈佛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概会碰到数千个案例。
四、教材的可操作性及其修订、增补
新教材编写的基础平台，有全球国际法学各派和国内各派的提供在空中课堂的共享资源，也离不开当前各种教材的修订与增补，以便及时提高教材、教法水平。
法学编辑部在该书《说明》中提出内容、体例和文风问题，首先从教学的可操作性看，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作为国际法教材，那么国际法原理、国际法史，以及实体法（部门法）外，还应有程序法及未来法介绍，以及涉及各学派的比较研究（如各国的条约保留条款与国际法和该国国内法的关系等），并比较详尽介绍我国对国际法各领域内的具体态度和立场。
其次，从国际政治、社会关系法的视角看，某些国际法学基础理论的问题不难解决。而《教材》中的疑难则不少，如《教材》第26页提到它们是否有层次，没有答案。其实，层次就是等级，区别就是政策人人皆知。
再次，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的广包性，以及国际法统编教材的特殊地位，该国际法学教材，难于达到合二为一。就以法源而论，其渊源辅助资料以及反映中国对国际法的原则立场，也必须适应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统编教材不必以政策继承性而提出稳定性，忽视及时修订增补工作。相反，为了增强教材的实践性，就必须反映当代国际法新发展及其方向，例如区域国际法、大小集团国家组织法等。应该指出，作为未来法（LexFerenda），国际法学教材应该研讨国际新秩序和人类法（新人权法）等。
参考文献：
[1]周鲠生。国际法（上、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李浩培译：国际法（上、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3]邱宠达：现代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陈世材：晚近国际法的发展[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1986。
国际法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一)提高学生素质的应然要求值得强调的是，掌握所学国际法学专业的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具备其他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学生只有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准确理解国际法原则、规则的准确含义和内在精神，才能将其运用到对国际热点的深刻剖析之中。但是，具备了扎实的国际法学知识基础，并没有完成教师的教学目标。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个学生如果在学校的时候只学到了基础知识，而不具备将其转化到现实生活中的能力，或者缺乏运用国际法的知识对国际社会日新月异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观察、思考的能力，那么，其在学校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也难以符合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卓越法律人才素质的应然要求。(二)国际法学科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形成与行政、司法、执法机关以及企业等法律实务部门的信息交流与人才培养的合作与联动机制，不断进行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与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致力形成具有自身优势与特色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已经成为不少国内法学院教学质量工程的建设目标。一般而言，只有法学教学方法得当，与法学的教育目标相匹配，法学教育才能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并承担社会职能。惟有这样，法学教育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才能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法学学科的建设中来，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选择学习法学。通常，一个社会的国际法意识水平、传播的程度和教学科研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国际法在其空间和对人的效力，进而影响整个国际法的价值在其国内的实现以及社会功能的发挥。目前，就国内而言，部分高校致力于培养符合现实和未来要求的“卓越法律人才”，开设了国际法学的双语课。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学校采用的是他山之石———纯外文原版教材，以完全“拿来主义”的方式教授学生，未能将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话语体系的构建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WTO“一国四席”、和谐理念对当代国际法新价值取向的启迪等)体现在双语教材之中，进而不利于培养体现中国气派的国际法的精英人才。因此，基于中国国际法学科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老师在国际法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融入中国元素，以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风格的法学精英人才。(三)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需要国际法已经迈向“共进国际法”发展阶段。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国际法，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国际法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和保障。一方面，国际法为构建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提供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必将受到国际法越来越多的约束。国际法作为主要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其本质和目的就是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协调的利益。但是，各国利益不尽相同，甚至会发生冲突，此时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各国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目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加深。因此，在法学教育阶段，通过对学生国际法能力的先期培养，显然利于其在以后的实践中合理运用国际法规则，正确处理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进而毫不含糊地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尤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国家和领土完整等。
对国外法学教学方法的借鉴
实际上，早在19世纪以前，“教科书法”也是西方通行的法律教学模式。后来，部分讲授者在认识该方法的弊端之后，率先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布莱克斯通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不再单纯讲授法律，而是在政治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理论的框架内分析法律的原则。由于这种教学模式仍然不能摆脱教师在讲台上以说教为中心的窠臼，因此，又被称为“讲演式教学法”。随后，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兰德尔教授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和苏格拉底教学法。该教学方法通过对法律的概念和原则的一系列分析及师生之间的问答，使得学生理解法律的内涵。这种教学方法符合普通法的特点，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但对教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高，因此，在推广过程中曾遇到较多的阻力。与之类似，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根据教学内容和理论深度的不同，上课的形式可分为讲座法、复述法和案例法教学。这种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而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的方法，无疑对国内的法学教育者具有启示意义。以国际法的教学为例，由于知识点较多，但囿于课时有限，采用复述法和案例法势必需要大量的课堂时间作保证;而另一方面，由于多数学生并没有养成课后预习、思考的习惯，采用这些方法也可能造成知识点的碎片化，不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必备的扎实基础知识。因此，就目前而言，国内的教育者在借鉴这种教学方法时，更应关注国外老师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手段，以及学校激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机制。为此，在设计教学方法改革方案时，不仅应考虑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还应虑及国内学生不同于美国学生的性格特点。值得强调的是，学习法律在国外被普遍视为一件苦差事，因为学生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阅读有关法律书籍，这势必需要承担比其他专业更大的压力。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大量阅读在法学学习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内高校，大多数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养成课外阅读的习惯，即使进行了一些阅读，其范围也仅限于法学专业的书目。其实，大量、充分的阅读正是学生进行交流、讨论的基础，也是国际法课程采用案例法等教学方式的前提。因此，教育者应注意国内学生在阅读能力上的不足，在教学过程中督促、指导学生进行阅读能力的训练，同时提前布置与随后课堂教学有关的国际法案例的研读，进而为案例教学方法的使用提供坚实的保障。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1]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2]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3]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Hinnekens,LookingforanAppropriateJurisdictionalFrameworkforSource-StateTaxationofInternationalElectronicCommerceintheTwenty-FirstCentury,IntertaxVolume26Issue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4](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5](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观念的淡化。[6](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7](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参考文献】
[1]．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4-09-04．
[2]．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4-11-16．
[3]王晓华．反垄断国际统一立法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法译评，1995,(1)．
[4]陈安．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摘 要：加入WTO后，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挑战大于机遇，国际法教学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便是其一。《国际法》教材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教学手段与方式的逻辑合理性在实行跨越式改革，开放教学中有待商榷之处。在教材体系的创新与教学改革的深化方面，宜整合和推广教材与案例教学法。 论文关键词：国际法；案例教学；网络教学法 北京法学教材编辑部早期出版的《国际法》统编教材，由王雪崖教授主编，参编阵容强，选材内容多，体系架构大，涉及林林总总的问题，行文40余万字。一般教学进程对它多按时空条件灵活处理。多年来，不少院校也有各自出书，更新教材、创意教学、功在先行。但是，各教材的体系、架构等理论与教法实践方面，包括王著1993年版，仍然超越不多。 先从统编《国际法》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稳定性谈起，这个三原则，是该书编者立下的游戏规则。 然而，该书各章的表现，却不尽人意，不少论述观点与材料相脱离，推理与论据匹配不足、体例与系统不够合拍等等。现在提出我们粗浅的看法，谨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教材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理论体系是教材科学性和系统性检测的指标之一，也是释放、演绎教材和规范体例的核心及其材料结构的合理度。作为国际法与国际法学教材的内核、虽然两者各有其联结外国法的界面，但是案例教学法，都可以作为它们的操作系统而切入。从不同具体的要求及不同的培训目标看，一般区分为外事工作者与国际法学者两块，从而分别实施主导两种不同教材的教学模式。单就教材编辑而论，其教材体例定位，就各有其重点，并加以细化，提高科学性和系统性。外事工作者重在国际政经关系篇章，涉及外国法与国际法平台；法学者重在理论及未来法部分以及实体法；而司法官、仲裁员则重在程序法，如国际争端解决。当然，提升科学性、系统性，总不外乎理论实践的统一、不同时期各大学派的论述以及当今教学应运而生的网络教学法手段。然而《统编教材》体系颇似克隆外交学院讲义或吉林大学讲义。如果主编者据此视作稳定性的权威，那就大可不必！ 其实，六、七十年代，英美海洋法学派，德、法大陆学派及其他整合学派（如前苏学派，加、日学派，非洲学派），早对国际法教材都有所刷新。前者，以詹克斯的著作为例，国际法体系突破了传统；后者，以荷兰出版《国际法百科全书》为代表，都凸现新论点。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国际法新内容及其经典论点发展走向。国际法基础、发展法、合作法、环保法、预测法、案例教学法等，从理论到实践，对于《国际法》教材的编选大有创新的闪光点，特别是在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都有较大增广。例如詹克斯强调国际组织法优先、麦克斯首选合作法立论以及基于地区合作、区域国际法、可持续发展中区域国家和地区统一组织等，有其前瞻性观点。遗憾的是忽视了庞德的世界国家论。詹克斯似乎还偏爱和平法，忽视战争法，抛弃了国际法战争与和平的初始理念。我国周鲠生《国际法》，维护这个整体论，不幸《战争法》遗稿至今没有刊出。这对中国学派的成长，不能说这不是一个更大遗憾。 当前，我国编写《国际法》的更新条件，有着史无前例的全球文化资源优势。在知识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的学术环境，便于对现有教材加以扩容，兼收各家各派教学法、各种观点方法，经过磨合，建构新体系。试看80年代，路易·汉金等人所编《国际法》，以案例为轴心，兼顾多种理论，受到拉美、澳、印等法学者青睐。九版《奥本海国际法》，兼容了不少学者的新论，便能与大陆学派菲德洛斯《国际法》（李浩培译）平分秋色，也为我们更新统编教材，添加一道新菜。值得我们更为关注的《国际百科全书》，其体例则重在程序法优先（第一卷《争端解决》，这为凸现案例教学法实践（第二卷《案例篇》），创立了教材与教学法结合的新体例。 我们大多数重视教材的可操作性。劳特派所编的《奥本海国际法》最大成功处，是尽人皆知的，该书1905年版，不过20件案例，而在1955年修订中增至790案例。阿库斯特在他的《现代国际法概论》一书中，也应用了一百多件案例。参照按该书提供案例的量比，《统编教材》至少应用三、四百件案例；而按劳特派特的《奥本海国际法》一书的比例，统编教材应该应用案例，将是一千多（哈佛大学MBA课程采用800个案例进行课堂讨论教学）。这为教材更新换代，教学实践提供了大菜单。 二、教学法管见 我们之所以强调案例的补充，是因为案例是教学法最优资源。它提供和为教学营造从感性知识到理性 知识，具体到抽象的自然有序的教学认识过程，也是网络远程教学及课件的整合集成，有助于学生全息地（在课前预习及课堂讨论）生动灵活掌握理论、原则、概念；能够用专家软件或可视电话、电视会议等方式引导学生，从而有效进行法律论证，并能突破传统教材那种政治理论多于法律论证的旧体系。而且可以排除那种空泛论证冗长进程，引用实证材料不足所形成的那套泡沫理论。如果在案例中就法律事实立论，自然会观点和材料无缝结合，教学效果就不大一样了。这种反映科学性和逻辑性，必然增强说服力。因此改编、更新中国国际法学教材，施以案例教学法贯穿其中，是我们当前国际法教学改革不可忽视的问题。 作为国际法学需要创新理论以及编写教材运用的不同体系，然后经过实践并以国际论坛资源不断修正，而逐步提升形成创意和学说。中国国际法学派就将在国际法实践与教研中建立。然而这本《统编教材》和国内其他教材一样，显然局限在一种传统国际法体系。它突出了国际法主体问题，而回避了国际法的客体界定。这不但属于旧体系的残缺，而且理论上和实践都陷入了困境。既然定义了国际法主体，逻辑上必须明示国际法客体。除非像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尽现海派风格，忽视大陆学派，不顾体系结构如何以及主、客体概念之类。但是，这些知识点在教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无法避免。试看国际条约规范中主体一词也有相对的客体解说；教科书中也常用主体和客体匹配；也常用对象一词以代客体。例如，周鲠生《国际法》第306页出现引渡主体、引渡对象，也可说是引渡客体。苏联伊格纳钦科与奥斯塔平科合著《国际法》，及斯塔克《国际法导论》均保持古典国际法主体说。我们认为，创设客体说，也是保持体系的逻辑性、科学性。在国际刑法中，主体为国家，而个人和法人一般作为客体；跨国公司的特殊条件下，他们转化为主体，那就是法性转化、未来法的特点。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国际法体系中创立了客体说，确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修订书》中的标志第80条、5条），是改编教材不可忽视的，或者以对象一词代替。为了适应国际社会法律关系巨变，以至本来能够科学说明的问题，不应弄得比较复杂。例如，统编教材《关于个人和法人有无国际法主体资格》要以国际法主体、客体性易位说明，问题就简单多了。当然，违背法理的错位应该防止。 体例结构上，统编教材将《居民》一章，远离主体之后，不如吉大《教材》、上海法研所《讲义》，将该章接主体之后，反映出系统性、系列化因果关系生成的，而将个人作为客体、主体，易位乃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线性规定。又如，WTO、OPEC、APEX等一类，这些国际组织间法律行为或争端的解决，更是全球经济及市场接轨有关联的，而且地区冲突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地区武装冲突和国际恐怖活动、国际刑事犯罪等，统编教材忽略了不少敏感地区的国际组织，如：非统组织、阿拉伯联盟、南联盟共同体等。国际经济法组织，遗漏更多了，如伊斯兰银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主体与客体的扩大是大趋势。这是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而且突显了新概念的转化，例如：跨国公司、卡特尔等，大都认为应该界定为主体。 三、关于案例教学法的操作采集 科技的超速发展，推动案例教学法。多媒体网络教学法，已经进入社会科学的各领域。我们法学工作者称之为泛化，它的神通被哈佛商学院发挥得淋漓尽致。 案例教学可以说是哈佛的代名词，这是它的首创。一项案例通常是对一个实际管理决策情形的真实描述，篇幅一般在1030页左右，目的是用于阐述商业原则和总结经验教训。尽管一些有名的商学院认为，像成本会计、应用统计和基础金融这样的课程仅仅依靠研究一些案例是不够的，但是哈佛仍然坚持己见，相信这是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最佳途径。在哈佛，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采用案例教学法来讲授。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来过新疆大学，曾经开过座谈会，案例教学法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而今，我们该重述这种行之有效的辅助教材和教学方法了。社会教学领域中，案例教学总在扩展其空间，还是借鉴一下哈佛吧！ 哈佛的全日制MBA学制为两年，其中第一学年的所有必修课全班同学都是在一起上课的，使用同一个教室。在课堂上，每个案例是通过教授和全班同学对话的讨论形式来完成的，整个学习生涯中大约要用800个案例。学生们必须在课前认真阅读和分析每个案例，在课堂讲座时说出自己对案例的分析和看法。课堂讨论的进程由教授掌握，尽量使全班同学的想法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或者至 少得出案例本身能阐明的几个结论。 大部分课程是由任课教授随便叫起一名同学作开场发言而开始的，这位同学要花5—10分钟来总结案例中的几个要点，为理解案例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还要为解决案例所描述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接下来，他可能不得不对其他同学对他发言的指责进行反驳，他发言得分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同学的反应。不管发言内容多么中肯贴切或者是纯粹胡扯乱谈，只要发言就能得到课堂参与分，而课堂参与分在每门功课的最后得分中往往占多达50%的比例。因此，每个学生都竭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课堂参与机会，课堂讲座常常是唇枪舌战，火药味十足。但有一条原则，就是一个观点如果别人先说了，你就不能再说同样的观点，否则等于浪费时间，不尊重别人。 学习小组在哈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好的学习小组是整个学习生涯中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学习小组的成员通常是在深夜或者早晨上课前的时间聚在一起进行讲座，在这种讲座中大家互相启发，确保案例中的要点不被遗漏，并且可以在一个比较宽松随便的环境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很多人说学习小组，是哈佛商学院学生社交过程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如果不参加一个学习小组，那么就意味着你的哈佛经历会有不可弥补的遗憾。 一般地说，及时采集新案例是十分重要的。这通常还是要通过谈话来进行，在谈话过程中会非常注意细节，从细节中可以得出很多信息。与一个人谈话往往会有不少不真实的东西，但是与20个人谈了以后，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就会被逐步地滤去，真实的一面就会出来了。 整个案例制作的时间有的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不过你知道，通常的工作都是几件案例连接在一起展开的。所以很难说清一个案例的制作具体花费了多长时间。 要说清楚哈佛一共采用过多少案例也是很难的，教材在经常地改变，过时的案例被淘汰，新的案例补充进来。有的时候一个案例可以用很长时间，教授们会把一个80年代的案例改到90年代来用，但也有时有些案例还没有进入教学就被淘汰了。总的来说，哈佛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概会碰到数千个案例。 四、教材的可操作性及其修订、增补 新教材编写的基础平台，有全球国际法学各派和国内各派的提供在空中课堂的共享资源，也离不开当前各种教材的修订与增补，以便及时提高教材、教法水平。 法学编辑部在该书《说明》中提出内容、体例和文风问题，首先从教学的可操作性看，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作为国际法教材，那么国际法原理、国际法史，以及实体法（部门法）外，还应有程序法及未来法介绍，以及涉及各学派的比较研究（如各国的条约保留条款与国际法和该国国内法的关系等），并比较详尽介绍我国对国际法各领域内的具体态度和立场。 其次，从国际政治、社会关系法的视角看，某些国际法学基础理论的问题不难解决。而《教材》中的疑难则不少，如《教材》第26页提到它们是否有层次，没有答案。其实，层次就是等级，区别就是政策人人皆知。 再次，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的广包性，以及国际法统编教材的特殊地位，该国际法学教材，难于达到合二为一。就以法源而论，其渊源辅助资料以及反映中国对国际法的原则立场，也必须适应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统编教材不必以政策继承性而提出稳定性，忽视及时修订增补工作。相反，为了增强教材的实践性，就必须反映当代国际法新发展及其方向，例如区域国际法、大小集团国家组织法等。应该指出，作为未来法（LexFerenda），国际法学教材应该研讨国际新秩序和人类法（新人权法）等。 参考文献： 周鲠生。国际法（上、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李浩培译：国际法（上、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邱宠达：现代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陈世材：晚近国际法的发展[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1986。 张良。哈佛案例[J].南风窗，1986（4）。 陈秋，周衷楠。中国MBA尚待提高[M].西安：西北政法学院，1983.审稿：王欣登
多媒体教学,就是综合运用多媒体技术手段进行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计算机把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和视频影像等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管理和控制,将其有机集成,并通过交互界面完成一系列随机性交互操作,实现教学过程。《国际法》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与其它部门法相比,具有内容庞杂、跨度大、理论性强、比较抽象的特点,传统教学模式下《国际法》课程比其它法学课程更难教学,而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可以促进教学模式的现代化、教学内容的信息化以及师生互动等,这对国际法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多媒体技术在国际法教学中的作用
1、课堂教学形象直观,便于学生理解,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求知欲
国际法内容庞杂,有大量的概念、原则和法律条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去讲解相当枯燥乏味,同时,由于学生对许多国际条约的法律制度缺乏感性认识,即使教师在讲授中运用大量生动事例,也难以达到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学习兴趣的理想效果。多媒体技术的引入,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例如,在讲授海洋法中海域的划分、领海基线的确定,内水、领海、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湾与历史性海湾、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联系与区别时,多媒体课件利用图像、图形、声音、动画等综合手段,将生动、直观的图片及资料演示出来,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把枯燥的文字叙述变得生动有趣,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乐趣,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教学效率
首先,由于计算机可储存大量信息,教师可将教学所需的视频、图片、教案、案例、练习等教学信息在短时间内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大大减少板书时间,从而利于增加课堂教学的容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再次,运用网络,教师可方便、快速地浏览和查询网上资源,获取最新资料和信息,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并根据教学需要,及时修改、补充相应内容到多媒体课件,充实教学内容,减少教师备课的重复性,为教师的教学及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可明显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讲到外交关系法中使馆的特权与豁免,通过展示国际法院对1979年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的判决、事件发生的背景等资料,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这一制度。
3、教师根据多媒体的极强的表现力,通过对国际事件、案例的形象化演示,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制度,增加感性认识
当然中国学者大多数承认“国内管辖事项”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上的概念，一国在本国境内的某种行为，或对外采取的某种政策，可能会因破坏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而被追究国际责任。中国学者主张，一国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既不能违反国际法，又不能损害他国合法利益。中国学者反对以内政为借口破坏国际法规范，或拒绝承担国际义务。但中国学者更反对因一种倾向而掩盖另一种倾向，即反对对“国内管辖事项”的无限侵蚀，特别是反对个别国家利用各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针对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贬低和否认国家主权的理论，中国学者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冷静、严肃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学者认为，这些西方学者，他们或者故意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相对立，或者强调国际组织权限与国家主权的抵触。其实主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主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权的基本概念不会发生变化，作为国家固有的一种属性，它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在对内方面，国家对自己领域内的人和物以及领域外的本国人享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在对外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是相互平等的国际人格者，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并排除任何外来侵犯和干涉。任何国家都珍惜并竭力维护自己的主权，这就要求所有的国家在行使自己的主权时，承担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义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将本国的主权绝对化，滥用本国的主权，以致损害他国的主权。对一个国家主权的限制只能以这个国家同意为前提。国际法的权威、国际组织的权限实际上都来自于国家的协议（同意）。如果任意贬低或否认国家主权，那么只能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猖獗，国际秩序的紊乱 。目前的国际法是以国家协议的方式或国家对国际习惯认可的方式确立的，贬低或否认国家主权，势必动摇国际法的基础。西方某些学者一方面片面地将国家主权歪曲为绝对主权、无限主权，另一方面又大肆抨击国家主权，说什么主权过时、主权有限，进而要求否定主权。其实他们是想用自己国家的主权至上来削弱和限制别的国家的主权，他们是想借“联合主权”、“世界主权”操纵和干涉别国主权，他们的这些理论在实质上是为霸权主义服务的。 作为贬低和否认国家主权的变种，“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我们只要翻开《联合国宪章》，就会发现，不管是从性质、内容还是适用范围上看，主权原则都高于人权原则。从性质上说，《联合国宪章》是将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来规定的，而对人权问题只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从内容上说，《联合国宪章》涉及到主权的各个方面，它不仅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而且还规定禁止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禁止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事项。而对人权问题，《联合国宪章》只规定应“增进”、“促成”、“促进”、“提倡”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和遵守；从适用范围上说，《联合国宪章》将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自然它就可以适用于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及国际法的各个部分。而人权原则只是一般规则，自然仅能适用于国际人权法。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人权法中的各项原则，必须符合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西方一些学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其实质是想把西方关于人权的理论和概念强行当作全人类的共同观念，是想借威胁国际安全因素的变化，贬低和否定“国家主权”。他们故意将人权和主权割裂并将他们对立起来，目的是想将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全部从“国内管辖事项”中剔除出来，从而为他们的“新干涉主义”铺平道路。“新干涉主义”就是利用“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将一国“国内管辖事项”中的人权状况变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项”，将西方某些国家的价值观变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观”，用西方的人权标准衡量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只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就指责该国出现人权危机，对出现“危机”的国家，他们就可以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径直采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去“纠正”该国的人权状况。很明显，“新干涉主义”就是美欧各国借以干涉别国内政的遮羞布，是西方国家企图用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方式去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 *其实，中日《国际法》中的异同点还很多很多，其中有的异同点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在这里一一列举似乎有点烦琐；有的异同点却因其反映着中日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很难在较短的篇幅内说明清楚。上面的比较不过想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两国学者在教 学与科研中能关注一下对方的见解或立场，这对加深两国理解，促进两国合作必然带来裨益。
我国企业反倾销应诉应注意的问题 一、 国外反倾销，我国企业扩大出口的严重威胁 1、 反倾销作为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认定和许可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国际通行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也是用来对付不公平竞争的必要工具。它具有形式合法、容易实施、能够有效保护国内产业且不容易招致报复的特点。近年来，各国反倾销手段的实施具有愈演愈烈之势。2、 1979年6月，中国出口到欧共体的糖精钠被控倾销以来，中国业已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截止目前，国外对我们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件业已达约500起。这些以欧盟和美国为主，涉及出口金额数百亿美圆。这构成了我国商品出口的严重威胁。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更加成为被控倾销的对象，这些国家以此作为转嫁市场放开的损失。这些案件涉及的商品范围越来越广，由最初的几种产品到几千种产品，涉及包括化工、钢铁、机电、机械、建材、医保等在内的十多个行业。3、 目前，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对我国启动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越来越多，不仅仅局限在原来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尼、泰国、埃及、阿根廷、马来西亚等也频繁采用反倾销法律手段保护国内产业。而且这些国家采取反倾销往往具有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我国某一商品被某国反倾销后，其他国家担心会大量流向其国家，因而也采用反倾销法律手段进行预防。这种连锁反应直接导致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全球受阻。如中国出口的运动鞋、硅锰、硅铁、钢铁产品、焦炭等产品，经常招致国外反倾销的连锁反应。4、 由于国外频繁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实施反倾销措施，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严重萎缩，有的甚至推出市场，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巨大，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国外反倾销给中国出口产品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00亿美元以上。在未来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外反倾销案件的增加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中国企业积极而有效开展对外应诉工作，不断提高应诉水平，是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公平贸易、扩大出口的有效手段， 二、 我国企业对外反倾销应诉应注意的问题和策略分析 1、 一旦立案，应积极应诉，并作出快速反应。 反倾销调查要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如果中国企业不积极应诉或者不积极配合调查机关的调查，国外调查机关可以根据所谓的“最佳可获得的信息（BIA）”，往往是对我方最不利或起诉方的证据，进行裁决，结果必要是高额的反倾销税率。因此，不应诉等于不战而降，彻底退出市场。根据外经济贸易部的应诉规定以及“谁应诉，谁受益”的政策，以及国外调查机关给予应诉企业的“分别裁决”，应诉企业可以通过应诉取得竞争优势，继续出口，而没有应诉的企业将不能继续出口或出口受到限制。中国企业积极应诉，应快速作出反应，中国企业的一个特点，组织应诉不及时，决策太慢，往往错过抗辩的好时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45天初裁，通常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做，组织应诉，查询海关资料，统计调查期间出口数量和金额等，无法完成，往往对我们不利。欧盟案件时间更紧迫，立案到答卷只有40天时间，全部用英文，而且，还要填写关于市场经济的问卷。工作量很大。 2、 聘请具有专业经验并熟悉中国国情的律师 反倾销案件是作为比较复杂，专业性较强的案件，而且涉及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企业很难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独立进行应诉。而且有些国家对于反倾销案件的应诉要求委托律师作为人。在美国，应诉企业可以通过律师对有些商业秘密进行保密处理，而且律师可以申请行政保护令的情况下充分查阅案件资料，包括申请人提交的保密资料，有利于提出可行的抗辩意见。律师队伍应当包括起诉国当地的律师，通常其对本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和实践比较熟悉，而且也比较容易和调查机关沟通。但是外国律师往往对中国的国情比较不了解，而且律师收费也比较高，因此，实行国外律师和国内律师联合办案，有利节约应诉企业的成本，也有利于应诉公司有关人员与律师之间的充分沟通，也有利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应诉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有利的抗辩意见，以取得最佳的结果。 3、 组织专门的应诉小组，做好“硬战”的准备 由于应诉工作千头万绪，面广量大，时间紧迫，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专门班子，才能出色完成任务。参加应诉工作的人员既要精通生产、销售、财务等各道环节的业务知识，充分了解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又要具备认真、严谨、不怕吃苦，能连续作战的精神。 4、 被调查产品范围的抗辩 应诉公司首先应当看看自己出口的产品或者产品的等级和种类是否在被调查产品范围之内。如果不清楚，可以要求调查机关予以澄清。同时，应诉公司可以提出积极抗辩并提供充分证据，说明自己的产品不应当包括在调查范围之内或者要求调查机关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 5、 认真填写调查机关的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调查往往是国外调查机关进行调查的一种重要形式。调查问卷往往涉及的内容很多，比较复杂，包括公司的组织结构、财务制度、出口和国内销售的详细交易记录、实际生产成本等等，美国将调查应诉公司生产的每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等等。国外调查机关往往要求应诉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按时完成答卷。调查机关还可能进一步发放补充调查问卷。企业都必须及时按照要求完成。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应当与律师充分沟通，注意填写问卷的策略，以有利提出最佳的抗辩方案。 6、 充分配合调查机关的调查 除了上述讲的填写调查问卷外，调查机关通常会来企业现场核查，应诉企业应当精心准备，接受核查，应该说明的一点，核查是好事，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对我们有利的结果，在美国，通常只有经过核查的数据才能作为最终裁决的依据。反倾销现场核查的结果与最终如何裁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能掉以轻心。在核查中，每个关键部门（财务、人事、生产、销售、公司办公室等）都要有专人负责，每个部门对核查人员提出的任何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都要有透彻的理解，以便泰然应对。从生产的成本会计师、销售部门的财务总管、本案负责联络的人员以及挂帅的领导人员都要非常认真负责，容不得一点马虎。实际上，只有他们才对自己企业、自己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方要求了解的方方面面，他们最清楚。在核查之前，参加应诉的人员必须明确分工，谁出面回答问题，谁在场外准备材料，核查时，上场的人员不必多，但要了解情况全过程，又要反应快。 7、 市场经济地位的抗辩 在对外应诉反倾销，给于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一直是我国近十年来不懈努力和抗争的目标。欧美国家一直无视中国的经济改革变化，仍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中国的企业并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往往在裁决时采取极不公正和歧视性的做法，导致很高的倾销幅度。近年来，经过中国政府的多方交涉和谈判，西方国家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态度有所变化，大致分为下列三类：一、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则上使用替代国制度。抗辩重点：说明中国该产品和产业属于典型的市场导向型，积极争取被诉产品正常价值的直接适用。如果这种很难被认可，应当考虑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替代国作为正常价值计算依据。同时做好单独税率的抗辩。二、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转型经济国家”，并制定了判定市场经济的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仍使用替代国制度。涉案企业必须首先提出申请，并提供充分材料证明符合下列五个标准：1}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品销售和投资等等事项），其决策没有明显地受到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反映市场价值。2}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帐本，该帐本是按照国际通行会计准则进行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受过去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资产折旧、勾销帐本、易货贸易、偿债冲抵付款等；4}企业应受破产法和财产权法的保护，以保证其在经营中法律资格地位的确定性和稳定性；5}货币兑换汇率由市场决定。1999年4月，欧盟第一次在黄磷案件中给予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三、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国家基本上视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正对上述情况，中国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时，应当依据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进行抗辩。 8、 替代国的选择 在国外调查调查机关不认可中国或者应诉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时，将原则上适用替代国政策。这时，替代国的选择成为应诉成功与否的重要步骤。根据美国法律和实践，美国商务部在调查中选定替代国时的标准是，（1）该国也大量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2）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美国商务部在实践中，常常采用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巴西、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替代国。欧盟当局在选择替代国方面也有非常大的灵活性，欧盟反倾销法只是规定应当是“适当的”和“不是不合理的”，欧盟当局理由其自由裁量权，制 定了一套选择替代国的方法。在选择时，主要考虑下列重要因素：存在相同产品；制造工艺和技术以及生产标准的相同性；价格水平的可靠性；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实际上，欧盟采用不是替代国的方法，而是替代工业部门的做法。而且根据欧盟反倾销法的规定，对选择替代国的异议在立案公告后10天内提出。 9、 单独税率的抗辩 由于欧美一直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分别税率也是一种对华反倾销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分别税率和非市场经济地位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但是对华反倾销问题上是密切不可分的。欧美认为：由于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不独立于政府，反倾销税只能一个统一的税率，适用于所有中国公司的产品。这种做法明显具有歧视性。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基本上是独立于政府的，而且不同企业之间也是完全独立的。欧美对中国采用“一国一税”的做法是极其不公正的。中国企业在对外应诉中也提出了积极的抗辩。但是由于欧美国家在“分别裁决”问题上一直没有明文的规定，调查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90年代，美国商务部在案件实践中认为，中国应诉公司可以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企业不独立于政府”的推断，在出口方面不存在政府的控制，从而有权享有“分别裁决”，即单独税率。在此，美国采用的标准是，在出口方面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不存在法律上的控制是指：存在立法表明不断放开对企业的控制；在出口商业务以及出口许可方面，不存在限制性的规定；其他采取的正式措施表明放开对企业的控制。不存在事实上的控制是指：出口商是否可以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自行出口定价；出口商是否有权自行谈判和签定合同以及其他文件；出口商是否有自行选举公司管理层的自主权；出口商是否有权留成出口收汇以及自行决定公司的损益。在最近几年美国商务部基本上给予了中国应诉公司的“单独税率”的待遇。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是否给予中国企业“分别裁决”，也一直没有明文的规定。1991年，欧盟裁决不给予中国国营企业单独税率，1993年后，还拒绝给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外资企业（个别外商独资除外），条件越来越苛刻。直到1996年7月，欧盟才制定了一个内部掌握的8条标准：1]企业的大部分股份为非国有，公司管理层中没有政府官员；2]公司用地是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从国家购买或租用；3]公司有权自行雇佣和解雇员工，并自行决定其工资；4]公司对原材料供应和投入具有全面的控制权；5]公司的公共设施，如水电等，有合同保证；6]（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和撤回投资有所保证；7]公司自行决定出口价格；8]公司自主经营，国内外销售不受任何限制。 10、 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 由于国外反倾销对华的不公平性和歧视性，尤其对于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应诉企业可以取得中国政府以及有关协会、商会的支持和配合，甚至在必要时通过政府施加一定压力。 11、 充分调动所在地进口商和最终用户的积极性并争取其配合 虽然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是作为一种业务关系，而且在很多时候是相互矛盾的谈判双方，有些应诉公司不愿意和进口商配合和合作。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和进口商合作，并不等于将公司的所有商业秘密向其披露，实际上，进口商是无法了解应诉公司的商业保密信息的；第二，进口商对于所在国市场比较了解，容易提供有用的信息；第三；进口商和应诉公司在应诉方面利益是一致的，进口商也将尽力合作。在欧盟反倾销案件中，也可以通过进口商或最终用户的力量游说，争取调查机关在权衡“公共利益”时充分考虑其利益。 12、适时度势进行价格承诺谈判，以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份额。 在反倾销调查程序中，调查机关作为肯定性初裁后，中国应诉企业可以在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之间进行权衡，向调查机关提出价格承诺的建议和请求。价格承诺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中国应诉企业的一定数量的出口。 13、参加听证会 根据反倾销案件的进展情况，应诉企业应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促使案件向有利于应诉企业的方向发展。中国应诉企业可以在合适的时机要求召开听证会，利用听证会阐述有利的观点，并同时补充调查问卷的一些不足。 14、行政复审 如果应诉企业的产品在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应诉企业可以根据该国的法律规定申请复审，要求变更反倾销税率或撤销反倾销措施，以便重新进入市场。如果出口企业在原反倾销调查期间没有出口被调查产品，根据法律规定可以申请新出口商复审。 15 、司法审议和WTO争端解决 应诉企业对最终裁定和复审结果不服的，可以向所在国的司法机关提出司法审议，要求改变或撤销原裁决或决定。由于中国业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国外调查机关的裁决对中国不利或者不公平做法，中国企业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上诉，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16、做好反倾销应诉的同时，建立有效的预紧机制 中国企业在积极而有效对外反倾销应诉的同时，中国企业应当加强出口市场秩序的规范，事先预防国外反倾销案件；中国企业也应当密切跟踪国外动态，及时调整出口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