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汇率承诺；政府救助；货币投机；序贯博弈模型
一、引言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遭到重创。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投入政府救助资金，以防止国内银行业的破产，帮助国内金融体系和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人企业尽快度过难关。在中国最近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曾陷入不良资产清理的困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政府救助措施，如证券公司接管和政府直接注资等，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来实施的政府救助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汇率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投机者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攻击，而政府在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例如，提高利率会抑制投资，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俞乔［1］的实证研究，公众对当局在维持固定汇率体制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失业，需求不足，等等)之间选择的预期变化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心的危机，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因此，在控制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冲击的过程中，汇率政策是与政府救助机制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下载论文。
中国自2005年7月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后，无论是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都已实现大幅升值。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稳定汇率政策。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11月曾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基本的稳定”。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自2009年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人民币是为数不多的未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之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和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又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最新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呼吁中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报告指出，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更加重视把通胀作为关注目标，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实际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奥巴马最近也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
面对外部多方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若中国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策略，则显然违背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稳定汇率承诺；若中国继续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则要承受各种压力。然而，隐藏在这种进退两难的表象下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均衡策略。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对危机前的稳定汇率承诺的兑现，它可以有效稳定市场汇率预期，抵制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投机行为。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和货币危机刚刚得到初步平息，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货币投机行为。
本文在Mundaca［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承诺特征的序贯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均衡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承诺的作用机制，提出一种结合政府事前汇率承诺的政府救助机制，分析“自实现”的稳定汇率承诺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Holmstrom和Tirole［3］在关于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中，强调了政府提供救助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必要性,提出了内部流动性可以充分满足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要以国家政府或IMF为代表的LOLR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
Burnside等［4］研究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基金风险对政府相机救助决策的影响。其中，政府救助相机依赖于商业银行是否宣布破产。他们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所投资的外汇基金发生贬值时，政府保证偿付其损失，那么，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这是因为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了担保，当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资产发生贬值或预期发生贬值时，可以通过申请破产而获得政府救助保护。同时，政府的这种救助担保很容易诱发“信念自持”（self-fulfilling）现象。由于政府保证当商业银行宣布破产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形式的政府救助，这样，当银行预期到所持有的外汇基金将会贬值而申请破产时，如果政府立即向银行注入外汇救助，必然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使外汇贬值预期实际发生。显然，这是由于政府不恰当的救助行为所导致的。
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并假定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在此模型中，市场预期是事前（即经济冲击发生之前）形成的，政府保持或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选择是事后做出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很难影响市场预期。
本文在模型中将分析事前的汇率承诺对于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作用，并将具有事前救助承诺的救助机制与事后的救助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Mundaca［2］率先提出了一个序贯博弈分析框架，将政府救助和汇率作为内生的决策来考虑，并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作为模型局中人之一的企业被限定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进行投资的私人部门，这仅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国情，不适用于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的国情。
国内学者对政府救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监管声誉损失等。李剑［7］在Sachs［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博弈分析，讨论了危机发生后，由于IMF救援计划的内在缺陷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使得IMF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问题。巴曙松和陈华良［9］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地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监管威慑力，造成政府救助政策成本的提高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其他相关国内文献主要以国外经验的总结为主。
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缺陷。但是，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政府救助可与汇率政策相互配合。在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未出现将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章，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均衡政府救助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政府提供危机救助的同时，适当的汇率调整可以平衡道德风险问题。
三、序贯博弈模型与多重均衡的收敛
本文将对Mundaca［2］模型进行改进，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汇率政策特点的序贯博弈模型，并针对多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承诺对于优化政府救助路径、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意义。
首先，构造序贯博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的博弈树。其中，M和Q分别表示政府的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和放弃固定汇率；S和NS分别表示投机行为和无投机行为。
博弈局中人有3个：一是中国政府，将在阶段1保持固定汇率政策，并进行救助承诺或不承诺，同时承诺在金融危机刚发生时的阶段3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剧并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阶段4选择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二是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私人部门），它们将在阶段2决策投资水平；三是市场上的货币投机者在阶段2根据市场预期选择是否投机。对博弈树中各阶段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假设进行如下说明：
阶段1：自然产生关于货币投机行为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概率，所有的经济人获得该先验概率的信息。假设到达博弈的最后阶段，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该冲击分为两种：一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影响较小的有利冲击s2，其发生概率为1-π；二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较大的不利冲击s1，其发生概率为π。
政府在该阶段将公布对于私人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是否承诺救助，并且公布其承诺的汇率政策。对于汇率政策，政府在阶段1承诺将一直保持固定汇率，直到阶段4的经济冲击发生时再决策是否继续保持。该假设的依据是，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
阶段2：市场投机者先形成阶段4的汇率预期Ex，并根据汇率预期决定是否进行投机。因此，如果Ex＞，或Ex＜，则投机行为发生。其中，Ex表示预期汇率水平，表示固定汇率或长期均衡水平。
出口导向型的私人企业再向商业银行借入人民币进行生产投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得美元等外币收入，并用外币收入偿还贷款债务。私人企业根据预期投资净回报最大化原则决定投资水平。
令K表示私人企业投资水平，x（si）表示冲击si（i=1或2）发生时的汇率水平的自然对数，汇率以1元人民币所购买的美元数量计算（下同）。Ri（K）表示当阶段4中的冲击si发生时投资K的总回报，并且满足下面的假设条件：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R′1（K）＜0，R″1（K）＜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R′2（K）＞0，R″2（K）＜0。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私人企业借贷成本将提高，并且，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回收困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边际回报R′1（K）在短期内为负值，随着K的提高边际回报下降程度将恶化，即R″1＜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边际回报R′1（K）为正值，但边际回报递减。在这些假设下，当私人企业预测到阶段4不同的冲击所导致的不同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时，其净回报NR和期望净回报E（NR）分别表示如下：
NR=（1-（si））（x（si）/）Ri（K）（1）
E（NR）=π（1-（s1））（x（s1）/）R1（K）+（1-π）（1-（s2））（x（s2）/）R2（K）（2）
式（1）说明私人企业的净回报受到汇率水平和政府救助比例的影响；（x（si）/）Ri（K）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私人企业不利冲击发生时债务增加，而有利冲击发生时总回报保持不变；（si）表示阶段4的冲击si发生时政府救助的比例。当有利冲击发生时，政府无需实施救助。因此，0≤（s1）≤1，（s2）=0。若将标准化为1，则式（2）可以转化为式（3），得到私人企业在阶段2的支付函数。
E（NR）=π（1-（s1））（x（s1））R1（K）+（1-π）（x（s2））R2（K）（3）
阶段3：政府保持固定汇率体制，并抵制投机攻击。在该阶段，投机攻击已经形成，政府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M）和放弃固定汇率（Q）。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承诺在该阶段得到兑现，这就排除了放弃的选择。
政府在阶段3开始实行抑制投机攻击的措施，假设主要措施是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当阶段2形成的汇率预期与长期均衡汇率不一致时，调整利率可以有效减少投机攻击损失。但是，利率调整具有两面性，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国内投资成本而影响失业率，如提高利率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从而给政府带来基本面的损失。假定利率调整过程遵循式（4），利率变动对阶段3中非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为式（5），从而构造出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为式（6）。
r=g（Ex-）（4）
其中，g是正系数，而（Ex-）表示在阶段3和阶段4的投机攻击强度。
u3-=α2r（5）
其中，u3表示阶段3的实际失业率；表示自然失业率；α2为正参数。
法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特点是：从地区分布看，境外投资集中在欧盟和北美。截至2000年，对欧盟投资占法国境外投资总量的52%，对北美地区投资占总量的34%.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投资规模很少，对中国投资仅占0.4%.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占境外投资总量60%，制造业占27%.
一、境外投资管理与促进的主要做法
（一）全方位境外投资支持体系
促进机构：
法国外贸保险公司在政府指导下，向本国企业提供境外投资方面的保险服务。法国工商会体系为企业提供国外市场信息咨询服务和必要的技术帮助。
各类中介机构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特别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如巴黎工商会年预算4亿欧元，其中42%来自于税收；法国外贸中心年预算8亿欧元，45%来自国家拨款，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来自政府财政支持。
投资保险：
政府委托法国外贸保险公司从事支持境外投资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政治险主要范围是东道国实行国有化、外汇及红利不能汇出、战争及暴动等风险，期限长达5–15年。市场开拓险，年营业额在1.5亿欧元以下的企业均可享受，目的是鼓励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减轻开拓市场的前期商业负担。当中小企业在境外投资遇到重大亏损时，可通过保险返回其股本投资额的50%.
资金支持：
对于中小企业，平均每个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得到8千到1万欧元的国际市场开拓支持，这种支持是资质的，无需偿还。对大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中央政府提供财政资助和政府贷款，支持其对最贫穷国家和新兴市场重点开拓的国家，开展非官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税收优惠：
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开办前4年有亏损时，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在10年内再把准备金按比例逐年纳入应税收入；财务合并制，跨国公司可将其全球投资损益合并计入财务报表。
信息服务：
一是，依靠驻外经商参处和大区外贸局，向法国企业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信息；
二是，法国外贸中心提供国外市场动态、产业信息、法律规定、税收规定、融资条件、国外企业需求以及出口担保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三是，各类工商会，通过遍布全球的海外代表机构，建立各大区国际经贸资料中心，帮助企业掌握各种境外市场和经济政策信息。
（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
职能分工：
涉及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部门主要有经济财政工业部对外经济关系总司和法兰西银行国际收支司。对外经济关系总司利用各种统计数据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提出分析报告和制定政策。
审批管理：
政府对企业境外投资行为原则上不采取审批方式管理，仅对涉及敏感领域和敏感国家（如伊拉克）的投资实施管制（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履行国际义务）。对于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国家也仅从出资人的角度关注投资效益，不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审批，而是让企业按照市场机制自主运作。
外汇管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对境外投资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超过1500万法郎的投资项目用汇需央行审批。1989年开始完全放开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措施，刺激了法国境外投资、吸引外资双向增长，有力促进了法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税收制度：
采取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实行地域管辖的税收原则，即只有境内产生的利润才在法国纳税，而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损益不纳入法国母公司的纳税范围。同时，为防止因避税而到境外投资或工业外迁，如果境外子公司在国外的所得税低于法国所得税的二分之一，政府要求必须将其子公司的财务纳入法国母公司之中，除非母公司能证明其投资是以当地市场销售为主，而不是出于避税目的。
（三）境外投资统计制度
统计范围：
建立一套以国际收支为基础的较为完备的境外投资统计制度，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取得10%以上股东投票权或占有企业10%以上股份，就认定为直接投资，包括股本或资本金投资、未分配利润再投资以及母子公司之间的借贷、垫款等。
统计内容：
主要是流量统计和存量统计。流量统计来源于企业的支付与决算申报。所有企业都要申报任何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交易和行为，对外操作年金额超过1.5亿欧元的企业，必须直接向法兰西银行申报每一笔投资和贸易（直接普遍申报制度）；其他企业可归类集中申报。存量统计的信息来源与流量统计不同，主要通过央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对企业进行调查来收集信息。投资流向以法国企业对外投资到达的第一个国家为准；投资的行业按法国母公司所属行业归类。
二、对我们的借鉴和启示
1、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致力于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围绕提高企业竞争力，法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使用效率，为企业创造条件。我国境外投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着眼点要放在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大力推动境外投资支持政策体系建设，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坚实的保障。
2、以企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境外投资的扶持政策
根据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外投资的不同特点，法国政府量身定做了一整套支持措施，并辅之以统一、简便、标准的操作程序。我国目前对境外投资的支持政策内容少，审核环节重复设置，效果也不够明显。现阶段制定实施支持政策的重点可放在金融、信息服务税收、中介机构参与等方面，以方便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选择。同时，进一步简化有关支持措施的使用程序，整合现有政策资源，集中发挥扶持政策的综合效应；增加扶持政策的透明度，降低企业使用政策的成本，提高政策的利用率。
3、以宏观管理为前提，注重部门间协调和配合
随着外汇管制的逐步放开，法国政府目前基本上实行备案申报制度。由法国对外经济关系总司负责部际联席会议，协调外交部、法兰西银行、国库司和税收总署等部门的工作。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手段单一，职能分散，缺乏协调。可考虑与外汇、财政、税务、银行、保险等部门加强合作，建立境外投资部门协调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4、以信息统计分析为基础，不断提高宏观决策水平
法国境外投资统计分析制度已经成为其实施科学决策的根本保证。通过深入的统计分析，主管部门能全面掌握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政策，正确引导投资方向。我国境外投资统计工作，应在完善新近出台的境外投资统计、联合年检和综合绩效评价等办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对我国境外投资趋势性和战略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以中介服务网络为依托，提供全面信息服务
法国政府通过预算拨款、人员安排等手段，在不同层面建立中介机构服务网络，与政府的政策措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我国境外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尚不完善，制约了企业境外发展。可考虑由政府指导，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多种形式境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其主要作用：
一是保证企业能够及时、充分地利用政府各项支持措施；
关键词:政府职能；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问题；对策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直接参与境外的开发合作，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效益，有利于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这对于一直着力于大力吸引外资的我国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对外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也应扮演起同样重要的角色。
因为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民族企业的兴起，才能保证国家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一直给三星电子等强力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开展跨国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正是因为有政府的扶植，才有今天三星等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反过来，正是因为产生了像三星这样的世界级企业，韩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安全可持续发展，步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这也同时表明了中国企业之所以要参与海外经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的海外经营也以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中之重。
自本世纪初，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即积极果断的实施“走出去”战略。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企业境外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外汇管理、项目审核等方面逐步放宽限制，加强信息服务、信贷支持、风险评估和投资导向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中国启动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有力推动了对外经济合作，各项业务实现大幅增长。“十五”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跨越式增长，2002—2005年累计投资净额179亿美元，年均增长36%。“十五”期间，全方位、宽领域的“走出去”格局逐渐形成，对外直接投资业务遍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4年经核准和备案设立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达到了829家。
在国家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上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可喜成绩。
图1中国02年-05年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数据来源：本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2年-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快报整理
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阶段的演变，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由“引进来”战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但我国跨国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本身的国力是不相称的。我国是世界第三大外贸大国，外汇储备也居世界前位，我国的GDP排世界第六位，而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而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在发展中国家应为1：0.18。同时中国企业还存在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投资地区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图22003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出自商务部统计，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
在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探索工业强国之路，纷纷走出国外，去参与国际化的竞争，但也遇到很多问题与困难。困难中除了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更缺少国家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时存在不足，使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上存在一定的距离。
二、对外直接投资中政府的问题
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首先制定了“走出去”的战略，这个大的方向是值得肯定，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企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的方向已经有了，则需要一些更加细微的规划或是长短期的目标，在大方向的指引下，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执行起来也需要有依据可以去遵循，这些内容要体现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上，也可以说是政府的“想”。然后无论是多么细致的计划都需要去认真执行，最终要通过执行来表现政策和法律的含义，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也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否则也是没有任何效果，可以说是政府的“做”。这一系列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这三个环节是有联系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将造成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是出现失误。例如，如果政府在执行与管理环节上出现失误，除了可以理解为政府执行力的问题外，可能在上个环节上政策的制定上就存有不足，所以即便是认真执行，履行职责，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同时，一些独立存在的外部因素，比如一些相关制度，政府提供的信息服务和一些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政策也都会在不同方面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这些因素不是单单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存在的，对外贸易，劳务合作，国际承包等其他一些方式也需要政府的信息服务，也需要政府运用审批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所以说他们的存在是独立的，是属于外部因素。
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部因素，这些方面是政府职能所在，同时问题也大都出现在这些环节上，然后根据问题出现的环节上制定相应得解决对策，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图3政府履行职能出现问题的环节
1.关于政策的几点不足
（1)不具时效性
对于审批和外汇的政策均已经过时。国内的各项政策大多数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现行境外投资审批制度所依据的主要还是1991年颁布的政策文件，对大项目（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严格审批直接导致了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偏小。而对于外汇上的政策都是在外汇短缺时候制定的。现行政策的方向也很有限，只是针对于审批和在海外建立新企业的规定，政策法规的方向主要仅是以境外加工贸易为主。
（2)部分政策尚待完善，覆盖范围力度不够
从境外投资的鼓励扶持政策来看，尚未健全产业鼓励政策和保险制度，据国家经贸委的调查报告显示，对待“走出去”的企业，我们尚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风险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使得一些在政治风险较大国家投资的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却得不到补偿。
（3)已成型政策不具可实施性，执行效率较低
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各个职能部门陆续颁布了一些优惠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政策往往是考虑欠周，为了获得优惠政策，企业还需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有些优惠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这些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实质性上不够，真正能得到扶持的企业很少。
（4)缺乏相关海外投资法律
目前我国关于企业“走出去”的立法明显滞后，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对外投资法》,目前对于海外投资的管理仅仅依赖于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和条例，部门管理规章比较零散,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依法行政没有根据，同时不具有法律的特征，缺乏一定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2.关于管理的几点不足
（1)政府管理和引导的混乱性
我国对于海外投资的引导和管理也是相当薄弱的。中国并未建立统一，权威的专门管理机构，国家在总体上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政策上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导向机制。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建立了“走出去”的战略，制定了大方向，但因为没有针对性制定更加细微的发展规划，执行管理起来没有头绪，也没有能“负责”的部门。主要表现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对于企业跨国经营的管理以商务部为主，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行、外汇管理部门均参与管理，但只管一部分，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各自的业务办法，考虑的出发点根本不同。同时因为国家对海外投资尚无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等也造成了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的随意性很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了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
（2）政府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管理的缺位。
对于现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政府只负责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民营企业则不在其范围之内，而后者也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也就是说，民营企业除了面临以上问题外，还将面临更加细微的“对待”。政府对于民营企业是疏于管理，无力监控，政策上明显偏瘫国有企业。这种歧视性的对待，极大的限制民营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挫伤了民营经济“走出去”的积极性。
3.关于制度的几点不足
（1）审批制度
审批的层次多，一般按投资金额都要由3至5个政府部门审批。审批制度不透明而致使企业走弯路，企业很难知晓具体的审批程序及要求，因此很有可能在失败多次后摸索出门路。
政府机关人力资源和财力的浪费,因为官员不可能对各行各业都熟悉,部分部门也缺乏对于投资理论的专业知识，因此审批没有权威性和实质性意义。
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审批,可能会“缴尽脑汁”，“千方百计”，因此审批还会滋生政府机关人员的腐败。
（2）外汇管理制度
我国出于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和减低风险的考虑，我国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从严控制。国家外汇管理局基本上不办理对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审查，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但同时也阻止了那些手中缺乏外汇但有好项目的企业的海外发展，企业在境外投资、用汇的审批程序繁琐，限制很多。同时由于外汇管制，出国人员随身只能带有限制的外汇，常常因为经费不足，办事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4.信息服务的滞后性
长期以来政府的服务意识尤其是为企业的服务意识不强，政府认为收集信息的任务应有企业承担，而事实上大量的信息是必须由国家来收集的。而我国许多投资海外的企业，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方向。大部分企业对于国外政策，法律和投资环境知之甚少，而就算有信息被政府收集到，命运则是在相关部门存档，得不到公开。
5.其他因素
（1）海外企业中投资人才的匮乏
同时还有我国在于其他领域的政策会影响到海外投资行为。我国目前从户籍、考试、分配、录用、选举等与人有关的制度有许多违背国民待遇、透明度和公平公正、非歧视这些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则。其结果是许多优秀人才不能出现在需要他们的位置。
（2）商务人员流通的不便利性
还有出入境政策。我国出入境的手续的繁杂对与商务人员的流通是不利的。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形成了不便利。
三、对策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行为，政府在制定了“走出去”大的方向后，应完善政府各项职能，包括进一步明确发展规划，引导，监管，保护，协调，服务与本国企业的责任，应对企业自身的经济行为不加干涉与过分管理，又要强调政府本身的责任，针对前面所提出的政府存在不足的环节上，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建立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从总体和大局上，作好境外投资的总体规划，审时度势，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负责制定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方针、政策和战略规划，最近的石油涨价便是一个例子，中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率很低，加之中国近几年发展较快，对于资源需求很大，因此对于国外资源的开发就成为我国近期“走出去”的战略重点。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制定具体的行业发展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例如根据不同的产业，政府可以根据其发展水平和市场前景制定政策，现在风靡的中餐，必定会加大对于中国食品的需求，政府可以在食品加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所引导和扶持。
从重要性上来讲，海外投资还需要法律保护和支持，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企业对外投资安全、有序的必要保证。有关主管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相关法律，统一和规范对国有企业、民营、私营等各类性质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标准、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以法律形式公布、规范对外投资行为。对一批已经淘汰，不再符合现在的我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的政策要进行修改；对与国际上流行和普遍采用的，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也应当重视与吸收，对于扶持性的政策要进一步的加强，例如，金融政策要配合“走出去”战略，金融机构要提供专门的项目贷款，日本原输出入银行的海外投资贷款到2000年已占贷款总额中的43％，对实施日本政府的“走出去”战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加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沟通合作，还有协调；抓紧制定《海外投资管理条例》等专门规定，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企业吃一颗“定心丸”。
2.建立统一，履行多职能的管理机构，
政府应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对跨国经营实现统一的领导和管理，建立一个履行多职能的管理机构，明确其责任与权利，尽量减少有大量部门参与其中，避免出现现行体制下所带来的弊端，同时还会减少审批制度下带来的低效率，对于企业是极为有利的。同时该机构能够在宏观上对跨国经营活动提供指导，对数额较大的投资项目进行权威的审批和监督，避免出现前面所列举的审批没有长远性，造成重复投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尴尬局面，这些都是缺乏一个有序的管理，缺少协调；并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负责拟定和完善有关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的法规等等，即建立一个全面的机构。
3.公平对待，给各类企业平等的开发经营权利
在政府“走出去”战略中出现的问题中，每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一个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歧视性原则”。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与人们的常有的意识：国有企业更加适于国外激烈的竞争环境，受重视是因为它代表了国家，成功与否关乎国家的“颜面”，理应有所照顾。确实，国有企业存在一些优势，但问题也是相当突出；民营企业的体制更适合激烈竞争环境下求生存和发展，应当利用双方所具有的特点，制定政策。一方面鼓励有实力、管理好、拥有自主品牌的重点生产企业拓展海外投资，并给予贷款等方面支持，对于形成中国的跨国企业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鼓励经济效益好、经营灵活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在贷款贴息、信息服务、海外投资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换句话说，应当给予比国有企业更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同时对与两个不同所有制企业所经营的领域应有所指导，对资金和人员上能进行有效配置，“物尽其用”，在资源型，需要大规模投资的领域中国有企业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于竞争激烈，对于灵活性很强的民营企业占有优势。
4.建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外汇管理制度
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外资企业大量进占中国市场，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中国企业也外企相比不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在国内市场的争夺中居于劣势，转战海外市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加之中国外汇储备现已比较丰富，中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向国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通过改革外汇局应放开外汇管理权限，例如企业到境外直接投资等投资行为所需的外汇资金，可通过外汇管理局省市级别的机构办理相关手续便可以购得，外管局保留一定的权利，比如可以仅仅是备案和对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进行审查等。企业简化用汇审批程序，加之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进行权威的项目评估，会有更多更好的企业更加易于获得审批通过，得到外汇资金进行海外投资。
5.改进和完善信息服务
对于信息的收集者要具有一定的广度。首先要加强的是政府的服务意识，明确信息的收集的责任，同时还要明白建立一个信息的交流平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它在“走出去”战略中起到辅助作用，再重要的政策的出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都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推介，不然信息也是没有流通性，无法知晓。这一方面的完善，政府部门要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外交部门，不但要起到保护本国公民人身和财产的责任，对于国外的信息要进行更有效的反馈，因为企业对于国外的情况更加不熟悉。国人要改变长期对于外交部门的职能认识，不要认为外交部门只是接待贵宾，不理平民；同时外交部门应当与我国企业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联络机制，及时的转达相关信息；应当对外交部门人员进行培训，尤其是对于信息的收集上的能力和意识上；对于国外的企业，尤其是产品相似或是有地域性联系的企业，外交部门应当起到一个中介作用，使我国企业彼此了解，鼓励并帮助建立类似与行业协会组织和商会，可以实现内部的信息交流；还是要建立前面提到的一个综合性和实质性的机构，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咨询服务，那么这些提供的信息，我认为不但可以是及时性的，还可以留意收集有关他国政府多年来的数据和专业的分析政策的特点，形成一个数据库，找出一定的规律。
在收集的信息上也要具有一定的广度。政府要向境外企业提供信息情报或技术方面的服务，信息情报包括拟输入国与境外投资有关是宏观经济情况、市场情况、投资机会、投资环境、优惠政策、行政程序、法律框架等。
6.进行更有效，科学的监管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一直在强调政府应当管得越少越好，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刚刚开始起步于全球化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中，经验不足，政府不能意味着“撒手不管”。在这方面应当学习与借鉴别国的一些经验，对外投资管理一般都经历了从紧到松的过程，对于松紧的控制上应当表现的谨慎一些。由于审批制度的烦琐，许多企业苦于其低效率，通过一些违法行为使资本外流，所以现在的一些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并不是太有可靠性，往往是低估了，也要求对这类违法的资金外逃严加管理。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要更为严重一些，对决策者民主监督力度不够，往往形成“一言堂”的局面，做出的决策不是出于私心，要么就是缺少细微的研究，随意性很大，出现问题企业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于决策者的惩罚。同时要加强海外企业产权管理，防止境外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对于海外任职人员进行相应培训，还要留意素质的培养，制止企业恶性竞争和欺诈行为，维护经营秩序和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7．人才的培养
21世纪最缺少的就是人才。其实中国并不缺少人才，只是在对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些方面的政策上并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在面对眼前利益时，往往忽视长远利益。学生所学内容不注重实践，教学方法不注意学生的创造力，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也不能满足企业急需“走出去”人才的需要。应当注意对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偏才更优于全才；选拔上采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加大人力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减少人为的阻碍；人才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四、结论
就中国政府来讲，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我国政府应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对于发展有更加细微明确的规划，加强国家的管理监督，制定相关的优惠鼓励扶持政策，加强信息服务，建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外汇管理制度，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驾护航。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难得的机遇并将取得长足的发展，相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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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保雄,.“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功能分析”.《科技与经济》，2005年第三期.
[3]吕星慧“从竞争优势角度浅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创业经济》，2005年第三期.
[4]俞佳.“我对外直接投资去年大增”《东方早报》.
干部入企服务调研报告一
x月14日，山西省干部入企服务小组进入海斯制药有限公司，并与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座谈。
座谈中，工作组阐述了此次入企服务的目的，她指出，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要求，山西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形势，为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促进工业经济步入增长通道，组建省入企服务小组，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入企服务，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协调，促进企业经济步入增长通道，努力实现经济稳步向好。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建文代表公司对工作组的到来表示欢迎，他简要介绍了海斯制药有限公司当前基本情况，并表示工作组的到来是对海斯的帮助和支持，更加坚定了公司向前发展的信心，公司上下将全力配合工作组完成调研工作。公司党总支书记申玉杰、副书记吴泽荣，公司副总经理吉锁兴、陈会军、赵广斌，总经理助理戴春红参加了对接座谈。
据悉，此次开展全省万名干部入企服务工作，是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一个指引、两手硬重大思路和要求的重要举措，是解决企业发展困难、促进经济企稳向好的重要抓手，是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干部作风的具体体现。此次干部入企服务工作组进驻公司约为2个月，期间将通过调研帮扶，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促进企业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全力推动经济稳步向好。
干部入企服务调研报告二
11月8日，我县召开干部入企服务解决问题座谈会。市干部入企服务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市总工会副主席卜新宇出席会议。进驻我县企业的市级入企服务小组和27个县级入企服务小组、部分企业代表参加了座谈。
会议传达了省入企服务工作督查组对我县干部入企工作进行督查情况的反馈要求，听取了市、县入企服务小组入驻企业以来解决困难情况工作汇报。
听取汇报后，市干部入企服务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市总工会副主席卜新宇对我县干部入企工作总体情况表示肯定，他强调，入企服务工作即将转入总结考评阶段，广大入企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正确认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站在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立场上，强化责任担当，认真履职尽责，尽快解决好已经发现但没有解决的问题，以严实作风为企业排忧解难;各工作小组要认真做好企业发展调研报告和工作总结报告，深入解析企业发展现状与面临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和建议，并切实总结入企工作经验，探索可推广的服务企业的工作方法和机制，努力推动入企服务工作取得实效。
干部入企服务调研报告三
10月25日上午，市经信委调研员侯全友一行三人深入我县，通过走访企业、查看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就我县干部入企服务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侯全友一行先后深入到奥瑞特、华康、万辉等企业进行实地查看，对各干部入企服务小组了解情况和宣传政策阶段任务落实情况，收集梳理企业问题和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情况，分级负责、部门协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情况，加快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制度、强化工作推进情况，宣传报道工作开展情况，入企服务干部日常管理和考评情况等进行了督查。
在听取我县干部入企服务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后，侯全友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万荣县干部入企服务工作做到了三到位：一是思想认识到位、二是人员到位、三是工作到位，切实解决了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下一步工作，侯全友强调五点：一是加快推进问题解决进度、二是继续开展政策宣传、三是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四是撰写好入企调研报告、五是分阶段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各入企服务小组要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协调企业发展中的各类难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努力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万荣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干部入企服务调研报告四
10月10日下午，市政府党组成员xxx带领市政府副秘书长xxx、市经信委主任xxx等一行六人深入我县，采取深入企业、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就我县干部入企服务工作及工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县委书记xxx，政府县长李永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建民，政府副县长畅印胜等陪同调研。
xxx一行先后深入华康、朗致、汇源、佳维等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每到一处，都深入车间一线，实地了解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存在的困难问题、干部入企服务工作开展情况等。在华康公司和朗致万荣药业，xxx就药物一致性评价对企业的影响、原料药采购情况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国际收支情况的变化，扩大境外投资被提到更高的议事日程：一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境外投资的能力；二是国内资源、能源、环境的硬约束，要求我们加快海外扩张；三是国际贸易摩擦、市场分摊成本的因素，驱动我国企业通过境外布点进行“贸易转移”；四是扩大境外投资、从而促进资本项目平衡，是解决当前我国国际收支面临问题的主要渠道；五是一些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鼓励政策，构成吸引我国企业投资的外部原因。
企业境外投资主要是市场行为，必须由企业自主决策。但纵观各国海外投资发展历程，企业大规模海外扩张都离不开政府支持。我国目前对企业的境外投资还是以“管理”为主，有效的扶持政策尚不多见。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大体如下：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投资项目管理；商务部、商务局系统负责企业的合同和章程管理；而外汇管理局则负责与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有关事宜。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04年10月颁布实施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在中方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及矿山等、投资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项目必须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中方投资额2亿美元及以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报国务院核准。投资用汇5000万美元及以上，由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金额小于以上规定的项目，一般由各省级发展改革委核准，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的主要管理规定是《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该细则主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安全状况、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投资方向、区域分布等，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其中许多条款有助于企业防范境外投资风险，避免意外损失。
外汇管理局在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动频繁。近年来，政策的基本趋势是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便利。目前，在企业用人民币资金购汇用于境外投资方面，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事实上，在外汇储备迅速膨胀的背景下，作为“藏汇于民”政策的主要方面，外汇局甚至希望企业多多购汇，分散外汇持有。但是，由于企业境外外汇资金通过结售汇的形式调往国内(比如，境外上市筹集的资金)可能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仍将受到外汇管理局的严格管理。
政府及各有关机构在境外投资信息提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商务部的《国别贸易与投资环境报告》详细介绍了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经营壁垒、退出壁垒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官方网站提供了主要国家的国别投资环境状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各国的政治风险进行了评估。
下一步，政府支持企业境外投资，主要还是围绕着以下方面展开：一是继续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基本信息；二是在彻底解决企业境外投资换汇问题的同时，更多考虑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融资问题；三是继续通过无偿援助、援建，带动企业“走出去”；四是通过政府建立各类基金，组织企业海外投资；五是通过各种渠道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政策风险。
年初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各界流传将组建直接隶属国务院的“国家外汇资产投资公司”，负责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使用。该公司成立以后，其投资方式必然与现有外汇管理局通过一些商业性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从事的组合投资模式有所区别。同时，为避免“二次结汇”问题，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外汇资金不可能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用于支持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而是主要用于境外投资。
有观点认为，“国家外汇资产投资公司”可参照新加坡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GIC)模式进行运作。近几年，淡马锡高声调、高姿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活跃的明星企业。尤其是随着淡马锡在中国内地投资增多，对淡马锡经营模式及经营业绩的赞誉声迭起，很多人视淡马锡为国有投资公司的成功典范。不过，对淡马锡模式也存在一些质疑之声。
首先，根据淡马锡首次披露(2004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30年里，淡马锡平均每年为股东提供了超过16％的总投资回报率。然而，在1993年到2003年的lO年间，淡马锡的股东平均投资回报率只有3％，而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13％。
其次，淡马锡控制了新加坡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由于它的高度垄断地位，使新加坡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损失了整体经济效率。
1978年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打倒“”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胜利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报告用约1/3的篇幅论述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坚持“”的“革命”路线，把揭批“”的“斗争”和“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上述引号中的词汇也是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主要强调布置工作和任务、表达决心和愿望的“要”（“不要”和“要不要”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比如，“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彻底改变”、“要加强物价管理”等。“要”总共出现了198次。
1978年是一个既号召“革命”和“斗争”，也强调“发展”和“建设”的年代；也因此，报告主要由表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两类语汇组成。报告中有许多感彩强烈的词汇，比如：恶毒、小丑、污泥浊水、一小撮、倒行逆施、反攻倒算等，此外还有“他们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到处煽风点火”等语汇。这些饱含“革命激情”的词汇和语句只出现在这一次人大换届的政府报告中。此后的6个报告不再使用的词汇还包括：敌人、地富反坏、走资派、反动派、叛徒、流氓、法西斯、剥削阶级、阶级斗争、腐朽等。但与此同时，强调“洋为中用”，反对“固步自封”也只有那个年代。
贫下中农、知识青年、、路线教育、政治运动等也是那时的专用词汇。
备战、备荒；反帝、反修、反霸；兴无灭资；愚公移山等此后不仅从报告中永远消失，也从中国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日渐淡去。
10年“”结束不久的1978年，也成为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春天，学术界、科学家、脑力劳动等词汇出现在报告中；但旋即，它们又销声匿迹。而“知识分子”亮相的次数也是30年间最多的一次。
在约3.1万字的报告中，“农业”一词出现32次（“农业机械”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也是1978年至2008年7次政府换届时提到最多的一次。报告用约1800字来论述“全国动员，大办农业”。在号召“科学种田”的同时，报告也强调:“所有社队，都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不懈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也是“灌输”在7个报告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论述“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的部分则有约4400字，篇幅之大在7个报告中仅略少于1988年。报告中出现最多的国家名称是“苏联”（14次，另外还有“苏修”等称呼），这主要缘于：它“是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且“亡我之心不死”，“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的革命路线”，当然，“这完全是白日作梦”。这也是“狂妄”和“白日作梦”等在7个报告中唯一出现的一次。
报告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万岁！”结尾。在这次报告后，“万岁”没有再出现过。
1983“中国特色”与“振兴中华”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5个实词是“我们”、“建设”、“经济”、“发展”、“要”，其中“建设”和“经济”比1978年有了大幅增加。而1978年报告的第一实词“要”则锐减6成。大幅下降的还有：“社会主义”由1978年的104次降为39次，“无产阶级”则由37次降到1次。
“改革”、“提高”则有了大幅提升，两个词汇均跨入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其中“改革”1978年仅提到6次，而1983年则达到54次，增加了8倍，这还不包括新出现的“体制改革”等词汇。此外，“企业”也由21次增加到37次（“乡镇企业”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报告中数字出现的次数比1978年增加了1倍多，而本次报告的篇幅比5年前减少了1/4强，只有约2.3万字。更多借助数字说话是报告的一个明显变化。
报告提及“苏联”的次数大大减少，而“提高警惕”则永远消失。
报告中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革命”的式微，从1978年出现86次（“革命家”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骤降到1983年的3次，这其中还包括“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新说法。1978年报告中“革命”一词是出现第6多的实词，而1983年则沦落至几近600位。
在有千余个1978年使用过的词汇退隐的同时，1983年报告中出现了数量更多的新词汇，比如：拨乱反正、机构改革、经济特区、承包经营、联产承包、引进技术、外汇、关停并转等。
“市场”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起出现，报告也强调绝不能让“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自由泛滥。
报告也首次强调：我们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坚持不懈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与此相关的新词汇还有：法制观念、法制建设、顾全大局等。
事实上，一些词汇不仅新出现在1983年报告中，而且自此成为报告的必用词汇，比如：中国特色、稳定、发达国家、祖国统一、机构改革、对外开放、不正之风等。
中国体育健儿多次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也使得“振兴中华”的口号传颂于报告、响彻于神州。
“物质文明”首次出现，电视机、洗衣机、家用电器等也随之而来。然而，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耐用消费品”却只出现在1983年的报告中，1978年的报告也许是无暇提及，而此后的5个报告可能是不屑提及。
有意思的是，“消费者”也只被1983年的报告顾及。这类只出现在1983年报告中的词汇共约700个，其中与违法犯罪相关的词汇包括：凶杀、、盗窃（“贪污盗窃”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抢劫、劫机、铤而走险等。这些词汇出现在报告后不久，中国就开始了第一次“严打”。
1988“改革”与“初级阶段”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代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展”首次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比1983年增加了一倍多（“发展中”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并在此后的4个报告中一直稳居首位。在这个约3万字的报告中，一个更大的变化是“改革”的崛起，共出现121次（“体制改革”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是1983年的2.24倍，1978年的20倍，一跃成为使用频率第5高的实词；也是7个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一次，“改革”在1988年达到了顶峰。
“企业改革”也首次出现，报告指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当前改革的关键是根据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此相关的新词汇还有：招标、承包、股份制、合同制、产权、分流、分税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租赁等。
个体经济、房地产、集资、债券等也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强调对外开放的年代，外贸、外商、外向型、外资、投资环境、留学生、海关等词汇也应运而生，而被用来衡量涉外经济成效的“美元”一词也开始频频出现。
公务员、审计、政企分开等则是报告在谈及政府机构改革时使用的新词汇。与此同时，腐败现象、贪污腐化也出现在报告中。
报告承诺：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对话”一词尽管现在仍在流行，但当年却有着特别的内涵，1988年报告就将其定义为“是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人民群众沟通思想，加深理解，消除隔阂的有效途径。它既是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正当权益、呼声、民主政治等同时也催生了“公民”的诞生。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违纪、失职、渎职等是报告在谈及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时出现的新词汇。
报告首次提出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并鼓励对和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批评”和揭露。
脱贫致富、创新、吸收外资、尊重人才等新词汇表明的则是政府的某种期待和努力。而旅游业、乡镇企业、专利制度等则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
初级阶段、小康、一国两制、三通等从此开始流行。
关系民生的“食品”首次出现在报告中，尽管也涉及食品卫生，但当时更多关注的却是食品价格和食品供应。唯独出现在1988年报告中的“紧俏商品”、“进口商品”等反映的也是当时的市场供需。
“迷信”的出现意味着部分民众的迷茫、无助和新的精神寄托，而“假冒”的“时有发生”则不仅是因为不法之徒的贪婪，也有管理的“不善”。
“商品经济”是昙花一现的新词汇，此后即被更新的词汇所替代。但企业家、出口创汇、独资企业、期货等尽管没有新词汇代替，却也是只出现在1988年的报告中。这类没有“连任”的词汇还有：按劳取酬、企业承包、包干、参股等。
只在那时提及的还有：世界文明、主人翁、勤劳致富、人人平等、人道主义等。
此外，1978年和1983年两个报告都使用，但自1988年起却废弃的词汇则是：党政军、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继续革命等。
1993 “市场经济”与“股票”
1993年3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约1.9万字，在篇幅比1988年减少1/3的情况下，“开放”一词却增加了约1倍；与此同时，“问题”的出现也更为频繁。
如同1988年的报告一样，“发展”、“要”、“建设”、“经济”、“改革”仍然是出现次数最多的5个实词，只是“建设”与“经济”互换，此时更强调“建设”。
报告中，“市场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与之相关，第三产业、外汇储备、高新技术、并轨、宏观调控、股票等开始出现。
“流动人口”和“社会公德”也开始被报告关注。
“电冰箱”、“电话”首次进入报告，与之一起涌来的还有“伪劣商品”。
“民主化”是报告出现的新词汇，但它出现的地方有两个：一是表示“努力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二是强调“国际关系应该民主化”。
那是一个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巨变的时代，也是从那时起，反腐败、武装警察、严厉打击、危机等开始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必用词汇。
一是树立汇报意识。在工作中，如遇国家货币政策变化、上级行重要会议精神、重要人事变动、重大金融活动、重大突发事件等，人行华坪支行都能做到在第一时间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把工作汇报作为一种必要和职责认真履行。如此一来，不仅让地方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到人民银行职能的重要性，也能够体现出人民银行工作的规范和对地方党委、政府应有的尊敬，为基层央行对外履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树立宣传意识。人行华坪支行在履职过程中，除将重大事项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外，还注重各方面业务的宣传。如充分利用专题汇报会、人大政协会议、政府季度经济分析例会、金融运行分析会、重点企业联系会议等平台，切实加强金融业务宣传；通过走进集镇、社区、学校、企业以及县党校干部培训讲台等，开办专题金融讲座、发放政策宣传单、编发《金融政策动态》等各类形式，多层次、广覆盖地开展各方面业务的宣传，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对金融宏观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人民银行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三是树立参谋意识。针对地方党委、政府对金融工作依旧缺乏系统深入了解等实际情况，人行华坪支行积极帮助地方党委、政府从金融对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角度，理思路、出主意、谋战略。一是代地方政府拟定信贷工作指导意见和金融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二是对地方政府确定的一些重点项目或民生工程，在融资方面出现困难时，结合金融工作实际提出一些对策和解决问题的建议；三是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反馈货币政策执行效应和金融信息，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有效决策支持，为地方经济发展当好参谋和顾问。
一、工作目标
通过层层有效的安全生产检查，及时发现化工企业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强化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杜绝“三违”现象，提高化工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治理和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使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二、检查对象
1.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2.所有化工企业。
三、检查内容
(一)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化工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
(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包括：
1.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机构建设和监管力量的配置情况。
2.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履职情况，安全投入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建立安全费用财务账户并做到依法提取专款专用，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等。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效。
(四)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的发放、监管及台账建立情况。
(五)企业自查主要内容：
1.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善和执行情况，特别是企业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安全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情况；
2.企业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和执行情况，重点检查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3.隐患排查治理的进展情况和排查治理的台账建立情况；
4.安全投入保障情况；
5.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依法培训持证上岗情况；企业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上岗情况；夜间和节假日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值班制度的执行情况。
6.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罐区等重大危险源安全设施、设备（液位、压力、温度控制报警和可燃、有害气体泄露报警）是否齐全，监控责任、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7.应急管理情况。是否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是否进行定期演练，应急救援器材、设施是否完备，是否采取了事故状态下防止清净下水外排污染的措施。
四、检查方法
1.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听取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化工企业百日督查专项行动、隐患排查治理及检查、自查工作情况的汇报，查阅相关文件、纪录和资料。
2.深入基层，现场检查。采取按计划安排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基层和化工企业进行实地检查。随即抽查化工企业的比例不低于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
3.查找问题，限期整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对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隐患要责令企业停产整顿；对隐患排查专项行动中查出的重大隐患尚未消除的，要求企业整改工作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
4.反馈意见，提出要求。检查结束后向被检查单位通报检查情况，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和要求，并向所在地政府反馈检查意见。
企业自查要系统排查，技术力量弱的企业可依靠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或聘请专家协助排查。
五、时间安排
宣传发动阶段：9月27日前。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确定责任领导，落实组织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召集辖区内所有化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开会，进行宣传、发动。
自我检查阶段:9月28日-10月4日。各企业组织力量进行自查,自查报告于10月5日前报辖区政府;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根据检查内容的要求,对政府管理行为进行自查。
各镇(开发区)的工作方案、自查报告和企业自查情况汇总于10月6日下班前报区安委办。
镇级检查阶段：10月5日-10月10日。各镇、开发区对辖区内的所有化工企业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的覆盖面要达到百分之百，对每个企业的检查要留有记录，并在10月11日前将检查情况书面报告区安委办。
区级抽查和迎接上级督察阶段：10月11日-12月10日，区安委办将组成检查组到各镇、开发区进行检查，检查面不小于所查辖区重点化工企业的二分之一。同时，迎接上级的督查。
六、大检查领导小组及成员
组长：万子牛
成员：邱劲松、杨虎林、何小荣、凌志清、吴新财、陆水林、吴胜荣、包连山、陆连江、陆建荣、钱峰。
七、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镇和开发区要高度重视，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明确责任，要认真研究制定检查工作方案，对辖区内的化工企业要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通知》(安委办〔*〕24号)和《*区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实施方案》贯彻到各企业，认真督促化工企业搞好自查，并注意台账、资料的收集和归档，以备上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