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实施的本科教学评估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综合性、阶段性工作，教学管理则是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具体性、长期性工作。教学秘书是教学管理工作的基层管理者、执行者，在这具体性、长期性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教学秘书的沟通协调作用。教务处是学校教学管理的职能部门，院(系)是教学单位，教学秘书受教务处、院(系)的双重领导，常处在学校教学主管部门(教务处)、教学院长(系主任)、教师、学生和其他教学辅助部门的交点位置上，一方面要完成教务处、院(系)领导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借助有效的沟通手段较大范围地接收和散播来自其他部门的事务教学信息，广泛地与教学和教学管理的参与者进行经常性的信息沟通，形成合力，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教学的正常运行。
(2)教学秘书的助手、参谋及监督作用。教学秘书这方面的特点表现在工作上是协助教务处和院(系)教学主任做好校、院(系)的教学管理和组织，并负责处理系内的日常教务工作，同时对院(系)的教学工作进行监控督促，为教学管理、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提出合理化建议。如:协助院(系)领导落实教学任务，收集、整理教师课程计划表，了解和掌握教师的教学情况并上报教务处;协助院(系)领导检查、总结期中、期末教学情况，按时向教务处汇报本院(系)每学期教学情况，协助院(系)领导组织和协调毕业班的论文答辩工作;组织学生座谈统计分析期中、期末成绩，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等，为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出谋划策。
(3)教学秘书的信息管理作用。评估过程中，评估专家是通过院(系)多年来形成的大量文字、影像、实物等教学管理和教学成果方面的资料来判定其是否符合评估标准的，评估专家只有全面了解、掌握真实地反映院(系)教学教改和管理水平的资料，才能对一个评估单位的办学实力、办学水平、办学可持续性进行全面评价，这是评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些资料的收集、归档和整理都是由教学秘书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收集完整并妥善保管的。因此，教学秘书的信息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评估专家对办学单位各方面情况了解的多少和评价的高低。
二、教学秘书的素质要求
(1)过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是高校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和首要条件。从事教学秘书工作人员大多是懂得本专业学科知识的年轻人，专业知识、专业思想比较扎实，但若没有高标准、严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那么他们如何在工作中用思想武装自己，拓宽视野，增强思想的敏锐性?因此，教学秘书要加强思想政治上的高度责任心和义务感，在工作中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甘为人梯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敢于实践，善于思考，增强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全心全意为学校、学院、教师和学生服务的观念，在工作中要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淡泊名利。在工作之余，还要认真学习国家及学校重要教学文件，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本职工作。
(2)过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在专业知识素质方面: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教学秘书所涉及的知识层面非常广泛，为了能顺利开展工作，其不仅要具有该学校、学院(系)的专业学科基础知识，并在工作中不断吸收本学科新的知识信息，注重知识的更新，还要学习外语、计算机、教育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等辅助工作的知识。只有跟随时代不断汲取新知识，不断地给自己注入新鲜血液，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不断完善造血功能，使自己保持生机活力，工作才会保质保量。在业务能力方面:
①统筹管理能力。教学秘书应该是教学院长(系主任)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学院(系)里有很多教学事务都要由教学秘书完成或负责实施。学校的教学事务头绪繁多，教学秘书要清楚每学年每学期的常规性事务，做到事前有计划，计划有余地，妥善安排，分清轻重缓急，运用统筹学知识，提高工作效率。
②协调沟通能力。教学管理事务涉及各方各面，在这个庞大而又相互牵连的网络中，教学秘书处于枢纽位置，上令下达信息时要及时准确，下情上报时要客观公正。教学秘书要将学校、教务处等上级教学管理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相关规定、实时通知，完整准确地传达给学院各教研室、各位教师以及全院(系)学生，教学工作得以井然有序。同时教学秘书也要将院(系)信息加以收集、整理，按程序上报给学校、教务处或学院(系)的相关领导，以备各级领导采取有效的措施和相应的对策，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具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的教学秘书能保证教学活动有序正常地进行。
③现代化信息管理能力。学校信息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技术，教学秘书应能熟练使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文字处理、数据管理、网上办公等，在为师生提供快捷优质服务的同时也减轻了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④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教学秘书要根据实际情况撰写一些通知、报告甚至是年度总结;在处理工作中需与工作对象反复磋商，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交涉事宜等，因此合格的教学秘书应会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语言文字表达合乎规范标准。
⑤创新能力。教学秘书要不满足于应付一般性的工作，不被动地开展工作，要有一定的驾驭工作的能力、开拓创新的精神、活跃的工作思维，要对教学教务工作有见解;善于积极思考，从中发现问题，努力探索教学管理的新途径、新方法。只有不断地开拓创新，教学管理工作才能跟上教改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提高。
护理工作也是救人、助人、仁爱的社会行为,医患之间本是合作关系,当从医者的人文情怀被充分体现到语言、行动中，职业文明的理念体现在医患互动之中，尊重病人的情感世界,尊重病人的意愿，“让患者满意”为人性化管理的核心和基础，护理工作才能适应医院发展的整体目标。人性化的管理工作，需要人性化的护理工作，管理目标合理化，规章制度完善化是人性化的基础，正是医院实际，创新管理举措，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运用灵活细致的合乎医院实际的管理模式，才是人性化的体现。
二、医院护理工作人性化管理的实施
1、基础层面——科学护理理念、先进管理素养
医院护理工作的目标和护理人员的心理需求保持一致性，能够促进护理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护理队伍年龄偏低，对护理工作的内涵和意义理解也不够深刻，对于医院的护理要求很多只能从操作层面去遵守，而不能有效的化作自觉地行为，这对人性化的护理工作所需要的细心、耐心、恒心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提高护理人员的参与、配合人性化管理的素养，首先要提倡科学的护理理念，提高护理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科学的护理理念是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和不断提升的护理水平中积累提高的，医院的基层工作人员是护士，她们和患者接触的时间最多，她们不仅要照顾患者的饮食起居，而且还要观察患者病情的发展变化，为医生诊治疾病提供有效信息，护理人员不仅要掌握专业的护理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加强法律意识的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依法施护。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患者需要的护理制度，将此制度作为护理人员工作的指南，让护理人员将制度牢记于心中，时时刻刻为患者送上最温馨的关怀与照顾。作为医院护理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护士长的作用在人性化管理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护士长不仅要负责病房相关的业务管理，而且还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组织管理等。护士长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医院的文化建设以及患者对医院的信誉度。因此，护士长在工作方面的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都是人性化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2、实践层面——管理措施“以人为本”，管理角度病人为先
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人性化管理必须以非人性化的规范管理为基础，全面成熟的行政制度、规范的程序和标准量化的考评系统,，是现代管理方式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医院职工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自制力，同时医院的激励与管理必须从员工的需求出发，关心好、安排好护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减轻护士的工作负担，在工作中，护士长要经常与下属们进行谈心沟通，了解她们的工作进度，以及对工作或者是对管理制度的态度，在了解完之后，首先要肯定下属工作的认真度，其次要对下属们提出的不满进行思考、调整，若是一人不能决定的，及时向上级汇报并请求上级在短时间内做出回应。除了对护理人员工作上的照顾，还要关心她们的生活，鼓励她们倾诉自己心中的疑惑和压力，并尽全力去疏导她们的心智，及时的帮助她们缓解压力，为护士创造一个良好、和谐的工作环境。同时对其进行预期的文化引导,使医院护理人员深刻了解医院文化的内涵,以及本单位特有的文化底蕴，是围绕以人为本的的原则进行的人性化管理。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病人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源泉。“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为病人提供高效、优质、低耗、便捷的护理服务,真正与病人交朋友,并把病人当“人”对待,在服务中增加情感的含量。贯彻执行有利于病人的规章制度,强化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各项措施,在管理的角度上以病人为先，才能真正推动人性化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1.发挥学科建设“孵化器”整合资源、拓展服务的功能，实现学科团队自我增值能力
医院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制订医院重点学科的建设规划，在组织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强与医务部、教学部、科研与知识产权部、信息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学科建设信息网络，提高服务信息化能力，同时，搭建信息、实验室、服务系统等资源共享的平台，帮助构建利于学科团队创建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实现自我突破、增值的内在环境。学科建设办公室在做好加强医院内各部的协调、共建工作外，还应具有“走出去”的战略眼光，借鉴院外单位学科建设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不断学习管理知识，加强与国内外学科建设专家、学者的交流，积极为本医院学科建设工作争取有利条件，有效拓展学科建设资源和服务，引领医院学科团队实现自我增值，自我发展。
2.发挥学科建设“孵化器”促进临床科研成果转化的能力，助推临床服务创新力的形成与提高
医院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提高诊疗水平，提高服务患者的能力，临床科研应以病人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病人需要为科研的动力和来源。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如何实现临床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实现科研的临床实用价值和服务力，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学科建设是提高医院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标志，是提升科研水平的核心驱动力，是医院科研人才、科研成果的“孵化器”。学科建设办公室在提供各项共享资源、搭建各类发展平台的基础上，助推各学科团队加强临床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形成各学科有特色的服务创新力，从而真正实现“一切从病人需要出发，一切为病人着想”。
3.发挥学科建设“孵化器”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功能，打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培育各类学科建设人才
目前，医院学科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机制创新仍需加强，相关激励和约束机制尚不够健全，在制度与管理创新方面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学科建设办公室作为医院各学科团队建设的“孵化器”，在具备整合、拓展、配置各项学科建设资源等中介服务职能的同时，加强医院学科建设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健全学科建设激励机制、竞聘机制、经费管理机制，创设良好的学术氛围，打造绿色学术生态环境，同时，成为学科人才的“孵化器”，积极为各学科或学科群的发展服务，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成为医院的智力源和人才库，为各类学科建设人才的培育提供肥沃土壤，打造优良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
4.开展学科建设孵化器的效果评价
在充分肯定学科建设“孵化器”作用与意义的基础上，立足学科建设成果，开展学科孵化器的效果评价，实现学科建设的双赢局面。通过建立学科考核指标，采用综合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实现一定时期内静态结果的衡量，来明确孵化的绩效，评价学科建设“孵化器”的效果。通过各学科参与者的反馈与自身的评价结果的对比，了解学科服务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与要求，是否有利于医院学科可持续发展，从而制定出符合医院学科实际的服务策略，提高学科孵化服务水平。
二、学科建设“孵化器”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医疗服务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推动医院由临床型向临床研究型转变，对医院学科建设亦提出更高要求，医院的学科建设不仅要考虑医疗、教学和科研，还要考虑技术创新和成果创新，学科发展既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又要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从这些要求出发，医院学科建设要有新思路和新突破，医院学科建设要依托优势学科，创新发展道路；依托学科特色和独特优势，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发展，从而真正形成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三、总结
【关键词】信念/科学
【正文】
自从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特别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并用于科学观察以来，对已有知识和人们感觉经验的怀疑逐渐成为科学的基本精神。任何所谓的真理都要接受人类理性的审判和实践的检验，能够生存者才能被保留，其余的则被抛弃，这似乎已成为获得真理的安全之路。而信念通常被认为是宗教的专利，在科学中没有位置。那么在科学中究竟能否排除信念？在科学中又有哪些信念？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有何表现和作用？科学中的信念是如何形成和怎样起作用的？人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科学中的信念？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在科学中能否排除信念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信念是一种接受或同意某一主张的心理态度，而不需要有充分的智力知识来保证这一主张的真实性。其他各种定义也大同小异。信念的基本含义在于对还不能充分肯定的东西给予肯定的接受。
自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以来，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力图把信念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理性主义是想通过寻找人类知识的坚实基础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其先驱者笛卡尔，想通过利用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而使知识系统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使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对知识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最后，他认为他的这种理想在数学中找到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里的每个知识要素都是意义确定和清晰的，各种知识要素之间都以逻辑一贯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且是人类理性能够把握的〔1〕。但问题是， 这是否能排除科学中的信念呢？
首先，对知识的坚实基础是什么进行考查本身就有信念。在这一过程开始之前有什么理由使考查者确信知识有坚实的基础呢？很显然，提出知识的坚实基础本身就有信念。
其次，即使找到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作为知识确定无疑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也只是在思维内是坚实的，而一旦这些词、概念和观点离开笛卡尔的思维火炉，而与现实接触，这个基础就变得不那么坚实了。作为笛卡尔理想知识的数学，其坚实性也只限定在人类思维构造的范围之内，正像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只要数学的陈述与实在相联系，它们是不肯定的；只要它们是肯定的，它们就没有与实在相联系”〔2〕。一旦用数学陈述表达现实，就变得不那么肯定了。而知识， 特别是科学知识，本身就要对现实进行描述和阐述。因此，力图通过寻找知识坚实基础来排除信念是不现实的，不能实现的。
再次，笛卡尔所谓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是否存在呢？正像语言分析学所指出的，如果词是有用的，其词意就不是确定的，因为如果要求词意是完全确实和清晰的，就需要有像宇宙中的事物一样多的词，而且如果某种语言的词意是完全确定的，那么其语句就将是同义反复了。人们使用的每个词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一部分，而每种语言都是用此语言的人们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和整理他们的经验，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其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并且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正由于词意的抽象性，不那么固定性以及语意的语境性，它才能被用来表达现实和人们的经验。笛卡尔所需要的意义确定和清晰的词、概念和观点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理性主义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的努力是行不通的。
经验主义则是要通过建立一种系统的怀疑论来排除科学中的信念。经验主义怀疑论者休谟认为，人的感觉印象是可靠知识的唯一基础，而人脑只是对感觉资料进行记录，重新安排和比较，科学理论或规律只是对各个观察进行方便的总结和相互关联，因果关系只是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事件重复出现给人们的心理预期。因此，“自然规律”不是对必定要发生事件的描述，科学知识也绝不具有普遍的或肯定的意义。休谟强调科学只寻求有限过程的答案，而不寻求事件的次序和结构的全过程或起源问题的答案，任何超过这种科学限制的陈述都是可疑的。休谟不相信人类理性有认识现实的能力，他断言从个别观察不能得出普遍规律并主张必然性只能归结为逻辑关系而不是现实关系。然而，休谟也认识到他这种对客体存在、自我能力和因果关系的怀疑只存在于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一旦离开研究，他就又回到了“常识”和“自然信念”因为人类生活是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3〕。然而， 科学研究是否能建立在他这种“绝对怀疑论”的基础上呢？是否能排除信念呢？我们不妨对科学研究过程做简要的分析。
科学研究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观察有意义的事实；二是根据事实提出假说；三是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而这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信念。第一，所谓观察有意义的事实就是科学家从大量的事实中寻找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事实。而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的重要标志在于，在其观察开始之前就能通过直觉意识到沿某一方向或用某一方式能找到所需要的事实。很显然，在观察之前科学家不能证明其直觉是否正确，这就需要信念。第二，根据事实提出假说。正像科学史所展示的，从事实到假说没有固定的逻辑规则，这更需要科学家的直觉和想象，需要科学家的创造性的概括能力。在这一阶段科学家也不能证明其直觉和想象或概念是否正确，这仍然需要信念。第三，用观察或实验检验假说。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某一实验或一些实验往往不能证伪一个假说或理论。在没有更好的假说或理论产生之前，原假说或理论尽管有不少反例但仍被人们接受。这里仍存在信念。因此，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建立在“绝对怀疑论”基础上的；科学不能排除信念。
二、科学中有哪些信念
信念之所以不能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是因为科学不仅是由资料、理论和逻辑等所构成的知识，而且是人们对实在和自然进行认识的实践活动。在科学中除了需要资料、理论和逻辑以外，还有许多“超经验”和“超逻辑”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属于本文前面所定义的信念。这些因素大体可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可以概括为“常识”，包括外部世界的独立存在性、外部世界的有秩序性、外部世界的可知性、人类感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逻辑和人的智力规则的存在性、概念分类的相关性和逻辑一致性、人类认知智慧的适当性、理论与实在的一致性，等等。之所以称这些因素为“常识”是因为它们不仅是科学的前提，而且也存在于普通人的意识之中。
第二种可以概括为“科学见识”，即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包括科学的基本解释模型是机器还是有机体（或其它），用接触力还是超距作用理解因果作用，解释某一现象是说明引起该现象的因素还是进行演绎推理，自然物质最终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另外还有：哪些概念是一个理论能正当地使用的，什么样的解释是真实的，某一理论是否有足够的解释能力，怎样区分好理论与差理论，怎样的准确度才是足够的，理论形式的优雅、美感和简单性的作用是什么；等等。这些“科学见识”不仅随着科学发展的进程而变化，而且同代科学家之间对此也可能持不同的观点。尽管科学家的经验过程或逻辑推理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每个科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相当稳定的观点，否则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
第三种可以概括为“世界观”，即以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经过“形而上学”的过程（不是严格的经验过程和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对世界的本源，基本结构和根本规律等的基本观点。例如，唯物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相信世界的本源是物质，不存在超自然的领域，自然界本身具有内在结构和规律性，等等；再如，基督教神学论者相信上帝的存在，在宇宙间存在超自然的活动，世界是由上帝创造和维持的，等等。
把信念划分为上述三类不是绝对的。例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对一些科学家是“常识”，而对另一些科学家可能是经过深思而形成的“世界观”。但上述信仰及其分类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能在广泛的科学领域达成共识，而对某些理论或观点又有分歧，原因可能在于两者有相同的“常识”和“科学见识”，而又有不同的“世界观”；为什么某些无神论科学家和某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同一学派，而另一些无神论科学家和另一些有神论科学家能形成另一学派，原因可能在于此时“科学见识”对学派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说，在科学家中“常识”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有相同“科学见识”的科学家们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而有相同“世界观”的科学家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科学见识”。
三、信念在不同层次的学科和知识中的作用
不管是“常识”层次的信念，“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还是“世界观”层次的信念，都涉及人的主观性和个人的选择。“常识”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的，“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选择是在一定的科学背景和科学训练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的，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选择往往是经过个人的深刻思考而进行的。因此，“常识”层次的信念个人色彩较小，不同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在某一科学共同体内经过一定的过程不同主体之间也基本上能达成共识，但“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不同主体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对每一个科学家来说，这三个层次的信念是同时存在的；对整个科学而言，“常识”层次的信念，具有普通的和基础性的意义，“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的过程中起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起明显的作用。
具体说来，对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并运用数学的和逻辑的方法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经验”学科，“常识”层次的信仰起着较为普遍和突出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没有明显的作用。例如，对物质的重量、体积或数量等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归纳概括而得出经验定律的初级物理学，或对动植物标本进行采集，比较和分类等而形成的动植物分类学，就属于这种经验学科。
在科学从经验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寻求经验定律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科学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科学知识的综合化和体系化的过程及学科中，“常识”层次的信念虽然还起着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作用也显露出来。例如，从物质的质量守恒定律、化学反应当量定律和定比定律等经验定律过渡到道尔顿的原子论，进而过渡到阿佛伽德罗的分子论，就属于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则起着更突出的作用，而“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说“常识”层次的信念还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还要以经验定律和观察实验等经验科学为基础。之所以说“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起着更突出的作用，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提出的科学假说或理论的本质与经验定律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或必然的，也不是唯一的，这里涉及到理论或假说的选择，好坏理论的标准，以及理论形式本身的优雅或简单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发挥更大的作用。之所以说“世界观”层次的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是因为在这种科学的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过程中，涉及到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和结构或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即涉及到“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因此，这个层次的信念不能不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
在科学的高度理论化阶段，由于涉及宇宙的产生、物质深层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随机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连续性与离散性的关系、生物进化的动因、人类智慧的本质等问题，这些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这样，“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则会起更突出的作用。与此同时，“常识”层次信念起一定的作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仍起突出的作用。例如，数学基础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或空间与数是否能完全对应），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者对物质的描述（或解释）哪个更根本，关于宇宙起源的所谓“人类学原理”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社会生物学关于物种基因延续与利他主义的关系是否站得住脚，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是否能真正对接和融合，等等，科学高度理论化阶段的问题都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及建立相关的理论都会明显地受到“世界观”层次信念的影响。
四、科学中信念怎样形成和发挥作用
前面把科学中的信念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并阐述了每个层次的信念对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科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这有助于对科学中的信念及其作用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但要进一步理解科学中的信念，还要对其具体的形成和怎样在实际的科学中发挥作用做进一步的分析。
20世纪科学哲学在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是认为观察和实验资料渗透理论，理论渗透规范，而规范渗透文化和价值。科学既有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一面。这里的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就包含信念。
从科学规范的角度来看，科学中的信念是在科学家的学术背景及科学教育和研究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的附言中指出：规范包括一种研究传统，能够传达传统的一些关键的历史范例，暗含在传统基本概念中的形而上学的假定。这些关键的历史范例，如牛顿的力学研究工作，隐含地限定了后来的科学家应该寻找的解释类型。这些范例还包含一定的假定，如世界的实体或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适合于研究它们，什么样的资料是可靠的，等等。一个规范为现存的科学共同体提供“常规科学”的工作框架。显然，库恩规范中的研究传统、历史范例和形而上学假定有很强的信念色彩，既包含“常识”和“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又包含“世界观”层次的信念。规范的形成过程同时伴随着科学中相应的信念的形成过程；规范的扩展和延续过程也是相应信念的扩展和延续过程；规范的转变（即库恩的“科学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科学中信念的转变。可以这样说，科学规范是科学中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的信念与科学的客观性、经验性和理性的统一体。科学中的信念与科学理论和事实，与科学经验和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从科学理论的评价来看，大体要考虎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与观察资料是否一致。由于资料渗透理论，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不能证实某一理论，因为可能存在更适合这些资料的理论没有被提出和发展起来；理论与这些资料不一致也不能证伪某一理论，因为可以提出辅假说来解决或缓解不一致性或作为暂时不能说明的反例来处理。尽管如此，理论与资料的一致性，特别是理论能够预见新奇现象的存在，仍然是评价理论的最重要标准。很显然，这里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主观的和信念（主要是“常识”和“科学见识”）的作用。二是新旧理论之间的包容性和理论内部的逻辑性和简单性。一个新理论应该与已经被接受的理论不相矛盾，甚至与这些理论有概念上的内在联系。理论的形式结构应该有简单性，独立的或辅的假说的数目应该尽量少，形式优美和对称性，等等。很显然，这里仍然有信念（主要是“科学见识”）在起作用。三是理论的综合概括能力。在理论（或假说）的竞争中，如果某一理论能把不同的领域统一起来，能得到更多方面证据的支持或能适合更广泛的领域，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客观的、经验的和理性的作用，又有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自然界的统一性）层次的信念在起作用。四是理论的有效性和指导性。理论的优劣不只看其过去的成就，更主要地看其解决目前问题和对未来研究的指导能力。如果某一理论更有利于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更有利于提出新假说和新实验，那么这个理论就会被选择或重视。同样，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科学见识”，甚至“世界观”（如价值观）层次的信念仍起着明显的作用。
因此，在科学理论的评价过程中，科学中的信念是与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当然，有时由于不同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的信念不同，而导致对某些理论的评价和接受的不同，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派。从本质上说，科学中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由科学家的不同信念所造成的，因为科学中的经验因素（如观察和实验资料）和逻辑因素（如演绎法和归纳法及有关的数学方法）在科学家中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例如，哥白尼日心说提出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主要是由信念的不同引起的。因为不管是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基本上用相同的天文观测资料。在这个争论中，既有“常识”层次信念的不同，又有“科学见识”层次信念的不同，还有“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首先，在怎样看待太阳东升西落，物体垂直抛上而又垂直降落等经验常识上出现了不同，日心说和地心说对这些经验常识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很显然，这是“常识”层次的信念出现了不同。第二，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地心说也能解释所观测到的各种天文现象，特别是也能解释和预测行星的逆行。但在哥白尼看来，由于地心说加了太多的辅的理论装置（即本轮），因而很异常和缺乏理性，而把太阳放到中心的位置，让地球和其它行星围绕它运行，更合乎用匀速圆周运动解释观测现象的古想，更能“娱悦心灵的眼睛”（pleasing to the mind's eye），同时也使观测到的天文现象更可理解。很显然，日心说和地心说在“科学见识”层次的信念也出现了不同。第三，日心说和地心说在宇宙的真实结构、人类和上帝的上帝的位置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同，这显然是“世界观”层次信念的不同。再如，赖尔的地质渐变论和居维叶的灾变论的争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创世说的争论，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客观实在性和决定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主要是由于信念的不同所引起的。
从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方面来看，科学中的信念对科学及其发展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例如，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把科学作为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建制，社会的、文化的和信念的因素不会不对科学共同体产生影响；知识社会学认为，观念的偏见、智力的假定、甚至政治力量在所有研究中都起作用。因此，各种信念因素会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科学共同体，影响科学研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包含科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活动最终都要受到经济的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这样，与人们的经济和阶级利益及社会历史观相关的信念也会进入科学过程。
五、怎样看待科学中的信念
科学作为人类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认知活动，之所以离不开信念是因为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念就没有认知。那种所有的信念在没有被彻底证明之前都应该被怀疑的普遍怀疑论，到头来只能导致虚无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在科学中排除怀疑。信念与怀疑在科学中各有各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就是在信念和怀疑的辩证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为什么说信念与认知有内在的联系？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认为，人类理解实在的认知活动只有用词汇、语言、概念等工具才能进行，或者说只有戴上“透镜”才能理解现实。这些带有其语言、形象、概念、理解和行动方式乃至整个文化的“透镜”是随着人的成长而形成的，成为人的一部分，甚至人们感觉不到其存在。当人们用这些“工具”和“透镜”进行认知的时候，只得无批判地依赖它们，相信它们。同时认知活动还是带有个人的意愿和责任的活动，这就一定会有个人的价值和信念〔5〕。
科学作为人们探索自然规律的认知活动，往往要求人们有如下信念：自然界由可信赖的规律所支配，这些规律能被人类的考察活动所发现；人类探索自然的逻辑之所以是可靠的，是因为自然本身是逻辑的人；人类的逻辑依赖于自然的逻辑，并且最终能理解自然规律。其次，对于为了解决困难问题而夜以继日地长期工作的科学家来说，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其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或她的心智能读懂大自然固有的逻辑。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特别是其后半生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其研究动机的前提是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表现为自然界规律的逻辑简单性，他能够发现某种形式的理论统一解释自然界的规律。这种信念支配他成功地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但他最终没有达到统一场论的研究目标。然而即便他没有达到目标，依然说明信念与科学研究有内在联系。
之所以说普遍的怀疑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是无法得到彻底证明的。数学家哥德尔（godel）已经证明不可靠性（或不完全性、 不确定性）是我们人类逻辑的固有本性。因此，即使在纯数学里人们也无法彻底证明其理论前提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即使在纯数学里也将一无所获。
而正像前面已经阐述的，如果让这些纯数学的概念和理论与人们的实际经验和科学观察接触，就又会增加新的不确定性。显然，如果把普遍怀疑论用于人类实际的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就会使认知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难以进行。特别是科学研究活动不仅需要经验、资料和逻辑，而且需要科学家的直觉、想象、类比、创造性、主观动机，等等，如果采取普遍怀疑论的立场，最终只能导致虚无主义。
然而，认识到人类的认知活动离不开信念，普遍怀疑论在科学中行不通，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从科学中彻底排除怀疑。怀疑在科学中有自己独特的作用，正象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以哥白尼的日心说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的确是从对《圣经》和古希腊的某些学说的怀疑为起点的。在此之前欧洲人通过另一套观念和信念，即波兰尼所说的“透镜”来看世界。这个世界被看做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类）各有各的位置和意义并与上帝相联系，是一个和谐和统一的世界。而在此后通过对这套传统观念和信念的怀疑，人们逐渐建立起一套非常不同的宇宙观或信念，或者说又有了新的“透镜”来认识世界。这时上帝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学会了理解事物的新的方式，即把事物分解为其最小的组成部分，并最终由基本的物理规律控制，偶然性和因果性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和现象。但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量子力学、相对论、基本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分子生物学、非线性科学、以及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又对上述“解释”事物的方式和信念产生了怀疑，人们又试图建立一套不同的观念和信念来认识事物，这套观念和信念是要把事物看做“有干扰”和“有价值”的。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套“透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怀疑不仅是放弃旧观念和信念所必须的，而且也是建立新观念和新信念的前提。在科学中怀疑和信念是交替出现的。信念是建立在人们一定的认识水平基础上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已经建立起来的信念就会难以理解不断增多的新事实，从而导致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并逐渐建立起新的信念，来更好地认识世界。
然而，对旧信念的怀疑和新信念的产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上述有关整个科学和人类认识有重大的基本意义的信念的转变不容易（科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能够说明这一点），即使某一学科中的某些信念的转变也不容易，这是由信念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的“普朗克定律”就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20世纪初面对量子理论及其带来的新的物理观念，普朗克不无感叹地说，不要指望通过说服能使老的物理学家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只有等老的物理学家们死了，年轻的物理学家就会自然地接受新的物理学观念。
爱因斯坦和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则生动地说明，由于信念的不同，面对科学研究的进展，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的获得和新的理论的提出所导致的对已有物理观念和信念的怀疑，或新的物理观念和信念的产生，科学家甚至可能因而形成不同的学派。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其概念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爱因斯坦坚持自牛顿力学以来形成的经典的实在论，如对一个原子系统的完全描述要求详尽说明能客观地和清晰地定义原子状态的经典的时空变量。量子理论不能到达这个要求，因而是不完全的，最终将被能满足经典期望的理论所取代。玻尔则认为量子力学只能（也应该）描写观察到的物理实在，即原子系统与观察系统相互作用所得到的实在；量子理论达到了这个要求，因而是完全的理论。爱因斯坦和玻尔在此出现了信念的不同：爱因斯坦确信理论应该描述排除干扰的、经典的物理实在，而玻尔则相信理论应该描述观察到的物理实在。
量子力学所遇到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经典的因果决定论和统计决定论哪一个更根本。爱因斯坦坚信宇宙有秩序性和可预测性，而量子力学只能预测单个事件的概率，这种不确定性是由我们现在的无知所造成的，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决定性的规律而能对单个事件做准确的预测。玻尔则相信建立在统计决定论基础上的量子力学是根本性的理论，对微观粒子只能给出某种概率，而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单个粒子的状态。
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基础问题的争论延续了几十年，尽管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但爱因斯坦的上述信念至死未变。从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站在玻尔一边来看，科研的进展的确能改变人们的有关信念；但从爱因斯坦的有关信念至死未变来看，要改变信念很难。这一争论还说明科学中信念的形成和转变既需要客观条件，如新的观察和实验资料或新的理论等，又是个人的选择，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的作用。
爱因斯坦和玻尔各自的哲学观念在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爱因斯坦深受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中关于世界的秩序性、统一性、简单性和理性的影响，因而使他坚持“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类似宗教感情，支撑所有高层次科学研究工作”（〔2〕，p.262），而玻尔则更崇尚有关阴阳关系的中国道家哲学。
总之，科学中的信念是建立在已有的科学知识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基础上的，同时受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观念的影响；科学中信念的形成过程也是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的选择过程；科学中的信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随着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的进展会出现对已有信念的怀疑，出现新旧信念的竞争，新信念可能最终取代或包容旧信念，这又会反过来改进人们的认识能力，推动科学的发展。另外，随着科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知识和科学中的信念对人们的其它观念和信念也越来越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出现某些信念的“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rene descartes,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new york:liberal arts press,1976.
〔2〕 albert einstein,ideas and opinions,london: sourenirpress,1973,page 233.
〔3〕 john j. jenking, understanding hume, landham, md:barnes & noble,1992.
〔4〕 mary hesse,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philosophy of scienc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chapter 2.
【 作 者】郑工
【作者简介】郑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正 文】
一、学科系统
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关键词：瓦托夫斯基；科学道德；规范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 w.wartofskky,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this artile,through interpretation and elaboration of concepts and concetual frames involved,and 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ethics of science,attempts to research into the ethics of science as p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key words:marx w.wartofsky;ethics of science;discipline
跨入21世纪，科学道德的议题愈来愈受人们关注。科学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现实情况和意义，人们已有浓厚的感受和切身体会。这里，我们则是想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上，作一番较为深入的讨论。
我们的讨论，想从瓦托夫斯基的科学哲学思想谈起。
m.w.瓦托夫斯基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在科学哲学领域造诣极深。他对18世纪的法国哲学、19世纪的德国哲学和当代的科学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知觉、美学和创造性艺术的哲学、医学方法与伦理的哲学、政治与道德哲学等研究成果，闻名于世。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是一位科学的实在论者，他不仅精通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学说，也熟悉亨普尔、波普尔、拉卡托斯基等人的工作,他与著名哲学家r.s.科恩合编的、收集了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重要论著的数十卷《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文集，在国际哲学界有重大影响。他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伦敦），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名著。这部著作和他的论文集《模型——表象与科学的理解》（波士顿）充分阐述了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观点。围绕我们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议题，这里首先引录他的一段论述：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处，康德总结道：“人类理性的法则……具有两个对象，即自然和自由，因此人类理性的法则不仅包括自然法则，而且包括道德法则。这两种法则最初表现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但最终却归结为一个哲学体系。自然哲学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则探讨应该怎样的问题。”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经典表述立即就显示出对事实和价值标准的区分，而使这两者统一起来的计划方案便构成了科学思想史的基础。[1]
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科学道德”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一个并不需要加以“解构”就可爽快地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但在这些哲学大师的笔下，却有很明显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的不同提法；并且各有法则、体系；有两者的统一和最终归结。这并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有道理且十分重要。瓦托夫斯基将此看成是“经典表述”，他说，康德把它们当作两样是“实在”的或客观的世界而对立起来，并用他严格的理性主义的全部力量去分析这两种知识的状况以及可以把这两种知识结合起来的观念。为什么康德要把这两种知识“对立起来”又“结合起来”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实际上，这也是康德所要做的事，并且是用他严格的理性主义的全部力量去做的事。康德的这种哲学分析方法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拿瓦托夫斯基本人来说，就上述之题他的展开论述也是先作区分后作统一，不过他把那两个概念转换为“事实”和“价值标准”了。他说：事实与价值标准这两个“世界”的分离提出了
诸如科学在道德方面的中立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价值标准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这样一些问题；事实和价值这两者的综合则提出有关“是”和“应该”的关系以及我们所说的价值的确切含义等更尖锐的问题。
把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作为科学哲学导论进行阐述，可以清晰地表明瓦托夫斯基的哲学倾向。瓦托夫斯基把哲学看作是“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2]，是“对科学的概念和概念框架进行系统研究的事业”。[3]我们知道，瓦托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注重概念和概念框架，他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基本上都是从最根本的概念谈起的，深入浅出，逐级展开，论证严密，其论述风格在哲学名著中是独树一格的。同样地,这位哲学家在阐述他的科学、科学哲学思想时，也是从概念和概念框架人手的，不过在这里他特别借助“理解”这个词。“理解”是现代西方哲学惯用的一个词，它可以用来说明许多东西；实际上中国很早也用此词，《宋史》四三三林光朝传曰：“未尝著书，惟口授学者，使之心通理解。”从道理上了解称理解。瓦托夫斯基说：“需要理解科学，这种需要就存在于我们希望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文化，有一个自由和文明的社会的心愿之中。这对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是一种同样重大的需要。”[4]并且，他还指出，理解科学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对科学本身的研究所达到的理解；另一种则是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瓦托夫斯基把这后一种理解当作科学哲学的对象，把科学哲学事业的任务规定为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系统研究。主张将概念和概念框架作为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用以对他所探索的世界做出理解的方法，所以可以把科学哲学描绘成是一种“理解科学理解的事业”。这种从科学与常识的联系中理解科学的方式，导致了发现科学与人文学的共同根源，并且体验到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这样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确别出心裁，独具慧眼。
引述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的基本思想，为的是要将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关于科学道德的议题深入展开。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在人们的知识活动中，总想把我们在此处获得的知识与彼处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5]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科学训练和实践加强了“系统感和”这一要求。于是，当科学家正视出现在科学概念框架中的哲学问题时，他便产生出为了概念的明晰性和体系的一致性而进行哲学分析的强烈愿望。那么，科学、道德，是两个概念，而作为一个概念的“科学道德”，人们怎样看待它呢？我们的回答是：存在着科学道德这样一种“系统感和”；人们的思维有这种统一性的要求，在“科学道德”中把“科学”、“道德”区分开来就会出现“不严密的裂缝”，这“在美学上和在智力上都是令人不愉快的”[6]；“科学道德”作为自身完整的一个概念也能体现思维的明晰性。在这里，我们的观点与瓦托夫斯基是一致的。为了进一步论述，有必要籍助于“价值标准”这个概念。前已说过，康德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之间的那种经典性表述显示出对事实和价值标准的区分，而关于事实和价值的各种不同主张是属于伦理学和美学这些哲学分析学科的研究内容。瓦托夫斯基认为，只有这种分析才能使关于一门价值科学的谈论变得有意义或无意义。这些都与科学哲学密切相关。事物就是事物，而事物在受到评价时，是要讲究标准的。哲学学科中最困难、最严谨的领域之一就是价值标准理论。我们再回到科学上来。科学中表现出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呢？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阐述一下罗伯特.k.默顿关于科学的“精神气质”的经典表述。默顿写道，“科学的精神气质就是那种据认为对科学家具有的约束力的价值标准和规范的不自然地调整的结合。规范是以规定、禁止、偏好和非可的形式来表达的。它们被制度的价值标准所合法化。这些强制性规定靠格言和榜样来传达且被法令所加强，并不同程度地被科学家内在化了，因而构成了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或如果人们偏爱后来的术语，那就是科学家的超我。虽然科学的精神气质至今尚未被编纂成典，但都是可以从科学家的表现在应用和习惯中、在无数的论述科学精神的著述中和在直接针对违反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出的道德义愤中的道德一致推导出来的。”[7]可以发觉，瓦托夫斯基引用默顿的这段话，是十分巧妙地想用规范和价值标准来对科学道德作理论阐述的。显然，这样做是贴切而又合情合理的。规范即标准、法式。瓦托夫斯基指出，诸如真理、一致性和证实这些科学规范本身也许就是深刻的人类职责的高度凝炼的反映。这是一个十分有见地的思想。这种思想借助规范这个杠杆，将问题的研究往“深刻”、“高度”上推进。提供的论据是这类规范具有普遍性这种特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科学的过程和科学的理性。就具有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在于它的真理性，而规范与真理性是密切相关的。真理与真理的表述本身就需要规范，因而规范在科学内是起作用的。那么，这样会不会出现悖论呢？一方面，科学是无止境的前沿，科学没有终极的真理，它是认识真理和获取知识的探索过程，不为传统观念和已有的知识所束缚；而另一方面，它又需要规范，并且会产生出新的规范。我们知道，任何规范一旦产生，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约束力，对自由度就有所限制（而这种约束力、限制又是必要的），这与科学活动的解放思想、自由探索会不会产生矛盾？我们认为，勿可置疑，科学成果的获得，有由规范所致的，也有由非规范所致的。规范之所以成为规范，在于它有效力。对于科学来说，科学活动本身向来就存在着有序与无序、正常与反常、偶然与必然、遵循逻辑规则与另辟新径等等不同的进行方式，但只要科学活动向更深入的程度进行，它就会有运转的轨迹，这道理如同有存在就会有存在的方式一样，于是本身就有适应自身存在和运转的规范的要求。这种规范的出现和遵循有关的规范是件好事，它的效力是保障和促使科学活动的健康发展，打破模式创立模式，增强整合、调节、转换的功能，规范所具有的活力得到激发，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因此，科学需要规范；规范也是科学活动深入进行的产物。科学伦理学和科学美学就是要考虑科学活动是怎样产生出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的。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的形成是与科学实践的本质相联系的，而它又成为科学实践能得到健康发展的保证，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理性活动的指导，科学与伦理学具有共同的渊源和共同的利益。科学本身的发展和伦理学的追求，殊途同归地引出了科学道德。科学作为一项人类活动倡导科学道德，实际上就是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对科学道德的这种理解，就是达到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瓦托夫斯基用科学、事实、价值、价值标准、系统感和、规范、理解等一系列概念和概念框架，系统深刻地将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统一起来，科学道德成了科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并且也是科学哲学的一种概念基础。这样，我们把科学道德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和讨论，而科学哲学本身和概念基础则为科学道德作了顺理成章的人文学阐述。科学哲学中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和概念可阐述科学道德，但在本文中我们是紧紧抓住规范这个概念来展开论述的。规范概念一旦介入科学领域，必然导致科学道德概念的出现，科学道德是科学规范的应有之义。再从社会效益来看，倡导科学道德，不仅“在提高全世界科学家的社会良心方面”[8]，而且在运用科学为人类创造财富、谋利益方面，都十分重要。科学在社会中存在，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科学又要应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关系密切。倡导科学道德可净化科学环境，使科学得到健康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道德亦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必须。此外，如果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在文化中，科学（包括科学道德）的含量愈高，文化的先进性就愈显著，所以，在我国，沿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迈进也应大力倡导科学道德。
科学道德既是科学价值的美学追求，又是与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联。人生活在社会中，人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因而科学道德的理论探讨与科学道德在社会中的实施，相辅相成，高度统一。举个例子。今年4月，福建科技界人士在福州召开“科学道德学术研讨会”，会后发出一份倡议书，向科技界提出倡议[9]：1、用诚实的劳动去创造世界，开拓未来。人类曾经用汗水和机器创造了新文明；今天又用信息和创意使文明再上一个新台阶。这里面都需要劳动，并且我们提倡的是诚实的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诚实的劳动才是光荣的。我们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反对胡编乱造，反对瞒天过海，反对剽窃抄袭。学问高低各不一，品行端正是真人。2、用敬业奉献的精神，辛勤地耕耘华夏文化这块肥田沃土。作为21世纪的中国科技界学人，我们愿为继承和发扬这种敬业的精神而感到骄傲并作出努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坚强脊梁，在这根脊梁中，有着敬业奉献的健康精髓，它是民族精神不朽的底气。今天，立志于向科学进军的中华学人要修炼出这种底气，这也是我们的志气。3、遵纪和守信。跨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我们必须遵照国际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在科技界学人身上，是统一的。任何的学术失正、科学上的不道德，其所带来的祸害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关系到科学共同体的存亡。我们要以高尚的学术风范和行为，维护我们学术共同体的声誉，促进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4、用真功夫，做真学问，摈弃浮躁，匡正学风，脚踏实地搞事业。齐心协力营造和珍惜学术自由的氛围，加强学术批评，反对污篾谩骂。坚定学术界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和坚持科学道德标准，深化体制改革，极大地繁荣中国的学术事业。5、求真务实，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科学的本质这于求真，科学以探求真理为目的，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本性在于创新。我们倡导用宽广、宽容的胸怀，努力培养和提携青年一代，鼓励、支持和勇于进行创新，将求真、务实、创新、协作的职业道德，将严格、严密、严肃的作风发扬光大。
虽是短短的5条，但仔细地琢磨它，人们显然会体会到：科学道德是科学活动本身最高成就的一种，它的产生和存在是科学活动的必然；在一个需要规范的世界里，科学同样需要科学规范；倡导科学道德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的科学自身的结构美和人的心灵美高度统一，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具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由于它受到评价，有些东西是只要它存在就有价值，有些东西只有它受到评价时才显现出价值，科学道德是到了它只要存在、或它存在了又受到评价，都有价值的时候了，人们的确要万分珍惜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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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2.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 自然 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 哲学 在后 现代 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 政治 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 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 历史 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 理学 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 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 自然 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 电子 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许多教师在教学中都发现，不同的学生对一个新知识的理解与体验相差很大。有些学生对要学习的知识能够迅速地接受和运用，一点就通，而有的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则显得木讷和陌生，需要读两三遍新知识才能熟练。由此可见，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来学习新知识的，在接触新事物之前，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科学前概念。
科学前概念的形成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学生的年龄思维特点、日常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文化背景都会影响他们科学前概念的形成。首先，学生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认知发展水平不同，思维特点也就存在差异;第二，学生日常的生活经验不同，在头脑中储存的知识也就不同;第三，社会文化的差异导致学生文化观念的不同。随着学生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和判断事物能力的提高，科学前概念也会不断更新、发展以适应新概念。
有关学生科学前概念的研究最早要追溯到皮亚杰1929年出版的《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中对儿童自然观念的探讨，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概念转变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心理学中的认知学派对儿童科学前概念及概念转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直到1982年，康奈尔大学教育系的鄱斯纳、斯特莱克、修森和格特左戈四位教授在《科学教育》第66卷第2期上联名发表了《科学观念的顺应：建立观念转变理论》一文。文章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机制理论、库恩的科学进化论和奥苏泊尔的关于有意义接受学习的理论为基础，大大推动了概念转变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首先，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可知，个体的认知图式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不断发展，以达到一种适应新环境的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当个体面对新刺激时，如果能同化新刺激，那么新刺激纳入原有图式;如果不能同化新刺激，那么个体就会改变自己以顺应环境。其次，根据库恩的科学进化论的观点，科学发展是一个辩护的过程，是一个范式更替的过程。在常规科学的发展阶段，范式是占据优势的，可能存在一两个反常个案;随着个案越来越多，就出现了范式危机，引起人们对范式的思考;危机不断升级，就会产生科学革命，出现一个更为合理的、客观的新范式。最后，奥苏泊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指出，有意义学习的实质是符合所代表的新知识和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起非人为的和实质性的联系。有意义接受学习的关键就在于学生要将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知识进行联系，产生概念的转变，从而接受新知识。
二、概念转变理论的发展基础
1.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事物的理解却由每个人自己决定。不同的人由于原有的经验不同，对同一问题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学习不是教师简单地把知识传授给儿童，而是儿童从已有的经验出发，主动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建构出自己的理解或生成个人的意见。因而，即使儿童面对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当问题出现时，他们依然会基于已有经验，建构出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个人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过程中个体建构知识，而社会建构主义者则更强调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参与合作对个体建构的意义。
通过对比概念转变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强调儿童原有的经验对建构新知识的影响，同时都认为学习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的建构过程。但是，建构主义理论没有明确指出存在一个客观正确的概念，而概念转变理论更强调存在一个客观正确的概念，引导儿童由前概念向新概念的转变，对于新事物的学习，由于儿童原有经验的不同，他们会主观地建构出各种不同的新概念进行学习。当然，这些新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也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概念转变理论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
2.以科学哲学认识论为依据的发展
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是一个循环更新的过程。它从客观事实出发，运用归纳、演绎等思维方法形成科学认识，结合实验的验证与支持上升为科学理论。当人们在科学理论的应用过程中发现反常，产生质疑，出现科学的危机，这时候科学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形成新的科学事实。以此不断循环，科学也会不断得到发展。由此可见，概念转变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的认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概念转变也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当学习者碰到新、旧概念之间不一致的情况时，就会产生一种认知冲突感。这需要学习者对两者进行分析和判断，思考各自的合理性、正确性，并最终对新、旧概念做出权衡和调整，从而产生新概念。”
由此可以看出，儿童的概念发生转变时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儿童对已有的知识概念产生不满和怀疑。只有儿童发现已有的知识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时，才会对已有的知识产生质疑;第二，新概念具有可理解性。儿童对新概念有一定的初步了解，并建立整体一致的表面特征;第三，新概念具有合理性。儿童将新概念与其他已有的概念进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相互一致，并没有冲突，因此相信新概念是真实的;第四，新概念具有有效性。新概念不仅能够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对将要面临的新问题也有一定的预测性和解决能力。
三、概念转变理论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运用
1.教师要对儿童的科学前概念给予足够关注
由于儿童的科学前概念不同，因而他们对科学现象和概念的理解相差很大。教师需要给儿童提供足够的空间，通过提问开放式问题、画图、实验、小组讨论等方式，让儿童有机会自信地说出自己对现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说出自己是如何思考的，以便教师了解儿童的前概念，针对儿童前概念的差异性，进行合理的教学。这样既能使原有经验与新概念相一致的儿童保持科学探索的欲望，又能使新、旧概念相矛盾的儿童认识到原有概念与新概念之间的冲突以及新概念的合理性，认清科学现象和科学概念的内部关系。
2.保持儿童对科学的好奇心，让儿童亲历科学探究
儿童的学习兴趣多半来自于好奇心，所以教师要提高儿童对新概念的兴趣。对于新、旧概念发生冲突的儿童，教师不是一味地批评儿童原有概念的错误性，告诉儿童新概念是正确的，而是要让儿童在真实的情境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探究，发现原有概念的不足和新概念的合理性，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亲历科学探究，进而培养科学态度、发展科学能力。2001版《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指出：“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可见，亲历科学探究在儿童概念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3.合作性的学习环境对成功的概念转变教学非常重要
合作学习是一种互的学习，合作性的学习环境为儿童提供了自由讨论、互相交流的机会。在合作的过程中，儿童能够把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发现自己原有概念的不足，从而产生认知冲突。同样，儿童与同伴交流也能够接触一些新鲜事物，增加头脑中的知识。对于一些实际问题，教师要放手让儿童进行小组讨论、合作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尽可能地关注各组的动态，给予适时的、适当的点拨。对于没有提出有效问题的小组，教师可以引入差异性事件，使学生感到原有知识的不足和冲突，认为有进行改变的必要，促进学生新概念的转变。
4.科学史在概念转变的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