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实施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此次该法的修改针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诸多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赋予消费者新的权利与增加
经营者义务并重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秉承了对消费者倾斜性保护的一贯立法原则。在网上购物蓬勃发展之际，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成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有的商家通过有偿的方式将消费者个人信息透漏，这样使消费者经常受到获取信息的商家的打扰，更有甚者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受到犯罪威胁。因此，该法在修改后增加了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受到保护的权利。网上购物等新兴的消费方式除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存在潜在威胁外，仍与现实购物有较大差别，诸如网上展示物品与现实有较大差别等。针对此，该法在修改时明确赋予了消费者无需说明理由的七日“反悔权”，这样通过使用“反悔权”可以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加经营者义务是对消费者权益倾斜性保护的另一种方式。随着汽车、电脑、电视等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些耐用消费品领域的纠纷急剧增加。由于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在纠纷发生后维权异常困难。因此，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消费者接受特定耐用消费品或者是有关装修等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发现存在有质量问题的，由经营者来承担举证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弥补消费者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而产生举证困难的问题，从而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二)强化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
在消费市场上，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使得其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除了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外，还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庇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政府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职责，诸如领导、监督等职责，这样使政府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强有力后盾。该法修改后，在原有的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从而强化了政府的职责。针对政府落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责，该法新设了政府的抽查检验和向社会及时公布制度，与此同时，在抽查检验的过程中若有严重违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采取警示、召回、停止生产等措施。
(三)提升消费者协会的法律地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后，通过明确消费者协会的公益性职责大大提升了消费者协会的法律地位，从而更加有利于发挥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的维权作用。比如，该法明确提出消费者协会具有参与制定涉及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职责，这样可以使得消费者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的体现。此外，该法首次赋予了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的职权，这样使得省级以及以上的消费者协会享有了代表消费者进行诉讼的权利，这样拓宽了消费者的维权司法途径。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消费者协会履行职权与承担职责，该法还明文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消费者协会给予必要的经费等支持，并且消费者协会应当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四)创新与加重法律责任
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责任方面的规定从创新法律责任形式与加重传统法律责任两方面入手。该法创设了经营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记入信用档案的诚信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与诚信责任是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责任的一种创新，尤其是诚信责任的创设，这在目前立法方面属于法律责任的创新。在创新法律责任形式之外，该法由原来的对消费者增加一倍赔偿加重为三倍赔偿，即俗称的“双倍”赔偿加重为“四倍”赔偿。与此同时，该法还明确规定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来计算，这也充分体现了加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法解读
(一)经济法回应性的充分体现
经济法作为一种现代法，具有一系列的新特征。经济法的时间性特征，要求我们运用动态的而非静止的辩证方法对经济法进行学理研究。易言之，为契合研究对象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对变动不居的现实予以频繁和适时的回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实施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应地加大了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与难度。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网上购物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成为新的问题，出现了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举证困难等问题。作为经济法中市场监管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修改，对现实中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法律规范，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显而易见，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回应性。
(二)政府在国家干预经济中的科学定位
在现实生活中，国家通常不会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往往由比国家更为具体的主体代表国家承担。政府作为干预主体在经济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规范政府的职责，以有效地防范政府失灵提高干预的效果。经济法把政府干预经济定位为两个方面:微观层面的市场监管和宏观层面的宏观调控。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是市场监管的重要领域，此次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明确了政府要落实保护消费者的职责，而且明确了具体的监管措施，这样使得政府在消费市场的市场监管法制更加完善。由此可见，此次修改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微观市场的市场监管的科学定位，从而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或者干预不到位。
(三)社会中间层在干预经济中地位的凸显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和市场在不断地融合和渗透，因而，在政府和市场中间逐渐出现了一种社会中间层组织。一般而言，社会中间层是指独立地存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能够有效地促进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社会组织，比如诸多行业的协会等。消费者协会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中间层组织。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法干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经济法学者的广泛认可。此次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协会参与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法律的制定权以及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权，这样使得社会中间层干预经济地位在消费市场得以凸显，从而可以有力发挥其社会中坚层的优势，进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该法对社会中间层的干预地位的凸显对我国其他经济法领域的法制完善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四)经济法责任的创新
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缺少责任制度的法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法律，也不具有法律的完整功能。关于经济法责任学界仍存在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并没有独立的责任形式，只是在援引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法除了援引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外，还有自己独特的责任形式，诸如惩罚性赔偿、产品召回制度等。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除了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外，还有其特有的经济法责任形式。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创设了对经营者的一些违法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并对社会公布的责任，即诚信责任。诚信责任创新了经济法的特有法律责任形式，从而为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立法的素材与支持。
三、总结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功能；消费者；欺诈行为；完善试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短短二十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也从商品短缺社会进入到物质丰富的消费社会。生活在消费社会中,面对丰富多采的商品和服务,也伴随着出现了消费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中规定的“增加赔偿”即是指惩罚性损害赔偿,这是中国立法上第一次对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做出的规定。它突破了一般民法原则,使加害人给予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超过了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其目的在于通过给予消费者超出实际损失的私人利益,鼓励消费者同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作斗争,进而实现对全体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但由于立法尚存不足，实践中引起类似“王海现象”等诸多案例的发生，有关司法判决也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惩罚性赔偿的研究，以促进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
《布莱克法律辞典》将惩罚性赔偿金定义为：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事侵权责任形式，我国的法律规范中没有出现“惩罚性赔偿”的提法，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已得到初步肯定。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法院在按照受害人或相对的受害人团体所遭受的损害或加害人的非法获利所判决的赔偿金之外,为惩罚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和威慑或防止类似行为的发生,而判决加害人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金。
实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在英美国家一般认为有三项:其一是削弱侵权行为人的经济基础,防止他们重新作恶,以及防止社会上的其他人模仿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其二是鼓励受害人对不守法的侵权行为人提讼,激发他们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其三是对原告(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进行感情方面的损害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立法者的意图是，通过对经营者进行欺诈的恶意行为予以加重处罚，抑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现象的发展，逐渐减少商业欺诈行为。具体来讲，此制度至少有以下四个功能：
（一）赔偿功能
惩罚性损害赔偿适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原告遭受的损失获得全部的补偿，来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一方面补偿性赔偿对精神损害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补救。另一方面尽管侵权行为法可以对人身伤害提供补救,但在许多情况下人身伤害的损失是很难证明的。因此,采用补偿性赔偿很难对受害人的损害予以充分补救。而惩罚性赔偿可以更充分地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再者，受害人提讼以后所支付的各种费用,特别是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补救。
（二）制裁功能
惩罚性赔偿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不法性和道德上的应受谴责性的行为而适用的,就是要对故意的、恶意的不法行为实施惩罚。而补偿性赔偿要求赔偿受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在性质上乃是一种交易,等于以同样的财产交换损失。这样一来,补偿性的赔偿对经营者难以起到制裁作用,甚至使民事赔偿法律为经营者所控制。而惩罚性损害赔偿则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不法行为,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
（三）威慑功能
威慑是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合理性的传统解释。惩罚性赔偿的这种威慑功能是为主张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学者和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院所普遍赞同的功能。威慑可以分为一般威慑和特别的威慑。一般威慑是指通过惩罚性赔偿对社会一般人将来可能的潜在侵权行为产生威慑作用,特别威慑是指对加害人本身的威吓作用，即防止加害人重复进行侵权行为。一般威慑是指确定一个样板,使他人从该样板中吸取教训而不再从事此行为。而人们在对这一样板进行经济分析时很容易得出成本大大高于收益的结论，从而在经济上获得了放弃潜在的侵权行为的足够的动因。
（四）鼓励功能
鼓励是指鼓励消费者积极同欺诈行为作斗争的功能。现代市场经济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欺诈地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共同利益的侵犯。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可以刺激和鼓励消费者更加积极地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从而会在客观上有利于保护社会上全体消费者的利益。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条件
（一）权利的主体必须是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由此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权的行使主体必须是消费者。但“消费者”如何界定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单位能不能成为消费者？有学者认为应将消费者限于个体社会成员即自然人,而当法人、非法人组织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到侵犯时,受《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范的调整。因为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消费者弱者地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给予特殊保护的立法,如果将消费者的范围规定的过广,将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都视为消费者,那么,以此为指导方针而制定的法律必然会忽视个体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对其给予特殊保护亦就必然会失去理论上的依据。
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将消费者范围限制为自然人,而且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存在着单位为其职工消费而购买商品受到欺诈的情形,若将单位作为消费者,其获得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后再由受损害的单位职工接受,这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弱者的目的。我国地方立法上也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应该适用有关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规定。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经营者的行为构成欺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我国法学理论认为构成欺诈的要件有：（1）主观要素，行为人有欺诈的故意；（2）客观要素，即行为人有虚假陈述或隐瞒实情的行为；（3）被欺诈人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4）被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其中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它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处罚办法还具体列举了一系列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表现形式,例如,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使销售的商品分量不足的；销售“处理品”、“残次品”、“等外品”等商品而谎称是正品的；作虚假的现场演示和说明的；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
欺诈行为的认定直接涉及到消费者能否请求双倍赔偿，而实践中的界定往往不像理论那样简单易明。如“知假买假”行为能不能使用双倍赔偿？此情况下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很多学者认为虽然“知假买假”不算诚实,但远没有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恶劣程度高,况且知假买假行为确实可以有效地遏制制假售假之风,起到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欺诈的首要问题是这一行为本身的非正当性,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的行为。而消费者具有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要求个人利益的区别,法律并不禁止个人基于“利己”的目的而采取的投机主义行为,消费者从来就不是以一个“利他主义者”形象被设计的。“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笔者认为上述论述亦有道理，但法律不应成为任何人投机取巧的工具，恶意利用法律作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显然与法治的基本精神相悖。消法出台后实践中出现了不和谐因素，首先就是类似“王海现象”的“知假买假”行为的大量出现。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能为原告带来意外之财，“知假买假”并索取一倍赔偿一时被人们视为发财致富的途径而纷纷效仿。在市场规则尚未健全的今天,一方面“王海们”立意打假让人拍手称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故意“知假买假”并放任损害的发生,毫无疑问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也导致了人们贪利的思想，破坏了市场交易中诚实信用、合法有序的规则。故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须以消费者不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为前提,即不得“知假买假”，利用“法律盲点”，投机取巧获得不当利益。在消费者明知及经营者对自己实施了侵权行为，但为了获得惩罚性赔偿，故意不采取预防措施而放任损害的发生，或存在重大过失时，均不得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此种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那种知假买假行为的继续重演。故笔者认为构成欺诈的要件中应坚持消费者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判断，如明知是欺诈仍坚持购买则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三）消费者受到损失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依照字面意思理解，即只有当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对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时,经营者才负赔偿责任;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则不负赔偿责任。损害的发生是损害赔偿的基本构成要件,无损害就无赔偿可言。所以,若只有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没有消费者受到损失的事实,消费者向经营者提出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要求就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条件。事实上，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必须要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品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良利益，就可以认定损害已经存在。
（四）消费者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
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法定的赔偿制度,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无效。一般情况下,经营者不可能自觉的履行这样的义务,所以消费者必须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消费者可以向经营者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讼。如果消费者没有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请求,经营者就没有义务支付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法院也不会做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判决。如果经营者因违法而受到了行政处罚的话,也不能免除它对消费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两者在本质上不同,两种责任形式可以并存。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1、应在立法中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条件，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前所述，应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和欺诈行为的认定要件予以明确。此方面因前文已作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2、应该加大惩罚力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它的惩罚力度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上10倍乃至上100倍，仅仅只是双倍惩罚。这一数额标准显得过于死板，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显得标准偏低，难以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制约。当企业的违法所得远远高于接受罚款数额的时候，企业会变本加厉地做违法的事情，企业会觉得双倍的罚款是一种鼓励，罚完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再做；相反如果惩罚力度大了，企业就不会这样做了。“制假”之所以在我国这么多年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打击的力度不大,惩罚的力度不足以让经营者惧怕。当赔偿的数额增大至一定程度时，侵权人的私人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侵权人受到法律制裁的结果不仅仅是无利可图，而是得不偿失，因此立法中规定惩罚数额越高，其威慑力就越强，侵权的概率也就越低。双倍赔偿条款当然是与我国的立法宗旨、法律传统相一致的，也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这种轻微的惩罚力度往往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制假售假经营者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中,消费者也往往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经营者交涉,却只能得到较小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自认倒霉,大都采取让经营者换货、退货,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
故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就应该取消赔偿的确定倍数，确定惩罚应考虑的因素。在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时,赔偿数额由法官在每一具体案件中根据具体案情酌情裁定，如可考虑（1）经营者的恶意程度；（2）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包括手段、方式、持续时间及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态度、行为等；（3）侵权行为的后果，即尊严、感情受损伤的程度；（4）经营者的财务状况等。有了这样的弹性规定后,法官就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避免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明显失衡，消费者也可以得到安慰和补偿。当然为了避免过度的不平衡，可以在法律上对各类赔偿的最高限额予以限定。
3、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适用范围。在适用的条件上，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只适用于故意的欺诈行为,而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都不适用。在实践中,除经营者故意欺诈消费者的情况外,其他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大量存在，但却得不到有效救济。根据我国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要想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就必须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但由消费者证明经营者主观上有故意非常困难。在美国,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很广泛,除故意欺诈以外,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东芝事件”中,东芝公司对美国用户给予了巨额赔偿却拒绝给中国用户以赔偿,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双倍赔偿制度只适用经营者的欺诈作为,而在该案中要想证明东芝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可能性很小。因此,即使由法院来判决,依据中国现行《产品质量法》、《消法》的规定,东芝公司不会被判令支付双倍的惩罚赔偿金。故笔者认为应扩大第49条的适用范围，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可以适用于主观的欺诈行为,而且可以适用于恶意的不作为、重大过失、极端轻视他人权利的行为等，这样规定,可以使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尽最大程度的注意义务，也将对消费者提供更为周到细致的保护。
结语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法律保护是消费者维权的根本手段。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从无法可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相关法律的施行,走过了漫长的路。保护消费者权益所跨出的每一小步,都是中国消费者维权意识的飞跃,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更贴近消费者。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的经济生活将和世界接轨,面对这种全新的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不可避免要面临新的挑战。要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体现法律的公正,应该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有的效用,完善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使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更加合理,以适应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更加有利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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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1、科学技术高度化;2、经营扩大化;3、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4、不正当竞争行为多样化;5、消费者信用低质化;6、消费者团体意识淡薄化;7、法律制度不健全。
在本法的价值取向及其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中无不体现着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对经营者义务的约束,其主要包括: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 基本精神 消费者问题 消费者保护运动 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十四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经历了从短缺经济到买方市场再到消费社会、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折;我们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十年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以及之后一系列相关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在十几年的时间发生过如此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这种变化同时也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行为的差距迅速拉大。
【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消费者；适用问题
一、引言
2008年滥觞于欧美之金融风暴席卷世界，由于受到金融体系和资金流动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单一金融机构之信用风险，迅速扩大至全市场之系统风险，尤其造成一般民众财产巨额损失，或有退休金血本无归者、或有相信金融机构贩卖保本理财产品，却血本无归者。此后，无论欧美金融先进国家或新兴国家，学界聚焦于“金融消费者”概念之讨论，希望能加强对于金融体系底层的投资人保护，由本次损失惨重的风暴中获得些许经验，综观金融消费者讨论之文献，学者对于赋予底层投资人（通常是零售投资人）更多倾向性保护有一致性的共识，即使是主张自由经济市场、降低政府干预及管制的学者，亦强调必须加强“信息披漏”的要求。
因此，在金融法规范不足之现实下，我们不得不寻求规范目的相似的法领域以求解决已经发生争议之个案，这是探讨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原因。另盘点现行对于得以提供零售消费者倾向性保护之法律，即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为接近，故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争议提供适当的保护，则相关立法论无继续讨论之必要；如不能，方继续讨论究竟应修订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之概念，或另行重新订定专法加以保护。
在讨论的顺序上，本文先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保障之主体、行为及目的范围，确定其保障之范围后，再将确定后之保障范围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依照其既有之文义确定消费者保护法如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其保护之主体、行为及范围为何。亦即，从法律文义解释出发，划定何种金融商品交易争议适用于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的范围为何？其后才讨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已能完全规范所欲规范的争议？如不能，应该做如何的调整？是调整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抑或有重新立法之必要？不同于目前国内文献在该问题的讨论上，大都先定义法无明文之“金融消费者”，然后削足适履地穿着不合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但容易混淆法规范的实然面和应然面，并且导致目前自陷于“金融消费者”莫衷一是的定义争议。
二、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保障之主体、行为及目的范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虽然本条并未直接明定属于消费者之定义，但国内学界已形成共识，[1]根据该条提炼出三要素：一是主体为“自然人”；二是行为为“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三是目的“为生活需要而消费”。
关于消费者是否限定其主体为自然人，事实上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学界虽有认为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消费者，[2]但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目的在保护人们生活性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所以无论购买商品之缔约相对人为自然人或法人，最终使用消费之人必然为自然人，故个人认同通说关于主体限于自然人之见解。
关于消费者定义三要素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何谓“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所谓“为生活消费”是对立于“为生产或为经营消费”而言，在经济学上，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大类，生产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生产，生活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3]消费者之所以需要特别保护，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消费者对于商品之熟稔度远及不上生产者或经营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别于民法之一般规范，而采用倾斜式的规范保护消费者，其最终目的不在弥平因职业不同所造成的专业落差，而是在于确保商品及服务符合一般水平，进而保障消费者之身体及财产安全，减低消费者检查商品的成本，维持市场秩序。至于在非商品之服务领域，可以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划分，转化为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二类，由于服务提供者对于所提供之服务具备专业知能，故相当于生产或经营者，相对的，服务接受者即属于消费者。故“消费者”系相对于生产者或经营者而言。
需注意的是，或有见解将“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误解为消费动机，然后在错误的理解下，将消费动机又区分为“为了生活之需要”与“为了营利之需要”两种，虽然消费者的消费动机通常属于“为了生活之需要”、生产或经营者的消费动机亦符合“为了营利之需要”，但这只是通常情形的附随结果，若直接以生活/营利之消费动机为标准，则在个案中容易产生区别困难或混淆的情形，下列多起实务见解即为事例。
实务上关于“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之认定十分紊乱，个案中呈现标准不一之情形，判决中明确表示非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之案例，如：“购买板材为了加工销售”、“签订接受法律服务之合同”、“签订接受医疗服务之合同”等。[4-6]至于“专业打假人购买商品行为”较早的见解认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并不妨碍其作为一名公民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属于消费者，但晚近的实务见解则多认为专业打假人不属于为生活而消费之情形，因此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7-8]上述第一则意见认为“加工销售”不属于为生活消费，恰因为加工销售属于为了生产之目的而消费之情形，是典型的生产性消费，该实务意见正确的区分生活目的之消费与生产者或经营目的之消费。然而，在第二则及第三则案例关于接受法律服务与医疗服务为何不属于“为了生活目的而消费”，则因为欠缺说理无从得知，若简单的以服务提供者/服务接受者二分观察，上述两例皆属于服务接受者之地位，即使以生活/营利之消费动机加以观察，接受法律服务和医疗服务亦非基于营利目的，并且依照一般生活经验，为了解决争议至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服务和患病上医院接受医疗服务，其目的属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盖无疑义。至于专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实务见解分歧，需要留意的是较早的实务意见认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无碍其为消费者之地位”，较正确的区别消费目的与消费动机之不同，亦即，打假之动机虽然在于获得数倍赔偿，有营利之性质，但其目的仍然为生活性消费而非生产性消费，故无碍其为消费者之事实。
三、从法的解释论出发，界定金融交易争议之适用范围
依照前面所述，现行学者通说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定义之三要素，依次为自然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为了生活而消费。将金融交易争议涵摄至该三要素时，在前两项自然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并无问题（许多发生交易争议的主体为“自然人”，金融商品虽为无形物但无碍其属于“商品”之性质，至于给予投资建议、经纪等属于“服务”怠无疑义），容易引发争论的在于购买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务是否属于“为了生活而消费”？目前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之学者，多数采取肯定见解，其理由略分为三：其一认为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服务是现代为了追求较高生活水平所需之家庭生活消费；其二认为投资人在经济上或金融市场中属于弱势地位应予以特殊保护；其三从因金融商品创新导致事实上银行、保险亦贩卖投资型商品的角度，说明目前混业经营模糊了原本银行的存款人或借款身份、保险的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身份、证券的投资人身份之区分。[9-11]分析上述三种立论，第一种站在现代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解释金融消费属于为了生活需要之消费型态，但却错误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为生活消费”当成消费动机加以解释，所以得出购买投资型金融商品属于追求较高生活水平所需之家庭消费之结论。第二种为了调整经济上弱势地位及第三种行业界线模糊属于立法论上的说明，即给予法规范上应然面的理由，并非现实上法规范能否适用的实然面说明。
个人认为，若紧扣消费者与生产者或经营者二分模式，购买投资型商品属于“为了生活而消费”殆无疑义。为了追求转售利益而购买投资型金融商品的投资人是属于消费者，相对于此的生产者，则是利用财务工程技术设计生产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而经营者则是代销代售该金融商品的金融中介机构。诚如前述，学者陷于营利目的或者是生活目的的讨论是错误的混淆消费动机与消费目的之不同，若紧扣消费/生产或经营二分模式，则投资型商品之购买人相对于商品设计者而言，显然是属于消费者。由于投资型金融商品与一般商品的“使用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一般商品的使用方式是消耗折旧，但投资型金融商品的使用方式则在于转售，因为该使用方式之不同，所以一般商品的消费模式含有最终使用的结果，而生产者或经营者的消费模式通常伴随转售及营利，但投资型金融商品则而一般投资人购买投资型商品是为了出售而赚取价差，并以追求营利为目的而非为了最终使用，由于一般商品和投资性金融商品使用方式的差异，以及对消费目的和消费动机的混淆，造成学界对于投资型金融商品是否能涵摄于消费者的定义中争论不休，若紧扣消费/生产或经营二分模式，则上述争议可迎刃而解，投资人购买投资型金融商品本质上属于为生活而消费之情形，符合消费者之定义，该特殊使用方式不影响其为消费者之本质。至于非投资型的金融服务，如：存贷款、信用卡申办、一般非投资型保险，或者纯粹接受投资建议或委托代为操作投资等，则属服务接受者，基于前述服务领域区分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二分的角度，接受此等金融服务之人亦属于消费者。是以，在不变更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之定义下，将购买金融商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涵摄至前述大前提后，所能适用之主体为自然人，所能适用之金融商品类型，包含投资型金融商品及存贷款、信用卡申办、非投资型保险、接受投资建议及委托代为投资之金融服务。
在目前法规范欠缺的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毫无疑问成为金融消费纠纷发生时，唯一能提供民事请求权基础的现行法规。在不变更该法对于消费者定义之前提下，藉由解释论厘清金融商品或服务得否涵摄于该法之适用范围，远比变动既有解释重新定义金融消费者更为迫切。依照上述讨论，得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者，包含购买所有投资型与非投资型之金融商品、接受所有金融服务之自然人，排除法人之适用。
四、金融消费者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能产生的问题分析
1、金融消费是否属于“为生活需要而消费”易生争执
如上述，一般民法学者对于定义消费者的要件“为生活需要而消费”的解释，系以目的解释方法导出生产（经营）/消费二分的方式，亦即非生产者或经 营者即属消费者。从民法学者的解释方式虽可以解释“金融消费者”符合消保法第二条，从而得出金融消费者可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但透过解释学将“投资行为”划定为“为生活需要而消费”，文义解释上恐逸脱出一般人对于“为生活需要”的概念。
此外，姑不论一般消费者争议的案例中，法院对于“为生活需要”的判断屡屡出现分歧，且执掌行政消费争议的北京市工商局亦曾表示，股民、基民的行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最终目的是一种投资经营行为，并非消费者，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保护，此认定无异让本以难解的金融消费者定义，更是含混不清。[12]
2、保护主体仅及于自然人不及于非专业投资机构之一般法人，恐生保护不足之弊
由于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过程中的安全，并调整经济地位强弱悬殊之现状，所以通说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保护主体仅及自然人而不及于法人。惟目前金融交易已渐趋复杂，即使是法人并不意味一定具有能力搜集信息、了解信息，举例言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10年4月16日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控告高盛在次级抵押贷款业务金融产品（cdo）涉嫌诈欺一案，造成投资人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荷兰银行与德国工业银行。台湾地区各大银行于2015-2016爆发贩卖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trf）案件，由于大多数买受该契约之人均为一般非金融机构之法人，而非自然人，其资力虽然较一般自然人高，惟其投资经验、金融知识未能与专业机构投资人相当，但由于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之保护主体仅为自然人，故一般非专业法人即被排除于保护范围之外，造成重大损失。由此可知，即使是具备专业能力之金融机构，仍有可能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遭受到权益损失，传统上发生信息不对称的相对人，已经不限于自然人。如要调整该信息不对称之现象，促进金融市场之进步和稳定，无论是自然人或是法人均应赋予其要求接近信息之权利。
此外更需注意的是，投资人保护的终极目标仍在促进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如果无法完善金融机构的义务内涵，诸如根据相对人的专业程度建立不同的披露义务，则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相同的义务负担或者是不明确的义务负担，均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发展。个人建议引进欧盟mifid指令建立弹性客户分层机制，其优点在于金融机构能依照商品的风险性大小，贩卖给不同专业程度的相对人，风险大、复杂性高的比方客制化的衍生性商品的卖给专业投资人，反之风险性小的、复杂性低的股票，卖给一般零售投资人或称金融消费者，如此金融机构才能明确贩卖商品的风险，以免动辄被诉。
3、金融商品本质上属于无实体之权利，可能造成法规适用之I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不限制所规范之商品必须属于有体物，但从法条内容可知其规范基础系以有体物为主轴，例如：第22条经营者应保证正常使用下之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第23条包修、包换、包退责任；第11、18、35、41、42条有关人身损害之规定；第44条造成财产损害应负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之责任；第49条欺诈行为应负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的一倍。上述保护手段均是针对有体物所为之设计，但对于金融商品发生损害时的保护手段则付之阙如，未来若要将金融消费者引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势必需要做相对应的法规调整。
另外应予注意的是，存贷款或者接受投资建议属于接受服务的范畴，但证券、期货、基金、或其它衍生性商品本质上属于权利，权利瑕疵和制造或设计上之瑕疵系属不同问题，故金融商品所造成之损害方式，除了权利瑕疵以外，通常为附随义务之违反（例如：未尽说明义务），商品本身不会发生设计、制造之瑕疵，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条文适用上容易发生I格。
4、欠缺完整的争讼途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仅规定，发生争议可以透过五种途径加以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向法院提讼。条文中并无规定适用顺序，故消费者应得自由选择前列五种程序进行争议处理。
相较于英国关于金融消费争议已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公评人制度（fos），前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范密度稍嫌不足。金融公评人制度分成四个层次，首先强制要求金融业者必须受理申诉案件；其次规定申诉人和金融业者协商和解方案；和解不成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由初阶裁判人调处做成初阶决定；若有不服，再由公评人做成最后决定；最后仍然无法解决争议才能进入司法救济。此外，现行消费者争讼之五种途径是否足以应对金融纠纷高度专业化之需求，亦值得注意。
五、结语
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划定之范围，“金融消费者”如直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主体应为自然人、行为为购买所有投资型及非投资型之金融商品及接受所有金融机构之服务。此与目前国内唯一出现“金融消费者”一词之成文法――2013年所颁布试行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第四条定义大致相同：“本办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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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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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85号.宏俐投资有限公司.（HONGKONG TREASURE INVESTMENT LIMITED）等与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5]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三终字第131号.黄秀英与张刘鹏等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
[6]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郑民二终字第565号.郭新军与登封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7]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1997）玄民初字第270号.吴进文诉南京大庆烟酒食品商店买卖案.
[8]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郑民一终字第399号.王进府与郑州悦家商业有限公司其它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9] 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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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斌.金融消费者保护散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24（1）53-58.
摘要：单位是否是消费者？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单位消费为生产消费时，消法中“消费者”的概念不应当包括单位；现实生活中，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用于个人生活消费的情形也大量存在，此时，“消费者”概念应当包括单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单位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保护。”这一规定中，没有明确消费者的概念，现实中，很多厂矿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他们常是集体购买商品，作为福利等发放给下面的职工等，在这里他们是不是也是消费者？1消费者的范围是建立在消费者概念基础之上的，是在对消费者概念明确界定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概念外延，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使得消费者的外延难以确定。2
一、主要理论观点
单位是否是“消费者”，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在我国《消法》制定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在《消法》草案中，消费者并不包括单位。立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指出：一些委员和地方、企业提出，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由个人使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范围可以不排除单位和集体，只要用于生活消费的，都可以适用本法。这样，草案中前款所称消费者，是指消费者个人的规定就被删去了，这样做既符合我国国情，国外也有类似立法。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也可作为生活消费的主体纳入消费者范围。由此看来，虽然《消法》文字上没有表明单位是消费者，但从修改的过程来看，很显然单位没有被排除在外。3
（一）单位可以适用《消法》
我国《消法》立法起草工作参与人之一何山认为，“一种意见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意见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公民，不适用单位，应适用经济合同法。按照《消法》规定，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用于个人生活消费的，亦为消费者。”4刘忠东也认为《消法》中的“消费者”应当包括单位：具体到消费关系上，单位消费者实施了非生产性消费行为，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消费者。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只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用于经营活动的，都是消费者，都应该受《消法》保护。钱玉文看来，消费者的概念可重新界定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用于生活消费而非用于经营的单位与个人。5抗红也主张，在单位以最终消费主体而非以经营者身份与其他经营者形成的生活消费关系中，单位是消费者。6
（二）折衷观点
方福建认为，单位购买生活消费品，有的本来就是作为生活福利专供职工个人使用的，有的虽不作为生活福利，但最终也由个人使用。由此，基于上述实际情况，我国法律规定，单位可以有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但是，将消费者限于个体社会成员，却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因此，应当逐渐将单位排除在消费者之外，以便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同时也是为了更突出地保护个人消费者。7
（三）单位不可以适用《消法》
王利明的观点是：《消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但是，其同时也认为，我国一些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规定单位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差异。8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需要在法律上作出研讨。梁慧星认为，《消法》未明文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定义，但根据第2条、第3条，可以得出，消费者应当仅是自然人。9
我们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单位消费为生产消费时，《消法》中“消费者”的概念不应当包括单位；现实生活中，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用于个人生活消费的情形也大量存在，此时，“消费者”概念应当包括单位，适用《消法》。
二、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之规定
（一）删除消费者概念包括单位之规定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原本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2000年后，一些地方通过修正或颁布新的立法改变了原本消费者定义的规定。如2002年颁布的《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2条第1款，2005年新颁布的《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第1款以及2006年颁布的《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第1款，2009年颁布的《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8年《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等。
（二）规定消费者概念包括单位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2010年江西省新修正的《江西省实施办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消费者”包括“单位和个人”。此外还有，1995年颁布的《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第1款，1997年《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办法》第2条第1款以及1997年《海南省实施办法》第2条都规定“消费者”包括“单位和个人”。
由此可知，仍然有一些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规定消费者的概念包括“单位和个人”。
三、单位消费为生产消费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践中许多案例，单位针对其生产消费向法院请求适用《消法》，但法院认定应当适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例如，在宏俐投资有限公司等与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构成《消法》所指的消费者的必备条件是“为生活消费需要”，本案当事人目的是为了加工销售，故不属于该法所称的“消费者”。类似还有上海塞里姆餐饮有限公司与上海菱方圆家具商厦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飞思1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等。
由上述实例可知，法院在认定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法》时，依据的是该法第2条的规定，认为构成该法所指的消费者的必备条件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为生产需要时不应当适用《消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廖涛：《中德两国消费者法律概念比较研究》，载《沈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王卫国、李东方：《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334页。
[3]刘忠东：《单位消费也应适用》，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
[4]何山：《还我一个宁静的公序良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访谈录》，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3期。
[5]钱玉文：《消费者概念的法律再界定》，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6]抗红：《消费者概念的法律思考》，载《行政与法》，2005年第1期。
[7]方福建：《论“消费者”概念的法律界定》，《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摘 要］1994年1月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作为以消费者为主体,以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基础性法律,该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规范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实施的10多年时间里,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社会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笔者希望从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性质入手,以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为视角,通过主体层面与内容层面,对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性质予以分析。
［关键词］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消费者权益；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152-01
1 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的外延界定
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是指,所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是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经济关系纷繁复杂,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从而决定了经济法的综合特征。这不仅体现在调整手段、法律责任以及法律本位上的多样性,同时也体现在调整对象的多元性。所以,作为经济基本法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调整对象也当然具有横向经济关系与纵向经济关系相结合的“纵横统一”的特点。主要包括几方面关系：
(1)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它通常是基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合同而产生的一种横向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以合同法的调整为基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二次”调整而形成的。
(2)国家与经营者的关系。这通常体现为有关国家机关与经营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纵向的管理关系和监督关系。
(3)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指导、服务关系。
(4)其他组织和个人对经营者的监督关系。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成为监督主体,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社会监督和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
2 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消费者权益
通过对消费者权利义务的界定,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是消费者有权向经营者、有关国家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主张的权利的总和,它是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的表现。而这也决定了消费者权益也有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所以,对消费者权益法律性质的分析可以从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入手。
2.1 主体层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在我国消费者是经营者的对称,而经营者就是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其特征在于：
第一,消费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日本学者竹内昭夫特别强调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即所谓消费者,就是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利用他人供给的物资和劳务的人,是供给者的对称。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能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进行消费。且法律也并未明确限定,所以消费者大致可以分为个体消费者与群体消费者。
第二,消费者是以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市场参与者。笔者认为,生活需要是与经营需要相对应的,而经营需要主要包括生产需要和销售需要。两者通常以是否以赢利为目的为判断标准。从行为对象上看,消费者购买生活资料,经营者购买生产资料；从行为性质上看,消费者进行生活消费,经营者进行生产消费。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4条基于惠农政策做出了规定除外。
第三,消费者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既包括购买商品,也包括使用商品；既包括本人使用,也包括他人使用。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不只是与经营者发生合同关系的消费者,也包括没有合同关系的有关消费者和受到经营者的商品侵害的其他人。
总之,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赢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但是,经济生活的复杂性给消费者的界定带来困难,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应当针对个案,依据立法目的、经济实力、业务性质、交易环境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
2.2 内容层面
消费者权利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生活消费的需要,依法要求经营者和其他有关主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消费者权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是指,与消费者权利并列的,尚未被权利化,但是应当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障的利益。而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不仅包括消费者权利,还包括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本文采用广义说。从广义上讲消费者权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依法享有九项一般的消费者权利,即保障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依法结社权、知识获取权、维护尊严权、监督批评权。同时,其他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特殊的消费者权利。
第二,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明文规定,但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仍应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障的利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章所规定的立法宗旨与基本原则,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主要是由法官通过基本法律原则,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价值补充而实现的。
综上所述,消费者权益是以民事权利为基础,以维护市场秩序为目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为依托的经济社会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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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紫烜,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增权；消费和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4-0132-05
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初期制定的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基本法律制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配套法律制度，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面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影响时，却表现出一些亟待完善之处。如何完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不仅是个实践问题，而且涉及到相关理论的更新。当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事后的法律救济途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由此导致大量的消费者维权诉讼，这些维权诉讼对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大量而且频繁出现的消费维权诉讼，不仅导致被侵权的消费者负担高额的维权成本，经营者也要付出成本，也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导致出现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对立等妨碍社会和谐的因素。因此，改变消费者被动维权的制度设计，参考消费者增权理论的有关观点，通过赋予消费者在消费关系中的主动权，从而遏制消费侵权事件的发生，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增进消费和谐的重要举措。本文尝试从消费者增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机制，从而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以及构建消费和谐的制度机制。
一、消费者增权理论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提出的“消费者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增权”（empowerment，或译为“赋权”、“充权”、“激发权能”等）这一关键概念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领域的扩展，在该理论中，消费者维权有了更加新颖的内涵。一般而言，所谓增权是指增进或者提升个体或者群体的权力或权能的过程，随着个体或群体权力、权能的增强，就会提高个体或群体独立应对和处置自身事务的能力。增权理论认为，增权涉及主体和受体两方面，增权主体一般是掌握着权力资源的组织或机构，如国家或社会机构；增权受体是因各种原因而处于无权或权力减弱状态下的个人或群体，这些个人和群体主要是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陈树强，2003）。例如，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也属于需要增权的群体。增权的方式有多种，如政治增权、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等，而消费者增权是指通过某些法律或政策措施来提高消费者的经济支配力和政治权力，以及增强消费者的独立自主消费能力和维权能力的过程。
当前，国外学者有关消费者增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教育”领域，即如何提高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等的能力。这种观点认为，使消费者获得充分信息，并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就能使他们变得更有知识、更加自信和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而更能独立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消费事务。按照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在做出选择时，并非能够完全做出理性的和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消费者的利益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遭受侵害，经营者则会在信息不对称中获取本应由消费者获得的利益。因此，有效保护消费者的重要途径就是依据法律的强制，来保障消费者获取相对对称的消费信息，其关键在于教育消费者，并通过强制经营者披露与消费者利益有关的产品信息，使消费者具有更加充分的消费知识、技能、信息，从而为消费者增权。在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消费者增权的研究中，就消费者如何获得有效的权能，从而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Howells（2005）提出的通过政府强制经营者提供信息来为消费者增权，另一种是McGregor（2005）提出的可持续消费者增权。
1.强制性信息供给的消费者增权
Howells(2005)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政府通过强制经营者（生产者、销售者）来披露商品的信息为消费者增权的利弊。他认为，通过强制性的信息供给为消费者增权，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也是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因素。通过信息供给能够解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方式之一。但他对信息供给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即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入手来使消费者增权的机制设计存在弊端，这些弊端主要体现为：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充分关注产品信息；信息供给的优势无法达及所有消费者，因为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信息的理解和反应有所不同，例如低收入者未必会有效利用信息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由于消费者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往往会对商品信息做出非理性的反应；经营者的市场营销策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信息供给带来消费者增权的作用。因此，Howells认为，对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消费者增权作用的估计不可过高，还必须采取其他消费政策来配合，以便克服强制性信息供给的消费者增权的局限。
2.可持续消费者增权
McGregor(2005)回顾和分析了有关消费教育有助于消费者增权的观点，对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来实现消费者增权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消费者增权是追求消费者高于生产者和其他公民的“控制性权力”（power over）,而不是“整合性权力”（power with）。基于此，他提出了可持续的消费者增权的观点，即增强使消费者发现自我权力（me-power）的能力和机会。他认为，给人以信息有助于为消费者创造做某事的能力，但这不会导致他们增权，因为增权必须使人们具有采取行动的权威的感知，即对权力的内在感知，内在权力是由自己创造的，而不是通过外力强制供给的。增权就是增加个人或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但这些力量往往在社会的主流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被剥削、被歧视或被排挤了。消费者增权就是要通过教育使消费者获得发现“内在权力”（inner power）的能力，进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实。在McGregor看来，可持续的消费者增权,不是要改变个体行为，而是要改变整个系统。
从消费者增权的两种模式的比较看，强制性信息供给模式的消费者增权，着眼于消费者个体的微观方面，而可持续消费者增权理论则主要着眼于宏观方面，即整个消费系统。然而，从现有的消费者增权理论来看，仅从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供给的角度进行消费者增权，其效果是有限的。尽管这些理论还存在局限，也缺乏可操作性，但是却为进一步认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也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消费模式转型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
二、消费者增权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演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建立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出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经济环境，也没有消费者增权的经济社会根基和法律基础。建国初期，实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和计划经济必然要求生产优先于消费、重积累轻消费，国家通过抑制消费的政策来确保工业品的产出。在城市，低工资政策和统购统销机制使得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严格限制，居民只有依赖于国家来获取消费资料，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消费品由国家严格控制，居民必须凭票证购买定量的配额消费品。在农村，农民的生活消费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有些生活消费资料也要凭票证定量购买。尽管这种消费政策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对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有一定的保障，但也抑制了人们消费需求的扩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消费模式下，消费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消费者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还没有得到确立，更谈不上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了，消费者处于无权的状态，也无所谓消费者维权的问题。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消费模式变迁的过程来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消费者增权的开端，而消费者增权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家主导和市场机制，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本身就是国家主导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得到宪法的认可，才获得了合法性基础。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国家主导的经济改革开始允许并鼓励非国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由此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品数量迅速增长，加之国家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居民有了更大的消费自。而且，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健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逐渐清晰，经营者开始生产和销售越来越多的消费品，长期困扰居民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消费品短缺问题逐步得以解决，消费需求得到迅速扩张，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和法制不完善，以至于市场竞争秩序出现混乱和无序，经营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严重不平衡，导致消费者的利益很容易遭受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亟待保护。
按照消费者增权理论，消费者增权中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即消费者增权主体、增权内容和增权方式。在西方消费者增权理论中，基于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供给模式的增权模式，增权主体应当是国家或消费者组织等非盈利组织。增权内容，即所增强或提升的消费者权能，通常是消费者本身所拥有的判断、选择消费品的能力，以及规避消费风险的能力等技能。而增权方式主要是通过消费者教育，以及信息供给等来弥补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消费者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在我国，消费者自我保护权能的提升主要依靠国家和消费者组织来推进，消费者增权的模式也主要有信息供给型和制度供给型两种。消费者增权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权阶段有关，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应当采取不同的增权模式。在消费者增权初期，信息供给型增权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即国家和消费者组织通过消费者教育等方式提升消费者掌握消费信息的能力，这种模式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增强了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的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步伐加快、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消费品日益多样化，仅仅通过提升消费者信息能力的增权模式显现出了其所固有的局限性，以制度供给为主要内容的消费者增权模式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这种制度供给模式的消费者增权的核心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立法。1987年福建省制定了第一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地方性法规，由此开启了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先河，随后有多个省级地方先后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规。在地方立法的同时，中央政府于1993年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成为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其中规定了消费者的权益、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保护体系，以及争议解决机制和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体现了保护消费安全、实现公平交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陶广峰，2007）。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有关消费者保护的地方立法继续颁行，各地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纷纷修改完善了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除了专门制定消费者保护法之外，国家还制定了规范经营者资格和行为的法律制度，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医药管理法等，通过法律途径来增强消费者的权能。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增强消费者维权、规范经营者行为和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时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初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法制也不健全，该法所针对的是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消费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趋于稳定和规范运作，经济健康发展和消费市场的繁荣，使得消费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都缺乏明确的规定，正因为如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地修改和完善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提升消费者权能的重要内容。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的完善
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消费者自主选择消费品的范围急剧扩大。加之，随着科技的发展，导致消费者与经营者关于消费品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加剧的趋势，消费者权益也易于受到来自经营者的侵害，但现行的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与当前消费者维权现状存在一定的差距。修改完善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对消费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保护，不仅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必要措施，也是通过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途径。从消费者增权的角度看，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展开。
1.修改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从立法情况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法也存在着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制度，由于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于市场经济确立之初，由此也导致了该法中存在着许多时代局限性和立法技术的局限性。例如：没有明确界定消费者的属性是自然人还是单位，或者是二者皆有；对“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确，导致一些新型消费得不到有效保护；对消费者权益内容的规定采取列举式规定，只规定了九项有关消费者权利，而不是采用列举和概括并用的立法模式，导致对消费者权利保护较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时，消费者获得双倍赔偿的规定在实践中存在着较多争议。该法除了本身存在的不足之外，还与我国经济发展和法治进程速度的加快不协调。近些年来，随着民商事立法进程的加快，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法律制度、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的法律制度相继施行，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旅游休闲、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领域，正在形成由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构成的法律体系。然而，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基本法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却与这些新的法律法规有不协调之处，由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和对新型消费所引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这种情况都会影响通过正式制度的消费者增权。所以，适时修改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基本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不仅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也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方面。
2.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管
从消费者增权理论看，政府是消费者增权的重要主体，政府应该承担帮助消费者增加经济政治权力的职责。因为，消费者增权需要有与市场有序运作相关的社会环境，这需要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等公共事业的配合。除了相关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制度之外，政府对商品，尤其是生活消费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完善和加强监管，都是消费者增权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和发展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还不时出现一些消费侵权的。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不能仅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政府对包括生产者和销售者在内的经营者的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对经营者的监管主要在于市场进入监管、营业监管、退市监管三个方面。首先，要加强市场进入监管，即依据法律规定，并从有利于消费者保护的“以人为本”角度，对涉及人们生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经营者设定科学合理的市场进入条件，将那些有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者阻挡在市场之外，从源头上遏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其次，在加强市场准入监管的基础上，还要对营业进行监管，由相关政府部门对消费品生产销售的全过程跟踪监管，建立消费品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监管体系，这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举措。最后，应当建立完善的商品和经营者的退市机制，将那些不合格的商品和经营者及时驱除出市场，从而降低消费者受到侵害的可能性。
3.激发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除了消费者增权中将政府和消费者组织作为主要的增权主体之外，经营者也应当是消费者增权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中，往往将经营者和消费者对立起来，认为经营者追求利润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相对成熟，经营者不但需要合法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还要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经营者制造和销售符合消费品本性的优质产品，是经营者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和基础的社会责任。只有经营者有意识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更加有效地消解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对立，而经营者与消费者是否和谐是衡量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所以，激发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是消费者增权不可缺少的环节，经营者在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中以消费者为中心，也是经营者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通过法律机制来引导经营者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维护消费者权益，也可以提高经营者的市场竞争力。
4.完善消费者维权诉讼机制
公平公正的司法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机制，当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遭到经营者的侵权，消费者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等纠纷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从消费者增权的角度看，司法机制是一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但是，从消费者诉讼的实践来看，消费者个体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权成本很高，以致于民事诉讼机制并不是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最适当手段。因此，在消费者维权中建立集体诉讼机制和公益诉讼机制，降低消费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的成本，是实现消费者增权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广大消费者增权而不是少数人增权的保障。
参考文献：
陈树强. 2005. 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 社会学研究(5).
陶广峰. 2007. 经济法学［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32.
HOWELLS G. 2005. The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consumer empowerment by 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32(3): 349-370.
MCGREGOR S. 2005. Sustainable consumer empowerment through critical consumer education: a typology ofconsumer education approach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29(5):437-447.
Theory of Consumer Empowerment
and Perfection of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LI Yuhu
(Economic & Trade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知假买假 消费者身份 社会功能
自1995年“打假斗士”王海通过知假买假行为获得索赔以来，关于知假买假行为应否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一直持有不同观点，同时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出台，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步构建时期，这一社会背景决定无法给“消费者”这一概念做一个确切而科学的定义。因此，为正确认识知假买假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我们首先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与准确把握，之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准确而科学的判断。
一、知假买假行为概述
知假买假指的是消费者在明知将购买或使用的商品是假冒产品时，仍然对这一商品进行购买或使用。假冒伪劣商品是指商品质量不符合国家质量管理相关规定的商品。知假买假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消费者与经营者都知道是假货，消费者因其廉价而购买；第二种是消费者知道是假货但经营者不知道，消费者出于利用索赔谋利目的进行购买；第三种是消费者知道某一商品可能是假货，但认为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执意购买。前两种属于消费者主观故意知假买假，第三种是过失性知假买假。
二、知假买假行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关”论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是独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的现象，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如饶世权和郭卫斌等认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具有“弱者”地位，而知假买假人员在对假冒商品购买之前，他们就已对经营者所售商品实际情况有准确了解，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经营者了解的更加深入，因此在买卖关系中，知假买假人员并不属于弱者。同时部分学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对知假买假行为加以保护，则是在变相鼓舞消费者利用法律武器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打击，实现的理念是中国古老的“替天行道”观点，并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功能所在。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要目的是对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或侵害获得补偿的权利加以保护，而并非以谋取利润为目的。因此，在这些观点中，知假买假是独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知假买假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
三、探讨知假买假行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系的基础
要对知假买假行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首先必须对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这一基础问题进行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进行商品购买与使用的人员。在这里，生活消费是相对于生产性消费而言的，指的是人们为对自己生活与工作的需求加以满足而接受的服务或购买的商品。同时，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虽是用于生产目的，但由于农民是最大弱势群体，因此也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对于像王海等“打假斗士”进行界定时，很多人认为其并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因此不该受到该法律保护。然而在笔者看来，在对消费者身份进行认定时，应遵循消费品相应标准，只要购买的商品属于消费品，则购买方就应当属于消费者。在经济市场中，消费者和经营者是对立的，即使知假买假者明知商品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但只要其购买目的不是为了将之投入市场进行再次销售，则知假买假者就应被认定为消费者。
四、知假买假行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联
1.对知假买假行为加以保护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目的相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核心内容是对假货加以打击，以便为产品质量提供保证。这一法律首先要对消费者权益提供保证，因此不管职业打假人员抱有什么样的主观意图，从客观上而言，其行为可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利于市场保持良好的竞争秩序与交易秩序。因此，打假斗士的行为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保持一致的。
2.在对消费者知假买假行为性质进行判定时，需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展开
在对知假买假行为进行处理时，应以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判定，对双方利益加以平衡。面对知假买假纠纷，如果经营者没有证据说明消费者属于知假买假行为，则应判定经营者为欺诈并判其给予消费者双倍赔偿。如有证据表明消费者知假买假，则不存在欺诈现象。
3.保护知假买假行为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社会功能的实现
近年来，我国市场上假货泛滥，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打假中，政府职能部门与消费者民间组织不能对假货经营者造成足够震慑，而知假买假行为受法律保护可形成对伪劣商品的有效监督，不仅可以为消费者利益保护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打假力度的不足加以弥补，对政府打假成本有效节约，从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社会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李芳，项黎宁.试论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地位[J].消费导刊，2011，15（2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