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经过战后长时期的变革与调整，已日趋成熟和完善。具体可概括为：由政府控制并资助导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和部门；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要求管理应用性、实用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和产品；通过法律和税收管理世俗性、商业性的文化组织和产品。总结其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文化管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扩大文化发展和管理的参与主体。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政策，启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发展、意识形态控制和文化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其文化管理政策经过战后长时期的变革与调整，已日趋成熟和完善。
（一）由政府控制并资助导向性、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和部门。这一类文化事业和部门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反映着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导引着文化发展的方向，西方各国政府都予以普遍重视。例如对宣传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部门，包括影响较大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国家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进行控制。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亚洲等电台，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的，政府通过对这些部门的资助和控制，反映政府倡导的价值观念，控制意识形态。对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代表国家文化水准的高雅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包括交响乐、芭蕾舞、古典歌剧等，国家都重点扶持。当然，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及产品，不排除他们可根据市场需要，组织一些适令性活动并获取盈利的可能，但从根本上讲，国家的控制与扶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具体的方式除了国家褒扬、给予相应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外，还在经济等政策上实行优惠。一是政府直接进行文化投资。在西方，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因为政府的更迭导致对重点文化投入政策的改变。政府一般都有一笔庞大开支，用于文化投入。例如，美国用于公益性公共图书馆的投资就主要由政府拨款，其中地方政府投资占拨款的78％，其余主要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且逐年增加，即使受经济下滑影响，政府投入也未明显减少。如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和此前一年的政府投入，都比前一年增加了3．7％和5．5％。其他像博物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纪念馆等，从建筑到维修、管理大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二是通过税收予以照顾。一般来说，凡属非盈利性的文化事业和组织等，西方国家都以低税或减免税予以扶持。如美国对营利性出版单位没有特殊优惠政策，完全据其利润多少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非营利性出版机构，联邦政府不仅不征税，还给予某些资助。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推出了著名的“501（C）（3）”条款，对非营利性艺术团体与机构、艺术产业捐助者实行销售税和财产税的减免优惠，美国联邦税务局《免税组织指南》作为免税规范，还具体规定了享受免税的文艺团体、组织必须以服务美国社会为目的，是非营利性的；英国历届政府从未对图书、期刊、报纸征收过任何增值税，图书与其他出版物始终处于零税状态；法国对公益性文化娱乐活动实行免税，对新创作的戏目以及新编的古典作品，在演出140场之内，税收减免70％，对高雅音乐会以及赴国外的艺术演出也给予减税优惠，而对经营色情内容的演出活动则征收70％的高税。意大利专门设有对文化团体、组织的五项优惠贷款和减税政策；阿根廷对民族高雅文化团体予以减免税，但对营利性文艺团体实施高额税收，其中摇滚乐团被征税额最高。三是鼓励社会组织、人士对文艺事业予以资助。主要是政府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向社会导向性、非盈利性文化团体捐款或资助，一些国家规定凡进行这种捐助的组织和个人，可减免总额不少于50％的税金。如美国法律有明确的税惠政策鼓励向艺术事业捐赠，凡向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可减少纳税额。一般每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1美元，每1美元收入便可减少28美分～40美分的税。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每减少一美元的税收收入，私营部门的非营利机构便得到90美分至1．4美元的捐赠。由此推进了有影响的组织和个人向文化单位的资助，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士的带头捐助，往往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例如，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皇家歌剧院扩建时，查尔斯王子带头捐款1000万英镑，社会其他各界也纷纷解囊；而美国的比尔‘盖茨一人1994年以来就向公共图书馆捐了1．5亿美元，用于网络设施建设。
（二）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要求管理应用性、实用型的文化事业、组织和产品。这一类型的文化事业，大都与社会的一般文化生活以及公民一般的文化需求直接相关。例如大学中的一些基础、应用性学科，社会科学中诸如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应用性学科，文艺领域内的消闲作品、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广播电台中的消闲性节目等。对于这一类文化事业、组织及产品，政府大都不直接干预，其发展一是不得违反法律，在法律规范内调整，二是在市场竞争中，按市场要求发展。西方国家多以“法制社会”自称，在文化管理上也突出依法管理。这种依法管理的政策，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管理原则法律化、制度化。例如对文化事业、单位、团体的分类，都以规范方式加以原则确定。美国有关法律明确把文化事业区分为盈利与非盈利两种。英国则把高雅艺术、公益性文化团体同其他艺术团体区分开（英国将这类团体归为慈善机构，指其不被征税，靠赞助经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文化管理中有明确的法律原则规范可循。二是文化管理方式法律化、制度化。文化管理应当如何进行，法律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税收、政府投入或资助，以及社会团体个人的赞助、捐赠等，都从赞助什么，怎么赞助，捐款数额，以及捐助之后可享受多大程度减免所得税等，有法律的明确规范，由此使文化管理具有可操作性。三是保证法律在文化管理中切实发挥作用。西方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组织，对于文化事业的管理都要依法办事，而大多数的具体管理，又多由法律组织出面，政府不直接插手。
（三）通过法律和税收管理世俗性、商业性的文化组织和产品。这一类型的文化组织及产品，主要以盈利为目的，例如不同时期的畅销书、走红杂志、影像作品，以及宣泄性、病态性文化流派和作品、走红歌星等。对这种利润大，在社会中有一定市场，其持续时间又难以把握的文化组织及其产品，政府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和税收政策进行管理。其方式：一是以重税管理高利润文化产品。国家通过相应的税法、演出法等，通过收缴高额税赋进行管理，盈利越多，税赋也越重。西方多数国家的走红歌星，一般要将其演出收入的50％以上用于纳税。美国包括艺人、明星在内的高收入者每年上交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著名武打影星成龙就表示“我希望少去美国拍戏，那边的税重，收100万要交50万。”这种情况在经济危机时尤其明显，今年5月上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竞选时就声明，要对年收入逾100万欧元者征收最高达75％的所得税。二是以法律限定特殊性文化产品。对一些宣泄性、刺激性的文化产品，政府主要依靠相应的立法加以管理，如西方国家对主要的电台、电视台，限定在夜间22点之前不得播放刺激性、凶杀性和渲染暴力的节目。在这样的政策下，对于一些激进的文化组织和团体，只要其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没有对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和动荡，一般政府也不加以干预。
此外，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还有包括注重发挥非政府社会组织作用，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管理，文化管理政策根据社会发展情况不断调整，以及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社会文化组织及产品的兴起和发展等。如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学、心理咨询、行为科学等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相当程度上都与国家根据社会需求在政策上引导、促进密切相关。
总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政策，可以得出一些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首先，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善文化管理政策，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西方国家文化管理政策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服从、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国内的文化管理当中，而且突出地体现于对外文化传输的管理上。比如美国的外交部门有一套向海外推广美国文化项目的政策措施，国务院除直接管理像“富布赖特交换计划”和“文化大使”等项目外，还经常派各种形式的文化团体、演艺人员到海外演出，并给予经济赞助。所有这些项目和演出的主旨，虽然常常在西方被披上了跨地域、超政治的外衣，本质上都宣扬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可以说，文化管理传输主流价值，是一个国家实施文化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确定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时，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文化管理承担着的社会功能，努力在促进文化产品生产、文化生活服务和文化需求满足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
其次，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文化管理。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管理中，注重依法治理，国家和政府都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化管理法规，大至社会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舆论，小至演员、作者、文化单位工作人员的权利、应遵守的原则、相应的义务，以及惩罚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和社会对文化的管理，一般以颁行的法律为尺度，有了这样的规定和约束，文化事业发展中诸如学校教育如何办，新闻出版如何发展等，就既表现的“自由”，又不违背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发展导向。文化演出团体的演出、收入，文化组织、产品的活动、生产、销售等等，都依据法律的规范，文化管理事实上就成为法律本身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综合运用包括经济、行政等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的管理，其中特别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经济、税收上的倾斜、奖惩等方式调节文化事业的发展，收到了明显成效。而从我国文化管理的实际情况看，无论在相关的法制建设上，还是包括文化组织、税收、基金在内的市场管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发展完善的空间，需要逐步改进。
再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直接性管理的比重大为减少，国家和政府对于文化市场的管理，主要不在于行政上允许或不允许，而在于法律上是否限制，经济上使其增加或减少成本。国家对其认可、褒扬的文化组织、事业和产品，鼓励和促进其发展，反之，对于社会不鼓励的文化产品，就相应地增加其成本，由此在行政干预很少的情形下在总体上把握了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同时，对必要的政府管理，西方国家也采用了隐性的和引导性方式。比如美国政府负责文化艺术事务的国家艺术基金组织，每年约有1亿美元左右的预算资助文化事业，这笔资金占不到美国文化事业所需经费的百分之一，其作用本来十分有限。但这一基金采取配套拨款方式，接受政府拨款的文化组织，必须从政府以外的渠道争取7至8倍于拨款的配套资金或捐款，政府拨款才能到位。由此而来，接受拨款的组织既由于政府拨款提高了知名度，也因拨款带来的社会影响扩大了筹款来源，反过来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类似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它促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文化管理，完善管理政策，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变无所不管为有的放矢，由直接干预到间接引导，逐步提高政府文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最后，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扩大文化发展和管理的参与主体。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管理是一种多层面、多途径、多组织的管理网络，这一网络中直接的政府行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直接的行政手段由于一般较少使用，因而表现出了较为宽松、自由的外在形式，也很容易使人们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种“无为而治”。但是，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西方国家在文化管理中除却有意识地减少直接的政府行为外，保证文化得到管理的重要方式，是发挥多种多样非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使文化管理在表现为多元化、多途径、多层面管理状况的同时，替代了公开的国家介入，隐藏了内含着的国家意识。如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各种行业协会、基金会等组织，无论在捐助文化事业发展上，还是在按照法律进行行业自律方面，都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这种“无为而治”式的管理，实际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在文化管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文化发展也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程度不同的经费困难，社会捐赠有所减少。针对这样的问题，它们更多地注重发挥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作用。如美国、法国等国家就通过社会组织的工作，动员义工以义务劳动等办法弥补文化事业经费的不足，事实上等于新增了捐赠。美国和法国等国家拥有数十万人计的全职义工，他们的义务劳动相当于大笔的捐赠，不仅促进了文化发展，还在劳动过程中增强了对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应当说，这些做法启示我们，政府在文化管理中承担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更好地发挥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及社会团体的作用，就能调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扩大参与主体的过程中，为文化发展和文化管理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摘要：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对东方社会的危害，它对经济无休止的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将引发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时，也深受其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具备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害的可能性条件。但也存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悖论的诸多困境。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困境
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即其倡导的对经济无休止增长的需要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如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也深陷其中。中国能否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危害?其困境与出路在哪里?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危害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危害曾有过经典的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三个从属于”论断：“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同时也折射出落后生产力地区从属于生产力先进地区的被动与无奈。“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说资产阶级推广的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即倡导对资本利润的无限追求，对经济无休止增长的追求，并不是推行先进的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一书摘要》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印度的危害。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使其私有化时，并没有使印度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导致了奢侈之风，形成了高利贷的发展。“印度人由于接触欧洲文化。奢侈之风便发展了起来。他们往往耗费自己收入的一半，来举办婚礼等等，他们为此举债，付出高利贷的利息，”马克思在此处批注。指出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入侵。植入资本主义“奢侈之风”文化特色，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进步，反而造成了经济的衰落。正如文中所揭示的一样，资本主义入侵者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罪人。“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这种趋势如今更是遍布全球。20世纪初，为了缓解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噩梦”，资本主义必须刺激经济的增展以此进行自我调适，因此鼓励人们不断消费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推动力。因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具有更多地稳定性，更难改变，但在文化领域，幻想领域几乎无所限制。因此，就要改变人们的购买习惯，必须把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态度与期望转变成商品，鼓励支出和炫耀消费的价值体系。繁荣的广告激起了人们产生一种担心自己的东西不是最新潮的焦虑感，以及对不断更新的和新潮的东西的一种无休止的占有感。消费信贷(诸如赊购、分期付款、信用卡)更是刺激了这种消费的膨胀和经济的泡沫性。这种经济简化主义，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货币财富，也创造了远远超出合理需要的消费预期。资本主义文化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如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带来自然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枯竭，它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将引发环境污染、贫穷饥饿、恐怖事件等重大社会问题。它似乎验证了当代日益恶化的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生产方式。
二、我国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害的可能性和条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时，也深受其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如何避免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如果我们要跳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漩涡”，就必须改变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优先考虑重点的现状，我们为恢复自然、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储蓄所作的任何努力，都需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重大的变革，需要对经济进行某种抑制。从理论上讲，我们具备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可能性和条件。
1.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社会根基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生产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这是优越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占主导地位，并以“金钱或是资本”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我们不仅能实现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大消费”的更高效率，而且还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能突破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
2.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是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文化前提
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先进理论体系和文化，是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先进文化。1920年，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中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先进文化，赢得了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摘 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并剖析了资本主义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丹尼尔?贝尔通过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提出资本主义文化存在着危机。“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但是资本主义致使道社会道德纽带断裂、信仰迷失，因而资本主义文化产生危机。同时，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与书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情况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体现为信仰的危机。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文化信仰危机
一、大众传媒诱导下的大众文化的信仰危机
大众传媒导致大大众文化的出现，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丹尼尔・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
从这儿，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之前我在天涯上看到一个名为《一个记者的忏悔：2年时间我闭门造车“采写”了80多篇“假新闻”！》的帖子。发贴者曾在武警部队消防中队当了5年文书，退伍后便去广东打工，渐渐接触到了新闻行业，便一心想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由于学历不高又是非专业出身，新闻单位对他常是拒之门外的态度。于是为了圆自己的记者梦，他选择了向报社投稿的方式。一次，他杜撰了一篇新闻稿件，投出去后竟然被媒体采用，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不到2年时间，他竟然闭门造车，在北京、广东、湖北等主流媒体上“采写”了80多篇“新闻”，有不少还被中央级大报采用和转载，还曾被省级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最后，凭着这些战绩，他终于得偿所愿的被一家报社驻广东记者站录用为正式记者，后来，他改行做了人力资源和企业培训讲师。再者，2010年红透中国大江南北的“宝马女”马诺、“艳照女”闫凤娇等人，《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等“相亲类红物”就是最好的论据。他们在快乐的谩骂声中迅速占领了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宝座；他们幸福的受到了观众们爱恨交织的追捧；他们一夜间窜升为网络、报刊、杂志等媒介的焦点话题。
二、信仰危机对精英文化教育的影响
大众文化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因信仰的变裂、流失而引起的一种文化现象，不言而喻，它的成长也是伴随着对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否定这一过程而衍生壮大的。那么，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大众文化必定消解以权威主义为集中体现的精英文化，也必然反叛以追求文化超越性、形而上学性、在信仰上集中体现审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精英文化。所有这些消解和反叛行为都因大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权意义而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面对当今社会的文化消费心态和消费模式，大众文化毫无疑问的有充足的理由让精英文化无路可走，不仅仅是因为大众文化自身的文化特质，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只是媚俗和娱乐，就其自身来说也存在着精英文化内核的东西，大众文化的创作者本身也接受了精英文化一定的思想指导、学术喂养与智力支持等等，这就使得大众文化在满足了文化受众娱乐刺激的消费心理之后，总能找到那么一点点具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供回味，做到了理想与现实、通俗与高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衬托、相辅相成与转化。
当郭敬明的“四维”系列作品牵动了万千大众的视线同时，当易中天先生借品评三国，一跃成为“文化超男”拥有数多“易粉”、“乙醚”时，与他们的热闹相比，大学校园里的学术讲座就门可罗雀。从那年《无极》、《夜宴》等被相继“恶搞”之后，一个全民解构、万民狂欢的网络时代到来了；一个大众文化成为主流，舆论捧杀的年代也来临了。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赵丽华曾说:“我被恶搞，这是诗歌走向大众的表现。”可悲的是，按此逻辑大众的路线愈奏愈火。如今，神圣的大学讲台也被“恶搞”，精英教育开始走向大众文化的领域。教育消费观念的苏醒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然指向讲台。如今，实用的价值追求和浮躁的大众文化已经很难让人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态来做理想化的学术追求。昔日被顶礼膜拜的“大师神像”被一一敲碎，往日的高校精英也成为了被抛向社会的“谋生者”。
精英文化开始迷失在大众文化疯狂的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权意义之下了。大众文化已经充分的诠释了喧哗的定义，我们需要在这喧哗里制造一方净土，让精英教育能在浮躁之后静心思考。高校讲台不是舞台，精英文化教育拒绝尾随偶像的无脑者。信仰危机为“英雄”制造崇拜者和追随者，精英文化教育应造就英雄和生活的强者。仰危机对精英文化教育的影响，已经让高校丧失了宝贵的东西，决不能再让精英教育的硕果成为媚俗的牺牲品。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