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着,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 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其实,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税务领域的混乱,要求我们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财经领域的不规范,呼唤我们尽快制定起科学合理的财政法律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的大肆泛滥,敦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只有坚持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铲除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性障碍,同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确保严格执法才能最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可见,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基本保障。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归位,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的过程,是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各得其所的过程,也是经济法思想逐步确立、深化的过程。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着经济转型的成果。
不仅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需要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经济法还为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体制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经济果真是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国家只充当守夜人角色的完全的自由经济吗?
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早已证明,市场也会失灵。历史上从来没有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将来更不会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更有其特殊性。发展中的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国家赶超战略,政府应当也有可能在领导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其它市场经济一样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强调效率的同时,却更加重视公平。而市场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公共秩序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另外,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大国。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力量,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更不允许国家只做悠闲的守夜人。所以,未来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是在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充分地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作用,使市场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相得益彰的体制。一句话,就是经济法所主张的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新体制
［论文关键词］媒介素养；经济转型期；公关传播
［论文摘要］公关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在信息的传播、反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透视我国经济转型期传播媒介主客体的素养现状,从两方面具体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华大地上一场场商业大战,使许多企业由辉煌走向衰败甚至销声匿迹。除一些主、客观因素外,始终伴随它们的还有一种人们忽视的力量——传播媒介。企业辉煌时,媒介竞相报道将企业推向神坛；企业稍有不顺,媒介立刻落井下石。媒介“挖掘真相”的努力诚然令人尊敬,但他们推波助澜的冷漠善变让人感到可怕和痛心。同时,面对媒介对企业负面新闻的过分关注与态度的反复,大众往往缺乏独立思考和明辨真伪的能力,出现了媒介“振臂高呼”,大众不明虚实“群集响应”的现象。可以说,在我国经济政策不完善、市场运作不规范的大背景下,我国媒介素养的缺失直接加速了这些企业崩溃的步伐。随着众多外企的纷至沓来,许多中国企业陷入“中国式泥潭”的不利的竞争环境。由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而经济转型期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经阶段,因此,如何在经济转型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值得每个人尤其是媒介认真思考的课题。
1 公关传播主体——媒介机构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今世界已进入传媒时代,信息的传播活动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施的。查清事实是媒介天经地义的义务,还原真相是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传播水平和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与媒介直接相关。因此，在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传播主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传播活动的主体正是媒介机构,它们拥有传播设备,占有媒介资源,可以利用媒介资源生产媒介产品并通过传播设备向大众进行信息传播,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趋向,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引导大众的舆论,是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具有强大的社会话语权和导向功能,甚至塑造、统领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核心精神。媒介在整个传播活动过程中担当着信息“把关人”的重要角色,而这些 “把关人”在传播实践中实质就是媒介从业人员。媒介从业人员日常的采选、编辑、制作和播出工作构成了媒介的主体活动。面对每天数以万计的信息流,媒介从业人员多以自己的方式、有限的知识、个性化的思维和道德标准进行选择、处理,因此他们所提供和建构出来的信息是许多元素相互交叉融合的结果,往往承载了更多主观化的内容,并不全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媒介机构所提供、传播的信息就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观性的双重属性。可以说,媒介从业人员对信息的态度倾向成为大众的舆论导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直接构成了大众对某一事件的舆论动力或阻力。而媒介从业人员能否在传播企业信息的过程中做到公正、客观、规范、严谨,能否坚持职业操守,是否明白自身责任和义务,都取决于他们的素养水平。由此不难看出,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水平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效果。正因如此,在全球化的信息爆炸给各种行业尤其是企业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的同时，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随时可以引爆的导火索。在我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正轨的过程中,当媒介素养与经济运作之间失衡时,媒介从业人员的神经变得异常敏感,开始过分关注某些事件发展中的负面新闻,一改传统的赞歌式的颂扬,敏锐地把握纰漏,并且一旦发现,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无情而又无限地放大,利用传播载体使大众知晓,从而获得有利的社会舆论和经济效益。许多企业盛名下的猝死,无不给大众留下太多的遗憾、痛心和反思。这期间,固然有企业在技术水平、人才资源、资金流通、管理模式、文化塑造等各方面的严重不足,但媒介在其中所起的负面作用绝不可小觑。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大众传媒充斥着我们的生存空间。企业能否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与媒介机构的素养教育直接相关。可以说,作为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主力军,媒介从业人员的认知水平和媒介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媒介素养的水平和未来我国媒介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媒介从业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丰富的大众传媒业务常识、精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等,因此,提升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加强对传播主体自身的认知水平、选择能力、价值取向、传播技巧和职业道德等一系列的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2 公关传播客体——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社会和个人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大众通过传播媒介来认识和了解现实世界。面对滚滚而来的媒介信息,要想验证事件的真伪和信息的可信度,就必须理智地、有选择地去识读、理解,进而有选择地利用或进行二次传播。而现实生活中,现代人长期置身于媒介充斥的信息时代,一贯被动地接受来自影视、网络、期刊等媒介递呈的海量信息,加之人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构、处理、检测和思考信息真伪的能力相对有限,因而常常把媒介传播的内容当成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对许多信息作出错误的选择和判断,一些人更是无条件地成为媒介的应声虫,这在我国企业的发展史中显现得尤为突出。而经济转型期的到来无疑对信息时代的媒介受众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同时,由于大众传媒的信息量大,形式灵活,变化快,常导致教育上的滞后。因此,加强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迫在眉睫。
所谓受众媒介素养就是人们正确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质和能力。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使其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从而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其目标是培养受众对媒体信息的分辨与抵制能力,帮助受众解读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背后的大千世界,更加接近真实地认识现实原貌,即培养受众成为主动且具有批判性的媒体使用者。它是现代人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具备媒介素养的人,不是被动地接收媒介信息,而是能从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媒介信息表象所掩盖的意识形态、掌控权等因素中进行正确分析,从而作出自己的解读。可以说,受众的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大众传播媒介能否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直接决定着大众传播活动能否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传播环境,进而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媒介素养教育涵盖的层面很广,涉及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系统地对受众进行教育、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全面提高人们对大众传播过程的认识及主体批判意识？
首先，要引导受众正确认识日益多变的媒介环境。当前社会中,除了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传播媒介,还包括互联网、音像制品、BBS、手机短信等。这些e时代的媒介技术全天候提供大众所需的各种信息,全方位满足媒介受众的视听感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思维、交际方式,人们很难不受媒介描述方式干预来认识世界。因此,作为媒介受众,必须对自身所处的媒介环境有充分的认识。其次,要教育受众分析、体察各传播媒介的利弊,从而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判断和取舍。在经济转型期,由于媒介与政治、商业利益等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解读时需要进行较多的批判性思考,运用自身的素养去解构这些隐藏在媒介信息背后的机制,让人们了解媒介面貌,从而更加真实地了解世界的原貌。传统思想不曾涉及,因此媒介素养教育是信息时代受众教育的重要一环。要成为明事理、有效率之e时代公民,媒介素养是其必备的能力。
总之,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随着急剧变化的媒介信息环境的冲击,加强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受众建立起对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觉醒能力、培养建设性使用媒介的能力,成为当务之急。人们在意识到媒介素养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必然会不断加强自身媒介素养教育,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经使个人收入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负面的政治效应正日益显现。调节差距的收入,消除其不良的政治后果,是当前个人分配制度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1 个人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
我国转型期个人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同行业、所有制单位的差距等。
1.1 地区差距
我国地理上随着地势上的由西向东倾斜,自然地分为西、中、东三级,这种地观上的级差同经济上的级差十分吻合。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远在中西部之上,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市,而人均收入最低的贵州,二者相差10倍之多。
到2000年,各地区发展状况更是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别。全国9个属于经济上升型的省份全在东部,5个属于低徘徊型的全在西部。按照人均收入的衡量,最低的省份全在西北或西南,而相对下降的全在北方,如果把全国平均人均收入确定为1的话,高于1.5的高收入省份5个,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高于2的超高收入3个为北京、上海、天津;低于1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2个省份,除了广西之外,全部为中西部省份,而超低收入省份的3个为西藏、甘肃、贵州,最低的仅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1.2 城乡之间的差距
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首先表现显性收入差距过大。所谓显性收人主要是指能用货价值衡量的居民可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相当于我国统计指标体系中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统计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1985年曾一度缩小,随后又逐步扩大,两者收入差距农村落后城市5一7年;9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收入相对差距似乎未进一步扩大,但从绝对数字差距的变化看,其所反映的已不是简单的量的变化,而是生活水平质的区别:人均3000余元,户均万余元的差距,意味着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娱乐文化服务等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其次是城乡之间个人隐性收入差距悬殊。城乡显性收入差距,并不能反映城乡之间收入的真实差距,因为还存在尚未统计的隐性收入。所谓隐性收入是指不能直接用货币价值衡量的收入,但又是居民实际享受的福利,主要包括各种补贴(如住房、物价补贴等)和社会保险费用(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这种差距城乡间十分悬殊。因为在农村只有极少数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乡村,才能享受到诸如住房、医疗补贴和青少年教育费用减免符福利。对绝大多数乡村来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这些福利,因而不具备普遍性。而在城镇,居民(特别是职工)福利主要由国家财政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有较好的制度保障,因而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除了幼儿园、敬老院、康复疗养中心福利设施外,集体经济单位还提供公有住房、公费医疗、公共交通、社会保险、生活补贴等农民所没有的大量福利。
1.3 不同行业和所有制单位的差距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比较简单的社会收入分配和利益关系,已变得日益复杂。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与满足途径也日益多样化。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利益矛盾日益明显,其中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收入差距就更比较突出。
近十年来,一些行业的职工工资收入以几倍于全社会职工工资收入平均增速的水平增长,与另一些破产、亏损企业职工的低收入形成强烈反差,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心态平衡,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从不同行业来看,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增长最慢的行业是采掘业,农业、餐饮业、制造业是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从各行业之间的收入绝对水平来看,像计算机应用服务业、航空运输业等行业职工工资收入平均超过万元,2002年行业年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之比为2.26∶1,比1990年的1.76∶1,扩大了近30%。
同样,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比较明显。由于企业运行机制、产权关系、经营效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具有下述两个特征:第一、国有经济职工的工资收入高于集体经济职工的工资收入,两种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第二,其他所有制经济职工工资收入高于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而且双方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1984年,其他所有制经济职工与国有所有经济职工的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到了1999年,两者之间平均工资之比为1.17∶1。
2 个人收入差距的新特点——阶层化
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不仅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且呈现阶层化的特点。随着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中国的社会阶层趋于复杂化,而且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分配方式的多元化,与此相应的收入分化已是客观的事实。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配合进行的城镇居民生活调查结果显示,占总调查8.74%的富裕家庭拥有6%的金融资产;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2%高收入户存款占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达55%,与此同时,农村目前至少有3000万左右的人尚未解决温饱;在城镇,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人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200元的家庭数占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规模已相当大。这说明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个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
当今中国,富裕阶层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但许多事实表明,该阶层确实已经形成。2002年,有人作了一个调查,构成富裕阶层的主要是一部分私人企业主,外资企业高级雇员,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一部分个体工商户,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著名歌星、影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一些经常讲课,评审、鉴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等,这些人员的收入少则十万,多则上千万,甚至更多。
就总体而言,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差距相当明显。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贫困阶层。贫困阶层的主体首先存在于农村贫困地区。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加而日趋扩大。城市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虽然比农村贫困人要少得多,但他们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更大,因此,从确保我国长期稳定的角度来看,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比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更为紧迫。
3 个人收入差距问题透视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无论是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实现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主要有:
3.1 削弱党和群众的关系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然而也相对出现了人们收入差距拉大,贫富过于悬殊的问题。据一些调查机构的统计表明,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历史上出现的最大值还要大。在一个国家内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某些人比另外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人富裕十几甚至几十倍,领先十几甚至几十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正常的现象,都会影响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伦理上产生严重的后果。
3.2 败坏社会风气
富有阶层中一些高收入居民的畸形消费模式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的趋向,“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享乐主义”已经开始对青少年一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与此相关的腐败已成为败坏社会风气的重要根源;一些人为富不仁、依靠非法收入而暴富,黄赌毒等沉渣泛起、假冒伪劣与坑蒙拐骗盛行,偷盗抢劫案件增多。这一切既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导致经济的不良循环,也使社会道德败坏,影响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
3.3 影响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因收入差距引发的矛盾已经存在,如果激化,就会出现危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还会导致“移民潮”,引发经济社会的严重失衡。如果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得过大,将导致贫富悬殊,导致大批农民流向城市,流向发达地区,导致整个经济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国目前跨地区打工的农民有9000万之多,其中主要流向东部等发达地区,如果引导不当,将会是一股盲动性和破坏性都很强的力量。而且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再分配,是一种体制的转型。
3.4 不利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贫富分化悬殊,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直是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由,而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高度平等,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显然当前出现的社会贫富过于悬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与邓小平的富民思想相对立的。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都谈到贫富差距问题,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差距还明显存在,城乡部分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应该引起重视和予以认真解决。
理论变化过程的背后，通常伴随着环境变化的存在。回顾上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对会计学有深刻影响的两次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60年代的信息化变革。计算机的利用，使得信息处理能力大大提高，带动了测定理论、情报理论、控制论等相邻学科的发展，从而诞生了信息会计学。第二次变革是进入80年代以后，产业构造发生变化，从作为20世纪特征的产品型市场经济（以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为主轴的经济社会）向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资产以及经营模式、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比重明显上升的经济社会）转化，促使了“金融商品会计”的产生。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认知会计学，存在“对象——手段——结果”三个方面。计算机的使用带来了认知“手段”变化，先进的“手段”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对象并将经济活动复杂多样的发展过程给以充分反映。而衍生金融工具等的发展使得研究“对象”发生变化，从以产品为中心向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并重的过程转化。最终使得会计信息评价体系发生变化，为使报表使用者能够正确理解会计信息、正确评价企业价值，会计学的会计计量、信息披露等制度规范体系应适应经济环境变化，构建会计理论发展的新模式。
一、市场特征与会计理论
20世纪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产品型市场经济”为前提。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生产效率，并将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在发生时的会计期间确认，同时，将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相关费用按照配比原则进行计量，正确计算会计期间所实现的收益成为企业财务会计的重要课题。
企业会计以期间损益计算为基础。损益不是“时点概念”而是“时期概念”。由于损益计算体系以反映经营期间企业从事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取的收益为基本认识前提，所以，损益的确认不是以企业价值为原则，而是以历史成本原则为基础。
企业活动仅限于国内，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必要的资金也是从国内市场筹集。但经济全球化，使得企业经营活动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企业经营活动范围超越国境走向世界；二是企业经营所需资金的筹集也扩展到全球范围。21世纪更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随着企业经济活动向世界经济市场扩展，风险必然加大，这对企业经营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市场变化导致企业评价尺度的改变，对应着时时刻刻变化着的市场价格，必须进行风险管理。而采用适当的价值评价尺度，全面评价企业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孕育了现值会计的产生。
现值计量是以市场为基础计量货币时间价值的方法。用现值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所产生的评价差额使得损益的计算结果也表现为变动性，并作为风险信息进行披露。这些完备的信息披露系统更便于投资者、债权人进行决策。企业是承担现代社会风险的基本单位，这也是以“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会计理论，必须采用现值会计的基本原因。
二、现值会计的主要计量手段——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反映的是现值，以市场为基础的基本假设来反映资产的经济差异，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现值评价。
20世纪的企业，以机械设备等主要生产手段为中心创造价值。而21世纪，在信息技术（IT）发展的同时，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商品以及技术、专利、特许权等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资源，构成企业价值评价的主要部分。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金融资产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的企业实体，可选择的共同计量模型，被认为是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它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在现实价值的计算体系中，被认为是最适用的。
三、伴随着产业构造变化的资产构成变化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伴随着产业构造从产品型市场经济向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为重点的转化，会计学上对资产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产品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会计理论，为维持投入货币资本的价值（取得原价），对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耗费以及销售实现时所实现的收入进行研究。为此所形成的会计框架是“原价·实现的途径”。损益的计算是根据原价实现渠道在期间内确认，而不是根据经济活动（存量资产的价值变动）所产生的收益来确认利益的实现。
产品型市场经济资产的主要构成变现为：（1）拥有为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生产手段”——固定资产；（2）从事生产、销售经营过程中所存在的“流动物资”——存货；（3）一些必要的为使作为生产准备手段以及作为流动物资存货的正常运营过程中所需要的润滑油——金融资产（企业之间的信用）。
这些相关资源所形成的资产构成，（1）和（2）通过销售费用化来使其含有的收益得以实现，所以，也叫做费用性资产，并处于主轴的位置。（3）属于金融资产，对费用性资产起辅助作用，处于补充地位。金融资产在损益计算体系中始终以协助作用而存在。
最近，金融经济所占比例由原来的20%增大到50%。这就意味着现实的经济是“金融性市场经济”。以金融性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会计理论中，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存货、固定资产）一样并列并享有重要的地位。资产的分类，由于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支配原理不同，促使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独立范畴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
如前所述，金融资产的市场特征使得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价时，有必要采用现值计量。进行现值评价后所产生的评价差额，按传统“收益实现”原则的制度规定不能确认为收益，但由于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资产的评价差额可以被认为与实现的收益有“等价的质”而被确认为收益。
四、现值会计与物价变动会计
用时价进行评价时，根据与产业构造的关联性可以将其区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以产品形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物价变动会计”，另一个是以金融资产为背景的“现值会计”。
在产品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进行的“物价变动会计”，主要是由于物价变动（特别是通货膨胀）等因素而产生的问题。由于产业构造的本质是产品型经济，物价变动会计是为了维持产品生产的持续性，带有很强的物资资产特点。
在物价变动情况下，要维持资本额，必须进行实物的再生产。为维持通过费用化所消耗的实物资产所必要的资本额，只有通过取得收益来实现。所以费用化的计算以时价为基准，以达到维护企业的营业能力，维护股东产权资本的营利能力。根据财务资本保持观念，历史成本、重置成本是可选择的计量属性，无论是名誉货币还是不变币值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将物价变动影响的一部分或全部处理为利得或损失的做法，所保持的资本还是业主原来投入的货币额，最多是其所形成的购买力。收益应是当期实体资本的增量。所以，对于物价变动的影响，只能处理为企业实物生产能力或经营能力或取得这些能力所需的资源或资金在计量上的变动，因而不能计入收益表，只能作为单独项目列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部分。
近期所关注的“现值会计”完全由于金融资产所产生时价评价问题所造成的。必须注意这与上述所说的资本维持概念不同。其理由是现实的企业实体维持不是仅需要保证物资财产的持续更新维持，还意味着要考虑其资本维持正常计算以外的因素。
在金融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投入货币资本回收余额的计算，从收回的货币额中减去投入的货币额为所确认的收益。因此，它与企业所获取的收益是通过在收入总额中对其实物资产利用所转化为费用部分的扣除，这种根据物质资产来表示企业获利能力的方式是不相同的。
由此可见，在实物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会计”以维持实物资本为基础，保证企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而对应的时价会计。对于存货、固定资产等非金融资产通过维持其实物资产生产能力，达到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它与金融资产经济条件下的“现值会计”以企业持续经营为前提，考虑投入货币资本的时点和即时结算时点所产生的“清算资本维持”的“时价会计”不同。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时价会计，不仅要维持企业全体物质资产以保证生产力发展以外，还包括对企业金融资产以投入货币资本各个项目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维持个别货币资本为基本前提的经营方式。
从维持资本的关联性来考虑，物价变动会计是“全体的物的维持”为特征的会计。现值会计是“个别的货币资本维持”为特征的会计。前者作为生产企业前提条件的物资资产的维持成为企业继续再生产维持及发展的主题。后者，在维持企业整体方面稍显薄弱，只是针对如衍生金融工具等资产为重点以及针对金融商品自身进行计价所应考虑的风险管理作为课题。因此，对同一种类的金融资产为维持其持续性可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何时将所进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变现，或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将其转向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在此情况下，“清算——获取最大利润”的公式成为支配金融资产的原则。完全不考虑企业持续经营所涉及到的“企业社会性”问题，只以金融资产在承担的风险之后所能获取得最大利润为目标，是金融资产交易的本质所在。所以，从个别货币资本实现最大化，以维持货币资本方面来看，两者存在着基本差异。
五、投资者的目的与信息披露
产品型市场经济的投资者，在进行制造业企业投资时，以持续经营企业的长期投资回报能力为前提。由于长期性，在持续期间收益要进行适当的分配，企业通过保持与股份相关的资本收益率，实现投资者的投资目的。
与此相对应，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的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以即时决算性的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关注“对投资对象未来现金流量风险所进行的价值修正”。也就是说，“企业的市场风险决定价值”是短期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所采用的评价投资对象“投资价值”的首要方法。
因为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就不同。对于产品型市场经济的企业来说，需要对企业履行受托责任的经营以及履约责任情况进行披露说明。所以，其基本点是建立在“适时地表示其长期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与此相对应，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的投资者，是将投资企业是否能获得最大收益作为其判断标准，在披露可能取得的利润时，以市场风险为前提。这种情况下，受托责任（在安定环境并运用投资相对应的履约责任）中所意味着的责任已经消失，只是强调对风险情况下获取利润状况的说明责任。这样对于风险状况披露的说明也就成为信息披露的主体。信息提供的意义，并不是针对谁承担何种责任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说明。而是根据市场变动状况，采用一定的方法手段进行现值评价，并对由于市场变动所产生的“变动损益”进行披露。在此信息提供的情况下，作为风险提示，提供企业在市场中的变动情况及其结果，是“即时决算状况的展示”。
六、结论
如上所述，基于对市场经济与会计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作为20世纪企业产品型市场经济与现在已在进行并在21世纪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金融资产型市场经济，在认知理论上，按其基本特征的不同点有如下结论：
从“收益概念”观点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中所指的收益概念是“配比规定性收益”概念。金融市场性经济中的收益概念是指无论任何目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均受经营者意愿所左右的“意思规定性收益”。不同观点，不仅使得对利润的描述有可能从重视“长期收益”向重视“短期收益”转化，并且从“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发展。
收入概念的背后所存在的“评价基准”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是按“取得时的原价”计量，而金融性市场经济是以“现值评价”为基准。
从收益计算的“报告方式”来看，对于产品型市场经济，通过产品生产的持续进行，反映“收益实现过程”的收入、费用来体现利润总额。而金融性市场经济，“假定进行清算”并注重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采用现金流入与流出相抵后的净值来体现收益。
从“时间面”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是以持续经营为前提的“期间计算”，并以总括损益计算为轴心。而金融性市场经济对于每项投资以瞬间取得最大收益为目标，重视“时点计算”，并且以“个别计算”为基准。
从“公司决算披露”的观点来看，产品型市场经济为了反映不同产品的收益能力，编制“主要产品报告书”，并且将编制方法进行说明，便于报告使用者的利用。而金融性市场经济中产品、金融资产分属于不同的两个领域，不同的计算原则产生不同的认知作用。在传统的损益计算组合中通过权益资本，介入到两者之间起调和作用，这在20世纪末的决算报告中已经采用。
历史成螺旋形上升、震荡发展，会计核算方法以及理论的变化过程也应如此。按照螺旋、上升的历史发展趋势，应该迎来非金融资产领域和金融资产领域不同的计算原理编制出的“分别报告”，必然需要不同的公司信息披露方式。
前言
去年，香港树仁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之研讨会中，本人曾以《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为题，提出论文，向与会诸位学者专家请教。该文重点是从中国历史演变中指出农本思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碍。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续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农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残存于中国社会及社会观念中的影响；亦即是国人急须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章 放下包袱
本章题目为“放下包袱”。包袱为何？农本思想在今天中国结构中，经济结构中及社会观念中的残留物是也。这些残留物仍然强固地困扰着、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及现代化本章将分节说明之。
第一节，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又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结构。它是农本思想的产物。在今天之前，已经非常严重地拖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不农经济的结构的负面影响，在经济方面者，例如农场面积小，劳力及资金有限，无法引进现代科技及企业经营方法，自给自足心态使农业偏重于粮食种植等。以上各点因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也讨论过，本文不赘，本文想特别提出的是：传统社会赋予小农经济结构的社会职能，害了它成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可能性。
从汉朝到清朝，甚至到现在，中国传统的农业家庭，不论贫、富，不论是地主、富农、佃户或今天中国各地农村中的家庭承包户，都被赋予一种社会职能。在一个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合顺，长幼有序等观念，或论理要求，支配着或制约着家庭成员的行为或思想。扩大而至家族，族长要教导族中子弟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门风的事。当然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亦要落实。这一系列的社会职能，压在农业家庭的头上，与它能够成为一个纯经济主体的要求相违背。使农业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经济考量”来指导与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每一个农业家庭组合起来，就是整个农业社会，成为一个不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用数字计算，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经济体系。
中国全国的劳动力，到今天仍然是以农业劳力占大部分。如果农业因为上述原因不能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用数字管理，必将拖累了中国整个的经济体系，无法与世界各国竞争。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资源相对充裕。而且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下，只“勤”“俭”二字，已可解决问题。勤则多生产，俭则少消费；多生产、少消费，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进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经济要求与伦理要求双双达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计，而且进入分工社会，再进而全球一体化，每一个人，每一家庭，不但要与本国人争，甚至要与国际竞争。因此，小农经济格局必然要转型。
农业要企业化，农民要转变成为农业企业中的工人。他们要：
一、上班时间离开家庭；
二、具有农业专业技术与知识，而且要不停地进修与增值。
如此，农业家庭不再是一个经营主体，而成为一个单纯的社会组织单位，像城市中的工、商业人士的家庭一样。农民（农业企业的工人）离家上班。到企业中，根据经济原则办事；回到家中，根据伦理原则做人。两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触。
第二节，社会观念
除小农经济结构必须改变以外，仍有许多社会观念必须清除。这些社会观念是：
（1）民以食为天之观念；
（2）非农不富，无粮不稳之观念；
（3）开门七件事的观念。等等。
以上这一系列的观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将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困在农业之中；
（2）将中国的农业局限于以粮为主的情形；
（3）令中国的农耕技术长期停留在粗陋状态。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孔惠锋，在他所编《谁来养活中国》一书（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盐之外，全与农业有关。”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重视农业。但用这一种说词来重视农业，到头来又回到专注粮食种植，重视柴、米、油、盐的生产与累积，是不合经济原则的。
其实在今天的分工社会，开门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钱”。有了钱，可以满足任何需要。没有钱，万事不能。农民生活如果太穷，种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说吃不起。
所以现在必须抛弃所有陈旧的社会观念，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总生产，让人民富裕起来。
第二章 轻装上阵
如果照第一章所说，我们能够彻底地抛弃传统思想，则可以毫无疑问地走上现代化。趁着中国加入世贸的时机，在国际市场上，与世界各先进国家一较长短。本人谨在此时刻，提出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节，理性看农业
在中国长远的历史中，自西汉末年，农本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对农业，口头上是爱护，实际上是害了农业。因为二千多年来一贯的政策是：将大多数的劳动力困在农业中，于是必须使农业长期停留在“劳力密集”的情况。西汉之后，改良农业耕作技术及经营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农之调，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趋民归农”，这种名为爱之，其实害之的政策使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
放下农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态度看待农业。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态度，依国际市场的宏观供求规律调整农业政策。我们不要再坚持，将大多数的劳动力留在农业中，也不用再专注于粮食种植，也不要再抗拒粮食进口，也不要再刻意地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
一切以国际市场规律为准，以提高国民总生产，达到最高经济效益为政策的指导原则。
第二节，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科技化
上一章说明“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障碍，因此，彻底抛弃小农经济结构，才是经济转型、社会蜕变的首要关键。今后的农业经营，离开小农经济结构越远越好，越彻底越好，其原则如下：
第一，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科技化。抛弃专注粮食种植的方式后，种粮的面积相应缩减，各地区依其土壤所宜，宜粮者仍种粮，不宜种粮者因其所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第二，规模宜大不宜小。规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进学术研究的限度高，落实学术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农、工、商、科研、环保整体配套的连锁企业式经营则更好。
第三节，切忌小规模经营
今后的农业经营切忌小规模经营，不宜用“小锅小灶”式的经营。小规模经营除了不能引用较高的科研及较新管理方法外，也无法同时处理环保问题。但以上各点，仍然是集中在经济层面或经营层面；除此之外，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下列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第一，小农经济文化必须彻底抛弃。中国农村在小农经济结构中，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小农经济文化，举其要者有：自给自足与糊口观念，重视家庭及传种接代，重男轻女观念，落叶归根观念，等等。小规模企业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结构距离太近，小农经济文化仍如恶鬼缠身，无法抛开。
第二，小规模经营引用科研及学术研究成果有限，对从业人员学历、素质、文化之要求较低，无法有效激励农村青年求学向上之心，亦无法吸引城市青年下乡。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今后的农民：
（1）要离开家庭到农场或农业企业上班。
（2）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
当然政府或企业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规模经营无法将中国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尽快地由农业释出，拖慢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
第四节，救治大西北
中国版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经济活动区，偏于东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抛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趋严重。在今天我们讨论经济转型进入新纪元的时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绝不可忽视。
第一，从历史上看大西北的抛荒经历
中国西北地区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汉建都长安，关中地区曾是中国最富庶之区。经过王莽之乱，关中地区遭战争破坏，再到东汉末年，黄巾、董卓之乱，关中地区残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虽鉴于地理形势之险要，仍以长安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产不及东南远甚，首都长安及西北地区所需粮食、物资，必须由东南运至。武则天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因为长安过于荒凉，都在东都洛阳居住。但唐朝政府自开国以后就大力开发关中地区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离唐朝开国（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关中地区又再农业丰收之区。自这一年起，东南地区的粮食不再运来接济长安。唐朝距离西汉九百多年，地力经九百年抛荒可以恢复，今天距离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抛荒后能否再恢复，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较少，但故事流传不断。则中国古人有愚公移山这精神与毅力，是可以断言的。
今天较古代优胜之处，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经营计划可行，本国资本、港台资本，或外国资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为！
第三，李广射虎的故事
西汉武帝时期，名将李广，号称飞将军。李广善射，且臂力过人。李广领兵出征匈奴时，夜晚巡营，见一老虎，拔箭射击队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现场去看，原来是一块石头。再射石不能入。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李广的臂力其实是可以射穿石头的。但当李广已经知道那是石头，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败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头。
如果我们在“救治大西北”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败心理，未曾进行已经认为不可能，就不会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国及世界的意义
西北地区占了中国版图的大半，自然条件不是太坏，如能救治复活，不但对中国多了大半个地区对世界总体来说，亦有重大意义。
第五节 农业劳力释出的两大方向
农业劳力必须释出，这是中国走上新世纪之前的最大课题。释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说的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所衍生出许多工作机会，例如工业加工厂、运销服务、金融服务，再因农民生活改善所产生的多项服务，农村、乡区教育等等，所产生一系列的多元化。
第二，因救治大西北所扯动的劳力西移。
结语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一首诗，在中国社会传诵久远，但有何人在诵诗之余，想到改变中国农民“粒粒皆辛苦”的情况呢？抛下农本思想的包袱，把农民从“低经济效益”的劳动中救出来，才是正道。也是中国进入新纪元、参加世贸，能与先进国家竞争的关键。
内容摘要：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旅游业因其低消耗、污染少等优点往往成为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优先发展产业。本文以江西萍乡为例，指出我国某些地区应立足旅游资源，面向市场需求，调整城市功能定位和区域发展方向，推动旅游产业素质提升，为地区经济成功转型创造良好条件。
关键词：资源枯竭型城市 经济转型 旅游业
据统计，我国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约占全国城市总量的18％，总人口1.54亿人。目前，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关闭，诸多工矿城市面临资源衰竭。近年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紧迫问题。因此，国家把大力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
江西萍乡地处湘赣边界，是以煤炭开采为主的我国老工矿城市之一，迄今有百余年煤炭开采历史。全市累计探明煤炭资源总量7.52亿吨，可开采量为4.01亿吨。但是百余年的不断开采使萍乡市煤炭资源不断衰减，剩余可开采储量只有1.2亿吨，且近四成为劣质煤，开采成本成倍增长。按现有生产能力开采，江西萍乡在10年之内将因煤炭资源的枯竭而造成大批矿井报废或关闭，其煤矿数量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116家急剧衰退到2007年的132家，原煤开采量由历史最高点1994年的1600万吨下降到了2007年的995万吨。资源日趋衰竭带来的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长期以来，萍乡经济、财政严重依赖煤炭产业，第一产业、加工业、服务业较为脆弱，接续替代产业尚未形成。由于煤炭资源枯竭，萍乡煤矿企业普遍进入衰退期，生产经营困难，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由此带来的再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层出不穷。此外，地面塌陷、酸雨、水流污染等环境问题也成为困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正式确定江西省萍乡市为我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旅游产业在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及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外通常集中讨论的是有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相关办法，国内主要讨论的则是解决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通常是地区经济支柱产业由工矿业向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和旅游业转变。作为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萍乡传统工矿业所发挥的经济效能日渐衰减，经济转型势在必然。旅游业等新型产业的发展将为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在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合理引导还能起到保护和充分利用资源与环境的功效。因此，旅游业能够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提供绿色通道。萍乡市拥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系列红色遗址、工矿遗址、武功山、杨岐山、孽龙洞等丰富的高品位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拥有独特的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对调整地区经济结构、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把旅游业作为萍乡市新兴重点产业之一，并逐步发展成为煤炭产业的接续替代产业，使之成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旅游部门应积极主动融入地区经济转型进程，一方面顺应形势，抓住机遇大力完成原有旅游产业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在有重点、分梯次地开发绿色、红色、古色等各类旅游资源，同时注重对工矿业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实现旅游业发展与地区经济转型的无缝对接。
旅游业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思路
（一）城市功能定位调整
作为资源型城市，江西萍乡长期以来对煤炭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目前煤炭资源日益衰竭，萍乡市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矿业、矿产、矿城、矿工”四大问题，其中矿业、矿产是经济问题，矿城、矿工是社会问题。萍乡市经济转型应以经济转型为根本，以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为基础，既要加快发展，又要治理污染；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开拓创新；既要关注发展速度，又要关注发展质量；既要经济效益，更要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应属于限制发展序列，污染少、就业容量大的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应大力加以发展，其中旅游业便是重中之重。
（二）区域发展方向转型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上是对资源的再认识过程，大力发展旅游业同样是一个资源再认识过程。发展地区经济过程中，从单一依赖矿产资源到将目光投向前景更为广阔的旅游资源本身就是一个资源再认识过程。原先具备单一生产功能的矿山、矿井、工矿企业可以进一步赋予其完善的旅游功能；进一步重视地区绿色、红色、古色各类旅游资源的深度发掘，使其由资源向产品转化。旅游产业替代煤炭产业，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不仅在于正确认识到资源的旅游价值，更在于旅游产品、经营手段以及服务理念的创新。
（三）旅游产业素质提升
江西萍乡旅游产业长期处于经济发展序列中的从属地位，制约了其快速健康发展，旅游产品老套、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景区建设滞后等问题使旅游产业功能的发挥受到较大限制。目前应以国家大力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契机，调整萍乡市旅游产业发展思路，确立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地位，加大各类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力度，以“武功山高山草原观光、安源红色工矿旅游、羊狮幕温泉休闲度假、杨岐山禅宗文化体悟、石洞口民俗风情体验”等项目为重点，推动观光型旅游产品向参与体验式旅游产品升级，进一步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抓好内部建设的同时，应加强旅游市场营销力度，依托长株潭城市集群、大武汉都市圈、海西经济区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大力开拓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重要旅游客源地以及海外旅游市场。
转型中的萍乡市旅游业发展战略
（一）产品开发：红绿并举战略
旅游产品开发一方面应顺应市场需求趋势，另一方面则应依托地区优势资源基础。江西萍乡旅游资源较为多样，其中以安源、武功山为代表的“红”、“绿”资源最具特色。因此，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应实施红绿并举战略，以武功山、安源为两大核心辐射带动地区其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到主打产品特色鲜明，辅助产品品种齐全。在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其体验功能设计，适应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对旅游产品提出更高要求。
（二）区域合作：湘赣互动战略
区域旅游合作能够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的旅游资源、产品和客源市场的有机整合，可以通过联合营销、线路组合等手段建立双赢互惠机制。江西萍乡是湘赣边界最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与湖南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脉相近，具有良好的区域旅游合作基础。两地应在旅游交通、产品开发、线路编排、市场营销等各方面协调一致，广泛开展区域旅游合作，建立无障碍旅游通道。萍乡市又是引领赣西与湘东、江西与湖南旅游产业互动的节点城市，应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实施湘赣互动区域旅游合作战略。
（三）市场开拓：纵横四方战略
目前，萍乡市旅游市场组成相对单一，主要客源来自湖南和江西两地，市场总量有限，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应进一步拓展核心市场、做强基础市场、争取机会市场和开拓特色市场。为进一步开拓旅游客源市场，萍乡应积极向拓展，实施纵横四方战略，即向东大力经营“长三角”，向西逐步挖掘“云贵川”；向南深度开发“珠三角”，向北适度发展“京津塘”。对各细分市场都应制定相应的具体市场开发策略，对产品进行不同层次的组合，根据各地市场特征抓住不同侧重点开展市场营销。
实现萍乡市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路径
（一）提升旅游整体形象
鲜明的旅游形象具有强大的客源招徕力，在旅游市场营销工作中效果显著。《萍乡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其旅游主题形象为“百年中国见证，云中绿色家园”。这一形象很好地体现了江西萍乡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的本质特征，符合旅游形象设计的要求。但萍乡市旅游形象目前尚未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主要是营销经费投入少、宣传形式单一、配套建设未跟上等问题所造成的。因此，要加大旅游形象营销力度，一方面加大营销经费投入，实施立体化旅游形象营销策略；另一方面统一协调内部建设，景区、饭店、交通，乃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都应服务于树立统一的、鲜明的旅游形象。
（二）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旅游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形成类型丰富、结构合理、符合市场需求特征的旅游产品。江西萍乡旅游产品结构目前相对较为单一，以观光产品为主，表现形式也以静态为主，较为单一。当前，旅游市场需求正朝多元化、体验化、休闲化方向发展，萍乡市应依托武功山、杨岐山、安源路矿和特色农业等优势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知识度假、温泉养生、文化体验、生态休闲等专项旅游产品，并着力丰富产品内涵，提高旅游产品的内在品质，为旅游者创造独特的旅游经历和较高的旅游体验价值。
（三）推进休闲产业发展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休假制度的完善和旅游者的日益成熟，我国也正在进入体验经济时代，休闲市场需求日趋旺盛。因此，江西萍乡旅游业要顺应现代经济发展大趋势，加紧发展休闲经济，大力发展以观光休闲、度假休闲、商务休闲、运动休闲、文化休闲和美食品赏等为主要内容的休闲产业，制定主城区娱乐休闲业发展专项规划，合理布局娱乐休闲特色街区，丰富旅游者的文化娱乐生活，将萍乡打造成为湘赣边界的休闲度假中心。
（四）打造一批重点项目
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一批重点项目作支撑，以项目为抓手，进而带动旅游业全面协调发展。重点项目安排一方面要考虑资源基础和区位条件，另一方面还应考虑充分发挥其在地区旅游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目前，武功山、安源、杨岐山、羊狮幕、石洞口等地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高起点、高标准重点建设，可使之成为未来萍乡市旅游业发展的支撑景区。在旅游项目开发与建设上实施“三大工程”，即重点转型提升工程、创意建设工程和资源主体工程，分别规划设计系列开发基础好、市场前景广阔的旅游项目，以持续带动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五）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江西萍乡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要凸显旅游业在地区经济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则必须大力推进旅游区一体化建设，重点加快旅游公路、道路交通标志、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建设，根据需要新建或扩建景区停车场，完善连通景区的客运系统。要抓住国家大力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契机，科学规划，争取国家投入与地方投入相结合，完善各项旅游基础设施。为提升地区旅游业综合接待能力，旅游饭店、餐馆和旅游购物、娱乐设施建设也应同步配套发展，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旅游接待服务体系。
一、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效率
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3年），通过引入正式的激励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竞争机制对原有旧体制进行改革。在第二阶段（1994～2000年），我国试图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在这一阶段，国家在统一汇率、经常项目可兑换和国有企业重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完善。在第三阶段（2001～2015年），将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产业结构，重新配置经济机会，保持制度绩效，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
目前，我国现正处于由“起飞”向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过渡”阶段。从发展水平看，正从低收入水平（或不发达经济）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发达经济）过渡；从体制模式看，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个阶段，如何培育市场并保持其发展趋势，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转型时期的税收效应与市场效率
在西方财政学中，税收效应是描述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影响状态的一个范畴。从总体上说，税收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总量效应
一方面，税收总量要适度，其增幅不应超过gdp的增幅，更不能因为强调财政困难而损及税源。国际上通常用税收弹性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等于1时，表明二者同步增长；当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表明税收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幅度。政府可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以此作为调节税收总量的依据。当经济过热、通胀率过高、投资过旺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超过1，给经济降温；在供给与需求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时，税收弹性系数应维持在1左右较为适当；当经济不振、市场疲软、投资萎缩、需求不足时，税收弹性系数应调低在1以下，以刺激投资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②。另一方面，税收总量的调节不仅要靠所得税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还要靠流转税发挥制约性调节和引导性调节作用，也就是通过税收的奖限政策，改变市场利益信号，发挥收入效应。
（二）结构效应
在转型时期，税收结构要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刺激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税收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税收政策向国家鼓励的产业和产品倾斜，对限制性行业和产品采取抑制政策等方面。
（三）周期效应
税收的周期效应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税收的周期调节如增税、减税措施的运用等可以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有效使用，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二是根据经济增长原理，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里采用最优的税收政策，可促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4次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相应地税收政策也进行了微调，经济周期与税收周期虽不同步，但通过调整而出台的一些税收政策对这4次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根据税收次优原理，一些非传统的“过渡性周期制度”可能在某一时期里比所谓的最优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一些具体的经验是：激励、硬预算约束、竞争不仅应当实施于企业部门，而且也应当体现在税收周期政策和措施中，使改进的税收政策可以在不导致很多或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在一个短周期组合中改进效率。
（四）关联效应
税收的关联效应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造激励、施加硬预算约束、引入竞争性制度不仅应当适用于企业而且应当适用于税收本身。实际上，对税收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税收具有正的激励并受硬预算约束限制和引入竞争理念时，改革的结果将是生产性的。如果税收是非激励、软预算约束并呈全封闭状态时，则改革结果将是有问题的。二是成功的经济改革依赖于税收的政治性支持，而这又将取决于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可见的实惠。三是税收设计应当使税收与经济协调增长，而不是同步增长。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呈正相关，但不等于相关程度强。在这种情况下，要跳出就税收论税收的思路，转变税收增长越快越多越好的观念，实现税收的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在解决现实税收与经济相关问题时，要冷静地分析纳税人负担与承受力问题，正确处理纳税人负担重和国家财政吃紧的矛盾，实事求是地把握理论与实践、长远与短期、依法治税与完成收入计划任务的关系。
三、优化税收，提高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效率
税收产生至今，经历了4次革命性变化：一是以征收货币税取代劳役和实物税；二是以法律和国际税收条约为标志的依法课征取代专制课征；三是税收的专业化分工、程序化管理；四是计算机进入税收征管领域，现代管理手段被广泛使用。这个依次以便利规范科学高效为标志的演进过程，体现了税收对效率的追求与改进。我国现阶段优化税收应以提高效率作为出发点及总目标，并对税收的效率改进有全面的认识和可行的办法。
（一）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
高新技术进步可以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品为龙头、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技术改造为重点，通过采用国内外先进和适用的科技成果，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转型经济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日俱增，远远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于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更具有战略性意义。
1.税收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面资金的投入。世界各国为刺激企业技术进步，普遍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其税收政策主要有：（1）减免税。通过减免公司所得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企业税后所得，增强企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的能力。（2）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这一方法最早由美国提出，现已为大多数国家采用。（3）加速折旧。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设立新技术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规定在购置设备的第1年可提取50%的特别折旧费，并在所得税前扣除。（4）税收抵免。美国、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对企业当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超过上年投入的部分，不仅继续给予所得税前列支，还给予其投资额20%的所得税抵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仅公司研究与开发费用列支一项，联邦预算每年就少收20亿美元的公司所得税。上述税收激励政策，不仅给企业研究与开发带来资金，而且也激活了企业加大技术进步投入的积极性。
2.建立和完善税收促进高新技术进步的新机制。
（1）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转让科技成果取得的收入，改征增值税。为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可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对其技术性所得减征或免征所得税，调动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完善增值税税制，有选择、分步骤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先进设备以及科技成果中所含的已征增值税，允许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加速企业技术改造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
（3）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高关联度且对全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给予定期“先征后返”的照顾。
（4）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产品，其技术改造措施贷款项目新增利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归还其贷款本息期间，给予“先征后返”的照顾。
（5）对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允许按实际支出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对当年研究与开发费用超过上年实际支出的部分，给予其投资额20%的企业所得税抵免。
（6）对技术含量高且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可缩短其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实行快速折旧制度。
（7）对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无论其是否设立在国家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均给予定期减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8）对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进口的设备、技术，可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
（二）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方面
1.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我国现行对资源课税的税收政策还远不能满足切实保护、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税制不规范，征收范围窄，调节软弱无力，激励措施过少等。针对上述问题，在实行其他行政、法律手段的同时，需要采取以下税收对策：（1）应合并现行各种资源课税的税种，设立统一的资源税，并扩大征收范围，把森林、草原、海洋、名贵中药材和淡水等需要实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2）实行分项课征制，对土地资源等大幅度提高税负水平；（3）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或相对稀缺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普遍征收消费税；（4）对利用替代资源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生产产品的企业制定全面、系统的“税收激励计划”，在一定时期内实施一揽子税收优惠（各种协调优惠）予以激励。
2.税收要有利于保护和治理环境。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考虑，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一要靠技术创新，二要靠制度创新。通过技术创新，使企业在追求内部发展的同时解决一些外部不经济问题，或者将外部的不经济性降低到最小程度；通过制度创新，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管理与监督力度等，使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成效达到或超过政府的预期目标。
税收是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可以采取两方面的对策：一是税收限制，二是税收引导。
所谓税收限制，就是借鉴国际经验，对环境污染企业和产品征税。具体设想是：（1）取消征收排污费的做法，开征排污税和环境保护税，主要以排放工业废气、废液和汽车尾气为征税对象，实行差别定额税率从量计征，税负以污染的治理费用为标准设定；（2）扩大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除对鞭炮、焰火等征税外，将“白色污染”制品等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税收限制。
所谓税收引导，就是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设想是：（1）在流转税方面，对采用高新技术生产的环保产品或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分别情况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2）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除对以废气、废渣、废液和垃圾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实现利润给予免税外，还可对投资于环境治理与保护项目的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政策等进行鼓励，即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的实现利润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资额，或对企业用税后利润投资于上述项目的，退还其全部或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重视、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三）提高效率要体现在税收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发展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三次产业的gdp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1998年的18.0∶49.2∶32.8；三次产业的劳动结构由1978年的70.5∶17.3∶12.2变为1998年的49.8∶23.5∶26.7.但这一结构同世界其他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等传统产业仍居主导地位，但增长已放慢；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以及社会服务业、邮电通信业、文化教育卫生等服务部门虽规模较小，但增长较快。这一发展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消费结构相联系，1997年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1992年的日本高28.5个百分点，农村高36.2个百分点；而住房、文教、医疗、交通和通信的支出却明显低于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预计“十五”期间，伴随我国工业、商品流通业比重的稳中有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及社会服务业比重将明显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信息、咨询等服务部门比重也会有所提高①。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第三产业，不应该只局限在鼓励发展那些一般性服务业，而要大力发展能够支持第一、第二产业能量释放，服务和支持高科技产品开发与生产的行业与部门。在发展方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的产业配置优势和优惠政策，全面实现从传统的产业平面扩张与结构调整向产业纵向升级与深化高次产业代替低次产业的政策转变；实现从重点依据产业发展规模衡量产业发展质量的政策理念，向重点依据产业附加值高低衡量产业发展的政策理念转变；实现从保守的产业静态划分与静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向新的产业动态划分与动态管理政策操作模式转变。
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求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宏观产业政策及税收政策应当引导社会投资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部门。目前，我国服务业很不发达，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教育、科研、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公共服务、居民服务等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这些产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高速增长至少能够对我国今后10～1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重大的支撑作用。只要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重点转向了这些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相对规模就会趋于合理。其次，要通过产业体制改革促进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中的铁路和航空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公用事业、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很低，由于缺乏竞争，经营效率相对较差。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迫切要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实现对内开放。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减少以至消除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部门的体制障碍和限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协调发展，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民族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 生态风险 现代性 市场经济 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四)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
全球化使交往关系走向全球,同时也把风险引向世界,使人类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下,生态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风险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正如贝克所言:“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要有效地预防和治理全球性生态风险,靠单个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做到的。为此,在生态风险治理中,我们必须强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生态风险,使经济社会得到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摘要：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不仅提升了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而且强化了上海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协作，并通过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嘉善作为长三角地区接轨上海的第一站，“后世博效应”将给嘉善发展带来难得的契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上海世博会带来的宝贵机遇，分享世博会结出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后世博效应”；地域经济；嘉善县
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并行发展着的两大趋势，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化的最终结果。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不仅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强化了上海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协作，并通过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一、世博会与举办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曾举办过世博会的世界各国实践证明，在强有力的大规模投资引擎拉动下，世博会能有效拉动举办国特别是举办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助推地区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
1.世博会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发达的服务业历来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而世博会的举办会带动举办城市服务业的突破性发展。如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的举办，使西班牙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服务业比重从1990年的57%上升到1992年的63%，年平均增长率为10.1%；德国汉诺威举办2000年世博会期间，第三产业增长率同比上升了3.2%，超出全德第三产业同期增长率2.9个百分点。
2.世博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历史上，1929年世界经历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举办时，全球经济仍未走出低谷。但芝加哥世博会持续举办一年之久，吸引了近2300万人次参与，直接和间接提供了1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给经济复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3.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世博会对于举办城市的基础建设和规划设计、带动城市群整体的发展与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世界上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巴黎）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等六大城市群，基本上都有城市在不同时候举办过世博会。
上海市信息中心2009年用投入产出的模型作了测算，作出了投入产出分析。指出从2004—2010年世博会筹办举办期间，世博会对上海gdp的贡献超过3 000亿，每年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同时，对整个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约为30%；在举办之年，世博会对上海gdp 增长的拉动达5%，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超过50%。由此可见，上海世博会将加快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长三角都市圈的形成和共同发展。
二、嘉善县融入“后世博效应”的机遇和挑战
嘉善作为接轨上海的第一站，“后世博效应”将给嘉善发展带来难得的契机。据统计，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嘉善“世博”效应拉动明显，接待国内外游客631.9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7.53亿元，分别增长20.1%和27.8%。
1.嘉善县的传统优势。世博会结束后，“后世博效应”将持续增强上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作用。相对于长三角其他地区，嘉善主要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区位优势。地处浙江东北部的嘉善，作为浙江省唯一同时接壤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县，是江浙沪三大经济圈的交汇点。二是交通优势。通过不断加强交通平台建设，嘉善先后建成和开工建设了沪杭高速嘉善段、申嘉湖高速、亭枫高速和丁蒸公路等一批交通项目，提升了嘉善在长三角的交通优势。三是体制优势。以浙江省接轨上海、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为目标，经过多年的实践，嘉善县逐步探索出了产品市场接轨、承接产业转移、互利协作接轨、沿边开发接轨等四种有效的接轨模式，形成了市场与政府双向推动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接轨上海新格局。
2.嘉善县自我承载能力还比较滞后。除了受大环境下经济形势的制约外，土地资源的短缺、高端人才缺乏、整体实力的差距等共同构成了阻碍嘉善经济新一轮快速发展的瓶颈。2009年嘉善人均gdp已接近9 000美元。但是，在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外延扩大、资源消耗、拼成本拼价格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本地很多企业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在发展空间狭小、资源要素供给趋紧、生产经营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企业发展屡屡“撞上天花板”，特别是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县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部分企业运行出现困难，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在危机面前开始暴露。
3.嘉善县难得的发展机遇。应该说，嘉善目前位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佳时间节点。一方面，政策支持力度加大，2009年嘉善被评为第三届“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县市”。2010年5月24日“建立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嘉善由此成为长三角地区唯一被纳入区域发展规划的县。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善建设“科学发展示范点”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另一方面，平台建设不断优化。2009年嘉善行政区划调整后，构筑起“三个三”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呈现出功能区更加合理、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发展重点更加突出、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的发展新局面。同时鼓励各镇（街道）加大工业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承载上海的项目外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4.嘉善县在新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赋予的不仅是更为广阔的思路与空间，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与先进发达地区相比，我们在发展上、在接轨上海上有着不小的差距。以人均gdp而言，《规划》提出，至2015年要达到10万元（核心区），这意味着今后数年，嘉善县要保持年均8.89%的增长率。而对比我们地理位置相似的昆山市，2009年人均gdp已达13.54万元，成为接轨上海的一个成功典范。
三、嘉善以“后世博效应”推动转型升级的若干建议
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后，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亚洲国家在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后，也开始进行相似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2009年嘉善人均gdp已近9 000美元，表明嘉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然，“后世博效应”将使转型升级之路全面铺开，要把嘉善打造成为“世博产业转移承载地”。
1.要树立接轨上海的三种理念。即“理念深化、外延泛化、工作实化”。“理念深化”要深化对“后世博效应”的认识，接轨上海的目的是借助外力全面提升嘉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进一步提升接轨水平，必须摒弃“为接轨而接轨”的狭隘的接轨理念，进一步拓宽接轨思路，正确理解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外延泛化”是指接轨“后世博”工作要在地域上、内容上进一步拓展。地域上要把上海作为接轨重点，但不能局限于上海，要跳出上海来接轨上海，把眼光放到整个长三角甚至更广的地区；接轨内容上不能局限于产业、要素等接轨。“工作实化”是指抓手要具体，工作要实在。要细化、实化接轨上海工作的每一项目标任务，精心设计工作载体，将任务措施转化为可操作性强的各类接轨活动。
2.要抓好加快创新立县的机遇。当今世界的竞争正从资本竞争进入创新竞争阶段，在本次世博会上，“创新”也是对各场馆内容的最好注释。对嘉善而言，创新立县是值得倡导的新城市发展观，要以创新为着眼点，对城市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作全新的评价与梳理，形成一个从硬件到软件，从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到体制机制创新的全面解决方案。要在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强县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嘉善本土创新的鼓励和支持政策。一是要加快人才培养和提高，大力实施科教兴县和人才强县战略，努力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二是促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关键在企业，着力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企业要增强创新主体意识，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创新激励机制，培育企业创新文化，整合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三是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资源的过多消耗，促进资源的节约。积极鼓励全民创业，优化创业环境，强化创业保障，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供给，推动创业工作的全面展开。
3.要抓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随着世博后上海传统产业的调整，嘉善也将得到更多的承载产业转移的机会。主要是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产业转移。上海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以一部分产业的向外转移为前提，大量传统或成熟产业已经在或即将在未来十几年间具有向外迁移的动力。世博园区建设中就有1 700多家冶金、钢铁、化工、造纸等工厂和一批散杂货码头迁出。对此，嘉善应该选择适合自身的部分产业进行对接。二是有针对性地发展配套产业。世博会加快了上海先进制造业步伐，微电子、汽车、精品钢材等产业加快发展，世博园区建设需求的新兴产业迅速形成。嘉善的光伏产业、装备制造等新四大支柱产业与之配套协作的空间很大。三是有积极性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作为享有“上海后花园”之称的嘉善，在旅游休闲、会展、金融、信息等方面要加快培育力度，同时要利用世博契机加快创意的、设计这类第三产业的发展。
4.要抓好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长三角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基础，世博会的举办在加速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促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嘉善要主动做好链接和接轨，转变传统的观念，通过空间整合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联系。主要是做到“求同存异”。一是求同。可以通过与上海、江苏等地构建跨区域“共建园区”，形成产业梯度转移的最优化模式。跨省异地联办开发园区，不仅实现经济的外部拓展延伸，也使嘉善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中。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潮推动下，以园区为纽带的合作，成为进一步突破制度壁垒，带动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二是存异。可以借助世博会期间形成的长三角城市之间良好沟通渠道和机制。
[摘要]税制选择不能脱离现实的税收管理水平和手段，实现税收管理的有效性，对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在选择税制结构‘时，设计的税制必须与当前的管理条件相适应，才能够确实贯彻执行，否则，税制的执行难于成功。转型经济国家普遍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这似乎是由于征管水平的制约及保证税收收人的需要，毋如说是税制的“塑造”结果。一般而言，直接税需要相对较高的税收管理水平，间接税对税收管理水平要求较低。由于间接税制在转型经济国家的普遍采用，在机构、部门的设计上，重征管、轻稽查，这是税制的直接影响结果；另一个方面是由于重征管、轻稽查，反过来又制约着征管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征管的社会系统管理上面，注重征管的征收效率，忽略征管的管理效率。
一、税收管理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选择不能脱离现实的税收管理水平和手段，实现税收管理的有效性，对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在选择税制结构‘时，设计的税制必须与当前的管理条件相适应，才能够确实贯彻执行，否则，税制的执行难于成功。
（一）税收管理对税制选择的作用。
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来说，税收管理能力成为“束缚税制改革的主要因素，有半数以上的潜在所得税难于征收入库，其他税种也同样存在问题。
多数的转型经济国家，税制设计的目标与实际运行结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但税收收入流失，还降低了税制的弹性。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为了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只有不断地任意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这种税制拼凑的特点，起因于对法定的各个税种缺乏管理能力，导致不停地制定新的税收变革，以满足政府收入的需要。可以说，税收管理是税制结构选择必须考察的重要因素。在转型经济国家，纳税人与税务官员的诚实都是靠不住的。各级政府对税务官员很少有控制办法，有关税收工作运行的信息很少，更难于收集。冒险行为普遍发生，侦破逃税与腐化的措施效果不稳定。各种税率表、对税法的解释、违法处罚的规定以及申请复议的程序等，经常随着时间而变化。更加极端的是而对此许多转型经济国家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使税制改革的方案在实际中执行非常困难。
在这里对税务管理不感兴趣的主要理由有，政府在税收管理方面有所突破难度远远大于税制改革，在所有转型经济国家中，在税制改革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在税收管理方面进行的努力就显得较少。
在极大部分选择流转税制为主体的国家，除了受制于该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即企业效益差，所得税少且不稳定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税收管理水平的制约，对所得税等直接税的管理水平和税务机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对而言，流转税等间接税的管理就简单一些。
（二）税制结构对税收管理的模式、机构设置的影响。
税收管理必须为顺利达到税制的目标服务，因此，税制结构对税收管理的模式、目标具有质的规定性。
对各国的考察，可以发现，转型经济国家普遍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这似乎是由于征管水平的制约及保证税收收人的需要，毋如说是税制的“塑造”结果。一般而言，直接税需要相对较高的税收管理水平，间接税对税收管理水平要求较低。由于间接税制在转型经济国家的普遍采用，在机构、部门的设计上，重征管、轻稽查，这是税制的直接影响结果；另一个方面是由于重征管、轻稽查，反过来又制约着征管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征管的社会系统管理上面，注重征管的征收效率，忽略征管的管理效率。这是由于间接税制在管理方面的要求较低的缘故。因此，税制对管理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的需求。当然，为了适应某些“先进的税制”，征管水平也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也就是管理能力的欠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加纳（1986至1987）、印度尼西亚（1984至1985）、泰国（1983至1984）和中国（1993至1994）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大规模的征管改革，新的税收征管有力地保证了税制改革方案的成功实施。
二、经济转型时期税收管理改革的目标
税收征管改革是税制改革的实现形式。世界各国在税制改革的同时，十分注重税收征管体制的变革。综观世界各国征管改革的历程，税收管理改革的目标有：由管理无序走向法治；由重征收走向重稽查、重管理；由人工操作到电脑化。计算机化；办税的方式不断社会化、公开化。
（一）征管改革的实质是以法治税。
现代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本质是以法治税。这是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息息相关的。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当今世界最具效率的经济运行方式，因为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其特点是经济关系的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宏观调控的间接化、经济管理的法制化。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以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各项活动。世界各国都朝着建立一个“以法治税”为核心的科学而严密的现代税收征管制度进行改革。征管改革的法律关系，从税务登记开始，明确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法律行为，建立纳税申报制度，推行税务制度，建立严密的税务稽查组织和制度。许多国家还赋予税务机关司法权，如美国联邦和州税局对欠税都有扣押财产、减扣薪金、冻结账户等权力。大多数国家都设立有专门的税务法院为依法治税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二）征管改革的目标是“申报、管理、稽查”三者有机结合的征管模式。
适应依法治税的需要，各国普遍实行纳税人主动申报制度，广泛推行税务，使税务机关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稽查，强调税务机关的执法权，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刚性的职？上来。纳税人主动申报制度是依法治税的基础；税务等社会服务是保证纳税人主动申报的外部条件；管理是税务机关做好税收服务的主要环节，在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中建立较好的沟通渠道；稽查是税收征管的重点，是依法治税的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的一种制约。总之，现代税收征管制度是以上三者的统一体，三者互为制约，缺一不可。
（三）征管手段的计算机网络化是现代税收管理的支撑基础。
即税收征管过程中全面运用计算机进行税务管理，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代替手工劳动，降低税收征收成本，提高税务工作效率，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都广泛采用了电子计算机。正是由于税收征管的全面电脑化，使发达国家税收征管效率非常之高。美国、意大利各大税务服务中心每年处理几千万份的纳税申报单，高峰期每天处理近20万份，这一切都是通过计算机“管道化”流水式运作实现的。同时，由于电子计算机这种高度先进的征收手段，才使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制度得以顺利推行。它一方面缩短了纳税人的申报时间，使得复杂的申报、检查、稽查等可以迅速完成；另一方面是便于管理，通过电脑联网可以随时了解纳税人和各项纳税资料，判断申报的真实程度，一旦发现问题便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四）办税方式的公开化。
随着税务管理的全面电脑化，税收征管系统也日益向公开化、社会化发展。这要求办税方式通过设置多功能的办税大厅（或中心）来完成。西方国家普遍把税务登记、税款征收、评税、催报催缴、稽查对象的选择和纳税资料的收集等集中在办税大厅办理，大厅内由大型计算机处理，来自各方面信息汇集通过计算、比较、审核等公开化处理，既公正、公开、公平，又方便纳税人，还可监控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和规范税务机构的行政行为，确保以法治税顺利实施。
（五）征管范围级次划分明晰化。
分税制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其特点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体系，分散立法，分级管理，按税收自身的特点来划分各级政府税源，以事权、财权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税收收入分配份额，同时各级政府各自独立行使征税权，体现出税收管理级次划分明晰、简明。现行国际上的分税制，其特点是只设立中央与地方的固定税，并不设立共享税，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征管完全分开，各征各税；二类是适度的分税制，其特点：既设中央与地方的固定税，也设共享税，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一级，但地方也具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限，实行核定税款，征收两条线管理，各负其责，互相制约。
（六）违章处理的严厉性。
随着征管改革的纵深化发展，税务部门主要集中力量进行稽查管理。查税范围不断扩大，查税人员也不断增加，同时对违反税法的处罚措施也日趋严厉。美国联邦及各州、县税局每年对所有纳税人进行抽查，尽管这种抽查率只占所有纳税人数的1％，然而一旦被查出，哪怕偷骗税数量很少，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加拿大一经查出偷税行为，对其惩罚是相当严厉的，除了重罚，少则10万至20万美元，最多可达1200万美元，还要判刑，还要将偷税等行为公布于众，使偷税者声名狼藉。
三、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税收管理效率损失的根源
（一）国、地两个税务局的征管协调在制度上存在缺陷。
国、地两个税务机构的设计，只是遵循税收管理的一般规律，没有按照两个机构税源的特点进行科学设计，税收征管机构按照对等设置，同样的部门结构，国家税务局设置一套，地方税务局也设置一套，无形中加大了征管成本，纳税人的奉行成本也成倍提高，由此造成的重复管理。征收、检查都加大了征税成本及纳税成本。从现行税种的情况来看，地方税收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管理方面主要的难点在于纳税人的控管；而国家税务局的增值税管理的难点在于稽核，因此，地方税务局的机构设计应该体现在加强征管方面，国家税务局的机构设计应该加强检查、稽核职能。
（二）统一的征管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全国各地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税源集散程度不一，各税种的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等也不尽相同。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税收征管模式不能一刀切，应当根据各基层征管单位的人力、财力和税收管辖区内的税源分布、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地理交通等条件，本着既有利于征收管理，又利于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原则，因地、因税、因纳税人制宜，调整征管模式。
（三）强调税务职能部门的内部控制，忽略纳税人执行费用的提高。
追求各职能部门相互制约，在制度上消除不正之风和不廉洁行为的同时，机械地分割了征。管、查三个职能部门，增加了部门间的层次重叠。职责交叉，有利的工作争着做，困难工作互相推诿，造成低效高耗。
（四）着重税务信息收集、分析和整理等基础性工作，忽视计算机处理、传递效率和人机配合工作。
电子计算机在税收管理中的应用，把广大税务干部从繁杂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征管工作的效率。人机的关系是管理主体与管理手段的关系。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客观上对税务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税收管理的现状来看，先进的管理手段与素质相对落后的管理人员的矛盾非常突出。人员素质问题成为制约税收管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能充分发挥先进的计算机管理功能，制约着税收制度效率的提高。
（五）税务人员及纳税人素质过低，直接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
在全国 100万税务人员中，仅有 18％至25％受过高等教育。由于人员素质低，影响了税收管理的效率，如先进的计算机及现代化的手段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纳税人素质不高也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对于纳税意识差、办税水平低。财务管理混乱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去辅导、培训、管理、检查，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加大了税收成本。
四、改善税收制度效率的现实选择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管理手段、队伍建设、税法宣传、纳税申报等各个环节贯彻效率原则，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需要决策者、征税人、纳税人从效率的角度，努力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
（一）建立简便的税收制度。
我们反复全面强调，对于转型经济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管理手段、人员素质及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意识等，决定我们在建立税收制度时应该采用简便、容易执行的税制；在经济转型阶段，税制的公平与效率选择方面同样应该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做到有限的税收资源的合理利用。
（二）完善税务行政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行政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运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用简单的数量关系来衡量。税收领域长期以来偏重于对业务指标的考核，如税收任务的完成情况、税收增长率、税收的查补漏情况、减免税情况，等等。这尽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税务管理部门的绩效，但却缺乏定量衡量税收制度效率的考核指标。因此，考察税务部门的工作业绩、评价其制度效率不仅要考察其税收收入的完成情况，也要考察征管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需要从制度效率来评判税务行政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利用更加先进、有效的管理办法和工作方法，努力实现税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合理配置和布局。
（三）建立成本核算制度。
我国建国50年来，税务部门基本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可供考核，即便是当前公布出来的少数区域性成本，其统计口径差别也很大，缺乏可比性，准确程度更值得怀疑。因此，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包括税务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成本监督、降低成本核算方法和违章处理等内容。
（四）科学组织税务内部职能部门和布局，是提高我国税收制度效率的有效途径。
税务机构设置及征管组织的分布，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实现税收管理职能的需要，遵循“科学、精简、效能、服务”的原则。首先，打破按行政区域设置基层征管机构，以经济区域和收人规模为依据，调整征管机构布局。其次，征管机构内部设置要少而精，要符合“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要求，形成至套科学严密的业务流程，办税服务厅对外要呈“一条龙”服务，内部职能部门不必过分强调线条对口。最后，要借助社会力量强化征管、减少税务机构设置。对一些边远地区的零散税源以及集贸市场税收，可实行委托办法，利用银行、邮局、政府部门等协税护税组织实现税源监控。
（五）科学界定稽查与征收职责范围。
从实际中反映的稽查与征收工作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的检查权上，从整个税收工作的流程方面，征收与稽查工作仅仅是整个征管工作的不同环节，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重要性均无助于协调好两者的关系。稽查工作的“重中之重”，决不是稽查工作比征收工作重要，因为征管工作运行到最后一个环节是稽查，它是税收征管工作的最后至个关口，也是重要的保障手段。因此，提高税收的稽查效率与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一样重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提高税收制度效率的重要方面。
（六）提高税务征收管理人员素质，优化人员构成。
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在税收领域，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税收专管员逐渐从管户向管事方向转变，从而对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征管改革，积极实现“精兵简政”，一是把好“进人关”，建立一套严格规范的人员录用制度，真正把素质高、能力强的人吸收到队伍里来；二是建立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机关人员考核“企业化”，使人人有目标，事事有考核，三是采取多种形式搞好人员培训，提高税收人员，尤其是征管人员综合素质；四是在人员结构上向“集中征收，重点稽查”靠拢，充实一线征管人员，少设干部，多设干事。
（七）完善税务行政运行机制，提高征管效率。
税务行政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征管机制，实践证明，建立一套高效、合理的征管机制，不仅是增加税收收人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税收制度效率的捷径。
1.改进现行的征管工作流程。目前，一系列的征管办法包括申报、稽核、发票管理办法都过于繁杂，不但企业难以操作，也使税务机关陷于大量的表格审核和事务性工作之中。因此，有必要重新制订一套更为科学简便的管理办法，使纳税人易于理解和操作，也使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并能相应地集中力量重点进行税务稽查，真正提高税务稽查的效能和震慑作用。
2.改善计算机应用的“软环境”。计算机的应用不能停留在打印报表、统计数字、储存信息等工作上面，应着眼提高网络化管理水平，特别是数据共享、服务稽查方面，从而充分发挥计算机的管理效能。计算机的硬件的配置到软件的开发应用，避免重复投资。
3.自核自缴，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与强大的税收稽查相适应。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是现代税收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改变了过去税务人员上门收税的被动局面。但由于申报方式的多样化，对税务部门的稽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改进稽查方法和手段，严管、重罚才能保证自核自缴、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的正常运作。
4.税务服务社会化。发展税务符合税收征管工作社会化、专业化的要求，它并不是把税务机关应该负担的征收成本转嫁出去，而是通过纳税分工的专业化，用集约化的高效服务，节约企业的纳税成本。把税务局从繁琐的税收服务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提高税收的制度效率。
摘 要：当前南通民营经济运行的问题和矛盾很多，融资难是当前南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严重影响了企业转型升级。在调研南通民营经济的现状后，归纳出了南通民营经济的升级路径，在总结金融支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对策，以便南通民营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金融支持
产业转型升级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淘汰落后产业，扶持引导新兴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提高产业结构效能和效益的过程。产业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而快速高效的金融资本流动机制是产业升级得以实现的前提。金融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1 南通民营经济的现状
在南通全民经济腾飞进程中，民营经济扮演了非同一般的角色。根据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数据统计，到2010年底，南通市个体工商户达37.43万户、私营企业达14.14万家、私营企业注册资本3642.8亿元，三项指标均位居全省第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板块经济彰显活力，为南通民营经济加快转型升级构建了坚实的平台。2009年，全市34个重点产业板块汇聚各类企业6752家，从业人数49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025.62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销售收入的68.37%。其中南通家纺产业实现销售收入694.49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比重11.5%，占据全国家纺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家纺品牌前10强中占有3席，南通家纺指数成为行业“风向标”。
实际上当前南通民营经济运行的问题和矛盾也很多，特别是要素配置优化度亟待加强。融资难是当前南通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大量研究发现，金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无论是改善产业间的比例，还是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注入。金融是保证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动力。
2 南通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路径
纵观目前南通经济形势，如何更好地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实现南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迫在眉睫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者迈克尔•波特概括了产业升级的四种转型升级路径：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条升级（inter-sectoral upgrading）。借鉴价值链观点，同时结合南通民营经济的特性，本人提出构建民营经济升级路径来推进民营经济升级。即:民营工艺流程升级、民营产品升级、民营产业功能升级和民营链条升级。（见表1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升级路径及特点）
如果我们把南通民营经济看作是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区域分布与南通特有资源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其升级必然也遵循产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与路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和任务。微笑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研发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如图1微笑曲线）。从微笑曲线趋势来看，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是必然的。从低附加值段来看，集中表现为南通民营经济大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地位，受制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从高附加值段来看，南通民营经济基本上处于生产环节，只有少部分向研发和销售环节延伸。南通民营经济在价值创造上大都处于从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阶段。
3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不足
南通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南通整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对金融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金融业内部现状看，仍存在着一些影响支持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
（1）银行业缺少支持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规划。目前南通市虽然出台了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等政策，但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相关实施细则和配套的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银行业也未根据相关政府经济政策合理制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实施方案。
（2）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不配套，金融支持缺少“底气”。南通金融机构在执行相关信贷政策时，往往不能与各个乡镇产业转型特点、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对民营经济升级进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产业资金倾斜度不足，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南通市民营经济在扩大生产规模和资产规模时，首先选择银行贷款，企业融资大都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
（3）信贷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一些乡镇的转型升级受阻。南通有4区，3市和2县。从对象上看，对南通4区大型企业、集团企业和优势企业，各商业银行竞相放贷，而支持县级中小企业普遍较为谨慎。企业融资难问题，既与缺乏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有关，也与社会信誉体系不够健全、难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制约的问题有关。
（4）金融配套服务不足，金融创新产品不多。当前南通大多数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还是以担保、有形资产抵押等传统信贷方式，但产业中的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担保无法落实，缺乏抵押资产，融资成本高等原因，难以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难以满足中小企业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加上商业银行内部营销机制不配套，束缚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拓展。
要解决上述问题，根本办法在于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步伐，并主要应从金融政策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投资平台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等多方面共同推动对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服务。
4 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对策
4.1 提高认识，出台政策，破解南通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问题
（1）完善政府投资决策，引导机制。政府在转型升级融资中起管理和协调作用，在明确南通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后，引导各金融机构将资金运用到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项目上，以项目换资金，以效率换资金，以开放换资金的产业扶持政策。
（2）在吸引资金的同时，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和政府的宏观主导与调控作用，指导行为主体规避投资经营过程中的行为风险。
4.2 搭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层面中小企业的转型融资要求
（1）采取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探索信贷方式，在加强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为银企双方提供信贷信息方面发挥工商部门的职能优势，为银企合作创建平台。
（2）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和经济组织成立担保公司，扩大担保总量。大力扶持主要面向民营企业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性质企业的设立和发展。
（3）加快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步伐，培养中小企业上市，要求每年对企业的筛选一批、改制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做好企业的上市规范。拓展国内资本融资市场，利用上市融资、创业板块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等，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支持。
（4）整合优化融资服务政策，协调银行加快金融新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对银行以非抵押、担保形式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如以设备、存货（仓库）、债权（应收款）、知识产权、商标、股权等为质押的货款，政府可以考虑提供风险补偿支持。
4.3 建立以专业投资机构为基本构架的转型升级投融资平台
（1）进一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和社区、乡镇银行。通过规范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或社区、乡镇银行对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从而改变南通板块经济小而散的状况。
（2）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南通的家纺、建筑和电子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资金，通过金融租赁方式有偿融通各种设施设备的使用权利，解决转型升级中设备购置的问题。
（3）积极尝试资产证券化融资。通过与各种专业金融机构的大力合作，探索南通民营经济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
4.4 不断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形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1）鼓励和促进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业务，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按照银监会提出的“六项机制” 的根本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专业化的服务模式。
（2）国有大型银行专营机构应不断围绕市场、客户的需求和变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行批量化营销、工厂化管理。既要通过专营机构的快速和便捷服务将大量优质的和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客户吸收成为自己的客户，又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整体优势和整体资源，在中小企业客户成长过程中，为其不断提供各类服务，实现交叉销售，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3）坚持产业导向货币信贷政策。南通市2010年的信贷投放量又增新高，2011年预测达历史最高，这笔巨大的资金要如何运用也非常的重要。必须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产业导向。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都提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若干意见。这就要求了整个的信贷要优先满足中小企业，符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产业规划要求的新设备、新材料、新兴业态的项目的需求。要加大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拳头产品的中小企业的支持。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摘要： 就经济转型来说，无论是内在的结构还是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都具有不同于生物学的特点；就中国经济结构的背景和特点而言，农业的发展在经济转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与地位，既是转型的前提也是转型的基础。
关键词： 农业 济转型 辑前提
就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转型”一词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和严格的概念，它本身是从化学领域中的“构型”、“构象”以及生物学中的“进化”等词引申而来的，它是指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的空间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当然，社会学所研究的经济转型要远比一个分子或者细胞的“转型”要复杂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构成社会要素的内容除了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以外的人的因素的切入。正是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因素的渗透，使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构和过程具有更多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也就具有与自然规律不同的社会发展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和规律。
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论规则
1、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仅涉及到经济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时间发展顺序、空间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时也涉及到非经济结构以外的社会结构，如法律结构、制度建设与政治治理结构等。在功能结构学派的理论中，事物结构的变动和调整过程不是孤立的，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直接相关并且产生着相互作用。在此，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区别于生物、化学中“物”的变化的被动性。因此，如果说中国30年的改革表现为渐进式实践探索的特点，那么在今天则更有必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注重经济结构中所构成的各要素（经济单元、人口、资源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的设计和外部非经济环境整体协调的推进，这种系统化和整体战略的实施正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所致。
2、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其客观制约性永远是基本特点和要求
社会规律所体现的主、客观为人的内容，也只是规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规律。任何规律的客观制约性对个体与社会的作用和原则的体现，留给我们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选择（在原有构成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对调整与变化路径的选择，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学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其分子结构是有其内在的机理的）。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与事物内在结构的关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辅助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改变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要素逐渐变化的过程，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经济规则。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提出经济转型的目标，至今仍存在着两个较大的障碍：一是转型本身就具有长期性；二是经济运行规则的非经济主体政府力量的非适当运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目标在今天仍然没有实现。因此，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体制性问题的解决。
3、“转型”本身既包括过程也包括方向（目标和定位方式）
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和阶段是由其方向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型的发展战略所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最终收入分配中，资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或者资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则相反。收入份额下降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而其储蓄倾向则相反。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为何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启动内需但在实际中却“启而不动”的原因和“投资饥饿症”以及热钱泛滥的症结所在（即使是实体单位和靠“实体”起家的企业也在热衷于此）。
二、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逻辑前提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职业意义还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利益实现的背景和条件都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命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在发展理念、经营体制与利益实现方式上的转变和调整，而非农业大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消失。如果说用“消灭”农民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和发展农业的话，那么未来的中国所剩下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了，而对农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因此，在科学、客观和理性地认识农民利益实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逻辑判断。从历史到现在，短期的剀恩斯式的干预只能是一个短期的效应而非长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跃进方式来解决中国任何问题的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1、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不等于消灭农业
（1）政治层面。基于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经济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艰难性往往造成了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和强烈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国革命主要
力量的历史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如此，当农民基本利益实现和得以保障时，他们对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维护意识是最强烈的，但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却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这个群体在稳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强的。由此可见，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中国的农业、农民创新意识和能力最强，农民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而得到社会与市场的回报却是最低，但其稳定性又是最强。
（2）经济层面。如果说农业是基础性产业，那是指对工业产业源头的原材料的提供，这种提供过程未必是对农业的完全掠夺，而长期“剪刀差”的办法则是体现了一个让我们尴尬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以基础地位的角色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作用的义务。在历史上，仅仅在1990年，我国工业就从农民手中取走了1127亿元的剩余量，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达23%，其中通过“剪刀差”的办法拿走726.1亿元，通过税收取走81.2亿元，通过储蓄流走的有320.2亿元。以外还有农民所承担的其他如乡镇一级基层政权的负担等。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其出发点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励性的，最终是为农民考虑和着想的，但在实际财政运转体制下，其运转成本最终仍然由农民来承担。这与我国在农业与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和目标是背离的。
当然，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传统农业发展障碍的反思和检讨。农业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现代工业社会科技成果不仅仅体现在发展理念上，也体现在发展方式和生产组织的安排和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上。就发展的观念而言，基于生产阶段的技术工具的投入，今天的农民已自觉不自觉地由传统的生产者转变为经营者了，这种单纯的生产过程的实际“外包”（如播种、收割等生产环节），要求农民需要更多地关注“供”和“销”这两个经营环节，对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产品的选择考量着农民的智慧和胆识；就经营管理体制来说，如何将传统农业时期零散的“一队土豆”的生产要素形成一种合力，与社会市场进行有机对接，这是现代农业建设中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此，除了外部体制性障碍消除以外，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至少有两点认识我们必须关注：一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与农业的对接必须是有机对接而非外来的嫁接。科学技术固然具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社会属性的特点，必须考虑农业发展的“内生”性需要的特点。经济学的边际效应告诉我们，任何技术的投入都必须与其产出和效益成合理的比例。二是根据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现代农业的表述，现代农业的构建是建立在农业以外的物质和技术装备基础上的，借助的是农业以外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用农业以外的产业和行业来取代农业的地位与代替农业产业自身的发展。这是一个技术转让和移植的过程。无论是基于中国的国情方面还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实力，我们都不足以能走出“城市包围农村”而最终解决农业问题与实现农民利益之路。
2、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建设相辅相成
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仅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从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历史层面。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也是每个民族或者早或迟都必需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不管苏联是否愿意，因为其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为此，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痛感苏联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至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一般重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社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的重、轻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市场也远比苏联的好。尽管如此，同志仍然认为需要适度调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志说：“你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
要注重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就会更多些。”这些认识的基本依据是：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产品提高和发展，才能提供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产品销售的重要市场；化肥、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也必须供应农村；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等等。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同志形成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创新思想。
（2）现代化层面。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的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国际游资和热钱在农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上的某些作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其中的价值。同时，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1984—1988年工业的大发展是这一事实的正面说明，而近年来工业产品的滞销则是其反面说明，至于国际市场的波动与经济安全的考虑则是其侧面的佐证。
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再启动”
1、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阶段性的终结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几年里，2004年以来的投资率都超过了42%，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这两个市场的建设原则上，都应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上；或者是国内市场的拓展、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或者是国内市场的培育等。如二战以后的日本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基于其国内市场的“两头在外”（即原材料和产品的销售市场）的特点所致。就中国30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而言，我国一方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为途径对国内加工产业的发展具有锻炼和技术的培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实际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等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出口导向型战略自身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出口为战略导向，必然使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基准，这样，一方面国际市场的波动反映便直接体现在国内市场上；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需求未必是全局和整体的，更未必是协调的、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基准也必然影响到国内市场。而且更重要的事实是，国内市场越大，国际市场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将随之放大。
因此，综合来看，如果我们对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的三架马车：投资、出口与内需作用进行分析，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的空间是有限的，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规划和目标来看，内在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无论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国内市场的建设与完善的需要来说，都应该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政策的重点，当然更是一个难点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其《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一文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今后中国发展的二次转型，应该是投资导向模式、出口导向模式与以gdp为中心发展模式的终结时代。现在看来，问题倒不仅仅在于迟福林教授的观点和判断如何，而是在于对内需的政策导向的选择，究竟是我们被迫无奈的选择（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空间的有限）还是我们本身就应该具有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路径？反之，如果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在今后国际市场回暖之际，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认识和设计内需的地位和作用呢？在今天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的体制和发展方式的路径应该如何选择和确立，支点究竟在哪里，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
2、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再启动”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
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础。
第一，城市与农村的消费边际弹性不同。在城市，我国居民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商业革命和大宗消费品排浪式消费之后，先后步入个性化消费阶段，城市居民收入边际消费弹性也随之逐渐减小。在农村，广大农民的生产消费基本处于尚未开发或刚开发阶段，而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潜在的生活消费需求很大，农民消费边际弹性较大。富裕起来的亿万农民，将会成为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内需主力。但这能否成为现实，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还取决于我国今后“三农”现代化发展的力度和进度。
第二，农村有巨大的社会民生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基本采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三农”发展总体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并受到地区行政板块经济发展格局的制约，城市化进程在各地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在城乡之间的发展也不够平衡。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如农村精壮人员流失，导致土地撂荒和农村下一代“失教”现象；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造成农村购买力低下和乡镇商品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之间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造成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工农关系不和谐等。
当前，中国进入结构转型加快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建立、改革的情况下不断完善起来的，它适应于“生产型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特征是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经济结构是生产多、消费少。今后随着中国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结构将发生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以城镇为主；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三是经济结构将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针对第一个变化，如果不能从宏观层面上迅速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权益，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然会从农村转向城镇。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而且他们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维权意识较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再也不会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这样，滞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因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立，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针对这种可能的变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风险也就越小。针对第二个变化，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给饭吃”的办法搞改革开放。因为，正在迅速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对社会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简单。针对第三个变化，我们的管理体制需要从以往用很大精力组织招商、组织生产和做大gdp，转向做大居民收入、组织消费。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今后应主动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个与“橄榄型”社会结构相配套的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架构。
无可置疑，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转型加快期，因此，我国必须顺应这种转折性变化，变被动改革为主动变革，改革传统体制，创建新型管理制度，推进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摘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承担了来自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维持，经济转型的呼声也更为迫切。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累积了一定的优势。在新时期的经济转型中，本文主要讨论了经济转型的有利条件，以期更充分地发挥优势因素的作用。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劳动力优势 人口红利期 消费黄金期
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经济转型将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面对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特点，如何在有效利用现有优势及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步提升将是一大难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在充分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将传统要素与新经济因素相结合的新型改革发展之路。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劳动力优势分析
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所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2003—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拐点的争论越发激烈。
1、从人口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远未结束，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仍将延续。据国家统计局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中14岁以下人口占比约为18.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8.5%；14—65岁人口占比为73%，人口抚养比为36.9%，仍远低于人口红利期50%的标准红线。据商务部针对“民工荒”问题所做的研究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十年左右，劳动力人口供大于求的状况仍未改变。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效应还未完全释放，中国“十二五”规划应该在对人口红利可持续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政策，应该在进一步发挥人口红利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应忽视现有优势盲目推进改革。
2、从劳动力供应来看。虽然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但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裕，劳动力数量供大于求的优势依然明显。201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每年需安排就业的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约1400万，包括700万高校毕业生，700万的中专、技校、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其余的1000多万人，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但城镇每年实际新增就业岗位只有约1200万。”而且中国连续三十年gdp的高速增长与劳动力就业人口增加之间极不协调，2000—2008年gdp增长率由8.1%增至11%，而就业人口增长却从1.1%降至0.7%，这种严重的背离“无就业增长”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佐证之一。
3、从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上看。中国劳动力生产效率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利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正值，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及资本深化还将继续。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来看，第一产业的生产力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也将会迎来发展的良机，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有效转移将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为29708万人、21684万人、26603万人，各自所占的比例为38.1%、27.8%和34.1%，相比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明显偏低。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将会游离出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这一转移将带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经济刺激因素已经不仅仅来自于传统的优势，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将为经济的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
1、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为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使经济改革的基础更为雄厚，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投资与消费以及基础设施都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0年中国的gdp达5.4万亿美元，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达2.847733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总储备的三分之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大国将危机源头转嫁于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制造业地位使中国成为危机的替罪羊。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成为西方大国向中国发难的目标，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动力
都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有着良好的环境条件。
2、消费的黄金时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6%，约为美国的一半，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受制于各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已成必然。然而，未来中国的消费将会迎来一个黄金时期，极有可能超越投资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拐点之后极可能迎来消费的快速增长。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国将迎来一个收入增长、储蓄率降低及消费增长的关键时期，这将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国家更为重视民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的进一步合理调整和城市化水平、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将会增加，储蓄率将会降低。
3、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十二五”规划指出要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2010—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1.75%增加至2.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1.7件增至3.3件”。创新能力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为三大产业的升级及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为经济转型奠定技术基础。
4、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约40%，这不仅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65%相差甚远，也与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55%有相当大的差距。“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将有利于经济转型的顺利稳定进行。
三、发挥两种优势确定经济转型的方向及措施
1、充分发掘劳动力优势，进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提升产业竞争力。由第一部分分析可见，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仍将拥有劳动力人口富裕带来的人口红利。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提升产业水平，从而提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民工荒”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只能到千里之外工作的富裕劳动力，现在已经可以在家乡附近找到一份差不多或者更好的工作，这样既消除了思乡之苦，又规避了迁移的成本，这同时也产生了产业区域合理布局的问题。
2、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源泉，是经济发展最为持久的拉动力。应摈弃过去过分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战略，采取多种措施重视民生问题以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更合理地处理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增强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加快新农村及小城镇建设，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区域优势，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合理控制垄断行业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增长。采取措施努力造就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
3、应用科技大力发展农业及技术创新提升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同时要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科技进步是提升产业生产力的不竭动力，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改变过去仅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生产模式。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及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游离出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间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4、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建立现代物流体系，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提升商务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积极推进发展旅游业、体育事业及家庭服务业。应加快服务业领域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市场，完善服务政策，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要注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这既可以提升经济的现代化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吸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5、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几十年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南方“民工荒”的出现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中国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加快推进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更加注重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及边远地区发展。这既有利于推进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也可以大幅度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推进劳动力的供应和消费问题的解决。
【摘要】 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30年的改革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期，面临人口分布、经济分配、经济结构三者失衡的矛盾，国际国内各种形势促使我们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模式。“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变的关键时期，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加快，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如何实现发展同步、一体化发展，牵动国家整体改革发展全局与大局。本文分析了人口分布、经济分配、经济结构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个人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改革框架，以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 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 思维框架
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尤其是近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且出口物品附加值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出口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内需严重不足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因此，研究和解决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十二五”时期的中心工作与主题。
一、人口分布失衡
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中国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加手工业状态向自主的现代工业状态发展期，加上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影响，中国党和政府和人民都在为解决“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问题而努力。在人口居住地域上，通过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知识青年下乡等措施，把全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保证了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就业。
改革开放30年，政府放松了人口流动管制，城市居住人口大幅上升，乡村居住人口大幅下降。但城乡之间最后一道大门始终没有打开，中国社会出现了六种特有现象：一是城市非户籍人口规模巨大。其中，最典型的是深圳，1400多万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1200多万都是非户籍人口。二是人户分离，带来世界罕有的人口迁徙规模。每逢节假日，交通运输压力巨大，“春运”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三是常年有2亿以上青壮年劳动者异地谋生，农村老人成为农业主要劳动力，农业产业大面积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自给状态。四是农村居民中，大量家庭的小孩无人照看，夫妻分居，导致家庭矛盾严重。同时，城市中小学人满为患，乡村中小学生源大幅下降。五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其中农民工占2.3亿，已成为产业工人主体。而工人阶级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劳动条件和劳动者的尊严都不乐观。六是社会保障、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遇到人户分离与人口频繁流动等棘手难题，制约着社会整体品质的优化和人民的幸福指数的提高。
二、经济分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2009年经济总量达到（gdp）33.5353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7％，占世界gdp总量的7.8%。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9年的第1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8%上升到2008年的7.9％。但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几年连续呈缩小趋势，1985年达到1.86∶1，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总体又呈上升趋势，2006年城乡收入比扩大为3.28∶1，绝对收入差距达到8172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1.5∶1，超过3∶1的情况比较少见。与此同时，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却在增加。
另外，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富裕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1%的人口包括六类人群：一是腐败官员，二是黑社会头目，三是国有垄断大企业高管，四私营企业主，五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权所有者；六是走私、贩毒、、组织等违法团伙主要成员。关键问题是，这1%的暴富者，其高比例的私有财产的来源途径、获取手段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占比极低，即便是合法收入也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使然，更何况大量是非正当性的非法所得。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极不乐观。
三、经济结构失衡
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农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扩大高档消费品进口，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于协调，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各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都有了明显改善，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第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整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纯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上升；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结构正逐步由偏重“消费补偿”的轻型结构向“投资导向”的重型结构升级；在第三产业内部，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传统产业比重下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电信业等迅速发展。
2010年，全社会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将下降到10%以下，农业与农村人口失衡严重。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其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最后，工业内部结构失衡。工业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另外，要素投入结构也失衡，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
四、改革思维框架
第一，用“幸福主义”取代“gdp崇拜”。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系统，仅仅以gdp一个数据，很难反映社会的全貌。gdp只能反映新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额，与国民个人感受没有直接关系，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悖，与“以民为本”的传统观念不匹配。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增进和保障人民的幸福，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社会主义就是幸福主义。
第二，把居住地选择权完全交给公民自己，政府只做满足公民生活、劳动需要的服务工作。当幸福主义成为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公民人生追求的目标时，加上政府公共政策向公平与正义方向调整，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人口爆炸”和“城市病”等现象将得以缓解，人口的流向自然会得到抑制。目前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缓解和释放。我们再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去预测未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生产力极低时期，社会剩余产品极少的情况下，集中各类优势资源办大事情的模式。之所以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出现“人口爆炸”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基本上大部分集中在这些特大城市。如果把大城市的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分散开来，按点、带、群的模式设计城市布局，既能凸显城市特色，又能促进社会的专业化发展，更不会出现人口“爆炸式集聚”。
第三，把各级政府财政改革为“公共财政”模式，把企业为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确定为社会发展模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第四，把“信访办”改成“讲理厅”，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一半补充社保，一半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部门，是人民争取合法权益的协调部门，其效果本身并不好，若把信访部门改成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建立一个发表个人意见、争取合法权益的平台，借用“模拟法庭”形式，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不知要减少多少民怨与民愤。因而化解矛盾比激化、压制矛盾的效果更好。
第五，国家、城市、政策等在机制上对农业、农民、农村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允许城乡人口自然流动，鼓励城市资源、投资、金融服务等到乡村创业；农村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条件下，向大农业企业集中，改小农生产模式为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将几千年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改变成农民与农业企业的雇佣关系，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手中的资产。对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实行特殊优惠措施：一是免除一切税收和政府收费；二是全部农业生产与经营剩余，用于农业工人收入提高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是发行“三农”发展，筹集改善“三农问题”资金；四是对农村捐赠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第六，设立县辖市，规划新的城市发展区域，限制老城市地域规模再扩大。目前许多县级市，也只有县城城区有市的雏形，其他区域还是农村。如果撤销县级市，设立县辖市，从行政体制上就理顺了市建制的级别。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过程，只重视大城市，中小城市建设力度相对较小，基本上没有把县城当城市。其实，中国的一个县，一百或几十万人口，几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县城是当地居民人生中第一个城市。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食品、建筑样式等，就是中国特色。人口的高密度居住方式，带来非常高的建设成本，社会风险也高，宜居程度却不高，而小城市具有宜居城市生活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县辖市。同时，要制约目前大城市无限制的城市扩张，把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和相邻城市的发展进行整体思考，改变目前单一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大区域视野下，建设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组团。另外，尤其要制约水资源溃乏地区的城市无限制扩张。
第七，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必须大幅度提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指望国际贸易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必须立足主要食物自给基础上，以国际贸易为补充。而中国农业生产为什么仍然是小农模式，其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不具备发展基础。把稻谷与蔬菜、肉食品生产进行比较：一是从种植面积看，稻谷需要的种植面积大，且要成片，还需要有水源保障；而蔬菜之类，需要的土地面积小，不需要专门的水源。二是从自然条件看，稻谷需要大量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光照，现代人工不能创造这样的气候环境；而蔬菜之类，却没有这样苛刻的要求，而且能人工创造小气候（大棚）；肉品、植物油等其他菜品、菜料，也没有自然条件的苛刻要求。三是从生长周期与风险来看，稻谷的生长周期最长，遇到的气候、病虫害风险也比较大；而蔬菜与肉类、植物油等其他菜品的生长周期相对要短、风险相对要小。四是从工人成本看，种植稻谷需要的人工成本与蔬菜不相上下，但种植稻谷没有畜力或机械动力却不行，而蔬菜没有这个要求。五是从技术与肥料看，蔬菜相对要求高一点，但没有稻谷种植工序那么繁复。
建议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上涨到目前的价格三倍以上，即稻谷每百斤240-280元，玉米、小麦等粮食同时上涨，才能拉平其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水平。
第八，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创新意识，提高国家创造力才能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三个大国，都是创造力较强的国家，国力的强大，是创造出来的，他们是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并把它用于工业生产、航海与陆运，奠定了英国在工业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主导地位。美国，发明了发电机，引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技术的应用，极大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接着，又创造了“核能利用”技术，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而稳定的电源；再接着，又创造了航天和空间技术，为气象、通讯、导航等多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后来，又发明了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等数字科学与技术，使互联网迅速得到普及，使人类社会步入文化传播新的历史阶段。日本，虽然没有标志性的创造科学与技术，但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1947年，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75年，日本颁布《私立学校法》，如今私立学校在日本已占据半壁江山。
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最终必须依靠创造力的提高。提高国家创造力，一是要科学识别创新人才，二是要有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三是要有鼓励创新人才的选拔机制，四是有容纳创新人才的环境，五是给创新人才创新的基本条件等。否则，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会落空。
【摘要】 就经济转型来说，无论是内在的结构还是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都具有不同于生物学的特点；就中国经济结构的背景和特点而言，农业的发展在经济转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与地位，既是转型的前提也是转型的基础。
【关键词】 农业 济转型 辑前提
就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转型”一词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和严格的概念，它本身是从化学领域中的“构型”、“构象”以及生物学中的“进化”等词引申而来的，它是指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的空间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当然，社会学所研究的经济转型要远比一个分子或者细胞的“转型”要复杂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构成社会要素的内容除了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以外的人的因素的切入。正是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因素的渗透，使社会经济转型的结构和过程具有更多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也就具有与自然规律不同的社会发展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和规律。
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论规则
1、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仅涉及到经济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时间发展顺序、空间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时也涉及到非经济结构以外的社会结构，如法律结构、制度建设与政治治理结构等。在功能结构学派的理论中，事物结构的变动和调整过程不是孤立的，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直接相关并且产生着相互作用。在此，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区别于生物、化学中“物”的变化的被动性。因此，如果说中国30年的改革表现为渐进式实践探索的特点，那么在今天则更有必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注重经济结构中所构成的各要素（经济单元、人口、资源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的设计和外部非经济环境整体协调的推进，这种系统化和整体战略的实施正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所致。
2、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其客观制约性永远是基本特点和要求
社会规律所体现的主、客观为人的内容，也只是规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规律。任何规律的客观制约性对个体与社会的作用和原则的体现，留给我们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选择（在原有构成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对调整与变化路径的选择，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学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其分子结构是有其内在的机理的）。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与事物内在结构的关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辅助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改变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要素逐渐变化的过程，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经济规则。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提出经济转型的目标，至今仍存在着两个较大的障碍：一是转型本身就具有长期性；二是经济运行规则的非经济主体政府力量的非适当运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目标在今天仍然没有实现。因此，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体制性问题的解决。
3、“转型”本身既包括过程也包括方向（目标和定位方式）
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和阶段是由其方向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型的发展战略所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最终收入分配中，资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或者资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则相反。收入份额下降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而其储蓄倾向则相反。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为何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启动内需但在实际中却“启而不动”的原因和“投资饥饿症”以及热钱泛滥的症结所在（即使是实体单位和靠“实体”起家的企业也在热衷于此）。
二、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逻辑前提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职业意义还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利益实现的背景和条件都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命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在发展理念、经营体制与利益实现方式上的转变和调整，而非农业大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消失。如果说用“消灭”农民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和发展农业的话，那么未来的中国所剩下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了，而对农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因此，在科学、客观和理性地认识农民利益实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逻辑判断。从历史到现在，短期的剀恩斯式的干预只能是一个短期的效应而非长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跃进方式来解决中国任何问题的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1、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不等于消灭农业
（1）政治层面。基于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经济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艰难性往往造成了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和强烈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历史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如此，当农民基本利益实现和得以保障时，他们对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维护意识是最强烈的，但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却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这个群体在稳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强的。由此可见，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中国的农业、农民创新意识和能力最强，农民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而得到社会与市场的回报却是最低，但其稳定性又是最强。
（2）经济层面。如果说农业是基础性产业，那是指对工业产业源头的原材料的提供，这种提供过程未必是对农业的完全掠夺，而长期“剪刀差”的办法则是体现了一个让我们尴尬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以基础地位的角色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作用的义务。在历史上，仅仅在1990年，我国工业就从农民手中取走了1127亿元的剩余量，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达23%，其中通过“剪刀差”的办法拿走726.1亿元，通过税收取走81.2亿元，通过储蓄流走的有320.2亿元。以外还有农民所承担的其他如乡镇一级基层政权的负担等。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其出发点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励性的，最终是为农民考虑和着想的，但在实际财政运转体制下，其运转成本最终仍然由农民来承担。这与我国在农业与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和目标是背离的。
当然，现代农业建设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传统农业发展障碍的反思和检讨。农业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现代工业社会科技成果不仅仅体现在发展理念上，也体现在发展方式和生产组织的安排和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上。就发展的观念而言，基于生产阶段的技术工具的投入，今天的农民已自觉不自觉地由传统的生产者转变为经营者了，这种单纯的生产过程的实际“外包”（如播种、收割等生产环节），要求农民需要更多地关注“供”和“销”这两个经营环节，对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产品的选择考量着农民的智慧和胆识；就经营管理体制来说，如何将传统农业时期零散的“一队土豆”的生产要素形成一种合力，与社会市场进行有机对接，这是现代农业建设中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此，除了外部体制性障碍消除以外，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至少有两点认识我们必须关注：一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与农业的对接必须是有机对接而非外来的嫁接。科学技术固然具有引导和示范的作用，但是基于其社会属性的特点，必须考虑农业发展的“内生”性需要的特点。经济学的边际效应告诉我们，任何技术的投入都必须与其产出和效益成合理的比例。二是根据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现代农业的表述，现代农业的构建是建立在农业以外的物质和技术装备基础上的，借助的是农业以外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用农业以外的产业和行业来取代农业的地位与代替农业产业自身的发展。这是一个技术转让和移植的过程。无论是基于中国的国情方面还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实力，我们都不足以能走出“城市包围农村”而最终解决农业问题与实现农民利益之路。
2、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建设相辅相成
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仅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从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历史层面。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也是每个民族或者早或迟都必需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不管苏联是否愿意，因为其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为此，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痛感苏联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至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一般重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社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的重、轻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市场也远比苏联的好。尽管如此，同志仍然认为需要适度调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志说：“你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就会更多些。”这些认识的基本依据是：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产品提高和发展，才能提供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产品销售的重要市场；化肥、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也必须供应农村；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等等。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同志形成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创新思想。
（2）现代化层面。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的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国际游资和热钱在农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上的某些作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其中的价值。同时，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1984—1988年工业的大发展是这一事实的正面说明，而近年来工业产品的滞销则是其反面说明，至于国际市场的波动与经济安全的考虑则是其侧面的佐证。
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再启动”
1、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阶段性的终结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几年里，2004年以来的投资率都超过了42%，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这两个市场的建设原则上，都应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上；或者是国内市场的拓展、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或者是国内市场的培育等。如二战以后的日本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是基于其国内市场的“两头在外”（即原材料和产品的销售市场）的特点所致。就中国30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的选择和实施而言，我国一方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为途径对国内加工产业的发展具有锻炼和技术的培育功能；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实际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等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出口导向型战略自身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出口为战略导向，必然使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基准，这样，一方面国际市场的波动反映便直接体现在国内市场上；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的需求未必是全局和整体的，更未必是协调的、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基准也必然影响到国内市场。而且更重要的事实是，国内市场越大，国际市场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将随之放大。
因此，综合来看，如果我们对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的三架马车：投资、出口与内需作用进行分析，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的空间是有限的，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规划和目标来看，内在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无论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国内市场的建设与完善的需要来说，都应该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政策的重点，当然更是一个难点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其《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一文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今后中国发展的二次转型，应该是投资导向模式、出口导向模式与以gdp为中心发展模式的终结时代。现在看来，问题倒不仅仅在于迟福林教授的观点和判断如何，而是在于对内需的政策导向的选择，究竟是我们被迫无奈的选择（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空间的有限）还是我们本身就应该具有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路径？反之，如果投资与出口的经济效应在今后国际市场回暖之际，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认识和设计内需的地位和作用呢？在今天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突破传统的体制和发展方式的路径应该如何选择和确立，支点究竟在哪里，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
2、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再启动”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础。
第一，城市与农村的消费边际弹性不同。在城市，我国居民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商业革命和大宗消费品排浪式消费之后，先后步入个性化消费阶段，城市居民收入边际消费弹性也随之逐渐减小。在农村，广大农民的生产消费基本处于尚未开发或刚开发阶段，而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潜在的生活消费需求很大，农民消费边际弹性较大。富裕起来的亿万农民，将会成为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内需主力。但这能否成为现实，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还取决于我国今后“三农”现代化发展的力度和进度。
第二，农村有巨大的社会民生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基本采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三农”发展总体相对滞后。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差异较大，并受到地区行政板块经济发展格局的制约，城市化进程在各地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在城乡之间的发展也不够平衡。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如农村精壮人员流失，导致土地撂荒和农村下一代“失教”现象；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造成农村购买力低下和乡镇商品市场发育滞后；城乡之间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造成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工农关系不和谐等。
当前，中国进入结构转型加快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建立、改革的情况下不断完善起来的，它适应于“生产型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特征是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经济结构是生产多、消费少。今后随着中国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结构将发生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以城镇为主；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三是经济结构将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针对第一个变化，如果不能从宏观层面上迅速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权益，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然会从农村转向城镇。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而且他们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维权意识较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再也不会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这样，滞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因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立，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针对这种可能的变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风险也就越小。针对第二个变化，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给饭吃”的办法搞改革开放。因为，正在迅速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对社会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简单。针对第三个变化，我们的管理体制需要从以往用很大精力组织招商、组织生产和做大gdp，转向做大居民收入、组织消费。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今后应主动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个与“橄榄型”社会结构相配套的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架构。
无可置疑，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转型加快期，因此，我国必须顺应这种转折性变化，变被动改革为主动变革，改革传统体制，创建新型管理制度，推进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