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市实体经济，致使今年经济发展面临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已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全国今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把宏观政策的组合界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之大超出了以往。在中央承诺的1.18 万亿元投资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公开表态投资总额已超10万亿元，其根本目的在于刺激增长。就我市来讲基础薄弱、投资规模有限，保持经济增长必须要把握好以下三个环节：
一、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当前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注意解决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现有结构上实行量的扩张。
1、积极提升消费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无论从拉动经济增长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既体现了治标又治本的手段。在当前外部需求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保有增长的重点就是扩内需，就是要拉动投资和消费。在我市的总需求结构中，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投资重、消费轻”的格局。近年来我市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扩张来拉动，固定资产的增长一直要快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这表现为投资率在逐年提高，消费率却增长缓慢。20__年我市投资率为65%，20__年达到78%，但消费率近四年间却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市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的。因此，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上，要把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拉动内需的一项重要任务。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20__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06.6亿元，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增强，如何调节居民的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最终消费需求是目前较为紧迫的。根据我市消费特点及走向，重点应在培育和扩大新兴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上做好文章。密切关注住房、汽车、旅游、信息、教育等新兴消费的增长和发展趋势，加大消费领域的市场营销力度，不断扩大居民旅游和服务消费；加快推进电信普及服务业务特别是农村通信服务发展；促进居民文化、体育健身消费；重视扶持保险、房地产、通信及餐饮服务业发展，大力促进农民消费，寻求新的消费增长点和商品销售热点。这些措施对提升最终消费需求势必起到积极的作用。
2、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本次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市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但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却是一次机遇，将会促使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转变投资方向，进而对扭转我市由于高耗能经济比重过高致使增长缺乏长期保证的局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项目选择上，必须优化投资结构，防止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行为。应加大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力度，指导投资的合理方向。同时，在本轮加大投资力度的过程中，应该运用市场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行业准入严加控制，严防低水平重复建设。应该把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作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次机遇，增加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型项目的投入，加大农业产业基础设施、营销、技术及深加工等薄弱环节的建设。还应大力增加对服务业领域的投资，诸如区域物流中心、公共网络、动漫制作、软件开发等传统和新兴服务业平台的建设等。这对于我市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将不亚于投资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继续深化各项改革
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一方面，经济增长要为改革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改革也有助于理顺各种关系，破解深层矛盾，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开辟成长道路。实事上目前一些运行机制已不能很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前，应当抓住机遇着力推进以下改革：（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此次机构改革为契机，抓紧制定完善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大部门、机构整合力度，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部门体制。要把精简会议和减少行政层级作为改革的一项内容
，着力解决领导忙于“跑会”和“过问”环节多的问题。（2）融资体制改革。积极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保企业就是保经济、保稳定、保和谐”，越是在企业困难的时候，政府越要转变服务方式，紧贴企业需求，大力创新服务平台，推行“金融110”、“企业服务110”，搭建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连心桥，解决“贷款难”和“放贷难”及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快成立市金融办公室，建立融资信息平台，对项目、企业融资需求进行统计，专门引导信贷投放。尝试建立政府投资预算内、水利、交通等各类基金，城建配套费、教育附加等各类财政性建设资金计划管理总盘子，集中财力统筹用于全市各类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投入。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支持企业以债券融资、信托融资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积极探索项目融资等直接融资手段，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3）农村。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的组建，鼓励农民加快土地流转，把土地资源向会经营、懂技术、有资金的企业或个人集中，提高土地集中度，实行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土地产出，全面加快农村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三、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关注民生的关系
近两年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民生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这次国家庞大的投资计划中，民生工程同样被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一领域我市也在逐年加强。
1、有效增加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市近年来的就业状况相对比较稳定，政府采取了“4050工程”、扩大劳务输出、加大社会投资等途径来增加社会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控制在4.2%左右。自去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及“三鹿奶粉”等事件的影响，部分企业被迫裁减了人员，加之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解决就业问题已变得相当紧迫，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已形成较大压力。因此，在关注gdp增长的同时，也要考虑推动就业和保障居民收入的问题。值得肯定的是，在国家与我市拉动内需措施的共同促进下，我市20__年的投资增长将不低于25%，包括__黄河公路大桥、滚红高速公路、保障性住房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一大批项目开工或加快建设，必然会形成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促进就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关注民生工程。投资民生工程是关注民生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我国有明确的导向。早在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策时，主要的投资领域是基础设施，为得是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为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一个良好的环境，引导社会更多投资。而这次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把投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据统计，此次投资方向上，民生的投入，即医疗、教育、文化、安居工程等方面的投入占总额的60％左右。国家20__年重点投资五个领域中有四个方面都涉及到民生工程。因此我市应进一步关注民生类项目工作，加大研究提出涉及“就业促进、扶贫解困、教育助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居”等方面项目论证储备和申报力度，确保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更多的民生工程惠及百姓，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
摘要: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 经济过热 充分就业
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着,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难以为继。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依次为10.0%、10.1%、10.4%、10.7%。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延 续了2003年以来两位数加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繁荣期不断延长。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2007年上半年,我国GDP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168亿元,同比增长25.9%。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由于得到政府财力支持相对较少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加之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瓶颈产业的推波助澜,短缺现象严重,促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而一旦控制投资增速过度,又极易引起明显的经济增长幅度下滑,失业人数增长,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等经济萧条现象。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进入“高增长期”和“高成本期”。高增长需要不断的更高的投入,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速度型的,即以高投入、高消耗换来较高的产出,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2003年至2005年,GDP年均增长10%,但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增长高储蓄。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能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是我国经济有强大发展动力的主要原因。
按照通常的规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从而对储蓄产生影响,储蓄率会相应走低。但是,我国经济增长情况正好相反,经济高增长推动储蓄增长,而且增幅不断扩大,尽管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攀高到40%以上,但国内储蓄增加更快。近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从1996年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3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17.5万亿元。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和明证,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然而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每逢经济高速增长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最终往往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缓解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总是放在降低增长速度上,而往往忽视了我国通货膨胀真正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外延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突出表现在以低下的投资效率、很高的储蓄率或投资额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扩大就业,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中长期问题。近几年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非常突出。庞大的就业压力要求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适度的通货膨胀很难避免。但如果经济增长过快,明显超过资源许可的范围,就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反之,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使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又会引起通货紧缩,进而导致就业萎缩,影响社会安定。问题是,改革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极不协调。
“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向资本与技术密集转变的必然趋势,这在客观上会使经济增长对拉动就业的规模缩减。另一方面,也有着深刻的体制机制原因。一是在发展思路上,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统筹考虑,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增长、轻就业的问题。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长期较快增长,但拉动就业能力却明显下降。出 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仍处在重工业化阶段,具有明显的排斥劳动力倾向。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这也是近年外商投资的重点,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本来资本有机构成就比较高,加上外资的推动,进一步加快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抑制了就业增长。相反,吸纳就业具有明显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到全社会就业规模的增长。
目前我国的经济正逐渐进入新一轮的景气之中,通货膨胀的苗头也已经出现。作为通货膨胀水平参考指标之一
的CPI,2007年7月,同比上涨5.6%,1月至7月累计上涨3.5%,央行认为目前我国通胀预期增强,通胀风险趋于上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解决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经济不能不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但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因此,要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就业增长,又要使通货膨胀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水平上。也就是说,必须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把握好“度”。
所谓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指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技术进步和投资能力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惠,不能以牺牲人民的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不能降低和阻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通货膨胀的程度不能大到阻碍和破坏经济增长的地位。通货膨胀程度的大小有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其基本原则应是不能降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否则,通货膨胀幅度过大,人民生活承受不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价格上涨幅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程度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总之,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应当尽可能地做到物价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大的起伏,保证充分就业。而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切实跨出结构调整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依靠货币推动的速度型增长方式向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是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措施,是处理好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保证。
论文关键词: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论文摘要:我国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依靠经济扩张拉动就业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却在逐渐降低,经济增长不再是解决就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了。本文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出发,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作了阐释,并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提出对策建议。
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现状分析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就有1000万左右,加上每年转移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企业破产产生的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排出的大量富余人员,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约为2000万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经济扩张拉动就业增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平均增长率为9.75%,平均就业增长率为3.03%;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增速基本保持稳定,为9.26%(2000—2008年),但是就业增长率却下降为0.89%,比80年代减少了2.14个百分点。虽然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但每年创造的就业也只有900万个左右。上世纪八十年代,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国就业岗位就能增加200万个,而到了本世纪,仅能增加60万个岗位左右。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已经越来越乏力了。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在资本积累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可变资本就会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扩大。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处于快速的量的扩张阶段,资本总量的迅速扩大导致可变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从而吸收了大量劳动力。
整个80年代我国将轻工业确定为主导产业,由于轻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所以随着资本量的扩大就业人数也大大增加。而90年代后,由于世界技术革命对我国的渗透和扩张,以及我国国内技术改造和进步的作用,我国经济逐步从量的快速扩张向质量提高与规模积极方向发展,我国第二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主导产业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这使我国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大提高,从而大大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我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
三、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的启示
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无疑是失业产生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的片面观,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从单个生产部门看,只要该部门资本总量的增长快于资本构成的提高,就业人数也是会绝对增加的。此外,在资本积累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新机器的使用,“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因为,大工业下机器的使用会创造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新的产业部门,还会创造配套的产业服务,使产品生产呈现多元化,扩大社会的就业需求,从而对就业产生创造效应。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我国就业增长。
(一)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要保证我国就业的稳定增长,首先必须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只有资本总量扩大了,可变资本才会增加,进而才有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因此,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保证资本总量的绝对增加,是就业增长的前提。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积累中生产效率的提高会使被用于非生产劳动和仆役阶级的人数增加。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会从简单的物质需求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发展。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第三产业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它作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就业增长点对扩大我国就业容量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力发展知识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积累中,技术进步会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新产业的诞生,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就业需求。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产业蓬勃兴起,正在替代工业经济主导着经济发展。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在总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形下,各技术等级岗位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其中较大的是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等。因此,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减少结构性失业,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和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人力资本概述
人力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之一,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问题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确切地说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的定义上也有细微的不同。总而言之,有以下几点是明确的:第一,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体能、知识、技能等各种能力的综合体现;第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过程;第三,一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接受教育获得的。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核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教育投资。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力资本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其作用也大于物质形态的投资。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首先要人才来掌握,其次更需要人才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人才能力发挥的体现。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一方面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作为内生要素存在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名塞尔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建立了广为采用的人力资本收入模型。名赛尔提出着名的名塞尔收入函数,名塞尔模型的突出特点就是,受教育年限是收入的决定变量,因此受教育年限的数据可以被用来估计不同教育体系的国家的教育回报之间的比较。同时,名塞尔认为收入差别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个人在人力资本质量上存在差异。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专注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在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非常显着的,也有关于该问题比较独特的看法。
王芳等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对福建省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对福建省教育经费和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以协整理论为依据,对该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教育经费年度统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没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李发昇和张维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一文看法比较独特,认为人力资本并不是直接的投入要素,将其作为投入要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文章中采用AK模型,把人力资本作为影响要素而非投入要素处理。得出的结论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承载的智慧作用于创新、劳动工具承载的智慧作用于生产来实现的。
胡乔林和李思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作用研究》中在基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出生构建一个模型,得出结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不仅内生于劳动投入的有效劳动(体现在人力资本存量方面),还具有显着的外部性作用(体现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能较大幅度地提高产出量,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三、相关评述
尽管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研究分析中还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首先,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取不一致,有些从投入的角度分析,有些是从产出的角度分析。从产出的角度分析,由于劳动者实际提供的人力资本与应得的报酬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投入的角度分析一般有这几种选择: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历指数法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指花费在受教育者身上的所有教育经费投入,一个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他从受正规教育开始,到受最终教育层次毕业时,花费在他身上的所有教育经费总和。根据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的定义,教育投资只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多种形式之一,如果只考虑教育的作用,而其他投资要素进行综合估计,这样在测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际上就变成了测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赵雪梅的《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一文对指标的选取就克服了这个问题。文中指出贝克尔通过论证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由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卫生健康投资、人力资本流动投资构成。通过教育支出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即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熟练程度,进而增加未来收益;卫生保健支出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从而增强工作能力。因此如果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力资本流动投资和培训投资的数据缺失,可以将教育经费和卫生总费用作自变量用来用。对于该模型的认识是完全可以将教育经费和卫生总费用这两者相加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变量,再选择合适的生产函数扩展模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力资本投资变量的选取都应该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如果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我们可以这样考虑,毕竟国与国之间人才的流动性还是低于国内人才流动性的。但是如果研究对象是某一地区比如某个省份,那么将教育经费作为变量就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人力资本的投资了。比如陕西省作为中国继北京、上海之后的教育大省,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教育经费的投资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却远远不及北上广地区。不像自然资源,教育成果即人才有着很强的流动性,陕西省财政支出支持发展教育事业,但是这个结果不是仅由陕西省享用的。所以这时候把教育经费作为人力投资的变量就不能准确反映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投资资本的变量来构建模型。
关于概念的选择问题。人力资本投入量有些论文定义成劳动力数量投入。本文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劳动力投入量反映的是参与劳动的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接受过教育的和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未接受教育的劳动力所具有的劳动力是没有经过教育和培训的。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指的就是会引起外在效应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他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如 果我们把未接受教育的劳动力不认为是人力资本投入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讨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中这个变量也是可以不加以考虑的。
其次,对于人力资本投资于经济增长关系是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在模型的选择问题上,大多数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扩展模型作为模型的基础。也有部分学者以一元线性回归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赵雪梅的《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教育费用那个和卫生总费用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反过来经济增长也对教育费用和卫生总费用具有促进作用,它们之间具有双向促进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统计资料的不完善和数据的不精确性。一个好的计量模型不仅需要好的指标而且需要相对准确的数据。由于获取数据途径的缺乏,我们得到的有些数据很难准确反映我们的指标。再者,统计资料的不完善也是影响数据质量的原因。
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起步是一个共同现象。我们必须对发展在历史和观念上进行深刻反思,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是否能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来改变社会价值观,就成为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只有转变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我国经济即将进入到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启动的同时,我国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一、必须摒弃传统发展理念
过去那种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的观念,那种“重投资、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重数量、轻质效”“重短期、轻长期”“重增长、轻环境”“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财富、轻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为。都已难以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新的资源观、成本观、产业观和政绩观等。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必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契机,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劳动者素质,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这个转化,需要教育发挥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最能够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做出直接贡献的。就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狠抓了教育,狠抓了人力资源开发。我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个历史性跨越,这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保障了经济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提高。人们一般认为百年树人。教育具有长远的意义,这是不错的;但还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使广大劳动者普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且还要让他们普遍接受基本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与之相适应。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尽可能让价格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赖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市场价格机制可以及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同时又激励人们不断开发替代品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新技术,从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而在价格机制不完善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程度就得不到真实的反映。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缺乏足够的动力。
近几年,一些名目繁多的土地优惠政策,能源、水资源等“僵硬”的官制价格,环境污染的“低成本”或“零价格”,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它们也表明政府对某些资源的配置,仍拥有过多的支配权力。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进一步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让价格能够灵敏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同时,应建立和强化相应的制度约束。在打破所有制歧视、公平市场准入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标准,规范政府行为和新增投资的进入规则,让那些对土地过度使用、对资源过度开采和对环境严重破坏的经济行为支付较高的制度成本。当然,一些基础性资源的价格变动牵动面很广,有的直接关系到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必须慎重对待。但尽可能地让价格机制及时向企业和社会传递资源稀缺程度的真实信号,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四、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迄今未能摆脱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与制造业相比较。服务业提供的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无形的劳务。因而。单位增加值产出的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相对较少。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会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将其放到与现代制造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现代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装备部门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是竞争实力的重要支撑。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而应与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动。近年来。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制造业的发展,在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服务业方面,则无所作为;有的地方对竞争力已经衰退的传统工业,仍极力给予政策扶持,而较少引导它们从工业领域退出,向服务业转移;有的地方在税收、用地等方面,一律向制造业倾斜,对服务业“另眼相看”。面对新的竞争形势和约束条件,下一步不仅需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进行严格控制,对现代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产品进行引导和扶持。而且应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激活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五、提升工业高新区建设水平,发挥产业集群效益
产业集群是指从事同一产业的数十、数百乃至上千家企业及为其服务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在同一地区集中投资所形成的企业集群,是提升区域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竞争力往往表现为其对资源的吸引力和利用这些资源创造新价值的能力,产业集群以小企业、大协作,小产品、大市场,小集群、大作为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交互作用下,已经成为区域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骨干力量。
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战略。从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创新发展模式,实施产业本土化战略,大力培育“自主技术”“自有品牌”的两自企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的升级,全面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不断完善集群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产业集群为依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结构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环境创新。从单纯的减地价、提供政策优惠。向提供技术、品牌、信息、市场、融资扶持等公共服务转变,以强化发展规划为先导。加快重点项目的建设。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加快集群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现有产业集群。为此,要创新管理机制,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转变。使之朝着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完善的企业化经营方向发展。要创新
招商引资方式,集中力量建设一批特色工业园区,走专业招商、以商招商、全民安商的路子,促成工业发展特色化、专业化、配套化、链条化,增强产业集聚能力和竞争力。
内容摘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各国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繁荣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本文在对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运行态势
我国经济增长概况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增长了49倍多,年均年增长9.4%。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1%左右提高到近4%,在近30年时间里保持这种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六位。迄今为止,只有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3个经济体在20世纪连续40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速的记录。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概况
在对外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1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7%。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2004年的第3位,利用外资也连续12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5600多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70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累计308亿美元。
继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05年更是达到14221.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3.2%,相当于2001年的2.8倍。 2005年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98.1亿美元,创当月进出口总值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0%。2005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5948.1亿美元,增长21%。 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与前6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超过千亿美元规模,与欧盟、美国的双边贸易分别突破2000亿美元。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高速增长,2005年继续稳居全球第3位(见图1)。
综合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运行轨迹的趋势基本一致,即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发生波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往往不景气。由此可见,二者呈现出较为密切的依存关系。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的观点是,要揭示贸易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把贸易量的扩大同国民经济的增长加以对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上加以分析。
外贸依存度是反映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包括外贸整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三种。就世界范围来看,在2000年当中,世界总贸易依存度为25.1%,发达国家为21.8%,发展中国家为35.6%。货物贸易依存度:世界为20.5%,发达国家为17.4%,发展中国家为30.1%,中国为21.1%。服务贸易依存度:世界为4.6%,发达国家为4.3%,发展中国家为5.5%。
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30%以上,2000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44%。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当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51%,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60.2%,2004年上升到约70%,2005年上升到80%(见表1)。
表1说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也高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目前的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为保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出口贸易的问题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结论与对策建议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很明显的时期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进口是对经济增长的漏损,进口的增加将减缓经济的增长,加重进口国的失业,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但经济的增长将会拉动进口的增长;出口则是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纯拉动,出口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内的就业。
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上升,加速通货膨胀,此时的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这时的进口会增大本国的供给而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进口产品又分为进口消费资料和进口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进口会提高国内的暂时供给,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生产资料的进口能增加国内的长期供给能力,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出口则会降低国内的供给能力,加速通货膨胀,并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出口初级产品和大量的原材料则会降低国内的生产能力,导致国民收入下降,这就是有名的“贸易贫困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出口能增加进口,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对外贸易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质量。经济发展要求对外贸易的根本任务在于促进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如果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这些目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对外贸易结构失衡,效益低下。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合理,大多是附加值低的产品,而且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尤其是纺织业,大大超过世界水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所占比重寥寥无几。因此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是当务之急,了解世界的需求并顺应需求,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增强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重要途径。
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不能忽略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占有。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主要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经济管理经验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和能力,通过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一个国家的经济若长期依靠“外力”,不加快由导入型经济向内生自主型经济转变,将会给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问题。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际比较优势,走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 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经济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日趋紧密,全方位的竞争将明显突破地域的限制,我国只有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在国际交换中取得最大的利益。而我国的对外贸易才会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会更加明显。
摘要:经济和税收的经济学关系的可以理解为为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以福建省为例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并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一方面福建省经济发展带动了税收增长;另一方面,福建省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时隔不到两年,国家发改委又于2011年4月全文公布《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这对于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如何理顺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保持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进行了一番探讨。
1 实证研究
1.1 经济增长和税收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选取变量构建经济增长与税收之间的回归模型,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验证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决定作用。
(1)选择变量。本文所选择的变量分别是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TAX。变量的原始数据GDP和TAX均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1995—2009。
(2)单位根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不能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此,首先判断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性,对GDP和TAX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一可知GDP和TAX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在对这一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要进一步判断这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注:检验形式(c,t,m)中c、t、m分别代表ADF检验中包含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0代表不包含,D2代表进行二次差分;时间序列平稳均是在临界值为5%时的结论。
(3)协整检验。因为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要求两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从上述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已经得出GDP和TAX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的结论。因此,笔者将运用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一步,构建估计方程。首先运用OLS法估计协整向量GDP和TAX,可得如下方程:
从R2值可知样本回归线对样本观测拟合得较好。第二步,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上可知,残差Et=TAX-0.062GDP,对Et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二所示,可知Et具有平稳性,因此GDP和TAX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GDP和TAX分别作滞后1阶和2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取置信水平a为0.01,如表三所示,可得结论:经济增长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而税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若加上GDP的滞后变量对TAX的预测精度存在显着性改善,换句话说,前一期的经济总量对后一期的税收收入存在显着影响。经济总量的变化能够引起相应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从而论证了经济增长决定税收收入的结论。
1.2 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同样地,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也可以通过构建模型来论证。选取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TAX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由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由此构建的模型不存在“虚假回归”的线性,运用Eview软件构造的方程
GDP=15.86TAX因为R2值较大,所以该方程能够较好地说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即使没有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我们仍然得出结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是正向相关,税收收入的增加在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现实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的征税水平往往很难达到最佳税率水平。通过比较我国和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可知福建省的征税税率并未达到理论上的最佳值,而且离这一最佳征税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如表四所示,2002-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4.81%上升到17.33%,涨幅达到17%。相比之下,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维持在4.69%-6.36%之间,虽然从2004年开始,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的趋势,涨幅达到了35%,但是由于基数低,总体来看,福建省的征税水平仍然偏低,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速度。
2 主要结论
通过分别构建模型对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福建省经济和税收的关系符合经济增长决定税收的原则。一方面,1994年以来,福建省经济总量不断提高,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从总量来看,福建省的税收收入也不断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两者的变化情况近似一致,并且税收收入的变化幅度小于经济总量的变动幅度,两者表现出较为紧密的相关性,而
这种相关性是以经济总量为主导的。
第二,福建省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提升的空间。首先,由福建省的税收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关系式GDP=15.86TAX,可以得知,福建省税收收入对于经济增长是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的。然而,2002-2009年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最高也只有6.36%,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17.33%。由此可见,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也就意味着税收收入并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能动的反作用。
一、辽宁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
辽宁所辖14个市,100个县(市、区),其中县(市)44个。全省总人口437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956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44.71%。全省陆地面积14.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5%。耕地面积6128万亩,人均耕地1.4亩,其中基本农田面积5448万亩。2009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65.6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76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58元。这些充分说明“十一五”期间,辽宁经济发展已经奠定了新的格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接近6000美元,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开发大开放”的态势全面形成;沈阳经济区“晋升”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并展开先行先试,相关地区的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2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努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增强农业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农业技术推广。”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而且要求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任务。这说明“转方式”不仅是工业的事、城市的事,也是农业的事、农村的事。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积极实现农业经济的“数量”增长,更要注重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并由以往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转变。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将农业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积极创新、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节约利用农业资源、保护改善农村环境。
二、辽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
辽宁虽然是一个工业比重较大的省份,但随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进一步由南向北推移,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等方面所肩负的任务将越发艰巨。尽管辽宁现代农业发展具备了一些有利条件,农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未来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有待于“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前辽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如下问题:
1.由于农产品生产效益偏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较难。在农民享受中央的惠农支农政策同时,各种农资、饲料价格却也一路飚升,加上原油价格的上涨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使农机使用成本、农村畜力的租用价格也相应提高。农产品生产收益没得到提高反而降低了,粮食直补和取消农业税费等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这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竞争力不强。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辽西北等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与南部、中部地区发展水平形成较大反差,县(市)与县(市)之间生产总值最高相差20倍以上。辽宁全省44个县(市)中还有15个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辽西北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不同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较大,大连、沈阳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阜新、朝阳高出近两倍。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强者恒强、弱者常弱,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3.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还不够科学,粮食增产现代化水平还较低。在一、二、三产业中,辽宁农业与工业相比科技含量、装备水平相对滞后,地少人多、增收缓慢、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现状仍然存在。在农村局部地区还是一亩地种植一个品种几十年,品种退化严重,产量不高,质量不佳,效益不好。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食增产增收任务仍然艰巨。多年的实践证明,要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路子。通过深入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实行良种良法相配套,依靠科技挖掘增产潜力,把专家的产量变成农民的产量,把小面积实验产量变成大面积推广产量,真正实现粮食大面积区域平衡增产。
4.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农业龙头企业优势带动作用的发挥有待加强。农村务农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已成为增强农业后劲的重要制约因素,不少农村相当数量的青壮劳力从务农转到其他行业,务农劳力科技文化素质低,年龄趋于老化,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接受新技术慢,加上家庭经营条件的局限,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亟待加强。从龙头企业看,企业的辐射带动能力仍偏弱,带动农户规模不够、作用不强,与目前部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7.6万户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调查中还发现,有些龙头企业经营规模较大,但生产原料和基地建在省外,对当地农民的直接带动作用不大。产业集群特色不鲜明,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规模化经营,没有发挥出自身优势,对整个产业的支持和推动力度不够。
5.乡镇企业管理水平较低,需要树立起有市场号召力的特色品牌。辽宁省城市化水平居全国第6位,而农村城镇化水平居全国第13位。全省包括县城在内的近600个小城镇人口不到560万人,仅占全省村镇人口总数的26%,镇均人口不足万人。一些小城镇缺少科学规划,企业产业发育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对周边农村发展带动和辐射作用不强,特色品牌数量有限,需要树立起有市场号召力的特色品牌。
6.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意识需要加强,软硬环境建设亟待总体提升。农业生产专业化、组织化程度还不够高,特色产业布局不够集中,生产基地相对分散,缺少覆盖面大的专业化生产基地。农业标准化水平较低,部分农产品质量动态不稳,市场竞争力较弱。农产品加工率为45%,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0.42:1,与发达省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农业利用外资和农产品出口规模不大,外向型农业总体水平不高。
三、加快转变辽宁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建议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首先是从加强农业开始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应该从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增长”追求的是规模的扩张,总量在短期内的不断增大,它更注重总量的增幅以及如何缩短实现这一增幅所耗费的时间;“增长”强调的则是质量的提升以及这种提升的可持续能力,它更加关注总量增大中所投入的成本和所付出的代价。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如何实现辽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是目前学术界正在探讨的理论问题,又是辽宁经济增长中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1.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内涵。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内涵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核心依托。特别是以设施农业等优势农业为载体的深度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性。辽宁设施农业面积已经达到1000万亩,日光温室据全国首位,这为辽宁农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奠定了基础。设施农业能使传统农业摆脱自然的束缚,推进农业走向现代化和 工厂化。同时,根据辽宁实际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特色农业、循环生态农业以及动植物良种繁殖、疫病控制、农作物栽培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农业标准化技术、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农产品无公害化生产,同时加快发展如都市农业、观光农业、农业信息系统及装备、农业物联网、创意农业等内容。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和加快农业文化建设普及等。
2.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视农业合作社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要充分发挥龙头农业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让农业合作社与农民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农民得到实惠,在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扩大优势和特色产品的生产,加大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力度,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
3.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要以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为重点。具体工作是:建立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高效精干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其他多种渠道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按照“公益性、区域性、综合性、层次性”的原则,加快构建政府推广机构和其它所有制推广组织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促进重大关键技术的攻关、示范、推广和应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鼓励科技创新,把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与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结合起来。通过科技手段不断提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4.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加速推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合理有序转移,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平均生产规模就会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能得到提高。在非农业人口增加之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扩大了消费市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也需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为支撑。所以要以加快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为重点,提高未来农民的文化素质,不再产生新的文盲和素质低下的从业者;同时切实做好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推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5.争取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后盾,由政府给予大量的投资支持和各种形式的补贴。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体制政策的惯性还在影响着对农业的投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比例低于财政本身增长的比例态势还没有改变。近几年,虽然政府实施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系列政策,但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不稳定,还难以实现承担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同时农村的道路、水利、农田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维修任务十分繁重,所以,现在还需要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大中型以上的项目还是应该以政府投入为主,给农民更多的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时间,为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奠定物质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从制度的功能分析入手，通过对个案的剖析，及对92个国家的专利授权数与其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的相关性分析，直观地显示出知识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促进关系的结论。
1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持续的动力
虽然世界各国发展的进程参差不齐，但经济增长却始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仅仅是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量增加的结果。近半个世纪来，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信息产业带动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胀，人们逐渐意识到：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技术创新导致了产业革命，并使人类的生活环境飞跃发展。早在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R.M.Solow）则就在他的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中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的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估计，这篇文献在历史上首次给出了一个测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规范方法。
然而，法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们却有更深刻的忧患和思考，认为创新在一般情况下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偶发性活动，它对经济的刺激和带动也可能只是局部的、间段的，如何使这些随机的点串成线段、线段连成无限延伸的直线，也就是说使人类的技术创新成为一个持续的、不间段的活动，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问题便被重视起来。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但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利用，就是说，如果它自己的进步要受这种利用的刺激，必须作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以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中先进部分产生的创新。”发展经济学权威刘易斯（W.ArthurLewis）也向我们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某些社会可以看到这些因素正在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却不是这样，或者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些因素在有力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些阶段这种作用却很小。什么环境最有利于这些因素的出现呢？”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制度的功能上。他认为，在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其结果是限制或促进着经济增长。事实上，对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刘易斯那里开始研究的。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派就已经开始用一些经济模型研究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到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刘易斯的研究结论是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具体表现为“制度对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制度可能是沿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变化，但也可能是沿着限制增长的方向变化。”刘易斯认为，人们应当研究哪些制度有利于增长，哪些制度不利于创新或投资，然后，再进入观念的领域，提出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创立了有利于增长而不是制约增长的制度？
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上最早的创新激励制度，是已有四百年历史的专利制度，其标志是1624年英国颁布的《垄断法规》，它也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从法律上确定专利权这种无形资产的产权，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活动。可以这样说，18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没有专利制度是难以发生的。知识产权法是一系列保护知识资产的制度，它的目的在于通过赋予一定的人的某种权利或法律地位，保护权利人的权利，鼓励生产知识资产，促进科技、文化和艺术等事业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一条规定专利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两法均以促进文化、科学进步、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微观上，法律为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提供了一种制度基础，使权利人的智力劳动能得到回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可能性，从而调动了人们从事创新活动以生产更多的知识资产并将它们提供给社会的积极性，使社会也同时受益。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机制。宏观上，也就是从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经济增长取决于知识的增长，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将会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率，促进一个国家生产的总量和人均值的增长，从而也促进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2 美国奇迹――― 一个案例
美国是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国家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从美国建国时起，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体系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作为全民的信条，并写进了美国宪法。高水平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使美国的经济持续进步和繁荣。而作为技术创新权利拥有者可以并做到了“把成果带进了银行。”―一安全并升值。在Kodak和Polaroid快速成像照相诉讼中，近10亿美元的判决不仅是美国授予权利力量的体现，也是执行机构力量的有力证据。正是这些专利、商标和版权的经济实力支持着全美的工业，同时也影响着全世界的工业。1996年，仅版权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约2784亿美元，占GDP的3 65%.专利和商标的贡献也许更为巨大，几乎每一样东西，从波音飞机到通用汽车，从生物技术到农业产品。从IBM到微软，以及各种药物，如现在最时髦的Viagra（伟哥），都是建立美国专利保护的产品或方法之上。而名牌商标的魅力对人们消费的影响就更大了。
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良性循环。1997年财政年度，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受理专利申请237，045件，授权专利122，977件；受理商 标申请224，355件，注册商标97，294件。这些授权的数目是衡量它们在美国经济中的价值的重要指标。
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其知识产权授权数总是独占鳌头，因此，它具有全球最庞大的经济就不足为奇了。
3 数据分析
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作为衡量该国经济发展的合适的量度，用它作为经济的标尺是国际上广泛接受的；一个国家授权专利的数量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效应的合适的量度，尽管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选择授权专利数是因为它能大量提供国家之间可比的有形和无形的根据。
一个国家给予知识产权的尊重水平对该国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推而广之，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积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可能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主流将是技术创新所导致。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然后解析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同时对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作了综合评价,最后对中国金融业进一步进行金融深化的“拦路虎”提出了相关解决策略,以致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 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着。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 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 · 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 、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着,说明接受H 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 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 “债转股”、 “债转股基金” 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最后是C类问题,即外汇市场的自由化。我国的外汇市场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的道路,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这种策略是正确。只有在国内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才能尽量避免因外汇市场的开放对国内的金融业产生重大冲击。我国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条件不成熟,是决不能贸然实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总之,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应当始终与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不同的金融问题采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摘要:经济和税收的经济学关系的可以理解为为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以福建省为例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并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一方面福建省经济发展带动了税收增长;另一方面,福建省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税收;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时隔不到两年,国家发改委又于2011年4月全文公布《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这对于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就如何理顺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保持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进行了一番探讨。
1 实证研究
1.1 经济增长和税收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选取变量构建经济增长与税收之间的回归模型,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验证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的决定作用。
(1)选择变量。本文所选择的变量分别是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TAX。变量的原始数据GDP和TAX均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时间区间为1995—2009。
(2)单位根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不能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因此,首先判断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性,对GDP和TAX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一可知GDP和TAX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在对这一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要进一步判断这两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注:检验形式(c,t,m)中c、t、m分别代表ADF检验中包含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0代表不包含,D2代表进行二次差分;时间序列平稳均是在临界值为5%时的结论。
(3)协整检验。因为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要求两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从上述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已经得出GDP和TAX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的结论。因此,笔者将运用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第一步,构建估计方程。首先运用OLS法估计协整向量GDP和TAX,可得如下方程:
从R2值可知样本回归线对样本观测拟合得较好。第二步,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上可知,残差Et=TAX-0.062GDP,对Et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二所示,可知Et具有平稳性,因此GDP和TAX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GDP和TAX分别作滞后1阶和2阶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取置信水平a为0.01,如表三所示,可得结论:经济增长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而税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若加上GDP的滞后变量对TAX的预测精度存在显着性改善,换句话说,前一期的经济总量对后一期的税收收入存在显着影响。经济总量的变化能够引起相应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从而论证了经济增长决定税收收入的结论。
1.2 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同样地,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也可以通过构建模型来论证。选取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和税收收入TAX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由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由此构建的模型不存在“虚假回归”的线性,运用Eview软件构造的方程如下:
GDP=15.86TAX因为R2值较大,所以该方程能够较好地说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即使没有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我们仍然得出结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是正向相关,税收收入的增加在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现实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的征税水平往往很难达到最佳税率水平。通过比较我国和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可知福建省的征税税率并未达到理论上的最佳值,而且离这一最佳征税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如表四所示,2002-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4.81%上升到17.33%,涨幅达到17%。相比之下,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基本维持在4.69%-6.36%之间,虽然从2004年开始,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呈现较快的增长的趋势,涨幅达到了35%,但是由于基数低,总体来看,福建省的征税水平仍然偏低,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速度。
2 主要结论
通过分别构建模型对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福建省经济和税收的关系符合经济增长决定税收的原则。一方面,1994年以来,福建省经济总量不断提高,发展速度超过了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从总量来看,福建省的税收收入也不断增加;从变动趋势来看,两者的变化情况近似一致,并且税收收入的变化幅度小于经济总量的变动幅度,两者表现出较为紧密的相关性,而
这种相关性是以经济总量为主导的。
第二,福建省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提升的空间。首先,由福建省的税收收入和经济总量的关系式GDP=15.86TAX,可以得知,福建省税收收入对于经济增长是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的。然而,2002-2009年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最高也只有6.36%,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全国平均水平17.33%。由此可见,福建省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也就意味着税收收入并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能动的反作用。
摘 要 市场制度可分为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和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等类型，市场制度类型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制度类型 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内生化，从而对经济增长中的一些现象作出了较合理的解释。但在新增长理论中，制度因素仍是外生给宣扬，这又使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市场制度是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本文将市场制度分为四种类型，分析和比较各种市场制度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1 市场制度的类型及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度问题重新激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制度分析开始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界对制度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及其相互关系的层面上，而少有对制度作分类或型式化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既不利于制度问题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将制度因素与其他经济问题联系起来，揭示其相互关系。
在经济体系中，市场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制度形式之一。市场制度可以说是个排列其消费偏好和自由追求这些偏好的能力达到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市场制度并非铁板一块。应当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市场制度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为了研究市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将这种制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这种制度以存在着健全的市场主体、完备的市场体系、统一完善的市场规则和健全的市场服务体系为特征。当达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多均属于这种情况；②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政府以市场经济导向为目标，积极地培育市场，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当代中国，大体上属于这种情况；③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在这种制度类型中，经济政策主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政府不实行积极培育市场的政策，但也限制或阻碍市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④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在这种市场制度下，相当数量的经济活动是由传统、习俗和命令来调节，市场体系残缺不全，人们商品意识不强，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低下。撒哈拉的南非洲国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下面考察一下各种市场制度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首先看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国家。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开展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西方国家工业化开展的年份，英国为1780～1785年，法国为1831～1840年，美国为1834～1859年。我们大致以此为起点，来看看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长时期的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值和年均增产率（见表1）。
其次看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国家。亚洲“四小龙”中除香港外，韩国、台湾、新加坡都是较典型的政府主导市场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所推行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在20世纪60～80年代促成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见表2）。
再次看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的国家。“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一度较快。1950～198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率为5.6%。80年代以后，拉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1981～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1%，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9%。9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好转，但仍不尽人意。最后看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的国家。1960～1970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8%，70年代则为5.2%。进入80年代后，非洲经济急剧恶化。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统计，1980～198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0.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9%。在1986～1990年间，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7%（1987年增长0.3%除外）。非洲成为80年代世界上唯一人均收入持续下降的大陆。。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发达完备型市场制度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差异不大，在长期内呈现出稳定增长之势；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20～30年）则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情况；自然演进型市场制度和低度发展型市场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起落较大，未出现持续的较快增长，且都经历过严重的经济衰退期（10年左右时间），但前者较后者绩效略好。
2 不同增长绩效的制度分析
发达完备的市场制度有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经济学家对此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一般认为，在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技术创新的进程又依赖于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其中不仅包括产生创新的制度，而且包含确定所有权和新式地追求个人的偏好而鼓励了技术创新，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此相反，在低度发展的市场制度下，由于制度设施不完善，使得多种经济信号缺乏有效的反应中枢，市场主体难以获得较全面和正确的经济信号，从而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发挥其配置机能。发达完备的市场制度国家与低度发展的市场制度国家在经济增长上绩效殊异，从制度上似不难作出说明。
就政府主导型市场制度国家来说，政府在推动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其政府以市场经济导向为目标积极地培育市场，构建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了改变市场机制配置功能不足的状况，它们把培育市场作为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了多种措施力促市场的发育和发展。首先是给公众较大的经济自由，保护私人财产权利，鼓励民间的投资热情，推动民营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时要求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并把一部分国营企业转为民营。其次是积极培育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鼓励投入要素的流动，建立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市场体系网络。第三是适时实现由进口替代为主向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转变，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建立加工出口区和自由贸易区，对出口实行退税和免税，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利用外部资源。第四是努力推动价格制度的合理化，逐步放松外汇、贸易、物价、物资供应等方面的管制。积极地培育市场是东亚地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不仅避免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中容易出两年价格过度扭曲现象，而且为经济发展聚集了强大的后劲，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应当看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虽有其必要，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的矛盾的问题。在实现了经济起步以后，这些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反观自然演进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选择积极推进市场发育的政策，其政策措施主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来决定的。就拉美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各国农业部门力量衰弱，农业利益集团的影响缩小；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集协和迅速崛起，资产阶级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开始壮大。民众主义文人政府认为城市的政治动乱最具危险性，因而总是把处理城市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放在首位。民众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及“资本和劳动之前的妥协”，其目标是使社会各阶层都能程度不同地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而忽视对市场的培育及内向发展的政策，非但没有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而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患。
3 制度因素内生化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特征的理论模型，从而促成了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然而，新增长理论仍然有其缺陷和不足。在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制度和个人偏好仍然被看作外生给定的，因此无法利用这一框架说明经济制度的变化或个人偏好的变化、生产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首先是对“获得正确价格”的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都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扭曲。能否获得正确的价格，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获得正确的价格，并不是一个调控问题，而是一个选择正确制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选择如何安排社会的问题。由于基本的价格扭曲是由构成政治经济基本结构的宪法秩序所引起的，因而，制度变革对于获得正确的价格特别重要。其次是对结构变动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上，进一步的发展将需要在经济结构上出现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规模的扩大，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部门转移上的变化和贸易在经济中作用的变化。为了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制度在配置资源、提供动力和信息等方面必须加以根本的转变。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一定时期内特定的政策和战略，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但将制度因素真正地内生化，以较为抽象的理论模型（特别是数学模型）对此加以说明，却远非易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制度因素的分析还欠具体和深入，另一方面是由于将其纳入较抽象的理论模型，对数学工具有较高的要求。可以说，将制度因素内生化，方向是明确的，但要真正取得成效，还须作艰苦的努力。
【内容提要】政治合法性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利益分析方法入手，就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含现实利益又包含预期利益，既包含经济利益又包含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而利益需求是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因而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能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把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同时，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也提出了要求：即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协调性。
【关键字】 经济增长 政治合法性 利益关系
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就在于这种政治制度是否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普遍的、最基本的原理。政治合法性作为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它的根本基础是否应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即经济增长呢？事实上，合法性基础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有三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3/4到4/5，被公认为世界第二，就其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不致于导致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如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不到美国的1/3，GDP甚至不足美国的1/20（四千亿美元），而其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却并没有被根本改变的迹象。第二个例证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1962)，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全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权却没有发生波动和危机。第三个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同时，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却逐渐丧失，并最终为民主政体所代替。为什么有的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的情况下合法性基础却十分巩固,而有些政府却在经济相当成功时崩溃？经济增长在政治合法性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围绕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作一探索。
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与法制化有一定联系，但不是“合乎法律”的意思。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评价标准就是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的程度（对政治领导人及其决策的信任程度），也即政治权威的大小。社会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忠诚并非统治者单向作用的结果，更非依靠强力威胁就能达成，而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价值与其成员的价值是否一致而定。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了广泛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
各种社会行为的背后是利益，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动因。统治者传递、灌输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特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论证其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被统治者学习、认同某种政治制度，同样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82）。这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逻辑基础和最基本的出发点。考察我国合法性基础的演变，就不难看出，合法性基础大体上是围绕着人们的利益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源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1978 年以来，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我们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 90 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即加大反腐败、反贫困和建立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通过维护或提高社会公正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新形势下，我们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至此，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当然，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也存在着把合法性基础完全脱离人们的利益的时期，例如，公社化运动，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教训。历史实践证明，凡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切实维护、实现人们利益的时期，合法性基础就巩固，凡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背离人们利益的阶段，合法性基础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合法性危机的困境就会呈现出来，国家政权就会陷入困境。
利益关系根源于社会关系，决定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从而也决定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的复杂性。围绕着利益关系的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利益代表者形象的判断。我们党是执政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各级政权机构的形象就是群众借以判断党的性质的直接渠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甘愿付出生命，是因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这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党的形象。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2](P.228)。”五六十年代很困难的时候，合法性基础为什么依然巩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形象使人民感觉到他们确实是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者。
第二，对现实利益分配的公平感。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对利益分配的认同。诚如贝尔所言：“归根到底，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社会学的术语是‘给予合法地位’）；它必须证明自由和强制的兼而并用对于推行和实施它的分配原则来说是必要的，是天经地义的[3](P.309)。”要让人民有一种公正公平感，必须做到：从客观方面说，要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尤其是给比较贫穷的、下层的人民以实际利益，努力避免过分悬殊；从主观方面说，则是让人们实际感受到国家的分配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对未来利益的预期。理论是信心的根据，人们对未来利益的预期往往是通过理论的灌输来认识的,即通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来判断自己未来的利益。要是理论不透彻就谈不上信心。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理想信念动摇，关键是理论说不清，相当模糊，没有信念的精神支柱。如果群众不太认同我们的理论，就会出现所谓的“信任危机”进而削弱政治合法性基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理论不彻底，不能说服人，群众不接受。理论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就不能掌握群众，也就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而出现的人口增长、社会稳定进而使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加强。政治合法性基础能不能巩固关键在于利益的创造、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实现能否合乎人们的期望。而事实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人们的利益内容越来越多样化，逐渐由侧重经济利益向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并重转变，由侧重物质利益向物质、精神利益并重转变，由侧重眼前利益向长远利益转变。那么经济增长在利益创造、分配和实现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决定了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
首先，经济增长代表了经济总量的增加，但并不一定实现人们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感。相对贫困是工业文明时代贫穷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不公和由此引起人民不满的主要诱因。马克思曾用一形象的例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贫困：“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4](P.367)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基本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窘境又呈现出来。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 80 年代初期的 0.288 扩大到 90 年代中期的 0.388 ， 15 年间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5] 。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农村的相对份额却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偏差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有些垄断性行业收入提高过快，有些基础性的行业待遇偏低。而比较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应是行业之间差距不大，行业内部差别大，现在则刚好相反，这是很典型的分配不公。这会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第二，经济增长能够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但不一定能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现实的利益关系表现极为复杂，是个庞大复杂的体系，是由不同性质、不同特点、不同功能、不同类别的利益有机集合而成的。利益关系的实现往往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在非经济利益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利益。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下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以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保障，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这就产生了政治需要和政治利益，政治利益体现了一定的政治关系。总体上说，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基础，政治利益对经济利益有反作用，但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它们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当经济利益获得满足时，政治利益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实现，政治合法性危机可能就在这期间出现。以韩国为例，从朴正熙到全斗焕、卢泰愚，韩国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之上的。但这种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期望值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生活质量，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质量”[6]。人们评价政府的标准也不再主要集中于经济成就上，而是能否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均衡、社会正义、公民权利与自由、秩序和稳定、国家安全等都可能成为人们的期望值。韩国威权政体未能重视政治利益——权利的规范生产和有序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未能相应变更合法性基础，因此在经济相当成功时政权崩溃。显然单纯的经济增长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增强其合法性基础。
第三，经济增长可以让人们享用既得的经济利益，但并不一定代表人们对未来利益预期的满足。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功，虽使得我们党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收益，但这种合法性属于“政绩合法性”。党和政府靠政绩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也容易导致官员以政绩作为维护自己现有地位和升迁的资本。其后果可能是，一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就会出现“唯经济指标”现象。为了指标，不顾一切，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损害了现有政治合法性基础。二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的信任。它主要涉及到两个变量：权力腐败和信任危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价值观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体制过渡而产生的制度短缺导致了权力约束的弱化，进而使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干部的腐败行为会极大损害执政党在民众中甚至在普通党员中的形象和地位。虽然执政党正在对党内腐败现象进行持续、有力的惩治，但这一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难以在短期内奏效。一个政党合法性危机的起点往往是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和转移，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三
本文论述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目的绝不是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政绩，是一种“特定支持”。一个政治体系如果无视特定支持，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必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那么它的先进性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就会荡然无存。“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些都是十分正确的论断，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能动摇的。
但是,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能不能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这是不行的。除了因为以上所说的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外，还在于经济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一方面，经济增长总是有周期的，持续增长只能是相对的,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经济运行周期自身的变化会使政治绩效时有起伏。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己，还取决于周边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基数越来越大，基数越来越大，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难。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自主权力。这两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将逐渐削弱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将越来越小，所以，如果把执政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危险的。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对经济绩效与合法性的关系有很好的阐述：有时候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会带来合法性，有时候合法性会促进有效性，但是，有时候有效性并不见得能增加合法性。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也出现“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更宽厚的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就难以迎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所生成的后果。
经济增长虽然不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政治合法性给予经济增长许多有益的启示，即经济增长必须努力适应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与政治合法性的方向相一致，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实现公正性。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要求经济增长的成果在分配上必须公平公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切实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
其次，要实现可持续性。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
最后，要注重协调性。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要求经济增长同时，也要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相一致，实现人们各方面的利益需要，最大限度地拓宽我们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摘要：林业作为我国五大产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林业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而在促进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过程中，要素的投入所占比重很大，而且对于林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一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统计数量和计量模型的模式，研究要素投入譬如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对于林业经济增长的效果，从而探索出促进林业经济增长的一些方案和建议。
关键词：林业经济；要素投入；效应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奔小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58.4∶34.4∶7.1，增长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我国一些林业专家经过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上贡献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程度。
一、理论基础和模型设置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世界各国争相追求的目的，从经济学开始被研究以来，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歇。从上个世纪以来，以哈多和索洛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风靡一时，哈多模型主要强调投资的关键性，这种理论认为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将资本和劳动，融入外部的技术因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归结成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增长效率之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了所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广泛利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模型表现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参数，而且参数估计和其他代数方程相比，计算更为方便，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一般来说，若总和小于1的话，说明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规模扩大的边际报酬也相应递减，如若总和大于1，结果则相反。但是因为林业作为我国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产业支柱之一，林业的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注入有很大的关系[1]。
二、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学的分析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数据的特点，选择一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的变量条件。选择林业系统的岁末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因素投入指标；选择林业总产值成为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产能指标；选择林业系统的资产总额和工资总值作为资本因素的参考，选择森林造林面积作为土地因素的投入参考指标，所有的数据选取的年限从1979-2006年之间。
由于数据的收集工作异常艰难，所以岁末林业从业人员总数主要包括林业系统中的国有和行政单位工作人员，此参考指标是优先指标，在这，做一个假设，假如林业系统的全部从业人员总数和所选择的参考指标有同比例关系，用资产投资和工资总数上资本投入参考指标也不详尽，在此基础上，假设替代指标与整体的林业资本投入却呈正比关系。由于数据的期限比较长，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参考指标和林业总产值进行价格不变的处理[2]。
2.林业总产值增长近况。一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总产值在研究期限内出现一种迅猛增长的节奏。从增长率来看，林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跟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动的程度要强于GDP，而在剔除价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业总产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点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相同，从而说明我国的林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国的经济发展背景。
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3.1人工造林面积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并没有出现非常突出的增减形势，年均造林面积约为370.88万平方千米，但是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也经过了几次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积差不多出现有超过25%的变化，从历史上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林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影响，导致人工造林面积出现一个比较迅猛的增长。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间，为响应我国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积出现进一步的扩大。
3.2劳动力的数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纪后期，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是自此以后，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出现了一个下滑递减的阶段，从2003年之后才开始回升，并逐渐稳定。这一变化与我国林业系统创新设备技术和公司进行改革，兼并重组等等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林业技术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林业资本投入主要出现两个迅猛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长阶段，另外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开始呈现的爆发式的增长，从数据来看，二者有点类似。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主要是国家政策对于林业经济不同阶段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现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林业的快速发展与要素投入及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林业经济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加大对专业林业学校等科研组织的扶持力度，让林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增加对林业紧急增长的贡献率。
2.做好扩大人工造林面积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业系统，将造林的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让林业的产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对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坚持生态环保的林业政策基础上，积极引领社会金融资本进入林业经济发展圈里边，提高林业投资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业系统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保障林业基层工作人员的基本利益，吸纳更多优良人才的加入林业经济建设中来。
四、结语
因此，通过上文的数据研究分析，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必须坚持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加大资本，劳动力等等因素的投入，可以使经济增长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进步。
论文关键词 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健康发展
论文摘要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像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十一五”期间，我们要致力于行业品牌培育力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出口。目前的财税体制促使各地热衷于粗放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和绿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管理方式、法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我们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集中表现出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每增加单位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以此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能源消耗量大。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紧急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也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价格水平上涨、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带来了十分尖锐的资源环境矛盾。为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
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种种生产要素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增加产品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它重在追求规模、数量、产值、速度、投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效率。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要素质量改进和优化配置来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它的特征是，通过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达到经济效益高、产品的竞争力强、环境污染程度小和通货膨胀率低的目标。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由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就是要改变过去一味追求上新项目、铺大摊子，增加投入的做法，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上来。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因此，《十一五规划》强调，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确定“十一五”的经济增长目标时，特地提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面推进，努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要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经验表明，谁的自主创新能力强，谁拥有较多的知识产权，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服务，四类企业卖产品，五类企业卖苦力”，反映了当前市场竞争的新态势。在我国，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开发对经济集约化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区别、有重点地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
(二)注重盘活用好存量资产，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重组
要立足于现有基础，把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与优化现有资源配置结合，走出一条集约化发展经济的新路子。鼓励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对中西部企业重组改造投资参股，促进种种资源在竞争中合理流动。
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从体制、技术、管理、信息、结构、人员素质六个方面采取措施，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包括扩大内需战略、自主创新战略、资源节约战略、技术升级战略和信息化战略等。
(三)以信息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充分发挥信息对物质、能源的节约和增值作用，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全面渗入工业生产过程，加速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其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这就反过来能进一步起到通过创新来开拓新型的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作用，借以满足工业化进程中对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日益增长的需求。由此而来的将是在全社会强化对信息、信息化、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认识，树立靠信息化提高效率、提升效益的理念，并从这里出发掀起一场全盘性或全局性信息化高潮。可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能缩短用高新技术武装我国产业群和整个工业化的进程，结果也必然会为信息技术本身开辟一个更加广阔的应用天地。
在信息化氛围下跨越式地加速我国工业化优化进程、提高工业化总体质量和高质高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加速更新换代升级过程，是现阶段我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本内涵。
(四)转变出口增长模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
从建立在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长模式，向以动态比较优势的挖掘培育为基础，以质的改善及出口产业结构的提升为本质的现代出口增长模式转变。今后出口贸易要更多地兼顾增长效益，更多地兼顾贸易条件及国民福利。
首先，在追求出口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在战略导向上更加重视出口的质量、结构和效益。逐步实现出口增长方式有创汇型和数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质量型转变；其次，应通过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支持企业扩大具有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十一五”期间。我们要致力于行业品牌培育力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出口。
(五)深化改革，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1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改变政府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从经济活动助教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2 深化财税改革
目前的财税体制促使各地热衷于粗放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因为这样GDP增速快，财税收入高。今后要建立与事权相适应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体制，财政资金不再投资于一般竞争性产业，而要更多地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3 深化价格改革
重点是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建立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积极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在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前提下逐步提高价格，促进节约利用资源，提高效率。
4 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
干部政绩不能只看GDP(和绿色GDP)增速，更要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以及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
此外，深化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提高外贸的质量、效益和利用外资的质量等，都将促使我国经济运行逐步转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轨道，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协调发展；实现生产增长、生活提高、生态改善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选择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