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实践论文: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类福利保障与服务,达到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社会机制增进社会福利、消除社会弊病、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进步目的应用型学科,其在教学中对于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求较高。高校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注重研究如何加强该专业的实践教学水平,切实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和技巧。 关键字: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因起步较晚,所以在专业程度上与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我国高校的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目前还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1.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一般定位为:“学生能熟练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及理论方法、具备较强的社会调查研究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能有效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参与和从事基层社会服务与管理社会管理的应用型人才”。而实践教学的途径分别为:理论课程的教学、专业见习和社会实习、撰写毕业论文等。 以笔者所在的安康学院为例,其社会工作专业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等,上课方式一般均由教师主讲或学生试讲评分,在特定时间进行模拟个案或小组活动,在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在另外挑选案例或就本案例要求学生交上一份活动策划或活动报告,这虽然看上去是在实践教学方面有了一定的倾斜,但教学依然是偏于理论的。此外,尽管学校设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基地,但是前往基地见习的时间偏少,基本上每学期一次,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天,这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无疑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调研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学生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不足,对社会工作的相关学习提不起兴趣,实务能力的欠缺和培养阻力都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 二是n程的设置缺乏合理性,教学的手段太过单一。操作性和实务性是社会工作的显著特征,要求学生在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还要有较强的实务能力,但目前院校以“填鸭式”的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受到了忽视。 三是实践基地单一、配合力度差、专业见习时间短、实践对理论的检验能力不足。学生在见习时因时间关系只能象征性完成一些任务,对基地的设施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观赏,并不能接触到实际的案例。在其他机构也是类似见习的方式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长时间得不到检验,显然违背了实习基地让学生将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到实践中的原则。 四是教学设备不足,实验室建设不足、实际训练得不到保障。目前由于一些院校教学设备缺乏,实验室建设不足,学生只能在教室象征性的模仿案例、想象性的进行活动策划,忽视了案例发展的不可控性。没有条件捕捉模仿过程中的错误使得教师和学生的反思变得异常艰难。 五是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有待提高。教师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师自身的理论水平、实务经验和教学经验对教学的影响非常大。但很多教师在实务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不论在授课和实训方面都影响了学生的能力发展。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我们有必要思考和研究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相关对策,目前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是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体系改进。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应注意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时间统筹。社会工作专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具有全面性,单一领域的专业方法并不能满足需求,应对教学课程进行目标化和规范化管理,例如在学生大一时以基础理论课程为主,大二时以社会工作专业基础课的操作训练为主,大三时以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为主,而大四时应以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为主,做到层层递进,全面发展。 其次是建设实验室和增加实训基地。台湾学者曾华源认为标准的实践机构和基地应具备下面几种条件:“信奉社会工作的的专业价值观和伦理观;有合格的工作员为学生的实践做督导;工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与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吻合;有一定的硬件设备基础;机构运行状况良好;机构有让学生进入实践的医院等”。有鉴于此,高校在建立实训基地应该从地域、数量、和类型三方面选择,比如:行政型的民政部、院舍型福利院、社区服务型街道办事处等;社会工作服务型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救助站、戒毒所等。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具有相当的必要性,社会工作实验室分为小组工作区、个案工作区、多媒体教室兼工作区、控制区四个区域。学生和教师可以利用实验室独立或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多种社会工作实务服务项目,如残疾人士的康复工作、社区禁毒工作、社区老人照顾活动、学生成长小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等等,促进学生操作能力和实务能力的增长,促进教师教学的反思。 最后是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实践教学督导,这是提高实践教学水平的关键和灵魂所在。督导的设置不应局限于专业教师,还可以是实践基地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其长期身处一线,具有相当的经验可供学生参考。例如可以为学生建立“双督导制”,即教师和实习地负责人共同辅导学生开展实习,这可以有效弥补教师在实务能力方面的经验欠缺。 社会工会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在我国仍属起步阶段,但是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本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实务能力的重视和培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提高,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务能力的培养定会不断向前迈进。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以循证实践理念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摘 要:循证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EBSW)是20世纪90年代受循证实践思想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理念,其本质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诞生于“循证医学”。以循证实践理念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未来的主流方向。 关键词:教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 循证实践(EBP)模式是最好的证据、客户的价值观和期望、社工专业知识三者的组合,可以为社会工作提供决策,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实施模型,并能够对实施效果及时跟踪有效评价。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以Corchrane协作网和Campbell合作网为支持的科研智库系统,从原始证据的生产到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再到证据的推广、转化和执行、反馈的一套系统流程,实现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研究和决策体系,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应用广泛,收录了大量社会工作的证据,被誉为将社会工作教育科学化、标准化的重要工具。2000年,以美国著名循证实践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Donald Campbell的姓氏命名的Campbell协作网正式成立,致力于生产、保存和传播社会学相关干预措施效果的系统评价,为司法、教育、人口与社会政策等领域提供证据支持。Campbell循证数据库的相关标准也被公认为是将实证数据证据化的最佳资源之一。Campbell协作网作为重要的国际协作性研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在美国、英国、挪威、芬兰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了成熟的循证实践研究所,为各国的教育部、卫生部和社会福利部门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特别在美国政府社会政策领域的决策中得到了应有。因为循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透明性,常常被研究者作为首选的研究方法。Campbell协作网首任联合主席、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Haluk Soydan教授热衷于循证实践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已于2011年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合作建立了收集医学、心理学和卫生学证据的智库,同时,计划与中国某大学合作推广收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相关证据的Campbell中国智库。 在我国,基于循证实践理念的社会工作研究主要以南加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CCET教育与实践平台为主(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 Aging Health,具体可参见网站:),为CCET平台将来成功转化为Campbell中国智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发展: CCET对决策者而言:(1)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做出决策支持,资助有能力且提供已经被证明有效的社会服务机构。(2)从研究项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评价,为政府决策是否继续资助相关研究项目提供依据。 对于研究者而言:(1)开展循证社会工作研究和干预项目培训及课程开发,培训的课程有:社会工作干预研究方法培训、系统评价在社会工作研究中的应用(Campbell系统评价撰写方法)。(2)参考儿童及老年人健康循证证据,联合当地健康服务机构,开展基于人群问题的干预性研究。(3)应用研究的报告规范和评价标准提高研究质量。 各高校依托CCET,搭建循证社会工作教育平台,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发展。就基础项目而言,需要国内高校教师作为美国Campbell循证社会工作智库平台的推广人和培训师之一,在全国各地举行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同时与合作单位一起推进CCET平台的建设。就发展层面而言,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建设,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中发掘对以证据被本社会工作感兴趣和有这方面学术理想的人选,建立2~3人师资队伍和10~15人的社会工作学生协会。另一方面是科研成果积累,编译国外相关书籍。就学术地位而言,依托CCET平台建立Campbell中国智库,可邀请来自美国、台湾、香港、人大、北大及南京大学等地的社会工作专家组成学术专业委员会,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工作研究平台,甚至是一个国际社会工作对话的学术平台,并在全国各地选择一些高校作为片区的负责分支机构。就实施层面而言,教改项目内容包括数据采集与分析实训室、社会调查模拟实训室、社会工作证据室、社会工作实训与应用实验室等四大模块。数据采集与分析实训室通过建设安装SPSS、STATA、社工个案工作管理软件、EBP社工工作软件、社会工作案主身心测评软件等专业软件系统的多媒体机房及电话访问系统(CATI),提供文献检索、民意调查、社会舆论调查和数据处理等专业技能训练;社会调查模拟实训室通过提供社会调查仿真场景,提供问卷调查、个案访谈、集体访谈等社会研究方法的模拟训练;社会工作实训室通过建设个案工作室、小组工作室、社区工作室,为社会工作实验教学与专业实习、社会工作者和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系统的社会工作服务技能实训;社会心理应用实验室通过感知觉体验、个人成长与职业规划指导、团体辅导、人际训练与专业测评,促进自我了解,提高社会工作实践能力。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伯顿“二分法”在中国社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运用 摘要:在中国,社区除了是居民“共同体”之外,还是基层行政组织单位。社区行政组织既是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施者,又是新时期社区社会工作的对象。因此,西方先进国家的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很难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的社工实务。伯顿(Batten)“二分法”就是因为中西社区存在不同的特性,需要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有甄别、有区分的加以利用。 关键词:伯顿“二分法” 社区治理 社区社会工作 一、社区社会工作理论之伯顿“二分法” 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是关于社区社会工作基本原则、工作方法的理论,它包括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对社区社会问题的假设、工作目标、工作原则、工作手法等内容。社会工作理论家们在讨论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时总结了不少理论模式,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区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常用的实务理论主要有伯顿(Batten)的二分法、罗夫曼(Rothman)的三分法和泰勒与罗伯茨(Taylor Roberts)的五分法。本研究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验证了伯顿“二分法”这一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在X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 伯顿“二分法”(Batten,1967)是指通过直接干预和非直接干预的方法开展社区社会工作。直接干预法是指由社区工作人员直接去界定社区的问题、满足社区需要;直接教导、协助社区居民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干预法的基本前提是社区社会工作者对社区问题有充分了解,所提出的目标切合实际,所采取的方法是最有效的。非直接干预法是指在社区工作者的协助下,社区居民认识和发掘自己的潜能,自主决定事情的缓急,自主解决问题,满足社区需要;共同寻找需要的资源和支持,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社区居民行动的过程中,社区社会工作者只起到协助和辅助的作用,工作者提供资料、联络其他组织和团体、对居民的方案提出修改建议等,并不直接干预社区问题的解决。 比较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直接干预法的最大特点是高效率。诊断社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速度快,但是缺乏民主。非直接干预法的优点是民主合作性强,但工作效率低,需要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讨论、协商的过程中。在西方社会,社区社会工作开展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所以伯顿的这两种工作方法被认为是相对立的,或者说需要分阶段方能结合使用。 在中国社会情景之下,这两种工作方法是存在并用的可能性的。首先,中国城市社区是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是实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社会治理单元,社区主体组织(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徐延辉、龚紫钰,2014)。其次,中国物业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社区的类型以及物业公司之间的差异都会使物业在社区中的服务效果有所不同。那么,可以通过直接干预社区主体组织和物业公司,与其共同诊断社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同时对社区居民采取间接干预的方法,促成居民参与解决社区问题,发挥其参与者、监督者的角色。这样既可以发挥直接干预工作方法的效率性,又可以体现社区工作的民主性,不乏为探讨中国本土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的重要尝试。 二、南京市X社区环境问题与社区工作关系分析 (一)社区环境问题分析 X社区收容了南京市13个区人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的贫困家庭,社区人口中60%以上为低保户,60岁以上人口超过社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近些年,在房地产市场交易的作用之下,社区的居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该社区租住房屋的外地流动人口也在不断增加,目前,该社区居住人口已经超过2万人。由于X社区的环境、卫生等问题凸显,2015年9月,社区通过招募专业的社工机构入驻社区,开展社区环境治理工作,这也是该实务研究在X社区开展的契机所在。通过对X社区引入专业社工机构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研究发现,社工机构介入之前X社区的环境问题表现在: 第一,从社区的外观来看。社区内车辆停放无序,主干道车辆通行困难,尤其超市、菜场、商铺的周边常常堵塞;垃圾随意堆积、丢掷现象严重;公共设施毁坏严重,如照明灯、防盗门、防护栏等多数被毁损;公共空间滥用现象严重,如楼道、房前屋后私物堆放;毁绿栽种、毁绿造停车场等问题普遍;宠物随地便溺、普遍撒养危害安全现象;另外,菜场、公共厕所等地气味异常难闻,卫生状况堪忧。 第二,从社区的内部关系来看。(1)居委会方面认为:物业公司未尽责是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保洁人员数量少、年龄大、工作效率低,其他社区环境维护工作不及时、不到位,拖沓现象严重;另外,居民素质普遍低下,人口结构不合理。(2)物业公司方面认为:X社区的物业费为本市最低,而且很多居民拒绝缴纳物业费,因此没有足够经费雇佣更多员工提供较好的社区服务;居民素质差,表现为生活习惯差、公共环境维护意识薄弱;居委会惯常独裁治理,把一切责任归于物业公司。(3)居民方面认为:居委会管理不当;物业公司未尽责;居民自身素质差。 总之,居委会、物业、居民三方就社区环境问题的成因表现为互相否定,值得关注的是居民不但否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也否定了居民自身,也就是说X社区居民对该社区评价很低,严重缺乏社区归属感。基于以上,可以对X社区的环境问题做一假设,即“不良的社区工作关系是X社区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后文将要对这一假设进行推理证实。 (二)社区工作关系分析 经过以下分析可以发现,X社区的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作为社区环境问题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表面虽相互指责、相互推卸责任,其实他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1)在中国情境下,居委会在社区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整个问题当中居委会的压力最大,利益受损情况严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X社区居委会未能对社区问题进行妥善治理,势必影响居委会的绩效和在社区的公信力。 (2)物业公司以居民素质差、居委会管理不当以及物业费低且不能足额收缴等为由推卸责任,逻辑上看似合理。但是经过查证,该小区作为福利安置社区,南京市政府对X物业公司有物业费“保底”的补贴政策。所以物业公司在X社区的工作虽然存在难度,但是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3)居民是直接受社区环境问题困扰和影响的一方。在X社区这样特殊的安置社区,传统的“领导与群众”式的社区关系较为明显。居民遇到切身利益受损的状况,不论巨细,首先要到居委会去找“领导”,然后再去物业公司那里“闹”。同时,居民虽然也认为大多数居民的素质较差,可是闹归闹,如何改善社区环境仍然要依靠居委会和物业。 三、社区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与伯顿“二分法” 良好的社区社会工作关系非常重要,社区工作关系的建立与协调与个案工作或小组工作相比要相对复杂。社会工作者不得不分别与多方建立工作关系,并在他们之间进行协商和调节,进而为实现共同利益目标搭建协作平台。本研究所涉及社区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有两层意义:第一,社工分别与社区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工作关系;第二,在社工的协调与调节之下,X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建立了相互协作的工作关系。虽然伯顿的“二分法”即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一般用于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实施阶段,但是就X社区的案例来说,社区工作关系的建立阶段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这与在中国社会背景下,人们对社工机构作为第三方介入解决社区问题的认知程度有很大关系。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充分证明:建立社区工作关系阶段与介入实施阶段的区分不是非常明显,在建立社区工作关系阶段便需要区分使用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方法。 依据伯顿“二分法”,基于已经对X社区的环境问题有较为全面和充分的了解,并对X社区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者与利益制衡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针对责任程度和压力较大的居委会、物业公司采用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较强的利益制衡关系和缓解矛盾的需求,如果居委会与物业公司达成协作关系,其对社区环境的治理效果会比较明显,而且能够增强其共同协作解决其他社区问题的信心。对于社区居民来说,认为采取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更加有效。原因在于,如采取直接干预的方法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另外,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可以通过倡导和宣传促成居民形成代表,自主参与到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工作机制当中,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社区归属意识。在与居民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社工侧重于引导居民如何以有效的方法和方案与居委会、物业公司进行沟通与协作,使居民代表以独立的一方加入到三方协作工作关系当中。具体的实施办法如图2所示。 既然确定不良的社区工作关系是X社区环境问题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那么社区工作为第三方,分别向三方利益相关者澄清协助解决社区环境问题的立场,帮助各方分析在社区环境问题中的职责与角色。社工能够为三方提供的协助内容有:(1)帮助三方关于社区环境问题进行沟通与调节,缓解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协助建立三方协作工作机制;(2)协助居委会理清社区环境问题的具体成因,共同制定治理方案;(3)促进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主动接受居委会与居民监督;(4)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指导居民招募成立社区环境治理的志愿者组织。 社工在与各方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参考利益相关者理论(Ansoft,1965;Freeman,1984;Mitchell.et,1997),尤其强调各方达成“改善社区环境”这一共同利益目标与达成他们各自根本利益目标之间的关系。即,只有通过协作,居委会才能实现其管理的良好效果,物业才能实现其企业的利润、居民才能实现获得较好社区服务并拥有较好社区生活环境的利益目标。社工在介入X社区环境治理工作中,成功运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分析,并依据该理论澄清三方利益制衡点协调社区工作关系,为居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三方共同改善社区环境构建了良好的工作机制。目前X社区的经验已经被作为社区工作的成功模式在其他社区进行试用与推广。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了伯顿的“二分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工作开展的介入阶段,也可以用于社会工作关系的建立阶段。此外,“二分法”在中国社会社区管理模式的背景下,与其理论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伯顿“二分法”社区工作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居民为社区工作主体的背景,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方法不能并用。而在中国情境下,以X社区为例的社区工作主体不一定只是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往往成为社区工作的主体,而在社区环境问题上,物业公司也是主体之一。所以在中国社区工作中,伯顿“二分法”的理念虽然可以借鉴和参考,由于其“二分法”针对的主体不同,所以可以针对不同的主体同时采用不同的干预方式。 四、结论与思考 研究表明,开展社区社会工作除了需要适切的理论支持外,还需要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社工在作为第三方介入X社区环境工作的过程中,基于对社区环境问题的了解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制衡关系的分析,依据伯顿的“二分法”分别对居委会和物业公司采用了直接干预方法、对社区居民采取了间接干预的工作方法,在关注介入效果和效率的同时,充分顾及社区社会工作,重视社区民主和居民参与的专业理念。在西方社会情境下,社区社会工作对象的主体多为居民,所以伯顿的“二分法”认为,一般不可能对同一主体同时使用两种干预方法。但是在中国社会情景下,由于存在基层社区组织的主导性作用、物业行业服务标准的不一致性等因素,为针对不同工作对象同时使用“二分法”提供了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可谓是探索本土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一次有益尝试。因为中西方社区存在不同的特性,在参考西方社区社工理论指导中国的社区社工实践的过程中,需要有甄别、有区分地加以利用。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实践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实践考察认为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既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工作者在挖掘青少年真正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到青少年自身的生理机能及心理特点;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态度比技巧更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应综合采用案例分析、活动体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介入等,为青少年提供多层次、广范围、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键词:社会工作;青少年;实践 基金项目:此论文系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尤文静(1978―),女,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少年社会工作、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一、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实践调研 1.背景介绍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13年7月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建立了分中心,成立以来对辖区青少年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分析社区青少年基本情况和建议,评估其需求。通过补位传统教育,运用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发展等手法,开展了体验式学习、潜能开发、家庭亲子教育、人生规划指引等有别于传统教育方式的关护青少年成长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成效显著。 2.调查目的 通过对辖区内青少年的发展水平、身心健康、学习情况、人际态度和家庭状况等方面的调查了解,较客观地掌握青少年的实际情况,使社会工作者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契合需求的服务。 3.调查方式 调查分为访谈式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方式。访谈式问卷调查主要由社会工作者按照问卷内容对调查对象进行转述解释,并按照其意思填写。访谈是拟订访谈提纲,随机抽取服务对象进行深入交流,以便获得更全面的信息,确保所得到的信息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社会工作者深入9个社区,对260名青少年进行了访谈式调查,其中男性占48%,女性占52%,本次调查青少年群体年龄段分布为13~15岁。 二、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实践依据 通过对访谈式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青少年在自我保护、个人健康方面存在普遍性问题,特别是留守青少年的表现更为强烈。 1.青少年成长教育问题呈现多元化 (1)学习压力大。 尽管教育部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的阴影一直困扰着广大青少年,加之父母的过高期望,使他们承受着较大的学习压力。随着年级的升高,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造成青少年学生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从而导致神经衰弱、注意力分散等多种症状的出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考试焦虑。 (2)亲子间交流障碍。 父母与子女缺乏双向交流,易产生矛盾。随着青少年成长中独立意识增强,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处事方式,不希望受到过多的管束。而某些家长出于对子女的保护,什么事情都替子女包办,子女渴望独立与家长不恰当的好意关心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冲突。还有的家长因工作繁忙,很少与子女谈心,仅是定下严格的规定来限制子女的人身自由,这些都使矛盾更加尖锐。 (3)自我控制能力较弱。 众所周知,网瘾已经成为一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病症,它被称为“电子海洛因”,对于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孩子来说危害极大。青少年过度迷恋网络会出现厌学等现象,甚至陷入虚幻的网络中不与外界接触,使网络真的成为“逃不出的网”。 (4)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现在的孩子在家里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长只要求他们搞好学习,不让他们承担家务,久而久之,子女养成了懒惰的习惯,自理能力变差,一旦离开父母,他们就会觉得生活处处充满困难。 2.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存在隐患 (1)未能形成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体系。 访谈调研结果显示,到目前为止,系统接受过安全自护方面教育的青少年不到10%。大部分青少年接受到的安全自护知识是零散的、非系统式的,使青少年在面对危险时无法做出积极、正确的反应。社会工作者在系统地组织学生做小组活动时,以专家指导和现场模拟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们将所学的安全自护知识和能力及时付诸实践,有助于学生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形成自救能力。 (2)青少年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及能力差异较大。 青少年之间由于个体及环境的差异,掌握的安全自护知识及能力差异较大。自学能力强,愿意主动从外界吸收信息的青少年能更好地掌握安全自护知识。实践调查显示:经历过逃生演习的青少年比未经历过演习的青少年掌握的安全自护知识多。然而,绝大部分的青少年没有机会参加灾难模拟演习,也没有专业的队伍对其进行素质拓展和安全自护教育的引导。 (3)青少年未能形成安全自护习惯及本能。 安全自护知识访谈中获得高分的青少年在面对面征询中承认:他们曾有过明知不对却仍去做的行为经历,如违规横穿马路。同时90%的青少年在访谈中提到如遇到灾害发生时会惊慌失措,奔逃中完全忘记自护要点。因此,要让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安全自护习惯及本能,非一朝一夕之功。 3.留守青少年社会问题多样化 (1)心理健康方面。 留守青少年缺少与父母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而监护人又往往无暇顾及他们的心理情绪变化,这对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非常不利,常常引发种种负向心理情绪,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等,长此以往会导致心理病症的出现。 (2)学习生活方面。 留守青少年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不足,学习自觉性和自律性较差,甚至出现厌学和逃课的倾向。由于留守青少年的学习一般由间接监护人辅导和监护,而学校对这部分群体关注度不够,教师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管理与教育,致使留守青少年生活中不够自信。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以系统观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 摘 要 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具有强烈实践性的专业,其实践的展开成效直接影响到该专业所培养人才的社会可用性。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存在着实践设置不合理、实践过程缺乏控制、实践结果质量偏低等问题,需要以管理学的系统观对实践安排进行系统设计、对实践的过程进行系统控制、对实践结果进行系统评估等。 关键词 社会工作 实践 系统观 社会工作专业源于西方,是一门以增强人们的社会功能和解决社会问题为主要宗旨的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学科,它以专业的科学知识为指导,运用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开展助人服务活动,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需求日趋强烈,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要求不断提升,迫切需要更加专业的高素质社会工作者进入社会,那么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高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教育水平,特别是实践教学水平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重要意义 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专业,其实践教学的高水平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工作专业是一门起源于社会实践的专业。从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社会的起源来看,它出现于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之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产生了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业游民,进入城市的人们面临着贫困、犯罪等问题,城市化的加速又带来了如养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原有的教会和个人慈善行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推动了现代社会工作的产生,可见,社会工作专业的产生就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具有浓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色彩。 (2)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实践对其的重要性。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助人的服务活动,其职业性表现非常突出,它需要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在具体情境中改变案主及其环境状态的能力,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在劳动、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教育、司法、文化等政府部门,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以及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福利机构中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和管理工作方面的职业型人才,这就要求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具有更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能够一毕业就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去,这又决定了其学习过程中实践教育的重要性。 (3)社会工作实践是社会工作教学的重要部分。同所有的专业一样,高校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也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门,其中实践过程是学生内化课堂理论教学内容、深刻领悟理论知识并加以运用的最主要途径,通过实践,学生将课堂知识与具体案例相结合,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既是理论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拓展学生专业能力的重要过程,因此必不可少。 可见,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必须做好专业实践教学,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但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教育中,其实践环节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阻碍了该专业的健康发展。 2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 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设置不合理 国内的社会工作专业起步晚,很多大学甚至是最近几年才设立这个专业,很多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设置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如当前很多学校在安排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方面,形式仍然比较传统,多集中于大四进行,而在前三年的实践安排很少(大学前三年的实践仅以短时间的认识实践为主),这种安排导致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的脱节,且学生在大四的时间,考研和找工作的压力都较大,很多学生对专业实践只是应付了事,极大地影响了实践学习的效果。 2.2 过程:社会工作实践的控制不足 首先从实践机构来讲,在很多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社会中可供实践的机构都非常专业,对于指导学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的管理技术、专业技术和技能,如这些机构中都建立了完善的督导制度,学生可得到经验丰富的督导员的全程指导,能够很快地增长专业实践技能,但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督导制度,实践机构往往对整个过程缺乏有效控制;其次,从学生外出实践的派出者――高校来讲,很多高校对外出进行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实习过程和具体情况不够关心,且不加控制,只要可以找到实践单位,都默许派出,教师也缺乏实时督导,实践的效果也就无法保障。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学校社会工作的入场困境与实践策略 摘 要: 在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当前阶段,学校社会工作普遍面临角色地位边缘化、专业作用遭受质疑、实践权力缺乏等入场困境。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这些困境作出进一步解释,可以发现:在学校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由于占据不同位置的主体对社会工作的功效存在争议、专业惯习与本土实践场域之间“水土不服”以及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所造成的诸多制约等原因,学校社会工作者只能在满足校方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服务探索。这不仅有其结构性制约方面的因素,还与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对本土实践智慧和在地文化因素的忽视有关。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能够为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场域 21世纪以来,我国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探索性发展。2002年5月,在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浦东38所学校开始试行“一校一社工”制度,由学校教职人员承担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与职责,并将学校社工纳入到德育工作体系中。[1]深圳市自2007年在“1+7”文件的推动下也开始试点探索不同于上海的驻校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派驻一名社会工作者进入学校开展工作。[2]然而,无论是上海的内生型发展模式还是深圳的派驻型发展模式,学校社会工作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入场困境,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效用的发挥。本研究主要是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学校社会工作者进入到学校系统后遭遇到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进一步发展的策略。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入场困境 当前,青少年学生的成长出现了学业负担过重、人际交往日趋淡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学校社会工作者则可以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巧,同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心理咨询师等人员一起,为学生提供一种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与条件,从而促进他们更好地成长与发展。学校社会工作并非取学校教育而代之,相反却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和功能拓展,是创新学校现有工作体制以及更好地实现学校教育目的和确保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3-5]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经验也表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在预防、补救青少年问题和促进青少年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内地学校社会工作者在进入到自成体系的学校教育系统开展服务时,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角色模糊不清,地位边缘化 虽然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内地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许多地区也已经开启了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探索,但是社会工作并未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是做什么的”等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认识。这就导致学校社会工作者处于何种角色地位,是在他们进入到学校后才被赋予的,取决于他们在学校中所承担的工作与所发挥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学校社会工作者会被安排承担德育处、团委的学生工作或者教务和后勤等行政性工作,扮演与专业角色相冲突的其他工作角色。[6]社会工作者角色的模糊不清,不仅使校方对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存在认知上的偏差,还造成了社会工作者与学校原有体系中的德育老师、心理咨询老师之间的角色混淆,面临着是否属于重复设置、是否会取而代之等尴尬境地。[7]此外,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社区、学校老师以及学生与家长等不同主体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并不一致,他们对此都有着各自的认知与期待。[8]而在实践中,学校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角色冲突、角色混淆以及角色定位不统一等困境,又进一步导致他们在学校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即学校并未将其视作学校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难以融入学校原有的圈子;甚至有的学校还会认为社会工作者只能作为学校原有教师的帮手,配合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专业作用无法发挥,专业性遭受质疑 学校社会工作实务在我国内地起步较晚,社会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自身具备的专业技能水平难以满足广大中小学生日益发展的需求。[9]与此同时,学校的主体工作是教育教学,“应试教育、升学为本”是当前教育体制与教育模式饱受诟病却又难以改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抓教学、抓分数、抓考试、抓升学自然就构成了校园生活的主流,而对于学生是否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是否具有较强的生活能力、是否善于与人共处等深层次发展内涵,学校则无暇给予更多关注。[10]而学校社会工作旨在减少管理、增加服务,锻炼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交往能力等,以刺激学生自我潜能的发挥。[11]两者在工作重心上的差别势必导致社会工作者难以进入学校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其专业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限制。在实践中,他们往往从较为容易开展服务的领域入手,服务形式也多限于简单欢快的活动。这虽然有利于拉近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打开社会工作服务的局面;但是,游戏化、表面化、轻松化的活动形式难以体现服务的专业性,造成服务对象及相关群体对社会工作的负面认知。而且,在面对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如学生矛盾、学生自杀,或者因学生伤亡引起的家属与校方冲突时,又常常由于专业技能不足及相关制度的限制,使社会工作者介入其中的效果难以得到凸显。 (三)实践资源难以获取,自主性缺乏 资源的整合与运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过程与技术,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有赖于各种类型的资源。然而,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推进却在资源获取上受到了多种制约,其资源匮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获得服务对象与服务时间方面,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这将不可避免地占用学生的学习时间;而学校又有着沉重的教学任务,不会轻易地让渡时间给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同时,学校的教学时间安排里都有寒暑假,社会工作者作为机构员工却不可能同时放假;而如果他们在假期内依然召集学生开展活动,则不仅需要获得校方同意,还必须负责学生的安全问题。其次,在获得活动场地与其他物质资源方面,社会工作者作为独自面对学校教育系统的个体,常常面临着难以调度场地、物资、经费等资源的困难;当他们在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借用学校的场地与物资时,“寄人篱下”和“欠人情”等负面心理愈加严重,使得他们感觉无力与学校系统抗衡,被迫接受学校方面行政性事务的安排。最后,在获得实践的自主性方面,社会工作者开展服务的时间、场地、方案和经费预算等都需要事先通过校方的审核;然而,由于校方的观念不同,就可能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自主性受损。 二、从场域理论看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逻辑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其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即为场域、惯习和资本。[12]借鉴其核心概念,构成了分析学校社会工作者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所遭遇困境及其成因的概念工具。 (一)场域的空间性与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 场域作为行动者的“实践空间”,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12]。这表明,场域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不同主体对空间中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植根于他在空间中的位置。在我国内地,社会工作进入学校场域是政府应对转型时期新的社会问题而快速、强力推动的结果。快速,意味着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并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一项空降的制度安排;强力,则意味着学校社会工作实务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忽视了校方的意愿,在被动接受的情况下他们并不能及时对自上而下强势进入的社会工作形成全面的认识。同时,布迪厄还指出,“每个场域都是具备一定自主性和规定性的客观关系空间,能够发挥相应的制约作用。” [13]学校空间作为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身规范性的场域,占据不同位置和资本的主体,往往会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展开对社会工作介入及其实践效用的争议;他们都希望社会工作者能为己所用,或者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工作要求来开展相关工作。 (二)场域的时间性与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 场域的时间性是对场域的历时性分析,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内,正是“惯习”使得不同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可能。所谓惯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长期内在化的结果,尤其是特定社会中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积淀下来的生存经验,从而形成稳固持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14]据此,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惯习主要是指他们在个人成长经历尤其是接受专业教育或培训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对象和实践环境等的知觉与评价,以及由此指导下的实践行动。然而,我国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本土实践场域与他们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别:一方面,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可跨越的鸿沟,[15]尤其是在我国内地,社会工作教学内容缺乏对本土实践经验的总结,教育与实践成为两个分割的领域;[16]另一方面,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与学校原有教育体制的核心追求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惯习与新的场域遭遇,新的场域与惯习最初被内化的环境之间的“配套”程度,决定了惯习能否顺利适应现实环境。[17]因此,学校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往往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心中有着与现实相冲突的关于“何为专业”的情怀,期待所学专业知识与理论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但是,当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学校系统时,专业惯习与实践场域之间出现严重“脱节”,使得他们在专业教育中所形成的对社会工作的期望难以实现。 (三)场域的内部权力关系与学校社会工作入场困境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生成性的劳动,并以物质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主要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态。[18]这三种资本形成了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实践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有资本的总量以及运用资本进行再生产能力的不足造成了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场域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 [12]具体到学校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政府在其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专业社会工作不仅是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新的方式与手段,其在我国能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政府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权力场域从纵向上对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行为产生着各种影响,例如,政府在对服务效果量化强调以及期待在短期内看到显著改变等方面具有充分的话语权,这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及其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的选择。而校方主体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场域中占据着“守门员”的地位,他们的认可与支持成为专业服务顺利开展的前提。[19]学校社会工作者要独自一个人面对学校系统内的所有组织部门,通过与学校领导、老师搞好关系获得开展服务的许可令,制度化的社会资本积累尚未形成;同时还面临着专业知识与技能不充分的自我怀疑,文化资本的“缺场”现象也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使得社会工作者容易被行政化,被迫接受学校方面行政性事务的安排;行政影响渗透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过程之中,导致服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应对学生个人的问题层面,对环境和结构层面所进行的干预并不常见。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21世纪以来,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有了鼓舞人心的发展,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学校社会工作所遭遇的入场困境却表明,我国社会工作者普遍面临着具体的专业实践场域中结构与资源的限制,需要想办法获得掌握外在资源和话语权的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可与支持;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教育或培训累积内化而成的专业惯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行为,他们需要努力地对自身专业惯习进行调适以使之符合现实工作所需。在双重作用的限制之下,社会工作者既没有完全自主的实践空间,也不具备足够的能力进行专业服务上的探索;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专业实践过程中取得更多的成效。专业社会工作的服务成效和作用发挥成为摆在社会工作者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限制之下,学校社会工作者只有通过帮助学校解决“重注生”(重点关注学生)的辅导工作、筹备和主持大型晚会等展示个人能力的策略,或者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协助班主任将班会课、考前减压等教学任务做得有特色、有效果,以此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满足教育发展需求的同时添加理念、方法与技巧等专业元素,致力于寻求校方需求与专业服务目标之间的结合点,获得更广泛的实践权和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关系。这一实践策略不同于排斥学校体系一切工作要求的盲目构造专业壁垒,也不同于在日常经验、传统方法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之间出现张力时选择原有工作方式的本土社会工作实务方式,[20]更不同于完全缺乏专业自主性和专业追求的“被行政化”;而是在我国社会工作仍然处于专业弱自主嵌入的背景下,获得广泛认可和拓展专业服务空间的有效途径,这恰恰是社会工作者的策略性调适。 (二)讨论 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本土实践场域中普遍遭遇入场困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既有体制结构的制约因素,也与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形态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可以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1.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结构制约问题 在我国,由于文化背景与社会体制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除了提供直接服务,还经常需要处理与用人单位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实践过程中,行政性工作及相应的关系处理往往占据了社会工作者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需要懂得如何获取关键人物的认可,从而进一步取得更为广泛的专业实践空间。这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主要还是停留在宏观方面,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相对较少;这种发展现状并不利于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场域中相对位置的提升和相关资本的积累,限制了社会工作专业作用的发挥。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配套制度,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争取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清晰界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以及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和功能,并在具体服务过程中增加伙伴关系的支持、减少行政管理层面的限制。 2.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对本土实践智慧的忽视 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性不够、实务技能不强,但同时他们又都对自己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因此,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往往容易出现生搬硬套西方专业理论的问题,缺乏基于服务对象问题本身的反思。此外,学校社会工作者需要独自应对自成体系的学校教育系统,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与校领导、老师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行政性工作对于专业服务的顺利开展非常关键,却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无法应对的。因此,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中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本土性社会工作理论缺乏所导致的“反理论”倾向[21]非常明显;社会工作者并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服务的提供相应地也就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支撑。因此,只有对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提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现实的本土理论和服务模式,才能够减小专业教育场域与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之间的差异,增进专业理论知识在本土现实处境中的适应性。 3.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对文化因素的忽视 对于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而言,学校社会工作者嵌入到学校系统复杂的组织架构中,与现有学生工作体制协调共存,需要其自身能够回应本土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以及学校背景所提出的需求。[22]然而,我国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却由于专业教育过程中对理论运用有主观上的强调,并且专业实践过程中对理论运用有客观上的要求,因此过于信守和抱持专业知识而导致了“文化识盲”问题[23]普遍存在,反倒忽略了服务对象本身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同时,在处理校方需求与专业服务目标之间的冲突时,很容易就产生对前者的排斥心理,不利于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实际上也阻碍了专业服务目标的实现。因此,推进学校社会工作进入到我国学校教育体制中提供服务,还需要社会工作者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教育制度的现实处境保持敏感。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是教育部“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重点建设内容之一,旨在充分发挥高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从2012 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来,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学资源、教学方式方法、实践教学体系、教学管理等等专业相关重要环节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现分享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一些做法,以期对加强湖南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及其他门类的专业综合改革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人才培养;课程教学 一、引言 为了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专业办学特色,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湖南省教育厅决定启动实施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实施中,按照明确定位、重视内涵、强化优势和突出特色的原则,通过自主规划学科建设方案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了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社会服务、教学管理等重要环节的综合改革,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为我校建成教育理念先进、培养模式科学、专业特色鲜明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奠定了基础。 二、建设措施 (一)改革人才培养方案,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项目团队通过省内外广泛调研,专家反复论证,对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订,并对相应课程进行了重组和调整。在专业定位上,立足湖南,面向全国,以社区社会工作和妇女社会工作为主要方向;在培养目标上,由单纯培养“应用型人才”调整为培养多元化复合高级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性、专业性、职业性的特点,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三四五”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一条主线,三个基点,四大课程模块和五种能力。课程体系设置围绕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应用型女性人才的主线,紧紧抓住理论教学、技能训练与社会实践三个基点,形成公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专业拓展课)和集中实践环节四个课程模块,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服务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等五种能力。 (二)加强教学团队建设,提高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务能力。(1)要求所有专业教师均持有国家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以适用专业教学的需要,使教师具有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素质。目前为止社工专业教师均取得了国家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成为具有社工实务能力“双师型”教师。(2)建立和完善了青年教师培养机制。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社工机构挂职锻炼或兼职工作,强化专业教师的社会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现有两位教师在社工机构一线从事社会工作实务。(3)开展校内、外学术交流资助。一方面支持专业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进行学术交流,社会工作专业每位教师均参加了相关社会工作的学术会议或培训,使教师及时掌握本专业学术前沿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紧跟学术发展和时代的步伐。另一方面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6人次。(4)建立了一整套聘请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兼职教师的制度,在课程安排、经费安排、交通等服务方面进行了政策倾斜。让社会工作实务骨干兼职担任专业课教师,直接参与专业课教学或担任青年教师技术导师,承担实训实习教学督导工作,对学生的阶段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行双督导(机构督导、学校督导)制度。(5)建立鼓励教师申请各类课题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奖励制度,并进行了年度检查考核。 (三)完善课程体系建设,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授课质量。(1)调整了部分课程的开设。在大一学期开设了《成长小组》课程,让学生逐步接触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培养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在大三开设了《项目策划与管理》课程,大四增设了《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化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素质。(2)扎实做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标准的修订。根据社会工作发展趋势,结合本校实际,将课程纳入专业环境中进行系统的思考,明确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的地位和作用,突出课程的能力、知识、素质目标,切实做好课程标准的制定。目前已经做好了《社会工作概论》、《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18门等课程标准的修订,以此构建具有我校特色及符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标准体系。(3)抓好关键课程建设,培育优秀课程。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和课程建设基础,开展了优秀课程建设。经学校评比,《社区社会工作》课程已成为校级优秀课程。通过课程改革与建设,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4)突出技能训练课程,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大课程重组和整合的力度。完成了2012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大纲的修订和论证。结合我国职业化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发展形势,突出“实务性、职业性”内容的地位和作用。加大能力培养型课程的比例,突出社会工作操作性、实务性的培养和训练,新增《活动设计》课程。(5)加强教材建设。学校立项批准了《社会学》规划教材,并按正常进度组织编写。规范教材选用制度,严格教材选用审核,使该专业选用近年出版的省级以上优秀教材和重点教材。选用近四年出版的新教材的比例占教材总数的80%以上。 (四)强化了实践教学环节,面向职业化培养社会工作人才。(1)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30%。在六个学期增加了阶段(集中)性的专业实习,为期9周,学生毕业实习周数改为18周。第7学期开始启动毕业论文选题工作,让学生逐步介入教师科研课题中收集和熟悉资料,保证毕业论文质量。(2)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和开展各项大学生学科竞赛、技能竞赛。如省级“挑战杯”比赛、全国社会工作论文或实务案例比赛、项目策划比赛等,提高学生的实务技能。(3)加强校外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建设。通过调研考察,该专业在广州、深圳、长沙等已建立了9个实习基地,为阶段性集中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组织编写了阶段性专业实习与毕业实习指导书,规范了实习要求。(4)着手筹建校内社会工作实验室。完善已有的社会工作实验室,通过申报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150多万元,资金已到位,开始筹建新的社会工作专业实验室。该实验室的建成将在省内外更具专业性、现代性及先进性社会工作实验室。(5)依托专业教研室创办了仁泽社会工作机构。我系依托社会工作专业创办了社会工作机构,这是深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适合社会管理创新人才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高校教育服务社会、创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尝试,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实训和就业的平台,为学生进入社会工作职业具备前期准备。 (五)重视课程教学方法探索,实现教学手段多元化。(1)改革传统的质量观和教学观,树立“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社会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深化教学研究、更新教学观念,注重因材施教,在教学方式上由灌输式向启发式、参与式、讨论式、案例式、项目式转变,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培养模式上,实现由单一型人才培养向多样化人才培养转变;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符合,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又具有持久个人发展潜力的高素质人才。(2)建立了社工实务项目与教学内容相对接的“服务学习”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勇于探索和学以致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专业技能相结合、教师科研与社会服务相结合,要求每个导师制下的学生小组须向系部申报一个社会工作实务项目,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工作实务项目,促进实务项目与教学内容有效对接。(3)重视教学研究,实现科研与教学互动,“产学研”有效衔接。在课堂教学上要求教师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将科研实践、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有效结合,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的兴趣、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已获得省级教学研究项目2个,学生获得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4个。去年我系推出社工专业改革校企合作横向课题,向社工机构及同类高校,共同思考研究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4)以社会工作文化节为平台、以国际社工日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我系将社工文化节、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作为常态化的专业教学活动,借此机会和平台,开展一些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精品活动,比如个案情景剧的表演、高校社会工作团体论坛、课程专业实习成果展、社工实务项目策划大赛等等,以此践行社会工作专业精神,提升专业技能,展示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成效,为校园文化增添色彩。(5)积极探索了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改革,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在考试内容上注重考察学生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及综合素质。从考试形式上采取包括平时作业、课堂讨论及回答问题、课程论文等多种方式,采用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逐步建立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能力考核的转变,《成长小组》、《活动设计》等主要考察学生知识掌握和综合分析能力。 (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措施得力,执行严格。(1)成立了项目质量工程领导小组,稳步推进社工专业综合改革进程。2012年5月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湖南省普通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湘教通[2012]266号)后,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团队就开始针对任务书承担工作任务。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教学校长任副组长、各教学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质量工程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决定质量工程的重大方针和总体规划。(2)学校、系部每年召开了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专项会议,制定了教学质量工程的相关配套文件,以保证质量工程建设的有效实施。我校先后修订、制定了教学质量工程的相关配套文件,以保证质量工程建设的有效实施。2012年12月,学校召开了湖南省高校“十二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研讨会,2013年3月,系部专门召开了湖南省“十二五”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研讨会,今年4月1日,学校教务处又召开了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进会,4月22日,学校召开了 2014年专业建设研讨会,专门剖析了社会工作专业综合改革,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唐利斌、副处长杨承玖应邀出席,学校领导为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分析指导,对项目进行把脉。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接受了学校教务处的监督检查,确保了综合改革的有序进行。(3)加强了校系教研室教学督导,构建了三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校系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监控,形成了教学质量的动态管理。教研室会同校系教学督导组织从听课、评课,召开学生座谈会,到每学期期末领导、同行、学生评价,以及不定期召开用人单位座谈会等,对每位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进行综合考察,有力地促进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强化专业课程的考核工作,严格执行学校关于考查、考试的若干规定,坚持加强考纪、考风教育,对监考老师提出具体要求,保证了考试的严肃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科学完善,运行力度大,教师和学生的质量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教师已经将教学质量的规范化要求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优秀的教风和上进的学风已经形成。,全面提升我系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水平。 三、建设成效 (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完成 2012版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案及所有专业课程标准和实践教学大纲的修订、制定和论证工作。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突出女校特色。将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心理学、女性教育学、女性社会学等女性学课程纳入专业建设,将女性主义的理念融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中,培养女大学生的 “四自”精神,树立社会性别意识,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二是突出实践特色。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务性、操作性取向的专业,把“重实践”放在人才培养工作的突出位置。新方案中,实践类课程及环节的学分达到了40学分,实践课时总量超过了800个小时,并将义工服务纳入实践学分,规定每个学期每个学生必须完成40个小时的义工。三是强化校企合作。拓宽育人渠道,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坚持“能力为本、服务社会、开放办学”的理念,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以保证人才培养规格的岗位针对性和职业适应性,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嵌入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已取得初步成效。四是强化导师制度。对学生实行有针对性和责任性的教育和培养,注重社工人才的培养质量。每个社工学生在入学后,通过对师生双向选择,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导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学业、就业、职业等指导,对学生创新性课题进行指导及开展社工实务项目进行督导,系里制定导师职责,有检查有评估。 (二)社会工作专业平台建设逐步提高,研究特色与成绩不断呈现。社会工作省级特色专业确定以后,结合社会学学科建设,学校领导深谋远虑,精心规划和指导,采取多项积极有力的措施,全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建设。通过不懈的努力,目前专业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影响力,团队领导者在科研、教学等方面起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两年来,项目团队的研究主要沿着家政学、女性学和社会工作学三个专业领域展开,在、课题申报和成果奖励获取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及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委托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项,省部级课题10项,教学改革课题3项,横向课题2项;出版专著1部,32篇,其中CSSCI论文6篇,获得省部级及其以上奖励1项,校级奖2项。 (三)社会工作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明显。通过建设,深化了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成绩、实践动手能力、考证过级通过率稳步提高,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一是学生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学生对主要专业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了,专业课的考试消除了不及格现象;二是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普遍提升。通过实践性教学,尤其是“三课堂联动、四阶段递进”的实习体系,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创新能力也普遍提高,课程论文、社会工作服务方案、项目策划方案的质量均得以提高了;三是过级考证参与率和通过率都比较高。在英语四级考试,2011级61名学生中,通过率达到了85%,有 11人通过英语国家六级考试;国家计算机二级通过率32.5%,普通话二乙通过率98.6%,二甲39.4%;16人获得会计证,6人获得心理咨询师证。四是学生积极参加课外科技、文化活动,并且成效显著。有4个学生团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成功申报主持了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4项,教务处的社会实践课题1项,有2名同学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在第十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中获两枚铜奖,陈韵同学组建的桥牌团队获全国桥牌赛冠军,2名学生的论文在第五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上进行宣读;四川雅安抗震救灾工作优秀志愿者1人,长沙市红十字会四星级红十字志愿者1人,雨花区福利院优秀志愿者3人,第二届湖南省高校知识产权抢答赛团体优秀奖2人,湖南省“走进社工”个案情景剧大赛第一名,获最佳剧本奖1个、最佳演员奖1名,湖南省高校大学生社工专业技能大赛获团体二等奖。 (四)学生专业成长较快,综合素质明显提高。项目实施以来,社工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力、反思能力、理解与同感能力、想象与创造能力、分析与总结能力在不断提升,学习的过程也体现了他们的专业认同感和投入感的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普遍得到加强。 (五)理论联系实际,“项目化”教学模式影响深远。基于学校特色和本专业建设需要,我们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成果显著:一是主持完成了两项社会工作实务科研课题。2012年项目团队主持完成了国家民政部的“从外生性嵌入到内生性根植:5.12震后恢复重建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的实证研究”(11MZBBR059)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重点课题“社会工作促进灾后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1SW0814),专业教师在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社会工作组织发展、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获得了大量富有积极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决策者制定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和民族地区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二是创建了“项目化”实践教学模式。“项目化”实践教学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社会工作实务项目而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它既是一种课程模式,又是一种教学方法。通过项目(任务)驱动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活动项目,带着项目任务进行了课程实习。如“爱晚晴”社区孤寡老人项目、“快乐一小时”社区青少年项目、“反家暴”社区宣传项目、雅安“壹乐园”儿童服务项目等,创新性的提出了“实习活动化、活动项目化、项目社会化”的课程实习“三化”新理念,让学生“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中行动”,培养社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反思社会工作基本技巧。项目完成后可全面提高社工专业学生的能力水平和职业素质,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六)实践教学体系基本形成。(1)构建了“三个课堂素质拓展”的横向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三个课堂”以学分制管理为纽带,将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连成一体,第一课堂以引导性训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第二课堂以专业性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发展,第三课堂以预设性项目激励学生自觉成才,“三个课堂”联动互补,构建起与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的“三个课堂联动”的实践教学体系,并把实践教学活动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校内走向校外,拓展到机构企业甚至社会。(2)构建“四个阶段能力递进”的纵向立体式实习体系。我们按社会工作实习环节划分为四个类别,即义工实践、认知实习(课程实习)、专业实习、顶岗实习,基本形成了大一自发性义工服务与观察实习,大二指导性义工服务与认知实习,大三自觉性义工服务与专业实习,大四顶岗实践与毕业实习等四个阶段,基本构建了“四个阶段能力递进”的纵向立体式实习体系。通过这些实习,使学生获得专业价值、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3)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在长沙、广州、深圳、张家界、四川雅安等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社工专业实习基地,不断推动了实习基地运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提升实习基地的教学质量。制定比较完善的实纲、实习指导书、实习计划等实习文件,并确保其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提高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4)依托专业教研室创办的仁泽社会工作机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目前我系专业机构在长沙开展了“爱晚晴”社区独居孤寡老人服务项目、“快乐一小时”社区青少年服务项目、自闭症儿童项目、多动症儿童项目等,还在四川雅安天全建立了社工站,开展“壹乐园”儿童服务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机构的创建促进了教师的实务能力和研究能力,解决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实习问题。学生对实践课程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兴趣,学生在实践课程里不断地发现自己,展现自己,不断地获得一种学习的成就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5)专业实验室建设初见成效。在学院规划专业实验室基础上,完成申报了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实验室建设,学校通过招投标后,将开展实验室建设。社会工作多功能教学实验室建成后,将是省内外最先进的专业教学观察模拟实验室及计算机辅助调查实验室,既可以充分满足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训教学需求,同时还能带动校企联合,产学研合作,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实验提供更为方便的平台,为全面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工作展望 (1)继续加强课程建设与改革。进一步完善课程设置,紧跟社会和行业需要,进一步明确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主干课程,并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与优化;突出能力培养型课程,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大课程重组和整合的力度。选配好课程负责人和主讲教师,建设两门优质教学资源课程和试题库建设。(2)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充分利用好中央财政支持社工专业实验室建设,使实验室真正发挥专业教学作用,确保各门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得以落实;充分利用好我校申报的民政部的社会工作人才支持“三区”计划项目平台,凸显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办学实力与水平,发挥高校社会工作人才的辐射作用,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与社会工作的认同度。(3)加大行业机构结合度,强化实习基地建设。对社会工作专业而言,实践教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立稳定的实习教学基地,举办一次学校与机构参加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论坛,使实习与实践教学安排不断线,人才培养适合社会需求,并逐步加深加强校机合作,保障实践教学得以顺利进行。(4)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工作,建设好教学团队。一是支持教师参加与社会工作教学有关的高水平的培训,让教师了解该专业行业的前沿信息和最新理论成果。二是继续选派专职教师到社会工作机构挂职锻炼,强化专业教师的社会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双师型”教师比例。三是选聘兼职教师。建立一整套聘请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兼职教师的制度,争取在课程安排、经费安排、交通等服务方面进行政策倾斜。(5)抓好教材建设。坚持专业基础课特别是关键课一律使用全国通用的水平高的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的新近的高等学校课程教材,以确保主要课程的教学内容紧跟时代,体现本专业的最前沿的知识。针对我校社会工作专业实际,组织力量编撰出版一本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指导用书,完成教材《社会学》和《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的编写和出版工作。(6)支持教师科研与教研,加大对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奖励。目前,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科研立项、公开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教学、科研论文,但总体来说,目前科研课题的档次偏低,缺少高层次的科研、教研课题。科研成果获奖数量不多、等级不高。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对与试点项目相关的科研、教研成果实施奖励,引导科研团队的成立并健康、稳定的发展。 五、结语 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载体,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立足点,其建设成果决定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2]“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以加强专业建设为核心,以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为支撑,走提升内涵建设的发展道路, 从而全面推进专业教学改革。因此,我校社会工作专业作为湖南省普通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的高校之一,应该努力创造自身的专业特色,结合我省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要求,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和我省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需求,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逐步把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成为了同类院校一流的示范专业。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摘 要】分析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探索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施包括入学前实践、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六者之间互为一体、相互促进的“六位一体”实践教学。 【关键词】政法院校 社会工作专业 “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 随着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承接主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机遇同样蕴含新的挑战,即新形势下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挑战,亦即如何培养更多的优秀社会工作人才。高校关于人才的培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培养,二是理论培养,三是实践培养。作为既重理论培养,又重实践培养甚至实践培养重于理论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对学生的实践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本文对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培养提出一些拙见。 一、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实践教学是诸多学科的必然环节。从宏观上来讲,高校关于人才的培养,既包括思想方面的培养,也包括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培养。如此可见,实践方面的培养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我国《教育法》也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进行保护,第四十七条明确提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等要对学校组织的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从微观上来讲,我国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方案都明确规定了实践教学的时间和比例。因此,说实践教学是各学科的必然教学环节是有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的。 (二)实践教学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所需。一般而言,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其学科特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特性包含理念、方法等多个方面,本文仅从理念和方法两个方面予以分析。社会工作坚持“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从理念特性可以看出,为达到“自助”的目标,首先得“助人”。这一“助人”的过程就要求专业社会工作者具备“助人”的能力,而这“助人”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的。这种专业训练就需要通过实践教学才能实现。从社会工作的方法特性来看,专业社工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直接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两大间接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明显都建立在社会工作实践基础之上,即使是社会工作研究,有时也需深入实地获取一手资料。显然,社会工作方法上的特性更加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能力。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有其特殊性。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等特点,其实这也可以视为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特殊性。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同其他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不同,不少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公、检、法、司等司法领域工作。因此,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在理论教学方面就增加了不少的法律课程,而且注重对学生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培养。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的培养单靠理论教学是难以达到要求的,必须靠实践教学、班级活动、校园活动等课外活动共同带动。 (三)符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需求。随着《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各地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办法和措施,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高潮。加之我国当前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并且出台了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系列办法,作为我国民非企业主体力量之一的社会工作机构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尤其是创业型社会工作人才。近几年,我国虽然有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但是真正加入到社会工作队伍的较少,优先社会工作人才更少。因此,需要加强实践教学,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加入到社会工作创业队伍中来。 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总体构想 (一)“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入学前实践。入学前实践指的是学生利用录取之后和入学之前的假期,在所在地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以及社区、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入学前的实践。这种实践方式虽然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学生和对学校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而言,首先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有利于提高其专业意识。其次,有利于学生进行专业选择。经过实践,学生可以根据实践感受,决定是否选择该专业,避免入学后的选择困境。对于学校而言,一方面有利于对新录取学生实际情况的掌握,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成为学校的招生特色。 2.课堂实践。课堂实践指的是专业课教师利用上课的时间,加强对学生的实践教学。这里以课程为例比较便于解释。如讲授个案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安排学生模拟相关角色。又如讲授小组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组,然后由各组去承担组别角色。当然这种分配方式可以选择抽签等多种方式。再如讲授社区工作的课堂,任课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一线社区进行现场教学。课堂教学灵活多样,需要任课教师具备较好的实践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充分引导学生加入到课堂实践中来。 3.课程实践。课程实践指的是每门课程必须进行针对本课程特点的实践活动。社会工作专业至少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心理咨询与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方法课,还有妇女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等方法课,还有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等理论课。这些课程各具特点,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课程实践,提高学生对课程理论的把握能力及实践能力。 4.实验室实践。实验室实践指的是利用实验室模拟社会工作情景,让学生参与到其中来。实验室看似是工科类的教学专利,其实不然,作为强调实践教学的社会工作而言,也可以进行实验室教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诸多高校已经建立了社会工作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如同政法院校的模拟法庭一样,目的就是让学生身临其境,切身体验社会工作情景,感受社会工作的专业魅力。 5.寒暑假实践。寒暑假实践指的是学生利用寒暑假实践,深入到相关专业领域进行实践活动。寒暑假是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学生可以利用学校建立的专业实践基地进行实习,也可以自行联系实践基地实习。当然,这需要班主任和专业教师在假期前就做好工作安排,给学生布置假期实践任务。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巩固前一学期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自身实践能力。同时,有利于促进学生专业学习的连续性,避免因假期带来的学习断层。 6.毕业实践。毕业实践指的是利用一个到两个学期的时间进行带有总结性的实习活动。毕业实践是学生所有学习和实践的总结。毕业实践的做法在各高校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在这里只提出一点,那就是处理好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实践报告、就业等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做赘述。 (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六者之间互为一体。从入学前实践到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最后再到毕业实践,看似多阶段的实践,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入学前实践、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入学前、学习中和毕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应入学前实践,第二阶段对应课程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第三阶段对应毕业实践。三个阶段存在一定的次序性,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打下基础。因此,六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六者之间互相促进。第一阶段的入学前实践有利于第二阶段的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实践又有利于第三阶段的实践。在第二阶段中,课堂实践可以促进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和寒暑假实践。同理,第二阶段中的某一实践也可以促进其他实践。因此,六者之间不是相互制约的,而是相互促进的。 三、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学校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之下,为确保各项政策的制定及措施的实施,必然离不开顶层设计这一环节。政法院校实行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尤其是“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中的入学前实践,这是一个较新的方式,若不加强顶层设计,后期工作难以开展。而且,实践教学对内几乎涉及学校所有部门,对外涉及实习基地及相关部门。具体来说,就是在学校层面要形成正式的文件,让社会工作专业“六位一体”实践教学模式有据可依,确保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其实,待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较为成熟时,也可复制推广到其他专业中去。当然,学校层面也不只是制定单一的政策即可,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才能真正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发展。这些配套的方案包括合理的职称评审制度、教师考评机制、学生管理制度等。 (二)院系层面:负责制订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相对于学校层面来说,院系层面才是真正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而且是沟通的桥梁,上要面对学校,下要面对教师和学生。在这里应重点强调的是,院系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核心任务是要负责制订完善的实践教学方案。实践教学涉及校内外的关系,对内涉及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学生工作处、后勤处等多个部门,对外涉及实习基地管理及建立新的实习基地。实践教学从内容上来说涉及六个阶段,还涉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平衡机制。因此,院系一方面要联系校内外相关部门,理顺好行政层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组织专业教师及相关专家,对社会工作专业培养方案认真研究、不断完善,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方案。 (三)教师层面:建立合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就教师层面来说,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粗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教学教师(当然也承担实践教学任务),第二类是实践教学教师,亦可称实践指导老师,第三类是负责行政性事务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三类教师各司其职,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不过,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要建立合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辅导员和班主任一般有单行的考核机制)。无论是兼职实践指导教师,还是专职实践指导教师,均需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当然这主要是学校的责任,不是教师个人的责任。当前,研究型教师和讲授型教师如何评价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加之当前很多学校设置了许多关于教师的“条条框框”,严重制约了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教学活动以及新事物的发展。换句话说,有时候很多教师愿意去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基于制度的制约,他们也只能选择放弃或者置之不理。 (四)学生层面:充分做好学生及其家长的思想工作。政法院校六位一体实践教学的参与主体是学生,任何措施及方法的成效最后都在学生身上予以检验。“90后”大学生有个性鲜明、思想多元、热情奔放的一面,但也有孤独冷漠、自相矛盾、心理承受力偏低的一面。借用物理学上的术语来说,那就是他们这个群体的波动性非常大。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抑或是学生管理工作,都需要改变思维,利用新的方式和方法开展学生工作。而且,“90后”大学生以独生子女居多,以往那种单做学生工作不做学生家庭工作的方法已经不太适用,现在需要将学生工作延伸到学生家长那里,要取得家长的信任和支持。笔者在实践中就见过不少这样的家长,他们不理解学校的很多做法,认为他们的小孩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做其他事情或者受苦的,甚至批评学校的住宿条件太差。另外,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民生教育,不断培养学生的民生情怀。这里所讲的民生教育,是指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关民生领域方面内容的教育。 (五)方法层面:充分运用社会工作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实践教学。社会工作是一门非常重视实践的专业,社会工作自身包含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社会工作专业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和促进自身的实践教学。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专业自身特色决定的。社会工作拥有三大直接方法和两大间接方法,既可以成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也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方法。当然,除社会工作专业自身的理论与方法外,还可以综合运用多种其他的方法,形成一个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方法体系。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福建实践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和社会思潮逐步多元化,青少年群体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问题青少年群体的数量在持续攀升,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就需要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强力介入,不断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为加强对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研究,笔者在全省各设区市团委的支持下,进行了深入、全面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具体情况如下: 针对福建省从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状况的调查问卷。发放120份问卷并回收84份有效问卷。设计26个题目,涉及基本个人信息、社工队伍建设情况、加强队伍建设建议等内容,覆盖福州、厦门等从业人员较为集中地区;男性23人、占27.38%,女性61人、占72.62%。 针对各级社工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发放460份问卷并回收440份有效问卷。设计23个题目,覆盖全省九个设区市,涉及到受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资料、本管辖区内的社会工作管理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居民个人满意度的调查问卷。发放560份问卷并回收527份有效问卷。设计14个题目,覆盖全省九个设区市,涉及对现有从业人员及工作满意度、对各级社工管理人员的满意度、其他意见或建议等方面内容。 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现状及从业人员的特点 近年来,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得到较快发展,社工从业人员数量在不断增加。截止2015年年初,有近5000人通过了全省社工专业等级考试。目前,来自各市县的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青少年宫等团属组织的社工人员,构成全省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的主要来源。本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以女性居多,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 从业人员学历层次高、专业背景强、政治面貌好。调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到86%以上,有78%以上的从业人员系社会工作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党团员比率占到85%。其次,从业人员接受过系统培训的比率较高,达72.62%。第三,总体满意现有工作,有65.5%的从业人员满意或基本满意现在的工作。第四,从业人员工作领域宽广,着力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服务、权益维护、教育矫治、关系调试、困难救助、就业咨询、创业辅导等方面工作。总之,福建省目前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较高,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一支有朝气、有作为,传递“向上、向善”正能量的和谐社会建设生力军。 相关从业人员少,力量单薄。据报道,截至2014年底,我国专门从事青少年事务社工的从业人员仅有约2万人。与此同时,福建省本领域的专业人才也较为匮乏,制约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其次,社会工作者获得职称总体水平较低,无职称比率占到6成左右,大部分从业人员工作年限不足5年。第三,总体薪酬水平较低,有7成左右从业人员的月薪在3000元以下。第四,队伍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如整体社会尊重度不够、从业人员少、年龄结构不合理、性别结构不合理等。第五,职业未来较为迷茫,在被问及“是否继续长期从事社工”问题时,只有少数人想长期从事本行业,有一半以上的人回答“说不准”;究其原因,薪酬待遇较低、社会尊重度低、发展前景不明朗、因从业人员数量少而工作压力倍增。 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的问题及原因 社会影响力不足,导致支持力度较低。由于本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受多方因素制约,整体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相关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不够,缺少刚性政策的有力支持,已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再者,政府资金投入缺位,制约了青少年事务社工的发展。当前,我省政府资金用于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资金极其有限。资金保障不足、工作机制未理顺、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尤以资金保障问题最突出;此外,来自社会公益资金的支持力度不足。由于外围宣传不足,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导致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社会知晓度较低,其重要性没有被社会普遍认知,难以吸引社会公益资金的投入。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不足。青少年事务社工总量太少,无法满足青少年的需求。全省青少年事务社工数量较少,青少年事务社工和全省6-25周岁青少年的比例约为1:15000,比率相差较大,远远无法满足我省青少年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中,还突出地存在社工机构不足、服务覆盖面小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本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深入展开;再者,社工队伍建设存在问题,影响其服务绩效发挥。由于职业前景较为迷茫,社会尊重度低,薪酬待遇低,导致从业人员流动性高。尽管省内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学等社工相关的专业,但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加之社会认可度低,大部分社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后极少从事社工的职业。 新形势下加快推动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 2014年,团中央、中央综治委“预青”专项组等六部委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争取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全国培养出20万名的专业社工人才。共青团福建省委提出到2020年,拥有7000人左右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规模。为此,福建省每年需新增相关从业人员1000余名,多层面积极推动工作的深入发展。 探索建立“财政支持为主、政府购买服务为辅”的工作模式。福建省政府投入此项工作的资金占比应在90%以上,才能维持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为此,建议各级政府应常态化地安排经费,用于购买青少年社工服务项目,使财政支出成为社工机构主要的经费来源;其次,必须明确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范围,分层次、有步骤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创新,大胆采用用者付费、补贴制等方式。加强机构准入审核,建立社工机构准入制度和主体多元、程序公正、科学标准的综合评估制度体系。社工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根据要求提供各种服务,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舆论监督和评估;再者,有效发挥各级共青团组织在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中的作用。政府应倾斜性支持各级共青团组织,以项目招标的方式,向民间机构购买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通过加强实时督导与阶段性评估,促进相关机构规范运营,促使各级共青团组织更多地向青少年福利服务发展的宏观政策设计和管理的角度转变。最后,要不断拓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不断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的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督,形成经费来源上“政府购买为主、社会资本有益补充”,实际工作中“政府舆论监督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良好局面。政府还应制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鼓励实力雄厚的组织和个人的踊跃捐赠,逐步发展为社会募集资金。 加强对外宣传,提升相关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公众认可度。宣传工作要围绕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重要会议活动和工作动态、个案成功经验、各地典型方法和品牌项目的推介、先进集体或个人主要事迹介绍等方面来展开,不断加以充实,力求宣传有的放矢,务求实效。与此同时,强化宣传要求。讲求时效性,做到第一时间报道。凸出生动性、新颖性、保密性等;在新时期,要丰富宣传媒介载体。在发挥好宣传栏、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宣传阵地作用的同时,重视运用各类网络新媒介,如开辟全省性的青少年事务工作专题网站、开通相关微博、微信公众号,实现网络平台互动等,以迎合网络信息化时代青少年的需求。此外,借鉴港澳和沪深等地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在现有专职社工基础上,鼓励相关工作者考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并吸纳进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不断提升青少年事务社工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培育社会工作组织。要深入实际加强社工组织自身改革,推动建立学习型、知识型与创新型的社工组织。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变革驱动发展引入民间资本,尝试创办公益创投中心,促进各类型社会组织的孵化和成长;二是加强服务与监管,运用政策杠杆催生发展。同时,要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把公益性的社工组织逐步纳入体制化发展轨道,对公益性社工组织进行分类管理,调动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工作的积极性;三是依靠社工组织自身努力,内驱推动发展。积极推进社工组织的改革与发展,努力提升自我管理绩效。与此同时,社工机构也要积极拓展多种筹资渠道,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创收、开发特色服务项目吸引社会游资投入、通过合法途径向社会募集公益资金等,促进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大力支持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发展。在政府积极购买社会服务成为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主路径的大背景下,努力发挥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协会的积极作用。大力催生或培育民间社会服务组织,重点扶持非营利性、专业化服务机构的发展,建立起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灵活多样、服务专业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体系;五是构建起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工作体系。疏通与问题青少年群体沟通的渠道,着力加强共青团12355服务台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和有关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帮助青少年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之中。 加强制度保障建设,促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保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首先,鼓励从业人员考取相关资质和申报职称,并将资质职称等与相关福利待遇挂钩,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薪酬制度体系。着力强化从业人员培训考核,促进从业队伍的专业化、专家化和职业化进程;其次,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督导的常态化进行。建议由福建省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协会牵头,成立全省性的专家督导委员会,负责对全省从业人员的督导工作,逐步建立起标准化的督导体系,不断推动队伍专业化、专家化、职业化发展;再者,形成灵活多样的从业人员管理机制。要形成社工站民主选举和问责任免制度和社工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和执行手册等评估体系;引入社工和志愿者联动发展的思路,鼓励开展各类型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活动,做好志愿者培训工作。最后,重点加强社会工作组织负责人的培养。要注重政策导向,出台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对全身心投入社工工作且作用发挥明显的某些社工负责人,可以从提升薪酬待遇、推荐参加评先评优、创造更多高层次培训机会等方面,加以激励,使其留得住、扎得深、干得久、出得彩。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个案管理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的实践与研究 摘要: 个案管理方法针对信访社会工作的特点,可以借助评估来规范服务过程、检验服务效果;通过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寻求更好的工作思路;借鉴管理的特质,推进工作的有序开展。专业工作方法应用于本土性社会工作领域,以坚持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把持助人自助与待人真诚的理念,运用资源动员与整合的系统策略,坚守严谨而不失关怀的人文科学性为依据,实现更优化的“嵌入”。 关键词: 本土化; 个案管理; 信访社会工作 专业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系统规范又不失灵活的工作方法和技巧受到社会的认可。但在我国特殊的制度模式和文化传统影响下,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推广仍然存在一些阻碍,故此,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十分必要。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在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现实基础上,探索融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专业工作方法和处遇技巧,从而形成两者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本土服务模式。 基于基层信访工作实践,笔者进入N地区办事处信访办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参与观察。观察工作人员的接待过程及整个互动过程,并完成观察记录。期间共收集13个个案,其中互动三次及以上的5个。此外,还针对个案的历史档案做文献研究,全面剖析该信访对象的多方面信息和机构工作过程,并从中选取4个互动三次以上、涉及问题领域各异但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讨论。还对机构2位全职信访工作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工作者所秉承的伦理价值、采用的方法技巧、面对的工作环境等信息。本文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视角出发,探索个案管理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的可行性。即:个案管理的理念、程序、方法如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的应用会给信访社会工作带来哪些变化,能否起到推动信访工作革新的作用? 一、传统信访工作及其弊端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在实际工作中,信访工作面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按照现行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属于信访问题的信访事项。二是非信访事项,但属于基层矛盾调处范围内的,需要行政机关参与协调处理的问题。信访作为基层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和权利维护手段,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社会“安全阀”和“减震器”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制度设计、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也迅速凸显出来,择机访(指上访者选择重要节日、会议期间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上访的行为)、群体访(指具有相同诉求的上访群体有组织、有目的地聚集,共同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上访的行为)等表现形式层出不穷。 对传统信访工作弊端的厘清,是寻求社会工作介入信访的现实背景。梳理众多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到传统信访工作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价值的非中立性。一方面受制于信访制度核心价值的政府权威取向,信访部门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出发,将自身工作性质定位成“上传下达”的中转站,使得一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针对上访者的“围追堵截”时有发生。[1]另一方面表现为信访部门对案主信息的掌握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导致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对上访者常带有负面评价,[2]这显然不利于问题公平公正的解决。价值的非中立性直接影响到专业关系的建立,成为了工作者和来访者之间达成相互信任的最大障碍。 其次,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方面,传统信访工作存在程序不够完善、工作方法简单粗糙、信访渠道过窄等问题。另一方面,传统信访工作“一事一议”的原则容易导致工作者过度重视上访者的诉求本身,[3]而忽视其个人经历、家庭关系和所处的环境系统,从而使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并易于引发重访。可见,传统信访工作方法缺乏科学性,更没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也就必然导致了其僵化和矛盾重重的现状。 再次,工作者的非专业性。在很多本土性社会工作中,工作者队伍能力不足和缺乏专业知识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曹彦从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方面考虑认为,信访工作者的非专职化和非专业化,会导致他们缺少科学工作方法的指导,仅从经验层面出发处理问题,难免出现片面性的问题,[4]最终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最后,可用资源供需不平衡。多数上访者都希望通过信访渠道获得实际利益,但问题就在于传统信访渠道所能提供的资源不足以满足持续扩大的需求量。[5]这种供需的不平衡深深制约着信访工作的发展,其原因是工作者不但没有给予资源的权利,也没有全面链接资源、调配资源的能力。这还会诱发工作者和上访者之间的信任缺失,十分不利于工作的推进与问题的解决。 二、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方法及其应用 社会工作个案管理是由专业社会工作人员评估案主及其家人的需要,适当安排、协调、监督、评估及倡导多元的服务,以满足特殊案主多重需要的一种提供服务的方式。个案管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从整合视角出发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个案管理中,工作者的角色在不断变换,可以充当倡导者、经纪人、协调者、辅导员、解决问题者,等等,这就对从事个案管理的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按服务输送方式来划分,个案管理可划分为“角色为本”“组织为本”和“责任为本”三种模式。其中组织为本的模式注重为服务对象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对服务对象进行多面向的评估,制定并且检查整个服务计划。管理员的职责从协调各项服务到领导一个团队,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社会工作个案管理讲求从案主水平干预和环境系统水平干预两个面向出发。从案主干预出发,按照社会工作通用过程作为指导开展工作,并且注重协调和监控服务发送过程、为案主主张权利和资源,并且重视评估。从环境系统水平干预,需要通过分析环境的优劣、描绘想要达到的结果、选择改善的策略并且持续修改策略和结果的过程来完成个案管理。[6-7] 我国关于个案管理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实务研究也十分有限,现存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老年人照顾、戒毒、社会救助、社区矫正、医务社工及灾害应激介入等领域。[8-12]以探索性研究为主,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表现出社会工作个案管理的方法已经开始在多个微观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得到重视与应用,但模式归纳和方法分析还比较缺乏。在实际工作中,工作者多偏向于从案主层面出发,究其原因是,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与影响力来改变既有的政策环境和组织环境。 三、个案管理应用于信访 社会工作实践领域的探索笔者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中,进入到N地区办事处信访工作办公室,对办公室工作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并在此期间参与机构科务会、初访接待、重访接待、集体访接待及社区下访、联席会议、敏感时期重点人看护等工作。每周回顾反思参与观察过程,并做好参与观察记录。 观察发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信访工作中,虽然各类问题较为突出,但工作理念、方法、技巧的转变和革新已经悄然开始。工作者所运用的特殊矛盾化解机制就来源于长期的实践探索。这种在应对范围和应对机制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信访工作的工作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将继续探讨的是个案管理如何“嵌入”其中,并产生应用价值。表1所列内容为后文分析中所列举的个案案主及其基本情况。 案主为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到本市后,在插队期间的工龄不被计算,要求享受本市职工退休医疗及社会保障案主退休后社会保障水平低,生活困难,儿媳失业在家,家庭生活压力大,案主为群体访组织者和领导者 新一年度,适合案主的医保政策从农民合作医疗转为了职工医疗保险,这一改变导致他只有在医疗费用达到1 800元之后,再消费的部分才可以得到报销,但按原有政策,他可以得到直接给付的每年2 000元医疗费用,来访要求政府解决实际生活困难案主为物业农民职工,工资水平低,配偶无工作,孩子在上学,更加雪上加霜的问题是,他的妻子在春节过后查出得了重病,他的工资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可谓杯水车薪 案主所居住地区面临拆迁,近几年私搭乱建现象严重,案主邻居李某在没有得到吴家允许的情况下拆除吴家的三七墙,贴着吴家起了小二层,也就侵占了半米的排水距离,致使一旦下雨,从李家屋顶流下的雨水就会直接侵入吴家院子,至此两家反目,邻里纠纷无法调和,吴某要求相关部门拆除李家违建,恢复原样案主表现激烈,情绪激动,扬言如果得不到解决,就要采取激烈手段 案主所居住房屋为“村改居”住房,因为房屋漏水,无人负责而前来上访 事后了解到,案主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与邻里也存在长期的矛盾,物业并非推脱,但期间修理了两次没有起效 (一)信访社会工作的特点及其与个案管理理念的契合信访社会工作具有涉及范围广泛性、复杂性和边缘性的特点。广泛性体现在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包括拆迁遗留问题、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干群矛盾、工作纠纷、政策咨询等。复杂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信访社会工作处理的问题多数涉及不同利益主体,难以制衡。其次,信访社会工作的问题多为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纵观分析,“一事一议”很难根治问题。边缘性是信访社会工作最突出的特点,这和我国现行体制有很大关系。第一,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职权不清晰,致使很多问题可以由信访解决,也可以不归信访解决,出现了一种“解决是情分,不解决是本分”的说法。第二,信访社会工作中时常出现工作范围和政策、法律的边缘相交叉现象,这使得工作变得异常困难,通常需要等待时机、等待政策和法律的完善。例如,案主A的问题表现为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退休后回到城市,不能享受医保政策。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政策修改后,与原政策不衔接,伤及个体利益的问题。这一个案在处理上,只停留在无法承诺、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劝解。在基层没有得到良好调处的情况下,发生了群体访和越级访的情况。这也真实地体现出关乎政策、关乎制度、同样关乎个体利益的信访社会工作对更具灵活性、综融方法的迫切需求。 信访社会工作的广泛性、复杂性和边缘性特点就要求从个别化的需求出发,选取恰当且富于变化的工作方法。相应地,个案管理的方法注重通过对现实环境的分析、对预期结果的描述、制定个案计划、帮案主链接各种资源并在过程中不断修订计划和策略的方式来完成个案工作。从理念上看,个案管理不光涉及案主自身,还强调对其家庭关系、社会职业关系、社区关系的工作,系统的工作可以帮助案主从心理、身体、社会支持多方面得到改善。所以个案管理的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二)开展多面向评估与记录的重要性在专业社会工作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关系建立阶段的来访者特点概括为:主动求助性、情绪低落、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对工作目标达成的迷茫性。[13]而信访社会工作中的工作对象有其区别于专业社会工作来访者的鲜明特点。 信访社会工作中,多数来访者可归入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范畴。例如,案主B,为每年1 800元的医保报销起点而备受压力,进而质疑医保政策。案主C因邻里纠纷得不到解决就扬言要“自杀”。类似来访者屡见不鲜,集中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特征。从年龄上看,来访者以中老年人居多。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普遍处于社会的底层,失业、无业、退休的现实情况致使他们通过劳动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进一步表现为收入低、文化水平低、社会认同度低且缺乏向上流动的条件。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来访者普遍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或情绪困扰,多体现为焦虑、抑郁、敏感多疑、暴躁易怒等。更有一些来访者有特殊的经历,例如离异、坐牢、经历过重大灾难,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有一定的“反社会”倾向。 可以看到,针对信访社会工作的案主,开展个案管理所提倡的多面向的前摄性评估是十分必要的。有效的前摄性评估可以使工作者对案主的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婚姻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化水平等多项指标进行掌握。这不但为后续工作中服务目标的设定和服务计划制定打下基础,更为服务效果的评估做好前测。 在后续的工作过程中,过程评估和结案时的影响性评估也是个案管理过程效能的重要评定依据。很多信访社会工作的个案之所以会持续很长时间,进展渺茫,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应用良好的跟进和评估制度来将个案进行良好的梳理。评估的过程可以成为个案推进的动力,起到监测的效果,还为整个工作过程起到指导作用。评估还为个案的结案提供依据。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在接案之初就让案主和工作者清晰大体的服务路径,使案主有一定的期待范围,从而预防由于现实与期待的差距所诱发的缠访(指上访者反复多次为同一信访事项到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上访的行为)和闹访(指上访者在信访事项处理过程中,采取过激言行以期满足诉求的一系列行为),还可以使个案的结束时点清晰可断,有助于信访社会工作的规范化。信访社会工作已经建成了市区两级的网络平台,随着个案管理经验在信访社会工作领域的积累,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个案记录可以在已经建成的信访工作平台进行共享。这样,在这一领域范围内可为更多类似问题的处理提供依据。(三)工作者角色在服务过程中的变换专业社会工作者是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在工作中遵守社会工作伦理与价值并且运用专业方法开展工作的。他们所在的机构大都独立于政府之外,期望和案主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的专业关系。而信访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关系及与政府的关系都与专业社会工作中的工作者存在明显区别。现阶段我国的信访社会工作者从职业类型看,属于国家公职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和职业责任。从阅历上看,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并且“了解情况”。这种阅历让他们掌握多方的资源,做起工作来表现得游刃有余。如果将这种处理问题的策略从角色变换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规划,可能会为信访社会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在个案管理中,工作者的角色需要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变换,这和信访社会工作的实践十分契合。在现实工作中,正是因为信访社会工作者需要处理好和政府、案主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案主单位、所在社区、住所物业公司等一系列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所以其角色也要不断变换。例如,在处理案主D的个案中,案主因为房屋漏水,无人负责而前来上访。但随后工作者就了解到案主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与邻里也存在长期的矛盾、物业修理了两次没有起效等情况后,首先安抚案主的情绪。在随后的跟进中,一方面联系邻居和物业共同商议防水修理问题,另一方面帮助案主妻子联系社保所,为其介绍可就业的岗位,这样使得个案得到良好的处理。可以看到,在某一个案中,信访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一角色可以是政策变革的倡导者、服务链接的协调者、案主能力挖掘的使能者、面对案主实际困难的问题解决者,等等。可以想见,如果信访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有意识地针对每一个个案,有意识扮演自己可以充当的角色,那么服务的效率将必然得到提升。(四)从协调各项服务到领导一个团队在专业的个案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所秉持的价值是“同案主一起工作”,这使得专业关系因为工作者真诚、接纳、平等的态度而变得易于建立。工作者从“人在情境中”出发,帮助案主链接各方面的资源,充当协调者的角色,去完善案主的网络支持系统。但在信访社会工作中,由于案主诉求的明确和迫切,工作者同案主的关系建立,单纯凭借对案主的接纳、包容、支持、陪伴和同理心显然是不牢固的。要得到案主的信任,需要工作者在建立真诚专业关系的同时,运用个案管理的方法,为案主建立一个平台,协调好各相关利益主体。很多情况下,还需要工作者充当管理者的角色,整合资源,领导各利益主体,就个案情况组成一个工作团队,责权分明,有效沟通,彼此协调,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在信访社会工作中,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种可供参考的工作方法。在接案之初,信访部门就个案现实情况协调各相关部门参与联席会议讨论,从多维度、多利益主体的角度分别剖析、评估,拟定应对方案和实施路径。在后续工作中,由于联席会议探讨充分,各相关部门都对这一问题达到了解的程度,对自身的支持方式也比较清晰,有利于后继的沟通与协作。当然,个案管理是一个过程,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团队服务构架的搭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都是资源提供的网络。在个案C中,案主与邻居邻里不和,缘起是双方的房屋改造都没有达成相互的谅解。在单方面工作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工作者组织联席会议,邀请城建部门、司法部门、案主及其邻居、所在社区工作者来进行协商。在会议中,工作者引导各方从房屋的丈量、双方权责的划定、邻里关系的修复、家庭问题的调查几方面进行了澄清,陪伴现场情绪激动的案主进行了情绪的宣泄,最终商定了问题解决的路径。 可见,个案管理的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需要工作者在必要时充当管理者,领导一个团队一同工作。不仅调动服务对象参与,还协调各主体参与。赋予信访工作者调动资源的能力,从而避免因为资源辐射不足而限制个案的推进。这也充分体现了信访社会工作桥梁和平台的特殊作用。 四、结论与反思 信访社会工作来源于社会工作本土化趋势与传统信访工作僵化落后的双重背景之下,由于看到专业社会工作与传统信访工作的现实契合性,政府和社会工作学者开始探讨信访社会工作的可行路径。 首先,信访社会工作需要做的是借鉴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方法和技巧,使被动工作开始向主动工作转变、专业技术方法代替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赋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第三方立场同样取代了政府职能。[4,5,14]在工作中对案主采取平等、尊重、接纳、非评判态度,对其信息保密,给予聆听与疏导,注重过程中同理心表达,协助其协调社会关系和整合资源。 其次,着力搭建起政府与上访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张明锁和杜晓楠通过对郑州市“万警进社区”活动及信访工作的“义马模式”进行分析认为,在信访工作中完善民众诉求渠道是重要且必要的,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是建立健全民众诉求表达渠道的可行性路径。[15]信访工作中遭受“污名化”的案主往往对法律失去信心,对政府失去信任。社工要做的是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社区的联系,让他们能够参加各类社会活动。 个案管理的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实践,其程序、方法和理念都有良好的适切性。针对信访社会工作具有工作范围广泛、复杂性和边缘性的特点,个案管理针对每个个案提供从接案、评估、设定目标、工作计划、检查与再评估的系统服务,符合实际需求。个案管理使用多阶段评估,在信访社会工作中,一方面有利于通过规范服务,更清晰地梳理服务过程,也为案例总结存档,并为类似个案提供借鉴创造良好的基础。借鉴个案管理中注重工作者角色转换的思路,为信访社会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基于信访社会工作中联席会议等方法与个案管理的结合,研究建立更多有效的服务策略,整合和调配资源,可以有效解决信访社会工作中资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不仅如此,个案管理的规范性与系统性可以一改信访社会工作中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工作者的专业性。在看到个案管理方法应用于信访社会工作实践所具有的优势与意义的同时,还应当认识到本土化社会工作在借鉴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时的“弹性”。不可以生拉硬拽,过分推崇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也不可踌躇不前,否认本土化社会工作借鉴好方法、好技巧的可能性。 合理的借鉴与应用需要把握社会工作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助人自助与待人真诚的理念、资源动员与整合的系统策略、严谨而不失关怀的人文科学性。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的摸索中,在方法借鉴与理念综融的实操应用外,对社会工作本源的回应, 对服务对象生活环境系统的改善与充权,对社会政策倡导和社会福利体系完善中应当承担的角色和可发挥作用的思考,对社会制度的革新与体系性建设更是社会工作者的使命和价值所在。社会工作者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加深对国情、社情的理解,丰富自己,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践研究 【摘 要】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和组织纪律性等特殊性,在毕业实践中存在多数集中于政法部门、缺乏专门的毕业实践指导、专业实践偏少等问题。因此,应建立符合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情的毕业实践机制,实行专业化的指导,将毕业实践与毕业论文撰写和未来就业结合起来。 【关键词】政法院校 社会工作专业 毕业实践 司法社工 目前,我国有200多所学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学历层次结构中,社会工作已经涵盖了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各学历层次,甚至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招收社会工作方向的博士后,如北京大学等。在全国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也不同。当然,不同的学校类别开设的社会工作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如综合性院校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往往倾向于培养综合性社会工作人才,民族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医学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医疗社会工作人才,政法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司法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无论是培养层次的不同,还是培养院校的不同,社会工作实践教学都是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教学阶段来分,包括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等各个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大的行业来分,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企业等几大行业的实践。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具体的领域或者说按照课程设置来分,包括妇女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实践。因此,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不仅重要,而且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本文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的研究情况,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为例,研究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中的毕业实践问题。 一、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特殊性 (一)法律性。政法院校的学生正因为这个“法”字,使得其各方面披上了“法”的外衣。这是因为:首先,政法院校的学生以法学类专业学生居多,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法学类专业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90%以上,其中纯粹的法学类专业如法律事务、贸易法律、东盟法律、律师助理等专业就占差不多40%,法学类相关专业如法律文秘、司法信息技术、司法警察、刑事执行等专业占了近60%。其次,政法院校往往比非政法院校的非法学类专业开设了更多的法学类课程,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非法学类专业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均开设了法学类专业。最后,非法学类专业学生生活在以法学类专业学生为主的校园,非法学类专业学生耳濡目染往往也“法律化”。正因为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较非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多了“法律性”这一层外衣。 (二)政治性。政法院校的学生正如因为“法”字而披上“法”的外衣一样,也因为“政”字而披上了“政”的外衣,即政治性。这是因为:首先,政法院校学生的政治性有其历史的原因,即政法院校产生的目的就是培养政法干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就是在原来的广西政法干校的基础上成立,进而与广西司法学校合并而成。政法院校的历史性证明了政府院校的政治性。其次,政法院校学生的政治性有其现实的原因,即政法院校较非政法院校而言更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生手册明文规定,每周二下午各班分别召开主体班会,并且由学校学生处、团委统一拟定班会的主题。最后,我国一向重视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文件。综上所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较非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又多了“政治性”这一层外衣。 (三)组织纪律性。政法院校的学生因为其特有的“法律性”和较强的“政治性”,使得其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为例。首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所有学生均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具体来说,每天早上实行早操制度,阻止学生睡懒觉的行为。每天晚上10点以后开始晚检,杜绝学生深夜外出或夜不归宿的行为。其次,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警察类专业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早、中、晚均要出勤,而且早上要拉练,下午或晚上要进行军事训练。最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学生(包括警察类专业学生和非警察类专业学生)经常外派执行执勤、安保等警务任务,有效提升学生的个人素质,特别是专业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表现其更强组织纪律性的一面。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组织纪律性等特点,当然也具有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综合影响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 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内容:专业实践偏少。在各专业的毕业实践中,专业实践偏少,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通病。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毕业实践中也难以避免专业实践偏少这个通病。对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调查发现,他们最多的是类似“我们没有实习到什么,根本没有专业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回答。造成这种专业实践偏少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践领域方面的问题。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领域首选应该是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其次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组织,再次是社会工作相关领域。但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学生选择了非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组织。这直接影响专业实践的专业性。第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自身的问题。即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积累不够,即使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相关领域进行毕业实践,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得其难以融入工作。第三,毕业实践的时间偏短。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为三到六个月,实践单位往往因为其时间太短而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实习生身上。当然,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社会认可度偏低,除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之外,其他领域对社会工作的了解甚少。这些综合因素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实践偏少。 (二)实践领域:多数在政法部门。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及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来看,他们大都倾向于选择政法部门,即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即使不选择政法部门进行毕业实践,大多数学生也选择在企业进行毕业实践。每届只有一到两个学生选择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进行毕业实践,毕业后留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每届也就一两个学生。之所以选择在政法部门进行毕业实践,笔者认为是由前所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法律性”所影响的。其他的选择在企业进行实习,笔者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待遇方面的考虑。而真正留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实践的学生,则是真正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热爱和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认同。 (三)实践指导:缺乏专门的指导机制。社会工作本身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也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包含了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等各个阶段。社会工作毕业实践是社会工作所有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总结提升的阶段。就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来看,首先缺乏的是实践教学的指导机制,尤其是毕业实践的指导机制。具体体现在:指导老师如何安排、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毕业实践如何计算酬劳、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实践的评价机制等。其次是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自2010年开设,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则开设有近十年的历史,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教师仅有一人,专业教师极其缺乏,严重影响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四)与毕业论文关系:脱离毕业论文。现在对于大专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到底是写毕业论文,还是写毕业设计,一直是高职学校及教师们所讨论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写毕业论文,还是写毕业设计,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毕业论文应该与毕业实践紧密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提升对专业知识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如前所述,首先,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都在非专业领域实践。其次,即使是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进行毕业实践,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也未能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践很好的结合。最后,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更多的是被动选择学校给予的参考选题,而不是主动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等进行选题。就笔者近几年所指导的30余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实践情况来看,真正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践结合的学生不超过10%。 三、促进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的对策 (一)实践机制:符合实情的毕业实践机制。良好的机制是社会工作各类实践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首先,应根据政法院校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特色的一整套实践机制,并且要将毕业实践作为这一整套实践机制的重点内容。社会工作专业这一整套机制应纳入专业培养方案,以明确的文件形式加以规定。其次,要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的经费支持机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性特征要求一定的经费作为支撑。再次,要制定实习基地建设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实习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继续建立新的实习基地,充分发挥实习基地对理论教学的辅助作用。实习基地的建设要实行动态管理,避免只建不用的状态。第四,实行弹性的毕业实践机制。根据当前高职院校的毕业实践情况来看,毕业实践一般为三个月到一年不等,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应根据实情进行调整,建议不低于半年的毕业实践。此外,实践机制应体现政法院校的特色。我国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培养方案中都体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定的最低专业标准,但是专业特色与优势科目的发展并不突出。 (二)实践指导:专业的毕业实践指导教师。学生虽然进入毕业实践,但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专业教师的指导,况且毕业实践是学生诸多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应在专业的实践指导教师下进行。对于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指导教师来说,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从学校层面来考虑,二是要从实践指导教师自身来考虑。从学校层面来看,首先,要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践指导老师的专业化、专职化。不过,当前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本身缺乏,可考虑从相近专业或其他专业培养专业化最好是专职化的毕业实践教师。其次,要形成良好的实践指导教师评价机制。无论是兼职实践指导教师,还是专职实践指导教师,均需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从实践指导教师自身层面来看,首先,要充分发挥自身专长,认真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指导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专业层面的指导,还要包括思想层面的指导。其次,实践指导教师要积极处理好与实习单位的关系,为当前正在进行毕业实践的学生及未来将要参加毕业实践的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实践领域:司法社工和常规社工并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有一般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共性,也有如民族院校、医学院校、工科类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一样的特殊性,因此其毕业实践领域应包括常规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和特殊的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当然,考虑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可偏重司法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常规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在这姑且不论,主要探讨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具体来说,第一,社区矫正。从社区矫正的有关分析中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方法应是以法律规定的方法为主,辅之以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相关工作方法。第二,法院人民调解员。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既具备较全面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较为符合法院人民调解员职位需求。第三,禁毒、戒毒社会工作。禁毒、戒毒社会工作不仅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也需要禁毒、戒毒的法律知识。此外,司法社会工作还包括安置帮教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上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实践更适合他们自身的发展。 (四)实践形式:关联就业和毕业论文撰写。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也同其他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一样,应将毕业实践与论文撰写和未来就业联系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完成毕业实践,也可以促进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就业,这也是当下诸多高校比较提倡的做法。上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当前用人需求量大,政法院校应抓住这一机遇,利用自身优势,在加强学生毕业实践的过程中促进就业工作的开展。关于毕业论文的撰写,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尤其是重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只有在专业实践中才能发现更好的选题,撰写更具实践意义的毕业论文。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介入 摘 要 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作为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性领域,运用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方法,找到农村适宜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农村社区社会工作 白林村 农村产业 城乡互助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很好的发展,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性的领域,探索新时期社会工作思路下的农村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发展方面,可以增强农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提供动力与支持;同时,农村发展也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建构既要从三农问题中汲取经验教训,也要从农民、农村和农业所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等现实处境中寻找解决方法。 一、我国农村发展现状 (一)脱离农业生产 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以农村社会工作课程实习地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例:农户生计多样化,综合考察研究区农户生计方式发现,8%的农户以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家禽为生计;16%的农户农业生产规模小;23%的农户通过农忙时以农业生产为主、农闲时就近打工获取经济收入;31%的农户基本脱离农业生产;22%的农户以非农经营收入为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脱离农业生产的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会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更少的在农村种地进行农业生产,使得留在农村的人口多是妇女、老人还有小孩,形成“空心村”。而“空心村”现象是现如今大多数农村村落的现状,脱离农业生产进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负面的影响。 (二)集体村镇企业的衰落 在白林村经济发展中,会兴起很多的集体乡镇企业。但市场竞争中,有许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技术水平低,企业效益降低。而在兴起集体企业时,由乡镇政府牵头向乡镇农民借款,但随着乡镇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乡镇企业亏损不止,难以偿还这些借款。[2]乡镇企业造成的乡村债务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发展。 在白林村,实地考察中发现许多集体村镇企业的衰落,以至于出现空厂房、倒闭企业。村镇企业的衰落导致乡村债务加剧,而白林村债务则是村委会的一大心病。 (三)村干部、村官镇用 缺乏实干性 农村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难以转变农业经营观念;农村产业发展的配套制度不成熟。[3]因此,在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村干部应该作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但大多数村干部和村官的活动范围多集中于镇上或者村委会的工作,很少深入到村民中去深入到村民的生活中去,不了解真实的农村生活。只是简单的做好了乡镇的书文工作,却缺少了深入乡村实践的实干性,不能从根本上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四)农村产业的不可持续发展 在农业市场化和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对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在绿寨传统中,村民在高科技农业推广过程中被建构成为 “文盲农民”;地方政府强力推广的新品种农作物不仅没有增加村民的收入,反而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污染了水源和土壤;许多村民迫于生计毁林开荒种植经济作物,违反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等等。[4]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底层农民生计的发展,还造成农村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 二、解决方法 (一)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介入 农村社区一体化 在大学课程实习中,课程社区社会工作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实习是分开的;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却把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总体拆开了。而事实上,农村也是一个不同于城市领域中的社区,社会工作者应该依靠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把农村工作的工作方法和社区工作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方向,推动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通过培育各种农村地域社区组织,促进当地农村社区发展;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文化活动用具,开展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农村社区领袖,提升村民自我管理的能力等。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为农村发展以农村社区为本的乡村经济奠定社会工作的专业基础。 (二)积极发挥农村社区积极分子和社工的作用 农村所属社区的发展不能全然依靠村官或者社工,就现实情况而言,在每个村子里都设置一个社工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为了农村更好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在村官在村期间很好地利用村官在农业、经济、社会的理论知识,使原本扎根于农村的农村本土居民变成农村社区积极分子。农村也应该好好把握政策和机遇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利用社工的专业知识多方面全方位发展农村经济。 我们可以不一直依靠同一批人才班子发展自己的农村。在一批人才班子在任期间,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人才班子的工作能力、想法、经验,结合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最大程度的利用好在职工作人员的能力,发展农村社区。 (三)重视妇女在农村经济的地位 成立乡村妇女受益小组 社会性别的介入视角,把妇女看成有活力的行动者,尊重她们建构的生活,致力于在生活、家庭、社区、政治、经济等各种层面上达到妇女的充权,将性别角色的视角纳入农村社区发展。[5]充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运用在社区工作和妇女运动的发展中。 虽然在当今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由于农村较为的根深蒂固思想且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农村妇女的职业多有限制。 我们就白林村为例,去实地探访时,很多家庭的妇女都大多无工作留在家中。就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来看,我们应该就农村社区的特色发展农村特色经济。白林村盛产竹子,村里的妇女大多会编织箩筐、背篓等农业和生活用品,我们可以成立当地妇女受益小组,以小组工作的方法就当地优势发展编织业、手工织品或手工纺织。 (四)城乡互助 城乡社区合作支持农村农业发展 农村一般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农业,无论是瓜果、蔬菜,还是粮作物,都会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地方特色农业。而农村居民多半是自己自足的乡村生活,农作物质量多优于城市经济利益化产物。大面积生产或生产剩余的农产品可以借助社工工作方法和“城乡互助”模式,更好地进行生产和销售。 借助乡村生活体验游的契机,推动村民与居民携手合作,互惠互利,既突破 “施与受”的助人模式,也有利于增进理解,减低城乡社会之间的排斥。社工借助城乡合作的平台,综合社工几大专业方法和技术,整合推动微观的个人、家庭社区能力的提升和宏观的社会政策的改变。协助农民改善生计,从而实现生计、社会互助、生态保育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结语 我们在发展农村社区社会工作时,不能将社会工作服务流于社区、小组、个案三大方法,三大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农村工作,所以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宜采取地区发展模式,提高居民主动性参与。[6]我们要把农村社会工作推向专业化,从优势视角出发改变看问题的角度,积极培养利用农村社工、官员和当地的精英,发挥农村社区的当地资源和优势,促进农村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批判教育学视角下的社会工作督导实践研究 摘 要: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通过督导促成学生或者实习社工(被督导者)的专业成长,是摆在实务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引入批判教育学,改善社会工作督导的对话关系,从批判能力培养、可能性语言的设立以及激发被督导者的潜能等方面全面改善社会工作督导的实践,提升社会工作督导效能。 关键词:批判教育学;社会工作督导;对话关系;增权 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提出:“督导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传统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技术由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传授给新的社会工作者或实习生。”社会工作是一个实务取向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实务教育至关重要,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是内地社工教育界的共识。然而,如何才能搞好实务教育,却成了摆在社会工作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有悖于西方的“职业化―专业化”途径,是先有专业而后设职业的,早期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多半是理论家,这就造成了没有实务经验的教师来指导学生做实务的怪相。在笔者看来,加强社会工作督导是改善社会工作实务教育断层的一个重要途径。社会工作督导是社会工作实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督导不仅仅是对学生实务工作的指导,也是教师学习操作社会工作的机会,因此督导是一个教学双方共同成长的过程。 然而,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处境也表明,社会工作督导的相关经验依旧是欠缺的。许多高校教师名义上挂职督导,却并不知晓如何在督导中促成学生的专业成长,如何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带进督导之中,甚至他们本身对社会工作的核心信念是怀疑的、不确定的。缺乏被督导的经验及整合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训练,缺少内化社会工作价值观的机会,导致他们难以胜任社会工作督导的工作。此外,国内有关社会工作督导的研究也不多见,没有形成立足本土的社会工作督导理论、方法和模式,这也让社会工作督导研究显得迫切和急需。 笔者自2010年开始,在学校社会工作系推行服务―学习教学模式,并担任服务―学习课程的督导,每周与服务―学习小组同学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帮助学生整合本周的实务经验,内化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促成他们的个人与专业成长。5年的实践摸索当中,发现批判教育学的教育理念、方法与社会工作专业的信念非常接近,在督导中尝试结合批判教育学的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二、社会工作督导相关研究的综述 1.境外对社会工作督导的研究 第一,对社会工作督导发展历程的梳理。香港学者徐明心对社会工作督导的历史做了梳理,并将社会工作督导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社会工作督导的管理渊源(1878-1910)、督导训练背景的变化和文献基地的出现(1911-1945)、实务理论和方法的影响(1930-1950)、无休止的督导与自主实践之间的争论(1956-1970)、回到责任承担年代的管理功能(1980-1995)(徐明心,邹学银,1998)。新近社会工作督导的发展历程,笔者尚未找到较为适合的总结。 第二,社会工作督导的模式。徐明心整理了社会工作督导的几种模式,包括标准模式、实证的模式及实用的模式,徐认为这些不同的概念化途径未能包含社会工作督导的全部,因此徐明心提出一种整全的督导模式,期望为社会工作督导的范畴提供一个全面的观点(徐明心,何会成,1998)。 台湾地区学者萧文提出一种谘商督导的循环发展模式,通过三个同心圆五个步骤,帮助被督导者整理对个案的思考,形成全新的个案地图和进一步的帮助计划(萧文,2004) 加拿大学者提出社会工作实习督导过程中的理论与实务整合模式(ITP环形模式),将社会工作督导视为回溯、反思、联接、专业回应四个步骤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玛丽昂・博戈,伊莱恩・韦达著,曾家达等译,2011)。 2.内地对社会工作督导的相关研究 第一,对社会工作督导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强调。不少学者意识到社会工作督导在实务教育中的重要性,蒋艳通过对某次福利院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案例分析,指出社会工作督导是有效且必须的(蒋艳,2010)。一些受督导者也开始用自己的实例分享被督导的感受,也表达出对督导的高度认可(喻欢,2010)。 第二,对社会工作督导内容及功能的认识。基本上,内地对社会工作督导停留在传统理解上,也即教育性督导、行政性督导和支持性督导,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督导在传统三大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出领导、管理、咨询等新功能(乔世东,2007)。 第三,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经验的总结。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督导实践的不断展开,亦有部分文献开始关注基于中国本土的督导经验的整理。有学者提出成为有效的督导应是社会工作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方向(马林芳,2010)。 学者们从系统的视角、过程论视角、优势视角等角度总结了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督导的经验,提出了联合督导、同辈督导等督导方法,探讨了督导关系、角色定位及有效督导的特质等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本土处境对社会工作督导制度的建立是有制度性障碍的,这需要引起实务界的重视(朱爱华,2009)。 总体而言,不管是督导实务还是督导研究,国内都是比较欠缺的。相关的探讨大多流于空乏,宏大叙事,部分基于实务的研究文献又太过局限,缺乏一种能同时能与宏观制度和微观服务对话的督导模式,大多关注于督导如何让实务更有效,如何让学生更能内化专业价值观,理解专业知识,将学生视为必须受改造的个体,这是一种强势的文化霸权督导关系,对促进学生的专业成长是不利的。 三、批判教育学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实质 批判教育学,又称为解放教育学、增权教育学,代表人物有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亨利・A・吉鲁克斯(HenryA.Giroux)、阿普尔(MichaelW.Apple)等人,批判教育学认为,传统教育并没有起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反而是社会排斥和对立的根源,教育传播的是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普罗大众形成了压迫,批判教育学强调人的存在是不断“成为”人的历程,人性应该是充分而完整的,而非扭曲和片面的,其目的是让被压迫者去反思压迫及其根源,通过这种反思,引导他们投身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达到启蒙的目的。 批判教育学的方法之一就是对话,对话带来对话双方关系的改变,促成平等关系的实现,对话也是对受压迫者的增权,培养受压迫者的主体性思维特别是批判性反思的能力,最终解放受压迫者,也解放了施压者。 在社会工作督导中,也常常使用对话的方法,但大多数时候,是督导让被督导者阐述,督导帮助被督导者解惑,指出被督导者实务中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督导关系是一种非平等关系,对话成了上下级问话,而被督导者也被要求必须内化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被督导者的自主性被抹杀。 批判教育学视角下的社会工作督导,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过程,平等对话能带来督导与被督导关系的改变,因此对被督导者来说,也是一个系统性增权的过程。尊重被督导者的主体性,培养被督导者的批判性反思习惯,从而真正实现被督导者能力的提升。最终解放教与学双方,实现意识提升、专业内化、公民责任的多重成长。 四、批判教育学对社会工作督导的启发 1.平等对话关系的建立 批判教育学强调对话关系的平等性,师生之间、督导与被督导之间并不是靠权威支撑,教师所掌握的是旧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可能生产新知识,因此教学过程是师生协同创造新知的历程,师生关系也应是彼此平等的。 在社会工作督导过程中,督导者常常受到书本知识和自身经验的限制,被督导者身处的实践场域,反而是更具挑战和跳出常规的,其应对模式往往是超越书本和督导教师的旧知识体系的,因此,督导者需要在督导过程中,与被督导者平等沟通,建立共识,同行成长。 2.批判能力的培养 批评和质疑的概念被批判教育学视为教育模式的中心,学生被视为批判的行动者,学生通过批判和反思,首先解放自己,然后寻求社会的正义与解放。用弗雷勒的术语说,培养批判能力其实就是发展“批判意识”,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带着质疑与批判的态度,面对并揭露所有“去人性化”的社会设置。 在社会工作督导过程中,应当引导被督导者系统的反思自身实践与社会设置的关系,批判性的看待当下的情景与社会政策。具体来说,反思的层面可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3.可能性语言与行动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教育学强调培养批判能力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和自我认知,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导向“社会实践”,即将批判理念与社会行动结合起来,最终发展出批判的行动力。 传统的批判可能因为“看到问题无力回应”而导向悲观主义,或者因为“看清世界迎合世俗”而导向犬儒主义,批判教育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形的出现,批判教育学强调“可能性语言”(languageofpossibility)。可能性语言是指人类敢于根据现实,描绘对未来的希望与梦想,通过批判能力与社会行动力,团结力量共同行动,从而逐步迈向梦想的美好未来,并根据实践不断批判性的调整方向。 可能性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导个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突破禁锢,使个体跳出樊笼,看到更高的可能性,并付诸实践谋求未来,因此批判教育学强调的是行动取向的批判。 社会工作督导中,督导者不仅仅要引导被督导者批判社会现实,还要看到行动空间,并通过自身的服务行动,联合相关力量,改善不平等的社会设置,哪怕这种改善只是微小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但却是在为社会改良积累经验和教训,最终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4.增权与潜能激发 批判教育学者葛兰西(A.Gramsci)认为,支配者通过知识、媒体、权力、政治的有效运作,塑造和控制大众的日常思维,而大众在长期的规训过程中,逐步内化了这种思维,从而主动遵从和维护支配者建立的各种不平等关系,这就使得支配者建立的文化霸权能够长期存在并持续运行。面对充满霸权的、非人性的社会制度,许多学生常常感到无力和无助,同时,在传统的文化霸权督导模式之下,被督导学生由于缺乏能力和资源,常常是处于“无权”和“去权”的状态之中。 增权的视角强调被督导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强调被督导者有能力、有机会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增权的核心是通过提供资源以及培养知识和能力,使个人由能力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提高他们的行动力与控制力。由此可见,增权并非赋予被督导者权力,而在于挖掘或激发被督导者的潜能。增权主要是督导教师帮助被督导的学生(社工)发掘自身潜能的过程,可以运用的一些对话语句如:“只要你相信,你是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找到不止一个解决方案的。”“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够做出的改变是什么?”“你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 五、小结 社会工作常常强调自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感动生命”的专业,是一个实践取向的专业,其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社会工作者的培养过程中,少不了社工教师对社工学生的生命影响,这种影响,在社会工作督导过程中体现得更为密切。 批判教育学强调对话,强调平等关系,强调对社工学生的系统性增权,社会工作督导教师应当将批判教育学吸收进入自己的血液,形成自身的生命影响力,从而引导学生成为兼具批判能力与行动能力的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证据为本的实践: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新指引 摘 要:社会工作实习教育以证据为本就是要求实习工作的组织者要以本土状况为实习设计的基础。针对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目前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师资非专业化、督导力量缺少等现状,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应以本土现实状况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实习教育负责人为主导,为实习工作构建支持网络,包括制度保障、督导保障和机构保障。 关键词:证据为本;实习教育;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专业学科,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职业化为导向。在社会工作硕士教育层面也有学校希望能够培养出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人才。但无论侧重实践还是研究,都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实务经验的积累,因此实习教育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十分重要。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中国大陆自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以来,至今已有超过200所高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多所学校已经探索形成了特色不同的实习教育模式。北京大学采取多种督导模式,发展社会行政与社会政策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强调实践环节的系统化、实践运作的制度化、实践操作的规范化、实践基地的网络化,在社区矫治、戒毒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厦门大学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能力建设,开展探索性实践;云南大学采取经验学习与行动反思的模式,在农村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流浪儿童服务以及边缘群体服务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经验。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对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的讨论比较集中,认为阻碍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专业机构少、督导水平低、学生积极性不高、案主需求不明确、实习制度不健全等(徐迎春,2013;童敏,2006;樊富珉,2003),提出的改善和应对策略都倾向于改善督导、建立实习基地、规范实习制度、多主体共同参与几个方面(徐迎春,2013;林顺利,2011;肖萍,2006;史柏年,侯欣,2003),当然也有一些对实习模式的新探索,例如,以提升机构专业水平为目标的增能式社会工作实习模式(孙唐水,2014),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实习模式(石彤,2000)。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应建基于一套完整的、实际的、可操作的实习教育设计,实习设计因教育程度、培养目标、学生需求、地区发展状况、院系实力等本土的实际状况而不同。 二、证据为本指引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现实依据 社会工作实习的教育者和组织者在设计实习工作方案时应充分分析教学能力、培养目标、学生能力、学生需求、督导力量、机构资源、就业岗位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现实状况,以此作为设计依据,坚持证据为本的实践。 (一)教学能力不足与培养目标的异化要求加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全国大量高校开始设置社会工作专业,但各地区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客观条件并不完备。主要表现在缺少专业教师、没有专业的实习合作机构、没有完备的实习制度、实习指导手册,更不必说建设校内的实习基地、社工实验室等。社会工作离不开实践与专业督导,非本专业出身的老师给予的指导无论是在专业性还是在适切性上都有所不足,往往不能解决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问题。没有专业的实习合作机构、专业的督导人员,学生得不到专业的成长,各个子系统都囿于非专业的困境和焦虑,却都期待在专业上有发展,这必然会让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容易流于形式,起不到提升教学水平、培养合格人才的作用。社会工作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专业价值观,掌握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我国社会政策,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策划、执行、督导、评估和研究能力,胜任针对不同人群及领域的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但现实情况却是每个学校只能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对培养目标做出调整,甚至最终培养的学生离目标中的期望相去甚远。究其原因,除了本身教学力量薄弱,开办专业准备不足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没有以本校的现实依据为基础,制定适当的实习教育计划。 (二)证据为本下的社会工作实习教育可以有效地满足专业学生的需求 学生是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主体,他们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了解和认同,是影响实习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调剂进来的,对社会工作并无了解,甚至有些学生的自身特点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再加上社会工作专业就业处境的相对艰难和严峻,这使得学生对于社会工作实习抱有不同的态度,有学者概括为“跃跃欲试型”“浑水摸鱼型”“犹豫不决型”和“学做分离型”(史柏年、侯欣,2003)。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知识、专业自主、专业自我、专业认同和专业成长”这样实习的理想目标不易实现。要想充分发挥学生参与实习的积极性,还必须进一步挖掘社会工作实习的功能。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都会有就业的需求、成就的动机和成长的需要,如果能让他们从社会工作实习中获得这些需求和动机的部分满足,能促使其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工作实习,也更有可能达到或接近提高专业素养的理想目标。 (三)社会工作实习基地的建设要求以证据为本 实习基地的建设在社会工作实习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实习基地的现状、获取校外资源的多寡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设计依据。由于目前内地需要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能够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机构、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其中进行服务的机构都相对较为稀缺,因此无论是各高校在进行实习基地建设中采取伙伴关系模式,还是实习教学中心模式,实习机构的选择都是最重要的。只有以证据为本,依托本地区现实状况,选择对社会工作有较多了解、合作态度积极、自身拥有一定资源的实习机构,才能够使社会工作实习达到预期目标。在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外部资源发掘与整合方面,各院校也可以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寻求机构专业人士、友好院校师资、国外及香港的社工督导参与到本校的实习教育中。变被动为主动,寻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不忘“走出去”和“请进来”。 (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要求加强证据为本下的专业实习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社会工作教育也达到了一定规模,但始终没有从制度层面建立起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从国际通行的经验看,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成规模的合格的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二是政府和民间机构要重用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三是社会工作人员本身要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而对于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而言,职业化意味着他必须具有职业化的素养、职业化的行为规范和职业化的技能。推动良性的实习教育发展,可以帮助学生提前接触正式工作的环境,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还可以强化其对社会工作价值观及伦理守则的认同,进而使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再局限于理论学习,使理论与实际应用相联系,从而为我国社会工作由专业化向职业化方向发展提供条件。 三、以证据为本,构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支持网络 结合上述四个方面的现实依据,社会工作实习教育设计需要以全面、客观、具体的证据为本,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提供涵盖制度保障、督导保障、机构保障的现实支持网络。 (一)制度保障 依据目前各院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弊端,教育主管部门应对申办各层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学校提出新的要求,在申办资质上加入实习教育评估体系。同时对已有社会工作招生资格的院校从实习条件、督导师资、资源获取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和审核,根据评估和审核结果督促院校进行整改。其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开始之前,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实习制度,它应该包含实习的目的与要求、实习工作中各相关人员的责任和权益、实习文书档案的规范等内容。第三,各院系要与合作机构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明确合作双方在实习工作中的责任,合作的形式、内容等,实习制度和合作协议中,还要包含质性和量化两个方面的评估内容和标准,例如个案、小组、社区服务的次数、项目的数量、文书的要求、督导次数、评估标准等。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实施,结合本地、本校的现实依据,有效地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的开展,推动专业水平的提高。 (二)督导保障 社会工作实习教学应多元化(张曙,2012),督导是实习教育的必要环节,而且可以创造多种可能。第一,学生在选择实习机构的时候常常会难以抉择,不能确定哪家机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因此,在实习工作准备之时,邀请各实习合作单位的机构督导作为机构代表做宣讲,详细地介绍机构情况、优势、为实习学生能提供的条件,让学生更好地做出选择,促进学生的主动介入(余瑞萍,2008;曾华源,1987)和主动实习。第二,课堂集中督导不仅是教师对学生、专家对“菜鸟”的指导和帮助,还为同学们之间进行同辈督导提供了场所。学生之间比较相似的经历和处境使得同辈督导的效果有时优于专家督导。第三,在学生走到机构实习的同时,教师、院系可以通过个人或者单位之间的友好关系,整合资源,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一线工作人员、评估人员等走进课堂,可以让学生们结合自己实习的状况与之对话,也打破单一督导的局限。实习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机构督导,需要充分了解学生在实习机构中的工作状况,及时回应学生在实习中的问题与需求,在实践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与实践操作。课堂督导结合理论教学,引导学生开展实习反思与评估,获得专业成长。针对督导人手不足的情况,可以采取1+1+1的督导模式,即一名机构督导、一名督导助理、一名课堂督导,督导助理可由有过实习经验的高年级学生或者有过社会工作从业经验的人士担任。 (三)机构保障 实习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良好的合作平台,即能够接纳实习的合作单位。实习合作单位的选择应能够满足学生需求、实习制度、就业选择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要求。接纳实习工作对合作机构来说也有一定的挑战,例如需要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予实习学生引领、督导;实习生融入后又撤出会打乱工作节奏。这会导致机构对实习生资源的不当使用,实习生通常被安排临时性、补充性的工作(鲁艳华,2007)。因此,机构资源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需要经营的过程,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搜集整理机构资源,并促进社会工作院系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合作机构需要尽可能具备专业性、多样性、主动性的特征。专业性在这里不仅指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更要具有指导实习的专业性,能够对实习学生进行专业的指导、督导,充分发挥、挖掘实习学生的作用和能力。因此,实习合作关系的建立应坚持互惠原则(向荣,2000),做好充分的准备、沟通工作,明确合作双方在实习过程中的责任和角色,避免滥用实习资源的情况,保证合作关系长期、稳定。 四、结语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教育先行,专业化、职业化滞后,普遍存在盲从域外经验、地区发展不平衡、师资非专业化、督导力量缺少等现象。面对以上种种困境和挑战,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应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主体,以教育者为主导,以证据为本的实践作为社会工作实习教育的新指引,依据复杂的现实状况,构建现实支持网络,提升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促进专业成长与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论文:NGO在医疗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 摘 要:本文主要以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为例,通过介绍阅读坊的成立、工作内容及方法,研究NGO在医疗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旨在介绍NGO参与医疗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工作开展中面对的困难,呼吁更多力量关注NGO在医疗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以阅读学习等方式来帮助患儿远离病痛,拥有一片快乐的天空。 关键词:公益;儿童;阅读 引言 (一)非政府组织(NGO)概述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为行文简洁,后文均用NGO指代),一般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那些非政府的、非营利的、有志愿性质并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也常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1]。 早在20世纪80年代,NGO就已在全球范围萌芽并兴起。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致力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解决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情况下较少被顾及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妇女儿童保护、扶贫、教育、计划生育、农村发展,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和人权保障等,而在医疗社会领域的实践是其最重要的事项之一。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它也不是经济体,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早已遍布社会需要的每个角落。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 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大大帮助了美国的发展与繁荣。美国有力量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NGO的发展。同时,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以此来鼓励捐赠[2]。 (二)引入民间公益力量服务医务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步较晚,数量少,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专为医院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规模小、数量少,还不能满足需求。我国在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普通百姓对于医疗的需求及关注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公益力量来进入医务社会工作领域,分担医院面临的困难。社工可以通过医务社会工作,以心理疏导或其他帮助形式,与患者沟通,从而帮助解决医患矛盾问题,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助于扩展医疗服务领域、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医患和谐。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成为国内医务管理者的共识,并在新医改方案的国家政策层面得以确立。各地一些医疗机构通过设立专职机构、引入社会工作人才等途径,进行着积极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本土化的实务经验。 然而,当前大多数医务社会工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还没有实现服务普惠的目标,医务社会工作还没有实现常态化、制度化运行。在过去,这项工作的推进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意识的自主提升,民间力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引入民间力量,既有助于短期内提高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也有利于民间组织自身得到成熟与长久的发展。现阶段,除了进一步规范制度之外,当务之急是整合资源,尝试以医务社会工作为抓手,通过引入民间公益力量来增强医务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3]。 (三)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应运而生 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安徽省省立儿童医院康复区内诞生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合肥市包河区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由安徽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服务总队负责人王大成发起,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及中国儿慈会资助。阅读坊的主要服务内容是为在省立儿童医院住院的儿童提供无偿借书服务、召集志愿者为患儿说故事。 一、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的实践探索 (一)发挥民间公益力量,开展专业服务 阅读坊里分工明确,发起人王大成主要负责申请项目资金及日常管理,台湾特教老师义务远程管理,合肥亲子阅读专家纪念老师义务对说故事志愿者做阅读培训,苹果树故事团每周日下午过来为小朋友表演故事剧,两名社工负责阅读坊的日常具体事务。 阅读坊内有上千本儿童读物,包括各种绘本、儿童画册、亲子读物等。这些书主要来自基金会的捐赠。阅读坊的一切服务都是公益免费的。每天早上是进病区送书时间,社工会拿20―30本儿童读物进病区,首先为想要看书的孩子免费办理图书借阅证,只需登记姓名、病床号及联系号码即可,再登记借出的书,第二天再去拿回并借出新书,直到孩子们出院时,归还所有的书,再借给新的患儿。最初借书是不用办理借阅证的,每个病区都设有图书角,供生病的孩子阅读,但由于没有记录,丢失率高,转而变为借阅形式。这种借阅形式起初是不受欢迎的,送书进病区,首先会受到医院工作人员的排斥,因为这跟他们的工作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冲突。其次是患儿家长的质疑和反感。据资料统计,全国范围内,专门从事面向儿童的民间公益阅读推广组织有27家,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是其中一家。它是安徽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医院内提供此类借阅讲故事服务的公益组织,多数患儿家长对于免费服务存在戒备心理。所以在起步阶段,愿意填写信息、办理借阅证的人非常少。经过几年的坚持,早已打破这种局面,得到众多家长的认可,登记办理借阅证的人数早已超过千人,志愿者累积服务人次也早已过千。 (二)阅读坊让患儿在阅读中体验快乐,学习成长 在病区阅读很受欢迎,在康复区就更是如此,康复区内有一间闲置的大办公室,医院免费提供给阅读坊作为书屋,阅读坊就坐落在这里,所以康复区的小朋友到阅读坊里看书非常方便。每天下午是阅读坊对外开放的时间,有许多小朋友过来阅读。 工作人员会把阅读坊打扫干净,迎接孩子们,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愿意做手工的孩子,会为他们准备胶水、剪刀和手工书,他们可以在这里做小手工;愿意看书的孩子,会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和软软的儿童坐垫;愿意听故事的孩子,会有志愿者给他们讲故事。 亲子阅读专家纪老师每周都会过来给大家讲课,主要是培训志愿者如何给孩子讲绘本故事,告诉大家一些亲子阅读的益处及技巧,并且推荐一些亲子读物,家长们有的驻足倾听,渐渐了解了亲子阅读的好处,也开始加入亲子阅读行列。亲子阅读需要家长和孩子的配合,意义不仅仅在于阅读本身,也培养了家长对孩子的耐心,树立了孩子对家长的信任。特别是对于住院的孩子,在患病阶段,家长和孩子都被束缚在小小的病房里,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有时会处于一个相对焦躁的情绪中,阅读能帮助孩子找到乐趣,让他们安静下来,也能帮助患儿家长找到信心,享受这一段蜗居在小病房里的时光。孩子们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故事,用心去想象和理解故事中描绘的场景,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如果家长不急于求成,能耐心陪伴孩子阅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爱阅读的孩子视野远大,心胸开阔,因为他们可以从书中汲取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学习判断是非好坏,懂得做人的道理,这远胜于家长和学校教师口干舌燥的说教。许多家长在亲子阅读中受益,从开始不愿陪孩子看儿童读物、不愿学说故事到主动为孩子选书,陪孩子读书,给孩子讲故事。安静下来的孩子不再为病痛而哭闹,因为他们的思想在书本描绘的广袤空间里翱翔。 (三)阅读坊长期规划,确保常态运行 阅读坊有自己的豆瓣同城小站,名为“阳光的天空”,持续在上面招募说故事志愿者。基本上每天都有志愿者过来,在社工的带领下,到病区为小朋友们讲故事,孩子们非常喜欢听故事,这会让他们暂时忘记打吊瓶的疼痛和无法玩耍的苦恼。志愿者大多是合肥各大高校的在读学生,也有十几个固定的志愿者社团,每周会在固定的时间过来,进入病区或者在阅读坊内为小朋友们说故事;还有比较专业的苹果树故事团,每周日下午到康复区大院内给孩子们表演故事剧,吸引许多孩子和家长驻足观看。 在一些节日,阅读坊会开展一些联欢演出活动。大型活动一般会请合肥电视台、万家热线、广播等媒体来全程报道,有社团志愿者来表演儿童歌曲和舞蹈,苹果树故事团表演故事剧,还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来捐款捐书,机构内有专门负责财务的人员,捐赠的东西都会登记备份。 阅读坊发展得很快,得到患儿和家长的喜爱,也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但机构财力和人力基础较薄弱。阅读坊的经费,是靠申请基金会的项目,资金来源不稳定。阅读坊的人员,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志愿者,都是饱含一腔热情想要做好阅读推广及服务患儿的爱心人士,在大范围上属于公益,具体来说,属于社工,有社工专业知识可以把专业工作完成得更好,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儿,需要社工的个案辅导,帮助其走出患病的阴影;但在实际工作中,具有社工专业背景的人员(包括组织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远不足半数,由于阅读坊没有固定的财力支持,没有编制,待遇不稳定,也没有社会保险,所以能够在这里服务的人员,大都是有稳定收入的兼职人员或是大学生,经费没有保障,人才又满足不了需求,这大大制约了阅读坊的发展,也是此类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若政府、基金会及其他社会公益人士能帮助阅读坊及此类民间组织实现常态运行,相信一定能给更多儿童带来实惠。 二、结语 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自开设以来,为患儿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让患儿在阅读中淡忘病痛、汲取知识养分,健康成长。如今,阅读坊的工作还在正常继续,但由于省立儿童医院康复区病房的扩建,阅读坊已搬迁至社区,阅读坊虽已搬迁,但无偿借书及志愿讲故事服务并没有结束,并已成功扩展至安徽医科大学住院部、肿瘤医院等其他医院。 阅读坊的未来愿景是以安徽省省立儿童医院为基点,逐步向其他医院、民工子弟学校和社区拓展,利用志愿者和社会公益资源,努力使全市的少年儿童都能享受到这种无偿的公益阅读辅导服务,让广大儿童,特别是患病儿童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样快乐的童年。
经济学论文: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提出了“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要性,进而指出“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对生产函数的描述,直观反映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过程与效果;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建议。供都江堰灌区等“丰水”地区参考。 关键词:丰水 节水型 社会建设 经济学 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 (F‘(X) 属于[D’, 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 ((e-X ) 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其次,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工作手段,改进节约用水工作,提升用水技术和生产结构。制定好流域水资源规划、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加大节约用水投入,加强水资源项目建设,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推行计划用水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和器具、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等,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三,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解决“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本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从根本上建立“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长效机制。在水权、水市场制度建立之前,建议国家考虑对“丰水”地区节水、调水区调水给予适当的转移支付。 第四,建立健全专职节水工作机构和投入机制,加大节水行业的科研和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加快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提高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理水平和质量。 经济学论文:有关计量经济学的国民经济论文 一、影响因素分析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 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着,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2.皖北有个交通运输业的重市-蚌埠,号称是火车皮拉出来的城市,其地势平坦,并且又有交通运输枢纽的历史,只是近些年发展有些缓慢甚至停滞。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大力发展一蚌埠为首的皖北交通运输特区,兴修铁路,并提供一些便利支持和帮扶政策,加速皖北的兴起。并打通与北上广的交通脉络,加速省内外的交流,带动安徽省的经济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3.安徽还有很多的旅游资源,比如黄山,天柱山,九华山等等,政府应当出资,好好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腾飞。比如为相关的旅游项目提供政策支持,为相关的自然资源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大力宣传省内的旅游景点等等,让旅游业成为带动省内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并使其成为循环产业,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野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摘 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 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 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经济学论文:经济学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摘 要: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所需的专门人才,同时也会产生开发风险,由于它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必须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好人才开发规划,优化制度建设,提高执行效果,从而有效地降低开发风险。 关键词:人力资源 投资风险 规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风险 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是一种投资就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风险,总的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员工流失和开发低效或无效。 (一)核心员工流失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出现的最大的风险后果就是核心员工、骨干员工的流失,这些员工的离职带走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特别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离职往往伴随的是企业中一个精英团队地流失,同时由于岗位的空缺,会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也会对士气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生产效率降低,并导致员工不配合企业后续的人力资源安排,对于一些掌握了企业技术、客户等资料的核心员工,他们的流失将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开发低效或无效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是实现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员工是一个企业与员工双赢的过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或者是员工的知识与技能未得到提高;或者是开发的转化不到位,员工未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技能服务于企业,都会会产生经济、时间、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损失。企业没有获得相应知识与技能要求的员工,原计划的工作会随之受到影响,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开发成本测算出来,而间接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无法准确计量,但可以通过开发前后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及其他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标的变化进行间接反映。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成因 (一)外部环境的风险 由于人力资源开发周期较长,而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快速变化的,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制定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过程中,始终会面临着政策的规范与管理、面临着知识与技术的更新变革、面临着行业的变化调整、面临着人才的竞争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认真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就会导致开发滞后或开发不对路,造成重大损失。 (二)零开发的风险 零开发是指企业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开发不做任何投入的做法,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仅仅是对员工组织了岗前培训,而不考虑员工上岗后的培训和开发,有一些企业家往往将开发成本转嫁给社会和员工个人,对员工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仅仅是对其支付劳动报酬,不考虑员工的职业发展,人员结构的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从外部人才市场聘请,员工的岗位技能未得到提高,相应的工作效率会直接受到影响,员工职业危机感加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减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这种零开发观念指导的管理行为很难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人力资源规划不当 没有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的企业,员工的开发是一项非常规性的工作,呈现出临时性、简单化的特点,由此,人力资源配置会进入一种非常规的局面,在解决人才供求缺口问题时捉襟见肘,不利于企业积极、灵活地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人才开发规划中存在的较普遍的问题是开发的盲目性、开发内容不够全面、缺乏系统性,对实际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目前大多数的企业都存在着重培训轻开发、重眼前轻长远的问题,开发手段单一,缺乏整体的开发部署,导致员工的职业方向不够明晰;在选择开发项目时,没有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经营环境的变化、目的性不明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相对于零开发的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认为开发是万能的,管理者急功近利,希望通过一两次的开发项目就能获得一支精英队伍,能够一劳永逸,在做规划时没有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阶段的需要、开发对象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开发目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完全由管理者一厢情愿的强制推行,这样会使员工面临较大的压力,且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效果不会很理想。 (四)人力资源开发的执行不力 在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影响到项目的落实,如工作时间、个人时间与开发时间的矛盾;开发创新与抵制变革之间的冲突;其它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等。如果上述问题在项目执行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在项目执行时没有给予及时的调整,就会影响到项目正常进程,使整个工作偏离预期的开发目标,导致开发低效或无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协调与控制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方面未达到相关要求。 (五)缺乏内部成长通道 人力资源开发除了提高员工的知识与技能,还要明晰员工的职业发展目标,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自我超越的潜能,经过开发知识与技能得以提高,员工会自觉主动地向更专、更精的领域去学习与探索,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追求。相应地也会需要更多的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和施展才能的舞台,希望自身的价值在薪酬待遇、工作职位、工作条件等方面获得认可,如果管理者不关注员工变化了的需求,企业内没有明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员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自我追求受到压抑,在较长时间的失望过后,其产生的结果或者是辞职转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是员工意志消沉,丧失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执着,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使前期的开发效果归于零。这样的结果亦会对其他员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使他们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持怀疑态度,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产生不满,后期的开发工作会更难开展。 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目标明确、系统完整,可以动态调整。开发的目标要明确指向企业战略发展的方向,为企业的发展预先储备专业人员;系统完整则要考虑开发内容、时间上的要求,从内容上来说要根据企业发展规划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职业技能开发,时间上对一名员工的培养要结合他本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长期的开发, 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开发项目;动态调控意味着管理者要密切注意企业经营环境、技术环境、人才供求、开发对象等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对开发项目的目标、内容、步骤、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保证开发效果。 (二)签订保证企业权益人力资源开发合同 确定好开发对象后,企业要与之签订开发合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开发内容、形式、时间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为防止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后另谋高就,合同中要注明开发后的员工应在企业服务的时间、违约后的经济责任,对员工产生纪律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约束,假使员工离职,企业还可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减少企业的投资损失。开发合同中一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竞业禁止条款,如果在员工的聘任合同中未进行有关规定,则在开发合同中,一定要和掌握了商业秘密的核心员工签订竞业禁止的内容以保障企业的权益,在发生核心员工离职、侵犯到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三)注重人才储备 管理者要提前做好人才储备的工作,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员工流失后出现的岗位空缺导致工作出现混乱的局面。在企业内部组建工作团队,避免出现个人控制某个工作项目的状况,工作就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开而出现中断;除了团队建设还应该注意人才的梯队建设,以师徒的“传、帮、带”方式形成同一岗位的储备人才,当第一梯队人员离开时,后续梯队的人员能够迅速补充上来,保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者要注意更新用人观念,处理好人才为我所用与为我所有的关系,积极探索各种灵活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信息库,在需要时可迅速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通过聘请兼职员工、短期工,解决企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人员缺口。 (四)加强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建设 通过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并进行配套的制度建设,以形成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从精神层面上给予激励,增强企业凝聚力,引导员工的行为方式,降低流失率。企业可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改变主要取决于上级决定的“伯乐相马”式的人才选拔方式,更多的是通过“赛马”的方式由员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实力,为员工提供展示才能的“赛场”,为其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五)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要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就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工作保障,这些人员的业务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到规划制定的是够合理、相关制度执行是否规范、开发项目能否有效落实等问题,对他们的开发特别是更新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经济学论文:新婚姻法对城市青年婚恋观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价值观念是指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 指导着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成为整个社会变迁的先声。〔1〕 而婚恋观指导着人们的一切婚恋行为,婚恋观的变化在家庭的构建和维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外在表现形式是择偶标准的变化。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的和谐稳定往往对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我国当前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尽管婚恋观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在不同环境下的择偶标准不一。其中在择偶标准中一直存在一个基本矛盾:物质与爱情的矛盾,“注重追求个人的情感需求还是注重经济等物质因素的作用,成为现代人择偶时的一个两难选择”。〔2〕然而主流的婚恋观应该是符合整个社会发展所需的,有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的可持续进行。从这一角度来讲,扭曲的婚恋观是指不利于人类社会良好发展和延续的,通过不合时的择偶标准具体形式指导人们进行婚恋行为选择的社会价值观。在当前主要表现为大部分城市青年(这里的城市青年主要指达到适婚年龄,在城市长期居住工作的青年,这部分人才是面临房价和婚房问题的主要群体)婚恋观的日趋物质化、世俗化,在择偶的过程中经济因素超越了感情因素的考虑,尤其体现在婚房成为结婚的首要权重因素。 扭曲婚恋观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城市青年在婚恋市场二元化,出现供需结构性失衡,笔者将其概括为结构性无偶现象。本文所谓的婚恋市场二元化是指,与贝克尔“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相对应过来的概念,把婚恋市场分成“有房适婚男性”和“无房适婚男性”两个市场,具体展开见下文。结构性无偶是指,尽管婚恋市场上存在较多的求偶需求,但由于处于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以及个人特质的差异,适婚男女出现供需不匹配,导致无偶男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比例过大,给社会运行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一、城市青年婚恋观的扭曲现象 在中国,买房结婚是一种固有的情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中国人更注重安土重迁,房子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置业情节严重,“婚房”也就自然成了结婚的“必备品”。结婚买房本无可厚非,但在高房价形势下,婚房却引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房价的一路攀升,大大超出了城市青年的支付能力。有学者利用全国的数据,创建了一个以房价收入比为核心的住房压力指数,实证分析得出,2007 年中国住房压力最低的是呼和浩特,指数为29%,而西方学者认为合理的家庭负债比例不超过1/3,中国当前有一半以上的大中城市住房压力指数超过这一标准。〔3〕作为工作刚起步的青年工作者,收入相对而言比较低,积蓄非常薄弱,住房压力自然更大。 中国结婚形式一直以来还是女性脱离父母,进入男方家庭或重新组建家庭。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对住房的需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沉重的住房压力下,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把是否拥有住房作为衡量配偶的一大重要甚至第一标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物质型”婚恋观对当下青年影响愈发严重。〔4〕《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70.8%的女性认为男性必须有房才能结婚”。〔5〕另据2010年“首都市民价值观调查模型建设研究”课题调查发现,高达43.7%的青年女性认同“有车有房是当今择偶的基本条件”。“拜金女”“闪婚族”“房奴”“恐婚族”“大龄未婚女”等群体随之增加, “宝马名言” “房奴”“蜗婚族”等辞藻不仅在网络上频频使用,在现实中也广为流传。高房价对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影响尤为明显,这一群体流行着“男靠家,女靠嫁”的说法, 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们将婚姻视为就业的一条捷径,戏称为“曲线就业”。〔6〕婚恋观世俗化、物质化现象严重。尽管关于此问题争论颇多,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运用婚姻经济学的理论对其展开分析,探讨婚恋观扭曲导致婚恋市场结构性无偶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而提出相关的对策。 二、结构性无偶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分析 婚恋问题的研究广泛存在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然而作为婚恋主体的男女双方大部分情况下是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是资源的一种。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他们之间的匹配和结合,实质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从男女个体来讲,他们的择偶过程,实质是把对方作为一个消费品进行选择购买的过程。因此,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婚恋问题,赋予了对此问题的认识较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更多的理性成份。 (一)婚姻经济学理论基础 学术界最早开始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婚姻是亚当·斯密。在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 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讨论了在工人阶级中, 贫穷如何抑制婚姻这一问题。运用经济学工具和技巧来探索为何结婚、何时结婚以及与谁结婚是近期的发展。大卫·戈尔和劳伊德·夏普利( David Gale and Lloyd Shapley 1963)最早发展了一个婚姻匹配模型。〔7〕 英国学者詹姆斯·费雷泽则通过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婚姻关系。〔8〕而国内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婚姻的典型代表有王宇中的“美满婚姻二维匹配模型”理论,强调男女双方资源的对等性和特质的契合性〔9〕。李煜、陆新超着重从先赋性和自配性两个角度分析了婚配的变迁。〔10〕然而对婚姻经济学概括较为系统的还属加里·贝克尔,下面笔者就其婚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主要包括两部分:选择结婚的动机和婚姻匹配的对象选择。贝克尔假设家庭产出对于夫妻双方来讲是单一的同质商品,换言之,男女双方从婚姻中所获的收入是相等的。那么对于所有结婚者来说则有下列等式:〔11〕 另外贝克尔还对婚姻匹配的对象选择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这样的婚姻市场才会是家庭产出最大化”。从单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们往往追求的是比自身等价或者更优者结合。 在已有的婚姻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大部分学者在讨论婚姻市场供需平衡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婚恋市场上的市场因素怎么影响供需平衡的。诸如个人特质(商品特性)、男女比例(供需数量变化)、择偶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即在充分自由的婚恋市场上,结婚的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质量。但考虑到区域隔阻、时间等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还是会出现诸多婚配失败的现象,这些都是由于婚恋市场自身缺陷造成的,只是暂时性的供需不平衡,能靠婚恋市场内部进行调节的。然而,在一些 特定的环境下或特定时期,非市场因素通过影响市场因素往往会给婚恋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对于婚恋市场来说,居高不下的房价便是一个影响强烈的非市场因素。它的出现导致了婚恋市场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是婚恋市场本身所不能自动调节的。 (二)结构性无偶的形成及其影响 本文主要是从城市女青年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笔者把适婚女性看作是婚恋市场上的需求方D,男性为供给方S,而女性在婚配时的心理预期收入为市场价格P。为进一步展开分析,明确几个限定条件是很有必要的:1)在新婚姻法出台前后,适婚男女的收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可以忽略极小部分的暴发户),换言之,他们的绝对支付能力在这一时期是稳定的;2)贝克尔把男性区分为高质量男子和低质量男子,本文则根据有没有住房将其分为“有房适婚男性”和 “无房适婚男性”。前者既包括在城市已经拥有住房,或者已经具备购房的实际支付能力(不管这种实际支付能力是自身具备的还是遗赠得来的),后者则相反。3)假设“有房适婚男性”和 “无房适婚男性”两群体可以看成是能够区分的两个市场。4)P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地稳定,即女性对于婚配结果的心理预期较为稳定,例如获得和谐的婚姻,美满的家庭等。 假设在房价虚高(以超出平均居民实际支付能力为分界点)的态势前,如图(1)、(2)分别为MH 、MNH市场,P为购买方(即女性)对其能支付的对价,即购买方能从婚配中获得合理的预期收入水平,此时MH 、MNH市场在价格P0水平均达到均衡状态。即在房价虚高前,婚恋市场正如贝克尔所假设的“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然而随着房价这一非市场因素,导致了需求方(女性)消费的偏好产生了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是这么进行的:在中国传统婚姻模式下,一般是由女性脱离父母,嫁入男方家庭,也就是婚姻剥离了女方的原居住地,此时女方在婚配中必须衡量男方有没有住房,但随着房价的虚高,大大超出人们实际支付能力时,拥有住房的男性相对在减少,而没有住房的男性相对在增加。从女性角度来讲,由于价格P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地稳定,即女性对于婚配结果的心理预期较为稳定。然而房价的虚高大大地增加了继续维持这种心理预期的成本,如果把目光从“无房适婚男性”转移到“有房适婚男性”,就可以消除这增加的成本。女性在婚配中对住房的需求,这种心理变化投射出来的是对 “有房适婚男性”的需求绝对和相对地增加。相应地,婚恋市场会发生如下变化:在MH市场上,供给曲线减少到S2,需求曲线增加到D2,从而出现需求过热,产生缺口QH2-QH1;而在MNH市场上,供给曲线增加到S2,需求曲线减少到D2。从而出现供给过剩,产生剩余QH2-QH1。只要其条件保持稳定,这种缺口和剩余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除的,仅靠婚恋市场自身是无法调节的。在“有房适婚男性”市场上,大比例的无偶女性增加,而在“无房适婚男性”市场上,大比例的无偶那男性增加,形成结构性无偶现象。 结构性无偶带来的社会问题颇多,最为直接的是大量刚毕业的男大学生、进城务工的农村男青年、收入微薄的适婚男性群体求偶难, 大龄未婚青年增多,退后了整个社会的结婚年龄, 进而影响到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另外由于在择偶过程中过于注重经济因素,导致婚姻质量下降,离婚率逐年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最后,扭曲的婚恋观会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长久而且深远的不良影响,对国人的价值取向产生误导,不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三、新婚姻法对结构性无偶的调整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新婚姻法)于同年8月13日开始实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关注的焦点在新婚姻法的第七条和第十条。前者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被网友俗称“谁父母出资,房子归谁”。后者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被网友俗称“谁首付,房子归谁”。 有网友称新婚姻法的出台使“婚姻在拜金路上刹车”,看似调侃,其分析起来不乏几分道理。新婚姻法的第七条和第十条无疑给广大女性一个申明:法律上不再承认仅仅通过婚姻缔结而获得的房产权(夫妻之间的遗赠除外),通俗讲就是如果房产权当时或将来归男方所有,结婚后女方并不能自动获得部分房产权。对于婚恋市场而言,新婚姻法属一个非市场因素,它的到来使得“有房适婚男性”弥补房价给女性带来的成本这一功能大打折扣,或者弥补的风险性大大增加。相反,与情投意合男性结婚,尽管房价带来的成本依然存在,但对婚后婚姻稳定的预期会提高。不管嫁给“有房适婚男性”还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房价带来的成本都等价存在,但后者的婚姻稳定性更高,这就使得女性的目光从“有房适婚男性”转移到情投意合的男性身上,即贝克尔说的“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结婚”的均衡状态。如图(3)、(4)所示, T0表新婚姻法出台时间, L1 、l1分别反映“有房适婚男性” 和“无房适婚男性”需求量的变化,L2、l2分别反映“有房适婚男性” 和“无房适婚男性”供给量的变化。T0时,需求量下降,出现拐点,房价的上升导致供给量缓慢下降,但幅下降幅度比需求量曲线小,因此MH市场缺口逐渐缩小。由于女性对MH的需求量减少,则会转移到MNH市场进行挑选,则对“无房适婚男性”的需求量增加,l1出现拐点,这一市场上的剩余逐渐减少。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婚姻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对结构性无偶进行了调整。最新出炉的《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写道:“2011年的调查中68.3%的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2010 年的调查中 70.8%的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比例有微弱下调。” 〔12〕 但报告同时表明, 46.8%的人表示对新婚姻法的“具体内容不是太了解”,可见新婚姻法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还是比较小的。 四、结论 婚恋观涉及到我国社会稳定以及未来人口结构发展等社会问题,扭曲的婚恋观及其带来的结构性无偶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 (一)加大新婚姻法的宣传力度。新婚姻法的出台,让已经变形了的婚恋观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转,对结构性无偶产生了一定的调整。然而由于新婚姻法出台的时间 较短,知晓度相对较低,因此为进一步加速扭转趋势,有必要加大新婚姻法的宣传力度, 使更多的城市女青年了解新规定,逐渐降低房价在婚恋条件中的权重,进而对自身的婚恋行为作出慎重选择。在基于情感和经济因素的综合考虑上,选择更为稳定的婚配对象,提高整个社会的婚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离婚率的上升,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二)减轻青年住房压力, 弥补婚恋二元市场的鸿沟。由上述分析可知,婚恋市场出现的结构性无偶主要是由巨大的住房压力带来的。因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务必要采取一定措施减轻青年的住房压力,加大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房地产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加大贫富差距调节力度,使低收入青年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增加收入,逐渐弥补婚恋二元市场的鸿沟,提高适婚男女的匹配率,促进婚恋市场有效运行。 (三)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引导。自然婚恋问题不能仅靠一纸文书就能决定走向的,还应结合“本质上在全社会推动忠贞、责任、和谐、挚爱的家庭情感和婚姻观”双管齐下,引导我国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的婚恋观,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论文:计量经济学教学改进建议论文 一、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课程教学定位不明,缺乏专业针对性。以我校为例,《计量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信息管理、会计、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必修课程。然而不同专业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要求不同,如信息管理、物流管理、国际贸易等专业要求定量分析较多,应以理论方法为主,而工商管理、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则应以实际应用为主。并且,每个专业都有其专业特点和要求,必然导致计量经济学在各专业的应用和应用程度有较大的区别。然而,现有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大纲的规范都过于泛化,难以适应专业需求。特别是教学案例的分析,此专业学生听彼专业的案例,往往会听得云里雾里的,结果不能激发学习的兴趣,所以学校在安排课程时应尽量一个专业一个班,而不是多个专业一起,应根据不同专业学生设置教学案例。 2、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单一化。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方法或教学手段大体经历了由黑板教学到黑板与多媒体结合,再到多媒体教学的过程。黑板教学多侧重于计量经济学基础方法的数学推导和逻辑推理,而多媒体教学则更多以PPT的板书方式、计量软件辅助教学来展开计量经济的学习。现在比较受推崇的教学方式是黑板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只有在必要时才会用黑板表达相关方法的基本数学原理。一般院校要求计量经济学课时至少要48课时,有的甚至要96课时。那么,对于如此复杂的课程来说,要想在短短的48课时内讲完一元或多元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虚拟变量、异方差、自相关、多重共线性、联立方程和时间序列等内容,来配合事先拟定好的教学进度计划,就算是从事多年计量经济教学的教师也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掌握教学内容、各知识点之间的逻辑、重点和难点,何况那些专业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刚刚接触计量经济学的学生,他们只能被动地去接收老师所要传达的所有信息,难吸收、理解这些信息的内容和作用,更无从谈其应用。 3、轻能力培养与实际应用。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学会应用。然而,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大多数学生不会应用倒还算是小事,更甚者是根本就忘记计量经济学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缺乏研究创造性培养,这一点主要体现着案例教学上。现有计量经济学所提供的案例都是与章节内容紧密相连的,但多数案例仍然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没有给予学生充分挖掘的计划,而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我们知道,计量经济学讲究的是由问题入手,然后选择变量—设计模型—收集、处理数据—建立模型—模型检验的过程。以GDP数据处理为例,学生首先应该判定GDP是按可比价格计算,还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然后要检验这个数据是不是存在异方差性、自相关性等问题;最后,通过相关方法的解决处理,才能用这个数据去分析问题。而事实是,我们把所有可能面临的问题都想到了,都提前做好了,那么学生在做案例时就像填空一样,机械地完成教学内容的每一步,仍过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这样既达不到计量经济学习的目的,也不能锻炼学生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2)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性不强。应用计量经济学除了要学会计量方法,还要学会相关计量软件(如Eviews,Stata,SAS等)操作与分析。然而,现在问题是计量经济的理论课与实践课衔接性不强:一方面是由于教学计划导致的,48课时除了要上理论课,还包括实践课,这就很难两者兼顾;另一方面就是学校的教学条件跟不上,如实验室太小,计算机太少,一次安排不下很多人上机等情况,这样分批次就会影响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再者,课堂上老师与学生互动环节较少,学生演示机会不多,也会降低其学习计量经济的兴趣,课后不愿动手去练习操作。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改进建议 1、合理安排课程设置。《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宏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统计学 等先修课程的良好基础。许多老师都会有“难教”的感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生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但作者认为也与专业培养方案的设置有关。比如大一、大二期间学习高等数学、宏微观经济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统计学的学习,大三第一学期就应该紧接学习计量经济学,而不是将计量经济学安排在大四,这样学生就会很快投入到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中,容易理解和吸收,而不是找寻或重拾学过但已忘记的内容。再者,我在教学中就碰到过将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安排在同学期同时开课,甚至统计学比计量经济学晚开课,这样就给计量经济学老师授课时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讲授过程中还得兼顾统计学基础知识的讲解,不但占用计量经济学的授课时间,也会打乱教学大纲安排,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公务员之家 2、强调专业教学。这样做主要是比较有针对性,将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与专业案例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了解计量经济学在本专业哪些领域应用,如何应用,怎么实践等,从而克服计量经济学“难学”、抽象而模糊或无从下手的局面。以国贸专业为例,就会根据专业背景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额(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等问题来研究,既从定量角度让学生真正了解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情况,又将所学计量经济的内容融会贯通,并且一个案例的分析还能启发、衍生出新的问题,就可以跟学生共同探讨、研究,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促进学生自发去学习本门课的兴趣。 3、重视启发教育。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工具,那么就需要去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才能充分展示计量经济这门工具的有效性。为此,要重视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如展开课程论文研究与写作等形式。老师通过有针对性地讲解哪些是好的选题,哪些是不好的选题,这一选题的目前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然后以问题出发,结合所学的计量经济内容让学生参与、判断、分析这些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学生就会改被动变主动,积极去学习。此外,计量经济学教材的选取也是很重要的,一本好的教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因此,对于非统计专业学生来说,教材的选取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内容简练,深入浅出,避开复杂的数学推导过程;(2)重点介绍计量经济方法、计算结果的统计与经济意义分析;(3)详细介绍计算机软件操作步骤,帮助学生理解计算结果,学会计算操作;(4)教材结构和内容设计要具有继承性和集成性,要能兼顾国内外同类教材的精华,介绍计量经济的前沿知识,体现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经济学论文:世界与计量经济学探讨论文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论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科学史上关于宇宙本质的争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对宇宙是有序运转的,还是无序地紊乱地运转的认识支撑了我们对于科学的信仰、我们的情感和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人生 哲学 。也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计量 经济 学 得以建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学习计量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将之称为“计量之美”。我一直相信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极其美丽的,因为,它们不仅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许多世俗智慧甚至一种人生哲学。因为我一直坚信,即使是读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也会得到不同的读书体会。因此,在这个问题之下,我仅就自己的体会谈谈计量经济学的世俗智慧和对我们人生态度的启迪。 一、随机行走的世界 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一直以来吸引着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智慧。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呢?是以一种有序的、有规律的方式在运转还是无序的、杂乱无章的运转?这种运转能否为我们的智慧所认识?人们对这些关于宇宙问题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类自身的智力进化和卓越品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我们今天的视野所及的范围,我们知道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由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出的。18世纪的思想家们建立了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他们设计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坚信这个世界正在按照某种已经设计好的秩序在运行。持有这个“决定论”观点的人包括诸如牛顿、爱因斯坦等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是由牛顿定律和对牛顿体系进一步思考的 数学 定律所保证的。当然,自然科学家们这种关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从事 社会 科学研究的思想家们,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他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有序世界的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里,形成了一种从看似“无序”到“有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和谐的经济系统”的观点。这种和谐的经济系统的动力则是人的自利动机。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这种关于世界的观点的影响力和洞察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下生活并做出各种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决策。一种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完美和谐”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大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的质疑,并且主导了许多关于政府问题的争论。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们对于自由经济的信心和我们对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这一体系在历经几个世纪之后,遭到了怀疑。对于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的挑战来自于 统计 观点,尤其是概率论的成功。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二者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们说,消费函数是 ,其中, 是自发消费, 是可支配收入,c是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 写作 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 。这个消费函数是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数学若干函数中的一个。这个函数明白无误地说明,居民的消费量将精确地取决于可支配收入、自发消费和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函数关系是一种确定性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关于居民消费的断言在现实中毫无疑问是会受到质疑的,居民的消费量并不是精确地取决于这几个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消费关于自发消费、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随机的,有着概率分布的。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依据一种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认为,这个世界将会精确地按照数学定律所描述的那样运转。而持有统计观点的人却认为,即使是知道了这种关系,消费与其他几个因素之间仍然是一种偶然的,不确定的,有着概率分布的关系。 我们把后一种对于世界的观点叫做统计观点,正是这种统计观点,打破了原来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有序结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分歧似乎是让人迷惑的。因为,当我们在利用统计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得出了一些几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统计总体越是偶然、紊乱,就越能更好地表现出统计规律和必然性。比如,我们投掷硬币,当我们投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惊人地各是.5。再比如,我们对于某种考试成绩的统计发现,如果样本足够的大的话,成绩分布将会呈现一种正态分布。并且,人数越多,成绩就越呈现标准正态分布。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看起来我们做事情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人几乎不能随意地犯错误!总之,某些看起来是无迹可寻的东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规律。这样,决定论和统计观点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统计观点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定律,任何所谓的定律其实都是有着某种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随机行走的,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人类社会中,如果我们相信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世界都是随机行走的,那么人类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随机性看来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随机行走的世界会因为其不确定性而无法认识,即使这种随机行走的世界确实可能形成一种混沌状态。我们能够在“决定论”和关于世界的“统计观点”那里架起一座桥梁。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这些定律是对某些事情本质的一种最好近似,即使这些事情的本质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会从无序走向某种程度上的有序。对这些统计定律的发现,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就是计量经济学的任务了。 二、随机行走的世界与计量经济学的任务 事实上,统计的成功应用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17世纪,有一位叫做格兰特的英国商人就通过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杀、各种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这几乎叫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是统计学的成功使得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定量 材料 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应该思考数据。 计量经济学就是为了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探讨统计性规律!因为只要知道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这个世界。但是要记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来进行预测。进行预测是我们关心规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称道的是,计量经济学在推断统计规律时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会完全的,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样本”来推断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进行完全的观察,我们就期望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本质的定律。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观察到,也可以说,我们认识的局限是不确定性的来源。能否由样本近似地认识整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坚信可以由样本来推断整体规律的信念的话,我们就不能建 立这门学科。 这种由样本来对整体进行推断的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们要通过一种叫做回归分析的技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回归”这个词最先由F.加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引入。加尔顿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父母高,儿女就高;父母矮,儿女也矮。但是高个父母的儿女们在同龄人中并不像父辈那样在同龄人中显得那样高,儿女辈的平均身高将“退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全体 人口 的平均身高。这也叫加尔顿的“普遍回归定律”。加尔顿在智力遗传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般来说,天才是要遗传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却要比他们的父辈们平庸,也就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将“回归”到中等水平。但是,对于这种回归背后的动力分析可能已经超出了计量 经济 学 这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即使这种研究也许会导致一种有意思的 哲学 的建立:所有的有机组织都将趋于标准状态! 回归的现代意义则稍微有点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是指,一个叫做因变量的量和其解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回归和相关是两个极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哲学上宣称,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宣称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 社会 死于癌症的人逐渐增多,这二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现代社会导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症。再比如,这也经常被用来反驳 统计 结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出现的情况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却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任何 指导 。在这个问题的区分上,就是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之间的分歧了。计量经济学讨论的是回归关系,这种回归的特点在于,我们试图根据某些变量的数值来估计另一个量的数值,我们要依据这种关系进行预测。比如,我们试图通过研究父母的身高来估计其孩子的身高。这种估计就要依赖于我们所关心的两个量之间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联系。而相关关系则充斥着统计学的各个方面。并且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相关关系是一种常态。 基于上面的差别,在回归中,我们要求解释变量是确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可以是随机的(被解释变量正是我们要估计的)。但是在相关关系中,这二者并不加以区分。之所以说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存在一种难以言明的精密联系。我们实在不能够足够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变量可以控制,哪些变量之间可以精确地被认为是一种回归关系。比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找出一种机制使得癌症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回归关系,就像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理论来说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存在着回归关系。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谦虚。同时请记住:具有回归关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很不好说,也许看似因果的两个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就像佛经中认为的那样: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计量经济学的性质,实际上是为了表达我们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层次上认识世界,我们坚信这个世界存在着某些统计规律,应用这些规律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认识和改造世界。计量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间联系的函数,主要是回归函数,来描述这种关于世界运行的定律。 但是,计量经济学在得到这个回归函数时所使用的复杂的 数学 推导可能会让我们在特定的时段感到计量经济学的混乱和无序,即使在最后我们坚信可以实现一种理解上的有序。但是,过程中的痛苦可能会让很多人驻足。这里,我们想提前接触一下,那条驾驭计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灵魂。 因为,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建立来自于对世界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分析。有两种对现象进行分析的方式:一种是对现象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操作极其便捷,简单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对天赋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对现象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广受争议。另一种方式则是对现象的属性——数据来进行操作。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因为是用数据说话,可能争议较少。但是,不利之处却是,这种分析结论却要严格的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质量不会比数据的质量更好。 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还是推荐计量的方法。因为,数据的质量可以通过统计手段和统计工具的完善加以解决。并且,根据我们的概率知识,即使这种有误差的数据,其误差也是有规律的,误差情况总是会表现为正态曲线。那么如何来对数据进行操作呢?计量经济学的思路通常是这样:最简单的情况下(双变量回归),在一个坐标平面上画出散点图,发现其大致的规律,通常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关心的两个简单量之间呈现一种类似于线形的关系(当然,也可能不是线性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深的数学工具)。把这种线形的关系利用解析几何的知识转化为直线方程并不困难。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直线方程是一个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方程,就是在“某种程度的错误”的前提下的一种描述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任务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发现这样的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定律。 但是,在从数据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变量间“规律”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在使用数据之前,通过对先验的知识进行演绎和推理从而得出一系列“定律”。这就是我们在数理经济学中所看到的那些数理方程式。这些数理方程就是我们对世事认识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导。尤其是在确定我们所考虑的变量之间的可能具有的关系时很有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方程式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并没有得到证明。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这样的证明。我们可以利用数据来 检验 这些先验的定律是否符合实际,或者得出一种明确的可以应用于实际的形式,从而对数理方程做出了适合实际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因为不同的 文化 等隐性的制度因素,这些定律可实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始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先验的推理,建立一种解释世事的假说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个学者的虚荣心。 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说计量经济学的灵魂是:通过先验的演绎和推理得出理论模型,最好是数理模型。数理模型中会有参数,那么利用数据对这个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一条回归方程,并通过假设检验来确认这个方程式。如果这个方程式满足了理论建立时的要求,那么就证明了那个先验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理论进行预测。接下来的计量分析就是在这些思路下进行的技术探讨了。 公务员之家 对计量经济学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时掌握,是掌握这门学科并加以实际运用的重要素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一个计量人的必备素质。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伟大的思想来源于熟练的技巧。就像武侠中的“打狗棒法”虽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个使过无数次“打狗棒法”的丐帮帮主足可以因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过于沉迷于高级计量的数学推导,我们就很可能失去欣赏这门学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机会,并且因为数学知识的缺乏而造成的沮丧可能会阻碍对其进一步的学习,从而失去了领悟计量经济学所蕴含的大量关于生活的智慧的机会。因此,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对计量经济学的技术过多的论及,而主要是看其蕴含的智慧之美。 三、计量经济学:智慧之美 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这种从样本推断整体的思想。如果能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的话,我们对这种思想可能会更加珍视。比如,如果我们有一种信念,比如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书法家。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呢?计量经济学和书法家们都会这样建议你:先选取几十个字来,集中精力把这几十个字练好,最好是临摹以往大师们的作品。这样,你就几乎能够发现写好 字的要领。因为,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字都练习到,我们只能够由“样本”来推断所有字的写法。并且,我们坚信这些“样本”蕴含了足够多的关于写字的要领或者说是写字规律的信息。这就是计量 经济 学 的智慧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几乎将这种计量经济学的思想推广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 指导 我们成就卓越。无论是学习、应试、还是搞 艺术 ,甚至想要成为武林高手,都可以应用这种思想。“样本”往往是我们窥看世界本质的窗口!有心人自会从这里得到无尽的启发。 计量经济学就像从一个古老的神谕里蹦出来的智慧精灵,它几乎全面的改变了我们对于脚踏实地的看法!掌握一种过硬的分析数据的能力,无疑会全面的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这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是极其重要的。经济理论经常地被认为是一门空洞无用的理论,这是在未有数据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见批评,先验和演绎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不能够对 社会 科学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了计量经济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分析和预测,这种工作方式无疑会培养我们踏实做人的人品。并且因为处理问题的独特技巧和思维,掌握计量工具的人会得到青睐——来自上司和运气。 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还对我们的人生 哲学 有着指导意义。人的一生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好像那滑过天际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间的美丽。这瞬间如何解释?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瞬间? 人不过是苍茫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如果这个宇宙尚且遵循着从无序走向有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个信念加以演绎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个随机行走的世界中的随机行走过程。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下一个时段,我们会经历什么、会遇到什么,甚至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都是不确定的。这个过程是随机的、紊乱的、偶然的和无序的。但是,这种无序和紊乱最终会走向有序。用计量经济学的说法,我们会从这些紊乱偶然的样本中得到一个回归方程。这个回归方程就是我们的人生轨迹! 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轨迹的认识永远是后验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之前就得出一个回归轨迹作为我们人生的预测,这种东西没有预测意义。那么这种有序的观念究竟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发呢? 那就是: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于发生于我们周围的看起来是好事或者坏事的东西耿耿于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太过挑剔上天对我们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国自古就有“福祸”的智慧之言。以一种应有的宽容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人生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快乐。甚至我们的职业追求也是如此,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者不好,我们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某些年里需要紊乱和无序,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越是紊乱和无序的样本,我们就越容易得出稳定的 统计 定律——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传记就可以发现,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们可能做过记者,参过军,被抓到过牢里,看起来和其最终的路径有了很大的背离,可是这些背离最终回归到这条路径上。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确定,是不是这种每个阶段的紊乱和无序最终造成了他们稳定的人生轨迹?! 人生需要这种随机性。并且如果我们要想有一条稳定的人生轨迹,依照计量经济学的理念,我们还要让我们的人生经历这一样本足够大。如何让自己的人生经历更多?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随机性?那就是:我们要过主动追求的人生。当我们在生活中有意识地主动去追求时,我们就在客观上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并且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因为,在你主动追求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惊喜和奇遇。消极和封闭的人生态度不利于扩大自己的人生经历样本,样本不具有变异性,就难以得出好的回归方程。我们都应该学学“苍蝇的哲学”,苍蝇的四处乱撞让苍蝇即使在被困的时候也有机会逃脱。这也许是更有含义的古语的一句话的意思吧:树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们的追求中,因为,我们应该珍视随机性,因此,对于得失就不必太让自己负累。得失是随机的。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许在这冥冥之中的东西面前,可能只是一个慈悲的玩笑。太过于在意也许是失去了更多。 经济学论文:对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经济学论文:世界经济双重经济学分析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 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⑩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瑏瑡,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瑏瑢。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苏东剧变,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苏东剧变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 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 从热那亚到荷兰,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 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经济学论文: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摘 要: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从众行为的原理,对信用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 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取向的解释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信用问题是一种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 1、确定性效应。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认为, 人们是厌恶风险的,与可能的结果相比,人们更青睐于确定的结果,既便可能的结果有更好的预期价值。例如在以70%的概率获得300元和100%概率获得150元之间选择,前景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后者;又如,纳税人在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之间选择时,预期效益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节税最多的结果,而前景理论认为,在风险与安全之间,纳税人更应选择后者,尽管两种都节税,但与标准扣除相比,分项扣除更缺乏保障、更不确定,故更有可能选择标准扣税。 对信用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确定性效应。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是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关键在于哪一方的收益更有保障就易于选择哪一方,假如当选择守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选择失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失信行为,因为守信时有30%被蒙骗的可能性;当选择守信时收益300元的概率是100%,选择失信时收益500元的概率是70%,此时,该交易主体会倾向于选择守信行为,因为失信者有30%被惩罚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推定,假如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制度规范、简明、易于操作,且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严厉,威慑作用强大,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易于辨析,使守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使失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这样,就促使交易主体优选守信行为取向;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 用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繁琐、难以操作,且对守信行为的保护性差,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难以辨析,使守信者的风险确定性大于其收益,使失信者的收益确定性大于其风险,甚至守信也会面临一定风险,且失信的风险小,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交易主体就会优选失信行为取向。 2、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人们在最终决策时依赖于信息显示,尽管这些信息对决策并非真正有用。由于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这可能导致其偏好与选择的不一致,即产生所谓的分离效应。如抛硬币就表明了分离效应对决策的影响:在第一次抛硬币打赌的结果出来以后,问所有参赌的人是否愿意再赌一次,大部分的回答是“第二次赌取决于是否赢了第一次赌”,尽管第一次赌的输赢与第二次赌的实际结果的影响不大;若第一次赌赢了,大多数人愿意再赌一把,否则,大都不愿再赌。 当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受前期决策实际结果的影响,前期盈利增强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平滑当期的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以后损失的痛苦,人们的风险厌恶会增强。如果失信者在前期的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成本,利润颇丰,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造假违规的专业人士。股市中因不诚信而造假的触目惊心的案件,在初期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造假案例;相反,若伸手必捉、严惩不怠,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守信行为就会受到弘扬。 3、从众行为。 不守信用的从众行为源于行为主体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从内因看,行为经济学由心理角度分析得出,人们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身边因素的影响,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从众行为。我们可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有两家饭馆相互紧挨着,每个顾客都要从中选择一家来就餐。第一位顾客选择在哪家就餐是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下一位顾客除了按他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之外,还可能受第一个顾客的影响,如果前两个顾客的选择相同,则第三个人看到其中一家饭馆有两个人在用餐,而另外一家却没有顾客,也可能会选择人多的饭馆。最终的结果是,很可能所有的顾客都会选择同一家饭馆就餐。但是实际上,选中的那家饭馆很可能是差的。上述理论可用来分析信用问题,失信者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或通过不合理的推理认为他人选择失信行为而获得了利益,并且看到失信后被惩处的代价低于失信所获得的收益,即使被惩处,大多只是被要求弥补对方成本或罚点款了事,个人受到制裁甚少,这样,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消费者个人或企业管理者们产生了“法不责众”、“跟风无过”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人总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的,周围环境对自身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从众心理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根据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的行为不仅仅受到自私心理的支配,而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个性之中支配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内心尺度。市场经济下,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各种诱惑随之产生,相应地,一些丑陋现象也相伴而生。一部分人以个人的利益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不守信用而欺骗另一方交易者。 从外因看,产生这种从众行为的外部原因在于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太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作决策、作判断时并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法必定要受到惩罚。如果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选择触犯法律。失信者之所以“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判断时,不会是完全理性的。正如一个小偷在他第一次行窃“成功”后,发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尝到甜头后胆子会越来越大,罪行也会越来越严重。同理,当交易一方发现不守信用带来的收益远大于失信行为暴露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非完全理性的一方交易者会为了收益而放弃诚信操守。另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太低,这就诱致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社会信用普遍较差。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信用问题治理 信用问题治理是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探索并力求予以解决的课题,构建合理的信用制度是解决信用问题的主题。笔者根据以上对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从三个层面提出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1、第一层面是根据确定性效应,构建规范、简明、易于操作的信用体系,交易主体易于辨析守信或失信的风险和收益,把自己规范在自觉守信行为层面。按照前景理论中的确定性效应,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所以,应创造条件,增加人们面临“获得”的概率。为使守信的“获得”概率增加,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使人们易于获得全社会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降低单一行为主体之间的信用信息获取成本;二是在操作上,尽量使社会征信机制和信用交换机制在规范的基础上简单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引导尽量多的大众在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尽量通过正式规范信用体系渠道获取各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减少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信用信息,如通过亲朋好友打听或道听途说。 2、第二层面是根据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使交易主体之间一对一的失信行为演变为失信者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通过与整个社会的信用对抗机制把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强化为守信行为,使介于失信后至法律惩罚之间的灰色地带的失信行为得以递减。培育发达的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是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能够中断的关键,也就是在征信制度基础上,生产出可以交换的市场能够接受的信用产品,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产品交易市场。这样,一旦某一交易行为主体不守信用,其失信行为很快通过信用信息交换和扩散机制,也即通过信用产品在信用交易市场上交换并扩散出去,导致失信者对交易另一方的失信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失信行为,失信者将会丧失与社会中任一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机会,作为他不守信用的代价,这种代价会伴随他较长时间甚至一生,其惩罚和威慑作用是很显着的。这样就能中断失信者的这种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 3、第三层面是根据从众行为特性,完善失信行为的法律机制,强化失信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弱化失信行为的示范作用,使失信的跟随者摄于法律的严惩,而由失信行为取向转变为守信行为取向。行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非理性的情况下,人们面临“获得”,倾向于“风险规避”,故处罚比奖励对人的“刺激”更大。根据该理论,让失信者彻底放弃侥幸心理的最根本措施就是要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们意识到不守信用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一是要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执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以解决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问题。二是要加强执法机关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对违反法律的失信行为,要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 目前国内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如上海、北京、深圳的个人征信系统运行,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市的区域信用体系构建等,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善,失信所获收益的成功率逐渐变得更为不确定,客观上强化了交易主体守信收益的稳定性,引致社会交往、经济交易中个人、企业守信行为趋于强化。 经济学论文:国际经济学最新理论概述 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快和各国经济参与世界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下是这一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2 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其“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一步。 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代表的凯恩斯在国际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 1 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 (1)以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的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2)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 (3)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 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国际金融一体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下,资本力量已经超越了国家力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无论从实力、理论、法律还是从技术上都难以控制国际游资的冲击。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地位,在特定的时期对于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金融霸权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为首的美国左派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所谓金融霸权是指以大银行家和大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金融寡头及其政治代表,通过控制经济活动施以重大影响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的的一种社会关系。由金融霸权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内部对金融权力的争夺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权又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权对国际关系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二是进行国际金融投资,三是操纵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从对国内经济结构影响来看,金融霸权通过控制资本流动,不仅可以改变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对各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还会促成 泡沫经济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响政府的行为。从对国际经济影响看,金融霸权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权会通过各种形式从发展中国家抽走极为稀缺的资金,同时又会扭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与社会失衡加剧。 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回归”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个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所谓“三难选择”,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克鲁格曼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难选择”的体现。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的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像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国际汇率问题 所谓汇率即外汇买卖的价格,它等于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交换的比率,国际汇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一直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看,关于汇率的理论有汇率决定的贸易论或弹性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理论、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等。最近十几年来,对汇率的模型与动态分析、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关系、资本帐户研究分析等较为吸引经济学界的关注。 1 汇率的模型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是西方外汇汇率理论的核心,70年代以来,由于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汇率的变动幅度以及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因素方面,出现了固定汇率制下从未出现的异常现象,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构建了许多模型,主要包括:(1)浮动价格的货币模型——弗兰克尔模型;(2)粘性价格的货币模型——多恩布什模型;(3)罗伯特·卢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汇率决定模型;(4)布兰森的资产组合模型 2 保罗·克鲁格曼的汇率动态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贸易流量对汇率变化反应迟缓,为进入一国市场,进口商和出口商必须承担一定的沉没成本,他们的未来收益采取一种货币形式,而成本则采取另一种货币形式,当汇率的未来变化不确定时,未来赢利也不确定。在短期内汇率对贸易流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不确定性诱使贸易商继续等待,但此后为回应基本冲击,汇率必须发生大幅变动才能使市场出清,这样,最初的波动就会对汇率变动产生放大的影响。 3 南方国家的汇率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汇率所面临的风险极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研究揭示,从1975年到1992年,100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每增长1%,“南方”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就增长3%。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其是证券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4 购买力平价对国际汇率的影响 目前对一个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有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传统计算方法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方法,传统计算方法是根据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把按本国货币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折算成美元来计算国民经济的规模,其缺点是在计算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汇率计算,而没有把该国货币和购买力因素计算在内。购买力平价方法与传统的汇率计算方法完全不同,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利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转换因素,将本国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按国际市场价格折算成美元,来估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经济学论文:谈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学 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 论文摘要: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国际经济学具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课程体系比较庞大、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但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诸如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数学能力较弱、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以及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仍需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入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 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4.处理好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不同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中,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等数学等是国际经济学的基础课程,而国际经济学又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课程。在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国际经济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更应认识到国际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对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时量及其开课时间等进行科学安排,对于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知识点要加以回顾,对于学生尚未修过的其他专业性课程的知识点要予以介绍,以体现学科之间的承接性和过渡性,并不断帮助学生去认知整个经济学知识体系。 5.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案。作为一门对数学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如何处理好理论模型和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专业方向以及学时安排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数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班级,应根据其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等有所选择地讲解模型,并着重讲解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对于数学基础较好的班级,在讲授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应着重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使其理解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论证过程和经济含义等。学以致用!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认识现实中的国际经济问题,然后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并增强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经济学论文:社会欲求的法律经济学 ——《法律的经济分析》译者序 法律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却不理想。这肯定与传播者与接受者都相关,但是主要责任在传播者。 随着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翻译和朱苏力所组织的“波斯纳文丛”的翻译,不知道“法律经济学”或者“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国法律人恐怕很少了。由此,人们几乎把波斯纳看作法律经济学的代名词。然而,大多数学者和学生反映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非常难读和难教,法律人对于法律应该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标准嗤之以鼻。法律经济学在中国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说得准确一点,在大多数法律人眼里,法律经济学只不过是法律追求效率或者价值最大化的工具,这一点自然引起“正义”的法律人的反感,加上很多法律经济学论文和着作中的数学模型,很多法律人厌恶法律经济学就不奇怪了! 法律经济学这门学科有各种叫法,大致有四种,所强调的方面各不相同。Legal 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类似于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制度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特定)法律经济学。强调学科性,但好像是经济学。Law-Economics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 法与经济学。强调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但不像一个学科。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 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pproach to Law法律的经济方法;强调在法律中经济方法的应用,降低了该学科的地位。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s经济分析法学; Economic Jurisprudence经济法理学。强调是法学学派,比如分析法学、历史法学,但其应用性不够,而法律经济学本身的应用性是非常强的。 麦乐怡将法与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和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①]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学科。麦乐怡认为,一个人对法和法律制度的理解来源于他对经济关系的基本观念。法与经济学不是传统法学所讲的寻求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或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包容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互相竞争的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评价和选择意识形态界定法和经济学的对话过程,从而导致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的真正的主观性的变化。法与经济学要求我们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并探索这种选择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后果。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而且,在这些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被视为一种既定的模式。[②] 麦乐怡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将法律经济学区分为意识形态和工具两个层面。麦乐怡分析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古典自由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下讨论法与经济学问题的可能性。但是,每一种工具背后可能暗含着哲学或者意识形态,工具总是与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不可能分开。敝人认为要发展法律经济学,三个层次一个也不能少: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工具;部门法的经济分析。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法律经济学都会受阻。实效主义法学[③]对于美国人是常识,一般法律经济学着作中不会涉及,这大大影响了中国法律人接受法律经济学。我甚至认为,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美国天经地义,只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律经济学才成为一门学科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法律经济学精神在霍姆斯、卡多佐和庞德等人的着作中可以找到。只是在科斯1960年那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科斯命题[④]后,我们才找到了突破口,也就是说,找到了适当的工具。然而,法律经济学的精神蕴含在论文标题“社会成本”中。 波斯纳的那本着名的专着性教材《法律的经济分析》出版后,出现了各种法律经济学教材鲜有以“法律的经济分析”命名的教材。斯蒂文·萨维尔(Steven Shavell)教授,法律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在2004年出版教材《法律的经济分析基础》[⑤],同时在“法律人的分析方法”系列丛书中出版小册子《法律的经济分析》。后者可以认为是任何想了解法律经济学的必备入门教材。[⑥]本人读完该书就有翻译的强烈冲动,不仅仅因为其通俗易懂,更重要的在于萨维尔教授在本书中纠正了波斯纳的意识形态倾向。萨维尔指出,有一种强烈的批评是法律经济学有着持一种保守的、企图维持现状的观念的特定政治倾向。波斯纳可能就是这种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①]可以说,萨维尔恢复了法律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萨维尔的精神与科斯范式一脉相承。 我下面将问题集中在对科斯命题的分析上。科斯范式到底预示了一种保守主义还是改良主义?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什么会成为保守主义?我们试图从对实证科斯命题的理解、两个规范科斯命题的选择以及对于效率的理解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私有化、分配与效率 科斯最初提出所谓科斯命题是在1959年发表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但是这两篇文章对科斯命题的表述是不同的。1959年的版本是:“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或属于山洞顶上的土地所有者无疑取决于财产法。但是法律只确定谁是想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必须与之签约的人。至于山洞是用于贮藏银行账簿,还是作为天然气贮存库,或养殖蘑菇与财产法没有关系,而与银行、天然气公司、蘑菇企业为使用山洞而付费多寡有关。”[⑦] 这里仅仅是对于一个事例进行判断,可以说这一判断是在一个自由交换社会中有 生活经验的人都懂得的道理。接着,科斯指出这一观点适用于发射无线天波、排放烟雾、土地的使用等领域。后来科斯又通过“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表明了:一旦建立了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谈判就能够改变法律规则程序,只要有迹象表明在谈判中所花费的费用有益于问题的解决。从这一假设例子可以看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 [⑧]可以将此命题称为产权版科斯命题。 但是张五常对产权版的科斯命题表述是不同的: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张五常多次强调这是产权版科斯命题的核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⑨] 事实上这两个命题不同,在我们看来,产权版科斯命题是一个实证命题,而张五常想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规范命题。产权版科斯命题的核心命题是后一部分: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而不是张五常说的前一部分。如果把张五常的命题作为实证命题看待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权利的界定既不是市场交易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市场交易的必要条件。权利界定后,如果缺乏对交易的保护,市场交易不会存在或者很少存在。按照巴泽尔的理论,权利的界定的是一个演进过程,从不界定到清晰界定都是合理的,而且由于信息成本,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完全界定的。[⑩]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进行市场交易。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权利界定没有好处,产权界定不会出现扯皮现象,确实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是说,界定权利本身也需要成本,在界定权利的边际成本比没有界定或者界定不清晰时的扯皮等边际成本小时应该进行界定。当然这并不证伪张五常的主张:权利的界定应该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实际上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法律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休谟、斯密就曾经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休谟确立了人类社会的三条基本自然法则,即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指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完全依靠于那三条法则的严格遵守,而且在这些法则遭到忽视的地方,人们也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社会是人类的幸福所绝对必需的;而这些法则对于维持社会也是同样必需的。”[11]斯密接受了休谟的基本观念,将国家确立个人财产权作为考察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出发点。[12]但是不管休谟和斯密怎么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斯密承认,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而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13] 事实上,对科斯该命题的仔细分析看,该命题应该是:不管法律把权利界定给哪一方(但要清晰界定),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也就是说,最终结果依赖于市场的交易。为什么张五常把科斯原初的实证命题变成了规范命题,而且认为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定理?这是因为产权明晰的潜台词是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财产私有化,张五常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14]因此,我们认为,张五常版本的科斯定理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对于财产权到底应该私有还是公有的问题,Shavell正确地指出,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财产权可能是社会意义上有价值的,但是它们并不支持一种特定的财产权形式,尤其是并不构成私有财产权的一个论证,私有财产权意味着财产广泛地被私人而不是被国家所拥有(且能被转让)。财产权的好处可能通过不同的财产权制度得到实现。譬如,社会主义国家里对所有权的保护不会引发纠纷,并能避免在财产获取与维护上的浪费,这点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此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中,即使工人不拥有他们生产的产品,通过对工人的监督和建立适当的工资结构,对工人工作的激励也是显而易见可以达到的。就此而言,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并无二致。[15] 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再次通过“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和牛损害谷物的实例表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时,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接着科斯又通过“库克诉福布斯案”、“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等说明: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16]这就是着名的无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 对无交易成本科斯命题的理解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这里所说的无关紧要是指究竟配置给哪一个是不重要的,但是权利的初始配置行为本身是重要的。科斯明确地指出:“法律体系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清晰的权利界限,使权利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进行转移与重新组合。”[17]权利界定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这是为什么很多权利不清晰界定的原因。其次,把权利配置给哪一个对个体来讲是重要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权利的最初分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这个时候,法律只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分配功能。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证明法律与效率问题无关,但其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 市场交易为零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科斯指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18]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在有交易成本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19] 该命题称为有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 自此法律就具有两重功能:分配与效率。可以说法律经济学涵盖了传统法学的范围,强调法律经济学仅仅强调法律实现效率的一面无疑是矫枉过正。[20]现实中的科斯范式并不仅仅表明效率方面,而且其涉及权利的分配。有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实际上说明法律在分配与效率两方面的功能,有交易成本的状态正是现实的状态。但是在怎么实现分配的问题上却是有争议的。一种是每一个法律都既考虑效率问题又考虑分配问题。另一种就是Cooter和Shavell提出的间接分配问题。Cooter和Shavell等人认为,法律确实应该考虑公平分配问题,目标是社会福利。但是他们从实效性角度认为通过收入税可能比私法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Cooter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他认为,分配正义关涉社会群体的经济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税法和社会福利法来追求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关涉私人法律上的争议,特别是损害赔偿诉讼。在法律纠纷中利益的分割可能影响相似境况的群体。例如,如果原告是某一特定商品的消费者,或者某一特定股票的投资者,或者小汽车司机,那么偏向原告的判决可能有利于消费该商品、投资该股票或者开小汽车的每一个人。相反,收入再分配的鼓吹者通常目标在于穷人、妇女或者少数派。[21]私法应该通过配置(Allocation)达到资源的有效率使用,而税法通过分配(Distribution)实现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割。诉讼当事人被视为是应该得到正义的个体,而不是社会群体的代表。通过私法去实现分配正义是无效的方法,而实现矫正正义的税法正好实现效率的目标。[22]Shavell系统总结了这些原因。Shavell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采纳所得税制度可以原则上满足分配目标,而采用法律规则可能会妨碍到规则的其他目标。例如,假设在一些领域,过错责任是比严格责任成本更低的规则,因为,过失规则会导向更少的诉讼量。但是,比起严格责任来,过失规则使一部分贫穷的诉讼主体的境况变得更糟,这是因为在过失规则下,贫困群体常常不会为其所受到的损害收集证据,而在严格责任下恰好相反。如果对穷人收入的这种影响降低了基于分配目标(grounds)的社会福利,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在所得税上适当的调整进行补救(例 如,对那些改善较少的一方进行减税或者补贴)。如果代之以严格责任来帮助他们,那么诉讼量将无谓地增加。在帮助穷人方面,最好直接通过所得税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选择严格责任,因为严格责任有其不欲求的一面——就是对诉讼量的影响。第二,法律规则通常影响所及仅仅是众人中的少数部分,因此,与所得税相比,能从法律规则中受惠的人很少,而所得税制度能够帮助任何由个人组成的大型群体。第三,法律规则影响的群体有其独特性(例如,某类事故的受害者),他们的财富或对钱的需求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与所得税相比,选择法律规则作为实现分配目标的手段常常不得其功。第四,将法律制度用作实现分配目标的手段,其代价是非常昂贵的。通过法律制度将现金(funds)转移给个人花费的成本可能是被转移额的一倍,税收制度的行政成本少于税收额的5%。第五,选择法律规则产生的功效可能被价格的变化所抵消。例如,如果为了帮助某些人购买某种产品,法律严格规定了产品的质量水平(比方说,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的质量强制规定为更高标准),结果是,购房的价格就会相应提高,因此,预想的受益人最终并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论据都表明:虽然在考虑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时,分配目标很可能是(像我们通常所感觉到的那样)重要的;但是广义的社会福利标准下,他们不应该影响法律规则的选择。[23] 因此,并不是说法律经济学仅仅考虑效率问题,而不考虑分配问题。实际上,科斯范式既关注效率也关注分配,只是从实现分配的实际效果角度法律经济学绕过了通过法律规则直接分配的难题。 两个规范命题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交易成本大量存在的现实世界里,我们试图通过法律制度来创设有效率的结果。 波斯纳将科斯定理表述为,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场合,法律对于权利的最初配置与效率无关,因为如果权利配置没有效率,那么当事人将通过一个矫正性的交易来调整它。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推论。第一个推论是,法律在注重提高经济效率的意义上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交易成本,比如通过清晰地界定产权,通过使产权随时可以交易,以及通过为违约创设方便和有效的救济来减少交易成本。科斯定理的第二个推论是,在法律即使尽了最大努力而市场交易成本仍旧很高的领域,法律应当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来模拟市场对于资源的支配。[24] Cooter和Ulen仅仅将波斯纳的第一个推论叫做规范的科斯定理:建构法律以消除私人协商的障碍,即润滑交易。而把波斯纳的第二个推论叫做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建构法律以最小化私人协商失败导致的损害,即纠正错误配置。[25] Avery Katz把规范的科斯定理称为“私人合作模型”,交易的前提是有合作剩余。规范霍布斯定理的思想最初由卡拉布雷西在《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想法》中提出来的。不是通过庇古税或者补贴的方式来内化外部成本,而是通过称为“庇古责任规则”来内化成本,就是要求避免外部成本最低的那一方承担责任,从而满足效率要求。卡拉布雷西的模型被称为“市场失败模型”,也就是外部性应该内部化:商品价格要真实地反映出它们的全部成本。[26]对于侵权损害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来避免。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平等地评估损失。例如,在劳工损害赔偿之前,单个的劳动者一般无法评估出伤害风险的真实大小。承担风险的应该是支付保险费较少的那一方。企业保险比雇员保险花的钱要少,所以雇主应该为其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当讨论外部性与效率的关系时把所涉及的主体放在平等位置,然后考虑谁承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更低。科斯范式是让当事人交易解决,卡拉布雷西范式是重新进行权利配置。现实世界中有交易成本,科斯范式遵循规范科斯定理: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以便当事人交易解决,卡拉布雷西范式遵循规范霍布斯定理:纠正错误配置,消除交易成本。目标都是为了包含施加外部性的个体及其承受外部性的主体在内的整体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的效率目标。表面看来,卡拉布雷西范式比科斯范式更能促进效率,因为后一种方法可以消除交易成本,前一种方法可能仅仅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交易本身仅仅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纠正错误配置本身涉及三方关系,首先,立法者或者法官的公正性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公正性问题,这种重新配置也是有成本的,这表现在由立法者或者法官来界定谁是避免外部性成本更低的一方有信息成本。所以,仅仅从效率角度看,规范科斯定理和规范霍布斯定理的优劣依赖于具体情况下交易成本和纠正配置成本的高低。Demsetz 认为统一市场失败模型和私人合作模型的是交易成本:当交易成本低时适用科斯范式,当交易成本高时适用卡拉布雷西范式[27]。 对于这两种范式的选择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 Katz强调科斯的方法突出了法律只需要界定好权利,其他的事情由当事人通过交易去解决:因为双方行为的相互关系比初看起来更为复杂,私人规则有可能比公共管制在协调当事人行为上做的更好。也就是说私人秩序有可能比公共管制在协调当事人行为上做的更好。[28]Katz的观点在张五常对科斯命题的曲解中表现到了极致。此时,法律能做的仅仅是润滑交易。 Katz是在与卡拉布雷西的模式的比较时强调科斯范式是“市场交易模式”。那么,科斯本人的基本观念又是怎样呢?实际上,科斯范式并没有这种保守的价值观念,科斯范式是典型的改良主义的。 科斯在“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一节明确指出,《社会成本问题》前几节中,在研究调整合法权利时强调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但是这一论点假定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也就是说,在正的交易成本时,权利的适当初始界定能够提高效率;当初始界定无效率而且交易成本高时,权利的重新配置也能够提高效率。 科斯命题的价值是通过科斯方法与庇古方法的比较得到的。我们知道庇古方法的单向思维和政府干预意识。科斯的方法与庇古的方法的区别就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科斯的方法特别强调相互性,外部性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侵害,而是相互产生的。科斯开篇就提出“问题的相互性”,正是这种视角的转变使得我们“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29]庇古将负外部性称为是“无负责的行为”,因而是“反社会的行为”。科斯非常明确指出将负外部性称为是“无负责的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认为这些行为必定是“反社会的行为”则是错误的。这些行为或许是,或许不是“反社会的行为”,有必要权衡一下它所引起的危害和好处。反对任何引起危害他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30]“相互性思维”是科斯范式的特点,但是这个思维方式是服务于更高的“总的效果”,这就是科斯在文章最后提出的“方法的改变”。“较好的方法看来是,将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况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以试图决定新情况是否比原来的情况好或坏。”“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政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有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31]相互性的考虑导致我们从团体角度、国家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它不预设哪种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一开始把权利放在平等地位,这样可 以考虑不同的权利配置产生的总的效果,通过比较总的效果来决定权利的配置。科斯也没有预设哪一种模式就是绝对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放到具体场景下对于总效果的考量。对总量的追求是法律经济学的目标,而相互性思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 科斯的“方法的改变”并不是说一定要采取市场交易或者政府规制,也没有说到底是润滑交易还是重新配置更好些。科斯范式,简单说就是,具体情况下哪种方法总的效果好就用哪种方法。 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法律不仅仅可以润滑交易,而且法律可以进行权利配置。而且法律不仅仅可以一次性配置权利,也可以多次配置权利。效率的追求涉及到初次分配和重新分配及其后果。首先,权利的初次配置应该基于什么原则?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法律只不过是其具体实现。任何财产权的配置表达了对本人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所以总是与外部性联系在一起的。[32]庇古方法、“市场交易模式”与卡拉布雷西范式都是为了解决外部性。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侵权总是在发生。只不过在于哪些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哪些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庇古的侵权法理论,谁损害,谁赔偿;损害多大,赔偿多少,要求恢复原状。这里的逻辑只不过是机遇先授权原则,保护的是先在者的利益,可以说是一种保守主义。科斯范式把侵权者和被侵权者放在同等位置,认为侵权是相互的,制止也是相互的。制止张三的行为以避免对李四的侵害反过来对张三是一种损害。试图为侵权行为找到正当性。如果先在者对权利的估价较低,侵入者可以通过自愿交易达到帕累托改善,但必须付费购买权利,仅仅强调润滑交易的“市场交易模式”仍然是保守的。由于“市场交易模式”考虑到了两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可能不同,被侵权者避免外部性的成本可能比侵权者的成本要低,所以“市场交易模式”比庇古方法更有效率。此时,如果我们认为初次的权利配置是正义的,那么“市场交易模式”就不仅有效率的,也是正义的。如果由于交易成本过大使得这种对双方有利的交易不可能实现怎么办?如果维持原状,那么就损害了效率。此时有两种情况,如果坚持原初的权利配置是正义的,那么这时是正义的;如果坚持原初的权利配置是非正义的,这种情况也就是非正义的。如果采取卡拉布雷西范式,法律重新配置权利,那么包括侵权者和被侵权者的整体就得到改善,满足了效率目标,但是其正义性与原初的权利配置的正义性正好相反。正如我们上文指出的,科斯范式实际上包含“市场交易模式”与卡拉布雷西范式,将规范命题称为“科斯规范命题一”和“科斯规范命题二”更合理一些。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因为强调他的方法与庇古方法的不同,庇古方法既是单向性思维又是政府作为的,这容易导致我们将科斯范式理解为“市场交易模式”。但是,如果我们联系科斯的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来理解科斯范式就会发现,科斯所强调的是一种根据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取舍的理性选择,科斯范式并没有预设哪种制度的优越性。科斯指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具体来说,导致企业出现的两种主要成本是:1、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2、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科斯认为,“如果协作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那么(要素之间的)一系列的契约就是必需的”,而企业的存在使“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从而降低了谈判和签约的费用。正是交易费用导致企业的存在。但是企业为什么又不能非常大,像社会主义整个作为一个企业?这是因为行政成本的存在。[33]所以,将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进行权衡才能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既有企业也有市场的存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规制都是有成本的,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同领域比较这两种成本,选择总的效果好的制度。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讲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4] 总效果与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 法律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与法律追求的价值直接相关。毫无疑问,法律经济学的价值目标是“效率”,但是,主张哪种效率却是至关重要的。[35] 波斯纳把法律的价值界定为“价值最大化”。波斯纳将价值与效用对立起来,而且把价值界定为交换价值,即在市场上测度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在市场测度的价值。将社会价值定义为社会中以价值测度的所有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波斯纳特别强调,价值是人们愿意为某个东西所支付的东西,而不是人们可能从拥有此物中所获得的幸福。在实际操作中,愿意支付又变成了实际支付。“一个个体,他会很想获得某种物品,但又不愿或无法为此支付任何东西,也许因为他很穷,那么在我使用的‘价值’这个术语的意义上,他就不是看重该物品的价值。……社会的价值就是由货币支撑的诸多偏好的总体满足。”[36]波斯纳为什么反对功利主义而倡导财富最大化呢?在波斯纳看来,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财富最大化要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的选择,经济自由可以更坚实地建立在财富最大化而不是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与保护自主性的目标刚好一致。[37] 在波斯纳看来,只有能够实际上拿出货币购买好处或者预防损失的人才有发言权。例如,对于一位几天没有吃饭的乞丐来说,获得一块面包的效用肯定很高,但因为他没有钱购买所以面包就对他没有价值。权利的变化也是如此,比如说现在有一项法案准备授予奴隶最基本的人权(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些权利对于他们是宝贵的,但如果按照波斯纳的理论,只要奴隶主能够拿出足够的货币(高于奴隶实际上能够支付购买这些权利的货币),那么就可以阻止此项法案的通过,标准就是所谓的价值最大化。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倾向于依赖一种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这种保守主义将权利和义务化解到数学公式之中,他们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将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将产生最后的可行的社会安排。波斯纳认为,财富最大化原理的另一个含义是,那些没有足够收入能力来支持其甚至最低程度的体面生活的人们是无权言及分配资源的,除非他们被视作拥有财富的人的使用功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生来是弱智者,或者他对社会无所贡献,那么他便不存在获得社会支持的权利,尽管由于他的低能而无法自理是无可指责的。 波斯纳并不仅仅坚持“市场交易模型”,他也主张,在法律即使尽了最大努力而市场交易成本仍旧很高的领域,法律应当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但关键在于由谁来决定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例如,我们认为,富人捐出一元钱给穷人肯定是能够提高效率的,但如果交易成本很高时,政府通过累进税制将富人的一块钱转移给穷人就是一种有效率的权利配置。[38]但是波斯纳要求重新配置权利的基础是“模拟市场对于资源的支配”,所谓模拟市场就是能够实际用货币或者财产对其权利评价的人,显然只有富人。这种情况下的权利配置只会把权利都配到富人那里去,其意识形态性显而易见。 波斯纳以货币的实际支出来界定权利的重要性实质上是一种富人的经济学,因为富人拥有更多的财产或货币。财富最大化就是要将资源或者权利分配给能支付最高的价格的人,那些人必定是富人。波斯纳为了避免效用概念的主观性而提出这种主张的,但掩盖不了他政治上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仅仅既得利益者才有可能是最珍视权利的人。 波斯纳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但是波斯纳主张的实用主义哲学却与他的保守主义有些冲突:“我说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是能动主义的(渐进的、“能办事的”),它既否定保守主义的‘现有一切都最好’的说法,也反对命定论的‘一切后果均非人所意图’的观点。这种实用主义相信进步,但又不自称能够界定进步;它相信深思熟虑的人类活动能够影响进步。……它是一种强调行动和改进的哲学……除了强调可行、向前看和后果外,实用主义者……都重视经验。”[39]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是与自由放任政策和达尔文主义对立的[40],而波斯纳的规范法律经济学采取财富最大化作为标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科斯认为,法律追求的目标是“总的效果”。尽管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限于比较由市场衡量的生产价值。但是,科斯明确指出,“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间进行选择,当然应在比此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正如弗兰克?H?奈特常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伦理学问题。”显然, 科斯的“总的效果”并不是赤裸裸的货币最大化或者价值最大化,而且有伦理的内涵。 很多重要的法律经济学家并不把价值最大化作为法律追求的目标,而是赋予其社会的伦理的内涵,包括公平分配的观念。Shavell明确拒斥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而将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规范标准。社会福利实际上就是社会欲求[41],是一种理想,因而是可变的。“基于福利经济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这样的倾向,尤其显着的是,它与那种认为在社会福利标准下的公平分配具有优势的观念无关。” [42]社会福利的测量通常并不依循收入分配的重要性以求与之一致,这意味着法律规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与它的评估无关。这样做的理由肯定不是因为收入分配是不重要的,而是考虑到法律规则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使我们的分析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最终并不改变我们的结论。为什么已知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性,而将收入分配考虑进来却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答案是我们可以使用所得税和转让机制实现社会再分配。[43]首先,个人的效用概念(utility)或个人的福利概念(well-being)完全是普遍性的,可以包括他所关心的任何东西。第二,个人的效用是建立社会福利衡量标准的唯一依据,与该效用无关的因素都不在考虑之列。第三,并不存在首选的或客观的社会福利衡量标准。一位分析人士可以参考任何一个社会福利衡量标准,然后决定根据所选择的提高[福利]标准,得出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将是可遵循的。第四,研究表明,很多社会福利衡量标准都反映了对分配公平(distributional equity)的偏好,产生这种偏好的原因是:社会福利在个体之间的公平分配将有利于导向其他方面的公平。第五,在任何一种社会福利标准下,通过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实现分配公平都比其他社会政策要好。[44]Schelling说,所谓效率就是更好的代名词:关于替代性后果,一些替代性的状况或政策或计划是不是更好。“更好”有特殊的含义:作为结果,对于每一个相关的人是最好的,或者对于所有的确定的利益是较为平衡的。[45]Cooter也指出,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家用的正义概念通常与效率一致,经济学家之间关于正义的争论在于怎么解释效率概念。[46]效率概念实际上依赖于处于团体中的人的观念,而且是动态的,只不过是对于总量追求的改善。前面指出,可以通过税法实现分配正义。我们知道高税率会减少工作和投资,以至于减少社会财富的生产。按照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样可以增加总效用。总效用比再分配前是增加还是减少依赖于再分配税率的高低。理想的税率应该使得税收在生产上的负面影响被再分配增加的效用所补偿。在现实中,效用是可变的。某一个时期可能更重视经济效率;而另一时期则重视收入的相对平均,标准都是总的社会福利。分配正义所实现的群体之间相对的平等好像与经济学的效率原则相悖,但是考虑到极端的不平等可能导致动乱, 对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好处,因此基于民主判断的总效用的增加比“财富最大化”更有效率。法律经济学并没有预设某种固定的规范标准。如果将法律经济学的价值标准定位为动态的效率,那么科斯范式的法律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改良主义。 结语 关于自然界或者社会的规律本身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但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规律可能非常不同,特别是将这些实证的规律上升作为社会政策的规范时,其背后蕴含很强的意识形态。 Shavell针对人们强烈批评法律经济学中的政治偏见指出,必须把在某个领域中有影响的某个特定专家在其作品中明确表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与这个领域本身固有的政治主张区分开来。很明显,基于福利经济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这样的主张,尤其显着的是,它与那种认为公平分配在社会福利标准下具有优势(virtue)的观念无关。[47]科斯范式不仅仅没有那种保守的“价值最大化”的法律价值目标,而且科斯命题包含了分配与效率两个方面。从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命题所得到的两个规范命题表明,科斯范式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理论: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不同制度下的成本大小,目标是“总的效果”。尽管可能从科斯反对庇古传统中得出科斯反对政府规制而主张私人交易模式。但是,我们不能把科斯范式归为另一种像庇古一样的单向思维方式,好像“私人交易模式”是绝对好的。如此理解科斯或许是因为“庇古的研究方法在现代经济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48]当然,也包括法学家在内。科斯范式的根本改变是一种相互性思维,指向未来的改良主义。 Shavell在面对人们对法律经济学的批评时的观念可以说是法律经济学最基本的精神,“只有存在一个比经济分析家所持有的、更好的预测方法时,这才构成一个真正的批评。”[49]当学者们发现某个理论或者制度有缺陷时当然是好事,但是这种批判性的思维不应夸大,因为任何有关社会问题的理论和制度都是有问题的,当你发现其缺陷时并不表明你找到了更好的理论或制度,因为把那个缺陷改正过来时,可能该理论或制度的好的方面也失去了,总的效果可能更糟。存在的不一定合理,但存在一定有存在的理由。当我们判断存在的是不合理的时,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有效的工具去实现更好的合理性,使其成为新的存在。当我们不能够通过有效的工具去实现这一目标时,我们不如待在目前“不合理”的存在中,尽管有些无奈,因为改变有时意味着更糟。例如,当我们谈到改革问题时常常把“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与“改革的效果如何”分开,而在实效主义看来这三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是对于现状是否满意的问题,如果不满意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欲求,而更好的欲求能否实现是与改革的路径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的路径有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是指向更好的欲求的,而不是相反。最终的判断是改革以后的实际效果。所以改革时我们应该考虑改革的路径与预期效果,否则,很可能改革的结果使得我们的境况变得更糟,此时就不如不改。经济学是理性选择的学科,法律经济学无非是要求法律制度的选择是理性的,是社会所欲求的,法律经济学是建立在改良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显然是一种建构式的思维方式。但是波斯纳的整个法理学是批判式的。波斯纳以伏尔泰批判基督教的态度自称,伏尔泰当年只是抨击了基督教,而没有提出一个替代,伏尔泰对此的回答是“我从凶残的野兽口中救了你们,而你们却问我以什么替换这个野兽!”[50]我认为,打破一个信仰是容易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信仰,如果没有的话,让我们被“凶残的野兽”吃掉可能会更加幸福! 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崛起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着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着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强调“生产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承认制度变迁的。然而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费用的存在,由于没有将政府的组织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一般化,没有建立起交易费用概念,不仅误判了市场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产关系”及其变迁的有效的经济学工具。更加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生产关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其形式是将旧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来。这种思路显然不能为和平的渐进改革提供帮助。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就完全不同。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来自改革导致的利益再分配对某些人的损害,以及这些人很自然的对改革的反对。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够在改变规则时减少损害的人数或受损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这种理论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看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即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对比一下诺斯的《经济学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主导了数十年,在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台阶。 最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进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理论,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础。在问题主导下,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制度经济学崛起了。 虽然在现阶段,应该承认,我们的学术成就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我坚信,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加上在对经济学理论最新进展及时吸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选集的论文分成几个部分: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的讨论;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 在介绍和转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在大量的评论中选择了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盛洪与陈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新制度经济学运动显然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至于批评,中国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见方绍伟的“科斯定理对吗?”),进而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提出了疑问并加以讨论。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产权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产权总是不断地随着世代更替而消失和产生,即使在零交易费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会通过交易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汪丁丁则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种对交易费用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在动摇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 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们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为了“工作权利 — 过度就业”的目标,以及存在着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与企业间的隐含的合约,以惩罚“违约”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则指出,对私人产权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剥夺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签约的权利。不能自由签约,包括从以前的合约中退出,选择新的合约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反过来也就不能参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决策。尽管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可以设立行政级别来激励企业家,但与市场制度的激励相比要逊色得多(“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应该说,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更大的用武之地,是对过渡经济的研究。然而由于已经有很多专集和专着,如 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盛洪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天则所的由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本书不拟收集更多的这方面的论文,除了个别论文,如樊纲的“公共选择与改革过程”,它的特点是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过程进行分析。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成就的综述,可参看盛洪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写的序和 “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过渡过程的研究”一文。 应该说,在一般经济问题的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更为精彩的贡献。例如汪新波“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就是用时间要素超越雇主与雇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来进一步思考企业的性质。在作者看来,企业中不同要素的主要区别,是时间的区别。即有些要素与企业签订长期合约,有些是中期合约,有些则是短期的。签订合约期限越长,要素所有者承担的风险越大,包括承担短期要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越应在企业中处于主导的或权威的地位。因此企业的性质可以被理解为是长期要素雇用短期要素。作为一个特例,资本之所以雇用劳动,是因为相对于劳动来说,资本是长期要素。这篇论文不仅具有以新视角和新因素重构理论的创新意味,而且具有对已有理论的整合功夫。所欠缺的,是作者还缺少经验积累。可惜的是,在这篇以后,较少受到人们的注意。 在另一篇对企业理论有增量贡献的论文,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中,作者提出了同样有创意的、却大不相同的结论。尽管制度经济学早已将人力资本纳入视野,但更多地是强调其作为一般资产的共性,以便于与其它资产放在一起讨论。而周其仁则着重人力资本的自然法性质,即它只能属于它的自然载体—— 活生生的个人,即使法律制度将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产权赋予另一个人,前者也可以通过“关闭”自己人力资本的对外通道来对抗。当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才能生产时,对具有特殊性质的人力资本的事后激励,就要构成合约的主要内容,因而企业就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殊合约。作者据此认为以往“资本雇用劳动”的教条,是误将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才能所有者混为一谈时的假象。从古至今,真正稀缺的、从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企业家才能。这种强调人力资本的特性、进而重构企业理论的努力无疑具有独创性,只是这篇论文忽视了可以想见的反驳,而缺少完整性。由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结合也可以采取市场交易的形式,从短工市场到信件快递,从财会与法律服务到相当于企业家能力的管理咨询,人们很难认为企业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唯一形式。这似乎暗示着,还有该文没有涉及到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更多的时候,中国学者表现出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上乘的理论悟性,只是或者缺少形式化的努力,或者没有总体的突破。例如唐寿宁沿着布坎南的思路,提出了市场制度本身也具有立宪性质,即它不仅是一个价格形成机制,更是一个制度形成机制。只是他的这篇论文,“论市场的立宪功能”,表述得过于散文化,没有对这一命题作严格的论证和深入的讨论。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则对论题作了较完整的理论回顾、文献引证和分析论证。尽管他的结论大多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这一对概念的提出,还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分类和分析的维度。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利益集团”作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引伸出了整个分析框架,但运用利益集团理论进行分析的张宇燕,却在对中国制度变迁问题时发现,利益集团的存在有时也有正面意义。他在“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一文中指出,在进入市场的权利被政府垄断的计划经济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新兴利益集团,通过政治过程“撬动”森严壁垒的进入障碍,将竞争引入,会产生市场化的积极结果。他后来依据这一思路考察了联通公司进入电信业的情况,也将在该文中提出的“贾谊定理”,即创造更多的利益集团是对付利益集团的良方,(与他人合作)作了形式化的阐述。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命题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展开,后来也没有得到专门的讨论。在将科斯传统和布坎南传统比较时,盛洪发现它们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精英论”与“一致同意原则”的冲突。运用交易费用的概念,他发现偏离一致同意原则的“法官裁决”存在的合理性,并认为强调精英作用的“法官裁决”和遵循一致同意原则的“公共选择”是相辅相成的(见“法官裁决与公共选择”)。可惜这篇文章过于简略,缺少形式化的功夫。 应该说,还有不少有理论增量的论文没有被收集进来,因为本论文集还具有某种“基础性”;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超出了编者的视野。然而就已经看到的这些论文,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它们与国际水平的经典论文尚有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学者们有着巨大的理论潜力,他们正在逼近领先水平。 从更大的背景看,中国有着制度经济学成长的丰沃的土壤。尽管我们说,经济学是一般的,然而它必是在特定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缺少中国的经验,经济学就缺少一般性;尽管我们也清楚,制度经济学也只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支,但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我们不仅覆盖了经济学的大部分视野,而且对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持开放态度。 具体而言,能够滋养制度经济学的中国资源包括,中国问题,中国文献和中国历史。所谓中国问题,不仅包括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也包括从中国角度提出的问题。比如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有着比道格拉斯·诺斯更为优越的条件,因为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中了解制度变迁,而且可以身临其境地观察制度变迁;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我们正亲眼看着猿变成人。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也呈现出了一些原有理论所不曾想象得到的特征。如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已使人们怀疑“要么不改,要么全改”的次优理论,然而它的理论含义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这一成功也同样使人们推测,交易也许是比暴力革命更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还等待着人们去挖掘。从更大范围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应包括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制度资源的重新理解,和这些资源如何与外来的制度资源结合起来,构成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谈到近代,不能不谈中西冲突,也不能不正视由于这种冲突所导致的对问题的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的角度,会使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些问题,被中国学者所重视。例如,假如没有自由迁徙的条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并非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坚信的那样,会带来全世界的皆大欢喜。再比如,在研究国际经济时,西方学者多是暗含地假定国际的政治秩序与一国之内无异,这大概与西方世界在这一秩序中占有优势有关;而中国学者可能更会敏感地意识到国际政治秩序中的问题。正是这样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也许才是制度经济学家应该全力面对的。 尽管有关制度经济学的中国的经济学文献还是很少的,但在一个较窄的领域中,还是相对丰富的,这就有关中国式改革的过渡经济学的文献。除此之外,我所指的中国文献是对制度有所描述的古典文献。数千年的历史,使重视人与人关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积累的文献浩如烟海。从中国最古老的书《尚书》开始,就有了对制度的记载;号称“三礼”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就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作了大量描绘和评述;怪异的《山海经》被有些作者认为是上古政治制度的记录,《春秋公羊传》则是儒家政治制度经典 。后人所编《十通》和《五礼通考》都是资料全备的制度史。更有数不清的政府档案和民间合约资料。当我们研究制度时,这些有关制度的资料极为重要。当科斯为了研究企业制度,用自己的诺奖资金建立了匹兹堡大学契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时,他期待着这些企业合约资料能为研究者提供经验素材;张五常教授在酝酿他的《佃农理论》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来自南京的几张租佃合约帮了大忙(2000,第20~21页)。因为有关制度的理论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制度的评判,也要参照它的社会结果。而要发现其中的逻辑,不仅要有互动的广泛性,还要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的有关制度的文献,对比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对比从中国获得的零星片断来说,无疑丰富得多。 谈到中国文献,中国历史文献也包含其中。而这里讲的中国历史,应是指中国历史的相对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西历史发展轨迹在上古时期就有分野,明显的分道扬镳,也许是在所谓第一轴心时期,即儒学和基督教诞生的时期。在以后,中国和西方走着大不相同的道路。不应否认,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种,是以西方经验和西方历史造就的文化取向为基础的。这种文化取向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西方经济学的性格,又被误认为具有普适的性质。例如,西方经济学多是假定经济活动是在较为“纯粹”的制度安排,如法律,市场,企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与西方社会不同制度安排间的对立和紧张不无关系。将人类历史划分成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也是西方历史阶段在这一理论中的反映。将中国历史考虑进来,不仅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重述中国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的特征,会为这个一般理论注入新的因素。例如,“礼”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受到关注,并可能冲击原有的制度概念;区别于对立且互补的希腊-希伯来传统结构,以儒学为主的浑然一体的制度结构可能启发人们关于制度结构特征的思考;中国将道德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传统,也许会为我们解决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某种可行的方案。 当然,处于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中国学者不仅会受益于中国资源,他们必将把全世界的资源视为自己的资源。他们不仅同样关注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也将会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其它文明,如印度和伊斯兰的资源。善长数学的中国学者,如果再加上对制度的深刻理解,也有可能在用博弈论的方法构造制度理论方面有所建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与其他国籍的学者一起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它们包括:(1)制度变迁问题; (2)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包括外部性问题及其它市场失灵的问题; (3)全球的外部性问题,如全球环境,公海捕鱼,南极问题,太空问题等; (4)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即能否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的问题; (5)政府的起源、性质和演进的问题; (6)道德与宗教问题,即这些无形制度的起源、性质和演进,以及与有形制度间的互动问题; (7)将智力活动纳入产权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制度创新,以及这种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质; (8)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融合和整合的问题。 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是金融资源和学术机制。由于缺少金融支持,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相当零落。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论文,多是发表出来就没有下文了。而理论的发展,如同美国制度经济学那样,正是一篇论文激起了别人的灵感,通过相继的讨论甚至争论,以及进一步的发挥,才能形成有阵容的理论学派。而在中国,不少有潜力的学者却因为生计问题分散精力,从而缺少对重要问题的持续攻击。从学术组织角度看,虽然制度经济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还缺少有资金实力的研究机构支持系统的研究。也许,制度经济学家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制度问题。包括融资制度,学术组织,研究纲领和分配机制。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走向繁荣,当有更多的资源通过有效的机制注入到研究中来,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中国制度经济学与中华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 经济学论文:解说体验经济 美国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撰写的《体验经济》一书1999年4月问世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告诉人们,新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它的出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更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体验经济带来人们更多的思考,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更新的思路。体验经济是市场经济完备化的标志 体验经济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但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特性相比,它是一种更加完备的经济形态。 第一,体验经济以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为出发点。在体验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运行首先要考虑的是消费者的个性要求,企业在提供体验的运行思路、程序和方法时,也必须要保证给消费者以更大的想象与愿望的空间。企业所主张的是消费者个性的张扬,并竭尽全力保证消费者需求个性的全面满足。 第二,体验经济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定制化服务是指按消费者自身要求,为其提供适合其需求的,同时也是消费者满意的服务。其基本特征是: 1、定制化服务是一种劳动,并且是一种高水平的劳动。它需要“劳动者”有更高的素质,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更积极的工作态度。因此,这种劳动较有形的生产劳动和无形的服务具有更大的价值。 2、定制化服务带给消费者的是个性的感受,“结果是没有哪两个人能够得到完全相同的体验”。因此这是一种量身打造,有需有供的活动,它不会出现生产过剩,也不会出现需求抱怨,进而保证经济运行的平衡与稳定。 3、定制化服务所产生的“体验”效应是带给消费者美好的感觉、永久的记忆和值得回味的事物与经历。消费者对这种美好的感受不会独自享有,而会与他人分享,即积极地传播,进而产生放大效应。 第三,体验经济遵循的原则是“以顾客为核心”。企业在体验经济运行中扮演着策划者的角色,发挥着为顾客提供“舞台”的作用,真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人是顾客。顾客去“体验”所需物的设计工作、定价工作,并进行直接使用,以品尝消费的感受。这说明,顾客是体验经济的主体,顾客对企业的经济运行工作参与度越高,说明顾客对企业越信任,企业品牌价值的实现程度就会越高。 第四,体验经济使企业的经济运行更加开放、更加健康。体验经济的发展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开放程度,使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与监督之下开展各项经济活动。这为拥有优质品牌的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而对于那些劣质品牌的公司则发挥的是矫正其思想与行为,约束其经济运行的作用。因此体验经济的运行具有着一种积极的功效,它可以保证企业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完善运行程序,满足更广阔市场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到了体验经济的时代,企业就必须按照体验经济的要求规范思想与行为,这是企业发展的最佳途径。从自由地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到对企业经济运行的严格约束;从顾客创造性地选择消费模式,到企业创造性地为顾客提供舞台;从顾客可以不断地获取消费满足、留存美好记忆,到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可以说,体验经济是市场竞争的更新形式,体验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备,因而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 体验经济是服务经济的延续 服务经济是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微观经济主体——— 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标准化方面均达到要求水准后,同样品质的产品只有通过企业的不同品牌才能给予区别,但当顾客难以鉴别不同品牌之间产品的差异与优劣时,竞争的焦点自然会转向企业向市场提供服务的质量与数量,而顾客则以此作为判定与选择品牌乃至企业产品的标准,顾客关系由此得以建立。 服务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已经给了消费者以更多的承诺与兑现,同时,也使消费者感受到了服务经济带给他们的方便与舒适。服务经济的运行,使企业在其经济活动中,不仅要提供有形产品,还要提供无形服务。商品是提供服务的依托。而在纯粹的服务产业中,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商品。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消费者通常发现不了商品之间的差别,所以,企业为了争夺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不可避免地跳入低价竞争的陷阱。为了避免低价带给企业的利益损失,和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制造商们不断挖掘服务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一旦一个公司有意识地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其中,这种刚被命名的新的产出———‘体验’就出现了”。“体验”的出现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好的感觉,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拉动性需求,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也使服务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具有延展效应。因此,就像服务经济的出现不是对工业经济的否定,而是对工业经济的延续,不是对工业经济的替代,而是对工业经济的完善一样,体验经济的出现是服务经济的一种延续,是服务经济走向更大市场空间的必然结果。 体验经济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产物 体验经济在延续服务经济的发展中,使市场竞争跳出了低价的陷阱,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由于需要按照消费者的个性要求创造出不同的提供物,因此不同提供物之间的价格不具有可比性,自然不能统一定价。然而,使企业创造不同提供物这种愿望,从设想到现实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种距离在大规模经济发展阶段永远也不能缩短,从而其目标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信息网络时代,这种距离才能逐渐缩短,并促使其目标得以实现。这说明信息网络时代使体验经济成为一种必然。迈克尔·穆恩和道格·米利森在描述网络信息时代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运作流程时说,网络信息时代,公司运行的方式是:“鼠标点击”。而这种“鼠标点击”时代,使经济运行的一切都简单化了,如产品开发可以通过“鼠标点击”,顾客定货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市场调查可以通过“鼠标点击”,信息处理可以通过“鼠标点击”。这种简单的运行方式是以复杂的科技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体验经济的依托。 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成熟、网络经济的普及,体验经济所要求的专门为顾客设计和生产工作,其成本增加值会远远低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的个性服务成本。正如一个鞋业公司的老总说,“过去批量生产很难满足顾客的个性需求,现在的网络经济、信息技术,使我敢承担为任何一个顾客定制一双鞋的委托,同时成本也不会大幅度上升”。这种定制服务只有在信息网络时代才会产生,因此,信息网络时代为体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课程改革 一、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一)逻辑体系严密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基础课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为主干。微观经济学是从个体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规范,以揭示经济个体的行为规律为其核心要义。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对总体行为进行考察,同样以理性主义的假定为前提,提示总体行为的规律。[1] (二)数学模型众多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可对经济现象进行更精确细致的数学推理和精确描述,从而有助于分析者更好地理解各经济学变量的内在关系。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常借助数学工具逻辑上的抽象推理特点,运用众多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演绎各种经济行为,如一般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领域的诸多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三)分析方法多样 在经济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长期与短期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借助灵活多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相关定义、理论假设和原理。 (四)理论思维抽象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观察大量的经济现象,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和现象,剩下“内核”,然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而要提炼、归纳经济学理论就需要通过抽象的思维。同时,经济理论的提出、分析亦离不开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使得理论思维抽象成为经济学教学的一大特点。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课程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然而,经济学课程的概念、原理和特征往往比较抽象,对于学习者而言常常会造成晦涩难懂的印象。鉴于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笔者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剖析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 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教师授课的时候,常常是注重若干重要的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如何促进学生利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教学内容常常滞后于经济现实,往往停留在理论本身,学院气息很浓,易于造成与现实世界的隔膜,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和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教学实际效果。[1]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与我国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如何与我国现实情形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关键性问题。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人文知识较为熟悉,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偏重于感性认识。在学习经济学课程时,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平、渊源等项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但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内容则难以接受。对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如遇教师在授课时强调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则往往如坠入云里雾里,对于所学的知识难以理解和掌握,进而对经济学学习产生畏惧心理,更不用提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和解读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 (二)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这样很容易造成教师为完成课时任务,采用满堂灌式教学方式。老师作为“演讲者”,处于中心位置,讲课时间居多;学生只能被动听讲,记笔记,处于被动、机械式的学习状态,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另外,经济学课程本身与严谨的数学模型联系紧密,定量分析相对较多,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知识点和数学模型,孤立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观察归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考核方式 目前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一般是由课堂出勤率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较低。占较高比重的期末考试成绩一般采用标准试卷闭卷考试的方式,侧重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忽视学生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考察,这样很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一些学生平时不上课或者不做作业,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书、看课件、甚至背习题,只要及格就行,从而易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薄弱,“高分低能”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察、分析乃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升学生知识积累、运用的综合能力。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公共管理的特点;教学方法可采用提问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考核方式可以灵活多样,科学准确地评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以达到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的理想目标。 (一)教学内容创新 教师在课堂上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有重点地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的最新进展等。在各部分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侧重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3]如讲到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部分时,可以结合我国近期对于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加以解释,使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更为贴近现实。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利于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大多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的特点,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 (二)教学方法创新 1.提问式教学 可以采用提问式方法来教授经济学课程,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参与到授课过程之中,而非机械地被动式学习。课前提问,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带着问题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复习上次课的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更为牢靠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课中提问,对新知识内容进行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在讲授过程中可适当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如在讲解信息不对称理论之前,可以通过“从南京到北京,买者没有卖者精(明)”等诙谐语言的运用,引导学生思考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原因,体会其包含的经济涵义。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案例教学,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再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也可以在讲解新知识点的过程中穿插、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白知识点的运用。[4]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案例讨论教学,通过分组讨论、组间辩论等形式,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在案例讨论结束后,可作适当总结。总结时可指出学生的优点和其讨论过程及所得结论的可圈点之处,同时亦应着重剖析其欠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 案例要进行精选,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案例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5]可以让学生讨论经典的经济学案例,如效用论涉及的“钻石和水”、外部性涉及的“蜜蜂和果园”等。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所折射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凯恩斯学派对我国经济政策制订的影响、大学生就业与我国就业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等。 3.互动式教学 传统的教学采用的是“满堂灌”方式,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机会少。互动式教学方法,则是在转变传统教学理念的前提下,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与进步的目的。[6]教师可以在每次课结束时,提前告知学生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留下相应的问题让同学们预习。在下次课课堂上可以与学生共同探讨,针对学生预习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在授课时进行讲解。如讲到需求弹性的时候,可以问学生“谷贱伤农”的经济含义。 (三)考核方式创新 改变当前单一的期末考核方式,除了平时作业成绩、出勤率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外,还应将平时在课堂互动情况、案例讨论情况等方面的表现纳入总成绩评定之中。平时的作业不仅仅是教材课后的题目,还可以是以案例分析、经济问题评析、对经济理论的分析理解等为主的小论文。 期末的考核方式可以是采用标准化试卷的闭卷考试,或者是开卷考试。当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阶段学结、口试、小组报告、时事分析、文献阅读报告、经济学知识竞赛等考核方法对其加以补充,以便更为科学、准确地把握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并对其作出评价。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课程教学不仅要系统地向学生传授基础的理论知识,而且要注重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改革必须准确把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并结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质,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创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从经济学角度思考和分析身边的各种经济现象,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达到“教”与“学”的完美统一。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 摘要:在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各种要件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是影响公共管理服务构建的关键因素。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国家公共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知识结构、道德水准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率。加强对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进行开发,是公共管理机构为社会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因为用人机制欠完善,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状况还不容乐观,特别在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学历、知识结构、应变能力、科学合理化配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公共管理服务的构建。本文深入分析其原因,从加强教育培训、人才考核制度、加强锻炼等方面,提出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管理;素质培养;培训 我国加入WTO,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但入世同时也对我国政府提出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共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低下,不能够适应时展的脚步,不能够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因此,加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二)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3)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4)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5)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二)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素质 摘要:在改革开放发展后的今天,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不断的加强,由此使得公共管理服务被凸显出来,而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国家公共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知识结构、道德水准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率。本文深入研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共管理;素质培养;培训 我国加入WTO,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增强。但入世同时也对我国政府提出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公共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主要是因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低下,不能够适应时展的脚步,不能够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因此,加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培养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公共管专业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经受几千年封建文化熏陶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的政府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残余色彩,很多公共管理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参与和竞争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面对风云变换的世界经济浪潮,对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政府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果不积极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政府难以适应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带来一系列严重果。比如,在公共管理、公共事务的范围日益扩大的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机构、人员,增加财政开支,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可见要使政府的能力和的作用相符合,使政府在保持适度规模和有效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供各种公共理和公共服务,就必须大力推进公共管理改革。再比如,在政府管理中,要改变统的管理方式,如过度控制、层层审批、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权力滥用、官员腐败等现象,几乎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重大难题,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复杂的原因,但与没有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有一定联系的。从这意义上说,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要求,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表明了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因为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本身的特征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决定了它能够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能较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能确保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SARS危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摆在一个“配角”和“次要”的地位是行不通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与贯彻,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公共管专业人才才能得以实现。 (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在中华大地上发育、生长并不断完善。与之相伴随,中国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管理手段渐趋多样化,政府本身的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社会的变革不断地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作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市场经济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职能就是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管理好公共事务,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状况。这样,在我国就需要公共管理进行改革。因此,公共管理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公共管理的改革中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否则,公共管理的改革只能是无源之水。必须要对市场经济体制有较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这样,才能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从而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更好地促进我国公共管理改革。 二、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培养的要求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从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和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仅仅基于工资收益和公职保障的基础上去理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树立为民服务、乐于奉献的意识。 其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关注宪法法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职业伦理以及公民利益等。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处于多元价值冲突的时候,能够也应该服务于公民和公共利益。主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应单独做出决策,而是借助于对话、协调、公民授权和公民参与的过程来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符合这一新要求,必须在现实工作中强化以下具体的服务意识: (一)强化民本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开展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履行公务时,必须强化民本意识,坚持群众路线,要将自己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群众的利益取向高度统一起来。这意味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该“把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上”。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强化责任意识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恪尽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诚实守信、公道正派、不以权谋私,这既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义务也是其责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未履行其职责的话,除了要承担违法违纪的责任外,还应当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承担违反伦理的道德责任。但现阶段,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对上不对下、对官不对民负责的消极现象仍然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错位、失衡,不少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争权推责、滥用权力,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因此,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责任意识,努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做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坚持法律、坚持道德、坚持正义。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 (三)强化法律意识 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依法管理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普遍较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渎职失职等,已成为我国依法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且许多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能准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客观规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有效做好公共管理工作,从而造成了越权管理及管理缺位等后果。必须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法律意识,努力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依法管理的水平,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才能使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紧要具备上面三种意识,而且还必须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于普通职业的工作人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也因其特殊的工作而相应的有特殊要求。在机关工作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直接参与国家法律、法规、制度的制定或执行,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权力,这就要求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基本路线,并把这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去。在活动中要敢为人先,争做创建活动的“标兵”。 (2)科学文化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看似单一工作的简单重复,其实不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等大环境的逐渐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内容也在与时俱进。要想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工作做得更好,基本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法律、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几乎每个部门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都应该掌握。 (3)职业道德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性质对其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苛刻,作为一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时刻把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工作中要做到敬业务实、实事求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遵纪守法、坚持原则、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4)业务素质。各个岗位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基本的业务素质是每个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所必须具有的,如哲学常识、经济常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相关知识、公文写作与处理相关知识以及英语、计算机、电子政务等知识。还有其他涉及各行业、各部门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行业法律法规、机关业务相关常识等则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逐一掌握到位。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基础的业务素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5)心理素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必不可少的要与外界的人和事打交道,是否能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心理素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要用一种正常的心态来对待工作。也就是说,不管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保持不卑不亢;不管多么着急的事情,都应该沉下心来冷静处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不应该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不管遇到了多么困难的事情,都不应该退缩。只有这样,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繁杂的工作中去。 三、当前我国公共管专业人才素质现状及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长期受党和人民教育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认真挑选而被录用或转化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是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流和共性。在我国,不仅现有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数量较大,而且每年的上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及军队转业干部,构成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最基本的后备队伍。如此丰富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储量,在世界各国也都是少有的。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也潜藏着危机。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知识、专业技能素质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素质的基本方面,应与其他素质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功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总体教育水平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段长时间内,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学历层次总体偏低。根据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共530.7万人,其中大专及其以上学历的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88万人,占总数的0.35%,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298万人,占总数的56.1%。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受财政状况和人口总量的制约,我国政府作为基础性人才资本的投资主体,存在着明显的投资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出现供给型人才资源短缺现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高等教育发展处于结构调整阶段,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数量短缺、质量偏低。人才资源总量的不足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资源供给机制,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专业、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着结构性人才短缺现象。现有政府部门中的“三低一少”(文化程度低、技术等级低、管理水平低、专业人才少)就是具体表现。 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深入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做到有的放矢,不断开创我国公共管理人才素质培养的新局面。 (一)只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的用人方式阻碍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内容的不断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而许多管理部门,只注重对人才的使用,让其始终处于热运行之中,而不给其补充能量,不给知识和发展提高的机会,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尽管我国也制定了公务员的培训规划,但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使计划难以落实。表现在,一是思想观念落后,没有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当作开发战略任务;二是投入不足,没有把培训当作“最合算的投资”,来加大财政投入;三是措施不力,重使用、轻培训,使一些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安于现状,缺乏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 (二)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制约着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开发 陈旧落后观念对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邓小平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或单位,片面强调工作年限和任职长短,以资历取人而忽视人才的实际工作能力。资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工作经验的积累程度,但资历绝不等于能力。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人才的开发有很强的时效性,论资排辈埋没了大批人才,造成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表现为为官上的“唯官为荣”“进尊退卑”。有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只有做官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为官,就只能上不能下,虽不称职,却不让贤,使能胜任其职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无用武之地,造成人才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人才甚至受到来自各方排挤、压制,导致人才流失。这种思想还表现在选人用人上的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优缺点并存,不可能是全才。而一些公共管理领导在选人用人上不是辩证地看待人才,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本质与非本质,只要看到缺点,就认为此人不可用,导致公共管理人才资源不能用其所长而被埋没。 (三)公共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的缺失 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现状问题的存在,固然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法制规定的粗疏、政府改革的缓慢不无关系,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管理制度中存在着许多影响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环节和因素,也是必须看到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选拔任用上,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目前,虽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竞争机制己初步建立,但仍未能调动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传统的用人标准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首先,重资历,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存在。其次,重学历,一大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历很高、能力平平的人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再次,重关系,领导的意志决定一切,选拔任用中存在个人感情因素,使公开选拔、竞争择优流于形式。 第二,在考核制度上缺乏客观量化的考核标准、科学的考核方法和专业化的考核人员,考核结果还不能做到既起激励作用,又能有力地约束低效率的行为。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参加考核的人员思想意识模糊,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笼统、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评价缺乏客观性;偏重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考核方法简单化不科学;考核结果等次少,考核激励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考核程序中民主流于形式,损害了考核的严肃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无法满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个性化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还没有有关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配套法规,没有制定有关培训的经费保障,施教机构资格认证、培训质量评估以及如何实施初任、任职、更新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的具体办法和规定。这些都导致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在很多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管理国际化,高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都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强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素质。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受训人员来讲,由于宣传教育不够,约束措施不力,对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感到培训作用不大,培训与不培训一个样。三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的内容陈旧、方式和方法僵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学习科目的选择余地比较小,培训重点不突出,培训的知识老化,缺乏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知识培训缺乏前瞻性。我国各地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训仍大多采取“填鸭式”的讲授方式,而不是根据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不同职位和学历,采取诸如“启发式”、“研讨式”、“角色模拟”、“管理游戏”、“拓展训练”等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同时很少采用电化教学等先进手段。 四、解决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的对策 作为党政人才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础和前提。不断加强公共管理人才素质的培养,构建一个人民满意、信任、拥护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把好入口关,完善考录制度 公开招考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是为我国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提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但要全面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实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录用考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扩大考试录用范围。不仅城市户籍的人员可以参加,符合条件的农村户籍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报考,这样才能体现平等竞争的精神。不仅实行“初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招考,也要实行“中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即副处级至副厅级的招考,以避免政府机关中“论资排辈”的状况,使能者上,庸者下。二是科学设立笔试内容。目前,中国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笔试重知识轻能力的倾向比较突出,今后应减少或取消主要依靠记忆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强化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和分析综合能力测试。三是进一步完善面试方法。由于面试的主观性、随意性较大,容易影响面试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为体现“为用而考、考用结合”的原则,公正、客观地搞好面试工作,必须严格选聘、合理配置面试考官,尽快建立一支稳定、公正、高效的面试考官队伍。对面试命题应坚持可考性、可评性原则,防止试题的主观随意性。四是除了笔试、面试以外,还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考评。五是建立完善考录工作的监督制度。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职务空缺和所需的资格条件向社会公开,使符合条件的自愿担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机会均等,任职取舍唯一取决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从而克服任人唯亲等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杜绝考录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考试监督委员会,由人事、纪检、司法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考录工作的检察和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考录规章制度,加强对考录工作各个环节的监督,依法惩处考录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二)完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制度 1、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方法应多样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平时考核、半年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平时考核的重点是本职工作进展情况、出勤情况、纪实情况等,采取不定期汇报、查看、评比等方式,将结果记录在册,作为全面量化考核的依据。半年考核的重点是督查、检查、个人对照,看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表扬先进,督促后进。年度考核按照职位职责要求,重点是对全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绩效评估。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要明确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根据不同类别、层次的职位要求,将德、能、勤、绩、廉的各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加权系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位各要素的等级标准和分数线,加总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即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次。”实行定量测评不仅能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考核效率,而且还可以减少许多人为的矛盾。 2、增加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等次,考核结果的严肃使用。在量化考核的基础上,按照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分数划分等次,形成优秀、优良、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5个等次,并赋予不同等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不同的奖惩措施,形成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和‘称职’等次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员,给予记功和嘉奖;国家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层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可提前具备晋升资格;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可视同称职等次晋升级别和工资,但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通过诫勉谈话、离岗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按有关规定降职,工资级别作相应调整,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予以辞退”。 3、要制定科学、有效、易行、具体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考核标准。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和可测量性的成本核算和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为此,首先,按照不同的工作和业务进行分类考核有利于考核的科学性。考核时,要体现职位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果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考核与不同岗位责任制与目标责任制相结合,那么就能使考核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次,按照考核目的分类考核,如年度考核应重点考核实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干部提拔前的考核则应在一贯表现基础上考核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是否适应新职位的要求,这样才能增强考核的有效性。再次,考核标准要定量化,将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配合适的分值,把无形的工作项目有形化、抽象的考核要求具体化、考核的评比标准数量化,使考核变成一种度量衡,变成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心目中的天平。 另外,必须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监督,建立一种考核监控机制,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可靠。尤其要加强对负有考核责任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即要加强对考核者的考核。 (三)加大培训力度 1、大力开展MAP队教育,建设专业化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AP)教育,是在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系统地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并结合实践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重要措施。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它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上突出两者的结合,重视实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是与我国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目标一致的。开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有利于优化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在教育过程中,要确保教育质量。因为是在职教育,政府要为学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如:确保学员的学习时间及经费的投入等等。另一方面,各试点高校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切实搞好人才需求分析,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增强针对性。要按照有关要求统一组织和协调招生、培养、管理等项工作。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研究制定评估标准,确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 2、突出培训重点,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的类型总体来说大致有三种:一是初任培训。新录用公共管理人才必须坚持先培训后任职,培训目的在于使之尽快地适应公共管理机关的环境和工作的要求,熟悉公职人员的工作性质,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他们胜任本职工作的能力。二是任职培训。根据所任职务在任职前或后分层次进行培训,使之提高管理水平,尽快适应新职位的要求。三是晋升培训。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要坚持先培训后任职,使之具有担任领导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才干。在培训过程中,要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培训重点,特别是要注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我国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培训要在抓好面上培训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处以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培训和优秀年轻公共管理人才资源骨干的培训。重点抓好 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任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驾驭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能力,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的能力,统筹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3、创新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培训质量。提高质量是教育培训工作的关键。教育培训内容要贴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贴近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贴近学员需求,围绕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管理能力,适应他们职业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培训的内容和重点,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具体来讲,除了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把提高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政治素质和政治鉴别能力放在首位之外,还要注重业务能力的培训。要把那些经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公共管理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内容。要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教育培训内容,适应公共管理的需要。在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方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积极开展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发挥好中国国家教育培训网的作用。积极采用小组教授式教学、情景模拟和案例教学等现代教育培训方法,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要实行教育培训质量评估制度。凡是公共管理部门委托施教机构承办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班,都要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教育培训施教机构的重要依据,确保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的教育培训质量。 4、坚持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相结合,健全教育培训激励机制要解决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要尽快完善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使教育培训与合理使用真正结合起来,切实做到“不经培训不上岗,不经培训不任职,不经培训不提拔”。把教育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视为工作成绩,改变“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的现象。建立以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用人机制,引导公共管理人才资源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自觉学习、积极参训的内在动力,形成自觉求学、竞争参训的良好局面。把任职培训和任职试用期结合起来,凡在任职前没有达到培训要求的,必须在试用期内接受任职培训,否则不予正式任职。实行公共管理人才资源登记制度,加强教育培训证书管理,建立学习档案制度,把公共管理人才资源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记入本人档案,作为公共管理人才资源考核和使用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实践锻炼 加强实践锻炼是做好公共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学习、锻炼、提高”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要求和意见,努力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并依靠群众解决。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廉洁自律意识。把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放到群众反映强烈、热点难点较多的地方和单位经受锻炼和考验,可以使他们更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疾苦,激发造福一方的使命感。通过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上,不以权谋私,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以一身正气排除各种不利影响和诱惑的干扰,抵御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另外,还应让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承担某些危难险重的任务和处理某些突发应急事件,培养他们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气度和应变指挥能力。 结束语 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我们的公共管理也必须不断革旧出新,只有不断的变革,才能研究出新的培养途径,才能使得公共管理是时代同步。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实验教学初探 [摘要]以往的公共管理教学流于理论的讲解,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实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地方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转型的必由之路。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顺应这一发展潮流,在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平台、实验教师队伍、实验管理模式四个方面进行专业应用型实验教学的有益尝试,取得的效果良好。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教学;应用型 秉承盐城师范学院“面向公共服务中心和社区发展、面向盐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面向”办学宗旨,落实“问题导向、能力本位、实践创新”的实践教学理念,进一步优化实验教学体系和内容,大力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和方法,着力建设实验教学平台和教学资源,深化完善“中心+基地”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运行机制,努力培养公共管理领域的创新人才。为此,中心将从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平台、实验教师队伍、实验管理模式四大方面进行资源整合、优化配置,着力推进公共管理类专业应用型实验教学的发展。 一、构建“三分三统四模块”的实验教学体系 面对公共管理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新要求,中心以公共问题为立足点,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实践创新为最终目的,依据公共管理实践流程,在原有“三层次三模块”实验教学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三分三统四模块”的实验教学体系。“三分三统四模块”的实验教学体系是指分层次、分阶段、分类别设计实验教学体系及其内容,并将校内实验与校外实践、模拟仿真与现场实践统一、实践教学与研究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构建基础实验模块、技能实验模块、综合实验模块、研究创新模块四大实验模块,以提高学生公共管理技能与实践创新能力。“三分”:分层次的能力培养定位、分阶段的实验课程设计、分类别的实验教学过程。分层次的能力培养定位。针对人才培养目标及社会需求,分层次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各种能力,具体培养以下公共管理能力:①专业认知能力,即对公共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的熟悉和了解;②专业应用能力,即行政管理事务、社区管理事务、应急管理事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公共关系等专业技能的操作与应用能力;③专业创新能力,即在公共管理的专业认知能力与专业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研究创新能力。分类别的实验课程设计。根据能力培养侧重点的不同,分类别设计实验课程体系:①专业基础实验,主要是通过专业基础认知实验和专业基础验证实验培养学生的专业认知能力,使学生了解普通逻辑、信息管理、数据处理、政府结构、政府过程、人事行政等基本理论与知识;②专业技能实验,主要是通过专业技能实验和综合实践实验培养和训练学生公文写作与处理、社区工作实务、行政管理事务、公共危机预警与预测等专业技能;③综合实践实验,主要是通过专业综合模拟和专业综合实践培养学生的公共政策分析、社区服务、电子政务、应急媒体管理、应急决策模拟等综合专业技能;④研究创新实验,主要是通过推演仿真与实践创新实验培养学生,进行政府流程再造、结构设计和治理治理创新以及运用知识参与公共管理相关问题研究创新的能力。分阶段的实验教学过程。根据学生学习过程及其个性化特征,分阶段实施实验教学:①低年级学生的初级实验教学;②中阶段学生的中级实验教学;③高年级学生的高级实验教学。“三统”:校内实验与校外实践统一、模拟仿真与现场实践统一、实践教学与研究创新统一。校内实验与校外实践统一。实现实验场所的统一,把综合实践教育中心的教育实验教学与合作单位盐城市政府部门、盐都区公共服务中心、城南新区区行政服务中心的校外实践教学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学生能够在校内中心和校外基地实现轮训,有效地训练实践技能。模拟仿真与现场实践统一。实现课程设置上的统一,推动理论教学课程与实践教学课程的统一。例如危机事件推演、应急资源调度仿真演练、沙盘推演、虚拟政府、虚拟社区等模拟仿真课程与社区工作实务、行政管理实务、管理职能实践、危机预警与预测、公共政策案例分析等现场实践的课程有机地搭配起来进行课程设置,实现模拟仿真与现场实践的统一。实践教学与研究创新的统一。实现科研与教学的统一,推动科研反哺教学。一方面,通过实验教师主持和参与实践教学课题,提升教师对实验教学基本原理与基本知识的理解,用理论指导教学,提升实验教学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学生主持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挑战杯、学科竞赛等激发对实践教学的兴趣和提升科研创新的能力。“四模块”:①基础实验模块,主要面向一、二年级学生,注意学生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方面的均衡发展;②技能实验模块,主要面向二、三年学生,强调具体分析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走向社会、岗前培训创造条件;③综合实验模块,面向二、三年学生,强化对知识点和理解,为后续的综合模拟实践打下基础,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④研究创新模块。主要面向全校高年级学生,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二、建设五大实验教学平台 进一步完善综合实践教育中心的实验教学平台,有效地整合中心资源,充分发挥平台的实验载体功能。具体完善如下五大平台: (一)应急管理推演仿真模拟平台 学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践危机预警与预测、危机问题发现与应急、危机事件推演,危机方案优化设计等。 (二)实践案例研发平台 这平台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智能型的公共管理案例实验教学数据库,为中心实验教学提供决策咨询和文献支持,为政府、社区管理决策提供决策依据与咨询服务。 (三)电子政务实践平台 基于此平台,学生可将理论结合实际,深入学习和掌握电子政务,让实验者在模拟实践中体会电子政务给政府传统办公带来的巨大变革,掌握大量电子政务系统的操作技巧,领悟实现电子政务的真正意义。 (四)社区管理与服务实践平台 以盐都区行政服务中心为依托,联合盐都区多个社区,建立社区实践实习基地,构建一个社区管理与服务实践平台,使学生能够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实验社区工作实务、社区管理等内容。 (五)创新实践项目孵化平台 组建专门的实验教学队伍、培训与指导等学生教学科研创新,主要通过采取集中培训、团队学习、集体讨论、模拟竞赛、中心选拔赛等系列措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 三、打造一支多元化实验教师队伍 通过实验教师的培养、引进、激励等制度设计与机制创新,打造一支多样化的实验教师队伍。 (一)教师来源多元化 采用“双导师制”“非全职聘任”“双聘制”“月薪制”等制度措施,从实践教育中心的合作基地、基层政策、社区委员会、科研院所等聘用实验教师队伍;从盐城市政府部门、盐都区公共服务中心、城南新区区行政服务中心聘请高水平的实践管理者与中心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形成人才培养的“双导师制”;采用“非全职聘任”引进政府、社区管理人员充实实验教师队伍。非全职聘任人员是指根据中心任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吸纳政府、社区人员参与到实验教学之中,将公共管理实践技术与实验教学有机结合;采用“双聘制”引进科研院所人员充实实验教师队伍。 (二)教师结构多元化 在实验教师年龄结构上实现老中青的优化组合,在实验教师的智能结构上,实现多种气质类型的实验教师合理搭配,在实践教师的能力结构实现专家与实务家合理组合;在实验教师的知识结构上实现多学科知识背景的完美呈现。总之,在建设期间,要打造一支多元化的年龄、智能、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实验教学教师队伍。 (三)教师培训多元化 主要包括:①校内实验教师的岗前培训和专题培训;②选派教师到政府、社区组织中进行实地考察和关注锻炼,深入实践部门培训;③国际化培训。这是中心的一大特点。选派中心的实验教师,到国外进修。(四)保障机制多元化通过多元化机制创新,保障多元化教师队伍建设:①建立定期聘任机制,定期在国内外聘请一定数量兼职实验教师,逐步在实践教育中心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兼职教师队伍;②建立教学评估机制,中心要结合兼职教师工作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和规范简便的评估办法,用制度和机制来保障院外兼职教师的教学质量;③建立沟通联系机制,中心培训教学管理部门要建立专家教学信息库,为兼职教师收集整理教学信息资料,并与他们开辟有效的沟通联系渠道;④建立咨询合作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征求兼职教师对中心事业发展、培训教学、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他们的咨询和智囊作用。 四、完善“三化”集成管理模式 中心将以信息化管理为基础,以网络化和一体化管理为基本运行特征,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三化”教育实践集成管理模式。 (一)信息化管理 在实践教育中心与校外合作单位之间建成一个实验教学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共同利用开发,实现实验资源、实践教学体系、协同育人模式、国际化实验教学、实验教师队伍、实验管理体系等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和共建共享。在具体建设中,结合中心的实际情况,依托盐城师范学院校园网络构建的一个多功能的开放的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采用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方法,运用统一建模语言(UML)建模,基于B/S和C/S的混合模式和三层逻辑体系结构,采用ASP.NET2.0和AJAX作为主要技术,SQLServer2007作为后台数据库进行开发和实现。 (二)网络化管理 主要是要研究和开发一个网络化实验教学信息服务平台,解决目前中心和实践基地公管的共管的实验室在空间场地、仪器设备、人力资源配置及其管理方式存在“分割”的问题。具体建设步骤是:在功能、用例、性能等方面的需求分析基础上,构建了基于Stmts、Spring、Hibemate三种框架相结合的网络化实验教学信息服务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整合实践教育中心与基地所有的实验资源,在资源网络共享模块、实验预约排课等模块、虚拟网络教学模块的基础上实现实验资源、实验教学、实验教师网络化管理。以实验教学资源共享为例,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实验教学大纲、实验教学计划、实验内容、实验指南、多媒体课件、典型教案、实验习题、实验成绩评定办法、实验环境、参考资料和网络资源、实验预约、典型学生设计实验报告等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利用。 (三)一体化管理 一体化是信息化和网络化管理的高度整合,是信息化集成管理的最突出表现。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校内两级管理、校外合作协同管理模式。在组织体制上实行主任负责制,由主任统筹调配、使用实验教学资源,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管理的一体化。同时通过“三分三统”的实践教育体系,分层次、分阶段、分类别设计实践教育内容,并将校内实验与校外实践、模拟仿真与现场实践、实践教学与研究创新高度地统一起来,实现教育实践体系的一体化。在具体的实验教学环节中,采用先进的“三种能力、四个层次”教学过程,实现人才培养的高度一体化。在一体化管理中,集成实验教学资源、管理体制、教学体系、实验教师、实验管理人员等基本要素,实现智能性一体化管理。 作者:汪独友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思考 摘要:开放式教学模式是对传统封闭式教育的改革与超越,是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创新举措。在信息化社会提供的便捷网络技术环境下,通过开放教学模式建立专业资源共享平台就成为解决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学科建设不合理等问题的最佳途径,也是未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信息化;公共管理专业;资源共享;开放教学 公共管理类专业作为21世纪新兴研究领域,近些年,该专业的建设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从最初设立到现今,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从最初的师资短缺,资源不足,已发展成为有着大量优质生源、师资以及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的热门专业。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我校院系间及校际间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的共建共享问题也愈发突出。事实上,没有专业资源的广泛支持,再美好的教学改革设想也很难变成实际的教育成果。因此,改进观念,借助高效便捷的信息技术手段,探索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遴选、整合与共享机制,扩大优质专业资源共享范围,构建我区高校间教师教育合作机制已是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进入高速发展的21世纪后,我校公共管理专业为适应社会的高速发展,教育形态发生变化,教学方式不断改进,涉及内容不断增多,学科交叉的特点逐渐凸显。与此同时,限制专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专业资源整合与利用的问题也处处阻碍着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当前,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与资源共享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学校院系及高校间资源独享、信息封闭,优势教学资源难以流通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学校区域位置、利益分配、教育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校及相关院系在公共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自成一体、封闭运行的现象十分普遍。师资、课程、图书资料、实验室等资源的配备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开设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院系,在资源共享方面的建设水平有限,而且大多只针对某一类资源在某一院系内的共享,很少对外开放,导致大量优势教学资源呈封闭性应用,校内校际间合作的信度降低,资源的汇聚和共享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 (二)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师队伍整体实力不强 一直以来,我校及其他高校在师资建设方面都是以单独引进或自行培养的方式为主,缺乏师资的共建共享意识与行动,而且由于办学条件和教学科研环境不同,加之偏远地区待遇方面的弱势,使得我校教师培养和引进工作举步维艰,教师队伍整体实力不强,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缺乏,在专业层面取得高职称、高学历的师资更是凤毛麟角。多种因素造成了专业教师在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并存的现状。这是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专业资源共享机制存在问题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对大多数高校来说,即使规模再大,实力再强,也难以单独建设一支学科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师资队伍。最后容易造成的结果是各校师资总量偏少,而另一方面现有的教师在本校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中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使得学生不同层次的求知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5]。目前我校还没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想通过研究生教育带动本科教育,也需要在开放办学模式下依靠资源共享来实现。 (三)一线教师教学科研任务重且存在自我封闭心态,欠缺合作意识 当前,我校很多一线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教学时间紧、任务重,一个学期内要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准备、授课、作业批改等工作任务,有的教师甚至在一周内需要完成20-30课时的工作量。除此之外还需承担和申请课题等科研任务。所以,一线教师教学科研的负荷量增大,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教师自由思考和相互合作的时间和空间,这样教师开展有效的教学合作,实现课程资源汇聚和共享也就只能停留在理念层面。此外,教师文化中的“教学保守主义”思想也影响着教学资源的汇聚和共享。高校教师是受过系统专业教育,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具有挑战性、创造性工作,对知识、个体和事业有着持续不断追求的群体。但我校及其他高校的教师很多都受教学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知识、方法、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上存在自我封闭的心态。孤立地教学、探究是大多数教师日常工作中的状态,教师大多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方式去处理教学中的问题,认为“求助于其他教师是自己无能”。不少教师处于维护建立在自己专业能力之上的自尊心,而往往表现为谨慎有余,坦率不足,缺乏教学、科研以及学术方面的主动交流。加上,高校办学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教师习惯在校内重复着自己的教学任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师间的沟通和交流,限制着教师间教学合作和课程资源共享的实现[1]。 (四)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布设缺乏研究和规划,整体布局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和学科发展极不均衡,普遍存在分布不集中与重复建设的问题,该专业本科设置没有覆盖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专业且分散于不同院系,一些相同专业在很多学院都有开设,低水平重复开发现象严重,使得专业的研究方向较为分散,科研实力分布不均,进一步造成师资与课程等教学资源的消耗与浪费。 (五)优质课程资源稀缺,缺乏民族特色和地区 特色的学术研究由于公共管理专业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尚未形成,对录入资源共享数据库的课程资源和文献等缺乏筛选,使得劣质、无效、重复资源成为资源共享数据库的主流。而且,作为民族地区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发展缺乏富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学术研究和教育资源,欠缺优秀的蒙文教材、蒙文论著与蒙授教师,尤其是蒙汉兼通的双语教师、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限制了我校公共管理专业蒙授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信息化环境下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的意义及案例分析 (一)信息化环境下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的意义 1.资源共享顺应高校发展潮流。当今时代的大学都是开放的大学,只有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才能在高度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使自己保持平衡的状态。我校内部及校际间在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发展过程进行的课程内容共享,很大程度上可缓解专业优质课程资源短缺的问题,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高校资源配置的合理化,顺应了信息化环境下高校发展的潮流。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共享的,除了课程、师资、设备等有形资源,还有校园文化、教学理念、学术传统等无形资源,对于推进我校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打造教育品牌,提升专业知名度,促进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积极作用[2]。 2.减少重复投资、节约建设资金,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每所高校都拥有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教学资源,但一所高校的资源毕竟有限,我校公共管理专业起步晚、发展迅猛,规模扩张快,但师资的结构性短缺,精品课程不足,教学设施缺乏或闲置,优质资源不足的问题非常严重。专业资源共享有利于减少和避免重复投资、节约建设资金,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尽可能大的使用效率,实现资源增值,产生几何倍增效应,对于学校、教师和学生来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教学过程拥有更多主动权和选择权。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师可以通过开放教学模式下创建的网络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及时获得世界科技前沿知识,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短时间内,将我校公共管理专业教师的数量和水平提高到现实需求的高度,难度很大。教师队伍的建设不能一步到位、教师学问的修炼不能速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知识不能靠一时的学习训练就可以得到,它是一个累积和充实的过程。开放的信息网络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了校内多个院系及多所高校乃至社会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实现教学资源在最大范围内的共享,可为教师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来源。通过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了解本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密切关注相关边缘知识的发展情况,有助于教师在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的同时完善知识结构,丰富并深化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水平,同时也可以使教师的教学实践及方法变成数字化资源,让更多的年轻教师共享提高教学质量,为教师们打开了思路和眼界,拓宽交流渠道,教师在教学中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4.有利于保证和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学科,它覆盖面广,其内涵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延伸,并在人们的研究和探索中不断更新,信息交互作用明显。同时,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多元化和多变性的特点也使得专业与学科的建设必须体现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所以,要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须紧跟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步伐,适应信息化时代瞬息万变的特点,而资源共享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对专业资源的有效整合,有利于发挥公共管理学科的现实意义。 (二)对四川大学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的借鉴 自2008年以来,四川大学依托本校良好的“文综”建设,构建起公共管理类专业实验教学的资源共享机制。首先,在整合实验资源过程中,依靠信息和网络技术实现校内公共管理各专业之间实验资源和优质课程的共享。该校将管理类专业所属的实验室作为共享支撑平台,不仅实现了管理类专业的资源共享,而且实现了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的资源共享,并以学校部分校企共建实验室、部分理工实验室为主体的共享扩展平台为基础,实现校内外多元课程内容和实验资源的共享;其次,该校的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主要侧重于专业资料、课程和实验室的共享,通过资源共享平台为管理类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动手和实践能力。该学校管理类学科依托基础平台、支撑平台和扩展平台三个共享平台形成的联动体系,完成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资源共享[3]。四川大学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初步建立起了较完善的专业共享性教学模式,进一步实现了资源结构的改善和课程结构的改革,而各种优质课程的开放、多种实验设备的使用又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主要成效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改善了实验资源状况。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扩大了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实验资源,提高资源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该共享结构的建立还得到了四川省东圣股份公司的大力支持,使得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教学资源不断丰富。二是提升了专业教学的水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类专业以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为主,扩展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水平。近几年,在共享资源平台的支撑下,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教师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课题达400余项,这充分证明了资源共享机制给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带来的积极效应。三是促进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四川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土地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近三年的本科毕业生对在校期间实验教学的满意度达到95%左右,尤其充分肯定了资源共享平台给自身学习带来的便利和优势,而且毕业生的主要工作去向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Intel和华为等大企业。对四川大学公共管理类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沟通写作能力方面给予了很高评价。因此,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对四川大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4]。四川大学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为我校探索实现资源共享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它的成功实践为解决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问题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参考路径。 三、信息化环境下公共管理类专业解决资源共享问题的对策建议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日趋成熟为高校教学模式的开放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信息化时代利用网络技术构建开放教学模式为基础的专业资源共享平台是重要突破口。高校教学资源,是指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必需的一切资源,既包括教师、学生、教室、图书馆、仪器设备等有形的实物资源,也包括规章制度、信息资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无形的教学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是我校未来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课题。 (一)加强专业优质课程资源的调查与分析,保证共享资源的质量 缺乏优质课程资源一直是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的重要阻碍,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组建与运用中,通过对校内特色资源、优质资源的调查与分析使资源共享平台得以充实,为教学资源共享与运用奠定基础。具体来说,校内各院系及各高校应对自身的资源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摸清优质资源与闲置资源的情况,对优质课程资源进行筛选和综合评价。一方面,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资源繁多,质量也参差不齐,进行优质课程的筛选是实现共享的第一步,高校可以在资源共享系统中建立筛选机制,有针对性地选择学生反馈好、课程内容精致、教学效果较好的课程作为资源共享优质课程数据库;另一方面,加强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加强对公共管理专业课程的研讨,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建立校内校际间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使专业教学资源共享平台能够涵盖区内特色优质资源,使教学活动能够实现相互借鉴、促进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1]。 (二)发挥数字图书馆在资源共享中的辅助作用 数字图书馆资源是高校资源共享平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学生自主探索运用知识的重要组件。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情报信息中心,由于专业规模快速发展、图书经费紧张,造成图书资料尤其是外文原版图书资料紧缺、图书更新速度慢、资料陈旧的现象非常突出。实施图书信息资源共享,可节约图书经费、缓解经费紧张的矛盾,也使得学校的图书经费更加相对集中使用,以利于专业图书馆的建立。因此,我校要想建设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平台,就必须加强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共享。通过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模式、学生权限设计与分配等,实现数字图书馆资源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辅助教学的重要作用,促进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与信息运用能力的培养,促进公共管理类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5]。 (三)加强校内校际师资共享 教师是高校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是教学资源中最具潜力和最具活力的资源。由于目前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师资力量薄弱,因此,要想有效实现专业资源共享,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科的发展,做好师资共享十分必要。一方面,我校可通过组织本校内相关院系公共管理类教师进行集体教学研讨、课程研究及优质课程互换实现校内师资共享;另一方面,区内各高校可以针对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基础薄弱的专业学科通过教师互聘、跨校选课及教学经验交流实现校际师资共享。其三、教师互聘可以有效缓解我校专业教师结构性短缺所形成的有课开不出的窘境,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均衡分配。教师互聘在高校还是较普遍的做法,但大多是名誉教师,有名无实,高校要想促进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师资共享必须改善这一状况。对教师的聘任工作,应从制度上给予保障,变过去的身份聘任为工作聘任,相互承认教师的劳动。教师无论在哪个协作范围内的学校任教,工作业绩都将纳入本校年度考核、职称晋升、聘岗定级的范围。地域相近的高校之间应鼓励和加强教师流动,这样既可以促进学术交流,又可以使不同高校的学生共享到优质课程。高校之间教学经验的交流形式多样,可以通过教学竞赛、沙龙和学术会议等实现。 (四)重视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支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构建开放教学模式既要重视师资、设备、课程等资源的建设和共享,也要重视体制机制、规章制度等支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否则资源共享无可操作性与可行性。实际上,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容易被忽视。一方面,参与共享的高校属于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各自的运转方式、管理模式和培养任务不尽相同,建立通用的支持系统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资源共享往往是出自“民间”愿望,是校际协作组织的“民间行为,”而不是出自“官方”的行政命令;非教育主管部门的“官方行为”,支持系统的权威性、制约性就显得不足。因此,要想顺利实现资源共享,步调一致有所作为,建立通用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就是基础与保障。所以,我校及其他高校在资源共享的准备阶段要考虑教学管理制度与政策的通用性,缩小差别性,同时应积极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使资源共享的动力源由民间转换为官方,增强支持系统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使资源共享在正确的航道上前行。 综上所述,信息化环境带来的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为我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目前,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我校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公共管理类专业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方面尚不完善,在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借鉴成功范例结合我校自身发展的特点,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才能充分发挥资源共享平台对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王欢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环节创新 一、实践环节在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重要性 1、实践环节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的思维能力,为培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创新思维创新灵感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外部诱发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外部的直接刺激,也可以是外界某一事件对其进行启发,或者是某种能使其触类旁通的联想。实践环节提供了获取更多知识的机会和丰富的外部刺激,为本科生思维能力和灵感的培养创造了机会。公共管理本科生在实践环节中,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单位运行机制、现行法规政策、民众呼声等都能有最直接的切身感受,因而可以对各个层面产生刺激,激发各种创新思维,并进一步付诸创新活动。实践环节使本科生走出课堂,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这一过程为学生提供了有利于思维聚合发散的情境。 2、实践环节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处理信息的能力,为培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信息储备实践环节实际上是一个信息收集与加工、信息传输与存储的过程。实践就是为了让学生逐渐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学会寻找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选择多元参照系去观察问题、扩展广度、挖掘深度,发现并获取被人忽略的、有创新价值的信息。相较于其他学科学生而言,公共管理本科生在实践环节中接收到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信息的种类是多样的。在寻找和发现大量的信息之后,更重要的是对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在这个整合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许多创新成果,超越既定的信息,经过加工整合后实现质量上的增值。这种超越既定信息的水平越高,学生在实践中创新能力得到的提高就会越大。公共管理本科生用公共管理学科的特殊视角来观察接收到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整合,再将其与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现实的政治背景、社会状况、现行政策等相结合。由此产生的创新成果和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运行机制、政策制定和执行等更深层次的理解是传统课堂教学所不能达到的。 3、实践环节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实际动手能力,为培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操作技能创新能力培养所要求的实际操作能力是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将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转化为创新行为的能力。要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就要彻底改变公共管理学科传统的由老师单向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尽量将教学设计成一种互动性的活动。基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繁多且抽象的理论一方面提供了培养创新能力的基础,一方面却限制了本科生的创新思维。打破这种限制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高本科生实际动手能力,在操作技能的锻炼中将限制化解为优势。实践活动就是为公共管理本科生提供一个锻炼操作技能的平台,使学生广泛深入到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上述部门人员的劳动经验、工作技能也会潜移默化地向大学生转移。 4、实践环节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团结合作的能力,为培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和谐人际关系无论是基地实践、实践调查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都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中完成。开展实践活动,使大学生们走出校门,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不断接触,通过和他人的交往,逐步学会与人沟通、待人接物,增强社会适应性,从而具备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另外,个体的创新能力越来越依赖于群体创新能力,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要在群体中通过群体成员间的合作才能实现。 5、实践环节有助于培养公共管理本科生的自我调节能力,为培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自我调节机制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学多停留在课堂和书本,在学习和研究中很少经受挫折,面对挫折时容易气馁导致创新活动半途而废。而在实践活动中,离开摇篮似的校园,工作和生活上都会遇到各种挫折,例如课堂学习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巨大落差感、对现实国家制度政策理解的错位等。勇敢地面对挫折和正确地看待处理挫折是延续创新活动的关键之一。因此,公共管理本科生要培养勇敢地面对挫折及提高自我调节的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就是提供大学生面对挫折,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的活动,在活动中正确认识评价自己,以培养其开阔的心胸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的场所。 二、实践环节在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各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在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实践的认识不够,实践在教学中的地位不高,实践往往流于形式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和传统“重智育,轻动手能力”的教育观念引导,实践环节在教学中一直得不到重视。学校对实践环节在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相对于其他理工类学科,将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实践环节简单化,实践环节缺乏整体的规划和系统的过程设计。大部分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在制度和意识上都对实践环节不够重视,认为实践环节是对课堂教学可有可无的补充。实践环节所占学分在公共管理本科生所修总学分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小的,例如中山大学和广州大学的公共管理本科生实践环节所占学分均为14分,占其公共管理本科生所修总学分的比例不到10%。现阶段,公共管理本科生实践环节持续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例如课题研究、暑期实践调查、毕业实习等持续时间多在3—8周,并且连续性差,无法达到创新所需要的经验积累。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学生偏重于课堂表现和卷面成绩,忽视实践环节的意义。正因为学校和学生等方面对实践环节均没有足够的重视,实践活动往往流于形式。目前大部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实践环节都是任务导向型的被动实践。实践环节是强加于学生身上的,例如暑期实践活动、毕业实习等。学生以完成实践任务为目的,不以提高个人实践创新能力为目标。 2、实践形式单一,内容陈旧,针对性不强 实践教学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结构性教学过程。实践教学环节通常可以分为集中和分散两部分。由于公共管理专业开办较晚,许多高校现行的实践形式单一,内容陈旧,缺乏创新,只有集中教学环节,实践环节仅仅包括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论文等环节。如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深圳大学等院校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计划中实践环节仅有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两项。此外,实践内容针对性较差,与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结合不紧密,不能学以致用,且多数实践内容没有可选择性,也不能发挥公共管理本科生的专业特长,创新技能得不到锻炼。大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实习变成了“打杂、敲章、拍照”的简单组合。管理类专业实践性很强,很多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要求很高的技术性和操作性,如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办公自动化等,应该针对这类课程开设专门的课程设计,以加深和强化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实践基地建设环节薄弱 实践基地是创新能力培养的摇篮之一,是学生实践活动的外部支持。公共管理学科尚未意识到实践基地建设的重要性,不重视实践基地的建设,致使该专业缺乏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学生实习多是自己联系,而大部分学生的实习集中在各类企业。实习的工作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从企业的生产、销售,到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无所不包,实习工作内容和该专业相去甚远。例如,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业共有本科学生28人,由于没有对口的实践基地,得以进入与专业相关的部门实践的人数仅有7人。这种分散实习的形式不利于教师及时指导和解决学生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难以达到实习目标。 4、实践环节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不完善 首先,缺乏独立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多数高校都没有制定专门的实践教学考核办法和考核标准,对学生的实践表现的考评方式过于单一,仅以实践报告为标准,很难全方面评价学生实践活动的效果。其次,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多数高校对学生参加学术报告、小发明、小创造等学科竞赛活动,参加科研立项或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科研活动,参加社会实践调查活动等,基本上不给予相应的学分,严重抑制了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5、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公共管理专业是一个年轻的专业,科班出身的教师很缺乏,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教师,多是过去从事行政管理或其它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因工作需要才转型到公共管理专业,或者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的,基本没有参加过专业的实践锻炼,大都缺乏公共管理方面的实践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严重影响了实践教学的质量,是实践教学开展的瓶颈之一。 三、强化实践环节是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 公共管理专业最大的属性在于实践性。实践是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催化剂,强化实践环节是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关键,强化实践环节需要从各个方面入手。 1、提高对公共管理本科生实践环节的认识 学校和学生两方面应该转变教育思想,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实践环节在创新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要明确专业实践教学目标是完善公共事业管理实践教学的首要问题。总体目标是整合课堂知识与实务工作,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验公共事业管理者的角色、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培养公共事业管理的专业精神与职业伦理,提升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学校应将实践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纳入学校的整个工作进行全盘考虑,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安排。要明确组织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实践活动管理机构,并建立起相应的符合公共管理学科特点的实践活动指导体系。另一方面,要让公共管理本科生明白实践是其成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其创新能力的必要方式。使公共管理本科生不仅能通过课堂学习系统的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课堂外的实践活动来接触社会,认识社会,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激发和培养创新能力。 2、创新和丰富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丰富的实践内容和形式能为公共管理本科生提供广阔的个性空间,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有助于创新思维的激发。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了解社会,接触公共事业部门,参与公共事业管理的具体实务环节,从而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既巩固了专业理论知识,又培养了专业实践能力。 (1)基地实践。基地实践是指学生在学习期间,在学校控制状态下,按照人才培养目标,由学校安排到对口的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能力训练的教学过程。它是介于学校课堂教学和岗位工作之间的一种教学方式。基地实践是公共管理本科生从学校走向工作岗位的桥梁。 (2)实践调查。实践调查是系统地、直接地收集有关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的实践活动。公共管理学科的新思想和新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之上的。要提高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使公共管理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实践调查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生真正融入社会、了解社会。专业课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实践调查,然后再指导学生撰写实践调查研究报告,研究分析现实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相对于其他学科,实践调查对公共管理本科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尤其重要。 (3)模拟管理。模拟管理是在参考现实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组成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生产、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模拟,以便快速实现部分现场实践活动所要达到的效果。模拟管理作为公共管理本科生有其特殊的优势。首先,模拟管理携带的信息量大。模拟管理以一个政府单位为例,全面介绍行政管理所涉及的主要部门,如业务、财务、人力资源、设备、采购等以及各部门的相关业务。按照每一个部门的业务逻辑流程展开模拟,可以同时在多个虚拟部门展开,所携带的信息量大。其次,模拟管理可操作性强。学生在辅导教师的帮助下很容易按照各个业务流程的逻辑关系进行操作,并能够学到各种管理业务中实际的处理方法。再次,时间紧凑效率高。整个实践过程均安排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这样既可以避免外出实践产生的时间损耗,还可以采取滚动形式的模拟实践,提高了实践的效率。 (4)毕业论文写作。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所要完成的非常重要的综合实践环节,本科毕业论文的设计和写作是一条培养创新能力的很好途径。首先,公共管理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和设计可以提高分析总结、创新思维的能力。题目的选择可以反映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水平;开题报告的撰写可以使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过程,学习前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毕业论文课题设计中,锻炼学生综合分析、创新思维和创新设计能力。其次,公共管理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调查能力、创新应用能力等。在基地实践、实践调查和模拟管理等实践活动中积累知识和经验,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融入到论文的写作之中,不仅为论文写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为培养创新能力提供了更多的启发。 3、加强实践基地建设 重视实践基地的建设工作,从多方面加强与政府、社会公共事业单位的联系与沟通,建立校外合作教学实践基地。首要问题是实践基地的选择。选择实践基地要达到多种类、多层次、互相补充等要求。一方面要有利于本学科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可以为公共管理本科生从事实践活动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为实习学生进行不同单位和岗位之间的流转打好基础。其次,与实践基地的合作要坚持长远规划与短期效应相结合的原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大纲和计划是相对稳定的,各个专业的实践环节也是呈现周期性的。所以,实践基地建设应该着眼于长远,应有相对固定的单位作为长期实践活动的基地。当然,针对某些特定的技能训练需要,各种短期的基地实践也是需要作为补充的。再次,基地实践要实行专人负责制。要真正发挥实践活动对创新能力培养的效果,就要求有专人负责与实践基地的长期联系,注重基地实践的多样性和连续性,将实践活动作为培养公共管理本科生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基地的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早在2006年中山大学与广州市海珠区合作成立“海珠区—中山大学学生就业与实习基地”。近年来,在维持原有实践基地的基础上,他们又拓展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实践基地,大大地丰富了公共管理本科生实践的范围和内容。 4、健全实践环节的考核机制和激励制度 高校应针对实践环节制定相应的计划,把实践环节真正纳入教学体系,对学生实践活动进行严格的考核。要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实践工作的组织实施。通过建立健全实践的考核机制,对实践的过程、效果、参与人员的现实表现、取得的成果进行科学分析、考核、评价,促进实践的不断深化和完善。要建立一套科学严谨、切实可行的奖惩规章制度,对参与实践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并积极向有关用人单位推荐;对没有完成实践任务的学生,给予相应的处分,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和教育作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大学生参与实践积极性,保障实践持续有效的开展。在实践能力考核中,对学生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活动应该根据工作量的大小、质量的高低给予相应的学分。这样既为各类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更加公平的评价方式,也为那些擅长动手和富于创造的学生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5、加强师资力量,提高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和交叉性很强的专业,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师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理论专业素养,对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的相关理论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而且需要对现实社会有更为灵敏的感知,需要丰富的公共管理方面的实践知识和实践经验。高校应创造条件,采取多种手段促进教师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建立适应专业实践教学需求的能力结构。首先,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学术研讨会或到名校进修,提高教师自身水平。其次,通过教师在政府或其他公共事业部门挂职、担任顾问等形式,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及操作规程和服务标准,为教师创造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的机会,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针对师资缺乏的情况还可聘请一些学识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公共政策娴熟、理论基础扎实的领导和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担任本专业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利用他们丰富的行业经验指导学生,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尽管学生的参与在实践教学中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教师依然是实践教学环节最为重要的主体。因此加强实践环节最为关键的是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设置及支撑机制思考 一、公共管理学科设置现状 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建设在我国经历的时间不长,各学派和各高校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差别。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有一定的分歧,原因之一是,按照我国目前研究生专业目录(1997年),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5个二级学科。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则是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等4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设置10个二级学科,即行政管理、非营利组织、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等。在10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还可以设置三级学科的研究方向。[3]这两个专业目录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其差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也感到上述专业目录没有能全面、准确地覆盖公共管理领域。有学者在宏观视野中阐述了公共管理应涵盖的学科范围,公共管理领域可以对行政管理、非营利组织、公共政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国民经济管理、社会发展管理等,依此来设置二级学科。[4]有的学者站在更高的视野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公共绩效应该成为公共管理的目标导向,成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架基石。与传统的行政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更加凸显管理性色彩,在运作机制方面,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重视管理方法与技术,其二是突出应用性和回应性。学科设置应遵循此方向去设置。[5]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政府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的内部管理)。……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四个学科上。这些学科划分的基础是横向的领域分工,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且原来就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6] 有学者则认为,不应仅从管理学视角去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更应从源头去探讨,因为管理学是从经济学分离出去的,所以,应该双管齐下,从管理学与经济学两维视角去探讨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设置。[7]争论的存在说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和理论支撑需要厘清,这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政府工作绩效的提升。中国行政学及公共管理学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对于当代国外的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发展、新趋势和新成就跟踪不够,对国外这一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亟待加强;国内现有的行政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特别是教学体系)较为陈旧、单一和狭窄,大部分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及内容基本上停留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未能充分体现和吸收当代国外公共管理领域所取得的新成就。二是行政学的研究缺乏开阔的视野,学术基础不牢,既未能反映政府管理领域的新变化,将其他国家机关(立法、司法机关)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活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又未能顺应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趋势,充分吸收相近学科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和政策分析等学科的新理论和方法成果。它不能突破以往的眼界,在主题上创新,在范围上拓宽和在基础上打牢。三是行政学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现实的政府管理实践,尤其是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重大实践问题以及当代国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加以深入的研究,行政学的应用性、现实性和生命力不强。[8]受单一行政学的影响,我国公共管理学未能跟踪西方学术前沿,也没有如实反映国内政府运作现状,更没有与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因此,应借助新公共管理思想,探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设置及其相互间的支撑机制。 二、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实践要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这种运动的目标是以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各种学科相关的知识和方法,创立一个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新知识框架,以适应当代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公共管理学者来自于行政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组织与管理理论(管理学)等各个学科。公共管理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理论,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2]86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渊源来自于政治学、法学和财政学等学科,其思想基础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和马克斯•韦伯等人所奠定的。[9]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将管理从混乱和狭隘经验主义的现状中解救出来,使之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知识之上。[10]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之下,学术界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知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8]73新公共管理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其次,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最后,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12]新公共管理理念转向的改变,要求公共管理学科设置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公共管理学唯“行政学化”需要加以改变。政府不再是官僚机构,政府变成了顾客导向的政府;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预防在先、治疗为辅的有预见与前瞻思维的政府;从官僚层级制到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13]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政府部门产生、存在和运转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要生产或提供通过市场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公共物品或服务。[14]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兴起,智识群体已经意识到了公共管理学科设置需要加以改变,需要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局限,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拓宽学科视域,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 三、新公共管理思想影响下的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模式和支撑机制 公共管理学科虽然存在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但由于中国公共管理历史很短,各院校办学的背景差别也很大,在尊重学科规范的前提下,也应当鼓励各种不同模式的选择和竞争。[15]将公共管理列为一级学科,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知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虽然对知识进行学科划分是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的,但这并不能抹煞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公共管理及其二级学科的确立,是对公共管理类知识进行划分的结果,同样带有主观色彩。[16]目前,国内不同类型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存在一定的差别,难有统一的模式,结合国内现状,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模式以政治学(行政学)为主要学科,设置相应的学科和专业。在这个模式中,行政学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主要分支学科,其目标指向直接为政府培养行政管理人才,政治倾向明显。第二种模式以经济学为主要学科,设置相应的学科和专业。在这种模式中,设置教育经济管理、政府经济管理等专业,将政府视作企业进行运作,其目标指向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培养精于成本收益管理人才,绩效倾向明显。第三种模式以管理学为主要学科,设置相应的学科和专业。在这种模式中,设置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应专业,其目标指向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培养应用型的管理人才,政策倾向明显。20世纪,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剩余学科,未能对公共管理学科产生明显影响。 第四种模式结合了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是以新公共管理思想为指引来设置学科和专业。在这种模式中可以设置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政治学和行政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教育经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其目标指向不仅将政府视为企业,或将政府视为官僚机器,抑或将政府视为被动管理机构。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和其他公共管理部门,不仅具有政治倾向,同时具有绩效倾向,还具有政策倾向和社会倾向。目前,国内知名的综合类高校正试行要么在硕士学科专业设置中体现,要么在博士专业方向中体现。当然,这些学科专业间的磨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学科间支撑机制的真正形成和良性运转需要从理论到实践,从理论,返回实践的不断验正和修改才能得以完成。借助四大学科即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形成共同支撑公共管理学科体系设置,并形成支撑机制,这种支撑机制包括学科间融合机制和修正机制。在新公共管理思想影响之下,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成为管理绩效和公正公平兼顾的部门。市场法则(经济学)、对公管理(政治学)、对私管理(管理学)和结构归属(社会学)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相互间融合机制,并且各学科由此相应衍生出来的公平正义、权力干扰、管理过程和合理分层四种特质,进而形成了公共管理学科间的修正机制。 政治学和管理学分别有效区别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而将这两个学科结合可以更好地将两个学科的公私管理技术融于一体,同时管理学针对私的管理经验能有效弥补政治学对公的管理不足。政治学的对公管理经验可以进一步拓展管理学的管理视野。与此同时,经济学的市场法则能促进两大学科的管理技术朝同一方向迈进即效率,对私管理特别强调服务于市场的管理效率,但并非所有公共管理领域均以效率优先。社会学强调结构归属可以很好地将公共部门服务有效分配于社会群体,有效处理了公共管理部门内部以及公共管理部门与外界沟通中的结构关系。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假设带入公共管理学之中,将公共服务中的消费者与提供者类比为一般市场中的消费者,但这里需要注意,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不仅是消费者,而且还是享有社会权利的国民。社会学强调合理分层的关系,如果将消费者分层不当,则会造成管理绩效低下甚至趋负现象,同时权力干扰也会带来效率的低下,市场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可以有效予以修正,合理分层则可以修正公平正义的无度。管理过程强调精细化与操作化,可以有效修正合理分层的方法与技术,而权力干扰可以使管理过程服从于宏观与整体战略。这样便形成了完成修正机制的循环,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完备及与实践的衔接。毋庸置疑,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在中国仍然十分年轻的学科,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应当密切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解决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实际研究中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并坚持客观性和中立性,力争超越简单的观察评述,揭示问题的本质,从而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启发 一、转变教师角色 在当前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仍是传统的角色,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绝对的权威。教师成了整个教学过程的主体,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现状之下,学生学习了管理理论,却不一定具备了管理能力,与实际的管理活动严重脱节。学生习惯于顺从,而不是质疑和创新,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严重脱节。因此,应按照现代生活教育理论构建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改变传统的教师担任课堂教学的主角,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作用,通过让学生参与教学,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应教会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珍视学生思维的独立性,善于倾听学生的声音,还给学生说“不”的权利。因此,教师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启发者和促进者,而且也是平等的参与者,与学生能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二、重塑教学目标 生活教育理论之价值就在于:让教育回归生活并引领生活,让教育回归社会并引领社会;让教育为培植、增强人的生活力而不是消灭人的生活力服务;让教育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奠基而不是为个人成为人上人奠基;让教育返回其本真而不再成为政治、经济等的工具或者为个人谋利的工具。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际与未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离不开一大批具有高超的公共管理技巧与素养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具备公共精神,有参政议政能力的社会公众。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知识为本位,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对能力的培养;存在着为了迎合大学生中的“考公务员热”而片面讲解应试能力和技巧;甚至对当今官场中的一些潜规则进行正面宣扬,以为这样的教育就是适应社会需要,就是满足学生要求。哈佛大学第一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说中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这才是大学存在的真正目的,也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教育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教育。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目标,不应该仅是狭隘的以书本为本位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的传授,也不应该仅是单纯培养出技能型的人才,更不应该是只着眼于当下的利益,在传统“官本位”等落后思想主导下达到进入所谓上流社会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是培养熟悉公共管理知识与理论,具备公共管理各项能力和品质的德才兼备的能引领未来的公共管理人才和积极的社会公众。 三、改进教学内容与方式 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仍然还是在教室里强调教材内容的系统传授为主。虽然为了说明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在教材中也列举了一些例子,但是不足以完全反映实际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教科书应是“活的、真的、动的、用的”,而不是“死的、浮的、静的、读的”。因此,教学内容不应该局限于教材。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不是教材本身。教师一方面要对现行教材进行“二次”创造,包括对教学内容的改造、充实和重组;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掘教材外的教学资源。比如政府颁布的法规和规章,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案例,或者让学生走进生活中去观察,通过学生亲身体会来掌握知识。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应由传统的讲授为主,转变为采用多种教学法并用,尤其是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研究等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和积极性的教学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使用培养和提高学生与管理相关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及责任意识。比如在讲述行政决策时,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告诉学生决策时要先充分收集信息,那学生就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共鸣,但以现实中发生的相关案例来让大家讨论和分析,则学生的感受和体会要深刻得多,如案例“市政府的决策”:某城市繁华地段有一个食品厂,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该市政府领导拟将其改造成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这样既可以解决企业破产后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又方便了附近居民。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包括项目审批、征地拆迁、建筑规划设计等。不曾想,外地一开发商已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率先投资兴建了一个综合市场,而综合市场中就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副食品批发场区,足以满足附近居民和零售商的需求。 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府领导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进行副食品批发市场建设,必然亏损;如果就此停建,则前期投入将全部泡汤。在这种情况下,该市政府盲目做出决定,将该食品厂厂房所在地建成一居民小区,由开发商进行开发,但对原食品厂职工没能作出有效的赔偿,使该厂职工陷入困境,该厂职工长期上访不能解决赔偿问题,对该市的稳定造成了隐患。将上述案例在课堂上提供给学生,引导学生参与讨论:问题出在哪里?你如果是市政府领导,应该如何做?这样讨论和分析下去,就会让学生明白决策过程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当决策出现失误后又应该如何补救,把损失降到最小,尽可能去完成目标。通过这个联系实际的过程,能够使学生对行政决策有一个更生动的认识,并从中能锻炼和培养管理的能力。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就是“教学做合一”,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现代教育方法论,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育人方法。陶先生曾多次指出“教学做合一”的实质是“手脑联盟”,运用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就是强调教会学生获取知识,不是局限于书本的知识,而是强调学生要把学来的知识加以综合并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应用。我们的教学就应多开展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等方式,让学生能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学生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刻的体验和感受,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且从中培养高尚的品德和塑造正确的价值追求。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摘要〕高校本科应用型专业课程的培养目标应该并不仅限于学生基础理论体系的培养构建,而需更侧重于学生应用型能力的培养。本文以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为例,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优化以及考核形式改革等多种方式,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最终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关键词〕应用型专业;能力培养;本科教学改革;公共管理类专业 公共管理类专业是目前很多综合类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它包含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相关专业,随着公务员就业热,这个专业的招生前景越来越广阔。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毫无疑问,公共管理类专业不同于一般的基础类专业,其培养目标并不仅限于学生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融会贯通,而应该更侧重于学生应用型能力的培养。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目标就是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悉和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知识与技能,具有高度公共责任感和公共服务精神,适应当代公共管理现实需要的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所有专业课程毋庸置疑的教学使命是追求教学效果和本专业培养目标的高度契合。传统教学模式下,专业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学生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培养,但对于应用型专业来说,专业课程单纯的理论知识教学导向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而这在传统教学实践中往往容易被专业课程教师所忽视。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加上本科学生社会经历有限,且公共管理类专业理论知识有一定的抽象性,因此不少学生在对专业课程的认识上,视其为“万金油”,什么都学,但觉得学与不学差别不大,专业性、实用性不强。在这种认知影响下,学生参与专业课程教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难免大打折扣。因此,传统教学理念导向下的课程教学活动的效果,就会与培养提升学生能力的目标出现一定的偏离。专业课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试形式等多方面着手。本文拟从公共管理类课程的特点出发,结合多年教学实践,从上述角度逐一探讨。 一、采取基于能力培养的多种教学方法 要实现能力和知识的双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法的凸显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最为传统的讲授法之外,还可以采用互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开放教学法等。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针对专业课程的不同教学内容,结合教师教学经验,尝试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较好发挥学生学习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实现其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一)案例教学法 鉴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目前案例教学法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教学中非常提倡的教学方法。教师结合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典型的专业课程的相关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把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在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然后结合专业知识研究分析,解决公共管理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将学习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做到公共管理知识“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服务于社会”。为增加案例的可看性和趣味性,授课教师在案例可多选择一些视频资料。如《城市管理》课程,在第一章绪论教学中,教师引入了中央台“热线12”节目“恼人的夜市”报道视频,因为该报道是聚焦于中央民族大学周边魏公村夜市喧闹、乱搭乱建等问题,学生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感同身受,非常活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中了解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和管理客体。在媒体报道一年多后,魏公村违章乱建的建筑均被相关部门拆除,但拆下的建筑材料、砖头、泡沫被乱扔,街上尘土飞扬,持续好几天无相关部门问津,给过往行人带来了诸多不便。教师又在课堂上以此为例,启发学生思考城市管理中各管理部门配合协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除了授课教师查找课程案例材料外,还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由学生联系课程专业理论,主动寻找相关公共管理实践案例,并以小组形式分组在课下进行充分讨论、分析,形成系统的分析报告,在专业课程课堂上,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享,展开充分讨论,最后教师还可以对案例及学生的分析进行点评。通过理论和案例教学的有机结合,能使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得浅显易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能大大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开放教学法 所谓的开放教学,是指教学活动不局限于学校的象牙塔,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感受公共部门的工作环境,认知其管理程序和办事方式,从而认识真正的公共管理。“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去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参观、调研、实习,参与公共管理实践是学习专业知识、提升能力素养的最快捷方式,也是学校课堂教学最好的补充。如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批大厅参观,并与建委法规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座谈,了解北京市建委行政审批改革实践,学生在参观座谈中表现非常活跃,积极提问,这种实践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实践,学生具体感知了行政机关的运作,对公共管理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走出去”的课程实践方法固然教学效果突出,但也必然受到学生人数、场地、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相较而言,“请进来”的课堂实践方式受条件限制要少,也更容易实现。“请进来”是指邀请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来学校作专题讲座,结合其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生现身说法。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与一线的公共管理实践者面对面沟通,了解来自公共管理实践一线的最新动态,实现对专业知识理论由表及里的认知。当然,开放教学法能顺利、有效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密切的合作。这除了可以借助于教师的个人人脉关系外,更需要加强学校、学院与当地公共部门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认知的场所。 (三)互动教学法 互动教学法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讲授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但它也有明显的缺陷,即在教学过程中的单向性。而互动教学法恰好能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教师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针对某些教学重难点,可以通过提问、讨论、答疑等方式,鼓励启发学生思考,并由教师点评总结。这种互动能使教师有效了解学生实际知识掌握情况,便于及时调整安排教学进度,同时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学习的能力。如《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公文案例评析就非常适合采用互动教学法。通过提问、组织学生讨论例文,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并掌握写作的实践技巧。另外,在开学初,教师就可以公开电子邮箱及课程网络平台链接,方便学生在发现专业问题时随时答疑和下载相关课程资料。在实践中,这种网络互动方式尤其受到内向腼腆学生的欢迎,这既能避免他们和教师面谈时的紧张拘束,又能有效解决其知识困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能有效配合讲授法,实现教学相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内容优化 目前,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学时通常是54或者36学时,在有限的课时内,要争取使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信息量,并有效培养锻炼能力,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必须精心选择、优化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必须明确课程教学内容与学科内容的区别,在有限的授课学时内,要想面面俱到地涉及专业学科的所有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选择课程教学内容时,必须有所取舍,关注和重点突出学科核心知识和热点问题,而其它相关知识,则可以介绍参考书籍、布置课外作业等形式,让学生自学相关的背景知识,锻炼培养其自学能力。其次,教师要结合课程特点,在教学内容中充分反映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作为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必然包含学科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描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规律,也是学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但是纯理论知识的讲授不免枯燥乏味,而且,缺乏社会阅历的本科学生在这些知识的理解、掌握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事实上,放眼世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活动比比皆是,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管理理念,用实践活动来说明和验证公共管理理论和规律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就需要教师密切关注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用专业眼光筛选、梳理、分析有案例价值的公共管理实践事件,及时补充丰富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辅之以现实事例,使之能有效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理论知识,这能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充分体现了课程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导向。如《行政学原理》,顾名思义,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就原理讲原理,则流于形式和枯燥,学生也难免兴趣缺缺。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在行政学各个主题领域的原理讲授中辅之以政府实践活动的内容。如行政职能这一章的教学内容中,在介绍相关理论时,可加入我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探索案例,用以说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中政府和社会构建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解,强化其理论知识联系实际的能力。再次,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使其反映最新的国内外学科理论前沿动态和最新的公共管理实践。部分高校教师可能会存在着一个教学误区,即“一套教案讲义可以用上好几年”。这种想法可能在诸如数学、英语等纯基础学科中有着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中,是绝对不适用的。公共管理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公共管理理论和国内外公共管理实践更新变革非常快,因此,在每次授课之前,教师必须做好教学内容的更新和优化,保持教学与理论、实践的同步发展,为学生提供最新的信息量。最后,为体现课程教学的深度,可以在教学内容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方向和科研优势,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增加部分专题分析的内容。专题分析可以增加学生对相关专业问题的了解深度,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其科研能力。如《城市管理》课程,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管理这一章中,可以加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专题和城市社区养老专题,引导学生关注城市管理实践热点,加深其对问题的思考,并锻炼其思维能力,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基于能力培养的课程考核改革 专业课程的考核是衡量教学目标是否有效实现的重要指标。课程考核一直被学生重点关注,考核形式的变革创新能有效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因此,为实现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课程考核内容、形式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授课教师可以借助于这个无形的指挥棒,在考核内容、形式改革中充分体现能力培养的导向,引导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更加关注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传统的专业课程考核形式往往采用试卷考试,用闭卷或者开卷的形式考核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但是这种形式有着自身的缺陷,它固然是考核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对于其理论联系实践的应用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查却无法有效开展,以至于长期以来,学生对待专业课程的考试基本上陷入“死记硬背”的误区。在以实践性、应用性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下,课程考核形式也应该尝试着多种形式的改革。各学校教务处对专业必修课程期末考试一般会有考试形式等方面的规定,而课程期中考核就可以由教师视不同课程的特点尝试灵活的考核形式,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学习焦点。其一,可尝试由学生分组案例分析的考核方式,由学生自由组成小组,联系专业课程相关理论,结合现实公共管理实践案例,课下进行案例讨论、分析,各组将讨论分析结果在课堂上向全班作案例分析汇报展示,由教师为每组的案例汇报展示表现打分,这可以占考核50%的比例分,再由学生根据案例分析情况,每人撰写一份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这也同样占50%的比例,两个成绩合一为学生的期中考核成绩。这种形式能有效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并充分锻炼学生思考应用、团队合作的能力。其二,可尝试写作课程学术论文的考核方式,这是锻炼学生科研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具备从事专业科研的能力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都是本科学生重要的学习任务。教师布置专业课程论文,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科研训练机会,为写作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有效测试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方式。综上所述,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学学内容的优化、以及考核形式的改革等多种方式,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最终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作者:孙婷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共管理的职能日益突出,范围日益扩大。由此,作为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公共管理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开始由起步阶段逐渐步入深化发展阶段。但是,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堪忧,问题较多,需要我们冷静思考、放宽眼界、积极探索,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创新发展。 一、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及问题分析 第一,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相对滞后,专业特色不明显。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由特定的社会时代、社会领域的需求决定的。专业教育目标是“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是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成的结果,由培养目标、教学实际所决定。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的确定,必须紧跟时代步伐,适应实际需要。尽管许多高校已经认识到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育目标必须与时俱进、契合实际,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难以真正转变观念,扭转传统做法。例如,认为公共管理主要还是行政管理,主要还是培养行政管理人才,而忽视甚至没有认识到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及其人才的培养,因而缺乏对其公共服务意识和精神的培养,从而使得公共管理专业与行政学、行政管理乃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区别不大,专业特色不明显。第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相对单一,知识结构不合理。基于对培养目标和教育目标的认识偏差,许多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上自然也难以改变和摆脱传统的做法。如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与政治学、管理学等仍然基本一致,只不过增加了一门或者几门“公共管理”类的课程;教学的重心仍然是侧重于培养行政管理人才,忽视非政府公共部门人才培养所需的内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仍然局限于纯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实践和应用知识的教学,忽视社会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等等。这样,整体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仍然是重理论、轻实践,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的构成上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并未真正凸显新形势下的专业特色。第三,教学方法和教学平台相对单调,实践能力不理想。当今,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以理论讲解为主,即使运用其他教学方法也难以深入。如案例法,仍然是教师对案例的讲解居多;情景模拟、管理游戏,也是以教师为导演的走过场;实验教学,很多学校还没有开展,等等。与此同时,案例视频资料不齐全,也很少利用;情景模拟、管理游戏,教师们也很少去关注,更谈不上精心设计;实验教学的实验室根本没有建立,或者形同虚设;网络教学更谈不上。这样,整个教学方法仍然局限于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动手,只不过把单纯的“以本为本”转向了“以(荧)屏为本”,把单纯的“一支粉笔一张嘴”转向了“多媒体多热闹”,并未真正体现专业特色和需求。第四,师资力量和师资结构相对欠缺,专业引领不给力。公共管理专业,实际上是以管理学、社会学为基础,涵盖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因而其师资队伍也应该是多元的。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管理学、社会学方面就起步较晚,因而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师大多出身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就很少,特别是一些地方院校面临更大的困境,甚至出现“一课难开”“一师难求”的局面。同时,公共管理专业,还是实践性突出的学科,因而需要具有行业背景的“双师型”教师。但是,目前这种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多元型教师还很欠缺。这样,整个专业的师资队伍和师资力量就极其令人担忧,没有专业的教师,就谈不上培养专业的人才。总体看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还处在起步阶段,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还是一个全新课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待继续深入。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探索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有必要,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问题的归因分析 公共管理专业的现状和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概括起来,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传统的教育理念内容极为丰富,可以概括为科学主义、权威主义、精英主义、功利主义等。[4]科学主义,即把教育规律等同于自然法则,在教育上注重程序的设计、技术的运用、知识的盲从,把学生当成了“机器”,而忽视了学生的“人性”,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权威主义,即把教师视为权威,视为真理的化身,学校则是权力机构,学生对教师、对学校、对教学内容必须绝对服从,而不能怀疑,更不能挑战。精英主义,即教育培养的是“精英人物”,而不是大众,因而教师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方面均以少数英才为中心,而忽略了更大多数学生的发展。功利主义,即眼前利益的获得为价值取向和驱动导向,而漠视学生的长远利益、终生发展。在此影响下,公共管理专业的教育理念也发生了扭曲或变异。如有的教育者认为,我们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从国外的“第三部门管理”嫁接或移植过来的,是针对我国特有的公共管理事业而展开的,这样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中国公共事业管理进展缓慢,甚至并不存在“第三部门”,因而这一专业实属“超前”,人才难以就业;其二,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公共管理专业招生较少,且有的涉及数学,因而考研很难;有的学者则认为,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的人才就是“准公务员”,因而只要按照公务员考试的要求,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保证学生能够进入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就行了;有的学者还认为,毕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是少数,那就让学生多学点东西,如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只要管用就行。而这些观念和想法,可以看出都偏离了素质教育的本质,也难以体现公共管理专业的特色。第二,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传统的教育模式就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口授、板书,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耳听、笔记,是知识的接受者;教材是唯一的教学内容;教学工具是教学的手段;课堂是教师教学艺术的展现舞台;学生的成绩是教师教学水平的反映。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有其明显优势,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展现教师的才华和技能;有利于对教学的组织管理和调控把握,对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较低,教学效率较高;有利于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通过问答方式加深师生之间的交流等。也正因如此,这种教育模式在传统社会中能够源远流长。但是,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如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其个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压抑。因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模式也受到冲击和改造。不过,由于传统事物的根深蒂固性,这种教育模式对包括公共管理专业在内的高校专业的影响仍然存在。在教学目标上,仍然强调纯粹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态度、情感、价值观的培养,忽略了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练。在教学内容上,仍然强调课本上的知识,而忽略或不愿费心费力去寻找课本外的知识资源。在教学过程上,仍然坚持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讲完理论知识即万事大吉,顶多讲一些案例,而不愿去设计管理游戏、情景模拟、实验教学等。在教学评价上,仍然是“一考定乾坤”,顶多参考出勤点名、小论文作业等。可以看出,这些做法均违背当代社会的教育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但却又时时处处存在,公共管理专业与其他课程的区别仍然只是体现在教材的不同上。第三,传统就业模式的影响。传统的就业模式,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配”就业模式,国家按照计划指标,统一分配,包办到底,分配的单位大都是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工作即等于端上了“铁饭碗”。这种就业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一样,有其固有优势和特定时代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弊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这种就业模式也在进行改革。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了“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模式,继而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自主择业”模式,最后再21世纪初形成了“自主创业”模式。[5]这些变化是对传统就业模式的极大突破,也逐渐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和大学生的愿望。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和传统机制的存在,传统就业模式的影响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事实上国家公务员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各种保障体系齐全、各种隐性福利丰厚等现象的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进入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还是最为荣耀、最为保险的选择,这都使得“公务员热”逐年升温。而作为公共管理专业,也使得人们往往与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画等号,与党政干部、公务员、企业高管挂钩。但是面对严峻的“公考”挑战,毕竟能够进入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是少数,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公共管理专业不好就业”的感觉,从而影响了招生和教学,影响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热情、导向以及具体的方式方法。因此,彻底改变和摆脱就业模式观念的影响,同样是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大挑战。 三、公共管理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 当今社会的变革是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既有传统影响的存在,也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因而是多因素相互交锋碰撞的发展。面对这一多元的世界,任何专业的人才培养都必须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第一,实行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的多元化。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是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的前提。按照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要求,新形势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分为三个层次,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知识与能力,即知识的获得与能力的提高是结果性目标;过程与方法,即如何学习、如何思考是程序性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即思想的变化与培养是体验性目标。具体到公共管理专业,学生一方面要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另一方面要在学习的过程中锻炼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同时还要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必要的专业素养。这样也就摈弃了单纯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使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多元化,也就为培养多元化人才奠定了基础。第二,实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多元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是解决“教给人什么”的问题,这是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的关键。新形势下的多元化人才,必须是既具有渊博的知识背景,又具有娴熟的专业知识的人才,即“通才”与“专才”的有机结合。为此,公共管理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既包括必要的专业课,也涉及足够的通识课。具体来说,专业课应该包括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学、公共经济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公共组织学、领导科学、管理心理学等,下属的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卫生医疗管理等专业再有所侧重;通识课则应该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原理、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西方文化史、申论与行政能力测试、电子商务、公文写作、管理英语等,另外还应有必修公共基础课、选修课。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实验课、实践课、实习课等切实开展起来,将各种课程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实行教学方法和教学平台的多元化。教学方法和教学平台是解决“怎么教”的问题,这是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的载体。教学方法的多元化,既体现在课堂教学的多元化,也体现在实践教学的多元化。教学平台的多元化,不仅包括校内教室、实验室,也包括真正的管理部门、实践基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但要提高理论讲授的技巧与艺术,还要多开展师生互动交流;不但要恰如其分地有效利用传统教学工具和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还要恰当地采用案例法、管理游戏、情景模拟、实验教学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在实践教学中,不但要充分利用实验室,更要经常深入管理部门进行实地实践、实习。这种多元化的教学,不但能够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更能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体验,使其能够毕业即能到岗到位。第四,实行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的多元化。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是解决“怎么样”的问题,这是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的标尺。传统的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就是“一考定终身”,即一门课完全取决于期终考试,至于学生的到课出勤、学习过程、学习体验等完全不管。在此制度下,学生上课爱去不去,去了也爱听不听,或玩手机,或听歌曲,或吃饭喝茶,或聊天睡觉,不一而足,成为全国很多大学课堂的常态。临近考试,则或讨好老师、套取题目,或发奋读书、挑灯夜战,最终可能平时勤奋的考不过临时抱佛脚的,这是对应试教育的讽刺。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应该包括出勤考核、形成性考核、考试性考核。出勤考核,即日常上课情况,可以通过点名实现;形成性考核,即平常学习情况,可以通过作业、论文、实践等实现;考试性考核,即期终考试。三者可以按照适当比例,如2∶2∶4,形成最终的考核结果。这样,就能够把理论与实践、过程与结果等有机结合起来。第五,实行师资队伍和教师资源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和教师资源是解决“谁来教”的问题,这是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的保障。公共管理专业师资紧张,这是全国高校特别是地方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这种状况与我国的公共管理专业起步较晚密切相关,原本人才欠缺,培养机构较少,培养人才难以为继。所以,许多教师都是转行而来,甚至还在兼职。面对这种情况,许多高校争相抢人拉人,甚至给出各种优惠条件,这是无奈之举,面对现实还得另想办法。一是要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人才,让这些人尽快转型,可以通过考博士、做博士后、做访问学者、高级进修等方式实现。二是要充分利用和引进实践技能型人才,可以通过聘用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实现。三是要充分利用和培养“双师型”师资,可以通过高校教师挂职、管理部门人员授课等“校府合作”(如东北大学)方式实现。[6]这样,不但实现了师资队伍和教师资源的多元化,也实现了教学资源和教学平台的多元化。第六,实行就业模式和毕业导向的多元化。就业模式和毕业导向是解决“哪里去”的问题,这是对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应用的衡量。在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下,既要坚持公共管理人才进入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的一般理念,同时要解放思想、放宽思路、多方探索、多出人才。毕竟,公共管理专业的本质和主流是为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培养专业和高端管理人才,这也是当今社会这一专业成为“热门专业”的重要原因。但是,面对“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公考”难题,面对大多数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就业难的严峻挑战,还必须另寻出路。一是要教育学生继续学习,“公考”不成,可以“考研”“考博”,层次越高就业机会也就越多。二是要教育学生降低条件,“公门”难进,可以进“民企”“外企”,市场经济条件中难说孰好孰坏。三是要教育学生自力更生,“别家”不要,可以“自立门户”“自主创业”,深化改革背景下大有用武之地。这样,新形势下事事皆是管理,也就处处皆有管理人才。 作者:秦正为 单位:聊城大学公共管理系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1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情况概述 阜新市彰武县是全国首批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试点县。该县地处辽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社会上发展较落后,为辽宁省贫困县。农民普遍收入不高,文化程度较低,居住分散,新农保的宣传、动员、服务、经办、管理等工作难度很大;尤其是县、乡(镇)、村三级新农保经办人员偏少,力量严重不足,新农保试点工作受到严峻挑战。为了推动彰武县新农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2010年7月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彰武县政府和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共同组织了近一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大学生,到彰武县志愿服务新农保。调查样本调查覆盖彰武县全部24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100户农户,最终共抽取24个乡镇的2400户农户构成样本。实际发放问卷2400份,收回2389份,有效问卷2362份,问卷有效率达96.7%。志愿服务结束后,在2011年1月9日,学院又对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100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了“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调查”,调查覆盖100名志愿者总体,问卷发放100份,收回100份,有效率100%。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有效地弥补了彰武县新农保工作人员的不足,极大地推动了新农保试点工作开展。彰武县是辽西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42万,其中农村人口36万,60周岁以上老人达4万多人,新农保试点工作任务异常繁重。由于人员编制等原因,彰武县县级新农保管理人员仅有3人,每个乡镇社会保障协理员1-2人,每个村一般1个人(兼任)。在当前新农保工作信息化程度低的条件下,宣传、经办、档案建设等工作异常繁重,现有人员根本无法满足新农保试点工作的需要。100多名大学生进入彰武县后,使新农保的相关工作人员一下增加了几倍,开展的宣传、调研和经办活动,极大地缓解了政府人员不足的问题,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一致好评。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还受到了农户的热烈欢迎。“辽宁省彰武县农户新农保状况调查”表明,高达95.8%的农户认为这次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非常必要”或“必要”,有97.3%的农户信任志愿服务的大学生。这说明具备较高的老的社会保障专业知识、富有志愿服务精神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志愿服务新农保的活动,取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其信任程度甚至远远高于乡镇经办人员。 2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作用 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拓展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兴趣、学习动力和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取得了突出的人才效益。首先,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新农保的活动,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了专业兴趣。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新农保之前,阅读了大量的新农保有关的政策材料,还专门请负责新农保经办的同志进行了培训,在服务过程中和农民的交流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新农保政策的理解,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也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的感情(见表1)。其次,志愿服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积极性。当前,大学生学习动力普遍不足,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效果;而志愿服务新农保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调查数据表明,高达76%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对学生学习动力提升具有“很大”和“较大”的作用。学生业余时间浏览专业网站的次数在志愿服务后明显增多,表2中数据显示,参加志愿服务前,有49%的学生平均每周浏览专业网站0次和1次,51%的学生平均每周浏览专业网站2次;志愿服务后,平均每周浏览专业网站0次和1次的学生下降到32%,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平均每周浏览专业网站2次以上的增加为68%,提高了17个百分点。最后,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调查数据表明(见表3),参加志愿服务新农保的大学生中,86%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对社会责任感提升作用“很大”和“较大”;63%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对他们科研能力提升作用“很大”和“较大”;73%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对社会实践能力提升作用“很大”和“较大”。由于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很大,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非常有必要的学生比例达到了99%,有90%的学生表示,如果有机会还愿意继续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 3构建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的长效机制 从2005年至今,社保制度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共有20多项新政出台,尤其是“新农保”和“城居保”的建立,在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11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参保人数合计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6.22亿。未来10年,社保制度将从广覆盖迈向全覆盖的关键时期[5]。目前,全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16万人左右,而由人社部管理的城乡参保人员,不算新农合在内,高达15.8亿人次,服务人次超越人口总和,1:10000甚至更高的服务比,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导致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人员不足[6]。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达到近3千万人,其中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近十万人,仅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就有几万人。应该建立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效机制,组织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大学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3.1组建全国性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工作领导机构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在国家层面涉及教育部、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为了方便活动的协调,应该由教育部、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组成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协调、组织和管理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团中央一直负责全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建议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团中央学校部。教育部主要负责出台志愿服务学分、志愿服务者公务员考试加分等各种针对志愿者的激励和保障措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与地方政府接洽、解决志愿者吃住行、和高校一起培训志愿者、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相关政策宣传资料等问题。3.2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的激励机制为了保障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的积极性,教育部、团中央应该统一制订相关的激励机制,例如,允许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的学生用志愿服务替代相关的实习和实践活动,根据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的具体情况折算一定的志愿服务学分,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的学生评定奖学金时加分等。3.3强化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措施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需要深入广大城市社区和农村,面临着一定的安全风险。为了保障志愿服务大学生的安全,应该由有关部门牵头统一编写志愿服务安全手册,并和保险公司协商设立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意外伤害保险。此外,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政府应该拨出专项资金,为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4结语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法学院在2010年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表明,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了学生的专业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积极性,并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因此,组建全国性的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的激励机制,强化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措施,进而建立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大范围持续开展。 作者:王国辉 徐子东 单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能力体系创建和改革 本文作者:何云峰 冯敏星 郭晓丽 单位:山西农大学 一、能力本位理念的嬗变与价值审视 (一)能力本位理念的内涵与价值能力本位理念既是一种新型现代教育理念,也是一种国内学界广泛认同的哲学理念,为人的社会实践确立了新价值取向,有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能力本位理念发轫之时具有明确的职业针对性与目的性,强调以获得岗位操作能力为目标,以全面分析职业角色活动为出发点,以提供产业界和社会对培训对象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能力为基本原则,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核心是如何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需的核心技能、核心技术、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为学生顺利就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它是以从事某一具体职业所必需具备的能力为出发点来确定培养目标,设计教学内容,方法和过程,评估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思想与实践模式。[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诉求“以能力求发展、以能力为本位”,能力本位论已成为得到国内学界广泛认同的哲学新理念,为人的社会实践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范,有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一理念对人的能力作了哲学上的阐释,使其成为指导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也为“能力本位教育”增添了新的特色内涵,即告别传统的知识本位模式,以受教育者个性发展为出发点,以充分发挥主体性为主要手段,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强调知识的内化和人的潜能的开发,强调人才培养对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强调受教育对象个性培养与发展的社会过程;以能力为教学的主轴,根据一定的能力观分析和确定能力标准,将能力标准转换为课程模块,并选择新的教学改革路径。 (二)能力本位理念的历史嬗变二战期间,美国为对技术工人进行再培训,使之掌握枪弹制造等技能,推行了一种“能力本位教育(CompetenceBasedEducation,简称CBE)”,二战后一度衰退。上世纪60年代随着系统论、行为科学、教育目标分类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CBE得以复兴,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教育教学体系,流行于北美地区,70年代这一模式被广泛地应用于教师、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律师和会计师的培养中。80年代逐渐推广到欧亚及澳洲等国,主要的英联邦国家如英、澳等先后根据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理念重构了本国职业教育体系,把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理念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能力本位教育与培训”成为世界职教课程改革的方向与趋势。上世纪80年代末能力本位教育模式引入我国,许多职业院校都在能力本位课程体系建设上取得新进展。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人们对能力本位认识不断加深,被赋予新的内涵。国内学者韩庆祥上世纪90年后系统论述了“能力本位论”[2]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许多国内学者也依此为哲学理念基础,论述能力本位的教育价值与意义,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已从单一的职教领域进人了整个教育领域,教育要向“能力本位”转变[3]已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与新要求,显然这与世界职教领域的“能力本位”在内涵上已有较大差别,正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影响着教育教学改革方向。 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特征 (一)强化能力培养,成为时展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总要求与新要求新世纪始全面启动的大学生素质教育,其核心就是能力教育。2011年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两次讲话中分别强调,在人才培养上一定要“强化能力培养”,坚持以“能力为重”。这是对现行人才培养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更是社会发展对高校教学改革的总要求与新要求。20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卓越计划”就强调实际工作平台上的经验、体验、技能、技术和知识的协调统一性,注重理论课和实践课相融合,并注重综合训练以及创新意识与精神培养、创新能力训练等。 (二)多维复合特征,是社会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期待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本科阶段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应更多地体现为素质取向而非职业取向,传授与训练多种知识、技术与能力将成为必然趋势,“文理渗透”、“理(论)实(践)交融”、“跨学科揉合”等成为有效本科教育的关键词。分析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与学位授予情况的多样性,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上的多样性与广延性特征,实际上也是社会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多维复合型”也将成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新向度。 (三)高端综合化趋势,是公共管理事业对人才素质能力的高要求由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广泛的就业面向,且岗位要求的高端化综合化的趋势,对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要求极高,现行的学科型专业教学计划在规划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结构时,从学科体系对知识的要求考虑较多,对学生将来职业发展的需要则考虑较少或者很难去考虑它,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学计划与社会需求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改革亟待破解的一项难题。 三、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能力体系构建 (一)扎根理论方法及开放式调研设计“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是一种质的研究的方式,由格拉斯(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于1967提出。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目前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特别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注重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强调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互动、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4]。本研究借鉴了扎根理论开放式调研的思想,确定当前及未来公共事业管理职业应备能力,以尽可能确保研究与改革的有效性。2010年10月至12月,课题组进行了开放式调研,访谈提纲涉及被调查者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等人口学变量,以“公共事业管理职业应该具备哪些关键能力?”这个开放式问题为题,采用统一的访谈提纲,抽调山西某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受过教育科研方法训练有责任心的师生50人,通过电话、电子邮件、QQ、MSN、网上留言板等间接访谈以及面对面直接访谈等方式,每位至少调查10个不同岗位的公共事业管理领域职员。 (二)资料整理过程1.领域划分为方便统计,研究者将公共事业管理职业领域划分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社会事业管理部门和社会事业服务部门进行归类。被调查对象涉及:教育科研领域153人,包括教师、辅导员、以及校长、院长、部门主任等管理人员;社会事业管理领域128人,包括人民政府、教育局、公安局、卫生局、工商局等管理人员;社会事业服务领域198人,包括国企、银行、信用社、通信行业等管理者,三个领域合计共调查479人。2.扎根理论编码首先,对开放式调研结果进行初步登录,提取出访谈记录中关于能力1的关键词,并记录相同关键词重复的频数。同时,采用类似的方法记录调查对象的基本内容,形成第一级的分析结果,即一级编码(开放性译码)。其次,对一级编码的结果进行综合、归纳,将同属于一个类别的关键词划分到一个范畴内,并根据范畴的具体内容予以命名,形成二级分析结果,即二级编码(主轴译码)。第三,对二级编码结果进行进一步综合、归纳,将同属一个类别的范畴命名继续归为一个范畴,同时给予命名,形成第三级分析结果,即三级编码(选择性译码)。 (三)编码结果及分析表1展示了三级编码的过程。由原始数据形成32个一级编码,根据各能力所指向内容,经过综合归纳统一划分为5个范畴,最终归结到2个三级编码上。从三大类别职业群的一级编码结果中可以看出,不同职业领域的人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职业应备能力认识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各种能力进行强调的比例方面有所侧重。在对原始访谈记录分析、提取过程中,发现被访谈者在谈到从事公共事业管理领域工作应备能力时,还提到意志品质的内容,如诚实、耐心、有包容心、责任感、有亲和力、吃苦耐劳等,这些内容不符合本研究所限定的能力的范畴,故未予以统计。但此结果也表明,意志品质对于个体工作成功与否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是心理学对于能力的常规划分,是人们对于能力的普遍认识。一般能力其实也是平常所说的智力,人要完成任何一种活动都离不开一般能力。在本次调查中所涉及的一般能力包括个体的认知水平与交往能力两个方面,说明在从事公共事业管理活动中,个体的认知水平与交往能力发挥着广泛影响,而特殊能力(笔者称之为专业能力)则是从事专业活动应备的知识准备、技能掌握及组织管理能力。 四、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能力本位的教改路向选择“能力本位”理念揭示了“人的能力”内涵、结构及其对人发展的意义,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式调研也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公共事业管理职业应备的主要能力维度,这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学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理论与操作依据。 (一)激发教学主体的能动性,是塑造学生能力的前提能力本位理念是以受教育者个性发展为出发点、以主体性的发挥为主要手段、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目的。重新思考学生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与发展目标问题,在公共事业管理能力本位改革中,大力提倡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着力培养学生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和自我教育能力,让学生顺利实现从依赖教师到能够独立自主地学习,成为自主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形成了以“教师启发诱导、学生主体参与、师生民主互动”模式,在一种宽松氛围中,彻底解决学生“惧怕教师权威”“害怕犯错误”“不敢表达自己观点”“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大学生应有的自信心“”甚至习惯了授受式教学方式”[5]等问题,养成学生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为塑造学生综合能力奠定了前提性基础。 (二)构建开放式的教学机制,是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前述公共事业管理职业应备主要能力,是一个由三级编码组成的能力体系,主要涉及5个范畴:认知水平、社交能力、知识水平、管理能力、技能水平,包括一般能力和专业能力。故必须有意识地构筑开放式的教学体系,以培养包括学生专业能力和一般能力的综合能力。课题组总结出“三维度互动,三课堂联动,三结合开放”的教学新体系:“三维度互动”即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学与科研互动、创新与创业互动;“三课堂联动”即第一课堂(理论课堂,授受式学习)、第二课堂(活动课堂,探究性学习)、第三课堂(社会课堂,服务性学习)贯通、联动的开放式教学环境;“三结合开放”即学校与社会结合、师生与劳动者结合、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结合,通过三个结合,解决教学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解决“知识学生”向“能力员工”转变的问题,解决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问题。这一新的教学机制中,教学过程是开放互动的,教学活动也不再局限于传统课堂,教学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课本,而是拓展到自然、社会中,既关注体系化知识,也关注现实课题,学生综合能力明显增强。 (三)推行研究性的教学方式,是增强学生能力的载体能力本位理念强调知识的内化和人的潜能开发,强调教学改革要响应社会诉求。显然被动授受式的教学方式难以适应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能力本位教学改革的要求。选择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创造性、互动性等特质的“研究性教学”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依据学生“问题”解决或“任务”完成在时空上的变换,研究者尝试提出“研究性教学”由低到高的四个层次的教学模式,即课堂问题探讨、课内外结合专题研讨、群体研讨-成果展示、课外自主“学研”等[6]。在此基础上还通过搭建、完善学生科研训练平台,在课程设置中特意增加了“专业导学”(第1学期)—“专题讲座”(第3、5、7学期)课程,四年一贯鼓励学生追踪探索学科前沿,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进而自主选题或参与教师科研,开展“研究性课题”实践;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创业计划大赛、“挑战杯”科技竞赛,鼓励学生在“社团共同体”中实践,增强组织管理能力、应用文写作能力与合作能力;强化学生管理与教育技术技能训练,规划建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综合性开放实验室,对面向全体学生全程开放,在管理类、策划类课程中全面推行案例式教学、仿真性教学等。(四)倡导发展性的教学评价,是促发学生能力的引擎教学评价在教学体系中发挥着导向作用,影响着学生对学习内容、方式的选择。学生能力的形塑,是通过各门课程、教学各环节来实现的,具有历时性、累积性的特点。显然传统“一张考卷定乾坤”的做法,不能全面考查学生能力与素质,当下重视形成性和发展性评价已成为“现代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课题组已成功探索实践了基于发展性评价理念的教学评价改革,以发挥评价对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促动作用为出发点,以融合教学与评价为基础,构建考试内容、形式、时空、手段、主体等“五维一体”学生学业评价新体系,全面实施“1+X”为基本架构的综合性结构化全程考试方式,全方位地实践全案例式考试、研究式开卷考试、开闭卷结合考试、作业式考核、课题研究式考核、案例报告式考核等方式[7],把评价的触角深入到教学全程,引导学生由被动的“单一知识学习”向“多元的能力素质学习”转变,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创新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尤其是综合性和师范性大学均开设了公共管理类专业。根据教育部最新本科专业目录,公共管理类专业主要涵盖了公共事业管理(含教育管理、医疗卫生管理等)、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等具体专业。由于这些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其实践教学的模式及效果日益受到学校和社会的关注。 一、实践性是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公共管理类专业所要研究的是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为实现公共利益,针对公共事务而开展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该专业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及公共政策研究分析的应用型人才,实践与操作是该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1],实践教学的效果是决定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质量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公共管理类专业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应用性,如果公共管理类专业缺乏有效的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死记教材内容、缺乏动手和创新能力的学生。 二、传统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实际操作等手段,获得基本技能和感性认识,进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教学活动组合[2]。它既包括验证性实验,也包括为解决实际生产和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提高创新能力而开展的参与性和研究性活动,还包括以了解社会和国情、提高全面素质为宗旨的假期社会实践。公共管理类专业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主要包括课堂实践环节、毕业实习环节、暑期实践环节等,大部分学校把毕业实习环节作为实践教学的主体。以笔者所在的河北师范大学为例,我校所开设的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包括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在课堂教学中,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的具体性质,在进行案例教学的同时适当加入实践教学的内容,但很少涉及专业技能训练的内容。从毕业实习环节的教学来看,这三个专业主要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模式,根据前几届毕业生的实习情况,85%以上的学生选择了分散实习的方法。在暑期实践环节,主要采取了学生自由组织实践小分队、并由教师进行指导的方式,大部分调研主题均能够结合当前公共管理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原有实践教学模式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1)无论在课堂教学环节、毕业实习环节还是暑期实践环节,均没有很好地体现专业技能训练的内容,这对于应用性极强的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来讲,不能不说是教学内容方面的缺失。(2)由于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找工作等原因,原有毕业实习模式造成了更多的学生选择“分散实习”,在这种模式下,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很难得到保证,实习过程往往变成了“放羊”管理。(3)暑期社会实践的效果并不明显。根据笔者对另外几所学校的调查和访谈,发现上述河北师范大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前我们急需探寻一种新的实践教学模式。 三、对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目标、内容及途径的重新认识 1.实践教学的目标定位和具体内容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教学,除了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知识外,更应加强学生公共管理技能的训练。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和锻炼学生公共管理能力,提高学生公共管理专业技能,提高学生解决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这包括管理、组织、决策和执行等一系列能力。[1]结合本科阶段学生的特征,笔者认为,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阶段所要训练的技能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组织管理技能、社交沟通技能、行政执法技能、调查研究技能、统计分析技能、公文写作与处理技能等。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应主要围绕上述专业技能展开训练,逐步提高学生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技能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 2.实践教学的途径选择 传统教学模式把实践教学的重心放在了最后毕业实习阶段,由于受到找工作和考研的影响,很难保证效果;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尽管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但实践内容又很难贴近学生所学的专业;传统的课堂教学只重视了知识传授和案例分析,很少有实践和实训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在传统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急需探寻一种常态的、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结合我校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加以完善:一是通过学生参与管理类项目的研究,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相关专业技能,着重培养学生调查研究、统计分析、项目论证和撰写研究报告等方面的技能;二是通过学生接触和参与管理活动,解决管理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高学生公共管理专业技能,着重提高学生组织、协调、沟通、社交等方面的技能。 四、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新探索 我校(河北师范大学)团委一直开展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由教师指导本科生申报和承担一定科研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从2006年开始,学校统一开展了“顶岗支教”工程,并走在了全国高师院校的前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如何借助“学生科技创新”平台和学校统一的“顶岗支教”大平台,强化公共管理类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1.借助“学生科技创新”平台的实践教学模式我校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在历年科创活动中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例如,2009年全校学生科创项目共有56个结题项目,其中公共管理学院有8项,排在21个学院的首位(与生命科学学院并列)。2010年的数据,同样支撑了这一结论,无论是立项率、结项率、获奖率均远远高于全校平均水平(表1)。表1的数据说明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参与学校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很强的优势,所申报的研究项目均能紧密抓住本专业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参与管理类项目的研究,提高了学生科学素养和相关专业技能,培养了学生调查研究、统计分析、项目论证和撰写方面的技能,不少作品获得了全国和全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借助这一平台,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借助“学生科技创新”开展实践教学的模式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主要表现在:缺乏针对这种实践教学活动统一的、规范的、专业的实践训练标准;学生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内容分散、方法不得体、撰写不规范等问题比较突出;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属于业余活动,未被列入正式教学活动。为此我们建议:第一,将教师指导“学生科技创新”纳入正式实践教学环节。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选题、论证、申报、调研、数据分析、撰写论文和报告等各个环节,给予统一规范的指导;第二,学生科创活动应当围绕本专业相关问题展开,学院和专业教师要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专业技能训练实践教学联结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为学生补充《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管理学数量分析方法》《项目研究撰写规范》等方面的相关知识;第四,鼓励教师将自己所承担的相关研究项目引入到实践教学环节;第五,学校出台相关政策,对指导学生科创活动的教师计算教学工作量并给予资助和奖励。2.借助学校统一实习平台———“顶岗支教”的实践教学模式我校的“顶岗支教”平台主要针对师范类学生展开,高年级学生在经过系统培训达到中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后到农村中学开展为期半年的“全职”教师岗位锻炼,并充分利用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对农村中学被顶岗教师进行置换培训。目前,“顶岗支教”平台和组织体系已经日趋完善,截至2010年7月,该平台涉及到河北省11个地市的72个县市。公共管理类专业虽然属于非师范类专业,但是可以借助这一大平台展开一系列的实践教学活动,着重解决学生在具体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公共管理专业技能,尤其是组织、协调、沟通、社交等方面的技能。借助这一大平台开展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必须选择一些适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实习岗位。目前所考虑到的有以下几个:班主任助理、学校团委书记助理、村干部助理、乡镇社区主任助理。学生进入这些岗位后,应由原岗位工作人员和指导教师进行系统指导。在具体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之前,应当明确实践教学和技能培训的主要内容,利用一段时间由相关教师对上述技能进行课堂讲授,每名教师应对所需训练的技能进行讲解和分析,并布置专项训练任务。由于实习点比较分散,在学生进入实习点后,每个实习点应至少有两名以上的全程指导教师,由指导教师辅导学生完成在实习岗位上的技能训练任务。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同时可以借助互联网等通讯平台,获取校内或其他实习点教师的帮助和指导。 五、结论和建议 笔者所探讨的两种实践教学模式在国内不少学校拥有较好的平台基础。但是,如何把教师所承担的研究项目引入到“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如何对指导教师的工作量进行计算和评价,如何将学生课外活动与课堂教学衔接起来,这是今后在深入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已经建立了全校统一实习平台的学校来讲,借助“顶岗支教”平台的实践教学模式同样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这一模式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实践教学目标的细化问题,如何在全校大的实习平台中寻找并开发适合本专业的、具有针对性的技能训练岗位,这是这一模式在深入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陶行知生活教育观对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影响 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教育原理,这三大教育原理构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基石”。“生活教育”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是活的教育”。公共管理专业主要目标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较熟练的公共管理方法与技能,熟悉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和发展动态,能在公共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应围绕此目标而展开。公共管理类课程大多属于应用性学科,因此教学应紧密联系实际。但当前的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中,教师过于侧重理论知识,而偏离实际的公共管理活动,忽略了学生自由自觉的活动,也疏离了学生所处的现实生活。陶行知说:“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因此,只有改进当前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才能提高教学的效果,真正培养出对中华有用之公共管理人才。 一、转变教师角色 在当前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仍是传统的角色,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绝对的权威。教师成了整个教学过程的主体,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现状之下,学生学习了管理理论,却不一定具备了管理能力,与实际的管理活动严重脱节。学生习惯于顺从,而不是质疑和创新,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严重脱节。因此,应按照现代生活教育理论构建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改变传统的教师担任课堂教学的主角,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作用,通过让学生参与教学,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应教会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珍视学生思维的独立性,善于倾听学生的声音,还给学生说“不”的权利。因此,教师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启发者和促进者,而且也是平等的参与者,与学生能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二、重塑教学目标 生活教育理论之价值就在于:让教育回归生活并引领生活,让教育回归社会并引领社会;让教育为培植、增强人的生活力而不是消灭人的生活力服务;让教育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奠基而不是为个人成为人上人奠基;让教育返回其本真而不再成为政治、经济等的工具或者为个人谋利的工具。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际与未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离不开一大批具有高超的公共管理技巧与素养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具备公共精神,有参政议政能力的社会公众。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知识为本位,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对能力的培养;存在着为了迎合大学生中的“考公务员热”而片面讲解应试能力和技巧;甚至对当今官场中的一些潜规则进行正面宣扬,以为这样的教育就是适应社会需要,就是满足学生要求。哈佛大学第一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说中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这才是大学存在的真正目的,也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教育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教育。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目标,不应该仅是狭隘的以书本为本位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的传授,也不应该仅是单纯培养出技能型的人才,更不应该是只着眼于当下的利益,在传统“官本位”等落后思想主导下达到进入所谓上流社会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是培养熟悉公共管理知识与理论,具备公共管理各项能力和品质的德才兼备的能引领未来的公共管理人才和积极的社会公众。 三、改进教学内容与方式 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仍然还是在教室里强调教材内容的系统传授为主。虽然为了说明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在教材中也列举了一些例子,但是不足以完全反映实际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教科书应是“活的、真的、动的、用的”,而不是“死的、浮的、静的、读的”。因此,教学内容不应该局限于教材。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不是教材本身。教师一方面要对现行教材进行“二次”创造,包括对教学内容的改造、充实和重组;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掘教材外的教学资源。比如政府颁布的法规和规章,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案例,或者让学生走进生活中去观察,通过学生亲身体会来掌握知识。 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应由传统的讲授为主,转变为采用多种教学法并用,尤其是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研究等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和积极性的教学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使用培养和提高学生与管理相关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及责任意识。比如在讲述行政决策时,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告诉学生决策时要先充分收集信息,那学生就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共鸣,但以现实中发生的相关案例来让大家讨论和分析,则学生的感受和体会要深刻得多,如案例“市政府的决策”:某城市繁华地段有一个食品厂,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该市政府领导拟将其改造成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这样既可以解决企业破产后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又方便了附近居民。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包括项目审批、征地拆迁、建筑规划设计等。不曾想,外地一开发商已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率先投资兴建了一个综合市场,而综合市场中就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副食品批发场区,足以满足附近居民和零售商的需求。 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府领导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进行副食品批发市场建设,必然亏损;如果就此停建,则前期投入将全部泡汤。在这种情况下,该市政府盲目做出决定,将该食品厂厂房所在地建成一居民小区,由开发商进行开发,但对原食品厂职工没能作出有效的赔偿,使该厂职工陷入困境,该厂职工长期上访不能解决赔偿问题,对该市的稳定造成了隐患。将上述案例在课堂上提供给学生,引导学生参与讨论:问题出在哪里?你如果是市政府领导,应该如何做?这样讨论和分析下去,就会让学生明白决策过程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当决策出现失误后又应该如何补救,把损失降到最小,尽可能去完成目标。通过这个联系实际的过程,能够使学生对行政决策有一个更生动的认识,并从中能锻炼和培养管理的能力。 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就是“教学做合一”,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现代教育方法论,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育人方法。陶先生曾多次指出“教学做合一”的实质是“手脑联盟”,运用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就是强调教会学生获取知识,不是局限于书本的知识,而是强调学生要把学来的知识加以综合并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应用。我们的教学就应多开展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等方式,让学生能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学生学到的知识有更深刻的体验和感受,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且从中培养高尚的品德和塑造正确的价值追求。 公共管理专业论文: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胜任力开发研究 [摘要] 在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领域,传统的教学模式因简单、封闭、单一,严重制约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借助职业胜任力以增强学生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此为目标改革创新公共管理教学模式,对培养未来的公共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明确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关键指标,建立胜任力模型,为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培养和教学改革提供指南。通过对公共管理类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将职业胜任力模型指标植入整个培养体系,构建以提升职业胜任力为目标的实习实践体系,发挥公共部门在大学生职业胜任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开发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职业胜任力。 [关键词] 公共管理类;职业胜任力模型;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生职业胜任力是指对于准备进入职场的大学生所必备的胜任要素的总和。当前社会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其实质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与错位,大学培育标准与社会用人需要不一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把职业胜任力这一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要素引入高等学校教育培养计划之中,提前获取职业生涯所需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许可以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一条捷径。特别是在公共管理类专业培养领域,传统的教学模式因简单、封闭、单一,严重制约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借助职业胜任力以增强学生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此为目标改革创新公共管理教学模式,对培养未来的公共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内涵 自麦克兰德(Mcclelland)提出胜任力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应用于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源外,其他学科也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职业胜任力的内涵和外延。麦克兰德的胜任力是指在工作和有关情境中,帮助个体取得成功的决定性的、基本的个体特征[1]。一般认为,胜任力是指绩效优异者所具备的一种特质,包含能力、技能以及知识。进一步的研究深化了对胜任力的理解,是指在特定工作场景下员工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关键特征,比如价值观、动机、知识、技能甚至个性,这些都有助于增强其职场竞争力。对于大学生而言,其职业胜任力包含了未来就业所需要的各种胜任要素的总和,既有专业素养,又具备工作能力;既有潜在能力,又能付诸实际。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表现为进入职场的一种素养,包括基本的专业知识、具备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对职业的基本态度、所表现出来的职场行为;二是从事某种工作的能力,既包含从事各种工作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又包括从事特定工作和岗位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三是既包含寻求工作的能力,又包含工作中能体现优良业绩的技能。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职业胜利力 开发的前提: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理论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后对企业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教育体制的特殊原因,高校引入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相对较晚。职业生涯规划实现了个人目标、组织需求和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通过对个体主观因素的测定和分析,考虑社会的现实和未来需求,确定个人的奋斗目标,选择合适的职业目标,以此制定分阶段的执行方案。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个体正确认知自我和社会,提前做好职场准备。特别是对于面临就业难的大学生,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大学生走向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进行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不能等到即将就业才开始,应该从进入高校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不仅仅只是规划大学期间的,也要对未来职业生涯有个初步愿景,关键是把二者很好地进行接轨。整个大学职业生涯规划包括三个过程:一是打好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主要是认真学习公共文化知识以及专业基础知识;二是树立职业发展目标,了解专业未来的发展空间,熟知公共部门对大学毕业生能力和知识的要求;三是学习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和国家公务员制度课程,能够使每个专业学生学习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知识,了解政府部门的岗位分析,了解公共部门的用人之道。 三、公共管理类大学生职业胜任力模型的构建 随着社会的日趋复杂化,公共管理的不可治理性大大增加,这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对从事公共管理的人员素质和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明确高校公共管理类人才的培养目标,有必要明确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关键指标,通过对这些关键特征进行识别,才能为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培养和教学改革提供指南。如何识别胜任力,关键是建立胜任力模型。胜任力模型实际上是为了实现绩效目标而所需的各种要素的组合。如何建立模型,一般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BehavioralEventInterview,BEI)。该方法通过对被访谈者在职业生涯中最成功和最失败的三件事的回顾,探察访谈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该访谈者的胜任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该工作角色中优异者和表现一般者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以此确定工作角色的胜任特征模型。为了建立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职业胜任力模型,我们对已就业的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部分党政机关以及专业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通过半年多的持续性访谈,结合已有文献的检索总结,根据互斥性、相关性和完备性要求,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初步形成了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七个基本指标:业务知识、管理技能、社会交往、业务能力、精神风貌、身心特征、成长导向。内容分析最终得出一个七维度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毕业生职业胜任力的概念模型。每个胜任力指标又包含若干个胜任力二级指标。 四、公共管理类大学生职业胜任力开发方案 根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特点,结合公共部门的实际情况,从公共管理类专业胜任力模型的要素出发,将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践相结合,运用公共部门场景模拟和现场实践,使学生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具备未来公共管理者的胜任力。具体而言,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将职业胜任力模型指标植入整个培养体系。职业胜任力的模型指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涵盖了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必须具备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要素。国外一些高校的实践表明,只有将所有的模型指标整合到培养体系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大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将职业胜任力模型指标植入培养体系,首先是根据模型指标,结合公共部门的现实需求以及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的实际状况,设置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专业拓展课、实习实践课等课程和实习体系,课程改革是课程内容、课程目标和课程方法的系统变革[2]。保证所有培养方案都与职业胜任力密切相关,最终目标是提升大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其次,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培养不能封闭在学校,而应该由学校和公共管理部门通力合作,从公共部门的现实需求出发,课程设计与人才培养方案有必要邀请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参与。同时,通过举办各种论坛聘请公共部门领导开展专题讲座,甚至直接聘用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为学生授课,对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的评价也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构建以提升职业胜任力为目标的实习实践体系。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培养必须定位于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地方治理与社会发展需要。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实习实践学时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可以把职业胜任力的模型指标分解到相对应的实习实践中去,设计校内实验和校外实践两大模块。校内实验模块主要是模拟真实工作环境,购置公共部门管理的实验教学软件,通过软件平台的仿真实验模拟公共部门系统的运作,比如电子政务系统、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系统、社会保障模拟系统等,利用模拟真实工作场景的教学方法,通过多媒体和网络平台,把公共部门搬到高校的实验室,让学生在实验室模拟熟悉公共部门的运作流程,运用虚实结合、以实为主的教学方式,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3]。全面提高公共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的业务知识能力和管理技能,从而促进综合能力的提升。校外实验模块主要通过参与公共部门实际工作,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实现理论结合实际,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实习实践,可以把学到的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实践,同时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南和写作方向。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结合既强化了对公共问题的深刻认识,又拓展了实际动手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第三,发挥公共部门在大学生职业胜任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未来职场在公共管理部门,因此提前邀请公共部门介入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人才培养体系,是提升他们职业胜任力的重要一环。首先,培养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感性认识。在公共管理类大学生入学之后,组织他们参观和认识公共部门,特别是通过认知实习,选择参观诸如政务服务中心等有代表性的公共部门,初步了解公共部门的职能、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日常管理行为。选聘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加以介绍,边参观边了解边学习,可以通过座谈会、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为加强对整个公共管理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破除校内外之间的藩篱,将公共部门领导和专业人士请入校园,为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座谈会、现场问答等。形式可以多样,人员可以因专题而异。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和公共管理的现实需求进行讲座或对话,使学生知晓当前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公共部门管理的前沿,掌握公共管理的方法技巧。这种形式既严肃又活泼,既有理论知识,又有现实对策,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拓展校外课堂,学生也乐于接受。最后,学校与公共管理部门开展联合培养,合作开发公共管理类大学生的职业潜能。组建联合培养委员会,就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课程的安排、实习实践的落实等进行讨论,公共部门可以安排大学生进行实习和就业,学校可以为公共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促进双方合作共赢。对于公共管理类大学生来说,在公共部门工作期间的宝贵经历可以使他们尽快适应公共管理新常态,获得一定工作经历和从事有价值的工作,从而提高对自身能力、特性、态度和就业潜能的洞察力。 作者:彭正波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经济论文:翻转课堂教育经济学论文 一、翻转课堂的易用性和公平性 教师将教学内容转换成教学视频让学生作为“家庭作业”在家观看,这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家庭作业,你会怎么做?你在哪里去接受培训?你的技术工具从何而来?你哪来这么多时间?乔纳森•伯格曼(Jonathan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AaronSams)是翻转课堂两个引人注目的支持者。2006年,作为美国林地公园高中的两名化学教师,他们合作实施了翻转教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成功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们拥有了一份新职业,就是在研讨会或“翻转课堂网络”①上宣扬他们的翻转教学方法和理念。2012年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作《FlipYourClassroom:ReachEveryStudentinEveryClassEveryDay》。萨姆斯在该书中说技术和时间不应该成为翻转课堂的主要障碍,他和伯格曼翻转他们的第一堂课仅使用了他们两台糟糕的电脑,另外在软件上花费了50美元;有很多简单且免费的程序可以帮助人们创建教学视频和其他教学材料,除了一个智能手机外不需要任何东西;他鼓励与合作的同事伙伴共同承担相应的开支费用。其实,翻转课堂的实施并非这么容易,仅仅是教学微视频的设计和开发就会让教师们望而却步。一般情况下就连参加教学竞赛的普通PPT课件都是由学校教育技术或计算机中心的专业教师来完成的,更别说微视频的设计开发了。实施翻转课堂其实是向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工作量,加大了完成教学工作的难度。教师要达到这些要求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实际上就是增加了教师的“生产成本”。那么这种投入是否让教师个人收益增加呢?显然还没有一种很好的薪酬制度来补偿实施翻转课堂教师的额外劳动。虽然不能说教师是完全为了个人利益而从教,但教师额外劳动的付出理当以一定价值来体现。因此,要想实施翻转课堂并不容易,它的易用性并不容易体现。那翻转课堂的另一方———学生呢?翻转课堂教学是基于学生都具备在家观看教学视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假设。翻转课堂的支持者反驳说这并不需要最新式的智能手机或掌上电脑,教师只需付出一点点代价,将教学内容刻录低技术含量的DVD光盘发给学生回家观看,或者白天在校时提供相应条件让有需要的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内容即可。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或学校,学生家庭还是具备实施翻转课堂的物质技术条件,但翻转课堂的实施不是仅仅针对这些家庭条件较优越的学生,对其他学生而言,这显然不公平。 二、翻转课堂的适用学科领域 在翻转课堂引入中国后,翻转课堂在中国教育领域仿佛遍地开花,好像什么课程都突然变得需要“翻转”了,什么课程都能“翻转”而且都取得了比传统教学方式更好的教学效果。事实果真如此吗?全校所有课程都可以进行翻转教学吗?翻转教学对所有学科都有同样的促进效果吗?也许翻转课堂的支持者会肯定地说“是的”。他们会引用由美国常春藤盟校赞助的培养数学天才的可汗学院为例,他们通过YouTube网站至少提供了3500段教学微视频。但是有研究表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仅对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STEM)学科领域的教学才有积极的影响(Herreid Schiller,2013)。在此,显然不包括所有学科。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理科知识点相对明确,概念、公式、实验、例题等知识容易拆解,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需要教师与学生不断进行思想、情感上的交流互动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国外中学教学层面,有少量案例研究表明,由于引入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9年级数学不及格率下降了多达31%,科学不及格率下降了22%。还有一项实证研究,美国研究者对23名处于不及格边缘的学生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他们在家参与在线学习的参与率从75%提高到100%,与控制对照组学生相比,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生的及格率也提高了11%。还有案例是在物理课上,教师准备了16段关于磁场的教学视频并实施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对这种新教学法反应积极,他们表示很喜欢观看这类教学视频,并且能够自由回放进行学习;69%的学生表示在这种全新教学模式下,他们能从教师那里及时地得到所需的帮助;三分之二的学生表示在课堂互动时间向同伴学习是有价值的。上述研究只是少数学校的案例,至今仍没有能证实翻转课堂教学绩效的广泛的实证数据。斯坦福研究机构(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最近对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使用可汗学院教学材料的学生进行了一项小范围研究,他们发现数学学习掉队的学生不管是通过教学视频的翻转课堂还是接受小组教学都取得了同样好的成绩。“翻转课堂网络”对558名教师进行了调查,有65%的教师表示翻转课堂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FlipYourClassroom:ReachEveryStudentinEveryClassEveryDay》一书的作者之一伯格曼现在在凯尼尔沃思约瑟夫西尔斯学校担任技术顾问,他也承认有说服力的数据来之不易,但他认为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最终将消除外界的所有质疑。 三、翻转课堂的本意回归 随着翻转课堂追随者的增多,对翻转课堂的问责和评估呼声也越来越高,翻转课堂实践者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变得有问题。伯格曼并没有将翻转课堂描述为教学法的变革,仅仅是教学的一种新方式,是利用旧思想的新方法,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使教学变得更具有创新性,使用各种方法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而当翻转课堂引入中国后,部分教育者对其本意和实际价值显然存在误判。翻转课堂的兴起体现了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对当前传统教学中存在的弊端的不满,以及对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新型教学方式变革的渴望和积极探索。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教育是教育,不是为了体现某个理念而存在的。这种源自欧美的舶来品和PBL(基于问题的学习)、专题学习网站、Moodle网络课程等曾被寄予改革中国教育现状厚望的名词,在没有大量实证数据支持及成熟操作模式下,翻转课堂不可能撑起人们寄望它来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美好愿望。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只是依靠纯粹理论的推演,而是要经过实证检验才行。这也正是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科学特质和基本属性。翻转课堂究竟适用于哪些学科,如何实施才能真正促进教学绩效的提高,以及实施过程中具体教学情景的把握、学习指导的撰写、学习活动的设计、学习任务的分解与递进、教学微视频的设计与开发、教学效果的测评与检验、翻转课堂教学技能的培训等各个具体教学环节都还有待大家进一步探索、论证、优化。 四、结语 教育教学方式的变革需要消耗大量的教育资源,而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其办学资源都是有限的。在当今注重绩效的年代,如果没有大量实证数据来证实翻转课堂的教学绩效,教育主管部门及管理者不可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全面推行一项前景不太明朗的教学变革。从世界各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来看,它都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正是如此,翻转课堂在中国的应用前景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证实。 作者:刘勇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论文:小学阶段教育经济论文 一、国外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的研究与借鉴 国际上较早开设经济教育课程的是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美国一直走在经济教育的最前沿,在经济教育的课程设置、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师资建设、教育支持系统方面形成了完备的体系。韩国的中小学经济教育,自20世纪60年代起步,到80年代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分别以美、韩这两个东西方国家为代表对其小学经济教育目标进行详细介绍。 1.美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现状美国经济教育课程已经被作为一门核心课程,可见经济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美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主要在《全美自愿性经济学内容标准》(VoluntaryNationalContentStand-ardsinEconomic,1997)和《全美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待》(CurriculumStandardsofSo-cialStudies:ExpectationforExcellence)中进行了详尽的规定。(1)《全美自愿性经济学内容标准》中的小学经济教育目标1997年,美国经济教育委员会(NationalCouncilonEconomicEducation,简称NCEE)颁布《全美自愿性经济学内容标准》。这是美国第一部关于幼儿班至12年级经济教育的国家课程标准。该标准在前言中阐述了经济教育的基本目标。知识目标:①理解基本经济概念,能够找出影响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避免发生因不懂经济学而犯的错误;②了解有关美国经济的一些事实,包括失业、通货膨胀、现行的资费标准和利息率等;③理解人们看待经济问题时会存在不同的观点。能力目标:①确定经济问题、选择、利润和成本;②分析经济环境中激励对工作的影响;③考察经济条件和公共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后果;④收集经济证据,比较利润与成本。为了实现经济教育的这些目标,教育委员会又制定了贯穿幼儿园到12年级的20条内容,针对幼儿园到4年级、5年级~8年级、9年级~12年级,每一条内容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学习基准。例如,该内容中的第一条为:学生能理解的生产资源有限,人们不能得到他们所要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结果是他们必需选择某些东西,放弃其他的东西。针对幼儿园到4年级提出:人们需要做出选择是因为不能拥有所想要的一切;经济需求是一种欲望,可以通过消费商品、享受服务或从事休闲活动得到满足;商品是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服务是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行为;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决定了资源怎样被利用;一旦做出选择,就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被放弃;企业家是组织生产资源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生产者是指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等15条具体基准。总之,美国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教育概念,开始学会抉择。(2)《全美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待》中的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美国全国社会科协会于1994年推出的《社会科课程标准:卓越的期望》是美国课程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科课程标准,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影响深远。该课程标准以10大主题轴(thematicstrands)的形式构建了社会科课程结构。 这10大主题轴分别是:文化;时间;连续与变迁;人、地与环境;个人发展与认同;个人、团体与制度;权力、权威与管理;生产、分配与消费;科学、技术与社会;全球联系;公民意识与实践。其中“生产、分配与消费”主题轴主要涉及经济内容。该主题轴分别描述了学生在低、中高年级应达到的经济教育目标。低年级应达到的目标如下:低年级阶段的学生要学会区别“想要”和“需要”,通过比较自身与他人的经济体验去探索经济决策,进而思考这些决策给不同的群体、社区、国家等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又对低年段作了详细的预期目标,被确定为:(1)举例说明稀缺性和选择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决策;(2)分清需要和想要;(3)从范例中分辨出属于私人还是公共的商品和服务;(4)说出构成经济体系的各种不同机构,如家庭、工人、银行、工会、政府部门、小型商业机构、大公司等;(5)描述我们怎样依靠特定工种和工作方式的工人,他们服务于生产、商品与服务的交易;(6)描述动机、价值观传统和习惯在经济决策中的影响;(7)解释并说明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8)描述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关系;(9)使用经济学概念如供给、需求、价格去帮助解释社区和国家中的事情;(10)用经济学概念分析当地经济问题,如怎样减少垃圾。从上述主题轴中的经济教育课程目标可以看出:(1)美国对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尤为重视。其目标的详细性和深刻性远超过我国小学阶段,甚至超过我国初中的经济教育课程;(2)目标的逻辑性。目标根据人的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用螺旋上升的方式来构建。(3)目标内容的全面性。内容涵盖了经济学的基本要素,便于经济学知识的构筑。 2.韩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现状韩国中小学的经济教育是通过社会科课程实施的。1987年韩国进行了第五次教材改革,在课程中增加了大量的经济学内容,另外对各学段的经济教育目标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为:教育诱导学生从小关心经济生活,养成良好的经济生活习惯和正确的生活态度,对周围的经济生活产生兴趣,并能用简单的用语来叙述发生在身边的经济现象;培养学生合理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和素质。低年级(1~4年级)重点放在养成正确的经济生活习惯和形成良好生活态度上;高年级重点放在能够正确理解与经济有关的基本概念,在较高的层次上关心经济生活,培养对经济生活的浓厚兴趣和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与素质。与美国相比,韩国没有独立的经济教育课程,而是通过社会科课程进行实施的。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教育目标会存在差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如美、韩两国都旨在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掌握基本的经济概念。可见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实施经济教育的重要性,它可以使我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经济习惯。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一直把“德育”作为社会科课程的主要目标,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美韩等国的经验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小学经济教育课程目标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教育在小学阶段涉及到的内容很少,相比发达国家,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教学中还存在很大差距。在小学尚未设置独立经济教育课程,只有少量与经济相关的内容存于社会科课程中,如品德与社会课程个别单元涉及了经济内容。随着“国家三级课程体系”改革序幕的拉开,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经济教育的校本课程,如浙江省兰溪市实验小学开设的《理财与生活》和宜昌市大公桥小学开设的《经营与消费》等。关于小学经济教育目标在《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有所涉及,以下添加着重号部分为经济教育目标:《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的经济教育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1.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养成自尊自主、乐观向上、热爱科学、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态度。 2.在生活中养成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友爱宽容、公平公正、热爱集体、团结合作、有责任心的品质。 (二)能力1.学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认识、分析社会事物和现象,尝试合理地、有创意地探究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学习对生活中遇到的道德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三)知识 1.初步了解儿童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初步理解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了解一些社会组织机构和社会规则,初步懂得规则、法律对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2.初步了解生产、消费活动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知道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影响。 3.了解一些基本的地理知识,理解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简单了解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相比较美、韩等国,我国对于经济教育目标研究的敏感度不够,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理论研究不足通过搜索数据库可以发现,关于经济教育的论文还比较少,专门写经济教育目标的论文更是很少,大多零散地出现在对经济教育情况整体描述的文章中。另外,对于国外的经济教育研究多于国内,如对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经济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都有涉及,而对我国经济教育研究的文章很难找到。且研究的深度不够,大多是对我国经济教育进行宏观的文本研究,缺乏深入课堂、深入实际教学中进行的调查。只有把文本研究和实际调查相结合,才能深刻把握经济教育的实质。 2.比较研究不够细致以中、美两国为例,研究者趋向于把两国的经济教育总体情况作一个比较,缺乏从微观视角入手,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作详细比较。就中美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而言,可以从“二者有什么共同点?二者有什么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等方面作细致比较。总之比较得越细致,越能深刻把握其实质,越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3.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过于笼统,缺乏阶段性和递进性如美国在经济教育总目标下,对幼儿园到4年级、5年级~8年级、9年级~12年级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学习基准。对每个阶段具体应该掌握什么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而且每个阶段的目标呈螺旋式上升。以我国的《品德与社会》而言,经济学相关目标分散于课程的三维分目标内,缺乏不同年级或年段的目标,更谈不上目标的阶段性和递进性。因此,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亟待优化。 4.经济教育目标侧重在经济生活中道德品质的培养,缺乏经济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我们一直所推崇的,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再也不是一个谈金钱、谈利益可耻的年代。在我国社会科课程目标中,经济教育目标和道德教育目标混杂在一起,更多的是教育学生如何看待财富的问题,缺乏从经济视角看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如课程目标中的“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等原则,体现的就是学生在经济生活中所应该具备的道德品格。我国小学的经济教育可以说是以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为指向的。这一事实与我国社会科课程突出道德教育相关。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该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学生良好品德形成为核心、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因而,经济学相关目标也指向了经济道德品质的培养,经济教育被作为品德教育的一部分。与我国相比,美国经济教育以公民素质的培养为宗旨,即以培养理性公民为目的。经济教育目标包括了丰富的认知方面要求,以及选择能力和决策能力等技能方面的要求。 三、我国小学经济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1.加强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的基础理论研究我国经济教育目标的研究相比较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我国经济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对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其中包括目标、经济教育、经济教育目标等一组概念。这些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经济教育目标的起点。(2)对研究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对于经济教育目标的研究应该把文本研究和实际研究相结合,深入课堂,对教师、学生、家长等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这样得出的结论对我国经济教育目标的制定和实际教学才更有借鉴价值。(3)引进国外先进经济教育理论。美国一直走在经济教育前沿,如对“朴素理论”和皮亚杰的“经济认知理论”的引进,为我国经济教育目标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2.优化我国小学阶段经济教育目标我国目前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包含在社会科课程标准之中,但对于经济教育目标涉及的很少,且不够完整和深刻。因此,我国经济教育目标急需优化。我们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思路:首先我们可以从目标的来源(学习者的需要、社会需要、学科需要)以及三种基本取向(行为目标、展开性目标、表现性目标)来厘清小学经济教育目标的确立依据。然后根据目标确立的原则———基础性与发展性、连续性与一致性、全面性与差异性、科学性与人文性,对小学经济教育目标进行优化。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以及霍恩斯坦的目标分类理论,为我们目标的优化提供了思路。因此,我们可以把目标分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小学阶段的经济教育目标进行具体的优化。根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实施的现状,设置独立的经济教育课程标准还不可能,但是可以把这样的优化思路用在社会科课程标准经济教育目标的制定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研制自己的校本课程,制订适合于本地区的经济教育目标。 3.处理好经济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教育的发展,首先,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檀传宝针对学校德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提出了“一方面学校教育告别羞于言利的陈腐思维,直面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提供充分、全面的经济(学)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学校教育同时注意开展‘富的教育’、自觉承担德育的超越使命等。两个方面相互诠释、缺一不可”。这里“富的教育”的思想源自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它指既要教会学生去创造财富,又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财富,实质上是要让学生更好地学会驾驭财富,形成正确的财富观。我国目前的经济教育倾向于后者,注重学生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品质,对经济学的知识和技能关注较少。在现实教育生活中,对我们个体还是社会而言,我们需要的是道德规则和经济规则的相统一。所以我国经济教育的未来发展,二者必须兼有之。 4.出台基础教育阶段的经济教育保障政策国外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得益于其对教育的关注,尤其是对经济教育的关注。相比之下,我国的经济教育还比较落后。因此,急需出台有关经济教育的政策。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1)从国家层面,应该出台有关基础教育阶段经济教育的文件,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促进基础教育阶段经济教育的发展;(2)在社会层面,允许更多的经济教育的社会团体出现,借助社会力量提高我国学生的经济素养和创业精神;(3)在教育层面,建立经济教育专业教师培养制度,培养科班出身的经济教育教师。因为教师是学生的直接“对话者”,教师本身也是课程,所以从教师出发,丰富教师的经济学知识,会对学校经济教育的提高起到直接的作用。 作者:房飞飞任京民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教育经济论文:剖析教育经济效益的因素和特点论文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社会经济活动创新知识教育经济学经济时代经济因素经济价值现实性 论文摘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以传播、保存、创新知识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能否由潜在性转变为现实性,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内涵与类型 1.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内涵。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是一围或一地区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投资所引起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高等教育投资的比较,即高等教育间接产出与高等教育投入的关系。衡量高等教育经济效益,首先需要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计算出间接产出,然后以此与高等教育成本相比较,来确定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 2.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类型。从国际上看,由于每个学者采用的划分方法不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有如下类型: (1)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个人效益是指由受高等教育的个人所获得的经济收入;社会效益则还包括本人不能单独占有的,为社会其他成员共享的收益。一般认为,属于个人范围的收益,是从个人终身收入流量中扣除与高等教育收益相联系的税的支付,除此之外的高等教育收益则属社会效益。由于社会效益内容广泛,相比较而言,个人效益较之容易度量。 (2)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指高等教育投资所获得的效益来自高等教育过程因素本身或归受教育者本人所享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高等教育生产因素所直接生产的利益,即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消费利益及获得的知识、技术;二是受高等教育者就业后所获得的薪金。间接效益主要指高等教育对于社会整体的贡献及经济效益增长两方面的利益。对直接效益的统计分析为计量间接效益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究间接效益需要度量高等教育投资所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量以及外溢性带来的社会效益。 目前,学者根据各自的理论建立了多种不同的计量方法,如舒尔茨把教育资本的增加看作做是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丹尼森把教育水平的提高看作是促进劳动力质量提高,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这都显示出由于计量理论方法不同而造成计量结果的差异。 (3)金钱效益与非金钱效益。不难理解,高等教育投资所获得的个人、社会效益中直接以金钱形式取得的,称为金钱效益,反之为非金钱效益。直接利用金钱收益的量化指标可以减少度量工作的困难但非金钱效益的客观存在,会给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度量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二、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特征 经济效益,又称经济效果,是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消耗与成果、费用与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其实质是对各项合乎预期目的的经济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最显露、最直接的效益,可以用明晰的财务指标来分析与计算,便于评价与考核。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具有间接性、多重性与社会性,成本与效益在时间上具有迟滞性,在人群上具有不完全对称性。高等教育的产出是多元的、复杂的,有着不同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特点。 1.长期性和间接性是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外在表征。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是定期投入、定期发挥作用、定期收回,可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新增量的大小来判断投资经济效益的高低。而教育则是定期投入,劳动者获得的知识与技能将在其整个劳动期间长期地发挥作用,因此,不可以把其经济效益简单、直接地用国民收入某一时间段内的增长量表示出来。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是其特点,一个优秀高中毕业生一般要经过至少四年培养才能本科毕业(如果加上研究生教育还需三至五年),毕业后仍然须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四五年,才能成为高级专门人才。这种人才培养时间上的长周期,决定了高等教育经济效益长期性的特点。同时,高等教育经济效益还表现在为社会进行多方面服务,具有间接性的特点。 2.高等教育的经济效果优于单纯的物质生产的经济效果。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认为: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其作用远远超过了被看做具有实用价值的建筑物、设备、库存物资等物质资本。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说:“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消费活动,它为受教育的人提供满足,但它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将来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此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人。所以,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将其结果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由于教育成为其接受者的一部分,我把它称作人力资本。”他进一步认为:“美国国民收人增长中未经解释的某一部分甚或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这种资本的形成。”舒尔茨1961年在研究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时指出,美国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的33%是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的。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生产力是提高了的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更加有助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在费用相同的情况下,用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比单纯增加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的数量,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旦有了提高,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社会财富。二战以后,美、英等国都在逐年加大对高等院校的经费投入,使其成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补充科研队伍的重要基地,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实现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是科技大军的重要力量,他们承担着国家许多重大的科研任务,其理论创新、研究成果等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的任务,恰恰在于通过传授、继承和发展人类的生产技能和经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科学技术这一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接受教育,掌握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又通过受教育者现实的生产活动得以转化。而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级科技及管理人才的专业性教育,在社会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是通过培养和输送具有高级文化科技水平的劳动力大军来实现的,即通过培养“人才”来实现的。这些高级专门人才在受教育期间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有别于物质资料,具有延时性的特点。 三、影响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因素 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因素很多,本文仅就影响较大的几个因素来进行分析比较。 1.对高校的教育投入。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看,对高校的教育投入是对高等教育经济效益影响最大的因素。包括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地方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投入,以及企业或个人对高校的捐赠投入等等。加大教育投入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物质保证。1980年6月,国家发出了《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和奖励制度实行办法》的通知,批准高等学校建立基金制度。这一制度的施行能够使高等学校大力兴办校办产业、开展科技开发以及后勤服务;使高等学校对内、对外投资渠道更加丰富和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2.高校的学生培养成本。高校的学生培养成本是研究高等教育经济效益的核心问题。有人要说,教育投入不就是学生培养成本吗?准确地说,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例如:现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的设备购置费和修缮费,尤其是大型购置和维修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因为一次性投资可以多次参与教学业务活动,而且在若千年内被重复使用,并保持其原有的实物形态和使用价值不变。显然,把它一次性摊人当年的学生培养成本,就会造成教育成本的不均衡、不科学、不合理。应当提取折旧,逐年分摊成本。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学生培养成本不能单纯的以支出大或支出小来评定其优劣。由于高等教育所提供产品的具有特殊性,所以高校学生的培养成本应以高校培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合格人才的合理耗费来计算。这样进行的学生培养成本测算才是科学合理的。 3.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社会上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符合市场需要的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而现有的某些专业社会不需要,社会需要的专业,高校反而没有设置。这对矛盾近年来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 4.高等学校的管理模式。目前,由于我国大部分高校进行了合并,没有进行合并的高校管理模式比较单一。所以,我国高校的管理模式一般分为集权模式、分权模式、混合模式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对应着不一样的财务管理模式。所以,不管何种管理模式,由于学校合并的出发点是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就要求学校的领导层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5.高等学校的财务管理。在目前的形势下,高校的财务管理决不单单是一个记账、报账的会计工作,也不仅仅是财务一个部门的工作。尤其是合并后变成超大规模的高校,其经济活动总量持续增长的趋势不断增强,经济活动内容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广泛。校内的经济责任制、内部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实施和落实不彻底。对外投资、贷款风险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等等。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高校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益。 教育经济论文:教育经济利益质量管理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俄罗斯高校扩招问题、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等,具体资料请见: 转型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产业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教育产业市场化后,经济利益与教育质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同时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俄罗斯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令人深思。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教育质量 作者简介:徐明(1964-)男,黑龙江人,俄联邦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博士后研究员,现工作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与经济管理学院。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与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与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与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与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与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与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如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如果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主权,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入联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预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与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与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认识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认识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研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研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势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考。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与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与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四)教育走向国际市场 在“冷战”的最初几年,美国总统的分析家在思考如何扩大美国的世界影响时,得出的结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外国大学生教育。因为,对外国人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2000—2001年在美国高校就学的外国学生为547.867万人。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2001年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统计资料,外国学生仅学费支出一项就为美国带来约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用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支出是95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外国大学生的财政支持是45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学年内仅外国学生就为联邦各洲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收入。澳大利亚作为教育水平弱于俄罗斯的国家每年在外国学生身上也能收入约20亿美元。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俄罗斯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收益指数,每年大学招收的外国大学生约8万人,国家的经济收入年均只有1.5亿美元左右。为此,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前景广阔的教育体系。问题在于,学生的学习是靠国家预算,还是商业基础。他号召高校校长讨论招收外国大学生问题,并着重强调独联体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及其专家的培养问题。首先瞄准独联体国家的教育市场被普京总统列为是绝对首要的任务。 俄罗斯首先加强了对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开发,确立了国际联合办学的新思路。(同样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反思的是,我国与俄罗斯有着优越的地域优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俄罗斯瞩目,教育水平与质量正逐步被世界认可,俄罗斯学生在其国内学习汉语的势头看长,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教育收费和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把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教育市场开发问题重视起来。) (五)加快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 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为了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和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开始实施学分制。在国际教育实践中,学分制在美国大学广泛推开。从1988年起,欧盟成员国为加速欧洲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成员国内的145所大学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保证了大学生稳定地接受高等教育,它已成为欧洲教育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已有一千多所欧洲大学推行了学分制,并以此作为大学之间交流与合作招生的依据。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正在建立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已经多次专门组织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体系实施问题研讨会,交流学分制经验。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大大地推动了俄罗斯与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为本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 目前,在俄罗斯,教育质量问题已经为俄罗斯敲响了警钟。在全俄罗斯,约有10%的大学达不到教育质量标准,俄联邦教育和科学监督局计划关闭一批国立和私立大学的分校,将有近百所分校被关闭。同时,自2004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禁止高校开办分校,并对现有的各高校分校展开教育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专业、分校在关闭后,学生将被安排到其它大学继续学业。俄罗斯教育界长期以来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认为如果以纯市场化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会有害无益,这将使教育与受教育变成一种纯买卖关系,而不是社会公益事业,也将脱离民族特有文化发展的基础。教育质量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许多国家的商业化教育都是精英式的、高质量的、有限制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也有力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意图,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计划到市场,转轨后的俄罗斯教育产业历经十余年的论战、实践,逐步走上市场化。我们国家的教育产业市场起步晚,考虑到教育体制及国情的因素,虽可以走市场之路,但并不适合完全的市场化。不过,在整个教育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教育产业交错融合,在很多方面,中、俄两国教育界所面临的问题、困难极其相似。无论是普及式的初等义务教育还是精英式的亦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都被教育经费的“瓶颈”制约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教育受到的困扰来自的层面繁杂,远超俄罗斯,更需要教育立法与监督体系的保障;但俄罗斯的教育立法与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机制却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转型后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俄罗斯教育产业的市场化就孕育和发展在这个充满矛盾的集合体中,俄罗斯高等教育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教育经济论文: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研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2.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教育经济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 【内容提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存在的理论依据,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作了概括。本文认为,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1](P119)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价值观,更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与精神支柱。如海尔集团的“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价值观;日本日立公司的“和、诚及开拓精神”的企业精神;美国杜邦公司“通过化学为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东西”的企业宗旨等,都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不仅对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企业道德和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等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企业中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状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不仅使人们有了明确的精神追求,还会营造一种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把个人生存劳动的目的同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自觉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物质基础和道德基础。在经济分析中,动力来自个人物质利益的假设是有局限性的。人是“社会的人”,除了有经济需求之外,还有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人的积极性,除了物质利益这一基本动因之外,还明显受精神因素的制约。在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物质利益对个人主动性、积极性的激发会有所减退,而精神激励和道德激励的作用将有所上升。思想政治教育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原则,充分尊重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工作方法,企业、社会公共目标的激励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体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管理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导向系统,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为”提供了价值信念上的共识,进而减少人们合作行为的“摩擦费用”,提高管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功能,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也必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教育经济论文:徽商创新教育经济 徽商,是以我国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其从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商业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一度居十大商帮之首。徽商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绝非偶然,其在经商处世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创新精神是根本原因之一。 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商创新精神的孕育之源。首先,徽文化在商业认识上的突破为徽商创新精神的孕育提供了社会条件。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由于朱熹、王阳明、王艮、王畿、李贽等对商业、商人地位有重新认识的思想家的影响,由于商品经济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商人势力的增强,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在徽州发生了动摇,逐步形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新四民观”。其次,徽文化熏陶下的高文化素质成为徽商创新精神形成的人本基础。徽州乃“程朱阙里”、“理学之邦”、“东南邹鲁”。徽商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从贾之前就知晓诗书,粗通翰墨,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从贾之后,他们仍然好学不倦。许多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书画家、金石篆刻家、出版刻书家、戏曲家、经济学家、收藏家、科技巨匠等。 鲜明的进取意识:徽商创新精神的主体之魂。主要表现为:一是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徽商背井离乡、出外经商不仅仅是被动的谋生之举。徽州人的骨子里,早已把经商视作经儒一样的宏图,“走出徽州”实质上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和阶梯。二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徽商的行商之路艰险异常,仅走出徽州就可谓陆路有山障,水路有滩险,在跋山涉水中还要忍耐无尽的感情煎熬,而徽商没有回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不再回来,对于经商失败的,宁愿客死他乡。三是不畏挫折,百折不挠。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光绪《祁门倪氏文族谱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四是不甘平庸,勇于超越。徽商之所以能够执明清中国商界300余年之牛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墨守成规、“小富即安”,而是志存高远,江春、胡天柱、汪定贵、胡雪岩、程量越等著名徽商的成功之路无不诠释着这一点。 丰富的商业实践:徽商创新精神的活力之本。徽商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塑造了极具特色贾儒结合、义利相兼的理念,体现了徽商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和整体风貌。他们强调“利在义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戒诈”、“戒欺”、团结互济等品德。他们不断创新商业技能。具体包括贾儒相济,运筹帷幄;以德治商,以信接物;忍辱负重,勇于开拓;趋时观变,抓住机遇;借助政治,垄断经营;无货不居,灵活多样,等等。仅就趋时观变、抓住机遇而言,大多数徽商都能够做到“相度土宜,趋物候”,即树立信息观念,根据市场行情制定灵活的商业经营策略。他们不断拓展经营范围。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16世纪),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商业发生了转型,即从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为主,转向贩卖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百姓。(叶显恩《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从经营内容可以看出,徽商积极顺应了这一转型,引领了商业的时代潮流。他们努力推进组织和管理制度创新。在组织体系方面,徽商构建起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寄籍地和侨居地互动的庞大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既有融资、组织货源、推销商品、公关、增强竞争力等经济功能,又有引进、吸收外地文化的效用。在具体管理制度方面,徽商在以往商业营运形式的基础上,推出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掌柜制(最早职业经理人)等制度。 自觉的传承衍播:徽商创新精神的进化之径。从横向看,徽商最大限度把创新精神和技能推向经商寄寓地。徽商在其兴盛的几百年间,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尤其是在江南各地,徽商更是遍及城乡。徽商所到之处,其开拓创新精神和商业技巧总是影响深远,徽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优秀品质深受赞扬。从纵向看,徽商尤其重视教育,使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徽商的发展离不开徽文化,同时徽商又是酿造徽文化的“酵母”。徽商发迹后,出巨资兴修书院,教育子女经儒治商,使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技能遗泽后辈,发扬光大。许多徽商还著书立说,主篆或参与编著了大量商书,内容涉及水路交通,商业经营管理技能、商品市场规律、商业道德、商业行为规范以及天文地理气象、安全养生防骗等知识。 徽商创新精神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有:其一,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如果说,徽商代表了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那么首先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影响。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创新必须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和前提,通过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营造以创新发展为荣的导向,形成鼓励尊重创新、宽 容创新失败的氛围,使创新创业成为全体民众的共识和践行目标。 其二,创新必须以务实权变为根本。“徽骆驼”和“绩溪牛”作为徽商的形象概括,体现的是坚韧不拔、勤恳务实和趋势求变、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的统一。我们继承徽商创新精神,绝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要把徽商的吃苦耐劳、实事求是和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统一起来,坚持务实权变,推进创新发展。 其三,创新必须以开放融合为动力。徽商历史证明,走出徽州是成就徽商的关键,而每一次地域的开拓都带来了徽商新的繁荣昌盛,这也有力地说明,徽文化只是孕育徽商创新精神的土壤,创新精神最终是在徽商搏击天下中形成的。这昭示今人,创新发展必须以开放融合为动力,只有紧扣时代,放眼世界,坚持开放发展,融汇一切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技术,才能不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引领时代风尚,实现持续创新发展。 其四,创新必须以提升人的素质为关键。创新之本是人,徽州建筑有一个特殊构造——“商”之门,最上一点是个元宝,代表效益,下面两个门框由人进出,代表商字中间的“人”、“口”二字,体现了“人本”思想。这警示我们,创新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解放与扬弃,是自我素质的不断提升。今天,我们要创新发展,仍然要抓住提升人的素质这一关键,使人的素质成为撬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坚实“支点”。 教育经济论文:干部素质教育经济 [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干部素质干部队伍 一、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呈现出高科技、高智力、高风险、高效益的特点,它给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1.知识经济的前沿性特点要求干部有较高的创新素质。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各专业、各领域、各学科的新知识相比过去都是十分先进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尤其是以互联网、微软技术为龙头的信息产业,其发展之快、作用之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之深入,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知识经济的这种前沿性特点,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在尽可能熟悉本专业世界领先水平的前提下,不断钻研新技术,接受新知识,结合本国本地实际,创造出更新的成果来。 2.知识经济的速变性特点要求干部有灵敏的能力素质。在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技术更新的速度正以3—5年的周期率迅速发展着。在这个时代,天然的资源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关键,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标准是:素质、教育、机制的管理。这充分说明知识经济的这种速变性特征向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不仅能熟悉和掌握现有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有灵敏的应变能力,不断快速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3.知识经济的综合性特点要求干部有广泛的知识素质。知识经济的发展在当今时代,尤其是我国,虽说还只是初见端倪,但也完全可以看以,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某个部门、某个领域,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广泛地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就其知识方面看,呈现出三个发展趋势:一是知识商品化,这包括文化商品化、知识物业化、文化知识经济化等等;二是文化知识旅游,它是集知识、商贸、旅游三位一体的经济,是典型的知识经济的理念化;三是知识产业化,它是知识经济的直接成果,也是知识经济的最终目的和最佳模式。随着知识产业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质量将越来越高,品位将越来越高,档次将越来越高,综合性的层次也将越来越高。因此,这就要求今天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具有本专业本领域的丰富知识,而且要能真正适应时展的要求,则必须有较为广泛的、综合性的文化科学知识。 二、加强干部素质教育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关键之举 从干部教育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目前干部队伍素质和干部教育的现状来看,有计划、有步骤、主动地把干部教育的重点从基础教育、学历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是干部队伍适应时展要求的当务之急,而且也是我们能否主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关键之举。 1.干部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知识和能力素质的教育。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由于所处地位和肩负责任的特殊性,其素质的主要支撑点是政治素质。这是他们与其他类别人员素质最大的区别点。因为,领导者政治素质的好坏、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他决策的正确性和对人民群众的致益性,影响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大政方针与发展方向,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我们的干部教育,必须用大的力气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对政治素质的要求,又不能沿袭以往基础教育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模式,而应侧重于站在时代的高度、全局的高度,较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动地掌握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最新状态,准确地预测其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政治嗅觉和敏感力,自觉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重大决策与政治风云变幻联系起来,以增强决策的正确性,减少失误率,促进本地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顾名思义,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毫无疑问,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单一地靠拼体力、拼消耗来发展经济,而必须靠科学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软件产业”来发展经济。要实现这一点,作为领导干部首先就必须增加自己的知识存量,不仅要学习和掌握一般的、基本的科技常识,而且必须尽可能多地接受最新科技知识,用国际国内的前沿科技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知识存量中的科技含量与水平。因此,干部素质教育就必须想方设法为干部提高知识素质作贡献。干部教育部门不仅要为干部准备这方面的教材、教员,而且必须为干部获得最新知识提供必要的先进手段和设施。 干部素质教育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干部的能力素质。因此,干部教育要围绕知识经济对干部在能力方面的新要求,采取多种手段以提高干部运用知识于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一方面可以运用互联网和其它高科技手段,进行案例教学。通过收集多种相似地方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来进行对照、比较,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用他山之石来攻本地之玉;另一方面,则可以把本地的多种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经济状态、主观愿望等制作成电子信息,通过互联网来征求各地专家、学者、能人、巧匠们的意见,或者进行广泛的交流、讨论,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普求良策。 2.实施干部素质教育的关键是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干部是我们事业的中坚,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这部分人的素质不提高,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提出的高要求,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建成。因此,一定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下大功夫抓好干部的素质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把它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千秋基业,从方针政策,到具体布置检查落实,扎扎实实地抓下去。 3.实施干部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建立配套的机制。 由于干部的选拔、使用、教育、考核等等各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这不仅仅只牵涉干部教育部门一家,而是一项涉及到组织人事、干部教育、监督、舆论等多部门的综合性工作。因此,从考察、选拔到使用、教育等多个环节,建立起一整套干部素质教育的配套机制,是能否使干部素质教育真见成效的重点。因此,只有通过党委部门建立综合的干部素质教育配套机制,使之落实到各个环节,干部素质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开展起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也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教育经济论文:道德教育经济功能 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研究宏观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对道德教育所包含的经济意义认识不深,尤其在前一阶段,有一种理论似乎认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道德的沦丧是不可避免的事,也就是说,经济起飞阶段,不得不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这种思潮,对我国道德教育尤其学校教育工作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重新探讨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研究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必须从研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本身的辩证关系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的发展为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作为精神生产的道德的发展,一种新的、进步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形成,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总要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而物质生产的落后和贫困,文化生活的空虚和贫乏是造成道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承认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不是唯物主义者。另外,唯物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力,一定要通过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其中首先要通过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制度来作用于道德的发展;其次,还要通过道德教育和各种文化设施等等,才能促进道德的发展,这种“折光”关系是唯物主义者所必须承认的,否则也将陷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窠臼。 道德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又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它在物质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折光”,正是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只有从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分析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 物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唯物主义者是把它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便是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作了详尽的分析。 指出人们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新要素。因为分工协作“激发个人的自尊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生产的。”他还给这样特殊的生产力一个专门名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还说“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它对现实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就必须看它所属的那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道德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是我们理解道德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应该注意和把握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建立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它除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又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是由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就其本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度服务的”。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我们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理解,也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质的规定性为前提的。 道德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工作去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而发生作用的。道德,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教育,尽管道德教育的方法、途径各异,但其对象都是特定社会个体的人这一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把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这一过程就是德育过程。而社会个体的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又是以其智力、体力、思想品德三种基本要素同时发生效能为其前提的。在时序上没有先后之分。社会个体究竟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单靠智力、体力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头脑中的思想品德。假定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时,其智力、体力是一个既定量,那么思想品德就可以比拟为这个既定量的调节器。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既定量,也可以使其向负方向发展转化。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智力、体力的这种正负方向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地表现出道德教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着眼于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作用,那么,我们道德教育应使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观念,及时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从而使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调节作用向积极方向发展。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应该放松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更不应该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进步。从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体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由党的领导来体现的。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在实践上回答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可喜的探索。据调查,由于道德教育不得力,社会个体思想品德差所造成的劳动态度差、劳动纪律松散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 上海市企业每年因此损失劳动生产率23--25%,损失国民收入195亿元,损失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在管理行列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可以想象,前几年由于忽视道德教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将是十分巨大的数字,它相当于全国几十个大型企业全年收入之和,这一反证真实他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经济价值。 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经济功能,要求我们认真改进道德教育工作,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组织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克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在教育内容上应当注意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不能只从抽象的内容上来局限道德教育,而应注重现实的历史的道德发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既应进入到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又要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层面。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要紧密地和个体社会化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在功能和目标上协调家庭和学校的预期社会化,而且也要与人的继续社会化(职业适应、终生学习等)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道德社会化,还要指导好政治社会化、两性角色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学校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环节都要组织在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下,使校园文化、风习传统、心理气氛、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潜在课程”,都充分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闭门“修养”是培养不出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也不可能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应当认真组织社会实践和道德践履,倡导各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调查和陶冶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阐明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提高对道德教育社会功能的整体认识,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热情。同时,我们在理解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时,首先要克服这样一种倾向,即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等同于经济活动或经济效益。我们认为两者的“简单取代”不是对道德教育经济意义的科学认识。 其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树立道德教育具有经济意义的思想时,应避免产生“两张皮”现象,而应把道德教育纳入到社会实践中来,使其具有真正的活力,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教育经济论文: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利益 转型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过10余年的发展,产业市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俄罗斯教育产业市场化后,经济利益和教育质量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同时教育质量新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俄罗斯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及其发展趋向令人深思。 关键词:俄罗斯高等教育;教育经费;教育质量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存在的新问题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和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和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和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和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新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和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新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假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新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新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新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假如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主权,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入联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新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猜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和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向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预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熟悉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熟悉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探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探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向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索。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和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和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四)教育走向国际市场 在“冷战”的最初几年,美国总统的分析家在思索如何扩大美国的世界影响时,得出的结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外国大学生教育。因为,对外国人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2000—2001年在美国高校就学的外国学生为547.867万人。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2001年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统计资料,外国学生仅学费支出一项就为美国带来约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用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支出是95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外国大学生的财政支持是45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学年内仅外国学生就为联邦各洲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收入。澳大利亚作为教育水平弱于俄罗斯的国家每年在外国学生身上也能收入约20亿美元。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俄罗斯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收益指数,每年大学招收的外国大学生约8万人,国家的经济收入年均只有1.5亿美元左右。为此,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前景广阔的教育体系。新问题在于,学生的学习是靠国家预算,还是商业基础。他号召高校校长讨论招收外国大学生新问题,并着重强调独联体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及其专家的培养新问题。首先瞄准独联体国家的教育市场被普京总统列为是绝对首要的任务。 俄罗斯首先加强了对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开发,确立了国际联合办学的新思路。(同样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反思的是,我国和俄罗斯有着优越的地域优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俄罗斯瞩目,教育水平和质量正逐步被世界认可,俄罗斯学生在其国内学习汉语的势头看长,非凡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教育收费和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把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教育市场开发新问题重视起来。) (五)加快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 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为了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和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开始实施学分制。在国际教育实践中,学分制在美国大学广泛推开。从1988年起,欧盟成员国为加速欧洲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成员国内的145所大学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保证了大学生稳定地接受高等教育,它已成为欧洲教育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已有一千多所欧洲大学推行了学分制,并以此作为大学之间交流和合作招生的依据。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正在建立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已经多次专门组织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体系实施新问题研讨会,交流学分制经验。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大地推动了俄罗斯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为本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启示 目前,在俄罗斯,教育质量新问题已经为俄罗斯敲响了警钟。在全俄罗斯,约有10%的大学达不到教育质量标准,俄联邦教育和科学监督局计划关闭一批国立和私立大学的分校,将有近百所分校被关闭。同时,自2004年9月起,俄罗斯开始禁止高校开办分校,并对现有的各高校分校展开教育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专业、分校在关闭后,学生将被布置到其它大学继续学业。俄罗斯教育界长期以来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认为假如以纯市场化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会有害无益,这将使教育和受教育变成一种纯买卖关系,而不是社会公益事业,也将脱离民族特有文化发展的基础。教育质量新问题为转型后走上市场的俄罗斯教育行业敲响了警钟。许多国家的商业化教育都是精英式的、高质量的、有限制的。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也有力争向这一方向发展的意图,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问题。从计划到市场,转轨后的俄罗斯教育产业历经十余年的论战、实践,逐步走上市场化。我们国家的教育产业市场起步晚,考虑到教育体制及国情的因素,虽可以走市场之路,但并不适合完全的市场化。不过,在整个教育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教育产业交错融合,在很多方面,中、俄两国教育界所面临的新问题、困难极其相似。无论是普及式的初等义务教育还是精英式的亦或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都被教育经费的“瓶颈”制约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教育受到的困扰来自的层面繁杂,远超俄罗斯,更需要教育立法和监督体系的保障;但俄罗斯的教育立法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机制却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转型后的俄罗斯是一个布满矛盾的集合体,俄罗斯教育产业的市场化就孕育和发展在这个布满矛盾的集合体中,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新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教育经济论文:教育经济增长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分析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各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经济增长作用 1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 1.1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高等教育。伴随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扶持,1990~1998年间,我国高等学校的规模稳步扩大,全国普通在校生总规模从206.27万人增加到340.8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8.2%。受知识经济的挑战、社会需求的呼声、拉动经济的压力等影响,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在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1999年以来实行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招,1999年招收本专科学生156万人,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逐步兴起,至2003年底,全国1552所普通高校在校生1108.56万人,校均规模达7143人,其中本科院校校均规模为11662人,高职(专科)学校为2893人。 1.2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大,政府、企业以及家庭都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提高,200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每年平均2%的速度增加,2004年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万,高校毛入学率超过19%,规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据最新统计,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为21%,已经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到2002年的15%,仅仅用了12年时间就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大众教育的基准线,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而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5%到15%的飞跃,美国用了30年(1911~1941年),日本用了23年(1947~1970年),韩国用了14年(1966~1980年),巴西用了26年(1970~1996年)。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阶段的时间比美国晚了60年,比日本晚30年,比韩国晚20年;目前,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80%,日本和韩国均已超过50%,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中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水平已达40%,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超过20%;而我国高等教育现仅处于大众教育起步阶段。 2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 2.1发展高等教育,促进GDP增长 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形成教育的固定资产。同时教育活动、科研活动也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目前全国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超过1000万,在读学生超过2亿。每年大量的科研成果还直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社会财富,因此教育可以直接作用于GDP的增长。除此之外,为教育服务的支持保障产业也会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扩大,带动大量的物质投入和产出,因此教育的发展还可以间接作用于GDP,促进其增长。由此看出,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反过来教育的发展能促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学的贡献,他应用经济增长余额分析法核算了美国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美国1929~1957年由于教育投资实现的经济效益(纯收益)为495亿美元,占美国同期经济增长余额710亿美元的70%,占美国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总额1520亿美元的33%。林廷春在研究高等教育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得出,1965~2000年间,高等教育存量增长1%会使台湾实际产出大约增长0.19%,尤其是工程、自然科学专业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最为显著的作用。我国学者丁兴富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教育经济效益为,1952~1978年因教育水平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总贡献是962亿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额的41%;而从1978~1997年因教育水平提高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的总贡献是7053亿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总增长额的47.8%。 2.2发展高等教育,拉动国内需求的扩大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需不足造成的,但是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却是相当的大方,经常为了子女的教育“一掷千金”,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教育市场是市场经济改革剩下的最后一个卖方市场。因此,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发展及人们的需求,而且可以增加教育及教育服务的就业岗位,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带动教育支持保障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教育金融业、餐饮业、出版业等,形成连锁反应,增加消费需求。据统计,2005年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人均储蓄已经超过1万元。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为了子女上学准备的储蓄占总储蓄额的44%,并认为教育消费是一个大的消费领域。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教育支出仅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1%,低于同期印度的4%,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8%~10%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相应年龄组的人口比重仅为4%,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仅占同龄人口(18~21岁)的3%左右,加上成人高校在校生也不过7%,而到了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率已经达到21%。由此看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存在足够的扩展空间。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在全体城镇居民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快速增加,目前中国城市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年均增速高达20%。1994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仅占城镇居民总支出的3.89%;2000年占到5.76%;到了2003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的6.42%;2004年虽然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到总支出的6.12%。和比重相比,目前的城镇居民教育支出更令人关注的是它的相对增长速度。相比1994年的130.33元,人均教育支出10年时间增长了283.5%,年平均增幅为14.4%。而同样在10年的时间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幅为11%,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平均增幅只有9.3%。教育支出的增幅要明显高于收入和支出的增幅。因此,教育供给扩大,教育消费的拓展空间将是巨大的。 2.3发展高等教育,增加个人收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仅认识到教育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提高等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也深刻体会到了教育对未来经济效益的直接影响。特别是高等教育,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个人回报率为14.8%,对社会回报率为9.5%,个人收益率超过社会收益率。20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明瑟收益率(Mincer)1974年提出的教育收益率计算模型,反映受教育者由于多接受一年教育而使收入增加的指数)1996年为8.23%,1997年为9.68%,到1998年达到11.35%,已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通常为10%的收益率,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成为一项给个人(家庭)带来较高收益的投资。 3发展高等教育的相关建议 教育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素质,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还带动了一些相关产业的高速增长。借鉴国外教育的发展历程,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并制定长期教育政策 我国在过去片面强调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事业性而忽视其产业性的一面,实行高度的计划性和一统化管理,经费来源单一,发展缓慢,没有充分开发市场调节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高等教育应当发挥其产业性的一面,而且有很大潜力。因此,应该把教育当作一种特殊的产业,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增加学校办学自主权,减少计划经济的成分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使教育的产业性方面得以充分展示,树立正确的教育产业观,将教育作为基础产业引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人力的竞争,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成为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关键因素,因此国家应制定长远的教育政策,发挥教育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3.2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教育主体多样化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教育经费的供求矛盾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我国的教育业的主体大部分是由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投资的所谓公办学校,这样造成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及办学效率不高等弊病。要满足高等教育扩展的需要,除了政府加大投入以外,还要开源节流,广泛引进社会团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个人或其他社会团体成为当今教育的主体,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主体的多样化可以为教育事业筹措大量的民间资金,减轻国家的经费负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坚持学术自由与办学自主性,促进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可以保证高等教育从少数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乃至普及化阶段的成功过渡;可以为经济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输送大量适用人才;较好地满足人们对教育多种服务功能的需求等等。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学校私立化的程度很高,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普通高等学校(不含培训机构)、私立学校所占的比例一直高于50%。1995~1996年,美国共有高等学校3706所,其中私立学校2041所,占总数的55.34%。近些年,我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据统计,2004年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机构)共有7.85万所,其中民办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含独立学院)228所,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87所,民办普通高中2953所,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633所,民办普通初中4219所,民办职业初中24所,民办普通小学6047所,民办幼儿园6.22万所。 3.3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终身教育的思想就已经提出,60年代开始流行,成为指导未来教育的时念。所谓终身教育,即主张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中的各个年龄阶段,而非仅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足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使得高中后年龄段的人群中正在接受教育的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较高的比例且持续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在美国,只要有学习能力需求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我国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仍然是一考定终生,于是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高考落榜将使很多人从此与高等教育绝缘。统计表明,在我国18~24岁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10.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要达到50%以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是趋势,虽然我国早在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GDP的贡献分别为1.47%、1.17%、0.68%,其中上海的贡献率最高,达2.75%,而青海最低,只有0.17%。要想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东部经济发展拉动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必须平衡发展地区高等教育。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路还有很长,我国应该发展多种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同时提高办学质量,而不是只强调学生数量的提高,将高等教育由培育尖子型向大众化转移,为社会输送适用的人才。 教育经济论文:高等教育经济市场化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是高等教育体制造成的,因此,用传统的行政手段、计划手段已无法解决。高等教育需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只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所需人才。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也不断地暴露和激化。高等教育的规模、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质量标准都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着教育思想僵化、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管理简单粗糙、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如何解决上述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成为高等教育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用传统的计划手段、行政命令的方式已无法解决。因而,只能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现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不但发展速度快,而且质量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断地用市场手段去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市场化不断地渗入高等教育各个环节和层面,使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成为市场主导型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最高,这为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强国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文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分析现存的矛盾、问题、体制与机制的弊端,阐述市场模式的优越性,对如何转变思想观念、高等教育如何变革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高等教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高等教育规模偏小 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从而达到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在建国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连续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对高等人才的需求相比、与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2000年,我国通过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进入高校学习的在校生总数为:本科生862万人,研究生29万人,合计890余万人。如果加上函授、自学考试等接受其他高等教育方式的学生,其总数已达1100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11.7%左右。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近几年增长是很快的,与1995年在校生547.7万人相比已经扩大了一倍。即便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还是偏小,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45%,其中北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80%以上。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相继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并向高等教育的终身教育发展。 (二)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高等教育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质量也不能令人满意。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计划体制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论、目的、内容、质量标准等,长期处于一种落后的、僵化的、不确定的状态中,背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严重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对此社会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学生本身更不满意。广东省有关部门最近就高等教育质量,对高校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对高校教学质量满意的仅为2.7%,而不满意的竟达77%。《中国教育报》登载的对12398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79%的人认为学不到有用的东西,77%的人认为所学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80%的人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满意[1]。高等教育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不合理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层次既包含学历的层次: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也包括各个专业和学科之间的配比。从学历层次上讲,我国高级人才严重短缺,博士后、博士研究生人才缺口比较大。再者,我国的高级技术工人也严重缺乏。在深圳,有些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与硕士、甚至与博士的薪酬相同。 从学科与专业的设置来看,也没有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很多高校坚持自己成熟的学科、专业,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变化与需求,不关心毕业生的发展。比如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迅速,接纳社会就业的70%以上,创造的产值占GDP的近50%,可是到现在第三产业中的多种业态,并没有在高等教育中设置相关专业,严重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品质和质量的提升。 2.教育模式僵化,教育内容陈旧 高等教育模式僵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培养人才模式的僵化。我国高等教育从创立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可培养人才的模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是思想、真理、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接受者。教师把他认为学生应该接受的东西强加在学生头上,学生没有选择的可能。这种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严重地是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性的发挥。难以培养出独立性、创新性的人才。 在这种僵化的培养人才的模式之下,教育内容和知识的陈旧落后也就是必然的了。 3.学生实践能力差、创新能力差 高等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多种素质和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为:自由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平等、民主、法律等现代意识;没有创新精神社会就不能发展。而我国高等教育中最缺乏的就是这两点。造成我国大学生现代素质低、实践能力差、创新能力差。 社会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只有创新。创新能力就成了竞争力最核心的部分,国家如此,企业、个人也是如此。 (三)高等教育效率不高、效益低下 现在谈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往往归罪于政府投资过少。1993年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应占当年GDP的4%。而实际上教育经费占当年GDP的比率为:1993年2.54%,1996年2.46%,1997年2.50%,1998年2.55%。1999年上升到2.79%,而同期以色列7%,挪威6.8%,美国5.8%,发展中国家巴西5%,马来西亚4.9%,韩国、泰国3.6%。从比较中可看出,我国政府教育拨款占GDP的比率是偏低的,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生均年成本大多在2万元以上,有的已超过3万元。这样的培养成本不论是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对人们的收入状况来说都是极其昂贵的。这种昂贵的高等教育,国家和消费者都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极其昂贵的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等教育不讲效率、不讲效益造成的。如果与同是高等教育的民办大学相比,这一点就会看得更为清楚。民办大学的学费,低者每年3000元左右,一般5000元,高者8000元。这些学费之中,不仅包括学生的培养成本,还包括办学者的利润,扩大办学的投资等。国有高校与民办高校相比,办学成本有的竟相差10倍之多,很显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教育经费是被白白浪费掉了。 高等教育效率不高、效益低下既存在于宏观管理之中,也存在于微观管理之中。 1.宏观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国家集兴办者、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学校的兴建、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学科、专业、教学内容、招生、分配等都在国家严密而具体的计划之中。计划手段造成以下后果: 第一,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短缺,一方面是重复建设、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严重。第二,我国高等学校从建国以来,分分合合、搬迁重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给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流失。第三,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使用的随意性。 2.微观管理 微观管理主要是指大学内部的管理。我国现在的大学还是以完成上级的计划、指令、任务为工作方向和目标。完成了上级的计划就完成了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拨款和其他资源,没有经营之责,也就不用过多地考虑办学的效率和效益。 在高等教育这种效率不高、效益低下的情况下,教育经费的增加对高等教育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会不会给得越多,浪费也就越多?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是政府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大学运作机制造成的。 (一)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 1.集中控制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它对整个教育行业形成了绝对的垄断。第一,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资金、土地、实物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政策等无形资源。第二,垄断了高等教育的消费资源,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消费市场。高等教育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体现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上,而且渗透到大学内部管理的各种过程和层面上。 2.纵向分级领导 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往往是以各级政府为主的纵向约束,高等学校只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是行政体制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办学的主宰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大学的校长和广大教师。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完全按行政组织的规章行事,行政人员是学校运行的核心和主角[2]。这种体制是分级纵向领导的,领导的方式是计划、文件、指令以及各级政府的决议等。 3.用计划手段进行管理 在宏观上,计划管理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资源的配置等。在微观上,计划管理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的规格、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人事、财务、后勤、招生分配等都要按照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种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教育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有着同样的性质。 (二)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1.剥夺了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丧失了办学自主权,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一切都要听命于教育主管机构,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广大教育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的服务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都与高等学校本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学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2.限制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肩负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与之相适应。这种要求首先表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应不断扩大上。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把高等教育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终身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超过15%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达到或超过50%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接下来就是终身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0年近12%,尚未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阶段。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更远远低于北美洲地区的8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 发展高等教育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高校每增加一名学生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3.8万元左右,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投入,所需资金就更加惊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我国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也就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那么,因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需增加建设性投入累计约4500亿元左右。这种巨大的投入,仅靠政府是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政府又严格限制其他资源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行业垄断。民办高等教育的准入条件极为苛刻。 大学的功能就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任何理由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剥夺公民消费高等教育的权利,都是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 上文谈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这种状况也是由于高等教育体制造成的。高等学校不必对社会负责,不必对学生负责,只要对政府负责就行了。当一个产业不对它的消费者负责,那它就不可能对消费者的愿望和要求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反映,也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是由于扩招造成的,从而强烈反对高等学校再进行大规模扩招。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什么时候高过?我国最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每年招生几乎把全国高考的拔尖人才一网打尽,但它培养人才的模式,与其他普通院校又有多大的区别?清华大学在世界知名大学中排名二百四十多位;北京大学校长也说,我们没有世界名牌大学。现在,有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下降是事实,但更多的是因为学生入学时的整体基础素质下降了,从教育增值的角度看教育质量没有多大变化。高等教育的僵化体制和单一的质量模式才是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本所在。 3.资源配置不合理 现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主要还是计划手段,这种配置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市场和个人的需求。第一,条块分割,部门分割,资源不能合理配置和流动。第二,人为划定重点大学、重点学科,把有限的资源向少数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倾斜,这必将对大多数高等学校造成多方面的损害。名牌大学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而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政府越培养,大学功能越退化。 4.缺乏长远规划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始终缺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的长远规划,缺乏战略构想。高等教育决策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短期行为居多。 (三)大学运行机制的缺陷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形成的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1.高等学校机关化、行政化严重 高等学校首先是一个办学实体,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学校的机构设置、管理运行、教育科研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一点。但现在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是反向操作的,不仅教育主管部门把高等学校看成是自己的附属机构,而且高等学校本身也把自己看成是准官方机构、准行政机关。党委、政府所设置的部门,高等学校也大都存在。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是支配学校运行的核心和主角,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都按行政权力的意志来安排。 高等学校内部的运行方式也是行政化的。学校把政府的有关计划分解到学校的各个方面,然后用行政手段实行,各级部门也只能去执行、去完成计划和任务。 2.人事分配制度僵化 与高等学校行政化机制相配套的是僵化的人事分配制度。人员的进出,干部的上下,刚性十足。这种人事制度不是根据需要设计的,更不是根据高等教育市场化设计的。分配制度也同样不合理,工资、奖金的多少,只与每个人的职称职位相联系。有了相应的职称和职位,即便是工作没有业绩也不影响其收入,所以,大家拼命的是职称职位而不是工作。 3.管理的封闭性、保守性、经验性 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几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很少与社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也很少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对此做出反应,这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管理的封闭性才造成了管理的保守性、经验性,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尝试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对制度创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4.教育观念落后 对我国培养人才观念的落后陈旧,刘道玉先生曾有过一段比较典型的总结:“‘三型三性’,即封闭型、重复型、记忆型与专制性、权威性、统一性。很明显,它们与现代教育的开放型、创造型、思辨型与科学性、民主性、多样性的理念是相悖的。”“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三中心’教育制度依然顽固地统治着今日的大学。”[3]在这种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之下,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更难以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对现有的大学培养人才机制进行全面的革新。 三、市场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上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不论是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提升,还是高等教育效率与效益的提高,都需要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 (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客观要求 1.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各种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准备,不但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日常生活也会遇到种种麻烦。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走向普及化和终身教育。 高等教育不仅在规模上要有很大扩展,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的性质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市场的价值取向,是为受教育者将来的工作、生活做好准备,强调的是知识、技能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2.中国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的竞争态势 中国加入WTO后,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将以更快、更深的程度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去。WTO中关于教育方面,共有四项约定:(1)教育服务贸易可以跨越国境支付,主要通过远程教育和函授等方式进行;(2)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到国外求学或者培训,即到他国进行教育服务消费;(3)他国可以到东道国设立教育机构办学,或与所在国高等学校联合办学;(4)国外教师可以通过自然人身份到国内任教[4]。在上述条款中,目前我国已承诺兑现2、3、4项,第1项还可进一步谈判。这样,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将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态势。高等教育市场与资源的垄断将被彻底打破,对我国高等教育将会产生如下影响:第一,直接影响。一是国外的高等学校通过其优质的教育产品把中国的学生吸引到国外求学;二是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国内办学,或独资、或合资。以上两方面将对我国高等学校造成强烈冲击。 第二,间接影响。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加速,中国的产业结构将进行重新布局和调整,那么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的结构、专业、培养方向随着它的调整而调整。 3.民办大学对国有高校的冲击 我国民办高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的。据统计,全国上规模的民办高校已达一百多所,还有一些国有高校兴办的二级学院。加入WTO后,高等教育市场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民办高校终究会获得国民待遇,这就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办高校将会与国外教育机构发起对国有大学的夹击。 (二)高等教育的属性 现在对高等教育能否产业化、市场化讨论的焦点,是高等教育的属性问题。高等教育如果属于上层建筑,那么它必然就会采取政治、学术价值取向;如果把高等教育看成公益事业,纯公共产品,那么也必然会排除市场化,排除竞争、效率、效益等这些市场化的手段。而持高等教育产业化观点的人认为: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不一样,它带有更多私人产品的性质,属于服务产业(第三产业)。这样高等教育就必然采取社会、经济的价值取向,追求更多的是个人的利益,高等教育作为服务产品完全可以进行市场化经营。 通过对比,可看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已大于社会的收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已远远大于社会的收益。高等教育已越来越带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产业进入市场。持高等教育不能产业化、市场化观点的人,是没有看到高等教育由于其发展而产生的质的变化。这种观点将会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可见,不论是高等教育面临的客观形势,还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属性,都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对原有体制进行彻底的革新。只有这样,国有高等教育才能参与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提高质量、效益,优化结构,以求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市场机制 1.法人治理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获得法人资格,拥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利,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和民事责任才能存在和发展。高等学校要进入市场,进行产业化经营,必须获得独立自主的法人资格,拥有办学自主权。在招生、人事、工资、财务、学科、专业、教学内容诸方面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独自决定。 如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管理高等教育的专门机构,高等教育由各州分权管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也主要是宏观管理:制定高等教育市场的法规、发放办学许可证等。一旦高等学校创立,其管理、招生、课程、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都由学校自主决定,州政府不得干预。法国对大学实行合同管理,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面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2.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是市场机制规则之一。当一种商品供不应求时,这种商品就必然会抬高价格,企业因而获得超额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种资金、资源就会聚集到这个产业中来,使这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产品大量增加,供需也会趋于平衡。这时价格下降、利润平均,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如这一产业的产量继续增加,超出了市场的需要,那么就会产生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继续下降,一些质量差、效益差的企业就会亏损、甚至倒闭,退出这一产业。市场用这种方法淘汰劣质企业,使优者愈优愈强,以推动整个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教育经济论文:创业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意义 创业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化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有人预言它是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亮点。在我国现阶段,创业教育应突出强调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创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创业教育(Enterpriseeducation)。创业教育证书被称为继文化知识证书(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后的“第三本教育护照”,这可以理解为:进行从事各项事业策划、开办、拓展的教育;探索、冒险、创造精神与技能的教育等。 创业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观念,不仅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侧重教育创新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并且强调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适合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趋势,结合我国国情,大力推进创业教育,鼓励大学生创业,培养具有创业能力和企业家思维的新一代创业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一)有助于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创业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培育务实趋利、理性进取的商业精神。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倡导创业精神,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改变新一代创业者基于文化习惯的心智结构,有利于扩大我国解放思想、开放改革的成果;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为创业家和企业家孕育和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 (二)内生出高素质的创业者,为发展经济积蓄力量 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会带给欠发达地区许多商机,欠发达地区的一批商业意识和创业技能较强的创业者能在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第三产业的需求中找到创业的机会。大学生具有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且在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当今,这些较高素质的大学生应该是我国创业者的主体,是在产业转移中创业活动的主体。但现状是许多大学生不具有起码的创业知识,既使有创业的愿望,在没有项目、资金的条件下,可望不可及。创业教育正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通过适应性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创业信心,掌握创业技能,学会捕捉商业机会,提高创业管理的能力。大力发展大学生创业教育,通过产业政策激励大学生开办自己的企业,能够借助产业转移的契机,孕育出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他们的创业,不仅能带动就业,促进技术转化和技术创新,而且能够提高产业素质,促进产业高度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三)有利于打造高校核心竞争力,促进高校创新发展 在未来的高校竞争中,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将是培养学生人文和科学素质、就业和创业技能、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机制和能力。教育部进行创业教育试点,就是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径,就是要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中,推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在未来的发展中,高校必须有正确的定位,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民营高校,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但要维持现有的竞争优势,必须面向市场、深化改革,提升能力。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引导大学生积极创业,培养学生的实践精神、探索精神、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将是我国高校的创新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现状 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而将创业教育纳入教学则更晚。2002年4月教育部才开始启动创业教育试点工作,比国外晚了20多年。由于起步晚,推进慢,创业教育特别是进课堂的工作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声势,也没有引起各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可以说,创业教学还处于开展讨论、提高认识、少数试点的阶段,还不具备全面推开、普遍实施的气候和条件。 (一)缺乏创业教育的教学体系 创业教育要纳入教学,其涉及方面广,实践起来比较复杂。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专门成立了“创业管理培训学院”,他们面向本科生的创业教育课程设置的必修课有三门,即创业管理入门、商务沟通与交流、创业实务。选修课则有五门,即团队训练、拓展训练、创业市场调查、公司法与合同法、创业财务基础。很显然,对大多数学校来讲,因为关系教学计划和教学课时的调整,增加很多创业方面的课程是不现实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创业教育涉及到教学的系统改革,创业教育也不是开设几门课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这就牵涉到学校的教学改革问题,涉及到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问题。因此,对一般的学校来讲,创业教育真正纳入教学还需时日。 (二)教师积极性不高 创业教育落实在老师,创业课程的开设也要靠老师,而老师对这件事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原因有三:一是这门课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没有现成的教材,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二是这门课程即使开起来了,学时不会很多,而现在很多高校教师的奖酬金分配是与学时挂钩的,这就牵涉到老师的切身利益问题。三是讲课的难度大,因为创业方面的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而大多数老师本身缺乏创业的经历,他们也只能纸上谈兵,有学生欢迎程度的问题。 (三)创业资金的落实困难 无庸讳言,创业实践需要资金,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目前解决学生创业实践的资金主要有政府设立的创业基金、民营企业家设立的投资风险基金以及学校设立的创业基金。从总体情况看,目前这类基金不是很多,并且设立的门槛也很高,学生很难获得。那么作为创业教育实施者的学校,理应解决学生创业实践的资金问题,事实上这也不现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创业基金为300万,复旦大学的创业基金为1000万,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徐汇区政府、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创业基金则高达1.5亿。但他们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大部分高校很难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学生创业实践。 (四)创业场地落实较难 如果要开展创业实践,那就要有场所,要有阵地,否则就只能在电脑上虚拟,在纸上设计。创业实践的场地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着特殊要求的场地,应该基本能模拟创业的环节,甚至对一些简单项目可以实施。一类是简易的,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可以,主要用来培养学生某种能力,或者进行某种实验。既然是场地就应该有房子、设备,除少部分条件好的学校外,大部分学校用于学生创业实践的场地都非常缺乏,要么是把牌子挂在某个办公室,没有建设专门的场所。 (五)高校的处境尴尬 特别是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开展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的重要性显得非常必要,高校领导对此都有清醒认识,但在投与不投,建与不建的问题上,学校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不投不建,教育需要,学生需要;投了建了,达不到预期效果,又会造成浪费,何况已经有前车之鉴。 推进创业教育的建议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及时行动。我国《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创业教育正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创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化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发展创业教育正是引导我国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有效途径。面对创业教育这新生事物,一方面要通过学习把握教育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要大胆探索,可以设立一批创业教育试点院校,摸索适合实情的创业教育发展模式。 转变观念,特别是要转变学生和教师的观念。不能只认为学生毕业了,只是要找一份工作。要改变单纯的就业观念,树立既要就业又可以创业的新观念。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校、老师的观念还相对滞后。要真正开展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就该有所改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应该制定新措施,鼓励教师到创业一线去兼职,甚至可以有计划地选派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开展创业实践;另一方面,可以请一些企业、一些经验丰富的成功企业家、创业者、技术专家做创业基地的兼职教师,在教师队伍上要有所创新。教育部已连续两年举办了创业骨干教师培训,专门举办培训班,来培训大学教师怎样进行创业。 扎实开展高校的创新。高校是高等教育市场的行为主体,要通过课程设置推进创业教育,同时要吸引企业加盟。我国许多高校多年来积极参加团中央和科技部、教育部组织的“挑战杯”,并且组织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这些都为开展创业教育打下了一定基础。在创业教育的操作方面,开展创业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合理的机制,学校和学生个人应当形成一种有效的合力,学校的侧重点是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自由个性、自主学习的能力、创新能力、综合人文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并且为学生自主开展创业实践提供资金、环境、政策和其他条件方面的支持和保证;而学生方面的重点是在熟练掌握所学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主性、自由个性和开创性,不拘泥于某一种创业实践方式,尽可能自主地开发和开展各种创业活动,大到创办一个公司和企业,小到提出一个“点子”或新想法,都应当纳入创业教育的范畴。此外,创业教育的操作和实践可以包括直接的资金运作、商务服务,直到各种各样的模拟实验和模拟创业活动。高校可以先开讲座,传播创业学的理论,逐渐从选修课,到专修课,通过设置创业的课程,使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能接受一些基本的创业教育理念,一旦有创业机会,任何专业的大学生都可能成为创业者。创业教育注重实践,高校在进行创业教育时要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通过适合市场的方式,多渠道筹办基金。可请企业家走上讲台,用创业经历教育学生,也要让学生有机会接触企业,了解企业或者利用创业基金创办企业。 政府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大学生具备创业技能、参加创业活动。学习借鉴上海、天津的经验,将大学生创业纳入社会创业的系统中,让大学生在创业方面享有“国民待遇”。要制订系列优惠政策,通过贷款担保,基金支持引导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大学生创业,且要建立专家诊所,帮助他们解决创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机制的有效性,是科技型企业创业成功的关键。大学生创业科技含量要高一些,因此在建立政府和社会支持体系时,要探索新的金融机制,要通过地方中小银行的建设推进大学生创业。 要加大对创业培训,创业教育,创业扶持的工作力度,建设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在谈到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时,强调要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变成人力资源优势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大学生、下岗职工、农民的创业教育是国民教育大体系中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的有效协调运行,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协调效应和波及效应,进而产生111大于3的整体效应。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平衡、可持续发展。 教育经济论文:道德教育经济功能 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研究宏观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对道德教育所包含的经济意义认识不深,尤其在前一阶段,有一种理论似乎认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道德的沦丧是不可避免的事,也就是说,经济起飞阶段,不得不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这种思潮,对我国道德教育尤其学校教育工作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道德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规律,重新探讨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研究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必须从研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本身的辩证关系开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的发展为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作为精神生产的道德的发展,一种新的、进步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形成,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总要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发展为基础;而物质生产的落后和贫困,文化生活的空虚和贫乏是造成道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承认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不是唯物主义者。另外,唯物主义认为,在经济发展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力,一定要通过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其中首先要通过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制度来作用于道德的发展;其次,还要通过道德教育和各种文化设施等等,才能促进道德的发展,这种“折光”关系是唯物主义者所必须承认的,否则也将陷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窠臼。 道德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又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它在物质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折光”,正是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只有从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分析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 物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唯物主义者是把它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便是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作了详尽的分析。 指出人们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新要素。因为分工协作“激发个人的自尊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生产的。”他还给这样特殊的生产力一个专门名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还说“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它对现实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就必须看它所属的那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道德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是我们理解道德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应该注意和把握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建立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它除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又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是由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就其本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度服务的”。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我们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理解,也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质的规定性为前提的。 道德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工作去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而发生作用的。道德,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教育,尽管道德教育的方法、途径各异,但其对象都是特定社会个体的人这一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把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这一过程就是德育过程。而社会个体的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又是以其智力、体力、思想品德三种基本要素同时发生效能为其前提的。在时序上没有先后之分。社会个体究竟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单靠智力、体力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头脑中的思想品德。假定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时,其智力、体力是一个既定量,那么思想品德就可以比拟为这个既定量的调节器。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既定量,也可以使其向负方向发展转化。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智力、体力的这种正负方向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地表现出道德教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着眼于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作用,那么,我们道德教育应使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观念,及时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从而使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调节作用向积极方向发展。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应该放松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更不应该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进步。从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体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由党的领导来体现的。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在实践上回答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可喜的探索。据调查,由于道德教育不得力,社会个体思想品德差所造成的劳动态度差、劳动纪律松散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 上海市企业每年因此损失劳动生产率23--25%,损失国民收入195亿元,损失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在管理行列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可以想象,前几年由于忽视道德教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将是十分巨大的数字,它相当于全国几十个大型企业全年收入之和,这一反证真实他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经济价值。 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经济功能,要求我们认真改进道德教育工作,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组织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克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在教育内容上应当注意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不能只从抽象的内容上来局限道德教育,而应注重现实的历史的道德发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既应进入到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又要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层面。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要紧密地和个体社会化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在功能和目标上协调家庭和学校的预期社会化,而且也要与人的继续社会化(职业适应、终生学习等)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道德社会化,还要指导好政治社会化、两性角色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学校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环节都要组织在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下,使校园文化、风习传统、心理气氛、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潜在课程”,都充分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闭门“修养”是培养不出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也不可能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应当认真组织社会实践和道德践履,倡导各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调查和陶冶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阐明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提高对道德教育社会功能的整体认识,从而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热情。同时,我们在理解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时,首先要克服这样一种倾向,即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等同于经济活动或经济效益。我们认为两者的“简单取代”不是对道德教育经济意义的科学认识。 其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树立道德教育具有经济意义的思想时,应避免产生“两张皮”现象,而应把道德教育纳入到社会实践中来,使其具有真正的活力,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学行政管理学论文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莉 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导方法述评 专科学生学习特点 (一)理论基础较弱相对本科层次的学生来说,专科学生入学成绩较低,大部分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较弱,接受能力普遍不够突出,理论素养是他们的薄弱环节。因此,在课堂学习中,专科学生对课本内容尤其是枯燥的理论知识兴趣缺乏,注意力较难集中。以上因素容易造成教师课堂讲授效果不佳,难以达到课程教学目的。(二)实践型就业导向与本科、研究生阶段偏重理论研究能力不同,专科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操作型人才,而专科学生在就业方向上,大部分也选择的是应用和实践型岗位。为适应这一特点,教师在面向专科学生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手段和教学重点。 当前专科层次《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陈旧《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由于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在专科层次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偏重理论知识的讲授、忽视实践训练,教师在课堂中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与学生的互动以及对学生自主学习意愿的激发。陈旧的教学理念并不完全适合专科学生的学习特点,专科学生理论基础弱,但动手能力较强,应当因材施教,着重培养其实际操作的技能,着力打造应用型人才。(二)教学手段单一传统的《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采用教师全程讲授的方法,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学手段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尤其专科学生更是如此。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增强师生互动,更多采用实用、生动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针对专科学生的《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针对专科学生自学能力较弱、对理论学习较为抗拒的特点,《行政管理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直观、形象的感官体验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因此在课堂上通过运用一些真实案例、模拟真实情境和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等方式,可以使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一)案例教学法《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是政府行为,学生对政府部门的了解不多,一些问题较难理解,此时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辅助教学。在案例的选取上,尽可能选择近期发生的、离学生生活较接近的事件。例如在讲解“行政决策实施的前期准备”时,选取当地取缔城区非法营运三轮车的案例,组织学生讨论这一行政决策实施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行政相对人的宣传和告知方式、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加深了学生对这一内容的理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二)小组作业法在对“行政礼仪”这一章节的内容的处理上,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了小组作业的方式。将全班学生分为3-4人一组,小组成员选择一项行政礼仪在课前进行学习和准备,每次课堂预留时间让学生采用不同方式对所准备的内容进行讲解。有的小组选择传统的讲授方式,但更多的小组加入表演环节,将行政工作当中涉及到的礼仪常识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演绎出来,生动直观,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更有助于自身和其他同学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三)情境模拟法情境模拟方法是通过情景的虚拟和再现,让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将课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进行模拟操作练习的一种教学方法。笔者主要将此方法运用在“办公室及机关管理”这一章节内容的教学实践当中。在情境模拟教学中,设计行政办公室及机关部门的日常管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来访客人的接待、公文收发的流程、会议的组织、档案的整理等等,让学生在不同情境中通过亲身体验和参与,了解工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同时注意及时纠正学生在模拟情境中出现的失误,提醒其正确的工作方法,帮助学生更直观地对课程内容的实践部分进行学习。(四)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在《行政管理学》课程的传统教学实践中,讲授法一直是主要的教学手段,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利用较少。针对专科学生对理论知识较为抗拒、课堂注意力较难集中的特点,除了使用内容丰富的PPT课件以外,还可以播放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视频资料。例如在向学生介绍“两会”常识时,可以选取电视媒体制作的专题节目进行播放,其中包括有提案提交程序和会议流程的动画演示、对代表的访问、专家学者围绕特定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类节目本身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质,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给枯燥的理论知识赋予一定的趣味性,易于学生理解。如果课时允许,还可以让学生观看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影视作品,如新加坡电影《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就生动地表现了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遭遇的协调与合作问题,观看过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对帮助学生理解和思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具有较好的效果。此外,在学科实验室中引入模拟政务系统,让学生在亲自操作过程中熟悉电子政务系统的各项流程,通过这一方式的学习和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能够得到明显的提高。 作者:伍美玉 单位: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育思路探索 教师在短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由于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使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在这种教学过程中知识是单向流动的,学生对知识的被动记忆大于对知识的理解消化。案例法在教学应用中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所选案例要贴近我国现实,反映时代的特征,使学生感受到它的现实性,这有利于指导学生将来的工作实践,另外所选案例应摈弃那种一味运用国外案例的做法,因为国外案例受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特征。二是所选案例最好是一些为学生所熟知的组织或单位的案例,这样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在案例教学中应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应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学的原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要是每个知识点都这样的案例并非易事,再者课堂时间非常有限,难保能在规定的课时完成教学任务。情景模拟法,先是在课堂上设置特定的工作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相应的角色,并在这样的情境下活动,体会工作中特定角色的感觉,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模拟教学在实践教学中进行的难度较大,因为要想使模拟教学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必须要由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教师做指导,点评模拟的效果,指出模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据笔者了解,政府工作人员很少会参与到课堂中来指导教学,偶尔有之的表演课另当别论。 新媒体的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特质 现代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使用,使用最为广泛的有腾讯QQ、微博和腾讯微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4.85亿,微博用户数量以高达208.9%的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增长到1.95亿;腾讯QQ使用人数超过3亿人;而腾讯微信突破2亿人。这些新传播媒体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们省钱、方便、快捷、无障碍,它们借助电脑网络平台或智能手机消耗移动数据流量,每月花费是既定的,即使超过定额也只是补完超额的少量费用即可。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使用腾讯QQ、微博、微信的比例分别为100%、87.1%、81.3%。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快速发展和普遍使用,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时代大学生的特质,他们对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回到寝室立即打开电脑,出门必带手机,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登陆互联网查找所需要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看电影、看小说、浏览新闻、逛论坛、聊QQ、刷微博、发微信等等。剧笔者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特别是高年级的班级人人都拥有电脑,大一的新生拥有电脑的比例稍低高年级的,而手机普及率为100%,且都是智能手机。从使用电脑上网的时段看,晚上和凌晨上网所占的比例为46.9%;而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离开寝室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教室一些乏味的学科或教学方法古板的老师的课上。调查显示,学生每月移动数据流量包的使用情况为每月包月的300M流量会使用掉87.7%。笔者的学生坦言,出门如果不带手机就会感觉没有安全感。 行政管理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思路探究 鉴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媒体在大学生中使用范围的广泛性,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开拓学生获取知识的新渠道,紧跟时代步伐,开放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平台。教师结合行政管理学学科专业特点,通过应用新媒体,把教学内容延伸到课堂之外,丰富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利用时政新闻为题材,结合行政管理学的相关原理,反应时效性的案例题材更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多角度为学生理解时政题材案例的问题,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主要探讨微博和微课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微博是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可并逐步推广的教学平台。微博,简称微博客(MicroBlog),是一个集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交流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及其他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140字左右的文字信息,可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具有便捷性、原创性、背对脸的特点。现在各级机关政府部门都开设有自己的微博平台,并在微博上公布百姓关心的各种信息,这体现政务公开的时代特点,也为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教师关注政府部门的微博,从微博中获取信息并作为教学的案例题材,在转帖到教师自己的微博中,学生关注教师的微博,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平台上进行讨论。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时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到与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有针对性的理解案例题材的问题,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习惯,体现出行政管理学专业学生的特质。当然也组建学科团队微博团队,一起为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在平台上探讨。据文献记载,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于2009年12月3日首次尝试采用微博客给学生上课,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北京市委党校培训,微博列入教学课程等等成功案例表明引微博入教学的可行性。笔者一直在关注地方政府的微博,转发其他正规微博社会热点问题的信息,在微博中提出问题供学生思考。在平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时政题材作为教学的案例,在课堂上给学生讨论,学生参与度比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要高很多,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专业能力。微课是一个正在各高校中兴起,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学方式。微课,也称微型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课例片段),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传统教学中单一资源类型的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反思等教学资源的新型教学资源。微课具有教学时间较短、教学内容较少、资源容量较小、资源构成情景化的特点。微课的时长一般为5至8分钟,最长不宜超过10分钟。与传统每节课40或50分钟的教学课时相比,微课可谓之“微课例”或者“课例片段”。由于教学内容集中精简,主体突出,主要是学科知识点的教学,或者只是反映课堂中某个教学环节。微课视频和相关的配套辅助资源的总容量几十M左右,视频格式设置为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媒体格式,便于师生在线观摩课例、查看教案、课件等辅助资源等,也可下载保存到终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MP4等)上实现移动学习,把学习场所扩大到教室之外。另外,微课选取的教学内容通常要求要主体突出、针对性强,内容完整。行政管理学学科主要是研究政府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活动规律的学科,个章节内容论题专一,针对性强。教师可以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按照微课的要求设计各个环节的内容,用摄像机或数码相机拍摄,上传互联网上,供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在线收看或下载收看,把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从教室按课时学习转移到课外,开拓学习的学习的渠道。 结语 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高校教育的的方式也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新一代学子的特点,利用新媒体为教学服务。如何开创符合新时代大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渠道,向学生提供独具行政管理学学科特色的学习资源,是高校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卓宽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网络教学平台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网络教学平台模块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要科学地设计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内容。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活动要求老师更改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教学内容能够很好地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的网络教学平台,以下一些模块是必须要的: 第一,学纲。包括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教学大纲有助于学生了解该课程要学习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考试大纲,则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要考的知识点,帮助学生复习,更有针对性,以获得较好的成绩。 第二,课程教案。包括文本教案和ppt教案。传统课堂教学时,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主要靠听和记,学生在课后则对课文内容有一定的遗忘,如果有了这个教案和课件,学生可以一边看教案和课件一边回忆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这样,可以改变以往学生在上课时埋头记笔记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中能更好地听和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使网络课件资源与课堂教学做到无缝链接。 第三,行政案例库。案例教学是行政管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和接触行政管理的实践,更可以使本课程的课堂更加富有趣味和现实性。由于课时的限制,老师在课堂中的介绍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为了使案例教学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应该要建设案例库,并把这些案例放在网络教学平台中。行政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可以是文本案例,也可以是视频案例,可以是国内的的行政案例,也可以是国外的行政案例。行政案例库中的案例要有一定的数量,还要有较强的典型性、代表性,更要体现现在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要及时更新。 第四,教学视频。一方面可以把老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活动过程制成录像,方便学生课后的学习和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学生在课堂中的一些表现制成录像。比如,我们在教学时,会布置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之后,做成ppt文件并利用一定的时间搞读书会。我们就会把学生讲解的情况制作成录像,并把录像上传到网上。这样一方面鼓励学生认真去读书,认真去准备读书会。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通过录像了解自己讲课的情况,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自己。 第五,学习园地。为了更好地拓展和延伸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课程,要好好地建设这一模块的内容。首先,通过这个模块把课堂上不能呈现的内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课堂课时不足的缺陷。其次,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把行政管理学的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实践等信息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部分的内容能够扩充行政管理的知识面,又可以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内容,教材中几乎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补充这部分知识的时间也有限。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老师可以先搜集、过滤、筛选有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大部制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再次,在这里可以设一个网络链接,把中国行政管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网等等的网络链接呈现在这里,让学生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浏览这些网站的内容。由此,可以不断地让学生充实自己和丰富自己,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让学生能及时地了解和关注国家的时事,了解行政管理的现状,了解行政管理理论的前沿问题。通过这个模块,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的素养。 第六,复习题。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应适当地安排一些练习题,以掌握这门学科的答题方法和技巧。行政管理学的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有限,练习只能利用课外的时间来完成。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可以安排这样一个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安排一些练习题、模拟试卷等。包括章节练习题、综合练习题,题型应该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析、案例分析、简答题、论述题等。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这个模块的学习时间,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针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学习。如果在做题过程中,有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在网上或是当面请教老师。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本课程的相关知识,加强学生对行政管理学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有更深刻的把握。这样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课时的不足,夯实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七,互动模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饱满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为晦涩的理论讲解增色添彩,在网络平台教学中同样不能只见其文不见其人,教师要融入其中,跟学生互动交流。通过这个模块,学生可以随时和教师进行互动。学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学课堂中的问题进行互动,也可以针对自己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探讨,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的问题、热点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另外教师也可以灵活设置一些不同的讨论题,让学生根据讨论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互动学生可以及时和教师针对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沟通,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理性对待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互动,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兴趣,也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其他的学习方式不能替代的。 二、对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思考 1学校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要进行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模块,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要把这些模块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有上传资源、制作多媒体课件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要有专业的技术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人才能完成。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师是很难以独自一个人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请专业人员的费用问题,这个费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完全由个人来承担,恐怕不现实。为了更好地鼓励教师多多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应当给予适当的资金或是技术上的支持。现在很多学校是通过重点课程或是精品课程的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这个支持的面则并不是很广。所以有的学校行政管理学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更多的学校则是没有这个平台。在今后,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使更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能运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 2加强教师的网络知识培训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作为教师应该能与时俱进,能很好地利用新的技术为教学服务。教师要意识到这是当前大学教学的一种必然的趋势,积极去适应这种趋势。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教学方式,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能很好地运用这个网络平台。比如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网络教学平台制作之初,这些专业人员都会设计好和制作好。但是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这不可能每次都交由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就滞后了教学过程,不能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应有的作用。作为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的技能,掌握了相关的技术,才能及时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基于多媒体环境下的全新教学方式。 3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丰富和完善的教学资源是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基础。网络上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多如牛毛,但是内容内容良莠不齐并且不成系统,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较好的分辨力,因此很难以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网络上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生网络教学平台,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在设计网络教学平台模块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材料,对网络上的资源和其他来源的资源进行优化,使其精华浓缩在这个网络教学平台上。同时,因为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要及时地向学生介绍前沿性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和内容。所以,行政管理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要进行经常性的更新、完善和扩充,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教学活动所需资源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4合理灵活地安排网络教学活动时间因为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是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所以要安排固定的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时间。首先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合理分配传统课堂与网络教学平台的比例。一般四个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最好安排一次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这样有助于帮助消化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及时拓展相关的理论学习内容,及时把相关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及时答疑解惑。其次,在安排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要灵活一点。学生都有一定的课业,尽量不要太加重学生的学习任务。也不要过多占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不然,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激励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兴趣,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 5不断完善网络教学平台不断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是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保证。网络教学平台因为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一般由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根据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师的规划开发设计的。在设计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详或其他原因导致内容或模块方面会存在一些漏洞或问题,因而不能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教程中,要不断地优化网络教学平台,使教学平台更为科学合理,功能强大,教学内容资源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实际效用。在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要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的成效,必然要开发网络教学平台,这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离不开教师的组织,学生的主动参与。要取得较好的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很好地运用网络技术,更要教师的有效组织、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李文钰王经北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生必读书制度思考 一、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必读书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配合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学生就业质量。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在培养大学生自学能力的过程中,也对学生进行了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培养了他们主动创新的精神和自我约束力、意志力等良好品质,也促进了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毕业后是能够胜任与适应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部门管理工作,而且其就业岗位多数涉及到行政权力运用、行政行为执行、行政审批的实施。由于他们年轻气盛,思想活跃,缺乏社会工作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容易受到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高校学习期间需要对他们加以正确的阅读引导,帮助他们筑起抵御职业犯罪的思想防线。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减少和预防他们就业后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思想,这样也就有力地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将长效性地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有助于优化高校图书馆的图书结构,强化图书馆建设。作为必读书制度实施的必然制度安排,图书馆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为了配合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的建立,图书馆必须增加相关必读书的复本量,扩大有关书籍的种类,增设相关必读书书架及精品书书库,以方便学生阅读。这不仅使图书馆的流通量增大,也优化了图书结构。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建立及推行还可以使图书馆真正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图书馆可以出版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导读专栏、举办必读书讨论会和辅导讲座,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使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教育不局限于课程知识,而且能从第二课堂补充到必要的综合知识。这不仅加强了图书馆自身的建设,也对图书馆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潜在的动力。 二、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的举措 建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度既然很有必要,那么应该怎样建立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科学选定必读书目,完善学生知识结构。首先,必读书制所选书目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门类。一是要涉及有关思想政治和文化基本素养的经典著作,这类书主要包括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内容著作。如《资治通鉴》、《红楼梦》等名著、《诗词鉴赏》等。二是要涉及行政管理专业应该读的蕴含政治理论及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的中西方书籍。国内的经典著作,如《选集》、《乡土中国》,国外的经典著作,如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等。这类书的比课堂上学的课程有广度和深度,能够开阔视野,启发思想。三是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其他专业的综合类图书。由于行政管理学是政治学和管理学交叉的一门学科,行政管理和社会联系广泛,因此在选择书目时,应扩大范围,克服当前文科学生多是“科盲”的现象,选择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方面影响较大的名著,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四是有助于认识当前社会的书籍。学生可以通过相关书目的阅读间接获取社会经验,增加对现实社会的感性认识,以便达到一步入社会便已具备基本的社会适应能力。为此便要求选择具体书目时,不能只把视野局限于经典著作之上,而是要与时俱进,将当前市面上影响力较大且能够较好反映社会现实的书目列入其中。比如近两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 (二)充分开展师生互动的系列读书活动,激励学生阅读积极性。在必读书制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吸引学生,建立读书活动的创新机制直接关系到读书活动开展的效果。行政管理专业所在的学院或系部,要把必读书制度列入教学常规管理工作中。行政管理专业班级的辅导员要和教研室的教学工作配合起来。如以学年为单位递增性的规定每学年必读书的数量与书目。并要求学生参与必读书阅读考核,把考核计入总学分,以此来督促认真读书。与上述措施同等重要的是行政管理业必读书制度需要建立导师制。行政管理专业所在的学院或系部要组织一支各有专长并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业务骨干教师组成导师组。从大学入学开始以班级为单位,以学生数8-10人为小组单位,分配1名导师,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制订学年必读书阅读计划,并定期检查学生执行阅读计划和完成读书笔记的情况。班级小组之间在导师的带领下可以组织读书心得交流会、汇编学生论文集、组织多种形式的读书竞赛等活动,这可以让导师把细致地导读工作落实到每一名学生身上,有效地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同时起到了其它措施无法相比的作用。 (三)创新建立考核机制,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必读书制度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必然要检查学生的阅读效果,进行必要的考核。从我们的实践看,最理想的状况是将必读书目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由任课教师推荐1-2本可读性强的专业书籍,拿出部分时间对专业书籍的内容进行简要讲解,并将其作为平时作业或者其中考核计入平时成绩,这既能保证读书的效果,又能增强授课成效。为推动大学生阅读意识,培养阅读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行政管理专业所在院系还以设立必读书认证小组。将必读书考核认证纳入毕业资格认证。学院和系部为了有效实施这项工作,并出台管理办法和相关条例。必读书认证小组负责设立必读书评价方法标准,确立必读书评价试题,管理必读书科目。可以创新运用科技技术,对必读书阅读实施考核。总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必读书制,其考核本身就是个难题。我们必须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摸索,努力寻求较为合理的考核办法,使必读书制渐趋成熟。 作者:严苏桐单位:宿迁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学问题研究 一、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单调。目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学课堂教学主要的教学方法还是讲授法,即运用简练、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对概念、原理和规律进行阐述,其信息量大、教学效率高、系统性强、适用范围广。但弊病是“呆板、单调,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照本宣科,把教学大纲规定的知识内容单向地灌输给学生,这就是所谓“注入式”教学。”[1]因而导致学生渐渐丧失了学习这门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教学内容枯燥。行政管理学教学内容理论性很强,知识间的逻辑联系紧密。这种教材导致教学过程“并不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而往往都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2]教学内容形象性和生动性较差,缺乏灵活性,对学生持续性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不够,易使学生产生学习懒惰心理,久而久之,教学过程中学生会感到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气氛。同时,由于缺乏人性化管理能力培养,学生也缺乏对人性化管理的实践。 3.教学目标模糊。虽然高职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但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目标的就业方向往往不明确。教师不知道以掌握理论知识为重点还是以掌握实践技能为重点,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记忆和背诵,而缺少实践技能的掌握。考核以理论知识的熟练掌握评价学习的效果,忽视实践技能的检验,导致学生理论知识强,而实践能力差。 二、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学教学方法的探讨 1.革新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改革的大潮中,讲授法仍然是教学中重要的方法之一,我们不应弃如敝屣,而应优化发展,教师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捕捉身边的事物,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通过组织课外学习活动,让学生学习更为自主。不仅如此,利用学生年龄特征和课程实践性特点,还应该将教学从课内向课外延伸,如组织公司经营沙盘模拟赛、市场调查、信息等方式。同时,应加强实践教学法,目前“项目驱动,任务引领”式教学方法就是实践教学法的重要发展。应开展企业经营仿真决策训练,使学生运用所学基本管理理论和方法,对现代企业经营决策的进行实践性尝试。通过干任务、做项目,提高感性认识,增强理性理解,应与政府部门、企业等建立实习基地,让学去顶岗实习,亲身体验行政管理工作。邀请企业家来校讲课,安排学生和企业家交谈对话,使学生更加清楚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了解企业运作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方向性。 2.改革教学内容。行政管理学是适应管理工作的实际特点而产生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首先,教师要分析教学内容,明确规定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和揭示教学内容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以保证达到教学最优化的内容效度。其次,教学内容要反映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的现实、热点问题,跟踪国、内外相关问题的发展,使学生及时了解相关现象和实质。通过一个热点的分析,一个问题的讨论,激发学生理性的思考,促使学生深入的辩论。最后,教师有意识地让学生提前接受实践训练,加强实践教学,强化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使课堂应显现着生命的灵动。但作为高职院校的学生,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逻辑力、思维力有待提高,作为辅助、补充的教学方法不应过多,否则会使学生在处理实际问题时,难以锻炼和展示出自身的能力素质。 3.精细教学目标。确定合适、良好的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近年来,教育部提出把工学结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人点。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强调的是知识理论的扎实性、操作能力的精确性和实践能力的熟练性,该教学目标当然是建筑在“以能力为本位”理念基础上,它充分体现了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为目标,以实践技能训练为重点的现代职教特色。首先,职业教育从开始办学就要找准就业市场需求,按照“定单培养”的要求推动运行机制的改革,打造社会急需的职业技术人才。建立现代企业培训制度和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制度,加快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步伐。其次,职业教育强调以就业为目标教学理念赋予“能力”新内涵———知识的理解能力、实践操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强调能力的全面性。最后,职业教育教学必须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和技术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训练,强调职业知识、动手能力的完整性和操作技能的实践性,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作者:谷俊单位: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行政管理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都发现在行政管理学的实践教学中,教学模式机械、单一、枯燥无味、满堂灌、一言堂、教材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边做自己的事儿或者是玩手机,聊QQ、看网页、刷微博等等。传统行政管理学教学的方法皆为重教师讲授,学生被动记忆,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实际教学用常用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专题研讨教学法。这些教学方法不仅占用课时,而且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以下重点分析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教学中的问题。最古老而传统并被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教师发挥主导性作用,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教师在短时间内系统地传授知识,但由于过分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使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在这种教学过程中知识是单向流动的,学生对知识的被动记忆大于对知识的理解消化。 案例法在教学应用中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所选案例要贴近我国现实,反映时代的特征,使学生感受到它的现实性,这有利于指导学生将来的工作实践,另外所选案例应摈弃那种一味运用国外案例的做法,因为国外案例受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特征。二是所选案例最好是一些为学生所熟知的组织或单位的案例,这样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三是在案例教学中应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启发学生分析问题的思路,应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基本的行政管理学的原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要是每个知识点都这样的案例并非易事,再者课堂时间非常有限,难保能在规定的课时完成教学任务。情景模拟法,先是在课堂上设置特定的工作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相应的角色,并在这样的情境下活动,体会工作中特定角色的感觉,提高学生的理解和实际操作能力。模拟教学在实践教学中进行的难度较大,因为要想使模拟教学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必须要由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教师做指导,点评模拟的效果,指出模拟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据笔者了解,政府工作人员很少会参与到课堂中来指导教学,偶尔有之的表演课另当别论。 新媒体的特征和当代大学生的特质 现代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各种各样的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普遍使用,使用最为广泛的有腾讯QQ、微博和腾讯微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4.85亿,微博用户数量以高达208.9%的增幅,从2010年底的6311万增长到1.95亿;腾讯QQ使用人数超过3亿人;而腾讯微信突破2亿人。这些新传播媒体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们省钱、方便、快捷、无障碍,它们借助电脑网络平台或智能手机消耗移动数据流量,每月花费是既定的,即使超过定额也只是补完超额的少量费用即可。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使用腾讯QQ、微博、微信的比例分别为100%、87.1%、81.3%。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快速发展和普遍使用,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时代大学生的特质,他们对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回到寝室立即打开电脑,出门必带手机,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登陆互联网查找所需要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看电影、看小说、浏览新闻、逛论坛、聊QQ、刷微博、发微信等等。剧笔者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学生拥有自己的电脑,特别是高年级的班级人人都拥有电脑,大一的新生拥有电脑的比例稍低高年级的,而手机普及率为100%,且都是智能手机。从使用电脑上网的时段看,晚上和凌晨上网所占的比例为46.9%;而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离开寝室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教室一些乏味的学科或教学方法古板的老师的课上。调查显示,学生每月移动数据流量包的使用情况为每月包月的300M流量会使用掉87.7%。笔者的学生坦言,出门如果不带手机就会感觉没有安全感。 行政管理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思路探究 鉴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媒体在大学生中使用范围的广泛性,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开拓学生获取知识的新渠道,紧跟时代步伐,开放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平台。教师结合行政管理学学科专业特点,通过应用新媒体,把教学内容延伸到课堂之外,丰富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利用时政新闻为题材,结合行政管理学的相关原理,反应时效性的案例题材更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多角度为学生理解时政题材案例的问题,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主要探讨微博和微课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微博是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可并逐步推广的教学平台。微博,简称微博客(MicroBlog),是一个集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交流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及其他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140字左右的文字信息,可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具有便捷性、原创性、背对脸的特点。现在各级机关政府部门都开设有自己的微博平台,并在微博上公布百姓关心的各种信息,这体现政务公开的时代特点,也为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教师关注政府部门的微博,从微博中获取信息并作为教学的案例题材,在转帖到教师自己的微博中,学生关注教师的微博,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平台上进行讨论。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时可以通过网络查阅到与之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有针对性的理解案例题材的问题,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关心时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习惯,体现出行政管理学专业学生的特质。当然也组建学科团队微博团队,一起为某一社会热点问题在平台上探讨。据文献记载,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沈阳于2009年12月3日首次尝试采用微博客给学生上课,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北京市委党校培训,微博列入教学课程等等成功案例表明引微博入教学的可行性。笔者一直在关注地方政府的微博,转发其他正规微博社会热点问题的信息,在微博中提出问题供学生思考。在平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时政题材作为教学的案例,在课堂上给学生讨论,学生参与度比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要高很多,既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专业能力。 微课是一个正在各高校中兴起,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学方式。微课,也称微型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教学视频(课例片段),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传统教学中单一资源类型的教学案例、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反思等教学资源的新型教学资源。微课具有教学时间较短、教学内容较少、资源容量较小、资源构成情景化的特点。微课的时长一般为5至8分钟,最长不宜超过10分钟。与传统每节课40或50分钟的教学课时相比,微课可谓之“微课例”或者“课例片段”。由于教学内容集中精简,主体突出,主要是学科知识点的教学,或者只是反映课堂中某个教学环节。微课视频和相关的配套辅助资源的总容量几十M左右,视频格式设置为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媒体格式,便于师生在线观摩课例、查看教案、课件等辅助资源等,也可下载保存到终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MP4等)上实现移动学习,把学习场所扩大到教室之外。另外,微课选取的教学内容通常要求要主体突出、针对性强,内容完整。行政管理学学科主要是研究政府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活动规律的学科,个章节内容论题专一,针对性强。教师可以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按照微课的要求设计各个环节的内容,用摄像机或数码相机拍摄,上传互联网上,供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在线收看或下载收看,把学习专业知识的场所从教室按课时学习转移到课外,开拓学习的学习的渠道。 结语 在新媒体广泛应用的今天,高校教育的的方式也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新一代学子的特点,利用新媒体为教学服务。如何开创符合新时代大学生学习的方法和渠道,向学生提供独具行政管理学学科特色的学习资源,是高校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作者:卓宽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新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新问题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探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索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和实践来探索。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有关“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探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征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靠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 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 第三,政府组织所把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把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 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 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非凡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新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新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闻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探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天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新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有关第三部门及其和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和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和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新问题:“思索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新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和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 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假如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 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探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 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和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 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和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和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和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答应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向。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和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及其和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探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探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探究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而且也要探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新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和第三部门的管理新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 从上述有关公共管理学的探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和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探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探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探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 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新问题,即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的管理新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新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探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探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新问题,把探索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探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新问题、领导新问题、决策新问题、执行新问题、监督新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新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新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新问题。对这些新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共性新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探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新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新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新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探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探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索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探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新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非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探究这些非凡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探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非凡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探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探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探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探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探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和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 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翻转课堂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翻转课堂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将传统教学模式下知识的传授与内化过程进行调整,转变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将翻转课堂引入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学中,能够优化该课程的教学过程,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吸收。翻转课堂在该课程教学中的应用需要从课前教学资源准备、课堂教学活动以及课后反思这几个阶段进行探析,从而更有效的发挥翻转课堂在该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关键词:翻转课堂;行政管理学;教学模式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现代高等学校一般具备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以及提供社会服务三种功能,培养人才则是其中最基本的职能。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生们通过互联网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和学习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将网络技术运用到高校人才培养中,从而创新高校人才的培养模式,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是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探索的。行政管理专业原为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后由于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调整,教育部将该专业归入至新设置的管理学门类,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级学科,并将原来的行政学更名为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调整则意味着该专业的培养模式从传统的理论型转向应用型,这就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进行创新,同时也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方式。翻转课堂正在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课堂教学进行的创新。翻转课堂这一概念源于2011年SalmanKhan的演讲报告,加拿大《环球邮报》将其评为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行政管理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因其内容枯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差等问题常常困扰着教师。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翻转课堂引入到该课程的教学中,从而改变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师的教学效果。 一、翻转课堂的内涵及特点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Classroom”或“InvertedClassroom”,指将课堂内外的学习任务进行调整,即教师将课堂教学内容用录屏软件等工具进行视频录制,在课前发给学生,由学生自主学习,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而课堂时间则供学生与教师互动交流、查漏补缺,同时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的内化。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翻转课堂改变了学生与教师的角色,实现了学生学习的个性化。传统的教学模式下,课堂上由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学生学习的过程则相对被动。学生在翻转课堂下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调整学习的内容,并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时间以与同学、教师进行交流互动,对自己学习的内容进行查漏补缺。因此,教师则成为学习的促进者,学生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当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教师则会提供必要的支持。第二,翻转课堂对课堂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增加了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在传统课堂上,教师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教学内容,同时又需要留有足够的时间来与学生交流互动。翻转课堂将知识讲授的过程放在课下,有学生自主完成进行,课堂则成为教师引导学生进行问题探究的过程,从而增加了学生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第三,翻转课堂转变了传统教学的学习结构。学生学习由“知识传递”与“吸收内化”两个阶段组成,两个阶段中知识的“吸收内化”是学生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阶段。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时间主要是进行“知识传递”,而“吸收内化”阶段则在课后由学生单独完成,这常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困难。翻转课堂则将“知识传递”阶段放在课前进行,由学生自主完成,“吸收内化”则在课堂上通过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来完成。教师能够事先了解学生遇到的困难,使教师的指导就更加具备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 二、翻转课堂在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行政管理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之一,该课程主要是培植学生行政管理方面的理论功底,使学生具备一定专业意识,同时促使学生逐步形成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有关行政管理领域问题的能力。在传统模式下,教师教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角色设置,使原本以理论为主且课程内容相对枯燥的行政管理学更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上,教师将课本内容转化为课件直接呈现给学生,学生则被动的接受,学习效果不甚理想。而该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难度并不大,那么则可利用翻转课堂让学生先自行学习理论知识,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调动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学生是否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体现在其能否运用相应的理论分析实际问题。行政管理学是专业基础课,学生对理论知识处在需要理解和掌握的阶段,并不能有效的独立分析案例。那么在翻转课堂下,教师和学生就具备充分的时间对相应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教师则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从而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的内化。因此,对于该课程,可以利用翻转课堂,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并帮助学生有效的吸收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下面将从课前教学资源的准备、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后教学效果检验三个方面,探析翻转课堂在行政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课前教学资源准备。翻转课堂使得原本的教学顺序颠倒,课堂内容置于课前,由学生自主完成,那么教师则应提供课前的教学资源。首先,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多、知识点多。虽然国内关于该课程的教科书种类繁多,但基本上都将行政管理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行政原理、行政过程以及法制行政。教师应根据这些内容的难易程度以及授课学生的基础、状态来决定哪些知识点适合利用翻转课堂来进行教学。其次,教师需设定明确而具体的学习目标。最后,教师根据设定好的教学目标制作教学视频,并通过教学资源平台将其提供给学生。教师还可利用网络丰富的教育资源,如慕课等,根据课程的需要将相关的资源整合到教学资源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展学生行政管理专业的学术视野。 (二)课堂教学活动。翻转课堂下课堂教学活动其实可以理解为问题解决环节,教师收集学生的问题,与学生进行探讨,学生间也可以相互讨论。在此阶段,教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引入生活中的案例,引导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吸收,因为在学生自主学习阶段获得的知识属于“前概念”,其中会有些理解不到位或错误的地方,经过课堂上的讨论后获得知识属于“正概念”,也就是对“前概念”进行了纠正,“前概念”经与他人讨论交流后形成,记忆会比较深刻,故而进一步内化了知识。教师与学生间充分的讨论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有关行政管理领域问题的能力。 (三)课后反思。教学反思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是,反思主体不仅仅是教师,学生也要进行反思。教师通过教学反思,总结教学中的问题,从而提高翻转课堂教学的效果。学生通过反思可以帮助其进一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教学资源平台上发表自己的学习反思,以利于学生之间相互学习。同时,教师通过学生反思的内容可以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案。 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一)教师需重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翻转课堂强调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并且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层次不齐,为了能够使翻转课堂有效地实施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避免出现学生在课前不学习而教师也不知晓的情况,教师应该应该重视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从而对学生学习起到监督和激励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了解,也是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二)教师需注重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上课主要利用板书,或者将教学内容以课件形式展示出来,翻转课堂则需要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录制教学视频。教学视频的制作则考验了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教学视频的制作与简单的教师讲课时的视频录制不同,教学视频的制作需要运用多种技术和软件,同时也需具备掌握录制视频的技巧。这些都对教师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教师应注重提高自身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三)学校需为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教学平台。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是翻转课堂能够实现的基础,最主要的则是需搭建一个网络教学平台,教师教学资源、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学习过程中的互动交流以及课后反思等都需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教学平台的建设不仅为行政管理学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技术保障,也是为其他学科开展翻转课堂提供便利,并且还为多学科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作者:张璞玉 单位:上海杉达学院 行政管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案例教学法在行政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行政管理的学科特点和培养目标要求其教学要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而案例教学能帮助学生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因此,这种授课方法正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学科的案例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从教师、学生、案例三方面着手,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行政管理;案例教学;教学方法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理论性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应用性的实践能力。案例教学是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教学方法,教师通过案例模拟真实场景,帮助学生提高应用能力,积累实践经验。因此,开设行政管理专业的高校应加强对这一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视,加大对于案例教学的投入,这是培养行政管理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案例教学在行政管理学科教学中的意义 与传统的理论授课模式相对应,案例教学方法特别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常,案例教学需要教师课前精心准备,搜集相关案例,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引导学生参与分析案例中的问题。在这之中,各种思想和观点的交汇与碰撞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开拓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于特定的行政管理的案例场景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行政管理学科教学中,案例教学的意义在于: (一)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理论授课模式中,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而在案例教学中,学生是知识的主动探索者。案例教学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用心思考,并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学生通过教师提供的案例,融入特定的情境与角色,大胆想象、独立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激活,学习热情大大增强,从“被动学”转变为“主动学”。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该专业的学科教学中,创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非常重要。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案例,为学生创造出特定的行政管理场景,学生在模拟的案例情景中,运用学到的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最终使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 (三)是传统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 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是学科教学的基础,但单纯的理论教学存在着机械、枯燥的弊端,无法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作为传统理论教学方法的补充,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增强学习的兴趣,也有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师生沟通,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二、行政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案例教学对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意义深远,但由于案例教学法在我国高校中实施的时间不长,在现实教学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教师、学生、案例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主动性不足 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针对具体案例,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及观点。然而长期以来的应试思维模式使学生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认为教学仅仅是教师的事情,与学生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除了传统思维模式、教育模式的束缚,现有的考试制度、考核标准、评分体系中与案例教学关系不大,这导致学生参与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不足,配合度不高。 (二)教师缺乏案例教学的技能与经验 以往,高校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教师大多缺少行政管理实务技能的培训,“重理论、轻应用”的传统使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面临着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课前案例的选编到课中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再到课后总结学生反馈,进行教学反思,在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甄别、编辑、组织以及协调能力,尤其教师对课堂要有很强的把控性,要具备丰富的案例教学经验,否则可能会出现“冷场”或“混乱”的两个极端场景。总之,在案例教学的技能与经验方面,我国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的高校教师还需加强。 (三)案例库的建设与更新滞后 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案例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80、90年代编写的,这些案例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变化与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我国行政管理的案例教学跟国外相比,起步较晚,因此,本土案例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存在着不足,主要靠引进西方国家的典型案例来缓解我们本土案例缺乏的现状。然而,我国在政治体制与文化背景上,较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引进的这些国外案例,在适用性与实用性上还需考量。因此,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教学中,如何引入并设计大量贴近现实、适应社会发展、实用价值强的本土案例,丰富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案例资源,是案例教学所面临的难点。 三、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的改进对策 针对以上列举的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要从教师、学生、案例三方面着手,推动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 (一)加强对教师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 教师是案例教学最终的实施者和组织者,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技能直接影响着案例教学的效果。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自由讨论、独立分析案例中的问题,表面上教师似乎轻松了,实际上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中,课前教师要选择、甄别合适的案例,课中要引导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课后还要收集学生的反馈,不断完善案例教学的效果。因此,为了保证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的顺利实施,加强对于教师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案例教学技能的培训形式可以多样化,比如举办讲座、研讨会、课堂观摩等,鼓励专职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或调研,增长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建立案例教学教师的定期交流制度,使教师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提高案例教学的技能,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案例教学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学生要自发参与到案例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中去。课前,需要学生做好预习工作,阅读和分析教师提供的案例,查找相关资料;课中,学生要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是学生参与的关键,独立思考、积极讨论是案例教学的特点,这不同于我们以往的理论授课,学生只听不说,课堂气氛沉闷;课后,学生要积极总结和思考,撰写案例报告与总结,这种总结和反思有利于巩固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进而提升自身的水平和综合素质。总之,无论是课前、课中和还是课后,都需要学生拥有主动参与的热情,变“被动学”为“主动学”,在这之中,仅靠学生自己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教师的引导与鼓励,比如,将课堂表现与案例报告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再比如,增加与学生的课下互动,收集学生的反馈,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强化,也能增加学生对于案例教学的重视程度,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去。 (三)加强行政管理学科的案例库建设 案例教学的基本素材是案例,因此案例的采集、编写是实现行政管理案例教学的重要保障。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主要来源于:(1)公开出版的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教材;(2)电视、广播、报纸、网站上公布的行政管理相关事件与报道;(3)公开发行的行政管理相关的学术刊物;(4)高校网站上公布的行政管理学科案例、教学资源;(5)学术会议的论文、报告;(6)教师承担课题的相关案例资料;(7)行政管理专业社会实践搜集的案例资料等。这些案例相对分散、原始,需要进行改编、加工,以满足教学的实际需要。可以考虑学习国外高校的做法,建立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库,成立专门的案例编写部门,组建专业的案例编写团队,从事案例的搜集、改编与加工工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教学提供可靠的教学资源,尤其是注意搜集和编写符合时代特色的本土案例,提升本土案例在案例库中的比重。同时,在引进国外案例时,要注意其是否符合我国国情,避免引用的案例“水土不服”。 作者:方雪晴 单位:上海杉达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政府管理也随之变革,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多中心治理由于其对公共产品特征的深刻分析、对民主价值的高度重视以及与多元化社会的适配性而成为中国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有益的新取向,是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这种模式的改进和完善将有力地促进当代社会基层治理的优化,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基层公共事务;业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事务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能力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以政府为主导且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其中的公共治理变革也旨在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在城市基层治理变迁中,广大物业小区业主演绎了自我治理的民主序曲,其内含的多中心的治理逻辑是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也是未来中国社会基层管理的新取向。 一、多中心治理与单中心管理的对比分析 单中心管理的基本逻辑及评价。单中心管理模式认为:为保证社会秩序的生成和稳固,就必须有一个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担负着创建和维持秩序的功能。在此体制中,处于权力中心的个人或集团就成为主权者,而其余民众就成为臣民。“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人类没有再大的权力可以交给其他人。最高统治者不必受国内法的约束,因为国内法只不过是他的命令;他可以任意地摆脱其束缚,没有人会向统治者要求财产权,因为所有财产权源于法律,即统治者的意志。” 霍布斯的这种论断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在《国会制政府》一书中,提出的用于行政科学建设的范式所内含的核心理论是:在任何一个政府中总是存在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权力中心;权力越一元化,它就会受到来自更为负责的单一权力中心的指导。社会学家韦伯所倡导至今仍广泛运用的“官僚制”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只有一个最高权威,命令和控制是其运转的基本的手段和方式。波兰尼认为“一元的单中心秩序”或“设计的或指挥的秩序”被一个最终的权威所协调,通过一体化的命令结构来实施控制。在这种秩序里,存在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并且依赖上下级之间单向的“指挥―服从”的决策与执行链条得以维系自身的发展。 综合而言,此种模式的主要观点包括:社会的秩序与发展需要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来维持,这个权力中心具有单一性和垄断性,国家、政府、权力、集体、统一等概念是分析的核心;政府具有无限理性,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自社会的各种挑战;越是权力集中的政府就越负责任;政府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唯一生产商和供给者;等级制政府组织能够以最小的投入导致最大的产出。 事实上,这种模式至少有以下缺陷:首先是对政府的信任过头,忽视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普遍规律。政府的权力集中并不必然导致高效率,只有将个人动力激发起来的组织才能够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权力集中只是为统治者的意志实现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其自上而下的命令结构需要消耗很高的意思传递、行为监督等成本;其次是忽视了民间力量及其智慧,只有切合民间实际的秩序才能获得很好的维持,也只有公民自身才能够了解自身的需求与偏好所在,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对本来可以由民间来做的事情费心地设计一切;第三是对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趋势估计不足。社会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民主化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单一中心的治理结构无疑与民主化存在着无法协调的矛盾。 多中心治理的基本逻辑及评价。治理一般指“在政治系统的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对政务或公共事务作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正义价值的目的”。[1]“多中心治理”主张同时存在着多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单位,这些单位能够计算受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影响的潜在成本和收益,促进自身利益扩大;另一方面,体系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受着一般性规则的制约,又可进行调适,使决策者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来保证整个秩序的稳定和运行,从而使这一体系成为富有活力的系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民众对于政府的期望愈来愈高,也愈来愈趋于多元化,而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是缺乏效率和回应性的,因此,以支持“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为特征的多中心理论就成为满足民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理想模式。 在治理主体方面,有多个权力中心同时进行,社会秩序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努力构建的结果。在秩序生成过程中,来自于基层的力量和智慧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发展了以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为标准的物品分类方式,认为大部分公共物品都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而表现为具有一定竞争性或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这一特性的区分使得在公共物品生产和公共事务治理上,可以通过产权契约安排使相互独立的分散主体,将传统的铁板一块的公共物品按照地域、特性等方面分散化。每个部分拥有该物品的有限生产权,或公共事务的有限处理权,对自己生产的物品、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每个单位或主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多中心治理试图通过多种参与者提供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物品,从而在传统中由单一部门垄断的公共事务上建立一种竞争或者准竞争机制,公民可以根据各生产者的相对优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迫使各生产者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强回应性。 在纵向治理选择方面,多中心治理强调集体行动应当尽可能在较低的治理层次上得到解决。强调多元、民主、合作、非意识形态化,指向的是政府向社会分权、权力回归于民众,鼓励公民参与地方或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全过程,倡导培育和提升公民的自主管理能力。 多中心治理意味着多种治理手段的综合应用。以政府能力有限为前提,主张政府和市场既是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又是公共物品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和机制,主张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既充分保证政府公共性、集中性的优势,又充分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效率高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成本低的特点,综合多个主体、多种手段的优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 多中心治理中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公共物品的生命周期中,大致存在着消费者、生产者、中介者三个角色。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它们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扮演。多中心治理既反对政府垄断,也不是所谓的私营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的变化。在以往的物品提供方面,政府扮演着公共物品的直接生产者和提供者,参与了整个过程,扮演着多重角色。而多中心治理则主张通过其他主体的参与,通过多种方式将公共物品的部分生产任务委托给其他部门来提供。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为主变为间接管理为主。政府更多地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即制定多中心制度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 多中心治理也意味着权力向度上的改变,即公共事务权力从强调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运作转变为上下互动。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在竞争性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相互签订各种各样的合约,并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在这一意义上大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政治管辖单位可以以连续的、可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前后一致地运作。”[2]11-12 综合而言,多中心治理包括着以下基本观点:本段归纳参考了黄德发:《政府治理范式的制度选择》[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4页。一个社会的权力中心具有多元性和分散交叠的特质,政府或国家是多极权力中最大的一极;政府具有有限理性,它无法胜任“无所不能”的角色要求,一群相互依赖的人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权力越分散,政府就越容易针对不同的公民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越容易进行及时的科学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越容易防止权力的非公共性滥用,反之,集中的权力在信息收集、决策做出、灵活性等方面具有无法回避的劣势;政府官员和决策机构分享着有限、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其中没有一个机关或者决策机构对强制力的合法使用拥有终极的垄断权;政府并非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唯一供给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上,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有所作为;从长远看,民主政体的效率必然优于专制或集权政体,因为民主政体可以回避大的甚至致命的失误。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它拓展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等,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力图发展起一套管理公共事务的全新技术,强调管理就是合作。核心思想是要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 单中心管理与多中心治理的对比。单中心管理与多中心治理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下表(见表1): 二、业主自治:一种更具有多中心色彩的基层治理 业主自治,是指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民主的原则建立自治组织、确立自治规范、自我管理本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业主自治强调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决。私法自治的实质,就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决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业主自治的主体是实行自治的全体业主,组织是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民主;自治的事项是有关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其核心内容包括对业主委员会的民主选举以及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业主自治是当代城市社会中带有多中心治理色彩的基层治理,这主要基于业主自治满足了多中心治理的诸多特征(见表2)。 三、多中心治理是当代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深度创新 业主自治是优化基层治理结构的积极探索。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探索适合的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趋势将不可避免对城市社会的治理能力造成严峻的挑战,城市基层治理的问题将迅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基层自治能力的提高与自治资源的充分利用是缓解政府管理和服务压力、促进公民社会形成的必然途径。探索适当的治理模式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事实上,我国诸如公共权力在不同党派之间进行分配、党政分开、落实人大的权力、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分权、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村民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中国政府的努力都可视为多中心治理的有益探索。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讲与国家向社会放权具有密切的关联,也带有与多中心治理内在逻辑相一致的成分。在这里强调业主自治是更多带有“多中心治理”色彩的基层治理主要突出的是业主自治在时下以及未来的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来自基层的强大动力,而且它对于日益庞大的城市公民的民主权利、秩序生成乃至日常生活都有普遍的、切身的联系。而业主自治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为其他领域进行治理探索提供经验和借鉴。 多中心治理契合了当代社会民主化的必然趋势。多中心治理的基本预设是基层社会和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来有效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或生成的秩序,而不是一种强制的秩序或构建的秩序。“两分法”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管理的本质属性就是执行性。这种理论主张将科层制的绝大多数公务员置于一种缺乏价值追问和感性认知的工具人状态,也人为地加大了由公民诉求到行政执行的流程周期和潜在成本。由于基层组织的回应性缺乏导致了官僚制的尴尬状况――人们已经无法容忍“官僚制”组织的专横、奢华和低效。事实上,随着社会多元化的深入,单一中心总会存在着回应不足的弊病,而熟知基层社会问题和诉求的基层组织却缺乏相应的治理权力。社会稳定与和谐更多地体现在基层秩序的稳健程度,所以,如何给民主化浪潮下的公民意志留有足够的治理空间是政府管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府治理之道的变革,主要方向是“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行为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和政府权力多中心化”。[3]而这“四化”本身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随着这种改革的不断深入,多中心治理将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 多中心治理的深入发展将缓解传统模式的治理压力。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模式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面对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前期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这种模式确保了改革主体的强势性,它可以有力地打破原有的各种制度和利益结构,可以对改革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强力推进,而且效果的取得也与当时的民主化程度不高、民间社会发育弱小、法制落后、经济发展压力巨大等因素高度相关。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民主意识不断高涨、法制环境趋于良好,更重要的是一个强调自我的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这些都使得原有的政府主导型模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危险,而且改革越是深入,民间的力量就越为凸显,政府的作用领域和程度将越为有限;政府必须探索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民间诉求,并充分利用民间治理资源的新的治理模式,这种压力将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和网络民意的几何级膨胀日趋增加。而多中心治理所持有的是一种和现有政府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逻辑,它的探索和成熟必然会对未来的政府治理形成一个可替代的或可借鉴的有益进路。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及特征 【摘要】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是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对于实现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公共事务合作管理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众传媒的自身性质及特点决定了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多维性、间接性、有效性和有限性等基本特征。 【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特征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大众传媒如何借助自身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地位,积极延伸其社会协调功能,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出谋划策,奉献力量,已成为一个对于大众传媒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实践 2011年11月2日,《大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天冷了,请环卫工进店歇歇脚吧》的新闻,对郑州市环卫工清扫大街劳动中无处歇脚、无热水喝的困境做了报道。报道呼吁:“沿街的单位、商铺,愿意提供‘爱心歇脚点’,麻烦致电96211告诉我们。” 11月3日,《大河报》消息:“本报发行中心愿意开放所属36个发行网点,负责人表示,只要看到‘大河报’三个字,环卫工可以随时进来歇歇脚。”同时报道说“目前已有上百家单位、商家热烈响应”,愿意尽力帮助环卫工。 11月4日,《大河报》报道:“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就此事进行了批示,相关部门表示:将努力挤出地方,增建一批环卫道班房,以解决环卫工常年在路边吃凉饭、喝凉水,无处更衣和存放工具等问题。” 11月8日,《大河报》报道:“热水捧在手,暖了俺环卫工的心。”报道说,管城区市政部门设立了30个歇脚点,环卫工有了热水喝。300块“爱心歇脚点”标牌已经制作完毕,今起全市发放。 毋庸置疑,这是一起大众传媒积极延伸自身社会协调功能,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实践。和以往一样,某些问题在舆论的推动下得到了尽快解决,大众传媒的社会协调功能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彰显。然而,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案例,发现其中呈现出的三个鲜明亮点: 一是提出新闻诉求。这一新闻报道没有停留在只是单纯传播信息的层面,而是在信息的同时提出了明确的新闻诉求――暴露问题,出谋划策,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并向相关方面发出呼吁。在这一案例中,新闻诉求表现为“呼吁沿街的商家、单位向环卫工提供‘爱心歇脚点’”。 二是承担社会责任。“麻烦致电96211告诉我们”表明了传媒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决心。把热线电话公之于众,等于把传媒自身放在了一个汇集和沟通信息的中介位置,从而担负起传媒在这一事件发展中的重要社会道德责任。 三是传媒做出表率。在提出明确的新闻诉求和承担社会责任之后,传媒以身作则,率先示范――“本报发行中心愿意开放所属36个发行网点,只要看到‘大河报’三个字,环卫工可以随时进来歇歇脚”。传媒用自身行动形成一种榜样和号召的力量,同时也为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从提出新闻诉求到承担社会责任,再到传媒做出表率,这一连串的提出诉求、承担中介与实际参与,最终促成了环卫工“喝点热水歇歇脚”这一问题的迅速解决,进一步彰显了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事儿虽不大,却如一股暖风吹在寒冬到来之际,让人暖暖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情。 二、参与管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 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能激励和引导公众,抵御有碍于社会安定的各种不良影响和威胁;能形成舆论中心和议程设置,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去;能传递和规范社会道德,引领价值取向,了解、反映和协调公众的意愿;等等。《大河报》关于环卫工“歇脚”问题的报道及其解决之道,则是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按理说,报纸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把某一事实公之于众,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新闻本身自然可以反映部分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呼声,自然可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自然也可以发挥大众传媒一定的社会协调功能。但是,《大河报》并没有在传播信息,引起社会关注这一传统职能上停留,而是主动将自身置于社会问题之中,先是提出新闻诉求,公布联系电话,承担汇集信息的中介责任,然后又承诺开放发行点,供环卫工“喝点热水歇歇脚”。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协调功能”的约束,从激励引导、设置议程、传递规范、反映协调等一般性社会功能一跃而升至为“提出诉求,承担中介,以身作则,主动参与”的高度和境界。而这一系列行为,则使传媒无形中扮演了一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大众传媒从社会协调功能朝着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也日益显著。大众传媒如果循着“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视线望去,其社会功能的拓展延伸将呈现广阔的前景。当然,这需要大众传媒具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从通过传播形成影响到提出诉求谋求解决,从反映意愿激励引导到置身其中充当中介,从规范道德引领时尚到积极参与主动承担,这种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拓展延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赋予大众传媒的重要使命,也是大众传媒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三、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特征 社会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目前,我国社会公共事务呈现出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样化的特点,正在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各方多元参与的开放性公共管理体系。 费爱华博士认为:“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角色意识、发挥着积极的社会管理功能。”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的社会性功能使它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正是大众传媒能够对公共事务管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动因。而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管理者在维护公众利益、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共同价值取向则成为二者发生联系的结合点。 在社会管理多元化时代,大众传媒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报道新闻事实,不再满足于对民众意愿的一般反映,而是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了。它要参与、要担当、要管理、要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大众传媒的自身性质及特点决定了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多维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和途径是多方面的,可以利用自身在信息预警、议程设置、舆论监督、促进沟通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有时是信息引起预警,以减少危害;有时是聚集社会热点,引导舆论方向,引发政府关注;有时是通过舆论监督,暴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有时是通过信息公开,加强沟通联系,加快问题解决。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这一问题上的新闻实践,主要通过其议程设置和促进沟通等功能,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最终促成了问题的快速解决。 间接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多维作用如上述议程设置、舆论监督、促进沟通等,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间接发生作用的,社会管理的最后决策与直接实施还更多地依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只有在一些特殊事务中,传媒才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直接参与管理和处理事务。虽然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把本报发行点提供给环卫工歇脚这一主动参与的“示范行为”,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和一种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榜样引领,难以解决所有环卫工的休息问题。最后还是政府出头,决定“增建一批环卫道班房”,才使问题得以彻底和圆满解决。如何使这种“间接性”变得虽然间接但却强烈、虽然间接但却有效,应成为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效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往往能较快取得实效,在我国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及历史条件下,有些极端事件、社会难题一经媒体曝光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这种有效性甚至导致“媒治”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网络热词和人们期待通过媒体管理社会的愿景。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问题上的新闻实践,从消息到促成问题解决只有一周时间,再一次显示了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乃至高效性特征。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参与才能较快地得以解决,这本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不高效的表现,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与原因,但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正是基于这种“媒体一参与问题就解决”的社会现实,“媒治”才成为众多网民对改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美好期待。大众传媒需要自省的是,传媒人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在我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支撑下,才有了这种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传媒人应当最大化地利用这种有效性,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在保障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有限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虽然有效甚至是高效的,但其参与的领域和作用却是有限的,在许多专业领域、特殊领域以及众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上,大众传媒还难以发挥更有效、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大众传媒只能作为社会事务合作管理的一个重要成员参与其中,但它缺乏最终的决策权、裁定权以及执行权,因此很难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角和“领袖”。“媒治”一词只是客观反映了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和人们对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美好期望,但最终“媒治”必须也只能通过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法治”来实现社会管理。这种“有限性”特征将促使大众传媒清醒地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位置,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主动参与,又不越俎代庖;既要合理有度,又不消极放弃,积极拓展延伸传媒自身的社会性功能,科学、合理、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 四、结语 如何明确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定位,合理发挥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问题上提出新闻诉求、承担信息中介、主动参与解决等一系列行为,无疑为寻求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途径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这一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新闻实践中,大河报关注的是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的是社会道德责任,付出的是信息沟通的辛苦,收获的是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带来的是寒冬里人性的温情,引发的是人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思考,何乐而不为? 管理是一种行为,行为需要谋划,因此,谋划是行为的前奏。出谋划策正是传媒人的强项,通过大众传播暴露社会中的某些问题并出谋划策,提出新闻诉求,甚至以身作则,主动践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大众传播的一般意义和大众传媒的一般职责,或许,这正是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途径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所体现出的公共性特征使它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把大众传媒建构成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是充分发挥我国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事务管理 作用 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现象,是两者发生内在联系的关节点,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以及它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在联系,不仅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也决定和影响着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作用的发挥。 预警作用 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而言,大众传媒的预警作用通常体现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特别是对涉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突发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和及时报道,以引起公众的警惕或帮助人们了解突发事件和真实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传媒对此次危机中主流媒体长时间的集体失语失真,造成传媒预警作用的彻底失灵,对疫情的扩散蔓延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突发事件包括危机事件的报道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做到了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典型的是2008年春夏之交我国主流媒体对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地震所作的连续32天的现场直播报道。 事实表明,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是任何负有社会责任的大众传媒所应该葆有的信仰与原则,及时、真实和公开地报道新闻,可以成为社会抵御突发性社会恐慌的预前反应,并且,从效率的角度看,这样的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关涉公众利益,特别是公众的切身利益的负面真实情况被隐瞒住,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天灾人祸,但是却有可能依靠媒体迅捷的信息传播所产生的预警作用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 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共同的社会责任。为此,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一方面应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传播的透明度,畅通信息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大众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预警作用,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及早采取预前措施,尽量把突发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议程设置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设定社会公共事务“议事日程”的功能,新闻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新闻传媒选择或突出报道的某些内容会受到受众特别的关注。这一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可以“重构环境”的机构,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某些潜在问题突然显性化,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并进而直逼决策层;相反,另一些问题却始终寂寞无声,最后不了了之。对比两种迥然相异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不理想的、不规范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现实状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要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对象,还必须经过一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问题公共社会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社会问题的标志是出现公意性诉求。而当公共权力主体意识到社会公共问题已经妨碍整体社会发展,充分了解公众的公意性诉求并认同这种公众的政策诉求时,公共问题就会变成公共政策问题。而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对推动这个认识上的逻辑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接触信息本身,最大范围地接触社会公众,所以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有一定影响的突发事件,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大众传媒。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公开性、直接性、迅速性,它能快速把少数人发现和提出的社会问题及对政策的期望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它对社会问题或某一突发事件大规模地连续性地加以报道,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大众传媒不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报道,而且会加以评论,以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程度,引发公众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不断提高公众对政策问题的认知度,这就使媒介议程转化成了公众议程。而公众议程大多是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因而会呈现社会舆论的“焦点效应”。而“焦点效应”又往往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就会促使政府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和要求,进而对公共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这正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作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舆论监督作用 我国党报有自己的舆论监督传统,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众的参与意识普遍增强,为适应这一新情况,我国新闻传媒开始就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照,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同时,受众对社会领域中不良现象的批评也常常见诸媒介。由于媒介对社会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国具有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具备的社会公信力,受众意见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类似舆论的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栏目较好地发挥了媒介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随着民众表达利益和要求的权利开始合法化,大众传媒作为公众的代言人,在形成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氛围有了很大改变,在一定层次上突破了其固有的一些局限性,出现了跨层次、跨地区、跨类型媒体舆论监督互动的现象。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新闻传播的成本,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环境和传播格局,促进信息更快、更广、更全面地传播。虽然它自身的发展和它与传统媒介的整合仍处在发展变化中,但传统媒介已由开始的如临大敌到目前的和平共处、相互渗透。网络使新闻传播更具活力和张力,也使新闻传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众拥有了发言权和参与感,双向互动促进了广开言路,益于政府决策和对舆情的掌握,及时通过灵活的政策与技巧调控舆论。它推动我国新闻政策走向宽松,让更多的普通人拥有了表达思想与意见的渠道。 近年来,网络传播大大促进了媒介间的协作,媒介之间的融合、交叉拥有正在成为中国新闻业新一轮改革的亮点,政策性的扶持已经有所表现。因为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党和政府以及传统媒介都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尽管有时网络受众的意见会千差万别,但正是这种意见市场的存在,一些观点在相互碰撞中进行着“自我修正”,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有效沟通作用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已经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需要大众传媒发挥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功能,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达,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传媒功能曾经较为单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府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而大众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具体地说,由于我们单纯强调大众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导致了传媒的泛政治化,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抽除。我们知道,沟通本应是一种真诚的对话,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信息的互换,它需要双方彼此平等、相互宽容,这样才能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而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层面上可改变过去那种状况,对各方意见都给予相应的关注,并使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活动。让公众的意见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不仅能够使政府及时、广泛地了解各种不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且能够使各种潜在的社会摩擦与冲突的能量在“微调”的状态中得到释放和缓解,避免长期压抑和积累而引起爆发式的冲突和震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群众集体上访冲击政府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没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表达意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则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公开表达,此外也可为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提供相应的服务。 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决策过程离不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将一改“拍脑袋决策”为注重通过听政、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民众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供决策者抉择,以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质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公正的讨论,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政府决策提供资讯和参考,推动政府形成新的决策。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可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在这里,个人、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政府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交换意见,并提出各自的政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大众传媒通过展开讨论,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启发和促使决策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使决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众传媒还可对决策产生的过程予以监督。三是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决策的解读,深化公众的理解,提高其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公众群体的反映使错误的决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决策得以完善。总之,大众传媒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 结语 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任一国家、任一时代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的枢纽和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自身的功能特点以及它作为社会公器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和公共品格,决定了传媒因素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应懂得善用传媒的力量,充分发挥它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领域的“公共空间”,将更完整地发挥其协调、整合社会的功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推进国家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作者单位:新疆伊犁师范学院) 编校:施 宇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大众传媒与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 相关背景 众所周知,公共事务的管理最早出现在西方。在现代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通常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采取各种手段,对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资源的管理、公共服务的提供等。 我国对公共事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主要背景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在关键问题上的关键性突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功能分化,迅速打破了原先的行政一体化结构,形成了市场―政府―社会的三元结构,政府由“无限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在这种背景下, “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21世纪,关于我国公共事务的内涵界定,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公共事务就是伴随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公共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①。而“公共管理是公共权力机关和非盈利社会组织为了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公平分配,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②。这些定义基本概括了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尽管现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政府的公共管理还处于未定型和不成熟的状态之中,但转变传统的政府工作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普遍共识。 而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的平台、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整合社会的调适器,近年来在涉及我国医疗卫生、食品安全、住房改革、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如何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深刻认识大众传媒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下笔者就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作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二者的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即大众传播媒介,它包括报纸、期刊、书籍等印刷传播媒介和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以及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其主要功能包括:传播和沟通信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监测社会环境、促进社会整合、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等。笔者认为大众传媒在以上诸方面的功能特点,使它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为传递公共信息的平台、监测社会环境的雷达、整合社会的调适器。大众传媒也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色彩和公共品格。这使得它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 价值取向的契合。如前文所述,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维护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公共事务的理性目的是公共事务所覆盖的公众利益的最大化”③。而大众传媒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众)在信息传递沟通方面的需要。同时,它在监测社会环境、整合社会关系方面的职能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这表明,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管理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契合之处,即它们共同的价值目标是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 事实上,大众传媒的传播行为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己任的政府行为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政府与传媒都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只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中、西方政府与传媒在代表公众利益的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 在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运用公共权力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其价值取向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政府传媒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府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是直接的刚性的控制。传媒作为党、政府、人民的喉舌,要求要忠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维护大局,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党和政府采取的策略是以稳定求发展,这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及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的现实有关,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代表维护人民的利益。 尽管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控制理念(如西方的制衡理念、我国的稳定理念),导致中西方政府与传媒在代表公众利益的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但它们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即政府传媒应当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当是以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信息传播机制与社会整合机制的互补。如前文所述,大众传媒由于其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已经成为社会系统的信息枢纽,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作为消除不确定性因素的信息本身的意义与价值逐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在现代社会,由于大众传媒能最大程度地接触信息本身,最大范围地接触公众,凭借其独特的社会角色,大众传媒作为公开庞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影响越来越显著: 一方面,大众传媒传递信息直接、迅速、公开的特点,可以弥补政府信息系统的缺陷。一般而言,虽然政府也设置了种种渠道收集民意,但行政系统内部科层制的传递渠道往往具有单向度传递的特点,即信息主要沿自上而下的方向传递,而相反方向的传递则会遇到众多的阻滞,这样就会导致基层民意无法传递或传递失真。而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特点使它成为政府部门收集信息、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能最大范围地接触公众,它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所进行的广泛报道和深度分析,可以成为普通公民向政府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大众传媒作为联系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决策所需的信息;同时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递政府运行的相关信息,以争取公众的理解、支持。而公众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引起政府的关注,以伸张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机制应是政府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有效补充,也是广义上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作为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可以通过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对公众的认知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来缓解社会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协调各个部分的利益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表明,大众传媒的整合机制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政府应当意识到社会稳定机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经常把人民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并及时化解。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媒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应是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政府调控机制(公共权力运行)的强制性相比较,大众传媒社会整合作用的非强制性,更容易为社会成员接受,可以帮助政府有效地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部门在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上的契合之处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在信息传播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方面存在的互补现象,是两者发生内在联系的关结点,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传媒因素能够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根本动因。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与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利于加深对大众传媒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认识,而且对于现代社会政府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公共管理活动引导、推动和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解析 摘 要: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重要的公共社会关系,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正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职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是创新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民族关系”和“公共事务管理”是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内涵理解的两个重要维度,管理理念、管理实践、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构成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本文还探讨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民族概念含义的层次性以及由其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层次性,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概念还必须要注意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 关键词:民族关系;公共事务管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 民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化的趋势。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里的重要的公共社会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尝试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使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职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和内容,是实践和创新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公共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公共、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事务的内涵 公共事务中的“公共”一词,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其着眼点在于集体而非个人,强调某一或某些问题是为特定群体中的成员所普遍共有或普遍关心的。具体来说,“(私)是指一种‘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状态,是在个人中心取向前提下所具有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而‘公’则是以集体生活为中心取向以及在这种趋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指向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利益,强调私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其中不仅包含着收入、就业、住房等实际利益的维度,也涵盖了部分程序性的内容,如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公共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所谓“公共事务”被界定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需要,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务”[2]。广义上来说,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满足,一方面这些利益的表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些利益的满足则有赖于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化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等。从狭义角度看,公共事务就是指在狭义的社会领域中,公共部门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此,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对象主要分为两种,即与民族关系相联系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从基本属性上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所谓非竞争性,主要是强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同于市场消费商品的非营利性特征,它们的提供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在于满足最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因而,任何人对产品和服务的获得都不会降低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所谓非排他性,则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得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不是向市场商品那样将消费对象限定于某一特殊群体,并构成阶级(阶层)区分的外显标志。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点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边界和力量差异十分清晰,各方面发展力量相对占优势的民族相对于发展较弱的民族有着多方位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发展力量占优势的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持其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排斥这些民族,使其不能顺利享有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平等理念的指导下,努力保护和帮助各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的一面。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学、管理学和行政学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共事务管理下了许多定义。 公共行政学视角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往往从政府职能角度着眼,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活动,因而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3]。简单来讲,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政府“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活动”[4]。进一步讲,公共事务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系统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管理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的活动。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对家庭、社会团体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事务涉及整个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威加以解决;第二,主要内容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具体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第三,核心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它决定了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社会政策的核心是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政策[5]。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往往从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理论出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为第三部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公民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国家和政府为了调和利益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领域加以规范和监管[6]。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7]。由此,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规范有关社会事务,即政府的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二是社会(即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8]。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概念建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结构发生分化的基础之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事务的管理,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近似于“社会管理”概念,是指作为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9]。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与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需要社会各子系统的管理来进行支撑;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实现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环境和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公共事务管理“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10]。具体来讲,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其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而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这些主体通过综合决策建立起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人民福祉,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扩大。 总体来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它并不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各民族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公平和诚信。可以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主体不仅需要政府作为管理的主导作用,也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协调。 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并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分析和理解公共事务管理概念的基础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指政府、事业团体等组织为了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工作和协调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利益需求,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和谐,维护民族间的公平与诚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社会学两大学科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则是民族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的分支,是管理学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应用,是对民族学与管理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是充分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含义时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第一,“谁来管理”是在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的参与。第二,“管理什么”是从管理内容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内容不等于政府管理的全部,也不等于民族事务管理的全部。由于对政府和民族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在理论上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扩展为政府管理或者民族事务管理,从而使其在内容上使趋于泛化;二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缩小为狭小的社会生活领域,忽略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比较狭窄。第三,“如何管理”是从管理手段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在多民族社会中,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控制手段[11],但是更多地还是有赖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灵魂。 具体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对民族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二是民族社会自身进行自我管理。从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民族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已经逐渐为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趋势。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民族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广泛,且实践性和实用性都较强,而且,由于民族关系的敏感性而使其充满了挑战性,要求在从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三、民族关系中的 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建设、教育普及、文化事业建设、民族宗教事务、国防建设、外事管理等内容。从狭义角度理解公共事务,即从狭义的社会领域出发探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事务。目前,在东西部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尚未实现真正的均等化,这一方面会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阻碍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会因民族间的对比而催生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事件,给民族关系的和睦蒙上一层阴影。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务。社会保障体系对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民族成员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仅有助于增进少数民族的物质与文化福祉,更有益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睦,巩固社会和谐安定的局面。三是少数民族就业事务。劳动就业是少数民族成员获得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个体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劳动就业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率和相互理解。四是民族基本住房和社区建设事务。“作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纽带,社区一方面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其思维与行动提供资源、情境和规则;另一方面,又是构成社会之“器官”,是社会影响个人的中介”[12]。基于社区的这种中观性质,加强民族社区特别是多民族社区建设既是保障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理顺民族关系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的需要。五是民族社会组织事务。民族社会组织是各民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建立起来的利益表达组织,在表达本民族利益诉求、争取本民族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要发挥民族社会组织在调整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合理规范组织建设和行为,化解民族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和误解,防止组织的私利化转向。六是民族宗教事务。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多信仰宗教。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对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宗教通过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它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宗教会对社会稳定起到负面的制约作用”[13]。由此可知,妥善做好民族关系中的宗教事务,是理顺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任务之一。七是民族工作与民族社会工作事务。“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地区工作和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及民族人士工作的总称,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事务等多方面内容”[14];而“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5],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责任主体,前者单纯是国家政府部门的责任工作,而后者则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协作互补。八是民族人口工作事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口流动不仅扩大了民族间的互动面,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复杂化,更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16]。然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成为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态”[17]。九是民族社会公共治安事务。“社会治安作为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是与其他诸多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综合性公共产品,它覆盖全社会,以其他许多公共产品为基础,同时也保障了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18]。 四、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具体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实践、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四个方面。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是指公共部门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调整和理顺民族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既受到国家性质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在根本的意义上,民族关系的内容和本质特征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既受社会制度和时展的制约,也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方式、途径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相应地,民族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也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但实质上维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护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是指公共部门在管理理念指导下,从社会利益和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出发,以制度化方式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问题,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普遍需要的活动。简单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就是要以制度形式来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问题。管理理念不同,管理实践活动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主要表现在表达民族社会利益诉求、协调民族社会矛盾、规范民族社会组织、维持民族社会秩序等领域。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其中,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民族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也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领域。在追求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导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管理和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和建设民族社区、管理和扩展民族社会组织、管理和深化民族社会工作、管理和创新民族人口工作、管理和强化民族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公共部门)之间以及责任主体与服务对象(公共部门与少数民族)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通常管理理念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并不断促进管理体制的完善。相应地,管理理念的落实和实践活动的展开也有赖于由一系列组织和机制组成的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民族关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具有民族性的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协调民族利益关系。在稳定、秩序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更多地倾向于民族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民族关系危机管理和民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内容。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社团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民族社区管理体制和民族社会工作体制。从体制构成内容上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民族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和民族工作体制[20]。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段是指在管理和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理念的落实、实践的展开和体制的运行,最终都会有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政治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是公共部门在管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时通常采用的手段。在多元化的多民族社会,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同时也要及时吸取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充和应用新型的信息技术手段。 五、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 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含义 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必须要注意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这主要源于民族概念含义的层次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层次性。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具有四重含义[21]。第一重含义是指作为人类群体形式的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此种意义上,部分文献和研究者试图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替代民族概念①。第二重含义是指少数民族,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是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群体,民族教育、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等术语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民族概念。第三重含义是指主权国家境内的全体居民。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些生活在同一主权国家内、接受同一政府管辖的人们群体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第四重含义是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民族形式。中文中民族含义的层次性要求人们在分析具体民族现象时,根据需要来选取适当的含义。民族概念的层次性决定了民族关系概念的层次性,相应地,民族关系的含义也具有四重含义。在本文中,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在第一和第二重含义的层次上来界定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在中国的特殊性,也需要认识目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趋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巩固;56个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所形成的共同因素越来越多,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高,自觉性在逐渐增强。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不和谐的因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目前比较突出的不和谐因素[22]。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新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处理民族关系的难度;中华文化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又提供了精神纽带。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跨区域社会性公共事务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提要] 通过分析我国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现状,借鉴国外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先进之处,就未来我国公共事务跨区域管理提出对策建议,从而提高我国社会公共服务能力。 关键词:公共事务;跨区域;管理 一、公共事务及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 (一)公共事务。公共事务从广义上看,它可以被定义为组织的所有非商业化行为;从狭义上看,公共事务指的是组织涉及的政治活动及其与政府的关系。由于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以根据这一点从理论上把公共事务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 所谓社会性公共事务,是指不必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等,又如政府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它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显示了较强的社会公益性。而本文就是基于社会性公共事务展开了相关论述。 (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是指在城市群内相邻行政区之间,地方政府以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和协作为基础,以跨区域功能性项目为手段,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双赢或多赢,寻求合作,共谋发展,针对城市群成员政府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通过联合管治而开展的持续性活动。城市群政府跨区域合作管理的主体是由不同层次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代表、专家学者所组成的一个“多中心”网络结构体;城市群政府跨区域合作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城市群内政府间多元的合作,破解区域发展难题,增进区域协调关系,拓宽区域合作领域,实现共赢利益格局,进而提高公共事务服务的质量。 二、国内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现状 (一)为何推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形势下,当今世界步入知识经济和网络化时代,原本属于地方政府“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区域公共事务涉及面更宽,区域公共问题更为错综复杂。显然,单凭地方政府之力“单打独斗”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挑战,又加上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必然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因此,强调区域政府间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合作,寻求一条由“囚徒困境”向“双赢博弈”转化的城市群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政府有效治理的理性回归。 (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部分地方政府的跨区域合作观念滞后。在跨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存在着单打独干的意识,以及怕吃亏、怕担风险、怕负责任等思想,同时缺乏信用观念,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突出。这些滞后的观念导致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存在一定难度。 2、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管理法律体制不完善。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起步较晚,一些相关体制尚不完善、不健全,这极大地阻碍了跨区域合作治理的顺利进行。目前,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载体主要为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以及区域部门间合作协议等(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皆是如此);相应制度性规范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都市圈规划等。由此看出,我国关于区域合作治理的法律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在实行跨区域合作管理时因没有后续保障而不敢大力开展。 3、区域公共治理存在非均衡性。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显著提高、区域拉动性增强。较之以前,区域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进一步加深;但另一方面由于区域间发展不同步,导致区域间发展存在不均衡性。非均衡性使得部分政府不愿实现公共治理和资源共享。 由以上三点可见,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须解决的政府滞后观念、法律制度缺失、区域发展不均衡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难点问题,如何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实现政府间跨区域公共治理的重要突破方向。 三、国外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借鉴 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涌现出许多新城镇,地区的政治单元呈“碎片化”状态。为了适应大都市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同时又兼顾各市、镇居民的利益诉求,大都市地区纷纷通过政府间合作实施跨区域治理。 跨区域治理主张政府组织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方向发展,由政府单边管理转向多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团体等)民主参与。同时,也代表着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互惠的民众与政府关系,强调政府间在自主性、共同分享、共同规划、联合劝募、一致经营等方面的协力合作。 再者,府际管理提出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注重建立合作型的组织结构,既包括政府系统内的各级组织,也包括系统外的企业、公民和非盈利性组织的参与。主张政府协商公民和各种社区团体的利益,营建共同的价值观,建设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性机构的联盟,以满足相互一致的需求。在美国洛杉矶,邻里政府和邻里议会的创设为解决跨社区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其被广泛运用于包括供水、跨区域的污水、消防、邻里街道等跨社区问题。 府际管理的兴起打破传统政府管理的区域和层级观念,有助于由传统的较为权威、封闭和狭隘的旧地方主义,转为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新地方主义,这对国内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建设思想 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者是地方政府,然而有些时候单靠政府的一方力量毕竟存在局限性,无法真正满足各区域的发展需求。区别以往制度设计中的对象,本模型引进另一方力量,即非政府组织,打破地方政府单一管理体制,并通过建立三个机制,即信息共享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动力激励机制,规范区域合作程序,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信息的共享交流,促使双方利益最大化,从而进一步实现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合理管治,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图1) (一)本模型的相互作用分为6个方面(合作对象) (1)地方政府1 地方政府2 (2)非政府组织1 非政府组织2 (3)非政府组织1 地方政府1 (4)非政府组织1 地方政府2 (5)非政府组织2 地方政府1 (6)非政府组织2 地方政府2 即不再局限于政府间或政府内部的单一交流,而是巧妙依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然后再加以制度的约束,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本模型的合作机制(制度建设) 1、动力激励。制定双方一致认同的奖励协议,各区域提供优势资源共享,取得收益后,根据“投入比例”及“收益原则”,采取成果合理分配方式,从而实现跨区域治理的良性循环。(图2) 2、监督约束。为了防止合作中的机会主义,政府间可以利用权利进行相互监督制约。但涉及到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强制执行力将会使合作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所以需要设计一种契约来协调双方的合作,使双方在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积极的合作态度,从而贯彻可持续合作理念。(图3) 图3融入美国的府际管理模式,借助第三方力量,将区域治理的合作双方从一种僵硬对抗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实行一种民主积极的合作形式。这里的第三方类似于美国洛杉矶的邻里政府、邻里议会等组织,主要负责协调区域管理双方的合作。故可建立这样一个第三方,作为合作的促成者与协调者。 3、信息共享。在互联网技术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区域间的合作治理,就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庞大的信息数据库,来进行更加全面、快捷、准确的信息共享交流。(图4) 该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结构完整的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系统至少应该包括用户层、应用层、数据层三个层次。用户层对用户身份进行管理并提供交互界面;应用层是相关应用、服务程序的集合;数据层则是所有数据资源的集合,在此系统中一般是指RDBMS。 此外,根据目前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情况来看,一方面不难发现庞大的数据资源中良莠不齐,且不能保证用户能够有效甄别信息真伪,因此无法真正保障用户的权益;另一方面数据资源本身的广泛性、全面性又决定了其也必定具有冗杂性,故用户对数据资源的检索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即获取其所需信息需花费一定时间。所以,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增加“高效层”,其实质在于希望通过该层次的环节设计,能够有效改善甚至解决以上两大难题。高效层两大任务:①对信息分类整理,尽可能将其细化到各个小的领域,进而大大缩短用户检索时间,提高效率;②对数据资源进行甄别,将一些有危害性或潜在危害的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构造一个整洁健康的数据资源环境。 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建设涉及诸多民生问题,关系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也是各地方政府一直在不断探索的一条道路。本文就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摸索创新,建立一套新的管理体系,从合作对象的选取与制度结构的设计两方面入手,详细描绘了建设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体系的蓝图,借此希望能为有关部门或组织提供一些建议。除此之外,解决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根本之处,还是在于提高公民自身的水平,同时再加以政府的合理管治,相信一定能够大大改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效果,进而日趋完美。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新模式分析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公共事务领域中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用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导致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品供给不足的缺陷逐渐加深。因此,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可从西方国家的改革中吸取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国外的改革经验结合我国的国家制度,构建出一个适用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与新方法。本文构建出一种新的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模式:有效引进第三方部门的力量,实现“多元化治理”,努力加强政府宏观领导能力,促进我国公共事务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新模式;矛盾 公共事务是指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关于个人、集体以及国家共同利益的社会性质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社会不断发展,公共事务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各个国家的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公共事务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已经将公共事务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 1 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物质文化水平处于较低阶段,人民的温饱问题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当时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基本上围绕着人们的吃、住、穿3方面发展。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已不满足于吃、住、穿3方面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随着公共生活的逐渐丰富,公共需求也开始向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增长。这导致我国政府偏重于经济发展方向,在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同时由于公共事务膨胀过快,使得政府作为唯一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这一弊端开始逐渐暴露,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偏低。公共财政赤字、管理成本不断上涨及官僚主义盛行等现象也逐步显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机构作为唯一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既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不能使得人民很好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发挥社会力量,提高我国的社会自治能力。因此,改革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创建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新模式势在必行。 2 构建公共事务管理新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因为通货膨胀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受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在众多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的作用逐渐变小,很多非盈利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上的活动频繁,使得政府有着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履行应该履行的职责。 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着公共事务需求不断增大,政府供给能力下降的双重压力,客观上使得政府很难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从我国公共事务发展现状来看,需借鉴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引进符合社会发展的公共事务管理新模式,这对我国的公共事务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2.1 实行公共事务领域的多元化治理 在传统模式中,政府是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也是公共事务的唯一承担者。公共事务管理机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这一局面,重新调整与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政府作为社会中唯一权力中心的现状。新公共事务管理机制强调多元化管理,管理层面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非营利性组织或机构,将政府、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甚至是私人部门组合起来对公用事务进行多元化管理,改变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的观念。通过授权或分权的方式,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以及提供的权力分化给第三部门,也就是非盈利组织、公民自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多中心组织机构,让他们和政府一起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承担责任。 2.2 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多元化合作 在公共事务的承担过程中,虽然第三部门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缺陷,缓解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但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第三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且是非盈利性质的。从公用物品方面来看,第三部门所提供的物品一般属于准公共物品或混合公共物品。从公共服务上看,由于第三部门资金短缺,导致其服务对象存在着选择性和狭隘性,对于较大领域,如果由第三部门来服务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另外,我国政府为给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可向第三部门转移一部分责任,但这并不代表责任完全转移。政府转移一部分公共事务的责任,主要是为了可以从具体的、复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承担宏观领导的作用。在公共事务的分担层面,政府与第三部门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进行合作,可有效促进多个主体合作,实现在多个主体合作的基础上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性并提高其工作效率。 2.3 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多层次竞争”的公共事务领域 公共事务领域中的竞争应该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角度、多主体以及多层次的竞争。首先是政府部门和其他主体的竞争,也就是让第三方部门组织社会主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为公共事务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促进有效竞争。其次是主体间的相互竞争,也就是政府要求公民自治组织及非盈利组织之间进行竞争,从而为公共事务领域提供更好的服务。再次是关于政府部门内部之间的竞争,以最终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以竞争机制为导线,鼓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充分利用竞争手段进行优胜劣汰,淘汰服务质量差、价格高的服务提供者,壮大优质服务提供者,实现多方效益合作,最终为公众提供更高效、质量更高、价格更合理的公共服务与物品。 公共事务领域引进竞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公共部门合同制”的全新机制。“公共部门合同制”就是约束公共部门应该履行的公共事务的职责和要求完成的任务,并且针对这些约束协议加以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包含所必须的说明书。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不仅要依靠法律或预算等层级权威工具,还要签订合同,也就是谈判或者相互同意。在传统模式中,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以等级为链条的,此链条上的纽带就是命令,强调上级的权威和服从。但在新体制下必须改革传统的管理方式,运用合同制,签订合同的双方地位平等,以合同为纽带,签订合同的双方被分为委托人和人。政府部门可作为委托方与第三方部门组织签订公共事务承担合同,从而使公共事务领域的产权更加清晰,责任更加明确,有效减轻政府压力与负担,避免公共事务管理效能低的现象。除此之外,针对公共事务领域的管理问题,还可以分权的方式解决,有效运用企业部门中先进的管理技术及管理工具,通过公共服务社区化、以私补公以及业务合同出租等多元化的方式,提高公共事务领域的效率、质量以及创新能力。 3 结 语 目前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公共事务体系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在的大环境,必须改革我国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借鉴西方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事务进行多元化管理,政府在其中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我国公共事务领域的发展与进步,有效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以就业为导向的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社会需求的综合型人才,而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并未明确设定岗位及岗位群,致使培养出的人才“产销不对路”。文章以郑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探索与市场接轨的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培养新模式,以期对此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校企合作的开展以及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事务管理专业;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社会需求 公共事务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2005年,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继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后新增了公共事务管理专科专业。然而大多数高校的这个专业办学方向杂,课程设置都是从自身现有条件出发,因此大部分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时并未实现本专业初创的预期效果,而且本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 一、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背景 国外在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始于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的文,其标志着美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开始。1911年,纽约市政研究局创办了“公共服务培训学校”标志着美国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启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对公共事务研究的热潮。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也成了很多国家高层次、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来源。 在国内,随着社会的不断转型,经济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有了很大的发展机遇。然而,本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并没有很好地满足公共事务管理第一线岗位的人才需求,也没有向相关行业、企业岗位有针对性地拓展就业面,大大限制了这个专业的健康发展。 2011年,范瑛在《培养职业核心能力的课程体系构建――基于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研究》一文中明确地谈到此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要求,并指出构建本专业核心能力的六大模块课程体系[1]。2012年,刘玲娅在《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高职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指出社会迫切需要应用型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并提出了本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四个实践环节[2]。2015年,王绽蕾在《论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与教学效果评估――以高职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为例》一文中详细阐明了如何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教学过程及评估过程中去[3]。2016年,李敏在《中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一文中分析了如何根据市场的需求,探究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4]。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发展窘境,开设此专业的各个高校也在此专业的发展道路上跌跌撞撞。 二、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现状调查 经调查,不同高校将此专业设置在不同的院系,包括人文系、法政系、管理系等。与之相关的专业有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等。不同的高校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开设的有不同的方向,例如: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行政人力资源管理;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的高铁管理服务和航空管理服务;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组织管理;湖南师范大学的安全保卫、行政事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等。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这个专业的发展现状很不乐观,没有科学的发展体系,专业方向设置不明确,培养方向泛而不专,而且可以效仿和学习的案例很少。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于2016级首次招收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新专业的市场调研不充分。从现有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学生来看,他们对所在专业的学习方式以及未来的就业前景很茫然,大部分学生对专业课学习不感兴趣。学生们反映上来的问题大体可以总结为:课程设置不合理,专业技能得不到提高,专业培养方向不明确,就业对口岗位模糊等等。教授本专业的老师同样也面临很多问题,例如没有经过系统的公共事务管理学习,对公共事务管理新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也在边摸索边学习,很难给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在教学过程中也有很多困惑及难题。 三、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一)市场调研不充分 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目前在国内发展尚不成熟,各个阶段的培养并未形成成套的体系,因此能够掌握的相关资源少之又少。这个专业在开设初期并未明确地指明发展方向,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师资力量的配备,教学实训基地的建设,实践课程的开设等问题考虑不足。 (二)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 国内没有系统的、原版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教材,大多数院校采用的是和管理专业相关的教材。教学方式多采用传统的单一模式,以教授理论为主,较少设计实践环节,造成学生综合能力无法提升。市场急需的是具备扎实的复合型公共事务管理人才,因此只具备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的学生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些问题限制了这个专业多元化人才的培养,也对它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三)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由于受办学层次的制约,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入学分数不高,基础比较薄弱。而本专业的教学内容多偏理论,又接受的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或满堂灌式的教学,所以无论是教学体系的建构、课程内容的设置,还是教学方法的应用都不够健全和系统。比如过分强调理论的讲授或是知识体系的构建,从而忽略了学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因此产生了这样的现象:学生学习了大量的管理理论,然而毕业后实际运用时却无法得心应手,普遍存在管理技能运用低下等问题。 (四)缺乏校企合作的探索 大多数院校并未设置本专业的相应方向,因此在校企合作方面展开较少。从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反馈来看,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职业技能要求较高,希望毕业生上岗即能用,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活动重视和加强模拟实训场所与实践基地的建设。然而从目前各高校的发展情况来看,本专业在校内建设的实训项目明显不足,校外合作的实训基地也少之又少,严重影响到这个专业的特色教育。 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一)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教学内容 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应该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调整,要把以往设置的偏理论化的知识学习转向应用能力的技能培养。另外,在选教材方面,应选择侧重培养实际应用能力的系列教材。例如将社区管理与服务选定为本专业重点发展的方向,除了开设社会工作基础、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还应该开设如社会调查、社会工作方法、社会保障实务、社区活动策划、劳动争议处理实务等课程。 (二)改善教学方式及教学理念 根据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特点和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应灵活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启发性教学法、交际教学法等应用性强、交际性强的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他人积极合作的能力等。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灌输一种独立自主、积极探索、善于合作、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改革教学方式的同时,也注意加大实践、实训教学力度,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培训为一体的实践教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师资力量薄弱,o本专业的教学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要不断引进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充实本专业的师资队伍。鼓励教师定期到实践基地或合作企业实习锻炼,熟练业务,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要求本专业的教师定期做调研,发展自己的优势专业及方向,形成自己的特色,积极参与到学科建设的工作中来。大力倡导专业课教师考取相关专业的职业技能证书,扩充自身技能的同时,为学生做好榜样。 (四)以就业为导向优化课程设置 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应以相关岗位群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为依据,以市场需求、学生就业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社区管理能力和现代化办公技能为核心,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的综合人才。主要的核心课程体系可分为六大块:思想政治素质类课程群、实用法律素质类课程群、现代基础素质课程群、专业基础课程群、专业主干课程群以及选修课程群。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是决定学生是否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核心课程,需要根据相应的方向确定课程。 (五)推行“产学结合”与“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 公共事务管理专业的特点要求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推行“产学结合”,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让学生对自己未来就业的领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社区管理与服务方向的学生可以深入社区,亲临现场,参与到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去。通过深入到一线的学习机会,学生可以巩固所学,检验自己的学习效果。另外,学校还可以与一些企业或社区合作,让学生“半工半读”,这不仅为本专业合作办学开拓道路,还可以加强对学生业务技能的培训。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公共事务管理个人数据法律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入世后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许多运作对于个人数据的依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何能使这些花费巨额成本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已经成为当前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作为个人数据拥有者所热衷探讨的课题。然而伴随这一课题同时值得重视的又极易被忽视的,就是如何在收集、加工、使用这些个人数据的过程中保护数据提供者个人隐私不受侵害。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作进一步开发利用是必然的趋势,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必须同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一方面使得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现代信息化手段得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又能使作为其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得到切实的保护,已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然而当前我国对于这个问题的立法和制度建设都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写作的目的也仅仅是抛砖引玉,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做一块铺路石,为立法者与制度建设者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主题词】:公共事务管理个人数据隐私保护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个人数据的运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运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已日益彰显。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不仅关系到老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老百姓个人隐私的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使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成为管理机构努力探求的方向,即个人数据的充分利用成为热衷的焦点,而个人数据的保护则并未提高到其应有的高度。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个人数据的有效利用确实为政府部门的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最初对个人数据保护的缺乏重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棘手的法律问题。本文试图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加工及使用的整个流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和参考意见。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本文所讨论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范围包括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公共教育机构、公共医疗机构、事业单位和某些特殊的企业单位(如水、电、煤、电信等公司)。我们认为,个人数据在这些机构和单位中的运用将会影响到个人隐私的保护。 一、个人数据流程中的问题探讨 1、个人数据的收集 个人数据的收集大致可分为无条件的收集和有条件的收集两种。前者目前只有通过人口普查这一种途径得以实现;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老百姓到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办理各种相关业务等多种方式来获得个人数据,即以业务为。例如我们熟悉的居民去公安局申报户口、办理户口的变迁,办理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等业务就需要填报多项个人数据,而公安局就将这些个人数据输入电脑,汇总到它的数据库中。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重点考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法律依据。然而,考察结果收获甚微,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此方面的法律依据,仅有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条例》赋予了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登记业务时收集个人数据的行政职权。聚精会神地阅读这一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条例,我们发现条文上仅只有相当笼统的二十六条,内容上对收集个人数据的具体方式、种类等则完全没有提及,而其中所用辞藻如“人民委员会”等则明显不合时宜。看来,要完全严格地依照此项条例来规范如今的户口登记管理操作已不具可能。据我们了解,当前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普遍做法是,公共管理机构根据自己的业务工作需要,以现行的政策和惯例来具体操办那些涉及到个人数据收集的业务。由此可知,当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个人数据收集方面是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的。剖析造成这种立法上空白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立法本身具有滞后性,往往是新情况出现后要经历长期的立法准备工作,再等到立法时机成熟后才有可能出现一部新的法律;第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在以前社会条件下几乎无法预见到今天的网络将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而当时的个人数据也根本不像今天得到如此广泛的运用并涉及到个人的种种利害关系,所以当这些冲突显现时,今天的信息管理者才会颇感措手不及;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公民的权利意识正不断增强,原本认为理所应当向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提供的个人数据如今也涉及到了隐私权的问题,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有可能受到侵害,所以产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民法意义上,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包括个人私生活、个人日记、照相簿、储蓄及财产状况、生活习惯及通讯秘密等。并未直指个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在十几年前,甚至在五六年前几乎没有人将之与个人隐私联系起来,而在今天,由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任何人攫取之便捷将无法控制。这些信息原本在其相对人可控的范围内传播不被认为是隐私。而在这种不可控的条件下,这些个人信息对于其相对人来说也就成了需要保护的隐私了。若非迫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于个人的某些特定的权益,个人亦不会情愿提供这些个人数据。虽然现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所收集进自己数据库的个人数据都基本采取了不对外提供的保密措施,但在获取这些信息时,或者说相对人在提供其个人数据时并没有得到任何承诺和保障,那么相对人在提供自己的个人数据之后对其可能对自己个人隐私权造成的侵害而担忧亦不无原因。我国《宪法》及许多法律中均有隐私权保护性条款,这里不加赘述,但正是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而导致的隐私范围的扩大,对于这些基本的个人数据作为隐私来加以保护的条款却是没有的。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来说,相对人本来就处于弱势,需要加以保护。而对于相对人的这部分新“成长”起来的隐私的保护却是缺乏法律条文的有力支持的。我们认为在个人数据的收集阶段,一是要尽快填补个人数据收集在法律依据上的缺陷,使收集工作有法可依,得以有序进行;二是要对相对人的隐私加以重视和保护,这样才能鼓励相对人积极、全面、如实地提供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需的个人数据,降低数据收集的成本,从而保证收集工作和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设想将在下文中加以探讨。 2、个人数据的加工 在进行个人数据的有效收集之后,进行加工整理来使其集合效应的新的使用价值得以体现,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对这些数据进行的任何加工整理皆是有明确目的的,而此目的即为了使用,也就是说在对收集来的个人数据的处理有这样一个过程:考虑其用途——以此目的进行加工整理——投入实际使用。由于目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数据库都仅作本部门业务工作需要的使用,因此对所收集的个人数据所作的加工整理也相当有限。我们认为对个人数据的加工整理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下所作的内部行为,其直接产生法律问题,引起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其真正的实际影响将在个人数据加工整理结果的使用上得以体现。因此我们对个人数据的加工整理这一环节也就没有作过多探讨的必要,而是把目光直接聚焦到个人数据的使用上。 3、个人数据的使用 个人数据的使用多种多样,其引起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也因之而易。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个人数据的使用加以分类,逐个探讨。按使用方向分可分为内部使用、反馈使用(指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对某特定相对人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时使用该相对人所提供的其自身的个人数据)以及外部使用。按使用层次分可分为直接使用、间接使用和混合使用。直接使用指对收集来的原始的、未经加工的具体的个人数据进行使用;间接使用是指对收集来的个人数据进行了批量加工整理后得出的结果数据的使用,而从该结果数据中已经不能通过逆向加工得到具体的个人数据了;而混合使用则是指使用中既有直接使用,又有间接使用。 (1)内部使用。内部使用中既有对个人数据的直接使用,也有对个人数据的间接使用。直接使用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部门依法行使对某个或某些公民的调查权或侦察权等而对个人数据进行调阅、摘录或复制,这些行为均属于在法律授权的条件下的合法使用。间接使用如根据大量的个人数据的一些统计结果来制定政策,分析研究社情、民情等。在这些情况下,个人隐私权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依法履行的职权相较,处于下位,相对人不得以保护自身隐私权为由与之相抗。这种观点已经为我国及世界各国立法所采纳,也普遍为公众所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使用也不存在我们探讨的空间。 (2)反馈使用。反馈使用大体上都是直接使用。由于其个人数据使用的方向性直指相对人本人,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个人隐私权受侵害的情形。而根据我们了解,这其中产生问题较多的原因是由于个人数据未及时更新或个人数据出现差错等引起的在政策适用等方面关系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纠纷。如某知青子女为享受回沪政策故意减小年龄,在回沪后为了找工作又要求上海市公安局恢复其真实年龄。又如某人身份证号码与他人重号而遭银行、证券公司等拒绝提供服务。这些问题虽然不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但说明这些个人数据上出现的问题对个人的利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从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造成问题的原因是相对人没有提供真实的个人数据而导致的,而第二个例子则显然是由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工作疏漏造成的。这两个例子是此类使用中的两个典型问题。对于例一中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是否可以因为该知青子女已经从其虚报的个人数据中获利而有权将错就错,拒绝修改其个人数据呢?而例二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又应当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认为:对例一,应当对没有提供真实的个人数据的相对人处以一定的罚款,并需提供原始证据(如出生证)才予以更正;对例二,有关机构应当自行负责给予更正,而不能叫相对人跑来跑去地搞,必要时要给予相应的赔偿。而另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地从这两个例子中感受到的是:个人数据一旦被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收集和利用,其性质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带有了一层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职权所赋予的权威性色彩。该个人数据将不仅是表明相对人某方面特征的符号,而且反过来对相对人产生约束并影响其权益。这些,我们也将在个人数据收集机构与提供数据的个人的权利义务的设想中继续探讨。 (3)外部使用。外部使用也包括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 间接使用如向外部提供一些某方面个人数据统计结果等。由于其中某个具体的个人数据已经不可被推知,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外部使用已经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而是涉及政府保密部门是否认为这些统计数据本身具有保密的必要,依其政策来决定是否可向外部提供或向哪些外部单位提供。 直接使用中又可分为直接向外提供个人数据和仅提供个人数据服务(如个人数据的比对)两种。其本质在于前者是提供原料,而后者是提供产品,尤如前者是提供核电站用来发电的铀,而后者是提供核电站所发的电。 对于前者,在实际操作中是慎之又慎的。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信息咨询等公司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十分感兴趣,试图商洽合作或买断等事宜,但皆遭回绝。由此我们认为,这种直接使用的个人数据的提供当然地涉及到了个人隐私的扩散问题,必须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或者仅限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但由此引出一个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的共享个人数据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共享应当属于合理使用,因为这不仅避免了政府有关部门再一次收集如此海量的个人数据的重复劳动和巨额的成本投入,也使个人免除了再一次提供个人数据的麻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享也应当有法律依据,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其权限设置也应当不同。这我们也将在下文中继续探讨。 对于提供个人数据服务这一种使用,鉴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不能抱着死守的态度,而是要正视其价值,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而我们孜孜以求的在发挥个人信息数据库的社会效应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也必将在这里产生。 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目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拥有的个人信息数据库的定位问题。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在1996年3月通过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TheEuropeanDirectiveontheLegalProtectionofDatabase)中作出的界定:“数据库”是指经系统或有序的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它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它材料的集合。⑴从使用范围上分,数据库有两类,一类是根据国家、部门和个人的专门需要而开发的专用数据库,也称自用数据库(In-housedatabase)。这类数据库一旦信息泄露或系统被非授权访问,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保密问题。另一类是向社会开放的,商业性服务的商用数据库(Commercialdatabase),这类数据库信息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收集、组织和整理过程中需要开发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并在用户使用过程中会带来价值增值,因此,它受到适应的法律保护是必然的。以此标准划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显然属于前者,然而再具体地来看,这些数据库中的数据又并非十分机密的数据,而是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个人数据,只要将保护个人隐私这一问题妥善解决好,其定位向社会服务性方向移动一些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模式要求的,理由如下: ①与商用数据库一样,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收集这些原始的个人数据材料,整理并按一定的形式组织编排。以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个人信息数据库为例,其建设前后耗时4年,至2000年已投入了1亿多资金,平均每收集一份个人数据就需7元(其中不包括数据维护、更新的费用)。而当前由于种种的原因,其使用仍基本局限于内部,远远没有发挥出其蕴涵的潜在价值,这点不难从众多咨询公司、信息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对它心存“非分之想”,多次试图高价收购的事实中看出。为了使这一巨大投资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投资成果,也为了鼓励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积极从事这一社会受益的工作,有必要对这类数据库的定位作一些调整。 ②该数据库中的个人数据在社会中处于实际的垄断地位。除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外的其它社会组织无能力也不被允许大规模地收集个人数据;一般公民也不会情愿提供;而如果收集的个人数据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也就可能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事业对这些个人数据有着迫切的需求,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银行、保险公司、电信公司考查客户资信,咨询公司做市场分析,教育科研机构作教学研究等。美国HowardCoble1997年10月提出的H.R.2652法案(CollectionofInformationAntiprivacyAct)(美国众议院于1998年通过了该法案,并入《数字化千年法案》(TheDigitalMillenniumAct))更是涉及了一系列法定许可行为,包括从数据库中获取单个非实体部分的信息、利用数据库中信息核实一些被独立收集的数据、非盈利性的研究使用等。所以,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缓解对于这部分个人数据的供需困境,也有必要调整定位。 正是基于在这种数据库定位可能发生调整的情况下,个人数据所蕴涵的个人隐私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无疑就大大增加了。该类数据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并没有法律来保护它。美国的H.R.3531法案则明确排除对政府有关数据库的保护,H.R.354法案中进一步指出政府雇员的和其他主要受政府资助机构为实现政府职能,并受合同约束来自政府独占性权利行为所产生的信息库将不在保护范围之列。目前在这类提供服务的使用中,已经有银行、保险公司要求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进行个人数据比对。我们觉得这是为该类数据库合理开发利用开了个先河,但必须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及时建立规章制度,强化个人的隐私的保护。 二、国外和国内某些地区的立法状况介绍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谈的所要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已经与民法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有所区别。隐私权的概念,可以分为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前者强调个人私生活事务不受恣意公开、干扰的权利,此亦即民法上所指的隐私权;⑵后者则是指个人资料控制支配权,亦即赋予个人对其个人数据的收集利用的开发权和停止权、更正权等,换言之也就是个人对于其个人数据应有主动积极控制支配的权利,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隐私权保护客体,有学者将之称为“资讯隐私权”。信息的普及和发达,其影响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利用比以往更为容易,这种趋势已强烈威胁到个人的权利,当个人数据可以轻易地遭受有心人侵袭与操控之后,个人隐私权利不免受到威胁。于是,“资讯隐私权”(informationprivacy)的概念应运而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对隐私权保护的思考,而转向以“个人数据保护”(dataprotection)为重心上,以对抗信息时代中隐私权所受到的冲击。 各国及各国际组织以“个人数据保护”为中心的立法和决议已经陆续发展起来,除了较早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1980年9月通过《隐私个人保护基准》(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PrivacyandTransborderFlowsofPersonalData),及欧洲议会1981年签署的《个人数据保护协定》(CouncilofEuropeConventionFor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withRegardtoAutomaticProcessingofPersonalData)等规范外,欧盟于1995年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指令》(EuropeanUnion’sDirective95/46/ECon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withregardtotheprocessingofpersonaldataandonthefreemovementofsuchdata),此保护指令于1998年10月25日已经正式生效,该指令要求15个成员国都要立法去管理个人资料,并且特别规定第三国若未符合“适当”标准(adequacystandard),则为保护其人民个人数据隐私起见,欧盟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个人数据转移至该具有疑义的第三国。保护指令的基本原则大致如下:用途上的限制、数据的品质、安全性的原则、透明化的原则、同意权的原则、个人救济的原则。美国的相关保护除了用其《隐私保护法》来补足其《情报公开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之外,还散见于各相关文件中,如克林顿总统于1997年7月批准并公布的《全球电子商务架构报告》(AFRAMEWORKFORGLOBALELECTRONICCOMMERCE),此报告内容中关于隐私权部分中提到:要想让民众能放心在网络上从事商务活动,确保个人数据不被侵犯是重要的。而中国台湾在其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正式公布实施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下简称个资法)。可见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也应当加以借鉴,加快我们的立法步伐,来解决我们在实际中已经碰到的问题,保护我们公民的个人数据。 三、对策和参考意见 在分析研究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等情况中的问题之后,我们试图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以供参考。 基于目前的国情,要建立一部独立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就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来说,个人数据的保护应当纳入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来填补这一领域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空白。我们觉得要这样做的话,以下几点是应当贯彻的: 1、个人数据首先要确立对个人数据不得任意收集的原则。如《个资法》中规定非公务机关非特有目的的不得进行个人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如有特有目的要向事业主管机关申请登记,核准后发给执照,而申请登记核准后还须公告登载并供查阅。对于大规模的个人数据的收集只能是由法定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如公安机关等,按法定的程序来收集。或者仅限于公安机关,而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部门之间的关于个人数据的共享程序来使有需要的部门获得相关的个人数据。而这种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的使用范围的扩大也不得随意,法律应当规定何种情况可以扩大,何种情况不可;按照对个人数据的分类,哪些个人数据可以共享,哪些不可以共享;并对访问权限进行设置。总之,这种获得个人数据的行为,不论是收集还是从他处实现共享,都必须是法律授权的,也就是要有法律依据。 2、为切实保护个人隐私权,在个人数据的收集环节中就应当得以体现并作出相应的保证。明确收集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并且明确告知哪些个人数据是必须要提供的,而哪些是可以选择提供也可以选择不提供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数据产出的最初来源,也是其正确性最后的核查者,所以个人当然地对其个人数据拥有主动积极的控制支配权。当个人将其数据提供给收集机关时,这种主动积极的控制支配权即发生分化和弱化。所以,应当通过制度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分化和弱化,而个人也应当成为收集机关对该个人数据使用范围的参与决定者。当个人将其数据提供给收集机关时,当可以视为个人对收集机关所告知的目的的使用的同意,但其他目的的使用则视为不同意。我们认为在此阶段即可通过格式化的行政合同或其它协议来决定个人数据的使用范围并设立救济方式。而收集机关在没有同当事人协商并获得其同意之前,不得将当事人为某特定目的所提供的个人数据运用在另一个目的上。 3、法律应当对所保护的个人数据的客体包括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可以收集的个人数据的范围加以细数。如中国台湾的《个资法》中规定:保护客体即是个人资料,所谓“个人资料”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及其他足以识别该个人的资料”,亦即可以凭借该资料辨识谁是资料本人的资料。 4、法律应当规定个人与个人数据收集机构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来说,法律应明确赋予其控制其自身数据的权利;在其按规定向收集机关提供其个人数据后享有获得相应服务、办理相关事务的权利等。同时个人又负有按规定主动、如实地向收集机关提供、及时更正其个人数据,保障公共事务管理机关顺利开展工作的义务等。对于个人数据收集机构来说,拥有按法律规定收集、加工、使用个人数据的权利以及维护其收集工作正常进行的权利等。其义务在于告知数据提供人其权利义务;告知所要收集的个人数据的范围和使用目的;保护数据提供人的隐私;维护所收集个人数据的安全和完整;透明化对个人数据的使用状况;接受法定监督机关以及公民的监督等。这里需要另外指出的是,由于个人数据一旦成为收集机关加以使用的数据,即具有权威性,对个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所以个人对其提供的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负有责任,收集机关亦有在数据的收集、加工、使用过程中避免其出现差错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过错方承担,如见前述。 5、法律规定应当约束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外提供个人数据,并对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对外提供个人数据服务树立宗旨并加以指导。对外提供服务应当符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在“三公”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对外服务。避免由于对垄断数据资源获得途径的差异而造成不正当竞争。欧盟指令1992年的建议里有关许可的条款要求拥有任何特定信息唯一来源的数据库拥有者按照公平和一视同仁的条件许可任何竞争者使用该信息。法律应当规定对征信业及以收集或处理个人数据为主要业务的团体或个人、医院、学校、电信业、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大众传播业等行业可以提供服务的范围和审批程序。 6、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强化个人数据相关工作的管理,杜绝内部工作人员非工作目的的私自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和泄露。 7、法律应当对个人数据使用的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的范围进行规定,避免个人隐私权的不合理膨胀。 四、结束语 对于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个人数据保护,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是肤浅的,许多问题尚未吃透,故不敢妄加评论。尤其是对公共医疗机构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研究则完全没有涉及,这是本文的一大缺憾。 我国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仅将研究中发现的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突显出来,希望在该问题的相互探讨过程中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为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个人数据保护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公共事务管理论文:中国公共事务管理模式革新 公共事务管理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到市场秩序维护、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以及公众的财产、人权和自由等权利的实现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在我国,公共事务管理应以专业化管理为原则,建立在合理法律制度之上从而获得合法性已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共识。但当前国内对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还存在诸多认识与实践上的不足和争议,从而制约了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变溯源 依据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的解释,范式指在一段时间内共同体成员所公认的那些信念、途径、技术和方法等集合,它为实践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范式具有优先性,不仅能够提供可供模仿的成功范例,并且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时期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主流。当然由于反常的存在和累积,总会出现新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即新的范式对传统范式的替代,这时就意味着发生了范式转换。[1]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公共事务管理已发生了从行政管理范式向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一)行政管理范式的式微 19世纪末威尔逊开创公共行政学研究之初,指出公共行政应是政府、政党等对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政策的有效执行。威尔逊所发表的论文《行政研究》,以及古德诺所著《政治与行政》都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所谓行政管理范式早期见诸于伦纳德•D.怀特1926年出版的《公共行政学导论》中,意为行政之管理,即重视政府行政的管理学视角、途径、方法和技术。“所谓行政者,系管理人员与物料,俾完成国家创设置目的也。”[2]怀特此种定义正与同时期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论”相对应,也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以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行政体制相呼应,即将公共事务管理视为高效率行政管理的机制、方法和技术。但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行政管理范式已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并暴露出诸多弊端,“政治与行政二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同时期,熊彼特、杜威、布鲁纳、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众多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和论述“公共领域”,其中以哈贝马斯在1961年完成的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具影响力,他认为凡涉及公共性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提供都应视为公共领域范围,都应有在法律保障下体现公民参与、合理性而非权威性支配的制度空间。萨缪尔森则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财政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划定标准作出经典界定,其主张凡具有受益上非排他性和消费上非竞争性的产品都应视为公共产品。“公共事务”理论则提出相对于私人事务而言,凡与政治、政府行政、社会责任、公共议题和公共信息等相关,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都应是公共事务。这些理论逐步成为公共行政实践与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运动则将公共价值、社会公平、公民参与和积极回应等理念注入传统行政管理范式当中。这些变化使人们对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日益重视,公共事务管理不再局限于传统行政管理范式,也使之日渐式微。 (二)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 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学用语较行政管理晚些,在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才开始作为一个专用术语而得到规范的使用。20世纪中期,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初步形成,并作为对传统行政管理范式加以批判的产物出现[3]。为将其与传统行政管理范式相区别,故将其称之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起初只是管理主义与新管理主义的体现。管理主义认为通过一组信条或实践所构建优良的管理将是治疗较为宽泛的经济与社会病疾的良药。新管理主义则进一步指出“精髓是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系统和管理技术运用于公共服务部门”,主张公共事务处理应从行政的传统特征,如官僚制、渐进性、特殊性等,转换成管理主义的新的特征,如经济、理性和普遍性等[4]。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与新公共管理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席卷全球,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香港、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新公共管理理念。基本理念是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来重塑政府,大力推进政府职能市场化,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产品与服务的输出,同时将民众视为顾客,尽力去满足顾客的需求[5]。正是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得到广泛实践,使社会各界得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对其进行评估和完善,使其在与诸多新兴公共行政理论的竞争中受关注程度最高,影响力也最大,进而也推动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及其作为挑战范式的兴起。公共管理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开放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汇聚和吸收了包括新公共行政学派、商业和管理学派、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学派等大量不同学术流派的观点。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建立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使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互相合作,优势互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和公众需要。其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也行之有效地解决了诸多传统行政管理范式无法良好解决或者根本无法触及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说明了公共管理范式已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新近范式。 二、我国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变的沿革与缘由 (一)行政管理范式更适应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召开并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上而下以中央政府部门管理体制为主,与计划经济一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基本模式。随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虽然经历过几次改革,也主要是围绕中央政府的分权和集权改革,行政机构精简和调整展开。这个时期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主要还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并且导致行政机构大量膨胀、职能重叠、人员臃肿和效率低下的问题。1982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也主要以减少经济管理部门,在城市以打破条块分割、增强企业活力和扩大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权限为主,在农村则通过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行政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分离,但此次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铺垫,并未改变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1988年我国虽然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加强间接管理的改革原则,但由于改革还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要求进行,因而政府职能转变未达到预期效果,也未能消除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当中的问题[6]。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行政学恢复建设时期,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刚刚起步的阶段,政府几乎包办了社会当中的全部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主要以“行政管理”方式展开,公共行政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和服务对象也是围绕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展开[7],“行政管理学应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8]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与研究并没有超出行政管理范式的基本含义,即主要从政府行政的视角出发,以追求行政管理效率为目标管理公共事务。 (二)强调“公共性”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包括资本、人才、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要求。这些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一方面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加强宏观调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信息公开,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推动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行政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求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同时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下岗职工和自谋职业人员的住房、社会保险和医疗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领域稳妥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大流通体制改革,扩大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都促使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强调“公共性”,促进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服务对象和内容的拓宽。因此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涉及公民参与的公共领域空间逐渐增大,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方式出现多样化和多元化,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体现“公共性”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曾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的郭济教授就指出“关于‘公共’,有学者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1)和私人行政相区别。(2)明确了行政活动的目的和性质。(3)公共的性质决定了它应负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4)强调了行政活动的公共性。”“由于‘公共’一词具有上述这些主要内容,因此,‘公共行政’一词本身的含义比‘行政’一词要丰富得多。”[9]由此可见,在此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传统范式受到来自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的挑战,对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强调“公共性”需要也日渐显现。 (三)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选择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阶段。政府行政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如加强公共设施建设、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推行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和效能型政府等工作全面展开。我国社会经济步入全面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开始转变,相当部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也已逐渐转移到一些非营利性组织。全社会在追求奉公守法、和谐共建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应用到公共管理范式的相关理念和方法。 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范式对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水平提高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网络化和公众需求日渐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要应对一些新出现的公共问题。故早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确立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名称,2001年又将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培养高级公共事务管理人才的MPA定名为“公共管理硕士”。国内学者刘熙瑞教授也提出:“按‘政府推行政务’这样的涵义来理解‘行政’概念,就隐含了一系列缺失。包括:第一,它不能明确提示管理的目的,因而难以杜绝为私的成分;第二,公民参与与否不明确;第三,被管理的事务性质不明确,并没有强调必须是公共事务,因而难以界定管理的范围;第四,它在行政中是否接受公民的制约,也没明确提示出来等等。这就导致我们在使用‘行政’概念时有多方面的遗憾。”“为了突出民主,我国行政改革中必须采用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概念,而尽量不用行政、行政管理概念。”[10]这些均体现了我国学界对于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换的先知先觉。就此来看,公共管理范式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在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的共同选择,我国必须积极推进公共事务管理范式转换———从行政管理迈向公共管理。 三、构建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策略 当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趋势,但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构建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策略包括: 1.明确公共管理内涵与外延。当前社会对公共管理内涵与外延认识不清,不仅导致公共管理实践与科研受到局限,也使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需求受到局限。当前不仅在学术界,更应在社会实践方面明确公共管理是主体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旨在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而从事的社会公共事务及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行政管理则是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或依法对公共事务及其内部事务进行管理;行政管理仅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领域或重要手段。明确公共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将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对公共管理范式适用范围更加充分的认识,进而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实践。 2.增强公共管理理念的传播。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不断转变与创新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公共管理理念传播也是在我国实现公共管理范式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我国应加强建立以合同外包或引入竞争机制的“市场化政府”,建立能够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民参与的“参与式国家”,以及建立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等公共管理理念的传播,以使人们意识到只有在更广泛公共领域内,结合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力量才能更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 3.加大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还主要以偏政府行政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为主,对具备现代公共精神和理念,掌握先进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力度还不足。故当前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方面应将行政管理专业作为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基础和平台,开放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边界,将公共管理的理念、技术与方法逐步融合在其中,并应加大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的招生规模。加强对当前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公共行政工作人员的公共管理理念、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发挥好公共管理硕士(MPA)在培养高级公共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 4.推动公共管理政府实践。虽然公共管理理论在解决我国社会问题方面,经学术界长期研究和发展而日趋成熟,并逐步为大众所了解和熟悉,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也是在不断推动公共管理实践。但受传统政治文化和行政体制惯性的影响,当前在我国政府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传统行政管理范式依然发挥着绝对主导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和效能型政府建设推进缓慢,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形成受阻,民生权益、公民参与、社会公平实现困难。政府积极进行公共管理实践范式,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并且有利于发挥典范作用,推动公共管理范式在我国全社会的实现,故当前我国急需大力推动政府公共管理范式的实践。 总之,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依然是公共事务管理最重要的形式,相关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需逐步推进。社会对非营利性组织培育、管理和规范还不够,还需要加强我国公共管理相关的理念传播、人才培养以及具体实践。让传统行政管理范式与新近公共管理范式在处理公共事务的相互竞争中逐渐此消彼长,才能在我国完成公共事务管理范式的彻底转变。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制度熵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评价模型研究 【摘 要】文章从制度熵的理论视角,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机理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制度熵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评价模型,给出制度熵评价方法,为科学刻画一定时期内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企业协同创新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制度熵;协同创新;评价 一、熵及制度熵理论 熵(Entropy)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他在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观察热现象时发现,热量总是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而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变化。用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被定义为“熵”(熵在希腊文中指“演化”),表示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系统的熵在可逆过程中保持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单调增大,这就是“熵增原理”。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熵的概念不断被拓展,被引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并产生统计熵、信息熵、管理熵、耗散结构熵等诸多引申概念,大大丰富了学科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研究者借用熵的概念描述任何物质运动方式、任何事物、任何系统的混乱度或无序度。系统科学引入熵的概念,提出熵值增加效应表现为当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或者由于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一定的紊乱。因此要掌握降熵手段,才能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制度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具有特定结构,发挥特定功能的系统。它不仅包含一系列观念认识上的非物质实体所组成的制度概念系统,还包括其所依附的动态机制。李志强教授(2007)首次提出制度熵概念,即在制度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有序性减少,无序性增加的过程,是制度系统不确定性和无序程度的表现。 二、基于制度熵的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一)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运行机理 协同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政府是协同创新体制的制定者,大学是新思想和人才的供给者,科研机构是发现与发明的推动者,企业是创新价值在市场上的最终实现者。其内涵本质是企业、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中介组织等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为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通过大跨度资源整合和深入合作,达成目标和行动的一致,并结成巨大的非线性系统组织。由于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各创新主体的合作并不是自发的,如果没有国家意志的引导和制度安排,其结果很可能是个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集体利益的最小化。因此,协同创新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同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进步会使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一样,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进步也会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开放性,企业的生命力源于开放的体制与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协同创新系统只有保持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协调,保障政产学研中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才会长期存在。二是整合性,协同创新系统促进分散的、自组织的创新活动在竞争和合作框架下有序化,形成整体的发展优势。它包含很多子系统,主要是资源、知识、行动和绩效。三是互动性,协同创新系统所包含的各子系统并非简单的加总,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同步并进的,子系统之间的良好匹配往往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效率,表现为各创新主体间的资源优化配置、知识共享、行动同步和成果共享。 (二)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制度熵评价模型 降低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即提高其有序性,将个人欲望所造成的错误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的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设计。如何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衡量系统的有序性成为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熵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进行评价,实际上是对于协同创新系统中制度关系过程所反映的秩序和效率的状态描述。制度熵绝对值的数学模型表示方法为: 其中,S为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总制度熵值,i为影响系统熵值的各种因素。为企业在特定时段受各种因素影响的权重系数,Si为各种影响因素产生的熵值,即各一级指标的制度熵值。 KB为制度熵评价系数,是指系统在特定时期,受各因素影响使得每改变单位绩效所产生的熵值的变化。tij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下第j个子关系对于企业协同创新行为的影响而导致制度熵值变化的关系向量。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中第j个子关系的权重,且Σωij=1。为第i个影响因素中第j个子关系的制度熵值,即各二级指标的制度熵值。 (三)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制度熵值计算步骤 第一步,建立评价企业协同创新运行效果的指标体系; 第二步,通过成立一个该领域的专家组(由m个专家组成),依据企业协同创新系统中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给定取值区间与对应的关系判别表,对tij进行综合测评并赋值,且,其中tijk为第k个专家的赋值; 第三步,确定权重ωij,令KB=1,根据公式(3)计算出Sij的值; 第四步,确定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各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ωi,根据公式(2)计算出Si的值; 第五步,根据公式(1)计算整个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总熵值S。 (四)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制度熵值评价分析 通过对某一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实证分析,得出整个系统的总熵值,根据熵值判断出该系统现阶段的运行状态,可能有三种情况: 第一,若S=0,则说明该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在一个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系统内部产生的熵增与从外部吸收的熵减相互抵消,各制度安排运行有序,系统的有序度达到最高,创新行为处于均衡状态。但同时,此时也是系统效率开始衰减的临界点,是协同创新机制进行调整、改善的最佳时机; 第二,若S 0,则说明该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吸收的负熵不足以抵消内部产生的熵增,系统的运行不畅、效率低下。此时,需要大幅度调整各项制度安排,从外界引入更多新的理念和要素,以新思维、新举措促进系统的有序完善; 三、结语 采用制度熵评价方法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运行的有序性进行量化描述,是基于过程思维考量系统运行效率的直观表达。它通过测量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运行状态,适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排除各种影响系统有效运行的机制障碍,来保障企业协同创新系统更好地发挥功能。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用特征向量表示对样本的定性描述,只是获得了基于定性分析和逻辑支持的解释性结果,并不能满足定量测评制度绩效或贡献率的要求,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李晓娟(1989- ),女,山西大同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企业竞争力。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基于资源共享及协同创新的医药产业园区创新系统研究 摘 要 医药产业园区集聚了大量的知识、资金等创新资源以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四大创新主体。本文基于资源共享理论及协同创新理论来分析研究医药产业园区创新系统网络模型,以便于为医药产业园区的集群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资源共享 协同创新 集群创新系统 一、前言 医药产业园区不仅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信息、人才、智力等有形和无形创新资源,而且集聚大量的医药企业、医药相关企业、医药科研机构、高校、研究所、风险投资机、信息咨询机构以及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地税局、国税局等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形成了医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四大主体,即: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机构。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集群创新的发展成长离不开系统内资金、信息、智力等资源的配置共享以及系统内四大协同创新主体的相互协同作用,本文正是基于资源共享理论及协同创新理论来分析研究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系统网络模型,以便于为医药产业园区的集群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相关理论分析 (一)资源共享理论 张明(2014)认为:资源共享主要指在不损害资源相关利益方的前提下,避免或者减少资源的不必要重复建设,并将资源向社会开放的过程。[1]资源共享是有效合理利用资源的配置方式,有利于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再开发,减少资源的重复建设与资源开发的成本。资源共享在产业集群化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协同、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一方面,促进了成员间的合作与沟通,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成员间合作和交易成本,降低资源建设与开发的成本;另一方面,各成员通过对共享资源的获取、吸收、处理,提高了自身竞争力,并实现了资源的增值。 医药产业园区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信息、人才、知识、基础设施等有形和无形的创新资源。笔者认为,医药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共享是指集群内成员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或核心竞争力的情况,适当的各自贡献出一部分创新资源,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资源的交互与共享。医药产业园区以医药企业为核心,集群创新活动围绕集群内所有成员企业的创新活动而进行,创新资源共享是提高集群创新能力、提高集群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医药产业实现集群发展的目的之一。相对于离散的集群外医药企业而言,集群内的成员企业可利用的创新资源范围要大得多,不仅包括企业自身内部可利用的创新资源,也包括存在于集群内的由其他成员企业以及其他主体成员所贡献的“共享性创新资源”,企业通过对这些“共享性创新资源”的再利用与再开发,创造新价值,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不断与集群内其他成员进行资源交互与共享,这一方面使自身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另一方面吸引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实现资源拥有方的合作共赢与资源共享。同时,由于集群内组织在地理区域的临近性以及复杂的组织间网络关系,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经营成本。另外,由于知识、信息、人才等资源的共享,也会带来集体学习效益、知识溢出效应及知识转移,进一步提升园区的集群创新能力。 (二)协同创新理论 协同论也称之为协同学,该理论由德国教授哈肯(Hermann Haken,1971)提出。“协同”的意思即指合作、协作,协同学意即协作作用的科学。[2]协同学是一种复杂系统理论。它把一切研究对象看成是由组元、部分或者子系统构成的系统,这些子系统彼此之间会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等方式相互作用。通过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的结构。协同理论最重要的是“协同效应”,即系统内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产出要超出各要素、子系统单独作用的产出总和,也就是“”的效应,协同效应是协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随后,学者将协同学理论应用到创新领域,促使了协同创新理论的产生。吴杰等[3](2005)将协同创新定义为企业与其他组织结构在市场结构关系中建立的相对长久的、有助于企业之间开展创新的活动方式。胡恩华、刘洪(2007)认为协同创新是通过企业与群外环境通过既竞争又协同的作用方式实现的。 医药产业园的集群创新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有众多要素形成的“协同系统”,这些众多的要素有四大创新主体组成:即由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这些主体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盈利性组织等为辅助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系统,并通过对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交换等连接在一起,各主体通过相互间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园区集群创新系统的“进化”发展。 (三)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理论的关系 从资源的来源与流向看,医药产业集群内“共享性创新资源”来源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这四大协同创新主体,并最终流向与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这两大创新主体,参与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行为中。园区内的企业作为集群创新的主要供给者和需求者是集群创新的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源泉,为园区创新提供人才、技术、信息等支持;中介机构是园区集群创新的重要支撑者,为园区创新提供资金、技术、信息服务等支持;政府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支持者与监督者,为园区创新提供产业政策及资金支持,同时又要以监管者去宏观把控和监督园区创新。从这里看出资源共享是集群协同创新的基础。 从协同创新的本质来看,协同创新本质是由于创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单个创新主体打破组织边界,进而与别的组织进行资源与要素的交互、共享。协同创新的关键是确保各种创新资源与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建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间的人力、资金、知识、信息、技术、设施等资源的有效流动,确保各种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各协同创新主体间关系协调、行为配合、资源互动和信息反馈的有效协同关系。[4]通过创新资源的共享,各企业、各高校/科研机构获得自身所需要的创新资源,独自进行创新活动行为或者与其他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创新活动。 三、基于资源共享及协同创新建立医药产业园区创新系统 笔者认为,医药产业集群资源共享系统可以分为资金资源共享子系统、信息资源共享子系统、知识资源共享子系统、人才资源共享子系统、物质资源共享子系统,这些资源共享子系统共同推动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的发展。 (一)资金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的共享性资金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各地政府扶持园区发展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包括对创新项目及创新成果的财政资助与补贴、税收优惠、重点项目的直接投资等政策)、银行低息贷款、为企业创业创新活动提供融资、信用担保等支撑条件的风险投资机构及融资担保公司、创业企业家投资者以及园区设立的研发奖助基金、创新成果奖励等。这些共享性资金最终流向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为其创新活动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降低了其研发创新的风险,同时也激发了园区内成员的研发创新积极性,推动了园区内成员间的合作创新;另外,良好的创新资金环境更吸引了那些有技术却缺乏资金的创业者入驻园区,进一步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 (二)信息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的共享性信息资源主要来源于园区建设的一系列信息共享平台,包括虚拟医药图书馆、文献信息库、专利信息库、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咨询服务平台等公用平台,这些平台连接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律师事务所、信息咨询机构等中介机构,并实现了信息资源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转移,同时,减少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信息开发、信息搜索、信息利用的成本,促进了信息资源的再利用,避免了信息资源的重复开发。另外,这些共享性信息资源也促进了各主体间的集体学习与知识积累,并进一步体现在研发创新活动中,提高集群创新能力。此外,医药产业园区内人才资源的共享会间接带来信息、知识资源的共享,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研发专业人才,其所具有的信息与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活动尤为重要。 (三)人才共享子系统 人才资源是园区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医药产业园区的共享性人才资源主要来源于高校/科研院所机构、园区内猎头招聘公司、培训机构以及园区经常举办的人才招聘会、人才交流会等。高校/科研院所机构具有教育和培训人才的职能,其也是园区集群创新的源泉,通过产学研的合作,促进集群内人才的流动,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与转移,促进园区集群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园区还经常举办人才招聘会或者通过猎头招聘公司从外部为园区内企业招聘优秀人才资源,为企业实现人才的引进与储备,并通过人才资源共享平台、人才交流平台实现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共享。 (四)知识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内的共享性知识资源主要来源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培训教育机构、培训咨询机构等,通过虚拟图书馆、文献信息库、网上学习、学术交流会以及经常性组织的专业技术培训、商业管理培训等平台与方式实现园区内知识资源的共享,并进一步形成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园区内成员企业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知识资源,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知识共享一方面会带来无形资源的产生,如新技术、新方法、新知识等;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更多的创新价值与经济价值,如创新成果与产品的出现、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和销售利润的增加、成本的减少等。 (五)物质共享子系统 医药产业园区内的共享性物质资源主要包括水、电、供暖、网络、公交、医院等园区内人人共享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有一定权限的公共实验室、会议室、科研场所、实验仪器设备等物质资源。这些物质资源多数是由政府与其他企业投资建设,并为园区内各主体共享利用。这些共享性硬件设施为园区的产业发展及集群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条件,避免了物质资源设施的重复建设,为园区内新创企业及中小企业孵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从四大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系统及资源共享系统建立以下医药产业园区集群创新系统网络图: 四、总结 医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其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长的特点促使其发展趋向于向医药产业园区集聚发展。医药产业园区在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园区集群创新是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医药产业园区要加强资源共享体系及平台建设,提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作用,促进各主体间的合作、交流与沟通,充分实现成员间资源的交互与共享,实现医药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飞跃提高。 (作者单位为中国药科大学)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属于中观层次的创新系统,跨越省级行政区配置资源和开展创新活动,并产生单个区域所不能获得创新绩效。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等特征,系统的运行机制表现为:以创新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协作能力为内因,以环境变量、资源变量、链接变量等为外因,内外因协调作用共同促进系统的运行。 关键词: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区域协同创新;产学研创新 一、发展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必要性 20世纪末以来,科技创新研究和实践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人们对创新实践的认识发生变化,发现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复杂的联系。创新理论的研究变成一个系统工程,单靠一个学科无法解决创新涉及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要想对创新做全面的研究,必须具备多学科的视角。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出现开放化、网络化、区域化等很多新的趋势。单一主体难以独自完成重大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早已跨越区域的界限,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并整合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鲜明特征,是保持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各个国家争相发展的战略重点。因此,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研究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科技发展新趋势下,面临着创新战略调整和加强区域科技发展和合作的挑战。一方面,要求国家及区域改变科技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科技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加强区域间的科技合作,提升区域在科技竞争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的区域科技发展问题。当前我国区域间科技合作水平不高,区域间协同创新驱动不足、资源分散且分割、缺乏区域间协同创新的平台和机制、合作效果不佳等问题还很突出。OECD的研究报告曾经指出,中国存在很多“创新岛屿”,岛屿间知识溢出受到限制,造成中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和不协调。如京津冀地区,其科技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仍处于浅层、初期合作状态。行政壁垒造成三地的科技资源流动难和共享度低,三地的产业虽各有所长但同构竞争也很明显,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差较大。北京作为全国科技“高地”,向河北周边转移的多是落后产能技术,未能真正带动河北科技发展。京津两个实力较强的区域,对河北的资源虹吸作用大于效益的辐射作用。这些都造成京津冀科技发展的不平衡,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联带引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可以说,未能建立起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是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对于特定区域的发展而言,已经到了需要通过区域间合作来解决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难题的阶段。从国家层面也越发重视跨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问题,促进跨区域的科技合作已经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来研究和推进。而通过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能够促进区域创新系统有效整合,带动各个区域的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必然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内涵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与特点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经济边界的消失,从经济意义上,区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区域成为一种经济利益体。与之相对应,企业的创新活动首先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形成区域整体的创新合力,再谋求更大范围的竞争与合作。在区域发展理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成为创新系统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包括:(1)在省级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特定区域范围内;(2)以企业、研发机构、高校、政府、中介机构等为主要创新行为主体,知识、人才、资金、信息、物质等为创新资源要素;(3)通过各种与创新相联系的主体要素、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条件)之间相互作用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而结成网络关系,并与制度和政策环境等相互作用而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创新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系统性:区域创新系统是众多要素及其结构和关系作用组成的复杂系统。其自身是具有一定运行规则和规律的完整体系。(2)区域性: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关系网络结构和制度环境形成了特定区域优势,为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企业等的创新活动与区域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区域性还表现在,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区域科技源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被区域经济社会资源所支撑。(3)开放性:尽管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其并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发展模式不利于区域的科技创新活动和效果,区域创新系统时刻保持着与外界的交流,通过资源和能量的交换促进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支撑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功能在于有效整合区域内、外的资源,并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环境保障,引导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进而提升区域的科技实力和竞争优势。广义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是复合型的,不仅包括区域的科技创新,还包含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为了聚焦研究问题,本论文着重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问题。 (二)跨区域创新系统的内涵和特点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区域的科技创新主体(包括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科技中介)跨越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与其他各类创新主体协作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转化等科技创新活动,共同调动、整合区域间的科技资源,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产生单独个体和单个区域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和创新绩效。 与其他形式的创新系统相比,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属于中观层次的创新系统,由于跨越省级行政区使得资源的流动有一定障碍。在庞大的系统内拥有复杂而相对松散的创新网络。系统内各区域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和产业优势。并且,系统的创新绩效需要从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多层面考虑。不同范围的创新系统的特点比较见下表。 与国外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相比,本文所论述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具有特殊性: 第一,区域的内涵不同。国外学者所研究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主要是以经济空间、组织空间、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等为区域范围的划分标准,而本文所论述的“区域”界定为省级行政区划下的区域。这种界定主要是考虑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省级区域相对更具独立性,也经常作为区域主体参与各种竞争与合作,特别是在区域间科技合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国地域广泛,区域划分层级较多,省级行政区划的区域是在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区域,是开展跨区域科技合作的首要区域单元。同时,较低层级区域与较高层级具有隶属关系,低层级区域的科技创新活动在高层级区域的统筹指导之下,如果不对区域加以界定,就会使讨论陷入重复交叉的局面。 第二,协同创新主体不同。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主要是依靠市场主体开展协同创新,即便是跨越不同的经济空间、地理空间、组织及文化空间的科技合作也主要是由企业等市场主体来推动和主导的。而中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其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方式等具有特殊性,使得中国的科技协同创新主体不仅包括各类企业,还包括各种类型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中介机构,甚至是政府部门。 第三,协同创新影响因素的作用不同。国外学者在探讨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时,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知识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市场环境以及地理距离等,而对于政策的影响、区域文化和区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关注度不高。但是,中国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问题,则必须考虑区域政策、区域战略等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创新主体的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三、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所论述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作用等特性。 (一)高度复杂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高度复杂性表现在两个层面: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系统的复杂适应性。 1.系统结构的复杂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是一个拥有多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并且每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不同要素,要素之间进行无序运动形成复杂的创新网络。创新网络由系统内的结点、结点间的链接、能量的流动、外界催化因素等构成,各种要素之间形成复杂多样的网络关系。 2.系统的复杂适应性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多元主体,这些主体在系统演变中不断竞争与合作,积极适应系统环境,自主对外界因素的刺激作出反应。即便没有统一的作用规则和方向,各种主体也会在自主状态彼此相互作用,并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达到一种稳定的有序状态,其核心思想是“复杂性来源于适应性,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于解决复杂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指出复杂适应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个体的适应性,这些个体不断与环境和其他个体间相互作用,在适应和改变环境中也在改变自己,并促使系统涌现出新的结构、现象以及个体的更复杂的行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在整合创新资源、应对环境变化、促进创新链条各环节顺利运行的前提下相互作用,促进系统达到较为理想的创新绩效。 (二)开放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子系统之间,还体现在系统内部对外界环境的开放性。这是因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处在科技一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环境的大系统之中,科技创新链的每一环节都是开放的,源源不断进行资源交换,与外界有广泛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在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系统协同演化的过程中,不断有物质、知识、信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累积达到一定的阀值时,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便可借助这些能量,克服其自发的独立运动,而产生功能、时序等方面的协同运动。此时,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要求系统内不同创新主体和不同子系统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创新行为,围绕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发展目标协同运动,并同时使创新系统始终保持开放状态。 (三)非平衡性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始终处于远离平衡状态,这是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国家政策和战略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新知识和技术的生产等,都会促使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打破旧的稳定体系,建立新的稳定体系。而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限制造成系统的不同子系统资源的结构性稀缺,形成区域间的互补性和共生性,为跨区域科技系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为了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促使系统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并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信息、资本等能量交换,促使系统远离平衡态,破除旧的结构、建立新的结构,整合科技创新要素和资源,促进创新主体的竞争与合作中获得有序的发展。系统远离平衡态并波动起伏,又会造成要素自身内部和要素之间彼此竞争和合作作用,导致系统产生放大涨落效应,使系统获得协同发展的动力。那些能够导致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正效应的称为“良性涨落”,而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系统带来负效应的被称为“不良涨落”。通过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机制,主导和控制系统的涨落,使良性涨落抵消不良涨落,形成正反馈机制,推动创新主体间的协作与竞争,进而形成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四)非线性作用机制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的非线性作用机制表现在科技创新系统的竞争与协作上,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复杂的,表现出一种交叉往复作用特征。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演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要素间的竞争。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内部的各种子系统和要素会对外界的环境有不同的适应能力,同时也会对环境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和适应能力的差异也会造成系统内的竞争,进而促使系统离开原有的平衡状态进入新一轮的演化过程,自组织演化又将引领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向新的有序结构演化。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非线性作用,是加速系统内的要素整合配置的助推力,能够促使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实现;也能够使系统内的各个创新主体通过非线性作用机制构建创新网络,促进不同主体之间加强交流沟通、共享和交换资源、共同开展创新活动;进而,通过系统内外部影响因素与各个创新主体行为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实现预期的协同创新绩效。 四、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 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这种特殊的协同创新方式是如何开展的,相关要素间的结构和作用方式如何,以及创新主体为了实现创新目标和绩效采取哪些行动和措施等问题是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实现机制范畴。一种观点从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开展协同创新的内在需求和战略选择出发,作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的动力来源,认为政府有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需要、企业有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需要、高校及科研院所有提升创新能力和活力的需要。另一种观点则从资源要素配置角度出发,认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是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通过竞争与协作而形成的非线性关系,其目标是实现各要素的协调合作。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从多维视角探讨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认为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通过创新主体的需求激励、创新生态体系的打造、创新系统内部自组织的过程以及技术创新和产业的生命周期发展进程推进等机制来实现;或者认为跨区域创新系统具有自主性、自稳定和自协调的特征,并能实现协同创新的增值效应。 还有学者提出跨区域创新系统中应首先找到协同创新主体的价值结合点,选择系统集成、优势整合的对接模式与运行机制,采取以资本为纽带的合作双赢的模式,促进跨区域协作和发展。此外,区域间产业的联系与协作也是协同创新的一种实现机制,不同区域的产业之间结成合作关系,促进彼此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及重组,开展区域间产业创新协作活动,进而促进区域协同和经济发展。 综合来看,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是为了实现不同子系统的协同以及系统内各要素的协同作用,实现增值的整合效应。这主要是通过创新主体的行为和作用来实现的,这是跨区域创新系统运行的内因。科技创新主体不仅是竞争与合作的决策主体也是行为主体,创新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协作能力直接关系其创新行为的结果,也就是协同创新的创新增值和协同创新绩效,引导系统的有序演化过程。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的环境变量、资源变量、链接变量共同组成了系统开展协同创新的外因。这些因素决定了系统偏离原平衡状态,催化了新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使各子系统的创新主体间通过沟通协作建立起有效的协作机制,有效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跨区域创新系统的协同创新绩效的实现。 协同创新系统的特性及运行机制研究:浅谈行业特色高校参与协同创新系统的必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协同创新 行业特色高校 发展现状 论文摘要:行业特色高校在划归地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趋同化”发展之后,如何重新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方面与社会需求的接轨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过协同创新系统,可以解决行业特色高校发展中的此类问题,企业、中介组织、政府也都将取得有效的成果。 1 协同创新的内涵及其对高校建设的意义 1.1 协同创新的内涵 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无障碍流动。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教育部门为创新主体的价值创造过程[1]。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是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1]。 1.2 协同创新对高校的意义 高校是社会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但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高校在技术和人才的“生产”上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在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许多企业在招收毕业生之初就需要“上岗再培养”的情况;在技术研发方面,我国高校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时效性都颇为堪忧。而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我国高校深锁在“象牙塔”内“闭门造车”是分不开的。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开放”,这是目前政府和诸多学校积极探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完全由是市场主导的高等教育领域开放模式并不合适。因为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就业)方面虽然已经形成了“买方市场”,但在其“入口”(招生)方面,由于教育资源依然相对稀缺,仍是“卖方市场”,而我国高校的主要经费来源(政府拨款、学费)恰恰取决于招生而非就业。在现阶段市场化的后果必然是各个高校只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3],这与我国提出“以内涵建设”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高等教育发展方针是背离的。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凝聚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资源,合理规划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目标,拓宽成果转化渠道的创新体系,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途径,而协同创新的提出恰恰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2 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现状 2.1 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的“趋同化” 20世纪末开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绝大部分行业特色高校划归教育部或地方管理。几乎与此同时,自98年开始,众多高校进行了10年左右的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跑步进入“大众化阶段”。以上两者一方面使得行业特色高校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学校规模、学生规模、学科、经费等取得大幅增长,同时也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技术支撑;但另一方面,学校规模扩张,学科专业的覆盖面扩大,许多行业特色高校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迈进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去行业化”,行业特色专业所占比重下降,部分特色专业失去特色,行业特色高校的发展趋同了。 2.2 行业特色高校发展现状的影响 首先是对高校自身发展不利。一方面,在参与高校竞争时,与综合性高校同类专业的“全面铺开”,意味着行业特色型高校必须与综合性高校“相同专业比水平”,而失去了原先“不同专业比特色”的“不对称优势”,无法再寻求“错位发展”的蹊径;另一方面,“特色”的失去也意味着对原先归属行业相关工作的参与能力下降。而对于行业特色高校而言,无论归属地方还是归属行业部委,能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最大依托正是与所在行业的紧密联系。 其次是对高等教育的布局不利。关于高等教育的布局,杨福家教授的一些观点可供我们借鉴。杨教授提到的“高等教育八条准则”的第一条即是:“各发其音、动人乐章”。他认为,“高校的体系,好一支乐队,不应该只有钢琴,也应该有小提琴、大提琴,这样才能演奏交响乐”,“不同学校应发不同音、站不同岗”,“学校不同,特色各异,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其长,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需要”。我国行业特色高校趋同化,某种程度上,正是行业特色高校不满足于“大提琴”、“小提琴”的地位,而努力向“钢琴”的“崇高目标”迈进。 最后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学科专业趋同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即人才培养的趋同。近十余年来,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趋向主要有两点:一是所谓“热门专业”,二是“低成本专业”,而最佳方案当然莫过于两者的结合部。正是基于着这种认知,1998年开始扩招时,法律、经济、计算机等专业热火朝天,许多本二学校的法律专业招生分数远高于当年各省的本一控制线,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高校都在几年间陆陆续续开设了这些“热门专业”。这一“盛况”的结果却是若干年之后,对于高校毕业情况的描述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结构性失业”,有需要的岗位招不到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而大量相同专业的毕业生又去竞争有限岗位。国内许多企业的人才缺口,尤其是操作性的高级技术人员的缺口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而得到弥补,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3 协同创新对行业特色高校未来发展的意义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行业特色高校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但由于上文已经论述的“卖方市场”存在,我们无法通过市场来“自动调节”这个不合理的结构,我们在现阶段只能依靠政府来推动结构调整。 根据政府管理程度不同,其采取的手段也各异,政府固然可以像过去那样对学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一一规定,但这一方式的“计划”色彩显然过于突出,其不妥之处已为历史所证实。那么,我们剩下的唯一途径即是建立一个由政府(在政策上)主导,以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为主体,以中介组织为媒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而协同创新正是这一联盟的最新形式。 通过这一系统的运行,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中介组织、政府都将取得有效的成果。 高校\研究机构在输入端口可以解决更多的资源问题,包括科研经费,实验、实习、实践平台和设施等,在输出端口可以解决方向问题,使人才培养和研发项目(尤其是应用型项目)更符合社会需求,更容易实现成果转化。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这一体系,将更容易获取外部的智力和技术支持,节省了自身的研发投入,缩短了研发周期。 中介组织则可以通过提供信息、搭建平台、提供辅助服务等途径获取回报。 最终,在政府层面上,通过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将有力的推动经济、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强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商务旅游论文: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SWOT分析 【摘 要】商务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分支在空间上是与城市的经济体高度相关的,它正以其庞大的经济规模和迅猛的发展吸引来自学界、产业界乃至城市运营商的高度关注。武汉作为中国中部最大的都市应抓住机遇,结合自身优势发展商务旅游。本文基于武汉商务旅游的现状,运用SWOT分析法,对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环境进行了分析, 指出武汉发展商务旅游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建议武汉应抓住国家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新增长极的机遇,理念上重视发展商务旅游,落实建立专业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夯实发展商务旅游的基础;寻求并创造发展机会;制定营销策略,积极开拓市场。 【关键词】武汉;商务旅游;SWOT分析;对策 近年来,商务旅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全球商务旅游者在国际旅游业中所占的比重已接近旅游者总数的1/3,商务旅游将成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业之一① 。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要进一步加快构建沿京广、沿京九和沿长江中游经济带,促进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加强与周边城市群的对接和联系;武汉作为“中四角”的中心城市,其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意义。武汉正在尝试抓住机遇,再其旅游业“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武汉国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打造武汉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商务会展型和都市休闲型城市,中部地区旅游中心城市,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中部地区旅游集散地和文明出游的旅游客源地。 1 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意义 “商务旅游是指所有因职业原因进行的旅行。”也有观点认为商务旅游是“商人以及凡是基于专业动机异地旅行和在某地停留的活动。”[2]中国旅游研究院杨彦锋指出:商务旅游除了政府部门及企业的差旅活动之外,还包括会议、展览、节事、奖励旅游等板块,从具体形式上来说,包括各种类型的会议、展览会、博览会、交易会、奖励旅行、文化体育、科技交流活动。③从商务旅游的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商务旅游活动较为频繁,商务旅游市场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发展商务旅游,既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发展现代旅游的必然要求。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带动武汉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代商务旅游者所具有的消费档次较高、服务质量要求高、购物能力强等特征,武汉发展商务旅游必然给武汉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不仅仅能够促进本区域的商务旅游发展,同时也会带动区域综合收入包括旅游收入的大幅提高。 1.2 推动武汉的旅游产品的升级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旅游产品都会经历一个由观光旅游的低端产品向休闲、度假、商务旅游的高端产品过渡和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区域旅游产品结构升级的体现。② 对于武汉来说,武汉缺乏拳头旅游产品,景点的吸引力不够。因此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武汉旅游将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成为旅游目的地、旅游中心城的战略目标。商务旅游的发展将丰富武汉旅游产品,调整旅游产品结构,使武汉旅游业发展向战略目标迈进。 1.3 促进武汉的旅游经济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 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会议、会展和大型商业性活动只有非常强的联动效应,如果考虑旅游乘数作用的话,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将是巨大的。发展商务旅游将带动武汉旅游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实现武汉经济的腾飞。 1.4 优化武汉的区域形象扩大知名度 发展商务旅游要求武汉市进一步对市容环境、基础配套、市民素质和城市功能等进一步改善,要承办会议、会展、奖励和大型商业性和体育活动等旅游活动必然要求武汉的城市建设水平不断地提高,如:城市内外交通的改善等。优良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环境有利于旅游的发展,彼此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城市地位,增强城市吸引力提升城市旅游形象。 1.5 平衡武汉旅游业的发展时机 商务旅游受气候和季节因素的影响较小。商务旅游跟其他性质的旅游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带有工作性质的,商务出游者为了完成公司交给的业务,不会受到气候季节的因素,在特定的时间内必须出发到事先确定的目的地进行商务活动,因此商务旅游的发展能够在淡旺季时平衡旅游业的发展,平衡武汉的经济发展,在淡季时能够弥补其他旅游性质的旅游活动不频繁而带来的经济缺陷。 1.6 可带动武汉周边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 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在武汉“8+1”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四角”的联动发展背景下,以武汉为依托城市,带动整个湖北省和甚至华中区的旅游业和经济,从而实现中部崛起,达到“建设国家旅游中心城市,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2 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SWOT分析 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这个大环境下,旅游业的发展也日益加快,商务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分支,也得到了发展。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华中地区的核心发展基地,引来了很多先进单位和企业,各企业单位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必然带动了商务旅游在武汉的发展。商务旅游者来到武汉,一方面为了完成公司交给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则是享受商务旅游,他们在这期间,不仅进行商务上的洽谈,还会在业余时间进行购物消费,这将会促进武汉商务旅游经济的发展。 武汉作为华中地区一个占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城市,在发展商务旅游业中既存在着一定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来制约着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下面就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优势和劣势简单的谈一下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 1)优势(Strength) (1)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 武汉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资源类型多种多样,这些旅游资源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共同构成了武汉独特得天独厚的商务旅游发展优势。 (2)稳定的经济政治科技环境 武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地理位置都是十分重要的,集中了大量可被利用的资源,发展速度迅猛,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成为中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一。武汉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科教文化实力雄厚,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方面都是遥遥领先的。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旅游电子商务的兴起,旅游网络推广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为旅游销售的途径增添了机遇,人们更多的选择在网上浏览旅游线路,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这就为武汉旅游以及商务旅游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3)便利快捷的外部交通系统 武汉是中国高铁客运专线网主枢纽,中国四大铁路枢纽、六大铁路客运中心、四大机车检修基地之一。武汉是华中地区航空中心,现有定期通航点76个,可直飞巴黎、东京、大阪、首尔、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等20个国际城市。武汉将投资建成天河机场第三期,此外,武汉第二机场也将在江夏开建。武汉是中国内河的重要港口,是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交通部定点的水铁联运主枢纽港。武汉还是我国内河通往沿海、近洋最大的启运港和到达港,武汉至上海洋山港“江海直达”航线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首条通江达海的优质航线,阳逻港是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的长江沿线港口。同时,截止2011年年末,武汉拥有公路通车里程13103.29公里,其中,等级公路12775.49公里,高速公路617.40公里。公路路网密度163.20公里/百平方公里;316、318、106、107国道以及16条省道在此交汇。 由此可见武汉已经构建了相对便捷的国内外交通系统,为武汉接待大型商务会展旅游提供了交通条件。 (4)较先进的会议中心和展览设施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集展览、会议、车场、信息交流、商贸洽谈、室内外广场、购物中心和外商服务中心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可为客户提供商务、通讯、装饰、餐饮、休闲、娱乐、旅游、停车、运输、仓储、办公等配套服务,是武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商贸活动及信息交流中心,更是举办国际国内各类展览、会议、活动及接待外宾的理想场所。 (5)现代化的通讯设施 信息的传递畅通及时对于信息时代的城市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武汉现已拥有相对先进的通讯网络设施,并且以后还将建成更加先进的现代化电子信息系统,这无疑为商务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2)劣势(Weakness) (1)硬件设施仍需提高 商务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产生的往返交通费用和酒店住宿餐饮费用都不是由个人支出,同时商务旅游者是代表企业来进行商业活动的,为了能够提升企业形象,他们大都会选择档次比较高的酒店。然而武汉的高档星级酒店虽然有一些,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旅游者所需要的服务标准,缺乏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服务质量和信息化管理水平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提高。 (2)缺乏商务旅游的服务管理人才 商务旅游的服务管理人才缺乏必要的管理技术和服务技巧。和国外一些商务旅游以及会展业相对发达的城市相对比,武汉还缺乏一些专门的组织来培养商务旅游的服务管理人才,在旅游商务者进行旅游活动时,相关的商务旅游服务者不能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管理层不能及时对服务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这些都会导致商务旅游者对服务质量的怀疑,影响商务旅游的发展。 (3)需要建立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 世界各国都已建立起了与旅游相关的专门组织机构,比如旅游会议局,商务人才培训机构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旅游以及商务旅游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商务旅游的发展营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加强作用,是促进商务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到目前为止,武汉尚未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还没有专门宣传商务旅游的机构,这些必定对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力。 (4)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相应的法规政策 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必须为以后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做出一个长远有计划的战略,但是武汉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对这个长远规划进行监督和实施。这些对于商务旅游在武汉的发展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照目前情况来看,只有对商务旅游在武汉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才能对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预判并且及时的做好相应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5)商务旅游的旅游产品研究开发相对滞后 武汉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在长期的开发利用之中,旅游产品的开发大都集中于观光旅游产品上,商务旅游产品的开发则相对滞后。即使商务旅游者可以选择购买观光旅游产品,但是对于多次来武汉的商务旅游者来说,他们自身可能更需要商务旅游产品,更需要有购买代表性的,形式多样的,能够体现武汉人文精神和商务发展水平的旅游产品。 3)机遇与挑战(Opportunity Threats)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支撑商务会展旅游的源动力。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部崛起和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将带来源源不断的商务客流。建设中部金融中心和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必定为武汉商务旅游的带来稳定的发展。 同时,武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其中有生态旅游资源:九峰山森林公园,东湖风景区,黄陂木兰景区,武汉野生动物园等。著名的红色革命旅游资源:武昌起义革命纪念馆旧址红楼,民国时期红色革命遗址等。还有闻名中外的宗教旅游景点:汉阳的归元寺,宝通寺,长春道观等。武汉还具有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如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首义广场等,这些都为武汉发展商务旅游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同时武汉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地铁的开通,以及武广高铁的开通,都为武汉市的旅游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方便外来人员来武汉旅游观光,这些国际国内大的优势背景,都是武汉发展商务旅游一个有利的形势条件,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优势,加强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力度,整改相关部门的内部组织机构,培养优秀的服务管理人才,为发展武汉商务旅游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内各大城市的竞争,都会给武汉的商务旅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发展“8+1”旅游圈也是对武汉商务旅游的一个巨大挑战。品牌意识不够明显,旅游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还要考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打造旅游品牌,同时旅游行业任然存在欺骗的行为,交通方面也要进一步的改善,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需求多样化,对于商务旅游形式要有一定的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武汉发展商务旅游是具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便利的交通,经济日益增长的发展环境,这些都为商务旅游在武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在发展武汉商务旅游中存在的一些阻力,硬件设施需要更加的完善,服务管理人才的培养,专业机构对于长期发展商务旅游的一个规划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商务旅游在武汉的发展,我们既要看到商务旅游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对策来迎接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挑战。 3 武汉市发展商务旅游的策略 针对于武汉发展商务旅游存在的优劣势,我们首先要很好的利用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优势,为商务旅游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更应该看清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劣势,认真的分析并且做好相应的措施对策,来促进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总结归纳了武汉市发展商务旅游的策略: 3.1 完善机构职能提供政策支持 武汉商务旅游专门组织,对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进行统一的部署,从而达到资源上的优化配置。但是可能还存在分工不明确,各部门职能不够完善等问题,我们要完善专门机构的职能,为武汉商务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制定鼓励武汉商务旅游发展的政策,以促进商务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 3.2 加强商务商务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 首先为了更好的发展商务旅游,要通过改造和新建的方式,增加商务型酒店或者商务客房的数量来满足商务旅游者的需求,让他们更好的享受到商务旅游服务。同时一定规模的修建高质量的现代化会展中心也是武汉发展商务旅游的必要选择,它象征着商务旅游的发展水平,能够体现一个城市商务发展的程度。 3.3 培养专门商务旅游人才 与其他城市相比,武汉发展商务旅游并不缺乏消费市场,而是缺乏了具有足够经验以及有高超服务技巧的商务旅游服务人才。因此,武汉除了要加强对商务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还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一方面把有潜力的商务旅游人才送出去进行专业的指导培训,另一方面,有必要还可以聘请海外专门的管理人才来让国内的员工进行交流学习。 3.4 实现旅游产品的多样化 为了更好的适应商务旅游发展趋势,应该设计类型多样的旅游产品和物美价廉的价格组合来适应不同层次商务旅游消费者的需求。商务旅游市场需求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个性化服务有较高要求。我们不能只提供单一的商务旅游产品,而是要在市场细分基础上,提供具有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以适应不同商务旅游者的要求。 同时,可尝试将文娱观光、购物旅游、红色旅游等各类休闲项目加以综合,形成和商务旅游相结合的旅游休闲产品,从而创造出现代武汉新产品。着重突出休闲娱乐功能,打造精品城区,营造优质环境,提高人文品味,不仅为外地到来的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也为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也要突出商务功能,整合各类可利用的资源,大力的发展商务交流和现代化服务业,不断的创新利用,加强区域经济的实力。 3.5 加强商务旅游产品营销 1)开展个性化营销 首先针对商务旅游者消费能力水平较高这一显著特点,在为他们提供服务时应该选择档次较高,能够代表地区特色的产品和具有本土文化气息的服务,以充分满足商务旅游者的需求。另外国在经营商务旅游的过程中,往往会参与到客户商务活动的整个过程中,针对客户需求为客户进行的商务活动提出计划建议,解答商务旅游者的咨询,甚至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能够为企业节省商务活动成本,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商务旅游企业服务范围,扩大业务范围,从而能够确定与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经营销售模式,促进商务旅游的发展。 2)打造武汉商务旅游品牌 在日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品牌是一个旅游企业甚至一个城市旅游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旅游企业服务质量,旅游产品品质的象征。照目前武汉发展商务旅游市场形势来看,还未能形成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而国际商务旅游的品牌形象正在不断扩大并发挥影响。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国际商务旅游的发展模式,从省会城市的定义要求出发,突出特色,明确分工,以日益增多的出境旅游为支撑,大力发展扩大武汉商务旅游市场。争取树立武汉商务旅游品牌。 3)积极开展旅游产品促销 在一个城市发展商务旅游的过程中,旅游产品促销对于一个城市商务旅游市场的开发具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广。要积极灵活的运用销售中的各种途径技能,例如广告、网络推广等销售方式,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要推广的旅游产品,从而提升旅游产品的营销额度,并且制定针对主要的客源国和长期合作客户进行营销与宣传推广,积极组织商务旅游活动。 总之,武汉在发展商务旅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并且有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因此,必须抓住“8+1”旅游圈的重大机遇,提高武汉商务旅游的知名度,打造武汉商务旅游品牌形象,加强对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开拓创造新的市场发展机会,及时运用各种相应策略来开拓武汉的商务旅游市场,加快武汉商务旅游发展进程。 商务旅游论文:浅议苏州工业园区商务旅游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摘 要 本文介绍了苏州工业园区在我国率先成为“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后商务旅游在本区域的发展现状,探讨了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及挑战以及本区域商务旅游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商务旅游 苏州工业园区 机遇 挑战 商务旅游是以包含政务、商务、文化等在内的广义商贸活动为主要目的,在主要活动行程基础上与会务、展览、考察、观光、购物、饮食、娱乐、养生、度假等活动相结合的一种商务增值旅游形式,是商务旅游者购买旅游、服务和商品的综合消费过程。2010年4月28日,苏州工业园区率先获得全国首个“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称号并举行授牌仪式,示范区域覆盖苏州工业园区内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范围。 一、商务旅游的特点 商务旅游较于其他旅游有其自身特点,首先,商务旅游的消费水平高于一般观光休闲旅游。其次,商务旅游对经济有广泛的拉动作用。目前,我国旅游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超过4%,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此外,根据旅游经济理论,旅游业能够增加国民收入、赚取外汇、扩大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多元化贡献。第三,商务旅游与区域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旅游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对相关配套设施如交通、住宿、娱乐、人文环境等如交通、住宿、娱乐、人文环境等有很高要求。第四,商务旅游较少受季节气候制约,较其他旅游更具稳定性。第五,商务旅游具有较高重复性。 二、苏州工业园区商务旅游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主要有三个方面:1.园区商务旅游宏观环境良好。苏州工业园区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活跃的商务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共有79家落户苏州工业园区,投资项目125个、投资额过亿美元项目101个、10亿美元以上项目6个。工业科技的强势发展,带动了各类商务活动的蓬勃展开。园区内综合保税区、国际科技园、中新生态科技城、创意产业园、创意泵站、沙湖动漫园等不仅是先进的工业科技载体平台,也同时是丰富的商务旅游产品。近年来,园区举办了第26界金鸡百花奖颁奖典礼、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环金鸡湖马拉松赛、沃尔沃高尔夫公开赛等众多颇具影响力的活动。并随着园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对商务旅游发展的要求。 2.政府大力支持打造。目前苏州工业园区主要旅游景点包括金鸡湖景区、李公堤国际风情水街、圆融广场、音乐喷泉、水幕电影、摩天轮主题公园、白塘生态公园等,大部分为免费景点。成为“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后,苏州工业园区正通过打造金鸡湖5A级景区、构建完善商务旅游一站式平台,并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作为下一阶段目标。 3.客源市场前景广阔。该区域地处我国商贸往来最频繁的沪宁线上,吸引着众多商务旅游者;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会议、展览与日俱增。据万方数据统计,每年仅全国性学术会议就在一千个以上,区域性学术会议更是不计其数,会议市场发展十分迅速。 同时也存在两个挑战:1.商务旅游经验缺乏。我国大多数旅行社提供的是其在自身资源约束下独自设计的一系列旅游产品,具有非定制化特点。而商务旅游则须对客户提供商务旅游咨询服务,在客户的要求下提供量身定做的旅游产品,定制化是其主要特点,而传统旅行社提供的产品从理念和经验上都有所欠缺。 2.企事业单位对商务旅游开支控管趋严。随着企业商务旅游开支急增,企业越来越需要寻求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和范围广泛的旅游咨询服务机构,使商务旅游达到较高的成本效益。目前许较多企业均设有差旅制度,精细化管理已从民企扩大到政府部门,通过企业差旅管理控管财务已是大势所趋。 三、苏州工业园区商务旅游市场的战略选择 1.重视“个性化”需求。随着市场的进步,个性化旅游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商务旅游市场以团队客户居多,针对商务旅游者消费能力较强,对价格不敏感,及消费结构较集中的特点,旅行社可提供一些档次相对偏高,但服务上极具特色和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同时须注意文化差异,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商务游客提供差异化、具有本土文化气息的商务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充分满足游客的需求,从深度上提升区域商务旅游开发和接待的水准。 2.前期介入企业的差旅方案。商务旅游市场的市场营销有别于一般旅游产品。商务旅游的购买者是企业,而消费者是员工,购消分离的属性决定了商务旅游市场开发的深层次目标并不在于代订机票、预订客房等初级服务,而要进入企业管理层面,通过研究企业的差旅管理政策来提出建议,制定合理的计划和管理流程,协助企业进行集团化采购并有效地控制成本,充当企业的战略伙伴和差旅顾问,其中营销关键在于拿出适合企业的差旅方案。 3.培育定位准确的特色产品。要重视自身定位和产品定位,做到:围绕本地旅游资源优势,找准当地特色,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挖掘客户,逐步形成自己的客户群;完善优化产品,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重点提供高质量产品,逐步形成品牌。国内商务旅游还是发展中的市场,空间很大,在纵向上应避免与其它区域的直接竞争,对于国内一般商务市场、政务市场、学术市场和其它市场的特点,应结合自身优势,进行准确层次定位,有针对性的设计出适销对路的商务旅游产品。 4.培育区域龙头企业。及时培育区域商务旅游市场的领袖型企业,通过这些企业整合商务旅游的上下游资源;也可采用合资方式,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形成合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国外大型旅行社具有自己成熟的商务旅游运作模式,以及国内旅游企业最为缺乏的资源――专业人才,两者相互结合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建立起适合国内发展的业务框架。 商务旅游论文:国际商务旅游活动中对中国式餐饮的需求解读 【摘要】食品安全是国际商务旅游人士最基本的需求,由于目前中国式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存在很多问题,导致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在中国就餐时对食品卫生安全的心理需求非常强烈。中国餐饮业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注意食材产地、餐厅环境、餐具及食品加工卫生以及从业人员的素质;在接待服务中要努力满足国外游客的国际社交需要,尊重其国际礼仪和风俗;提供舒适的用餐环境,树立良好食品形象,满足其审美需求以及相对更高层次的需求,使之感受到在中国用餐是一种享受,以吸引和留住客源,增加餐饮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国际商务;旅游活动;中国式餐饮;需求解读 一、重中之重――国际商务旅游人士的食品安全需要 首先,国外旅游商务人士一般会对中国式餐饮或餐厅中国风俗环境布置感到新奇、喜欢。但是,“食品安全”乃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最基本需求。目前,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在中国式餐饮中希望卫生干净心理需求特别强烈的,包括餐厅环境卫生、食材产地可靠、食品加工卫生、餐具卫生等方面,进人中国式餐厅时他们就会紧张地观察和判断各方面状况。无论身份地位都逃脱不了“病从口入”厄运,都不希望在中国用餐发生食物中毒,带来极大伤害和痛苦。中国式餐饮的卫生食品安全主要体现在:一是环境:中国式餐饮良好环境卫生会给人安全愉快舒适的感觉,提供给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就餐应幽静高雅,整洁雅静、灯光柔和、陈设讲究、空气清新,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才能放心品尝特色风味美食。二是餐具:中国式餐饮一般是公共用餐场所,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来自世界各地,中国式餐饮须配备消毒设备、可供周转餐具、桌布等提供用餐安全。三是食品:食品卫生是防止病从口入重要环节,不论中国式餐饮档次高低、就餐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共同心态就是希望能吃到新鲜卫生食品。中国式餐饮食材选购要新鲜,不允许使用添加剂、农药残留和劣质假冒食品,中式拌凉要严格消毒处理制作,谨防生、熟、荤、素菜交叉污染。食品和饮料要禁止供应过期食品、严控产地。四是从业人员:中国式餐厅员工要严格遵守中式餐饮制定卫生条例,服装整洁,接触食品前定要洗手,定期体检等等。 二、国际旅游商务人士中国式餐饮活动中社交与尊重需要 本人在万达索菲特的经历:中式餐厅几位国外旅游商务人士落座后开始点菜,并不时向服务员征询意见,用好长时间,服务员应国外旅游商务人士要求所推荐的中国式餐饮拿手菜和时令菜国外旅游商务人士们却一个都没点,依旧再问这问那。服务员说:“几位第一次来我们中式餐厅可能对菜肴品种特色不太了解,不急慢慢挑。”几位国外旅游商务人士选好久终于点好菜,却没等服务员转身离去又改变注意,要求换几个菜,等服务员再次转身离去,国外旅游商务人士们又改变了注意,要求换几个菜。最后那些国外旅游商务人士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服务员依然微笑道:“没关系,您们得到满意服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笑脸、语言,使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深受感动。国际社交也是归属与爱的需求,包括社会交往、从属于某一个组织、得到承认、友爱等需要。来中国式餐饮都是希望受到欢迎尊重,中国俗语:“宁喝顺心汤,不吃受气饭”。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在中式餐厅不能得到尊重,再好的美食美器美景也会淡然无味。引领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入座时要观察顾客特征,因人而异。国外遵从“女士优先”的理念,对女性宾客更要倍加尊重。当国外旅游商务人士自尊心得到满足会感激我们的悉心照顾和尊重,愿意宣传并再次品尝中国式餐饮。外宾希望结识知心中国朋友共享他乡乐趣,希望“他乡遇故知”见到本国朋友,遇到有趣的人交流。介绍菜品、上菜和配菜注重技巧外,也要尊重国外旅游商务人士风俗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员熟悉相关知识。商务宴会国外商务人士非常愿意去领袖人物和知名人士下榻酒店举办,中国式餐厅需要有“故事”“历史”和显示特色专用中国式餐厅和宴会厅,配以高标准、高消费美味佳肴、餐具及细致周到策划。 三、国外旅游商务人士中国式餐饮异国情调的审美需求 用餐环境是为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提供优质中国式餐饮基础,满足国外旅游商务人士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重要条件。中国式餐饮从环境布局和家具摆设及中国式色彩选择等方面入手,酒楼通常通过自然与人工装饰艺术手法,使餐厅内外环境舒适美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式餐厅的环境和布局设计考虑功能特点,根据中国式餐饮空间分布,合理功能区域划分。餐桌、餐椅款式尺寸和选择须充分考虑中国式餐饮主题风格,须保持与中国式餐饮整体格调统一。中国式餐饮灯光色彩设计须考虑色彩与国外旅游商务人士食文化关系,中国式餐饮一般以红黄暖色调为主,营造温暖热情的欢乐喜庆的中国式氛围,满足国外旅游商务人士热情、兴奋心理需求,据中国式餐饮情调配中国字画、壁画、地毯装饰,衬托中国式餐饮花开富贵。现代感进餐氛围配备异域风情人物油画以突出民族和地域风格,摆放绿植花卉。整个中国式餐厅不仅装饰陈设融为一体,而且具有现代感。背景音乐对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对消费购买行为有直接影响。合适音乐可以帮助制造良好的进餐氛围。当然背景音乐应该根据酒店中国式餐饮的主题风格来选择,如:中国式餐饮可采用《春江花月夜》等背景音乐,茶室选择慢节奏音乐延长停留时间促其发生更多消费,如盲目播放音乐会让中国式用餐环境无法让人忍受,甚至会对人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了解客人喜好和风格选择为他们安排符合其音乐品味背景音乐。中国式餐饮特殊原因会存各种烹饪气味,味道混一起会让外宾非常不舒服,影响进餐情绪。做好通风和温度调节工作,中国式餐饮适宜温度在18~22摄氏度,温度太高会让人觉得闷热,温度过低会让人觉得寒冷,嗅觉感受降低影响食欲。菜肴味道对国外旅游商务人士食欲有着直接影响,湿度要控制50%~60%,保证保持嗅觉灵敏度和对菜肴正确评价。不同中国式餐饮经营菜式是不同的,烹制法也不相同。为减少气味混合,将不同中国式餐饮放在不同的楼层利于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寻找,不会因所有中国式餐饮都在一起而弄混乱,影响就餐情绪。此外,在树立食品形象方面要突出中国式餐饮的艺术性,强烈趣味性和游戏性。中国式餐饮以色、香、味、形、器、名俱佳、烹饪法有焖、烧、溜、汆、蒸、炸、酥、烩、扒、炖、爆、炒、煸、砂锅、拔丝等,菜肴名称雾里看花、浮想联翩,许多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慕名“一饱口福”,以满足其心理期望。树立形象还主要包括:一是美好色泽和优美造型:中国菜常以名寓意,注重造型,利用烹饪中精湛切、雕、摆、制、烹等技艺,餐桌展现造型优美菜品艺术,宛如一盘立体画无声诗优美乐曲,中国菜讲究色泽且注意色彩的对比和协调而形成强烈“色彩美效应”。中国式餐饮除传承或者创建特色菜品,还要考虑目标顾客对菜肴的口味进行适当的改良。二是合理收费:中国式餐饮在保证菜肴质量,收费也要合理。价格是否适当直接关系与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切身利益,影响到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心理承受能力。哄高价格会让外宾对中国式餐饮的经营和声誉有恶劣影响,如果过低也会觉得菜品质量会有问题。定价上重要让国外旅游商务人士觉得“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三是服务技巧:应从接待服务的开始就显示出主动热情,使其处于较愉快状态之中,并利用情绪对国外旅游商务人士行为的影响作用,协调国外旅游商务人士与各方面的人际交往,创造良好的心理气氛。服务人员还要切实体会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心理需求。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消费时服务人员介绍食品的名称及相关知识与典故,如每道菜名寓意、来历、典故或传说,营养价值、用料与烹制方法等,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既获生理满足,又得到精神上轻松恬静的情趣。如:饮“文君酒”时会联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故事;喝“杜康酒”会吟诵曹孟德的《短歌行》;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强化食者文化享受。国际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就餐总是想要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四是提供个性化服务:在中国式餐饮的经营和发展中,除了为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提供必要的常规性服务,也要有针对性的推荐一些适合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心理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即个性化服务。它要根据个体以及特殊中国式餐饮消费者群体的特点、要求,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使其在接受服务时产生舒适的精神心理效应。个性化服务要求更为细致的主动服务、灵活服务以及超常服务。个性化服务是中国式餐饮经营管理关键,以人为本把工作重点放在满足国外旅游商务人士的需求上,让他们感受到在中国式餐饮用餐是一种享受,也是吸引客源,留住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增加竞争力的保证。 四、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更高层次的需求的展望 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可以通过旅游行为充分展现个人的风采、魅力、能力、智慧、身份、地位等等,来中国经商或者到曾住成功人士酒店房间是取得成功与成就象征,追求个人价值和潜力的体现,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在中国想了解中国历史习俗,来调整自我体验,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尊重国外旅游商务人士国际礼仪和习俗,国外旅游商务人士的自尊心很容易得到满足,国外旅游商务人士感到中国的活力和热情是因为自己受到尊重而体验。 商务旅游论文: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我国商务旅游发展研究 摘要:商务旅游市场是旅游市场中发展最快的一部分,有着巨大的利润发展空间。虽然商务旅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但其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却不容忽视,在我国旅游市场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商务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经营者高强度地开发旅游资源,对旅游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和旅游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如何解决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项世界性课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商务旅游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商务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循环经济理论引入到商务旅游领域,试图探索出一种循环型商务旅游新模式,以期提高旅游资源的效率,减轻旅游资源负荷,促进商务旅游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商务旅游 循环经济 协调发展 生态旅游产品 绿色营销 商务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至今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目前已经成为现代旅游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其近年来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来分析,商务旅游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越来越成为全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发展商务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促使我国的商务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融入到世界商务旅游发展的潮流当中,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中赖以生存的一个主要市场,商务旅游在我国旅游市场和旅游发展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能源和城市生态危机也随之而来,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能源的无节制滥用,导致一些能源、资源的枯竭或者正濒临枯竭,给我国商务旅游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如何使商务旅游在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快速发展是我国旅游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学者们必须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与我国商务旅游迅速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较,国内有关商务旅游理论的研究却显得相对滞后,几乎没有学者从生态学和循环经济的角度对商务旅游进行探讨。目前对于商务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外延等还存在较大分歧,相关研究文章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很分散、重复程度较高、理论研究不深人。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选择商务旅游作为研究重点,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出发点,试图运用市场营销学、旅游服务营销学、城市学、生态学等理论对商务旅游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对我国商务旅游的研究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使国内学者更加深入的研究,把握市场变化趋势,统筹规划,构建我国商务旅游发展的优化模式。 一、商务旅游的概念及特点: (一)商务旅游的概念 商务旅游是新兴的旅游项目,发展非常迅速,但是目前学者们对商务旅游的研究主要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较多地关注于应用方面的探讨,因此,关于商务旅游的定义说法众多,至今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英国的名誉教授伊恩・麦克尼科尔(Iain・McNicoll)从旅游经济学角度在其综合报告《英国旅游卫星账户中有关“商务旅游”的处理意见》中将商务旅游定义为“商务旅游是一种与访问有关的个体消费,这种参观访问符合商务旅行出差的标准”。勃・戴维森(Rob Davidson)从旅游动机角度进行定义:“商务旅游涉及的是那些因为工作关系而旅行的人们,因此是最古老的旅游类型之一。人类从早期就开始了出于商务目的的旅行”。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研究,笔者试图将商务旅游定义如下:商务旅游是指商务人士在商务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旅游消费行为。既包括传统的个人或者公司的公务、商贸旅游,也包括新兴的行业会展、奖励旅游以及大型商业性活动。 (二)商务旅游的特点 1.逗留时间长、人均消费高 据统计,来中国的海外商务游客的人均消费比观光客多31美元,高出23%。来中国的海外商务旅游者在华停留超过15天的达10%;而观光客停留15天以上的仅有5.8%,国内游客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商务游客一般不受余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限制,旅游时间即工作时间,其各项费用基本上是由组织或公司支出,标准较高,所以商务客人在住宿、通讯、宴请、饮食、交通等方面都较为讲究。行则头等仓、公务仓,住则五、四星酒店,出入高档餐馆、宴请客户联络感情等,其人均花费、人均日花费均高于其他目的旅游者,并且其消费范围多集中在大、中城市。 2.目的地选择非自主性 与休闲旅游者相比,大部分商务旅游者不是自己选择旅游目的地,而是工作需要或由他人决定,商务旅游者不是自己花钱而是由公司买单。因此,商务旅游者一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商务旅游目的地,而是根据公务需要和公司的业务需要来选定目的地。 3.受季节变化影响小、重游率高 由于自然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和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周期性规律,一般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例如,每年的“五一”、“十一”为休闲旅游黄金周,而商务旅游一般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公司的工作一般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因此,商务旅游受季节、天气变化的影响较小。商务旅游且重游率高,以海外商务旅游为例,4次以上来华者高达72,1%,首次访华的观光客中,商务游客只占9.8%。从实际中看,商务旅游者是出于特定的业务目的外出旅行,他们多属于重游客、再访客,这是由其工作的性质及来访的目的所决定的。 二、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物质闭环流动性(closing materials)经济、物资循环(resources circulate)经济的简称,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循环经济是一种善待地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一线性流程,转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使物质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在物质循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循环经济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六、我国商务旅游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循环经济观念 在以往的商务旅游开发战略与规划中,一般强调的是物质设施的规划,而对旅游开发涉及的人的因素,尤其是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重视不够,导致在开发中出现利益冲突,尤其是社区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限制了商务旅游的开展,从商务旅游开发的长远的综合目的来看,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对人本身的关注列入实现商务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范畴。在商务旅游中要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和谐,除了社区参与规划过程外,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也至关重要,国际知名的旅游社会影响分析学家墨菲(Murphy)认为,如果社区得到有关旅游更充分的信息,这个产业将会更受欢迎。在商务旅游规划中,要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交流沟通各方信息的公共平台,从而提高沟通效率,减少因信息不通或者不对称而引起的冲突。 (二)政府与企业高效结合的组织形式 1.政府主导,构建商务旅游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一,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商务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加强政府服务和产业配套两项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和现代化场馆建设,改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强化国际商务旅游产业“国际化、系统化、高端化”三大特色。 第二,建立健全完善领导管理机构。通过对优秀商务旅游城市的发展经验的总结,我国国家旅游局早在1993年就成立了国际会议展览奖励旅游部,开始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自己的会议、展览、奖励旅游数据库。二是同各个专业组织建立联系,签署合作协议。为了大力发展商务旅游,政府部门应该尽快成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或帮助专门的官民合办的协会来协调解决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障碍。 2.发展商务旅游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第一,大力发展专业的商务旅游经营企业。商务旅游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涉及不同类型的旅游,如会议旅游、展览旅游、奖励旅游等,每一类型的旅游所需要的服务都不同,因此需要大量专业的商务旅游企业为不同类型的商务旅游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第二,提高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商务旅游是一块大蛋糕,许多企业都盯住这一块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人世后,旅游企业同时又面临着国外品牌的冲击,如酒店业,国外的酒店集团在高端市场竞争中优势明显。外资旅行社现在刚进入,竞争力显现不出来,但是它们实力雄厚、经验丰厚,有着广大的国外客源。就现状来看,商务旅游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谋得生存之地,就必须在管理上下功夫,提高现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3.建立评估机制 商务旅游大力开展是否遵循循环经济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和资源的节约,是否能保障预期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第一,建立监督评估机制。完善行政执法监督评估机制。实行资源、环境稽查制度,依法强化控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违法开发利用的手段,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第二,建立环境评估机制。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评估,是对人类任何经济活动可能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与预测,并提出减少影响,是改善生态环境的策略和措施。 商务旅游论文:出境商务旅游行为理论研究 摘要:商务旅游行为广义上是说商务人士在一次旅游的过程中,以商务为目的,在商务的过程中,在商务的目的地周边的一个空间移动、游玩活动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行为,包括从商务活动的地点到居住的目的地以及周边的活动区域,以及在目的地旅游内容和在此段时间内的食、住、行、游、购、娱的旅游行为。 关键词:出境;商务旅游行为;理论 1.引言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我国旅游业也繁荣发展,让世界为之侧目,这让我国在旅游行业的国际地位迈上了很高的台阶,成为国际旅游行业中拥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成为世界旅游业重要组成部分。加上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容小觑,国内旅游业因此上升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位置,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阅读了相关国家旅游经济发展政策、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以及我国出境旅游商务团的析等文献资料,随着我国的不断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逐渐成为旅游出境的大国。2012年出境人数达到8000多万人次,且出游的商务旅游者的人数也是逐年递增,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旅游市场增长最快的旅游客源和目的国。但是我们对境外商务活动中的旅游的行为方面的研究很少。 因为出境商务旅客的较强的消费能力,也就存在着巨大的出境商务旅游市场,那么对于研究这些特殊的商务旅游者的行为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商务旅游者。 2.国外文献综述 一些国外的学者从心理学、行为学、决策学等角度对旅游者的消费行为进行一些研究。 Chris Ryan 对造成不同的地区的旅游者行为的推拉因素进行利润分析研究。 而Juergen 运用期待价值理论研究分析了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揭示了旅游者的动机和期望的关系。 Cees Goossens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旅游动机理论的驱动行为以及驱动力,Kristen 在其模型中运用了结构方程,并且证实旅游动机影响了旅游者消费的属性。 3.国内文献 中国学者屠如骥是最早期对旅游行为方面的研究,其调查研究了外国的旅游者对以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感知行为。经过多年的的发展,学科背景多样化的专家对旅游行为研究的层次也逐渐深化。从旅游者的旅游决策、旅游心理、旅游空间行为、旅游消费行为、细分市场行为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刘纯、张宏梅在对长江流域居住的城市居民的旅游动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运用人口统计特征作为参照,调查分析的方法得出长江流域城市居民的旅游动机的一些显著的差异。尹郑刚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旅游态度,并把其划分价值判断、认同程度、自身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以及对旅游花费的态度 4 个大的方面。邱扶东将旅游动机划分为观光动机、文化交流动机等6类动机。陆林以黄山为例,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行为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的意见。 马耀峰等以对外国游客所作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提出了服务感知的框架的模式和量化表等。黄艺农等从两个维度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程圩运用多元统计技术手段分析游客对旅游地的形象的感知能力,研究了外国的旅游者的性格特点、期望值等旅游者态度的诸多影响因素, 并且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找到外国旅游者态度形成的原因和心理规律。 总结分析 商务旅游者出国的目的是商务考察,在考察中学习放松以及开拓视野。商务旅游中的行为是在考察过程中的产生的,商务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偏好会直接影响商务旅游者旅游决策过程的意向。 大量研究表明旅游者在决定是否出游时产生的旅游的决策分析以及心理因素,以及旅游者的旅游心理和旅游决策风险的产生缘由,得到影响旅游心理和决策的因子,从大量的研究中得到了旅游者决策行为模型。 在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商务旅游行为的发展使我们必须将互联网与旅游行为结合,以促进中国旅游行为的网络现代化的发展,现在很多专家对中国商务出境旅游的消费行运用了多元分析的方法,运用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并使用模糊分析对出境商务旅游者进行满意度的调查分析,从而得到影响满意度的关键的指标因素。针对商务旅游市场的发,大多数主要从专业化的分工在商务旅行服务的发展中的体现这一角度着手,分析了商务旅行市场上扮演了不同角色的服务商的专业化问题:比如企业在细分市场中的角色选择、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表现在:商务旅行市场的服务不断细化和深化,从城市如何发展商务旅游这一角度开始研究,更深入的进行了一些对比分析,比如金融危机等会给出境商旅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做了一些分析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需求将会更加的旺盛,其主要动力是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不断增加,资源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学界对出境商务旅游中的行为研究会更加的深入。(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商学院) 商务旅游论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 摘要:近年来,电子商务推荐系统趋于成熟,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能够在信息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化的旅游线路设计。在具体的推荐系统设计中需要处理好实时性与精度这对矛盾,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运用关联规则算法,获得各个景点之间的关联关系,能够实现较为理想的旅游线路推荐效果。 关键词:数据挖掘;电子商务推荐系统;旅游线路;关联规则 0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市场也日益火爆。面对众多的旅游景点,怎样进行选择,不断困扰着计划出行的游者。目前,一些旅游企业在规划旅游线路时,主要是采用主题旅游线路设计、超市型旅游线路设计、运筹学方法旅游线路设计以及市场导向的旅游线路设计。这些旅游线路设计,并没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具体实施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挖掘等技术在电子商务推荐系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这为旅游线路设计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整体构架 在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在具体应用中主要涉及三种关键性的技术:数据挖掘算法应用技术、原始数据处理技术、模式库建立与表示技术。在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中,推荐的实时性与精度是一对矛盾。目前的一些推荐技术为了确保实时性,往往会牺牲推荐的精度。鉴于此,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关联规则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此系统的设计基于B/S结构,其具体结构图见图1。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整体结构由两部分组成:离线部分与在线部分。离线部分主要是由WEB挖掘与数据预处理组成,是模型获取阶段,具体包括总体使用特征获取与数据预处理。总体使用特征指的是数据挖掘算法产生的规则或知识,并以某种形式在媒质中存储,能够为在线部分提供必要的支撑,因此离线部分是在线部分的支撑部分。系统中的在线部分是动态的实时过程,是推荐引擎的实现。离线部分与在线部分有着基本一致的处理过程,两个部分相互作用,推荐系统能够确保给用户呈现的推荐具有合理性与实时性。因为离线部分与在线部分实现了分离,所以可以极大的增加了数据量,提高了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的实时响应速度和推荐服务的伸缩能力。 2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模块分析 2.1 离线模块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离线模块,能够为推荐引擎工作提供支持,包括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预处理和模式分解,此模块的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在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中,每个环节均要从相应数据库中检索所需的数据,例如模式数据库、用户登记数据库以及景点信息数据库等。离线模块中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主要负责操作、维护与管理数据库中的数据。实际上,数据库管理系统处于数据库和在线推荐应用的中间层,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采用市场上通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在数据挖掘的过程中,数据预处理是不可或缺的阶段,由于初始数据多半是含有噪声的、不完整的,数据有着多种多样的格式,在实际的系统应用中就需要抽取有用的数据,将初始数据转化为推荐系统中数据挖掘算法可以识别的格式。因此,就需要进行数据预处理,WEB进行的数据预处理具体包括数据清洗、会话识别等,对结构数据预内容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为后续的数据挖掘提供有效的数据源。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关键环节是模式分解,模式分解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生成推荐系统所需的模式。WEB服务器日志与相应的数据库是模式分解的基础,模式分析器通过分析WEB服务器日志数据,获取相关信息,分析相关数据库,找到选择景点时,景点之间存在的关联相似模式。因为模式分析器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时间,所以将此部分放入离线模块中,让系统定期地自动运行,更新模式数据库。 2.2 在线模块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在线模块,能够为用户提供在线浏览推荐服务,此部分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整个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水平与推广应用效果。在线模块的具体结构如图3所示。 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在线模块的关联规则挖掘模块通过利用清理、转换和加载工具,从数据库中抽取数据,并生产标准数据,以进行深入挖掘。关联规则挖掘的实现,需要应用到Apriori算法,将挖掘的关联规则写入到规则库当中。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在线模块的推荐模块能够利用WEB为访问系统的用户直接提供服务,其能够记录用户访问过的旅游站点,生成相关的数据,体现了ARTRMS智能化的优点。关联规则模块处理访问记录,并将结果反馈至推荐模块,最后系统以一定的形式将数据处理结果推荐给用户,从而实现旅游线路推荐的目的。 3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工作流程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四个环节:数据收集和预处理,建立用户行为模式和用户档案,分析客户档案形成规则库,线路推荐。 首先,数据收集和预处理。用户登录系统后进行注册,系统生成注册信息表。推荐系统采用两种方式收集用户的数据:一是,用户的旅游站点浏览记录;二是,用户的反馈信息与相关意见。在进行数据清洗、转换与集成后,将数据录入到挖掘库中,为数据挖掘关联规则提供所需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关联规则的挖掘数据是以景点项编码、交易编码为特点的数据。在数据预处理时,需要进行数据转换,完成项目集与交易集之间的转换。其次,建立用户行为模式和用户档案。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可以按照既定的景点范围生成景点线路数据库,具体包括景点信息表(包括名称、编号、价格等信息)和线路类别表(包括名称、编号、类别等信息);还可以根据用户的特点生成用户信息表、用户交易表以及用户选择趋向表等(包括用户的姓名、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景点喜好等信息)。第三,分析客户档案形成规则库。最后,线路推荐。在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中,设计合理的推荐算法,根据已经生成的规则库列出以用户为导向的旅游线路推荐。 4 结语 综上所诉,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多样化、多景点的旅游线路参考,设计出一条合理的、满足用户需求的旅游线路。数据挖掘算法应用技术、原始数据处理技术、模式库建立与表示技术,是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的关键技术。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电子商务旅游线路推荐系统主要包括了离线模块和在线模块,着两个部分相互协作,通过一定的运行规则和流程,为用户生成有针对性的旅游线路推荐。 商务旅游论文:入境商务旅游者对酒店提供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仅依靠城市的国际化程度、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更重要的是为金融人士提供完善且高效的金融服务并塑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通过对入境商务旅游者的问卷调查,研究其对上海各大酒店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为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入境商务旅游者;金融服务;满意程度;影响因素 引言 上海一直都致力于将自身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国家政策的支持、畅通的交通网络、城市的国际化程度等,更重要的是上海能否为入境商务人士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塑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本文通过建立入境商务人士满意程度影响因素模型,以上海四星级以上酒店商务住客为研究对象,在多元因子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信息、金融环境、金融参与等影响因素与商务游客满意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计算了其影响程度,得出了有关结论。 一、研究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的数据主要是以酒店为端口,通过对入境商务旅游者的问卷调查获得的,反映了整个上海金融服务的情况。本研究采用现场深入访谈和结构性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原始资料,运用SPSS12.0对所得数据进行各项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问卷的语言为英文。笔者于2010年年初进行了预调查,发放问卷20份,并与部分被访者进行深入交谈,在此基础上对问卷中开放式问题的比例进行了调整,对语义表达不清的地方和有关指标进行了修正和填补。在预调查结束后选取了上海六家较有代表性的四星及五星级酒店,通过在酒店房间内放置问卷的方式进行实地调研。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通过宾馆相关人员的反馈,不断对问卷题目的设计进行修改,以提高准确率和回收率。在2010年2月至12月期间,共回收问卷320份,其中有效问卷210份,有效数据问卷180份,有效问卷率为56.25%。 (一)问卷设计 本文将问卷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1)样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学历、职位、目的等;(2)满意度的评定;(3)与金融服务相关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在统计分析中,某些变量所代表的指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独立地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本文先通过降维技术求出少量几个公共因子,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不相关。然后根据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确定每个因子的影响力,即重要程度。最后在检定商务旅游者满意程度的影响因子与整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多重回归分析的方法。 二、模型设定及实证分析过程 (一)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旅游特征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及旅游特征见表1。通过问卷收集得到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商务旅游特别是涉金融的商务旅游人数在样本总数中占比例较高。这一点与我们的预期设计相符。在被调查者中,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这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人士男士居多的现状。在上海平均滞留时间约为3—5天,主要由中层经理及高层经理构成。 (二)影响商务旅游者满意程度的因子分析及问卷的信度 通过对问卷的梳理,本文共形成有效变量11个。首先对11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检验的P值都小于0.05,说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需要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以使公因子有较满意的解释。按照常用的特征大于1的标准,共萃取出 3个公因子,分别是“信息充裕性”(获取金融信息渠道的畅通性及金融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参与方便性”(金融活动参与度)、“环境舒适性”(上海金融生活环境指数)。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检验因子分析效果,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了内在信度分析,各个因子的内部信赖度克朗巴赫系数分别为0.753、0.845和0.702,皆在0.7以上,本研究结果应属可信。 (三)商务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酒店提供金融服务评价因子的差异性检定 本研究以入境商务旅游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酒店提供金融服务评价因子进行t检验与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性别、职业、职位高低、旅游目的等变量下,金融服务评价因子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在性别方面,入境女性商务旅游者对金融服务的评价均高于男性商务旅游者。特别是在信息充裕因子(p=0.021)和环境舒适因子(p=0.016)上,男女存在显著的差异。究其原因是,女性比较容易适应新的环境,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去,而男性相对理性化、模式化,因此,评价较低。其中,也包括女性本身的期望值比男性要低。 在年龄变量中,参与便捷因子(p=0.007)存在着显著性差异。45岁以下青壮年人群对参与便捷因子的评价低于老年人群。其主要原因是,青壮年人群更多地讲究时效、追求信息的及时更新,对各类业务及各类系统的操作也十分熟悉,目的性强。而老年人群普遍职位较高,处事比较稳妥,讲究大局观,同时也有各类助手帮其在需要的时候处理业务。 在是否来过的变量中,参与便捷因子和环境舒适因子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来过几次的商务旅游者的认同度普遍高于第一次来的旅游者。主要原因在于来过的旅游者熟悉了整个环境,在第一次拜访的过程中熟悉了各类信息渠道及操作流程,并根据现实情况改变了自身的期望值。 (四)商务旅游者对酒店提供金融服务总体评价影响因子的回归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酒店金融服务对商务旅游者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根据以上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利用SPSS12.0中的多元回归分析构建回归模型,以问卷中商务旅游者对酒店金融服务总体评价为因变量,以3个因子为自变量,采用多元回归中的一般线性多重回归,建立回归模型。 商务旅游论文: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商务旅游人才培养对策 摘要:目前,商务旅游高等教育成为旅游学科建设中的重点内容。如何培养胜任职业要求的商务旅游人才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为此,在构建商务旅游人才胜任力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构造胜任型教学体系、突出隐性特质培养和拓展国际化视野的商务旅游人才培养策略。 关键词:胜任力 商务旅游 人才培养 一、问题的提出 商务旅游,是指旅行者基于公务或商务目的,以参加会议、展览会、文体活动、处理机构事务以及享受旅游奖励等为依托而引发的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商务旅游开始进入我国。目前,国内商务旅游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据亚洲商务旅游市场预测,到2020年,中国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务旅游目的地。 伴随商务旅游活动的增多,我国的商务旅游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并成为旅游学科建设中的重点内容。然而,我国商务旅游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错位,毕业生就业难与业界求贤若渴并存、供需两高但成交不高的矛盾突出。为此,从胜任力角度来探索商务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既有利于创新商务旅游教学理论和方法,促进旅游学科建设;又有利于培养切合商务旅游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促进商务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商务旅游人才胜任力模型构建 胜任力最早是由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于1973年提出的,他将胜任力表述为“与工作或工作绩效或生活中其他重要成果直接相似或相联系的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此后,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胜任力的理解。Spencer,Mc Clelland Spencer对胜任力的表述更为完整,即胜任力是指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知识或技能等能够可靠测量并能把高绩效员工与一般绩效员工区分出来的任何个体特征。 商务旅游人才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商务活动策划和运营管理人才;第二类,外语和旅游人才。由于商务活动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和文化界限,需要翻译和旅游接待人才;第三类,辅助性人才,包括广告、法律咨询、物流、宣传、设计和搭建等方面的人才。 借鉴胜任力相关理论及模型,基于对部分商务旅游企业的调查和各层次商务旅游人才的访谈,结合商务旅游企业实际需求和商务旅游高等教育特点,梳理出专业知识族、职业技能族、元能力族和个性特质族等四个方面的商务旅游人才胜任力要素(表1)。 (一)专业知识族 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商务旅游方面的知识,如会议旅游、展览旅游、商务差旅、特殊活动旅游、奖励旅游、培训和教育旅游策划与运营管理的理论、要素和基本流程等;二是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商法学等;三是文化艺术方面的知识,如旅游文化学、跨文化交际学、展台设计等。 (二)职业技能族 职业技能族主要包括商务旅游市场调研、策划各类商务旅游活动、制定商务旅游计划、商务旅游的组织和营销、商务旅游现场服务与管理、商务旅游客户关系管理、商务旅游文案写作、商务谈判技能、信息技术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元能力族 主要包括组织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应变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商务旅游项目的运营管理牵涉面广,需要通过精心的组织和团队密切合作来完成。商务旅游是服务性产业,常常要与客户打交道,需要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此外,商务旅游活动策划和设计强调创意,要求相关专业人员具有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 (四)个性特质族 主要包括诚实守信、责任心、成就欲、主动性、自信心、毅力等。上述潜在的个体特质和动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务旅游人才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工作绩效。 三、商务旅游人才胜任力培养策略 (一)构造“胜任型”教学体系 面对商务旅游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业界需求“错位”的现实,应倡导宽口径、模块化、实践性教学。第一,宽口径教学。商务旅游的综合性非常强。学生需要掌握并能运用商务、旅游、经济、管理、心理学、法律、外语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具有较高分析和解决商务旅游管理与政策的实际技能。因此必须搭建好商务旅游的基础平台,课程设置必须兼顾专业性和复合性特点,既突出重点、强化专业基础,又统筹谋划、拓展专业领域。第二,模块化教学。即在平台课程的基础上突出特色和方向的模块课程,立足本校的学科优势和办学特点,侧重培养学生在相关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实践性教学。即要求学校教学必须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培养基于商务旅游人才需求的“学校—学生—企业”一体化教学理念,组建一支结构合理、专兼比例适度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加强实验室、教学实习基地建设,为学生提供实践的空间。 (二)突出“隐性特质”培养 不易观察和评价的一些深层次的隐形特质,即鉴别性胜任力,能够将优秀员工和普通员工区别开来。所以应通过重新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隐性特质。第一,坚持以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为教学核心。课程教学应以学生为本,使知识传授与技能示范相结合、自主学习与团队学习相结合、体验式学习与传授式学习相结合,着重健全学生的心智,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第二,实行项目启动、任务驱动型教学。积极引导学生申报、参与相关项目,单门课程采用任务引领型考核办法,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11年希望工程激励行动项目、部分学校专门设立的“本科生科研创新训练项目”。第三,丰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是指课堂教学以外的一切传授知识、培养能力、锻造人格的活动,是对第一课堂学习的延伸、补充和发展。通过学术讲座、社团活动、各类竞赛等第二课堂的训练,可以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三)拓展“国际化”视野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商务旅游越来越呈现跨国、跨文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商务旅游人才的培养方法和模式也应顺势而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是开展国际合作办学。与国外商务旅游办得较好的院校进行合作,争取与境外学校开展本科生的“2+2”项目或者是“3+1”项目的合作。二是开展优秀教师互访。国内教师可到国外知名大学进修、短期实训以及参与国际商务旅游项目运作,国外教师或企业管理人员亦可担任我方兼职教师。三是开展相关合作研究。国内外双方可以就商务旅游人才培养和商务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重大课题进行共同研究,举办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共同促进商务旅游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为商务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商务旅游论文:浅谈我国商务旅游 [摘 要] 商务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近几年来是发展最快的旅游项目之一。通过分析商务旅游的特点、市场前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使国内旅游企业能充分认识到商务旅游的发展空间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进而提高我国商务旅游整体服务能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商务旅游 ;旅游业 ;旅游项目 近年来,商务旅游成为发展最快的旅游项目之一,据统计,全球每年商务旅游收入占到全部旅游收入的12%。从其规模和发展看,已成为世界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商务旅游的特点 商务旅游较于其他旅游,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商务旅游的消费水平高于一般的观光休闲旅游,这主要是出资方的原因。其次,商务旅游对经济有广泛的拉动作用。旅游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的贡献是多元化的,按照旅游经济理论,旅游业能够增加国民收入、赚取外汇、扩大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目前,我国旅游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据有关数据显示,旅游消费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90%,对民航和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超过80%,对文化娱乐业的贡献率超过50%,对餐饮业和商品的贡献率超过40%。第三,商务旅游与区域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旅游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对相关配套设施等有很高要求。如交通、住宿、娱乐、人文环境等。第四,商务旅游较少受季节气候的制约,商务旅游较其他旅游更具稳定性。第五,商务旅游很多具有重复性。 二、我国商务旅游的发展状况 商务旅游的这几大特点,促使各国大力发展商务旅游。在我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商务活动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的旅游业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而商务旅游作为旅游高端市场日趋显现出优势和潜力,正成为一块利润丰厚的蛋糕,且极具成长性。据专家预测,如果全国4000万商务人士按每人每年平均出行三次计算,全年商务旅游总量可达1.2亿人次左右。国家旅游局2003年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国际商务旅游支出超过357亿元,占亚洲商务旅游市场的17%,目前我国因公出境包括公务和商务考察的人数已占出国人数的53.3%;我国国内商务旅游支出则高达1700亿美元,约占国内整个旅游市场的30.5%,并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据国家旅游局公布,从我国入境旅游市场的结构分析,商务及会议旅游共占39.9%,已接近或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商务旅游发展潜力及速度极为惊人。据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有望在5年后翻一番,成为世界第三大商务旅游市场。 三、我国商务旅游存在的问题 商务旅游发展空间是广阔的,前景是美好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商务旅游实现又好又快的良性发展。首先,我国的商务旅游还处在市场形成期,专业性匮乏。从市场周期的角度对国内商务旅游市场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市场正处于市场发育期。在这个时期市场被分割成为无数个小的区域市场,已进入者和潜在的进入者数量很多,并且没有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企业,该市场暂时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并且,作为旅游市场中的独立细分市场,商务旅游市场发展速度很快,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状态的市场规模。这一市场的相应规则还没有成型,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其次,企业的商务旅游意识淡薄。我国旅游企业还不能真正区分商务旅游和常规旅游的服务项目,商务旅行往往最后都会演变成常规旅游。企业与旅行社协作意识单薄。 四、我国商务旅游发展的建议 首先,应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商务旅游发展。商务旅游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不仅需要成熟、专业的旅游公司来运作,还需要相关政策及基础设施和一些相匹配的旅游资源等来支撑,这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其次,完善相应的服务体系,使商务旅游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旅行社要有为顾客提供专业化差旅服务的配套设施,面对迅速发展的商旅市场,以及国外旅行社强有力的竞争威胁,旅行社要采取有效的营销策略。在产品策略上,尽量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在价格策略上。旅行社为商旅客户提供专业的差旅管理方案,合理安排资金使用计划。在渠道策略上,旅行社要尽量采取直接销售渠道,减少分销层次,降低销售费用和成本,才能更正确地把握顾客需求。在促销策略上,旅行社可以网络促销为主,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网络广告和旅游网站,向顾客传递和展示符合其个性化需求的信息,并且更准确地了解顾客需求,实现 (三)独立经营 除上述两种形式外,还存在部分旅行社独立经营自驾游的形式,如对于实力较强的旅行社,除了设计线路、提供旅游单品等服务外,还增加新的针对于汽车旅行、汽车消费乃至汽车文化的服务内容。对于规模较小的旅行社则从短线入手,结合周边游设计较为可行的短线旅游产品。如2009年国庆期间,海南各旅行社纷纷推出以乡村生态游为特色的岛内短线旅游产品,供岛内居民自驾出游。 五、结论与启示 虽然目前我国自驾游开发中存在许多现实问题,如自驾游爱好者的“自由需求”和旅行社的“统筹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矛盾;自驾游产品的经营需要耗费旅行社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自驾游旅游者对旅行社经营自驾游的认同感不强等导致了旅行社对自驾游的介入作用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旅行社在对于各地旅游资源的控制和对大型活动的掌控能力,包括宾馆的预定、行程的安排、景点的合理设计和时间控制等方面具有非常独到的优势,因此旅行社在自驾游市场上还存在很大的潜力。未来旅行社的工作应该是因地制宜,探索更为合理的模式来介入自驾游旅游产品的开发。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癫痫的研究要点 摘要:癫痫是位于大脑、丘脑-皮质系统、中脑上部的神经元高度异常放电引起的反复发作的慢性脑部疾病。癫痫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历史源远流长,发展到现代,与现代医学治疗手段相结合,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为探讨中医中药治疗癫痫的研究进展,通过查阅近5年的相关文献,分别从单独中药治疗、中药结合抗癫痫西药、中药结合中医其他治疗方法的临床观察以及有关的实验研究的方面做一综合概述。 关键词:癫痫;中医药疗法;综述 癫痫是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是由遗传、颅脑外伤、产伤、脑血管疾病、脑囊虫等疾病造成的以短暂性的痫性发作为特征的脑神经功能障碍性疾病。因为癫痫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确切,所以对癫痫的治疗仍是以控制发作的频率、缩短发作持续时间、减轻发作程度等的对症治疗。现今已经能有效运用临床抗癫痫基础药物治对症治疗了,而运用中医中药是中医学治疗癫痫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将近5年来有关中医中药治疗癫痫的临床观察以及实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临床研究 1.1单独中药治疗 孔凡玉自拟息风镇惊、清热豁痰的定风汤治疗证型为痰热挟惊的小儿原发性癫痫40例,总有效率为90%。该方使用大量矿石类药物,取其寒凉、重镇之性,以达到清上炎热势、镇惊潜阳的效果,清热豁痰以除病之因,镇惊潜阳以消病之诱因,从而达到治疗效果。郑春香等将31例难治性癫痫患者分为柴贝止痫汤单独治疗组和添加组,结果单独治疗组总有效率为50.00%,且对各发作类型均有效,添加组有效率为42.86%,提示柴贝止痫汤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程度和减轻持续的时间,是其本身作用而不是因为联合了基础抗癫痫西药而提高的疗效。此方由天麻、柴胡、浙贝母、牡蛎、地龙、石菖蒲组成,从郁、从风、从痰论治,其功效为疏肝理气、化痰息风、醒神开窍。孙明媚等采用具有疏肝理气、化痰息风功效的止痫汤治疗癫痫患者60例,总有效率为80%,提示止痫汤可通过抑制脑神经元异常放电治疗癫痫,并且对治疗棘(尖)慢、多棘慢波疗效最好。路岩莉等采用息风胶囊(主要成分:石菖蒲、全蝎、紫河车、天麻、白矾、白僵蚕等)治疗中央颞区棘波的小儿良性癫痫,总有效率为84.21%,有效控制临床发作程度和提高脑电图改善程度,此方从肾论治,补肾精治其本,息风豁痰治其标,从而达到益肾填精,息风豁痰的功效。曹建梅收集汪受传教授运用豁痰息风、镇惊开窍法治疗小儿癫痫30例,有效率达93.33%,汪教授自制定痫散加琥珀粉、羚羊角粉及中药辨证论治进行干预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田振华运用具有祛痰化瘀、止痉宁痫作用的胆南星宁痫颗粒治疗癫痫,显效率为77.78%,总有效率为97.50%,说明此药在控制癫痫发作、减少发作次数、减轻症状程度方面具有显著疗效,长期服用,安全、无毒副作用,抗癫痫效果明显优于苯妥英钠组。上述学者对于癫痫的治疗可归纳为:①痰、火、惊、郁,瘀为痫病的病理因素,各病理因素相互兼夹,治疗时各有侧重;②息风以治标,治血以助息风,养心以安神、滋肝补肾以治其本,与中医学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则相吻合。 1.2中药联合西药治疗 陆玲丹等观察了61例癫痫患者,治疗组30例用化痰息风方和西医基础治疗(丙戊酸钠或丙戊酸钠缓释片或卡马西平)配合治疗,与仅使用西医基础治疗的对照组31例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0.00%,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提示了化痰息风方药配合西医治疗癫痫在减少发作频率,减少中医症候积分方面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蒋莉娅等采用复方丹参滴丸配合常规抗癫痫(丙戊酸钠,重者加服复方苯巴比妥溴化钠片,发作时静推地西泮)及对症治疗59例外伤性癫痫患者,复方丹参滴丸由丹参、三七及冰片组成,具有活血化瘀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联合西药可降低血清TNF-α、IL-6、CRP值有关。张根娣等运用定痫冲剂(僵蚕、地龙、龙齿、茯神、当归、白芍、炙甘草)联合丙戊酸钠及相应的对症治疗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癫痫34例,总有效率为97.06%,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吴敏玲把68例痰气郁结型癫痫患者均分为观察组和常规组,常规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丙戊酸钠或卡马西平),观察组则在常规组基础上联合中药柴贝止痫汤治疗,结果示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常规组(P<0.01),说明柴贝止痫汤可有效治疗痰气郁结型癫痫。肖俊锋采用抗癫痫西药(卡马西平或丙戊酸钠或托吡酯)联合破格救心汤治疗心肾阳虚型难治性癫痫患者28例,总有效率为85.72%,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并且不良反应少于治疗组。以上的学者采用中药与西药联合抗癫痫,利用二者的协同作用,弥补了各自治疗所起疗效的不足之处,中药的加入治疗减轻了抗癫痫药物所造成的毒副作用。 1.3中药联合中医其他疗法 成贵芳等将60例癫痫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0例与对照组30例,治疗组口服异蛇癫痫丸加穴位埋线法,埋线穴位轮选两组:①大椎、鸠尾、内关、三阴交、心俞;②丰隆、腰奇、神道、脊中、筋缩。对照组单纯口服卡马西平,治疗14个月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6.67%,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郑红等运用耳穴压豆(神门、脑干、穴心、交感、皮质下)联合中药汤剂(僵蚕、龙齿、当归、白芍、茯神、地龙、远志、香附、石菖蒲、桃仁、半夏、甘草)治疗脑卒中后继发癫痫30例,取得了满意疗效,其方药起到息风降火、活血化瘀解痉的作用,耳穴的选用同样以醒神开窍镇惊、滋水涵木为功效,可作为有效的辅助治疗。邹伟等用针刺疗法结合中药汤剂治疗20例脑卒中后癫痫患者,总有效率为95.0%,治疗后脑电图异常改善率为73.3%,针刺主穴为四神聪、百会、水沟、内关,联合定痫汤加减共起豁痰开窍、调理气血、息风止痫的作用,说明了采用针药结合的治疗方法切实可行。杜鹏等收集了48例辨证分型为风痰窍闭证的癫痫患者,其中27例采取针刺联合自拟处方(钩藤、天麻、法半夏、茯神、僵蚕、石菖蒲、郁金、陈皮、天竺黄、炙远志、地龙、生牡蛎、生龙骨、地龙、石决明、丹参、白芍、当归、甘草、竹茹、胆南星等)治疗,总有效率为87.5%,另外27例口服苯妥英钠作为对照,总有效率为62.5%,提示了针刺加中药治疗的疗效确切。钟向阳等观察了35例采用消痫汤联合针灸疗法治疗小儿癫痫,总有效率为88.57%,与35例根据发作类型选服西药(丙戊酸钠或奥卡西平或卡马西平)的患者作为对照,治疗12个月后,结果显示中医组在临床总有效率以及脑电图正常率均高于西药组,说明消痫汤配合针灸治疗小儿癫痫有效且疗效较好,并对智力无大影响。以上的治疗说明癫痫的治疗方法多样,途径广,全方面的多靶点地提高抗癫痫的疗效,可充分有效利用这些方法提高癫痫的治疗效率。 2实验研究 王潇慧等运用侧脑室注射海人酸的方法建造癫痫持续性状态后慢性难治性癫痫大鼠的模型,采用柴贝止痫汤进行药物干预,并观察其脑内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和主穹窿蛋白(MVP)的表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该复方能降低海人酸致痫大鼠脑组织BCRP的表达,但对于MVP表达尚需要进一步证明。徐先伟等采用补脑止痫散作为干预措施,研究经干预后戊四氮慢性点燃癫痫大鼠海马区的抑制性递质(GABA)及受体(GABAα)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补脑止痫散对戊四氮慢性点燃癫痫大鼠模型海马区GABA和GABAα均有明显上调,说明补脑止痫散可起到保护脑组织、缓解癫痫症状的作用。徐先伟等采用相同的造模方法和干预措施,运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大鼠海马区的c-fos,c-jun蛋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补脑止痫散还可调控海马区内即刻早期基因。冯铁为等同样采用补脑止痫散对戊四氮致痫大鼠进行药物干预,并用免疫印迹法检测大鼠脑组织中IL-2、IL-6蛋白阳性表达,结果显示,经干预6周后,致痫大鼠脑组织海马区IL-2、IL-6阳性表达明显降低,说明此复方的抗癫痫机制与降低海马区的IL-2、IL-6蛋白阳性表达有关。孙丽等用抗痫灵(穿山甲、乳香、没药、龙骨、珍珠、胆南星、石菖蒲)对戊四氮点燃致痫大鼠进行药物干预,描记大鼠脑电图,并观察各组的NMDAR1的活性变化,结果发现抗痫灵可有效抑制戊四氮诱导癫痫大鼠模型海马区内NMDAR1的表达,这有可能是抗痫灵能有效治疗癫痫的机制之一。李兵等先给大鼠进行石甘散的药物干预措施后再用戊四氮建立大鼠癫痫模型,记录大鼠的行为表现,采用免疫印迹法检测BDNF的表达变化,提示了石甘散能够延长戊四氮致痫大鼠的痫性发作的潜伏期和强直性惊厥的潜伏期,降低强直性惊厥的发作频率,显著下调大鼠海马区的神经元电压依赖持续性钠离子通道电流幅度,促进BDNF的表达,说明石甘散可有效起到抗癫痫的作用。以上各研究主要探究各类中药复方的抗癫痫效果还有作用的机制,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各类复方对神经递质的传导、细胞因子的表达及对离子通道所起的调控作用。 3结语 癫痫作为神经内科常见疾病、难治性疾病,以病因多样,机制复杂著称,痫病发病日久,致使病情更加缠绵,除小部分患者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去除癫痫病灶外,大部分患者仍旧愿意采用内科保守的用药治疗来控制发作,这就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所以为提高临床疗效必须采用合适、有效、安全的药物。中医中药治疗癫痫历史悠久,发展至今,各个复方或为经方加减化裁,或为长期的临床经验自拟方药,辨证论治,辨证审因,单独用药,中药联合西药,中药配合针灸、埋线、耳穴均能够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即使中医中药在临床研究的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就有其不足之处:①大多数的临床研究收集的样本数量不多,随访时间不够长,远期疗效也未表明清楚。②虽然也采取随机方法分组,但采用双盲随机方法的不多,多数随机方法不明,这使得出的结果不够严谨规范。③缺乏统一规范化的辨证分型,多数分型是从医者的临床经验得出,有可能存在失误。今后还应进行更加严谨规范的临床研究。中药治疗癫痫的动物实验研究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各中药复方抗癫痫的效果及作用机制,为临床中药的使用提供理论及数据依据。为了发掘中医中药的抗癫痫的潜力以及给中医中药治疗癫痫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今后还需要多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研究。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科普宣传工作方案 一、与日报社开展合作。 《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发行面广,其宣传报道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代表性。该报《健康视界版》注重对群众健康的宣传和报道,是许多读者喜爱的好栏目。2011年市中医药管理办公室与日报社合作开展以下工作: (一)举办《中医在我身边》有奖征文活动。在全市征集以讲述自己对中医的真实经历和亲身感受,或中医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变化、提升等为主题的文章,征文择优录稿在《日报健康视界版》刊登,每周一期,每期1-2篇,全年不少于50篇。稿酬由报社按规定支付。征文活动结束后,由日报社与市中医药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对优秀作品评奖。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奖品分别为由市中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1000元和500元的健康卡一张。 (二)宣传介绍名中医药专家。《健康视界版》开设《名中医访谈录》,每期介绍一名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名中医药专家,宣传专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诊治经验和感悟见解。 (三)动态报道。对涉及我市卫生事业尤其是中医药事业发展所开展的相关活动和重要新闻,在二版或阳光政务版面,随时进行动态报道。全年不少于20篇。 各单位要积极发动广大干部职工根据日报社征稿要求踊跃投稿,努力做到寓教于乐;要认真组织本单位的名中医药专家撰写简历、临床观点;对本单位将要开展的有关中医药发展的活动及时与市中医药宣教中心联系。市中医药宣教中心要对《中医在我身边》征文的科学性进行审查;要合理安排名中医药专家见报时间;对各单位开展的相关活动和重要新闻,要及时联系报社采访报道。 二、与电视台合办《中医养生》栏目。 《中医养生》围绕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自然变化,阐述起居作息、饮食养生、强身进补、防病治病与护肤养颜等内容,为观众提供日常自保自疗的养生宜忌建议。根据中国传统养生学“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针对节气变化和观众需求,适时顺势的安排节目内容,在系统介绍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同时、有针对性的介绍实用养生方法。节目架构包括:(1)《中医话养生》。邀请中医专家针对节气变化和观众需求,讲解相关养生知识;(2)《我和养生》。征集观众的养生保健故事,或者一些偏方,让医生点评是否科学合理,并有针对性的提供更好的建议或方案;(3)栏目延伸。在周五或者周末对一周的养生内容进行总结,或者邀请名医进社区,设定主题,主持人主持,中医讲解,现场互动,让观众参与回答,并在答对者中进行抽奖,并将现场互动的内容转回直播间,增加节目的影响力,提高节目收视率。 本栏目由电视台和市中医药管理办公室主办,市中医药宣教中心协办,奖品为市中医院提供的健康卡。电视台联系人:卫强,联系电话:。 三、创建中医药知识科普宣传专题网页。由市中医药宣教中心负责在“卫生网”中创建中医药文化宣传专题网页,开设网络健康大讲堂、中医药知识普及、文化宣传等栏目,及时将《中医在我身边》和《中医养生》内容发到网上。各有关单位要在已有单位主页中增加相关中医药知识科普宣传内容或创建专题网页。 四、编撰出版市中医中药进万家文化科普宣传读物。今年,拟翻印省中医药管理局编撰的《省中医药知识宣传册》三万册,主要在各单位开展科普讲座、中医义诊等活动时免费发放。 五、开展科普讲座和中医义诊活动。 各级中医院每年要开展不少于300人参加的中医药科普讲座至少五场,不少于200人参加的义诊至少五次;三级综合医院要开展中医药科普讲座至少两场,中医义诊至少两次;二级综合医院要开展中医药科普讲座至少一场,中医义诊至少一次。各单位组织的宣传活动要深入到社区、街道、乡镇、村庄、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每个市、区直接受益人群至少五千人次,受益人群尽可能广。要注意发挥和利用当地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争取良好的宣传效果。 市卫生局将免费为科普讲座和义诊提供《市中医中药进万家文化科普宣传册》,各单位要做好宣传册发放的登记工作,并及时报市中医药宣教中心。 六、充分利用各单位的电子宣传工具。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本单位的电子显示屏、平面电视等媒介宣传对本单位的中医特色,同时要加大中医药科普知识的宣传力度,多播放中医科普宣传片,努力营造宣传中医的舆论氛围。 中医中药论文:基于便秘的中医中药治疗问题深究 摘要:关于便秘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便秘的概念较为复杂,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第二,便秘不是疾病的名称,而是一个症状,它既可以是一种严重疾病的临床表现之一,也可以是一种疾病的主要症状,而且也可以是只表现为便秘,而查不出原发疾病。第三,诊断便秘,一定要考虑到病人原来的排便习惯。第四,诊断便秘,也要注意病史的长短。第五,有的学者把排便间隔时间延长,粪便于燥称为便秘,把排便费力,排便时间延长称为排便困难,两者合称为排便障碍性疾病。 关键词:便秘中医药治疗综述 一、辨证要点 1、大肠的传导功能失职是便秘的根本所在大肠居于腹中,其上口在阑门处紧接小肠,其下端紧接肛门。大肠的主要功能是传化糟粕,大肠接受经过小肠泌清别浊后所剩下的食物残渣,再吸收多余的水分,形成粪便,由肛门排出体外。 2、五脏六腑皆可影响大肠传导而致便秘如前所述,便秘的根本在于大肠传导失常,但大肠的生理功能与五脏六腑的关系非常密切,如肺的宣发肃降、肝的疏泄条达、脾的转输运化、肾的温煦濡养等,因此,除大肠本身的病变,五脏六腑任何一个脏器的病变,都可影响大肠的传导功能而发生便秘。所以说,治疗便秘的方法必须注意到大肠与其他脏器的关系。 (1)从肺论治:《灵枢·经脉》篇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又曰:“大肠手阳明之脉,……络肺,下膈属大肠。”肺与大肠构成了脏腑阴阳表里的络属关系。肺主宣发,是大肠得以濡润的基础,使大肠不致燥气太过;肺主肃降,是大肠传导功能的动力。肺藏魄,肛门又称“魄门”为肺气下通之门户,可见肺与大肠的关系尤为密切,所以肺气肃降则大便通畅,出入有常,肺气上逆可致大肠腑气壅滞,而见大便秘结,腹痛腹胀。 (2)从肝论治:肝主疏泄,具有调节全身气机,推动血和津液的正常运行的功能,肝的疏泄有助于促进脾胃的运化功能及大肠的传导功能,肝失疏泄,肝气郁结则大肠气滞可致便秘。肝藏血,血虚肠道失润亦可致便秘。 (3)从肾论治:肾开窍于后二阴,大肠的传导功能有赖于肾气的温煦和肾阴的滋润,便秘的形成与肾的功能正常与否关系密切。李东垣云:“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如常……”《杂病源流犀浊·大便秘结源流》曰:“大便秘结,肾病也。”《养生四要‘却疾》曰:“肾虚则津液不足,津液不足则大便干涩不通。” (4)从脾胃论治:脾主运化,运即转运传输,化即消化吸收,运化即把水谷化为精微,供应滋养全身。同时亦运化水津,促进水液代谢。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并主通降,由此可见脾胃与大肠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脾胃功能正常,大肠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因此,治疗便秘,调养脾胃尤为重要。 3、气、血、津液与便秘的形成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因素。便秘的形成与气、血、津液亦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在治疗上也必须注意到这方面因素。 (1)气虚便秘:气具有推动和激发运动的作用,大肠的运动,有赖于气的推动,才能发挥其正常的传导作用。如气虚推动无力,大肠运行不畅,则可出现便秘,治当益气,具体治法有补肺气,益脾气,温肾气等。 (2)气滞便秘:大肠的运动功能不仅依赖气的推动,而且要有正常的气机运行,如肺气的宣发与肃降,脾气和升发与胃气的下降等各种气机的运动形式来协同大肠的传输功能,如果各种原因导致全身或局部的气机不调,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病变,如各种原因而致大肠的气滞,则会发生便秘,治当行气,具体治法如舒肝理气,消食导滞,行气化痰等。 (3)血虚便秘:全身的脏腑器官都依赖于血的滋养濡润,大肠的运动功能亦然,如血虚不能滋润大肠,则会致肠道失润,形成便秘。治当养血,如补肝血,滋肾阴等。 (4)血瘀便秘:瘀血的形成有多种原因,瘀血一旦形成,又会阻滞气机,引起各种各样的病证,如瘀血阻滞肠道,大肠运行不畅,则亦可引起便秘,治以行气活血。 (5)津亏便秘:津液具有滋润和濡养的功能,亦具有濡润滑利的作用。因此,大肠的传导功能有赖于津液的濡润滑利作用。如津液亏损,则肠道干枯,可致便秘,治当滋养津液。如滋补肾阴,养胃生津等。 二、外治法 1、中药敷脐治疗 (1)生姜30g,豆豉9g,食盐6g,连须葱1根,同捣烂如泥,烘热,外敷。 (2)大黄粉10g,水调外敷。 (3)生姜60g,豆豉15g,加葱白3根,其捣成泥,外敷。 (4)大戟粉2g,大枣肉10g,捣成膏状外敷。 (5)当归60g,大黄30g,芒硝15g,甘草15g。熬膏外敷。 2、中药坐药法 (1)饴糖适量。将饴糖捏成指头大,用香油拌以绿矾末,塞入肛门深处。 (2)白胶香半枣大,鼠粪2枚。上药研末、水丸为枣核大,油涂表面纳肛。 (3)皂辛栓剂猪牙皂12g,细辛5g。研成细末,用蜂蜜调匀制成栓剂。 (4)蜂蜜适量,微火熬炼,冷后作成栓剂。 (5)生大黄15g,火麻仁50g,陈皮15g,郁李仁25g,共研细末,炼蜜调成条状。 三、针灸推拿治疗 1、针刺常用穴位有大横、天枢、中脘、气海、足三里、上巨虚、合谷、复溜穴。 2、耳穴实秘取穴大肠、直肠下段、便秘点、交感、肺、肝、胆穴;虚秘取脾、胃、肾、大肠、直肠下段、皮质下、便秘点。用75%酒精行局部消毒后,将王不留行籽放置于胶布上,贴压在选好的穴位上,逐穴揉压,每日2次,共5~10分钟。3日为1个疗程,3日后仍便秘者可换贴另一侧耳穴治疗。 3、按摩可按摩足三里,每晚睡前排除杂念,自然呼吸,自行按摩足三里穴10分钟(顺时针按摩5分钟,逆时针按摩5分钟)。 4、指压取天枢穴,即脐旁2寸,左右各一,按压此穴,有轻度压迫感,待有便意后如厕。接着病人自己继续用左右两拇指按压左右天枢穴,力度以轻度压迫为宜,病人无法完成时可由他人协助完成。 四、便秘的外科治疗 便秘的治法较多,一般以内治为主,近年来随着便秘的认识手段不断发展,对便秘的原因和分类愈来愈细,对一些特殊原因的便秘,如保守治疗无效的话,可考虑手术治疗。需要手术治疗的便秘主要是直肠梗阻性便秘如直肠前突、盆底直肠肌痉挛综合征手术。对于结肠慢传输型便秘国外亦有部分手术病人,但并发症较大,不适合推广。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研究 【摘要】目的研究并分析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表现。方法62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均分到中药组和西药组。予以31例西药组患者普通降血压西药,31例中药组患者则给予健脾化痰、平肝益肾、活血祛湿的中药进行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及临床表现。结果与传统西药治疗降血压的西药组相比,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中医组不仅血压显著降低,而且在降低血脂、血压反复、药物毒副作用等方面均远远优于西药组。结论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疗效显著,毒副作用小,并发症少。 【关键词】中药治疗;临床效果;原发性高血压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进一步加重,以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我国高血压患者急剧增多,而由高血压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也逐年升高[1]。据临床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8月,我国35-74岁的成年群体中高血压的患病率已高达27.2%[2]。传统的西药治疗高血压多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药物毒副作用较大,治疗中并发症多。它虽然可以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压,但如不连续及时服药极易反复,而且对于患者的其他症状也不能有效改善[3]。随着中医中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医中药治疗原发性高血压通过对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以及人体气血的调理,能够有效的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而且药物无毒副作用。已成为现阶段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此次,回归性研究患者均是过去九个月在我院接受原发性高血压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男女比例约为1:1。其中,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的中药组男17例,女14例;西药组男15例,女16例。所有患者在性别比例,年龄(51.7±8.4)岁,身高(164±18)cm,生化指标、病因差异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且均经医生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病程在3个月至11年不等。 1.2诊断标准根据《中药(新药)高血压治疗指南》(1995)以及中医辨证标准手段对上述患者进行诊断、分级。其中,所有患者Ⅰ级28例,Ⅱ级34例,都被均分至中药,西药两组。 1.3治疗方法予以31例西药组患者复方降压片进行治疗,口服,早中晚各一次,每次1-2片。予以31例中药组患者健脾化痰、平肝益肾、活血祛湿的中药进行治疗。基本处方以治疗肝阳上亢、肝肾阴虚为主的中药如:钩藤、天麻、牡丹皮、何首乌、生决明、夏枯草、白芍、枸杞、菊花等。同时,根据中医辨证治疗手段,对不同症状的患者予以不同药物进行治疗。早晚分服,每日一剂,四周一个疗程。记录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及相关病情改善情况,对比分析两组的治疗效果。 1.4判断标准疗效标准:治愈:临床症状消失,血压恢复正常;显效:临床症状部分消失或明显好转,血压明显降低;有效:临床症状部分改善,血压有所降低;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血压无明显降低。 1.5统计学方法研究分析过程中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了SPSS19.0统计软件,应用t检验方法对62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临床疗效分析实行检测。当P 与传统西药降血压治疗相比,采用中医中药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无论在降血压,还是在改善该病其他临床症状以及总有效率方面均有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药物毒副作用小,并发症少。其中,中药组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总有效率高达93.5%,而西药组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总有效率仅为77.4%。具体见表1。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 让“好孕”降临 河南省新野县中医院不育不孕科创始人徐汉敏,男,年近古稀,不孕不育科主任,经过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创新发展,应用纯中医药治疗男女不育不孕症,手法独特,疗效明显。几十年来,每年有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患者慕名而至、满意而归。他所研制的生精、调经、促孕等专病用药,在全国医药卫生大会上受到全国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其中四项荣获市、县级科研进步奖、成果奖。其中二项获国家发表专利,本人被评为南阳市科技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技术创新能手。 徐春玲、徐可军作为科室的技术传承人,大学毕业后随父从事中医妇科、不孕不育科的治疗与研究工作10余年,不断地从临床中总结经验,继承创新。如1993年申报的科研成果:中药热敷散治疗痛经的科研项目,为国内外非药物内服治疗痛经开设了新课题,填补了空白;2000年通过中药外敷的临床运用,从药物与方法,不断创新完善,又用于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也取得明显的疗效,为国内外非手术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开设新科研课题,填补了空白;2004年运用中药热敷法,治疗女性输卵管不通及通而不畅引起的不孕症,为女性不孕者带来福音。为“三镜一丝”“试管婴儿”失败的患者搭建治疗平台,创立防重于治、治中有防、异病同治、毫无创伤、愉快治疗的20字中医治疗方针;2004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发明使用权。 新野县中医院领导对不育不孕科的发展非常重视,先后派徐可军到北医三院、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中心学习深造。现任河南省生殖医学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日常工作。 据介绍,徐氏父子(女)根据中医的辩证分析、自拟方剂“逐瘀消肿散”,选用具有活血化瘀、温经散寒、理气止痛、软坚消肿等功能的优质中药,经过粉碎、净化、物理加热、中药的离子透入,使中药的有效成分、透穴位、_经络,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直取病所,达到治疗的目的。本疗法既无手术之痛,又无肠胃刺激之苦,既经济又方便、疗效安全可靠,更无后顾之忧。这种中药热敷外用,治疗输卵管不通引起的不孕症,按每疗程一周计算,药物费、理疗费用低廉,为它药所不及。2004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专利发明使用权。易被患者接受。 徐主任说,在男性病的临床药物应用中,从患者利益出发,让利于社会,造福于病人。自拟“625增精丸”,用六味地黄丸为君,二仙汤补肾扶阳、增精,以养先天,生生不息。再选五子衍宗丸为佐,补肝肾,益精髓,补血不腻,温而不燥,后选龙骨、牡砺,固精、养精、安神,共凑养阴、补肾、益精、振筋起痿之功效。治疗男性因精子异常引起的不孕症,每月药费仅为92元(不含检查费)。20余年来深受病人欢迎。据统计,该科2016年共接诊全国各地患者6万人次,平均患者医疗费约仅为50元/每人次。女性平均每天药品费约7元,男性每天约8元,中西药的使用比例为7:1。中医药简、便、验、廉、捷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徐主任健康咨询电话:13507632938)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小儿疳积临床疗效分析 [摘要]目的研究中医中药在临床治疗小儿疳积的治疗效果。方法随机选取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中医门诊收治的266例儿童疳积患者,经患者家属同意,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133例患者,对照组给予患童参苓白术汤治疗,观察组给予参苓白术汤联合点刺四缝穴加捏脊法治疗。两组患者在经过2~3个月的治疗之后,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对照组在经过2~3个月的治疗之后,总有效率为79.69%,观察组患者在经过治后,总有效率为95.48%。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数据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小儿疳积;参苓白术汤;点刺四缝穴;捏脊法 小儿疳积是对儿童因饮食或喂养不当,造成的脾胃受损而导致消化类病症,主要表现面黄发枯、虚弱赢瘦、精神萎靡、饮食异常、大便失常等主要特征的一种消化类病症。小儿疳积已成为儿科的四大病症之一,对患儿的生长发育威胁极大,临床对本病治疗十分重视。现代医学所讲的营养不良或者营养性贫血、慢性消化不良等消化类疾病,都在中医疳积的范畴内。目前西医对这类病症除了使用促进消化的口服药物及补充营养外,并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小儿疳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够兼顾多个脏腑进行整体调节,切中病因病机,既能消除症状,又能治病求本,常用的方法有中药、针灸、推拿等。点刺四缝穴及捏脊是治疗本病的中医特色疗法,操作方便,又无副作用,受到临床的普遍欢迎。为研究服用中药、点刺四缝穴、捏脊法对小儿疳积的疗效,本研究将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中医门诊收治的266例儿童疳积患者,给予分组治疗,为中医外治寻求循证依据,筛选更为有效、安全的治疗方式,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2009年3月~2013年3月中医门诊收治的266例儿童疳积患者,经患者家属同意,伦理委员会批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133例,男66例,女67例,年龄1~5岁,病程6个月~2年;对照组133例,男63例,女70例,年龄1~6岁,病程6个月~2年;所有患儿均符合以下采纳标准: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疳积诊断标准,伴有明显的脾胃功能失调症状,体重低于正常值的15%~40%,形体消瘦,毛发稀疏枯黄,精神不振等;排除慢性消耗性疾病、肠胃炎、呼吸道感染、肝炎等引起的厌食、消瘦等,排除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比较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病程等无明显差异,可进行相关临床研究。 1.2方法 对照组服用参苓白术汤,每日水煎服2次,每次100mL,分早晚服用。观察组在服用参苓白术汤基础上采用点刺四缝穴并配合捏脊法。点刺四缝穴:术者左手握住患儿食、中、无名指及小指四指,常规消毒,用一次性无菌注射针分别点刺四指近端指指关节掌面约一分深,挤出血滴,阳性反应小的患儿挤出黄色或白色黏液,直至不再有黄白色黏液为止;点刺后24h内避免弄脏手指引起感染,注意饮食调理,少吃豆类、糕类及油炸食物。每10d治疗1次,连续治疗3次为1个疗程。捏脊法患者取俯卧位,首先轻按背部,放松肌肉,从长强至大椎穴开始捏脊,两手食指横压在长强穴,并用食指与拇指配合,将皮肤肌肉提起,交替向上推捏,推捏过程中重提大椎、脾俞、胃俞,共捏5次,每日1次,连续治疗6d后休息1d;手法注意轻柔,按摩前后半小时内禁止进食。4周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2~3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1.3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年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判定。痊愈: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食欲恢复正常,体重增加,精神良好,二便调和,体质接近正常儿童;显效: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食欲及精神明显改善,体重有所增加,体质明显增强;有效:症状及体征有所好转,食欲及精神有所改善,体重稍有增加,体质有所好转;无效: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食欲、精神、体重、体质均无改善。 1.4观察指标 采用中医症候积分评价患儿症状改善情况,内容包括食欲、身高、体重、精神、睡眠、腹胀、腹泻,每项4分,0分为正常,2分为轻度症状,4分为中至中度症状,得分越低表示症状越轻;观察两组患儿大便异常疗效,分为显效、有效、无效,统计有效率。 1.5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软件采用SPSS13.0,采用(x±s)表示组间计量数据,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x2检验,用P 2.结果 2.1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在经过2~3个月的治疗之后,总有效率为79.69%,观察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5.48%。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数据比较,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 2.2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食欲、身高、体重、精神、睡眠、腹胀、腹泻等主症及次症中医症候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患儿大便异常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经2~3个月治疗后,对比两组患者的大便异常治疗效果,对照组为84.96%,观察组为93.23%,两组患者统计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是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3。 3.讨论 中医认为,本病属于“小儿厌食”范畴,引起小儿疳积的病因较多,主要为喂养不当、营养失衡、先天禀赋不足,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化乏源,使得气血不足、津液亏耗,脏腑、经脉、肌肤、筋骨失于濡养,日久而成此病。小儿脏腑娇嫩,脾常不足,因此,乳食不节、喂养不当等伤及脾胃容易诱发本病。其病位在脾胃,也可由他病伤脾,先天不足、情志失调引起。本病的治疗重点在脾胃,治疗原则以顾护脾胃为本,根据脾胃损伤的不同特点,标本缓急治疗法略有不同,疳气以和为主,疳积以消为主,疳干以补为主。 本研究中采用服用参苓白术汤联合点刺四缝穴加捏脊疗法。参苓白术汤为治疗脾胃虚弱的名方,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平补脾胃之气为君;白扁豆、薏苡仁、山药之甘淡,莲子之甘涩,助白术既可健脾,又可渗湿而止泻共为臣药;砂仁芳香醒脾,促中州运化,通上下气机,吐泻可止,为佐药;桔梗为太阴肺经的引经药,如舟车载药上行,达上焦以益肺气,为培土生金之法,为使药。全方益气健脾,渗湿止泻,对脾胃虚弱,湿邪内生之病症效果显著。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本方有调节胃肠运动,改善代谢和提高免疫等作用。点刺四缝穴具有健脾开胃、解热除烦、止咳化痰、通调百脉等多种功效,由于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点刺四缝穴虽然作用于局部,却在健脾和胃方面功效突出,四缝穴属于经外奇穴,为手三阴经所过之处,点刺此穴能有效疏通脾胃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调和脾胃阴阳。西医研究认为,点刺四缝穴可增加肠中胰蛋白酶和胰淀粉酶,促进肠蠕动,改善患者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同时改善患儿体内血清瘦素水平,促进食欲增加,使失衡的消化功能重新达到平衡,起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捏脊为中医儿科的经典推拿治疗方法,脊柱为经脉中督脉所在,统摄全身阴阳之气,捏拿脊部可产生调理阴阳的效果;同时,脊柱两侧是足太阳膀胱经循行路线,通过提捏相应的脏腑腧穴,可调理脏腑、培补元气,达到治病的目的。因此,临床捏脊疗法通过刺激背部膀胱经,尤其增加对脾俞、胃俞、肾俞的刺激,能够健脾益气、和胃消积,有效减轻腹胀、腹泻等症状,恢复脾胃功能。西医研究认为,捏脊通过手法作用于体表的某些特定部位,将动能转化为热能,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引起人体神经系统生物电反应,通过神经体液调节种生理机能,消除病理变化。因此,中医治疗小儿疳积较西医优势明显,点刺四缝穴施术简单、起效迅速,捏脊法无针刺之痛苦,施术时患儿无明显明显不适,点刺四缝穴配合捏脊法可协同增效,消除症状,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其疗效由于药物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对食欲、身高、体重、精神、睡眠、腹胀、腹泻等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大便异常的改善有效率也较高。这表明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能有效改善脏腑功能,效果明显。 综上所述,中医中药在治疗小儿疳积方面疗效确切,利用中医特色点刺四缝穴、捏脊疗法及参苓白术汤治疗能够益气健脾、和胃导滞,增强脾胃运化之力,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也可改善冠脉微循环障碍 冠脉的结构和功能 心脏的血供依靠左右冠状动脉及其分支,它们运送血液营养心肌细胞。血液流过毛细血管和静脉以后返回右心房。冠状动脉是主动脉的第一对分支,它的灌注压较高,血流速度较快,循环路径短,所以冠脉的血液供应相当充分。冠脉循环的正常运转,保证了心脏能不停地进行泵血。 由于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或器质性病变,引起冠状血流和心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的心肌损害称为冠心病。中国最常见的冠状动脉病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该病如果是心肌暂时性缺血,会引起心绞痛;如果粥样斑块破裂,冠状动脉堵塞,血液不能流通,会引起心肌梗死,严重时危及生命。冠心病自古就存在,中国马王堆汉墓女尸是世界上发现的经现代医学证明患冠心病的最早病例。冠心病多见于中老年人,但近年已有年轻化趋势。 何为冠脉微循环障碍 冠脉微血管病(CMD)是指直径 如何诊治 X综合征被认为是冠脉微循环障碍的一种典型的临床类型。患者有典型的劳力性心绞痛,发作时心电图有心肌缺血的表现,或胸痛不典型,运动试验阳性,在心室功能及冠脉造影示冠脉正常,麦角新碱激发试验阴性,当具有上述各项时,临床上即可确诊为X综合征。 目前没有技术手段可以直接测量人体内的微循环压力。冠脉微循环可以通过间接地非侵入性方法评估,如冠状动脉血流储备(CFR)、经胸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心肌对比超声心动图、功能代谢显像(PET)等检查对诊断冠脉微循环障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冠脉微循环障碍治疗包括中危险因素的控制,如戒烟,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药物治疗,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和他汀被推荐作为冠脉微血管病患者的基本治疗。其他药物包括黄嘌呤激动剂、α受体拮抗剂、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如尼可地尔、曲美他嗪、雷诺嗪等,但这些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存在不一致性,循证医学证据仍不充分。 尽管如此,仍有40%的患者症状不能得到完全控制。因此,一些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多靶点”治疗作用的中医中药,逐渐成为冠脉微循环障碍患者的一种选择。麝香通心滴丸是2008年上市的中药六类新药,组方中含“丹参”以增强活血化瘀之功,还含名贵药味“熊胆粉”,以达到“清脉凉开”之效。已有的临床病例报告显示,麝香通心滴丸舌下含服可加快原发性冠脉慢血流患者的冠脉前向性血流速度,提示该药对于改善冠脉微循环障碍有一定作用。麝香通心滴丸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取得冠脉影像学证据的中成药。随着近些年来通过对一些单味、单体和复方药理机制的研究,为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相信中医中药在作为抗动脉硬化辅助用药之外,在冠脉微循环疾病的治疗中能提供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进展分析 【摘要】 冠心病属于内科疾病, 中医范畴内属于“胸痹”“心痛”, 临床中较为多发, 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近年来, 冠心病发病率逐年升高,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预防并治疗, 以此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减缓病死率。中医中药传统方式治疗冠心病效果较好, 且治疗副作用少。而分子生物学科技的应用, 使冠心病的治疗得到了一定的进步, 特别是在复方、单味药以及辩证论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由此表明, 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中医;中药;冠心病;进展 冠心病又被称为缺血性心脏病, 患者在发病时, 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状, 从而导致管腔闭塞、狭窄, 由此就会引发心脏疾病。人体出现病变时, 受累的动脉内膜会首先出现异常。一般情况下, 人体内会先聚积复合糖类以及脂质, 对管腔结构造成一定干扰, 致使局部位置有血栓以及血灶出现, 并出现钙质沉着以及纤维组织浸润增生现象。当患者病情加重时, 会导致动脉中层钙化并蜕变, 在受到一定干扰后, 患者的局部血栓负荷出现骤增或者血管管腔突然闭塞时, 与此动脉有关的组织就会出现缺血现象, 甚至坏死。在中医理论中, 很早就对冠心病有所记载, 一般多收录在心痛、胸痹以及真心痛等疾病类别中。《内经》《素问・痹论》中就有提出:“心痹者, 脉不通”。发病机制较为复杂, 属于本虚标实疾邹病, 标实主要表现在心痛疾病发作, 本虚则表现在病情缓解期[1-3]。 1 清热解毒类药物对冠心病治疗分析 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与炎症有一定关系,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属于炎症疾病的一种, 在发病时, 人体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性因子会加速热量释放、聚集, 致使人体局部热量骤增, 在温度升高后, 血管就会受到一定损伤, 病发过程与中医瘀热蕴毒相一致。在《金匮要略》中明确写出:“毒, 邪气蕴结不解之谓”。也就是说中医毒邪具体分为两种, 即内毒、外毒, 内毒是导致冠心病多发的首要因素。在中医学理论中指出:炎症因子就是中医学中所谓的内生之毒[4-6]。在治疗中首选清热类药物, 达到解毒、泻火、凉血等功效, 对于人体出现内热、湿热以及瘟疫等疾病治疗效果甚好。在中医临床中多用于蛇虫咬伤、喉咙肿痛等病症, 在西医用药中, 则体现为“消炎”,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治疗中使用清热解毒类药物效果较为显著。相关学者研究证实, 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疾病进行治疗中, 对患者进行抗凝、抗血血板聚集以及抗心肌缺血疾病等基础治疗后, 加用三黄片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畏寒肢冷等症状, 治疗效果较好, 患者心悸、自汗、气短、胸痛以及疲倦乏力等症状也会有所减轻[2]。 相关学者在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疾病进行研究时, 分别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抗血小板聚集、抗凝以及抗心肌缺血)以及在此基础上加用三黄片进行治疗, 2次/d, 4片/次, 2周时间为1个疗程, 对患者临床症状以及炎症性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在给予治疗后, 加用三黄片的一组临床症状计分减少程度远高于单纯给予常规治疗的一组, 同时发现患者肿瘤坏死因子(TNF)、C反应蛋白、白介素-6等血液炎症性指标有明显下降,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祛痰逐瘀类药物对冠心病的治疗分析 本虚标实症状在冠心病中较为常见, 单纯虚证患者相对不多。本虚也就是气阴两虚, 血瘀、气滞以及痰浊症状属于标实, 患病患者临床症状以及身体体征各不相同, 在临床治疗中, 应特别注重对标的根治, 待病情有所缓和后, 对本进行根治, 或者运用标本兼治的疗法, 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对症下药。在对冠心病的治疗中, 最为显著的病理变化就是“血瘀”“痰凝”, 在治疗中多采用“活血”“化痰”方法, 软化患者斑块, 消除痰瘀症状[9]。 2. 1 论“痰” 相关学者在对冠心病发病机制以及炎Y机制间关系研究时发现, 痰热型患者的细胞因子指标与非痰热患者相比, 指标显著升高[10], 由此可见人体内炎症会导致冠心病痰热体制患者致病。在临床治疗中, 复降汤对冠心病心绞痛疾病治疗效果显著, 总有效率与心可舒片单纯治疗效果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2 论“瘀” 在冠心病疾病的治疗中, 相关学者采用活血化瘀法取得了一定显著效果, 具体中药成分包括:红花、全虫、枳壳、赤芍、丹参、延胡索、柴胡、川穹等。相关学者在对冠心病心绞痛疾病治疗中采用养心通脉片治疗效果较为显著, 主要成分包括丹参以及川穹等具有活血效果的药物, 治疗总有效率高达90%以上, 对冠心病应用活血化瘀法能够缓解患者冠状动脉痉挛体征, 冠状动脉血流速度加快, 心肌缺血缺氧以及心功能会得到有效恢复, 血管顺应性以及心脏泵功能会得到提升, 血糖、血脂降低, 外周阻力减缓, 由此, 患者的血压以及心率能够得到恢复, 达到预期治疗效果[12-14]。 2. 3 痰瘀同法 痰、瘀之间能够实现转化, 冠心病发病机制的根本就是痰瘀互结。相关学者研究证实宣痹祛痰方对冠心病心绞痛合并肥胖症患者的治疗效果较好, 其中包括的主要中药成分为丹参、檀香、姜半夏、绿茶、全瓜蒌等。研究证实, 治疗总有效率高达90%以上, 由此证明对冠心病心绞痛合并肥胖症患者应用宣痹祛痰方治疗效果显著[15]。 3 冠心病通过补益类药物进行治疗的研究 中医学中, 益气活血类的方子主要是由活血药以及益气药相配伍而组成的, 有临床研究和实验均证明益气活血方可调节患者的血脂代谢、使其血液流变性得到改善, 抑制其脂质的过氧化, 调节多肽和基因的表达以及保护内皮细胞等作用[16]。同时, 益气活血方还能对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反应起到抑制作用, 使总胆固醇(TC)水平、甘油三酯(TG)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降低, 具有活血作用的中药, 比如丹参、赤芍、桃仁以及川穹等, 还能对炎症反应起到抑制作用, 使斑块稳定, 动脉粥样硬化(AS)发展减少。通过中医益气活血方对冠心病心绞痛进行治疗, 有效的减少了心绞痛的发作频率, 降低了心绞痛发作的持续时间, 同时也明显改善了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等症状。有研究表明, 通过中医益气活血方对冠心病心绞痛进行治疗时, 患者心绞痛明显减轻, 降低了心肌梗死发生的风险, 是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提高, 并且病死率得到减少[17]。 冠心病是心肌缺血、心肌缺氧以及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引起的一种症状, 有学者把冠心病基本的发病机制概括成痰、瘀以及虚, 而有的学者认为冠心病发病主要是痰浊痹阻心脉而导致的, 由于各种因素而致使内生痰浊, 上犯心胸, 胸阳痹阻或者脉道壅滞, 心脉瘀阻, 进而导致胸痹和心痛的发生[18]。冠心病通过中医药辨证治疗时, 大都遵循八纲辨证, 同时于脏腑辨证结合。总的来说, 冠心病的病位在于心, 而病机则在心脉不通。导致心脉不通的主要原因为是痰浊、淤血、气滞等[19-21]。 4 小结 目前, 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 冠心病通过中医中药进行治疗的进展也很大,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 需进一步检验中医辨证分型指标有效性以及可靠性;临床上目前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的研究仍然很少;当患者心肌梗死或者出现其他急症时, 还是要通过西药来迅速缓解患者的症状。所以, 今后研究的方向为:分型指标标准化的建立、规范和完善冠心病辨证分型、结合西医的手段来提取中医药的有效成分、研制和开发出冠心病治疗的速效药等。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在美国 中华文化在美国传播,有难有易。饮食文化最易推广。现在美国许多城市,即使华人不多的城市,也有中餐馆。纽约的中餐馆遍布五大区所有商业集中点,许多“洋人”爱吃中餐。节日文化同饮食文化紧密相连,现在也推开了。纽约洋人到了中国传统节日也爱吃饺子、春卷、粽子、汤圆,春节也买中国饰品悬挂张贴,同华人一起看舞龙舞狮,欣赏放鞭炮。而中医中药虽然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很受欢迎,但是很难推广到洋人中间去。 华人离不开中药 中药对华人,可说是“如影随形”。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很快就会有中餐馆和中国超市(Supermar―ket)或者中国食品杂货店(Grocery),因为中国人很难习惯西方饮食,也很难忘记中华美食。接下来,就会出现中药店或附带卖中药的商店,因为华人离不开中药。 美国出售中药的商店有四种: 第一种,参茸药行。主要经营人参、花旗参、鹿茸、深海鱼油、各种中药材和广东香港人常用的中成药,兼营燕窝、鱼翅、干贝、海参、海米等山珍海货和中国土特食品。较大的药行还经营中草药饮片,能按中医师开的药方抓药。这类药行,大多是广东和香港的“老侨”开的。 第二种,中成药店。这类药店原来较少。笔者十几年前到纽约时,只是法拉盛地区有两三家,都是台湾人开的,主要卖台湾的中成药。后来,大陆新移民迅速增多,特别是几年前北京同仁堂来到纽约,这类药店红火起来,越开越多。这些药店主要经营来自中国的中成药,同时也经营各种中药材、补品、中国土特食品。 第三种,中药专柜。在中国超市和中国百货商场(Departmentstore)里大多设有这种专柜,专卖常用的中成药,中药材则同中国食品陈列在一起,因为华人讲究“药膳”和“食疗”。这类专柜的售货员大多未经专门训练,不能提供医药咨询,也不能配方抓药。 第四种,在中国食品杂货店里附带卖少量常用中成药。例如,止痛片、银翘解毒片、止咳糖浆、伤湿止痛膏等。 华人离不开中药,有三大原因: 一是在美国看病吃药太贵,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中低收入家庭很难负担得起。私人诊所挂一次号,起码50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公立医院挂一次号也要30美元,做一项检查化验起码几十美元至上百美元,一小包止痛片也要十来美元。华人新移民大多没有医疗保险,有了病,看不起医生,只好自己买些成药吃,能挺过去就挺过去。 二是中美语言文字不同,有文化隔阂。美国药店除了专门药房(pharmacy)外,还有兼营药品、食品和日用品的商店(drugstore)。但是,所有药品和说明书都是英文的,其中还有许多是医药专用名词,英文水平低的新移民很难看懂。而且,同一种药,美国和中国的名称往往不同,例如美国常吃的止痛药“泰利诺”(Tylenol),其实跟中国的“扑热息痛”差不多。由于名称不同,华人新移民也就不敢吃。 既然不敢随便进西药店买西药,只好到中药店买中药。到中药店买药还有一个方便之处,许多售药员略通中药,顾客如果不知道吃什么药好,可以征询售药员的意见。而西药店的售药员只按医生处方办事,不会提供咨询意见。 三、中药大多数是天然植物,药性比较温和,副作用小;西药,特别是美国西药,剂量大,药力强,药效快,用对了疗效显著,用错了副作用也大。中成药大多数已经使用成百甚至上千年,华人比较熟悉,用着比较放心。 美国政府把中药视为“营养食品” 中药在美国非华裔中很难推广,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不相信中药。 美国政府对药品管理十分严格,因为药品关乎人的健康和生命。所有药品,都必须经过一整套严密的科学化验检验、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过程,证明确实有效无害,经过“联邦食品医药局”(FDA)批准发给许可证,才能生产和出售。在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中药不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制造出来的,是否有效和无害还不能断定,不过中药在中国已经使用千百年的事实他们也无法否认,所以采取变通办法,把中药称为“营养食品”。 即使是中国“营养食品”,美国把关也很严。中国药厂和药材公司生产销售的“营养食品”,必须经过美国有关部门的严格检查,发给许可证,才能进入美国。进入美国的中药,还要在说明书里注明:“未经美国食品医药局的正式评估,因此,本品不宜作药用。” 其次,中药与西药不同。西药大多数是“单方药”,一种药由一种成分构成;也有“复方药”,但是品种较少,其构成成分也比较简单。中药绝大多数是“复方药”,每一种成药由多种药材按“君臣佐使”配伍原则构成,成分复杂。中药理论还讲究各种药材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有些中药材是有毒性的,中医不怕这些毒性,反而要利用“毒性”来治病,一种办法是制作过程中去毒减毒,另一种办法是在处方中利用“相生相克”原理,使用另一种药材来抵消某种药材的毒性。这一套复杂的中药理论,美国人很难理解和相信。所以多次发生过某种中药突然被美国有关部门宣布有毒,下令严禁销售和使用。例如,黄连素、藿香正气水、牛黄解毒片都曾经遭受过这种命运。 再有,中国国产中药面临“洋中药”的严峻挑战。所谓“洋中药”是指东南亚、东北亚和某些欧美国家对若干种中药材和中成药进行研究,加以精炼,提纯,改良剂型和包装,并且开发新产品。例如,灵芝本是中国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日本灵芝几乎完全占领了美国市场。由此可见中药的改革和创新已刻不容缓。 中药在美国推广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有希望的。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认识的提高和健康食品的推广,美国人对草药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完全不相信到对某些中草药(例如人参、当归、黄芪等)开始相信。华人增多,华人使用中药的效果,也对洋人产生影响。笔者就曾见到有少数洋人到中药店买治胃病和白癜风的中药,我问他们为什么买中药,他们说:“中药治胃病效果比西药好。”“西药治不了白癜风,中药可以。” 针灸按摩在多数州需依附西医生存 针灸按摩(本文仅指医疗按摩)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宝级”的文化遗产,但是在美国的处境,比中药还差。 在美国大多数州,针灸按摩至今还是不合法的,中国针灸师和按摩师领不到营业执照(韩国也有针灸术,是从中国传去的,但有自己的发展和特点,在美国大多数州同样领不到营业执照)。要想就业继续干本行,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学习西医按摩和理疗,经过考试,领取西医按摩和理疗执照。美国政府对中医按摩,存在种族歧视。同样是按摩,西医按摩每次收费100美元以上,中医按摩因为不是合法经营,只能收30美元。 二是在华裔西医师开的痛症复健科诊所里作辅助医生。美国的痛症复健科,主要是进行电疗、红外线照射、水疗、牵引、体育治疗、西医按摩等,相当于中国国内医院的理疗科。因 为是华裔开的诊所,所以有些诊所也邀请中医针灸按摩医师参与合作。 在华人社区里,有些中国针灸按摩医师无照挂牌行医,虽然不合法,但受到华人欢迎,美国政府便采取“睁一眼,闭一眼”和“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不能出医疗事故。一旦出了医疗事故,患者向警方举报,则会被警方查办――封闭诊所、没收器械药品、罚款甚至判刑。二是不要过分招摇和结怨。如果广告宣传声势很大,引起警方注意,或者得罪了人,有人打“小报告”,那就会招来大麻烦。 针灸按摩在少数州争取到合法地位 在美国少数州,中国针灸按摩是合法的,都是努力争取来的。得克萨斯州的中国针灸按摩师们在洋人患者们的支持下,经过12年的奋斗取得胜利,是典型的实例。 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美国出现“中国热”。就是在那时,针灸作为一种“神奇医术”传人美国。得克萨斯州有的西医雇请中医针灸师到他们的诊所参与治疗,也有的中国针灸按摩医师开始无照挂牌行医。1979年,得州休斯敦海湾壳牌石油公司经济分析师约翰・华盛顿(在休斯敦圣汤玛斯大学兼职任教),得了血糖过低症,到处求医,没有效果。他跑到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该州多数法律较其他州宽松,较早实行了针灸按摩合法化),找到中医针灸师陆易公,用针灸治疗,效果显著。回到得州,又找了几位无照行医的中国针灸师继续治疗,效果都很好,使他更相信针灸。他思前想后,觉得得州不承认针灸按摩合法很不合理,于是一状告到联邦法院,控告得州医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违宪”。 休斯敦联邦法院黑人女法官麦唐纳主持听证长达一周之久,大量事实证明针灸既安全又有效。于是,于1980年做出判决,裁定得州医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违宪”,医务当局不得禁止病人选择针灸治疗。这一裁决对中国针灸按摩是有力的支持,许多外州的中国针灸按摩师闻讯也迁到得州来了。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1月,得州医务当局又宣布,中国针灸师必须受雇于西医,在西医的监督下才能行医。这一规定,遭到大多数针灸师的反对。经过一年的据理力争,1993年1月,得州总检察长表示意见:州医事委员会不能强迫针灸师必须受雇于西医,但是可以强制针灸师必须在西医督导下行医。所谓“督导”,是指只要找到西医附属、赞助,针灸师就可以挂牌行医。当然,“附属、赞助”都不是无偿的,针灸师每月都需要交西医一笔“权益金”。 这种规定,显然仍是不合理的。得州针灸师们继续坚持抗争。他们的主要办法是两条:一条是向议员们展开宣传和游说。得州议会每两年对有关医事的法律进行一次修正,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每两年要求议会讨论一次针灸合法化问题;另一条是动员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们,在选举时利用选票发挥作用,推动议会通过针灸合法化的议案。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州参众两院终于在1993年5月通过了针灸法案。法案规定,成立“得州针灸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发放针灸师营业执照。这件事在美国影响不小,有的州开始效法得州行事,但是多数州阻力还很大。 中医争取合法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普通中医比针灸按摩师的处境更差。美国政府和大多数洋人对中医看不起、不相信。他们认为阴阳五行理论、经络学说和“望闻问切”神秘莫测,不科学,难理解,同“巫医”、“魔术”差不多。美国政府坚决不给中医发营业执照。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的中医师,不论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行医多年的主治医师,还是著名中医专家,学历、经历统统不被承认,中文的著述美国人看不懂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呢?如果不愿意离开本行,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到中药店当“售药员”兼做“医药咨询顾问”。所谓“医药咨询顾问”,相当于中国国内的“坐堂医生”。咨询费相当于挂号费,收费没有标准和行情,不过远低于西医的门诊费。 二是在华人社区里,无照挂牌行医。同无照挂牌行医的针灸按摩师处境一样,必须注意前述两大问题:不能出医疗事故;不要招摇、结怨。医生本人的医术如何是非常重要的。纽约华埠有几位名医,世代家传,口碑甚佳,尽管也是无照行医,多少年也没有出过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纽约中医师们受得州针灸师抗争胜利的鼓舞,也成立纽约州中医师联合会等组织,向政府和议会展开游说活动,期望纽约州能通过法律允许中医师合法化,但没有成功。 中医的精华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笔者深信,这一点迟早会被全人类,包括美国人认识和接受。不过,依目前的情况看,中医在美国的推广,面临两大问题: 一方面是中美文化隔阂。要使美国人理解和相信中医药理论确实很困难,但关键在于让美国人通过实践,感受到中医药的神奇疗效,自然就会对中医药产生信心。 另一方面是中医药自己要“争气”。前面已经提到,中药的改良和革新刻不容缓。中医师本身也应当加倍努力。为什么纽约州中医师们争取合法化的努力没有成功?首先,中医师队伍良莠不齐,有少数确实未经中医学院系统化专业教育,技术不合格,多次发生医疗事故,是“冒牌行医”;其次,少数中医医德水平不高,只顾赚钱,胡乱宣传,“包医包治”兑现不了,引起病患者不满和举报;另外,中医师们不够团结,内部闹矛盾,也使得争取合法化的努力失败。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在海外 据载,公元5世纪起中医药就相继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阿拉伯等国。10世纪后又向西方国家传播。但除在东亚地区外,中医的海外推广并未形成规模。 20世纪中叶以后,鉴于现代医学诊疗方法与效果中的一些不足,西方各国尝试从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寻找途径以替代现代医学的缺陷。因此中医在海外,也获得了一次全面推广的机遇。到目前为止,全球接受过中医药、针灸、推拿治疗的人数,已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针灸、推拿等中医诊疗手段的疗效已得到西方各国人民不同程度的认可。 但是,由于西方各国医学背景、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各国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民众与政府的的态度差异较大。中医的海外发展之路并非坦途。 德国中医开业门槛低 崇尚理性与传统的德国人,对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关注是并重的。中医在德文里的全称是“中国传统医学”。1950年,德国出现了第一家针灸协会。1951年,出版了第一本针灸杂志――《德国针灸杂志》。德国著名的医学汉学家满晰博先生在1973年出版了《中医理论基础》一书,向德国人系统地介绍了中医是一个包罗宏富、条理连贯和卓有成效的知识体系,远非西方医学所能企及,并提出了“中医是成熟的科学,是真正的生命科学”的学术论断。 由于德国对“传统医学”的宽容态度,从事“传统医学”(包括中医),获得“传统医学”行医开业的门槛较低,开展传统医学的专业人士被称为“Heilpraktiker”(未经国家考核但持有开业执照者)。从事“传统医学”只要通过当地卫生局举办的考试即可。同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法令,凡是单独开业的现代医学(西医)医生均可无限制地应用一切“传统医学”(包括中医)手段治病,开具任何一种处方。 在德国,中医人士大多在私人诊所里开诊。同时,德国大约有50多家偏重“自然疗法”的医院正在使用针灸治疗技术。近年来,我国也派出中医力量前往德国交流,合作开办诊所、中医科、自然疗法疗养院等。北京中医学院与德国当地的“传统医学”机构合作设有“德国第一中医医院”,是德国可使用中药汤剂治疗的为数不多的医院。 在德国,针灸疗法基本已普及,但处方中药还不能进入德国。德国卫生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德国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次接受中医治疗。目前,德国国家医疗保险部门已开始尝试将中医治疗纳入医疗保险。头痛、腰椎疼痛和关节疼痛3种常见疼痛性疾病的针灸治疗,已被作为保险对象。 美国能买到各种中草药 中医虽然进入美国已有100多年,但并未真正被美国公众所接受,长期以来中医药的使用者,几乎只限于旅美华人。1972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引发的“中医热”,美国公众和医学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安全有效和通用广泛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接受“替代性医学”中的中医治疗,其中主要为针灸治疗。据报道,现在每3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求助于“非常规医疗方式”,而大多数热门会选择中医针灸和推拿疗法。2002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将世界上43种传统医学和疗法正式纳入美国补充和替代医疗体系,其中“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独立医学体系正式被列入白宫文件。 据“美国针灸和东方医学资格委员会(NCCAOM)”统计,目前全美有41个州允许有执照的针灸师开业,但对针灸师的执照考核十分严格。纽约州规定,凡是申请执照的针灸师必须通过NCCAOM的专门考试,考试分三个部分进行:一是笔试,分数必须达到70分以上;二是针灸消毒技术;三是学位选择;美国使用的教材均是英文教科书。已获得执照的针灸师每四年要修满一定量的有关针灸和东方医学的课程,执照才能保持有效。而有些州则规定,要取得中医针灸师行医资格,必须先考取西医师,如加利福尼亚州。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允许草本药剂以补充食品的形式销售。在美国销售的所有中药都不是FDA(美国食品和医药管理局) 批准的药物,而是“食品补充剂”。这导致了美国经营中草药的商店,从中国以“中国茶”或保健食品的名义进口中草药,然后作为保健食品出售,使中草药成为美国天然药物市场上的主角。特别在各地的唐人街,销售“不是药”的中药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每年销量超过20亿美元。 近日,美国著名华裔中医专家田小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为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顾问委员会委员,成为首位接受这一职务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包括中医、中药、针灸和气功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正在美国稳定发展,很有前途。 日本汉方医药的回归 中医中药在公元5世纪就传到了日本。公元562年,中国人知聪带《明堂图》及其他医书计160卷到达日本。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来中国留学,专攻中医学。公元742年僧人鉴真东渡,带去日本大量医书、医方在日本教授医学,被日本奉为“医药始祖”。1537年,田代喜等3人到中国学医,回国后成为了一代名医。但是,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奉行全盘西化政策,中医药被迫退出日本的国家医疗体系。日本称为“汉方医药”的中医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只能作为西医的一种诊疗手段。 直到20世纪,一批日本医药学人士决心继续发扬传统医药,汉方医学才开始逐步复兴和发展。由于在近代积累的现代医学知识以及古代的汉方医药传统,日本的中医中药特别在现代科学与汉方医学结合上出现了可喜的势头,尤其在中药制剂的开发研究方面颇具特色。如在制剂的疗效、剂型的改革、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都领先于中国。日本生产汉方药的药厂,其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很先进,许多大药厂如津村顺天堂、钟坊、小太郎等汉方药厂都设有自己的研究所和药理研究所,药物的质量和药效的稳定性都获得了保证。 在日本民间,汉方医疗更是家喻户晓,被日本人民普遍接受,几乎在所有的城镇中,都经常可以见到出售“汉方药”的药店,而针灸更是日本人极为熟悉的一种诊疗方式。以中医为原理、以中药为原材料的药膳深受日本年轻女性的喜爱。由于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医中药的热情高涨,这迫使日本政府逐渐考虑中医药是否重新回归日本的医疗体系和医学教育的问题。如今,中医也不再停留在中药店坐堂或挂靠在西医诊所里,像日本顺天堂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也开始设立了中医门诊。 泰国中医最受人民欢迎 中医药传入泰王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素可泰王朝前就有中医药传入泰王国,早年中医多与泰国古医结合,泰语称“茅蒲班”(即“大中医生”)。由于华人华侨在泰国的影响,中医一直都在泰国有着较好的口碑与效果。 中医在泰国治疗多种疾病,疗效显著,深受群众欢迎。尤其是中医机构一直奉行“赠医赠药”的传统,如中华赠医所,客属公立医院,中医总会赠医所。泰国华人创立于1906年的泰京天华医院、广肇医院等,用中医中药为贫苦大众服务,泰五世皇朱拉隆功亲临主持天华医院开幕,御示它“为病黎造福,永垂不朽”,并赐天华医院八千株经费,柚木大橱一对。 目前,中医及泰古医的门诊量已超过西医。全国有近5000多位中医领取了行医执照,中药店随处可见。中泰建交以来,泰国取消了对中医中药的限制,中药及中成药在市场上可以公开销售。不少泰国青年对中医很感兴趣,纷纷参与学习,一些西医学生也纷纷要求学习中医,还有些学完西医又到中国学习中医本科的。 泰国卫生部在2000年规定,承认中医为一种医学,并着手进行中医医生行医合法化的准备工作。泰国还拥有中国境外的两家合法正规中医院――华侨中医医院和泰京天华医院。目前,泰国卫生部还在大力推广和加强中医师的培训工作。此外,泰国多家高等教育机构也纷纷与中国方面合作,开设各种中医技能培训项目。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中医学学院,云南中医学院和泰国清莱皇家大学也将开设中短期针灸培训班。 同时,泰国有着制造中草药的悠久历史,一直为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邻国输出中药,如“五塔”、“虎牌”等老字号一直是泰国的拳头产品。随着中医被合法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中药产品也走进了泰国的药店,北京同仁堂也在曼谷开设了分店。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辨证施治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临床分析 摘要:目的 观察中医中药在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方面的临床效果,并对其治疗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随机对我院2014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167例患者进行分析,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治疗组,采用的是中医中药辨证方法对其进行治疗,患者人数为87例,另一组为对照组,患者采用的是常规西医治疗方法,人数为80例,两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采用TCD对其治疗效果进行评定分析。结果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其中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总体有效率达到了93.2%,而对照组患者的有效率仅为63.8%。结论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知道,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对于脑血管痉挛性头痛来说具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脑血管痉挛性头痛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头痛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且其经常伴随一些并发症。而由脑血管痉挛所引起的头痛则是一种病程时间较长,且对患者造成的影响较为严重的头痛疾病,在中医上将其定义为头风或者脑风等,这种头痛疾病属于内伤性头痛。本文观察了中医中药在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方面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本次研究中,我院对2014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患者进行诊断,判断为脑血管痉挛性头痛的患者为167例。其中男85例,女82例,167例患者的年龄在22~78岁,平均年龄为51.4岁,将这些患者进行随机分配为两组,一组87例(治疗组),另一组患者为80例(对照组),通过诊断,将这些患者分为4组不同类型的头痛,脑脉瘀阻导致头痛的患者为60例,男39例,女21例;阴虚阳亢导致的头痛患者有41例,男23例,女18例;寒凝气滞导致的头痛患者人数为38例,男16例,女22例;最后是气虚血瘀型导致的头痛患者,男13例,女15例。通过TCD检测可以得知,这些患者全部符合脑血管痉挛性头痛症状。 1.2方法 1.2.1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 对于中医中药辨证治疗方法,针对不同类型的脑血管痉挛性头痛症状,其采用的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其中:脑脉瘀阻导致的头痛患者,其主要采用的是化瘀通络的治疗方法,采用生地15g、桃仁12g和红花等药物对其进行治疗。而阴虚阳亢导致的头痛患者,其在治疗过程中主要是采用养阴活血、平肝熄风的治疗方法,中药配方包括天麻、石决明和勾藤等药物。寒凝气滞导致的头痛患者,其在进行治疗时则是主要通过行气活血和温阳散寒对患者进行治疗,药物包括当归10g、枳实12g和甘草5g等药物。最后的气虚血瘀导致的头痛患者,其在治疗过程中主要是补中益气和活血化瘀,药物主要是熟地和白芍等药物。 1.2.2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用的常规西医治疗方法,口服药物盐酸氟桂利嗪,药物用量为10mg/次,持续服用2个疗程。在治疗过程中会通过芬必得药物对患者的头痛进行缓解,辅助治疗。 1.3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标准 对于治疗效果,主要是通过患者大脑动脉的血液流速进行评定,具体的评定标准为:①治愈,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头痛症状完全消失,且通过TCD检查患者在治疗完成6个月时间内脑血管血液流速不会发生明显变化;②有效,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完成后头痛症状消失50%以上,TCD检测大脑血液流速基本正常,但需药物持续止痛;③无效,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的头痛症状消失率低于50%,且TCD检测没有明显变化。 1.4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选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而对于统计数据则采用t对其进行检验,当P 2 结果 2.1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治疗时间均为1个月,治疗完成之后,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能够得到两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其中治疗组患者的有效率为63.8%,而对照组患者则仅有31.7%,两组患者的统计数据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即P 2.2两组治疗前后TCD变化情况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大脑供血和血液流速等情况进行TCD检测,然后将两组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知,治疗组患者在治疗完成之后,在平均流速和收缩峰值两方面的改善率都远优于对照组,且两组患者之间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根据现代医学观点可以得知,头痛主要是由于脑动脉出现硬化和血液粘稠度上升等原因所导致,血管供血不足,导致患者出现头痛症状。而在中医中则认为头痛主要是由于风邪等原因造成,风邪入体导致患者的气血出现凝滞,阻塞大脑脉络,从而出现头痛。在本次研究中,患者的辨证治疗时间较长,且头痛症状引发原因多种多样,需要在辨证治疗过程中找到头痛的主要原因。然后针对性的进行患者机体的调理,最终使患者气血正常运行,改善脑血供应,达到治疗效果。在本次研究中,中医中药辨证治疗具有较好的效果,总体有效率达到了93.2%,远高于常规西医治疗,另外,患者治疗前后的脑动脉血液流动具有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中医中药在治疗脑血管痉挛性头痛中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中医中药论文:中医中药是全世界的财富 见到杨宝峰时,他对刚刚在哈尔滨举行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研讨会印象颇深,并直言这是符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理念。 “这种理念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杨宝峰说,“在8月23日召开的全省科技大会上,省领导一直在强调百姓的健康、人民的健康,不仅仅是民生,还涉及经济、社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之际,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次国际性的中医中药学大会,让多位院士和众多专家齐聚哈尔滨,可以说对中医药发展,对民生和百姓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杨宝峰说。 杨宝峰说,中医中药是我国伟大的宝库,也是全世界的财富。“众所周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我们中医中药学界的光荣。20世纪70年代,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专家张亭栋老先生,在众多医药成分中发现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有效率高达90%以上。这些都是伟大的发明。也是了不起的贡献。” 关键词产业化 对于中医中药的巨大作用和产业前景,杨宝峰认为,中医中药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治未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刚才。俄罗斯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的两位教授,代表该校校长,要和我商谈,在中医中药及产业方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他们对我们的传统中医中药非常感兴趣,也很重视,认为中医中药很奇特,能治疗一些西医西药治不了的疾病,也对许多亚健康相关疾病有着惊奇的疗效。”杨宝峰说,这也是响应总书记和我们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我们的传统医学要走向世界,扩大我们的影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双方的老百姓都能受益。他们来寻求合作,也是经过了一定长时间的考察,最终选择哈医大,是因为我们在中医中药领域不仅走在了俄罗斯的前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 杨宝峰坦承,他虽然是西医专业出身,但30多年间带领其团队不停地研究中医中药,比如从黄芩、黄芪、黄连、黄柏、决明子及其他中药中,一方面研究中药的复方,另一方面从中提取有效成分进行重大的心血管疾病研究。“每年我国心脏猝死的患者有60万人,而高脂血症患者有1亿多人,糖尿病患者有9700万人,用西药治疗是可以,但却有着毒副反应。比如高血脂症,他汀类药物是有效,但它的毒副反应对肌肉的溶解、肝脏的损伤等等我们不能不重视。”杨宝峰说,“这就需要我们发掘祖国中医中药的宝库。”30多年的研究中,杨宝峰团队从中药中提取成分,制成了降血脂药“大明胶囊”和一些降脂降糖、心肌保护的药物,有的已经走向市场,有的正在研发之中。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 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也要拓展思路,杨宝峰告诉记者,传统的中药及方法他的团队都在用,但是也要把它“现代化”,挖掘其中的内涵,活性成分,其团队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还进行了产业化。“比如大明胶囊,研发生产之后,在市场应用很多年,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还有一种防黏连的单方药,在市场销售比较好,产量也过亿了。” “我们现在的中医中药研究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几十年前认为中医药的科学性不强,而今在某些领域已经得到了世界认可。中医中药既要传承我们千百年来的理念,也要与时俱进。我国的专家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是可喜可贺的。” 关键词交流合作 关于未来中医中药的研究发展,杨宝峰说,哈尔滨医科大学和他的团队要把中医中药的研究继续推进下去,借助“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平台,在国内国际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目前,除了俄罗斯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还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都要跟我们合作,将成立相关研究中心。”杨宝峰说。 在治疗方面,中医擅长治疗一些难病,中药对某些疾病有特殊的疗效,杨宝峰说:“我们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理念,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加强进一步合作,共同推动中西医结合诊疗理念和优势的发展,探索现代医学与传统医疗相结合的共同发展模式。让中医中药走向世界,把我们的经验、技术、优势展示给世界,把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再带回来,最终为百姓服务,改善民生,发展社会,发展经济。” 中医中药论文: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预后的临床观察 【摘要】 目的:探讨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预后的效果。方法:将100例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NY-HA分级Ⅱ~Ⅳ级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8例与治疗组5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洋地黄、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β受体抑制剂、利尿剂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口服阿托伐他汀,同时口服中药。所有患者治疗8周后复查。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78.8%,高于对照组的4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阿托伐汀; 中医中药; 慢性心力衰竭; 心室重塑; 疗效; 预后 慢性心力衰竭是常见的临床病症,人群中发病率约1.5%~2.0%,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生率高达6.0%~10.0%,而且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同时,心力衰竭5年病死率高达50%以上,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笔者于2012年1月-2016年2月对心力衰竭患者应用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规范治疗,取得较好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6年2月于笔者所在医院内科住院的100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研究对象,心功能NY-HA分级Ⅱ~Ⅳ级。其中男52例,女48例,年龄46~82岁,平均(56.3±2.6)岁。随机分为治疗组52例与对照组48例。治疗组52例中,男27例,女25例,年龄46~81岁,平均(57.5±2.8)岁;对照组48例中,男25例,女23例,年龄47~81岁,平均(58.4±2.7)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心功能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洋地黄、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β受体抑制剂、利尿剂等。 1.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阿托伐他汀20 mg/d。中医治疗则以温阳益气、活血利水为原则,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黄芪60 g,桂枝12 g,红参20 g(先煎),赤芍15 g,川芎10 g,丹参30 g,山药15 g,细辛6 g,白术15 g,降香6 g,当归15 g,坤草30 g,炙甘草6 g。水煎服,1剂/d。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统计患者住院次数、住院时间、治疗效果及病死率。所有患者检查血脂常规、C-反应蛋白(CRP)、左室射血分数(LVEF),治疗8周后复查。 1.4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用药后临床症状和体征变化分为显效、有效、无效。显效:用药后24 h内心悸和呼吸困难消失,肝脏回缩,能平卧安静入眠,肺底部音消失,心率在100次/min以下,心功能进步2级;有效:用药24~48 h,心悸气短症状减轻,心率减慢,肺底部音减少,心脏功能进步1级;无效:用药48 h后症状和体征无改善或加重或死亡[2]。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78.8%,高于对照组的4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C、LDL-C、CRP、LVEF比较 治疗后,两组TC、LDL-C、CRP均低于治疗前,LVEF高于治疗前,治疗组TC、LDL-C、CRP均低于对照组,LVEF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3 两组住院次数比较 治疗组52例患者,出院后再次住院最少每年0次,最多每年3次,平均每年(1.3±0.2)次;其中有2例患者感到心悸不适时,查心电图示室上速,随即收住院,给予药物转律,当天即出院。对照组48例患者,每年最少再次住院1次,最多每年4次,平均每年(1.7±0.3)次,两组住院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4 两组住院时间比较 治疗组52例患者,住院总天数最少每年0 d,最多每年24 d,平均每年(5.7±2.6)d。对照组48例患者,每年最少1 d,最多每年28 d,平均每年(6.4±2.7)d,两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是心血管内科的急危重症,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增加。慢性心力衰竭不仅有血流动力学紊乱,还存在着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紊乱[3]。患者血循环中的细胞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IL-1)等明显增高,而肿瘤坏死因子等与慢性心力衰竭的病理过程中心功能不全、肺水肿、左室重塑、心肌纤维化密切相关[4]。神经激素-细胞因子系统的激活对心室重塑起到重要的触发作用,而心肌损伤的加重又进一步激活神经-细胞因子,加剧慢性心力衰竭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5]。阻断这一环节是提高慢性心力衰竭疗效和改善预后的关键所在。 临床研究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中的细胞因子明显增加[6]。CRP的合成与致炎性细胞因子有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这类细胞因子的变化[7]。各种炎症因子与冠心病有密切的关系,高敏C-反应蛋白(hs-CRP)的水平与心血管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动脉粥样硬化不仅仅是脂质沉积,炎症反应在粥样斑块的起始、发展、破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大型的前瞻性研究表明,hs-CRP是心血管事件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hs-CRP的浓度增加往往与更高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相联系[8-10]。研究指出,只有hs-CRP的升高能显著预测冠心病死亡,未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如果其hs-CRP不升高的话,其死亡率未见明显升高;相反hs-CRP升高,其心血管事件死亡率有2.3倍的升高。因此,hs-CRP可作为人群中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指标。 心力衰竭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几乎每一种心血管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可以产生心力衰竭,而且往往是它们的最终表现和死亡的原因。同时许多心外疾病也可以引起心力衰竭。中医并无心力衰竭之病名,结合心力衰竭的临床表现和病理生理变化,可将其归属于中医学“虚劳”、“喘证”、“水肿”、“痰饮”和“症瘕”等的范畴,中医认为先天不足或后天劳伤失养,并受外邪入侵,致使心之阳气不足,血脉运行无力,心脾肺肾诸脏功能失常,水液运行障碍而发病。治则以温阳益气为首要,使正复邪去,气充血行。在此基础上,根据兼证的轻重缓急,适当配合活血化瘀行水、益气敛阴、化瘀逐饮等方法。 本研究观察到,应用阿托伐他汀联合中医中药治疗的患者CRP较对照组明显降低,LVEF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住院次数、住院时间较对照组减少,病死率也明显下降;同时还具有抵制炎症细胞因子等作用,这有利于心力衰竭的治疗,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本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为78.8%,病死率5.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45.8%,病死率为16.7%,两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通过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联合应用阿托伐他汀及中医中药治疗认为,本治疗方法简便、疗效好、安全性高,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在改善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增强体质、预防心力衰竭复发、降低患者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有效方法之一,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中医中药论文:浅析中医中药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 【摘要】tumor的病理原因极其复杂,在人身体的各个位置都有可能导致肿瘤的发生,且从当前医学的研究进展来看,肿瘤的治疗效果不佳,对于肿瘤病人来说,不仅仅对正常生活工作造成影响,也加重了其经济负担。伴随着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进步,hospice运动(姑息治疗)也被运用于治疗肿瘤疾病的过程中。根据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和调查报告统计,在对肿瘤患者治疗时,采用姑息治疗的意义显著,这对于临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医药;hospice运动;作用 良性和恶性为肿瘤的两大划分类别,通常所说的癌症即为恶性肿瘤的统称。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医疗事业有显著的提高,然而在治疗肿瘤时,却受到了层层阻力,肿瘤的发病机理复杂,研究难度大,且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临床表现不一,治疗的效果往往差强人意。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姑息治疗已经成为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且取得的效果良好,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病痛,就此,本文将对姑息治疗肿瘤的效果进行重点讨论。 1 研究进展 1.1 姑息治疗 在公元四世纪,hospice运动逐渐兴起[1],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创新和有效应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以及EAPC均对姑息治疗有所研究。姑息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延长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命周期,控制癌症的病变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命周期。 1.2 肿瘤 晚期肿瘤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①免疫系统感染,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由于其放疗的强度大,患者会出现身体不适、有害病毒侵入患者身体,导致感染,感染严重的患者会直接导致其死亡。②间隔性发热,癌症晚期患者多有此症状,发热的原因多由于癌症晚期病人身体的功能性受到损害,细菌的破坏以及病毒的感染,从而对患者的身体机能造成影响。③身体痛感增强,由于癌性细胞侵害身体,以及对人身体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当癌性细胞在扩散的过程中,会逐渐压迫人体的功能神经,从而血流循坏受阻,引起剧烈疼痛。④恶心呕吐:癌症病人出现恶心呕吐的反应多与药物治疗以及心理负担有关,恶心呕吐的严重性远远大于疼痛感。⑤呼吸急促,困难,对于出现呼吸急促且困难的患者,治疗的过程中较难处理,其中呼吸系统以及心肺功能受损都会导致这一临床反应的发生。⑥体重减轻,癌症患者受到身体以及心理的双重痛苦,以及化疗、放疗后所引起的副作用。⑦并发症积液,腔内积液是癌症晚期的重要并发症之一,在临床研究中也较为多见,腔内积液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救治将会危害患者生命。 2 姑息治疗方法研究 对肿瘤患者行常规西药治疗方法之外,加行中药的方式效果更佳良好。其中中医中药的主要药方为:益气活血方为主,配之7g胎衣、25g散血香、25g龙衔、25g生黄芪、15g熟地黄、20g干归、20g党参、10g桂圆肉、12g焦白术、30g薯蓣、10g茯苓,每天煎服,一日一次,同时,肿瘤患者的化疗时间为21天,中药服用时间控制在42天之间[2]。中西医结合治疗明显优于常规的西药治疗,中医以温肾阳、利水消肿为精髓,滋补人的肾中精气,不但有利于排尿,不会产生耐药性,还能够增强血细胞容量与血浆容量,避免了西药治疗对人的副作用(水肿,耐药)。中医学所提及的温肾阳、利水消肿的原理则是通过汤药煎服[3],使热气产生,从而滋补阳气,排出体内的阴寒之气,再次行中药汤剂,利尿消肿。 根据临床相关研究报道,对肿瘤病人予以对症姑息治疗,可以改善西药所带来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对患者的饮食、睡眠、日常活动均有所改善,在中医中药的治疗中,能够去除西药所引起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我国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不规律的生活、恶化的环境也间接导致了肿瘤患者数量的逐年增多,姑息治疗是维持治疗的一种手段之一,中医中药治疗属于姑息治疗的范围,它能够有效弥补西药治疗所带来的弊端。化疗、放疗所产生的痛苦,患者的身体也会产生耐药性,随着姑息治疗的出现,每天对患者施以汤剂治疗,能够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但是对于及时发现的良性肿瘤患者来说,一般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较多,效果良好。 据相关的资料研究报道[4],中药的用途不仅仅用于煎药治疗,还能够用于日常的饮食,从而增强人体免疫力,强身健体。根据南北方的统计来看,南方时常以中药食材熬汤,作为滋补品,对于工作压力大、作息无规律的青中年来说,进补如黄参等药材的汤品能够提高免疫力,抗肿瘤。以老年为首的群体更应进补中药食材的汤品,以人参为例,人参所含成分包括碱皂体以及糖,其中碱皂体能够杀菌、消毒、抗肿瘤,对mononuclear phagocyte system、白细胞介素等具有调节作用。同时,如黄参等药材,能够增强造血功能,也对中性白细胞、红细胞免疫具有一定的影响。田七,属于人参类植物,某些保健功能与人参极为相似,且能够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其中具有Protopic immunomodulator 的作用。 以中医学的理论来看,中医以整体施治为主要原理,所追求的治愈理念与西医有所不同,西医主要是以切除肿瘤为主要目的,所看重的是疾病的本身,而中医则是以肿瘤周围环境为意图,从而治疗肿瘤,就目前来说,在肿瘤姑息治疗中,中医中药的应用能够提高生存率,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新时期财政学理论探讨 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关键词:财政;新时期;文化 一、财政文化的本质 说到为财政注入青春活力,我们必须先探寻文化的本质,而探寻文化的本质,就必须从文化说起。文化的定义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它本身的定义本就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亦或者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能是人类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当然,它更是人类群体所共享物质观,价值观以及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财政则是国家为了完成其相应职能对其资源所进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职能。文化融汇于财政,寓财政之精髓于文化。对一个群体来说,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而财政则是具有导向性的,而财政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简单的财政,而是财政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从古时担任节用、赋役等职能的官吏,发展到现在新时期的财务人员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这种精神财富,并传承着财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财政文化独特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时期财政文化无疑是一个行业风向标,是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状态,为了实现为广大纳税人提供高效而科学的服务以此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当下的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强并推动财政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 当前,改革和创新已成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财政监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监管,着力创新,服务改革,争做贡献。立足监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编办、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工作职能,强化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积极推进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探索监管新思路,丰富监管新内容,拓展监管新领域,尝试工作新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服务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财政监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财政监管新机制,服务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服务专员办职能的调整和完善。“争做贡献”,就是要坚持讲政治、讲奉献,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强化中央财政监管和专员办发展做出新贡献。由于财政监督涉及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各个领域,专员办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击,而应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1.把握全局 根据我国当下的国情已经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表象,我国势必将继续推进财务相关的体制改革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财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强化有关部门的预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税费制度,这些相关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将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今后财政监督的重点工作。 2.抓住热点 专员办要根据财政支出在编制预算、资金拨付、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加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管力度,强化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加强对财政支出的专项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的履行相关的审核调查并保证其的科学性,认真监管财政资金的管理情况。同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工作,按照“审查分离”原则强化初审调查以及监督检查,保证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资金申报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点 专员办作为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要根据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责,结合财政改革的总体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强化中央预算收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对中央预算执法部门的监督,重点是税务、海关和国库等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实施全面的专项检查并全面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二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重点是积极参与“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范对中央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并纳人专员办日常监管范围,保证国家“收支两条线”政策顺利贯彻实施。三是继续抓好中央财政非税性专项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和定期对账制度,定期对各项收人进行清算对账,确保专项收人“颗粒归仓”。 4.加强研究 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管理的加强,财政监督工作也应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和财政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检查和调研,提高财政监督工作层次。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加强信息反馈,增加之间的交流,通过监督与交流发现一些重点的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积极建议,针对调研情况提出修订完善财税法规制度的建议并提出相对的改进意见促进被监督单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治乱”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财会基础工作混乱局面,加强财税监督和财会管理,打击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财会行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更要明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工作原则,把处理人和处理事结合起来,坚持疏堵并重,既要严格处理违法违纪问题,也要促进相关单位加强内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实行“上下联动”,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独资银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中央军工企业的决算审查工作,依法检查处理群众举报案件。 6.加强建设 我国财政系统正在实施的“金财工程”是通过建立包括部门、单位、地域、序号等属性的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每个部门、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来龙去脉和每一个时点的资金运动情况,涵盖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动态监控任一时点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被挤占挪用。 三、着力构建新时代财政文化 财政文化作为财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财政领域所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的文化。把财政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财产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众,财政为民”的宗旨,做到取众人钱财,为众人办事尽财政之责,这是财政所特有的品质,也是财政核心内容“公共”所在,体现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文化核心理念。 组织国家收入,为支出筹集资金;公共支出,为满足政府职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财政管理,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作为一项国家职能,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之根也并不为过,而随着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和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取消了沿袭2600多年的农业“皇粮国税”,改向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而且将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等也作为头等大事,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更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重要的改变!财政知识是财政文化建设的支撑力,财政文化建设如果离开知识,将是无迹可寻的空话。在财政文化建设上,财政知识建设才是支柱和根本。财政工作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应重视提高个人素质,积极开展理论调研、文艺演出、体育竟赛,丰富财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扩大财政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财政青年来说,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时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政治时事,将实戏与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财政文化应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着眼于长远。着力建设好为公的财政文化,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公共,时刻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建设好均等的财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着力建设好权利与责任并重的财政文化,处处体现责任,为民理好每一分钱;着力建设规范与规则的财政文化;着力建设好服务与发展的财政文化,为民、为公做好服务,促进财政发展;着力做好和谐与合作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勤政与廉洁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诚实与信用的财政文化,讲诚信,树新风,构建诚信文化,做到为民为公。 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财政青年新的任务和新的气象。作为财政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新时代的财政青年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文化建设的成致和功效。推进财政文化建设,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财政文化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之中,先进的文化必将把我们带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领地,使新时期的财政事业得到腾飞!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中西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与融合 【摘要】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关公共收支的理论和思想为财政学搭建了基本框架,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财政学逐步由主要采用理论归纳的方法转变为运用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在对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吸收和学习过程中,我国财政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中西方财政学理论出现了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关键词】财政理论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理论 融合 一、中国财政学理论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财政理论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理论体系主要受前苏联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进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财政学理论的雏型,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传统财政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财政学,两派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有学者认为,“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打造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于是,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出现。 随着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推进,对公共财政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认识到,“国家分配论”从根本上讲主要探讨在财政本质上的基本理论,然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则是财政运行形态的相关问题,两者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情况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当时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新的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产生了。 20世纪50年代, 财政学进入黄金时期,公共经济学理论逐渐形成继而成熟。萨缪尔森采用数学方法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进行了界定, 指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在于,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此外,蒂布特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上, 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 即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间流动,他们就会选择居住在能够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产品的社区;罗森提出了鼓励政府间竞争说,他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积极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提高经济效率;马斯格雷夫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三个分支。 三、分化与综合-中西方财政理论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率、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公共财政这四个阶段,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能够最大化利用稀缺的资源,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并实现最大化的制度。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假定是完全竞争市场,而纯粹靠市场机制的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都认为光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最有效率,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发挥财政职能,弥补市场缺陷。 中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也基本相似。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社会公平调节。 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例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原则等等。 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事权应等于其财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本质的认识,既有一定的共性, 又有一定的区别, 即都以国家或政府为财政主体,而财政客体、财政形式、财政目的, 各有侧重,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财政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职能决定于财政存在的依据, 同时又规定着财政活动的方向和范围。至此,中西方财政虽沿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发展而来,但当前二者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这一前提下,出现了基本理论的日益融合和整个理论体系的日益趋同。 浅析财政学科学理论:西方财政学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 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 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 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 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 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 Sons,Ltd.,1922,PP17—18.)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乡村民宿环境设计篇1 0引言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住宿行业的多元化。在快捷宾馆和商务酒店遍布市场的环境下,同为住宿服务类的民宿之所以能兴起,主要依赖民宿特有的“人情味”。对于民宿外部空间景观设计,学术成果较丰硕,但多倾向于设计师的角度,在实际使用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由此,从游客视角探索乡村民宿景观建设,加强设计的合理性,促进民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研究方法及文献现状 1.1研究方法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源中,以“民宿景观”为主题及关键字进行检索,自1990年至今,共检索到相关期刊1252条中文文献。检索结果涉及“建筑设计”“乡村旅游”“室内设计”等,通过人工阅读文章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检索,最后共筛选得到相关性较高的中文文献69篇。使用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对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在微信、APP和百度等网页中,以“民宿”为词条进行搜索,检索到“民宿推广宣传”“民宿设计分析”及“民宿体验反馈”3大板块内容,呈现方式涉及文章、图片及视频。3个板块的“民宿”描述来源于三方位角色的视角,综合多视角判断民宿设计,提高分析的合理性。 1.2检索结果分析 1.2.1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从文献发表年度趋势结果可知,2014年以前,有关乡村民宿的文献数量较为稀缺,自2015年起有明显涨幅。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乡村民宿相关研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2019—2021年发表的文献量涨幅虽有所波动,但研究热度仍较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使乡村建设迈入新征程。乡村旅游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分支,如何打造民宿景观对乡村旅游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切实做好乡村民宿产业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旅游口碑。 1.2.2研究主题 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检索结果作为数据基础,得出主要主题年度交叉分析图和次要主题年度交叉分析图。目前对乡村民宿研究方向较广泛,其中包括民宿建筑、空间设计、地域文化、乡土文化等,研究方向多偏向于从建设环境条件的角度思考或设计者从城市庭院建设中提取的经验思考。近几年,有学者开始从使用者角度出发探讨民宿设计,研究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网络测评及案例分析等。其中,问卷及测评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2乡村民宿与民宿景观 2.1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泛指利用当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对特定建筑及场地进行改造设计,为乡村旅游者提供住宿餐饮和体验乡村生活的场所[1]。本土化设计将民宿转化为地域文化的输出口,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标志。非标准化的民宿设计与城市居住形成鲜明差异,让使用者从感官中亲临自然,达到深度体验的效果。 2.2民宿景观 民宿景观包含建筑室内景观和建筑外部空间景观,民宿的外部空间景观又可分为远景、中景、近景3个层次[2]。本文研究民宿景观主要指外部空间景观。不同层次景观的组合可丰富游客的视觉体验。远景既是民宿自身的基底环境,又是区域风貌的自然呈现。中景和近景是通过较大程度的“人为干预”后所呈现的景观,包括地形、建筑、植物及铺装等设施。乡村民宿的标签不仅有个性化,本土化也设计是民宿融入地域整体印象的重要一环,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设计理念的重要体现。景观不仅具有观赏功能,景观设施及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空间还有使用功能。设计的出发点不能仅限于视觉的夺目,使用的适宜度更能够满足使用者的现实需求。“照骗式”景观或许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剧增,但不利于乡村长远的发展。 3国内研究关注点 3.1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应用 环境及文化的差异造就多元化的乡村景观。民宿作为乡村环境的组成部分,其景观风格的多元化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乡村民宿设计应立足于乡土特征的呈现,具体可从空间布局模式、景观材料选取及景观符号利用等方面进行考虑[3]。如今,受“网红潮流”的影响,一些乡村民宿存在流于形式、缺乏内涵和文化原真性等问题,独特的“个性化设计”不能与在地文化相契合。如何在延续地域原貌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技术和方法,是需要持续更新的内容。 3.2植物景观 作为造园四要素的植物,存在于民宿的远、中、近3个空间层次中,是“人造自然”的点睛之笔。乡土植物对于地域土壤的强适应性使其成为植物景观建设的优选树种,莫干山三秋美宿、清境原舍•依田民宿等成功的民宿案例,说明乡土植物造景的优势[4]。乡土植物在还原乡村风貌上极具自身优势,能够促进民宿空间融入整体环境。此外,不同类型、数量的植物能营造丰富的景观空间,植物的栽植方式还可引导游人视线。在“极近自然”的民宿设计中,植物景观占比较大,可深入研究植物主题及空间关系。 3.3庭院景观 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不断刺激民宿模式的开发,急切地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导致“轻环境”的设计现状[5]。庭院是游客从民宿建筑过渡到自然环境的桥梁,无论从建筑内部对外部景观的观赏,还是外部空间的功能使用,良好的庭院景观都有利于提升民宿品质。对于乡村民宿景观设计的探索,常常会忽略使用者的视角,使得民宿庭院景观存在较多问题,如空间硬化严重、布局混乱、风格不协调等[6]。因此,多视角探析乡村民宿景观设计有利于民宿景观的发展。 3.4生态理念的应用 民宿旅游综合体的打造和民宿景观规划都应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合理分布民宿空间、健全交通网络、构建生态文化特色是乡村民宿集约发展的重要内容[7]。采用环保材料还原传统工艺或景观风貌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可行性措施,还可通过优化设计的方式实现历史与现代的衔接、经济与环境的统一[8]。乡村建设非暂时性任务,每环节的设计都关乎乡村的未来,生态理念的应用是对民宿及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3.5传统造园手法应用中国古典园林具有丰富的造园手法和独立的传统文化特色,是造园家智慧的结晶和中华历史文化的沉淀。如何将古典造园手法运用到民宿景观设计中,成为民宿景观设计研究的新切入点。利用古典造园的理论和技术,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宿景观,是更高层面的文化传承与发展[9-10]。对于传统造园手法的学习非单纯的搬运,设计师需结合设计场地风格及地域环境加以转化运用,最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环境。4环境行为学的应用研究 4.1环境行为学 环境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感知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11]。人们既能生活在环境中受其影响,又能破坏和改善自然环境。景观设计研究者可通过分析环境中人的行为心理特征,判断不同环境中人的“满意”程度,由此推断景观与人的“适配度”,并最终应用到景观设计及改造中。 4.2应用的必要性 环境行为学在景观方面的研究已涵盖街道、校园、居住区及城市公共空间等场地,研究对象侧重于城市景观。与城市建设相比,乡村建设的难点在于对历史的传承。完全摒弃地域及历史文化的乡村则失去了灵魂,提取地域文化要素是乡村景观打造的重要一环。目前,已有学者在乡村设计与环境行为学之间进行初探研究。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可通过实验设备得出参数化结果,能更加直观地反馈建设问题。民宿景观的服务对象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旅游人群,住客的体验反馈对民宿未来的发展及调整十分重要。通过环境行为学分析人在既定景观环境中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需求,是景观设计贴合使用者潜在行为心理意识的关键。 4.3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 4.3.1眼动实验 眼动实验是通过眼动仪测试用户的行为参数,以可视化和量化的形式推测用户的“满意度”。国内的眼动实验已广泛运用于包装、服装、广告等多个领域。在景观设计领域,眼动实验对在苏州园林中的景框和景深所引起的“拟入”环境行为效应进行了初步验证。在西藏林芝的景观视觉感知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隐喻抽取技术及眼动实验研究方法也得到成功应用。视觉是游客获取外界景观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眼动仪研究消费者在民宿外部空间的行为心理,可作为外部空间景观设计的评估工具。将参数化的研究结果反馈于景观设计,提供适应性的理论依据。但该研究方法在研究基数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实验过程相对繁琐,实验难度较大。 4.3.2ZMET隐喻抽取技术 隐喻抽取技术是通过图片和深度访谈,抽取受访者潜在的构念,通过了解构念之间的关系绘制受访者对特定主题的心智地图,对研究对象的内心需求和感知进行探索和研究的方法。该技术在国内旅游业的研究应用较多,设计者可运用隐喻抽取技术识别、提取和分类旅游中的典型元素,进而挖掘消费者潜在的旅游期望值,深化旅游体验。借助视觉符号的隐喻能力,运用隐喻抽取技术研究使用人群对民宿外部空间景观的内心感受和认知,以指导乡村民宿景观设计,提高景观的适宜性设计。 4.3.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定量分析描述交流研究对象内容的分析方法,具有客观性和具体性。互联网时代给信息分享提供了极大便利,“商品”评价为购物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在旅游景观APP、短视频等平台上分享旅游地的环境及自己的体验。此研究方法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广,面对人群基数大。故获得的评价结果更广泛,参考价值更加全面。以上3种研究方法分别借助仪器、图片及网络评价信息进行研究,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故综合3种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有利于最终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及适宜性。 5结语 乡村建设区别于“标准化设计”的城市设计,实现乡村民宿外部空间景观特色化、地域化是民宿旅游发展的基本需求和主要动力。借助隐喻抽取技术提取地域景观典型元素指导乡村民宿设计,规避“一刀切”“同质化”“个人主义”等弊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要注重乡村的永续发展,打造适宜性的旅游产业是乡村经济可持续的关键。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出发,以游客体验感知和评价研究为突破口,通过眼动实验获得的参数化数据,结合内容分析法获得客观评价,共同探求公众景观感知的规律和影响因素,为乡村民宿建设提供合理依据。 作者:王玉蓉 单位:安徽建筑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乡村民宿环境设计篇2 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新型产业,起步较晚。迄今为止,我国乡村民宿设计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因而目前具有区域和民间文化特色的乡村民宿还比较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环境下,将区域文化元素、民间文化元素与乡村民宿融合,设计出具有特色的乡村民宿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本研究对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的乡村民宿设计进行了探究。 一、乡村民宿相关理论概述 民宿主要是指与当地自然、人文、生态环境资源以及相关生产活动进行结合,并利用闲置房屋,为游客提供住宿的处所。乡村民宿是一种新型且非标准的住宿业态,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乡村民宿作为民宿的核心产物,通常是指可用于游客接待并满足其身心放松的建筑类住所。乡村民宿具有费用低、规模小等特点。乡村民宿的类型主要包括回归型、自然融入型以及艺术体验型。在对乡村民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地域文化的特征,而且应顺应地貌,借景自然。 二、目前我国乡村民宿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民宿缺乏主题特色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是一个千年古村,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陈家村有“垛田”迷阵败金兵的历史,有“七十二垛”风水宝地,有“三根棒”木偶等。陈家村除具有上述优势外,还拥有众多河流、河塘及果树、花卉苗木等,因而陈家村拥有较为优美的环境。然而,陈家村在乡村民宿设计方面,却未能体现出主题特色。与此同时,陈家村目前的乡村民宿还缺乏本土文化元素的运用,进而导致其缺乏特色。近年来,陈家村的历史文化、乡风民俗正在逐渐丢失,庙会文化以及生活文化等也逐渐丧失特色。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民宿为获得长远的发展,必然要走特色化发展的道路。因此,乡村民宿在设计时,必然要结合陈家村的文化特色,并借助其自然景观和地貌特征进行设计。 (二)乡村民宿基础设施不完善 乡村民宿的设计与周围的道路、房屋建筑质量等有密切的关系。目前,陈家村现有的道路亟待修复、新建,同时还缺乏生态公共停车场等,与此同时,亮化照明设施也比较欠缺。与此同时,在河渠建设方面还存在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泥较多等现象。而陈家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民宿的发展。陈家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资金的大力支持。因此,在对陈家村乡村民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以推动乡村民宿的发展。 (三)乡村民宿服务水平偏低 乡村民宿的发展,与其自身的服务水平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陈家村乡村民宿普遍以家庭经营为主,因而在服务水平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乡村民宿服务水平偏低,与陈家村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很大的关系。目前,陈家村尚未对进行乡村民宿的家庭进行服务方面的培训,同时也未组建专门的服务队伍等,这就导致陈家村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在推动陈家村乡村民宿设计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水平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乡村民宿缺乏建筑特色 目前,从陈家村乡村民宿的设计与后期建造中可以看出,其大多是以无规划状态进行的,是当地居民或社会力量根据自身需要和兴趣自主设计的,而非是由专业的建筑人员进行现场测量,根据当地建筑风格统一进行设计后建设而成的。这就导致乡村民宿建筑没有形成当地统一的特色风貌,不能从视觉上和文化上对游客造成冲击,难以吸引游客,从而影响其发展。我国乡村民宿普遍存在建筑特色不足且缺乏创意的问题,进而导致乡村中的大量可用资源难以被利用。因此,在对乡村民宿进行设计时,应依据当地气候环境、地理地貌、建筑风格、民风民俗等进行统一的规划与设计,形成点片成景、线景相连的统一文化旅游特色建筑,最大限度地吸引游客,可以说,在前期对民宿建筑本身进行设计也是很有必要的。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优化乡村民宿的策略 (一)设计特色性的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设计是可居、可游的综合空间。乡村民宿应与陈家村的历史文化、民间文化以及自然景观等进行结合,进而设计出具有主题特色的乡村民宿。例如,陈家村可以打造自然融入型的乡村民宿,也就是将自然风光与建筑本体融合,促使游客体验乡村野趣,在精神层面找到幸福感。在设计自然融入型乡村民宿时,可结合无公害特色蔬菜园或精品水果采摘园、景观苗木观光休闲园等设计具有主题特色的乡村民宿,进而促使乡村民宿可以与周围的环境融合,进而使游客更好地体验乡村生活。另外,乡村民宿可在政府的引领下,对乡村进行科学划分,以实现民宿“一区块、一特色”的布局。例如,与果园苗木园等距离较近的乡村民宿,可构建以休闲度假为主的民宿风格。除此之外,陈家村还可以将陈家村地域文化融入到乡村民宿中。陈家村的木偶戏是当地民俗文化的一绝,因而可在民宿设计中增加这一元素,以促使游客能够领会陈家村独特的文化。总之,在对陈家村乡村民宿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可设计出“一区块、一特色”的乡村民宿。 (二)完善乡村民宿的基础设施 为提升乡村民宿的质量,应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首先,可通过项目实现资金的引进或扩大融资范围,进而为乡村民宿设计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旅游项目,不断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如此,还可以将扶持资金应用到乡村主要元素打造中。另外,还可以吸纳社会资金,以为乡村民宿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注重提升道路的通达水平和线路质量标准,如增加路宽为2米至3米的慢行游览道路,并增设信号灯、太阳灯路灯、景观灯等,进而为乡村民宿中的游客提供良好的通行和居住环境。最后,不断完善村庄污水管网,并建立污水处理站等,加强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从而为乡村民宿的发展和当地循环经济提供基础的服务和支持。 (三)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 乡村民宿的设计和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服务水平作为支撑。为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应通过组建陈家村服务队的方式,整体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质量。在对服务队成员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可进行统一管理、培训与用工。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提供乡村民宿的家庭成员进行服务方面的培训,进而促使其服务水平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另外,还应对乡村民宿的服务制度进行统一的规范,对相关定价统一标准,并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防止产生各种“天价”或不正当竞争引发的价格战,避免经营者盲目通过降低服务水准而节约运营成本,或以低价招揽游客、低标准服务激发游客负面情绪,对当地整个旅游状态造成影响,这些要通过奖惩制度等手段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来实现。 (四)设计与乡村风气相符的民宿建筑 为设计出与乡村风气相符的民宿建筑,当地政府应积极参与进来,与相关社会力量联合组成专家团队,进行前期策划与规划,根据当地民俗、地域、特产等具体情况挖掘深层次文化,形成独特的风格,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在建设过程中由相关部门对其建筑进行监督和规范。同时,政府通过对各乡村制定出切合其发展、促进经济文化进步的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吸引社会力量加大投资与开发力度,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民宿设计与规划中,以促使乡村民宿建筑与陈家村的乡村风气相符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乡村旅游中,乡村民宿是重要的载体,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这一新型产业不仅能够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乡村民宿的健康持续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体现,而乡村民宿的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乡村民宿的设计。然而,目前乡村民宿在设计方面,普遍存在设计缺乏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以及资金不足等问题,进而影响了乡村民宿的发展。因此,为促进乡村民宿的健康发展,应设计具有主题特色的乡村民宿,完善乡村民宿的基础设施,还应提升乡村民宿的服务水平,更应对乡村民宿的建筑进行设计。总之,只有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乡村民宿进行设计,方能推动高港区白马镇陈家村特色田园乡村的建设与实现。 作者:袁树香 马骏峰 陈曦 曹力 乡村民宿环境设计篇3 0引言 在政府的扶持下,乡村民宿作为新兴产业,市场潜力巨大。民宿在发展中应具有创新意识且符合共享发展理念,给旅游者带来更多惊喜,这是推动乡村发展和民宿建筑发展的关键所在。民宿是乡村旅游的一个载体,其不仅在建筑行业中展现了独特的一面,而且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乡村民宿能整合资源,把农村独特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促进农村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为农村建设提供了有效途径。乡村在民宿建筑中占据独特的优势,优美环境是展现建筑文化特色的有利基础,可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和居住,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但是乡村民宿在设计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希望通过本研究提出乡村民宿设计策略,为以后乡村民宿快速发展提供一点帮助。 1乡村民宿的内涵及特征 乡村民宿,顾名思义是利用周边乡村环境,实现房屋保护性开发。这种开发模式是民宿核心产物,一般指的是建筑类民宿可用来接待游客以满足游客休闲娱乐放松心情的场所。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民宿的类型逐渐增多,乡村民宿在我国快速发展,各地乡村民宿建设开始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计划中。目前,民宿已不仅仅是客栈类型的主体,它更多代表了当地的文化和建筑特色,展现给游客的是一种文化理念,这为建筑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乡村民宿具有以下特点:①民宿与酒店相比,规模较小,但是符合大众居住习惯,费用较少;②乡村民宿从个人经营模式逐渐转化成集体经营模式,通过政府部门办理民宿营业执照,来实现安全经营管理;③乡村民宿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乡村环境的优美以及旅游目的地给他们带来的新鲜感;④乡村民宿的服务形式更加强调地域文化的彰显以及对“家”的温馨氛围的营造。 2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下乡村民宿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开始加大乡村旅游建设步伐,全国各地乡村百姓对民宿建设有了深刻的认识。随着民宿建设的不断发展,民宿产业开始有了新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我国各地民宿建设已经走出了新的产业化发展道路,但其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 2.1人才要素补位难 由于乡村民宿的经营者大部分是本地村民,经营者年龄较大,村中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因此,乡村民宿建设普遍缺乏管理人才,而本地的农村不具备管理专业的学习和培训条件,严重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环境下乡村民宿的建设和发展。从事乡村民宿行业的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经营管理水平各不相同,缺乏很好地发展富有“乡村性”民宿产业的能力。 2.2资金获取难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满足生活物质需求后,对生活品质有了新的追求。久居喧嚣都市的人们向往恬静悠闲的田园生活,因此,许多乡村成为都市居民周末度假的最佳选择,乡村民宿也因此拥有了庞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民宿建设缺乏一定的资金基础,导致民宿市场不够稳定,建筑行业在乡村发展并不理想。由于民宿产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和装修又耗时较长,导致资金回笼困难,成本回收风险升高。另外,各地乡村为了开展民宿建设,开始租赁大量土地,导致土地价格抬升,使一些想从事民宿发展但缺乏资金的农民望而却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充足的资金是建设优质民宿的发展前提。很多投资人又对乡村民宿情况不够了解,无法从事乡村民宿设计,大多只是当地的村民自行设计。 2.3区域间民宿产业发展不均衡 近三年来,我国民宿产业增长率已经达到20%,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民宿增长率达到了50%以上。由于民宿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乡村附近的县城经济也得到发展。占据资金、信息、物流、交通条件、配套设施优势的区县,民宿数量多、规模大、效益好,但是一些山区由于经济比较落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缺乏一定的资源基础,游客少,专业的建筑设计人员也很少参与这些地区的民宿设计,而村民的设计能力有限,经济基础差,使得民宿产业发展滞后。例如,位于绍兴上虞区的覆卮山居、Guerouelvillage法式民宿、越城区的大越小院、柯桥区的养心谷、新昌县的沃西人家等优质民宿,由于自然风光较好,拥有自身主题定位,很快实现良性经营运转,建立了完善的品牌路线。但在很多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不佳、交通不便和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打造特色优质民宿。 2.4缺乏一定建筑特色 乡村民宿设计需要由专业建筑设计人员设计。但目前来看,我国大部分乡村民宿为自主设计,没有经过专业建筑设计。这种缺乏设计感的民宿很难吸引游客。在大理洱海附近,会看到很多具有创意的民宿建筑,人们来到这里旅游,总是喜欢居住在民宿里,不仅是由于民宿价格便宜,而且民宿建筑设计风格独具匠心。但是,国内大部分民宿设计由于欠缺创意,导致乡村即使拥有大量可利用的资源,却依然无法吸引游客。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民宿的优化策略 3.1培养人才,吸引人才 乡村民宿的建设需要从创新做起,若要民宿吸引游客,需要拥有大批的建筑人才和管理人才作为民宿建设背后的主力军。由于很多乡村经济条件较差,高水平人才不愿意来到乡村就业。这就要求区域乡镇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民宿建设,由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中心,吸引大量人才回归。在政府号召下,可吸引乡贤群体归乡建设,通过组织当地所在高校、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打造一支既了解乡土文化、农耕文化,同时又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3.2畅通民宿融资通道 乡村政府部门应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土地产权抵押贷款机制,扩大农房质押抵押范围和用途,农民可以将闲置的农房土地转变为经济资本。另外,政府应鼓励银行等相关合法机构在乡村开设“农宿贷”等多种专项贷款途径,用来解决民宿创业者的资金问题,减少民宿开发的资金障碍。该类贷款需考虑民宿改造、装修耗时较长的问题,适度延长贷款期限。在担保方式上,要采用灵活的多种担保方法,根据借款人信用等级确定贷款利率和贷款金额,保证借款人能够拿到资金。 3.3实现民宿“一区块,一特色”布局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实现了民宿与渔业共赢的局面。由于区域间民宿产业发展不均衡,当地政府应起到带头作用,对一些有资源的乡村进行科学划分,如一些沿海岸的乡村,应将民宿和渔业相结合,在民宿构建中建筑风格多以沿海度假风格为主;内地一些偏僻的山村,应该建立品牌发展路线,打造符合当地民风的民宿建筑,即使乡村地处偏远,把传统乡村道路变成旅游景观道,把乡村田园变成没有围栏的天然景区,吸引各地的游客。 3.4设计符合当地乡村风气的民宿建筑 在国内,很多乡村民宿建设比较混杂。比如在大理、丽江等地区,主要以少数民族建筑为主,但是近几年却有一些不符合当地民俗特点的民宿建筑出现,这些民宿建筑都是个人设计,没有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允许,建筑特色不符合当地民风,严重影响了当地民宿产业的发展。对此,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重视民宿建筑特点要和村风民俗相匹配,并对一些违反乡村风气的民宿建筑负责人给予处罚,规范民宿基本建设。 4结语 乡村民宿产业是目前乡村旅游中重要的经营主体,可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民宿产业在建设、经营、管理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设计符合当地地域特征的建筑民宿是首要任务。同时,加大对乡村民宿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也是目前民宿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因此,要切实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抓住这一乡村民宿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从自身特有的旅游资源优势出发,消除发展瓶颈,充分利用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合理统筹、规划设计乡村民宿产业布局,推动乡村民宿产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波,朱吉尔.浅析乡村民宿景观的运用与发展[J].艺术教育,2019(7):264-265. [2]郝国安,张恒,李昭旭.乡村振兴视角下山区村庄产业空间一体化研究[J].城市住宅,2019,26(3):167-168. [3]杨春淮,张珊,李晓书.海南乡村民宿“共享众筹”模式探究[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9,26(3):27-36. [4]孔祥炎,王玮.乡村的发展思路与对策———以秦山村民宿改造设计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9(10):74-78. [5]林佳潞.乡村民宿适应性改造设计策略研究[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19. 作者:姜立婷 单位: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设计理论论文:高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研究 一、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现状 (一)在思想上,不重视艺术设计理论在艺术理论课上,很多学生不是打瞌睡,就是玩手机,这反映出现在的艺术理论课堂学习氛围不浓,学生不重视理论的学习,觉得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艺术设计课程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加上理论概念一般比较抽象,逻辑性又比较强,学习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和压力,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所以,很难引起学生的重视; 2.来自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企业的需要。现在很多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只看重应聘者的设计能力,看能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不管学生专业理论知识扎不扎实。社会上重实践,也促使学生轻视理论,而在设计实践上花大功夫,让自己在走出校园之后,能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现在高校的影响。高校越来越重视就业率,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学校也在无意识中偏向设计实践,从而忽视了对理论课程的监督,从老师到学生都对理论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进而使艺术设计理论偏向边缘化,造成现如今人们不重视的结果。 (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太科学因为高校在艺术这个专业上,大多注意设计实践课,所以,在安排设计理论课时不太合理,课时少而内容多,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些学校理论课的开设没有按照学科规律由浅入深,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缺乏系统性和前后联系。有些理论课的开设缺乏针对性,对现实的实践环节没有指导意义。甚至有些学校为了完成课程安排所谓的“硬性要求”,将理论课“见缝插针”地随意安插于实践课中,或者放在集中时间“一气呵成”,造成理论课严重失效,也容易对学生造成误解,使之觉得理论课可有可无,无关紧要。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不合理在很多大学的课堂上,以前是老师对着书本讲、对着黑板讲,现在是对着PPT讲,差别就在以前站着讲课,现在可以坐着。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满堂灌的形式,对学生进行填鸭式地灌输。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得老师上课没有激情,学生上课没有兴趣。再者就是,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还是采取老套的方法,单纯靠讲,不进行相应的改变,无法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热情,来提高他们的兴趣。 二、改善艺术设计理论课的措施 (一)在思想上,应该转变观念。首先要重视艺术设计理论,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我们才会有动力去学习艺术设计理论,时时刻刻记住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是艺术设计的基础,是设计作品的原创力,只有充分了解设计原理的本质与客观规律,了解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知识,才能通过作品展现自己的思想情感、人文关怀,体现作品的生命力。 (二)在对课程的设置上,需要对艺术设计理论的性质进行详细的理解与把握,对理论的教学目的也要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解。在对课程进行科学的设置时,还要借鉴国外高等院校对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设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设置更趋于合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 (三)在教师队伍方面,在促使艺术系教师提高设计实践能力的同时,更注重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因为一个教师只有具备综合素养,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不光对艺术实践擅长,更要精通专业理论知识。这样的老师才会让学生觉得是真正的大学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能长期地为社会所用。 (四)在教学方法改革上,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 1.在大的方面,要使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在教授理论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加入实践活动,例如,可以在课堂上,布置一些简单的实践操作的设计活动,运用当堂课的理论知识来设计作品,并可以在课堂上讨论,通过讨论可以了解别人的学习方法和设计理念。可以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也可以申请去博物馆参观,增加学生的课外阅历,在参观完之后,让学生写写在博物馆里学到了什么,或者针对某一作品写自己的感受或者看法。还有,设计人才是需要走进社会经受考验的,可以进行校企合作,老师带学生去企业参观,或者寒暑假去企业参加实践活动,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得到更好的发挥; 2.在小的方面,通过各种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对理论的兴趣。例如,在一堂课的开始,教师可以根据本堂课的主要内容,以故事的形式开头来调动课堂的氛围,不管是古代或者现代,从建筑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建筑反映的社会背景、人文文化等等,这样肯定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总结 在课堂上,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在课堂中多用图片、动画的形式,改变以前纯用文字讲述的形式,让学生更加明确地学习知识,利用文字与图片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传授教学内容。还可以放一些关于教学内容的短片,有解释,有剧情,还有图画,这样更有利于教学目的,学生也不会觉得太单调,在享受中学完课程。还有利用表格的形式,便于学生记忆,从形式上提高理论课程的学习效率。 要使作品具有创造力、生命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需要了解艺术设计理论的重要性,认识到认真学习理论课程知识的重要性,从理论课程中学习、发现艺术设计教育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通过改善现在艺术设计的现状,从思想上重视艺术设计理论,对理论课程进行合理的设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教学方法,使设计理论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使艺术设计焕发生命的光彩。 作者:葛祥国 单位:江西服装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设计理论论文:工业建筑设计理论思索 本文作者:童伟 单位: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工业建筑设计的弊端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经济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工业企业的规划发展也更加多元化。但是,目前我国工业建筑设计方案,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要求,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质量是建筑的命根,质量上的缺陷是建筑设计的最大缺陷。设计阶段是工业建筑项目的初始环节,设计方案是否合理,对工程建设的质量有决定性影响。传统的工业建筑设计,仅限于常规的生产需求,多数只是为了向企业提供生产空间,并没有考虑设计方案存在的质量问题。如在设计厂房建筑时,对占地面积、空间改造、建筑性能等问题没有充分考虑,造成建筑设计方案与实际生产要求不相符,设计方案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这也要求建筑行业朝着“环保节能”方向发展,以促进整个工业产业链的优化改造。在工业化生产的背景下,建筑物设计改造中出现了多种“污染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设计人员没有充分考虑绿色建筑的要求,建筑防污处理不够理想。以电力建筑物为例,变电站建筑施工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建筑方案设计不合理,就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或者出现在森林区域肆意开发等问题。从工业建筑项目投资的角度考虑,无论是中小型还是大型工业建筑,都需要投入巨额的成本资金。建筑设计关系到成本耗资的数额,如果设计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不强,对项目规划需消耗的费用缺乏全盘考虑,那么就可能导致资金的浪费。如工程设计师对工业建筑材料的分配不合理,导致材料采购成本增多;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则会造成了工程的返工返修现象,增加了项目建造成本。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的主要内容 鉴于传统工业建筑设计的缺陷和不足,新时期工业建筑设计应以“绿色环保”为宗旨,从环保、节能、除污、低耗等方面详细分析,设计出更加科学的建筑方案,建造出更加优越的工业建筑物。“保护环境,避免污染”,这是绿色建筑设计的核心思想,对绿色工业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工业建筑设计标准,设计人员必须要结合前期勘测得到的数据信息,制定“环保型”建筑方案。工程设计师可以从材料、结构、外观等方面全面提升工业建筑的绿色效果,严格防范有害建筑的形成。能耗问题是限制工业建筑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大的能量消耗,对工业生产活动造成了较大的阻碍。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对建筑节能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节能系统,工业厂房建筑尽量采用外墙保温系统、内墙保温系统等结构,避免热能过度耗损带来的不便。二是节能材料,广泛采购新型节能材料,提高工业建筑的综合性能。除了对工业建筑的结构进行改良设计,还需配备高性能的除污系统,以此来改善工业建筑的使用性能。“除污”是绿色建筑设计思想的新内容,要求为工业建筑提供多功能的操控系统。通常应在建筑物内部安装自动化除污系统,利用除尘器、除烟器等装置维持建筑物内空气的正常流通,防止各种污染现象的发生。热能耗损过大是影响工业建筑内部环境的一大因素,由于传统建筑设计条件有限,对热能消耗问题未能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新时期绿色建筑设计应坚持“低耗”原则,对建筑内、外部的热能消耗加以控制。比较常见的低耗设计是采用“保温系统”,在冬、夏两个季节协调热能供应,营造良好的工业生产环境。 工业建筑设计融入绿色理念的表现 目前,国内建筑行业总体实现了绿色改革,绿色建筑成为了建筑市场发展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工业建筑设计体现了“环保、节能、绿色”的新理念。在绿色理念指导下,设计单位对工业建筑物的建造工艺进行了优化改进,以保证后期施工符合绿色建筑物的要求。常见的改造方式是简化工艺,在保证建筑设计质量的前提下,对原始工艺精简调整,以适应节能降耗的建筑设计要求。建筑行业新型材料的出现,大量绿色材料的普及和运用,为实现建筑节能创造了条件。首先,改造混凝土材料。混凝土是工业建筑的基本要素,设计人员对混合料进行了绿化改造。如智能混凝土,具有性能强、材质优、成本低等优点。其次,更新工业建筑装饰材料。如内外墙体材料、地面材料、顶棚材料等,均采用了新型的绿色环保材料。除污系统是基于自动化控制平台的新系统,设计人员常根据工业企业的生产情况,结合存在的污染问题,配备专业的除污控制系统。针对空气污染,可在厂房适当位置安装排烟系统,及时把有害气体输送到厂房外部,或者完成相应的空气净化处理。此外,工业污水也是绿色建筑设计需考虑的问题,多数企业已经在工业厂房内配置了给排水系统,避免了污水聚积产生的污染。从现有的工业建筑来看,建筑物的主要结构可分为“单层、多层”两种形式。每一种形式的建筑物都得到了全面优化,整体结构形式在不断改造升级。就多层建筑而言,设计人员注重结构空间的利用,适当降低每个层面之间的高度,减少建筑能耗,降低结构承载。同时,在工业建筑结构交接处设置加固构件,增强了建筑物抗震、抗病害的能力。 建筑绿色设计方案的管理 设计单位选定工业建筑方案之后,还应对设计方案实施优化管理,以确保建筑物结构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绿色建筑设计管理的内容包括:勘测管理。按照工业建筑设计的要求,对工业生产区域的地质情况,进行详细勘测,收集多项数据以辅助设计。数据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自动化数据管理模式,将企业提供的建筑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自动化处理,以获得可靠的工程数据,为设计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综合审核。监理单位应安排专业人员,对工业建筑方案进行全面审核。对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提醒设计单位进行修改,实现绿色建筑设计的最优化。 结语 工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工业生产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弥补了现代工业建筑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不足,体现绿色技术,彰显绿色思想,使工业建筑更美观、更实用,营造了良好的工业生产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设计理论论文:现代设计理论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各种思想的碰撞、冲击和融合,现代设计理论逐渐被引入到中国园林设计中,在其具体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引入创新型理念,促进传统设计理念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园林设计的发展,仍需要在细节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本文通过对现代设计理论及其在园林设计中的运用进行深入探讨,希望能为我国园林设计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关键词:现代设计理论;园林设计;设计应用 众所周知,中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传统园林的设计极具艺术性,古典的东方美感吸引了诸多游客,是中国建筑史、设计史上的一大里程碑。随着现念进一步传入中国,关于园林设计的理念创新不断发展,诸多西方理论逐渐融入古典的园林设计中,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园林设计理念,是新时期园林设计的一个重要挑战。如何做到适当地吸纳现代设计理论,如何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保持固有传统特色,进一步完善园林设计体系,是将现代设计理论融入园林设计时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对于现代主义设计理论以及其在园林设计中应用的研究势在必行。 1现代设计理论概述 现代设计理论是指二十世纪初步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现代主义的设计理论。它是一种以创新型思维理念为基础的,将现代主义融入设计理念跟设计手法中,强调现代化消费观和新型的审美观,与传统园林设计相差较大的一种设计理念。新时期下的现代设计理论包含4个内容:其主要的设计原则是功能性,强调设计的功能主义,将客户需求作为总体目标,这是现代设计理论的主导思想;讲究以人为本,为客户服务的原则,设计过程中注重设计内涵胜于设计形式;设计往往以基础的几何图形为主,讲求简单实用,区别了传统设计中的繁复;整体设计过程,讲求艺术与技术的相互结合,通过两者的碰撞形成了新的设计思想,在二者的充分磨合统一下达到一种工艺美感。现代设计理论包含三大构成因素,即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应用。 2现代设计理论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2.1平面构成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平面构成在设计中分为点、线、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对于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各不相同,我们一一分析:点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点,对于平面构成、甚至是整体设计而言,都占有较小的面积,但是由于,点自身的特点,它的形状具有较强的多变性,其本身也具有较强的目光凝聚性,所以在整体设计过程中,点的应用较为重要。我们要尝试在整体的园林设计中,将一个点设为总体视线的焦点,充分吸引游客目光,并且在重要的点的位置,突出设计理念的主题,这就要求点的部分,一定要放设计重点或者是整个设计的创新点。例如,常见的现代园林中在湖心点缀凉亭;长廊尽头设置拱门等。一个较为讨巧的点的设计和组合,是构成一个园林新颖设计的关键,它可以整体掌握一个现代化园林的设计节奏和韵律。线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点的移动轨迹称之为线,线也可以说是无数个点的集合。当线运用于设计过程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长度。直线和曲线,这两种最为常用的园林设计线条,往往应用于不同风格的园林式设计中。例如,直线往往更适用于道路绿化带、规则式园林、局部自由式园林等诸如此类对于直线规范化要求较高的设计;曲线则存在于园林设计的方方面面,我们往往用曲线来达到一种改变视角,打破固有的庄重,营造一种活泼、自由的设计感,对于曲线的有效利用往往能达到更好的视觉效果。面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面,则是一种综合点和线,封闭性、差异性较大的平面。无论是直线还是曲线的几何性平面,都是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设计过程中既可以讲求面的对称美,也可以讲求面的凌乱美,念与面相互碰撞结合往往能产生视线冲击性较大的新颖设计,各种风格的设计可以运用于不同风格的园林中。 2.2立体构成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立体构成则可以分成粒体、线体、面体三个方面,相比较平面构成而言,有较强的相似性,下面我们将一一分析:粒体对于园林设计的应用。粒体包含平面点的全部特点,在设计中的使用较为随意,操控性较大,可以进行多方面修改添加。粒体的应用,可以给人一种较为轻松、舒适的感觉,营造一种奇妙的氛围感。或者是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线体对于园林设计的应用。线体的应用,我们可以比较线相对于平面的应用,它同样包含平面线的所有特点。线体的相互组合或与其他几何物体的组合,可以构成一种风格迥异的视线效果,设计时所讲究的各方位的相对放射和对称,能够达到一种独特的美感。面体对于园林设计的应用。面体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独特的立体构成方式,由于它形态的多样性,其对于空间的操纵性较强,在空间里的独特构成可以展现多种形态的设计风格,营造各式各样的意境。面体也可以算是一种空间因素,对对空间的占有率较大,设计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掌握其厚度和具体形态,使得各式各样的面体可以在规定空间里达到有效的统一、组合。 2.3色彩应用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传统美学中的重要研究方面,不同的色彩搭配,往往能够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效应。要学会用色相区别色彩,通过不同的色彩搭配来展现对于不同位置设计的轻重点,为不同位置的景观营造一种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而言,轻重感的设计规律:白(轻) 高明度 中明度 低明度 (重)黑;低纯度(轻) 中纯度 (重)高纯度,高明度的浅色系显得轻快,低明度的深色系则显得稳重。可以考察不同程度的冷暖色系,对于不同景致的设计,要注重其设计理念,从设计理念出发,适用不同的色彩搭配,讲究园林设计的整体色感,注意设计总体的协调性。 3总结 现代园林设计的创新理论,虽是对于园林设计发展的一大挑战,但也可以是一大堆动力。合理运用新型的设计理念,正确看待各种观念对于传统的冲击,拒绝一昧排斥的同时也要拒绝一昧接受。有机把握园林设计中三大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利用现代设计理论的潜力,选择性融合,选择性创新,在保留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理念优点的基础上,有效促进新时期园林设计的发展。 作者:尤婷婷 单位:广东省湛江市城建设计院 设计理论论文:园林设计中现代设计理论的应用 摘要:现代设计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化活动,在各个行业被广泛地应用与推广,例如,建筑、广告、工业和艺术等应用都依赖于现代设计,而且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在园林设计中也占有重要影响。我国的传统园林艺术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艺术手法,完美的构造和大胆的创新,现代设计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和带来了新的设计手法和理念,本文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现代设计理论进行探讨。 关键词:现代设计理论;园林设计 1园林设计的概念 园林设计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所拥有的园林艺术和工程技术方法,通过对地形的改造,例如,筑山、理水等,在地形中种植花草树木,从而建设和布置出具有美感的生活游乐环境。园林设计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综合性的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和一些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行植物绿地设计的内容。园林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需求,而且要反映当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的实景。 2中国园林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科技水平的逐渐提高,城市建筑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外许多园林公司看到了中国园林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因而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他们将西方一些先进的园林设计理念传入到中国来,给我国的园林设计带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中国园林的发展。 2.1多元化的园林设计艺术发展 园林设计以后的发展风格将变幻莫测,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国之间紧密联系,并相互借鉴自己国家园林设计的理念,就构成了园林多元化发展的社会背景。根据社会的需求,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所以,就要求园林设计的特征必须越来越明显。 2.2设计方案的创新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需要利用高科技的建筑行业建设园林的硬质景观,让设计具备质感、光影等效果。以节约投资费用,降低成本为基本,规划出满足功能性和美观性共存的设计方案,尽量将能耗降到最低。 2.3形式与功能共存 与装饰观赏性和传统园林服务对象的不同,现代园林面向更为广阔的人群。通过对许多成功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很多设计师的设计方案都是将形式和功能相结合,既满足了其功能性,又创新了设计形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2.4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西方的现代主义方向与我国人民意识的方向始终是大相径庭的,西方的严谨、规则、开放的思想与中国的随遇而安、中庸、含蓄的思想有太多的不同,但随着中国人们思想的解放,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开拓思想。园林设计中,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将西方的元素不断融入进去,将当代中国园林传统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要注意的是,要保存传统园林的设计内容和精神,在一般大体上沿袭传统布局,在一些处理方式中注意表现一些现代感,或者将传统的制造元素以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重新组合的手段会给人带来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2.5园林设计的内涵 园林设计不仅是一种简单而且是设计要素的贯彻,而且是不同设计元素之间不断排列组合的过程,具有功能性,个性化等特征,根据服务人群类型来设计,设计要符合舒适性和便捷性。个性化设计要做好对多元设计思想的吸取和借鉴。 2.6生态与设计 目前,人类对环境和资源无节制的开发、滥用,全球的生态环境正遭到严重的破坏。园林设计要遵循自然法则,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在满足各项绿地指标的前提下优化园林设计。 3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思路 3.1多样的功能空间 现代主义园林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共开放的绿地,所以,设计要考虑想给大家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空间,根据所属绿地不同的功能,设计出能为人类服务的空间。 3.2合理的功能分区 细心安排场地的功能划分,使人们感受到舒适。园林设计不仅要求安排布局合理,而且要明确划分功能,才能被大家所接受。 3.3以人为基础 一切设计思想要以人为本,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人的感受,好的园林设计就是要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4现代设计理论在园林中的运用 4.1色彩的搭配 一般来说,浅色调的事物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重色调事物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所以,在园林设计中注意把握色彩不能过于沉重,也不能过于轻快,保证整体的协调性。 4.2冷暖色系 现代设计中,色彩可以分为冷色和暖色两大色系,暖色系可以表现为热情愉快,比如,我们国家举行阅兵时的花柱就是暖色系,黄色和红色搭配带给人欢乐喜庆的感觉。冷色就会显得严肃宁静,例如,一些教堂就是以白色和蓝色为主。因此,在设计时要根绝不同的场合搭配适宜的颜色。 4.3立体感 立体属于空间造型的一种,用来传达视觉效果的设计方法。本身具有立体感和感性的特点,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用实体占据空间造型,从而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 4.4平面线条 平面线条的线体不仅包括平面线全部的特征,还包括一种独特的形式,展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是不同的,线条可以用不同的形态来表现,遵循左右、上下及放射形对称的效果,设计园林时要注意把握左右以及上下的对称中心。 5结语 园林设计中各个元素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园林设计中更好地组合排列,从而设计出全方位新颖现代的园林作品。在继承传统设计理念的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才能促进我国园林设计的不断发展。 作者:杨小娟 单位:西安市阎良区北屯街道办事处 设计理论论文:室内设计理论基础课教学考试改革探索 一、室内设计专业技术理论课程的设置目的 目前,国内的诸多高校都设置有室内设计专业,是艺术类的主要专业之一,而室内设计行业近年来,发展的也可谓是如火如荼,业态前景良好。然而对于诸多初入室内设计行业的毕业生而言,往往很难将学校中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设计实践结合。面对这种现状,作为室内设计专业的教师,我们是否要反思,我们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学术型还是应用型?我们室内设计专业设置的理论课程的目的是否已实现?传统的理论课程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及笔试考试形式是否还依然适用?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索高校中室内设计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手法和考试改革成为势在必行之事。民办院校中的艺术类室内设计专业的设置,本身就与公办院校有所区别。民办院校往往注重的是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室内设计的理论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设计实践,为设计工作奠定基础。然而室内设计技术理论课程教学面临的现状,却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无法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设计实践,那么培养技术型人才的目的则已偏离。本文将从如何更好的实现室内设计专业技术理论课程为设计服务而设置的目的的角度出发,以建筑装饰材料和工程经济分析与概预算两门理论课程为例进行教学及考试改革的探讨。 二、技术理论课程的教学体会 (一)建筑装饰材料课程 任何一个室内设计工程的实现都离不开装饰材料,装饰材料以其自身的纹理、色彩、质感和形态等直接影响着室内空间的装饰风格及艺术效果。因此,建筑装饰材料是任何一个室内设计的从业者都必须熟练掌握的基础知识。然而很多高校设置的建筑装饰材料课程往往是学生最为头疼的。课程理论性太强、过多的材料生产工艺及物理性能、材料种类的繁多、无法亲身体会材料质感、孤立于设计实践课程之外等情况的存在,使学生觉得难学、难懂,从而产生学习抵触。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无法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设计中的原因。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意识到该类问题存在的诟病,树立了“学会应用”才是装饰材料课程设置的真正目的的原则,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革新。 1.针对理论性强及传统对于材料生产工艺与物理属性的讲解问题。 艺术类学生对于此类理论过强的知识,往往提不起学习兴趣。笔者认为,为室内设计服务,并不需要了解太多材料的原料、生产工艺、物理及化学性能,因此笔者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将这些理论知识做了简化处理,仅讲解必要的材料性能,更多的是关注材料所营造和表现的空间效果,即材料在空间中的具体应用。 2.针对材料种类繁多的问题。 学生往往觉的材料多而杂,很难形成系统知识。因此笔者摒弃了以往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而是将材料归纳、整理和重新分类。如按照装饰材料的适用部位进行分类,适用地面的装饰材料有瓷砖、木地板、石材、塑胶地板、地毯等;适用墙面装饰材料有涂料、壁纸等;适用于顶面装饰材料;适用于门窗工程材料;以此类推。这种讲授顺序能够帮助学生较好的形成知识树,更好的理解和吸收。 3.针对无法亲身体会材料质感的问题。 除了给学生展示大量的材料图片、空间设计的实景照片之外,还到工地搜寻了主要材料的样块,将样块带进课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材料,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同时在课程授课过程中安排材料市场的实训环节,将学生带到建材家居市场进行场地授课,将课堂讲解的知识与实物联系起来,不仅使学生对材料有了全面的认识,同时增加了学生对于材料在空间中具体应用的把握。 4.针对建筑装饰材料与设计实践存在孤立的问题。 笔者尝试给学生提供一个空间,让学生辅助3dmax制图软件,进行材料应用的练习。在考虑可实施及协调美观的前提下,进行材料赋予,并分析材料的主要特性及制作该空间中造型的具体施工工艺做法,使学生对于装饰材料的应用形成更为具象的认识。同时,结合各种空间设计类课程,如商业展示空间设计等进行系统的应用学习。通过这些方面的教学革新,大大提升了教学质量,使学生有更大的参与性和积极性,课程教学反响良好。 (二)工程经济分析与概预算课程 工程经济分析与概预算课程对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要求均较高,是室内设计及环境艺术设计的必修课程。很多学生在提到工程预算课程时,往往会觉得学习难度很大,而且因为在高校学习期间,工程预算与具体的室内设计实践项目的联系性较小,因此这门课程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关注。很多学生往往是课堂上听的就一知半解,课后又没有进行理解掌握,最终在毕业踏入工作之后,对室内设计工程预算完全无从下手。为了改善这一现状,笔者在进行这门课程的授课时主要有这么几点教学改革。 1.使学生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在课程开始之初,笔者便举了“采买布料—量体—裁衣”的例子,使学生明白建筑装饰材料、施工工艺与工程预算的内在联系和工程预算的重要性。同时,举一些因工程预算出现纰漏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案例,使学生对该课程树立重要性的意识。 2.想办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果学生没有兴趣,是很难学好一门课程的。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热情,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效。在课程授课时,笔者尝试与学生就业后的预算工作性质相结合,除了定额预算之外,将目前市场上主要的清单计价预算形式作为重点讲述内容,以目前装饰装修市场先行预算形式为依托,针对实际案例进行工程预算书的编制的讲述。同时加大实训课程,让学生针对具体的设计案例,进行工程预算书的编制,增加学生的动手学习能力和参与性,使学生对学习工程预算不再畏惧和抵触。 3.增加工程预算课程与其他关联课程的融合学习部分。 笔者在讲解分部分项工程量的计算法则时,将装饰材料和工程施工技术课程的相关知识引进课程的学习中,这样学生对于分部分项工程的理解更为具体,提升了学生对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 三、技术理论课程的考试改革探索 理论课程的考试模式,大多是传统的笔试形式。尤其像装饰材料和工程预算这类课程,往往是一张卷子定分数,学生只能是死记硬背。有的学生分数高,只能代表其有较强的记忆力,并不代表真正学会了应用。甚至在之后的设计实践时,根本不懂与材料和预算的关联,也就没办法实现真正的理解应用。因此笔者在两门课程的考试形式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调整。摒弃了过去的笔试模式,更多的是对于材料、预算的实际应用方面的考量。下面笔者将阐述一下对于这两门课程考试形式改革的具体举措。 1.建筑装饰材料课程。 装饰材料课程的考试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求学生收集建筑装饰材料在室内空间应用的案例,分析空间中所用材料的品类、特点、美学质感、适宜的空间部位及营造的装饰风格,并要求至少针对10类建筑装饰材料进行分析。分析汇报时根据分析结果制作PPT汇报文件,在课堂上进行为时5分钟的分析报告。这样的形式能够使学生在收集空间案例资料、分析材料并汇报的过程中,更深层次的学习和记忆,帮助学生真正理解材料在室内空间中的应用法则。其次,针对既定空间进行设计或是在并联的设计类课程中所做的设计方案,对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自己的设计方案,既能使学生更好的将理论技术联系实际设计实践,增加各课程的关联性和综合性,同时也能使学生体系化的感知装饰材料与设计的关联,更好的使装饰材料服务于设计。 2.工程经济分析与概预算课程。 工程经济分析与概预算是室内设计的组成部分,而过去的考试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这种考核形式,极不利于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运用。因此在工程预算考试形式上笔者做了以下调整:第一,要求学生在列项准确、工程量计算方法及数据金额准确、工程预算书格式无误的前提下,结合室内设计课程所做的室内空间设计方案,运用目前装饰装修市场的计价形式及分项工程的综合单价,制作出装饰施工半包形式的工程量清单预算书。第二,结合学生自己所做的室内设计方案中所需的主材,做出主材工程量统计,并搜寻材料单价,制定主材统计估算表。通过这种形式可以使学生真正的完成一整套室内设计方案,并形成完整的设计文本。同时,因为考试运用的预算形式是与市场现状完全接轨的,因此,学生在就业时,有了学校阶段的学习积累,就能更为快速的融入和适应自己的设计工作,成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 四、结语 如何让室内设计的理论性课程的教学和考试,更好的适应学生就业后面临的工作形态,是我们作为高校教师必须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树立在任何一门理论课的学习和应用上,均不能孤立对待的观点,积极的创新多种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使学生对专业知识形成更为体系化的认知。 作者:耿暖暖 单位:西安欧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设计理论论文: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教学革新研讨 一、高职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构成 艺术设计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实用性强的综合性学科,根据学科的知识结构,高职高专艺术设计的课程设置主要划分为四大模块,即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毕业设计。这四大模块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四大环节,由此可以把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分为公共基础理论知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和综合理论知识。设计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设计思维、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因此,理论课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实际教学中,理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都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可以按照“了解相关知识”“掌握相关知识”和“运用相关知识”的进阶开设相关课程。如,高职一年级的设计概论是学生对艺术设计专业认知入门的普修课程之一,该课程理论知识主要以了解为主。在高职二年级阶段,一般根据专业技术方向开设与各专业相匹配的理论课程,如工业设计专业开设工业设计史、环艺设计专业开设建筑装饰史、服装设计专业开设服装史、动漫设计专业开设动漫概论等,这些课程与专业技术紧密相连,必须强调学生对技术的掌握。当然,学生还要学习一些专业技术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广告法、商标法等)、学术研讨、设计管理、文案策划写作等。在高职三年级专业实习(实训)和毕业设计阶段,学生主要是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面对的问题。 二、高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1.理论课程设置必须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 首先,应当遵循“实践为主理论够用”原则。高职教育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课程设置都是遵循“实践为主,理论够用”原则,强调培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本专业的概况,掌握各专业人员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如建筑史课程中的“现代主义”,教师在教学中不必让学生过多了解现代主义的思想内涵、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关系等,而是结合图像或案例使学生掌握现代主义形式上的总特征。其次,应当遵循专业普修课程与专业必修课程结合原则。设计概论课程是学生对艺术设计专业认知入门的课程之一,学生可以从大专业平台宏观地了解设计学学科的性质和特征,掌握该学科专业基本所需的相关知识。在高职二年级阶段,根据专业技术方向开设与各专业相匹配的必修理论课程,这些课程与专业技术紧密相连,不仅有利于促进学生对专业技术学习的实践和探索,而且是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质的重要课程。再次,理论课程设置必须优化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必须紧跟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强调专业基础,突出专业特色。教师要深入研究教材与相关参考资料,既遵循学生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又要避免理论科目的重复、交叉。教师要根据职业技术人员的知识、技能要求变化而灵活取舍理论知识,做到科学、合理搭配,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2.理论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理论课程教学应树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新理念。首先,必须打破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灵活运用讨论法、演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可进行“任务驱动”教学。理论教学因其理论性往往变成纯粹的史实传授,使得学生难以产生兴趣。教师可以灵活调整相关教学内容,做好教学设计,采用专题学习报告或小组作业形式让学生在指导下学习,以PPT课件形式在课堂上进行演讲、交流和讨论等,加强教学互动。再次,为了突出能力本位,理论教学应重视作品鉴赏。从能力本位角度来看,培养高职学生的审美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如果学生不能区分一件作品的优劣,又如何进行设计创造?设计作品不仅是设计史的存在形态,更是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与艺术创造能力的有效材料。因此,加强作品赏析是理论联系实际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重要手段。 3.理论课程成绩考核模式改革 根据新型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及培养人才素质的要求,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论课程考核应遵循“重视过程、强调实践”的原则,建立开放性的考核模式。教师应以多样形式、多种手段考核学生的成绩,不再以期末考试的一次性评价为唯一标准,而应从学生的学习态度、课题提问、讨论、平时作业、学术研究成果以及竞赛活动等方面进行评价,凡能展现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活动,都可以纳入考核内容。为建立开放性的考核模式,教师应在考核内容、形式、时间上进行合理规划。以动画概论课程为例,学生在课堂上的答问、发言可以作为成绩评定的根据;平时个人作业可以针对动画影片写影评,而在小组作业中,教师可以设置某一专题让学生分组制作PPT,完成后进行课堂讨论,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表现也是平时成绩的评定依据。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又锻炼了学生的应用能力,使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有机结合。开放性的考核模式打破了以期末闭卷考试为唯一依据的考核模式,注重理论教学过程的考核,优化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总之,艺术设计的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教学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教育必须抓好理论课程教学,才能培养符合市场需要的合格人才。 作者:秦安建单位: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如何把现代设计理论融合到园林设计中 多元化园艺设计如果是一幢别致大楼的话,现代设计就是钢筋骨架,牢牢支撑着大楼屹立不倒。另一方面,现代设计多元化有很强的自由度,一个物质在设计者眼中就有形态万千的变换,这一点也为园林设计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疆域,现代设计与园林设计就像是两个集合,园艺设计就是被包含的小集合,如果现代设计种类单一,园艺设计亦不会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前提一点也不为过。现代设计理论不能封闭,要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这样方可带动园林设计收益,这使得园林设计与现代设计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终止。 现代设计理论在园林设计中的研究 研究平面构成理论对园林设计的作用平面构成是园林造型的根本,从构成基础的角度看,平面构成甚至还可以延伸到园林景观设计的平面布置和界面设计中。“美”是由点线面创造出来的,三者有无穷的变换,常说的美学法则,包括比例尺度,对比平衡等都是长期总结出的形态美的特征和规律。在园艺设计中有亭子、石刻、休憩椅等看作是点,它们具有一定的位置;长亭、走廊、河岸线则是线的部分,园林设计中线是个矢向量,有长度和方向;再者面就如广场、墙面、地表。然而点线面三者内部亦可互相转化,例如湖面相对于整个园林是个点,但湖面本身可以称为面。这些源自于人们的想象,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美化艺术化,才诞生繁多的设计形式,点线面的设计需要遵循现代设计理论规律,不然凌乱无续搅成一团乱麻,毫无美感可言。 研究色彩理论对园林设计的作用色彩细微到生活中的各个元素,它具有节奏感、距离感、轻重感、质感等,在色彩缤纷的世界里,不同肤色的人即便审美有差异,但对于色彩的理念却是相同的,在色彩的感知有共同点,这就铸成了色彩理论的基础。比如说色彩有冷色调和暖色调之分,它们在无形之中调控着人们的情绪。暖色轻快活泼可是比较容易使人烦躁,红色能把园林渲染的喜庆热闹,黄色能体现出旧时皇室的高贵典雅;冷色趋于平静又多少略微显得沉郁,在气候炎热的地区被用于园林示人以清凉。因此在色彩的选择和搭配方面需要技巧,熟练掌握色彩理论并不是把思维囚禁在条条框框之中,需要不断地实践创新推陈出新。 现代设计理论在园林设计中的前景的探讨 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城市的人口大量聚集,生态危机加剧,园林设计循着时代前行的脚步改革创新,现代园林的热议词汇是生态型,节约型和低维护管理等等,尤其是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如今,园林设计就更加离不开现代设计理论的指导,日后现代设计理论的主要目标会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靠拢。生态园林要可持续发展前提是尊重自然,可是近来园艺设计中刮起了一阵浮夸风,各种斥巨资打造的园艺,过度崇洋风让中国园艺设计失去了本真的个性。90年代各种喷泉石雕席卷全国,仿造的洋房不伦不类,追求所谓的异域风情让人咋舌,园林设计开始把本土特色淡化。 总而言之,园林设计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给人身心的调和,需要现代设计理论科学指导,我们应该肩负起时代予以的重任,不断实践创新摸索前行,深入探讨理论研究,创建一个生态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的园林设计科学理念。 作者:成效王娜娜单位:杭州尼塔建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理论论文:建筑抗震设计理论与方法 1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发展过程 抗震设计思想大体经历了静力理论分析阶段、反应谱理论阶段以及动力理论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点,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静力理论阶段中应用的是基于承载力的抗震设计方法,它假定在地震作用下的结构是刚性的,建筑物上任一点的加速度都等于地震加速度。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结构的动力特性,设计方法比较粗略。 到了1943年,美国的Biot教授提出了弹性反应谱的概念,反应谱是指按地震波作用在单质点体系上时,求得的位移、速度或加速度等反应的最大值与单质点体系自振周期间的关系。反应谱理论考虑了自振周期、振型和阻尼等动力特性以及共振效应,考虑到了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变形。至今它仍然是各国规范设计地震作用取值的基础。动力法把地震作为一个时间过程,将建筑物简化为多自由度体系,选择能反映地震和场地环境以及结构特点要求的地震加速度时程作为地震动输人,计算出每一时刻建筑物的地震反应。鉴于其优点,我国抗震规范[lj规定在计算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弹塑性变形时可采用此方法。 新的抗震理论是基于对现有地震资料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1989年美国发生的I碑omaPrieta地震和台湾的集集地震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灾难。这促使理论界和工程界对现行理论进行了反思。上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闭率先提出了基于位移的抗震设计理论,这种理论最早应用于桥梁设计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后,美国加州工程师协会等机构以报告的形式提出了PBSI)的设计思想和相关的建议。我国学者对基于功能的设计理论也进行了深人研究。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学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5,们,为PBSD的推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PBSD的特点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采用两水准或是三水准设防的设计思想,不同的是各国在对结构弹塑性的考虑上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对弹性反应谱的折减有所不同。 3甚于结构性能的抗越设计理论的主要内容 基于结构性能的抗震设计理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确定地震设防水准、结构性能水准、结构抗震性能目标、结构抗震分析和设计方法等方面。 3.1地震设防水准 地震设防水准是指工程设计中如何根据客观的设防环境和已定的设防目标,并考虑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确定采用多大的设防参数。我国现行规范采用“三水准”的地震设防水准。它的问题在于虽然考虑了基于性能理论中的多级设防水准,但是由于第一和第二水准的重现期和超越概率相差很大,那么在处于二者中间的重现期和超越概率的房屋设计就变得不经济或者是不安全。美国加州结构工程师协会的放眼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建议采用新的地震设防水准[2〕。 3.2结构性能水准 结构性能水准是指结构在特定的某一级地震设防水准下预期损伤的最大程度。2004年,我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在积累总结以往世界各国的大震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相关外国文献,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编写了《建筑工程抗震设计性态通则(试用)广〕。《通则》对结构性能水准提出了新的建议,这表明我国在考虑结构性能水准上从原来的定性考虑逐渐向定量考虑过渡,其发展的方向将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是,该《通则》所建议采用的结构性能水准仍然没有对结构或者构件的具体力学指标以及具体设备的运行情况给出明确的说明,只给出了一般性的建议。按照美国联邦紧急救援署提供的资料建议,基于性能的抗震研究可以采用四个性能水准:水准1基本完好:无永久侧移;结构基本保持原有强度和刚度;结构构件以及非结构构件基本不损坏。所有重要设备仍正常工作。水准2,轻微破坏:无永久侧移;结构基本保持原有强度和刚度;结构构件与非结构构件有轻微破坏。电梯能够重新启动,防火措施得力。水准3,生命安全:所有楼层都有残留强度和刚度;承受重力荷载的构件仍起作用;不发生墙体平面外失效或女儿墙倒塌;有永久侧移。隔墙破坏,建筑修复费用可能很高。水准4,不倒塌:几乎没有残留刚度和强度;但承受荷载的柱子和墙体仍起作用;有大的永久侧移。每个性能水准都对应了具体的控制指标,如:结构的侧移、刚度、强度,结构和非结构构件的损伤情况,设备的运行情况[4J。 3.3结构抗震性能目标 结构性能目标是针对某一级地震设防水准而期望建筑物能够达到的性能水准或等级。性能目标的建立需要综合考虑人员居住情况、场地效应、结构功能与重要性、投资与效益、震后损失与恢复重建、潜在的历史或文化价值、社会效益,社会公众的反应以及业主的承受能力。它是抗震设防水准与结构性能水准的综合反应。加州工程师协会的VisionZo00报告建议将结构性能目标划分为3个等级(基本目标、重要目标、最高目标)[2〕。 3.4基于性能的结构抗震设计方法 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自提出以来,在国内外都受到广泛重视和研究。但是怎样把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思想合理并且简单有效地应用到实际设计中,目前尚无统一方法和标准。目前,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主要有承载力设计方法、基于位移的抗展设计方法、能量设计法。 当前,基于承载力的设计方法被世界各国规范所采用。以我国为例,它的设计思想是:第一阶段:对于一般结构在中、小地震作用下采用弹性计算方法,可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采用底部剪力法或者是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地展力,并与其他荷载通过分项系数法进行组合,计算截面的承载力和构件的配筋,对于较高的建筑物还要控制其侧向变形。第二阶段: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结构采用弹塑性计算方法。可根据结构的具体情况采用简化的计算方法、静力弹塑性分析法或者是弹塑性时程分析方法,验算其基本烈度相对应的罕遇烈度地展作用下结构的弹塑性层间变形是否满足规范要求,防止机构由于薄弱部位产生的弹塑性变形,导致结构构件破坏甚至引起房屋倒塌。 基于位移的设计方法是基于性能设计理论推荐的配套设计方法。它以位移为设计起点,以层间位移或者其他变形作为抗震设计的控制因素,进行结构的截面设计和配筋,这与传统的基于承载力的设计方法在设计顺序和控制因素的选取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也说明了该方法的出发点更接近于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实际运行状态。能量法最初是由Housner于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它的基本假设是:结构的总体破坏是由于地展输人的总能量造成的,结构及内部设施的破坏程度是由地展输人的能量和结构消耗的能量共同决定的。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直接估计结构的破损状态,但是由于在参数的选取、能量的计算方法等方面没有一个确定的、合理的标准,所以这种方法还有待深人的研究。 4结束语 PBSD的出现是世界抗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真正达到了多级设防目标并考虑了具体量化的设防水准,其设计方法更加贴近于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真实表现,可以满足社会、业主等不同需求,为理论界和工程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和设计理念。当前,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对PBSD的研究都没有完全脱离现有规范而单纯做PBSD的研究,这是因为: (1)现有理论本身考虑了基于性能的设计。 (2)现有理论建立在大量的地震观测记录的基础上,贴近于工程实际。 (3)PBSD在计算模型的选取、地震力的输人、计算方法等方面有待完善,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同时这也使研究人员不得不把理论研究的一些模型和参数的选取建立在现有理论上。 因此可以说,当前的理论研究正处于新老理论的融合、过渡时期。不过可以预见,PBSD作为当今抗震设计理论研究的前沿,代表了世界未来抗震设计的主要方向,必会对人类的安居乐业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设计理论论文:机制设计理论管理 【内容提要】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经济学理论。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设计理论论文: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内容提要】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经济学理论。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设计理论论文: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内容提要】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经济学理论。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 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 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设计理论论文:机制设计理论和经济 【内容提要】机制设计理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机制设计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理论或信息经济学理论。本文论述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应用,并对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关键词】激励机制设计信息经济学 一.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要点 1.信息与激励。信息经济学是近年来最重要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研究领域,它研究决策者拥有不同信息的状况。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很多领域存在,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例如:银行不可能了解借贷者未来收入的全部信息,拍卖人并不知道潜在客户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个人和企业纳税能力时必须制定税收政策等,这类现象称为外生信息不对称。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经营者资产营运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属是否在认真扎实地履行职责等,这类现象称为内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非对称分布的信息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尤其当信息优势经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来,因此,信息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处理非对称信息下不同激励和控制问题的契约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合同或契约,以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诱导他人“讲真话”;在内生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以诱使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正确的行为,形成“不偷懒”。这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保险市场、信用市场、拍卖、公司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税收系统、社会保障、竞争条件、政治制度等等问题。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与激励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满足个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维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关注不同类型的拍卖者的特性以及他们如何被最优设计以创造经济效率。他的努力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一领域已经扩展到实用范畴,如:财政部发售公债等。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克里设计了一个模型表明能通过设计所得税获取效率与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彻底地解决最优所得税问题的办法。米尔利斯很快认识到他的方法能被应用到很多其它的类似问题。这已经成为现代关于复杂信息和激励问题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米尔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观测到其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尤为有价值,即所谓的道德风险。要回避由于非对称信息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关键是要设计一些最优的契约或机制。 2.所得税。很久以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税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决定了税收结构。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维克里分析中强调累进税率安排将会影响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他重新定义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以下两个方面:激励问题——每个个人在选择工作努力程度时会考虑税收安排,非对称信息——实际上个人的生产力对政府来说是未知的,他定义了解决的总原则,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确因素。直到25年后,这个问题才被米尔利斯重新考虑,他通过建立一个范例(样本),来分析具有广效性的以非对称信息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纠纷,解决了这一问题。米尔利斯定义了一个严格的条件(单一交叉点),大大简化了问题,使问题有可能解决。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则——一个普遍原则的萌芽思想。根据这一原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问题能从相对有限的分配机制集合中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分配机制能导致个人在不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暴露出真实的私人信息。通过这一机制,制定最佳条约以及对激励问题的其它解决办法变得容易多了。 3.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利益时,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如保险业存在显著的问题是被保物品的损坏不仅仅依赖于天气、偷盗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赖于投保人对被保物品的管理,这一点使保险公司付出了昂贵代价。健康和残疾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出现类似问题。保险项目会加大风险承担并影响到个人管理被保物品的办法。在分析这些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时面临的主要困难与维克里强调,米尔利斯解决的所得税问题很类似。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简化问题定义,米尔利斯为日益有力的分析铺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为间接暗示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可能性的选择。因此,最佳补偿协议的条件提供了人选择可能性信息及保险保护必须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提供商合适的激励因素。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委托人必须考虑激励人的成本与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对处罚的敏感度越高,人对结果选择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约中规定,人承担不受欢迎结果的部分成本或者获取令人满意结果中的部分利润。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险物品一样保管被保险物品,执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样管理公司。 4.拍卖。拍卖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提示信息,一是减少成本。非对称性也是拍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拍卖时,潜在的购买者对出售的财产或权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维克里在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不同类型拍卖的特点。维克里根据治理交易的制度规则,把拍卖分成四种类型:英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即次高价拍卖)。他着重研究了现在被称为维克里拍卖的次高价拍卖。在这种拍卖中,物品根据封闭价被拍卖。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购买拍卖品。这是一种能引出个人真实意愿的机制实例。如果出价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价格,一个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样行为的风险,则不得不亏本购买拍卖品。相反,如果一个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价格,他冒着也许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价格购得拍卖品。因此,在此类型拍卖中,真实报价对个人最为有利。这种拍卖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维克里的分析不仅仅对拍卖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设计能提供社会激励的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威廉·维克里共同荣获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们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下面分别介绍他们的主要理论贡献。二.经济中的非对称信息以及相关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和雇员的信息是非对称的。雇主无法了解雇员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据雇员的社会平均能力制订工资标准,导致雇员的“逆向选择”,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员离职,公司多为低素质雇员,给公司造成一定损失,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会造成“低素质员工驱逐高素质员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必须选择某些易于辨别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为显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个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质人才通过选择接受教育把自己与低素质人才区分开,但教育成本与能力具有非相关性,低素质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质人才选择相同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导致“逆向选择”。信息甄别成为解决“逆向选择”的关键。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在模型上虽有重大进展,但它的实证性有待继续测定。非对称信息在产品市场中的表现与劳动力市场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是卖方更清楚成本、质量、价格等内在属性,但不清楚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需求、市场的定位等;而买主正好与之相反。存在的隐患也主要是“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信息传递。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彭斯认为,如果较高质量的卖主能够寻找到某种途径向买主传递自身产品质量的信息,而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质量产品的卖主低,使劣质产品卖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动机。总之,无论信息质量的优劣,只要高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小于低质量产品卖主的信息边际成本,就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目前产品的广告宣传、商品的退赔、维修等保证,都是信息传递的简单运用。 80年代西方学者把信息非对称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极大地丰富了金融中介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就鼓励了信贷资金向低信用企业流动,抑制信贷资金向高信用企业的流动,即信用质量越差的企业,越可能取得信贷资金。这种不合理的资金分配机制对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极不利的影响。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来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损失,具体表现形式为:违背借款协议,改变资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机性交易或高风险项目;隐瞒投资收益,逃避偿付义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为什么金融市场中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与普通商品、劳动力市场有重大差别呢?因为金融市场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钱物两清后,交易双方基本上没有后续权利和义务;而金融市场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资金后并不能马上从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价物质,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来某个日期偿还本息的承诺。由于信息的非对称,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条件下作出承诺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样,致使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西方著名学者罗斯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他直切问题的核心,即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响誉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张只根据企业负债比来测定企业的市场价值,他的分析方法虽没有全新的结论,但他的方法是崭新的,给人一种全新的境界。为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笔者主张在罗斯分析的基础上,应完善以下机制:加强对证券持有人的约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员向外输出错误信息的内在机制;严惩证券持有人贿赂管理人员,输出错误信息,使自己谋利的非法行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风险”的立法工作。上述机制的完善和规范,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信息非对称理论在证券市场运用中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则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办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本条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要改善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必须花费一定的信息成本进行调查、分析和监督,然而证券市场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机构大户操纵市场,银行违规资金入市,证券机构违规透支,新闻媒介推波助澜,误导误信股民跟风等,都是信息传递机制不畅,功能存在障碍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证券市场的信息传递模型中,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条件,否则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业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分离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业放弃模仿信誉好的企业的动机,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的证券市场,其核心是保证信息传递畅通、充分、准确,从而逐步趋于完全对称。具体措施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传递机制,改善市场结构,减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质量,发挥信息显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实际上无权选择,一旦信息质量存在问题,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将无法挽回。因此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传递机制,降低信息成本,规范会计职业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提高其风险度;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其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对称信息的产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在新的政策下,国企拍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使国有企业的拍卖更为有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拍卖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一是被拍卖企业的经营现状;二是评估该企业的资产。拍卖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弄清投标者对被拍卖企业的真实评价。这就需要投标者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该企业的资产状况,同时,拍卖者也要尽力弄清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在欧洲,许多拍卖者得到的价格都低于投标者对企业的真实评价,因为,常常有这样的集团,由于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该企业,掌握了有关该企业的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压低了该企业的价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进行二级密封价格拍卖法,即通过投标者之间的竞争,由出价最高者以次高价格购买,从而激励投标者说真话。不过,拍卖者有时也会与投标者合谋,从而使拍卖失效,尤其是在拍卖公益企业时。故而,应采取一种更为公开的拍卖方式,让更多的投标者竞争。比如,英国就把一些公共事业企业卖给法国(如水利系统)和美国(如电信系统)。中国不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为公开,拍卖更为公正,这样,才能使拍卖成功。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体人民,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隶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因此在企业兼并时会常伴随有“一定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问题很有意义,其核心是产权问题。两个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的企业兼并时,兼并合同会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难给出清楚明确的解释的,因为两个政府部门有不同的利益目标。这与委托—理论略不同。委托—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委托人、一个人的情形,委托人应该为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比如高工资,与工作绩效挂钩的奖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来说,为了控制风险,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有两个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胁,人即经理会更努力地经营企业,使企业的资产不断增殖。通常情况下,经理并不希望“兼并”发生,除非其经营状况相当糟。事实上,通过对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对兼并实例的考察,我们认为,“兼并”的作用与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属两个政府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兼并”则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委托人,其中一个委托人会控制兼并合同的签订,从而弱化另一个委托人的权力。三.国有企业的激励问题分析 国有资产是通过层层的关系才到达企业的,而中国国企的委托关系具有无限循环的特性。在委托—链条上的当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民,工人阶级是全民的优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人,而政府又作为委托人委托经理来管理国有企业;经理是国企的人同时他又作为委托人,委托车间主任管理生产经营;车间主任是人同时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进行生产。工人这时成为最低层次的人与最高层次委托人扣成一个环。因此,解决这种委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规避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趋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会设计一套对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委托人的长远利益。变“损人利己”为“双赢”是这套机制的核心所在。当对人付出的努力不能进行完全的检验,从而人有可能试图只付出少于他能够付出的努力时;当一个只根据行动而不兼顾结果支付报偿的契约建立时,潜在的道德风险立即产生。对委托人来说,人行动是不可预测的,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资产增值率、利润率、市场占有率、同行业企业家正常利润等)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我们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个行动,可以是任何维度的决策变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工作时间或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开发研究等。θ是外生变量称“自然状态”,a、θ决定一个可观测的结果π(a、θ),如产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π),根据观测的产出π对人进行奖惩。设人努力的负效用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数为U=S(π)-C(a)。前面已经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对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否则,人不会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样努力工作。委托人的问题就是选择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数。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第一个约束是参与约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场机会决定),可以表示为S(π)-C(a)≥U。第二个约束是激励相容约束,在任何激励合同S(π)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过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动,a′∈A是人可以选择的任何行动,那么只有当人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从选择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会选择a,激励相容约束的数学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这就是解决道德风险的基本简化模型。当然要得出最优解需经过一系列的数学变换,还要考虑a、θ的分布密度,这里从略。 下面讨论逆向选择模型。根据显示原理,我们只需要考虑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实显示他所属类型的契约,并根据声称自己具有的属性来决定按契约支付报偿。a为人的内在属性(不是道德风险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选择的行动),a′是人声称的属性,W为委托人为人设计的契约,U为人的效用,则防范逆向选择的模型为:U〔W(a),a〕≥〔W(a′)a〕aa′∈A上述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模型从表面看,在企业利润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较少的份额,其实在这种机制的运作下的委托关系会创造循环的创新支力,会使企业利润的蛋糕越做越大,国家、政府会得到长期的不断增长的利润“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对企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与企业的业绩挂钩与职工分配基金脱钩,体现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尤其是智力要素价值要得到实现,得到蛋糕的份额与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时,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市场环境。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刚性的、使他别无选择。市场的评价约束着人,公司的经营状况基本取决于经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产,经理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市场上就一贬到零,甚至可能从此断送经理生涯。这种来自人力资本市场的约束是最硬的行为约束。而资本市场对人的约束是来自股东(委托人)的间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业激励相容约束机制的运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业经理的任用要通过法律程序,另外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督查要法制化。还要建立企业内部职工举报奖励制度,这样才能使国企委托——关系处于良性的循环之中,使这个环紧紧地围住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结语 客观上讲,非对称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经济机制,选择满足委托人、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约束激励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数,促使资源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研究理论和现实还有差距,但就约束、激励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仅表现为模型。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激励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而约束的理论和实践则相对滞后,使激励机制发生扭曲,甚至有人认为监控就是惩罚。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实现激励约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颇。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今天,我们正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许多问题有待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如保险业、拍卖业、旧货市场、棘轮效应、国企改革、税收、财政、制度变迁以至产权等等。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知识经济的发展,最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世界银行天台农村及小城镇污水治理项目研究 【摘 要】本课题根据世界银行项目组的系列文件,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咨询和项目过程的了解,结合天台已实施的非世行污水治理项目的情况,认为课题研究较有现实意义。因项目还未进行工程建设,事实效果和数据有待以后调研,本课题报告仅属阶段性报告,构建了课题的框架和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方向,提出了对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世界银行;贷款;污水治理; 问题; 思考 一、本项目概况和世行贷款项目研究概述 世界银行集团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组成。成立于1945年,有183个成员国,是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把帮助贷款国减轻贫困作为终极目标。到2011年6月30日,在中国执行了337个项目,累计贷款491亿美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和新能源等各方面。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高度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问题,提出优先保证人民群众的需求,要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倡导通过建设基础设施,解决农村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充分和可持续性供水问题,提供废物管理(垃圾处置)服务,解决农村的环境污染问题。世行的国别战略根据中国政府的目标、编制的相应的贷款规划、投向,安排贷款资金用于相应项目。经浙江省积极争取,2012年7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下达了《利用世界银行2013-2015财年备选项目规划》,浙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建设项目被列入备选项目清单,拟安排世行贷款2亿美元,在安吉、富阳、天台、龙泉4 县(市)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其中天台县项目预计总投资8685万美元,世行贷款4388美元,贷款占50.5%,在165个自然村实施。天台成立了项目办公室,开展相关工作,经过两年的准备和多轮谈判,现在已签订合同,4月30日进行了第一批项目的招标工作,按规定要公示3个月(现未满),项目还未进入工程建设阶段。 2013年,省政府提出“五水共治”,并迅速开始实施,其中农村污水处理属比较复杂、难解决也必须解决的主要工作。天台县政府从2014年5月开始启动,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全县594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2014年要完成的150个村,目前据报表显示完工。 世行贷款在项目战略、规划、可行性研究、评估,实施,监测评价等方面有比较完整的体系,被中国政府作为项目管理的创新和规范引进到中国,成为项目管理的重要办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开始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对世行贷款的研究,学者根据项目目标,实施的过程,结果研究,认为成果比较好的据多,但偏离目标,或产生对实施国不利影响的也存在。中国学者着重于项目实施的绩效研究,用比较分析(前后对比)、根据定量、定性分析,成本收益方式,细分了成本(基本费用、辅助费用、无形费用)收益(基本收益、派生收益、无形收益),引入影子价格校验偏离值,并对确定性和风险、外部效果等对项目的技术、经济、社会、环境进行评估。运用美国运筹学家A.Charmes和W.W.Cooper的DEA方法模型(处理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数学规划模型)评价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也有学者用联立方程法对世行项目队中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对世行项目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在项目选择决策、信息、经验积累、监督等方面都存在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学者侧重于研究某一领域如采购管理等。 二、本课题研究意义和基本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有了比较强的解决环境治理的经济实力,青山绿水成了的政府对民众展示政府作为的新的目标,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显要标志。本届省政府提出“五水共治”,并推行了群众性运动的办法(“吃公家饭”的都要捐款)迅速开展。农村污水处理被认为是重点和难点,因而被高度重视,各县都制定了时间表,成了各级政府和官员的重要考核内容。其投资体量大,如天台县原定世行贷款项目仅165个村,总投资要5亿多元,村均要300多万元。现在提出3年全覆盖到594个村,村均预算200万元,总投资约12亿元,如此庞大的投资,对决策和实施过程、成果的研究颇有意义。 2012年,世行对贷款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问题以备忘录的形式提出了很多现实问题,认为项目准备各环节不够准确。2014年6月,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提出“浙江省项目办和县(市)项目办的世行项目管理经验不足。他们的人员配备、项目管理能力和监督业务的专业技术都比较有限。项目实施单位的世行项目管理能力也很有限”。这个结论是项目已开展了2年多的在正式报告中提出的,结合中国各级政府“五水共治”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决策实施的情况,确令人深思,值得研究。在反复阅读世行相关报告、备忘录过程中,感到世行项目管理尽管体系完整、分析比较全面,风险管理也提出了应对办法,但由于基础数据可能存在问题,实施操作分散,项目目标也存在较大的偏离可能性。其投资估算的回报率也有待实际检验,事实回报率和还款计划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全面、深入、跟踪的客观研究意义重大,对政府项目决策实施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本课题将根据世行浙江省供水、污水处理项目提出、立项、实施的过程、环节、成果的预判的可行性、合理性与天台本地事实进行对照分析,对实施过程的进行跟踪观察,对实际成果客观分析,对真实的投资回报、效益、效率展开客观评估,并提出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中国各级政府项目的决策思路、科学性、真实可行性、事实成果应该说存在着很多问题。决策“拍脑袋”、成果“晒太阳”的情况确实存在,政府投资的真实效率也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真实客观的项目研究,提供真实可行的理论、方法,不断改进。世行项目本身的管理体系、监测评价方法、指标也要在项目研究中校验,不断完善。 本课题属管理决策、政策研究范畴,采有对比分析方法,项目实施前后对比,世行项目与天台已开始实施的农村污水治理进行对比。把握现象、表象,各级政府、世界银行的数据、结论,与实际情况的印证,决策与实际是否存在背离、偏离,从中找出问题、原因,提出对策方案。以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为依据,从理论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比较研究方法,如天台与有对比意义的地区进行分析,从中也可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 三、项目实施存在的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1.项目决策 农村生活污水要治理是无可争议的正确,但用什么方法治理,治理的效果,投入的成本和产出效益需要精细的研究。世界银行项目研究对投入产出进行了比较,从财务做了技术经济分析,但依据的基础数据由当地提供,项目组对数据的准确性一直持有疑问。但因世行对项目团队和项目经理的管理偏重于绩效考核,随着浙江省五水共治的快速推进,项目目标村有被先实施的而可能不能按预计完成的情况,促使项目团队和项目经理快速、灵活处理,对决策的真实、可靠性会产生影响。而天台农村污水治理在“五水共治”这样的疑似中国运动式方法推动、完成政治任务的态势下开展,就更缺失严谨的决策过程。在排放标准制定,农村污水对水环境的真实影响(如认为农村生活污水对水污染的整体程度要达到50%以上,有专家就觉得缺乏科学依据),选择的技术方法、投资成本、维护,全寿命期运行成本,资金的筹措、项目规划、工程实施、监督,要达到的效果等方面在项目决策程序上都缺少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样的建设项目难免会产生很多问题。要世行项目少受所谓不好的“中国式”得感染,尽量保持世界银行项目管理的理念、方法,进而对当地的政府项目产生积极的影响,应该成为世行项目的一个重要目标。 2.技术选择 农村污水治理的技术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目前技术进步的要求,本着简便、实用、维护简单、投入成本最少来选择。对当前比较成熟的污水处理技术如:预处理加生态滤池技术、厌氧加复合人工湿地技术,高负荷地下渗滤复合技术,多介质土壤渗滤污水净化槽污水处理技术预处理加生态塘污水处理技术,省环科院的层叠生态滤池技术等,要根据以上原则因地制宜选择。 天台县政府根据2015年治理的要求提出了实施细则,提出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课题组将根据今年实施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世行项目实施有借鉴作用的提出建议。 3.项目资金 世界银行对项目资金特别是配套资金能否实际到位落实和贷款回收的风险评估比较慎重,对天台的财政收入进行了审慎分析。认为配套资金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过过高,经反复争取,先同意了原来的安排,但要根据第一批项目实施情况,如不能按计划完成资金配套和项目进度,还是要把项目调整到其它县市。这种审慎态度和管理办法对政府建设项目较有实际借鉴意义。而浙江省的做法可能会给项目的资金链造成很大问题。按计划省里先按户均4000-6000元测算工程投入,按年计划拨付32%,其余38%在省拨统筹转移支付中解决,因要赶进度完成治理任务,把三年的32%一次性拨付给天台县。对天台这样每年靠省财政转移支付约10亿元才能维持政府日常运转的县分,又将户均造价定为8000元(可能是为争取更多的省政府拨款),将势必挤占其他资金,会面临极大的资金难题或产生大量的地方新债务。 世行的资金管理比较严格,项目资金按规定不得截留,直接按合约拨付给施工队伍,避免了中间环节和产生债务,但因配套资金要省县市解决,以后的资金管理会产生怎样的问题有待观察。 4.工程建设管理 按世行的项目管理,对工程招标有严格的准入要求,任何变更都要得到批准。招标也有严格程序,按最低价中标,按严格的条款在验收合格后采给予拨款。在当前的建设项目市场,政府项目如按最低价中标,往往投标单位明知亏损也敢报价,靠各种方法偷工减料,工程中途变更、索赔来弥补和争取利润的习惯做法盛行。能否保证质量、工期不出争议,只有在实施过程中才会发现,如确能打破惯例,对中国的工程管理意义重大。 四、对政府投资项目思考 政府投资按现代经济学理论,属于正外部性大由无法通过有效补贴由私人投资来完成的项目,或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投资,属于不能排除或排除使用成本大于不排除的领域。如公路、河流用水,大气、水环境整治等。但对于排污处理,已属于可以有效办法促使排污者的外部性内部化,西方国家包括中国部分地方实行新的办法,从收取“边沁税”发展到排污权交易的办法来解决相关问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本属村民要自己承担的责任,可以设计一套补贴和收取排污费相结合的系统办法来实现。特别是天台农村有30万以上的村民平常在外地,大部分的房屋基本闲置,如此化费几亿的投资其效益值得商榷。世界银行也提到要选择的目标村要符合农村发展规划,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可能消失的村落,但没注意到农村这样一种候鸟式生活的状况。也是在本课题的后续阶段要重点考察的。 因本人经常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也曾参与建设项目的争取工作,对农村和其他政府投资项目有些感性认识,总体上说问题很多。对村社、乡镇、县级政府或想争取政府资金支持的个人、企业,也不能单凭能找到资金就盲目去争取,随着各级政府和出资方对项目管理的严格,对需要确实完成(以前往往是报表、报告完成)的项目,要慎重,至少要做到真有效用(不单纯是经济效益),而且要能弥补全部成本,包括自身投入成本、机会成本,要做到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县、乡镇、村、企业、个人争取资金的项目全周期现金流为正,应成为项目评估的主要指标。 作者简介: 何凯(1967―),男,籍贯:浙江省台州市,学历:大学,职称: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农村污水治理中的共同受益者责任探讨 摘要 阐述了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相关理论为共同受益者即全社会成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主体提供的前提和依据,提出必须按照科学设定和合理配置的基本要求,明确共同受益者的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 关键词 农村污水治理;共同受益者;治理责任;理论依据;资金投入 农村污水是指农村居住区范围内产生的以居民生活污水为主的综合排放污水。农村生活污水成分复杂,来源面广,治理难度大。因此,必须按照科学设定和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农村污水治理的实际出发,明确共同受益者的治理责任。 1 共同受益者治理责任的理论依据 1.1 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正义是指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个体在利用环境资源、分配环境成果时应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承受环境风险、治理环境污染、确定环境责任时,应平等地面对和分担。 城乡环境正义是指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利用环境资源、分配环境成果时应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承受环境风险、治理环境污染、确定环境责任时,应平等地面对和分担[1]。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均享有基本的环境权益,同时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城乡环境正义关注的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利益平衡问题,县域城乡环境正义的目标正是要处理好县域范围内城乡居民间的环境利益平衡。县域环境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定性、综合性特征要求在处理县域城乡环境利益平衡问题时以环境正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所享有环境权益和所承担环境义务的一致性,以及城乡居民在承担环境风险和责任上的平等性与合理性。县域农村污水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县域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县域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合理分配城乡居民间的治理责任,平衡城乡居民间的环境利益,保持城乡居民所享有环境权利与所履行环境义务的统一。 1.2 发展补偿理论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对当代中国农村与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正是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与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的根源,直接影响着城乡环境正义的最终实现[2]。 “以工补农”思想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破除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提供了思路与政策支持。为改善长期以来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解决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下的农村环境问题,避免农村环境问题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与生命健康损害,得益于传统体制的城市居民和群体,在取得城市发展和城市适宜环境后,有责任、有义务分担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部分重任,对农村和农民提供受益补偿。同时,这种责任的承担也有助于权利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的实现和城乡环境正义的实现。另外,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性环境利益并非为凝固的或一成不变的。从长远看,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的存在同样会对城市居民产生不利影响。 农村污水治理中,共同受益者,即全社会的治理责任包括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 2 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责任 国务院于2002年1月30日以国务院〔2002〕第369号令,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于2003年7月1日正式实施。原国家环保总局又先后颁布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减及缓缴排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7个文件,与《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配套实施。 2.1 明确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主体――城市居民 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3]。受益于传统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和农村污水治理的城市居民,其治理资金投入责任应当通过《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予以明确规定,并可通过以下2种途径进行。 途径1: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明确将城市居民纳入征收排污费对象的范围,而不是针对城市居民另行制定收费办法。在此基础上,将针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为城市污水处理费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用于包括农村污水治理在内的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工作。 途径2: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明确将城市居民纳入征收排污费对象的范围,但不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进行区分,而采取政府统筹使用的方式合理安排,统一用于农村污水治理当中。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要在城市居民最高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支付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或采取阶梯水价的方式,稳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的来源,保障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4]。 2.2 进一步强化征收手段 要对城市居民排污费缴纳、征收、管理及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并加大处罚力度。对不缴或者欠缴排污费者,可处应缴纳排污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另外,要确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的征收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或者少征收排污费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直接责令排污者补缴排污费。 2.3 严格监督管理,加强部门监督 要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中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向本级人民政府、上级财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用于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审计监督。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违法批准减缴、免缴、缓缴排污费,截留、挤占、挪用用于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的,不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3 共同受益者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3.1 共同受益者间接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主要是指将针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部分用于农村污水治理,并在城市居民最高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支付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或采取阶梯水价的方式,稳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的来源,保障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城市居民所缴纳的污水处理费及相关费用是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的重要来源。城市居民履行法定职责,按时、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及相关费用,也就确保了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的顺利筹集,支持了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3.2 共同受益者直接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农村污水治理,一是提供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机构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二是为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其他便利。 4 结语 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环境正义理论和发展补偿理论为共同受益者成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主体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因此,必须按照责任设定的基本要求,明确共同受益者的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从而确保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快速、高效、有序推进。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浅析农村污水治理技术 【摘要】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一直致力于城市环境治理和工业环境治理,环境基础薄弱的农村成了滞后点。然而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提升,村民的生产生活标准也有所提升,用水水质成了村民关注的重点。文章通过对农村污水性质及特点的描述,提出了农村污水处理的现状,同时简单分析了几种国内外都可使用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 【关键词】农村污水;性质;特点;现状;处理技术 一.农村污水的性质及特点 1.污水性质 农村污水是指农村地区居民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污水。具体范围包括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两个方面。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居民生活过程中厕所、洗浴、洗衣服和厨房排放的污水等。农村生产污水是指居民在进行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产生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甚至包括降雨形成的村庄径流水及农田径流水。 2.污水特点 由于农村村镇人口较少,分布广泛且分散,使农村生活污水与城市生活污水从水质、水量及成分上都明显不同。 2.1、污水水质 (1)农村生活污水浓度低,变化大,成分复杂、不同时段的水质不同; (2)悬浮物浓度较高,有机物浓度较低,水质呈弱碱性; (3)大部分农村生活污水中基本不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生活污水中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含有一定的氮、磷,水质波动大,可生化性强; (4)厕所排放的污水水质较差,但可进入化粪池用作肥料 2.2、污水水量 (1)一般农村的生活污水水量都比较小。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人均用水量相对较小,因此相应产生的生活污水水量也比较小; (2)变化系数大。农村居民生活非常规律,导致早晚的生活污水的排放量远多于白天,且在夜间排水量骤减,甚至断流。水量变换呈不连续状态,具有变化幅度大的特点; (3)每天都存在高峰排放量的时段:上午、中午、下午; (4)农村地区集中给水用水量为20~35L/(人*d),龙头安装到户的用水量为30~40 L/(人*d),有淋浴设备设施的为40~70 L/(人*d)。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应根据村庄居民用水现状、生活习惯、经济条件、发展潜力、卫生设施水平、排水系统完善程度等因素确定。 2.3、污水排放体制 农村生活污水一般呈粗放型排放。很多农村尚无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污水沿道路边沟或路面排放到就近的水体。少部分地区具有完善的污水排放系统。农村生活污水中有机物含量高,N、P含量增多。人们随意地排放和雨水的冲刷,使大量的有机质和N、P等物质流入湖等水体,如果不加以处理利用,常常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二.农村污水处理现状 我国对农村污水的研究起步较晚,且规模较小,在农村污水处理的技术和管理上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国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增强。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指出优先在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以及水污染治理重点流域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到2010年基本完成1万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示范建设。同时,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治、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这大力推动了农村污水处理的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北方及沿海地区的缺水城市大力发展再生水利用,实现污水再生利用与污水处理能力的同步增长。 三.农村污水的处理技术 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种类繁多,但从工艺原理上分析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处理系统。利用土壤过滤、植物呼吸和微生物分解的原理,又可以称为生态处理系统,常用的有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等。第二类是生物处理系统,又可分为好氧生物处理和厌氧生物处理。其中好氧生物处理是利用动力给污水充氧,培养微生物菌种,再利用微生物菌种分解、消耗吸收污水中的有机物,氮和磷;厌氧生物处理技术是利用厌氧微生物的代谢,在无需提供氧气的情况下把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无机物和少量的细胞物质。 3.1、人工湿地处理系统 有条件的村庄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农田灌溉渠道和附近的荒地,废水塘,洼地和沼泽地等,建立一个人工湿地处理系统。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使污水处理达到工程化、实用化的新技术。将污水有控制的投送到土壤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并经过生长有芦苇、香蒲等沼泽生植物的土地上,利用植物的根系吸收和微生物的作用,并经过多层过滤,来达到降解污染、净化水体的的目的。它是一种充分利用底下人工介质中栖息的植物、微生物、植物根系,以及介质所具有的物理、化学特性,将污水净化的天然与人工处理相结合的复合工艺。湿地处理系统工艺设备简单,运转维护管理方便、能耗低、工程基建低、运行费用低、对进水负荷的适应性强,能耐受冲击负荷,净化出水水质良好、稳定。缺点是占地面积大,易受气候的影响,表面径流的味觉影响较大,因此适应于人口居住非常分散的偏远农村。 3.2、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 分散的几户或十几户人家适合采用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给予工程化、实用化而创造的一种新型小规模污水净化工艺技术,是将污水有控制的投送到经过一定改造,距地面约50cm深和具有良好扩散性的土壤中。投送污水缓慢通过布水管周围的碎石和砂层,在土壤毛管作用下向附近土层扩散。表层土壤中有大量微生物,作物根区处于好氧状态,污水中的污染物质被过滤、吸附、降解。这种技术由于负荷低,停留时间长,水质净化效果非常好且稳定。地下土壤渗滤净化系统建设容易、维护管理简单、基建设投资少、运行费用低,而且整个处理过程处于地下,不影响景观,不产生臭气。 3.3、好氧生物处理系统 好氧生物处理系统是新农村污水处理中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技术。好氧生物处理法就是通过鼓风机向污水中输氧,培养生物菌种和微生物,通过菌种和微生物把污水中的大量有机物分解为无污染的二氧化碳、水等物质,少部分合成细胞物质,促进微生物的生长,并以剩余底泥的形式排出,使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净化。例如SBR法,集曝气、沉淀、排水于一体,不断的转换,省去了传统的污泥回流设备,大大降低了建设费用;A?O工艺具有脱氮、除磷的功能;还有比如生物转盘处理工艺、膜生物反应器处理工艺等。生物法占地面积小,抗气候等外界影响能力强,建设地点选择范围大,处理稳定,处理效果高。但是基建投资、运行成本较高。 3.4、厌氧生物处理系统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展生活污水厌氧生物法的开发和研制工作,许多形式各异的无动力或微动力的低能耗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得到应用。如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采用无动力厌氧生物膜技术,工艺流程简单,不耗能,全部埋于地下,无需专人管理。与好氧生物处理相比,无动力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技术设备的基建投资高于好氧处理,无日运行费用支出。但是厌氧处理技术上还存在一些瑕疵,主要为生物处理效率低。 四.结束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如何有效的利用现有水资源,将污水资源化,不仅可有效地解决农村污水乱排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与利用刻不容缓,这是对国家环境保护的负责,也是为农村居民生活健康和生活环境健康的负责。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浅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当前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及治理现状,其次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提供帮助。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水;现状;治理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农村的生活污水治理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有效改善农村水源地的污染,是我国今后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本人针对农村污水治理的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 农村生活污水来源及治理现状 1.1 农村生活污水来源。农村生活污水的来源主要有四种:厕所污水、生活洗涤污水、厨房污水和其他污水(畜禽养殖、水厂养殖和家庭农产品加工等)。据统计,农村居民人均日排污量为100L,并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上升。 1.2 现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主要是针对能集中收集污水的社区、集中居住区,采取县、区、乡镇污水处理厂集中治理及村集中治理和分散治理的模式,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常采用的治理模式有以下几种:(1)污水处理厂集中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主要是对靠近市区和中心城镇的农村,农村生活污水可以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或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实现农村生活污水的集中治理。(2)人工湿地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人工湿地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是采用人工湿地系统中生物的降解和稀释作用,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是农村生活处理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技术。(3)地埋式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利用降解反应器,在反应器中投放适当的降菌剂,使其对污染物进行降解和转化,实现污水处理并再利用,也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一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1.3 农村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村镇建设集中居住区,但由于村镇集中居住区的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的建设相对落后,大部分农村的社区缺少污水处理设施和排水管网,造成大量的农村生活污水不能进行处理,而仅在化粪池简单沉淀或根本不处理就直接排入附近的河流或湖库。生活污水中的生活洗涤污水和厨房污水主要含有清洁剂、洗涤剂、肥皂及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其中含有一些成分在自然界中降解速度较慢,污水中含有的磷元素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这种农村集中居住区内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外排,这对于地表水的水质和周围环境生态都有较大的影响。 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由于受经济方面的限制和环保意识的淡薄,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都采用明渠或暗管收集污水,污水收集设施缺乏,不能实现雨污分离的收集模式,因此收集的污水成本较复杂。水量的增多和污染物浓度被稀释,影响污水的收集和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低的主要因素是粗放式的排放方式和管网系统的的缺乏,因此造成生活污水形成地面径流和地下渗透,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污染农村居民的地下饮用水安全。 2.2 技术选择不符合实际。我国面积较大,农村地区也较多,这就形成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因此,农村污水的治理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地区过分的追求低投资、低运行费,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即便是运行费用较低的生态处理技术,也需要一定的运行费用。因此在技术的选择上,应该综合考虑技术的选择是否适应当地实际情况,如当地生活污水的水质特征、处理设施的占地等,不能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都按照同一技术进行处理。 2.3 处理设施无法长效运行。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通常一个村的污水处理投资就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目前我国的城乡经济差距还较大,有的农村的经济条件还较差。并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费用只是占整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只重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而对于后期的运行管理却缺乏重视,造成很多污水处理设施由于缺乏一定的资金来源,无法承担运行维护费用,导致处理设施的闲置。同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缺乏专业的监管人员,由于长期无人维护,污水处理效果降低,造成二次污染,且水质缺乏专业的检测,使处理效果好坏无从得知。 3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对策 3.1 完善农村地区的污水收集体系。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低是影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想要改善农村水环境现状,首先需要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率。随我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视,会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目前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也已经建设了完善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形成了完整的收集和处理体系。 3.2 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明确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并设立专项资金,对于经济条件较弱的乡镇和农村,统一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并鼓励企业或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来,倡导企业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 3.3 健全管理机构,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工作。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健全管理机构,明确各级政府及主管们的职责,并完善监督和考核制度,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行,发挥其污水处理作用。 3.4 科学选择污水处理技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较多,且工艺成熟,但对于实际的工程项目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特点来选择适合的污水处理技术,这样才能使农村的水污染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应根据不同水质特点选择处理工艺,对氮、磷等元素超标的水质,应选择脱氮除磷效果较好的污水处理工艺。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选择时,不仅需要考虑运行效果、投资、工艺技术应用性,还需要考虑工程建设能否顺利进行,这样才能保障污水处理设施达到理想的处理效果和规定的使用年限。 结语 通过以上对策的实施,能有保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的稳定运行,实现生活污水的集中收集和达标排放,有效的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水污染现状;且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利用,解决部分缺水农村的用水,缓解用水难的问题。 浅谈农村污水治理技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 要:随着农村地区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生活污水粗放性排放,不仅导致河道水体恶化和湖泊富营养化,污水下渗还造成地下水的严重污染,直接威胁农村居民的饮用水安全。本文首先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现状,并提出治理问题的有效对策,以期为优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果提供有效借鉴。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对策 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重点强化农村环保工作的有效开展,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日益严峻,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污染问题进行专门分析和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和解决对策,才能在缓解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推动整体环保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和发展。 1 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现状 所谓农村生活污水,指的是农村居民在生活中排放的清洁洗浴污水、厨房污水和厕所污水等。农村生活污水有着随机性强和较为分散、分布面广等特点,污水水质较复杂且变化较大,但生化性较强,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 从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现状来看,六十多万个行政村和二百五十多万个自然村占据全国总面积约90%,其污水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全国90%以上农村并未建有排污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直接肆意排放,最终径流到江河湖泊当中或渗透到地下水中。这不仅导致湖泊水体的富营养化,氮和磷占比过大,也使得农村周边生态污染严重,居民健康受到较大威胁。 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分析 2.1 污水排放和收集系统不完善 我国虽尽力推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治理现状来看,形势仍十分严峻。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和收集系统不完善,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并未建设污水排放系统,生活污水经由明暗沟直接排入到江河湖泊当中,或者在雨水径流渗透到地下。同时,雨污无法有效分流,污水未能得到有效收集,粗放型排放问题严重。在这一形式下,要进行污水的统一治理难度巨大。 2.2 污水处理技术实用性不强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分布地域条件不同,相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在推广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时无法采取相同标准和统一技术。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探索和起步阶段,污水治理技术也在不断的研究和开发当中,也就缺乏适合大范围的推广技术,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设计的具体技术也就十分匮乏。这样一来,在相关政策的强力推广下,一些农村地区不得不进行技术的生搬硬套,而不是结合当地水质特点进行有效选择。污水处理技术实用性不强,不仅治理效果不佳,浪费大量资金,还引起农村居民的较大不满。 2.3 缺乏长效污水处理管理机制 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过程相对漫长,且对资金投入要求较高,也就导致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未能建立起长效的污水处理管理机制。缺乏充足的运行费用,且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对污水处理工作进行有效监管和维护,造成污水治理工作无法长效进行。部分农村地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于零管理状态,不仅设备故障无人维修,发生水池堵塞问题时也得不到及时处理,造成污水处理中断,无法发挥长效作用。更严重的是,一些污水处理设施问题不断积累,引发二次污染问题。 3 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对策 3.1 建立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 污水收集系统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基础,因此,必须充分结合农村污水排放特点做好污水收集系统的建设工作。依据农村地域特点和自然条件,综合具体的社会条件和风俗习惯等考虑,对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方法进行有效设计。依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除市政统一收集和镇村集中收集外,还可采取住户分散收集的模式。选择最佳的收集模式,并建立起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铺设好污水收集管理网络,为生活污水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3.2 选择最佳污水处理技术 选择最佳的污水处理技术,才能有效契合农村特定的污水排放特点,达到最佳的污水治理效果。目前,我国投入应用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有高负荷的下渗滤污水处理技术和多级跌水新型人工湿地处理技术等,两种技术的侧重点不同,处理效果和建设成本也存在一定区别。应当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从成本、能耗和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选取最适合的处理技术。 3.3 建立长效污水处理管理机制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建立起长效的运行和管理机制,才能实现长足目标并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和补助力度,并通过奖励机制激发农村居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建立起专业的设施管理队伍,既要保证管理人员专业的管理知识,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污水治理管理和维护工作落实到位。此外,可采用第三方运营模式,委托工业企业或技术公司承担污水治理工作,在协议规范之下确保污水治理的长效性。 4 结语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必须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应建立起完善的污水收集系统,选择最佳污水处理技术,并建立长效污水处理管理机制,确保污水治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和长效进行。同时,依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对污水处理技术进行有效更新,并不断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机制,以不断提高整体治理水平。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栏目专题现状管窥 【摘 要】《新闻联播》传播天下大事,关注民生。近年来,省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以河南电视台《河南新闻联播》为例,针对电视台时政新闻栏目专题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闻联播;主流媒体;报道;会议报道;专题 自电视机普及以来,《新闻联播》以庄重的风格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后经过约四代的传承和发展,《新闻联播》突破以往的报道风格,进行大型主题策划,并从百姓视角看社会,关注百姓、贴近百姓、走进百姓生活。以河南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例,将从主流媒体价值、系列报道、会议报道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彰显主流媒体价值 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成为大众最为接受的一种接收信息的方式,但是,思想、层次、文化等问题都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接受程度。此时,主流媒体的价值得以彰显,在主流媒体的信息更具有信服力,引导大众舆论方向,掌握话语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近几年,《河南新闻联播》以这个重要节日为契机,春节期间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栏目组在“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大型主题报道的基础上,先后推出“文明河南暖暖新年”“感恩拜年送祝福”“节日里的坚守”“新春台湾行”“春满中原欢乐多”“新春喜事多”“文明河南务实创建”等系列报道,通过记者深入基层的实地采访,生动展示了基层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了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该省民众欢度传统佳节的喜人景象,体现了主流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价值导向和“三贴近”原则。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时期,《河南新闻联播》重点关注全省各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关键词的形式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通过时政会议新闻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使受众直接了解新政策、明确新任务、学习新精神。传播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凸显了时政新闻节目宣传报道的价值。 例如,2014年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举行开幕式,在对开幕式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加入了新闻特写《发挥特色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次日继续推出新闻特写《智能终端智慧生活》,不同报道形式相结合,不拘一格,出新出彩,避免了会议报道的程式化、公式化。如何创新会议报道,彰显主流媒体价值,是时政新闻栏目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系列报道点亮荧屏 系列报道多是重大或重要的事件,但一般不是事件性新闻,所以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 “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派出精兵强将,走出国门,站位高,擅统筹,有效实现了该题材重大新闻价值的报道与挖掘。在《河南新闻联播》中每天播出一集,还专门“量身定做”系列报道宣传片花,并在报道第一天配发《开栏的话》,形成了集成式、大规模、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格局。 如《郑欧班列:集货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和亚欧》,通过对相关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采访,选择小的切入点,以小见大,以具体的小事例,展示大背景,反映大主题;再如随后播出的《郑欧班列:一单货物通关最快10秒钟办结》,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报道经济新闻,具体的故事与宏观的经济形势有机衔接,点面结合,增加了新闻的趣味性和可视性。《高端访谈:专访德国汉宏国际物流公司总裁克劳泽赫尔曼》则将报道的形式向人物访谈方面延伸。 总之,“郑欧班列万里行”系列报道点亮了荧屏,堪称一组精心策划、精良制作的成功报道,显示出《河南新闻联播》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捕捉整合信息的超强能力。 三、增强会议报道感染力 为避免新闻形式内容^于单一,使新闻报道更加喜闻乐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提升时政会议新闻的效用,《河南新闻联播》改进会议报道模式,设置《两会记者观察》和《两会热议》两个板块,采取精彩实况、记者出镜报道、新闻特写、现场采访等形式,和编辑制作相配合,正确把握了舆论导向,突出了媒体自身的个性,增强了会议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如2014年1月播出的《政协第十一次河南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等,采用会议同期声,丰富会议报道语言、突出会议报道主题;《两会记者观察:节俭节约成两会“新常态”》,记者走出会场,向观众呈现委员们的“吃、住、行”,改变报道切入点,创新报道的表现手法;《两会记者观察:“深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引热议》,大大提升了报道覆盖面,实现了传播效应的最大化,为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时政新闻论文:开拓高瞻远瞩的时政新闻 对全国性政情话题做出独立采写报道,在《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样一家地方媒体,渐渐成为一种常态,“南都”高端时政新闻(就是对全国全球重要时事动态或政要人物进行的重头报道)的开拓计划正得到有效执行。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关于高端时政新闻的报道,除中央级媒体的正统报道外,地方媒体基本放弃甚少主动出击进行高端时政新闻的采编。因此“南都”此举也就有了一定的探索意义。 “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实践 对于高端时政报道,应该说从2007年十七大开幕前夕,“南都”才进入自觉实施期。半年来,出现了两次报道高潮。 第一次报道高潮,从2007年9月中旬开始,”南都“推出了一系列十七大报道 这次十七大系列报道,是在报社主要领导的直接统筹指挥下推出的。在会议的每日进程报道之外,“南都”在十七大预热和召开期间设置“五年新政”、“国是开讲”、“会客室”等专栏,邀请了一批时政专家和一把手官员,以系列政论性通讯的形式,对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变迁,进行深度分析。 在十七大闭幕之际,为了准确、深刻解读十七大精神,地处广东的“南都”在北京举办一个大型高端论坛“历史新起点―――北京论坛”,邀请了23位权威专家在京召开座谈会,对十七大的新思维予以解读。 在此期间,“南都”还推出两个特刊。2007年10月22日中午“南都”第一时间推出16版号外《前进!进!》,对中央政治局新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全面介绍,其快准、精编、详实的风格赢得当天市民欢迎,这也是当天广东省内唯一独立销售的号外。10月29日,“南都”再次以16版的规模推出十七大报告解读特刊“国是论衡”,将论坛发言和十七大新名词予以梳理。 通过十七大报道,“南都”与一大批引领中国政经学界的权威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是初步建立起实施高端时政报道的智库。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大系列报道荣获2007年度广东新闻奖一等奖,都市类报纸向来以社会新闻见长,这一奖项表明,“南都”在时政新闻方面的开拓已获得广泛认可。 第二次报道高潮是在2008年年初的全国两会 这次两会报道,承续了十七大报道的模式,除了原有的品牌栏目“国是开讲”、“会客厅” 等,最大的亮点是:“南都”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一到广东就疾呼”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南都”适时在两会期间举办这次论坛。在论坛上,高尚全与任剑涛两位先生以“全国”与“广东”两个空间参照系,进行了“南北对话”;以周瑞金(皇甫平)为代表的长三角学者与以任剑涛、金心异为代表的珠三角学者,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模式展开了“长珠对话”。与十七大期间的“历史新起点”论坛不同的是,这次论坛立足全国,但聚焦在广东,以全国专家“会诊”广东的政治经济的现状与前景,为其把脉。参加论坛的还有蔡定剑、杜钢建、应松年、朱学勤、石小敏等活跃于政法与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南都”智库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这次两会是五年一次的大换届,人大、政府、两院多有易人,一些明星官员也就分外引人注目。在这期间,“南都”推出了若干人物特别报道。比如,《“小女子”如何步入政坛的》,“南都”采访了时任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的刘义才,首度披露当年49岁的吴仪如何被考察,于1988年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副市长而正式从政的往事。此外,还报道了刚刚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国家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等人。 日常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时时见诸报端,成为“南都”的一个常态的新闻品种 包括外派采访,以及伴随动态新闻而进行的政策解析、人事分析,早在去年4月,随着总理的“融冰之旅”,“南都”就已经派记者去日本呆了20天。记者采访了包括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藤嘉恭在内的10位日本政界名流,采写了《“融冰”之后,要努力把冰水捂暖》等一系列高端访谈,这是介入高端时政的一次成功尝试。 由于初步建立了高端专家资源库,“南都”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高层人事变动,往往能找到合适的专家予以咨询与解读。今年3月底,中央宣布,姜异康任山东省委书记。对于这一变化,记者根据有关专家的观察分析,成稿《把中央智库经验拿到地方去实践》,把一些省部级官员的从政经历归纳为“任职地方―――调任中央党校(或国家行政学院)―――掌舵一省”模式,从中看出中国官员培养方式的一些精微变化。在对省部级以上官员的职务变化、履职表现等,高端智囊的观察无疑是较敏锐的。 在采写与编排方面,“南都”的高端时政报道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人物报道上,“南都”和传统的中央媒体报道有较大不同,充分发挥了都市类报纸一贯擅长的生动与灵活。报道不过多地在意识形态上着眼,而从日常生活、人情人性、现实问题方面下笔,尽量贴近读者。仍以吴仪步入政坛的报道为例,记者通过采访其老友、当年的中央干部考察组成员,来介绍这位富有个性的官员。在谈论“政事”之外,还花了相当的篇幅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吴仪,她的婚姻观、业余生活、性格特征等。以平视的眼光“打量”一位高级领导人,这在一个地方省级媒体独立采写的稿件中,是不常见的。 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报道与解读上,“南都”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与操作模式。其一,寻求话题的公共性。比如,在组织“国是开讲”栏目的新闻选题方面,就选择了“股市前瞻”、“政府税收的开支”、“大部制实施之难”等可引发公众话题的焦点议题,予以深度剖析。其二,寻求高端时政的通俗表达。“高端时政”往往涉及基础性理论和官方习语,相当多的媒体,为了怕表达出错,就刻板地按照官方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使报道缺乏传播效果。“南都”在新闻采编方面力争话题深入,表达浅显,采取和专家学者对话的方式,尽量用口语表述,以事例贯穿,同时讲究版面元素的丰富多样。比如,十七大与全国两会报道,专门开设了“国是开讲”,就是采用了记者与权威专家圆桌对话的方式,展开一个个通俗的热点话题。 高端时政报道的意义与面临的问题 “南都”关于“大时政”新闻品种的开拓,兼具有两种意义:一是增加了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新闻品种。“南都”近些年来以时事评论与深度报道,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享有盛誉。目前,在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广州,一城有6家综合性日报,竞争激烈,报纸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如何开拓出新的新闻增长点,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推出高端时政新闻,报道中国高层政治动向,关注国内国际政经热点,“南都”在地方媒体中无疑是棋先一招。 二是可争取高端主流人群。多年以前,都市报类新闻多以鲜活的社会新闻扬名报坛,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主流媒体。而今,高端时政新闻的推出,对于主流人群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政界人士是这一板块的报道对象,他们掌握信息、拥有权力、控制资源、决策政治。与此相应,政界人士也是这类报道的核心读者群,商界人士、中产阶级对这类报道也有天然兴趣。 虽然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政府透明程度不断增加;虽然更多的专业人士愿意就时事热点发言,媒体对高端时政的报道有了一定的开拓,但由于中国国情所限,目前地方媒体在高端时政的采编领域仍有颇多难处。 1.采访还是偏于外围,对新闻的核心不易接近。同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周末》的编辑,在总结他们的时政报道时曾经感叹:“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压迫’记者了,真的不愿意。有一篇稿件,为了一个信息源,居然打了将近70个电话,其中的60多个人,几乎是在知道我们是记者时就选择直接挂掉电话。”虽然被拒的频率不会大到如此夸张的程度,但类似遭遇对于“南都”记者也属于常态。难以获得最核心的事实,在高端时政新闻领域颇为常见。不少政府部门的当事人宁愿少一事,不愿多一事,即便记者找上门也是三缄其口。从近半年来“南都”所接触的高端时政采访对象来说,多为退休官员和学院派人物,他们要占80%以上。 就是同政府联系密切的研究机构也不易接触(如国务院研究中心、财政部财政金融研究所等直接隶属于政府机构的智囊)。直接采访到的在任部级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在公开会议之外,很少愿意接近媒体。 2.观察与分析还欠深入。这和远离新闻核心相关。比如,今年3月两会结束,国务院等组成人员换届,“南都”立即采写了近4000字的《法学家首掌最高检察院》,对一府两院的领导成员特征进行解读。该篇新闻分析被不少门户网站挂在较显眼的位置,报纸的转载率也颇高,有一定影响力。但实事求是地说,其中对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年龄与专业的分析,只具统计总结意味,而官员升迁与调动的更具体更本质的原因,我们还难以知悉。原因在于,组织部门的知情者没有发言,核心智囊没能现身说话。由非政府一线决策人士来披露,这样得出的新闻分析与政策阐释,往往就“隔”了一层。 3.对政经形势尚少独立担当的判断。2007年9月24日“南都”刊发《如牛市生残夜股指逐浪高》,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文中预言:中国10年牛市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见报当天,就被各大门户网站挂在显要位置,对股市造成了一定影响。随后“南都”又发表声明,表示昨日发表的专访不符合被采访者原意―――等于否认了昨日报道。原因在于,这名负责人的谈话可能会大大影响股事行情,出现政府不愿看到的局面。 4.地方媒体全国和国际性的新闻资源相对匮乏。目前,“南都”驻京记者只有寥寥几位,部委记者对中央机关与各大部委的重要信息了解还很少,可以说是挂一漏万。至于出境对东西方各国热点时政新闻采访,还远远做不到统筹规划,形成制度。 不难看出,地方媒体的高端时政报道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显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随着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不久的将来,地方媒体也许可以增加驻京记者,更加自由地接近中央决策核心层,使报道更加具有权威性。甚至可以派记者出去,现场报道美国大选,观察英国议会政治,调查印度国情,远赴南美考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比照和借鉴。 从长远看,一个媒体要令人看重,关键是它的报道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这样的媒体,无论政界还是商界都会关注你。高端时政报道到了一定的火候,比的就是资讯迅捷、判断准确,比如《时代》、《经济学人》,全球政界商界的精英都要看。这就是高端时政新闻报道的理想境界,也是《南方都市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要闻部主任助理) 时政新闻论文:把握时念 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中,其中的10年是做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因而有幸在、两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年来电视时政新闻的改革,我可以说是亲历者和实践者,而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新闻片,也正是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中的一个作品,而且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 一、对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认识 一般来说,时政新闻是对党和国家的最新政治活动以及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重大事件的报道。简单地说,就是对党和政府机关、领导层的一些会议、活动、讲话,包括作出的决定,出台的文件、政策等的新闻报道。 可能一些人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政新闻不好做,它题材重大,参与者层次高,场面隆重、盛大、严肃,报道条条框框多,各种规矩多,有通稿的限制,往往给人以“重要而不好看”、“严肃而不活泼”、“板着面孔说教”等印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时政新闻承载了大量的政策、信息,代表了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主张和方针、政策,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到整个国际社会,无不受到影响,它往往集时效性、重要性和广泛性于一身。正是因为时政新闻的这种特质,我们要真实、准确、及时地报道时政新闻,这是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基本要求。 但是,对于这个领域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应该在遵循“真实、准确、及时”报道的基础上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什么呢?我认为,要追求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形态,是事物的内部变化与表现形式。传播形态,就是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所谓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就是指新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受众在接收事实信息的同时,还能接收到与当今时代特质相吻合的内涵信息。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传播形态应该是与时代共进的。在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所以,我认为,时政新闻的内涵信息应该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温暖、关切,这种人文关怀的内涵信息将使新闻的事实信息直达观众的心灵深处,激活他们心中的情感波澜,达到有效提高新闻受众到达率的结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涵信息并不是我们随心所欲增加的,而是在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有时代特征的新闻内涵的挖掘得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领会信息内涵的深刻意义,在实际操作中把所做的时政新闻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报道。 二、时政新闻传播形态创新分析 新时代对电视时政新闻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成为了创新时政新闻传播形态的动力源。在深刻理解这样的认识,并取得有关部门认可之后,我们从2003年底开始了电视时政新闻的创新尝试。经过几年的积累,到现在已经逐渐摸索出一种形态较新的时政新闻报道体裁,我把它称为“特写式消息”。总的来说,这种体裁从新闻内容上看,是核心事实到过程事实的延伸;从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上看,是从“政治家”到“自然人”的延伸,让观众感受到“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本身也有一颗平常的心,也有百姓的情怀,也有普通人的行为动作。这种从电视新闻体现出来的政治家的人性特征,无疑对他们执政理念的人性特征做了一个真实的注解。具体来说,“特写式消息”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它的播出时长通常在4~8分钟左右,有一定的容量;其二,它的画面特点有两多:特写镜头多,运动长镜头多;其三,它的声音特点也有两多:同期声多,背景声多。其四,它的内涵信息是正面的,向受众传递了爱心、关切、体贴、喜悦等积极的情绪。可以说,这样的新闻,饱含着浓浓的爱意。因此,它的传播效果是生动而富于感染,饱满而内含张力。这里通过《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来做具体的分析。 1.时空架构 先看时长,片子时长为4分钟,配音解说为600字,以电视播音员每分钟300字的语速,2分钟就可以念完,多出来的2分钟是什么呢?就是生动和具有感染力的现场画面和声音,在片子的结构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同时也给受众培养一种氛围,一个沟通的气场,给人们的思想留出咀嚼的空间,引发受众对新闻由表及里的多层次感受,在实际传播效果上大大区别于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 2.拍摄手法 (1)特写镜头应用 这个片子当中共有44个镜头,其中特写镜头有11个,为总镜头量的四分之一。电视新闻的最大特点,是利用直观传神的可视画面,拉近新闻事件与受众的距离,从而使观众对陌生的报道对象有具体的感知印象。不同于报纸可以通过比较详细的文字材料解释现象,电视新闻是通过转瞬即逝的画面来锁定观众的视线。因此它应该有合适的特写镜头,传达新闻精髓,表现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情绪内涵,否则就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更难使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除了营造节日气氛的一些环境特写镜头外,可以看到,“手”是特写又是亮点。在片子中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与90岁的老红军刘天佑拉家常,镜头从两双紧握的手拉开到两个人亲切交谈;第二次是胡总书记在延安安塞县侯沟门村与村民共同看表演,镜头从他轻松愉快的表情摇到轻抚一个小孩肩膀的双手;第三次是总书记在村民康海发家中做年糕的手;第四次是炸年糕的手。特别是做年糕的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是观众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领导人很家居化的手部动作。一连串的动作特写镜头,真实传递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基层百姓相处时的随和、体贴、关心,使这双手显得格外有情。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手可以感觉到震幅只有0.00002毫米的震动,是人体中触觉最为敏感的地方。看一个人手的姿势变化,往往能及时捕捉到他发出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往往没有修饰,很真实,有时一个温柔的爱抚胜过千言万语。在几年跟随在身边拍摄的经历中,我发现他的手往往能传递出很多感情信息。2006年,我随队报道胡主席出访印度,在紧张的行程中,他专门抽出时间看望对我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柯棣华大夫的亲属,当时的场景让现场的人很感动。他在交谈过程中一直用手长时间搀扶着柯棣华大夫的亲属―――一位老夫人,嘘寒问暖;他在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朋友”的同时,手部动作还透露他对一位普通异国老人的体贴。我拍的镜头是从胡主席脸部高兴期待的特写,往下摇到胡主席与那位老夫人先握即扶的双手,然后往上摇到老夫人的脸部特写。动作无声却意味深远,新闻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 2004年1月21日,是猴年除夕,我跟随报道胡总书记赴河北张家口考察,在拍摄中综合运用了推拉摇移等多种手段,突出了总书记在农民家里过年包饺子的手部特写,以及总书记在路上给村民拱手拜年的场景,使新闻《在河北考察工作,进农家包饺子与民同乐》产生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和听觉感染,播出后引起了境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美联社1月22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当天播出的新闻中,身着一件简单黑风衣的中共总书记,在河北省的农村与村民们一起包着中国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的饺子。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电视画面,也是让总书记展示出自己新形象的画面。在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把一些肉馅放进饺子皮中时,他强调了已成立一年的新政府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贫困地区。美联社认为,与村民们一起包饺子的新闻,是今年春节最被中国人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还在他包饺子时,特意给了手的特写。”其他境内外媒体也纷纷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发表各种积极的评论。这个片子获得了2004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长镜头应用 我们再回到镜头上,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中,还运用了通常在纪录片中出现的运动长镜头。它表现的是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这个镜头拍摄长度超过1分钟,实际播出了12秒,在新闻报道中是少有的。镜头先从总书记摇着扇子拉开到整个欢乐的队伍,在他前进动作中跟焦,再推到他脸部特写,他不时与旁边的村民进行眼神交流。其中没有解说,只有锣鼓作为背景声,快乐中伴随着体贴与温情。总书记与老百姓一起过年,体现了总书记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与民同乐的高尚情怀。 长镜头在我国纪录片中的运用,我记得早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望长城》等纪录片中出现,后来又在《中华之门》、《》等纪实性纪录片中被成功采用。它在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镜头内,运用推、拉、摇、跟、移的手法,多层次、多景别地表现同一主体,保证时空的连续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这种纪实性的长镜头,使观众看到一个不间断的新闻事件和一个不分割的新闻现场。随着新闻进程的变化,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和现场感,形成特有的氛围,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和情绪的感染力。 事实上,总书记与村民一起扭秧歌的这个场景,也成为新华社对这一新闻报道的主题摄影镜头。而同样,作为电视镜头,总书记扭秧歌也将是一次标志性的历史画面,并在整个片子中形成收看的情绪高点,充分体现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3.声音处理 (1)同期声应用 《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这个片子在同期声的处理上也是特别丰富的,共有三处,都是总书记给老红军和村民拜年,拉家常的温情大白话。借着与康海发一家人喝米酒吃年糕的时机,他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的就是要让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也就像乡亲们过年吃年糕所想表达的意思那样,要让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一年更比一年高。实实在在的话再次表现了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执政为民理念。中国人对春节讲究团圆,而团圆,意味着不疏离。从政府的角度讲,政府官员不能与老百姓,尤其是身处困境的老百姓相疏离;从公众的角度看,任何民众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掉队。从片子中,我们对“团圆”之意有了新的感悟,它跳出了单纯的家庭欢聚之意,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回归和团聚,与人们心中的祥和、幸福、和谐等概念都有所关联,既有“团圆”之意,也是“和谐”之举。 同期声的出现,是我国电视节目创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次革命,在长篇豪言壮语或华美词汇堆砌而成的解说词中,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嗓音和语言向观众说几句话。逐渐地,中国的电视观众可以从电视屏幕上听见许多“不同的声音”,使观众感受到了作为电视接受和参与主体应有的尊重,同期声成为电视人手中“拉近观众”的一张王牌。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2)背景声应用 在背景声的应用上,片子中也是很丰满厚重的,是一般时政新闻中少见的欢乐的鼓声,愉快的笑声,激动的掌声,共有7段,加上3处同期声,这些写实音贯穿片子80%以上。有人说,电视画面是有画框、有边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声音则无边无框的,它的空间大于画面,是无限的。在传播过程中,背景声或者叫“写实音”作为一种“场信息”对观众来说都是重要和有效的,起到了扩展画面空间,增加真实性和引发观众联想的良好效果。 4.内涵传递 在4分钟的片子中,它的画面多是亲切的笑脸,喜庆的窗花,热闹的秧歌;它的声音多是关怀的问候,激动的掌声,喜庆的音乐。带给受众快乐的内心体验与情感反应,自然地传递了我们想要传递的新闻内涵信息。 在传统的新闻形态中,往往只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并不太多考虑如何影响观众看完新闻后的情绪感受,只体现了信息短缺时代媒体的“告知”功能。而我国目前处在转轨与转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与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媒体应当在新闻传播中增加良性情绪的传递,承担起创建和谐社会的传播责任。情感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情感分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正性情感是高兴、满意等令人舒适的心理感受,负性情感是烦恼、痛苦等不舒适的心理感受。新闻内涵信息给受众的刺激,并不作用于生理需要层面,而是作用于社会性需要层面即心理需要层面。 例如我们要报道央行加息的新闻,如果简单处理,只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加了多少个百分点,要还贷款的观众看了之后可能就会产生焦躁的情绪。如果我们接着给观众算算账,告诉储蓄的人怎样做才能增加存款利息,还贷的人是选择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以更合适自己的财政情况,他们就能理性看待这个事件,新闻也就有了人文关怀的成分。又例如对前段时间引人关注的“高跟鞋踩猫”事件的报道,如果媒体只是渲染令人发指的画面,只会引起社会的越来越高涨的激愤情绪。而我看到《新闻调查》栏目却是从调查分析人的不正常宣泄心理入手,最后提出关注人的精神健康的潜在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之后,精神家园该如何建设?这同样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的片子中,从拍摄手法、声音铺排、结构组合三个前期要素上,都按照创新传播形态的要求做了不一样的设计,保证了新闻内涵信息的传递,激活了受众群体的情感,创造了和谐的传播环境。这样的时政新闻形态,从传播效果上看,实现了由事实信息到内涵信息的递进,达到了电视时政新闻内容上拓展、形态上创新的效果。 三、时政新闻传播形态探索回顾 时政新闻一直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敏感地带,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出台《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把新闻改革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成为时政新闻改革创新的一个启动信号。2003年12月12日至17日,胡总书记到山东、河南两省考察工作,其间会看望黄河漫滩受灾群众。在出发前研究报道方案的记者会上,我提出了创新报道方式的想法,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提出建议,除了常规新闻外,可否制作偏重特写的一条消息,得到上级可以尝试的意见。在5天的视察活动中,我们克服了救灾帐篷拍摄区域狭小、没有专业录音设备等困难,拍摄了600分钟的新闻素材,完整、清晰地记录下胡总书记向灾民问寒问暖的感人画面和大量有完整同期声的素材。在完成“规定动作”,制作播出消息《在山东、河南考察工作》的同时,还在回来的当天12月17日成功制作播出了一条8分钟的特写消息《中央惦记着你们―――总书记黄河滩区看望受灾群众记》。片子中首次突破了以往时政新闻画面拍摄的常规,出现了大量纪实长镜头,现场同期声,面部表情特写和一系列动作特写。新闻播出后,胡总书记关切的面部表情,以及在灾民救灾帐篷里“解粮袋,掀锅盖,摸灯绳”等动作和大量深情的同期声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并得到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国新时期时政报道的一次破冰之作。 之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亲民活动不断,2004年春节,胡总书记到河北省喜顺沟村与村民包饺子过除夕;温总理探望了河南郑州市的几位低保户。2005年春节,胡总书记到贵州和农户一起打糍粑;温总理去了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和艾滋病人家属共度除夕。2006年春节,胡总书记到延安同老区人民炸年糕迎新春;总理则来到山东济宁菏泽农村过节。2007年春节胡总书记来到甘肃会宁县大坪乡,与村民剪窗花迎春节,而温总理则到辽宁抚顺棚户区看望困难群众。还有日常到各地的视察活动,都给时政新闻创新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和空间。现在,这种“特写式消息”的报道形态已经在领导人每次的国内考察中实施,并由国内活动向出国访问等外事活动延伸,像《长青松旁话友谊》、《主席看望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官兵》等都是在出访期间制作的。 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内外舆论也从这些时政新闻的新形态报道中找到了新的评论角度,像2004年春节美联社评论的“饺子新政”,有媒体还作出比较:它们统计美国总统从就任到2006年8月,到戴维营度假共78次,回老家克劳福德镇的牧场共50次,累计319天;而中国领导人在节假日里往往都会出现在老百姓身边,从而得出“饺子政治”和“金元政治”的对比。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连续几年在中国最隆重的节日里赶往农民家里过年的行动中,很多媒体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体现了领导人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昭示了中国政府想要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从而规避社会不稳定因素、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虽然新闻中领导人讲的都是平常的话,做家常的动作,人们却似乎从中领悟到更多的意义,产生了积极正面的传播效果。 从2003年到今天,大约5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去创新时政新闻的报道手法,共制作了“特写式消息”近百条,除了2007年获奖的《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外,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像《总书记陕南问农情》、《小院里的笑声-总书记走访农家乐》、《太行精神永存》、《在贵州看望劳模和群众与大家共迎新春》、《总书记踏雪看望坝上乡亲》、《在重庆市看望慰问遭受暴雨洪灾群众》、《到宁夏考察抗旱救灾工作》等一系列的电视新闻作品,初步奠定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创新的基础和方向,与日常形态的时政新闻一起,形成层次丰富,形态多样的时政新闻群体,从而把新一届领导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的亲民形象逐渐生动地树立了起来。 四、结语 巴金先生曾说,文学能给人光热和希望,能让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这个世界。我认为,电视新闻也应该有人文关怀的品格,传递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传递爱和温暖的力量,它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民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使我们团结一心,向着更加美好的和谐社会迈进。 电视时政新闻报道改革的点滴推进,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条件。我有幸生活在一个亲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我有幸跟随在时刻把基层人民生活放在心上的领导人的身边,我有幸工作在一个不断提升新闻价值观认识的团队中,我有幸自己在时政新闻这块宝贵领域里耕耘的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创新的激情。期待通过同行们的共同努力,让时政新闻产生更有魅力的传播能量。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时政新闻部)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都市化解读 时政新闻市民化是都市媒体实践“三贴近”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民的关注点逐渐从生存需要转向发展需要,个人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作为面向市民的都市媒体,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就时政新闻而言,进行什么样的深加工才能使其更加符合市民口味儿,是摆在记者和编辑面前的一道课题。 一、找出市民关切点 时政新闻要做到“三贴近”,首先应从新闻中找到市民的关切点,以拉近新闻事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一般而言,市民对本地新闻的关注胜过国内新闻,对国内新闻的关注胜过国际新闻。在做离市民最远的国际时政新闻时,尤其要注意拉近与本地读者之间的距离。比如最近缅甸果敢地区暴发冲突,在新闻时,不妨加上战乱背景,告诉读者果敢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今当地居民多是华裔,以拉近读者对战乱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这样能够大大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多元化催生了市民关切点的不同。“新闻每天发生,视角各有不同。”这是央视的一句广告语,它提醒媒体人:即使站在市民的视角做新闻,也得做到不拘一格。 以神舟六号飞船航游太空为例,一些媒体介绍“费俊龙一个筋斗翻出七百里”,见证中国人现实中翻出最远的一个筋头,虽然还赶不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但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将航天英雄与人们熟悉的神话英雄对比,增加了人们对航天英雄的亲切感。另外一些媒体介绍神六捎带的植物种子:“深圳十五种生物种子随神六归来”,“荷花种子登神六,打造强势品牌”等,将神六与人们的饮食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神六的期待和对未来食物的关注。 二、请专家解读,做延伸阅读。 政策、法律法规出台、经济数据公布等之类的时政新闻,与市民自身利益关系极大,但因为其公文性质,直接播报会给读者以雾里看花的感觉。记者拿到公文后,应先寻找与市民相关的利益点,然后请专家或权威人士进行解读,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政策动向,这是近年来都市媒体普遍采用的方法。 2009年8月11日,国家统计局7月份经济数据,提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1.8%,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值。对于不懂经济的读者来说,物价指数是个很专业很抽象的名词,它的最低值意味着什么?对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仅从数据中肯定找不到答案。第二天(8月12日),郑州四家都市报出现了两种标题,一种是请出权威人士:专家建议逢低消费,现阶段花钱也就是省钱。另一种是照录统计局数据:物价指数连降六个月。很显然,第一种标题做到了“三贴近”,它从市民的“钱袋子”着手,标题读起来像是与朋友聊天,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第二种标题则显得冷漠和呆板。 有些新闻需要解读,有些则需要延伸。2009年8月,河南淮阳决定投资10亿元打造“羲皇故都、水城淮阳”,对于这样一则消息,编辑在处理时,为了更加贴近郑州读者,标题直接延伸到建水城的目的:“去陈州拜羲皇 赏泥狗喝鱼汤”。一下子拉近了新闻与市民的距离。给寻根的人们提供一条信息:这里是羲皇故里,人祖之地;还给休闲的人们提供一处风景:这里是中国泥狗之乡,可以喝到特色独有的鱼汤。标题将政府施政与百姓生活很好地接合在一起,既完成了宣传任务,又切切实实地服务了读者。 三、请出市民,共同讨论 每年春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之后召开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的集中梳理与展示。代表委员在“庙堂”之上讨论大政方针、民生民情,依据的就是各自所掌握的民众声音。而民众声音的大范围表达,更多地需要媒体的传播功能来实现。都市媒体除了关注代表委员的言论外,还应派出自己的记者走上街头,摘取最原汁原味的市民声音。这样的“三贴近”实践,不仅读者喜欢――能够反映他们最真实的心声;党和政府也高兴――大政决策有了更科学的依据。 2008年4月的郑州“两会”,河南商报推出《市民声音》和《政府回应》两个栏目,郑州晚报则主打《市民建议》及《约您提问》,两家都市媒体竞相邀约市民,通过媒体平台使其与政府官员直接“对话”。有市民建议医保卡全省通用,立即获得政府积极回应。有市民问郑州市物价局长对菜价上涨有何感受,陈军安局长说,他和爱人经常一起上街买菜,“感觉菜价涨幅确实太高了”,一下子拉近了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距离,随后,陈军安局长就物价上涨作了深入解读和分析,并保证自来水暂不涨价,给市民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样的新闻操作方式,政府高兴,百姓满意,报纸公信力提高,是一种典型的三赢新闻报道,显示出报社采编人员的“三贴近”功力。 综合来看,新闻报道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明确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给新时代的新闻采编人员指出了努力方向。近几年郑州都市媒体对时政新闻报道方式的探索,展示了河南媒体人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成绩。媒体从业人员通过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素养和自身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提高了实践“三贴近”的能力。新闻报道坚持以正面鼓劲为主,大力弘扬主旋律,在履行媒体监督职责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分寸,做到帮忙而不添乱,有力地推动了河南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时政新闻论文:县级台时政新闻节目的创新 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42%直接还田或过腹还田,30%作为农用燃料,8%作工业或其他用途。然而,作物秸秆含有大量的碳、氮、磷、钾、钙、镁、硫、硅等多种营养元素,而且含纤维素、蛋白质等有机物。因此,我们应把着眼点集中在利用秸秆发展动物饲料上。 一、秸秆作物的特性 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是秸秆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其中,纤维素含量最大,占细胞干质量的30%~50%。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较易被生物降解,而木质素成分较难分解并阻碍纤维素分解菌的作用。木质化纤维素材料的消化率一般与秸秆中木质素的百分含量成反比。秸秆中的纤维素有着复杂的超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链内和链间通过氧链缔合成原纤维。原纤维内部分子密度大的地方为结晶区,而相对松散的为无定形区。且纤维素的结晶程度影响着分解纤维素微生物的分解速率,结晶度越大,越难被降解。由于秸秆中粗蛋白含量约4.5%,直接作牲畜饲料是不够的,因此,秸秆常要与一些高蛋白物质如豆粕或棉籽饼等一起喂养。即使对反刍动物来说,秸秆的适口性也很差。因此,如果秸秆用作动物的唯一营养源,就必须补充蛋白质、磷和钙以及其他一些微量元素。以添加尿素、豆饼、糖蜜和矿物质的形式来提高秸秆营养成分含量,并已经进行了各种成功的尝试。 二、秸秆饲料化处理方法 据统计,在国内用于牲畜饲料的农作物秸秆中有近16%的秸秆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用于饲喂,为此农作物秸秆饲用处理的研究有极强的开发潜力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一,青贮技术 秸秆青贮是把新鲜的秸秆经过微生物发酵作用,达到长期保存其青绿多汁的营养、调节季节粗料余缺的目的。青贮既能保持青饲料的营养价值,又能改善适口性,且易被消化吸收,并可调节青饲料的均衡供给[41。在我国,主要的青贮材料是玉米、高粱和黍类作物的秸秆。以玉米秸秆为例,全株青贮玉米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适口性好。据实验,使用青贮玉米饲喂的奶牛比常规饲喂的奶牛日产鲜奶量提高8%~lO%t~。其具体制作方法是:将青绿玉米秸秆切成长度为13cm的碎块,放人事先准备好的窖中,每装20cm~25cm的厚度,人工踏实1次,不留空隙,依次进行,直至装满(高出窖面0.5~1.0m),然后严密封窖(在原料上覆盖塑料薄膜,在其上压30cm~40cm厚的土层,封顶,但不允许有漏气现象)。一般6~7周即可开窖利用。 第二,氨化处理技术 秸秆饲料氨化是指用液氨、尿素、碳铵作氨源,处理玉米、稻草、麦草之类的农作物秸秆等低值粗饲料,使秸秆木质素彻底变性。氨化后的秸秆质地松软,气味糊香。氨化改变了秸秆的组织结构,提高了其营养成分,使之更容易被瘤胃微生物所消化,从而提高粗饲料的消化利用率,改善其适口性,使其成为牛羊等反刍家畜的良好粗饲料。但要注意,氨化饲料在饲喂前应充分摊晾,使氨气挥发,以免对畜体产生毒害。 第三,微生物发酵贮存技术 秸秆微贮技术就是在农作物秸秆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并放入容器中或地面进行发酵,经过一定的过程,将秸秆转化为湿润膨胀、柔软酸香、家畜喜食的饲料。微贮饲料基本无季节性限制,不易发霉腐败,能长期保存,而且其对粗纤维的降解率较青贮料高,从而大大提高了饲料的营养价值。其制作方法及步骤与青贮料基本相同,但需要在装填的过程中加入微生物活性菌种。且菌液的配制是微贮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配制好菌液后,将切短的秸秆铺在窖底,每隔25~30em均匀喷洒菌液1次。封口时,在最上面1层撒食盐粉,然后覆膜圈。 第四,制粒技术 秸秆制粒是以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机械加工揉搓粉碎后与精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制粒而成。并结合牛羊等草食家畜的营养特点及生产水平的实际要求,在充分利用秸秆的前提下,添加30%~60%的混合精料。这种方法容易将纤维素、微量元素、非蛋白氮和添加剂等成分强化进颗粒饲料中,从而提高营养物质的含量,改善营养平衡,而且成本较低。 三、其他加工利用技术 主要包括秸秆气化、秸秆制炭、秸秆制酒精、麦秸种草菇技术等。还有人将玉米秸秆制成“菌糠”饲料,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秸秆不同部位的营养价值、理化特性不同,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将秸秆的叶、皮与瓤各部分进行分离,单独利用。分离出来的叶、瓤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用来直接饲喂家畜;秸秆皮部分营养价值较低,但木质纤维素含量高,可用于造纸、板材等工业。这样,从饲用角度看,无需进行氨化处理就能得到相当于优质牧草的秸秆饲料;而对于工业用途,秸秆皮部分又优于整株秸秆。 四、秸秆利用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进行,从战略角度看,秸秆饲料将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可以大大降低能源的消耗和饲料的成本。此外,其对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生态循环模式――秸秆饲料一养殖畜禽一沼气。同时,我国周边许多国家随着乳业的不断发展,对于秸秆饲料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加大。据有关资料显示,韩国每年秸秆饲料的缺口达500万吨以上。随着秸秆饲料加工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秸秆颗粒饲料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动物营养专家认识到饲料中添加液体添加剂的优越性,并已开始广泛使用,如液体酶制剂、霉菌抑制剂、颗粒黏结剂、抗氧化剂、维生素、氨基酸等。成型颗粒饲料液体真空后喷涂工艺的开发,可准确、均匀地将液体添加到颗粒上,不仅可保证配方的真实性,而且能保证饲料营养成分免受损失,为生产优质、安全、高效全价颗粒饲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若将其应用到秸秆颗粒饲料生产中,加人瘤胃发酵控制物和营养性添加剂,对进一步提高秸秆代谢转化,满足家畜的生长发育将会起到良好的效果。总之,秸秆饲料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大环境中,将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时政新闻论文:新闻网站时政报道的四“板斧” 时政新闻由于其政治性、权威性、导向性,一直以来是党报的主流新闻、核心报道。随着网络手段增多、网绍媒体影响扩大,不少时政报道越来越具可读性和民生性,有份量、耐读、有思想,结合适当的网络形式开始吸引网友目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七大报道和近年全国“两会”的报道,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均有良好的表现。网络现场直播、深入挖掘幕后、追踪官员言行、官民网络互动、民生议题设置、手机平台介入等多媒体、多手段、多方式的时政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时政报道越来越受到各地网络媒体的重视, 集纳式报道:从重点变成热点 重点是编辑的选择,而热点则是网友的选择。时政报道要从重点演变到热点,集纳式报道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集纳式报道就是一种组合报道,网站通常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大专题、小专题(含话题类专题)和新闻热词等。新闻热词是对同一内容不同报道设置的集纳式简洁列表报道。 时机的选择。时政报道以何种集纳式报道出现,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错过时机,同样的报道其他网站很可能已铺天盖地,组织集纳式报道就处于被动状态。作为后来者,如果创意不足力量不够,集纳式报道往往就没什么网络关注度了。 重视时机的选择,一是报道内容的推广时机判断;二是集纳式报道方式的选择。当非预知的报道出现时,我们根据内容重要性、报道涉及面和引起网络关注的可能性进行判断。这种情况下,决定有必要进行集纳式报道时,一般会先以新闻热词的面孔出现。新闻热词在报道内容比较少,但关注度开始上升时设置。这样方便于编辑和迅速在重点区域推出,吸引网民眼球,当报道内容数量和关注度上升到一定阶段时,则以全新专题包装推出,让热度延烧,进行全方位报道。重点事件逐渐演变为热点事件。有些内容因舆论引导等原因,不适宜继续加热,但是读者却想了解真相和处理结果的,我们可以继续设置热词,不转为大专题。东南网曾经组织了福建地市人事变动、两岸经合协议、紫金污染事件、暴雨袭闽等热词,有些转为大专题有些继续以热词出现。6月份暴雨全面袭击福建以社会事件衍生出大量时政报道,东南网为当地第一家及时推出新闻热词滚动播报和大专题的网络媒体。当事件是属于可预知性的,一开始则可做比较详尽的专题报道。比如,福建省长黄小晶首次率团访台。东南网提前进行了策划,当天内容虽然不多,充其量也只能做个新闻热词。但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系列两岸交流发展的结果。此前有大量的相关报道,完全可以做为背景新闻出现。这样,专题可重点策划好最新的报道和图片,让它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其余则可通过背景新闻来延伸阅读。专题一推出来,就以其快捷反应、气势、报道重点和深度延伸受到关注。接下来,由于稿件源源不断出现,专题两三天就可以丰满,热度自然上升。 页面的包装。一是页面的设计,二是栏目的设置,三是标题的制作,四是手段的运用。手段的运用可以有互动、有视频,还可以有动画等等。但不管如何,围绕页面包装关键还是两点:一是内容表现到位,二是便于网友阅读。 组织时政报道的策划者必须了解页面的包装和网络手段的运用,同时对专题内容又了然于胸。这样,有的放矢,才能让设计与内容完美结合,让页面语言庄重而不失鲜活、角度选择独到而不失主旨、内容挖掘抢眼而不失厚重。在大多时候,时政报道的把握比社会新闻更难。对事件的政治目的、影响、口径的把握等等都应有准确判断。在全国“两会”专题中,东南网先后改了三次页面设计。正式页面以特点鲜明、分块明确、主旨突出、包装独到的特点受到网友关注。在设计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报道中,东南网提前了解主旨、行程及可能的报道情况,在访台前一天晚上推出大型专题,依据走亲、访友、做生意三大版块及记者滚动报道设计页面。专题出来后,广受好评,本地一些网站先后仿效。 位置的呼应。重要时政报道历来是党报的头条,但在网络媒体却不是成规,让时政报道在网络中有所作为,位置尤其重要。同样的新闻不同的位置由于阅读率截然不同,带来的影响力相差悬殊。 网站树立起时政新闻的重要地位理念,当碰到重大或耐读的时政新闻时,即时结合网络特点修改标题、包装形式,让时政新闻在头条或重要导读区域现身出来,产生“秒杀”效应引起关注。东南网推出的黄小晶率团访台专题,曾在首页做了20多条头条导读,大力提升了专题的传播力。百度搜索相同专题名称,东南网该专题曾连续一段时间高居第二位。 除了位置,标题制作也非常重要。标题忌以说教的面孔出现,不然不仅得不到流量,反而让更多网友不去注意网站下面更多精彩内容。有人曾经对标题党大为批判。标题党哗众取宠虽不可取,但从原因上看,标题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代表网络的一种点击习惯。如果一篇文章很好、很耐读,但标题沉闷枯燥,也难以让人停留。一旦没有停留,海量信息中这条新闻就很难让人再去阅读它。时政新闻的标题应该追求一种张力,即“性感+思想”的组合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有深度、敏锐、一针见血;它有悬念,你看了还想看;它是准确的、适度的,它不玩噱头。 多媒体报道:从台前挖掘幕后 主席、总理先后作客网站和网友交流后,地方官员越来越多接受网站视频访谈,多媒体时政报道也成为网站内容的重要部分。多媒体时政报道,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一是新政策解释性访谈;二是主政官员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访谈;三是热点事件新闻会发言;四是重大事件幕后故事访谈。这些都是从表面新闻转向幕后新闻,从事件表述转向深度解析。 幕后故事访谈。更多时候主政官员不出面,智囊团成员、时政记者等以既是现场者又是旁观者的身份出来讲述幕后故事,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接受的多媒体时政报道。不仅可弥补日常新闻报道的不足,还可以讲出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他们以更有说服力和更实在的形象出现,对于地方领导来说往往是加分的访谈。这些现场者比一般网友深入了解工作的性质、地方领导考虑的问题、老百姓想解决的事情。立场相对中立,表达更平民化,细节鲜活,有的放矢,容易让人接受。 东南网东南宽频设置了《新闻幕后的故事》访谈栏目。今年5月福建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回来后,东南网邀请了福建日报两位跟团记者进行访谈,策划制作了《省长黄小晶率团访台的新闻背后故事》视频节目;今年6月暴雨洪灾袭击福建全省,东南网在进行大型新闻专题报道的同时,于7月6日、7月9日分别策划推出了两期背后的故事:《灾难中倒下的和站起来的》、《福建决策层在特大洪灾关口》。这几期多媒体时政报道,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有细节。福建日报跟团访台的两位记者讲述了许多精彩的细节故事。比如说,台湾方面送给黄小晶“旺 时政新闻论文:浅议时政、民生新闻的融合 有人认为,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两者之间无论从内容风格、关注点、关注对象、写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时政新闻主要关注的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层,而民生新闻则关注的是基层普通群众,两者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不然,随着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热情的不断增加,如何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让时政新闻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注民生,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架起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我们说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那么与民生新闻内容风格截然不同的时政新闻是不是就不用关注民生问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同样是新闻,为什么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在老百姓眼中的差距会那么大呢?主要是一些媒体没有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没有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起来。 诚然,时政新闻必须讲政治,必须严格遵守报道程序,但这决不能成为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理由。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时政报道,是在按上级的指示搞宣传,而不是真正去做新闻,因为太中规中矩而常常陷入程式化、模式化的窠臼,因为程式化、模式化而湮没了新闻,结果导致记者不去主动地了解民众、服务群众。许多记者认为,会议和领导活动不会有真正的新闻,只要按程序报道就行了。我们不排除有些会议和领导活动确实没有新闻传播的价值,那么,是不是党委和政府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是与解决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无关呢?答案是否定的,出现这一问题,关键是我们的记者只关注会议或领导活动的表面,没有看到会议和领导活动后面的深层次的东西。缺少对领导讲话精神的解读,缺少对领导讲话和活动的背景介绍,缺少对领导讲话中所关心的与人民群众反映相契合的问题的反映。 因此说,时政报道并不等于疏离群众,关键是我们怎么样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真正内涵,真正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染,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地融合起来,从群众关心的角度去报道时政新闻,从会议和领导活动中发掘和解读到群众感兴趣,急需了解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记者只要心理装着群众,把群众的利益、呼声和意见挂在心上,并带着这些问题去参加会议,报道会议,捕捉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共振点”,这样,我们的报道就会扭转脱离实际,疏离群众的局面,一定会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一些媒体主观地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离开来,主打新闻以时政新闻为主,主要为领导服务。而另外再办一档民生类新闻节目,认为民生类新闻节目就可以抛弃一切对受众没有吸引力的报道,一切以收听(看)率至上。现在,一些媒体的所谓民生类新闻节目,报道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社会新闻,如血淋淋的车祸、火灾、打架斗殴、醉酒闹事、婆媳吵架等“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东西,甚至出现“五条腿的王八”这样的新闻作为节目头条的现象。即使是真正的民生新闻也只是孤立地报道单个事件,不作深入、系统的挖掘,缺乏对新闻事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关照,让人觉得所谓民生新闻不仅琐碎,而且肤浅,乍看挺热闹,实质上沿着新闻娱乐化的方向越陷越深,成了“市侩新闻”。 这种病症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兼具执政党舆论宣传工具功能和面向市场的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媒体来讲是极为有害的。长期人为地将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分设,必然会导致新闻党性和人民性在媒体上的决然对立,进而导致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抛弃。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隔裂开来,容易把听众分为一种只关心时政大事,另一种只关心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小事的两种人群,产生的结果是经常收听时政新闻的听众反映新闻节目报道老百姓的事太少,而经常收听民生新闻节目的又反映本地有这么多大事为什么都不做报道。使新闻宣传的整体效果被大打折扣。最终完全可能使媒体陷入一种既无法实现党委政府喉舌功能,又没有办法在越来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赢得先机的被动局面。这就要求我们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在更好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中心工作的前提下,更多地去关注人民生活、平民生计,报道群众的身边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靠高质量的新闻赢得受众,为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三、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多更好地融合起来,才能搭建公共平台,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关注民生 现在许多媒体都提出了“公共新闻”的概念。所谓“公共新闻”就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官员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为能力,缓解矛盾,化解冲突。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媒体力图把境外舶来的“公共新闻”理念本土化,从根本上理顺当下由于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这两种新闻模式分立而导致的混乱。因此,要解决这一混乱问题,就必须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起融合起来。 实施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融合在当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我们新闻媒体的改革步伐,使新闻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回到新闻本身,使新闻媒体找准自己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全党全国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能够更好地起到引导舆论、鼓舞群众、关注民生、启发民智的作用。记者通过一些时政活动的报道,搞清楚,哪些问题要突出报道,哪些问题暂不宜报道;哪些问题要大声疾呼,哪些问题要淡化处理;哪些问题要加热,哪些问题要降温;都要从全局的高度去正确把握。既要把民意反映好,同时又把大局维护好,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时政新闻要与民生新闻融合,就必须让时政新闻和民生新闻更具广度和深度。关注民生但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受众,关注问题就是对新闻事实除了报道“什么”,更应该关心“为什么”、“怎么办”,新闻要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并积极地引导公众来关心公共事务,共同为公共事务出谋划策。民生新闻哪里来,民生新闻不单是从街道社区来,主要是从政府部门来,民生题材包括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社会治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新闻就是要多跑政府部门才能得到。实际上很多民生新闻就是时政新闻的延伸报道和深度报道。 总之,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传媒市场、资讯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要想把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及时、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广大群众,就必须在严格遵守宣传纪律的同时发挥创造性,牢牢树立受众意识,时时以受众为本,处处为受众着想,把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更好地融合起来,讲求传播艺术,不断提高新闻采写和传播的水平,努力把新闻做得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困惑与突破 我国的媒体是党的喉舌,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这就决定了时政新闻将永远是媒体主流,也是我们所有从事这一事业的采编播人员所要一直研究的课题。因此,从时间上看,时政新闻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各台的立台之本。 然而,相对于更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以及精彩纷呈的各类节目来说,观众对时政新闻往往有一种抵触心理,时政新闻面临着内容和形式创新的困惑,笔者在此谈谈几点认识。 1.从模式化到百花齐放。首先是废弃八股、积极创新时政新闻模式,以时政的会议报道为例,首先可以切主题,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现在有不少记者都在应用。以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松江潮声》为例,我们就要求除市委书记、市长外,所有会议不得用领导讲话,除重大会议(两会)外不报会序,而要摘出主要内容进行报道。有一次,吉林市召开消防会议,会上讲的都是官话,成绩、不足、下一步工作等等,我们的记者从中心内容出发,抓住重点,以《我市消防安全存在四大隐患,市政府严令限期整改》为题进行报道,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是换身份,就是转换记者的身份,角度、立场、思路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十七大的报道,要求报动态,各家媒体基本都是热烈欢庆,心情振奋,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促进总量翻番。我们就做了一组《蓝图宏伟群情振奋,百姓热切盼落实》,站在百姓立场上看时政、写时政,让老百姓说实话。既丰富了时政新闻,又可以决策部门和机构提供民意借鉴。 再次是多侧面。我们常讲新闻要客观、真实,而角度越多、侧面越多无疑越接近这个要求,因为事物都是复杂的,非黑即白已远远不能描述世界,在二者之间有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特别是在宣传上就是一种官腔,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种写法。我们每年都有不少典型要宣传,经常采用的就是拔高,结果写出来的人物离生活特远,这是因为“碗杯效应”造成的,就是说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可能只有一杯,原来的生活是一个桶,杯放在桶中并不显眼,但我们加工创作后的稿件中的生活就缩小至只有一个碗,杯再放进碗中就非常醒目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典型还原到生活中,用本色说话,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2.从简单化到深入挖掘。现在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特别是在进行时政新闻采访时,一般就是拿材料走人,回去扒材料,更有甚者就是用报社稿,即便是采访也是敷衍了事,根本不做深入思考。而记者首要的任务就是采访,既采又要访,搞电视的都知道拍片有个剪辑比,一般是五比一但实际上掌握的素材越多,写作起来越容易,稿件越容易鲜活。所以时政新闻如果不好看、不好听,记者有很大的责任,其根本就在于采访流于形式、走过场、不做深入挖掘。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简单化呢?简单归纳,就是四多,“多研究材料、多收集素材、多找人谈话、多想问题”。 先说研究材料,很多记者对材料都轻视,认为枯燥,很少有人认真研究,但材料里有很多的线索和高度概括的内容,直接把它做成新闻不好看也不好听,但它却是新闻眼所在,围绕它来做则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年,吉林市召开工业会议,市有关部门提供了很多材料,一般情况下就是摘几个数字、写几条措施稿件就可过关,但我们觉得这样做体现不出全市工业的发展,给听众印象也不深。经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吉林市的工业主要靠化工,而化工区主要集中在江北地区,但最近几年,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发展很快,且一个在西、一个在南,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从工业布局的变迁最能看出城市工业的发展,于是就有了《吉林市工业布局凸现三足鼎立之势》这篇稿件,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后获省二季度优秀新闻奖,被专家称为近年少有的一篇工业好消息。 再看多收集素材,我们在接到一个时政新闻的命题时,不要轻易地动手,而要尽可能地搜集与之相关的素材,丰富的素材可以让你选取更好的角度、更好地表现主题。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份某局8月份的工作总结,你就要想到要一份全年的计划和下一步的打算,还要想办法拿到下属各科室的总结,因为鲜活具体的内容往往在底下,这样,上面的总结是纲,是新闻的点,下面的村料是肉,有血有肉才是好新闻。多找人谈话十分必要,我们要求记者采访时,除了当事人之外,还要找他身边的人,从其他角度验证、分析当事人的话,以核实采访内容,丰富积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种做法往往会使记者有新的切入点和由头,从而使时政新闻更加鲜活,好听好看。 最后是多想问题,记者采访时政新闻时最怕不想问题,如果不想不仅出不了好新闻,而且容易出问题,多想问题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事物、抓住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新闻的着力点和核心。 上述的时政新闻报道思路和方式方法,落到细节和实处上,还是应该要求一线的采访记者练好本领,不断提高新闻采访水平和报道能力。笔者认为,培养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 过硬的政治素质。近几年,随着广电事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年轻人充实到采编一线,这些年轻人思路新、思想活跃,给广电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一点在娱乐节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批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普遍政治素质偏低,把握方向的能力差。“三个代表”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什么,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和目的,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恐怕能准确说清楚的不多,个别记者连中央政治局常委、省委书记、省长都不知道是谁。常识性的东西是记者必备的素质,但现在有一批记者毫无政治经验和头脑,却依然活跃在时政一线,这也是时政报道枯燥的主因,实际上写不出好新闻可以有待提高,但一旦出现政治差错就不是小事情。要想增强政治素质,首先要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地方的法规及中心工作,这是写好时政新闻的一个重要要求。其次要了解并切实执行政治纪律,大的方面是稿件送审,小的方面遵守会场纪律,总的说来,时政无小事。 2.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现在很多新闻很浮浅,缺乏新意和深度,实际上就是记者不能也不会分析问题,所以凡事只报表面,不追求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说的媒体同质化,实际上新闻也同质化,就是因为不能独立地分析问题。那么怎么才能具备这种能力呢?根本就是一条,懂得辩证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辩证法还容易些,掌握运用则要难得多。举例来说,吉林市为了帮助雪花啤酒的发展,对酒类市场进行了整顿,有很多人包括记者议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这话对不对呢?从现象上,看这话没错,但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看,而要与周边的环境、事物联系起来看,按照这个原则再去采访、了解,市政府不是不懂而是另有目的,那就是生产雪花啤酒的华润集团想要投资上一条生产线,但又怕市场容量不够,为了让这一项目成功落户吉林,市政府决定助雪花啤酒一臂之力,而同时吉林市经营金士百啤酒的商户又有很多是无照经营,根本不纳税,政府这么做也是借此机会整顿市场。这样一分析,大家就会明白这是政府为招商引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特别的招法,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打法,从整体看是符合发展地方经济的要求的,因此这种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的举措作为一个短期打法是无可非议的。 3.要有创新精神。对记者来说,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在五个方面,一是胆识,要敢于突破禁区,这是个前提,这一点在年青人身上表现较为明显。二是见识,要有把握全局的本领,吃透上级精神,有深厚的文学政治修养,没有这些,勇敢就是空话,是莽撞从事。三是独到,要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观察、独到的分析,不可复制就是核心的竞争力。四是思维,要学会并熟练运用多种思维模式,找出最适合的角度和形式进行作(逆向、发散、定点、跳跃式思维)。五是汲取,就是吸收利用一切现有的形式,为我所用,推陈出新,借他山之石攻新闻之玉。有一个例子,《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这篇稿件获得了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它就是创新的成果,其主题是要表现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典型的时政新闻命题。其起因是记者一直想写山东的煤炭问题,当时山东煤矿主产区兖州、枣庄就是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几十年开采后,城市面临煤尽城亡的危险,产业萎缩、地面下陷,经济、环境压力空前,这时当地的市委书记提出要克服“煤炭依赖症”,那么如何把这种理念反映出来呢?记者经过实地转采访,发现一个素材,当时当地发现了一个面积120平方公里、储藏量达上亿吨的大煤田,开采后每年可为当地带来税收5000万元,但当地政府研究后决定放弃开发转而发展替代产业,因为开采后会严重影响当的生态环境,这一举措避免了过度开发,遗祸子孙。从这一素材出发,记者又了解到当地政府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因为替代产业发展得很好,经济有依托,这样才有底气。这些素材一组合,就产生了获奖报道。应该说,如果没有创新观念,那么这只是一篇平平的报道,但记者却没有停留在领导讲话和观念宣传上,而深入实际、创新采访,最终才有了这篇作品。 总而言之,时政新闻不仅可以做好做活,而且大有可为,重要的是独到的观察和特别的发现,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政新闻也必将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进路 编者按: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新闻联播》改版的消息传出后,业界和民间的各种说法莫衰一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特殊地位和央视新闻的示范作用决定了这次改版的非常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电视新闻理念的阶段性认定。期待中,人们的讨论汇集了多年来电视新闻实践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体现着各自对电视新闻特别是电视时政新闻走向的看法。 200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闻频道行将改版的消息,在业界乃至民间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据称,这次央视新闻节目改版的核心目标是加大新闻信息量、提高新闻评论的空间和质量,在风格上将更好体现亲民化路线。几十年来,央视新闻节目的每次改版都会牵动全国观众的目光,对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改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央视的新闻节目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另外,在国人看来,更能体现民主、公正、透明的时政新闻,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它的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因此,就这次央视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改版来说,其行为本身也许比具体如何改版更具有意义。因为这将可能是引领地方电视台(本文指非中央级的电视台,包括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台)时政新闻走向的一个符号。 价值取向: 做属于群众的时政新闻 时政新闻究竟承担什么功能,这是改革的着手根本。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时政新闻就是时事政治方面发生的新闻。这个字面意思在新闻实践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被领导活动、上级精神和正面宣传所执掌。长期以来,在这个操作惯性的驱动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时政新闻等同于宣传,无怪有观众调侃《新闻联播》三十分钟只有后面三分钟的国际新闻才是新闻。在信息时代,随着社会转型生发的信息与公众利益关联程度的增强,随着国人对境外媒体接触的频繁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民越来越要求时政新闻及时、公开、透明、讲真话,少些形式主义、官话、套话、空话、大话、假话。时政新闻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凡是涉及政府部门和市场关系、政府部门和公众关系的诸般变化,都会与公众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关联,不论是动态事件(硬新闻)还是问题或者现象(软新闻),公众都希望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并让民意得以通畅表达。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地方台的时政新闻是否应该主要体现宣传功能,它的宣传主体究竟是谁?不可否认,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每天的运转都可能产生新闻,从部门立场来说,这里面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负面的,但这种认识不一定和公众的立场相吻合。面对政府部门的负面新闻时,地方电视台是站在维护政府形象这个传统宣传职能上回避它,还是站在保护公众利益促进政府部门的改进呢?与央视是新闻宣传阵地这种惯性认识相比,地方台时政新闻宣传功能体现在哪里呢?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现实操作中难以回避的规则。毫无疑问,当理论与现实发生碰撞时,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宣传意味就不可能消除。其次,在市场化生存环境日益鲜明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追问,地方台时政新闻的市场在哪里?央视是全国性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新闻资源采集和渠道优势,而地方台中,除了少数几家卫视具有地域上的所谓全国性,其余的都表现出强烈的本地性,几乎难以在现实中获得相对自由的新闻采集能力,所谓的时政新闻总体上表现为比较狭窄的地方化市场。换句话说,地方台时政新闻改革的驱动力到底在哪里?是扩大本地市场还是迈进国内市场,抑或是增强宣传效果? 笔者以为,这两个都不是根本问题。地方台是在长期以来的“宣传”理念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大多沿袭中央电视台标准播报型的模式。模式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新闻为谁存在的问题,是新闻为广大观众提供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体验的问题。受众关注时政新闻,主要是因为它具有“重要”和“有用”的新闻特质。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认新闻应该具有的宣传和舆论引导等性质,恰恰相反,任何国家的电视机构所做的新闻,都在根本上服从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并最终为本国利益服务。以时政新闻为主要表达方式的电视新闻,强烈地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宣传意味,这既是部门趋利的需要,又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其当做工具和手段的产物。如是观之,观众责怪时政新闻是“传声筒”,是图解政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时政新闻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很难在时政新闻中获得身份认同,他们需要的不是电视台的级别,需要的是讲真话、讲实话、讲问题的时政新闻。部分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跨区域传播的成功已经做了比较好的诠释。 改进表达形式: 做观众看得懂的时政新闻 价值取向很重要,它体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体现了电视台对待观众的态度,决定了电视台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制作新闻。就目前情况来看,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中,时政新闻尤其是传统宣传型的新闻仍占主导地位。许多时政新闻的原始材料文字稿都是大块头,理论性强,枯燥无味。比如南京某台的《时事要闻》前两条消息是《提升效率简化流程,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国有资产风险防范机制》,从标题到会议程序的报道,显得十分空泛,这种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这种司空见惯的时政新闻表达,是内容问题还是形式问题?其实是价值取向问题,是对新闻的理解问题,是新闻工作作风问题,是对观众的态度问题。 时政新闻表达从来就没有要求对政府活动进行表面化、程序化的记录,恰恰相反,在我国新闻宣传的传统里,因为时政信息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而早先群众的文化水平又比较低,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新闻宣传工作者讲话,要求记者写新闻要通俗,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来报道国家政策方针。这其实就是要求记者要学会解释时政信息。 改进时政新闻,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就是减少和压缩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内容。实际上,失去观众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以贴近的形式和丰富的信息来进行有效的传播。从表达层面改进时政新闻是必要的,例如压缩空话、套话与程序性报道,但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挖掘时政新闻中最具价值的新闻点。时政新闻记者编辑要开动脑筋,提供“解读”过的、容易消化理解的信息,把价值摆出来,让观众爱看易懂。许多地方台能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年省市开“两会”,电视台的新闻主要是大段大段的讲话。其实每年“两会”期间,都有许多新精神、新信息,其中不少信息是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观众有接受和了解的需要。地方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清楚一个道理,不要认为报道的是发生在本地的事情观众就会关注,新闻的本质是要为本地观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观点。简而言之,地方台时政新闻表达式的改进应该在内容与形式上双管齐下。 首先,加强平民化、本土化的内 容建设。美国杰出新闻培训项目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最成功的电视新闻报道有七个方面的特点。报道本地新闻、以群众为报道主角、重视受众的诉求,就是其中的三项。时下地方台时政新闻,存在着报道总量增长与受众需要获知的信息不足的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恐怕与缺乏这三项不无关系。为此,地方台的时政新闻要减少对领导行为活动的报道,增加公民表达意见、行使权利的行动或事件;增加对党政决策、领导行为的背后的决策过程、施政行为的报道;以平民化视角报道时政新闻,坚持从老百姓的角度来报道时政新闻,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只有报道在当地老百姓看来最有价值的新闻,地方台才有生命力。 其次,加强解释、分析和评论,提高信息“质”。地方台时政新闻报道在其背景复杂、平面新闻繁多的形势下,加强以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特征的深度报道,增加全方位立体性时政新闻的报道,抓住新闻的本质才能凸显时政新闻的重大意义,彰显其权威性。要围绕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农民增收、法制、医疗卫生、环保等主题做深度报道。现在地方台时政新闻一般都是事件性新闻,局限于就事论事,应该围绕重大问题进行解释、分析、调查、评述,加大解释性报道力度。应该把时政新闻做“软”一点,在报道方式上尽量地人性化、趣味化、形象化,采用老百姓喜欢的报道方式。比如,多设置观众能够参与的议程,重视传与受的互动。 改革组织结构:做有机制保障的时政新闻 电视新闻改革其实是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做文章,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表达方式,第三个是组织结构。观众从来都只关注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很少关注电视节目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如果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是落后的、传统的、保守的,纵有千种想法万般理念恐怕最后都会执行不到位。 包括时政新闻在内的电视新闻,从来都没有比现在更要求讲究效率,第一传得快,流通速度快,流通时间短,跟上新闻生发速度;第二传得多,跟上新闻生发数量:第三传得自由,自由是快与多的基础,这就必须打破种种条条框框,减少种种束缚。就全国范围而言,电视新闻的生产依然保持着行政区域的条块性,除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可以进行全国性、国际性的新闻采集,地方台实际上并不具备更多更自由的跨区域性的新闻资源采集权。即使是国家级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新闻生产组织。为了尽可能提高新闻供应的效率,2008年12月21日,中央电视台和地方50家电视机构负责人在北京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并在欧洲、美洲建立中心站。但是,联盟存在问题是好事大家希望传千里,如果要发生不太好的事呢?比如说矿难,还有许多可能涉及对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批评的新闻,地方台会不会产生一种屏蔽,不支持呢?中央电视台新闻生产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各省市没有自己的记者站。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新闻已经不是第一落点了,并且,你想进行批评监督也比较困难。这样一来,电视新闻的生产效率就大打折扣,观众就不满意,电视新闻的功能和地位就受影响。与电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纸质媒体在其他大城市设立办事处、记者站、广告部的比比皆是。 央视尚且如此,地方台新闻生产就更显艰难。目前,省级卫视还难以跨越区域的限制,既不能自由采制新闻,也难以形成区际联盟。省级卫视上星使得地域范围扩大,但提供的时政新闻却是地方性的,这不符合市场利益规律。目前,《新闻联播》采取审片制度、集体记者制度、全国同时联播制度,这三个制度确保了《新闻联播》的主体宣传功能,但也形成了刻板、正面为主的宣传模式。在一个行政省域内,省台新闻生产遭遇了缩小版的央视的困局,省台时政新闻没有联播制度来保障省内收视,在各地市也没有记者站直接进入新闻现场,新闻除了自己采集就是地市台提供。这就难免使时政新闻落入宣传的窠臼。 欧美发达国家新闻相对自由,竞争更加激烈,全国性电视网与地方附属台在新闻生产上密切合作。而地方台更是建立起适应市场规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新闻生产方式,以便新闻生产的快速高效。应对社会新闻需求的变化,我国地方电视台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以时政新闻为主的新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新闻传播系统,简言之,就是将公众的新闻自由权利上升为一种能有效控制社会进程和民主进程的权力,这与政府公共部门的目标完全一致。对于实践中央政府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让政策决策通达于民,以形成有效的信息沟通,促进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和谐,必然离不开媒体尤其是电视。作为地方政府与民众互动的重要传播平台,地方电视台对于时政新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发为各界注目也就不足为奇。 时政新闻论文:时政新闻的发掘与表现 当前,都市类媒体新闻的同质化越来越高,尤其是时政新闻。如何拿到独家新闻,如何在拿不到独家新闻的时候做出深度来,是记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从事时政报道近8年时间,几乎跑过所有的时政部门,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站在全局的高度预判时政新闻的价值 1.尊重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用事实说话,是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规律。具体地说,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迅速地(时效性)用典型的(有选择的――能充分说明新闻主题的)新闻事实(真实性――不仅要求现象的真实,而且要求本质的真实)向广大读者(受众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受众面)说话(以最能为读者接受的方式,表达作者所希望读者接受的立场)。 “新闻事实”包括:新近发生的事实、新近发现的事实、新近变动的事实、新近消失的事实、新近萌发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须是反映本质的事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 写稿最关键的是选材,写作技巧尚在其次。写得不够好,编辑还有修改余地;选材不当,纵然妙笔生花,也没有见报价值。即便见了报,也没人看,或者给读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什么样的事情是有报道价值的?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但总体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新闻价值。所谓新闻价值,包括如下因素:事实的重要性(影响力)、时新性(时效)、接近性、显著性、异常性,以及知识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等。此外,还要注意所报道事实的宣传价值,即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政策,是否符合本行业、本单位发展的需要。 2.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判断新闻价值。具体而言:此事在本单位及本行业的影响如何?此事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新政策的关系如何?此事能否引起公众对其普遍性的思考?此事是否有特色,能否引起公众关注? 我认为,上述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很多内容是公众愿意和喜欢看的,以平时的报纸公告为例,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国土资源部门的招、拍、挂的公告,很多人对这种广告不感兴趣,其实细心的人则会发现隐藏的很多商业信息和发财机会,例如,2009年淄博市国土资源部门曾经在鲁中晨报上刊发了一则张钢集团搬迁公告。张钢搬走后,这个地方会卖给谁?买主是干什么的,会搞房地产还是商业?东部地区的房价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和新项目的带动而升值?这些分析性的东西恰恰是读者最爱看的,同时也会带动报纸的房产广告。 要善打“阵地战”和“情报战” 时政记者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口,口就是记者的阵地,如何占领阵地?我认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沟通优势,让宣传科长或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外的人都成为通讯员。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记得2002年我刚进报社的时候,没事骑着自行车就往淄博市劳动保障局跑,有时也“赖”在那里蹭饭,中午和几位副局长吃完大包子后就一起打扑克。正是基于这种磨合和不断的“混脸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线索,也赢得了相互的信任。目前,我已经建立了省、市、区三级通讯员体系,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各科室负责人以及所有副局长在第一时间都能联系到,为重大新闻的采访奠定了基础。 如何发挥通讯员的优势?由于通讯员大都在一线,他们鲜活的新闻很多,我们要勤跑、勤观察、多留心,发现新闻后就及时去挖掘。2009年9月,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发起了一个进社区送岗位的活动,他们本来是想正面宣传一下功绩,但和张店区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陈静闲聊时发现,提供的岗位多但应聘人员不多,后来写了《送岗位进社区却难“送”出 结构性“就业困难”是主因》的报道,正是通讯员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稿子的突破点,后来这篇报道获得大众新闻奖。因为这篇报道,陈静成为我的“铁杆”通讯员之一。 另外,我建议新闻同行们没事的时候多到通讯员那儿去坐坐,或者给他们打个电话。时间长了,他们会把给你提供线索当做一种习惯,这样,一个“情报员”就产生了。所以,没有事情也一定多联系,多打电话或者通过QQ联系,时间长了就找到规律了。 要善于从文山会海中挖掘“新闻富矿” 记者经常会拿到众多的领导讲话和会议材料,如何才能从会议材料中发现宝贝呢?需要提醒的是,一定要学会算数字。 2008年12月,淄博高新区召开新农保工作会议,在所有的文件材料中政策与其他区县一致,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一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淄博其他区县政府的补贴基数都是按照上年度农村纯收入来计算,而唯独高新区的政府补贴是参照市民待遇,为此我采写了《淄博高新区新农保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报道,稿件刊发后被大众日报、新浪网等多家媒体转载。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2010年2月份春节过后,我到淄博市农保处采访时,发现他们的材料中提到2010年10月淄博将实现全覆盖。而在此前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全覆盖的时间为2020年。我随即采写了《淄博提前十年实现新农保全覆盖》,稿件获得大众新闻奖和山东新闻奖。 重大节日和节点策划是时政新闻的重要延伸 现在,时政记者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相关部门不开会,不出政策法规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策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时政记者还要有一张特殊日历表。重大节日、纪念日、人物日志、季节交替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新闻节点。如果能够记住这些日子,在这些日子到来之前找到相关的对象进行采访报道,就是新闻。像护士节、植树节、高考等,这些虽然不是特殊的节日,但如果将这些日子划到特殊日历表内,注意这些重大节点,不仅可以发稿,而且可能写成系列报道或专题报道。 2010年3月,结合第18届“世界水日”、第23届“中国水周”,鲁中晨报与共青团淄博市委等联合发起了“保护母亲河,共植晨报林”淄河两岸实地考察采访活动。3月27日,志愿者来到淄博的“母亲河”――“淄河”的源头之一、鲁山山脉博山区池上镇的山坡上,与大家共同栽下600余棵“环保树”,倡议“绿色、环保、保护水源”,表达了对“母亲河”的一片赤子之情。这个活动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淄博市领导的专门批示和高度赞扬,类似这样的策划还有很多。 另外一个策划就是“爱心送考”,利用高考这个特殊节点铸就鲁中晨报的公益品牌。2007年高考期间,我们发现,在考试前总会有很多小马虎,这个忘带笔了,那个忘带身份证了,我们就考虑如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讨论之后,我们有了组织车队参与“爱心送考”的想法,后来倡议一发出,私家车、公交车都加入了进来,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了报道。其实,这个点子就来源于新闻报道中,更源于新闻报道的延伸策划。因此,做时政记者不仅关注稿子本身,而且要关注现象,从而做出纵深的新闻策划,提高新闻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单位:鲁中晨报) 时政新闻论文: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更需要走群众路线 从“三贴近”到“走转改”再到“走群众路线”,新闻媒体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采制出一篇篇形式活泼、内容充实的新闻。那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应该怎么样走群众路线才算是科学合理? 一般说起来,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要比社会民生新闻难,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走群众路线比央视和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更难。这是因为,其一,时政新闻与社会民生新闻定位不同,前者注重新闻宣传教育,后者注重新闻互动沟通。这导致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属于阳春白雪,社会民生新闻属于下里巴人,两者的差异让社会民生新闻更容易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其二,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与央视、省级卫视时政新闻地位不同,前者侧重当地政府领导日常工作动态,后者侧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态。这导致地方时政新闻在电视大众心目印象里类似工作简报,枯燥单调。其三,时政新闻与走群众路线之间存在一定的困难。毕竟时政新闻承担着更重的方针、政策、指令、计划等诸多信息任务,这与普通群众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距离感。因此,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采取自己的应对措施,即走群众路线才能适应时展,在未来新闻媒体多元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怎么做才能使得时政新闻与群众路线真正切实地融合? 首先,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一定要深刻意识到走群众路线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只有每一名时政新闻工作者努力在日常新闻节目制作中体现做到做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的目标,才能让普通受众感受新闻传播的魅力,使时政新闻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鼓舞作用。 其次,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要针对不同观众群的不同需求口味,按照科学合理地编排策划,进行节目的日常采访报道拍摄。虽然时政新闻承担着相当分量的政治宣传任务,但是电视行业本身依然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只有顺应新闻不是简单枯燥地说教而是客观生动地报道的规律,才能采制出具有生活气息特点,让观众喜欢且接受的主流时政新闻。 第三,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需要与社会民生新闻开展适时的交流沟通,相互学习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社会民生新闻因为接地气,更加容易得到普通观众的支持喜爱。究其原因,关键一点在于亲民近民。如果时政新闻能够达到这些效果,就找到让观众重视的捷径。 第四,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必须适时地深入普通百姓身边进行节目互动推广活动。只有让更多的观众第一时间了解新闻运作整体情况,才能真正支持喜欢时政新闻。 笔者以宁波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时政新闻《宁波新闻》为例,来说明地方电视台时政新闻如何进行群众路线工作。 第一,逐步降低自己身段,淡化新闻说教色彩,强调采访语言生活化、报道内容通俗化、新闻题材深刻化。例如,2014年元月开始,《宁波新闻》进行了适当调整,每天节目减少政府工作会议报道和领导日常活动报道,增加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解读报道。在1月10日的新闻节目里,《宁波新闻》播出了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工作后,紧接着就播出了解决市民菜篮子、钱袋子及出行、入学、求职等日常生活问题的报道。三十多分钟的节目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和百姓群众关联的新闻,这是《宁波新闻》走群众路线一个最大的变化。 第二,《宁波新闻》与频道社会民生节目《看看看》定期、不定期开展新闻报道的相互交流。两个节目的采编主创人员利用日常时间,进行新闻业务探讨,开展采访报道技巧训练,并把这些群众路线的成果应用到各自的节目当中。同时,《宁波新闻》还借鉴《看看看》大众化和生活化口语式的新闻采编报道样式,逐步改变自身节目曲高和寡的境地,逐步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除此之外,《宁波新闻》还与省内外兄弟电视台时政新闻和社会民生新闻开展新闻节目走群众路线的学习交流,定期进行节目制作间的互通交换。 第三,《宁波新闻》摆出了亲民近民的姿态,经常下基层、进社区、入学校、到企业……向广大普通百姓进行节目互动和品牌推广活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业内学者专家、省内外同行、热心观众以及电视评议监督员等对当月或当天节目内容和编排制作进行点评审议,以期达到最佳的走群众路线效果。 当然,《宁波新闻》在开展走群众路线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解决了这些不足,就能够让《宁波新闻》更好地进行节目走群众路线的新闻宣传报道。 (作者单位:宁波广电集团)栏目责编:胡江银 时政新闻论文:多维视角下的时政新闻编译方法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新闻编译研究的相关成果,通过对收集的时政新闻平行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了编译过程中编译方法的选择问题。本文认为,新闻编译集新闻翻译和新闻制作于一体,编译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社会文化、篇章以及文本功能三要素对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从这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编译 社会文化维度 篇章维度 功能维度 引言 编译是新闻媒体广泛采用的一种新闻翻译策略。例如,国内知名媒体《参考消息》就长期致力于国际新闻编译工作,向国内读者传递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各种报道。新闻编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9年卡伦・斯戴汀(Karen Stetting)提出“transediting”(编译)一词以来,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究(谢新云,戈玲玲[1];郑庆珠,刘源佳[2];徐英[3]等)。但目前的编译研究主要是从单一视角考察新闻编译,未能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文本功能以及篇章等因素对译者编译过程的共同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以收集的新闻平行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各种编译方法在实例中的运用情况,从多个维度探究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从而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 语料中编译方法的运用情况 本文所收集的语料均是时政新闻,原语新闻选自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以及美国之音等各大媒体,包括硬新闻与社论,共20篇。编译文选自《参考消息》,共20篇。语料收集时间为2011年6月至2015年1月。所收集的编译类型主要为篇内编译,即就单一原语新闻所进行的编译。 关于新闻编译方法,李德凤提出国际新闻编译主要采用“调整句法结构、调整文章顺序、合并段落、变直接引语为间接引语和删减内容”五种方法[4]。许明武在其《新闻英语与翻译》中还提到“在译文中另设标题”“选择原文中的关键句作为译文中的题外议论”等编译方法[5]。通过考察这些编译方法在语料中的运用情况,发现删减的情况最普遍,接下来译者最常用到的编译方法依次为:另设标题、合并段落、调整文章顺序以及增加题外议论。 编译方法的选择 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编译作为翻译的一种,也是一系列选择的决策过程。从源语文本的选择到编译方法的运用,编译行为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译者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要受到诸如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6]。以下将结合编译实例,从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过程。 1.社会文化维度 翻译活动是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而文化层面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等必然会对翻译产生制约与影响。就新闻制作与新闻翻译而言,意识形态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新闻媒体处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情境中,所采写的报道不可避免会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新闻话题的选取、立场的选择、人物话语的引用到文体的风格等新闻话语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媒体的倾向性”[2]。译语与原语媒体经常会出现意识形态差异,这就需要译者通过语言层面的改动对原文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转换,以制作出符合译语读者意识形态与认知期待的译文。正如勒菲弗尔所指出,“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观点相冲突的话,后者往往会胜出”[7]。 语料中,删减和在译文中另设标题是两种常用的对原文意识形态进行转换的方法。以《美国之音》2011年6月15日一则有关南海冲突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Beijing Criticizes U.S. for Meddling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其编译文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原文有11段,经过编译后有3段,删掉了一些重复的背景信息以及内容敏感的部分。如原文第5段中以下部分被删减: China’s claims over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lap with those of Brunei,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Taiwan and Vietnam. 此句意为“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对南海提出领土主张”。作者把台湾和中国并列在了一起,与中国政府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明确立场严重相悖,因而译文对其进行了删减。此外,译者没有将标题直译为“北京指责美国插手南海争端”,而是更改为“中国告诫美国不要插手南海 反对外部势力介入争端”。“告诫”一词的选用,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义。根据李行建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告诫”意为“警告”[8],比“指责、谴责”语气强硬得多,表明了中国是南海主权国以及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译者对于此则新闻标题的另设明确反映了《参考消息》作为国家权威新闻机构的立场。 2.功能维度 文本功能是译者在编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新闻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的焦点是将信息有效、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因而译语读者对信息的接受在新闻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和期待视野等方面存在差异,原文中的信息对译语读者来说并不都是必要的,其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译者必须从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对新闻内容进行增删调整。 在很多情况下,在译文中另设标题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并激发其阅读该报道。比如2014年11月2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一篇报道“The Sum of all China’s Fear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中国所有恐惧的总和:转基因食品),译者编译时没有采用原标题,而是另设了标题“美媒文章 中国限制转基因食品另有原因”。该标题亮点在“另有原因”,旨在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近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争议的报道不断出现在各大媒体里,对转基因食品的抗拒主要是因为对其安全性存在顾虑,这一点已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因此,“另有原因” 能吸引读者去文中寻找答案。该标题也浓缩了新闻内容的精华,方便读者理解新闻。 对于原文内容的删减有时也是基于文本功能因素的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近日刊出一篇有关钓鱼岛的评论,原文题为“China and Japan’s East China Sea Dilemma: No Simple Solutions”,其编译文为“中日解套钓鱼岛困局无捷径”(《参考消息》,2015-1-8)。译者对原文进行编译时删掉了一些背景信息,如第5段中的部分内容: The Senkakus were ceded to Japan in 1895 i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fter it defeated China militarily. Beijing refers to this as an “unequal treaty” (Note to China: losing territory is what usually happens when you lose a war) and thus claims it is illegitimate. 该部分提到钓鱼岛在1895年因为《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解释了钓鱼岛领土争端的由来。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背景信息可以帮助其理解新闻内容,而对《参考消息》的读者来说是历史常识,因此译文中被删减,以避免冗余。 3.篇章维度 篇章也是影响编译过程的一大因素。译文能否很好地被读者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一般来说,英语新闻段落较多,而且通常每段都比较短小,由一两句话构成。从句法上看,是完整的一段,而从内容上看,往往连续几段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相比之下,中文新闻则习惯一个段落交代一个主题。这种新闻写作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编译时常常要对原文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将一些有意义连贯性的段落合并,以使译文符合汉语新闻语篇的规范。 以2014年11月20日《新西兰先驱报》一则有关国家主席同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会谈的报道为例,原文题为“President Xi Identifies ‘New Bright Spots’for NZ”,其编译文为“推动中新关系更上层楼”。原文共有14段,编译后有4段。通过文本对比,发现编译中有两处合并段落的例子,第一处出现在译文的第2段,该段由原文第5、6和8段合并译成。其中,第5段提到两国除了在农牧业等传统领域加强合作,还有其他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如金融服务、节能环保等。第6段说中国重点发展这些领域,新西兰在这些领域也有竞争力。第8段提及中国市场很大,新西兰乳制品、羊毛等优质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这三段都是对关于中新两国开展合作领域评论的援引,各句意思联系紧密,所以译文中被合成了一段。同样地,对原文第4和10段的合并也是基于篇章连贯性的考虑。这两段都是约翰・基对中新两国关系的表述,属于同一主题,因而译者将其合并为一段,使得译文可读性更强。 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新闻编译关涉社会、认知、文化和语言过程,是诸多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社会文化、篇章以及功能三要素对于译者编译过程以及译文面貌的影响最为紧密。译者在准确传递原语新闻信息的同时,要确保译文符合目标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语语篇规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从以上三个维度分析译者编译方法的选择,有助于深入了解新闻编译过程和结果,进而对编译实践与译品质量评估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渭南 时政新闻论文:“互联网+”时代下时政新闻的转型之路 摘要 面临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不断探索转型发展之路。时政新闻开辟微信平台,既是对新闻热莸睦洌又是主动拥抱“互联网+”的明智之举。新媒体灵活多变且弊端凸显,如何规避成为时政媒体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唯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举,不跟风、不媚俗,保持理性、中立、客观的媒体态度,才能确立媒体合理的发展方向,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 新媒体;转型;融合 从织微博到发微信,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异军突起的新媒体己经从影响个人生活到推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的“攻城略地”,并非“融合”“整合”两个词能概括,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程度可谓是“颠覆”和“重建”。传统媒体要如何自保7严肃、刻板的时政类新闻出路在何方7很多传统媒体尤其是以新闻立足的地方台媒体都在探索新的途径融入这场来势汹汹的媒体变革大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更新,与之相匹配的各种热门的新媒体开始渐次活跃起来,博客、播客、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客户端……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今年1月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也达到6.20亿,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更是突破50%,互联网已经以各种姿态悄然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面对着新媒体的来势汹汹,传统媒体也遭遇了断崖式的发展局面,求新、求变、求生存势在必行。2014年10月,营口新闻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引起微友粉丝的广泛关注。作为官方媒体微信平台,营口新闻微信有着自己的功能定位,不跟风、不媚俗,除每天推送本地新闻、政策热点外,还推送一些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话题,微友互动活跃。上线一个月,平台关注量突破万人,点击量数十万次。不仅提升了《营口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也拉近了时政新闻和观众的距离。营口新闻开通微信平台并非是仅仅是为了赶时髦、追新潮,或是盲目盲从地开通新的传播路径后弃置不用,最终目的是契合新媒体的发展,打造受大众欢迎又不失新闻规律的“新产品”。因为这个时代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很高的知识素养和新闻敏感性,他们对信息具有很强的鉴别力,你是真的想给他提供阅读价值,还是纯粹搞推广,他们一眼就能看清。微友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语言的组织上如何拿捏7媒体观点和功能如何体现?如何提升人气?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结果必然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导致新媒体内容无传播力,粉丝也成了“僵尸粉”。 地方台时政新闻栏目开通微信平台,既体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融合,又契合媒体的时代要求。进入物联网时代,网络实现全覆盖,微信以其草根性、及时性、共享性等特点迅速占领了信息市场。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人人都可以是消息源,在微信的世界里,人们尽情享受着网络的便捷,微信似乎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第一入口。每一种媒体技术的出现都会深刻改变着世界。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传统媒体的市场用户已经逐渐迈入老龄化,譬如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介,他们的受众大多年龄50岁往上,而新媒体的异军突起,则毫不意外地垄断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从学生到农民再到白领,他们所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都依赖互联网,新媒体的勃兴己然对传统媒体造成了极大威胁。 事实上,受众转移到新媒体环境中,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好事。因为,他们在接触新媒体的过程中,碎片式的阅读、真假难辨的信息、良莠不齐的内容,让受众不胜其扰。这些弊端,作为新媒体的运营者该如何避免呢? 症结一:一味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忽略其真实性 新闻,贵在一个“新”字。这是新闻时效性的具体要求。自从新媒体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媒体在报道时效上的滞后,让新闻的及时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从传统媒体的日报变成了“分报”“秒报”。尤其是近些年,所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都是由新媒体率先爆出,然后由此引发的舆论热点会在互联网上蔓延。因此,“时效”二字成为各类新媒体平台争夺用户市场的主打牌。然而时效同时也是媒体的一把双刃剑,如果单纯重视新闻的时效性而忽视其内容本身的真实性,这样的媒体也不会走很远。 2015年10月27日,歌唱家于文华在微博自媒体平台了一条关于国内文学家、剧作家、词作家闫肃老师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无数粉丝转发该条微博,甚至一些官方媒体客户端也随机推送有关“闫肃老师去世”“缅怀追忆闫肃老师”的相关信息,然而诸多媒体人马上就意识到,各大新闻的相关报道,信息源皆是一句简单的“据歌唱家于文华”,事情很快发生反转。随后闫肃老师的亲人以及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各大媒体出来辟谣,于文华本人也赶紧删掉这条信息有误的微博,并向闫肃老师及其家人表示歉意。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一条不真实的新闻可以在全国媒体引发集体乌龙,盲目跟风导致后果很严重,微友很生气。 症结二:过分崇尚“标题党”形式作风,降低媒体公信力 网络提供给受众的大多是碎片化的阅读。人们往往只看标题,忽略内容。如果标题打眼,就会赚取很高的点击量。不少媒体人在标题上动起了“脑筋”,即所谓的“标题党”。具有噱头、煽情、媚俗、暴力的标题虽然会吸引大量的眼球,但这些却让标题的内涵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变成投其所好而存在,并不符合媒体的客观性。“标题党”的存在不仅极大助涨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让媒体公信力大伤元气。 症结三:内容媚俗无底线,无视媒体责任感 作为媒体人,需时刻牢记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新闻既要去伪存真、还原事实的真相,更要体现人文关怀。有一些媒体人,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的取向,特意给自己的新闻内容冠上“独家”“超级”“深度”等字眼,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将“独家”“超级”简化为噱头,将“深度”等同为内幕,他们错误地将内容的卖点理解成了低俗,一味地谋取利益和业绩而置媒体责任而不顾,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媒体的长远发展,甚至对社会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媒体人明确了新媒体的症结所在就要在日常新媒体运营中有所规避。譬如在转发信息时,不要刻意追求时效性忽略真实性;针对原创的信息一定要核实后再;同时还要保持基本礼仪规范,避免过度情绪化从而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时政新闻栏目的微信平台不同于其他自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既要向公众传播有价值的信息,还要守住“操守”和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点击量而迷失方向,人云亦云。否则,势必会使新闻真实大打折扣,媒体公信力严重受损。没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再唱与新媒体融合的“高调”岂不是舍本逐末?开辟新媒体阵地固然重要,但守住传统媒体的“真、我”根本,更为重要。媒体人只有坚持社会责任与专业精神并重的原则,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中立、客观的职业态度,才是长久发展之计。 时政新闻论文:省级卫视时政新闻栏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摘要:《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节目,其新闻类型、消息来源、新闻主体、话语引述等方面都暗含着媒介组织的新闻报道常规。它既自上而下式地沿袭央视《新闻联播》的传播框架,又有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大省的品牌新闻栏目的特性。 关键词:报道常规;新闻偏向;消息来源 一、样本选取与研究对象 (一)确定样本 笔者选取了2015年10月8日至17日连续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一时间段内的新闻内容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这个时间段内没有各种节日、重大的活动与会议,能够体现常规报道的真实状貌;其次,选择连续的时间线内的新闻样本进行研究,反映新闻部门在一个连续时期内筛选、处理消息的工作流程和常规。 这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去掉提要、片尾和导语的时常一共10526秒,平均每天1052.6秒(17分32.6秒)。 (二)样本单位――新闻数量 需要说明的是,在统计新闻数量的过程中,一个新闻标题下的内容算为一条新闻。遇到一个标题下有两条相同主题、不同事件的新闻时,将其算作两条新闻。如果报道后配有本台短评,将其算作两条新闻。样本中10月9日有一条本台短评。此外,口播新闻虽然没有同期声画面,但作为一条独立新闻,它也有主题且产生意义,因此在本研究中也算作一条新闻。10月12日有一条口播新闻。 据此计算,样本中一共有新闻160条,平均每天播出16条。其中,10月11日播出新闻条数最多(20条),10月15日播出条数最少(13条),条数波动幅度为65%。 二、样本分类 笔者将研究样本按照新闻主题分为党政新闻、领导人活动、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社会事件、旅游休闲、城市建设、服务信息等8类。 (一)党政新闻 党政新闻指反映党政部门工作活动的新闻的总称。在本样本中,党政新闻共有22条,占新闻总数的13.75%;总时长1310秒(21分50秒),占新闻总长度的12.45%。 (二)领导人活动 领导人活动主要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视察、讲话、座谈等内容,从题材上看也属于党政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因其在节目中安排的位置、篇幅、时长乃至动用的新闻资源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的新闻,故单独拿出来归类。在笔者选取的该样本内,有24条新闻是领导人的活动方面的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领导人活动新闻的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若是将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合并计算,便能更清楚地看出其所占的比重。总条数46条,占新闻总数的28.75%;总时长3897秒(1时4分57秒),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平均每天播出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389.7秒(6分29.7秒),超过每天平均播出时间(17分32.6秒)的三分之一。 (三)经济发展 有27条新闻是经济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6.88%;经济新闻的时长为2838秒(47分18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6.96%。 (四)科教文卫 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进行分类,有40条新闻是科教文卫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5%;科教文卫新闻的时长为1775秒(29分3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6.86%。 (五)社会事件 有8条新闻是社会事件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社会事件新闻的时长为301秒(5分1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86%。 (六)旅游休闲 有16条新闻是旅游休闲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0%;旅游休闲新闻的时长为829秒(13分4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88%。 (七)城市建设 有14条新闻是城市建设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8.75%;城市建设新闻的时长为627秒(10分2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5.96%。 (八)社会服务 有9条新闻是社会服务新闻,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63%;社会服务新闻的时长为259秒(4分19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6%。 三、样本性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同期声使用、时效性等四个维度对样本进行了性状分析,以剖析《浙江新闻联播》节目的报道常规和新闻偏向。 (一)消息来源 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媒介组织的生产研究中,都关注到消息来源对媒介组织议题选择的建构功能。周小普在对央视《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中,便将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区分开来,他认为新闻来源是新闻的报道者,而消息来源是为新闻的报道者提供新闻事实的人员,即事实来源。笔者选取的消息来源即周小普笔下所说的“事实来源”。根据消息来源机构所处的视角、地位将消息来源分为党政部门、事业商业机构和社会人员三类。 在该样本中,有106条新闻是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66.25%;来自党政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8175秒(136分15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77.66%。有46条新闻是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28.75%;来自事业商业机构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1874秒(31分14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17.8%。有8条新闻是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来自社会人员的消息的全部时长为477秒(7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4.53%。 (二)新闻主体 新闻主体指一条新闻中报道的主要对象或是行动的施动者。综合新闻类型和消息来源的分类,笔者将新闻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和普通百姓。其中,参照本研究中新闻类型的分类,笔者在这一部分的样本分析中,亦将领导人从党政部门(人员)分类中剥离出来独立成类进行研究。 1.党政部门(人员) 有59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36.88%;新闻主体为党政部门(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950秒(65分50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7.53%。 2.领导人 有24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领导人,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15%;新闻主体为领导人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2587秒(43分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24.58%。 合并计算的话,以上两部分总共的新闻条数为83条,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51.88%,超过了一半的新闻总数;两部分的全部时长为6537秒(108分57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2.1%,接近三分之二。 3.事业商业机构(人员) 有65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40.63%;新闻主体为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3326秒(55分26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31.6%。 4.普通百姓 有12条新闻的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占全部新闻条数的比例为7.5%;新闻主体为普通百姓的新闻的全部时长为663秒(11分3秒),占全部新闻长度的比例为6.3%。 (三)话语引述 电视作为一种声像传播方式,同期声和画面、配音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声像表现手法。就其种类而言有两种,一种是现场的环境声,另一种是人物的谈话声。话语引述便是着眼对该样本同期声中的人物谈话的研究。笔者将话语主体分为党政部门人员、事业商业机构人员、专家学者和一般群众。 在该样本中,共有人物谈话同期声137个。党政部门人员的话语被作为同期声引述53次,占总次数的38.69%;事业商业机构人员的话语被引述42次,占总次数的30.66%;专家学者的话语被引述3次,占总次数的2.19%;百姓群众的话语被引述39次,占总次数的28.47%。 (四)时效性 本研究中所说的时效性指一篇新闻报道在写稿时所采用的时间状态。就分类而言,笔者将其大致归纳为五类:今天(文本中有明显的时间状语)、昨天(包括经推断时间为前一天的新闻)、近日(诸如日前、最近等一类时间状语)、无时间(从文本中无法明显辨识出新闻发生的具体时间)、将来(所报道事件的时间状态指向未来)。经过统计,这五种新闻的时间状态在样本中存在的条数和占比分别为:89条,55.63%;16条,10%;30条,18.75%;19条,11.88%;6条,3.75%。 笔者采用了周小普对央视《新闻联播》时效性分析的加权处理方法,对采用不同时间状态的新闻进行打分,最终为样本打出一个平均时效分。[1]打分规则具体为:今天(5分)、昨天(4分)、近日(2分)、无时间(0分)。需要说明的是,“将来”的时间状态因为指向未来,无从谈论时效,因此不予打分,亦不计入加权范围。经过加权处理和计算,笔者选取的这十天的样本平均时效分为3.69分。根据打分规则来看,样本的时效性在昨天之前。从加权处理的结果看,《浙江新闻联播》所报道的新闻平均发生在昨天之前。究其原因,虽然“今天”新闻占了55.63%,但由于节目中有不少的“最近”和“无时间”新闻,大大影响了这档新闻节目的平均时效性。 结论 综合对十天的《浙江新闻联播》的样本分析结果来看,作为省级卫视的时政新闻栏目,无论是新闻分类、新闻主体还是消息来源的选择,党政部门皆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若将这一结论放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去理解,便能发现其中的必然性。媒介组织在选择消息来源时,从源头上已将党政部门作为最重要的依赖,记者得到新闻素材后,无可避免地统一媒介组织和党政部门的立场。有学者经过对特定议题的量化分析后便指出,我国城市媒体由于过度依赖政府消息源,而使得新闻报道成为政府文件的复制,甚至成为部门利益的表达场所。[2] 从新闻类型上看,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活动占新闻总数的28.75%,占新闻总时长的37.02%;从消息来源来看,来自党政部门的消息占新闻总数的66.25%,占新闻总长度的77.66%;从新闻主体来看,党政部门(人员)和领导人的新闻占新闻总数的51.88%,占新闻总长度的62.1%。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新闻类型、消息来源和新闻主体三者都存在着一致的规律:《浙江新闻联播》在处理党政部门和领导人新闻时,惯用的处理方式是,在相对较少的新闻条数中,播放时长尽可能长的党政新闻和领导人新闻。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业传统中,党政部门往往是“垄断性”的新闻主角,这样一种主角分配模式对应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业理论对于新闻业的角色要求,例如,宣传和传达政府的政策并向公众提供解说,这种角色实际意味着一种“政府表达”,而非民间表达。[3] 若将视角扭转过来,便会发现其他诸如行业新闻、服务信息之类的新闻类型,新闻条数的比例比新闻时长的比例要大,与党政新闻的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虽然播放的其他类型新闻条数比较多,但从新闻时长来看,在一期节目的容量其实并不大。这是《浙江新闻联播》兼顾各类型新闻平衡报道采用的一种策略。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时政新闻论文:论如何增强党报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摘 要]时政新闻在媒体的报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内容单一、形式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了新闻的传播效果。因此,应通过对报道思维、报道视角、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语言几个方面来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 [关键词]新闻报道;时政新闻;亲和力 时政新闻在媒体报道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时政新闻报道重领导、轻群众,重工作、轻生活,报道语言公式化、概念化,缺乏亲和力,导致受众不愿意看,影响力传播效果。 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时政新闻报道只有增强亲和力,才能产生吸引力,形成感染力。因此,要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体制改革 在坚定不移的坚持党报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让党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让时政新闻的写作更加灵活,让舆论监督的力度更为强大,让党报的宣传之味日益淡化。党报究竟是要替党说话还是要替百姓说话,这都需要在新闻体制上进行革新,让党报新闻思想从“指令性新闻模式”向“指导性新闻模式”转变,借用《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的一席话“过时、过细、过严、过死的新闻管制手段,是阻止中国媒体‘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官方媒体之所以不能向世界发出有说服力的声音,甚至还在失去本国民众的信任,原因就在于自己人掐住了自己人的喉咙,使其有话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力量,久而久之就不会说话。”我国党报要更具有新闻亲和力,要更为读者所接受、所喜欢,应从下述两方面着手:其一,使党报新闻摆脱旧有的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其二,党委宣传部门转变观念,在强化党委对报纸的政治影响和政治领导的同时,赋予报社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 二、转变思维 打造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首先需要媒体一改过去的惯性思维,要在报道思维方式上先行突破,报道思维的转变是根本。 一是思维方式要从趋同型转向求异型,求异型思维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关注于事物间差异性与特殊性, 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 已知事物的局限性。时政新闻之所以“ 老面孔” , 就是记者局限在求同思维中, 主题重复, 视角相同, 写法老套。求异思维要求记者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特色、视角,从常规中寻找特异性。 二是思维方式要从单向型转向多向型。多向思维呈发散状, 能帮助记者从事物的不同侧面去理解其本质,从相互联系、交叉中去发现新闻, 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同形态中去挖掘新闻,有利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客观事物。 三是思维方式要从静态型变为动态型。时政新闻要有动态视角、动态思维,就是要善于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中寻找“ 切入点” ,进行先导性报道,而不是干坐在那等。 四是思维方式要从单一因果型转为多因果型。在时政新闻报道中, 要注意事物发展所出现的一因多果、 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复杂情况。尤其要防止用线性单一因果的思维方式去报道事物。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事物因果链前后左右的关连, 把事物间的因果决定看成断然不二, 片面强调事物产生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扭曲了报道立体的能动 性, 使记者不能全面、正确、客观地报道事物。摆脱“单一因果” “ 非此即彼” “ 非黑即白” 的思维方式, 才能消除时政新闻报道绝对化、简单化的流弊,使报道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五是思维方式要从滞后转向前瞻。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社会, 随着各种信息的迅速跃动与交汇, 受众再也不满足那种浅层次的报道, 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物的前因后果, 特别是渴望了解事物发展的趋向及对前景的预告。时政新闻由于受到一定的局限性,有时进行这种前瞻性的报道比较困难,但党报记者的思维转向前瞻型, 有助于把昨天的事实背景与今日发生的新闻事件联结起来, 作深层次的思考, 尽可能揭示明日的发展前景与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对于新闻的了解更全面。 三、报道中要以人为本 “从表面上看,受众是新闻媒介的接受者和服务对象,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但是,从根本上看,他们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新闻传播效果的检验者,是新闻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决定者。”传统的时政报道多采用官方视角, 缺乏贴近性,缺乏亲切感, 对读者自然没有吸引力。因此,新形式下提升时政报道的“亲和力”,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非常关键。 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首先要表达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媒体做到真正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新闻报道中需强化人本精神,用人文关怀表现人民的状态,传达人民的心声,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其次,新闻媒体要紧扣读者的需求。“办报为大众,办报靠大众”,在时政新闻报道 中明确树立科学明晰的受众至上的现代传播理念,以平民视角反映普通民众的思想情感, 这不但是媒介与记者在实践中应该坚持的一种价值取向, 也是媒介面对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认同的一种竞争策略。 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并不是简单地把镜头、笔端对准老百姓,而是使报道的关键点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点形成共振、互通。这样,读者了解的就不是哪个领导开了什么会,视察了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个会议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以及影响到什么程度。 四、拓展报道内容 以往时政新闻的报道内容框架性比较强,报道素材单一,也成为其不受欢迎的一个方面。现在,记者在时政新闻的报道中不应再因循守旧,在主题确定的前提下,要对报道内容进行不断的拓展。如今新闻新品种如雨后春笋冒出来,如精确新闻、背景新闻、解释新闻、谈话新闻、体验新闻、深度报道等等,就是新闻报道内容不断拓展的结果。 人们在拓展时政新闻报道内容上,通常采取三种方式: 做“ 宽” 时政新闻,抓住重大政治新闻,进行横向的开拓。 做“ 深” 时政新闻, 搞纵向开拓、深度剖析,为读者提供权威的信息和观点。 做“ 强” 时政新闻,在原有既定报道的基础上,可照仿其它新闻种类的做法,尝试增加口头访问、直接观察、亲身体验、隐性采访等内容,运用大量鲜活的材料,为时政新闻的报道造势增色。 五、报道形式要多样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包装,包装抓人,人们才会进一步仔细考察里面的产品。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只有先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兴趣,才会耐心地往下读。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除了转变思维方式外,还需创新形式,不断改进报道方式。形式是新闻报道的外在表现,报道形式的多样化是打造时政新闻亲和力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文体, 其基本种类有消息、通讯、特写、专访等。这些体裁种类 在过去各自特征比较明显, 格式比较固定, 操作起来往往出现程式化。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就是要打破这种程式化,不断丰富报道形式,一改过去的报道模式,变封闭式的方式为开放式的方式,变训导式的方式为诱导式的方式,变灌输式的方式为启发式的方式。只有与读者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增强报道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具体来看,追求直观效果、突出视觉冲击力,注重面部扮相、强调给受众第一印象等等都是丰富时政新闻报道形式,提升“亲和力”的手段。 《南方都市报》的《广州小变大盘点》和《深圳触摸现代化》两个大型报道中都把封面和封底打通来做,同时运用大量的图片。尤其在“小变”中,图片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有一图胜千言的审美效果,而且比文字的震撼力更强。同时大量照片的使用也使得整版面鲜活起来,让读者产生从视觉到思维、又从思维到视觉的双向交流。 《北京青年报》强化解读报道。《北京青年报》在两会报道中经常使用“对比报道”的手法,将权威人士对同一事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置于同一平面进行分析比较,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于对比中给读者留下思索的空间。 《经济日报》则常用数字和图表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编辑用曲线表、柱状图等形式将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直观展现给读者。 以上种种都体现了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报道形式上的灵活与多样,这对增强时政新闻的“亲和力”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 六、报道语言要生动 俗话说,没有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在一篇时政新闻的出炉过程中,语言的表达是最末的环节,也是最基础的环节。试想一下,你的思维方式转变了,报道视角也有了,报道内容也拓展了,报道形式也是多样的,但语言表达不够,也无法出彩。因此在前面的环节做足的情况下,必须要将政策性强的时政新闻信息用通俗、生动的群众语言表述出来,使读者容易接受。这就需要记者和编辑们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打造通俗易 懂的个性语言,使时政新闻的报道更富“亲和力”。 七、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 当前我国党报新闻亲和力缺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的原因,即党报记者、编辑与报社领导的个人主观原因,说到底这其实是新闻职业素养不够,想要彻底改变这一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但也有种种可使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得以提高的路径。新闻业界可借鉴每隔几年举行的党员先进性再教育活动这个做法,在新闻从业人员中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鼓励新闻工作者进学堂,进图书馆,进资料室,不断给自己充电,不断更新知识,使政治理论水平走在时代的前端,专业知识水平走在学术的前沿,使新闻理想与新闻追求永不磨灭,并且越发熠熠发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方延明在沈峥嵘同志的人物通讯研讨会上说,好一记者名记者一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二要有执著的新闻理想,三要有着迷的新闻敏感,四要有快捷的写作速度,五要有开阔的政治胸襟,六要有虔诚的仁爱之心。5,新闻工作者可把具备这六点素养视为前进的方面。改进党报新闻亲和力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无法一触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它需要理论界与业界共同的不懈努力,不断改革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汲取养分,提出更有用更有效的改进措施。而本文在此呈现的,也仅是党报新闻亲和力改革探索中的沧海一粟。 时政新闻论文:如何让企业报时政新闻更可读? 拟好标题,为时政新闻画龙点睛 标题是新闻给受众的第一印象,好的标题具有揭示出包含或蕴藏在新闻事实里的本质意义之功,质量意识不能模糊。 具有信息传导力度的方法大致有如下种类。一是平铺直叙。用清晰、直白、简洁的语言精确陈述新闻事实,传递新闻正文有价值的信息,指导受众阅读。2011年1月S日《中国石油报》6版图文并茂刊发人物通讯,记录了中央企业劳动模范、中石油工程建设苏丹公司经理杜光鉴事迹。我和同事采写的通讯以《一个中国石油人的海外20年》为题,展示了新闻的立场、观点。二是善用数字。2011年2月,利比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石油上下联动,迅速组织安全撤离在利比亚员工。3月3日,《中国石油报》一版刊发通讯,主题是“为了392个兄弟姐妹”,与写实的副题结合,醒目地突出了“一个都没少”的新闻事实。三是情融其中。通讯类时政新闻标题也可用散文式笔法,使文题一入目,即觉出感人的力量。2010年元旦,总理冒着严寒来到大庆油田,石油报一版头条刊发了“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纪实通讯,文题虽质朴,但暖意融融。四是古句新用。记录中石油人才战略的通讯“良枝自引‘凤还巢’”,借用了梅派传统京剧曲目《凤还巢》的字面意;记录中石油廉政建设的通讯“莲濯清水,香远溢清”,撷取了北宋名篇《爱莲说》中的佳旬。五是深意巧蕴。2006年9月。中石油在辽河油田召开廉洁文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我承担了现场观摩的通讯报道任务。为避免文章流于空洞的说教,采用了虚实结合方式拟出了主副题,主题是“让‘宝石花’圣洁地开放”,将中石油标识和神圣而纯洁的意味组合一起,既兼顾可读性,又突出了文章的重大意义。 抓住细节,让时政新闻鲜活耐读 近年来,《中国石油报》领导活动类时政新闻报道任务量明显增多,成为报道重头戏。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国石油企业或项目考察调研近70次。怎样让这些活动类时政新闻更好地吸引受众?细节是一个重要抓手。如《总理和咱一起过新年》一文,就运用了多个细节描写:用过午餐,总理来到井队二班阚涛班宿舍,他摸摸被褥,关切地问:“晚上凉不凉?”队党支部书记赵桂军说,现在是地热,比原来的电取暖好多了。再如,走到宿舍门口,看到技术员刘小明头戴的棉帽子,总理伸手摸了摸说:“这真是狗皮帽子,暖和吧。”大家都笑了。最后,将离开铁人展览馆时,看到人群中的“新时期铁人”,总理像老熟人一样直呼其名,问道:“王启民,你今年多大年龄?”王启民说,74岁啦。总理一再叮嘱他们保重身体。这些细节虽小,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的形象跃然纸上。 获2009年度中国石油新闻一等奖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消息,写作中融入了通讯笔法。为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道工程,中土哈乌四国元首聚首土库曼斯坦。开工当天上午,巴格德雷合同区阿姆河第一天然气处理厂门前近4万名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四国贵宾。我注意到古文记载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土库曼特产“汗血宝马”充当了现场表演的主角,于是将这一细节描绘到了文章里,“阿哈尔捷金马姿态优雅地微微颔首轻曲右膝,欢迎贵宾到来。四国元首在掌声和欢迎声中健步走上观礼台,欣赏马术和文艺表演。” 笔墨着情,让时政新闻打动受众 采写总理冒着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低温,与大庆油区工人共度新年的新闻时,我通过现场采访、事后采访当事人等办法,选取了一些饱含隋感的事例和语言,用“总理来到咱井场”“总理走进咱家门”“总理叫出咱名字”三个小标题,描绘了三个场景,记录了三个片段,再现了总理对石油工人的深情。 在采写中石油利比亚员工安全撤离的过程中,我和同事到机场接机采访、电话连线亲历者,尽可能真实记录、还原现场。因为饱含对历经磨难战友、同事的敬重、怜惜之情,我们在文中做了这样的记述:午夜。那雨下得正紧。人全被赶下大巴车,站在没脚脖儿的泥水里。打在身上的冰雹,有黄豆大。“冷,真冷啊。”王贵宝回忆着。“走到拜尼瓦里德,又被军队拦下,强令车辆原路返回,没收了电脑、手机、GPS。蒋超把手机藏到身上,才没断了联系。”长城钻探利比亚项目部经理李亚强组织员工安全撤到突尼斯,自己却留在利比亚通过QQ联系包机。媳妇惦记他的安危,不停网上问话,只是不见丈夫开小窗回应。等了很久,李亚强回了旬:“忙,我这儿开了20多个窗口。”此文刊发后,仅在中石油集团内网短时间内点击量就过万。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成果报告 一、内容提要 邮政要加快发展,关键在于邮政在企业经营发展和管理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激发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和能动性、创造性,从根本上为邮政发展增添动力、采取措施,大力开展经营创新,依靠全体员工参与创新。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原则,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结合邮政经营创新,我的理解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员工,保障员工各项权益,做到一切为了员工,依靠员工,改革创新成果由员工共享。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员工是企业经营的主体,经营活动要由全体员工来完成,他们最了解经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革创新,怎样创新。因此,经营创新要全心全意依靠全体员工,发动全员参与经营创新,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开展创新活动,推进经营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要做到全员参与经营创新,就要相信员工的力量,把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如实告诉员工,真心实意地发动员工出主意想办法,这样提出来的创新举措才能得到全体员工的拥护和支持,才能贯彻落实,取得好的效果。要做到全员参与经营创新,还要关注员工的所思所想,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真心关注员工生活,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员工利益,做到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使全体员工积极投入到经营创新中去。 必须以企业效益为中心,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机制。一个公正、公平、科学的考核机制,对企业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善的考核机制就是企业加速运行的发动机。近年来,邮政本着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的原则,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经营战略的需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改革和完善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多年来,邮政主要以业务总收入为主要考核指标;随着成本控制重要性的增强,邮政建立了以业务收入为主、兼顾可控成本的考核办法;其后,邮政发现每一项邮政专业业务的对应变动成本有较大差异,因此又增加了变动成本的考核内容,形成了准收支差额为核心的考核办法,对收入结构的有效调整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创新的前提。要创新思维就要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克服小富即安、得过且过、不思作为的思想。因此,要搞好邮政的经营创新,就要站在建设现代化和谐邮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的高度,审视邮政的经营工作,从过去取得的成绩中总结经验,鼓舞士气,提高经营创新的自觉性和信心。从邮政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中,研究创新经营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解决问题,促进矛盾转化,推动邮政经营健康发展;从发展目标和任务中,确定邮政经营创新的方向,引领企业创新不断提高层次,由单纯的经营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提升到邮政行业的创新,并寻找经营创新的着力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真实性是邮政企业财会工作的生命,真实准确的信息是做好财务分析的基础。为此,邮政以市县财务一体化改革为契机,通过统一全市会计科目和规范核算口径加强凭证审核的方式,较好地杜绝了县(市)局虚列收入和成本挂账等现象。通过与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分支局所的财务检查,提高了基层营业收入的管理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为企业做好财务分析和实施科学公正的绩效考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邮政企业如何进一步提高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率,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邮政以建立固定资产和库存集邮品(存货)的信息平台为手段,在全市范围内通过有偿和无偿相结合方式合理调度资产,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有效利用全市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财务分析要从财务的观点来看经营,从经营的观点来看财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财务分析的实效性。面对种类繁多的邮政业务,财务部门通过认真仔细的核算和分析,利用每月一次的经营分析会,及时向经营部门提供并分析每项邮政业务的边际贡献,使他们充分了解储蓄、特快、集邮等业务的变动成本,使分(支)局长充分了解每项业务的边际效益,进而注重业务收入结构的调整。有了准确的财务,使经营部门在发展上不但注重业务收入总量的扩张,而且也注重了业务收入效益的提高。 必须坚持学习,不断提高企业干部员工素质。学习能力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最根本的能力,是个人进步、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创新就是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思维,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要创新经营就要坚持学习,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终身学习。既要学习政治理论,又要学习科学技术;既要学习业务技能,又要学习管理知识;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学习别人的实践经验。当前,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开展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放开明主题教育活动。学习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自己实际,开展查摆研讨,克服旧观念的束缚;要紧密联系邮政经营管理的实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周口邮政的又好又快发展;要紧密联系邮政深化改革的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设现代邮政,适 应新时期的需要。 二、前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员工的根本利益,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想着员工的利益,员工就会想着企业,以企业为家,人人都这么做了,就会形成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作为一个领导者,带一个企业不是简单地做几件事情,而是要带出一支队伍,带出一种能力。一旦这支队伍形成了一种能力,有了精神和气概,就能够将企业做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人心的凝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邮政在工作中提倡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繁荣的经营理念,形成经营人心的企业文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企业要成功地开展竞争,不但要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而且必须不断进行管理创新,以此来推动企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财务工作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晴雨表。财会部门要把企业财务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决策者和经营部门,更应注重于从财务经济指标的数量变化中去把握市场经济的脉搏,为企业领导制定发展规划和经营战略提供定量判断依据。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邮政把搞好财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在丰富财会信息容量、引导企业经营健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其重要性已越来越被邮政所认识。多年来,在省公司的帮助和指导下,市邮政局在财务管理改革和创新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体会,使市邮政局的财务管理稳步向市场化、科学化的目标迈进。 三、实施背景 邮政企业自实行公司化运营以来,邮政局加快引入现代企业新的经营理念,员工的观念有了根本转变,使邮政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那么,邮政的发展还要不要解放思想、创新经营呢?有道是大国的兴起,都缘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注重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勇于改革而不因循守旧。要发展、要超越、要崛起,就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解放思想,以更大的气魄改革开放,以更大的胆识推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使邮政深刻认识到市场环境的变化需要邮政继续解放思想。邮政公司化运营后,邮政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更加广阔,发展机遇更多。邮政看到,一方面,邮政的竞争对手正以邮政为目标,努力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用户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使邮政市场得到逐步扩展,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从发展看,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为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邮政要抓住发展的机遇,深化财务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提高市场占有率,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经营创新,以适应市场对邮政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邮政局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发展速度仍很落后,业务结构仍不尽合理,基础管理工作仍需加强,因此,要克服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邮政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经营财务的创新。 四、内涵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业务的经营,更离不开管理的创新。集团公司提出的坚持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业务发展模式的目标。所以,邮政只有通过不断的管理创新,才能熔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为邮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邮政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要成功地开展竞争,不但要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更要不断地进行管理创新,深化财务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关心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市县一体化改革、创新收入考核,以加强企业的收入管理、资金、欠费和资产结构管理;通过降本增效,以强化资源控制,达到提高企业利润的目的;从优化财务资源配置,规范财务行为,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着手,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够使邮政企业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企业经营战略的需要,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了业务收入为主、兼顾可控成本的考核办法,较好地调整收入结构。 五、主要做法 (一)创新完善管理模式,强化资源控制,提高企业效益。 支撑是企业财务工作的具体体现,服务是企业财务工作的核心。为此,邮政企业财务管理改革和创新要根据企业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支撑作用和服务水平,努力适应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1、加强收入管理。加强收入管理是邮政企业财务管理的难点。从日常财务检查中邮政发现,有的基层部门为了完成收入考核计划有随意调节收入入账的现象。为此,邮政专门发文制定了《收入管理流程和核算规范》,重申业务收入入账原则,明确了各分支机构营业款缴款流程和交接手续等,保证分支机构业务收入的及时归集、资金的全额入账,防止了跑冒滴漏情况的发生。为防止速递业务低面值揽收,加强特快收入的管理和稽核,邮政与业务部门紧密配合,规定各分支机构必须在出口特快邮件封发清单备注栏注明每件特快的重量及实收金额,由速递局专人把关对每一出口特快邮件进行审核,月底由财务部门面向支局和速递局进行双向收入核对,提高了特快收入的管理水平。 2、创新收入考核。过去市邮政局按预算收入配置总成本费用,以收差作为年度控制考核指标,各局超收差可超支。这种管理方式虽可保障收差目标实现,但对当年因各种因素导致超计划的收差,控制力弱,易造成财务资源浪费。学习兄弟局先进经验,引进边际成本,创新完善管理模式,将原配置方式改为按固定成本+增量成本配置。固定成本根据各局正常生产运行需要和上年收入规模,按5个大类74小项进行配置,增量成本由各单位按本年度新增收入和边际成本系数获取,将成本、收差作为财务管理重要考评指标,实行双控的弹性财务管理模式,强化了成本预算约束力,确保了企业财务资源的集中,提高了企业利润水平。 3、加强资金和欠费管理。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财务管理要以资金管理为中心。只有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控制、规范资金运作,才能管住用好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省公司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要求,市邮政局在工行开立了集团账户,市局对县市局采用集团账户体系,各县局只要将各项现金收入缴存当地收入专户(集团二级账户),资金将自动记入市局一级账户。此举大大加速了全市各局资金回笼的时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全市资金分散的状况,为尽早归还贷款创造了条件。一是按照省公司收支两条线管理要求,强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强对各单位的银行账户管理及监控。二是加大对各类业务资金的管理力度,特别是集邮、报刊、贺卡、邮乐卡、分销等资金的核对清理,促进单位增强资金管理意识,防止各类资金在业务部门和各经营单位的沉淀。 推动欠费管理系统的正式启用。通过欠费管理系统的上线,加强了全市用户欠费管理,特别是加大了悬账清理力度,要求要定期对悬帐清理,清理要核实到具体单位与责任人,要保障悬账的及时勾销,避免出现坏账、呆账。原则上当年悬帐在次年3月前要清理完毕。加强业、财配合,督导各单位积极清欠,确保了全市系统的正式上线运行。市邮政局为加强用户欠费的管理和考核力度,专门制定了《用户欠费管理和考核实施细则》和《用户欠费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 规范了组织营收和业务操作的流程,使基层业务经营部门有章可依,按部就班地进行业务操作,减少基层业务经营部门因违反正常操作程序而引起的坏账损失。对各部门按正常的流程和要求办理业务所产生的用户欠费,建立了用户欠费红黄牌预警制度,按季按月予以公布并进行严格的监控。特别是将用户欠费纳入局经营责任制考核范围,对专业局、分(支)局季末、年末用户欠费超定额部分,全额扣减业务收入实际完成数;对3-6个月的用户欠费,按该数额的50%暂扣该部门当季生产奖金,待欠费收回后,再将暂扣部分奖金予以发还;对6个月以上的用户欠费,按该数额的20%直接扣减当季生产奖金,不再返还。该办法自出台以后,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4、加强资产结构管理。加强对邮政企业总资产的结构管理,即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各占总资产的比重。资产结构是否优化,决定了企业经济资源配置是否优化。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流动资产所占比重应大于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固定资产技术含量低,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偏低,固定资产若占比重偏大,会影响企业整体的资产报酬率的提高。而流动资产具备周转快的特征,若能加强对流动资产的管理,使其周转快,回收快,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还会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现金流。邮政企业总体上应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但目前邮政企业的固定资产几乎是流动资产的两倍,而且大多数固定资产是房屋建筑物这种回收缓慢,投资报酬率低的资产。因此,邮政企业应结合本企业的经营特征,减少对房屋建筑物的投资,加大对技术含量高的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样,才会提高邮政企业的资产报酬率。 5、加速资产的周转,提高经济效益。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除了货币资金以外,占用的资产越多、其流动性风险就越大。所以,问题归结于要尽量减少资产的占用,而在相同的总收益水平下,要减少资产占用,只能依靠提高资产周转的速度来实现,周转速度若能提高一倍,就意味着同等状况的经营,所占用的资产至少能减少一半。邮政企业的资产在经营过程中非常容易形成沉淀资产和不良资产,如邮资票品和库存商品的积压,无法回收的呆死账(用户欠费),闲置未使用的固定资产等。因此,企业在配置这些资产之前,事先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市场需要量或企业资产需要量的预测,防止这些资产出现超储积压和闲置的状况,影响资产报酬率的实现。 理论上把企业的资产质量划分为良性资产、沉淀资产和不良资产。其中,良性资产和沉淀资产为有效资产,不良资产为无效资产。企业必须重视良性资产所占比重,因为只有良性资产是目前参与正常经营为企业带来效益的资产,沉淀资产尽管属于有效资产,但是因为沉淀在经营的某一阶段,如:收账期在1~3年之内的应收账款、储存期限超过1年的库存商品、闲置的固定资产等,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而且如果不及时盘活这些资产,这些资产也很有可能转化为不良资产,因此沉淀资产应尽可能减少,而且要及时盘活。不良资产属于已经损失的资产,这样的资产应尽可能控制为零,国资委157号文关于《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中有关资产质量状况评价的指标就有不良资产比率,而且规定发生属于当期责任的重大资产损失事项,损失金额超过平均资产总额1%的,或者资产损失金额未超过平均资产总额1%但性质严重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扣5分。 (二)优化财务资源配置,强化效益理念,促进经济增长。 在发展中如因项目规模大,对企业发展战略有较大影响或产品处于培育期,需抢占市场等原因而导致边际成本不够,经营单位或项目组须向市局专项申请,经市局计财和市场业务部门测算、确定,报局领导批准,可予实施,超额成本由市局进行补贴。这样即可防止无效发展,又可实事求是,满足业务需要,促进业务发展。 1、细化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成本变动数,市邮政局通过对企业产品的分析、调查,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考虑代办、材料、营销、宣传等直接成本因素及收入项目、结构,经综合计算后,制定下发了15个单项业务的边际成本系数,各县(市)局按统一标准,各专业公司因收入占比不同,系数作适当调整。通过边际成本的确定,各经营单位在经营发展中开始要算帐、会算帐,引导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了函件、电子商务、储蓄等重点业务发展。引导基层树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发展理念,促动全市高效业务发展快速。 2、优化资金结构。资金是企业经营、发展的血液,经营的类型不同、阶段不同,所要求的供血方式、供血结构也是不同的。资本结构是邮政企业各项资金来源的组合,及每一种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例,包括负债(债务资本)和所有者权益(自有资本)。负债资金与权益资金,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负债资金的成本低,但使用时间短,逾期若不能归还,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而权益资金却恰恰相反,它属于企业自己的资金,不用偿还,其使用时间长、使用安全,但资金成本高。就目前一些邮政企业而言,由于其总资产报酬率低于贷款利息率,因此,不具备负债经营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如果邮政企业负债经营,所获得的报酬还不足与支付利息,负债越多,企业亏损额就越大。所以,邮政企业要发展,就必须靠企业经营所得积累的资本。这就要求各邮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能只重视收入的实现,更要重视效益的实现。只有有了效益,才会形成盈余,才会有足够的自身资本积累,企业实力就越雄厚,有发展后劲,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因此,各邮政企业都应把资本结构中自身资本积累所占的比重的增长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工作。如果忽略了对资本结构的把握,典型的案例有韩国的大宇公司,当时就是完全依靠银行贷款来扩张发展,其资产负债率高达98%以上,不到十年的工夫,成为资产过百亿的跨国公司,偶然的成功使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然而多年积累的资本结构失衡危机终于爆发,庞大的大宇帝国瞬间灰飞烟灭。 3、规范财务行为,防范经营风险。严格依据《邮政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和《邮政企业成本费用会计核算办法》,检查各项成本费用的计算、归集、核算是否准确,是否严格执行成本费用开支范围和支出标准,杜绝挤占、虚列成本费用和成本挂账现象。重点关注与成本费用有关的往来账、存货、等科目的核算是否规范。特别关注业务代办费的核算和管理是否规范,检查报账依据是否充足,资金流向是否清楚,杜绝账外二次分配或改变资金流向和用途、公款私存等事项的发生,严禁出现账外账和小金库等禁止类财务行为。 (三)注重成本执行控制,强化预算管理,确保目标实现。 树立全面预算观念,必须建立健全预算协调和控制机制。首先,全面预算包括经营预算、资本性支出预算和财务预算三项内容,需要各专业、各部门密切配合;其次,全面预算需要有协调和控制机制,以协调企业各项预算编制和对预算执行的控制、调整等。如要做好事前科学预算、事中分析反馈、事后调整考核,处理好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资本性预算和财务预算的关系。 1、加强成本管理和预算管理。成本和预算管理是邮企业政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成本管理是提高企业效益的有效途径,市邮政局在对分支局所的成本费用计划的核定与考核上,采取了零基预算和弹性预算相结合的办法。每年由计财部牵头,组织局内各部门赴实地对各分支机构的各项可控的成本费进行测算,各分支机构的各项费用均以零为基底,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逐项审议各种开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开支数额的大小,来核定该部门的可控预算成本总额。通过科学的计划核定办法,大大提高了成本计划的公正性合理性,杜绝了各种浪费现象的发生。为保障全市财务目标实现,市邮政局在实行月度成本预算管理模式,加强了对成本执行控制。各单位按固定成本计划和本月增量成本,根据本月经营 预测情况,编制月度成本预算,报市局财务审核。 市局按月下达月度成本预算,各经营单位在预算额度内,控制使用。中途需增加成本额度,由各单位上报申请书,说明增加原因、额度,市局经审核后专项批复下达,并督导专项使用。此方式对各经营单位成本控制的精确性要求更高,约束力更强。同时减轻了资金周转压力,提高了资金使用率。通过一年运行,取得较好效果,收差、成本等均控制在预算目标内。 2、确立以企业战略为基础的理念。预算管理是对计划的数字化反映,是落实企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之前,应该认真进行市场调研和企业资源分析,明确自己的长期发展目标,以此为基础编制各期的预算,这样可以使企业各期的预算前后衔接起来,避免预算工作的盲目性。 3、建立资产经营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资产质量、资金使用效率等进行全面的考核。同时,配合以上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本着全面预算、全额预算、全员预算的原则,将资金、实物等所有可以用数量、金额加以反映的方面,所有与货币资金收支有关的项目都纳入预算的范畴,严格控制预算外收支业务的发生,在全体员工中培育全面预算意识。 4、企业上下目标的一致性。全面预算管理执行的好坏,与企业上下目标是否一致关系密切。如果企业下级部门仅仅把预算指标作为上级下达的任务来被动地加以完成,那么这种努力就很可能会偏离企业的总体目标,达不到预算管理的预期效果。因此,在预算的实施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使预算的编制执行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企业的总体目标之上,不要为细枝末节耗费过多精力。 5、加强财务分析,将预算将考核依据。预算管理的效果是与它在业绩评价中的作用息息相关的。通过预算考评,使被考评人看到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调动企业全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使上级正确了解下属的能力和对企业的贡献,改变凭印象和档案用人的旧习,使人事劳动管理科学化。多学习市对县年度绩效考核办法,掌握政策变化,清晰工作重心,配合相关部门对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剖析,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为领导和各级经营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指导基层单位完成年度绩效考核的各项目标任务。 (四)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增加企业利润。 1、细化成本指标分解,建立以人为本的成本管理激励机制。具体说来,就是以强化成本核算为手段,促进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加强和提高,充分发挥成本管理的职能作用,建立以财务为中心的成本考核体系,努力降低耗费,促进效益提高。邮政企业的生产成本项目有:工资、福利费、折旧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邮运费、维修费和业务费;期间费用为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由于邮政企业营业网点多,生产特征是全程全网联合作业,有些成本费用项目很难制定合理的消耗定额,长久以来造成成本失控、效益流失。细化成本指标分解,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费用到岗、责任到位、奖惩到人。将专项切块资金与各所属部门挂钩考核,实行谁负责、谁控制;谁节约、谁受奖;谁超支、谁受罚的激励政策,使每个部门都有压力感,形成人人关心成本,全员控制成本的局面。将成本控制意识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消除认为成本无法再降低的错误思想,对企业全体员工进行培训教育,要求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企业成本降低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人人应对成本管理和控制有足够的重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企业形成全员成本管理的意识,在每一个作业环节都能尽量降低耗费,最终实现邮政企业整体的成本效益。 2、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成本管理素质。目前仍有一些企业的领导或员工认为费用成本是会计人员算出来的,费用成本的管理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跟其他部门没有关系。殊不知费用成本发生在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企业的员工都是企业收入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企业成本的制造者。企业必须提升全员的成本管理意识和素质,上至企业领导,下至普通员工,都应树立成本意识和效益意识,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应主动参与到企业降本增效的工作中来,同时,企业要对员工进行相关技术方面的培训和科学文化方面的教育,提高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以及科学文化水平。另外,企业需要引入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力争实现自主管理。 3、运用现代化的成本管理手段。充分利用邮政企业财务系统,提高工作效率,使企业能及时预测成本,了解成本进展情况,做到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响应市场。面对严峻经济形势,市邮政局认真贯彻省邮政局降本增效年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降本措施,重点放在优化生产经营流程,盘活人力资源,整合投递资源,强化预算管控,加强成本控制,加大集中管理,降本增效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业务材料用品、代办费、通信费、水电费、会议费、车辆修理费分别较上年下降11.84%、22.86%、8.04%、4.6%、2.59%、28.59%,收差较上年实际增长660%。各经营单位在围绕市局降本措施同时,还结合本单位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多项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例如:邮政局将费用控制重点放在办公费、招待费、会议费等管理费用,在预算进行压缩,同时对流程制定了严格管理办法,该局管理费用累计完成55万元,完成市局预算的81.6%,节约成本1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3.84%。 市邮件处理中心通过对区乡邮路重组,将邮路延伸到更多的网点,即加快了邮运速度,也节约网运成本。根据全市网运情况,对全市邮运车辆进行了定编,压缩车辆编制3台,并及时将到期的2台旧车报废,节约成本4万元。利用新车辆管理系统功能,实施网运车辆单车核算管理,严格执行定额标准,在油价连涨三次的前提下,全年油料费未突破市局预算,全市车辆大修费用下降11万元。市邮政局在省邮政局、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创新管理模式,加强财务管理,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对全市集中财务资源,保障能力建设,确保各项经营目标完成,发挥了极大作用。在中央确定的积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市场环境下,邮政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邮政必须坚定发展的信心,继续深化财务改革和开展降本增效活动,继续推进和完善双控预算管理模式,丰富边际成本内涵,优化资源配置,确保重点成本控制,集中财务资源,保障基层经营活力,统筹兼顾,有控有促,全力支撑业务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利润水平,为确保全市各项目标全面完成而努力。 (五)深化改革,争取政策支持,提升企业的能力建设。 1、深度市县专业一体化改革。邮政通过初步专业化经营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以及对兄弟公司所取得成功经验的学习,邮政相关部门在经过大量的论证、反复研讨和磋商之后,9月,邮政召开了专业化改革研讨会,人力、财务相关配套措施出台,会议确立了强化专业化经营,把完善机制、体制, 统筹配置资源贯穿到专业化改革和经营过程中的总体思路,机制、体制配套设立是解决专业化市县一体化经营的关键,财务专业核算实行市、县两级管理,市、县各专业建立专业会计辅助账,并设立核算人员,负责对本专业收入、成本、存货、用户欠费、有关债权等进行辅助核算,明晰了损益责任,不断强化专业经营、效益意识。人力配套措施着力于下放用人权、管理权、分配权给专业局,专业中心主任由专业局自主任命,对专业中心经营管理目标实行双挂钩双考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分配机制,专业经营管理意识大大提升。同时专业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组织相关培训,市局做好支撑工作。通过这些专起来、落下去的具体工作措施,必将促进企业加快实现绩上去目标。 2、深化成本核算。根据省邮政局深化成本核算的工作安排,在各单位开展责任中心损益核算、网点损益核算、分销损益核算的同时,对全市责任中心损益核算进行报表分析。即根据实体责任中心成本,结合各项业务实体责任中心对资源的占用和业务量情况,将营业、网运、投递、生产支撑四个平台责任中心成本,认定和分摊到函件、报刊、集邮、机要、分销、电子商务、速递、储蓄、其他邮务九个专业中,计算形成9个专业的责任中心年报表,从核算结果来看,,全市除电子商务、储蓄和其他邮务为盈利外,其余专业均为亏损。真实的反应出各专业责任中心的损益情况,为企业经营发展和改革提供参考依据,作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3、争取政策支持,提升能力建设。根据全市经营发展条件现状,大力推进当期企业能力建设。根据省邮政局工作安排,积极调查、统计全市房屋大修需求和第一批营业网点标准化改造计划,在省邮政局获批了8处房屋大修和10个网点标准化改造,共计争取到了820万元的资金支持,为提升企业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各项经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着眼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实力,统筹规划全市能力建设。一是根据目前全市网点自有房屋空置多,企业资源浪费;营业网点中租赁性质房屋占比大,租金高,出租人常以收回出租权要求网点迁出为由擅自违约要求涨价,造成企业发展不稳定性的现状,在结合网点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形势、网点租赁成本、购置成本、网点投入产出率等方面综合分析的前提下,调查统计全市网点更新需求,并进一步对各单位上报的需求进行审核、调查,根据企业发展能力和投资需求,拟定第一批7个网点购置方案并上报省邮政局,争取省邮政局政策支持,为企业发展提供后续发展动力。二是推进全市会计基础工作规划化达标工作的开展。根据省邮政局专业化改革的工作安排和管理要求,为进一步促进专业经营改革和发展,邮政在省公司明确的发展思路的引导下,充分测算业务局为发展业务所需的支撑成本,下达市业务局支差-19.08万元,充分赋予专业经营发展的主动性。同时,根据省邮政局对业务局的考核办法,结合管理实际和管理需要,积极与相关绩效评价部门沟通,将其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共同制定了《市邮政局业务局绩效评价办法》,引导专业经营发展方向。 六、实施效果 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壮大企业发展规模,让员工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让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命运,是积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邮政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全体员工心目中建立对企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形成责任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的精神,实事求是邮政的行为准则。当然,守信是一个企业必须有的精神,在跟客户合作中一直本着诚实守信的合作理念,但在邮政看来,负责任更是和企业的生存、职工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局在省公司的坚强带领下,努力克服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积极践行省公司党组富民强邮、构建和谐发展战略,按照一体两翼新架构,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板块联动发展为主线,以专业化体制改革为动力,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企业经营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1-9月,全市邮政企业累计完成收入2.09亿元,列全省第三位,增幅31.95%,列全省第六位,预计全年完成收入2.63亿,同比增幅28%,超奋斗目标101%,收差预计完成省公司4000万目标,增幅达100%,并偿还企业贷款828万元。其中,1-9月,全市函件专业实现业务收入1436万元,完成省公司奋斗目标95.7%,同比增长18.8%;1-9月集邮专业实现业务收入1021万元,完成省公司预算目标102.1%,同比增长43.7%。1-9月,全市报刊专业实现业务收入1023万元(零售按业务收入),完成省公司奋斗目标79.4%,同比增长16.8%,其中订阅收入完成562.8万元,同比增长17.7%,零售完成收入356.1万元,完成预算目标进度79.1%,同比增长22.5%。 截至9月底,全市邮政期末储蓄余额达到111.4亿元,规模列金融机构和全省第3,全年累计净增16亿,创历史新高,预计年末规模将达__.2亿元,累计净增19亿元;定活比例33.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邮储市场占有率为14.1%,预计年末将达到14.2%。1-9月全市完成金融业务收入1.6亿元,完成全年计划81.5%,占总收入结构比重71.1%,较去年增加1.38%。 针对过快增长的欠费,邮政充分利用量收管理系统,借助系统数据,加强欠费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止12月底,邮政累计收回各类欠费1269万(其中量收系统欠费245万),较一季度末欠费下降90%。收入欠费占比从一季度的10.89%,下降为0.91%。全年收回函件账单欠费50万元,贺卡欠费218万元,分销商品欠款155万元,报刊欠款580万元,思乡月欠费153万元,集邮欠款28万元,航空客票欠费26万元,邮乐卡欠费59万元,其中跨年度营销项目贺卡业务和报刊大收订流转额基本实现了零欠费。 通过持续的开展降本增效,财务管理进一步深化,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成本意识、效益观念逐步增强,全市邮政企业利润收益水平达到16.9%,同比增长48.1%,人均有效收入达到11.3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38.1%,列全省第6位,预计年底将达到14.1万元。百元业务收入总成本费用较去年下降5.0元,百元业务收入管理费用下降1.8元。积极推进专业核算、网点损益核算、分销核算,加强结果运用,渠县局川鄂路、达县局华蜀南路营业网点利润率在全省列前5位。 财务规范进一步加强,员工营销费全部纳入工资、劳务性支出管理,并实行集中发放。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资金管理,累计偿还贷款828万、各类欠款550万元。累计开展审计项目62项,审计工程金额506.4万元,审减53.3万元,审减率10.53%。 网点布局得到优化。经过多次调研论证,积极部署在市场资源丰富区域新增网点,对市场空间狭小、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网点进行迁址,宣汉八仙楼、达县渡市、渠县宝城、万源长坝预计在今年完成迁址。按照省公司统一安排部署,今年全市预计完成10个网点标准化改造,另根据省鸿闻公司统一安排,今年更新现业城区48个报刊亭,邮政服务形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渠道优势进一步扩大。目前,全市已实现网点全功能化,渠县青丝乡、宋家乡代办所改制为自办所已得到省公司批复,资质手续、设备、营业系统全部到位,10月底已顺利开业。积极倡导在邮政台席叠加代字号业务,形成了1+n为核心的渠道,1-9月,短信在网户数达到30.5万户,其中包年短信6.1万户,实现收入692.7万元,代售机票7824张,票务完成收入96.5万元,同比增长202%。 投递能力得到加强。全市城区投递网建设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较好支撑了邮政业务的快速发展。以流程优化活动为契机,重点关注给据邮件投递信息上网率等指标,加大管理力度,制定下发《全程时限考核办法》,针对银企对账单投递率、回执率低等瓶颈问题,制定了考核办法,目前相关指标有所回升。 完善网络支 撑平台,支撑企业快速发展。目前,营业网点内部电话系统建设稳步推进,全市153个联网网点可实现内部电话互通,且全部实现了视频监控联网,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市县网络中心均安装了防火墙。为全市邮储余额上7千万、部分代售火车票等共计45个网点安装了led系统,目前已开始投入使用。积极按照省公司安排部署,各项业务和生产经营管理系统上线等经营支撑工作全部完成。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 摘要:知识管理是我国现阶段企业管理创新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与科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管理模式从传统的对物对事的管理向现代的对人对知识的管理过渡。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向,其基本路径在于将知识型员工塑造成为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主体,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最终实现既满足企业经营发展的知识需求,又提高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的积极性。 关键词: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知识员工;知识产权 一、文献回顾 Schumpeter是现代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在他看来,“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以获取潜在利润”。按照Schumpeter的观点,无论是引入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还是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都是创新,很长时期内学者们对创新问题的研究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管理的创新研究开始受到重视[1]。Schumpeter的研究对于此后创新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Drucker(1989)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创新概念。他认为,“创新,即用知识生产新知识,不是美国那么多民间传说所断言的‘灵感’,也不是孤单的个体在其车库里干得最出色。创新需要系统的努力和高度的组织”。“创新是企业的一项基本职能,其主要目标在于满足、引导和创造顾客需求,企业必须以此规范企业和员工的创新思想和行为,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知识、经济和社会的有机统一才能完成”。[2]从Drucker对创新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创新是一个知识的积累、生产、再生产和应用的复杂过程。因此,企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对掌握知识的员工的管理和使用,即知识员工的管理。 知识员工的概念是Drucker于195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员工属于那种“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加拿大着名学者Horibe认为:“简而言之,知识员工就是那些创造财富时用脑多于用手的人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当然创造过程中需要用到手,但只是用手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而不是用手扛一个50磅重的麻包。”[2]Drucker(1999)认为,知识是一种高品位资源,知识工作者是宝贵的财富,知识工作者必须被视为资产而不是成本,管理的重要任务就是保存这种资产并发挥其作用[3]。野中郁次郎(1991)认为,组织的知识创造是一个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过程,完整的知识创新过程必须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成功的转换,使知识在组织内部加以扩大,促成创新[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管理创新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韩岫岚(1997)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在理论上的升华。创新的内容是多层次和多层面的。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未来企业管理创新的方向:具有全球意识的国际化经营管理、善于捕捉机遇的寻机化管理、实施灵活多样的弹性化管理、注重人才开发的人本化管理[5]。梁镇(1998)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是指企业家用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对企业管理系统(或企业战略、组织、技术、文化管理的某一个方面)的组合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实施与评价,以促进企业管理系统综合效能不断提高的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四全管理创新”,即全员性、全方位、全过程、全面效益,其中关键在创新设计。李轩(1998)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是指创造更有效整合企业有限资源的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的系统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体系,也可以是新的具体利用有限资源的手段及企业目标制定程序的变更。邓衍、葛新权(2000)认为,企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注重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培养,即不断进行新思想(观念)、新战略、新制度、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构想和实施。宁晓青(2000)指出,企业管理创新就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放弃旧的传统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方法。企业管理创新的目的旨在通过引入一种更为有效而尚未被众多企业所采用的管理方法,从而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水平,或者在较少要素投入的条件下,获得同样高的产出水平。陶向南、金光和赵曙明(2000)探讨了传统知识创新模式和以硅谷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新知识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在不同创新模式下高新技术企业所采用的组织形态特征,并给出了不同类型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具有的典型特点[6]。苏小方(2006)从产权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管理创新。她认为,职工积极性供求是“职工产权”的函数,在货币化的“职工产权”部分为既定时,增加非货币化的“职工产权”部分能够明显调动职工积极性,我国企业管理创新应重在把职工当成“产权人”,充分尊重和满足“职工产权”,创立公平的产权交易市场,提升职工的产权地位[7]。 二、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成果分析 (一)我国历届企业管理成果获奖的行业分布情况 在企业管理创新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排名前5位的行业有轻工业、机械行业、钢铁行业、电力行业和铁道部门。轻工业部门所取得的成果最多,14届总共获得了122项奖励(包括第一、二、三等奖)。核工业行业所取得的管理创新成果最少,14届总共只获得了3项奖励。 (二)我国历届获奖企业管理成果的内容分布情况 我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还处在传统的对物的管理阶段,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即人的管理)还存在一定差距。随着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不断流入我国,各行业企业不断涌现出西方式的管理理念,例如管理再造工程、学习型和知识型管理等。 从1993年第2届创新成果评奖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每一年都有市场开拓方面的创新成果出现。目前共取得 97项成果,占总成果的8.67%,这说明企业管理创新的方向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基本一致。 (三)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基本判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虽然我国近20年来在企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较多,但是从这些成果的行业和内容分布来看,垄断行业企业职工的知识密集度较高,但所取得的管理创新成果却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垄断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而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知识需求仅仅在于满足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的需要,企业的发展路径不是依靠充分发挥员工的知识贡献,而是凭借垄断的保护力量。垄断行业的知识型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所获得的报酬主要在于满足货币要素的需求,对于非货币因素的考虑较少,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垄断行业没有形成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知识型员工无法同企业进行对等谈判,从而不能按照期望的知识价格交易自己的知识。因此,在满足货币需求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得到非货币报酬,员工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企业在知识管理方面处于十分薄弱的环节,知识管理在国家评奖中的第10届、11届各有1项,14届有2项成果分别获得奖励。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企业管理模式应从传统的对物对事的管理向对人对知识的管理,这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路径设计:知识员工管理 虽然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在管理创新中所取得的成果十分丰富,但是获奖的成果知识含量并不高,总体管理模式还是属于传统的物的管理阶段。加强知识管理,培育知识型员工是适应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趋势。 知识员工管理的对象是掌握企业管理知识、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的企业员工,管理的目的是促进知识员工的知识创新,增强企业知识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的积极性。毫无疑问,知识员工和知识创新是创造和保持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如果我们将企业视为知识的需求方,知识员工则是知识的供给方。企业需要知识和知识员工,需要向知识的供给方支付报酬,即工资;知识员工为了得到期望的报酬,需要向企业供给知识,企业和知识员工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劳资关系。在开放的知识交易市场中,企业和知识员工之间形成一个知识供求模型。 将知识需求模型和知识供给模型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内,可以得到知识产权的供求模型。如图所示。在坐标系中,当知识供求达到均衡状态时,存在两个均衡状态:企业向知识所有者支付的知识价格(kpe)同知识员工提供知识期望得到的报酬(kpe)相等;企业对知识的需求量(kqe)同知识工人所提供的知识量(kqe)相等;企业在支付了知识工人所期望的“知识产权”费用后,得到了自己需要的知识。知识工人获得了自己期望得到的知识产权报酬后,向企业提供了所掌握的知识。在完全知识产权市场条件下,职工的知识供给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知识供求模型中可以看出,当知识员工所提供的知识供大于求时,说明知识出现过剩,或者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不足。当知识员工所提供的知识小于需求时,说明知识员工缺乏提供知识的动力,或者企业迫切需要知识。对于资方和劳方来说,对知识的供求应当有一个均衡点,一旦知识供求均衡被打破,都会出现不利局面:如果知识员工提供知识的数量超过了均衡点,这样就会过度消耗知识员工的脑力和体力,而一旦知识员工得不到因过多的知识付出所需要的回报,那么知识员工就会提出辞职或者产生其他劳资纠纷。 如果知识员工提供知识的积极性低于知识供求均衡点,这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因此,企业在管理活动中,在努力调动知识员工充分发挥提供知识积极性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使知识供给量和需求量处于均衡状态。如果要使知识处于供求均衡状态,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知识的供求双方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二是在供求双方之间存在一个公平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在第一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第二个条件不一定就具备,即使在劳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时,平等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不一定就存在。但是,要建立平等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市场中的交易双方必须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否则,知识产权的交易活动就会导致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员工利益的不对等交易出现。当平等的知识产权交易主体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同时存在时,即使知识交易处于供求失衡的状况,交易双方也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进行调整,使知识供求实现新的均衡。在知识供求模型中,当知识产权的价格为kpe2时,知识员工向企业提供的知识量(kqe)大于企业对知识的需求量(kq1),企业会出现知识剩余,剩余量为(kqe2-kq1)。 产生知识剩余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向知识型员工支付的货币报酬较高,企业知识型员工队伍庞大且员工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员工们对自己的岗位较为满意。在这样的企业工作,员工的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等能够得到充分展现。这时企业可以通过与员工对等谈判,将企业的经营活动进一步扩张,为使得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提供更多的机会。在知识供求模型中,将需求曲线从d1平行向右上方移到d2,这时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从kq1增加到kqe2,最终使企业和知识工人的知识供求达到均衡状态e2。当知识产权的价格为kp3时,知识员工所愿意贡献的知识为kq0,这时企业所需求的知识量为kq2,企业出现知识短缺,知识缺口为(kq2-kq0),知识短缺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企业愿意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不能满足员工的期望,从而发生知识型员工跳槽或外部员工拒绝进入企业工作,这样就会导致知识型员工数量减少,愿意接受知识产权价格的员工自身知识水平不高。这时,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知识产权的货币价格来刺激知识型员工积极向企业贡献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优越的个人成长环境、增加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建立合理的工作业绩考核制度等非货币因素来刺激员工向企业提供知识,同时适当地减少企业的经营活动来降低对知识的需求。企业将知识产权的价格从kp3提高到kpe1,对知识的需求量从kq2降低到kqe1,最终使劳资双方对知识的供求达到均衡状态e1。因此,从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有效的知识员工管理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1)将知识员工塑造成为平等的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主体,在同企业知识交易的谈判中处于平等的地位;(2)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使知识员工能自动进退市场,最终实现市场调节知识产权的货币价格。 上述可见,从传统的对物对事管理向对人对知识的管理过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其基本路径是将员工视为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即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主体,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最终既满足企业经营发展的知识需求,又提高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的积极性。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浅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 地方政府 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本文运用创新理论及公共管理理论,以地方政府和高校为研究对象,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问题,重点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三者关系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组织问题。 科教兴国重在创新,创新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全国近2/3,“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1/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14%,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但是,全国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有90%以上仍未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是我国专利大户,国家实行专利法以来,授权的643项专利中得到不同程度应用的也仅占30%,效益较为突出的只有15%。如何把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推动尤其重要,特别是耗资巨大、企业难以承担风险的大项目,更加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促进。 1中外政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 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鼓励高校同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英国早在1986年10月,宣布了一项投资为4.2亿英镑的资助产学研合作的宏伟计划,规定高校科研机构选定并得到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将拨结该项目同样数额的支持经费。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白197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大学工业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7个促进高校与企业界结合的计划。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组织“先进技术计划”,资助那些申请该计划的企业、政府部门、大学都按“食物链”的方式集团化,以确保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密切结合,达到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英国地方政府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谢菲尔德市的市长谈到,市政府主要制订一些鼓励政策,如在大学附近设立科学园区,鼓励新兴公司的成立,引导大学教授不要只做纯学术研究,鼓励年轻的学者对中小企业发生兴趣。1996年英国政府启动区域创新战略,其目的是帮助将新思想和新方法转变到商业和公共领域的创新上来。美国大学成为政府认可的教学和科研中心,并得到大量资金。同时,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制定有关优秀人才引进的政策,他们的做法和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高校和企业的结合上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各种方式,如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组建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但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各省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高校与企业的结合,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推进大学科技园的建设香港特区政府1993年成立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拨款2.5亿元及5713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兴建中心大楼及租期运作费用,旨在促进科技、学术与工业的结合,但政府在具体的政策上支持力度仍显不够。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但我国不少地方基础较差,科技投入低,高校创新功能薄弱,力量分散,加上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少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2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 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学者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重视国家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首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在这本著作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为同一物,还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或者经济的现象。熊彼特的有关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进过程的观点,为政府、企业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没有涉及到政府管理创新对于技术成果转化影响的问题。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于1977年发表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克分论述了企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实为管理革命、管理创新的一部分,认为大公司出现之后,管理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从而导致了经理阶层的职业化和高层次管理方式的形成,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管理创新但是钱德勒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企业的发展,对政府政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 近些年西方学者发表了大量对创新理论和官产学研的专著、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a~earte.muii"所著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一书。该书论述了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proctorp、reid等所著的《美国和德国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德国和美国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中的组织、管理和执行上的相似与差异进行了探索,并应用具体事例对美国4个主要科技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动力进行了检验。michatlhobday所著的《科技创新在东亚》,该书拓宽了传统的创新理论,建立了了解科技后进国家(地区)高科技公司优势和缺点的分析性架构…。铃木所著的《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该书重新解释了日本的科技变革进程,指出日本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归功于日本政府的远见卓识的产业政策和大型公司的创新管理技术。但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论述政府管理创新问题的论文论著较为少见。 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十分关注创新理论的研究,其中冯之浚编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具有代表性,在这部书中,冯之浚等论述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抉择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度安排及深化政府的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途径,国内外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美国、英国一些学的主要观点有:(1)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工厂企业流动,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2)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3)建立向工厂企业推销科研成果的专门机构;(4)创办大学科技园区,使高校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园区孵化;(5)创办合作研究中心,与企业界共同开发新技术;(6)建立科技成果交流网,密切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职能;(2)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标准;(4)产、学、研一体化研究;(5)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等。但国内外对地方政府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的管理创新问题尚欠缺系统论证。 3国家创新体系中地方政府与高校、企业的相互关系同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1996年报告中提出:“国家创额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市场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构成中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在实现该体系的功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存在合理的相互联系机制。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它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内容,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核心,管理创新是保证。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新的基础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高校在知识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由高校人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素养所决定的。他们在我国高层次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也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文化素质,尤其在创造中的理性思维是最突出的特征。正是这样一支知识创造型人才队伍,已经或将成为知识创新的战略资源。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走出困境和发展壮大的关键,促使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管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式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各种组织都能成为本组织管理创新的主体,而从某一特定的行政区域整体来说,地方政府则是管理创新的主体,它对于合理配置创新资源起着宏观调控作用。由此可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围绕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关键,高校的知识创新是基础,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是保证。我们以大学科技园为例进一步说明政府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大学科技园是政府、高校、企业相互结合,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模式。如前所述,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取得了相当多的科技成果,如何把高校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大学科技园是一种有效途径我国成功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沈阳市政府在沈阳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拨出810亩地,完成六通一平,以低于征地价的每亩3万余元出售给东大软件园。哈尔滨市政府在哈工大校园周围划出117公顷土地建设哈工大高新技术园区。北京市政府政策预留22公顷土地建设清华科技园。浙江省政府财政拨款5000多万元,与国家教委合作,建设浙江省杭嘉湖科技开发公司等,并相应出台了吸引创新人才人园的政策。可见,创办大学科技园的基本条件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财团的加^,高校显著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而条件相似,由于缺少当地政府的支持,创办大学科技园是很难成功的。 4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个突出特征,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及的。先秦诸子都是从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中,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具有积极意义,最典型的有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一文中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道”指通导、治理的意思。 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其中“如承大祭”指如同承担大祭典一样小心。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一文中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公孙丑下》一文中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管理的核心在于人的管理,只有尊重民意,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中国古代传统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政府管理创新的文化支撑。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曾经历由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代管理理论的“自我实现人”的假设,从而奠定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他们认识到人才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尤胜过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成为企业、高校等各种组织以至政府管理的重心。可以说,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体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创新人才通常指创造力高的人才,即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或新的情境的解决问题的观念,或是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的能力。显而易见,创新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和根本。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和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并能使其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良好的竞争环境,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以及人人参加竞争的舆论环境,增强创新人才的竞争意识和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 5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体系问题 5.1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职能,通常指职责与功能作用,它是职和能的辨证统一。国家职能是指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国家在实施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过程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恩格斯曾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质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国家必须具有对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所谓地方政府职能,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或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可见,地方政府职能是政府职责与政府功能的统一。地方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是作为国家管理执行机关的行政主体,依法对政府机关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地方政府职能内容是变化的,这是由行政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当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环境下,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这是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政府职能的重点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对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但政府机构不宜庞杂;另一方面,企业正由政府的附属物逐渐转变成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始终是十分必要的,但干预方式不能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方式,而应是作用在市场的失效点。基于这两方面的思考,政府的部分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管理职能可以由界于政府与高校、企业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代为履行,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管理,实现体制刨新。 5.2科技中介组织 科技中介组织,就是以非行政的方式组合起来,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和企业之间,执行特定功能的互益性社会自治组织。科技中介组织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桥梁,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问环节。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对地方政府角色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由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社会、企业、市场的直接控制向宏观、间接管理过渡。这时,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成为协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股重要力量。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出现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完全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不能保证市场效益的最大实现,而且,往往会发生市场失效,表现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高校教师利益得不到保证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企业的科研投资得不到回报的事情也经常出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政府行为与高校行为、企业行为的关系,无疑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面临的新课题。在市场失效的时候,科技中介组织则扮演了相对成功的角色。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他们面向市场、熟悉市场、服务于市场,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在有效管理、服务市场经济方面确实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和动力,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方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将地方政府的职责与市场经济本身的游戏规则相结合,培植和发展科技中介组织,服务市场、管理市场而不是命令市场。 (2)助手作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复杂化,社会服务对象和领域也日益增多,要求也不断提高,有许多需要专业性的管理和服务。如果政府再如过去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进行社会管理服务活动,其结果不难想象,必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政府。因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扩展自己职能的实现范围,增强政府的影响力量。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社会化的管理和服务;晟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而地方政府将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事务交给科技中介组织承担,这既能使政府转移出的职能得以落实,由科技中介组织更好地为高校等科研部门、企业、市场、社会服务,又能使政府减少具体事务,加强宏观决策、宏观规划和宏观调控,提高其行政效率。科技中介组织介入社会舞台以后,可承担大量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职能,大大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政府成本,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充当了地方政府的得力助手。 (3)桥梁与纽带作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由直接转变为间接。而介于政府与高校、企业、社会、市场之问的科技中介组织,依其“承上启下”、“上挂下联”的地位,成为协助政府职能如此转变的一种最佳途径。笔者曾走访过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该公司被称为准政府机构,也是科技服务机构,属于非赢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与推广香港工业科技之开发及应用,专为高校或科研部门的科技成果与企业技术创新搭桥铺路,并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后不干预企业经营括动要求,履行对企业管理和指导职能,同时又及时向政府反映企业要求,既激发了高校和企业的创新括力,实现了政府向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又使政府与高校、企业、市场、社会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浅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 地方政府 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本文运用创新理论及公共管理理论,以地方政府和高校为研究对象,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问题,重点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三者关系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组织问题。 科教兴国重在创新,创新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全国近2/3,“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1/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14%,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但是,全国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有90%以上仍未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是我国专利大户,国家实行专利法以来,授权的643项专利中得到不同程度应用的也仅占30%,效益较为突出的只有15%。如何把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推动尤其重要,特别是耗资巨大、企业难以承担风险的大项目,更加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促进。 1中外政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 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鼓励高校同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英国早在1986年10月,宣布了一项投资为4.2亿英镑的资助产学研合作的宏伟计划,规定高校科研机构选定并得到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将拨结该项目同样数额的支持经费。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白197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大学工业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7个促进高校与企业界结合的计划。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组织“先进技术计划”,资助那些申请该计划的企业、政府部门、大学都按“食物链”的方式集团化,以确保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密切结合,达到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英国地方政府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谢菲尔德市的市长谈到,市政府主要制订一些鼓励政策,如在大学附近设立科学园区,鼓励新兴公司的成立,引导大学教授不要只做纯学术研究,鼓励年轻的学者对中小企业发生兴趣。1996年英国政府启动区域创新战略,其目的是帮助将新思想和新方法转变到商业和公共领域的创新上来。美国大学成为政府认可的教学和科研中心,并得到大量资金。同时,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制定有关优秀人才引进的政策,他们的做法和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高校和企业的结合上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各种方式,如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组建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但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各省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高校与企业的结合,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推进大学科技园的建设香港特区政府1993年成立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拨款2.5亿元及5713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兴建中心大楼及租期运作费用,旨在促进科技、学术与工业的结合,但政府在具体的政策上支持力度仍显不够。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但我国不少地方基础较差,科技投入低,高校创新功能薄弱,力量分散,加上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少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2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 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学者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重视国家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首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在这本著作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为同一物,还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或者经济的现象。熊彼特的有关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进过程的观点,为政府、企业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没有涉及到政府管理创新对于技术成果转化影响的问题。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于1977年发表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克分论述了企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实为管理革命、管理创新的一部分,认为大公司出现之后,管理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从而导致了经理阶层的职业化和高层次管理方式的形成,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管理创新但是钱德勒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企业的发展,对政府政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 近些年西方学者发表了大量对创新理论和官产学研的专著、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a~earte.muii"所著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一书。该书论述了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proctorp、reid等所著的《美国和德国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德国和美国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中的组织、管理和执行上的相似与差异进行了探索,并应用具体事例对美国4个主要科技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动力进行了检验。michatlhobday所著的《科技创新在东亚》,该书拓宽了传统的创新理论,建立了了解科技后进国家(地区)高科技公司优势和缺点的分析性架构…。铃木所著的《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该书重新解释了日本的科技变革进程,指出日本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归功于日本政府的远见卓识的产业政策和大型公司的创新管理技术。但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论述政府管理创新问题的论文论著较为少见。 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十分关注创新理论的研究,其中冯之浚编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具有代表性,在这部书中,冯之浚等论述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抉择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度安排及深化政府的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途径,国内外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美国、英国一些学的主要观点有:(1)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工厂企业流动,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2)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3)建立向工厂企业推销科研成果的专门机构;(4)创办大学科技园区,使高校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园区孵化;(5)创办合作研究中心,与企业界共同开发新技术;(6)建立科技成果交流网,密切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职能;(2)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标准;(4)产、学、研一体化研究;(5)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等。但国内外对地方政府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的管理创新问题尚欠缺系统论证。 3国家创新体系中地方政府与高校、企业的相互关系同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1996年报告中提出:“国家创额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市场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构成中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在实现该体系的功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存在合理的相互联系机制。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它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内容,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核心,管理创新是保证。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新的基础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高校在知识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由高校人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素养所决定的。他们在我国高层次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也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文化素质,尤其在创造中的理性思维是最突出的特征。正是这样一支知识创造型人才队伍,已经或将成为知识创新的战略资源。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走出困境和发展壮大的关键,促使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管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式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各种组织都能成为本组织管理创新的主体,而从某一特定的行政区域整体来说,地方政府则是管理创新的主体,它对于合理配置创新资源起着宏观调控作用。由此可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围绕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关键,高校的知识创新是基础,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是保证。我们以大学科技园为例进一步说明政府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大学科技园是政府、高校、企业相互结合,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模式。如前所述,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取得了相当多的科技成果,如何把高校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大学科技园是一种有效途径我国成功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沈阳市政府在沈阳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拨出810亩地,完成六通一平,以低于征地价的每亩3万余元出售给东大软件园。哈尔滨市政府在哈工大校园周围划出117公顷土地建设哈工大高新技术园区。北京市政府政策预留22公顷土地建设清华科技园。浙江省政府财政拨款5000多万元,与国家教委合作,建设浙江省杭嘉湖科技开发公司等,并相应出台了吸引创新人才人园的政策。可见,创办大学科技园的基本条件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财团的加^,高校显著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而条件相似,由于缺少当地政府的支持,创办大学科技园是很难成功的。 4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个突出特征,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及的。先秦诸子都是从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中,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具有积极意义,最典型的有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一文中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道”指通导、治理的意思。 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其中“如承大祭”指如同承担大祭典一样小心。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一文中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公孙丑下》一文中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管理的核心在于人的管理,只有尊重民意,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中国古代传统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政府管理创新的文化支撑。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曾经历由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代管理理论的“自我实现人”的假设,从而奠定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他们认识到人才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尤胜过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成为企业、高校等各种组织以至政府管理的重心。可以说,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体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创新人才通常指创造力高的人才,即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或新的情境的解决问题的观念,或是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的能力。显而易见,创新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和根本。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和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并能使其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良好的竞争环境,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以及人人参加竞争的舆论环境,增强创新人才的竞争意识和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 5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体系问题 5.1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职能,通常指职责与功能作用,它是职和能的辨证统一。国家职能是指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国家在实施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过程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恩格斯曾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质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国家必须具有对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所谓地方政府职能,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或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可见,地方政府职能是政府职责与政府功能的统一。地方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是作为国家管理执行机关的行政主体,依法对政府机关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地方政府职能内容是变化的,这是由行政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当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环境下,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这是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政府职能的重点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对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但政府机构不宜庞杂;另一方面,企业正由政府的附属物逐渐转变成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始终是十分必要的,但干预方式不能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方式,而应是作用在市场的失效点。基于这两方面的思考,政府的部分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管理职能可以由界于政府与高校、企业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代为履行,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管理,实现体制刨新。 5.2科技中介组织 科技中介组织,就是以非行政的方式组合起来,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和企业之间,执行特定功能的互益性社会自治组织。科技中介组织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桥梁,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问环节。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对地方政府角色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由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社会、企业、市场的直接控制向宏观、间接管理过渡。这时,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成为协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股重要力量。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出现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完全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不能保证市场效益的最大实现,而且,往往会发生市场失效,表现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高校教师利益得不到保证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企业的科研投资得不到回报的事情也经常出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政府行为与高校行为、企业行为的关系,无疑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面临的新课题。在市场失效的时候,科技中介组织则扮演了相对成功的角色。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他们面向市场、熟悉市场、服务于市场,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在有效管理、服务市场经济方面确实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和动力,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方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将地方政府的职责与市场经济本身的游戏规则相结合,培植和发展科技中介组织,服务市场、管理市场而不是命令市场。 (2)助手作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复杂化,社会服务对象和领域也日益增多,要求也不断提高,有许多需要专业性的管理和服务。如果政府再如过去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进行社会管理服务活动,其结果不难想象,必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政府。因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扩展自己职能的实现范围,增强政府的影响力量。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社会化的管理和服务;晟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而地方政府将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事务交给科技中介组织承担,这既能使政府转移出的职能得以落实,由科技中介组织更好地为高校等科研部门、企业、市场、社会服务,又能使政府减少具体事务,加强宏观决策、宏观规划和宏观调控,提高其行政效率。科技中介组织介入社会舞台以后,可承担大量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职能,大大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政府成本,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充当了地方政府的得力助手。 (3)桥梁与纽带作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由直接转变为间接。而介于政府与高校、企业、社会、市场之问的科技中介组织,依其“承上启下”、“上挂下联”的地位,成为协助政府职能如此转变的一种最佳途径。笔者曾走访过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该公司被称为准政府机构,也是科技服务机构,属于非赢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与推广香港工业科技之开发及应用,专为高校或科研部门的科技成果与企业技术创新搭桥铺路,并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后不干预企业经营括动要求,履行对企业管理和指导职能,同时又及时向政府反映企业要求,既激发了高校和企业的创新括力,实现了政府向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又使政府与高校、企业、市场、社会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供电公司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评体系探索 摘要:国网辽阳供电公司管理创新工作以省公司创新管理对标体系为基准,将管理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日常管理紧密结合,将成果的落地与对标管理紧密结合,建立创新成果推广的执行、考核、组织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实施创新成果推广的严格考评,并定期分析结果,查找存在问题原因,制定整改措施,更加关注成果推广落地,让成果推广不再停留于纸面上,形成管理创新的高效动态和持续改进机制,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关键词:管理创新推广应用考评体系 一、专业管理目标描述 第一,专业管理理念。结合国网辽阳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实际,运用5W2H分析法,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强化监督检查,扎实推进成果推广的执行和落地,推进更新管理观念、优化工作流程,形成一套程序合理、责任明确、科学有效的创新成果推广考评体系,进一步完善管理创新“PDCA”全过程管控机制。第二,专业管理范围和目标。其一,管理范围。公司系统的拥有管理创新成果的单位、部门、人员、流程等方面,搭建一个上下贯通、运转高效、左右协同,过程涵盖等重要环节的全方位运行体系,实现各专业的管理创新成果有效推广应用。其二,管理目标。严格按照省公司管理创新工作中成果推广应用的相关要求,建立、发挥公司成果储备库的作用,以强化成果推广提高对业务执行的约束力,杜绝“重建设、轻执行”的“成果不落地”的现象。 二、主要管理做法 第一,管理工作流程图。公司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流程,主要分为考核准备、实施考核、总结改进等阶段,机构包括了公司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相关部门、单位等,进而形成了以创新成果推广为目标的一个多阶段、多层面参与的实施流程。第二,主要流程说明。其一,阶段流程说明。第一阶段考核准备:主要开展落实部署、编制考评体系、征集意见、下发通知等工作。第三,阶段实施考核:主要开展成立考评组、开展培训、组织考核、推广自评、集中考核等工作。第三阶段总结改进:主要开展汇总结果、综合审定、公布结果、总结改进、完善储备库等工作。其二,主要节点说明。落实部署:按照国网公司、省公司相关要求,公司逐步重视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公司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要求积极开展创新管理成果应用工作,将成果推广的执行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建立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成果推广有效落地。编制考评体系:依据公司的管理创新对标要求、工作计划等,由公司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制订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评细则,业务主管部门着手开展前期工作,确保与本年度管理创新工作指导方针一致。征求意见: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细则的意见征集。征集过程要保证层面全覆盖、形式多种多样,利用公司管理创新信息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开展调查问卷,广泛征集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宣传范围广、内容深,营造全员参与创新的良好氛围。审核:公司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审定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细则,综合参考收集的意见或建议。经领导小组审核,如果未能通过,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需要反复修改细则,直至审核通过。成立考评组: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成立成果推广考评组。组织全公司管理创新联络员、骨干力量等人员参加专业培训,进一步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工作方向,确保具备公司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的考核工作,确保参与考核人员在实施考核过程中考核方法考核结果的准确可靠。组织考核: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工作。管理创新管理考核主要采取集中考核和各部门、基层单位自评两种方式。每年,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管理创新管理考评组成员开展集中考核,各专业部门、各基层单位的管理创新联络员负责半年考核本部门(单位)的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情况,自评结果汇总给办公室。考核结果不仅包括详细的评分情况,更重要的是指出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公布结果:经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由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负责公布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评的结果,并反馈各专业部门、各基层单位在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意见。完善储备库: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整理各专业部门、各基层单位管理创新管理的成果情况。在动态入库流程中,符合条件后才可入库,入库后才能上报省公司。不符合条件的成果要经过重新修改、撰写和评审,有效的将质量低下的成果拒之门外,形成公司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核周期的总结。 三、今后的改进方向或对策 第一,在加强组织保障上做得更强。公司管理创新管理考核工作已建成了由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为领导,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的组织保障,下一步要重点将考核任务层层分解,落实管理创新管理考核的工作职责,明确整个常态化管理的人员职责和岗位分工,并在人员选择上精挑细选,实现人员素质高、责任分工清、体系运转好。第二,在加强宣传引导上做得更好。充分利用公司网站等多种形式,定期管理创新工作动态,推广创新成果的经验做法,时时关注成果动向和状态,确保成果撰写的连续性,为创新成果“落地”营造积极、正向的舆论氛围。第三,在动态管理上做得更优。在巩固公司常态化管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管理的深度,努力在推广应用,特别是在与标准化对接、成果转化上进行大胆尝试,形成亮点经验。 作者:刘旭 许晓 喻明明 单位:国网辽阳供电公司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管理创新成果点评 一、将信息技术融入管理 企业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新模式,例如今年评出的上海大众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工厂规划和建设管理,江苏电力五位一体流程驱动管理模式,河南开祥化工小企业的信息集成经验等等。这些企业在信息化全面融入并且改造传统管理模式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创新。江苏电力将企业管理当中最核心的基础性管理的对象和范畴全面放到管理信息平台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流程的穿越是前提。过去传统管理是以岗位管理为中心,在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车间里头实行制度标准的建设,现在是把责任制和岗位制分解为若干节点,以节点为中心整合标准制度责任考评和风险控制。这个过程一完成,实际上企业的颠覆性的、全面的管理制度就完成了,因为管理当中传统组织的概念、部门的概念、责任的概念已经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在这个基础上,把大量的前台的日常管理活动后台化,把大量的管理活动赶到网上或者赶到运行平台上,轨上运行是刚性的、合规的,轨下运行是不合规的有风险的,在新的管理模式下,日常的管理工作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完善轨上的运行体系,把脱轨的管理行为变成轨上的行为。这就是信息化高度融入企业管理以后能够全面改变企业的基本原因。 二、以战略导向引领走出去,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今年的成果当中有中海油大型跨国并购、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开拓海外高端水电工程市场、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国际经营中的风险管理等等,这一批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基本的趋势是由低端或者是中低端向中高端或者高端的发展。例如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创新驱动,实施集团化协同经营,组织引领各子公司有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构建国内外业务资源的统一配置平台,共享战略、技术、管理、信息、资金、经验,解决人才、资金、资质、网络等国际化经营资源不足的问题,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总承包。而过去的情况则是中国企业被动分包别人总承包以后拿下来的项目,是外国企业总承包,我们去干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挣下游的钱。所谓高端走出去,靠的是品牌和技术,而不是低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我们已经从低端的劳动力的红利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或者有知识含量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我们现在出去的工人,除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以外,一部分技术工人可以带领当地的工人去工作,完成某一个项目。高端走出去还意味着全球化人力资源匹配,而不仅仅是国内劳务输出。我们在当地搞了一个项目,很多情况下聘用的是外国的管理人员,聘用的是当地的管理人员,跟当地有很好的融合。还有就是我们的目标市场不同了。过去我们的目标市场只能是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的国家,现在我们能够既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到发达国家,像欧美这些市场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风险的控制体系。过去很多情况下“走出去”是摸着石头过河,按照统一的部署,特别是央企走出去必须贯彻风险控制体系和标准。很多企业风险控制过程当中能够调用现代的信息手段以及当代先进的管理模式、工具有效地防范风险。通过一个或者几个案例可以看出,由低端往高端走的过程中我们进步的轨迹。 三、聚焦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这方面今年的成果当中,中小企业数量比较多,如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浙江洁丽雅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以南京康尼公司为例来总结成果当中表现出来的趋势。首先是走高精专特之路。中小企业要谋求发展,必须心无旁鹜,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开拓自己的核心能力,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可以是“高”,也可以是“专”,也可以是“精”,也可以是“特”,也可以是“高精专特”都占,但是一定要抓住一样比别人做得好的,这是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发展原则。第二,像南京康尼公司这样,要想在国际同行当中做出成绩,必须绕开壁垒,另辟蹊径,在核心技术领域要养育出“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是打破国外同行技术垄断的根本的出路,别人家的孩子是很难抱过来的。国外企业在这个领域申请了大量专利,用就得花高价。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康尼公司另辟蹊径,另外走一条技术路线,避开那些外国企业的技术,自己搞自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知识产权创新的规律,要尊重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奉献以及基于这种奉献制度性的权益安排。第三,要建立起知识产权战略及与之相匹配的一整套制度、标准、责任、流程、办法,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专利这个领域按照国际规矩办,有了自己核心的东西,不要轻易被别人模仿甚至偷走。 四、依据战略定位整合优势资源,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在整合资源方面,今年的成果当中比较多的是国有甚至是央企,如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北京能源投资集团、中国五矿等。为什么国企在资源整合方面这些年出了很多的成果呢?这是国有企业由过去相对具有行政色彩的公司走向市场化过程的一种变革,变革的过程由过去比较浅层逐步向纵深发展。这些成果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大型国企成功整合资源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否则根本谈不上自己有权力配置这些资源,要去行政化。第二,战略引领。一个企业要整合资源,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特别是在业务方面的定位要特别准确,否则整合资源会失去方向。第三,在资源整合过程当中,将企业内部业务以及子公司的撤、并、转、卖,与外部企业并购结合起来,可以收到资源优化和高效配置的良好效果。 五、强化管理人员及新生代员工队伍建设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统筹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人员队伍现状,从构建分层、动态的管理人员能力模型体系入手,着力完善管理人员的招聘选拔、考核评估和培训发展体系,逐步打造了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结构合理的管理人才队伍。通过引入能力模型,为管理人员的选、育、用、留提供了科学的衡量依据,全面提升了管理人员队伍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经营稳步增长和品牌美誉度提升。 六、聚焦关键问题,带动管理全面提升 大亚湾核电运营公司、神华集团、重庆长安汽车公司等企业都是在抓住企业关键问题以后,用一个管理模式和一套办法解决关键问题,带动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大亚湾核电运营公司这些年一直在进行国际对标管理,世界三大评比和对标体系是由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主导的,在三大体系评比和对标过程当中,大亚湾的主要数据指标都名列前茅,有的甚至超过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大亚湾是我国第一个核电站,而且是全部采用法国的技术,小至一个螺丝钉都是采用法国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不断成长和深化管理、优化技术,在法国主导评价体系当中,大亚湾的管理水平已经超过了法国本土企业。 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多方共赢的和谐发展 深圳高新投资集团、杭州娃哈哈集团、浙江省邮政公司、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等一批企业各自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符合国家倡导的大方向,而且在相关的领域和行业里做出了成绩。 作者:胡新欣 单位: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深究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科技成果转化比较难的现状,严重影响着高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进程。 1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成果验收(鉴定)、登记、建档、申报、评审、奖励、成果推广等项内容。重视和做好科研成果的目标管理工作,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肯定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使科技人员在“发展新产业”的科研竞争中固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主体。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主力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而企业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行者。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创新加强对企业这一主体的科技成果管理。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其次,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应重点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要加大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最后,积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企业,建立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解决产业集成创新中的科技、工程和装备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创新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成果管理目标。科技成果管理工作要以促进成果转化为核心目标,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规范登记工作,掌握和提供科技成果信息资源,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建立多种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实践以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等形式得到评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是创新科技奖励管理制度。科技奖励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科技管理中科技奖励工作应认真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2创新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促进科研工作开展 科技档案是科技生产、试验、管理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它生动载录和说明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全部活动信息和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信息。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科技档案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前期基础,是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对促进科研工作开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创新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科研成果的登记、存档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现代化,有助于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成果登记的档案制度,督促所有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成果登记工作,引导科研人员积极使用成果登记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充分地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认知度。 其次,加强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利用工作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提供简单查找利用单一的文字资料,信息的综合利用要形式多样化。因此,进一步开发科技档案资源信息,是服务好科技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就档案工作而做档案工作,应随时关注科学研究发展的动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有关工作,全方位了解一个科技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该课题在实施发展过程中需借鉴的文献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利用。了解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使科技档案工作更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 最后,重视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在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客观、真实的数据,提炼、形成科学的概念,为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依据。因此,科技管理应加强科技统计工作,不仅为科技决策者提供数据服务,而且参与科技政策研究,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对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3创新科技项目管理,促进科技成果开发 项目管理最初是从开发和生产大型、高费用、进度要求严的复杂系统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开始注重项目管理,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科技开发活动的管理中。在科研院所,项目管理主要运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监控评价体系。项目监控评价体系应具备健全的科技项目评估与遴选功能。要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其提供咨询建议的作用。同时组建产业布局规划组、宏观政策研究组及盟市、部门、企业的科技管理网络系统,对实施项目进行连续、精确地定量分析,为立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二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在项目审定、专项资金计划下达之前,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重点项目,要了解查看拟扶持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的工程建设情况、技术开发能力、资金筹措情况、项目实施配套条件和生产经营状况等。把调研拟扶持项目工作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审批安排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掌握扶持工作的主动性,使专项资金真正能够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漫谈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摘要:本文结合科技成果产业化理念,从科技成果管理机制、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及科技项目管理等方面加以创新管理,从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关键词:科技管理;科技成果;产业化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科技成果转化比较难的现状,严重影响着高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进程。 1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成果验收(鉴定)、登记、建档、申报、评审、奖励、成果推广等项内容。重视和做好科研成果的目标管理工作,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肯定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使科技人员在“发展新产业”的科研竞争中固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主体。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主力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而企业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行者。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创新加强对企业这一主体的科技成果管理。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其次,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应重点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要加大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最后,积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企业,建立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解决产业集成创新中的科技、工程和装备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创新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成果管理目标。科技成果管理工作要以促进成果转化为核心目标,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规范登记工作,掌握和提供科技成果信息资源,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建立多种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实践以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等形式得到评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是创新科技奖励管理制度。科技奖励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科技管理中科技奖励工作应认真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2创新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促进科研工作开展 科技档案是科技生产、试验、管理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它生动载录和说明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全部活动信息和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信息。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科技档案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前期基础,是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对促进科研工作开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创新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科研成果的登记、存档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现代化,有助于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成果登记的档案制度,督促所有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成果登记工作,引导科研人员积极使用成果登记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充分地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认知度。 其次,加强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利用工作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提供简单查找利用单一的文字资料,信息的综合利用要形式多样化。因此,进一步开发科技档案资源信息,是服务好科技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就档案工作而做档案工作,应随时关注科学研究发展的动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有关工作,全方位了解一个科技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该课题在实施发展过程中需借鉴的文献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利用。了解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使科技档案工作更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 最后,重视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在于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客观、真实的数据,提炼、形成科学的概念,为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依据。因此,科技管理应加强科技统计工作,不仅为科技决策者提供数据服务,而且参与科技政策研究,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对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3创新科技项目管理,促进科技成果开发 项目管理最初是从开发和生产大型、高费用、进度要求严的复杂系统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开始注重项目管理,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科技开发活动的管理中。在科研院所,项目管理主要运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监控评价体系。项目监控评价体系应具备健全的科技项目评估与遴选功能。要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其提供咨询建议的作用。同时组建产业布局规划组、宏观政策研究组及盟市、部门、企业的科技管理网络系统,对实施项目进行连续、精确地定量分析,为立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二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在项目审定、专项资金计划下达之前,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重点项目,要了解查看拟扶持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的工程建设情况、技术开发能力、资金筹措情况、项目实施配套条件和生产经营状况等。把调研拟扶持项目工作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审批安排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掌握扶持工作的主动性,使专项资金真正能够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征集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创新型社会的要求,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企业创新的新鲜经验,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推进管理创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20所中国著名高校经济管理(商)学院共同推出“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2007)”征集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对成功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对为此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表示敬意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通过该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案例的推广,充实和完善高等院校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加强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资料库建设,促进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思想的发展与传播。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创新型社会的要求,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全面推动企业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现代化水平,弘扬中国本土化的经营管理思想,探索建立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企业创新管理体系。 本次征集活动邀请各高校经济管理(商)学院院长和知名管理专家组成创新成果案例分类审定委员会,共同推举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的标准如下: 1.创新性。企业在管理运作中,采用了明显优于原来的管理流程和管理方式,或者采用了独特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文化,或者创立了新颖的运营机制、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或者是对现有管理思想的本土化改造,等等。这些创新达到或超过国内先进水平。 2.实践性。企业的创新理念和采取的方法,已经过1年以上时间的实践检验,可操作性强。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结合达到了创造性应用,并得到了改进和发展。或可以颠覆现有的管理认知,具有贴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的特点。 3.可复制性。企业的创新经验和方略具有推广价值,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可以复制或改良推广到同行业企业中解决同类问题,或推广到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遇到的类似或相关问题。 4.成效性。企业实施创新后,经济效益提升加快,各项经济指标增长明显,业绩在本企业和行业内提高迅速。社会效益显著,企业社会责任感强,有一定的美誉度。工作效率高,有相关数据资料可以证明。 5.指导性。企业的创新理念和实践有代表性,在行业、区域或相关范围内有较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很强的榜样价值和导向意义,对企业管理创新活动能起到指导作用。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特征及应用浅析 前言:在全球发展化的今天,企业要加快发展步伐,就要站在世界高度来审视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全球先进思想及管理方法的引入,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到企业管理系统中来,让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更有效,让更多具有创新性、实践性、效益性的管理创新成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一、定义 管理创新就是将创造性思想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 二、特征 1.创新性 (1)能揭示和反映企业管理领域的客观规律,其结构、功能明显优于原来采取的办法达到或超过国内同行业企业管理先进水平; (2)获奖的成果应该接近或达到国内甚至国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3)应用国内外已有的先进成果,在实践中又有改进或创新; (4)首次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在同行业应用并获得成功。 2.实践性 (1)能体现企业的行业特点,反映企业在管理活动中所进行的成功实践; (2)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3)具有导向性、可操作性和持续性; (4)一年以上的实践成果,有推广应用价值。 3.效益性 (1)必须经过一年以上的实际应用; (2)经过科学评估、测定与计算; (3)确实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4)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比较显著。 三、成果分类 1.总体性成果 主要是作用于企业管理总系统,它涉及到各子系统、各管理层次、各生产经营要素,带有全局性,如战略管理、企业整体优化管理等; 2.专业性成果 主要是作用于某一专业管理领域(或某个专业分系统),如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信息化管理等; 3.单项性成果 主要作用于某一管理要素,或某一特定的管理范围(如某个环节、某个控制点); 4.应用性成果 主要是成功地借鉴和应用国内外先进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社会效益。 四、成果创新的七大领域 1.创新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支撑企业运行的基本架构。企业需要以一定的组织结构而存在,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生物的机体一样,必须随着企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变革和调整。一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二是企业之间组织结构的创新。一般来说,企业战略决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定的企业战略要求有恰当的企业组织结构作为保障。 2.创新技术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产生新思想、新发明、新工艺等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是管理创新的主要形态,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源泉。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企业技术创新从研究开发、形成产业化到市场推广及应用,在整个过程中蕴涵着一种新的管理机理和方法。技术创新一则为企业带来了成本优势,二则独特的个性,使企业形成不同于同行产品的竞争优势,推动了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创新。 3.创新经营理念 企业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时代,原有的经营模式及价值取向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在经营理念上进行创新。一是转变经营观念。管理要面向顾客和市场,由重生产经营转为重资本经营,由重数量转为重质量,由重销售转为重服务,由重利润转为重战略;二是要以人为本。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强调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以知识管理为重点。 4.创新管理制度 有效的制度体系是企业高效地将企业核心资源整合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制度包括企业的文化制度、产权制度以及影响产权制度的实施从而影响到资源配置结果的一系列组织管理制度。例如,一些石油企业重组改制后,石油企业主业进入股份公司,成为股份分公司,其它部分为存续公司,保留原有的名称。原来的一个企业被分为二个,各有自己的法人,经济上、行政上相互独立,但在党群组织上还是一个系统,就要求企业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5.创新管理方式方法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革,企业物资、资金流动在不断加速,企业原有游戏规则也随之改变。企业只有适应这些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寻求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创新人力资源管理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金、技术、专利等企业生产经营要素都可以相互转让,唯独人力资源不能自由转让,因为人力资本将取代金融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使得过去以财务管理为重心的管理体系必须进行改革,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如何让职工在工作中发挥聪明才智、调动积极性、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7.创新流程和信息技术 流程的改革与创新,源于西方企业对传统分工条件下造成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流程片断化、无人负责整个流程,只追求局部效率优化而使整个流程效率低下的再认识。流程之所以需要不断创新,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电脑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原有流程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很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流程创新是企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 五、结束语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是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及理论,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从企业实际出发,在管理理念、组织与制度、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成功探索的结果。企业要想在全球化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就要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认真思考自己的发展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改变短期的利润目标,实施具有创新实质的经营战略,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真正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企业管理创新,挖掘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管理创新成果,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利的支撑。 作者简介: 王艳荣,女,职务:安全环保科业务主办,职称:石油测井工程师,工作单位: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分公司。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浅谈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摘 要 本文结合科技成果产业化理念,从科技成果管理机制、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及科技项目管理等方面加以创新管理,从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关键词 科技管理;科技成果;产业化 0 引言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科技成果转化比较难的现状,严重影响着高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进程。 1 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成果验收(鉴定)、登记、建档、申报、评审、奖励、成果推广等项内容。重视和做好科研成果的目标管理工作,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肯定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使科技人员在“发展新产业”的科研竞争中固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主体。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主力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而企业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行者。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创新加强对企业这一主体的科技成果管理。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其次,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应重点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要加大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最后,积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企业,建立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解决产业集成创新中的科技、工程和装备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创新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成果管理目标。科技成果管理工作要以促进成果转化为核心目标,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规范登记工作,掌握和提供科技成果信息资源,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建立多种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实践以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等形式得到评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是创新科技奖励管理制度。科技奖励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科技管理中科技奖励工作应认真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2 创新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促进科研工作开展 科技档案是科技生产、试验、管理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它生动载录和说明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全部活动信息和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信息。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科技档案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前期基础,是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对促进科研工作开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创新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科研成果的登记、存档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现代化,有助于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成果登记的档案制度,督促所有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成果登记工作,引导科研人员积极使用成果登记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充分地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认知度。 其次,加强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利用工作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提供简单查找利用单一的文字资料,信息的综合利用要形式多样化。因此,进一步开发科技档案资源信息,是服务好科技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就档案工作而做档案工作,应随时关注科学研究发展的动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有关工作,全方位了解一个科技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该课题在实施发展过程中需借鉴的文献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利用。了解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使科技档案工作更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 最后,重视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在于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客观、真实的数据,提炼、形成科学的概念,为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依据。因此,科技管理应加强科技统计工作,不仅为科技决策者提供数据服务,而且参与科技政策研究,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对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3 创新科技项目管理,促进科技成果开发 项目管理最初是从开发和生产大型、高费用、进度要求严的复杂系统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开始注重项目管理,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科技开发活动的管理中。在科研院所,项目管理主要运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监控评价体系。项目监控评价体系应具备健全的科技项目评估与遴选功能。要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其提供咨询建议的作用。同时组建产业布局规划组、宏观政策研究组及盟市、部门、企业的科技管理网络系统,对实施项目进行连续、精确地定量分析,为立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二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在项目审定、专项资金计划下达之前,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重点项目,要了解查看拟扶持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的工程建设情况、技术开发能力、资金筹措情况、项目实施配套条件和生产经营状况等。把调研拟扶持项目工作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审批安排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掌握扶持工作的主动性,使专项资金真正能够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从萧山“示范区”成果看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民营企业常常由于规模较小、人才缺乏、历史较短、家族制色彩较浓等原因,导致企业管理创新的难度较大,在路径选择和理性培育上往往有不少困惑。 杭州市萧山区曾于2005年获得国家发改委“全国民营企业管理示范区”称号。早在2004年,萧山就在工业系统中提出和坚持了“管理创新、管理强企”的工作理念,深入开展管理创新单项模范及示范企业的培育、评选和管理创新成果的评选及推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8年初,金德水副省长曾就萧山的管理创新工作做出批示,给予充分的肯定。基于萧山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坚持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随着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许多经营者纷纷开始摈弃传统的管理方法,管理创新的自觉性逐渐增强。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的适时加入,正确定位,创新服务,就显得十分重要。几年来,萧山已先后出台了《萧山区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基本规范和评价标准》、《萧山区工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评价和申报办法(试行)》、《萧山区管理创新示范企业评价和申报办法(试行)》,较全面地构建了以管理十大体系为内涵的基本规范体系和考核标准,包括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财务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科技进步与信息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考核,引导企业努力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运作体系,并将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奖励政策纳入了全区工业经济的基本政策框架和范畴。同时还从2007年开始,与省经贸委(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杭州市经委一起,联合开展管理创新示范企业三级联评工作,使企业管理创新工作既有政策引导,又有工作抓手,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管理上台阶。近三年来,区内工业企业已有管理创新示范企业69家,其中省级示范企业22家,市级示范企业47家,每年递增30%以上。同时,已累计申报管理创新成果53项,每年递增10%以上,其中国家级成果9项、省一等奖10项、二等奖15项、三等奖26项。 第二,坚持理论创新与绩效评估相结合。管理创新实际上是创造一种新的或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它可以是企业的全过程管理,也可是某方面的细节管理。它是一种模式,但更是一种活的理论。不少民营企业早期常常模仿国有企业或国外管理方式,而没有从自身实际和实际效果出发,因此难免会照本照抄、流于形式,制度很多,但效果不明。萧山在大力推行管理创新的同时,明确要求既有创新点又有支撑点,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萧山政府和企业都达成了“练好内功,应对外患”的共识,明确提出:“管理创新是萧山民企危机中的出路”,并在企业战略调整、市场营销、客户管理、风险控制、降本节耗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成果,且效果明显,从而确保了近几年来全区工业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和健康发展的势头。据粗略统计,2009年上报的29个管理创新项目已累计产生经济效益273420万元,平均年度效益贡献率为32.56%,光是2008年贡献利润达80717万元。这其中有不少项目已邀请管理咨询机构进行了绩效评估。 第三,坚持思维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管理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观念的创新。这就需要有一大批观念超前、思想新颖、懂管理、会管理的专业人才。萧山在这方面已花了大的本钱。首先是努力提高经营者的素质,每年他们都会输送一批管理者去国外或国内著名大专院校培训,经常邀请国内外管理咨询机构到厂现场把脉诊断,并在继续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服务。目前,大部分百强企业经营者都已是“ENBA”或有高级职称,“农民理论家”鲁冠球曾荣获中国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年青一代中,如最红集团老总带着自己撰写的《用“M”效应理论解决企业发展瓶颈的实践研究》的成果走进大学讲堂的,已为数不少。其次是抓好中层专业干部的培养,2009年萧山推荐了一批企业管理人才参加了管理咨询师培训和考试,目前已有12名通过全国管理咨询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与管理变革相结合。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萧山民企中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创新成果较多。如亚太机电公司的《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项目制度管理的实施》、东南网架公司的《以打造世界级钢结构企业为目标的持续技术创新》、荣盛控股集团《民营化纤企业打造互利共赢的同业合作新模式》、江宁丝绸公司的《产学研促进服装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等。浙江华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源头节能减排的多色系环保纺织新材料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彩色涤纶纤维及有色面料着色新工艺,省去了染前处理、高温高压染色等高耗能高排放的工序,把原来要多个厂家才能完成的工艺流程整合到一家企业完成,实现了化纤纺织品染色废水的“零”排放,填补了国际空白;同时,企业采用连锁“超市”经营模式,兴建了国内技术领先省内最为先进的高智能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专门承担公司新产品和相关单位原辅材料的储存、批发、自动分栋、配送任务,属国内首创,这个“支持多企业业务协同的高智能自动化物流配送与ERP信息集成”项目已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曾专题过考察报告,对其技术和管理创新给予高度评价。 第五,坚持制度创新与信息化管理相结合。企业制度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的总和,制度创新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而引入的新的制度安排,新的规范和准则。信息化管理则是将企业运行中的信息流,如资金流、物流、作业流等信息成为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和现代化的管理,具有提高效率、降低误差、节省成本、便于考核等特点,其明显效果已有许多案例实证。从人脑管理向人机管理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已是民企管理创新的一大趋势。这几年来萧山已有许多民企开始注重技术与管理的高度融合。传化集团《公路港物流平台的建设与运营》首创了“公路港”物流模式,早在2003年开始,传化物流就实现了公路港物流服务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其经济指标每年保持在40%左右的增长,2008年全年实现平台营业总额35亿元,上缴款1.4亿元。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建立供应商信用管理体系,完善供应商信用管理机制,提升了供货质量和及时性、有效性,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制度创新的同时实施信息化管理的还有福恩纺织的《4R+E营销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应用》、泰欣实业的《基于动态控制的可重构信息化集成管理系统在工业企业的应用》、永翔集团《现代化纺纱厂数据自动化采集系统建设》、汇林食品《基于协同商务模式的企业信息化管理》等成果,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六,坚持精细化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精细化管理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精、准、细、严。现代管理学认为科学化管理有三个层次:规范化、精细化和个性化。因此,精细化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万向钱潮公司在实施《基于价值流的工厂制造流程优化》的管理创新项目时,在大力加强劳动保护、提高职工劳动收入的同时,通过大量而细致的数据分析,运用流程程序分析方法,找出多余的或重复的作业,进一步改善了工作流程。结果,试点班组的工作比以前减少了5次搬运、3次贮存、4次装斗,生产环节由25个减少到13个,物流路线缩短到161m,比原来减少40m,还减少了91万元设备投资,节省551平方厂房面积,节省人员工资及搬运费18.48万元/年,加快了物流速度,减少了在制品库存。3年中万向钱潮公司仅此一项成果就累计产生效益达23114万元。在这方面有创新成果的还有科尔集团《实施精细化管理从容应对危机挑战》、永翔纺织《大型棉纺企业精确量化管理》、柳桥集团《羽绒行业原毛检验的精细化管理》等企业。 第七,坚持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应当追求上规模上水平,有经济实力,因为“硬实力”是企业的基本骨架,但同样需要“软实力”,有品牌、有企业文化,这是企业的形象和灵魂。只有两者并重和融合,企业才会有核心竞争力,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几年来,萧山的民企正是按照这一路径,从生产经营管理逐步向企业文化等深层次内涵全面迈进。最红集团的《用“M”效应理论解决企业发展瓶颈的实践研究》一文曾刊登在《包装世界》和省经贸委《浙江连锁》杂志上,受到了业界的好评。“M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满意公式、和谐法则,它研究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各类关系以及和谐共生的四个必由之路,并用来指导公司的持续发展。2009年,该公司实现利润4090万元,其中此项管理创新成果的贡献率就达57%。类似的案例还有德意控股集团的《民营企业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恒逸集团的《战略导向型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振亚纺织《以管理心理学为内核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红剑集团《以组织再造为基础构建规范管理提升平台》等。 第八,坚持战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相结合。一般讲,生产、财务、营销等管理是企业局部性的工作,而企业战略管理则是系统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制度安排。只有将日常的经营管理与企业近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将战术创新与战略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民营企业才能持续发展,长盛不衰。萧山在这方面的操作实务较多,但能提升为理论创新成果的还不多。许多民企业已开始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逐步向追求企业可持续成长性发展和转变,从单纯追求“500强”向自觉定位“500年”转变,并对企业管理创新进行系统思考、全面变革、整体提升,通过差异化战略和细分市场发现新的商业模式,科学合理地确产企业战略的全球化、多元化或专业化,以此确立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性化等战术创新。2006年萧山富可达公司曾因“盲目扩张”和中高层的“内部管理”问题而导致破产重组;三弘集团成功收购了富可达公司后,对其确立了新的战略定位,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变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7年三弘集团及时了《企业虚拟利润期股计划的设计与实施》的管理创新成果,其直接效果就是稳定了高层管理团队,吸引了大量人才,改善了公司治理模式,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该成果曾荣获第十四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此外,如爱迪尔集团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和确定和履行》、荣盛集团的《有效防范风险的化纤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红剑集团的《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内部管理资源整合》等,也都涉及到现代企业制度设计如何保障企业永续发展的课题。 [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行业(企业)管理科]
创意农业论文: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与经验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有助于农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促进农业生态化发展。以产业融合为视角,本文指出了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主要有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种类型,以此分析了荷兰、美国、日本等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情况。将各国融合类型进行分类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市场需求、科技、创意、人才和国家支持五个方面提出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农业;产业融合;国际经验 一、引言 产业融合是指某一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进而形成新产业的发展演变过程。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产业融合功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将文化创意融入农业中,有助于提高农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形成新的业态,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促进农业生态化发展,提高农村的文明程度与居民的文化素养。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总体上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经验丰富。因此,研究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经验对我国农业的融合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内针对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有刘丽伟(2010)、刘丽影(2014)、程艳红(2014)、王爱玲(2014)、杨薪燕(2015)及廖军华(2016)等。现有研究均是从各个国家创意农业的特征出发,针对各国的模式进行分类,而从产业融合角度出发,通过产业融合的类型对各典型国家进行模式分类的研究几乎没有。产业融合理论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本文试图从现有针对产业融合理论中的产业融合类型角度出发,来分析各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情况,将各国融合情况进行归纳。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 国外学术界针对产业融合类型的研究主要有FreemanC.(1997)、Greenstein S.(1997)、Pennings J.M.(2001)、MalhotraA.(2001)、Stieglitz N.(2003)以及Hacklin F(2005)等。国内方面,主要有厉无畏(2002)、马健(2002)、胡汉辉(2003)、周振华(2003)、罗奕(2007)以及胡永佳(2008)等。 以上不论国内、国外,对于产业融合类型的划分均不是针对哪两个具体产业的融合而言的,因此,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这两个具体产业融合的类型,应在综合以上分类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两者的特征进行具体的考量。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性、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性、高科技性等特征,传统农业是自然与经济再生产活动,具有地域性、季节性与周期性、技术性等特征。笔者认为,考量到两产业的具体特征,借鉴胡汉辉(2003)对于产业融合的分类方法,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两者融合的类型可以划分为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类如图1所示。 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渗透融合是指将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渗透到农业中,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创新创意和技术水平。比如,将创意和技术融入农产品中,提高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又如,用技术和创意开发新的创意农产品;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延伸融合是指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产业功能互补及延伸,赋予传统农业以新的附加功能和产业属性,形成新的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重组融合是指引入文化创意因子,将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等传统农业,重新整合,形成现代生态农业、乡村文化旅游等新兴业态。 三、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类型 根据以上分类,笔者将针对荷兰、美国等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的类型进行分析: 1.荷兰 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走在最前端的当属荷兰,融合的类型包括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种。荷兰被称为“地理上的侏儒,经济上的巨人”,这个领土的四分之一位于海平面以下、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国家,尽管不具备农业发展的自然禀赋优势,却创造了农业经济的奇迹,这与技术与创意的开发与投入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技术和文化创意等创新因素的融入,渗透融合的发生,使得荷兰的创意农业世界领先。而将文化创意和高新技术融入农业生产中,成就了荷兰世界闻名的花卉业,荷兰的花卉产业,产业链完整,是典型的园艺型创意农业,此为重组融合。 延伸融合体现在文化创意的融入赋予了传统农业以新的附加功能和产业属性。荷兰春季花海的农田景观,花田中,创意性的点缀风车、农庄等建筑,使农业不仅具有生产性,还附加了审美性,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荷兰各地在郁金香花开的季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等农业节庆,节日活动多种多样,具备吃、玩、观赏、教育等多种功能。荷兰的库肯霍夫公园是著名的创意农业为特色的主题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郁金香主题公园,在郁金香的花期时节,除了可以欣赏公园的郁金香花海外,还会举办花展、栽培技艺示范以及插花艺g展等活动。 2.德国 德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也体现在渗透融合、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三方面。德国大力发展以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为代表的创意农业,将创意融入传统农业,使德国的农业附加了社会生活功能,渗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延伸融合,延伸融合的基础上发生了重组融合,产生了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之类的新型业态。市民农园是市民承租近郊农田,亲自耕种,回归自然,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休闲农庄将农产品生产与休闲旅游、会议培训、科普教育等结合起来。休闲农庄多建在林区,森林资源本身具有防风、净化空气等环保功能,与旅游度假结合,增加了其经济功能,与科普教育结合,又附加了其社会生活功能。有代表性的比如德国慕尼黑的都市型创意农业“绿腰带项目”。“绿腰带”指的是连接慕尼黑城市和乡镇的没有建筑物的地带,“绿腰带项目”创造性的设计了一系列的包括干草方案、菜园方案、森林方案、骑马心理治疗项目等方案,这一系列的项目实现了环保、经济、教育与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多赢。 3.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创意、技术向农业的渗透融合也极具代表性。渗透融合的基础上发生了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延伸融合体现在:美国地广人稀,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先天条件,美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玉米是美国粮食作物中种植面积最大的一种,有适宜玉米种植的玉米生产带。美国人将创意融入玉米生产中,创造了玉米迷宫。玉米的种植按照预先设计好的迷宫地图展开,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另外,美国也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诸如草莓节等的农业节庆,将农业与休闲观光、文化创意融合起来。 重组融合体现在:美国的垂直农业,将创意与科技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先进的技术在城市里建造垂直农场,开展农业生产。垂直农场模式改变了人们传统思维所理解的农业生产,打破了农业生产受到土地资源局限性的影响,也打造了城市独特的农业景观以及创新了食物的生产方式。 4.日本 尽管日本领土面积小、耕地少,但是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日本的农业发展也十分注重科技创意的融入,渗透融合成就了有代表性的阳台农业、屋顶农业以及植物工厂等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阳台农业、屋顶农业以及植物工厂等都是日本科技、创意与农业生产融合发展的产物。阳台农业和屋顶农业就是利用阳台、屋顶进行农作物种植,居民享用自己种的农产品的同时,也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植物工厂是将工业生产的理念和体系融入农业生产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农作物的生产也变成了工业生产的车间和流水线一样,消除了传统农业对土地、气候、光照等的依赖。日本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的融合的一个典型是稻田艺术,这也是重组融合在日本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上的特色表现形式。农作物的种植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进行,通过播种上面的一些特殊处理,使农田在农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景观,吸引了游客旅游观光的同时,也为农产品提供了销路。 5.英国 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与r业的融合,更多的体现在渗透融合和延伸融合上。英国是较早发展农业文化旅游的国家,英国的农业文化旅游将农业、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有机融合。将田园的休闲观光与英国乡村特有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顺应了城市居民的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英国的农场有很多都开展农业旅游,生产经营由农场主负责,这种小型私营农场为游客提供乡村生产生活的体验、提供特有的手工艺品销售、田园风光的景致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6.法国 法国的农业发展十分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农场向大型化发展,实现了农作物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一些葡萄园提供葡萄种植、葡萄采摘、葡萄酒酿造以及园区旅游等多种体验服务。城市里,渗透融合,融入创意,将瓜果蔬菜以及花卉的种植与城市景观设计结合起来,实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功能与现代农业的多样化功能的延伸融合。薰衣草种植是普罗旺斯地区的主导产业。通过花田景观、农业节庆等多种形式,普罗旺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薰衣草盛开呈现出花海的美景,各地举办的薰衣草节把各种薰衣草的特色产品拿到集市售卖,并与当地特色文化有机结合,重组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业旅游业。 四、成功经验 综合以上六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实践,可见渗透融合是融合的基础,在渗透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延伸融合和重组融合,是各国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成功体现。通过归纳分析,本文认为各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延伸和重组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第一,以市场需求为融合的导向。文化创意元素融入传统农业,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可以更好的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第二,以科技为融合的动力。科学技术是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技术手段,也是两者融合的推动力。第三,以创意为融合的核心。国外文化创意产业与农业融合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将创意和民俗文化融入农业中,注重通过创意设计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四,以人才为融合的保障。文化创意产业融入农业需要的科技和创意两个要素是由人来实现的。第五,以国家支持为融合的助力。以上国家文化创意融入农业带动农业创新发展的案例均表明国家的支持是融合的助力和保障。 创意农业论文:对创意农业的理论反思及发展建议 [摘要]对于创意农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和研究缺陷,文章通过对创意农业几个核心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对存在的误区和缺陷进行反思和纠正:创意农业主体是农业,应主要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实施,并服务于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在创意农业发展上具备一定的优势和可行性。文章以吉林省为例,着重对如何发展创意农业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创意农业;理论反思;吉林省 1正确理解和认识“创意农业” 2005年,文化创意产业进入我国,2007年,“创意农业”的概念就出现于各类学术期刊中,许多学者就创意农业的概念、特征、发展模式、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受制于对新领域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特别是浮躁和功利的研究风气作祟,目前对创意农业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片面认识和理论缺陷。 11创意农业是农业还是创意产业 创意农业最开始是由创意产业学者而非农业学家提出的,这就为“创意农业”印上了深深的“文化创意”的标签。诚然许多学者在定义创意农业的时候都强调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融入创意,但事实上更多的研究成果仍然着重于产品创意。人们更乐于发现一种新的产业模式所带动的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农业本身所特有的安全性、自然性和无可替代的本质。 创意农业所涵盖的内容和领域是很广阔的,但究其本质和核心应该是属于农业范畴内的,是将创意和文化的元素融合到农业的各个领域中。当然创意农业也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此,还应该包括农业经济学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中与农业相关的部分。 12创意农业服务的对象 文化创意产业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而农民作为创意农业的参与者和服务对象,在创意农业中同样占有主体地位和作用。如上所述,通过发展创意农业,能够增强农村经济实力,进一步实现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收入的增长;但不能忽视的是通过发展创意农业,能够实现对农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 13创意农业发展的区位选择 前文我们指出创意农业是由文化创意产业学者提出的,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不难发现,文化创意产业都是在发达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使得创意农业的研究和发展也同样从发达地区开始,而在这些地区发展的创意农业则清一色地变成了“特色种植”“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等,属于“郊区农业”和“农业旅游”的范畴之内,这显然是对创意农业片面、狭隘的理解和应用。 既然创意农业的主体是农业,就应该首先在农业主产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和发展,而这些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形而上学地套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发达地区推广创意农业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创意农业是以农业为主,广泛地推广和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足的新兴农业模式。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对于创意农业进行概念式的表述,而是本文对创意农业核心问题认识的总结和说明。 2吉林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产品转化成经济效益的能力较差 虽然吉林省的农产品产量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但由于转化经济效益的能力不足,导致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产量的增长。“高产量、低回报”已经成为吉林省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22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 吉林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起步较晚,吉林省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低,且发展速度缓慢,这导致一方面农产品的产量提高不上去,r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使得基础农业占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析出。 23农民的人均收入偏低,普遍素质不高 吉林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并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吉林省农村人口普遍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含初中),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基本上都留在城市里,这使得农村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不高。这种由于教育缺失导致素质不高,从而影响到农业经济发展,进一步减缓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特别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会直接影响到创意农业的实施和发展。 3吉林省发展创意农业建议 31逐步形成创意农业产业集群 创意农业是对整个农业科研、生产、销售体系进行创新,现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单位各自为战,大大提高了推广创意农业的难度和成本。建立创意农业产业集群是发展创意农业的前提和基础。不同于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的集群发展路径,由于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相对固定,在区位上实现集群效应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创意农业的产业集群具体表现形式为“龙头企业/生产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由龙头企业或行业组织指导农户进行统一的生产和销售。从实现路径上看,初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引导和扶持,组织小规模试点,待试点成功后再大规模推广。 32在农业生产各环节充分融入文化元素和科技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而创意农业更依赖于科技创新,特别是转化和普及的能力。文化体现出地域性,融入文化元素的农业生产会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这种差异性是农产品价值的一种体现。 充分理解和把握市场需求,努力发展高科技含量和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是吉林省创意农业必须坚持的道路。为此要鼓励龙头企业或生产组织与广大相关院校、科研单位保持紧密联系,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为一体的创意农业科技文化创新体系。 33建立独特的创意农业品牌 吉林省创意农业品牌战略要经历品牌构建、实施和维护三个阶段。首先是品牌构建阶段,通过成熟的受到广泛认同的明星品牌,利用品牌效应的外部性,建立“吉林农业”这一整体品牌形象,通过对“吉林农业”这一品牌的文化构建和价值构建,在国内外消费群体中实现对品牌的高度的认同,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和价值满意,进一步实现品牌构建带来的价值增值以及对未来发展过程中蕴藏的沉淀成本。其次是品牌实施阶段,吉林省创意农业的品牌建设不能停留在“吉林农业”这一广义概念上,要利用品牌的概念扩散性和延伸性,结合具体农产品的自身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独立个体品牌。最后是品牌维护阶段,就是通过提升农产品质量、提供特色农产品服务和其他营销手段对整体和个体品牌进行品牌维护。[2] 34大力发展农业创意产业 农业创意产业,是在农业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对创意农业的丰富和补充。农业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农业旅游、特色种植、民俗文化、农业会展等,其中农业旅游包括农业体验、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等,是目前我国各地重点发展的农业创意产业。发展农业创意产业对于吉林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做强第三产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创意农业论文:创意农业 让花再次“开花” 近两年创意农业风生水起,有人比喻“它能使一只鸡卖出一头猪的价格”。这个比喻让人咋舌,但创意农业无疑给传统农业模式注入了“兴奋剂”。创意农业是什么样的农业呢? 创意农业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创意农业如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业态也在全球迅速发展起来。 创意农业是以创意生产为核心要素,以农业投入品(技术、品种等)、生产过程、产出物品为创意对象,将农产品与文化、艺术和创意相结合,使农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产前、产中、产后)串联起来,实现各种农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创造更高农产品附加值的一种新兴农业业态。 创意农业融合创意产业和农业产业的双重属性,具有创意强、智力密集、文化附加值高等特点,具有消费参与性、产业融合性、文化欣赏性、经济高效性等特征,作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对农I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农业功能多元化拓展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新津县“花舞人间”景区就是创意农业的一种形式。景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集科普教育、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生态环保等功能于一体,是成都最大的综合性农业主题公园。景区以花为载体,品种多样、颜色各异的花在色彩、线条等方面形成独特的景观效果,同时,融合文化、人文、艺术和美学等元素,成为创意农业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景区年接待人数可达30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高达10亿元,成为成都居民节假日旅游的首选之地,建设有迷宫花园、同心潭、杜鹃长廊、云海、花卉博览园、花舞天阶、森林漂流、金沙沟花海和海棠山舍等著名景点。 该景区将设计理念与环保相结合,利用景观的“顺势而为”,保留原有野生植被并选用本地栽培植物品种,既降低了维护成本,又保护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景区内每年举办郁金香节、杜鹃花节、鲁冰花节、向日葵节、百合花节、野菊花节、花粉节、兰花红叶节等多个主题花节庆活动。 在花卉园艺的创意展示方面,景区融合美学、艺术等元素,自身设计、培育出全球独有的杜鹃花瓶、杜鹃围栏、独杆杜鹃、高杆杜鹃等创意产品,造型独特多样的花艺景观大大激发了游客的赏玩兴趣,也进一步提升了园区的创意品牌形象。 “花舞人间”景区以“低碳旅游”为主题的开发理念和“理解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其“顺山、顺水、顺势”的设计理念既降低建设费用和维护成本,又利用山体的自然落差将蜿蜒而下的水势转换成能量。不使用任何电动设施,巧妙地运用流体力学和机械学原理,让水从山上往山下流动的过程中,一路串起30多个低碳景点,如“人间春色”“升降花亭”“击鼓喷泉”“开心一撞”等景点;还利用重力、磁力、浮力等力学原理,建设了“生命颂”“鱼水塔”等景点,被“第六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 VI)”授予“全球低碳景区最佳范例”称号,成为国内唯一获得此称号的景区。 花卉博览园冬暖夏凉、清风拂面,365天鲜花不断,各种名花异卉满园芬芳,有德国高山杜鹃、比利时风信子、澳大利亚金合欢、荷兰郁金香、荷兰百合花等。博览园的温室有两万多平方米,水体冬暖夏凉,夏天比室外温度低5-7度,通过水帘调节园内温度,增加水雾,有人间仙境的感觉,还设有儿童游乐区、小型的亲子活动区。 “花舞人间”依靠发展花卉的“花卉观赏+体验活动+农旅商品+住宿餐饮”模式,既注重整个园区的布局和单一的景观打造,又丰富了园区内的项目和特有农旅商品的种类,从而拓展经济体系,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亲身体验。 创意农业论文:基于全产业链的辽宁省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研究 摘要:全产业链化发展是创意农业的产业特性所决定的,也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创意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农业生产现状与趋势、空间区位与经济水平、配套资源与关联产业、客源市场与需求结构、政策体系与相关制度等。从全产业链视角,统筹考虑不同区域各构成要素的实际情况,对辽宁省创意农业进行空间布局,划分为五个板块。确定各个板块的空间范围、客源市场、发展方向和主要业态形式。 关键词:创意农业;全产业链;构成要素;空间布局 创意农业是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发展理念在农业中的应用和实现。通过创新性思维,将科技、人文、生态等要素有效地融入到农业生产中,使农业生产过程、方法、工具和产品形式发生改变,让传统农业发展成融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创意农业实现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对接,不仅拓展了农业的传统功能、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创造了新的产业效益来源、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1-3]。 空间布局是区域创意农业规划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热荨?蒲А⒑侠淼目占洳季帜芄淮俳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实现区域内各类创意农业形式的协调发展,更好满足不同市场主体的消费需求。创意农业空间布局模式主要以农业区位理论、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游憩带理论等为支撑[4,5]。这些理论对创意农业空间布局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创意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形成的多种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其空间布局除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政策制度等因素影响外,还要考虑农业发展基础、客源市场、集聚效应等。基于全产业链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模式正是对各种要素的统筹考虑。 1创意农业全产业链化发展的构成要素及其对空间布局的影响 创意农业全产业链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延伸产业等相互关联的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化发展用创新性的思想和理念,将农耕活动、农产品加工、先进技术、文化活动、乡村生活、田园景观进行对接和融合,使产业的绩效不仅有特色、优质的农副产品和美食,还包括了丰富多彩的休闲旅游产品,让消费者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获得一定深度的文化与精神享受。全产业链化发展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结构限制,带来产业融合而成的乘数效益。创意农业全产业链化发展的主要构成要素如下。 1.1农业生产现状与趋势 区域内农业生产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是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的基础。农业生产作为创意农业全产业链条的第一环节,对产业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保障作用[6]。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科技、设施、政策制度、配套服务、发展规划等因素则影响着区域农业发展的未来。因此,在区域创意农业空间布局上要充分考虑区域内各地农业的产业结构、主导农业的发展水平、特色农业的发展规模、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农业结构优化方向等,以保证创意农业符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情况、具备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1.2空间区位与经济水平 空间区位与经济水平是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的外部条件。空间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交通状况、资源状况、基础设施、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等[7],即是一个地区创意农业开发和生产的支撑条件,也对区域创意农业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外部约束条件,直接影响着创意农业发展的水平和效应。因此,在创意农业空间布局时,必须深刻认识各地区空间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来确定如何布置创意农业产业链的各环节。 1.3配套资源与关联产业 配套资源与关联产业是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的外部支撑。创意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生产基础上,利用创新性的思维和发展理念,植入科技、文化、生态、娱乐、历史、村落等要素[8,9],对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进行创新,从而拓展农业功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创意农业全产业链化发展需要设计、文化、演艺、包装、金融、旅游、饭店、宾馆、交通等第二、三产业提供配套。因此,区域内各种配套资源要素和关联产业状况,也就成为创意农业空间布局所必须考虑的外部因素。 1.4客源市场与需求结构 客源市场与需求结构是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的导向。创意农业是第一、二、三相互融合的产业,具有农业生产、创意创新、休闲旅游等多种功能。消费者对创意农业的需求不仅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品,还有观光体验等各类休闲旅游产品,这就要求在空间布局上要统筹考虑客源市场范围和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客源市场的人口总数、人口密度、城镇人口数、城镇化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以及客源市场的需求层级、需求结构等[10,11],都直接影响着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的规模、结构和业态选择。 1.5政策体系与相关制度 政策体系与相关制度是创意农业空间布局的保障。创意农业持续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这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地区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它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法规,是对创意农业发展的计划性干预,可以起到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作用[12]。因此,在创意农业空间布局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内相关政策和制度,使布局更好地符合当地创意农业的发展规划和宏观调控方向。 2基于全产业链的辽宁省创意农业整体空间布局创意农业的空间布局既要考虑当地农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又要注重当地条件和各类资源的利用;既要考虑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又要注重客源市场内各类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既要考虑创意农业核心产业的发展,又要注重配套和关联产业的发展[13,14]。从全产业链视角出发对区域创意农业进行空间布局,可有效兼顾各类主体的需求,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展。 结合辽宁省农业区域布局情况[14-16],将辽宁省创意农业区域布局划分为辽河平原农业区、滨海农业带、东部山地农业区、西部丘陵农业区和辽西北农牧结合区等几个板块。结合各板块的农业现状、相关资源、地理特征、交通区位和客源市场等全产业化发展构成要素的实际情况,确定各板块内创意农业的客源市场、发展方向和业态形式[17-19]。 辽河平原农业区内创意农业的客源市场以区域内城镇居民为主,发展方向为优质农产品生产、特色农业观光、娱乐运动和健康养生,业态形式为体验园区、休闲农庄、特色村镇、特色农业观光区等。滨海农业带区分为辽南和辽西两部分,客源市场以省内城镇居民和省外旅游者为主,发展方向为高端精品农业生产、特色农业观光、乡村休闲度假、渔业文化体验,业态形式为精品果蔬采摘园、农业科普园、花卉观赏园、海洋渔家乐、海岛生态休闲农庄等。东部山地农业区内创意农业的客源市场以省内高端消费者为主,发展方向为优质林产品生产、生态养生、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体验,业态形式为休闲农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高端农产品创意加工厂、休闲庄园、民族村落等。西部丘陵农业区内创意农业的客源市场为省内外对乡村文化和农业文化感兴趣的消费人群,l展方向为民族文化体验、乡村民俗体验、农业文化体验、高新农业技术教育等,业态形式为农业遗产体验园、民族村镇、农业技术科普园、农业观光园区等。辽西北农牧结合区内创意农业的客源市场为省内及周边省市对沙漠农业感兴趣的消费者,发展方向为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业生产体验、特色农业运动、科普等,业态形式为沙漠农业观光和体验园区、沙漠运动基地、农业科普园、生态林休闲基地等。 3辽宁省各农业区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 3.1辽河平原农业区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 该地区主要包括沈阳市的新民县东部、康平县南部、法库县大部、辽中县和市郊区平原,铁岭市的西部平原,鞍山市、营口市、辽阳市西部平原,以及盘锦市所辖各县区和锦州东南部平原。该地区耕地多、土质肥沃、水利条件较好,素有“粮仓”之称;城镇密集、人口众多,交通、通讯、科技条件突出,是辽宁省经济发展重要地区之一。 基于该地区自然条件、农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和各类资源要素状况,适宜围绕以养生、娱乐、科普为主导功能的科技型、娱乐型创意农业全产链发展。该地区创意农业的空间布局如下:沈阳市以城区为中心,构建“三带四线”的格局,即蒲河生态经济带、沈康现代农业示范带、环城都市农业产业带和沈阳周边一小时经济圈内的东部生态观光、南部休闲采摘、西部科普展示、北部创意体验为主导的格局;在盘锦、鞍山、 营口、辽阳的平原地区,以当地特色农业、生态资源和地域文化为依托,设置以休闲、体验、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创意农业园区、庄园、村落,并形成差异化的创意农业体验带;鞍山市、营口市适宜依托林果种植业,设置林果产品生产、副产品创意加工和农业景观观光园区;铁岭平原地区适宜以沈阳、铁岭市民休闲旅游目的地为定位,依托当地油菜花田、葵花田、荷花池等各类花卉种植基地,布局以农业景观为主导的观光休闲型创意农业基地。 3.2滨海农业带地区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 滨海农业带在空间划分为辽南滨海农业带和辽西滨海农业带两部分,辽南包括丹东东港市、大连市、营口鲅鱼圈和盖州市,辽西包括锦州凌海市、葫芦岛兴城市和绥中县。滨海农业带的陆域农业、海域农业均较发达,是辽宁省水产、水果、花卉、特色蔬菜的主要产区。 辽南滨海农业带的设施农业、精品农业和创汇农业等现代农业模式成效显著,主要以水产养殖、优质水果、特色蔬菜、花卉等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旅游业发达,客源市场除省内居民外,还有来自其它地区和国外的游客,适宜建设高端创意农业庄园、特色海洋文化体验基地等。该地区创意农业空间布局如下:在大连市现代农业发展聚集区内建设高端科技型创意农业示范基地,推进创意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研发和推广;以庄河、旅顺、金州等地区为主,依托区域内高端水果和花卉生产基地,充分挖掘当地文史资源、民俗艺术,构建以特色文化创意为核心的高端创意农业休闲园区;在大连长海县、丹东东港市、营口鲅鱼圈等沿海地区,推动渔业资源、渔业设施、渔业生产基地、渔村人文资源以及渔民生产生活方式等渔业要素与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等休闲活动的有机结合,构建辽宁省南部海洋渔业休闲带。 辽西滨海农业带地处辽西地区,是东北和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的联结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辽南滨海农业带。该区域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土壤肥力低;陆地农业以玉米种植为主,海域农业以海洋捕捞为主。该地区创意农业的布局,适宜以京津冀和内蒙古地区的客源市场为主,依托当地海岸旅游业,发展以娱乐和休闲为主的北方特色渔家乐集聚区。 3.3东部山地农业区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 该地区主要包括抚顺市和本溪市所属县区,丹东市的凤城、岫岩、宽甸三县,以及铁岭市的西丰县。这一地区北靠吉林省、西临辽宁省中部平原、西南接辽东半岛丘陵地区。该地区森林茂密、水资源丰富,是辽宁省主要林区。东部山地农业区主要以中草药、食用菌、山野菜、鹿茸等山区特色农业为主。丰富的森林资源为该地区创意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则为该地区创意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关联产业支撑。 基于东部山地农业区的生态环境、林业产业和关联产业发展状况,适宜发展以休闲、度假、养生为主要功能的生态型创意农业度假区。该地区创意农业空间布局如下:以本溪的本溪县、桓仁县和铁岭西丰县为核心,利用地区内山川秀美、景色宜人的优势,将特色林产业与生态资源、人文资源、红色旅游资源、自然景观进行融合,高标准打造融林业生产体验与生态养生为一体的生态型农业休闲养生基地;在丹东市的宽甸、凤城等沿鸭绿江地区,依托江水景观、农作物生产、朝鲜族文化、民居村落等特色资源,重点建设民族文化体验和特色田园为主的主题型休闲村镇聚集区。 3.4西部丘陵农业区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 该地区主要包括朝阳市所辖各县区、阜新市的阜新县和清河门区、葫芦岛的建昌县、锦州市的义县和北镇与凌海的西北部。该地区北与内蒙古接壤、西与河北相邻,日照充足、日温差较大、降水偏少,属半干旱气候;农业主要以旱作物种植、设施蔬菜、畜禽养殖、林果种植为主。该地区距离大中城市较远、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本地居民消费能力有限。此外,该地区拥有传统农业文化遗产、民族文化、乡村文化等各类特色资源。 西部丘陵农业区适宜以省内和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大中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建设特色农业文化和乡村文化体验为主的创意村落聚集区、高新技术型创意农业生产和加工聚集区。该地区空间布局如下:在朝阳县、喀左县、绥中县等传统村落,以创意乡村生活为核心,发展以传统乡村文化、蒙古族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体验为主要功能的文化体验村镇;在朝阳市、阜新市和葫芦岛市的设施农业集中区,重点发展高端农业观光、农业技术科普、农业生产体验为核心功能的现代农业观光园区。 3.5辽西北农牧结合区的创意农业空间布局 该地区主要包括铁岭市昌图县招苏台河以西、阜新市彰武县及沈阳市康平县北部、法库县秀水河以西和新民县辽河以西地区。该区位于辽宁省西北部,为科尔沁沙地延伸部分,气候干旱、风沙地较多、土壤贫瘠、植被覆盖率低。辽西北农牧结合区的农业以玉米种植、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较少,距离大中城市较远。该地区沙漠农业和生态林建设特色明显,适宜围绕沙漠特色农业和生态林构建特色景观观赏和体验型创意农业全产业链。 创意农业论文:旅游+农业:休闲农业十大创意模式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十三五”期间农民收入要保持在年均增长6.5 %以上。如何实现收入增长目标?两会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举行新闻会谈到,农业部正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农民收入增长的支持政策体系,体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推进产业化,包括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产业,延长产业链,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农业增值的效益。旅游业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与农业更好的融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呢?本文总结了农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十大创意模式,以供大家分享借鉴。 花卉+婚庆产业=世界爱谷 产业依托:花卉种植产业 规模要求:100亩至上万亩不等,根据不同规模进行不同设计 项目定位:世界爱谷.一生一世走世界 客群市场:婚庆主题、花卉观光休闲等150 km以内的市场 创意内容:花卉产业在旅游开发上一般要与婚庆产业进行结合,打造花卉婚庆产业园 区,以各种芳香、观赏和经济花卉种植为底色,形成七彩浪漫童话花海,种植本身可以形成 大地景观成为靓丽的风景线。 主要赢利点:花卉种植、销售、鲜切花;花卉深加工、延伸品;婚纱摄影、婚礼举办、 婚礼餐厅、婚礼蜜月洞房;花卉养生、保健、美容等。 发展愿景:每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都应该建设一个世界爱谷特色花卉婚庆游憩综合体项目。 苗木+休闲娱乐=美丽中国生态城 产业依托:苗木种植产业规模要求:500亩至上万亩不等,根据不同规模进行不同设计 项目定位:美丽中国生态城。创意化绿化美化情景样板间 客群市场:花卉苗木休闲度假产业 创意内容:苗木产业也是在农业旅游规划中经常碰到的资源类型,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苗木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在当下的广大乡村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升级选择,苗木花卉产业本身就具备旅游观赏和开发价值,但是由于规模和数量增加,花卉苗木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竞争。在苗木种植的时候可以按照城市、小镇、村庄、公园、道路、庭院的空间绿化美化景观效果进行景观苗木搭配种植展示,形成绿化美化样板间效果,提升苗木产业的销售;在情景化的样板间之中,进一步融入适合儿童、情侣、亲子、运动、游乐的各种旅游项目,形成整合化发展效果。 主要赢利点:苗木种植、销售;运动、游乐、亲子等。 发展愿景: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国家级的苗木产业基地都应该构筑一个美丽中国生态城项目。 林业+游乐项目=树上穿越游乐公园 产业依托:林业种植产业 规模要求:200亩至上万亩不等,根据不同规模进行不同设计,本项目主要是针对经济 林以外的林业资源。 项目定位:树上穿越。创意游憩森林公园客群市场:森林游乐游憩客群市场创意内容:针对林业资源,创建“树上穿越游憩公园”、“树顶木屋、树中穿越、林下游憩”的三维空间开发理念,即依托树冠可以开发树顶温泉SPA、树顶度假木屋、树顶休闲书吧、树顶瑜伽健身台、树顶观光餐厅等项目,将观光与休闲度假项目进行整合发展;树中依托树干通过空中吊桥、藤索、栈道和各种拓展运动结合,打造适合儿童、团队的拓展训练项目;树下利用陆地空间打造度假帐篷营地、森林氧吧、林下采摘等项目。 主要A利点:游乐、运动、度假、养生、林下经济等。 发展愿景:在中国广大的林业资源广袤的地区,一定要做好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整合,让森林除了生态一出价值外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牧场+牧场生活体验=勇士狩猎乐园 产业依托:畜牧家禽养殖产业 规模要求:养殖产业需具备一定的规模,或者是依托草原、荒地、山林的养殖产业,或者养殖场周边有可利用的空地资源。 项目定位:勇士狩猎公园?回归大自然最真实的体验 客群市场:特色畜牧产品美食和体验游乐。 创意内容:这里所指的牧场不仅仅局限于真正的草原牧场,而是指所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养殖基地,养殖产业本身就是农业产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于类似资源依托的项目,要充分释放人类对于动物的天然感情,除去要对养殖技术、环境和品质进行稳步提升外,如果可以有可以依托空地资源的话,我们提出建立一个勇士狩猎乐园,该狩猎不等同于传统狩猎,而是让游客赤手空拳去抓我们特意放养的各种特色动物、去捡散养的鸡鸭鹅下的蛋、去挖山地野菜等等,而且游客获得的动物蔬菜,一方面可以就地交由餐厅进行定制化烹饪,就地享受美食,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定制化包装成具备自己创意的特色旅游纪念品。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主要赢利点:养殖、延伸加工、特色美食、体验狩猎等。 发展愿景:人类最初的本性就是在于善于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此类项目一方面可以丰富养殖产业盈利方式,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升畜牧产品的价值和品牌知名度。 果业+创意体验设计=创意瓜果王国 产业依托:水果种植产业规模要求:一般是在知名的水果产地,水果自身的采摘农业旅游基本已经形成市场知 名度。 项目定位:创意瓜果王国?让瓜果旅游更上一层楼 客群市场:水果采摘近郊休闲游憩市场。 创意内容:一方面做好瓜果采摘观光等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丰富瓜果种植品种,提升瓜果种植技术,引入现代科技大棚实现一年四季、不同地带的瓜果采摘游乐;另外一方面将瓜果进行创意化设计,形成以瓜果果实、果树、花朵及其吉祥寓意为原型的各种创意性景观、休闲空间、动漫体验项目,比如可以打造苹果创意小镇,在苹果采摘园中,有苹果小屋、苹果城堡、苹果乐园、苹果垃圾桶、苹果路灯、苹果休闲座椅等等,甚至其中的服务人员也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 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都打扮成苹果形态,游客在用餐的进程中所使用的餐具、座椅、房间的包装打造也将苹果的元素运用到极致。所谓创意瓜果王国,其实就是将一个地方最突出的瓜果进行极致化的创意打造,让游客实现全感官的游憩体验,进而成为地方特色瓜果的展示窗口,推动瓜果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发展。 主要赢利点:瓜果种植、休闲采摘、创意游乐、特色度假等发展愿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瓜果产品。 鱼业+多元化渔乐体验=百渔乐园 产业依托:水产养殖产业 规模要求:一般依托特色的水产养殖基地。 项目定位:百渔乐园?虾兵蟹将王国客群市场:休闲鱼乐市场。 创意内容:百渔乐园。虾兵蟹将王国,是指要丰富水产养殖品种的多元化,特别是用作 旅游开发部分,其次要丰富体验游乐方式多元化,在传统的垂钓的基础上,引入摸鱼、掏螃 蟹、钓青蛙、抓大虾、粘知了等各种娱乐方式,将鱼的各种玩法(钓鱼、抓鱼、网鱼、摸鱼、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打鱼)做到极致,同时引入相关联其他乡土游乐方式,整个构筑一个乡土田园游乐游憩方式 综合体。在做好各种游乐方式的的同时,将各种水产养殖产品进行创意化设计的发展思路,将鱼、虾、蟹、蛙、贝等进行象形设计,设计成为各种小屋、休闲座椅、景观设施、生活用具,真正的让你进入水产养殖的王国。 主要赢利点:水产养殖、渔乐体验、特色餐饮、特色度假等。 发展愿景:在每一个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比较突出的区域,都应该形成自己的一个休闲游憩体验部落,既可以丰富水产养殖的收益来源,又可以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水产养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大田+创意景观种植=大地景观 产业依托:大田种植 规模要求:一般是依托大面积的农业种植区域,专门开辟出一块区域通过创意化种植构筑。 项目定位:大地景观。大田也可这样玩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客群市场:农业观光体验。 创意内容:大田种植一般是作为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景观底色出现的,在当下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农田管控的形势下,如何提升大田种植的景观效果也是时下农业资源开发的重要问题。针对于这种资源,一般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创意化设计打造大地种植景观,即可以将区域内最具特色的吉祥寓意或者最具地域特色的形态通过不同色彩的作物种植进行展示,建设至高观景平台让游客观赏。 发展愿景:中国广袤的田园应该成为承载和展示地域特色文化的窗口,以旅游为画笔在广袤田园上绘画出五彩斑斓的大地景观。 民俗技艺+情景化体验设计=梦回十八坊 产业依托:传统民俗技艺、劳作方式 规模要求:作为单独的项目10-50亩皆可以。 项目定位:十八坊。步入即梦回千年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 客群市场:民俗文化、传统技艺文化体验。 创意内容:每一个乡村旅游发展地区,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都会形成具备地域特色的民俗技艺、耕作方式和传统工坊,这正是乡村地域文化的经典所在也是其独特吸引力所在。整理出每个地域最具特色的传统劳作作坊,在一个区域进行场景化的再现,包括作坊内部摆设、工具、工艺流程,都要进行场景化、情景化的再现,游客既可以观看传统的劳作方式,又可以亲身参与其中体验劳作方式,比如酒坊、油坊、磨坊、染坊等等。 主要赢利点:参与体验、手工纪念品销售等。发展愿景:传统技艺的保护不应该只是通过静态化的博物馆展示来实现,十八坊项目的出现将成为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新农村建设+街道庭院生态廊道设计+五谷杂粮创意化设计=美丽乡村发展模式 产业依托:美丽乡村建设。 规模要求:在100户以下的居民聚集区,同时具备一定地域文化特色的相对传统村落。 项目定位:真正的美丽乡村。乡愁的体验地 客群市场:民俗近郊休闲体验客群。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 创意内容: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党和国家对未来的美丽乡村建设提出的重要指示。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要深挖掘地域的农业产业特色、地域文化特色、传统技艺特色和人民生活习俗特色,在村庄道路景观的美化设计上以地域的特色果树、蔬菜和花卉作为景观绿化植被,并形成生态景观廊道供居民日常话家常;在居民庭院绿化美化的同时要结合庭院经济进行打造,形成葡萄小院、丝瓜小院、盆景小院、农耕小院等特色化的主题院落;在村庄景观打造上要将五谷杂粮的果实作为重要的景观设计来源,各种棒子、大蒜、辣椒、柿子、大枣等农作物串成的辫子是重要的景观设计元素;在文化生活设计上要挖掘整理地域的传统戏曲、舞蹈、民俗技艺等进行传统发展。 主要赢利点:特色餐饮、民俗体验、民宿接待等。 发展愿景:美丽乡村的建设落脚点还是在乡村,如何真正的将乡村的特色挖掘打造出来是旅游导向的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所在,期待未来的中国大地上美丽乡村的发展真正的是实现一村一品。 田园养生+度假模式=主题休闲度假庄园 产业依托:田园风光和具有疗养保健价值农业产业发展区域。 规模要求:根据规模大小进行相应的特色设计,可以打造精品度假庄园还可以打造田园疗养度假小镇亦可以打造田园养生国际漫城。旅游与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产业地产与新型城镇化运营服务商 项目定位:庄园人生。掀起都市居民的生活革命客群市场:田园度假客群市场。 创意内容:依托各种特色化农业种植产业的地区,如葡萄、中草药、蓝莓等具备养生价值的农业资源,挖掘其B生保健疗养作用,挖掘地域内的美食、文化、特色运动娱乐等方式,打造以特色度假生活为主的综合体项目。目前比较突出的主题度假庄园有葡萄酒庄、中药养生庄园、蓝莓庄园、温泉庄园、享老庄园、香草庄园、企业农庄和艺术庄园等等。度假庄园可以结合现有的特色农村进行整体 改造升级,同时也可以通过特色化的建筑景观设计来实现。 主要赢利点:度假地产、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产业加工等。发展愿景:庄园将成为未来都市人逃离城市生活的首选目的地,未来度假庄园将可以成为引领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重要拳头产品。 创意农业论文:旅游节庆视角下的创意农业开发策略研究 摘 要:该文论述了从创意农业发展趋势、旅游节庆特征和旅游节庆视角下的创意农业开发策略,并提出了有效策略来开发旅游创意农业。主要包括: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调节作用,加快旅游创意农业的培训,注重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等。 关键词:旅游节庆;创意农业;开发策略 随着旅游节庆的发展,旅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平常式的旅游方法,而是更加喜爱参与性强的旅游活动。旅游节庆往往用现代旅游活动去诠释悠久的传统文化或独特的地域文化,举办富有当地特色的活动,使旅客在游玩期间有更多参与到旅游节庆活动中的机会,与当地群众共享旅游节庆的的盛世,以此来加速当地旅游业发展速度。创意农业发展进程不长,创意农业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农业创新和设计,也包括以三农为背景并且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休闲农业、农业景观等等。在旅游节庆的基础上发展创意农业不仅可以提高其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作为地方一个特色项目,带动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1 创意农业发展趋势 创意农业是新时代的产物,旅游节庆视角下的创意农业有发展前景。新时代的人们有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旅游节庆与创意农业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在旅游节庆的基础上发展创意农业,融合不同地方的特色来开辟一条崭新的旅游创意农业发展道路。旅游创意农业具有地域性、体验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特点。在开发旅游创意农业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调节作用,要加快培养旅游创意农业专业人才的速度;在主题选择上,要注重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要树立品牌效应。 创意农业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由于新时代高水平农业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融入创意产业的新理念、新思想,人们能够合理配置农业资源优势,进一步整合农业资源,使农业产业独具一格。创意农业瞄准了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步伐,充分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更多的群众体验农业文化。 2 我国创意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促使全球各国的经济都有一定的增长。旅游节庆有其独特性,它的内容或项目的设计不仅考虑了当地居民的内在需求,而且还考虑了外来游客的需求。旅游创意农业越来越被受到重视和被人们所喜爱,新时代的人们有多元化的需求,旅游节庆可以和创意农业同步发展,相互结合,在旅游节庆的基础上发展创意农业,努力发展一条特色旅游创意农业道路。与发达国家的创意农业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创意农业发展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还没有完整的发展计划,缺乏创意农业的总体设计规划和发展创意农业的创造力,大多数创意农业的生产经营规模都较小,大量的农业资源并未得到开发和利用。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是我国关于创意农业的知识储备量仍比较低,缺乏相关专业的人才。但是就目前来说,我国创意农业发展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眼下,在外国现有的模式中,我国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可以借鉴外国特色的创意农业模式,取长补短,吸取它们的优点,再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形成我国特有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 3 旅游节庆特征分析 3.1 具有地域性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不同的地理位置,各地举办的旅游节庆也是各有各的风采,不同地域有其不同的旅游节庆,其他的地区是无法照搬,这就造成了以不同的旅游节庆为基础而发展的创意农业的不同。福建省泉州市,它是闻名全国的宗教城市,是东亚文化之都,每年都会有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群众进行朝拜,有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佛教的、信仰道教的,甚至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并且泉州人们在正月初九的那天会敬天公,感谢上天的恩赐。宗教文化成为了泉州的一大旅游特色,这种旅游节庆是闽南地区独有的。 3.2 具有体验性 旅游节庆是旅游者在参与的过程中,通过亲身参与活动,以此来感受活动的氛围,获得亲身体验,并以此让旅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旅游创意农业的开发关键在于政府要有完整的设计规划和旅客参与活动的体验程度。创意农业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并不是很理解创意农业的含义,人们只有通过亲身体验,参与到创意农业的发展中来,才能明白创意农业的具体含义、具体内容。举例来说,休闲农业的发展,人们也是亲身去感受了休闲农业的特色,体会休闲农业为我们带来的新颖感和创新处,才了解休闲农业的优缺点。 3.3 具有经济性 旅游节庆由于活动规模有大有小,能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富的活动内容吸引大量海韧獾穆每停从而提高举办城市的知名度,促进经济增长。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上海每年都会在南汇举行桃花节活动,从节庆开始到结束总共要30d左右的时间,旅客不仅可以欣赏桃花,还可以进行登高等其他丰富的旅游休闲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可以把上海的地方优势与商业优势等结合起来,促进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上海这个国际名城的影响力。创意农业并不是非盈利的产业,它跟其他的经济型产业一样,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从旅游节庆视角下来发展创意农业也是带有其强烈的经济性,许多地区通过活动把地方潜力优势转化为独有的发展优势,大力推进创意农业的发展。 3.4 具有文化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淀,也是吸引观光者最深层次的因素。文化艺术节,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属性备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关注。我国各地区利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戏曲、武术等传统艺术形式,举办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节庆活动,如西安古文化节等,都备受旅游者欢迎。在创意农业中融入带有文化特性的旅游节庆,可以丰富旅游资源,促进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福建省拥有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近年来福建各地区举办了一系列旅游节庆活动,例如海峡旅游博览会、泉州文化旅游节等等。这些旅游节庆不仅可以提升福建省的知名度,而且对于福建省走向世界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4 旅游节庆视角下的创意农业开发策略 4.1 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调节作用 在开发旅游创意农业过程中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运用恰当的政策为旅游创意农业保驾护航。加大旅游创意农业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政府的宣传效应增强当地旅游创意农业的知名度。在编制旅游创意农业发展规划时,要做到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有大量的可用资金、有完整的计划实施。在目前无法顺利开展的创意农业发展项目中,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在制定政策的同时,给予创意农业项目的优惠,推动旅游创意农业的有序发展。 4.2 加快旅游创意农业人才的培养 现如今,我国旅游创意农业不仅缺乏有创造力的规划,而且缺少专攻旅游创意农业的人才。学校和企业通过合作来培养旅游创意农业的人才,不仅可以发挥企业的效益,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而且学校培养出来的专业型人才更可以进入企业来实践所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升自身能力。这种创意农业的人才不仅具备专业的知识,而且可以运用创造性的思维思考不同的旅游节庆活动,提出不同特色的旅游创意农业规划。因此,要大力培养旅游创意农业的专业型人才。 4.3 注重与当地文化相结合 审视现在的休闲农业,大多农庄都是通过钓鱼、野炊等休闲活动来吸引旅客注目的,缺乏新,没有把当地的特色文化产业融合进去。要办好一个有特色的旅游创意农业项目活动,一定要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更多旅客参与进去。旅游创意农业一定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与其他产业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在发展道路上,建立一个战略目标,确定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方向定位。旅游创意农业在通过与当地文化结合的同时,也要借鉴学习其他产业先进的经验,认清自身存在的不足,加以改进,以便更好的发展旅游创意农业。 4.4 突出当地特色,树立品牌效应 建立品牌可以提升旅游经济效益,通过品牌效应可以加快旅游创意农业发展速度。以旅游节庆为主题的创意农业,应着重利用当地的特色和传统节日,选择能够成为代表当地旅游创意农业的标志。旅游创意农业有了自己的品牌和吸引力,自然而然会吸引广大的游客和观光者,进而带动了旅游创意农业的发展。 创意农业论文:农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有机结合的几种模式 将传统的农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有机结合,借助文化创意思维逻辑,将文化、科技与农业要素相融合,这就是一一文化创意农业。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发展文化创意农业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市场前景广阔。 一、专业型文化创意项目 1.文化创意农产品农场。指的是单纯以文化创意农产品的开发与种植的农场,它以文化创意农产品的种植为主要功能,通过批发文化创意农产品作为盈利手段。它的规模可大可小,主要目的为提高传统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为文化创意农产品消费者提供丰富的消费产品。 2.文化创意农艺工坊。是以文化创意农产品包装、农业工艺品、农业装饰品等设计、创作与生产为主,以销售此类商品为主要盈利途径的一种农业项目开发模式。 3.农品专营店。此种开发模式,主要结合城市或者旅游服务区,为消费者提供文化创意农产品、农业工艺品、农业装饰品等销售服务,以此来获得盈利的一种农业项目开发模式。以上项目规模较小,项目主题较强,因此盈利模式相对单一。 二、综合型文化创意项目 1.主题农庄。主题农庄模式,是以一个特色鲜明的主题贯穿,以农业要素为主体和题材,辅以花园、果园、田园、菜园、树园、牧园等农业生态环境,主要以为游客提供农事活动体验、农业文化欣赏、居住、游乐、养生等功能服务为主要目的的一种休闲农业开发模式。于其中,可以增加文化创意农业景观,品L、购买文化创意农产品、工艺品,体验文化创意农业节事活动等农业项目。 2.亲子农园。亲子农园模式,是以生态农业景观、农作物、畜禽动物、农事活动等为主要元素,供亲子家庭游乐、体验的一种农业乐园。可以将文化创意农业景观、农产品、工艺品、农业技术展示、文化创意农业节事活动体验融入其中,从而提升亲子农园的品位与价值。 3.休闲农牧场。休闲农牧场,其实是休闲农场与休闲牧场的统称。也有两种结合的情况。此类开发模式主要是以农场或者牧场为经营主体,以农业种植、牧场养殖为主要目的,并辅以休闲、游乐体验服务功能的一种开发模式。同样,文化创意农业的融入,能为其增添更多乐趣与价值。 4.酒庄。酒庄,一般为红酒庄园。它主要以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为主,并辅以红酒文化体验、展览、销售、休闲度假功能的一种开发模式。同样,文化创意农业的加入与运用,可以为其增添更丰富的产品和更高的价值,增强其发展竞争力。 5.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主要以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为主,并辅以参观、体验等休闲度假服务。同样,于其中并入文化创意农业,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示范和游览作用与价值。 创意农业论文: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摘 要:该文立足于福建省具有发展创意农业的诸多优势条件与有利政策,结合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现状与潜力,进行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模式构建,并提出推动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意农业来源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在农业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全球各国的创意农业迅速地在全世界扩展。在创意产业逻辑思维的影响下,把人文要素与科技有效地结合起来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整合农业资源,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更新传统农业,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就是现阶段人们所称之为的创意农业。创意农业的最大特点在于运用创意的智慧将文化、科技、农耕艺术结合起来,再配合市场的运作,为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发展空间,并实现产业价值的最大化。福建省在新的一轮的农业发展当中,也正朝着创新产业化发展,面对农业的改革,如何走一条农业的提升道路,对于福建省是一个关键的契机。 1 福建省创意农业资源要素分析 近几年来,福建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生态省建设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加快发展以拓展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和示范功能为代表的新型功能性农业。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受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的辐射带动,福建省农业出现了新型的发展方式,创意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赋予了现代农业新的内涵。 1.1 自然资源丰富 福建省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港湾,陆域地形复杂多样,农业气候资源特殊[1]。截至2015年,福建省的山地与丘陵大概涵盖了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0%。这些山地多为森林所覆盖,覆盖率达65.95%,覆盖率位居全国第一。福建省的水资源丰富、作物的品种也较多,为进一步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福建省作为海边的省份,所拥有的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福建省水产品的产量、以及水产品的出口数量在我国排名前三。福建省的植被类型较多,因此也让福建省具有了发展更多类型休闲农业产业的优良条件。 1.2 文化资源多彩 福建省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有着独特的妈祖文化、茶文化、朱熹文化、惠安女文化等。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孕育着整个福建。再者福建还有者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资源,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福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文化历史,造就了福建独有的九大资源:海洋、茶、土楼、海上丝绸之路、温泉、庙宇、生态、台湾、华人华侨;还有厦门鼓浪屿、福建土楼、清源山、三坊七巷、上杭古景观点,因此福建省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目标:“把福建省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和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3 区位优势明显 福建省地理区位较为优势,与台湾海峡隔海相望,北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大陆沿海经济带重要部分。在中国大陆区域的经济发展布局里也是必不可少的。福建是大陆跟海峡东岸台湾地区最近的地方,台湾的群众大约有80%隶属于福建祖籍,也有着和海峡东岸加强交流和合作的优势。改革开放之后,福建省运用台湾商人的投资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等等活动方式招引台湾商人来福建省内投资创业。 1.4 特色产业强势 最近几年以来,福建省以特色农业和品牌农业为名,就当地特色农业为基础,大力宣传特色产品和优势农业,慢慢形成了福建省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3条特色农业产业带,分别是:高优农业、沿海蓝色农业、闽西北绿色农业等。泉州永春的芦柑、福州的橄榄、莆田的枇杷、福州连江的水产、南平建瓯的竹笋、三明浦城的薏米等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特色农产品[2]。 1.5 发展机遇良好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的《福建省“十三五”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规划》指出,到2020年全省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将达到4 310亿元,农作物良种覆盖率9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66%。优化现代农业发展布局,将构建7条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扶持发展休闲农业,培育发展创意农业,优化休闲农业布局。 2 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模式 2.1 农产品营销创意 创意农业衍生的直接表现就是创意农产品。凭借着农业和农产品的不同创意,对农产品进行改造,使得农产品后期价值大于前期价值。创意农产品大概可分为3种不同的类型:(1)发现农产品的不同功效,让农产品不只是作为农产品出现在生活中;(2)运用现代科技改造方法,使农产品的外形改观,味道以及颜色变化等,让农产品的外形与时俱进,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3)带入文化艺术的素材,丰富艺术内在。营销创意的模式大概有以下4种:节庆营销、品牌营销、文化营销、网络营销;进一步使用营销创意带入到农产品的日常售卖中,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营销农产品的方法。 2.2 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模式前提是需要项目所在区域具有一个或者多个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与农业文明的积累与聚集。把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根源,萃取较主要的优势,对应吻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根据该项目所在区域的需求,依据休闲旅游文化,建立根据民俗文化休闲的发展趋势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 项目所在区域的很多地方有着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可以作为创意开发点的文化元素也很多,可是有些文化元素也不能完全符合要求。项目所需要的是可跟随现代趋势、跟随现代的理念和现代大众消费需要的文化元素,这才应该作为最完美的文化元素。而我们面对这些文化元素,也不是应该只是想着复制以前的特色民俗文化元素,而应该带着“创造未来遗产”的希望,对旧时的特色民俗文化元素进行改造,达成创新到传承的理想。 文化创意型比较适合运行于有着特色的文化传统的农村。只有是传统的农村文化继承地域,才可以是农业科技示范地域。 2.3 生态创意 生态创意模式不仅局限于自力更生的生产,而是标示出农业的生态功能,把绿色产业、绿色资源、绿色文化、绿色家园进行整体的考量,普遍地推进,构建出“山、水、城、林”为整体的体系,人类与自然友好合作的现代城乡生态体系,促进“生态链”和“文化场”的形成。运用农业把高速公路等存在污染的地区和人类居住地分隔开来,创造安静、干净的居住环境。运用农业当做城市景观,种植有机的水果、蔬菜、花卉等居民所需的农作物,如福建省金霞生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利用四周丰富的农业资源,打造了一个有着绿色农业传统餐饮和休闲农业生态旅游的特色农场―清境桃源生态农业观光园。 2.4 节庆创意 节庆创意主要是农业生产活动和开发相结合的节庆活动,依托在地资源、当地文化、民俗风情将其与当地主导产业相融合,开展传统节日的庆典。借此推动旅游、会展、贸易和文化等发展。农业节庆创意是体验式c消费式相互结合的农业创意类型,其中休闲娱乐功能尤为显著,这是农业和文化演出合作的一种创意。通常兼备玩耍、观赏和教学等多项功能。农业节庆创意模式开发应该属于创意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利用组织节庆活动,来提高农民的凝聚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推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主要包括民俗文化类节庆、农作物类节庆、动物类节庆、综合活动开发类节庆。 2.5 农业产业创意 农业产业创意模式核心在于独特农产品的创意启迪。把超出于传统思维的创意行使于农业的进一步开展,追求原生态、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同时又带入创意文化元素,跟随现代所贯彻的健康为主、质量为先的消费追求,把原本的特色农产品进行质量和招牌名气的双重提升,赋予与农产品当下年代的的声誉标示,再与农村的地理相结合,形成“特有产地的特有产品”实力品牌,达成创意农业的效率至大发展。 3 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的特征 当前,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处于刚开始启动阶段。现在,许多创意农业为自身开始发展的,且都是各自成为独立的单位进行开拓发展,整体的战略规划和设计比较匮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处于匮乏状态,并没有办法达成该有的规模效率与声誉品牌,对创意农业内涵的了解较为模糊,许多创意农业雷同,只是简要的进行复制。创意农业目前的品牌文化内在匮乏,创意农业专业人才也是数量不够。因此,培育专注于农业战略创新与资本营运的整合型企业是十分有必要的,如洛可可创意农业机构等等。洛可可创意农业通过教育、咨询、投资3种模式,试图将把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模式进行转变,建立以服务为主要导向的新兴农形态,即创意农业的服务型农业,打造创意农业全产业一站式为农业企业服务的服务链。 4 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对策 4.1 政府要大力支持与引导 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对创意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把之前对于传统农业的支持与引导有步骤地转移到创意农业上,激励福建省创意农业相关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创意农业技术进行产权保护,鼓励金融机构对创意农业提供资金扶持。 4.2 加强海峡两岸创意农业合作与交流 根据福建省地理优势,参考与研习台湾创意农业开拓成长的成熟经验,开展福建和台湾创意农业持久稳定的交流及联动行动。同时加强创意农业人才的交流与培养[3]。 4.3 差异化战略提升创意农业 创意农业实现差异化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结合差异发展的理念来改变农业的发展状况,建立特色的农业发展市场,并结合现代科技,实现创意农业发展的效益最大化。利用差异化发展战略,深挖农业文化,再结合现代的科技,整合农业资源,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创意农业文化化、产业化。发挥农业农业区域特色,打造创意农业的新模式。 4.4 加强创意农业技术支撑 以科技创新驱动创意农业的发展可以形成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动力。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根本的创意农业,可以提升创意农业的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第一步应不断提升创意农业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的开发。聚集科研力量进行学科攻关,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强创意农业科学管理,开展特色化经营。第二,引进和吸收国外的新型技术,为创意农用,内化为核心竞争力。此外,注重创意农业相关领域技术的研发,加大产学研联动发展,促进农业技术在创意领域推广应用。 创意农业论文:基于“钻石模型”的福建省创意农业竞争力提升对策分析 摘 要:该文基于“钻石模型”的四大决定因素和两大变数对福建省创意农业要素进行分析,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要素、相关及支柱产业基础、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状况;两大变数即发展机会与政府要素六个方面。从整合要素资源以提升基础竞争力,把握市场需求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制定战略规划以提高结构竞争力,加强政策扶持以提升体制竞争力,四个角度提升福建省创意农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钻石模型;福建省;创意农业;竞争力;提升对策 近年来,福建省的总体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农业在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速度较缓慢,其经济增长点发挥的作用较小,为改善现状,创意农业孕育而生。创意农业被视为福建省创意产业的一部分,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众多发展的动力促使创意农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创意提升农业原有的高度,使农业别有趣味。创意+农业的模式,改变农产品传统的销售方式,为农村居民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为农村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为农业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1 基于“钻石模型”的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要素分析 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钻石模型,包括生产要素基础、需求条件基础、相关及支柱产业基础、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状况等四大决定因素,以及发展机会和政府因素两大变数。针对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钻石模型”理论进行全方位、系统化分析。 1.1 生产要素基础 波特认为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五大类,并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福建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从地理位置上看,福建地跨中、南亚热带,热量资源丰富,水分资源充沛;从地形来看,福建依山靠海,山水资源丰富。这赋予了福建省农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为创意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当今讲究知识型人才的社会,知识资源往往和人力资源相扣。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福建省从事农业的人员大约有2 648.51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偏低,初高中以下,甚至零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较大,而与农业技术人员数量相比之下显得凤毛麟角。创意农业绝不仅仅满足于充沛的人力资源,更需要的是注入高新的农业技术人才。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应该双双得到满足。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关于农业基础设施使用的数据,2010年机械耕地面积为90.868万hm2,2015年机械耕地面积达到107.179万hm2,比2010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福建省在不断加大机械对农业的投入,以提高产量,但是从结果来看,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仍然不足以适应创意农业的发展。 1.2 需求条件基础 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市场内部需求。福建省统计年鉴居民消费水平数据显示,2015年居民消费人平均水平为20 828元,农村和城镇居民在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例分别约为6.422%、8.581%。从以上数据可知,福建省居民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类支出显现出一种慷慨的消费态度。高消费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作负荷增大带来的工资上涨,生活压力在忙碌的城市而得不到宣泄缓解时,创意农业就满足了这种迫切需求的市场。 1.3 相关及支柱产业基础 相关产业之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支柱产业是带动整条产业链活跃起来的重要条件之一。波特认为,发展和巩固产业竞争力需要动用一种“产业集群”的力量,即一个产业蓬勃发展,它势必同相关及支柱产业一同崛起。随着地区经济水平上升,福建省将创意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纳入规划中,现今福、厦、泉三地已经在工艺美术、会展和服装设计、省内动漫与网络游戏产业方面发展迅速[1]。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性,在一些发达城市,创意产业起步早,发展快。福建省创意产业基础相对于大城市,竞争力略显薄弱,与之相关的产业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所发挥的支持力度有限。 1.4 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争状况 波特指出,成功的产业唯有在国内的市场角逐而出,才有足够的竞争力走向更大更残酷的国际市场,以企业为管理的组织具有自身独特的经营模式,制定不同的战略迎接市场的竞争。它们要遵循“适者生存”的市场原则。福建省的创意农业正处于战略制定阶段,新兴的产业要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发展就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特色。省内各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使得发展起来的创意农业更具有地方特色。福建闽南的桥台和海丝文化,建立丝绸之路艺术公园・亚洲园;闽西独具魅力的客家文化,后续又将具有革命色彩的“红色”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绿色文化”两者相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农业;闽北的闽越文化和理学文化,武夷山的朱子文化节和印象大红袍获得游客青睐;闽东的畲族文化,宁德地区举办的畲族文化节,其中婚嫁也作为当地特色的休闲旅游项目;闽中的船政文化,马尾船政作为福州十大名片之一,吸纳游客观光[4]。除文化造就的休闲农业区外,还有一些农家乐休闲园的乡村旅游精品发展。福建休闲农业为创意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注入新的血液以改革产业的经营模式。 1.5 发展机会与政府要素 机会和政府是钻石模型中的两大变数。可谓机会可遇不可求,加之政府的指导作用,两者结合很可能改变四大决定因素。2009年5月,由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表明:“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起以海峡两岸文化产业为主线的合作中心”,国家出台的文件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推动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福建建设站在一个具有强大支撑力前的新起点。随着《意见》提出的第一阶段目标基本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这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2 基于“钻石模型”的福建省创意农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2.1 整合要素资源以提升基础竞争力 根据福建省创意农业的要素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天然资源作为福建省创意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必不可少的是向内注入人力、知识、资本以及基础设施的外在力量,相互间取长补短,取得1+1 2的效果,大力提升发展的基础竞争力。首先,充分利用福建省山水Y源丰富的优势,在发挥各区域自然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将农业景观和旅游休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资金不足是创意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场运作”的机制[2]。即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出台优惠政策以及鼓励金融机构等参与其中,拓宽产业的融资渠道。就创意农业的基础设施而言,应加大对其投入,构建良好的交通道路体系,完善通讯网络,稳定乡村供水供电,做好村容村貌的清洁,继而吸引更多的投资金额流入。 最后,有学者认为创意是创意农业的灵魂,知识产权是基础,将多学科知识应用于整个生产过程,并融入文化、艺术元素以实现农民增收、资源优化配置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3]。由此可知,创意农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大幅度提高。政府一方面应鼓励各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农业所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支持创意农业的创新创业项目,为广大有志青年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平台,激励新思路新模式的涌现。人才的运用,被实际运用才能发挥其社会价值。所以,企业应吸纳专业人才,以丰厚的待遇留住人才。 2.2 把握市场需求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都要依靠市场需求作为推动力,需求值过低的产品势必夭折。为了能够高效把握创意农产品市场供求情况,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平台信息,利用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的方式,稳定忠实顾客和拓展创意农业的潜在客户,扩大市场覆盖面;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促销信息推送和创意农业主题阐述,提供针对消费群体高性价比的服务,建立消费者反馈体系平台和移动终端互动体系[4]。这样一个综合的服务体系,为消费者提供更全面、更便利的服务,实则通过消费者在该平台搜索符合自身喜好的产品的频数统计,获得市场需求的信息。 在把握市场基本需求的基础之上,采用差异化战略在市场取得独树一帜的地位。创意产业讲究的是独特的设计与产业自身相结合,农业中包含的天然资源不尽相同,利用迥异的生态设计出与之相符合的生产、加工、体验等创新环节。福建省内的创意农业数量日益增长,但在大片的数量尚未形成大规模、大特色、大需求的喜人现象。因此,创意农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必须制定研发计划、注重发掘市场需求,加强特色设计产品的研发,重视顾客真实需求[5]。 2.3 制定战略规划以提高结构竞争力 创意农业的发展必须与生态建设并肩前进,根据福建省当下的情况,制定出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规划,加快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福建省“十三五”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一文提出诸多关乎农业发展的内容,为打造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好的美丽福建,建成全国具有较强引领示范作用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实行绿色富省、绿色惠民、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等策略。 福建省东北、中南、西北在各自农业资源概况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产业体系。根据这三大区的特色不同,选择相应的创意农业模式,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效益化、特色化。例如:将宁德市的农耕文化设为闽东北“创意体验区”的主线,莆田、平潭为两条辅线进行合作式的创意农业开发,可开发休闲度假、实验教学、农事体验等创意模式;闽中南“现代农业观光区”以福州为中心,还包括厦、漳、泉,创意农业企业应利用该区域平原地带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优势,发展技术研发创意模式、营销渠道创意模式和产品设计创意模式;三明、龙岩、南平构成的闽西北“生态农业服务区”,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以实地农业景观为载体,结合文化元素,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实地景观创意模式。创意农业的一切生产活动都以污染物低排放、保持原生态资源、增加绿色面积为准则。 2.4 加强政策扶持以提升体制竞争力 政府对产业的强大推动力毋庸置疑,各级政府应更加关注创意农业的发展前景,充分意识到创意文化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通过各渠道进行招贤纳士,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制定一套完整的适合创意农业发展的组织体系。政府部门实时关注创意农业发展状态,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鼓励基层小规模集体开发转化成标准化企业模式的优惠政策,以及促进创意农业单位与科研单位合作的优惠政策等。出于对创意农业产品层层出新的情况考虑,政府应该完善创意农业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体系,对每一份产品的问世加以严格监督,保证创意农业新产品符合现代化生活的高质量高品质要求。与此同时,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创意农业在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着重发挥地方特色,减少走模仿嫁接、无地方特色的消极道路,尽快形成多元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发展格局。加大对创意农业的财政投入,鼓励省内骨干企业和金融机构等作为投资的主体,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政府要扶持创意农业企业和创意农产品品牌建设,建立健全适合各区域发展的标准化体系,以体系支撑促进创意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企业化和组织化,使创意农产品达到标准化、品牌化,提高创意农业产品质量,增加创意农产品附加值[7]。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培育国家级、省级创意农产品品牌,带动创新农业经济发展。 创意农业论文:基于MGM(1,N)模型的北京创意农业发展灰色预测 摘要 创意农业,作为农业的新型产业业态和都市型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成功实现了创意产业与传统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有力促进了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然而,北京市创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形态、不平衡的发展现状,为促进北京市创意农业的平衡与快速发展,本文以创意产业发展为背景,综合考虑多种变量对创意农业发展的影响,运用自适应多变量MGM(1,n)灰色预测模型,分别对北京2011-2015年不同形式创意农业发展规模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在发展规模上,伴随着北京创意产业与农业生产等不断发展,未来五年内北京创意农业总产值将不断增长;在发展方向上,北京创意农业中的农业观光园、民俗旅游、设施农业产值都将不断增长,其中农业观光园产值最大,且其收入增长速度最快,而民俗旅游不仅产值低,而且增长最为缓慢。因此,应在保证农业观光园和设施农业的扶持力度的基础上,加大对民俗旅游的支持力度,加速民俗旅游的发展速度,以促使北京市创意农业全面、平衡发展。 关键词 灰色预测;创意农业;农业观光园;民俗旅游;设施农业 创意农业,作为农业的新型产业业态和都市型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成功实现了创意产业与传统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有力促进了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且在繁荣农村经济、协调城乡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各级政府也不断加大创意农业发展投资力度,但北京今后创意农业发展如何,则仍有待深入研究。 创意农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关于创意农业的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在我国较早的创意农业是参照创意产业概念,结合农业特点,从创意农副产品角度研究提出的,其中不仅包括了农副产品的科技、文化、服务以及生态创意[1],同时也包含产业体系理念的创新[2-3]和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4],并以此为基础对其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研究[2,5-8]。 以上均是从定性角度对创意农业进行界定或分析,而对其今后发展状态或发展方向也仅是基于其影响因素,从政策扶持角度提出展望,并无相关定量研究。到目前为止,仅有司训练等(2010)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影响西部创意产业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一是创意农业概念或表现形式界定的模糊性,二是相关统计数据不完整、信息不完整。 与传统的回归预测、神经网络等方法相比较,灰色系统预测方法具有计算量小、在小样本情况下也可达到较高精度的优点[10],北京创意农业统计数据时间序列短、历史数据少、信息不完全,对于此类序列数据,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方法比较合适。 根据模型变量数量不同,可以分为GM(1,1)预测模型和GM(1,n)预测模型, 其中GM(1,1)模型是一种最常用的灰色系统模型,它通过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模型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主要应用于单一时间序列的建模与预测,GM(1,N)模型则是针对系统存在多变量情景下的预测,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系统变量影响的基础上,通过一阶微分方程组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 对系统变量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两种模型在实际研究中都得以广泛应用。 创意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包含多个变量的复杂系统,而且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基于创意农业发展的多变量影响,基于较长期系统特征预测中相关因素的扰动,采用等维灰数递补模型对多变量灰色GM(1,N)模型进行改进,即自适应多变量预测模型,综合考虑创意农业发展多变量影响,对北京创意农业发展规模与发展方向进行预测。 创意农业论文:沈阳市创意休闲农业存在问题及对策 摘 要: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创意休闲农业逐渐成为热门的话题,作为时展的产物,它主要是通过在农业基础培育和政府的规划引导下,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带动农业发展,建设农业品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的经济增收。 关键词:创意;休闲农业;旅游 一、创意休闲农业的内涵 创意休闲农业是集创意,休闲,旅游,农业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创意休闲农业是一种新型资源产业,它在农业产业本身的基础上融合了创意、休闲、科技、文化、信息等方面的要素。创意休闲农业是以创意农产品为基础,并创意农耕文化活动、创意农业产业形态。农产品创意主要是对其用途和形色进行改造,形成新的吸引力。 二、沈阳创意休闲农业现存问题 (一)观念滞后,开发意识薄弱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农业户口比重大,13亿人口中仍有9亿农民,传统发展观念意识明显,人们认为农业主要是满足人们的温饱,并未充分考虑农业的替他用途。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农业与旅游一点关系都没有,自然很少有人去着重开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农业旅游便成了“农业+旅游”,而不是以创意、新奇与美感来吸引游客,难以变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二)政府角色不到位,农户经营理念陈旧 在营销过程中,营销人员没有真正的把旅游者作为促销对象,与旅游相关部门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就农户而言,由于缺乏政府有力支持,加之自身抗风险能力弱,虽意识到面临机遇却患得患失。 由于政府缺乏主导性,农户缺乏开拓性,发展农村旅游很难成规模,上档次。产品单,规划粗,人才缺导致旅游开发缺乏创新,无法做到长期发展、与时俱进。 (三)资金不足,发展进度缓慢,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 农业旅游拥有投资少、见效快的优势,但如果要开发具有一定规模、上档次的农业休闲旅游区,前提是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作为保障。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国都还处在兴办旅游景点的热潮中,人们所热衷的投资热点还仍然是传统的景区、景点建设和对于品牌的争创,无心投资于农业旅游区和农业旅游开发。我国管理方面薄弱,缺乏专门的组织管理单位保障创意休闲农业工作的开展。制度设立方面不够完善。 (四) 沈阳现有的农业旅游表现形式为农业采摘体验和休闲度假山庄,但仅仅还处于休闲农业的阶段,没有融合创意元素上升到更高层次。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休闲农业大多呈现出规划模式化、功能简单化、特色模糊化、景观(面貌)单一化的趋势。现如今的休闲农业缺乏差异,缺乏意境,缺乏文化,也就是缺乏品味。这也表现出缺乏旅游,农业等专业高级人才,缺乏理论指导。人才缺乏导致旅游开发缺乏创新,无法做到长期发展、与时俱进。 (五) --! 公共设施配套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景区内部服务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很多创意休闲农业景区缺乏整体规划设计,有些休闲农园农场先开发后规划,造成园内杂乱无章。没有充分利用良好的资源条件,开展人文生态景观和农耕文化的休闲农业体验活动。 三、沈阳创意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一)用创意打造休闲农业 我们都知道,休闲农业的主要消费群体还都是城里的都市人,有少许外国游客,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例如看看田园风光,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体验农事等比较当地特色的活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渐提高,这些会在整个创意休闲农业中的比重会降低。凭借郊野乡村优异的生态环境资源,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建立一系列新奇、刺激、带有时尚等现代休闲娱乐元素的景点项目,同时把创意手法运用到这些休闲农业中,形成创意休闲农业,从而刺激消费、满足观光者的需求。 (二)充分利用良好的资源条件,围绕特色开展体验活动 沈阳市拥有多种地貌类型,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原始优美的自然环境,生态条件也非常良好。同时它作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辐射范围广阔,并拥有很多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包括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淳厚的民族习俗,很适合长时间的欣赏和体味,有利于开展人文生态景观和农耕文化的休闲农业体验活动。因此,要认真调查分析当地的资源条件,突出自身的体验特色,围绕特色开展多项体验活动,完善相应景观改造,服务设施等。 (三)挖掘体验活动中的美学和文化元素,提升体验活动的内涵和创意 凭借沈阳市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体验活动中要注重对内涵的把握和创意的设计,努力提升体验活动的品位。因此,通过将现有的创意农业和休闲农业进行有机结合,这不仅可以提高创意农业的成果转化率,而且还能增加休闲农业体验活动的文化底蕴。 (四)进行市场目标群体的细分,提高休闲农业体验活动参与程度 由于消费者具有不同的特点,沈阳市创意休闲农业可根据自身资源和社会条件,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设计出满足不同的市场目标群体的消费需求。同时通过前期对市场群体的需求调研和市场回馈,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并体验活动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都做到位,让前来消费的客户玩得开心,住得舒心,吃的放心。 (五)建立健全的行业协会及非正式组织协助休闲农业经营者从人力资源、产业辅导以及整合营销三大方面提高服务质量,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加休闲农业产值。开展人员培训,协会主要通过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休闲农业经营讲习、开设课程对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协会对休闲农业的发展进行积极的产业辅导。 (六)政府进行资金扶持,制定标准和规范管理 政府在这个产业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政策这块,可通过相关补贴,放松银行贷款,设立专项费用等措施对创意休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优惠的政策,同时也要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创意休闲农业的建设,从而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指导老师:王伟伟 创意农业论文:文化创意与农业产业经济价值创造分析 [摘 要] 这是一个“创意”的大时代,文化创意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创意能成为一个产业,说明了以精神产品消费或以精神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消费产业正在高速发展,文化创意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核心是精神产品。文化创意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发展地方经济为主要目的促进了地方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推动了地方性区域性经济的增长,是扩大就业,宏扬地方特色的有力手段。 [关键词] 文化创意 文化价值 探索 实践 一、文化创意成为价值创造的时代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创意开始蓬勃发展,文化创意是知识经济大背景下的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文化创意在价值创造方面的体现表现为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互为条件和优化发展的经济模式。知识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去发展经济,而文化创意既依靠文化资源优势,又需要人为资源,使经济建立在文化、知识、创新、价值观念和人文环境下。因此,用文化创意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文化体制改革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性举措和顺应时代趋势的科学发展观。 二、遂昌县北界镇文化创意的特质分析 浙江省遂昌县曾经是种植香菇产业的大镇,但是每年种植香菇需要消耗800多万公斤的木材,这不利于遂昌县经济的长远发展。《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争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过去以消耗木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手段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并没有兼顾社会效益。鉴于北界镇气候温暖、昼夜温差大等特征,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在原来种植香菇的田地改种葡萄,在市场考察和认真判断鉴定后,发现种植葡萄不仅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还能促进北界镇知名度的提升,这种科学合理的改造很快就被执行,如今,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引导下,把昔日种植香菇的田地改种葡萄,现在遂昌县北界镇是一片片的红提葡萄园。 2011年,已投产的红提葡萄面积达到600多亩,年产量高达900吨,亩产值达到1.5万元,总产值高达900多万元。北界镇成功地把香菇种植改造成为葡萄种植,2012年,红提葡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1620余亩。在葡萄种植取得较好收益之后,我们又突发奇想,既然北界镇的葡萄能带来经济效益,为什么不把北界镇葡萄做成一个品牌,让人看到北界镇就能想到葡萄呢?那跟葡萄相关的产业还有什么?怎么才能促进北界镇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对这一系列问题认真思考后发现,北界镇苏村源,人称“世外桃源”,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种的红提葡萄在金华、温州小有名气,如果依托“世外桃源”优良生态,加入文化元素,把视野扩大到旅游和文化展示上来,就可以提高北界镇红提葡萄的知名度,这里的红提葡萄华丽转身,从优质农产品到优势产业。为了打响“原生态,自然红”的红提葡萄品牌,从2009年起北界镇开始举办红提葡萄文化节,同时,还利用节庆文化平台促销产品、宣传北界。北界镇除了有丰富的人文风情的旅游景点外,还能采摘、收购新鲜红提葡萄,参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姓大屋(含苏氏家庙,唐宋八大家苏洵后裔明刑部尚书苏民家庙),欣赏北界红提葡萄文化展示。如此,北界镇就能依靠葡萄而全方位的发展经济文化了。 三、遂昌县北界镇文化创意运作状况及“创造性”的特色经济发展之路的未来趋势 北界镇的红提葡萄文化的打造是以红提葡萄为依托,积极推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第四届红提葡萄节---北界红提葡萄文化展示包含了文艺晚会、生态溪鱼垂钓大赛、农耕文化、民俗物品、书画、摄影、戏曲表演等,内容更加丰富,这种附加值的加大有利于更好的打造北界镇红提葡萄文化品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以文化创意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北界镇以红提葡萄为主题,带动北界镇旅游、餐饮、文化方面的发展,实现了产业转型,积极推进了北界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创造性”的特色经济发展之路能使北界镇人民更快的富起来,从形态上来说,文化创意属于知识密集型的新型产业,不仅能节约资源,实现环保,还符合当前低碳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是推动北界镇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审时度势,北界镇还应该积极加强基地建设,提升文化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把北界镇推向全国。还应该加强打造北界镇文化品牌,更加深刻的挖掘北界镇的文化价值,建立特色的文化创意品牌。要让北界镇走的更远,还应该积极培养人才,“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努力培养人才,才能使北界镇走的更远,此外,政府的支持扶植也是北界镇更加成功的保证。 四、结语 文化创意为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文化创意在每一个领域提供的新目标、新内容都是价值创造的动力源泉,文化创意以地方特色为基础,促进低端产业到高端产业的形成,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文化创意是一种资源,是一种财产,能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因此,使文化创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不仅是时代的号召,更是一种创新和资源的合理运用。 创意农业论文:宋庄镇创意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研究 摘要 创意休闲农业是一种新型创意产业,它以农业资源为基础,将都市型现代农业与文化相结合,通过深度拓展农业功能,融合农业、科技、文化、创新等于一体而发展形成的满足特定市场需求的新兴产业。该文以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为例,分析了宋庄镇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条件,探讨了未来宋庄镇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思路和布局,为宋庄创意休闲农业的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 创意农业;休闲农业;都市农业;发展模式 创意产业是指“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与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即依靠人的智慧和技能,借助于高科技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是资源、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业,这一概念1997年由英国界定。香港为了突出创意产业的核心――文化,将其改称为:“文化创意产业”。21世纪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快速发展,“创意”几乎遍布各行各业,甚至成为许多产业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创意农业是借助创意产业的思维逻辑和发展理念,有效将科技和文化要素融入农业生产,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提升农业附加值的新型特色农业业态,除了具有传统农业的属性外,还渗透着属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意念、愿景、企盼等因素,使农业不仅具有一般农业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功能,还凸显其精神文化品位与增值功能[1-3]。休闲农业是将日常的休闲活动同农业连接在一起的农业业态,主要是依托假日消费,把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村生态环境联系起来,通过扩大农村消费群体,实现农业经营的延伸。创意休闲农业是将创意农业与休闲农业有机融合,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创意农业与休闲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结果,是一种综合性的新型产业,对促进一、二、三产业的延伸、拓展和渗透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4]。自2004年北京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以来,北京郊区以创意为理念、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科技为手段,创造出了多种满足人们精神和文化需求的创意农产品或活动,已形成文化农业模式、景观农业(植物迷宫)模式、产业融合模式、链条开发模式、空间集群发展模式、区域品牌开发模式、主题公园发展模式7种模式。 宋庄镇作为通州区北部重镇,处于京东经济发展的纽带地位,其农业发展应融入北京市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战略部署,在发展现代农业中起示范带头作用。近年来,北京城市规划和新城规划确定了新的城市定位,未来通州新城核心区产业发展的重点是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宋庄镇是2006年北京市首批认定的面积最大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2010年宋庄将聚集区升级为北京市中央艺术区CAD,并规划逐渐将其打造为符合通州国际新城发展需求的文化产业聚集群品牌。因此,宋庄镇现代农业的发展应以创意休闲农业为产业突破口,通过引入农业的休闲元素与功能,将都市型现代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运用创新创意、农业科技等手段,赋予农业以文化、教育、休闲等多种功能,为宋庄的城市功能定位服务[5-6]。该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未来宋庄镇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重点和区域布局进行系统地规划和梳理,以为政府部门选择适宜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提供可参考的思路和意见。 创意农业论文:对开化县创意农业发展的思考 摘要 在阐述开化县发展创意农业的优势条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开化县创意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重点模式,并根据实际提出对策,以期为全县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指明方向。 关键词 创意农业;优势;问题;模式;对策;浙江开化 创意农业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创意为核心,利用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资源,依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创造出新的、优质的具有独特性的农产品、农村消费市场和旅游市场,以提升农业的价值与产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1]。创意农业具备了高融合性、高文化品位、高附加值的“三高”特性,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无疑有着强大的发展活力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2-3]。 开化县位于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源头,地处浙、皖、赣3省7县交界,是全国9个生态良好地区之一,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2013年,开化被浙江省委、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区建设试点县,以此为契机,依托10余年来“生态立县”发展实绩,县委、县政府提出并确立了打造以“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全域景区化、景区公园化”为基本特征的国家东部公园的发展理念,正是这样的战略定位决定了“立足生态经济、发展创意农业”将成为开化县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1 开化县发展创意农业的优势条件 1.1 农业资源优势突出 近年来,开化县依托良好的区位和生态优势,以调结构增效益为思路,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途径,以茶叶、食用菌、清水鱼、粮油、蚕桑、油茶、高山蔬菜等优势农产品为突破,特色高效的生态农业取得实质性的长足发展,正日益成为浙江省及长三角地区主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之一。一大批产于原生态环境的优质开化农产品已成为省内外城市居民馈赠亲友的时尚礼品和不少宾馆、酒店的形象菜及招牌菜,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市场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全县的农业产业正快速迈上绿色发展生态取胜的科学跨越之路。 1.2 生态环境魅力超群 开化县属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0.4%,地表水总体水质常年保持在Ⅰ、Ⅱ类水平,生态环境总体质量在全国2 348个县(市)中名列第16位,大气质量更位列前10位,境内山清水秀、山峦叠嶂、绿荫环抱、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素有“天然绿色氧吧”之称,是城市居民远离雾霾、润心洗肺的绝佳去处。 1.3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全县现有各类风景旅游景点160余处,山地、森林、水景风光俱全,青山黛黛、绿水潺潺,“山水灵秀境,诗画钱江源”便是开化自然景观的真实写照。有代表性的如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级森林公园、根宫佛国5A景区等。 1.4 民俗人文底蕴深厚 钱江源头文化、龙顶名茶绿色食品文化、根雕艺术文化、边界文化、老区文化,其内涵深刻,具有独特的产品特色和吸引力。宋村十八洞、霞山古民居、双溪口古文化遗址等古迹不胜枚举,可谓“三色”(绿色、红色、古色)景点遍布县域。还有众多的民间传奇、名人轶事、民间艺术,如马金花灯、高跷竹马舞、苏庄草龙等。此外,一年四季各具特色的农耕文化景观,以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村景观,让人们在领略山乡的古、土、特、真、野风情之余,更倍感人类改造自然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魅力,为开化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资源。 1.5 区位交通独特便捷 开化县是连接浙西、皖南和赣东北的要冲,北临黄山、东连千岛湖、西依三清山、南靠古城衢州,有着独特的旅游区位优势。同时随着黄衢南、杭新景高速、九景衢铁路等一批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和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推动开化更快地融入长三角经济圈和海峡西岸经济圈。全县现已初步形成了覆盖面大、通达性强的立体交通网络。 2 开化县发展创意农业存在的问题 2.1 理解和认识不足 部分政府部门机构和农业经营业主,对创意农业的概念、内涵、功能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没有从拓展农业功能、满足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实现农业增效、推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考虑,疑事无功,势必导致积极性、参与度不高。通过创意构建农业发展链条、提高附加值的思路还未落到实处,同时也缺乏具体的政府政策及资金的支持与引导[4]。 2.2 发展模式单一 目前,开化创意农业的尝试,主要是观光农业与旅游业的简单融合,优越的自然人文资源尚未与农业资源很好地结合形成生产力。众多的“农家乐”,尚停留在“吃农家饭、观乡村景”的低层面,文化内涵少。许多观光农业园就是从原来的经济种植简单转变而来,功能单一,采摘游也尚未注入鲜明的乡土文化内核。只有赋予观光农业文化底蕴,才能实现互动共滋。而产业融合型、农业节庆开发型、文化创意型、产品创意型、主题园创意型、营销创意型等创意农业模式应用更少。 2.3 产业化程度低 开化的创意农业普遍规模小,产业链条短,除龙顶茶、根雕外,形成品牌和规模的产品不多,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弱,带动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创意农业的2个部分,创意与产业缺一不可,只有将创意成果转化运用到产业链的全过程,才能进行深度开发,充分获取创意农业产业的效益,否则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目前开化创意农业发展的短板之所在,就是缺乏完整的符合市场规律的创意农业产业链,缺乏三次产业间的融合联动。 2.4 技术支撑短缺 创意农业所要依托的技术不仅是产业链各环节的各类生产技术、装备技术,还涉及产业的管理技术和信息技术、品牌和形象设计、文化传承开发、项目营销及发展规划等方方面面。缺乏这类复合型的创意人才团队,是导致开化县宝贵的创意农业资源藏器待时的根源。 3 开化县创意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重点模式 3.1 基本思路 开化发展创意农业应当遵循“丰富农业景观、挖掘文化内涵、增加科技含量、延伸产业链条、打造精品品牌”的基本思路,其重心在于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和消费市场需求,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两大引擎”,着力打造以生态旅游、休闲养生为主脉络的形态丰富的创意农业产业体系。只有实现科技、文化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才能为开化的创意农业营造起“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美丽而又隽永的意境。 3.2 重点模式 3.2.1 以旅游休闲为主题,打造观光体验型创意农业。以开化县丰富的农业生产和农业资源为基础,多彩的农村生活为特色,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为背景,借鉴先行地区的做法与经验,加强农业景观造型的设计和功能的拓展,注重流行时尚、工艺美术和艺术创作元素的注入,多配备一些参与性、娱乐性强的农业实践活动。如在种植方式上,要突破传统“横平竖直”的窠臼,可耕种成一种有特定含义和艺术图案的形状;种植品种选择上应契合现代人求新猎奇的心理和追求怡静芬芳心境;品种搭配上应根据作物颜色、高矮、大小、成熟期的合理搭配,以达到四季应景、赏心悦目的效果。 在园区、村庄甚至乡镇的建设上都应按照景区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要树立种地就是建公园的新理念,寄情山水、主攻特色,着力于建成一批集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科普教育、生态农业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观光农业园区、主题创意农园和创意村落、创意乡镇。通过公园式差异化的包装、演绎,打造让大山名起来、秀水灵起来、农田靓起来、资源活起来、乡镇红起来,让不绝于途的观光客成为开化乡村最为热闹的景象。 3.2.2 以文化传承为契入,打造文化艺术型创意农业。充分供挖掘、展现和利用开化原汁原味、深邃厚重的民俗民间文化(如草龙、高跷竹马、九娘歌、目莲戏、扛灯)、乡土文化(如手工榨油、竹编、草编)、农耕文化(如间作套种、牛拉犁、石臼米)、农事节庆文化(如长虹油菜花节、苏庄平坑保苗节、华埠华东开秧节、古佛节)、饮食文化(如苏庄炊粉、开化汽糕、吃乌饭)、农产品文化(如茶文化、蚕桑文化、鱼文化、稻作文化)、古建筑文化(如霞山古民居)、生活器皿文化(如大锅灶、烟囱、石磨、竹筛)、遗址文化(如双溪口古文化遗址)等资源,以农业生产、生活、销售为载体,在传承与保护的基础上,融入创新和创意的元素,从而衍生发展出有特色、品质高、创意新的产品和产业,适应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物质与文化需求,赋予其新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开化应着力于打造以农业文化为重点的农业旅游、庆典、会展以及以农业文化为依托的具有内涵、富有特色的地方农业品牌。 3.2.3 以技术创新为支撑,打造科技型创意农业。以院县合作为平台,以产学研结合为依托,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以创意思维为引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充分利用现代化设备和高科技成果,生产出高品质或独特性的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如在设施大棚中引入智能培管系统,进行智能管控,可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在水稻上采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创意开发兼具养颜、瘦身、降糖等保健作用的功能大米;又如,可依托开化县丰富的蚕桑资源,打破千百年来“种桑为了养蚕”的禁锢,研发桑叶茶、桑叶面、桑叶粉等功能食品。开化的农业只有注入科技的基因,遍施创意的肥料,才能裂变出巨大的能量。 3.2.4 以优势农产品基地为孵化,打造品牌型创意农业。以开化县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为带动,在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集群化生产的同时,更要树立起强大的品牌塑造与经营意识。开化县的龙顶茶、清水鱼、金针菇、黑木耳、山茶油等一批知名度较高的农业品牌,都必须在深化品牌建设内涵、拓展品牌产品范围、衍生品牌创意产品、创意品牌经营模式上狠下功夫,通过品牌特色延伸产业链条,通过产业链条资源整合提升打造区域品牌。如利用开化县“中国龙顶名茶之乡”的这张金名片,不仅可在产茶区兴建茶户、茶栈、茶馆、茶博园,弘扬茶歌、茶艺、茶道、茶经等文化,还可研发茶多酚、速溶茶粉、饼干、果脯等各种各样的茶类衍生品,植根于龙顶茶,构建起包括核心产业、支持产业、配套产业和衍生产业的多层次的产业链和价值体系,逐步形成一整套被市场认可、群众接受的“龙顶”区域品牌产品。只有以特色农产品品牌为滥觞,汇聚文化、旅游、休闲、养生等诸多溪流,构筑起一条条长长的产业链条,开化县的创意农业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4 加快开化县创意农业发展的对策 4.1 宣传引导,强化创意农业的发展理念 态度决定高度、意识决定行为,一个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理念的凝心。创意农业是一个新生的农业模式,人们难免对其认同度和参与性不大,尤其是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囿于传统的小农观念,致使其在创意农业的发展中参与性低且收益甚微。建议政府部门要采用多种渠道和形式加大对创意农业的宣传,可通过举办农业创意项目评选、农业节庆、创意展会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宣传创意农业发展典型以及创意农产品,让人们直观感受到创意农业带来的良好效益,激发其创意热情,从而引导更多的群体来关心、支持、参与创意农业[5]。 4.2 政策护航,构筑创意农业的支持体系 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一种发展模式的转换,离不开政府强劲有力的行政推动、政策扶持和公共服务。要根据开化实际和创意农业发展需要,加快制定各种扶持政策,确定政策导向,搭建服务平台。如要制定创意农业用地优惠政策,为其规模化发展提供土地空间;在财政资金的扶持上要向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与农民联系紧密、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创意农业项目倾斜,重点用于项目的科技和创意研究、特色产品和品牌的宣传;要奋力打造投资洼地,开门揖客,吸引众多的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投产兴业,同时要加大金融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逐步建立以财政投入为导向、三资投入为主体、金融资本为依托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要注重支持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为创意农业主体提供技术提升、品牌推介、信息交流咨询、融资担保等各方面的良好服务[6]。此外,创意农业涉及的领域遍布科技、教育、文化、旅游、金融、广告、营销等行业,也亟需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尽快形成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联合攻关、通力协作的工作格局。 4.3 科学规划,总揽创意农业的发展全局 坚持规划先行,强化规划的引领、调控和指导作用。应聘请国内具有成功经验的专业规划团队,通过广泛调研、论证,因地制宜,精心编制出开化创意农业总体发展规划。规划应整合产业定位、功能布局、重大项目设计、要素配置、公共工程、招商引资、营销促销、产业管理以及3~5年执行计划等内容,以确保高起点、高标准,富有前瞻性和延续性。同时要避免纸上谈兵,加快规划的宣传贯彻实施,积极协调推进创意农业规划与现代农业、林业、文化、旅游、城建、土地、交通等相关规划的融合,着眼于最为适合开化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进行重点项目策划设计、试点示范,然后逐步推广、稳步推进[7]。创意农业的发展重在规划贵在执行,好思路、好规划必须落实到项目上,美丽蓝图才能变为现实。 4.4 园区先行,打造创意农业的精品典范 开化县的创意农业尚处在起步和摸索阶段,为避免走弯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必须走“试点先行、重点突破、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路径,可以将开化创意农业的发展与池淮镇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相结合,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内粮油、茶叶、食用菌、果蔬、花卉等产业聚集、规模推进、链条运行、科技支撑、标准生产、生态循环的特征,进一步整合区域优势、激活要素资源、武装高新科技,充分挖掘园区文化、凸显园区个性、创意园区特色,将其打造成为开化创意农业产业重要承载地、创意农产品研发示范带、创意休闲文化展示窗以及群众融入创意农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区[8]。同时要重点抓好生态农业和旅游的结合,可在开化205国道华埠至钱江源段、县城至古田山段2条旅游主线路沿线以及钱江源省级旅游度假区内科学选址、合理布局,培育发展以农业景观营造和农业文化开发为主题的创意农业试点。让开化县的创意农业在“二区二线”的平台上形成“辐射源”和“核动力”。 4.5 引进人才,组建创意农业的智囊团队 创意农业是以农为根,以智取胜的朝阳产业。缺乏整合营销、品牌管理、文化开发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开化县创意农业发展的软肋所在。因此,应尽快实施创意农业人才培育工程,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走出去、请进来”,借助外脑,挖掘本土的智力资源,尤其要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定向合作,在合作中培养锻炼,使开化县众多的单纯型的技术人才完成向综合型创意人才的蝶变,尽快成为创意农业发展的加速器。同时也要着力于造就大批懂技术、会经营、有特长的现代农民,发展创意农业归根到底是要靠现代职业农民作为新型主体去实践,这对创意农业的发展具有现实和方向性意义。
新经济学论文:产权新经济学制度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新经济学货币 世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的产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在包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四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时达到的。但是,在今天时兴的新经济中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而在现代中央银行都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基本的货币政策目标中。这也使得央行的职能和运做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联合体和纳斯达克市场的迅猛发展代表了这一趋势。对于那些未参加联合体的证券交易所来说,肯加入其中的肯定是一些经营绩效不好的企业,这就会造成这些市场中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它们也会努力加入到合并的行列中,现在拉美很多国家的交易所也正在考虑合并的前景。我们国家也在积极策划沪市和深市的合并计划。 我个人以为中国政府在策略上很多地方都考虑周全,可是实效却未必很好。例如,货币政策上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许多人认为的单纯模仿美国,而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状况复杂。按理说,中国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就需要减少税收,但是税收少了,国企改革怎么办?社会安定如何解决呢?而利率一降再降也没有拉动需求,就在于收入预期不高。对于此,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连连上升,以财富效应拉动需求,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一级市场常常冻结大量资金,而二级市场又往往是庄家搏杀散户的地方,君不见十年股市,多少违规大事,多少诸如苏三山,琼民瑶的"地雷"让散户撞上,而碰到管金生这样的嗜好赌博的大机构者,创造"三.二七"事件,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不过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中国股市正向理性投资的方向转变。所以面对新经济,考虑这么多的货币政策取向都不是根本的关键,关键在于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改变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提及的缺乏制度改革的"后发劣势"。 新经济学论文:浅析新经济学的国企改革 摘要:文章论述了产权研究的内容,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关键词:产权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一、研究产权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获益和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常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许多“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高,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是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进行考虑,因而国有产权下产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并选择其认为能使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具体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由其个人来承担,因此,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激励对资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针对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低效率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又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企改革。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必须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着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的严重问题,只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还不明确,以及这种明确的产权该有什么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不确定。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相信在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主体独立化、产权运作资本化的进程中,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必将探索出更为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产权改革道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推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跨区域银行设计新经济学的角度 摘要:2009年银监会下调城商行异地市场准入政策,从而加速了中小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热潮。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是跨区域发展的中小银行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入手,提出中小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组织架构中,既要实现垂直向下的部门一体化,也必须相应提高分支机构的管理边界,从而减少内部摩擦和交易费用,提升效率;通过比较当前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分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架构与管控模式。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三、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新经济学论文:新贸易理论改制新经济学 摘要新贸易理论考虑了技术乃至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其终究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为出发点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新经济学论文:国企产权改制新经济学简析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新经济学论文:经济学下社会主义新经济的断裂与融合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没有学说会凭空出现,经济学的产生都依托于一定的历史环境,通过对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整合而得出的,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和我国政治高度结合的经济制度,其来源除了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现代经济学。 1.1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在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了中国的特色,让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们拥有了改变生活的武器。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的经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精髓,随着时代进步的同时也揭示了资产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性,社会主义经济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前沿性,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看到更多劳动价值理论,甚至是商品的双重性,也正是这两类理论让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完全的站在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但是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就将我国的主要力量集中到提高生产力上,所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包含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但依旧以马克斯主义为主导的政治体系服务,我国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冲突,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太过于信仰计划经济,为了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协调并没有问题。 1.2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现代经济学起源久远,学派众多,在发达国家存有大量此类的文献及报告,本文涉及的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以私有制经济为切入点,如宏观及微观经济学原理,垄断理论,包括关于此类的著作,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才人类理想社会中最适宜的制度,亚当•斯密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高度总结,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市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微观经济学并不能解释日后的经济危机,此时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合二为一,这种混合的模式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特色,它虽然调和了各个经济学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也另经济上的滞涨问题只停留在表面。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断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原理,但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却成为了两种差别巨大的研究成果,导致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外还和其立场及研究方向,理论来源等有关。 2.1阶级立场及研究方向不同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直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了社会中的根本矛盾,而西方社会因为担心此类学说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竭力打压此类学说,并通过大量辩护,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的社会制度。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更在乎人的发展,而现代经济学更注重资源分配。政治经济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此类学科的阶级性,当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那么经济利益也不会相同,对社会的看法自然也会不同,所以不同的阶级不可能用相同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参考,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现代经济是人类社会过渡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和其局限性,从这两点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完全对立。 2.2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的不同 二者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二者分道扬镳,各自开创一片天地,社会主义经济更注重唯物主义辩证,而现代经济学则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伴随人类而生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经济代表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是揭示人类世界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类理论是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得出的,批判的接受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其理论基础也来自于上述原因。同时社会主义更注重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生产这一行为赋予其独有的地位,跟资源分配同等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其理论来源自丰富的文献,现代经济学更偏向于向世界证明其合理性,未来性以及稳定性,西方学者们试图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现代经济学是人类唯一的发展路径,而且他们将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看成是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将社会主义提倡的人性视为异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多个学派之间研究侧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财富的积累,而马歇尔则注意消费和需求,凯恩斯则将现代经济由微观经济引向宏观调控,在经济研究者眼中经济所研究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如何分配资源。 2.3分析的研究的方法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更多的谈及整个人类社会,而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在研究如何分配资源。从理论经济学来讲经济学的某一部分并不具有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它是一切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将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后就出现了分歧。这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用大量的分析数据建立起自己的基础,从数量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数据,并根据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经济验算。而现代经济是哲学的类的科学,其以实证为基础,更注重逻辑,以前人的经验,逻辑为研究方法,现代经济更加抽象,更注重某一领域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们不针对群体,而是注意个体的资源分配,现代现代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将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化,弱化,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和分析,来建立现在的经济模型。 2.4发达国家主义经济在我国断裂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我国断裂最大的原因是我国对经济学的理解暂时停留在表面,大部分只从表面上去理解,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产生排斥心理,同时在我国人们对经济的理解超越了客观,但是生产力却没有跟上人们的认知水平,人们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极度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则造成了我国经济短时间停滞,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视也超越了我国现有的资本累计水平,这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盲目的推崇和盲目的排斥都不适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我国的学者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融合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融合的原因 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均是事物的发展和运行,都试图解释规律和变化,同时二者的起源相同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熏陶,辩证的继承了其中的精髓。我国在提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我国提出了市场经济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进行了反思,开始将别国的经济制度资源配比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及满足人与物质需求,在满足人与人的需求,这样就相当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这也说明,理论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和不断发挥作用与社会相适应。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社会主义新经济学的特点 我国的特色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延伸,它具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特色,也有“社会主义”这一亮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跟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为了发展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在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人性化光芒的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制度带动企业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我国近几年所凸显的弊端也和现代经济学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腴,也不仅是精神上的丰腴,不是要求民众去信仰,而是让民众及使没有信仰也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耕者有其田,游子能归家的大同社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中的精华,让这二者更好的去诠释我们社会中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是一种注重研究总和的经济,是以全体为标准来衡量价值的经济理论,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注重个人价值,机制调配,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将二者融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来分析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而现代经济制度则能成为成为分析工具,二者相辅相成,互补性十足。社会主义经济其本质是一个对话类的文明,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封闭类的,它将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它不仅着眼于现在,它将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统筹兼顾,它更多的思考着全体人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强调分配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合理的拉开人们贫富差距,促进工作效率和产出,促进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现代经济制度一样,中国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依靠着马克思主义经济,还有中国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将中国文明从水火中救了出来,生生不息的经济和延绵不断的政治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特色,唯有建设一个均富的国家才能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构成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 五、结语 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在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现代经济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对这部分进行分析批判和借鉴,一边借鉴其来丰富我国的经济,另一边则吸取和借鉴现代经济学曾出现过的错误,借鉴的本意是以史为镜,是批判的接受,以此来以长取短,这样才能正确的吸收现代经济学中的精华,并以此来发展属于我国的经济理论,从现代经济经济的不足看到我国经济的不足,避免我们发生同类错误。 作者:许巍 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新经济学论文:互联网时代下新经济学探讨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摘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在近几年间发展迅速,当代经济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的种种优点,其已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行业中的交易方式、经济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及发展,从而活跃了我国当代经济市场。本文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对经济的发展也作为思考,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满足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够突破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挑战,把握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机遇,从而创新出全新的企业发展理念,使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发展的变化 1.创新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交易模式使用的实体店销售,销售的物品较为集中,实体店重视的是店面的装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实体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老板对店面的宣传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就是成本较高的报纸宣传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投入资金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其二,就是通过制造店面广告及海报等形式对店中的商品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传播,这种相比前两种具有实用性,它是以产品的质量及店员的服务质量为基础的,与客户的意识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创新了这种营销模式,扩大了商品销售的范围,并且没有局限性,顾客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挑选商品并且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多个商品及商家进行选择,销售方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互联网时代也创新了传统的宣传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网站、微博等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业中商品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及销售。 2.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是对商品的生产、定价及销售重视,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企业内部都要进行协调,运用自身的资源使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顾客以不满足传统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欲望,这也就要求企业要对产品的生产进行创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中,产品的销售大多以网店为主,商家及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和交易,这就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节约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更好的进行购物,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3.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注重内部的合作,要求企业经济组织集中化。在互联网时代中,重视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合作,经济组织离散化。在商业合作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可以调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及信息等,是降低商业活动的成本,提高商业活动的利润。通过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联网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可以得到实现,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我国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挑战 1.协调全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问题 目前在全国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方面还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弱。所以当代互联网下的经济发展,要规划全面,根据不同的产业进行推进。另外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当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人民创业,并且对创业及就业给予支持,使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 2.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模式正处于初步阶段,比如类似58同城及拓维信息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国际化的领导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使互联网产业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另外,不少传统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找融合点,各企业在线上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线下,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别,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区,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农村没有正确的电商认知,并且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机遇 1.创新传统的经济局面 相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个人贷款问题及贷款高利息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解决这些问题只靠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政府及领导的监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包括融资渠道、信贷资金及降低贷款高利息等问题,创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局面及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线再一次创新了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技术还创新了传统工业的设计理念及销售模式,虽然对整个生产链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基于此也实现了生产链的创新及完善。从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产业的发展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产业服务形态,并且创新了产业群,扩大了生产型的服务业务。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联网给+制造业”,创新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及融资渠道,在企业服务、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将来还会有智能化工厂及企业不断出现,智能制造将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及机遇。 3.提高了我国经济实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形势中。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想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附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足够的资源,互联网也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问题,使这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运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四、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国家的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突破挑战,为我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作者:罗可夫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 新经济学论文:十二五的新经济学理论思考 财政赤字——华盛顿共识是否适合中国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是应该优先利用现有的货币资源,还是通过发行钞票解决政府投入资金问题。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将超量发行的货币及时回笼,在不伤及无辜居民的情况下,尽快地控制通货膨胀。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或许能够形成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一些经济学者不承认在西方经济学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的时候,包括印度学者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以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丰富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发展思路,值得中国的经济学界认真反省。 崇洋媚外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妄自菲薄不可能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观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扪心自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自己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新经济学论文:新经济学下教育模式的对比 一、中日法学教育模式概观 (一)办学体制 中国目前法学教育体系最为复杂和混乱,多层次(从专科到博士)、多机构(从普通高校到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司法行政学院、电大、党校以及民办高校)、多渠道(正规的普通教育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并存)、多性质(公办与民办并存)、多导向(普通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在职培训)[1]。 中国法学教育以公办高校为主,多种办学形式并存。民办高校为数不少,但无真正意义上的私立高校,大部分依附公立高校以二级学院形式存在。 日本法学教育体系层次清楚,重点突出。 主要教育资源投入占主体地位的全日制本科生培养,教育机构与渠道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的正规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法学院系负责素质教育,法科大学院连接国家司法研修所负责职业教育。官办大学、私立大学二元体制并存,各有千秋,互成均势。 (二)管理体制 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大,从招生、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都受到一定限制,管理机构庞杂,泛行政化。条件不足的高校唯有墨守成规,只求保住办学权,条件较好的高校则在现有体制内小修小补,无力作根本变革。 日本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大学自治制度,高校的设置认可由国家依法掌握,大学设置标准和教育质量评价由民间机构负责[2]。各高校在学制、课程、招生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且管理机构简化,教授治校原则落到实处。 二、模式演进中的知识传承 知识通过社会内部不断的试错过程而务实演化,知识演化有赖于环境的稳定。人类知识的演化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或革命,而应归功于广泛而渐进的适应性变革。知识分散并保留在千千万万人脑中,知识的传承需要环境的大体延续,有关法学的非可言传知识对制度环境要求则更高[3]。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末,纵观近现代法学教育发展史,可谓三部曲:清末民初大泛滥,建国初期大萧条,改革开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泛滥,质量低下,后经民国整顿,形成官办公校、优质私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各校应时而变,先后学习风格迥异的大陆法系(尤以学习日本为甚)、英美法系的教育模式,一时出现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私立法科名校。建国初期,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改造、清除旧司法人员重建司法队伍,引进苏联模式,又经院系调整,以政法教育代替法学教育,直至以政治运动取代政法教育[4],中国一度进入法律虚无时代。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犹如民初大泛滥:公立高校大上快上法学专业,知识基础几乎一穷二白,私立高校几经涤荡,肢解消失殆尽,大学自治精神难以复归。知识赖以传承的制度环境不复存在,头脑中内含法学知识的法律人被扫地出门,法律职业共同体无从形成,有关法学教育的非可言传知识从此断绝。法学一跃为“显学”却割裂历史、缺失灵魂。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历经缓慢演进。日本私立法教育源远流长,其不但引发近代教育的产生而且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私立法校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载体,饱含强烈的在野精神,又是日本法治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引领时代潮流[5]。日本私学甫一开始便有强烈的独立性、民间性、自治性的品格与灵魂,虽经政府政策统合,屡次整备,但未经大起大落故能顽强生存,独立精神弦歌不绝,知识基因得以延续传承。日本早先的私立法律学校发展成今天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如明治法律学校为明治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为早稻田大学前身,英吉利法律学校为中央大学前身),其学习、整合、继受外国法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法学教育模式兼收并蓄,既引进英美的学徒制,又吸收了欧陆的合理主义理论教育方式[6],形成法学争鸣。 日本法律共同体亦在不断变迁中逐步形成。既有启蒙思想家、在野的自由民权者举办私校,又有在职法务官僚举办官学,两大阵地交相传播法律思想与精神,法律知识得以扩散、传承。 三、模式运行中的内外制度 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外在设计出来并依靠政治行动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制度一般都包含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内在制度的惩罚一般是分权化的、自发的社会反馈,而外在制度的执行一般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3]。实践中,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灵活转换,外部制度能为内部制度演化提供保护与支持职能。 中国外部制度设计者对法学教育模式的设计主观性强,长官意识浓烈,而国家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因专家委员临时性、分散性、从属性故而影响有限。当局设计的制度追求广覆盖大一统,从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模式都整齐划一,导致千校一面甚至千生一面,完全忽略大学分层带来教育多元化、培养目标多元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多元化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方面、分层次、多功能[7]。又因缺失正式的、有组织的惩罚,外部制度得不到有力执行。尤为严重的是,上层管理者无法关注到基层有益的内在制度,不能将其及时转化为可推广的外在制度,加之外部制度供给缺位,不能很好地保护、培育、支持、补充内在制度。 中国内部制度因历史断层频繁,外部制度保持压制态势,长期缺乏渐进演化的环境,内部制度一直未能成型。各高校竭力迎合上层统一设置的条条框框,未办法学专业者冲刺最低门槛,谋求办学权,已办者瞄准官方评估最低标准,但求合格过关。各高校法学专业坐享人口红利,暂无招生压力,跑马圈地,无需竞争,相互间也未构筑学习、竞争机制。加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分离,司法实务界与法学教育界各自为政,现实法制与理论研究缺乏相互交流与促进[8]。法学教育界行业自律、自治制度及第三方约束机制无从形成。 日本外部制度一直比较宽松。1879年明治政府《教育令》实行教育行政权地方自治,自由主义政策使私立法学教育得以建立并壮大发展。即使政府统合将其纳入国家体制内,仍以财政、政策手段引导为主,不唯强制。至1918《大学令》实行国立、私立大学平等政策,二战后经美国的全面改造,在确立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法制体系同时,保留了私法领域内的日本法律传统,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一直未受根本性的外部制度冲击。 日本法学教育传统不断发展演变,主管当局也不苛求规范化、统一化,内部制度得以多向度演化,形成培养目标、学生特质、学校传统三大差异。第一,各大学基于培养目标的不同定位和思考,纷纷开展差异化发展策略,重于培养法曹者有之,重于培养政府官僚者亦有之。第二,日本法科大学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丰富和自由,造就了其迥异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法科大学生是自己塑造自己[9]。第三,高校间差异源远流长,历史积淀形成的独特传统已深入学校体制、师生内心,坚持和维护传统差异的观念根深蒂固,且有内在制度予以保证。 坚持差异与传统须经得起竞争,日本温和宽缓的内外政策也蕴涵效仿与竞争机制,其逐渐演化成行业自律、自治制度——正式化内在规则(formalisedinteralrules),即教育共同体内在地创造大量制度,由第三方以有组织的方式在中间执行。目前日本法学界有几大法科学院认证评估机构,其中日辩联法务研究财团和大学标准协会较有影响,第三方机构对法科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师资数量与能力、考试状况、成绩评定等作出评估,结果客观公正,一批质量不合格、甚至不符合设置标准的大学法学院名单向社会毫不隐讳公布,促其整改甚至迫其退出[10]。日本私学双雄之一的庆应义塾大学也曾被评定为整改措施很不充分,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令其重新整改。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的新经济学综述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 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新经济学论文:电信服务的新经济学诠释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 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伦理问题的大学人力资源监管 近年来,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已经日益受到企业界的重视,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高校组织,其内部的人事管理中也同样存在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关注伦理问题,从伦理角度从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将从根本上激励员工主人翁精神的发挥,同时又能协调各类员工之间的关系,从而对高校组织的良性发展起到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 伦理问题是管理中的道德哲学问题,是高校管理不能忽视的核心管理问题。 一 、企业伦理问题的由来伦理问题是从哲学中的道德观念延伸而来,主要探讨人们的道德意识(情感)、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等道德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在企业管理中融入伦理概念是一个企业的管理价值取向问题。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之所以基业长青,其核心管理伦理起了重要作用。 1.伦理问题的起源关于伦理问题的探讨,自古有之。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善”的概念;中世纪时,阿奎那曾具体讨论过“公正价格”。在我国,先秦时期的“伦理”,秦汉时期的“大学”、“中庸”,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曾研究过道德伦理问题。而古代埃及和印度的伦理思想,它以探讨人生意义和人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往往与宗教相结合,从中贯彻着宗教诫律的要求,得到宗教势力的强力支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以孝为主要内容,重视个人品德修养,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总的说来,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的伦理思想,形成了以强调个人幸福,即人的至善为特点的伦理思想传统。 2.现代主流伦理观对现代人道德观影响较多的是 20 世纪的现代伦理学,20 世纪西方伦理学领域有三大思潮: 一是由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研究语言逻辑而兴起的元伦理学,主要盛行于英美国家; 二是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在德、法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流行; 三是受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宗教伦理学,出现在各国的宗教集团中。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向追求“最大利润化”转变。 3.企业伦理问题的由来20 世纪 50 年代,工业文明的弊端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困境: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生态危机等自然环境问题以及道德堕落、精神危机、管理低效等社会环境问题,当今处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正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促使人们对近代以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怀疑,进而重新把公平、责任等作为密切关注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企业主导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更为明显。人们普遍认识到企业在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其经营行为必须遵守法律并符合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企业不能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赚取利润,企业管理需要从尊重人性出发。于是,企业伦理学理论开始形成并日益受到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随着 70 年代以来媒体对商业丑闻和商业伦理案件的曝光,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注企业伦理的热潮。二、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最近国内发生的以“富士康事件”为代表的企业伦理问题已引起国人对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的深度关注。只要在有组织的单位,都存在管理上的伦理问题。高校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组织,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职能中同样可能存在伦理问题,无论是人员招聘、绩效考核还是解聘过程,组织、管理者、员工之间利益的冲突时有发生。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和对高校管理问题的实际体验分析,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1.组织公平问题组织公平是指发生在组织中的公平现象,是雇员对组织结果分配、组织制度、分配程序、人际关系等方面是否具有公平性的主观感受,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方面,它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有重要影响。 (1)分配公平。相对于绝对公平,员工更关心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他们会将所获的回报(工资、奖金、晋升等)与个人投人(学历、时间、经验等)的比率和他人进行比较,如果比率相等则感到公平,如果比率不相等,不管是正向不公平还是负向不公平,员工都会产生心理紧张,进而产生消除不公平的动机。高校管理中的分配不公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晋升的机会、教学工作任务的分配、进修培训机会的多少等;在员工对组织贡献均等的情况下,一些高校部门管理者往往以个人关系亲疏、喜好来决定这些分配的结果,有些员工甚至未对组织发展有任何贡献便享受出国培训、各种荣誉等对个 人发展较有利的分配结果,这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员工无疑会造成心理的挫败感,严重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对其他员工也埋下了不公平的组织氛围这一潜在负面信息,对组织绩效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2)程序公平。主要探讨员工对公平程序的反应,包括过程控制(指在争议处理过程中,个体通过举证过程来获得利于自己的目标达成)和决策控制(指对争议结果的决定,员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达到对最后做出决策起到控制作用)。发言权在增强员工的程序公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发言权是指员工在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后是否拥有权利和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高校中的一些管理者往往通过政治手段(如控制其进入“教工代表大会”或获得晋升机会等)剥夺一些“不讨喜欢”员工的发言权,这些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3)互动公平。包含人际公平(即员工在与管理者的交往过程中所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关怀程度)和信息公平(即组织在作有关决策特别是对员工有不利影响的组织决策时,应该尽可能地向雇员解释说明。对公平的渴望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在高校,也一定程度存在管理者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评定员工绩效、随意安插亲信、组织裙带关系等现象,在所有的雇用、绩效考评、惩罚和解聘过程中都存在公平问题,因为他们都涉及到个体的权利和尊严。 2.组织政治学问题组织中的个体或者群体使用没有正式批准的权利、策略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包括指责或者攻击他人:减少自己与某项看起来已经失败的或者已经失败的计划的相关性,往往把责任都归结于他人,指责对方的失误等。 组织政治学主要包括:控制信息、形象建设、结成强关系、制造义务等内容。 (1)组织政治是指在潜在动机支持下,为获得和保护个人及相关团体的利益,而对他人或团体施加的影响。组织政治学的一个明显现象就是管理团队为团队中的某个管理者掩盖错误,对一些错误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呈现集体的道德缄默。还表现在管理者利用手中的职权偏宠某些或者某个雇员,如任用亲信现象,还表现在雇员为了获得某些稀缺资源如避免被裁员、获取晋升、培训或者加薪的机会而取悦管理者,如拍马或者贿赂管理者。上述现象在一些高校中也是屡见不鲜,甚至被默认为是“正常现象”或“潜规则”。 (2)一些“不讨领喜欢”的员工往往会受到管理者运用控制信息(故意截留对该员工有利的信息或制造假文件精神)、制造义务(分配给了该员工不利的工作还要让对方觉得已经受了照顾而心存感激)、形象建设(在高层面前刻意表现对自己有利而对某个不信任的人不利的一面)等政治手段而被分配到明知该工作任务对个人发展没有什么意义而不得不接受分配的不公平待遇,否则下次就有机没会参与对个人出成绩较有利的工作,如参加出国进修等机会。这种做法容易打击其他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大多数员工报着应付的心态来工作,从而令组织绩效大打折扣。 3.员工安全与健康问题安全是指员工身体处于康乐状态,工作场所的安全主要是考虑避免工伤事故。雇佣安全还包括工作场所可能的伤害,员工应该被告知从事某种行业和具体工作具有的危险,以及没有正当理由雇主不可以随意解雇雇员。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完好状态。高校有责任保证员工整体上健康状态,不仅仅是物理上即工作场所的照明、空气、湿度、温度等客观条件,还包括组织内部关系、人际关系的友好,即人是否受到尊重、得到自我发展的机会。员工有义务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组织有义务保护员工的人身健康与安全,并尊重每一个员工。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安全隐患容易带给员工生理上的损伤和内心的损害,组织没有尽到应有的道德义务是不合伦理的。高校中的工作安全问题相对企业而言较少,但不容忽视的是高校教师或员工受到言行过激学生攻击甚至被杀害的现象也不得不令人警醒;员工或学生的心理不健康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对高校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涉及每个在校学生、也要照顾到每位勤勉工作的教职员工,近几年发生的高校教师自杀事件,已经用血的事实和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4. 员工隐私问题隐私权就是个人在通常情况下决定他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与别人交流的权利。隐私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个人信息的保密、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个人私事决定的自由。个人隐私包括私生活和私人信息。组织没有权利获得员工的娱乐活动或者宗教以及政治信仰等信息,不应该知道关于员工生活方式的细节内容,这些信息都是私人的,组织调查的合法范围应该是关于员工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技术以及认知测验等信息,工作预演、角色扮演、团队经验合作参考以及结构化的面试应该围绕求职者的工作知识。个体与自身以及个体觉得他自己应该怎么样的观点很容易受到隐私侵犯的影响,组织对员工隐私的侵犯破坏了他们与自我概念的关系,构成了对个体精神上的错误对待。高校组织在隐私问题上的处理和大多数企业环境应有所区别,在聘用的大多是具有教高文化素养和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识型人才的管理中,组织更加应该尊重员工的隐私权不受侵犯。 然而一些高校中依然存在员工的隐私权不受合理保护的情况,如高校中不少见的教师和学生恋爱引发出问题后,这些属于隐私性的情况会很快在组织内扩散开,一些员工甚至是内部管理者会有意无意把道听途说的细节问题传的沸沸扬扬,令该教师的工作环境尤其是人际环境紧张而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甚至给个人造成精神包袱。这些言行已经侵犯了相关员工的隐私权。上述现象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同样存在于高校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作为智力型团队组织的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员,需要有能力及时发现并重视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尤其是谨慎对待组织公平问题和组织政治问题,妥善处理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从而做到真正尊重每个员工。同时也能大大提高目前体制下高校组织的绩效,较好地激发组织核心资源——教职员工的工作能动性,从而增加组织的凝聚力,提高培养人才的热情和品质。 三、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应遵循的伦理评判标准如何判别高校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是高校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专员的基本能力。适用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评判准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美德标准德性伦理学认为,判断一个行为的合道德性主要通过贯彻行为者的品德,如仁慈、同情、良心、合作、公平、公正、正直等品质体现在行为中,可以说该行为是道德的。管理者故意隐瞒有害后果的做法其动机是邪恶的,对待雇员是不公平的、不人道的,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雇主是不道德的,行为是不合伦理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强调的“以德服人”是对待高校员工人力资源管理的至高标准,因为多数教职员工去单位工作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物质利益,更多的是追求被充分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目标。 2.分配公平标准分配公平理论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应该看它在行为的收益和损害的分配方面是否公平,如果行为带来的结果在当事人之间得到了公平分配,那么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高校管理者更加应该遵循该原则进行工作分配,这样才能使这些具有较高教育背景的员工感受到被尊重而心情愉悦地工作,从而主动积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自觉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3.关怀标准关怀伦理学强调的是行为者为了维护他与行为接受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显示出对行为接受方的关心。如果行为者显示出对行为接受方的关心,行为者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利益相关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包含双方的诸多相互期待。管理者被期望能提供有意义的工作、给予基于成就的报酬、提供培训和培养适应能力。员工被期望全身心投人到工作中,分担获得成功的责任等。高校管理者在对待员工的行为上,为了使得双方利益相关关系得以维持,应该多关心员工,包括对其健康和安全的负责与培训、身体和心理需求的关怀等。 总之,将以上原则综合运用,全方位把握管理中的伦理与道德行为,形成充满人性关怀的、和谐的组织工作氛围,才能形成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整体评价,使组织管理绩效尽可能完善与高效,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准。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改革 高等学校作为汇集人才的高地和培养人才的基地,承担着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因此,探索在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念、新办法,使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适应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高校人力资源是指高校中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工作的教职工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其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知识型员工是高校人力资源的核心,也是我们关注、管理、开发的重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开发能力体现了学校的人事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1高等学校教师独立性强、素质高,属于典型的复杂劳动群体,因此他们需要较为自由的工作环境,喜欢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向往宽松的组织气氛和自由度更大的工作环境。 1.2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高校教师依靠自身人力资本的丰厚储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很大的优势和较强的竞争力,他们往往选择有利于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环境。 1.3高等学校工作人员的劳动过程难以 监控,劳动成果难以精确衡量。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及培养人才的质量很难精确衡量,这就使得他们的价值创造过程是无形的。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所,而且工作没有固定的流程、步骤和规则。 2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其自身的人才资源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学校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但现行的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受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制约,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阻碍着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的整体开发和优化配置,表现为:管理中强调事而忽视人,束缚了教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没根据学校的发展目标确定合理的人力资源架构,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目标不明;在人才的引进上有些盲目,只注重高学历、高职称;在人才培养上目标不明确;人力资源配置不当等问题。因此,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源工作要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用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创新人事管理工作的观念、思路、机制和方式方法,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建设上,合理、科学地进行高等学校人力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努力把优秀的人才聚集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来,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教育储备,才能培养质量更高的人才。 3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观念和思路 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是对其所属的工作人员和人事工作进行决策、组织、协调、计划、督促、控制等方面的管理活动,其内容包括选拔录用、考核奖惩、调配任免、工资福利等基本属于行政事务性工作,主要是以“事”为中心;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把人、人力作为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其内容涉及人力资源预测与规划、工作分析与个体差异分析、招聘与选拔、培训与开发、绩效评价、保持与激励等工作。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人的开发、管理为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用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创新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首先是观念的创新:一是树立人才资源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资源的观念,重点是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二是树立以人为本开发人力资源的观念。要强调人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激发教职工对学校事业的责任感、成就感和事业心,提高工作绩效;三是在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时要树立全面的人才观。在高校中既需要搞教学科研的高层次人才,提高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也需要德能兼备、善于管理的行政、教学管理人才,使学校的各项工作能顺利、规范、高效地运行。其次是思路的创新:要建立与学校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明确而合理的人力资源架构。高校要围绕学校的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的策划,既要制定长期的规划,也要制定中短期目标。要基于目前学校人力资源的状况和能力思考人力资源的需求,建立人才结构调整与学校改革发展目标、任务相协调的动态机制;要采取措施,改变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4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机制创新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创新可体现在选拔、流动、培训、聘任、考评等方面。 4.1实行“以人为本”的选拔、聘用机制,加快优质人力资源构建 应聘者必须认同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同时,学校也要充分考虑应聘者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高层次价值需求,尽量为教职员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和条件。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才管理模式。借鉴欧美大学教师管理的经验,切实改变管理方式和人才进入机制,逐步建立以聘任制为核心、依靠市场的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 4.2建立和完善人才流动机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一是建立柔性化的人才流动机制,改变目前高校中人员“学校所有制”的管理机制,实行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在对人才的管理上,要克服“刚性”管理的弊端,允许人才柔性化流动。二是建立人才岗相适的能级管理机制,通过对人才岗位能力的评定分级,优化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改革职务只能上不能下的旧规,实行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真正做到优秀者上、平庸者让、不称职者下,形成职务能上能下的良好局面。三是建立优胜劣汰的激励机制,把分配和职责、实绩、贡献挂起钩来,将教职员工的待遇与其职责、水平、业务能力、完成任务的量与质、实际贡献等联系起来,激活教职员工的内在动力。 4.3建立和完善人才全程培育机制,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人才支撑 即建立和完善培养人才、重用人才、激励人才和爱护人才、不拘一格、全方位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机制,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准则。要善于用火热的事业凝聚人才;用崇高的精神鼓励人才;用真挚的感情关心人才;用适当的待遇吸引人才。 4.4实行人才聘任机制,推进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是推进高校人力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行聘任制改革,实行教师聘任合同管理,可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使教师缺乏安全感,在工作中片面追求短期效果,不安心开展中长期的重大项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基础性和原创性研究成果的产生。因此,学校应根据教师实际情况,强化岗位聘任和分类管理,实行终身制与合同聘任制相结合的用人制度,根据不同岗位需要实行长期聘任和短期聘任相结合的聘任形式。学校要注重人才资源的整体性开发,把个人聘任与团队聘任有效地结合起来。 4.5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实现过程管理向目标管理转变 一个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离不开一个合理的目标,因此,建立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定量标准是有效进行绩效考评的前提,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评价工作实绩要以人为本,全面评价;评价绩效应考虑个人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的环境条件作出的成绩不同,要注重是否办实事、有实效,不能单以贡献大小定人才;要建立较为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应与岗位相匹配,岗位不同要求不同。绩效考评的结果应作为教职员工晋升、调动、加薪的决策依据。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实际上是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目标——创造一种发挥人力资源最大能力、获得最大价值的工作管理机制。 5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 5.1把培训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环节 对教职工业务素质的培训提高要有规划、有措施、有检查,并适当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培训的形式不囿于“文凭”和“学历”,而是从实际出发,讲求培训的实效。培训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多形式、多渠道,就培训对象来区分有全员培训、中层培训、部门人员培训(如教师培训、技术人员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等),学校除了统一人才培养外,还应协助教职工制定个人发展培训计划,教职工可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业务,找出自己能力与需求的差距,制定出培训方案。 5.2讲究用人的艺术,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 一是量才而用,做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由能级决定职级和岗位这是用人的规律,学校为不同的岗位配备人员时,与之对应就要选择不同德才水平即不同能级的人相匹配。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要善于发现并发挥他们的优势并将其优势转变成工作的绩效,学校在实行竞聘上岗时,首先应让教职员工自己申报最能发挥专长的岗位,而学校则应根据实际努力实现他们的要求,使教职员工的德才水平与其担任的职务、工作的岗位相适应。只要做到量才而用,用人所长,就能发挥教职员工最大的聪明才智。二是扬长避短,做到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事物有长短,人才有高下,这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事实。在高校中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就要扬长避短地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扬长而用,择能而用,对各个岗位的教职员工,要用其长,避其短,充分发挥其专长,抑制其不足,并在扬长过程中克服其短。 5.3采用科学的激励原则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的实现,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正确地实施激励原则。在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充分利用各种激励因素,掌握激励机制,运用合适的激励模式和方法,才能激励教职员工奋发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有效地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首先,对激励因素的设定要明确,如对完成工作的质与量要做适度的说明,给教职员工分配工作要适合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量。其次,准确地把握激励的时机。激励的有效性,往往在于及时。太早的激励,会让教职员工误以为这种激励不需努力就可以轻易获得;而太晚的激励也会让教职工受到伤害,认为努力工作仍受不到重视,对学校对领导失去信心,激励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三,激励要因人而异。首先激励的手段要灵活,不同需求层次的人采用不同激励方法和策略。根据教职员工不同的需求层次恰当地选择激励措施,才能有效地达到激励的目的。其次激励的方式宜正面激励为主。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都指出,在群体激励中,正面激励的效果远大于反面的激励(如惩罚等),越是素质高的人员,惩罚性的激励对其产生的负面作用就越大。在需要教职员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岗位,宜采用奖励和肯定、与业绩挂钩的薪金、升职等正面激励的措施,以利于充分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状态与革新 1、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涵义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根据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校的任务,对学校的各级各类人员进行规划与组织,对人际和人事关系进行指导、协调和控制,做好教职工的聘任录用、调配交流、奖惩任免、培训考核、工资福利、职级晋升、离退休等工作,达到高校人力资源高效率、高效益利用的目的。[1] 2、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征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由高校的特殊性质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具有较强的稀缺性。高校人力资源的结构主体是教师。高校人力资源属于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力资源的价值就是在人力资源流动中实现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校人力资源流动性更强。劳动价值具有较强复杂性。高校人员的劳动复杂程度比较高,其衡量的过程比较复杂,其劳动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高校教师文化层次较高,特别注重高层次精神需求,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追求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3、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观念认识落后 只重视传统的人事工作,对人力资源管理缺乏了解,没有真正意识到高校发展的瓶颈是缺乏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人力资本及人事管理的行政性配置垄断在高校管理中根深蒂固,这就导致了高校对政府依赖、对市场迟钝,其管理的自主能力和改革动力不够强劲。 3.2对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研究不深思维方式惯性及体制的内在弊端使得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滞后。管理人员局限于事务性管理,忽视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入研究。 3.3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各层次、各岗位人员的调配不合理,严重阻碍了高校的深层次改革,难以适应高校参与市场竞争的需求。 3.4人力资源流动不畅 由于人力资源的行政配置性和垄断性在高校人事管理中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和人才市场的人事机制不健全,造成一方面非教学人员缺乏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长线专业无法进行市场调剂,缺乏长远规划。 3.5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体制性障碍 管理体制过于集中,自主管理权力小,平等竞争和激励机制平台尚未建立。体制不够灵活,已经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4、改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创新策略 4.1实现观念的转变,树立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是将传统的经验型、行政型管理转变到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树立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明确“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和“教师为本”的观念。[2]着眼于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遵循人才发展的规律,充分尊重人才的禀赋和特点,从人才培养、吸引人才和使用人才等关键环节着手,让各级各类人才适其位、用其能、献其智,发挥最大的作用。 4.2完善高校的各项激励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调动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是促进发展的有效举措。首先要充分利用物质激励,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建立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为主要内容的校内分配方法。其次是灵活运用精神激励形式,如授予荣誉、合理授权激励等。 4.3优化配置教师队伍 优化配置的出发点就是岗位,是以岗位为基础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高校人事管理从某个角度来说,教师是决策主体。必须实现从“人事管理”向“人才资源管理”转变,实现能岗配置。 4.4实施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 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才价值体现的方式,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强化人才流动服务职能,承担本校教师及各类人员的人才交流工作。 4.5重视教育培训 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实行柔性管理,在和谐、融洽、协作的运作中实现高效率。大学教师是自主性很强的个体,培训首先要符合教师的个人需要、职业发展走向,根据成长的不同时期进行灵活培训,力争每一个“人力”都上升到“人才”的境界。高校培训计划要制度化,与学校的发展战略相结合。 5、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要有创新性 5.1观念的创新 5.1.1树立人才资源是高校第一资源的观念; 5.1.2树立以人为本开发人力资源的观念; 5.1.3是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时要树立全面的人才观。 5.2思路的创新 高校要真正理解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围绕学校的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的规划,既要制定长期的规划,也要制定中短期目标。要全面掌握学校人力资源的现状,建立起人才结构调整与学校改革发展目标、任务相协调的动态机制。在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管理和各部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要有前瞻性,目标明确,政策配套,操作到位,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探讨 一、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分析 第一,具有主导性地位。对于大学人才体系来说,其中含有后勤管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党政管理人员等,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的教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人群,他们可以说是办学的主体。在社会资源稳定的前提下,大学需要具备充足的高水平教师资源,才可以为社会培养出大量的高级人才,为学校和社会创作出巨大的价值。第二,具有多元性功能。现代大学都具有多元性,具有社会服务、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培养人才等多种功能。这其中,教师是科研和教学的主要对象。第三,具有自主性需求。大学教师的工作形式、性质和内容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多个方面具有自由性。第四点,关注实现自我价值。大学教师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多方面的特点,他们是具有高知识水平和学历的人群,具有强烈的获得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想。 二、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策略 (一)选用适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软件 对于大学来说,选用适合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状况的计算机管理软件是必要前提。对于拥有充足资金以及规模较大的高校,可以自主开发相关的信息化管理软件。中小型的大学并没有相应的技术型人才以及资金实力,所以可以要求专业咨询公司来分析研究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特点和状况,而后让专业的计算机软件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来研发合适的信息软件。 (二)确保充足的资金来源 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所以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高校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确保充足的资金投入,这是根本条件。 (三)培养大学教职工的信息化意识 通过培养教职工的信息化意识,不仅可以促进大学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可以创建出民主、和谐的文化教育氛围。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培养教职工信息化意识时,需要防止出现过度以来管理软件的问题,这会降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四)规划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规划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下面的内容:第一,拟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详细策略。第二,就充分考虑大学的信息化水平高低,正确的评估。第三,规划信息系统需要具有的管理功能。第四,充分考虑系统运行环境的完整性。比如:流程控制、数据管理、用户服务、硬件设备以及服务器等方面的内容。在规划好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以后,需要执行以下的步骤。第一,明确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的先后次序以及发展趋势。第二,规划大学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的运行结构,充分获取大学管理层的认可,并且争取相关资源和资金支持。第三,提出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流程,进而落实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技术需求和功能需求,提升用户的应用体验。第四,确定相关方案。明确界面、用户、工作流程等人力资源管理内容。第五,合理评估管理系统的推广效果。评价内容中需要包括开展系统化、技术支持、新功能等。 三、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分析 (一)加强对于大学资源管理流程的管控 当前阶段,大部分高校存在人力资源管理随意性较强的问题,许多主观因素影响了管理工作。因此,在实施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循相关的流程,对于符合规定的行为进行报警和警告,利用这种方法来降低外界因素的干扰。 (二)促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提升 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需要计算和汇总大量的数据。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能够良好的进行上述工作,相关的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准确度都能够得到提升,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减轻了管理工作负担。 (三)信息化管理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在校园网环境下进行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可以方便观察人员对于相关数据的查找,办公条件得到优化,并且支持多人办公。相应的系统不受空间、人数以及时间的限制。 四、结论 综上,为了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成效,必须加强对于信息化网络建设的策略研究,进而提升大学整体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效性和质量,在实际的决策和教职工服务中结合信息化技术,有效促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进步。 作者:徐国凯 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大学人力资源改革探讨 摘要:在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政府部门中展开,旨在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国际社会竞争中形成足够的影响力。目前,新公共管理理念对我国公共行政部门也形成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学人力资源改革应该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引,引入新的管理手段,以此实现更好的人本化管理。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念;大学;人力资源改革 1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管理学界以私营部门管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具体观点包括:摆脱传统的官僚独占模式的影响,在管理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激励手段,提倡公共服务中的顾客导向,追求效率和公平等。在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在政府部门中展开,旨在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在国际社会竞争中形成足够的影响力。目前,新公共管理理念对我国公共行政部门也形成了巨大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人力资源改革应该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引,引入新的管理手段,实现更好的人本化管理。 2我国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行政机构臃肿不堪,工作效率不高。现阶段,我国很多大学中的行政人员的数量远远多于教师。以北京大学为例,现有教职工人数约有8000余名,其中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约占2/3,处于教研一线的教师只有1/3,影响了大学的工作效率,不利于精英人才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2)存在较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不够重视教师主体。目前,我国高校中依旧存在“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权术高于学术、官位高于学问。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没有被予以应有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3)高校考评机制比较单一,缺乏激励作用。我国高校评定职称的做法长期沿用职称评定终身制,这种能上不能下的模式不利于激发教授、行政人员的进取心,他们很可能变得不思进取,知识面狭窄,无法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3以新公共管理理念指导大学人力资源改革的对策 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之后,以知识为重要标志,以高新科学技术为重要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管理技术是高科技领域的重要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色彩。从管理理论的诞生,到人本管理学的兴起,人作为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逐渐从小角色走上大舞台”,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重视。新公共管理理念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它提倡人、竞争和激励的作用。在大学引入这种管理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1)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是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基本要义。针对我国高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现状,有必要加以积极改革,要根据实际情况精简机构,将食堂等部分职能部门实现企业化,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引入竞争机制,使他们为高校师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2)明确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对学校主体予以高度重视。毫无疑问,教师是大学的中坚力量,支撑着学生的各项运行。但不得不承认,一线教师在大学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官僚作风盛行,会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有鉴于此,我国高校应该借鉴国外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比如日本高校中的教师享受充分的自主权,教师可以参与每年的招生计划、课程设置和奖学金分配等事项、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只是负责执行教师会议做出的各项决策。这种做法值得我国高校借鉴。我国高校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工作是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教师才是高校的主体。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重视教师的作用,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真正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 (3)构建多元化的职称评聘机制。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的职称评聘机制也必须打破终身制,构建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多元化评聘制度。现阶段,高校的职称评价机制还不够客观公正,考核过程不够透明,难以得到教师的信任。有鉴于此,高校要建立以教学科研为核心的评聘机制,规定硬性的教研考核指标,比如发表多少文章、发表在什么水平的刊物上、文章引用次数是多少,这些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必不可少,还要参考学生的评价意见,将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此判断出教师的职称水准。另外,在制定薪酬机制时,高校要制定一套量化的薪酬体系制度和奖惩标准,在奖罚过程中体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使教师体会“劳有所值、劳有所获”的愉悦感。 4结语 总之,在新时期背景下,大学人力资源改革要以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指导,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促进高校获得可持续发展。 作者:廖咏滔 单位:成都师范学院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论大学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过渡 摘要:知识经济到来,高校间人才竞争日趋激烈,高校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转变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分别简述了高校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涵义,继而阐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实现高校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有效转变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高校人力资源人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前言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社会发展已进入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新阶段,高校作为人力资源的高地,传统人事管理已不能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由传统的人事管理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已成为必然。 一、高校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涵义 传统的“高校人事管理”,是指以教职工与有关教学、科研、管理以及其它教辅活动的相互关系为对象,运用有关理论原则和方法,对吸收录用、调配派遣、奖惩任免、培训考核、工资福利等事务,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指挥、监督的活动,以保证学校活动的正常高效运作。 高校人力资源指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后勤等教职工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其中教研人员是主体,管理人员是关键,服务人员与离退休人员是补充。人力资源管理是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与配置,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引导,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是在人事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性化管理,从以工作为导向转变成以员工为导向,“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最根本的区别。 二、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人力资源构成普遍存在以下特点:教研人员中,教学名师或科研精英相对较少;管理人员中,多数安于现状,具有创造性思维者较少;服务人员以教职工亲属占多数,专业技能相对不足,文化素质不高。因此,高校的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过渡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观念相对滞后 目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兼容性,人事部门还未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可以进行开发、利用、增值从而带来丰厚回报的特殊资源。 2.2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还不够规范 高校大都缺乏有效的人力资源长期规划,在教师引进、培养、使用及工资管理等方面主要遵从上级文件,较少考虑实际需要,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致使人事管理工作无法承担起为高校的长期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的重任。 2.3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 当前,虽然很多高校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普遍存在改革不彻底、措施不配套、考核评估办法滞后和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合理的状况,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没有追求效益的动力。 2.4人力资源配置不当 近几年高校的持续扩招使得不少高校长期处于缺编运行状态,专任教师普遍紧缺,而人员缺乏合理流动、高校组织结构政府化、专业教师无法进入市场进行调剂等又使得非教学人员比率偏大,呈膨胀过剩态势。 三、如何实现高校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转变 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就是加快高校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没有这一变革就没有高校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3.1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以教师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只有实现观念的转变才能带来管理方式的转变,才能有管理目的和结果的转变。在高校,“以人为本”的关键就是以教师为本,创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始终坚持尊重教师的意愿、了解教师的需求、激发教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促进教职工积极参与高校发展目标和战略的制定,使教师的潜能和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3.2建立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首先要规范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其次要保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公开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高校要逐步建立以实行聘任制主线,以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竞争激励机制为目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3.3健全分配激励机制 在目前高校教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搞好教师队伍建设不仅需要稳定人、吸引人,更需要激励人、发展人,高校要积极探索适合本校特点的多种分配形式和办法,坚持效益原则,把各单位的工资总额同办学效率、办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紧密挂钩,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提高骨干待遇,真正做到优劳优酬,多劳多得。 3.4促进高校内部人力资源合理配置 高校内部人力资源配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受到社会的生产、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制约。要促进高校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首先应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规范高校内部组织结构;其次要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的成本管理,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率的使用。高校教师的劳动是一种以脑力为主的复杂性劳动,要用科学的方法确定高校教师工作量的标准,这是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 3.5从绩效评估向绩效管理的转变 高校教职工的个人需求不仅表现为基本的物质需要,也包括尊重、个人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而绩效管理包括绩效计划与目标的制定、绩效辅导、绩效考核、绩效反馈面谈等一系列环节,特别注重内在要素管理,注重人的动机、需要等内在心理要素,因此从绩效评估向绩效管理的转变契合高校人力资源的特殊性。 3.6建立学习型组织,精心构筑校园文化,营造一个让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人力资源管理特别强调与员工的交流,重视组织观念文化和凝聚力,注重培养员工对组织的责任感和认同度,所以高校应致力于营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建立学习型组织,培养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满足高校教职工日益突出的精神需求,以精神激励的形式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政策环境,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质量。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探析大学人力资源约束和激励管理体制建设 摘要: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校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属于知识型员工范畴。在高校管理中,必须根据高校人力资源的特殊性来设计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追求,制定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灵活运用激励与约束的手段,从而激发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内在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关键词:高校入力资源;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知识经济时代,高校的人力资源是学校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本,他们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等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在高校的入力资源管理中强调的是“科层制”,诸多管理活动都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出现,约束手段被放大成为了管理活动的中心,教师作为高校人力资源,其潜能受到制约,大大影响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高校人力资源是特殊的劳动群体,在现代大学的管理中,必须根据该群体的特殊性,以追求管理人性化与制度化的动态平衡为前提,遵循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建立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以达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序、高效。 一、建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础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现代管理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运用。 (一)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本原理 激励机制是从整体角度出发,通过物质奖励、精神奖励、晋升奖励等方式支持强化一个人的行为表现符合期望方向和要求,从而达到调动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约束机制是从抑制角度出发,通过一系列制度约束、合同约束、环境约束等措施来杜绝一个人与组织期望方向不一致的行为发生。激励与约束都是以制度化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入力资源管理系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就必须先从了解和把握激励或约束客体的个性特征以及需求动机人手,激励与约束手段协调配合,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个人利益和高校利益的协调统一。 (二)高校人力资源的职业特性和需求分析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给知识型员工所下的定义是:知识型员工是指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其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的员工阔。 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校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属于知识型员工范畴。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鲜明的特征:第一,他们普遍有着高学历、高智慧,属于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层次,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工作有着较强的独立性;第二他们承担着教学、科研双重任务,治学严谨,思维敏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第三,个性鲜明,自我实现的需求比较强烈;第四,他们追求自主性、个体化和多样化,对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需求倾向较强;第五,他们对人类科学知识有着浓厚兴趣,渴望学习和进步,对事业的成长有着不懈的追求,具有很强的进取精神。 高校教职工的主导需要是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根本保障。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研究组织中激励的最著名也是应用最广的理论之一,他认为需要和动机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内部心理原因,该理论以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及自我实现等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来分析入的需要。高校人力资源的社会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其个体产生的需要既有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也有较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且后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依据。年龄、心理过程、个性心理倾向、个性心理特征的差异性又使得人的需要具有个体形式和不同类别,因此高校只有根据教职工的不同需要,提供他们所需的奖励,激励机制才能成为绩效改善的重要因素。 二、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成 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是管理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两种监督机制。随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进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利用激励机制形成积极向上的管理结构,利用约束机制形成动态有序的控制系统,成为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 (一)激励机制的构成 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是对人的激励,而激励问题的核心是确定哪些因素条件能够持续激发人的动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管理激励理论的结合,激励机制的构成则是以高校人力资源的职业特性和需求分析为基础,主要包括物质的激励,成就感、认同感与荣誉的激励,升职与受教育机会的激励,竞争的激励。 1.物质的激励。高校人力资源属于经济人范畴,其需求具有多面性与复杂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需要必然是高校教职工行为选择的首要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使更高一层的需求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后,低层次的需求仍然存在。住房、工作条件等方面是生理需要满足的基本因素,这些条件的合理满足是他们主动积极工作的基本前提。因此学校要首先创造条件,满足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谈及其他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现阶段乃至以后,激励机制的设计中一定要正确面对高校教师合理的物质需求问题。 2.成就感、认同感与荣誉的激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心理需要包括自尊和受别人尊重的需要,这是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以及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能力的原始驱动力。高校教师的自我实现就是充分施展自己的教育潜能,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精力和才能献给社会,其最大的满足莫过于教学科研上的成功以及“桃李满天下”,这是高校教师最高层次的需求。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就占据了主要地位。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抓住高校教职工有受到信任,获得表扬、肯定和接受荣誉、提高知名度的需要。对管理对象合理运用成就感、认同感以及荣誉的激励,往往能够取得物质激励所不能达到的激励效果。 3.升职与受教育机会的激励。接受教育、了解信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也是高校管理人员高层次需要之一。给管理人员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既可以起到激励作用,又可达到增长进取心和拼搏欲的长期激励效果。教育的激励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满足管理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求知进取的需要。 4.竞争的激励。竞争可以强烈地激发每位员工的进取心,使他们力争上游,发挥最大的潜能。通常情况下,“驱使人们积极工作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自身对目标追求产生的动力、外部激励产生的动力和竞争产生的压力”。按照管理目标方向为被管理者设置风险、竞争环境的直接作用是对人形成一种外部压力,可促使人们产生某种顾虑和紧张,从而形成一种避惩和控制的力量。所以,竞争也会对管理人员产生一种激励作用,多创造适度的压力环境往往会成为激发管理人员努力工作的动机因素。 (二)约束机制的构成 1.制度的约束。制度的约束是指将高校教职工要约束的行为纳入管理制度,达到规范高校人员行为的作用。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约束规则,它旨在约束追求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道约束就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学校的制度约束,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的不良行为和现象,且出现的不良行为无章可依、无章可罚。高校应形成健全的制度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规章制度,以合理化的制度来约束教职工的不良行为和现象。 2.道德的约束。 荣辱之心,人皆有之。高校的人力资源属于知识型人才,他们有着更加强烈的自尊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对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应重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对高校职工行为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形成有力的舆论氛围。道德约束是在高校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 3.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是隐性的,在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不充分的前提下,组织中为什么仍然有一部分成员在努力工作呢?这就是组织成员自我约束的作用。通过自我约束,可使高校教职工树立敬业爱校、廉洁奉公、无私奉献、自尊自重、奋发争先等高尚品德,进而增强教职工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高校人员有着强烈的荣辱感和自尊心,要加强对高校人员进行自我约束的教育,通过自我分析,自我检查,自我评价达到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效果。 4.组织环境的约束。组织环境的约束是指约束和指导组织整体行为和内部员工行为的价值理念,它不仅能起到激励的效果,同样可起到约束的目的。一方面,高校有责任为其组织成员提供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事业追求的舞台和平台,培育和保持一种自主与协作并存的校园文化,激发成员的活力和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来自现代大学内部监督和外部舆论的约束促使高校人员在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方面趋向一致,在工作中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集体责任”,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三、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追求,谋求管理的人性化与制度化的平衡 以人为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准则,它是指要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发展人的基本能力。人们的需求总是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生存的需求得以基本满足之后,精神的需求也就渐趋强烈起来。因而,现代意义上的人本需求,还必须强调“自尊”、“自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高校教职工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群体,他们更加重视对人性的尊重、理解,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在实际的管理中要把教师作为“学术人”而不是“经济人”来看待,把教师放在主体地位,建立一种更加人性化和更具有参与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激励是一种正面导向,反射的是人的主体特性需要,关注的是个体的自由创造力,而规章制度起源于科学管理思想,它关注的是事物的标准状态,两者都是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手段。在激励机制的构建过程中,要求高校管理者抱着以人为本的观念,通过理性化的制度来规范高校教师的行为,制度要体现人文关怀,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机结合在一起,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谋求管理的人性化和制度化之间的系统平衡,以达到有效激励。 (二)制定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 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对规范和强化每个教师的职责行为,加大压力,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调动教师履行职责的积极性,激励先进,鞭策后进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高校现行的绩效考评制度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评价重形式而轻实质,考评的随意陛过大,科学性不强,考评标准单一化等等。 高校在建立教职工考评体系过程中,要讲究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高校教师的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独立性,且模糊因素很多,要区别他们素质的高低、能力的大小,就要根据不同的岗位职责制定出相应的考核指标。强调教师完成工作实绩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个人道德、修养、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工作态度、工作纪律的考核;在考核教学科研数量的同时更要重视教学科研工作的质量;评奖评优要避免新的平均主义和唯“量”是从现象,增加透明度和可区分度。 (三)灵活运用激励与约束的手段,避免激励不力和约束过度 合理的激励机制,能有效地促使高校教职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约束机制,则使高校教职工不佳的教学与科研或有损高校利益的行为,都可通过相应的监督系统得到反映,进而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约束或惩罚。激励与约束机制两者互相协调,缺一不可。激励不应该以金钱为主,而是以高校教职工自我发展需求为主。在激励方式上,要强调个人激励、团队激励和组织激励的有机结合,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相结合,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相结合;在约束方式上,要强调自我约束与外在约束相结合,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相结合。 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还要避免激励不力和约束过度现象的产生。错误的、不合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而一些正确的、合理的行为又没有得到及时有力的肯定和支持,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泛化的负向激励效应。而过度的约束又会造成组织成员过多的顾虑和紧张,影响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理想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应该是由激励机制来产生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人本资源,由约束机制来监督并协调人力资源,在管理过程中寻求激励与约束的和谐统一。 (四)完善竞争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外部人才流动的环境日益宽松,许多高校建立了岗位聘任制、高薪聘请制、竞争上岗制,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在新形势下,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应该强化合理竞争机制。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掘教师潜能与创造精神,提高办学水平,有助于高校事业目标的实现,是提高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机制。另一方面,竞争与协作也是统一的,如果竞争机制不完善或出现不公平竞争现象,则极易导致“资源”流向不合理,造成教师队伍的流失与内耗,增大离心力。在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要打破传统的“单位所有制”和“职务终身制”,杜绝不公平竞争,将竞争机制制度化、规范化。公务员之家 (五)建立充满安全感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工作环境 学校管理的首要任务是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其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强大的工作动力。健康向上、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是学校工作卓有成效的基础,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团结友好的群体,心理环境的创设、调控、利用,会对教师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使人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满足人们的归属感和精神需要,从而激励人们主动工作,自觉接受学校工作规范的约束,产生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因此,管理者应首先营造一个使人安定工作的学校环境,科学地开展激励,让每一个教师都能有事业成就感,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明确的个人前途及深造提升的机会。如此,必定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拥有一批富有创造性和再生陛的宝贵财富,增强竞争的实力而取得成功,营造人才建设的“雪球效应”。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将教育领域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并且也为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教育迎来了全新的变化,在现代高校教育中,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已经成为今后主要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当前我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过程中,仍旧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如果不及时将其进行解决,那么将对这项教育的开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将这一问题进行合理解决,本文将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展开研究,全面分析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以期对高校教育的全面开展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 [关键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0引言 在高等院校的教育和发展过程中,人才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和组成部分,可以说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将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尤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更是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一项重要基础条件,所以当信息化技术得到发展和完善以后,如果不将二者进行有效地融合,将对高校的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将网络信息化技术良好地结合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建立起符合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发展体制,将成为今后大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一项重要环节和方式。 1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1.1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建设的需求 在高校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对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采用高效化、高时效性的管理方式对信息进行管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也要相应地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日常工作进行有效开展,通过这种方式将原有的复杂的工作方式进行取代,进一步提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整体效率。 1.2为高校教工查询信息提供便利 信息化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得到了全面发展后,高校中无论是教师还是职工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对个人信息进行查询,并且借助这种方式还将更好地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展开更为有效的沟通,对于进一步完善自身工作质量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帮助。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工作之所以可以得到全面发展提升,最重要的是保持其工作的透明度,在这种前提下形成更流畅的交流方式或渠道,所以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也将更为公正和公平地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行开展和完善。 2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进行提升的策略 过笔者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确定当前我国大学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这项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为此笔者也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对广大工作者起到一定帮助作用。 2.1加强对信息化软件的选择 对大学的发展来说,选用适合自身人力资源发展的计算机管理软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必要前提。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发展都已经十分完善,不仅拥有充足的资金,同时还掌握着中小学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技术型人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就应该要求相关的信息咨询公司对大学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最终再由专业的计算机公司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展开分析,以便为其选取一个最佳的信息软件,促进高校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2保证高校资金的充足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并且这项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需要付出长期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对其投入资金和工作精力,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只有保证资金的稳定,才能对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和帮助。 2.3对大学教职员工的信息化意识进行培养 在对大学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加强对教职工的信息化意识培养和提升,对促进大学整体竞争实力将产生重要帮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将更好地创建出民主、和谐的文化教育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帮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对信息化人力资源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应该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在对教职员工进行信息化意识的培养过程中,避免和减少对软件的过度依赖情况出现,从而防止对管理工作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对大学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意识的培养过程中,还应该适当对教职工进行培训工作,以便加强其自身素质和能力,为信息化建设提供有效帮助。 2.4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科学规划 在对大学进行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规划时,工作人员需要对以下几个环节展开研究:①对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策略进行详细分析和拟定;②对当前大学信息化水平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保证其评估工作的正确性;③加强对信息系统中所需要具备的管理功能进行详细规划;④需要对工作系统所处的运行环境完整性展开充分研究和考虑。 在对大学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详细规划以后,无论是学校管理人员还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在正常进行工作的过程中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工作方式和步骤,保证工作的正确性和指导性,从而为今后工作奠定稳定基础。 3结语 通过上文的研究,确定当前我国大学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也提出了相应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对策,希望对高校今后的发展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是开展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一项重要基础条件,因此信息化技术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如果不将二者进行有效地融合,将对高校的管理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将网络信息化技术良好地结合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建立起符合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发展体制,将成为今后大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方式。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研究 [摘 要]人力资源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人力资源的管理是对人才培养的基础条件。就目前形势而言,建设高水平的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能够提高管理的水平,对各大高校的发展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影响着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因此大学人力资源的管理需要信息技术的辅助,文章将基于该观点进行深刻的讨论。 [关键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1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人力资源系统为平台,在管理的过程中以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为最终的目的,力求形成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四方面的内涵。 首先,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该过程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人力资源信息,在管理的流程上进行创新和改革,与此同时需要和其他相关的系统加强配合,实现整体的提升。其次,我们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让每一个成员参与到管理的过程中,建立自助服务机制,在沟通渠道上进行全面的延伸和扩展,实现互动管理。再次,我们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指我们要充分的利用社会资源,例如:人才网址、培训公司等。最后,我们的信息交流平台必须增强互动性。通过内外部交流及时的解决问题,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 2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作用 2.1 提升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运作效率 在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大量的数据和表格需要进行汇总和计算。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可以有效地解决好该问题,有利于管理人员减轻工作负担,节约时间,提高了工作的准确度和效率。另外,在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能够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流程,继而取得更有价值的信息,为高校的全面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2.2 增强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流程控制 现阶段很多高校在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上存在随意性的问题,且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教职工的招聘问题、排课问题、绩效考核和工资分配上存在了流程上的漏洞。与此同时,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调动会直接影响管理的水平,缺乏连续性。所以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的作用下,能够严格地按照约定的流程执行,对不符合规定的操作实行警告和报警,能够有效地减少外来因素的干扰。 2.3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自助服务 在校园网环境下建设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有利于管理人员随时随地的登录查看和寻找所需的数据,在B/S结构的帮助下,能够支持多人同时操作,有利于优化办公。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能够不受时间、空间,甚至是人数上的限制,在放假期间也可以对人事关系进行管理和调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所以在访问互联网的同时,能够对培训信息、请假等日常事件进行网络提交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的服务形式。 3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及问题 3.1 起步晚、水平低、发展迅速 和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在学校的应用上起步较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我国高校发展水平不均衡而造成的。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上,不同高校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发展的速度上,由于我国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资金投入比例较大,因而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3.2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软件产品比较丰富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较为活跃,在软件产品上有多种选择。国外的软件供应主要是SAP和Orscel,国内主要是传统的用友、金蝶等软件。结合我国高校的发展,国内软件对管理的现状有着直接的了解,因此在软件的设计上更加贴近人们的使用习惯,开发商能够站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角度进行产品的升级和创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3 大学人力部门管理观念落后,缺乏重视 观念的先进性是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设身处地在考虑问题,才能完善校园的管理系统。然而,学校的领导者碍于资金问题,并没有认识到信息化系统的优越性,缺乏重视,造成了管理上的弊端。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工作中依据以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为主,缺乏变革精神,因而造成了工作效率低下的现状。 3.4 缺乏信息化综合型人才,培训系统尚未建立 高校的发展,人才问题是关键。即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中,缺乏相应的人才进行具体的操作,人事部门的员工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较为基础,只能简单地按照流程进行基础的工作,并不能针对实际问题灵活的处理,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而技术研发人员只能基于专业能力进行调节,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缺乏认知。此外培训工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造成了技术上的困难,不利于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4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对策 4.1 转变高校人事部门的管理理念 人事部门的职工具有人力资源专业的基础知识,应该具有优化传统的工作方式的观念。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一一面对,而人力资源的管理也应该紧随国际潮流,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针对我国高校的特色进行系统的优化,大力推广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进程,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 4.2 培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人才队伍 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人才队伍,是对该工作的重要保障。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专业人才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并在实践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意见,这对系统的升级优化有着很大的帮助。在管理的过程中,及时发现操作步骤和程序上的漏洞,能够为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的后期管理和维护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有利于该技术的新发展。当然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校领导的支持,和网络部门、财务部门进行统一的协商,结合各院系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 4.3 严格执行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一般实施过程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从系统规划到系统维护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经费等实现问题的制约,因此,想要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需要按照最初的规划对人力和财力进行严格的控制,即优化一般实施过程。在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如果缺乏纪律和程序的约束,将会直接的影响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系统管理人员应该遵守安全管理机制,对网络病毒和黑客的袭击做好防范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系统提供优质的运行环境。 5 结 论 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系统的规划下,一步步实现管理的目标。与此同时,我们要保障信息的安全度,做好电子档案的管理工作。综上所述,通过科学的管理人力资源信息系统能够进行数据的全面分析和汇总,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更加真实、有效的依据。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基于激励理论的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在大学校园之中,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篇文章主要从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措施入手,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措施中的弊端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手段。 关键词:大学人力资源管理 激励手段 激励误区 现代社会,大学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大学校园在学术探究和人才培养中具有的独特性让大学在对自身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很难对其他社会机构所采取的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进行借鉴应用。为了充分调动大学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大学校园中合理运用激励手段的方式。由此,我们需要对基于激励理论中的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进行探究,以便促进高校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措施 1.薪酬激励体系 运用员工薪酬进行激励的方式是用人单位中最常见的一种激励手段。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企业,对员工薪酬体系进行合理设置,可以起到稳定员工队伍和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这两种作用。在20是世纪5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了一种“双因素”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企业发放给员工的薪酬之中,员工的底薪和福利是不会对员工产生激励作用的,但是这两大因素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维持工作现状的作用。 2.终身教授聘任制 在大学校园中确立终身教授聘任制,可以为教师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提供一个奋斗的目标。但是由于中国大学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大学中的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其它人员已经具有了终身任职的特点,就使得终身教授聘任制处在了一种形同虚设的局面之中。大学教师的工作本来就是终身任职,现在校方给了自己一个终身教授的头衔,教师自然不会把“终身教授”看作是身份以及荣誉的象征。 3.高校员工绩效考核制 绩效考核制是现代企业在薪资管理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段,绩效考核是企业根据市场经济的准则,将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与员工的既得利益相挂钩的一种合约管理机制。绩效考核可以让员工的工资收入随着自己的工作业绩变化有关,这就可以通过展现员工之间的劳动成果差异性的方式来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校也借鉴企业的这种绩效考核机制,在大学校园中推行了以绩效考核为主的教工工资发放方式。 二、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手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激励措施缺乏针对性 对大学校园中采取的激励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中正在推行的激励措施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以教师绩效考核为例,大学校园的特殊性使得一线教师的工作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不同性。对于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学校可以从科研课题完成状况以及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依据进行绩效考核。对于一些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学校就应该根据教师对学术界最新科研成果的研究状况以及教学组织状况进行考核。但是在实际考核过程中,学校对教师教学课时完成量、数量、课题完成数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不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还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老师,都依照统一考核标准进行绩效考核。这种逼迫教师搞科研的方式对学术界会产生非常大的危害,学校以教师的数量和研究课题完成量作为考核标准,等于是把高校的科研工作变成教师的业绩,这就会让教师在进行学生研究的过程中处于一种为了业绩而进行科研的工作态度。高校教师们带着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一些教师为了完成学校的指标,采用论文的方式来应对考核,这对学术的严谨性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2.注重个体激励,缺乏团队激励 对于高校来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的问世,往往是一个团队集思广益协同奋战的结果。一些大学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虽然对这一点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在推行奖励措施的过程中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视个人成果忽略团队集体劳动的问题。 三、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措施的正确应用 1.通过人才管理激励从事完善教工绩效考核体系 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学校应该采取分类引导的方式来完善教职工绩效考核体系针对高校的机关工作人员和教辅人员。学校应该落实竞争上岗制和淘汰机制,采取年度考核为主的考核方式对他们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对于一些不胜任工作岗位的人要坚决予以撤换,以保障人员的优化配置。针对学校的教师群体,应该针对不同类别的教师采用不同类别的考核方法。例如,对于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团队,学校可以针对其科研任务的轻重采用年度考核或者分期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方式的改良让教师潜心科研,继而实现对教师工作潜能的有效发挥。 2.运用文化激励与团队激励相结合的措施完善人才激励措施 高校的教职工队伍是一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队伍。针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才队伍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就不应该采取一种较为单一的激励手段。要相对这样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只有采用一种由多种激励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展现出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对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集体之中,团队成员的合理组合对发挥每一个成员的特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团队进行激励可以更好地发挥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例如在军队中,指挥官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会采用授予集体一等功集体二等功等方式来对一些在军事行动中有突出表现的部队进行奖励,可以说这种措施的推行是军队重视团队激励的一种表现。因此在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也应该借鉴军方的这种奖励模式,注重对科研团队的集体鼓励。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设计团队激励的过程中要对团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要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在确定薪酬标准的过程中,要根据团队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团队精神的培育状况这两种因素来确定薪酬标准。在职称晋升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大型科技攻关项目团队,要对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同等对待,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师协作完成论文的现象,只要教师们完成的是高水平的论文,学校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摒弃按照论文署名先后顺序区别对待的措施。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对团队激励的效果有所保证。 3.教授授予制度的改革 高校在运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过程中,可以对现有的教授授予制度进行改革,比如高校可以把教授分为二级教授、一级教授、特聘教授、终身教授等多个等级,给终身教授以院士的待遇。在教授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采取职称评聘分离的措施,形成一种教师虽然可以被评为教授,但是该教师不一定会被某一学校聘用的局面。采取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一些教师在获得职称以后出现不思进取的局面,也会对高校教职工激励机制有所完善。 综上所述,大学校园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不但影响着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还对学校科研风气的规范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在确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要对教职工的实际情况有清楚的认识,只有针对教职工的实际需求采取适当的激励手段,才可以对教职工工作热情的培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才能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更加规范化。 大学人力资源论文:教师“身份变革”与公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 摘 要: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整体上尚处于“人事工作”阶段。学者彭剑峰构建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淘汰机制、激励机制、牵引机制和约束机制模型。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使高校教师人才市场开放性不足、激励机制坍塌且异化、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扭曲、绩效与资格考核“选择性行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性转型,基点在于建立“社会契约人”体制的教师“身份变革”,这需要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动。近年来,国内部分公立高校人事改革属于第二层次制度供给,由于缺乏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尚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社会契约人”体制。政府打破大学教师干部身份、停止事业单位编制供给、放松档案户籍控制等制度安排具有必要性,其与高校自身人事变革一道,构成教师“身份变革”,将成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提升大学效能、实现人才强校的基点。 关键词:“社会契约人”;“身份变革”;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基础性制度供给 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迅速,凸显生产性,能够为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国内公立高校,受体制之限,人力资源管理整体尚处于初级的“人事工作”阶段。公立高校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广大教师(faculty)[1],对这一群体的管理而言,转型的关键是政府提供基础性制度资源,与高校自身人事改革一起,实现教师“身份变革”,让教师从“单位身份人”走向“社会契约人”。教师“身份变革”是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基点,也是提升大学效能的关键所在。 一、“单位身份人”及其存在基础 把当前公立高校教师界定为“单位身份人”,首先是指,教师是“单位人”。所谓“单位人”,指的是大学教师从进入高校系统工作后,就为“大学所有”、“大学所用”和“大学所养”。公立高校教师被“大学所有”,是一种传统“单位人”思维下的“准人身依附”。为“大学所用”,指的是教师必须接受学校的安排,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为“大学所养”则是指一旦在公立高校入职,教师的生、老、病、死都是学校的事,除非教师有重大违法违纪,否则学校不能让其去职。 其次,从高校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还是一种“身份人”。所谓“身份人”,是指公立高校教师因为其“身份”,而不是其他因素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公立高校教师具有传统概念中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教师的身份其实是“准公务员”性质。公立高校教师因为其“准公务员”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成为了传统上民间所讲的“国家人”。这种“国家干部”身份,“一旦获得,终身拥有”。而且身份的获取现阶段主要是看学历程度,博士毕业生的学历一般都可以成为获取公立高校教师身份的通行证,使其拥有者成为一种“身份人”,即通过博士学历获得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后,无论工作努力程度如何,绩效好坏,都难以实质性改变其“体制内人”的身份,就可以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状态。 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的现状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单位身份人”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单位体制”。单位体制其理念是,所有微观社会组织皆为单位,控制与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是由与党组织密切结合的行政机构所组成,单位具有多功能性、非契约性和资源不可流动性等特征。[2] “单位身份人”的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不只是存在于公立高校中,广大企业职工也同样是“单位身份人”。这一制度安排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公立高校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已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从另一维度看,市场经济改革是我国公立高校组织所面临的主要外部环境变化。高校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适应调整与组织演化。[3]但是这种自适应调整与组织演化由于自身动力有限,以及外部基础性制度资源供给延宕,即使原有环境不存,尚没有改变当前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坚硬”存在。 根据国内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教师被界定为“从事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属于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对公立高校教师而言,这一界定并没有否定其“准公务员”性质,相反地,事实是,由于历史遗留和制度惯性等原因,公立高校教师作为“单位身份人”的制度安排与认识,在没有外力从上至下强力推动变革的情形下,被固化了。而事实上,公立高校参与的知识生产、人才培育和社会服务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下各高校之间生源和师资的激烈争夺就是佐证。由于人的“自利”和“有限理性”等原因,“高校业务”难以被“计划”。这样,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逻辑基础就付之阙如。 二、“单位身份人”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困境 国内学者彭剑峰在将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四大机制模型,即淘汰机制、激励机制、牵引机制和约束机制,它们相互协同,从不同维度整合、激活组织中的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在这一模型中,牵引机制是把组织中的成员“往上拉”,激励机制是把组织中的成员“往上推”,约束机制是对组织中的成员进行考核与规范约束,使其不偏离组织目标,淘汰机制是把组织中不合要求的成员往组织外淘汰。在这一模型中,组织的文化与价值体系起牵引作用,绩效与资格考核发挥约束功效。[4]在公立高校中,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对象教师是“单位身份人”。“单位身份人”体制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上都带来了困境,使其停留在传统的“人事工作”范畴,难以进行现代转型,从而没有为大学战略实现发挥应有功用。 高校教师淘汰机制事实缺失。由于公立大学教师是“单位身份人”,他们进入高校系统就成为了一种“体制内人”,拥有所谓的“铁饭碗”。当前公立高校选择用人时,一般并不存在真正的试用期,不像西方高校,选择学术劳动力时,可以有实质性的长期试用制度,一旦发现所雇佣的学术劳动力教学和科研表现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启动淘汰机制。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入职后,事实上立即就成为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单位身份人”,因为工作业绩不佳或不适岗等原因,从体制内淘汰出来的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大,“解聘制度缺失”[5]120带来了严重的大学“庸人积淀”[6]问题。当前国内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导致了与岗位不匹配教师的淘汰机制事实缺失,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大困境。 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坍塌异化。高校教师的劳动性质与公务员有差异,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科学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教学”与“社会服务”,所以高校教师工作具有高度创造性;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则需要其主体意志与脑力的艰苦付出。这种艰苦付出,在人性现有水平下,需要有合理而充分的激励。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中事实上所实施的人事聘用体制是“即时全员终身制”。在美国高校,只有部分优秀教师才能进入终身制系列,显然与我国当前公立高校事实存在的“即时全员终身制”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能够进入终身制系列的讲师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往往要经过长达十年的试用。[7]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当一名教师一旦入职就成为“单位身份人”,拥有“铁饭碗”,则必然会带来激励困境。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公立大学教师觉悟程度不高,是人性实然状况使然。而国内公立高校“即时全员终身制”作为“单位身份人”体制的重要特征已经被固化,使教师过早地进入“智力退休期”[8],这就带来了激励机制的整体坍塌。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教师的“即时全员终身制”,由于基数庞大,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经济保障,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其他行业而言,整个高校教师体制内工资水准相对低下。高校为了追求大学在排行榜上的短期效应,以及其他的外在原因,整体上都在强化科研的量化考核。“即时全员终身制”带来的经济保障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自由,公立高校教师要想能够在经济上充裕,必须遵循大学的游戏规则,“多快好省”地出科研成果、出形式上更高层次的科研成果。“单位身份人”体制所伴有的过分量化的科研考核机制虽然多有产出,似乎“效率”更高,但是因为科研活动的特殊性,这种机制导出的科研产出许多时候意义不大,特别是在国内当前实质性学术评价不彰的情景下,不能真正实现公立大学的组织目标,人力资源管理难有实质效果,反而因为过分追求短期的量化学术产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就是一种公立高校因“单位身份人”体制所间接带来的激励机制异化现象。 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被扭曲。在一所理想的大学中,大学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往往是作为一种“软实力”,牵引着大学共同体中的教师专注于科研与教学,促进大学理想的实现。理想形态的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基本的有“学术至上”和“精神独立”等。当前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在其他的文化与氛围的协同作用下,特别是在我国学术制度构建内在逻辑发育不良[9]的情境下,把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扭曲了。“单位身份人”导致大学人才流动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公立高校,没有经济条件吸引人才,所以人才引进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靠近亲繁殖。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对学术人才的发展而言,学术才华与学术努力不能起到主要作用,“关系”的经营才最为重要,这违背了“学术至上”的大学文化。更为直接地,“单位身份人”体制带来大学教师的“人身依附”。[10]111由于“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大学教师不只是享受“即时全员终身制”,而且作为单位的大学,它往往乐于“办社会”,大学教师就依附在“单位”所提供的一些往往品质有限的资源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依附最后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依附,高校教师往往在享受“单位”所提供的“低保”性质的物质支持中,失去了精神的独立。 绩效资格考核的选择性行政。对有效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而言,还需要有约束机制,它约束高校教师为实现大学职能而努力工作。约束机制能够规范大学教师的行为,如果大学教师行为有偏差,约束机制能够指引与纠正。一个重要的约束机制是考核,公立大学往往有两种重要的考核,一是绩效考核,另一是资格考核。在许多公立高校、特别是地方公立高校中,因为“单位身份人”体制原因,在考核中出现所谓的选择性行政现象。选择性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进行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方式。[11]12-15从这里看,选择性行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甚至一般地被理解成为褒义词,是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义举”。[11]12-15其实,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贬义概念。公立高校在进行绩效与资格考核时,经常会因为“单位身份人”体制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实施选择性行政。“单位身份人”带来了单位人员流动的相对固化,并形成了近亲繁殖的“人情社会”,所以许多时候,公立高校在进行绩效与资格考核时,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考核要么是实施不彻底,只有部分人受到考核,要么是考核标准过低或考核形式化;在考核结果的应用上,许多时候也存在“虚化”现象,只要是可能损害圈内人利益、当权者利益和既得利益者利益时,考核往往是不了了之。所以,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约束机制,在“单位身份人”所构建的组织和管理环境中经常是低效或失效的。 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导致了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如上困境,使其应有功效得不到彰显,是当前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层次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因变量”,公立高校必须适应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的变化,[12]所以,“单位身份人”体制的改革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 三、“社会契约人”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 在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中,整体而言,人力资源管理尚处于“人事工作”范畴。人事工作强调的是,对组织中人的管理是一项非生产性的、附属性的、内容简单且只重视现有人员使用的管理活动;[13]相反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把对组织中人的管理看作是生产性的、与战略相关的、复杂且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培育的活动。显然,在这一范式中,人力资源管理从组织的“边缘”走向了“核心”,成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也客观地从根本上要求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能够发挥有效性。 国外高等教育管理汲取了企业领域的成功经验,许多国外高校都已走出人力资源管理“人事工作”范畴,在强调并充分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价值,实施在科学调研基础之上所制订的大学人力资源战略。大学人力资源战略,是指高校中人力资源管理突破传统职能管理范式,从未来长远发展的高度出发开展教职员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人的潜在能力,推动人力与物力的协调配合,以确保实现大学战略目标的管理活动。[14]在战略管理时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由传统的“人事工作”转型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范式,其“理想型”其实就是所谓的大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具体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地把人与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组织目标出发对与人力资源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进行整合规划,以实现人与组织的适应与统一;[15]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把人力资源作为组织发展的首要资源,强调人力资源与组织目标的匹配性,以及自身对组织战略实现的贡献。[16]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从“人事工作”转型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要对大学战略目标实现作出关键性贡献。 近年来,公立高校都在努力谋求“人才强校”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当前国内公立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尚处于低水平的事务处理范畴,急需现代转型。然而,不只是因为在高校管理中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不彰,更为重要的是,公立高校教师的“单位身份人”体制成为了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基础性障碍。这种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最为重要的是,需要重建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点:实现教师由“单位身份人”向“社会契约人”的转变。 对公立高校而言,所谓“社会契约人”体制主要是指,一方面,大学摆脱传统“单位”需要“办社会”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与教师之间只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和所签订的具体劳动合同而形成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大学教师再也不是“身份人”,而是“契约人”。“契约人”强调的是,公立大学教师不再是一种“一旦获取、永远拥有”的身份,大学教师能否成其为大学教师、在任职期间大学教师的薪水报酬、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如何,主要是由教师自身的学术声望、工作业绩等业务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获得的、与校方签订的劳动契约所决定,而不是由其身份所决定。契约对大学教师而言是“能力本位”、“业绩本位”和“声望本位”,而不是“身份本位”。 把公立高校的“社会契约人”体制与“单位身份人”体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社会契约人”能够走出原有体制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困境。当公立高校“社会契约人”体制确立后,高校教师人才市场将具有开放性。这一点就像企业领域一样,将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开放的高校教师人才市场,教师的流动将会摆脱原来的、档案和户籍制度程序繁琐、办理手续耗时费力、受住房等相关制度牵制,[5]7等等问题。对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当高校人才市场开放后,人才的合法引进与淘汰就不成问题,人力资源管理的竞争淘汰机制将确立起来;“社会契约人”体制确立后,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就能够重新发挥其重要功用,因为公立高校将不再是一种“铁饭碗”式的平均主义,精神与物质的激励将建基于教师自身的学术业绩之上,公立高校在摆脱大量冗员、退休工资等低激励的人力资源成本后,更有实力为教师建立起更具强度的激励机制。这样高校能够构建起“长期试用制”、“兼职-专职”和“非终身制-终身制”等更有效率的机制,打破现有的一旦入职,就全员进入终身制轨道的制度安排,用人机制更加灵活、更具激励性和战略价值。在强化“学术自由”意义上的终身制同时,“社会契约人”体制有利于改变教师考核过分量化、短期化现象,克服公立高校激励机制的异化现象。另外,“社会契约人”体制的确立将有利于树立大学“学术至上”、“精神独立”和“探索真理”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彰显人力资源管理的牵引功能。“社会契约人”体制还能够减少公立大学在绩效与资格考核等方面事实存在的、负面的选择性行政行为,从而重构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约束机制。 对当前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而言,“社会契约人”体制的确立是基础性的。构建“社会契约人”体制属于顶层设计,这种体制构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应是自上而下的。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学的改革并不只是大学制度的变革,“而是整个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17]诚哉斯言!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与政府行政机关是“同构”的,也就是大学成为了政府行政机关的“摹本”,政府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是怎样设置的,大学效之;政府行政机关内部运行逻辑是怎样的,大学仿之。这种“同构”现象的存在有历史原因,在公立高校中建立起“社会契约人”体制,需要公立大学与政府行政机关“脱构”,大学需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来构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脱构”需要政府行政机关对公立大学进行相关的放权、授权,这成为了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因为当前的高校行政逻辑,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乐为“温水青蛙”心态,需要上层主导推进,才可能真正走出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路径锁定[18]。 然而,即使在政府的放权、授权下,公立高校自身所做的、包括推行全员聘用制在内的打破“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各种努力,都只属于第二层次的制度供给,在缺乏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的情景下,这种变革举步维艰。 四、变革困境与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 在我国,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事业单位改革的视野来审视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变革”十分必要。我国事业单位的特征是“国家办事业、国家养事业、国家管事业”,具有典型的计划性,譬如,机构公立,资产国有;政府决定设立、注销与编制,实施直接管理;活动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19]所以,我国广大事业单位机构典型地采用了单位体制,事业单位的计划性、非契约性和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就是“单位体制”理念型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整个高校系统经历了重大变革,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大学系统的“单位化”,政府为高校教师提供“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还为高校提供与自身同构的管理机构及其行政逻辑。这也就是当前我国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形成的前世今生。从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公立高校中形成的是一种政府的基础性制度供给。 随着“单位身份人”体制在经济领域的变革,以及国内研究者对国外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特别是西方大学教师聘用制度的推介,国内公立高校人事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立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职称评审制”、“评聘合一制”、“评聘分离制”和“全员聘任制”四个阶段。[20]细致来看,在第一阶段其实是恢复了职称评审制度;在第二阶段,评上职称后就终身享有;“评聘合一”使人事激励机制功用得不到彰显,所以就带来了“评聘分离”的改革,但是在这一阶段,即使制度设计的意图是打破职称终身制,但是由于公立大学教师“单位身份人”特征,使评聘分离的真正实施阻力重重;接着,在对原有人事制度的弊端进一步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教育行政部门构想推行“全员聘任制”。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行聘用制,建立符合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用人制度”,具体地,要改革固定用人制度,破除职务终身制以及人才单位所有制,遵循“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原则,在公立高校工作人员中全面推行聘用制度。这一《实施意见》指出公立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是至今为止,改革进展有限。反观如上四个改革阶段,可以看出,其实改革开放后我国公立高校人事体制改革中有一贯的逻辑,就是改革旨在使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能够发挥功效,从而最终提升大学效能。遵循这一逻辑,国内一些高校推行了激进程度不一的人事改革。譬如,上海大学聘任制改革、[21]北京大学教师人事改革、[22]中山大学人事制度改革、[10]183-187华中科技大学聘任制改革。[10]187-194最近的变革有深圳大学的人事改革,甚至浙江大学正在实施某种意义上的末位淘汰制。综观如上改革,遭遇到了太多的争议,存在妥协甚至流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使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特别是竞争淘汰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当前的困境是,在公立高校中,教师都拥有事业单位编制,都是“国家干部”,难有合法的途径使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分流到体制外去。在如上改革中,即使有基于考核的分流,更多的是体制内消化,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对于公立高校管理层而言,放松考核以及基于此的竞争淘汰机制,更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因为,对公立高校管理层而言,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失效,整体效能不高,尚可以用形式化的政绩掩盖,“和谐”出现状况,则事关政治。如此,则使实质意义的全员聘用制的实施陷入困境。 对公立高校人事体制变革困境进行反思,需要审视整个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各个逻辑环节: 图1 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变革”与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 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正在推行所谓的全员聘用制改革,属于国内公立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的第二层次制度供给。这一层次的制度供给在缺少第一层次制度供给,即政府停止对公立高校教师进行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供给,放松其档案控制,为教师另建有吸引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的情形下,必然会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这种困境包括由“身份”带来的争议和公开或非公开的抵制;更包括人员分流上的操作障碍等。相反地,大学人事制度变革一旦拥有了第一层次的政府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如上争议与操作障碍都将立即或很快地不成其为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到现在为止的成功,其实也是在遵循这一逻辑,先是政府投入基础性制度资源,即实质意义上打破铁饭碗,下岗分流,不提供或限制性提供国家干部身份与事业单位编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产生功效,从而达到增进企业效能的目标。在国外高校教师聘用体制中,只要是能够使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产生功效的,都不存在政府在第一层次制度供给上设置“单位身份人”体制。譬如,美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市场传统的国度,其公立、私立高校教师的聘任制度都可归于“市场模式”。在市场模式的教师聘任制中,职位的设置、人员遴选、晋升和管理方式等都具有明显市场痕迹,这一模式的聘任制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公开招聘、严格遴选、逐级晋升、非升即走”,设计这一制度模式的目标是通过市场选择、市场竞争和市场激励,来保持教师队伍的高素质。[23]总之,一般地可以认为,美国大学教师是自由职业者,其聘任状况受市场制约,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工作流动性很大。[24]在德国公立高校中,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但是这只是总体上的概括,实际情形是,德国大学的用工形式多样,有编外的,有编内的,只是部分专业优秀的高校教师才可以享有国家公务员身份和终身教职。由上可知,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都不存在政府为高校教师作“单位身份人”体制基础性制度供给现象,因为在人性现有水平上,其必然会使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功效不彰,效能低下。 所以,当前我国公立高校人事变革的合理逻辑应是,先有政府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如不再为新入职的大学教师提供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放松档案户籍控制,为大学教师另建有吸引力的社会保障等,这属于第一层次制度供给。其后,通过公立高校普遍实施实质性的全员教师聘用制度,强化教师与学校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25],才可能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契约人”。如上两个层次的制度供给会使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实现模式转型、机制生效,最终提升大学效能。 总而言之,当前建立公立高校教师“社会契约人”体制,需要在取得社会共识的前提下,政府行政机关首先进行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然后放权、授权,自上而下地推动实质性全员聘用制在公立高校广泛建立。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在进行两个层次的制度供给,构建“社会契约人”体制时,并不能单一地采用市场规则,这一体制必须符合学术规律,是不可忽略的内在要求;另外,建立公立高校教师“社会契约人”体制,并不是简单的政府“甩包袱”,需要在制度重建、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通过为高校教师设立“职业年金”[26]等配套制度安排,保证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具有较大吸引力。
网络直播论文:浅谈播音员主持人如何适应网络直播环境 绪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直播风头日盛,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直播走入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目前网络直播发展迅速,传媒界也有许多有志之士开始研究直播产业,但就我们现在的研究来看,大部分都立足于观察,没有真实的体验。本人将以自己9个余月的直播经历和3年的于传媒大学学习的播音主持学习经历为基础,深入探讨播音主持专业在新兴网络直播行业中有何有优势。 一、网络直播概况 随着大众传媒预科节目的出现与发展,近年来网络视频直播异常火爆,各个平台各种主播百花齐放,YY直播,花椒直播,映客直播,一直播等各色直播平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成为网络主播们的秀场。互联网演艺经纪平台得到长足的发展,在2010-2011年呈爆发式增长,至今仍有发展空间。而泛娱乐直播作为网络直播平台的一个新现象出现,主播表演表演才艺,甚至只需要化好妆坐在那里唠嗑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就像《娱乐至死》中提到的:“赫胥黎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泛娱乐化直播就像是歌舞升平一样对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主播是网络直播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受众来到直播游戏中看到的“门面”,他们一般都拥有姣好的面容,较为吸引人的才艺,以及明确的个人风格。主播质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平台质量的体现。在网络直播平台主播类型越S富,能够吸引的玩家就越多,满足大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要求。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也与主播个人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直播的灵魂――互动 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直播具有实时性,它通过留言和送礼物的方式实时反馈受众的体验。这与传统媒体当中主播有所不同。一般在传统媒体中,播音员主持人只需要预想受众的反应来进行节目内容的策划,在节目中也只有少量的留言互动。在传统媒体中,接收到受众反馈一般要绕一个大圈,才能传递到节目制作人手中。而在网络直播中,播音员主持人不再是独角戏,公屏上随时在进行着真实有效的互动,这其中有许多可以抓取的信息点,这就对主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机应变。在传统广播电视节目中,播音员主持人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以镜头为媒介,进行传播,不需要与受众进行过多的互动。而网络直播因它的实时性,也就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口语表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将内容顺利的进行下去,还要学会摘取公屏上的信息与大家进行良性的互动。 三、播音员主持人如何适应网络直播环境 在2017年上半年,本人及同学于口语课上进行了网络直播教学实践,每次课上的主题作业需在小米直播平台上以直播的形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直播与传统播音员主持人的主持形式相碰撞,使我们了解了网络直播的形式,并且对这种形式所需要的播音员主持人素质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播音员主持人如何适应网络直播环境,总结如下: 1.提高信息筛选提取能力 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年代,大家在网络中畅所欲言,但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盲目传播。播音员主持人在网络直播中,有无数的网友留言互动,在这些留言当中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质疑,肯定,否定等等,面对这么多的声音,播音员主持人在网络直播当中一定要提高信息的筛选能力,选择能够服务于内容服务于传播的。这说起来容易,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好,在网络直播的环境中,网友的评论就如同洪水一般袭来,在这堆积如山的评论中,播音员主持人很容易被“带节奏”即在回答网友问题的过程中没有了内容主题。在网络直播中,播音员主持人应做好信息筛选,防止此类问题。 2.提高互动能力 在网络直播环境中,要与网友进行互动,有一定的难度和技术含量。网络用户的文化教育水平层次不一参差不齐,在互动当中,播音员主持人应尽量控制问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如在互动当中尽量避免抛出艰涩的问题,而是要抛出用“是”“不是”“会”“不会”这类简单词汇能回答的问题,这样受众也就更有参与性。 3.提高临场应变能力 网络直播是有风险的。因它的实时互动性和公开性,所有人能同时看到公屏上的评论。这时要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播音员主持人该如何应对,这就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需具有强大的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 总结 随着多媒体互动技术的发展,直播将有可能引领一个新纪元。现在各大主流传统媒体都开始尝试直播这种新的方式,央视《中国舆论场》也在做着相应的努力,今年破格招应届大学生想发展直播领域,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传统媒体进军直播,将会掀起惊涛骇浪。而直播市场对主播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毕竟直播领域的蛋糕,每一个平台都想分一杯羹。网络直播环境中,播音员主持人需接受更大的挑战,这其实对语言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应追随潮流,主动出击,以新媒体传播要求为标准不断学习新知识,新趋势,丰富充实自己,才能适应媒体发展的大浪潮。 网络直播对新型主流媒体发展的分析 摘要:互联网时代下,新型主流媒体在传播主流思想的、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性愈发提升。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以其开放性、实时性和群众优势,成为最火热的新媒介形态。可网络直播体系的不规范、内容低俗、监管力度不足等问题也为大众所诟病。本文主要从网络直播的发展、网络直播的特点、与新型主流媒体发展的相互影响、三个角度来分析。 关键词:网络直播;新型主流媒体;发展 一、网络直播的发展 网络直播内容的表现形式,从文字直播到vr开启直播想想空间的VR/AR直播。直播内容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可视性、互交性、实时性、沉浸性越来越强。从长视频、录播、pc端到短视频、直播、移动端,移动直播迎来爆发,逐渐成为网络社交和粉丝经济的超级入口,视频网站、传统秀场到移动直播,内容越来越碎片化,轻悦化、娱乐化、生活化,互交性越来越实时化、丰富化。 2006年六间房直播平台成立,至2016年斗~TV、战旗TV、虎牙TV等移动平台相继上线,全名直播时代到来。斗鱼TV以876w的日均UV占据国内直播平台榜首,其日均PV为6974w。截止2016年年底,国内直播平台的数量在200个以上,直播用户数达到了3.12亿。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同期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直播用户占据了43%。(PV:页面点击量,UV:独立访客量) 二、网络直播的特点 1.直播种类丰富,内容跨度大 以熊猫TV为例,直播的频道选择以游戏为主,如网络游戏,棋牌游戏,格斗游戏,综合手游等三十余个游戏频道,科技教育、金融理财、音乐、二次元、美食、熊猫星颜、户外直播等生活相关类直播频道。直播内容涵盖方方面面,可以说除受道德、法律约束的事件外,任何直播都可在各类直播平台找到。 2.从业门槛低 大多数的直播平台只需通过简单的身份验证,便可注册成为主播。只要有信息网络的装载了直播APP的手机,便可开始直播。播出成本低,迅速扩张的市场与专业人员的缺乏导致了从业人员平均素质水平不高,相对应的直播受众的素质水平高低也有明显差异。 3.及时性与互动性强 网络直播平台使用国内服务器骨干节点,视频由传者实施录制上传服务器,受众通过浏览服务器获得传播资源。直播过程中,受众通过弹幕留言、电话连线和网络语音连线等方式,直接参与互动,甚至传者直播走向,成为直播传者主体。这从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直播体验,增加了粉丝粘性。 4.监管举报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完备 在“换衣门”、“黄鳝门”等各类直播门事件不断发生之时,网络直播的无监管、无规范的乱象也为人诟病。与监管制度不健全对应的是,网络直播相关法律的内容不够完善。网络直播节目是否是具有著作权的作品,在我国司法界和国学界仍没有统一意见。因此,网络直播产业缺少投资保护。 还有,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就将其他人至于直播镜头下,是否是一种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呢?直播色情暴力的内容,播放引起社会舆论纷争的内容,在直播中进行一系列的广告行为,这些都包含隐藏的风险。 三、与新型主流媒体发展的相互影响 在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形式,传播力强调传播渠道,平台融合性。媒体的首要因素提现为速度、到达率。以网络直播为媒介的传播方式有其特有的及时性与互动性,主流媒体强化塑造权威媒体形象,传递主流文化的同时,更好的接收到了来自受众的信息反馈,更快速的对舆论做出监督,对其不良内容做出正确引导,更大程度的实现了主流媒体影响力的效用。 信任感是获得印象力的首要条件。以主流媒体的自律性与强大社会认可度中和受众对网络直播的认可度,同时反向而言,以网络直播的受众范围之广,来使主流媒体传播的内容的到更广泛的认知,且使主流媒体得到更全方面的监管。有利于有效规避用媒体公权力换取“有偿沉默”的错误行为。信任感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建立媒体的自律机制加强监管力度,坚守媒体责任,强化社会担当,才能获得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活力。 吸引力是影响力的关键途径。新型主流媒体善于从资源中获取与整合赢得吸引力,吸引力的关键是认同感,从网络直播种类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角度看,越是贴近生活的直播内容,越对受众具有吸引力。吃播的受欢迎程度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受众通过传者的行为和直播内容,从心理层面可以获得满足感,而认同感就是满足感产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 言而总之,新型主流媒体一方面具有传统媒体品牌价值和权威性,坚持主流,坚持品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具有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性与快速性。结合网络直播模式,传统与新型优势互补,形成了新型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传播力。目前对于网络直播体系来说,最主要的是先完善自身客观缺陷,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监管和规范,克服其公信力不足的缺陷,为更好推动新型主流媒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网络直播论文:网络直播乱象治理后何去何从 风投资本竞相涌入,全民参与狂欢盛宴,乱象质疑催生监管……网络直播,自2016年以来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后,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在京成立了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并了相关报告和计划,为“网络直播”这一新生事物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和蓝图。 井喷式发展 我国网络直播兴起于2005年,但2016年出现井喷式发展。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网络表演(直播)社会价值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整体营收达到 218.5亿元,平台数量250多家,用户规模3.44亿。网民总体渗透率达47.1%,其中30岁以下网民渗透率73.6%。 “网络表演(直播)在经济收入、用户人数、影响力等方面都呈现极高的增长趋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宁说。 该报告显示,2016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直播也从传统秀场、游戏直播、体育直播发展到泛娱乐直播、直播+垂直行业(电商、音乐、旅游、教育、财经)等更多领域。 同时,网络直播业也成为拉动文化消费升级、促进创业就业、助推经济结构优化的动力。 2016年12月,重庆两名“网红”通过直播推荐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排杉村的柑,一天内就吸引了12万人次在线观看、10653人次下单,助力当地销售柑25万余斤,销售额31万余元。 “直播的技术浪潮刚刚兴起,行业的发展不可限量,‘直播+’将对社会各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当选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会长的欢聚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洲说。 负面影响制约行业发展 在贫困农村做假慈善,直播殡仪馆火化过程,大尺度涉黄、暴力、“奇葩”镜头……网络直播火热发展的同时,也伴随一些问题:内容同质化,持续创作能力差;内容低俗化,个别主播为博人气,不惜用“出位”表现哗众取宠等。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自2016年12月1日起,国家网信办实施《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于直播资质、内容管理、信用体系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给规范互联网直播服务划定了底线。一些直播平台也陆续出台管理规则,对主播和用户的行为进行规范。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的《促进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行业起步阶段,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和乱象屡屡出现,给行业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成为严重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行动计划指出,网络表演(直播)分会将通过建立内容审核、行业培训、信用体系、信息共享、行业评优、行业调研等方面的工作促进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 “网络表演(直播)行业,要以传播正能量、传播真善美为立业之本,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同时要不断增强直播内容的专业性与原创性,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直播a品,逐渐改变人们对直播的固有印象。”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马峰说。 发挥更大公益价值 业内人士指出,在经历了飞速发展和乱象整顿后,网络直播的未来发展存在无限潜力。事实上,网络直播并不只是“秀场表演”,其在政务、公益等方面还有极大的价值空间有待挖掘。 在政务领域,“快播”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庭审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司法公开的创新探索;腾讯联合多家传统媒体实现全国两会报道40路记者全景直播;地方高新区通过直播打造阳光政务,围绕重点项目建设、棚户区改造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领域展开视频直播。 在公益方面,2017年2月,熊猫直播与央视网开启专属直播间,24小时直播国宝大熊猫的生活,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2016年7月,花椒直播携手24名主播开启48小时南方水灾公益接力直播,收入全部捐给灾区;日前,新浪微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开展“变废为宝大挑战”活动,数十位主播参与改造生活废弃物加工,赋予废品新的价值,吸引超过500多万粉丝围观…… “直播以其特有的真实感、代入感和强大感染力,为公益活动的传扬和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空间。”报告项目负责人、腾讯文化产业办公室高级政策专家王一说。 另据介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文化部非遗司也将推动开展“网络直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使得网络直播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网络直播论文:充分利用现代通信网络提高电台现场直播音频传输质量 摘 要: 随着广播电台技术的不断发展,节目质量越来越高、传输效率越来越快,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促使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音频质量越来越好,可以及时给人们传输清晰的音质。本文对现代通信网络在电台现场直播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提高广播电台节目质量。 关键词:现代通信网络 广播电台 现场直播 音频传输质量 引言 对于广播电台而言,现场直播技术的应用,使得广播电台的节目质量以及收视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通过现场直播可以直接连接节目现场,实时传回信号,再将信号解析之后传给听众。目前,电台现场直播可以利用现在通信良好的网络技术传输音频信号,充分利用电话线路、无线音频传输器(内置GSM模块)、互联网、3G、4G网络、调频广播等多重技术传输体系,实现音频信号灵活、可靠的回传。现代通信网络的应用,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广播电台现场直播信号的传输质量。 一、电台户外直播的特点 电台的户外直播节目可以给人们及时传回各种广播节目信号,让受众人群在第一时间收听相关信息。但由于户外直播节目经常要更换地点,不同的地方信号质量不同,如何将节目信号顺利地传输回直播间进行解码播出,是广播电台考虑的重点问题。在直播节目中,必须找到合适的传输方式才能将音频信号高质量的传回直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户外直播节目的信号也不断改变,从最初的双路数字电话传输器拨号回传音频信号,发展到现在的通信传播,利用光纤、调频无线、微波、互联网等进行信号回传,加上互联网音频传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为直播节目的信号传输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大多数户外直播中广播电台保留数字电话传输和互联网ip音频传输,这种传播方式成本较低,使用方便可靠。 二、现代通信网络在电台现场直播中的应用 现代通信技术在电台现场直播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提高设备的传输效率,减少设备传输故障,当前广播电台现场直播中常用的通信传输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普通电话线传送数字音频信号 国内大多数地区,电话通信都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程控通信系统,构建了高质量的通信网络,这也为广播节目的音频信号传输提供了渠道和平台。将电话通信线路应用到电台节目的传输过程中,是在普通电话线上进行数字化编辑而成的一种信号传输系统,是利用整个编码终端,采用特殊算法,对音频信号进行解码,从而同时传送和接收音频信号的过程。在这种传输线路中,通过一条标准的电话线路对节目现场的音频信号进行传输,而且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双向传输,频响可达30Hz~15Hz。通过电话线进行信号传输的优势在于传输信号的音质好,操作简单。但是在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的时候必须要进行数据压缩,而且要求电话线路必须要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压缩率太高,传输就不稳定,需要降低传输速率,但传输效率太低又会影响节目的播出,所以要确保信号传输路线即使在最低传输速率下,也有30Hz~7Hz超过模拟耦合器的传输带宽。当前昭通广播电台使用COMREX和Lieline音频信号传输器作为户外直播信号传送到直播室的备份信号,这些传输器操作简单,传输效果好。 2.采用多种传输方式 在实际信号的传输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节目现场以及传输要求,选择合适的传输方式。例如在移动直播过程中,由于需要随时移动,信号传输的稳定性要求很高,调音台的输出信号直接送入300W调频发射机,经圆极化、吸盘式鞭状天线发射,车队车辆通过车载接收机收听,有效覆盖半径达2Km。在远程现场传输过程中,现场信号经数字压缩处理后通过无线传输器进行回传,电台播出机房进行信号解压处理还原后进行转播,信号回传距离不受限制。 3. 3G和4G网络的应用 3G和4G网络是电话通信领域中的创新,相对于传统的2G网络,3G和4G网络的传输更稳定、传输速度更快、传输效果更好。在广播电台的节目信号传输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及3G、4G无线传输系统进行音频编码传输,可以极大地提高信号传输水平。当前昭通广播电台对3G和4G网络的应用较多,例如某次户外现场直播中,该台采用的主要传输方式为4G传输报道系统,利用无线和互联网回传给节目直播间。在信号的传输上,充分利用了4G良好的语音、信号稳定、移动性能和高速数据传输性能技术,提高了现场直播效果。通过这次大型的户外直播活动,3G和4G网络在应用4G技术传输电台节目信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也给电台广播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为3G和4G网络的户外直播活动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在4G网络普及的时代,具有图形化用户界面(GUI)设置,使得直播间节省了很大的空间。4G传输网络的应用,必须要有车载调频发射机,实现移动传输,车载调频发射机由两个调频频点单独或互为备份发射设备,供随行广播移动接收,在车顶安装天线馈线插座,用于连接圆极化和小型吸盘式天线,吸盘式天线用于移动直播发射以及无线话筒、调频接收机接收信号。为了将现场的信号及时传回直播间,每个传输器还带有两个扩展槽,能够兼容POTS、ISDN或GSM模块。它们也可以通过设置IP并通过RJ45 接口进行LAN连接。因些,使用者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简便的选择通讯媒体方式。 4.使用特定的IP或MAC地址的无线网络进行传输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使用特定的IP或MAC地址的无线网络进行现场直播信号的传输,其传输过程更稳定、传输效果更佳。利用特定的IP或MAC地址的无线网络进行传输的时候,首先将一个静态私人IP地址编入到传输器上,启动无线网络的时候使用这个IP地址,或者编入独一无二的Tieline传输器的MAC地址。在使用无线网络传输的时候,有一部分因素会影响无线的传输质量,例如很难在使用无线协议的时候提高网络速度,网络传输速度一般都不会达到最高状态,影响网络传输速度的因素有适配器界面、与无线网络的距离、连接到网络的用户数量、信息长度、信息包冲突的数量等。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广播电台技术的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现场直播音频传输质量,在现场直播过程中要及时将节目现场的信号传输回直播间,进行解码之后及时让听众收听。在现场直播传播过程中可以利用现代通信网络进行传播,提高传播稳定性、传播速度和效率。 网络直播论文:大学生群体网络直播使用情况与影响研究 摘 要 网络直播是目前最具社会争议的新兴媒介形式。由于管理不善、监管不严等问题,其带来的负面现象引人堪忧。作为新兴事物的追捧者,大学生群体难免与网络直播相关联,大学生的网络直播使用情况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此现象,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形式以哈尔滨市在读大学生为研究样本,对其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网络直播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直播;大学生;自媒体 网络直播由来已久,广义的网络直播就是同电视直播一样,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对于信息的实时播放。广义的网络直播可以分为3种类型:信号转播、平台自制以及自媒体自制这3类。自媒体自制的网络直播,也就是狭义上的网络直播。通过非专业官方的个人或者机构进行的小成本低门槛的直播形式。本文所提网络直播即狭义的网络直播。 正是自媒体式的网络直播的出现,使得网络直播成为大众争议的焦点。自媒体式的网络直播在2015年和2016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苹果应用商城中网络直播类的应用数量如井喷式出现与网络直播为话题的舆论热度持续升温。网络直播顺应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特色,成为民众掌握话语权的又一工具,并且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效应。近年来,通过媒体报道,初步发展中的网络直播缺乏监管,行业乱象丛生,引人堪忧。大学生群体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因此他们对于网络直播的接受度更快,这也使得网络直播对他们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 1 哈尔滨市大学生的网络直播使用情况 本次调查针对哈尔滨市的在读大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采集了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其他哈尔滨市高校的大学生的信息,采用了随机抽样调查,实地拦访和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到了535个有效样本,样本构成:男女比例为43:57,大一学生为24.3%、大二学生为7.29%、大三学生为13.46%、大四学生为27.66%、研究生为27.29%。 1.1 网络直播普及度广,但是自媒体类的网络直播使用度不高 根据调查,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知道网络直播,比例高达97.76%。近年来网络直播产业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使网络直播在人群中耳熟能详。在全部的调查对象中,53.64%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使用过网络直播,其中3种广义上的网络直播的使用比率基本持平,信号转播式的网络直播使用相对较多,但是没有明显优势。由此可见,在大学生群体中狭义上的网络直播――自媒体自制的网络直播的使用程度并不高,信号转播式的网络直播依旧占据 主流。 1.2 网络直播观看平台重心逐渐转移到手机移动客户端 调查数据显示,使用网络直播手机App客户端来观看网络直播占据主导,达到49.91%。其次就是传统的PC端观看,视频网站如优酷土豆、爱奇艺等,传统网络直播网站如YY、斗鱼、战旗、网络电视、其他类型网站和手机App的直播 功能。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机成为人们接触互联网的重要工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管理中心公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到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10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56亿,网民中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2.5%,手机在上网设备中占主导①。2015年,网络直播App软件出现手机应用商店,创造了上市不足两个月50万用户下载的盛况,从此网络直播的手机App客户端开始井喷式的出现,并且下载量居高不下。只要有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网络直播节目。由于视频网站拥有其自身的优势,有独有自制的直播节目,对于受众粘性较大,受众要想观看这个节目,观看平台具有唯一性,因此视频网站的比例也很大。选择PC端的网站来观看的样本主要是受习惯影响,而且经过长期发展,这些网站也拥有了自身影响力很大的节目 主播。 1.3 观看网络直播选择“内容为王”,强互动性是主要优势 调查显示,哈尔滨市大学生观看网络直播在选择上具有随意性的特点,超过73%的调查对象表示并没有观看固定的网络主播主播的节目,同时有超过60%的调查对象表示搜索过直播节目进行观看。大学生选择直播节目进行观看的原因主要是“有感兴趣的内容”,比例高达60.93%,其次是因为无聊打发时间。在节目选择上,大学生理智选择,根据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观看,可见网络直播的发展也逃不开“内容为王”的战略。“有喜欢的网络主播”的比例只有24.3%,低于因为家人朋友观看(25.98%)和直播节目的类型(25.79%)。网络直播最吸引用户的原因在于其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强互动性,在{查中,对于网络直播优势的选择上,有73.46%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强互动性。在网络直播现有的互动模式中,最受欢迎的是点赞;其次是评论和弹幕;之后是订阅和收藏;送礼物这种需要消费的互动模式使用过的人 很少。 2 网络直播对哈尔滨市大学生的影响 虽然网络直播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但是据本次调查显示,结果却不如某些报道所说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调查中,大部分大学生网络直播的观看频率很低,有54%的调查样本表示观看网络直播的频率为偶尔一次。与此同时,大学生每天花费在网络直播的时间也很少,有58.32%调查样本平均每天花费少于20分钟,大学生群体对于网络直播的依赖度不高。由于学业繁重和社会活动,他们并没有养成每天观看网络直播的习惯,更体现出他们对于直播选择的随意性与自由性。网络直播属于半碎片化的观看形式,需要长时间连贯地观看,如果中途停止观看不能再完整体验 直播。 对于是否会制作网络直播的问题上,进行过或想要进行网络直播与拒绝进行网络直播的人数基本持平。生活分享类和娱乐类是有兴趣进行直播的同学最希望进行的直播内容,依然是以兴趣为主导。对于网络直播的看法,本次调查显示,60.37%的调查样本对网络直播的看法是良莠不齐。他们既感觉网络直播的环境乌烟瘴气,令人堪忧,同时也认为这种媒介形式十分有趣,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3 结论 网络直播产业蓬勃发展带来很多社会现象,一直是舆论的焦点,几乎对于网络直播人人都能耳熟能详。在哈尔滨市大学生群体中,狭义的网络直播也就是自媒体自制形式的网络直播使用的普及率不高,信号转播类的网络直播形式依然占据主流。观看网络直播平台以手机为主,但是传统方式依旧占据一席之地。感兴趣的内容是大学生选择观看网络直播最主要的原因。他们会进行主动的搜索查找来观看直播节目。网络直播具有强互动性,主播与粉丝在直播过程中产生的一体感亲近感是网络直播的最大优势。使用最多的互动行为是点赞,其次是评论和弹幕。网络直播目前对于大学生的日常社会生活影响不大,网络直播的观看呈现出频率低且时间少的特点。虽然对于网络直播的看法褒贬参半,但是对于这种新兴并且正火热的媒介手段,大部分人对于其还是很包容的,对其发展感到乐观。 网络直播论文:网络直播内容著作权的法律行为分析研究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平台日益风靡。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直播平台内容著作权的法律行为不容忽视。本文在综述网络直播平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网络直播平台面临的法律风险;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和论证了现在直播平台存在的两种主要的有关著作权的直播行为,为网络直播平台能够正确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网络直播;著作权;法律行为分析 0 引言 近年恚网红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网络直播平台日益受到线上用户的追捧,网络直播平台作为线上网红的重要载体,在传播相关内容时必须重视从法律的角度规范相关行为。从学术角度来看,近年来,相关学者从法律或者法治层面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网络直播平台健康发展的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色情直播、暴力直播等方面,主张加大对网络直播平台行为的预防、规范和约束[1-3];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关于股权资本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资本独资或控股网络直播平台等方面,主张网络直播平台在股权资本方面不能忽视和触碰法律底线[4]。内容著作权是作者或著作权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网络直播平台在发生直播行为时也会涉及到内容著作权方面,无论是翻唱歌曲,还是直播游戏都涉及到了内容著作权的问题。而现有研究缺乏从法律层面来分析和研究直播行为与著作权的关系问题,因此,研究直播平台内容著作权的法律行为,对健全完善网络直播的法律规范及管理,促进直播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 网络直播最早源于电子竞技游戏的比赛直播[5],网络直播平台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最初的网络直播只是一种简单的休闲娱乐行为,但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直播逐渐职业化,众多直播平台的出现又进一步推动网络直播走向产业化。2016年被誉为直播年,资本力量推动了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以游戏直播、泛娱乐直播、平台自制综艺节目等为主的多家大型直播平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亿,占网民总体的45.8%。根据中投顾问的《2017-2021年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基于2015年数据显示[6],30岁以下关注直播人群占比60%,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网络直播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维持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加强监督和管理已经势在必行,尤其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必须加大对网络直播的规范力度。 2 网络直播平台面临的法律风险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于发展过于迅猛,在监管技术、手段、政策和法规等方面还不健全,因此,网络直播平台还存在三个方面的法律风险。 2.1 传播低俗不健康内容等方面的风险 网络直播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网络主播,而网络主播通过吸引众多粉丝关注等手段,来提升人气,推动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为了能够吸引受众,进而提高人气,许多主播往往通过口无遮拦、言语低俗等不健康的方式来与受众互动;甚至有的主播在平台上直播吸毒、赌博、飙车等触犯法律的行为。而对于网络直播平台来说,主播的高人气值也能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和经济收益,因此,许多平台往往放松监管,甚至有包庇和纵容之嫌。根据我国现有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和《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上述直播行为都存在触犯法律的嫌疑,必须引起互联网主管部门的重视,同时,直播平台也要引以为戒,避免因传播低俗不健康的内容而触犯法律。 2.2 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的风险 网络直播的形式越来越丰富,除了经常出现的一对多的聊天直播外,还有其他很多形式的直播,例如户外直播,探险直播,吃饭、健身等日常行为的直播等等。这些直播往往在播出过程中,涉及到很多不知情的人或者其他事物,如直播健身运动,健身房里的其他人可能在直播过程中一点都不知晓。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未经授权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在直播平台公开的做法,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2.3 知识产权风险 这种风险是指由于在直播过程中使用了未经授权的作品而存在发生侵权的可能性,该类风险也是本文要重点进行分析的一种直播行为。例如,翻唱当红歌手的歌曲是现在直播平台的部分主播赖以成名的手段之一,虽然其中某些主播展现出了极大的音乐潜力,但仍不能否认其翻唱行为,如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可能存在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法律风险。虽然,就目前情况而言,还并未出现因直播版权问题产生的网络直播纠纷,但专家提示,这种直播行为存在着较高的法律风险,也应该努力避免。 3 网络直播行为的法律分析 根据以上描述,网络直播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风险,而网络直播翻唱和电子游戏是现有直播平台的两种主要形式,本文重点讨论这两种有关著作权的直播行为,从法律层面来分析和研究直播行为与著作权的关系问题。 3.1 网络直播翻唱行为的法律分析 翻唱是指将已经发表并由他人演唱的歌曲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唱,不改变原作品的行为。通过网络实地调研发现,某大型网络直播平台在固定的时间段内的直播内容,都是依靠音乐播放器软件或电脑录音软件,有少数辅以吉他、钢琴等乐器,翻唱他人已的音乐作品,观看者少t几千人,多者可达数十万。翻唱当红歌手的歌曲是直播平台部分主播赖以成名的捷径,但是如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都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著作权人的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另根据《著作权法》第37条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由演出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表演者方可进行公开表演。一般情况下,主播直播的内容并不是由平台规定的,而是由其自行选择,多数主播也形成了自己固有的直播内容,如游戏、翻唱、舞蹈等,部分主播的翻唱行为因其在一个面向公众的直播平台上公开表演他人作品,其直播受众亦不固定,只是形式较为新颖,由常规的公共场合表演转为互联网直播表演,应当取得作品创作者的许可。直播平台本身也会定期举行一定形式的活动来吸引观众,如组织翻唱比赛,在这种情况下直播平台成为了表演组织者,参赛者的曲目也应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在现实生活中,网民观看直播,往往不需付出费用,只需要登录网页即可观看,表面上这种直播是不盈利的,那么这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22条所规定的法定许可使用情形?根据《著作权法》第22条第九款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可见该法条的核心要件是表演者进行表演,既未向观众收费,表演者也未取得报酬。 网络主播分签约主播和未签约主播两种形式,签约主播与直播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由直播平台向其发放报酬;未签约主播则只能以虚拟礼物向平台兑换报酬。同时直播平台本身可以通过从观众购买并赠与主播的虚拟礼物中抽取分成,其巨大的观看量也可进行流量变现,植入广告或者引导分流等都可以为直播平台带来许多收入,某些宣传方式较为前卫的企业甚至选择以直播方式进行新产品的。由此可以看出,至少从直播平台的角度来讲,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主播进行对他人作品的公开表演(翻唱),并不符合《著作权法》第22条第九款规定的情形,仍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即构成侵权行为。当然,若是有主播借助直播平台表演由自己创作的作品,或是经著作权人许可表演作品,则当然不属于侵权行为。 3.2 游戏直播行为的法律分析 电子游戏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得到了颠覆性的发展,无论是从其画面表现力还是游玩形式、系统机制,都出现了巨大革新。当下电子游戏的一大特点便是与互联网联系紧密,在线游戏完全依靠互联网运行,而单机游戏也往往具有在线模式,其次要内容也需要互联网进行游玩。许多游戏更是开发了视频录制系统,使玩家可以上传、分享自己的游戏表现,增强互动性,提升游玩乐趣。与此同时,随着直播大潮来临,许多玩家通过视频直播软件,摇身一变成为游戏主播,提升自身知名度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电子游戏作为作品的一种,是不是应该赋予其表演权?过去并不会有针对该问题的讨论,因为当时的电子游戏,难以进行向公众展示的游玩,仅存在极少数的面向公众的电子竞技比赛,影响力也相对有限。但如今情况不同,每个游戏玩家,尤其是技术优秀的玩家,都可以轻易通过上传视频、直播等方式在网络上向他人展示其技术,该行为也并不是单纯的游玩行为,具有表演的性质。在传统观念来看,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剧等才可以被表演,而游戏作为一种计算机软件,何谈表演一说。 从表现形式来看,音乐是通过一定的乐器或人声或二者结合,以特定的曲调进行演奏或演唱,从而带给人们感官上的愉悦和享受;而戏剧、电影等,则是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台词念白等,带给人们享受和思考。笔者认为表演的核心要素在于将作品以一定动态形式表现出来,并给人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和享受,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几种作品。我们可以将游戏形式的表演与演奏乐器进行类比,游戏就类似于特定的曲谱,玩家通过计算机进行表演,为人们提供欢乐,至于表演水平高低则不关心。在这里必须指出,许多游戏玩家开发出的某一种特殊游戏方法,可以为游玩带来优势,这种并不属于对游戏的再创造,而是利用系统机制产生的效果,换言之,该方法都在游戏的设计之内,只不过处于一种等待发现的状态,该特定玩家只是发现了这一个机制而已。因此笔者认为,以当下电子游戏的发展程度而言,对于一切游戏,都应被赋予表演权,网络技术的极大发展导致每一款游戏,无论是单机还是在线游戏,都有被玩家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而且从游戏系统的设置上看,许多游戏本身就包含了录制系统,这也在实质上鼓励玩家对游戏内容进行公开展示,那么表演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既然赋予了电子游戏表演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可问题,游戏开发组织自然是拥有对该作品的表演权,那么玩家公开展示其游玩技术,是否需要得到开发组织的授权?笔者认为从开发者对游戏的设计意图来讲,可以推定开发者在游戏发售时,一并将表演权赋予了购买的玩家,允许其自由表演。该推定的理由如下:其一,如上文论述,开发者设置录制系统就是为了满足玩家向朋友、亲属甚至公众展示的需求,这样的推定在其合理设想范围内;第二,赋予玩家表演权有助于游戏的宣传,以此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电子游戏在现在也属于一种常见的虚拟商品,但是由于诸多社会偏见以及游戏开发组织本身的财力限制,导致该类作品很少以常规方式进行宣传,比如电视广告、电台广播、公开放映等等,电子游戏更加注重实际展示和口碑宣传,所以依靠玩家本身作为宣传载体就很重要,玩家向他人展示自己游玩技术的行为可以吸引更多的玩家购买该游戏,所以当然要授予玩家表演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玩家在其进行对公众展示的表演行为,也就是游戏直播,是否应该给予其表演者权。《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列权利: (一)表明表演者身份; (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三)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酬; (四)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 (五)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 (六)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被许可人以前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部分玩家在进行表演活动时,并非仅仅直播游戏内容,而另外在画面中插入自己的形象,以类似于视频聊天的形式与其观众进行互动,他们之中不少人也因其外形、声音、表情、肢体语言等得到观众的喜爱和支持,那么这类既包括游戏内容、又包括玩家个人形象的融合一体的表演,相比单纯的游戏表演而言,更值得保护,这类表演不仅展现了游戏本身的内涵,而且加入了玩家个人作为表演者的智慧劳动,让该表演更具有吸引力。 直播行业的火爆,造就了另一批直播行业从业者,即依靠游戏主播的直播内容,通过对其进行剪辑或艺术加工,制造喜剧效果,从而获益的视频制作者,他们属于直播行业的次生现象。部分该类制作者可以与主播形成良性循环,一方提供内容素材,另一方提高主播本身的知名度,两者互惠互利。但也有部分人仅仅通过盗播、偷录等方式,直接`取主播直播内容,获取利益。因此赋予游戏主播表演者权,有助于其在未来通过适当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也能对直播主行业和视频后期制作这一次生行业进行更好地区分。虽然直播行业前景尚不明朗,但在司法层面也应对其进行保护,更何况现行法律完全可以在框架内对其进行规制,没有创设新法的必要。 4 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当下直播平台存在的两种主要的有关著作权的直播行为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目前还没有出现被媒体报道的直播平台侵权案件,希望本文可以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潜在纠纷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网络直播论文:国外网络直播监管掠影 2017年4月,对于网络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来说,可能是“水逆”的一个月。这个月中,北美和亚洲两起通过Facebook的直播功能(Facebooklive)直播的恶性刑事案件,被冠以“杀人直播”,将Facebook推上了舆论的风暴眼。 风暴眼:杀人直播 2017年4月16日,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37岁的史蒂夫・斯蒂芬斯因为与前女友之间的矛盾,随机射杀了七旬老人罗伯特・歌德温,并在Facebook上直播,随后逃跑。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全美一片哗然。警方之后展开全国搜捕,4月18日确认斯蒂芬斯在宾夕法尼亚州自杀。斯蒂芬斯在Facebook上说,自己随机杀人的原因是和前女友分手,“失去了一切”。根据Facebook 后来披露的数据,斯蒂芬斯杀人的视频上周日在Facebook 上流传了两个多小时,随后才被删除。 2017年4月25日,泰国布吉岛,21岁的武迪桑・翁塔里与女友吵架后,将11个月大的女儿吊死,之后再上吊自杀,整个过程通过Facebook直播。24小时之后,视频才被删除,此时点击量已经超过30万人次。该视频同时也被上传至YouTube网站,虽然在BBC报道后,YouTube立即移除了该视频,但在短短的15分钟内,该视频已经被播放了超过2000次。 短短10天时间里,两起恶性刑事案件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迅速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也让网络直播的监管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发现,各视频平台在2016年间至少放出了40部包含严重不良信息的直播内容,涉及敏感事件、暴力活动或犯罪行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Facebook目前月活用户已经达到1.9亿,但其全面开放直播功能的时间并不长。2016年4月7日,Facebook新增直播功能(Facebook live),向所有用户开放,并增设发送邀请功能,直播者可针对个别用户或组群进行直播。但一年多来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暴力、自杀等事件已经多次让Facebook处于风口浪尖。 2017年1月22日,瑞典警方接到报案,称瑞典中部乌普萨拉市某公寓发生一起“轮奸事件”,几名嫌疑人在侵犯受害者的同时,还将整个过程在Facebook的一个群组内进行视频直播。视频显示,一名嫌疑者压在受害人身上、强行撕扯掉她的衣服。在直播临近结束时,三名嫌疑人还对着镜头得意洋洋地说:“你被强奸了……3对1。”观看视频的网民反映,当时受害人已经几近失去意识。1月23日上午,“轮奸视频”的几名嫌疑人很快进行了第二场直播。这次直播中,女受害人对镜头表示,自己并未遭到奸。就在这段直播进行当中,警方已经抵达事发现场关闭了直播设备并逮捕涉案人员,终止了这场罪恶的直播活动。这起犯罪嫌疑者均为90后的“直播轮奸”事件震惊了瑞典,Facebook也被批监管不力。 Facebook的应对策略 对于包括直播视频在内的不良内容,Facebook 目前采用的是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法。任务前端是 Facebook的用户,公司根据用户对视频的浏览和标记来跟踪不良视频。利用一些人工智能算法,挑选出潜在的不良视频(如儿童色情等)。此类视频被标记后,会送到Facebook 的内容审查部门,该部门有上万人每天观看数小时的视频,人工决定视频是否被删除。2017年5月3日,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更在财报会上宣布,Facebook计划2018年雇佣超过3000人来移除Facebook不恰当的内容,其中包括杀人、自杀以及其他暴力行为的视频。 扎克・伯格解释到,就目前来说,机器和自动化软件并不能完全解决负面内容的影响。Facebook直播业务是开放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但现在直播的价值已经被一些用户的不恰当使用、流媒体暴力事件破坏了,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力来进行实时监控。 美国:重点保护 未成年人和著作权 与国内专门出台网络直播规范不同,美国并没有对网络直播进行特别监管,网络直播的监管被以往的判例、成文法所约束,重点是保护未成年人。受到《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98,简称COPPA,2013年修订)的规制,谷歌、推特和脸书均不向13周岁以下的儿童开放。美国政府对网络管理的重点,就是通过立法防止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淫秽信息。譬如国内网络直播中经常会涉及的网络色情内容,在美国,针对成年人的色情内容受到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即言论自由的保护,成年人可以浏览色情材料――1969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坦利诉佐治亚州案件(Stanley v. Georgia,394 U.S. 557)的裁决中指出,“人们可以在自己家中秘密地观看任何他们想要观看的物品。”儿童则不可以,淫秽与儿童色情材料是所有人绝对禁止的,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均不得阅读――联邦最高法院在1982年纽约州诉菲波案件(New York v. Ferber,458 U.S. 747)的裁决中指出,“即使儿童色情物品不具有淫秽性,也不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言论。”有害于儿童的网络色情内容受到《儿童互联网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的规制。2000年通过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把在网上向未满18岁的青少年传播色情内容视为犯罪,中小学校、公共图书馆等必须在其网络服务程序的目录上提供过滤器,确保未成年人不接触到有色情内容的成人网站。同时,如果在网络直播中有违反《梅根・梅尔网络欺凌预防法》( Megan Meier Cyberbullying PreventionAct) 界定的“任何人在跨州或跨国交往中,出于强迫、恐吓、骚扰他人或对他人造成实质情绪困扰的目的而使用电子手段传播的严重、重复的恶意行为”,受害人可以提起诽谤诉讼、“故意致人精神损害”的侵权诉讼甚至构成骚扰罪。 同国内一样,美国的网络直播中电竞游戏直播也是重要的内容,而电竞游戏直播的著作权问题也同样存在争议。早在1982年的Stern Electronics 诉Kaufman宇宙飞船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Stern Electronics, Inc. v. Kaufman)中,原告指控被控游戏画面和操作理念与其高度雷同,尽管其为实现同样的效果而使用了不同的代码。被告则认为,游戏软件系记载在电路板上的计算机程序,玩家通过操作该程序,形成能够被视听的画面和音效,因此玩游戏不是纯粹地播放视频影像,而是游戏中的影像随着玩家的操作而变化。基于此,原告主张的涉案游戏画面并非艺术创作。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则认为,虽然原被告游戏软件程序代码不同,但当游戏表现形式雷同时,游戏中不断出现的画面以及声音的聚合可以成为受著作权保护的视听作品。 韩国:推出多项法案予以规制 网络直播行业在韩国同样是新兴行业,游戏和“吃秀”都是韩国网民喜闻乐见的直播形式,但处于号称最严厉的互联网监管体系中,网络直播行业的从业者受到的约束也不少。2007年7月韩国通过了《信息通信网法》,正式实施网络实名制。这一制度规定,网民必须经过本人真实身份认证,才能在每日访问量大于20万人的媒体和访问量大于30万人的门户网站留言。之后几年里,日访问量1万以上的网站都需实行网络实名制,实行实名制的网站就有数百家。虽然2012年8月23日,韩国宪法法院认为“控制上传非法信息、在造成损失时能获知加害者的立法目的完全可以通过IP(网络地址)追踪和刑事处罚、损害赔偿等得以实现”,裁定网络实名制违宪(2015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公职选举法》关于“在选举活动期间,如果有人要在媒体官网等网站上发表对候选人或政党的相关意见,相关网站必须要进行实名认证”的规定合宪),但对于网络主播们来说,实名制仍然是必需的。2014年,韩国国会通过《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修正案》,不仅对网络主播和用户实行严格的实名制,而且对网站也实行严格规定,对违规的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的罚款。另外,根据规定,如果韩国网站不主动屏蔽有关淫秽、违法和涉嫌诋毁他人名誉的网络文章和影像资料等,网站要承担法律责任。此外,政府还成立“有害信息举报中心”,24小时监控网络色情。韩国媒体GameMeca2016年9月报道,新国家党议员李殷权针对网络个人直播提出了“关于促进信息通信网利用及信息保护等修订案”,要求个人直播经营者应当断绝本公司运营网站上的违法信息传播,应当实施实时监测以断绝违法信息传播,同时还应当建立有关个人直播的准则。 欧洲:实行未成年人保护与网站内容监管双管齐下 Facebook的全球用羰量超过10亿,其中3亿在欧洲,前面提到的瑞典90后的“直播轮奸”事件也引起了整个欧洲的震惊。目前欧盟在网络直播监管中,实行未成年人保护与网站内容监管双管齐下。早在2011年,欧盟委员会就在一个报告中指责12家社交网站保护未成年人不力。2016年通过,将于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法案》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规定,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必须获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签约,才能在社交媒体网站上进行注册:“关于直接向儿童提供信息社会服务的,对16周岁以上儿童的个人数据的处理为合法。儿童未满16周岁时,处理只有在征得父母责任的主体同意情形下,或授权儿童同意的范围内合法。”同时欧盟要求数字内容运营商、网络直播平台肩负起加强内容安全审查、上报网络舆情等方面的责任。 2016年5月,欧盟出台了最新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旨在强化视频分享平台的责任意识:提供视频和类别标注的平台必须保护未成年人,使其免受有害内容(如色情和暴力内容)影响,并保护所有公民免遭煽动和仇恨。具体措施包括,为用户提供能报告和标记有害内容、年龄验证或父母监管系统的工具。为了确保各类措施的持续有效性,欧盟委员会将邀请所有视频分享平台遵照《更好地保护在线未成年人联盟》的相关规定,为该行业制定行为规范。 除了企业自律之外,国家视听监管方有权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强制执行规定,有权处以罚金。欧洲视听媒体服务监管机构(ERGA),由欧盟28个成员国的视听监管方组成,其角色定位将在欧盟法律中列出。该机构将评估共同监管的行业规范,并向欧盟委员会提供建议。 网络直播论文:揭秘网络直播掘金者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男主角楚门是一档直播真人秀主人公,他的生活被窥探。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选择走出这个虚拟世界。 如今,剧情在现实中反转,大量年轻人争先恐后,将自己的生活通过摄像头直播出去,直播内容也不再仅限于游戏,而是包括外出聚餐、相亲、泡温泉、街头搭讪等。很多主播开始另辟蹊径。 有些主播月入数万元 直播平台的兴起,需要大量主播源源不断输出内容。2015年4月,电子游戏职业玩家曾昱霖注册成立公司,成为一名“星探”,培养主播,并与各大游戏直播平台签约。“投入并没多少,跟在西安开家面馆差不多。” 此前在市政公司工作期间,曾昱霖经常在夜间去网吧打游戏。“有次我在别人的直播房间里看到王思聪(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在打游戏,我看了足足四五个小时。” 成为一名职业主播便成了曾昱霖的目标。在一次和朋友观看游戏比赛的过程中,一名玩家不到0.5秒连续操作两次键盘一次鼠标,成功躲避了伏击。朋友问曾昱霖是否也能这样操作,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朋友嘲笑他:“连这点能耐都没有,还想当主播?” 这话对他造成巨大打击。职业玩家的巅峰期往往在25岁前。“年龄大了,反应就慢了。”曾昱霖说,职业选手更新换代就是一夜之间。于是,他做起了培养主播的生意。目前,公司旗下已与30多名主播开展合作,5名固定主播,其中2人兼职,3人全职,收入最高的主播月薪已达到6位数字,兼职主播中,情况较好的每月也有4到5万元收入。 靠“审丑”成网络红人 2015年11月初,一个名叫“兰落无声”的主播突然出现在斗鱼直播平台,吸引了近百万网友的围观。出生于1994年的“兰落无声”造型略显乡土,直播的地点就是一间隔间小木房,话筒是蓝色和金色搭配,被网友形容为“土得掉渣的洗剪吹专属”。凭借着观众间相互传播,大量观众涌入“兰总”房间。 “兰总”自称以前做过服务员、服装类的生意,目前靠摆地摊为生。因为收入不高,经过网络搜索,得知主播可以快速致富,于是加入到这个行业中。 在“兰总”的直播过程中,大量观众交流产生的弹幕甚至会完全遮盖直播画面,只留下“兰总”忘情又略带跑调的歌声。“非常喜欢这种嗨到爆的感觉,能带动大家一起嗨,感觉很棒。”“兰总”说,“观众数量能超过一些韩国职业主播,我觉得我真实,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在曾昱霖看来,“兰总”背后必然有着一支能力相当强的包装团队。在观众们追求主播“颜值”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审美疲劳,这个时候,第一个打出“审丑”招牌的主播,必然会吸引大量好奇的目光。 主播背后或都有推手 在业内人士眼里,游戏打得好并不一定适合当主播。为吸纳更多主播,曾昱霖曾在校园宣讲,“想当主播的挺多,但符合条件的太少。”他表示,会挑选一些性格开朗擅长沟通的人培养。“如果根本不会打游戏也没关系,公司会从头教起。” 19岁的小悦在成为主播前甚至没玩过游戏。从学校毕业后,她在西安北客站从事勤务工作,半年后辞职成为全职主播。公司为其选定一款节奏较慢的卡牌类游戏,联系了国内顶尖的职业玩家辅导。“大概半年后,我在游戏里的排名就到了传说级,这是职业玩家才能达到的段位。”小悦说。 在游戏直播平台的房间里,每个主播背后可能都有一支专业化的推手团队。灯光的角度、服装的挑选、话题的选择,都有可能是团队指导的结果。 每晚8点后,曾昱霖和同事进入到最忙碌时刻,并不需在公司碰头,大家拿出随身携带的数个手机进入主播房间,监控有无异常情况即可。“比如主播跟男朋友吵架了,情绪低落,只玩游戏不说话,这样观众就会流失得很快。”曾昱霖说,除了提醒,管理人员还会假扮观众在直播间一些互动话题,提醒主播“躁起来”。 直播文身也能吸引人气 2015年5月底,曾昱霖萌生了进行户外直播的打算――将直播摄像头带出房间,让观众以第一视角观看一些另类的体验。目前,曾昱霖一半以上的精力都投入到线下商家的直播当中。“你可能觉得直播一群人在酒吧喝酒没什么意思。但总有一些人,看到之后就想来到这个酒吧,和别人一起喝酒。” 在西安酒吧驻唱小有名气的王凯是曾昱霖的合作伙伴之一。在直播驻唱期间,他通过手机观看弹幕,和网上观众互动、点歌。每首歌唱完之后,王凯都会花费4到5分钟的时间,和网友交流,聊音乐,也谈人生。 曾昱霖还尝试过直播文身。在文身店,直播的设备包括4只摄像头,1只麦克风,以及1台笔记本电脑。店主通过优惠折扣等方式,说服顾客接受直播。 在餐厅内直播一场饭局设备则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带有4G功能的手机即可。两位主播在饭桌前对菜品评头论足,就能吸引近千人观看。“如果主播是网络红人,一会儿就有人赶到餐厅了。” 摘自《华商报》 网络直播论文: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及对策研究综述 摘要:网络直播作为一种高互动性视频娱乐,带着机遇和挑战闯入大学生的视野,无形中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学界对大学生价值观以及网络与思政教育相互联系的研究比较深入,但由于网络直播是近两年来才开始蓬勃发展的新兴直播方式,专门研究网络直播的文献资料为数不多,而将网络直播与大学生价值观联系起来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文章从国内学者对价值观、大学生价值观和网络直播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为该研究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关键词:价值观;大学生价值观;网络直播;研究综述 一、研究综述的必要性 互联网时代,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在多种传播媒介中,网络对大学生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言而喻,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网络直播是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目前我国在线直播的平台发展十分迅猛,平台的数量众多,而且平台的用户数量十分巨大,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直播平台在每天的高峰时段的在线人数甚至达到600万~700万,房间数也能轻松突破4000。网络直播正在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最新现象级存在。 与此同时,笔者作了关于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程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84.3%的人会看网络直播,其中63.2%为偶尔看,而21.1%为经常看,所有人中只有15.8%从来不看网络直播,此外38.2%的人做过网络直播的主播。这些数据表明网络直播与大学生生活联系紧密,它是大学生易于接受和青睐的交流和休闲方式之一。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大学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意识形态会对大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 大学生由于处在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逐步趋于成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如果这一时期他们接触的是优秀的网络直播,会对大学生的成长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会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因涉世未深,大学生往往不能辩证地、全方位地看待问题,易沉迷于网络直播中夹杂的不良成分,此时若不及时、正确的加以引导,大学生就会受到这些不良成分的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学界深入研究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产生的各种影响,并积极研究对策,通过一些给大学生的针对性的建议来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正面积极的引导。 探讨如何发挥我国网络直播自身的优势,以及如何克服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从网络直播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无论对中国的网络直播发展,还是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该研究有利于拓展大学生价值观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不仅丰富了价值观理论研究的相关内容,而且更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内容。 二、关于价值观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于价值观的理解大多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在概念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价值是一事物对主体的积极的意义,即客体对主体的积极的作用。也有人认为价值观是人的一种主观观念,用它来判断事物的善恶、美丑、正确与错误等,它是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是判断一种行为正确与否的依据。总体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的价值观定义是人们内心深处真正信仰什么、需求什么,是否觉得做这件事有用亦或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满意的一种主观观念,是判断一种事物或事情是否有积极意义时所持的观点态度总和。 三、关于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文献越来越丰富,价值观的研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重点。从中国期刊网统计的数据来看,研究大学生价值观的相关论文已达上千篇。论文大多都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进行探讨。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现状研究 大部分学者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持乐观态度。认为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上整体是积极向上的、是健康的,大多数大学生有着高尚的道德追求。但是研究也指出,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存在自私、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出现了精神萎靡、沉迷于网络、不思进取的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的价值观理解为大学生对自身在整个社会关系中主客体角色的一种考量,是大学生对自身追求的一种主观倾向。 (二)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研究 学者们在对大学生价值观概念范畴进行定义研究的同时还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进行了大量总结,有学者将大学生价值观特征概括为价值取向趋于理性化,价值判断偏重务实化,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价值追求突出个体。有学者认为大学生价值观有价值多样化、功利化、实现过程差异化、发展过程不成熟等特点。总之,大学生价值观整体的发展趋势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基本相符合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自私自利、崇尚金钱、追求享乐、道德滑坡等问题。 (三)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原因研究 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产生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原因。比如,一些学者从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高科技的角度从宏观上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研究。有学者用实证数据说明文化、性别、专业、家庭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还有学者指出传统价值观教育模式存在问题,导致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失败。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寻求新型价值观教育,例如利用网络直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载体进行价值观教育。总结学者们的研究观点,一般来说,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比较直接的因素主要有大学生本人的性特征、大学生的家庭教育环境、大学生的经济条件的变化、良莠不齐的新兴文化的影响等方面。 (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方式 学术界对如何进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对策。有学者从大学生价值观的发展形成阶段的基本特征、大学生价值观的主要影响原因以及大学生价值观的阶段性特征几个方面提出应对的对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提倡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影响大学生等三大措施来引领大学生价值观。一些学者提出了三大对策:以大学生为对象,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指向性;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确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方向性。总之,学校层面要优化校园环境、组织丰富活动;家庭层面要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提高言传身教水平;社会层面要加强大众传媒的合理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等都是增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四、关于网络直播的研究成果 目前对网络直播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侧重于实践运用。 (一)着重探讨网络直播的优势 学者们研究了网络直播与其他传播方式的区别,相对于其他传播方式,网络直播具有开放性强,互动性强、实时性强的特点。这也是一些名人、企业、新闻媒体、社交等都比较喜欢在进行精心的自我包装之后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自我宣传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既有互联网受众面广的优势,同时又通过视讯的方式进行现场直播,可以突出产品推广、对话访谈、在线培训等内容交互特点,增强的推广效果。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与其他网络媒体相比的独特性,在于网络直播的视觉冲击效果,使得这种社交方式比文字、图片的交互效果更强更有吸引力。一般来说,网络直播可以使交互的双方看到更真实生动的对方,其优点比较多:网络直播更加直观,交流速度快,表象形式好,能够最大程度地超却时空的限制,交互受众容易划分等等。同时,借助网络交互软件,还可以对交互过程进行录制。使直播之后,交互内容还可以进行重播、c播,这就大大发挥出了这种交互方式的价值。 (二)网络直播中的乱象研究 网络直播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整个行业还不是很规范,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行业规范,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网络直播本来是一个网络交互的很好的形式,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传播“黄、赌、毒”等信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背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且这种乱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极大地污染了网络环境,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网络生活由于直播网站的访问者多数为青少年,这些“乱象”会误导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扰乱视听行业发展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网络直播乱象光怪陆离,其形成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有学者指出不仅仅是主播个人的问题,网络推手的推动、网络直播平台的松散管理、粉丝素质的良莠不齐也直接影响到网络直播环境的稳定。不少学者一致认为网络直播平台管理难度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 (三)如何监管网络直播研究 对网络直播乱象,许多学者提出监管策略,有学者认为应该对网络直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统计与归类,并纳入数据库,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从而促进网络直播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网民的交流,在实践中对网络直播进行规范地引导,使之逐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与建设、加强集成平台管理、规范网络主播管理、建设技术监测系统、完善网民举报机制等是引导网络直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对价值观和大学生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以及教育方式都进行了研究,为研究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但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对策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众多对策,但是这些对策都停留在理论层面,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二是,价值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哲学层面。一些专注论文也大都停留在哲学层面,缺乏与具体科学的结合,可操作性不强,与网络直播相关联的研究更是未见。从国内现有关于网络直播的文献看,目前有关网络直播的研究,缺少学理性分析和有深度的理论成果,更鲜见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总体比较深入,其中既有理论思辨,也有实证研究,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设计和开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而“网络直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不过现有的研究能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网络直播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在“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及对策的研究”方面缺少专门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虽然新媒体环境兴起,但学界还未关注网络直播对大学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策略的研究将研究视角放到当今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上,以期充实这方面的研究。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直播论文:网络直播对现代广告发展的影响 【摘要】目前,中国是最大的手机市场,同时,智能手机用户量已超过5亿,从而催生了一些“网红经济”“网络直播经济”,而这些的发展对广告的发展,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同时对传统广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本文通过网络直播的特点、优势及发展,进而分析现代广告应如何发展。 【关键词】网络直播 现代广告 影响 近几年,在互联网大力普及的大背景下,网络直播这把火被点燃了。越多越多的人群涌入网络直播行业,资本看到网络直播市场的潜力后,开始进场大肆撒钱,短短几年时间整个网络直播行业便迎来一片昌盛繁荣的景象。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亿。一些大型的网络直播平台注册用户过亿、月活跃用户超千万。面对庞大的市场,在近一年内,腾讯、网易、YY、陌陌、小米、优酷等数十家互联网巨头纷纷杀入直播领域。目前,各类网络直播平台已达200余家,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 同时,对于营销而言,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如今,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网红的发展,网红爆火的背后也酝酿着一定的商业机会。“直播+电商”更已成为垂直类电商开启流量和流量变现的双重触点。 一、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 (一)网络直播的含义及特点 直播是一种实时性、互动性显著的互联网传播内容的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传播形式,直播紧密的将用户与直播内容交互在一起,用户本身也是内容生产的一份子。 W络直播是新媒体发展、消费者需求多元化的产物。 目前在线视频直播大致分为三种,一种以产出游戏为主的视频平台,例如斗鱼TV、战旗TV、虎牙TV等,主要以各种网络游戏直播为主;另一种以美女主播唱歌跳舞等为主,例如网秦旗下的秀色秀场、YY,六间房等,因其娱乐性质浓厚,又称其为秀场;第三种则是蘑菇街等具备电商属性的平台正在投入的“直播+电商”。 直播具有高互动性、强社交性;随时、随地、碎片化;内容具有丰富性等特点。 (二)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亿。一些大型的网络直播平台注册用户过亿、月活跃用户超千万。面对庞大的市场,在近一年内,腾讯、网易、YY、陌陌、小米、优酷等数十家互联网巨头纷纷杀入直播领域。目前,各类网络直播平台已达200余家,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 (1)市场规模增长迅猛。秀场直播的数据市场规模在2013年为36.7亿元,2年后达到74.6亿元,翻了一番,背后是其长期的用户沉淀和盈利模式的不断完善。游戏直播增长更为迅猛,自2014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后,市场规模从最初的2.7亿变为2015年的11.7亿元。泛娱乐直播在2015年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目前没有机构给出可信的市场规模数据。 (2)付费体验者数量不段增长。付费人数从2011年到2015年短短4年间,人数翻了近十倍。 二、广告的含义及发展现状 (一)广告的含义 广告是为了实现传播者的目标而带有较强自我展现特征的说服性信息传播活动,通过改变或强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来达到其特定的传播效果。 广告的形式对消费者而言是直观的,现代广告更是加入互动等因素来满足消费者自我意识的表达。广告在商品和信息被人所接受的过程中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广告的传播形式是多元化的,主要分为报纸广告、杂志广告、广播广告、电视广告、网络广告、手机广告等。 (二)广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1)广告市场规模发展迅速。近几年来,我国广告市场规模持续发展。2014年中国广告经营额达到5,606亿元,较上年增长 11.67%,在GDP中的占比达到0.88%。广告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2)广告业经营单位快速发展。随着广告市场规模的增长,广告经营单位数量及广告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一方面繁荣了广告市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竞争。 2015年,中国市场广告支出逐渐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消费市场地位的日渐提升,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的广告投放力度都将进一步加大,未来我国广告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我国广告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三)现代广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机遇。现代广告的发展正在处于市场急速上升期,市场空间较大,同时消费者、广告主以及广告商们的广告意识不断加强,从而使得广告行业产值不断上升;广告行业技术发展日臻成熟,同时广告行业日趋完善,法律法规日趋健全,为广告业的发展提高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体渠道的丰富,以及广告宣传成本的降低,使得广告发展具有无限可能,同时增强了广告行业的盈利以及宣传形式的多样化;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精准营销成为营销的潮流,仅有宣传更具有针对性,降低了广告宣传的成本,使得广告宣传更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挖掘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广告的推广形式多元化,同时推广对象精准化,使得广告效果得到大幅度提升。 (2)挑战。广告门槛的不断降低,使得广告行业的进入壁垒随之下降,广告行业竞争加剧,广告价格受到巨大影响;广告技术的成熟,从而使得对广告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广告制作的难度随之增加,创意成为广告制作的重点及难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推广和发展,自媒体成为现在的主流媒体之一,使得消费者的注意力更加稀缺,进而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成为提高广告效果的主要方面,同时也加大了广告推广宣传的难度;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广告行业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新媒体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进而广告的技术成本、创新成本不断提升,消费者需求多元化也加剧了广告精准推送的难度;随着人们品牌意识的不断增强,广告行业中一些世界知名广告公司掌握了大部分市场份额,进而压榨现有广告市场空间。 三、网络直播对广告的影响 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当前,虽然移动端网民规模还不及PC网民,但是手机端App、pad端App月度使用时长比例已超过PC网页月度使用时间比例。 网络直播对广告行业的发展将产生以下影响: (一)丰富了广告传播的渠道 网络直播主要是对消费终端控制,同时,现在市场进入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机制,从而谁掌握了终端控制权,也就最大限度地掌握消费动向。 网络直播将传播载体从传统的电视、广播扩大到了手机等移动客户端,通过网络服务,4G服务等让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消费引导,同时,网络直播能够双向互动,自由点播,进而满足受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的需求。 广告商的营销渠道选择更具有针对性和经济性。将移动互联网与广告进行完美的结合。 (二)推动广告行业的转型――内容为主,社交为纲 网络直播满足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心理,通过有趣的、幽默的方式来展现更懂的生活技巧及内容,对创意的要求比较高,从而实现更多的点击量和转发量。对于现代广告而言,广告更多的需要去思考,如何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使得消费者有更好的消费体验,在广告宣传过程中加深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即得到了需求满足,又得到了购买的快乐。 进入网络电视时代,面对的是越来越稀缺的消费者注意力资源,面对这种消费者有众多选择,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的现状,怎样引起受众注意?就需要创意性内容,以内容为纲,创意为载体,来进行信息传递,实现消费目的。另外,充分利用线上平台,譬如微博、微信等公众社交平台,进行病毒式传播,完成口碑营销。 (三)强调了广告的交互性 网络直播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与受众随时、随地互动,提升了公众的参与感,因此未来互动参与式广告会成为主流,及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同时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网络直播最大的目的在于主动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而这是对传统广告中,受众只是信息接收者的一种改革,这种方式会使得消费者主动参与到广告宣传中,通过互动,更加全面、及时的了解产品信息。 网络直播通过与网友互动过程中,运用植入式广告方式,全方位地介绍产品的特点、功能,使得产品更具有信服力,提高消费者的满足感。 (四)降低了广告传播的成本 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使得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生活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包括接触媒体的时间和地点的变化,因此网络直播广告方式的推广使得广告产品更具有针对性,因此使得广告投放也愈加精准,从而提高广告效果,提升广告收益。 另外,网络直播依托大量的数据,依托于大数据时代,强大的数据库信息,从而为广告投放圈定范围,消费用户群体界定更加准确,,进而在合理方位内投放广告,既确保了广告效果和广告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广告成本。 然,网络直播仍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监管制度不够全面和健全,另外,网络直播市场发展不够成熟等,对于广告而言,既要参考其存在的价值,同时还要结合产品实际,比如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群体、产品的性质、产品的特点等,有效、针对的选择合适的宣传方式。 网络直播论文:网络直播行业现状及管理动向分析 摘要:视频直播不再是专业媒体机构所专有,网民只需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即可在家中、行走途中或聚会间随意进行网络直播。网络直播为信息、娱乐等资讯提供了更为迅速而便捷的传播方式,与此同时也为低俗、色情等有害信息传播提供了平台,给我国网络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文件的出台,将有效改善网络直播现状,推动互联网环境治理。 关键词:网络直播 现状 管理 近年来,互联网视听行业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行业发展自身需求的共同推动下,热点不断涌现。2014年被称为网络自制节目的元年,一批形式新颖、各具特色的网络自制节目大量推出。2015年,网络综艺栏目冲破了过去娱乐至上、歌舞当家的电视综艺环境,亮出了网络媒体的新品牌。而2016年,随着“网红”的兴起,网络直播又迎来了开局之年。国内各大视频网站纷纷开设网络直播网站及移动客户端,以游戏为特色的斗鱼、熊猫,为网民提供弹幕交流的bilibili,以视频节目为主的乐视、优酷网、爱奇艺,以及以秀场为核心的9158、六间房等各类网络直播平台迅速涌现。据相关统计,目前开办网络视频直播的企业已近300家,直接参与网络直播或是观看网络直播的群体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 网络直播的兴起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网络主播,即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实时与线上网民交流互动,积累粉丝获取收入的网络主持人,亦被称为“网红”。《2016中国网红经济白皮书》显示,中国的“网红”人数超过100万,其中,作品创作网红占11.6%,视频直播网红占35.9%,新闻事件网红占18.2%,自媒体网红占27.3%,其他类网红占7%,视频直播网红作为2016年互联网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占比居首。二是网络直播平台对社会热点事件、科技产品会、体育音乐娱乐节目的视频直播。随着网络直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平台通过粉丝埋单、商家投放广告获得收益,形成“网红经济”。 移动互联和实时社交技术赋予了直播极强的现场感和互动性,可以打造网民身临其境般的用户体验,已经成为新媒体传播的重要载体。正如业内人士的共识,对于传统媒体、电视台而言,直播的颠覆魅力体现在,人人可以成为直播的主角,直播间的观众不一定追求很多,但以主播为核心,可以形成非常分众的社群。 目前,网络直播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突出体现运营资质和节目内容两个方面。 一、大量网络直播平台缺乏相应资质。网络直播的行业管理部门包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部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继管理文件,厘清了他们的管辖范围。国家网信办负责全国互联网直播服务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重点依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直播服务机构是否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以及开办情况进行监督;文化部依据“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要求从事网络表演的经营部门应具备“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要求通过互联网提供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活动、事件的视音频直播服务机构必须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由于网络直播行业在2016年爆发式增长,监督管理相对滞后,造成大量运营服务机构没有“购票”即簇拥着挤上了这趟快车。相关媒体调查发现,对于文化部要求的自2017年1月1日起,从事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的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许可证编号这一规定,斗鱼、战旗等主流直播平台都在主页面标注了许可证编号,而像ME直播、一起秀、来疯等新兴移动直播APP官网则未挂出许可证编号。许多新兴直播APP未经审核便偷偷上架运营成为违反此项规定的重灾区。而对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的提供网络直播服务的机构应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规定,在对包括斗鱼、虎牙在内的10家具有代表性的直播平台进行调查发现,标注许可证编号的网站不足一半。除战旗直播、虎牙直播、bilibili、映客四家平台在网站底部标注了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许可证编号,其他六家包括斗鱼直播、熊猫直播、龙珠直播、火猫直播、花椒直播、直播TV均未在网站首页标注许可证编号,同时经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提供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持证机构名单》核对,部分网站标注的许可证信息与备案不符,涉嫌虚假标注,按照规定对未取得许可证的直播平台将面临关停的处罚。① 二、部分节目内容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直播内容方面,从最初的电竞比赛扩展到泛娱乐,再到教育、电商,最后到“直播深夜u大饼”“直播睡觉”,千奇百怪,无所不能直播。只有想不到,没有播不了。网络直播内容中包含大量的网络表演、娱乐和竞技,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文化市场快速发展,在促进网络文化行业创新,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部分网络文化经营单位责任缺失、管理混乱,一些表演者以低俗、色情等内容吸引关注,拜金风气盛行,虚假广告危及网民财产安全,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社会影响恶劣,严重危害行业健康发展。 2016年元月,斗鱼平台直播“造人”事件轰动一时,引发大量围观群众和监管部门的强烈关注,直播低俗化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为网络直播元年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开端。在“粉丝经济”的巨大红利下,网络主播往往剑走偏锋,直播过程简单粗暴。吸毒、自杀、偷拍等恶性事件找到了新的传播平台,吃饭、睡觉、黑屏等无营养的网络直播内容更是比比皆是。更有甚者,某殡仪馆工作人员居然将遗体火化过程搬上了直播平台。这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和有悖道德伦理的内容给“网红”们带来了超高人气和丰厚收入,网络主播也变得越来越“任性”。诱人的经济利益让渴望迅速成功、成名的年轻人看到了“曙光”,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的浮躁风气,极易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 网络直播乱象丛生的背后,是资本市场疯狂追捧下的野蛮生长。无序的网络直播增加了互联网内容风险。网络比传统媒体传播速度更快,参与程度更加广泛。网络直播的低门槛,使得灰色内容传播更容易并形成群体化,所引发的网络舆论效应也更加巨大,给监管带来挑战。 2016年以来,网络直播领域相继出台多项新政,无法可依、混乱无序的局面得到了初步改观。4月14日,文化部公布了第25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23家网络直播平台被查处,关闭严重违规表演房间4313间,整改违规表演房间15795间,解约严重违规网络表演者1502人,处理违规网络表演者16881人。4月18日,新浪、优酷等20家网络直播平台共同了《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7月1日,文化部印制《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对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利用信息网络传播现场文艺表演、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技法展示或解说的行为进行规范。9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相关规定,加强网络直播监管,强调直播平台必须持证,依法开展直播服务。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对于引导和规范目前网络直播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1月4日,国家网信办正式出台《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成为网络直播管理的重要法律政策依据。中央、地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均对《规定》进行多角度、多形式报道和解读。网民对《规定》落地普遍表示肯定和支持,认为将有效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经过一年时间的政策颁布和执行,12月底,为加强互联网直播管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网信办、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网络直播平台进行专项检查。通过本次专项检查,三部门联合开出“处方”,对YY、花椒、映客、斗鱼等主要网络直播平台封禁违规主播账号3万多个,关闭直播间将近9万间,删除有害评论弹幕近5000万条。多家网络直播平台负责人表示,当前网络直播乱象频出,只有依法依规加强监管才能推动网络直播行业不断走向规范,这不仅切合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 就网络文艺发展提出,“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 互联网内容的传播也有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的合理边界,不能任性而为,要在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允许的范围内享受表达自由。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明确管理部门和直播平台职责,杜绝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的现象,建立一套长效的运行机制,依靠政府部门监管、互联网企业平台自我监管、政府和企I联合监管的方式,形成完整的监管体系。(作者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注释:①《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标注情况统计截止至2017年1月10日。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理论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在当前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高校的竞争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激励人的创造力成为高校核心的发展力和竞争力。因此,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存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探寻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式,对深化高校体制改革,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尚未成熟,管理重“事”不重“人” 当前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转型期,但传统体制下的人事管理观念仍存在影响。传统体制下的高校人事管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更多的是看到人的自然属性,比如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如精神需求。人事部门多数管理人员都是非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出身,缺乏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知识,管理不规范,随机性大,偏重于事务性管理,在管理中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最本质的内容——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发展人,从而导致了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能低下等种种弊端。 2.管理体制单一,激励机制无法真正满足教职员工的需求 高校内部考核的内容单一,普遍存在“走过场”现象,考核中的“优秀”指标分配常出现“轮流坐庄”现象,年终奖励中优秀员工和普通员工的奖金拉不开距离,分配不合理导致大家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心理。评上优秀和未评上优秀的员工对激励的结果都不满意,激励机制无法发挥预想的效果。另一方面,高校人力资源管理重物质奖励,忽视精神激励。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管理者常常忽视了与教职员工的沟通,校领导沟通的层面仅停留于中层干部,而极少深入基层与教职员工进行交流,基层员工的真实需求没有被真正挖掘出来,因而激励制度也未能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 3.人力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 教职工本身缺乏竞争和忧患意识,自主创新性不够。部分教职员工容易满足于现状,认为高校是“铁饭碗”, 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工作热情不高,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有些教师因为感到自身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选择跳槽,有些则从事第二职业或校外兼职等。高校教师这种“显性流失”和“隐形流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另一方面也在削弱高校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二、运用经济学理论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1.“温水煮青蛙理论”——加强高校人员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温水煮青蛙”来源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做过的著名“青蛙实验”。科研人员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刚一进沸水,由于温度太高,青蛙本能地蹿出锅得以逃生。而将它放入一个装满凉水的锅里,再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等到热度难忍时,它已失去逃生能力而被煮熟。“温水煮青蛙”道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说明的是由于过分沉溺和满足于现状,缺乏危机感,对周围事物的变化毫无觉察,麻木不仁,失去戒备而招灾的道理。 当前中国高校正处于人事制度改革的变革时期,许多高校已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人事及分配制度革命:铁饭碗被打破、教师聘任制兴起、职员制在试点、分配档次被拉开等等。2003年,北大和中大率先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在平静的中国高校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可见,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深化和推广,高校中“青蛙”型的人员如果继续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势必会影响和阻碍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终将被淘汰出局。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忧患意识的培养。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有助于广大教职工认清形势,更新思想观念,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改革的浪潮。第二,加强师资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和专业培训相结合。建立组织型的学习梯队,使各层级的教职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把学习当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中营造竞争向上的氛围。特别对青年教职工加强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的培训,使年轻的教职工能找准定位,及时将个人的发展目标和学校的发展目标紧密结合,最终推动高校战略目标的实现。 2.“边际效应理论”——创新高校激励制度 边际效益理论又称效益递减理论,它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是指当其它要素投入的量保持不变时,如果一种投入的要素等量增加,在超过某一临界点后效益呈不断下降趋势。举例说,一个很饿的人吃到第一个包子的时候觉得很香,又能填饱肚子,但随着饥饿的程度降低,对吃包子的渴望值减少,当觉得饱的时候是边际效益点,如果继续吃包子,胃反而会因为太饱越来越不适(边际效益转为负)。 边际效应理论可以应用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制度创新方面。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人力资源开发永恒的主题,也是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环节。现在高校当中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和奖励制度,比如优秀员工、优秀教师,还有每年固定的岗位津贴考核,但每年都重复着相同的考核和奖励内容,容易导致教职工对奖励感到麻木,激励起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作用。为了让激励机制能持续发挥效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首先,要遵循差别激励原则,一方面,高校中有不用类型的教职工,有专任教师、科研人员,还有行政人员等,他们因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个人发展等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激励制度能针对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情况施以不同的激励方法。同时在对高校中各类型人员的需求进行合理的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激励方案。其次,激励的内容注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结合,将管理的手段、方法和教职工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给予激励。第三,激励要注意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有奖励也有惩罚,比如适度的淘汰机制与岗位竞聘、轮岗等相结合,在教职工中营造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激发教职工创造性的工作,从而减少与阻碍激励机制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3.“示范带动效应”——不断树立新典范,营造竞争向上的文化氛围 示范带动效应是群体中推举某个人为榜样,周边的人纷纷效仿和学习,由此所产生的连动效应。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能使组织成员对良好价值观、工作风格、理念、规范等趋于一致并立志遵循,从而驱动组织成员自发自动地投入工作,并为组织创造价值。在当前处于改革与创新阶段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应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教职工倡导创新、敬业的核心价值观。首先,不断树立新典范。通过在各个岗位、各线条推选出标杆性人物,如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标兵、敬业爱岗的专任教师、勇于创新的行政人员等等,通过这些先进典型来激励和引导各个岗位的教职员工要追求先进,勇于创新。其次,高校要营造相互尊重、安定和谐工作环境,一个健康向上、相互促进的良好环境会对教职工的心理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教职工们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中,能主动工作,自觉接受学校工作规范的约束,产生不断提高工作质量的精神动力。 经济学管理论文: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摘 要: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经济学管理论文: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经济学浅析 摘要:空域一词,在空中交通管理文献中被定义为“地球表面以上可供航空器飞行的一定范围的空气空间”。空域作为一种“天然的资源”,和陆地资源、海洋资源以及其他空间资源共同构成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总量,是国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空域是固定的,之所以能从曾处于闲置状态自然资源转变为创造市场价值的经济资源,凸现稀缺性特征,是由于航空运输业的崛起。本文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空域资源的研究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我国空域资源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空中交通管理财务方面的解决建议。 关键词:空域资源 现状 解决方法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国家空域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关于国家资源数量及其用于国家安全的比例的研究,从经济思想基础看,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福利经济学思想、凯恩斯(keynes)有效需求原理及乘数原理,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希奇(xejy)有关管理思想均有涉猎;此外,美国国防经济学家施莱辛格(sylejenc)提出的按照“替代成本原则”和“边际效用原则”配置经济资源的理论等,亦有论述。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非常重视对国家空域资源利用及其管理的研究。例如,在充分认识空域资源的稀缺性方面,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民航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天然的空域资源,为国民经济服务,限制军方使用,规定其固定使用的空域只能占全国空域的7%。此外,提出空域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实行“空域管制一体化”,有助于公民享有平等使用权,从“空尽其用”中获取最大效用;这种“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联邦航空局拥有空域使用的最高决定权。而且,积极主张“开放天空,放松管制”,进一步促进民航运输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 二、我国空中交通管理空域资源利用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率每年都保持另人可喜的增长水平,民用运输业的大力发展,低空的开放等都切实有效的利用了我国的空域资源,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我国空域资源的利用仍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民用航空运输压力持续加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 近十几年来,我国空中交通运输事业飞速发展,每年航班架次增长率都在15%以上,民航运输机队每年增加飞机150架以上。目前我国民用运输机场达到190个左右。到2020年,国内的运输机场数量预计会达到250个左右,运输飞机总数将会达到近2600架,航班起降总量将会达到近1000万架次。在我国少数机场和航路上,空中交通拥挤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北京地区、京广航路等;随着空军建设在国防安全中地位的提升,空军飞行训练任务的增加,加上我国军民航机场分布极不合理,有的机场为军民航合用机场,导致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空域资源更加紧张,常常造成飞机不必要的空中盘旋等待、地面延误。这不仅造成运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加重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飞行人员的额外负担。 (二)空管基础设施不能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资金滞留严重 造成空输压力大,军民航空域相互重叠问题主要是我国空管系统财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资金滞留问题严重,基础设施兴建无法及时跟上空域资源开发利用所致。由于空管建设项目一般都涉及很大的资金数量,国家在项目安排上相当谨慎,很多项目都要经过多个部门的协调,各环节上的审批检查也比较复杂,容易导致空管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滞后,投入无法及时到位资金的严重滞留等问题。再者,空管项目建设要经过规划、国内分布,地质勘探、测量、设计、招投标等一系列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工期能否按计划进行。 (三)空管自动化系统过于依赖国外企业,升级成本高 空管自动化系统主要功能是显示飞行目标、识别飞行目标、冲突监测和告警、飞行计划处理等,能帮助现代空中交通管制指挥员实施空中交通管理,对保障航空安全、提高航空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机场、空中区域管理中心等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因此,空管自动化系统的使用效率和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密切相关。而目前我国民航空管自动化系统的市场份额主要为:海外供应商法国泰雷兹公司的欧洲猫产品占全部区管中心大型系统、美国德雷费尼克公司占有多数中小型系统。由于空管自动化系统属于极高壁垒行业,行业准入条件较高,且空管行业关乎国家安全,一般企业进入需要很长的时间,导致竞争企业单一而且如果要升级,就需要重新做,而不是简单地在原来系统上增加软件功能模块,所以,空中管制自动化的升级需要大量资金,这种环境下,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空域资源的利用率,空中交通管理局无疑要付出很高昂的财政代价。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大规模新建、扩建和迁建机场 目前我国机场空间性与相对时间性严重分布不均是造成空管难度大、流量控制难、航空保障问题严重、空域资源状况紧张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民航总局空管局统计,因空管原因(流量控制和航空保障)造成的航空公司不正常航班达到15-20%左右。针对种情况,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借着国家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的东风,在原有机场的基础上,视情况而定扩建机场。在空域资源宽裕处,根据统一合理的规划,新建或大规模新建机场。对于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起不到积极作用,或没有达到预期作用的机场,则要进行拆迁整改,将其迁建到更适合的地点。 (二)简化审批手续,解决资金滞留 目前我国对空管部门的资金投入审批手续过于繁琐,是造成大规模资金滞留在企业手中,“有钱不敢动”的主要原因。建议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简化对空管部门的资金审批,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利用效率更高。 (三)空管重大系统实现国有化 空管系统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对空管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要求十分迫切。而重大系统若能实现完全国产化自主生产,不仅可以节省空管财政的支出,降低成本,对空管系统的即时换代更新,乃至对我国惶恐事业,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向工作在空管第一线的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你们的努力,我国空域资源利用的明天会更美好。 经济学管理论文:论管理经济学在商业银行管理中的运用 摘要: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 关键词:生产函数 商业银行 内控管理 管理经济学 每个企业的运作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知识,商业银行的运作也包含其中。只要通过对管理经济学的学习,就可以了解经济理论在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科学理论依据,为企业实现业务目标提供经济分析工具。如果一个企业能成功地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建立自己的经营策略,并把它应用到日常商务管理中,将会给企业的运营带来很大的好处。如何把企业运营和经济理论有效的结合起来? 首先,可以将产品价格弹性结合需求规律,运用于市场。在市场条件下,一般商品需求规律是:所有其他条件不变,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价格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是,如果要为企业的市场战略服务,就必须将需求价格弹性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在一般情况下,任何缺乏需求弹性的产品,企业都应设法提高价格。需求弹性充足的产品,企业可以降价销售,提高总收入。有效运用这个经济原则,用低的价格,可以薄利多销,进行更多的销售。快速销售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利润率虽然低,但通过更多的销售,更快的销售可以增加总利润,加快资金周转。 再次,可以利用生产函数,对企业产品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又称短期生产函数。公式为:q = f (l ,k0 )k0不变 ,l增加带动产出增加。譬如说,康柏公司从1993年起开始改革传统组织形式,在苏格兰的工厂试行“三人劳动组”制,结果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大大优于流水线,每个工人的产出提高23%,实现了目标。“三人劳动组”运作情况如下:生产流水线一般由20名工人参加,每个人只干一种活。改革是将流水线的全部工种交给3个人承担,每个人要干6种~7种活。如第一个人负责把要组装的部件准备好;第二个人负责把那件组装到个人电脑的机壳内;第三个人负责全部测试工作,确保所有线路畅通无阻。“三人劳动组”的优越性表现在:(1)占据厂房面积小,平均每平方米的产出比流水线提高16%。(2)流水线的方式使电脑在组装的过程中触摸人数多,不但延长产品组装时间,而且增加影响产品质量的机会,因为电子产品质量的高低同被触摸的人数多少成正比。(3)流水线一旦出现故障或其中的一个成员在操作中发生问题,20个人都要停工,而小组若出现问题,受影响的则仅限于3个人。但是“三人劳动小组”要求每个工人能够干多种活,他们必须经过多方面的培训方能上岗。在这个案例中还运用到了边际产量原理,即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固定不变条件下 ,该可变要素投入量变动一个单位所导致的总产量的变动量,公式为:mpl =q/ l,边际产量是可变的,它涉及到固定的要素的数量,在一般情况下,单位可变要素平均配置的固定要素越多,边际产量就会更大;由公式可知,在总产出不变时,劳动力的减少可使产量增加。 从内部因素的影响,中国理念的商业银行及其制度的缺乏,制约了其内部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从概念上讲,没有将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这两种关系有机统一,有一个片面的业务发展和风险规避的两个极端片面强调的重点。也没有真正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整个过程缺乏,品种齐全,完整的风险管理意识的概念。风险管理制度,虽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往往商业银行的初步建立只能做到“看起来像”。管理制度的发展滞后于风险的发展最终建立还没有完全垂直,独立的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置,业务流程,岗位职责,也仍然有许多违反内部控制原则的情况。 从实际角度来看,金融诈骗和其他商业银行系列事件的出现或发生重大案件是对内部控制失控的反应。失控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很多,外部原因是对重新审核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外部审计的不足,也没有对商业银行监管当局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正确的评价标准,内容,方法和措施;银行的内部原因主要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会计,控制或管理控制失灵,信息不充分交流,有效的内部审计评价和监督缺乏。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企业在决定上要做很多市场需求的分析。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产品分析,以确定产品价格,来判断什么价格可以提供最大的利益。通过定价策略,一个企业决策者,以改善企业状况,就必须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不足,不够灵活削减下来,否则,就是自我毁灭。预测价格弹性是发展市场营销计划的关键。通过价格的营销推广,交易折扣,产品抽奖等,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管理者,你必须了解不同客户群体 和特定商品的价格弹性的喜好。也就是说,要知道是否销售价格上涨抵消了单位收入的下降。从经济管理角度出发,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从零产量开始,首先需要一个更高的价格,然后慢慢地降低价格,因为利润最大化的输出总是在适当范围内的需求弹性。显然,如果企业能够自觉地使用和管理的理性思维的经济原则,我们就可以得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了解两公司之间的交叉弹性的产品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需求交叉弹性为正,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市场上更密切的替代品,是相互竞争。需求交叉弹性为负,在市场上互补性商品,就是合作关系。其替代产品,配套产品应密切关注和应用,最大限度地消除替代品,补充了企业的产品。把握消费者的喜好,产品与消费者需求相关的程度。控制广告和营销支出,以刺激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 因此,企业运营商可以使用企业管理经济理论中的理性思考企业管理运作,将在企业的成功和生存中起到重要作用。有一些企业家仅凭着野心和热情,引导企业经营和决策,在经营上遇到问题仅凭自己的感情判断想法,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一些成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导致企业彻底失败,或误入歧途。这些同样可以适用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其开发的风险一直伴随着其日益复杂和难以识别、管理和控制。优质高效的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是抵御行业风险的基本保障之一。 经济学管理论文:浅谈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公共信息资源 低效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为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议与帮助。 1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与现状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水平作为政府和公共组织发展水平的标志,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纵深发展,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国内学者看法不一。文献[1]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指围绕公共信息资源实施全面管理的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政策法规为保障,信息素质的培养为关键。”文献[2]认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行为主体及其网络化组织结构,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和信息资源效用价值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综合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技术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参与下实现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仅属于公共产品,拥有公共性,同时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不仅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还属于信息管理的范畴。笔者认为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率以满足公共需要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兼顾信息产品的特殊属性,掌握其传播与共享的内在规律也同样重要。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近些年来在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公共信息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标准的制定以及政府电子政务的推广等。然而伴随进步的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凸现,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获取困难;由于责权不明确,监督无力而导致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失责;由于管理主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低效及浪费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闲置、浪费了公共信息资源,还加剧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让社会公众对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的公权部门产生了不满与置疑,同时也阻碍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对于这些现象,国内学者多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出发进行原因的探析。笔者认为造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现状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症结是由于其内在属性造成的内生矛盾,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试图找出造成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内生原因,旨在为提高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部分思路与建议。 2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经济学分析 2.1基于委托——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分析 2.1.1“委托——”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委托——”理论,主要是指产权的所有者,通过选聘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机构或者人员,在法律允许或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委托一关系中,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委托者的授权不当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二是方的道德风险可能造成经营损失;三是委托链条越长,风险越大。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委托——关系中,公众是公共信息资源的所有者,所以可被定义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对委托的权限、事项及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拥有与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构可看作是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方,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形成委托关系,依法享有委托权事项的执行权。 2.1.2委托——关系下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1)过度授权导致者不正确用权造成的低效 者权力的大小及行使方式主要来自于委托者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关系主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目前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究竟有多大的权,如何行使这些权,对不当行使权该如何处理,国内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在者拥有“无限”权力而监督却无法具体和到位的情况下,者极易不当用权。 (2)委托链过长,导致的低效 由于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而我国各行政管理级从上至下,复杂冗长。公共信息的层从初始委托人公众到达最终人政府所要经过的中间层多达五六个。层级增多,意味着信息的传输更易滞后、失真,过多的委托关系不仅可能造成人对委托人目标的执行扭曲与偏离,还会模糊每一层级委托人与人的责、权、利关系,导致激励弱化。此外,层次越多,信息流越长,使得监督成本不断增加,监督难度也不断加大。 (3)道德风险导致的低效 道德风险的发生常常是在者自身利益与委托者利益产生矛盾,者利用手中的决策权,增加自己福利,而不惜损害委托者的利益。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经常面临利益的诱惑与选择,在乏力的监督与高额的违规回报的对比中,者不正确行使委托权、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增大。如114台出卖优先报号权、高招办出卖高考查分权就是者发生了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4)约束、激励及监督体制不健全引发的低效 一方面,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由于对公共信息资源合理使用与监督的体系不健全,委托人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基本是靠行政的“收放权”来进行的,激励手段的不明确,导致委托人对人的使用行为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委托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利益关联不大,因此公众的监督欲望并不强烈。乏力的约束方式与监督机制;公众的分散性与淡漠意识;相关机构“同盟”事不关己的态度;媒体监督的缺乏效力(如很多不正确用权迫于媒体压力而停止,但者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理,也无法保证此类行为不再发生),都使人增加了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从而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低效。 2.2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2.1博弈论理论 (1)博弈论(gametheory)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3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 (2)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博弈关系 从参与人的角度来看,公众与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者——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构成博弈的参与人;从策略选择来看,可能的若干种选择,形成了博弈的策略集;从效用选择来看,溥弈各方都会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信息领域,博弈效用的最大获益者基本都是强势参与者。 2.2.2典型案例分析 (1)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由于有关部门怀疑爆炸可能污染松花江部分江段,地处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为确保市民安全,市政府做出了停水决定,并于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全面检修临时停水的通告》。在吉石化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消息封锁的办法,并隐瞒了停水的真相,造成了市民恐慌与猜测的心理。哈尔滨当地盛传将发生地震的谣言,短期内造成了市民储藏食物,离家外逃等人心惶惶的局面。 (2)案例的具体分析 从参与的双方来看,作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主体的政府决策部门因拥有较多的博弈资源,如财政、信息等资源成为博弈中的强势方,而公众作为博弈的另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无组织状态,由于没有平等的博弈地位与信息资源,很难提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利益的措施和建议,是博弈的弱势方。 从策略选择看,强势政府选择封锁信息作为博弈策略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对于应对突发应急事件,其途径有若干种,选择封锁信息,在于这一方案简单易行。对于政府而言,既不用为承担安抚公众不满情绪烦恼,又不用为损坏政府形象买单;而作为弱势方的公众,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被动情况下,反应只能是相信或猜测。 从效用选择看,博弈各方都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进行博弈,强势政府选择既省事又有效的封锁信息的办法,不是平等博弈的结果,而是强势博弈方自主选择的结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而言,短期来看这种选择是投入最小,效用最大的一种。而作为公众,由于没有策略的提出并进行充分博弈,只能选择相信虚假信息或半信半疑、私下猜测,任何一种选择,都会造成自己效用的减少。 2.2.3基于博弈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如果仅仅认为上例中的哈尔滨市政府的行为与我国2003年非典初期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消息封锁的办法只是一种偶然或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大环境下,政府或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部门采取类似的应对办法似乎是必然的。 (1)市场信息不完全 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信息分布足不均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的利益主体披露其真实信息,因而,信息流动会受剥刮益阻碍。在一般情况下,信用双方如果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与掌握信息较少的委托人之问建立合同关系时,博弈的主要表现就是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隐瞒信息。 (2)博弈主体不到位 任何一种管理活动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作为指导。这个统一的规范,既是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行为标准,也是检验其工作质量与有效性的基本依据。为了充分保护和体现博弈各方的要求和利益,规范的制定者应该是博弈双方以外的局外人。而我国,目前有权制定相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与法规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博弈的参与主体,身兼政策制定与行动执行的双重角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规范时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完全自律。 (3)缺乏充分的博弈过程 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每个个体都在他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个体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而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只有多方博弈才能接近博弈的理想状态——即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同时促成博弈各方自觉自律行为,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必将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从而得不偿失。公共信息管理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应该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而现行我国的公共信息管理市场化进程缓慢,远无法达到多方博弈的状态,不充分的博弈过程,使得博弈中的强势方违约、失德行为在短时间内成为必然。 2.3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2.3.1公共选择理论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因此将各级行政机关统称为官僚,而这方面的理论被统称为官僚经济理论。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管理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责。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因此也需要人去决策,而执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特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行政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同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也会犯错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与交易政治学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大基石。 2.3.2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低效的倾向分析 公共信息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公共选择的理论来解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公共部门(我国一般是政府机构)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将履行公共信息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常常直接提供市场可能供给不足的公共信息资源,并履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外在效应消除者等角色,管制自然垄断、处理信息不对称等。但由于公共组织自身的官僚机构的特性,政府根本无法高效地提供公共信息资源,具体原因如下: (1)垄断导致的低效 首先由于政府部门垄断着大部分的公共信息资源,做为官僚机构的政府,其垄断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供给活动必然缺乏竞争。而竞争对于激励理性行为人的内在动力、提高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垄断性不仅使其失去了竞争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同时也失去了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内在动力。公共信息资源的政府垄断,导致了公共信息资源难以及时有效地被供给、利用与开发。 (2)政府公共行为导致的低效 政府公共行为导致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是“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政府官员虽然对公共信息资源有支配、占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没有提高效率使得成本最小化的激励。同时,与市场中的企业家相比,由于政府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因此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频繁发生,以上两点都导致了政府公共行为的低效。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励动力而导致的低效。一般行政机构中,官员的劳动补偿与其劳动成果和效率联系不大,或者说联系不紧密,不仅因为政府官员的劳动成果和效率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还因为政府给予官员的报酬也并非根据其工作绩效,更大程度上依据的是职位的高低和制度上的硬性规定,而且规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改变。 于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激励机制难以建立,官员只有争取职位和权力的动力,而没有提高效率和改善工作质量的压力。政府公共行为低效的无法避免,使得同为公共管理范畴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趋于低效成为必然。 无论是用委托——理论、博弈论还是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行为,都表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无法避免的内生矛盾使得管理的低效似乎难以克服。针对以上的问题,笔者结合现实,认为以下几点建议对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会有所帮助。 3 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途径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化 法律作为对行为责任的强制约束,在实际生活中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尽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主体为各级政府,但普遍存在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的信息寻租、政治创租的行为,都呼唤更有力的法律来保证公共信息资源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笔者以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立法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②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具体程序;④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果评价与效率评估;⑤行政机关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中的责任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等。 只有明确责任,建立对称的责任体系才能有效的限制权力的腐败与滋生,将公共信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内在不可避免的低效性降至最低。 3.2探索多元化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模式,提高供给效率 3.2.1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 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探索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文献[10]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公众信息意识的强化以及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展,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组织分化程度不断提高,原来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功能等为一身的庞大政府行政结构也面临分化,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管理渠道,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开辟了新的道路。”政府可以鼓励多种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形式如公公合作、公私合作、私人参与等多种形式,打破长期以来政府一家垄断的局面。竞争机制的引进必然会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 3.2.2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分级分类,积极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 根据公共信息的类型,可以探索确立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涉及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信息,完全由政府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对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并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如政府法律、政策信息、公共灾害的防治信息,则可尝试由政府组织开发、利用,并免费提供给公众;而对于商业信息一能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并满足特定个体需要的信息,可以允许商业信息机构在公众信息的基础上开展增值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政府可以完全退出此领域的管理,只作宏观调控。 3.3加强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提高公共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强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不仅需要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包括软硬件的开发),建立高效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注重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协调管理与深度开发也同样重要。 3.3.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体,同时要加快各级图书馆、文化馆、资料馆的建设,为社会公众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3.3.2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支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行业系统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问的信息共享。 3.3.3挖掘公共信息资源的内在价值,做好公共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 目前国内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开发,大多还只限于对数据的简单统计、罗列和。而对于深层次的分析、预测却涉及很少。很多部门的公共信息,如进出口、旅游业、气象信息等,如果能对累积的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与挖掘,不仅能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发挥指导作用,还能为其引进资金、开展国际贸易、更好的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机会。 3.4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参与的公众化,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必须保障公众更广泛地参与到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管理机构受公众的委托,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而公众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委托人,无疑是最有权利对公共信息资源进行建议与监督的群体。另一方面,公共信息资源管理部门作为公众的委托人,承担着对信息管理效果的回应义务,在信息收集、信息管理、信息利用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公众了解、参与的过程与机会。国外在保障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对公众的参与权,都有相关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美国的《文书节减法》。该法规定:机关在申请进行信息收集时,还要同与信息收集有关的公众或受影响机关协商,征求其意见,以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负担、效用等。再例如对于信息公开方面,发达国家也都有诸如《阳光政府法》、《公共信息法》等作为公众合法的获得公共信息的保障。在我国,也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广泛参与,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 4 小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领域里,政府做为“理性经济人”和“社会公益人”双重角色,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明确、约束无效率的情况下,对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低效似乎不可避免。但公共信息管理部门如能从法律上加以限定,规范上加以约束,在管理上引入多元化,切实地保证公共信息的共享与利用的推进;另一方面,完善监督与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与参与,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 经济学管理论文: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加剧,矛盾凸显,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使得现代政府在作为政治组织的同时还必须作为经济组织承担起管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传统的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难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主张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的现实,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在于此。而改革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进一步划分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角色,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管理的现代化。[1]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显然可以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 “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一般来说,“新公共管理”不仅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实践中,这种政府管理模式已经逐步形成一种弥补传统行政模式缺陷的新的理论范式。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存在,“新公共管理”都是经济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渗透和传播,是公共管理部门依托经济理性对传统体制进行的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改造。 作为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企业化政府”的概念,即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政府的权力分散与下放、公共业务的合同外包、政府的绩效考核和评估等。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包括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员工参与决策与管理过程、放松管制并推进绩效目标管理、信息技术的利用、顾客服务、使用者付费、合同外包、取消垄断性管制规定等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不仅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休斯认为,经济学,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融合到新公共管理中,取代了官僚组织中高层人员信奉的传统公共行政观念。 总之,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公共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还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 在当今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可以借鉴吸收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背景下,经济学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性凸显。然而,长期以来,作为公共管理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经济学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学通常在低年级开设,因此学生习惯于把经济学当成类似高等数学、英语等的公共基础课,而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之间的关联及其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学具有理论抽象、图形多且复杂、数学知识运用频繁等特点,对于文科生占大多数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对经济学的惧怕多于兴趣。在这种心理下,大部分学生在学完这门课程之后,对所学知识感到既混乱又茫然,根本搞不清楚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和解决什么,更不要谈经济理性的培养。最后,由于经济学教学内容多,教学中往往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教学效果并不好。 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教学目标,合理地定位对于“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尤为重要。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考查经济学课程的定位。 1.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英国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驱,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7]这场改革给20世纪20年代已经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很大冲击,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学课程为主的传统组合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国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始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随着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学科,成为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的基础学科。 2.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组织的供给具有垄断特性,造成政府面临组织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效率愈发低下的困境,解决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通过服务签约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委托理论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级官僚之间的科层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为监督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为此,需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官僚组织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应引入市场机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转由非官僚组织承担,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学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公共政策设计。 综上,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新公共管理”实践开创了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形成。因此,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应该定位在经济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学习上,这样的课程定位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为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目标,需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变革。在借鉴国内外大学应用能力培养经验的基础上,现尝试提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1.设计体现“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加和删减处理,从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公有资源的管理、税制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在讲述各经济理论的同时,加大对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的分析,从而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对于较难的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部分则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调整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引导—互动式教学法,实现讲授和自学相结合 “引导—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采用互动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教师的引导主要通过讲解要点、理清思路、启发思考、归纳问题、设计练习等来实现,学生的互动参与主要是通过自读自学、问题质疑、展开讨论、答题写作、迁移创造等形式完成。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把经济学理论分成基本理论和由基本理论推演而来的扩展理论两类。以弹性理论为例,需求的价格弹性部分属于基本理论,教师需在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而需求的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等,则属于扩展理论,教师完全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或学生自学方式进行。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增加辅导课环节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课程总学时的基础上,在每一章结束时,增加两学时辅导课,用于课程重点、难点、习题的讲解及案例讨论。利用辅导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投资、政府税收、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案例讨论是辅导课环节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案例,学生采用小组讨论、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 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考核综合评定,平时考核包括日常作业完成情况、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读书报告(经济学领域的名著)的撰写等项内容。在各种考核形式权重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实用性的案例库 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以及实际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目前,各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而言,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和专业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 五、结语 在我国可以吸收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以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为目标的公共管理专业应顺应时代的发展,审视经济理性对于公共管理的影响,调整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定位,创新教学模式,从而培养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我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经济学管理论文: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资源,其在企业竞争中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企业都会从人才劳动市场中来获取高质量的职员,所以企业经济的发展与劳动市场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现阶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还存在着各种上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所以相关企业应该加强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学习。本文通过对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探究和分析,并相应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一、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进步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能源。由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企业管理中也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而劳动经济学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人力资源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筹码,但目前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应该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 1.什么是劳动经济学。我国劳动经济学主要是为了研究劳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经常效益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劳动经济学的重点内容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最少的劳动投入来获取最大化的经常效益。由于国内劳动经常学出现地比较晚,所以其研究水平相对于国外经济学而言会有较大的差距,并且我国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单位非常少,因此,这样的劳动经济学是无法适应于经济建设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劳动市场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就业、失业等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者们应该要多多借鉴国外先进的劳动经济学理念和方法,并吸取历史经验来完善我国劳动经常学。2.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基于劳动经济学以及人本思想下,通过招聘、培训、薪资等管理形式来对内外相关的人力资源进行组织与运用,这种管理形式也是为满足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也是为确保企业生产目标顺利实现以及工作人员的最大化发展。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运用比较晚,相对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成熟的。但由于近几年来经济市场的变化以及一些外企管理模式的深入,国内许多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以及前景来提升人力资源的管理。通常企业内的人力资源管理都要以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来指导工作,并采用合理、科学、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充分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作用和效果,从而使人力资源的投入得到最大化的收益。3.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主要运用到就是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并且劳动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就是经济学相关的理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运用管理理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是属于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会将个人与企业的关系称为劳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中则将这种关系称为雇佣关系,虽然这两种关系在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却有很大的差别。劳动经济学中主要研究是劳动市场,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指企业内部的劳动合作关系。劳动经济学中的劳资关系主要是通过劳动市场来进行调节的,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并且这种资源的分配效率会随着市场竞争力的加大而提高,相关企业也就可以借助这种关系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雇佣关系所针对的是企业相关的管理部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交易成本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才招聘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中许多中小型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并没有合理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来控制人数,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来应聘的人数来选择招聘的人数。通常招聘人数的偏差会使得企业在人才成本上出现偏差,这些偏差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利润。企业应该要遵循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并且企业劳动力收益与产品生产费用大致相同时,这个时候劳动力的人数是最合适的。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企业资金投入量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是可以进行控制的,企业通过对投入的资金以及劳动力的投入的控制来调整产品的产量。所以说人才招聘数量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相关企业想要有效发挥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就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以及目标,并结合相应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来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2.人才薪资管理的问题。企业内的薪资管理能够有效控制人力成本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对于人员的工作热情也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内部制度科学合理的薪资管理制度不仅能够控制人力的成本,也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优秀的薪资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劳动生产力,并且也能提高工作人员的生产积极性。目前有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了薪资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这种工资长久不变的状态会导致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从而也使得工作效率无法提高。虽然薪资涨幅过高会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但是也给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负担。所以企业管理人员应该要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薪资管理制度,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力度。3.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从而导致人才流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再完美的管理制度没有高效的企业管理人员来执行也是无用的。如果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就是无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无法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企业管理力度不够就无法合理地进行职责分工,这种状况长久下去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运行效率。工作人员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也会慢慢失去动力,从而就导致了人才流失的情况频繁出现。人才流失将会造成企业的巨大损失,由于一些核心技术人员的流失会带走许多重要的技术内容,甚至是一些企业发展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些都会造成企业很大的损失。企业发展过程人才流失会严重影响到整个企业的正常运行,也会影响到企业内其他工作人员的凝聚力。 四、劳动经济学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 1.采用符合劳动经济学理论的人才招聘和培训形式。劳动经济学中基本理论就是组织劳动力的成本投入与劳动生产效益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收益,所以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要注重人才的招聘和培训,通过对那些比较有潜力的员工进行培养,然后利用各种有效方法来开发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从而确保劳动生产力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应该要以企业发展的目标去对应聘者进行考核,对他们的生产效益进行准确的判断,最后再决定录用。企业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激励或绩效考核等方式来促进员工提高自身的要求。2.以组织发展目标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策划。劳动经济学中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就要以企业组织发展目标来进行策划。这种策划并不是指引入的员工在工作几年后才允许升职加薪,而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来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这些计划是能够促进企业员工发展以主企业整体发展的。相关企业应该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根据企业发展的目标来进行人力资源的策划。 五、结语 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劳动经济学是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来进行人力资源的规划,所以相关企业应该要结合自身发展目标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要注重生产效率问题,并以最小的投资来获取最大化的效益。 作者:王博 单位:中铁置业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浅论 摘要: 人力资源管理是现代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最为普遍,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大力引进经济学理论和相应地研究方法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现实的基础上应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源规划分析、效益最优以及薪酬与激励机制,寻找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希望对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效益 作为现代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其发展历史并不长,与经济学这种具有百年发历史的学科相比较现代很年轻,更不用说与哲学、数学、物理学等这些古老的学科相比了。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各个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如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相关理论,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支持。 一、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涵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过系统阐述,他的《国富论》是最早的记载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著作。现代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重新解释,即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将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让他们尽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做到各司其职,以求将人力和物力资源分配做到最优化,为企业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管理人员还要通过相应地培训、训导等方式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达到高质量的完成组织任务的目的。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范畴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盖的基本任务主要有对本单位的人力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企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现有的人才梯队,并为企业从业人员创造平等的升职机会和提供相应的薪金、奖励等。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管理者关心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入挖掘上,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实现了人力资源职能的巨大转变。时至今日,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范畴已经相当广泛,从相关理论知识的关联程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对象就是人,实现人才的各尽其能需要具备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因此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涉及范畴;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学;任何经济管理活动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以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是现代市场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又涉及到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人力资源规划和分析 人力资源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企业提供适当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才储备。在现代经济体制更加开放、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情况下,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经理人员只有明确把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社会人才储备情况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信息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甚至劳动力市场信息会引导管理者做出作错误的决定,会存在逆向选择的情况,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二)平等就业机会原则与效益最优原则 平等就业机会原则就是指各个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应该本着平等、透明和公开的原则,通过设置严格的招聘环节为求职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职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选才需要严格的监督制度作为保证,严厉杜绝徇私舞弊和金钱交易的情况发生,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并保证为组织招聘到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保证了人才的公平竞争才能为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注意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利益,有时候两者之间更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此企业应该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标之后尽可能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员工的升职和薪资奖励 任何一个经济效益良好的单位都具备完善的员工晋升机制,并会对其中表现优异者给与一定的名誉或是物质奖励。当企业的相关职位出现空缺时,应该从下级单位中筛选出符合相关标准的人员来填补空缺的岗位,且在筛选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能力、资历、经验等最符合岗位需求的人员,因为企业管理者是通过对别人的任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级人员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恰当的选人、用人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另外应该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结构和创造力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适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 三、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改善传统的人力资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完善现有的员工晋升机制和奖罚机制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 作者:陈禹 单位: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旅游管理职能分析 摘要: 在纯粹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旅游经济的发展难免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可以说,政府在旅游管理方面所发挥的职能对旅游业发展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政府本身也并不完美,在行使相关旅游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仍旧还存在着不少局限性。本文以经济学为视角,对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以及政府要如何进行旅游职能管理这两个问题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旅游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 关键词: 经济学视角;政府;旅游管理职能 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当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在当前来看,仍旧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相关实践表明,不少地方政府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依旧还存在着“错位”或者“越位”行使职权的现象,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虽然引发这些争议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政府管理职能邢世得是否得当必定是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为何要行使旅游管理职能 (一)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其实是指信息的结构不对称,即交易双方中的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没有的、但却对其有着重要利益影响的信息。在这样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完全竞争前提下所具备的效率性就会被大大降低,甚至会被完全失去,进而影响交易双方“双赢”交易的促成。在旅游这一市场上,旅游产品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几乎是不可能用一种非常纯粹的客观标准来对其进行测度和加以表现的。对旅游者而言,其在事前所能够获得具有较高服务质量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多是根据根据口碑或者企业的宣传来决定其所要支付的价格的,旅游者在现场的消费特质才是影响其所获得的服务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其对支付价格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如此一来,那些质量非常好的企业在这样的市场中基本是不具备较大优势的,大多企业到后来可能够会选择降低相应的质量标准,或者是退出这一市场。正是因为这种事前的不对称信息,才导致了旅游这一市场中的“逆向选择”现象越来越严重,旅行社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方法来欺诈游客的事件更是层出不清,严重破坏了旅游市场的秩序,极不利于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合成谬误 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合成谬误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认识性错误,即认为对某一个体中适用的情形,在整个群体当中也是同样适用的。而事实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对个体来说是理性决策的行为,对群体来说,也有可能是非理性决策的行为。在旅游业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常见的。一方面,旅游企业在价格上存在的合成谬误。某些个别的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收益,就刻意地压低价格,这时候在该企业的认知里,是希望其他企业保持原来的价格的。那么,对这个企业来说,这一降价增收的决策可以说是理性的。但是,当所有同质企业都通过降低价格来增加收益时,对这些单个的企业来说,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还会使得自己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且这种由企业间任性竞争导致的不良后果,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就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协调和调控。另一方面,在旅游投资上,也存在着合成谬误现象。当某一个旅游项目在获得成功之后,很多其他的旅游企业便会进行模仿,由于对旅游市场供需状况的把握不足,大多是通过对适用性的预期来对后来的收益进行推断,这种盲目性决策使得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相似性产品,市场的供需状况由此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极其容易面临失败的威胁了。 二、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实施策略 (一)明确政府旅游管理职能的内容 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中,作为政府,在行使相应的旅游管理职能过程中,应当要有弹性,对那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就要尽可能地避免进行直接的干预。当市场出现不完备地方,或者处于失衡险境时,才进行有效的介入。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曾指出,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至少应当履行如下四种职能:立法职能、规划职能、协调职能和投资职能。与此同时,还要完成如下五个基本目标:为居民出行提供服务、满足居民度假和闲暇的权利、从事旅游文化开发与研究、推动旅游业在各个领域中的开发和建设、保护自然并协调环境的共生。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来说,旅游发展的层次是不同的,所以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等也应该是有差异的,具体职能的行使也是有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宏观调控、组织协调、政策法规、营销规划、公共服务以及信息管理等都是其应当要行使的基本职能。 (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针对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到底应该由政府计划主导,还是由旅游市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就前者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而言,就是指根据旅游业的自身发展特点,将市场为主,对资源进行配置,由此而使政府主导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为旅游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后者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而言,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提法其实并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我国当前的旅游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人们更加倾向于接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导作用的发挥。由此可见,想要从文字上来对其加以区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具体实践也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该是明确的,作为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守夜人”角色,以促进市场作用的有效发挥。 结束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旅游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合成谬误要求政府必须要加强旅游职能管理。并且,旅游经济要想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能够找到政府职能行使和旅游市场作用的平衡点,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作者:李娜 单位: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医院卫生经济学经济管理探讨 一、卫生经济学原理基本概述及其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较新的学科类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卫生行业系统中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是经济学学科的有机构成。基于卫生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和属性,其能够对医院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卫生经济学原理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医疗卫生改革的整体背景下,出于为人们提供更好地医务服务的目的,医院管理中需要借助卫生经济学原理,对相应的管理模式及流程加以优化设计。在医院发展新时期,医院的经济管理活动应在保障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注重管理的低耗化,节约化。 2.医疗改革背景下,在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内,传统的医疗服务付费方式有所调整,医院正常运营所需的各项基础设施数量规模得以增多,此时医院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多样化,需要通过卫生经济学原理,捋顺各方资金及费用关系。 3.现阶段,医院经济管理在相关决策的制定上,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一方面在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已实现了信息化;另一方面在医院技术及项目的研究、经济资源及人力资源的分配及考核等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使卫生经济学原理充分反映到医院经济信息数据收集整理环节,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实效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促进医院经济管理质量水平的提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医院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新时期背景下,医院管理运营逐步向市场靠拢,受政策制约影响的程度有所减弱。医院管理中面临着医疗资源竞争及患者资源竞争等多方面的压力,在这一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要转变原有的等靠要思想,而要立足于医院内部,在成本上加以控制,保障医院经济管理行为的专业化、规范化。这一管理模式的转变,正是卫生经济学原理的具体体现。 (二)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 卫生经济学原理强调应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控制医疗费用的收支情况。在医院资源的配置上,早期呈现出不均衡,医疗资源消耗较大的现象,致使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医院经济管理的滞后。现阶段实施的医疗卫生改革正是基于对医疗资源加以优化的目的而推行的有效改革方案,通过医疗卫生改革,能够使我国的医疗服务更加科学合理,也能够有效减少医院的成本支出,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三)对医院经济管理中各部位的职责加以明确 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牵扯面较广,要促进医院经济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应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对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的各部位职责加以划分。首先,在制定医院经济管理决策时,医院领导人员要在熟悉及掌握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本医院实际状况,立足于医院发展大局,统筹医院经济管理中的财务预算、财务决算、成本核算、财务审计、经济形势分析、药价管理等各方面因素。医院经济管理在具体组织实施上,在管理人员构成上要包括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医院的各个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医院财务审计监督人员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负责汇总医院经济信息,确定本阶段医院的各项建设规划工作;医院各部门的财务会计人员主要负责医院的经济账务管理、经济数据的整理分析、经济行为的具体实施等内容。在医院经济管理流程中,医院财务会计人员的职责更为重要,因此,对这一岗位的财务会计人员,一方面要全面考察其思想素质水平及职业态度,另一方面要注重其财务管理相关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通过相应的培训学习,使其能够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责;医院的财务审计监督人员要对医院的经济管理效果加以考核评价,确保经济管理各个环节顺畅规范。 (四)完善医院经济管理的措施方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经济管理应在做好管理理念转变的基础上,采用适用于市场经济环境的措施方法,对医院经济管理活动加以完善。主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在医院的经济核算上,可以参考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及核算方法,对医院日常运营中经济行为产生的各项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出适用于医院长远发展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通过在日常学习培训中,对医院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加以强化,从而达到节约医院经济成本支出,抑制经济费用不规范增长,提高医院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其次,医院要注重对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优化改革,如在财务预算中,可以将原有的收付制度调整为权责发生制度,促进医院经济成本核算的有效实施。第三,医院要充分采用信息化技术,对医院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各类资料信息加以汇总,形成医院经济管理的信息化系统,以为医院经济管理决策的制定实施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最后,要调动起医院各部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采用针对性的收入分配方案,打破传统的“一锅端”、“一刀切”的收入分配方法,建立起激励机制,永葆医院发展生机。 三、结语 卫生经济学原理是指导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在新时期医院发展形势下,应充分利用卫生经济学知识,对医院的经济活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进行全面分析探究,制定相应的改进医院经济管理成效的措施方法,以确保医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作者:王琼 单位:南阳医专纪委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发展研究 一、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困境及成因 1.个体角度的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可有可无 经济学是基于个体研究的科学,从个体的角度,高校后勤管理人员具有明显共性的四个特点。一是学历起点低。就当前而言,多数高校后勤管理人员70%的第一学历在大专及以下,50%的第一学历在中专、高中及以下,他们主要通过招工、顶职(工人身份的父母提前退休,岗位由子女补缺)、军人安置等途径入职;二是工资待遇低。由于学历问题,后勤管理人员长期得不到轮岗机会,也就失去了很好地锻炼和提拔的机会,待遇的提高主要靠工龄积累和政策的“水涨船高”,这种积累的结果,在按基数增加工资的多数时间,是越积累差距越大。他们在对政策无可奈何的前提下唯一的对抗方式就是消极怠工,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视而不见”;三是工作具有可替代性。高校的专业教学、重要管理岗位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是高校为什么高薪“挖墙脚”和高薪留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排开工作创新、放弃工作进步,后勤管理的工作重复而简单,不需要专业知识,在其他岗位从事过管理的人都可以胜任,因此,可替代性非常强,他们的危机感也随即增强。因此,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存在,外表表现一般强悍,物以类聚,长期“群居”的结果使得他们整体强悍。因此,被冠以高校“低素质”队伍。 2.偏好考量压缩了后勤管理人员的生存空间 偏好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中的一个主要假设。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提法的准确性毋庸置疑,这个提法没有提到管理干部,但他们是校内政策的制定者。我们常说,工作没有贵贱,只有分工不同,这种说法的准确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存在倾向性的考量。一是人才培养偏好。将年轻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上去磨练,这已经是开明领导的做法,但磨练“成器”后会立即成熟一个调走一个,而将优秀管理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岗位并按照梯队培养的少之又少,这造成了高校后勤管理人才难留的局面,一般管理人员熟睹迎来送往之后成为“一摊死水”;二是教师偏好。在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育人、教学是中心、教师是主体这个思路下,很多高校将资源、绩效的分配向教学一线倾斜,后勤管理人员再一次沦为弱势群体。 3.成本观念被动缺失导致了后勤管理人员的得过且过 成本观念是经济学应用最普遍最彻底的一个基本原理,企业要最求目标利润,就要进行成本核算,在技术不成熟,原材料成本无法降低的情况下,企业最常用的的方法是减员增效,这叫按需设岗。在当前体制下,高校却不能,一旦入编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在不能开除的情况下总要给他一份工作,这叫因人设岗,导致本应一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多人承担。经常听到高校领导说“如果这是私人的学校或是民办学校,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压缩多少多少”之类的感慨,这是高校领导的无奈,也是高校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成本观念被动缺失的影响下,后勤管理人员逐渐形成了“三个和尚”效应,这就失去了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甚至失去了构建激励机制的可能性。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会要求进步,一般人员就会在“反正又不能开除我”的思维模式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阿弥陀佛”应运而生,“好好先生”随处可见,失去了管理的基础。 4.价值决定的把握影响了后勤管理人员的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构成之一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每个人都既有价值又有价格,这里的价格是价值的表象,也就是工资。个人价值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内在因素,就后勤管理人员而言,从以上个体角度、偏好、成本观念的分析来看,个人价值受外在环境影响,但外在因素不起决定作用。价值决定原理把握好的后勤管理人员,他们会“先天不足而后补”努力提升自己,这部分人通过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提升,提升了价值,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不思进取,工作年复一年,既不总结,也不反思,更不会主动自我提高,价值相对越来越低,慢慢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也就失去了对未来发展的把握。 二、经济学视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员的发展对策 1.公平机会给予: 修正偏好经济学中的偏好假设是指个体在经济活动中因为理性,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做出决定,只会根据精确计算选择最优方案。在后勤管理人员培养上,高校要抛弃个人甚至集体偏好。一是根据高校自己的人才培养规划,合理调配资源,将后勤管理人才与其他管理人才放在平等的环境中培养,一般管理人员的调动不能优先由其他部门,放在一盘棋中考虑;二建立健全轮岗制度,高校中层干部的轮岗有些高校已经开展,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一般管理人员有计划的轮岗还没有开始,管理不是技术,管理是艺术,需要管理人员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提炼管理艺术,以开创学校工作和个人双发展的局面;三有针对性的引进人才,大家都认为后勤部门重要,但多数学校在人力投入上得不到保障,出现了“教学引进、重要部门选拔、后勤部门被动接受”的惯例,造成后勤管理人员“年龄老化、思维退化、行为僵化”和“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不想办法”的“三化”、“三不”怪象。因此要象教学一样引进青年才俊来冲击思想,象很重要部门一样选拔由能力敢担当的人来纠正行为。 2.发展空间争取: 提升价值成为“稀缺”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相对稀缺性,越是稀缺,价格更高。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可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高价格就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商品越是稀缺的价格越是高,在此暂且不论两者的区别,就后勤管理人员来说,价值和稀缺性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即在替身价值的同时成为“稀缺”。一是提升自身价值,“天生我才必有用”讲的就是价值,后勤管理人员在从事每项具体工作中也体现了价值,当工作价值被价格(工资)所掩盖后,价值是不被发现的,后勤管理人员要通过提高学历、职称来提高内在价值,要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出成绩来提升工作价值,要用工作热情、工作激情来体现存在价值;二是要成为“稀缺”。后勤工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或少出,如果将自己的工作发挥到极致,将管理艺术运用到极致,就难以被他人替代,就会成为“稀缺”,就会从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从管理者变为管理干部,从后勤管理干部变为其他部门的管理干部。 3.提升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 边际成本分析边际成本是指没增加一个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或供给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广泛应用于工厂生产成本核算和服务企业服务供给核算。例如,一两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车,核定总座位为50人,单程总成本为1万人民币,每个座位的成本是200元,考虑利润,价格肯定高于200元,发车后,还有空位,一个游客在站外愿意花100元乘车,从成本核算上看,游客愿意支付的100元不到成本价,但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多增加的这个游客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般情况下游客会如愿乘车,这就是边际成本。根据前面的分析,部分高校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相对其他部门还有差距,要缩小差距,除了前面的考量外,还可以在自然通过增加工作量,增加服务质量等方面来实现。一是增加工作量的边际成本分析,增加工作量无非两种情况:校园面积扩大(增加校区除外)和自然减员。例如某校园原有600亩,后扩大到1000亩,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会随之增加,但只增加了管理人员巡查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增加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不能按面积增加的系数来核定。这种情况不需要增加管理人员,甚至会出现责任增加责任心会增强的效果,这样,更少的人将工作做的更好,后勤管理人员整体形象会逐步提升。二是服务质量的边际成本分析。扫地是多少一扫帚地面会干净很多,更换水龙头多拧一扳手漏水的机率就小得多,服务时多一点微笑服务对象心里就温暖的多……而上述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从边际成本来考虑,提高服务质量不一定要增加成本,但可以提升形象。 作者:顾裕文 单位: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现代化管理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新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新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假如有了这种新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新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新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练习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新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轻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新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摘要: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和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假如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有关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熟悉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假如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假如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新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摘要: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新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假如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摘要: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假如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摘要: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续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假如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假如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摘要: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定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假如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新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假如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新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新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非凡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探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非凡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非凡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非凡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非凡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和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熟悉,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和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和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非凡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非凡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定,理性的判定,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定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定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新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新问题就出来了摘要: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碰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非凡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和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假如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非凡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假如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和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假如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假如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新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假如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探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假如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新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新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足,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答应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索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新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新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新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熟悉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假如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索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定,我们的价值判定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定。在这个判定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新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假如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续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摘要: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和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摘要: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和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摘要: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摘要: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新问题。 既然道德和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重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摘要: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摘要: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有关对财产占有的尊重和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熟悉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有关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摘要: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轻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摘要: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新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熟悉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定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和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定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靠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功能。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新问题熟悉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新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和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新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碰到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假如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新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新问题或中国式的新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新问题。所谓中国式的新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新问题。也就是新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新问题、关贸新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新问题。当和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知道提出新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新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新问题。所以新问题意识很重要,新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 经济学管理论文:经济学道德管理 内容提要摘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摘要:假定个人社会经济人道德人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有关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假如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探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新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足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和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预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征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重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探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征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假如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探究角度、探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探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和“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探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重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探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新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和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探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和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探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 二、起点摘要: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新问题 我们的探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探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探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假如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假如经济探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拟帕雷托的句式说摘要:“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 在这个新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楚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探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功能,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和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新问题,但社会和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索。在这里不预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探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假如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探究的方向的功能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和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新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熟悉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和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摘要:“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探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探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 三、人的假定摘要: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新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假如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26#8226;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摘要:“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定。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定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摘要: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摘要: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闻名的“亚当-斯密新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有关交易起源的描述摘要:“……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假如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轻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假如他要和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假如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假如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实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和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有关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有关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和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摘要: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出色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出色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摘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平安、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功能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靠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和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实,“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探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探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26#8226;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熟悉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足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摘要:根据既定的满足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足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足”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足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假如都是根据“满足”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新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假如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摘要:假如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 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索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布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摘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探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和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视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假如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假如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和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经济学管理论文:政府行政经济学管理 一、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的性质和起源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主权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经济学管理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管理 摘要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 资本论 》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自然·历史 在阐述“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的问题时,马克思批驳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于“个人”的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马克思认为这“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12,“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换句话说,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为“人”下的定义,即“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放入历史/社会的范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继承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思考动力和基本出发点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这种立场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当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马克思并不否认这一点,“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15,但是,这里的“兽性”(自然),是一种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自然观,与把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观(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根本区别,前者虽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属性,但是却蕴涵着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和以人为认识中心的哲学思想。这种人类中心的观念,是马克思论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确定商品有没有“用”,显然是以人为参照的,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基本动力,也诉求于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即“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16,也就是说,在物品凝结人类必要劳动时间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对人类来说有用的使用价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和历史活动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历史”17,从而确立了历史主义的信念和方法,同时也为人征服自然确立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进一步说,这种人类中心的思想,是与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以及世俗化的进程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把人从上帝那里分离出来,确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发现人认识人的过程,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论述语境中,人归属了自然,但是马克思却强调人是历史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动物,也就是说,成功逃离了上帝阴影的人,并没有堕落到地狱,而是又回归到一种被称作“历史或社会”的故事里,这样“自然-历史(社会)”就形成了一组相互结构的话语关系,马克思对其意义生产的逻辑是放弃自然/非历史化的解释(抽离了历史经验的假象),而把阐释的原因归还历史(时间运动的一种次序)和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在这里自然不再指一种客观化的对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为了一种区别于历史的解释学的动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自然是无意识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19。而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论述“自然发生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历史的东西”20,这也成为19世纪末兴起以来社会学家们的任务,即“社会学一直是一种非自然化的力量,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将人类行为解释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的现象"21。 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时,作为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就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22,也就是说,在生产的时间序列上,此时的“自然前提”,实际上是彼时的“历史结果”,“历史”也就把“自然”辩证地否定了。 共时·历时 “历时-共时”是结构主义的一组基本概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这组概念引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后来成为结构主义的基本话语方式。索绪尔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关系和心理关系。历史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23,也就是说共时强调“同时存在”的各“结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历时则是“一个代替一个”的时间过程,或者说,空间作为时间中的一个顷刻成为共时的,而时间作为空间的持续成为历时的,这样“历时-共时”实际上代表着“时间-空间”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偏重于历时的考察,而结构主义的贡献则是把共时的结构关系作为思考的重点。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叙述的基本张力所在。 不言自明,马克思更强调一种历时的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历史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看法或态度。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向前发展的,是逐渐“进步”的。马克思这样的一种进步的时间观来自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又是从哪里获得这样一种以不可逆为运动动力的时间观呢?按照刘小枫在《历史的终结》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这样一种时间观来自于12世纪的修道院创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本质和形式》,他认为“圣父、圣子、圣灵”即上帝的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圣父是一个阶段,圣子是一个阶段,圣灵是一个阶段。这样历史就有了起点、发生、发展、终结等一系列“历时”的属性。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是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无疑是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他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变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5,从而为其历史主义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说,在价值论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有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一个是唯物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代言人,当然,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为了确定自己而与黑格尔划定的界线,参照系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后设的,但是马克思在根本上确是与黑格尔共同分享着同样历史动力学,只是在价值指向上是颠倒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26,从而马克思发挥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在本质来说,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确立了一种变化的、发展的、辩证运动的时间观就为马克思在历时的视野中得以叙述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马克思在强调历时的语境中并没有放弃对于共时结构的考察,在阐述“生产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里就可以体会马克思是如何在历时运动中辩证地把握共时结构的。 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辩证关系,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8,从而把生产作为此结构进行运动的根本动力,进而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等概念也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过,需要指出的,虽然马克思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放弃对共时结构的关注,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放置在一种时间关系的讨论中,这样,区域空间上的差异在叙事上也就转化为一种时间序列,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变的看法上。他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把历史/社会划分为原始的、亚细亚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等四种经济结构的演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样划分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的继承和综合29,显然,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历史观的遗产的过程中,也接受了这种把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距离的叙述模式,或者说马克思把空间抽象为具体的时间排列,这也许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造成的,同时,也与马克思把“共时”辩证地纳入“历时”的叙述方法息息相关。 一般·特殊 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进而这就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历史的发展具有进步即辩证向上的运动逻辑,那么如何理解低级与更高一级的关系,或者说处在当下的语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级与之后的高级呢?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0,这里,马克思为什么不说“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呢?他强调了认识高等动物对于低等动物的意义,而为什么不说认识低等动物对高等动物的意义呢?这种认识论上的轻重差异,就构成了马克思叙述上的一个假定,那就是他认为认识高等动物比认识低等动物更具有意义。 这种认识论,在其论述中有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具有共同性,否则就不能借助一个去认识另一个;另一个则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否则一个就不会比另一个更高级。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识,却涉及到马克思叙述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话语结构即“一般-特殊”的关系,阐释它们的关系不仅成为马克思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叙述上的紧张关系。 在论述“生产”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产一般”还是研究“生产特殊”的问题。“一般”是一种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个时代都会拥有的共同点,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32,也就是说“一般”在历时中是重复运动的,并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则历史就只能原地打转了,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3,所以,马克思认为对“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历史前进的动力,而那些推动时展的“差别”或“特殊”却是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他要突显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变化,而不是共时性的结构(当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事物内部结构时更重视其空间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以不同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阶段性、差异性和断裂性,而不太重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及其连续性。 进而,就可以得出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人体(高等动物)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找出动物的一般属性,而是为了探求人体之所以为人体(高等动物之所以为高等动物)的特殊性来,而“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以,马克思要从生产方式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入手研究,但是马克思又说“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35。 可见,马克思固然没有否定存在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经济规律,但这种“一般”并不能掩盖“特殊”,或者说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纳入“特殊”,因为“特殊”恰恰是“历史”的产物,强调“特殊”无非是为了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征36。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依然要从探讨“一般”/“共时”的规律出发,而这种规律的探讨,马克思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如他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律类比为物理学上的实验。他认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37。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自于19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也给马克思带来了叙述上的矛盾。一方面这种“抽象”的个案研究,建立在马克思的进步史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坚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而这样一种把空间的地域差异转化为顺序的进步的时间分布的逻辑,是一种19世纪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转化为空间差异”的历史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时的空间结构来替换历时的时间的“陈旧的进化论”39;另一方面,这种诉求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内部运用“特殊”,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个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学的规律替代具体历史过程及其动力的研究方式。进一步说,马克思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典型地点英国”这一“共时”结构的探讨纳入到种种非英国的世界史的“历时”当中,以及如何在诉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研究里关照英国自身的“特殊”历史,也就是说,在“共时-历时”、“一般-特殊”的话语结构中,它们是如何运动的,马克思的答案是“辩证法”,他在“抽象-具体”这一基本的话语结构中详细描述了辩证法的运动过程。 抽象·具体 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在结构上相类似,“抽象-具体”是马克思论述这些话语内部的运动时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马克思的阐释方法是放弃“自然/共时/一般”,而诉求于“历史/历时/特殊”,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对“一般”的研究,否则就不会探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英国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协调“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的关系呢?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从而为这些话语结构提供了动力和具体形式。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文中,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他以研究人口为例描述了“抽象-具体”这一话语结构的运动方式,即“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0,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辩证法”的精彩运动过程,用图式可以表现为: 具体蒸发抽象再现具体 (“混沌的表象”)(“最简单的规定”)(“丰富的总体”) 马克思把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称为“蒸发”,这是17世纪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仅仅从“生动的整体”里找出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把这种“抽象”辩证地运动到“具体”,而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马克思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41。 进而,这也使马克思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具体)与形而上学(抽象)的叙述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就是说辩证法作为方法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运动,其本身的产生过程既是辩证的也是历史的,即黑格尔完成了“具体到抽象”,而马克思则实现了“抽象到具体的再现”,或者说马克思把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再现”,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成为马克思落实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叙述上的方案,这种叙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达历史,也就是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运动过程如何与“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诉求纠结起来,或者说马克思是在“辩证之中”寻找“历史”的依据,还是在“辩证之外”纳入“历史”的声音?这似乎是关乎政治经济学命脉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辩证·历史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辩证的运动模式,反而成为上面所讨论的话语结构的叙述动力,并且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讨论《商品》的问题时,就把“具体-抽象”的辩证法付诸了实施。在叙述的进程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一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42成为对“具体”的一种“抽象”,并担负着“抽象”向“具体的再现”转化或者说进行唯物主义落实的重要任务,而且马克思把这种“抽象人类劳动”通过劳动力来让渡给或者说物化到商品的价值中,使其完成价值增殖的过程,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假定的这种“凝结人类劳动力的抽象劳动”也就成为其叙述上实现“辩证”到“历史”的唯物主义转化的“瓶颈”。马克思是否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决定着“抽象-具体”等一系列话语结构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科学和真理的叙述企图。 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这是考虑到“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性”43,我觉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虑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资本论》一开篇,他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4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表象,这种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体);二是这种社会财富可以还原为(或者说“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为)单个的商品,对于后一个理由,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叙述模式,在微观物理学上,探究物质构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相信这样一种把复杂的事物还原(实际上也是一种抽象的方式)为同质的元素,进而考察单个元素(“最简单的规定”)也就可以达到认识整体即“丰富的总体”的方法,这是多么惬意地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法呀。 马克思的论述从商品的物质属性即使用价值开始,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论述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上,当然,在叙事上,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使商品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个所指45,或者说一个更“具体的能指”。运动总算开始了,紧接着,马克思就进入了问题的关键,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实现”交换,这里,马克思没有把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放在心上,因为这依然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交换方实行交换的唯一目的或企图就是为了获得对方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关心的(这也为后人攻击马克思留下了悬念46),他需要在“交换行为”内部为维持这种广泛的交换关系寻找到一个“一般”的理由、动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话语结构中意味着“共时”/“抽象”,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放弃具体、偶然、历史等可变因素中的交换活动,而把交换抽象为普遍的、同构的过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给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这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即使用价值凭什么能够交换,也就是说,这些因为使用价值不同而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进而,马克思的任务就变成如何由“特殊/差异”蒸发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体”到“抽象”的运动。 这时,马克思终于露出了他要实现这一推论的秘密武器了,这次,他借重的是数学这一为科学大厦奠基的方法。转折点体现在“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47,秘密就在这个“等式”上。“等式”不仅意味着“特殊的/个别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数学上的“等式”具有无限运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等号”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到它的旗下,这样“等式”就具有了“一般”,显然这里的“一般”依赖于本身已经被抽象过的数量,这样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两边了,也就意味着交换双方的商品在某种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质性,可以说,马克思把“特殊的质”的问题转化为了“同质的量”的问题,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质”,又具有了“一般的质”,这个“一般的质”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的“价值”,就这样“特殊”与“一般”被辩证地统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辩证法已经具体表现为“二重性”48,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辩证法这一结构内部也赋予了否定之否定的历时运动和二重性的共时分布,如果说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则是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上面提到的“历时-共时”、“特殊-一般”、“具体-抽象”等话语结构也被辩证地运用到辩证法自身了,进而,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开放性,又具有自我缠绕、自我论证的自省特质,当然这种一旦把开放性和自省特质分别讲述的企图呈现出来的时候,另一种辩证统一的力量也就被辩证法“自行”启动了。简单地说,辩证法在叙述上的基本叙述方式表现为“既(是)……又(不是)……”,如马克思在阐述剩余价值诞生的过程中,这种辩证法或者叙述方式成为最终在叙事上完成“资本生资本”的秘密起着关键性地作用,即“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9。 当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论述为具有“一般的价值的商品”时,已经完成了由“具体”蒸发到“抽象”的任务,也就是说辩证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体”。“同质的量”的价值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出发点,显然,这里的“同质的量”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学的基础上,或者说,此时“价值”还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这时,马克思需要为这个漂浮的“能指”找到一个“降落伞”,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正如他以人类中心的有用性来约束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样,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类“劳动”作为其价值的所指,从而“劳动”这个词汇被马克思勾陈出来,甚至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0,这种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劳动。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追问,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劳动”来充当叙述的重任。 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51,也就是说“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态度,或者说人对自然的一种作用力或意志力,这显然来自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掷石头而掀起涟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谈到的,人来自于自然,但“人/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却体现为一种征服与驯服的决断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这与是否能有用于人类而作为衡量商品使用价值的逻辑一样,人通过“劳动”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身。不过,马克思没有满足于这种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阐述劳动,因为这只能说明劳动的存在,而无法回答为什么劳动对于商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几乎发现了劳动价值理论,但因为一个很简单也是最终的原因,他不能创立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当时劳动并没有商品化”53,也就是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54,可见,马克思在使用“自然-历史”的话语结构来为劳动寻找阐释力的时候依然选择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当马克思把“劳动”放置在历史/历时的过程之中的时候,作为叙述动力的辩证法也随着开始启动,进而,可以看到,所谓的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依然是劳动由具体的/个体的,上升为抽象的/一般的,当然,“劳动”的历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简单的发展为高级的/复杂的。具体地说,马克思把劳动的认识大致分为这样一个历时的辩证顺序:“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到“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程去的、对象化的劳动”55,最后马克思把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56,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所谓历史观,不仅是一种进步的时间态度,而是一种辩证的时间观57,“《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58。 由抽象的数量,变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为商品搭建的天梯还没有完成,但已经离地面不远了,或者说在马克思找到“等式”的时候,天梯的蓝图已经绘成了,很快,马克思把“抽象的人类劳动”量化为“劳动的量”,而“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59,这样,“抽象的人类劳动”就被换算为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抽象的数量终于羽化为了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如果辩证法就此停止,具体的时间又将会变成特殊的/个体的/偶然的,这与商品拥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辩证法就变成了循环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这种通过时间单位度量的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则就要走老路了。 辩证法继续前进,马克思引入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经过了长途跋涉,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所指固定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因为它在共时的结构中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对于一定的生产条件来说,是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但它又是一种时间概念,又是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性(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在量上也有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抽象的(无法核算出具体的物理时间),又是具体的(可以用多少来度量),这是多么精彩的辩证法呀。 可是,叙述的危机也在辩证法结束之时随之到来。由“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价值”再到“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辩证法就像写好的电脑程序一样自行运算,而“历史参照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商品在辩证法的旅行中充当了一个能指的角色,辩证法的动力或者说运动方式,则转化“能指寻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当能指再寻找下一个所指”的一种类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链上滑动的过程,比如作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作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价值,直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辩证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这种能指自身的运动,在运动开始就把其参照物留在了叙述之外,也就是说,辩证法一旦进入叙述就会转化为能指趋向于所指的运动,而把历史参照物抛在一边。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法进入“辩证法”,也就是说,历史处在辩证法之外。 不过,叙述的动力依然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诉求。因为辩证法的运动,被展现为了能指不断滑向所指的运动,也就是说,驱使能指向所指运动的动因是为了暂时获得一个“意义”,以想象地完满能指的匮乏,这种追逐“意义”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落实唯物主义的叙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结构中,马克思实现了唯物主义的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他在叙述上要实现是的符号与历史参照物的唯物主义诉求,而实际上,从分析“商品”的辩证运动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间实现唯物主义,而没有让能指溢出符号抵达历史参照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60,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由“辩证法”而寻找到的“先验的结构”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认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61,这种“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的信念,成为马克思在叙述上完成“先验的结构”与“改变世界”的融合的动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马克思试图为这个经过辩证运动获得的“先验的结构”寻找一种“历史/历时/特殊/具体”的依据,就让我们从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理论中来体会这种努力吧。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即“资本(G)如何变成资本(G'''')”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62,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劳动的二重性”这一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63上,即“劳动既可以表现为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又可以成为不同量的抽象劳动”,这样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劳动可以成为商品,但同时,劳动又是商品的价值源泉,这种“独特商品”就造成了作为商品的价值与自身投注到商品的价值源泉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剩余价值的不二法门,即“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64。关于“劳动”的辩证法,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就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引入了历史的声音,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落实到历史当中,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65,从而为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在叙述上提供了历史的制度上的阐释。另外,马克思在对于“最初的资本从哪来的问题”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阐述上,更显示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而这恰恰是辩证法无力完成的任务。 结语 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6,这样一种强烈地把哲学活动指向实践的态度,导致了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从而在叙述上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辩证”与“历史”,即如何把“历史”转为一种“辩证”,如何把“辩证”纳入一种“历史”,这种叙事的张力可以从“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这四组基本的话语结构中体现出来。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辩证法”中的运动的过程,转换成了商品作为一个能指不断寻找所指的滑动,也就是说,语言学以来,“辩证·历史”的问题,被转化为“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的问题,显然,在辩证法内部永远也无法抵达历史参照物,可以说,历史在辩证法之外,即在辩证法开始运动之外或停止运动之后,历史才登场,这也许正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吧。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收益法的改进与住宅房地产价格评估 摘 要:针对如何正确运用收益法评估住宅房地产价格的改进思路进行了探讨,旨在通过收益法测算的运用得到有说服力的住宅房地产价值。 关键词:收益法;改进;住宅房地产;价格评估 在目前住宅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出租租金明显偏低的情况下,对收益法的合理运用一直是业界估价师面对的难题。一方面,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住宅房地产市场出租情况非常普遍,收益资料很容易取得;另一方面,采用收益法估算出的住宅房地产价值大大低于正常市场交易价格,运用收益法评估住宅房地产价值似乎显得不切实际。因此,估价师往往会选择放弃选用收益法进行住宅房地产价值评估,即使选用,在作业时通常会先运用市场提取法测算出一个非常低的报酬率,并以其为基础用收益法测算出估价对象住宅房地产价值。按此操作,报酬率的确定与投资者正常的投资思维相背离,致使运用收益法测算得到的住宅房地产价值没有说服力。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对如何正确运用收益法评估住宅房地产价格的改进思路进行了探讨。 一、收益流确定方法的改进思路 按照我国房地产估价师的通常做法,在运用收益法公式测算房地产价值时基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假设在整个收益期限内,收益流稳定不变;其二是假设在整个收益期限内,净收益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等比递增(递减)。 净收益每年不变的收益流测算模式: 以上两种收益流模式由于时间跨度大,未来每年收益流难以准确预测,因此按上述两种收益流计算模式测算房地产价值既不科学,又不符合市场投资实际,其结果不能正确反映市场客观状况。而且房地产业也遵循经济发展周期的规律,其价格处于不断地曲线变化之中,不可能有一个长期稳定,或一直上升或者下降的收益流,净收益长期不变或按一个固定比率递增或递减的假设也显得乏力。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育初期,住房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住需求,住宅租赁主要以廉租住房为主,廉租住房租金水平较低且长期稳定,收益流水平基本不变。但随着市场发展成熟,购买住宅房地产不再单纯出于自住目的,而更多的表现为投资者的投资套利行为。因此,住宅租赁市场受市场交易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长期、稳定的收益流难以形成。但是,对于现实当中的投资者来说,其关注的是所持有物业在整个投资期内的投资回报,而不仅仅只是当前租赁的收益。当租金收益远高于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或预期价格变化所产生的收益时(如商业房地产),投资者会选择置业投资,每年获取高额、稳定的收益;当现实房地产价格增速较快或预期价格水平会有较大幅度提升(如近几年快速拉升的住宅房地产价格),交易收益远高于租金收益,投资者则会选择先持有,等待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后再行出售。这就是现实当中较为典型的投资模式,其相应的收益流测算模式如下: 与公式一、二相比较而言,公式三反映的收益流形成过程最贴近市场状况和现实房地产投资人的思维。即先持有一段时间(一般为中长期投资5-7年),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在达到预期目标后转售获利。对于收益法的应用而言,对5-7年的收益流进行预测将会容易得多,取得客观数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实际上,现实当中有相当数量的租赁合同属中短期合同,租期一般会达到3-5年,也存在长期租约)。同样,由于考察期时间跨度的缩短,除持有期租金收益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外,期末转售价值也可以根据房地产市场变化趋势作出较为准确地预测,从而使收益流确定更为科学合理。 二、报酬率确定方法的改进思路 报酬率是反映投资风险程度的指标。估价师在选择报酬率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现金流来源的风险。对于不同用途的房地产、不同的收益期限和不同的市场状况,现金流的风险程度存在差异,报酬率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商业房地产的报酬率最高,其次是住宅房地产,再次是工业房地产。对同一用途的房地产进行收益折现时,在持有期内风险程度相对较低,应取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报酬率对净收益进行折现;对期末转售价值的折现则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较大,此时应采用一个相对较高的报酬率。 1.报酬率确定的常用方法 (1)累加法 其原理就是基于报酬率应等同于具有同等风险的投资收益率,即主要考虑无风险利率和风险确定报酬率的方法,其公式为: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来的优惠率无风险利率又称安全利率,是无风险投资的收益率,在现实中一般难以获取,通常选取同一时期相对无风险的报酬率替代,例如选用同一时期的国债利率或银行存款利率。在公式当中: ①投资风险补偿,是指当投资者投资于收益不确定、具有风险性的房地产时,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风险进行补偿,否则将不会投资; ②管理负担补偿,是指若一项投资因所要求的管理活动越多,其吸引力就会越小,因此投资者必然会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管理进行补偿; ③缺乏流动性补偿,是指投资者在投入资金后,对因此损失的资金流动性所要求的补偿; ④投资带来的优惠,是指由于投资房地产可能会使投资人获得某些额外的好处(如易于获得融资等),从而投资者会降低所要求的报酬率。投资风险补偿,管理负担补偿和缺乏流动性补偿都是由房地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增加或投资额增加引起的,其数值大小没有可量化的标准,主要依赖估价人员的实践经验确定,一般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估价对象用途、投资相类似风险行业及新旧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确定。 (2)投资报酬率排序插入法 该方法与累加法的基本原理一样,都是从房地产投资风险的角度,根据同等风险投资报酬率相似的原理计算报酬率,同时结合了市场提取法的类比特点,可以说投资报酬率排序插入法是累加法和市场提取法的综合运用。该方法运用时,是按不同行业投资风险大小,将报酬率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然后将房地产投资报酬率与之对比,修正得出评估对象报酬率。该方法应用的不足之处是要求估价人员要有较丰富的经验,并对行业风险和收益率有较明确的量化认识,而在实 际当中,各种报酬率的数值不容易取得。报酬率排序插入法的操作步骤如下: ①调查、搜集估价对象所在地区房地产投资、相关投资报酬率和风险测度资料,如各种类型银行存款利率、政府债券利率、公司债券利率、股票报酬率及其他投资报酬率等; ②将所搜集的不同类型投资报酬率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并编制成图表; ③将估价对象与这些类型投资的风险程度进行分析比较,考虑管理难易程度、投资流动性以及资产的安全性等,判断归纳出同等风险的投资,确定估价对象风险程度所处的区间; ④根据估价对象风险程度所在的区间,在图表上找出对应的报酬率。 (3)市场提取法 市场提取法是利用与估价对象房地产具有类似收益特征的可比实例房地产价格、净收益等资料,选用相应的报酬资本化法公式,反求出报酬率。需要指出的是,对估价对象报酬率的判断,应着眼于可比实例的典型买者和卖者对该房地产的预期或期望报酬率。 2.报酬率确定的改进思路 (1)按照风险程度不同选用不同的报酬率,由于报酬率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程度的认识,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越高,反之,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越低,因此不同的风险程度应选用不同的报酬率。持有期内,一个成熟的住宅租赁市场,由于出租率高,空置率低,房屋很容易被出租出去,续租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投资者的风险程度相对较低,应选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报酬率;而期末转售则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较大,应选用一个相对较高的报酬率。 (2)采用复合报酬率求取住宅房地产的价值 由于房地产投资各个时间段的风险程度不同,对应的报酬率也应有所不同,用以上方法可以提取出对应不同风险程度的不同报酬率。但为了便于计算,可以采用复合报酬率来测算房地产收益价格。复合报酬率是分别对现金流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折现的不同报酬率的加权平均值。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运用市场提取法反求出一个稳定的报酬率,提取公式为: 式中各项含义与上述相同。通过公式四和公式五,可求出复合报酬率Y。 三、转售价值预测方法 对于转售价值的确定,可以根据房地产历史成交资料,运用长期趋势法,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分析预测;也可以采用期末资本化法进行预测。供应分析,主要分析历年建设用地供应数量、用途结构、区域分布特点、土地利用强度等土地供应指标,以及目标房地产存量、空置情况、单元类型等指标。通过采样数据资料,分析整理出目标用途土地供应情况,了解目标用途土地开发情况,从而分析可能的房地产新增供应情况和市场消化情况,通过对土地历史供应情况和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综合考察估价对象所在城市地域房地产市场的市场供求状况。需求分析,主要对人口结构、家庭规模、人口数量、家庭收入、消费者偏好等进行分析。 由于期末转售发生在将来,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其风险更大,市场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市场分析也为我们预测期末转售价值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与垄断特征研究 摘要: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分析,长期来看市场供大于求,但短期呈现出蓄意供给不足的局面。为进一步验证开发商的垄断行为,采用勒纳指数分析和Panel Data模型中的变系数模型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进行了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地区间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并有逐年加深和局部地区较明显趋势,政府应重点管控这些城市的住宅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关键词: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垄断;勒纳指数 近年来,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和速度都居全国前列。在人们越来越感到买不起住房的同时,许多新楼开盘处却排起了拿号长队,是否当前新疆普遍出现了住宅供给不足,房价攀升呢?本文就是通过确凿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分析当前住宅市场存在的垄断特征和性质,以厘清一些不正确宣传,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监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新疆住宅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分析 1.概念界定。本文所研究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是指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有效供给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生产厂商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有效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2.指标和数据。本文通过实际供求比来反映市场长期供求情况,短期供求比来反映当年市场供求情况。在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存在预售制度,所以有效供给既包括已竣工住宅也包括各种在建施工面积。在本文数据中“本年新增供给住宅面积”是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上“本年施工面积”得来。根据指标解释,本年施工面积是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面积、上期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上期停缓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的发光物面积及本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面积。实际供给就是上年空置面积加上本年新增供给面积,也就是有效供给。有效需求采用的代表指标比较简单,每年的销售面积就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实现的市场需求,所以用本年销售面积代表有效需求。鉴于竣工率直接影响当年住宅市场的现房供给能力与消费者的购买预期,因此用当年竣工面积代表短期供给,同时参照当年竣工率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1997―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各指标的计算如下: 有效供给=上年空置面积+本年新增面积 有效需求=实际销售面积 实际供求比=有效供给/有效需求 短期供求比=本年竣工面积/本年销售面积 竣工率=本年竣工面积/本年施工面积 3.长期供求变化。下图反映了1996年以来新疆住宅市场的实际供求情况。 从上页图1可看到,自1996年以来,新疆的实际供给面积和有效需求面积的规模都逐年扩大,供给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7.03%,需求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8.83%,需求增长的速度略高于供给增长速度,但市场年均供给总量约是需求总量的2倍以上。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数量是非常充足的,为什么近几年来各地都有住宅市场热销、排队领号、供不应求的局面呢?这是否与开发商控制开发节奏与竣工率有直接关系呢? 4.短期供求变化。因为2004年以来新疆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主要依据2004―2009年的数据计新疆住宅市场供求比情况(图2),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实际供求比一直大于短期供求比,而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每年的竣工率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实际供给非常充足,但由于竣工率低下,造成现房销售紧缺,再加上开发商的捂盘惜售,人们不得不排队购房。 因此可以认为,开发商对开发节奏的蓄意控制掩盖了市场供大于求的事实,造成短期住宅市场供不应求局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垄断,而开发商的市场垄断是造成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 二、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勒纳指数及其性质 如何来衡量市场的垄断程度呢?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判断市场垄断程度和市场势力通常要用到行业集中程度指标,具体的方法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集中度比率、厂商规模不等性的度量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在测算市场垄断程度时,均要求掌握市场相关行业企业的具体情况,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专项统计,而中国目前的统计数据还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则是衡量市场势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根据勒纳指数(Lerner Index)的公式: LI=1/|ε|=(P-MC)/P。其中,ε为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P为市场价格,而MC则表示商品的边际成本。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利用这个指标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和况伟大[2]的研究都是利用公式的后一个形式,将房地产业的平均成本(AC)近似替代边际成本(MC)进行计算而得到的结果。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勒纳指数均在0.4以上,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商品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边际成本。我们更倾向于李宏瑾 [3]的观点,通过测算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来间接地得到勒纳指数。纳勒指数表明,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弹性越大,市场产品之间越具有竞争性,价格标高的程度越低,垄断的边际利润便越小,即垄断程度就越小;反之,弹性越小,垄断价格标高程度就越高,垄断程度就越高。因此,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并由此得到勒纳指数,来判断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 (二)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1.变量、数据和来源。为了测算勒纳指数,我们需要对住宅房地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这样需要两个变量:房地产需求变量与房地产价格变量。在统计年鉴中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可反映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需求状况,商品房屋销售价格可反映房价。用D作为房地产需求变量的标识,以HP作为房地产价格变量的标识。本文有关商品房屋销售和房价等方面数据全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编制的《新疆城市三十年(1978―2008)》和《新疆人民生活六十年(1949―2009)》。由于中国真正全面推进房地产商品市场化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因此我们主要考察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数据(详略),这13个城市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昌吉市、伊宁市、塔城市、阿勒泰市、博乐市、库尔勒市、喀什市和阿克苏市,对不同城市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程度进行比较。 2.模型设定。根据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的变系数模型: ln(Dit)=αi+βi×ln(HPit)+uit。 其中Dit和HPit分别是实际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均价,βit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截距项αi和弹性系数βi都不相同,随机误差项uit 之间相互独立,且满足均值为零,同方差的假设。 (1)检验一: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纵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时期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67,调整后的R2=0.6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6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9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1%)。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年度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纳勒指数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由1998年的0.13增加到2008年的0.30。我们在判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时,纳勒指数在0~1之间,数值越大,垄断性越强。况伟大(2004)分别测算了1996―2002年各年北京、深圳、上海和天津四城市的勒纳指数;表明北京市的勒纳指数均在0.6以上,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高的,上海市的勒纳指数则在0.4左右,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低的,而深圳和天津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则居于京沪两城市之间。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总体垄断特征并不明显,但需要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 (2)检验二:样本选择。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横向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截面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略),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72,调整后的R2=0.7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7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8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2%)。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城市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见表3)。 通过各城市的纳勒指数比较发现,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纳勒指数均在0.4以上,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纳勒指数均在0.35左右。市场垄断程度最低的是克拉玛依市,纳勒指数仅为0.11。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是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核心,随着乌昌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环乌鲁木齐市大都市圈的形成,住宅房地产市场需求会更加旺盛,对于逐利的开发商而言,这是一块大蛋糕,很容易形成价格联盟默契,控制开发节奏、捂盘惜售,抬高房价。 (三)讨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的性质 对于上面的分析结论,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根据就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市场垄断度应是有所下降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甚至认为新疆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太低,企业规模太小,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提高。但是我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房地产具有特殊的商品性质,住宅市场的竞争程度不会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是趋于价格合谋式的市场垄断。 1.住宅市场垄断的基础:商品的高度异质性。对于住宅市场,没有任何两宗物业是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差别使每一个厂商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与众不同的,因而开发商每开发一个小区或一座大厦都实质上成为该物业的垄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品的价格,这就构成了市场中的垄断价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产品差异性较许多寡头垄断行业的产品差异性大得多。因此,随之带来的是房地产垄断竞争的企业数量可能多于其他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数量,但是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力量却强得多。 2.住宅市场垄断的新形式:价格合谋。对住宅业而言,开发商形成的“联盟”主要是“价格联盟”。这是因为:如果房价下跌,不仅减少了开发商所能获得的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会对住宅市场价格产生降价预期,越跌越不买,这样,就会陷入房子越便宜越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因此,开发商不敢轻易降低房价。现阶段开发商开发商不打价格战。在默契合谋的定价机制作用下,使房地产价格呈现非正常刚性和价格居高不下的格局。即便供求发生变化,房地产降价的幅度和速度也大大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价格难以起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4]。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乌鲁木齐市的住宅价格这几年涨幅居全国首位的现象。 三、结论 进入2004年以来,新疆各地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都很快,长期来看供大于求,但各地的当年竣工销售比都在逐年下降,大多不足1,呈现出短期供给不足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并有逐年加深趋势,局部地区有较明显的垄断特征,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是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政府应高度重视和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重点调控管理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与垄断特征研究 摘要: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分析,长期来看市场供大于求,但短期呈现出蓄意供给不足的局面。为进一步验证开发商的垄断行为,采用勒纳指数分析和panel data模型中的变系数模型对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进行了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地区间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并有逐年加深和局部地区较明显趋势,政府应重点管控这些城市的住宅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关键词: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垄断;勒纳指数 近年来,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很快,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和速度都居全国前列。在人们越来越感到买不起住房的同时,许多新楼开盘处却排起了拿号长队,是否当前新疆普遍出现了住宅供给不足,房价攀升呢?本文就是通过确凿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分析当前住宅市场存在的垄断特征和性质,以厘清一些不正确宣传,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监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新疆住宅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演化分析 1.概念界定。本文所研究的市场供给和需求是指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有效供给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生产厂商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有效需求指的是在一定的市场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2.指标和数据。本文通过实际供求比来反映市场长期供求情况,短期供求比来反映当年市场供求情况。在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存在预售制度,所以有效供给既包括已竣工住宅也包括各种在建施工面积。在本文数据中“本年新增供给住宅面积”是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上“本年施工面积”得来。根据指标解释,本年施工面积是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面积、上期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上期停缓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本期竣工的发光物面积及本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面积。实际供给就是上年空置面积加上本年新增供给面积,也就是有效供给。有效需求采用的代表指标比较简单,每年的销售面积就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实现的市场需求,所以用本年销售面积代表有效需求。鉴于竣工率直接影响当年住宅市场的现房供给能力与消费者的购买预期,因此用当年竣工面积代表短期供给,同时参照当年竣工率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1997—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各指标的计算如下: 有效供给=上年空置面积+本年新增面积 有效需求=实际销售面积 实际供求比=有效供给/有效需求 短期供求比=本年竣工面积/本年销售面积 竣工率=本年竣工面积/本年施工面积 3.长期供求变化。下图反映了1996年以来新疆住宅市场的实际供求情况。 从上页图1可看到,自1996年以来,新疆的实际供给面积和有效需求面积的规模都逐年扩大,供给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7.03%,需求增长的年平均增速为28.83%,需求增长的速度略高于供给增长速度,但市场年均供给总量约是需求总量的2倍以上。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数量是非常充足的,为什么近几年来各地都有住宅市场热销、排队领号、供不应求的局面呢?这是否与开发商控制开发节奏与竣工率有直接关系呢? 4.短期供求变化。因为2004年以来新疆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主要依据2004—2009年的数据计新疆住宅市场供求比情况(图2),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实际供求比一直大于短期供求比,而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每年的竣工率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实际供给非常充足,但由于竣工率低下,造成现房销售紧缺,再加上开发商的捂盘惜售,人们不得不排队购房。 因此可以认为,开发商对开发节奏的蓄意控制掩盖了市场供大于求的事实,造成短期住宅市场供不应求局面。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垄断,而开发商的市场垄断是造成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 二、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性分析 (一)研究方法:勒纳指数及其性质 如何来衡量市场的垄断程度呢?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判断市场垄断程度和市场势力通常要用到行业集中程度指标,具体的方法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集中度比率、厂商规模不等性的度量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在测算市场垄断程度时,均要求掌握市场相关行业企业的具体情况,这需要进行大量的专项统计,而中国目前的统计数据还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勒纳指数(lerner index)则是衡量市场势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根据勒纳指数(lerner index)的公式: li=1/|ε|=(p-mc)/p。其中,ε为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p为市场价格,而mc则表示商品的边际成本。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利用这个指标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1]和况伟大[2]的研究都是利用公式的后一个形式,将房地产业的平均成本(ac)近似替代边际成本(mc)进行计算而得到的结果。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勒纳指数均在0.4以上,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商品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边际成本。我们更倾向于李宏瑾 [3]的观点,通过测算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来间接地得到勒纳指数。纳勒指数表明,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弹性越大,市场产品之间越具有竞争性,价格标高的程度越低,垄断的边际利润便越小,即垄断程度就越小;反之,弹性越小,垄断价格标高程度就越高,垄断程度就越高。因此,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并由此得到勒纳指数,来判断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 (二)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1.变量、数据和来源。为了测算勒纳指数,我们需要对住宅房地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测算,这样需要两个变量:房地产需求变量与房地产价格变量。在统计年鉴中商品房屋销售面积可反映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需求状况,商品房屋销售价格可反映房价。用d作为房地产需求变量的标识,以hp作为房地产价格变量的标识。本文有关商品房屋销售和房价等方面数据全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编制的《新疆城市三十年(1978—2008)》和《新疆人民生活六十年(1949—2009)》。由于中国真正全面推进房地产商品市场化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因此我们主要考察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数据(详略),这13个城市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昌吉市、伊宁市、塔城市、阿勒泰市、博乐市、库尔勒市、喀什市和阿克苏市,对不同城市的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程度进行比较。 2.模型设定。根据1998—2008年间新疆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的变系数模型: ln(dit)=αi+βi×ln(hpit)+uit。 其中dit和hpit分别是实际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均价,βit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截距项αi和弹性系数βi都不相同,随机误差项uit 之间相互独立,且满足均值为零,同方差的假设。 (1)检验一: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纵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时期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67,调整后的r2=0.6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6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9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1%)。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年度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纳勒指数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由1998年的0.13增加到2008年的0.30。我们在判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时,纳勒指数在0~1之间,数值越大,垄断性越强。况伟大(2004)分别测算了1996—2002年各年北京、深圳、上海和天津四城市的勒纳指数;表明北京市的勒纳指数均在0.6以上,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高的,上海市的勒纳指数则在0.4左右,是四个城市中垄断程度最低的,而深圳和天津房地产市场的垄断程度则居于京沪两城市之间。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住宅房地产市场总体垄断特征并不明显,但需要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 (2)检验二:样本选择。考察新疆13个城市在1998—2008年各时期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横向向需求价格弹性。假定模型是截面变系数模型,然后对其进行估计。通过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模型估计结果(略),发现模型判定系数r2=0.72,调整后的r2=0.71,说明该住宅需求价格弹性模型可以解释70%以上的住宅需求水平,而且各年度价格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水平都超过了98 %(对应的prob值均小于2%)。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将各城市住宅需求的价格弹性变化归纳如下,并进一步计算反映市场垄断程度的纳勒指数(见表3)。 通过各城市的纳勒指数比较发现,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纳勒指数均在0.4以上,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纳勒指数均在0.35左右。市场垄断程度最低的是克拉玛依市,纳勒指数仅为0.11。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是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核心,随着乌昌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环乌鲁木齐市大都市圈的形成,住宅房地产市场需求会更加旺盛,对于逐利的开发商而言,这是一块大蛋糕,很容易形成价格联盟默契,控制开发节奏、捂盘惜售,抬高房价。 (三)讨论: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垄断的性质 对于上面的分析结论,有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根据就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市场垄断度应是有所下降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甚至认为新疆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太低,企业规模太小,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提高。但是我们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房地产具有特殊的商品性质,住宅市场的竞争程度不会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是趋于价格合谋式的市场垄断。 1.住宅市场垄断的基础:商品的高度异质性。对于住宅市场,没有任何两宗物业是完全相同的。产品的差别使每一个厂商所提供的产品都是与众不同的,因而开发商每开发一个小区或一座大厦都实质上成为该物业的垄断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产品的价格,这就构成了市场中的垄断价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房地产产品差异性较许多寡头垄断行业的产品差异性大得多。因此,随之带来的是房地产垄断竞争的企业数量可能多于其他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数量,但是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力量却强得多。 2.住宅市场垄断的新形式:价格合谋。对住宅业而言,开发商形成的“联盟”主要是“价格联盟”。这是因为:如果房价下跌,不仅减少了开发商所能获得的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消费者会对住宅市场价格产生降价预期,越跌越不买,这样,就会陷入房子越便宜越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因此,开发商不敢轻易降低房价。现阶段开发商开发商不打价格战。在默契合谋的定价机制作用下,使房地产价格呈现非正常刚性和价格居高不下的格局。即便供求发生变化,房地产降价的幅度和速度也大大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价格难以起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4]。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乌鲁木齐市的住宅价格这几年涨幅居全国首位的现象。 三、结论 进入2004年以来,新疆各地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都很快,长期来看供大于求,但各地的当年竣工销售比都在逐年下降,大多不足1,呈现出短期供给不足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新疆住宅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并有逐年加深趋势,局部地区有较明显的垄断特征,垄断形式主要是价格合谋。市场垄断程度最高的是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其次是伊宁市、阿克苏市和库尔勒市。政府应高度重视和防控这种垄断趋势的继续发展,重点调控管理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市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住宅与房地产业中的国民经济论文 1住宅与房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将有力拉动全市经济增长 1.1住宅与房地产业是实施城市发展带动战略的支柱产业之一住宅与房地产业因其巨大的后向带动作用和内涵扩张力,形成了从投资、交易、中介服务到物业管理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链,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产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现阶段及今后一个时期,住宅与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 1.2住宅与房地产业的发带动了城市发展我市新区自建设以来,由于实行房地产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和配套建设,在城市建设资金投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住宅与房地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拉大了城市框架,完善了城市功能,新区建设十年来,已建有各类房屋1147栋,总建筑面积319.8万平方米,已建成住宅用房460栋,总建设面积192.9万平方米,占已建成房屋总面积的60.3%,可见住宅建设在新区建设的地位。 1.3住宅与房地产业关联度大,对于相关产业的波及带动作用强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分析,住宅与房地产业每增加1元消费,可带动其它商品销售1.34元,2002年全国城镇个人住宅支出总额达到7500亿元以上,带动相关消费约1万亿元,通常,住宅与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具有两次带动作用,第一次是在房地产业开发建设过程中能直接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纺织、化工、机械、仪表等部门和待业的发展,第二次是房屋竣工后带动家具、家用电器、装饰装修行业的发展。 1.4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有利于个人消费资金的回笼和消费结构的调整随着房改工作的基本结束和新区大量的单位集资建房,我市仅存老区直管公房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私有化率达到98%,住宅私有化率的大幅度提高,有力地改善了城镇家庭的财产结构和城镇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房产在家庭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已接近一半。 1.5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促进了城乡居民就业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年均就业人员增长仅次于社会服务行业,如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各类企业,评估、咨询类企业以及中介服务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 1.6发住宅与房地产业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住宅建设已开始从生存型向功能舒适型发展。住宅已不再是单纯的作为一种生存资料,而同时也是作为一种享受资料,向着生态健全,环境优美,天人合一的方向发展,居民购房时,更多的注重住宅区位、朝向、户型结构、使用功能、开间进深,私密性、三明度(明厨、明厕、明厅)、内外装修、综合配套、小区环境及文化品位等。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健康,安居是最大幸福,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共识。 1.7发展住宅与房地产业,增加房产消费水平,促进经济的增长其一:国家对土地的审批、土地的出让方面的政策越来越严格,也为了严格控制耕地的减少,减小农民的负担,土地的出让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贵。其二:人工费用的涨幅也比较快,机械、燃料、煤、电的价格上涨迅猛,所以投资房地产可以保持个人投资的保值、增值和快速的增长。 2如何整体控制房产市场,使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2.1明确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住房市场化的方向,对市场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通过调整供应结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家庭的住宅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贯彻落实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通过完善住房一级市场,同时搞活住房二、三级市场,以及租贷市场等,充分发挥存量和增量住房联动的作用,进一步激发居民住房消费的积极性。 2.2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按照住房市场化进程的需要,市计划、建设、国土等职能部门之间需要相互配合,以需求为导向,对市场要求进行认真分析,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对住宅、非住宅结构进行调整,同时加大住宅建设的力度,并对写字楼建设规模进行适当的控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出现新的空置。 2.3深化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深化改革,制定实施新的政策,制定保障措施,进一步满足市住房需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阻碍市场发展和居民住房消费的各种障碍。二是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对城市住房保障范围进行合理地确定,科学合理地选择开发地块,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住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全市居民的住房需要。三是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进行规范化管理,严格控制在中小户型,同时对销售对象进行严格审定。四是推选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招投标,实行申请审批和公示制度。 2.4加强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科学合理地解决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对市场运行情况给予高度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质量和效率。 2.5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结合我市创造园林城市工作,对住宅建设坚持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质量施工、高标准管理,注重小区生态环境建设,搞好社区服务、绿化、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创造舒适、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认真贯彻落实《物业管理条例》,切实改善城市住房消费环境。 作者:张辉单位:河南省鹤壁市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管理站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浅析住宅类房地产税设计中土地的地位与作用 摘 要:在现有实践和法律制度下,中国房地产税设计成财产税性质缺乏合理性。因为土地的国有性、稀有性和有价性,本文主张以房产占用的土地为主设计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并配合交易环节的税收,以构建充足、稳定地方财产收入为导向的税收体系。以房产占用的土地为主设计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制度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现有土地出让金的缺陷,中国房产占用土地产生理论上贬值但现实升值的矛盾,房地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在实践中实现也较为困难。这些都干扰了房地产税的实施。本文对土地出让金进行重新定义,不仅为房地产税的征收奠定法律基础,还为解决小产权房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住宅 房地产税 土地 土地出让金 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房地产税。本文只重点讨论住宅类房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狭义房地产税。不同于其他类型房地产,住宅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此类别房产征收房地产税更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本文从房产占用土地入手,以现有土地使用税和小区物业费制度试图找到在房产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法律构成,以建立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并间接增加房产持有成本兼顾社会公平。 一、未来房地产税性质不宜是财产税 财产税是对持有财产,如建筑物,船舶所有人而赋课的税。未来房地产税立法方向是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成统一的房地产税,合并后的房地产税应按照房子的市场评估值来征税。这说明未来房地产税的性质是财产税。但本文不赞成现阶段把保有环节的房地产征定性为财产税。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一般法理财产税是所得税的补充税,是在所得税对收入调节的基础上,对纳税人占有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调节。所以说征收财产税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也意味着其征收的对象不是一般人,而是富人。近年来房价飞速上涨,我们拥有房子也水涨船高成为一笔不小财富。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大城市,每一个拥有房子的人都是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富翁。如果从这一表象看,现阶段对房地产征收财产税是合理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大多数家庭的房子是用作居住的,也就是房子的价格高低都是一数字,他们不会冲向市场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说大多人因拥有房子而拥有大量财富只是一个表象,只有拥有多套或别墅等豪宅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富人。 如上文所述,大部分房产作为生活必需品,无论值多少钱,这些财富也是虚拟的数字,除非卖掉换成现金。财产税调节的重点是富人,因此,不宜对大部分自有住房征收财产性质的房地产税。 其次,购买房产跟购买珠宝纯消费行为不同,她还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根据亚当.斯密理论每个人的投资都是为了自己创造最大的财富,但是,他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以房产投资为例:多余的房屋可以出租,业主会得到租金,但是也解决了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如果我们税务部门足够努力,还可以从中获得部分税收。对于不卖也不租,留着占着,留着升值的现象,因房地产升值,财产所有人会获利,甚至利益丰厚,我们会在交易环节对其征收所得税。以所得税性质征收房地产税可以直接调节纳税人的收入。这也许会让目前部分中国人“杀富济贫”心理得到一些满足。 还有一部分富人们会把房产留给自己子女和其他亲人,一生也不会卖掉房屋。对这种现象可以考虑征收赠与税和继承税。遗产和赠与税在体现鼓励勤劳致富、反对不劳而富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是世界各国通用的税种。但是中国虽然列入了立法计划,但至今也未开征。人们始终眼盯着财产税性质的税,力图为自己找到杀富济贫的工具。反而对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继承、赠与税决然不注意,这很难理解。 最后还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矛盾问题亟须解决。我们知道:对房产保值和增值功能贡献最大的不是房子而是土地。仅就房屋而言自从建好后就开始变旧、贬值,直至报废坍塌变得一文不值。如,同等地段房产新房比老房子要略贵些就可以看出这个贬值现象。但是,房子贬值的同时,房子使用的土地又会因为所处地点的不同而价值存在着巨大不同。如果我们把一个小县城100平米的房子,推到北京等一线城市,房产价格将会从几十万会飙涨到几百万,甚至更多。何以出现如此大的价格差异?是因为土地,随着土地的稀缺它的价格也就出现了变化。房产与土地密切相关,所谓房地一体,地价涨了房地产也就升值了。所以我们说房子有价值,会升值,还不如说是附着在房产上的土地有价值,会升值。 但是,中国却存在着以上实践与理论的矛盾。依据中国现行法律,中国土地公有,禁止土地买卖。我国居民住宅在内的大部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都是以出让方式得到的。除了支付一定的对价――土地出让金外,使用土地还有一个期限(住宅70年)。随着土地使用期限越来越少,附着在房地产上土地价值会越来越小,直到70年大限它将一文不值。如果继续使用,理论上还要再按市场价格再交一次价格不菲的土地出让金。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房产大都在增值中,几乎不受70年土地年限的影响。以上矛盾不能解决势必会动摇到我们征收房地产税的理论基础。 以上讨论都是在房产流转环节征税,这些环节征税不仅具有合理性,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持有大量房产必定侵占更多社会资源,一定区域内大量刚性需求必然要进一步推高房价。而目前我国住宅类房产持有成本几乎为零,长久这样,这样确实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持有环节对房产征税是未来房地产税设计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上文所述,既然房产价值的主体是土地,我们不妨围绕土地考虑一下持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构成。 二、从城镇土地国有角度设计未来房地产税 法律规定我国城镇土地属于国有。基于土地国有,目前附着在房地产的土地负担主要有两个:土地出让金;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出让土地使用年限地租总和,另一方面它又似有税收的非租性质,是个有着内在矛盾的复合体。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国家作为管理者对纳税人为国家缴纳的经济义务,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严格地看,以上两个制度功能具有一定的重合性。由于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本文认为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持有环节的房产税设计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开征范围的土地为征税对象,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标准,按规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按性质划分它可以划归为资源税。如果住宅用地是要交城镇土地使用税,那它无疑是房地产税组成重要部分。但是目前大陆各省级政府都对住宅实行免征或暂免征土地使用税的政策。对于住宅土地使用税免征有两个法源:第一、《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不过《条例》并没有直接规定对住宅用地免征,免征政策来自第七条的授权。第二、《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它是国家税务局配合《条例》出台的细则。 如果按照以上两个文件授权,对住宅一概免征土地使用税缺乏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条例》第七条缴纳确有困难的可定期减免。以上规定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有缴纳困难,是困难户、低保户?或是其他合理情形?二是根据困难时间、程度定期减免,不是永远减免,困难解决的当然要恢复征收。再有,可视困难的程度,有减有免,而不是只免不减。至于《办法》中的授权,其实质是对《条例》的细化和完善,但其解释不应超过上位法。所以《办法》意思应该结合《条例》确定,否则其效力值得商榷。另外,一概免除忽略了住宅用地合理的面积。对于过量占用土地的住宅也进行减免,这问题就更大了。 对于各省级税务机关对住宅土地使用税的一概免除,陕西省的规定比较合理、理由说明也较充分。按照陕西省税务局的规定,对未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住房标准的用地,可暂免征收土地使用税。它的免征理由是比照房管部门经租居民用地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宿舍用地暂免征税。而房管部门经租居民用地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宿舍用地暂免征税免征的理由是租金偏低收费低微,无力缴纳。从这一点上说其免征理由基本符合《条例》缴纳有困难减免理由。更为可贵的是《规定》还体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设置了一个合理的免征面积,只有未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住房标准的用地免征;超过标准的,就其超过部分照章征收土地使用税。二是对免征时间做了合理规定,即对未超过当地政府规定住房标准的用地暂时免征。这就意味着随着情况变化,住宅土地使用税还是要征的。只是经过近20年房地产业发展,各种情况都发生巨大变化后,陕西省住宅免征是否还存在?即使还按原规定,如果认真执行的话,其数据对未来房地产税设计也有其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这一点看,陕西省在全国房地产税探索的贡献,甚至不输于两个房产税试点重庆、上海的地位。三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也忽略了一个土地出让金问题。土地出让金制度实施之前的一些老房子根本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再加上住宅不交土地税。按照现有制度这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未来房地产税计税依据不仅是房产价值,房产面积也与之相关。本文不予认同理由是:一是如果按照房产面积确定征与不征的标准,又会陷入把房产税定义为财产税讨论,关于这一点态度上文已经说明了。二是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土地成为房产价值中最核心的地位。这一点上已经予以说明。占用资源要付出代价,多占用资源更应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为用税收杠杆调节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三是以土地为基准征税也降低了征税的难度,提高了征税的可操作性。按照此前上海房产税试点的计税方法,试点以应税住房的市场交易价格作为计税依据,那么,房产评估价格如何确定却存在一定难题。还有专家表示,评估的房价是计税的重要依据,如何真正反映房地产市场的真实情况,对政府来说将是挑战。在转让环节这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保有环节就不一样了。这一阶段征税一样需要一个相对公平、稳定的征税基础。由于征税规模庞大,相对于复杂且大量房地产价值评估,把房地产使用土地作为征税依据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无论是在转让环节,还是在持有环节征收房产税,我们征税目的,除了调节财富分配、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促进社会公平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目的――为地方财政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 三、房地产税与地方财政收入 著名傅蔚冈就指出:房地产税就是给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它的具体理由是:随着“营改增”逐步完成,营业税变成了增值税,地方政府失去了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非常紧迫。为了稳定地方政府的税收,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房地产税占地方税收比例较高。以美国为例:美国房产税也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传统税收。征房地产税要用于民众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这真正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目的。 反观,我国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是土地出让金。由于它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我们把这种现象形象称之为“土地财政?2014年地方卖地收入占比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土地出让金70年土地租金不是一年一缴,而是一次性收入,要保证财政收入就要不断地卖地,而且要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就需要每年都要一定规模的“卖地”。这就造成土地财政不稳定的,也是不可持续。人们希望用税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为稳定健康地方财政找到出路。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目前缺乏可行性。在上海、重庆房地产改革试点中可以看出房产税收益很低无法替代土地出让金。怎么办?这也需要从下文对土地出让金重新定义中找到答案。 征房地产税要用于民众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就公共服务支出而言,中国新兴的小区物业管理体制与之有着很大的相似。正是基于一定的相似性,物I管理费对未来房地产税设计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物业费按月计费,分期缴纳,是小区管理公共服务费用,也构成房产持有环节成本之一。物业费征收的标准是房产面积,这与上文设想的以土地为标准征收的房地产税不同。从公共服务的角度看,房产的多少也必然意味着享受服务的多少。无论你住还是不住,都必须设定公共服务,尤其学校,公园,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布局更不可能随时修改。所以,未来房产税设计中以房产面积为准收税,也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其性质与物业费相似我们姑且称这一部分为物业税。到此保有环节房地产税的构成似乎有了些眉目(如图1),综合流通环节房产税构成也较为清晰了(如表1)。 征房地产税要成为地方财政主体部分,体现公共服务功能。这形成一个矛盾:小区公共设施是由维修基金而不是财政负担,小区公共事务是由物业公司不是政府管理。既然业主支付物业费,买房时还交了一笔维修基金,那么相应相关税收就应该相应减少。有一个办法缓解以上矛盾,目前小区公共设施尤其道路日益老化需要维修甚至新建,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和维修基金使用,住房维修基金早晚也有用尽的一天。按照规定维修基金将近用完要按照原标准续缴,这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因为维修基金是购买房产时必须的费用,因此作为房价的一部分,业主接受起来不困难。可是如果再缴纳一比小巨款,按照现今国民素质接受起来就不容易了。如果维修基金用完,小区公共设施没钱维护,这必然影响到小区内部生活品质,并产生上文提出的公平问题。这时小区业主们缴纳房地产税就应该起作用,尤其在小区公共设施的维护、维修方面。我甚至认为房地产税征收以后,维修基金最好只用于维修房屋本身,而其他公共设施的维护应由政府税费承担,除非业主自己同意使用维修基金。这种维护方式还有一个契机,那就是中国城市要推广的“街区制”。不仅“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还要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如果封闭住宅小区逐步打开,那么不谈其他方面,就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费用就不应该都由物业费和维修基金承担了。 四、重新定义土地出让金 上文提到现有土地出让金不改变,那么现实中就会存在以下困惑。一是房地产现实增值与理论贬值的矛盾。二是房地产税代替土地出让金理论上合理而现实无法替代的矛盾。三是我们知道农村住房(还要包括小产权房子)占用土地法律上世世代代拥有的(除非征收)而且无偿使用,相反城镇房产占用土地却有一个固定期限,而且有偿使用,从社会公平角度上看也是有问题的。 要解Q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土地出让金这一弊端百出的制度上找一下突破口。由于房子是没有固定期限,在房地一体原则下,房子占用土地也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期限。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无固定期限地转让其掌握的土地使用权和再转让权的价格(简称地价)。这样定义有什么好处呢? 一是新定义解决了中国房地产理论上贬值,现实中增值的矛盾。重新定义的土地出让金不再是有固定期限的租金,它一次性缴纳后就与房子融合而成房地产价格。由于土地没有固定期限,附着在房产上的土地就不会随着租期缩短而贬值了,这样中国房地产现实中升值,理论上贬值的悖论也就解除了。另外,一次性缴纳完土地出让金也就意味着土地转让权的转让。这也为我们征收转让环节房地产增值税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新定义让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同时征收成为可能。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两种功能重叠,同时征收理论上缺乏合理性。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定义为政府无固定期限地转让其掌握的土地使用权和再转让权的价格,那么,它的税收性质就消灭了,也就不存在房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功能重复了。这样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同时进行就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就解决了以上问题。这就扫清了起初由于房地产税征税如果太少而不能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的障碍。 其实,实践和一些法律都证明以上定义的合理性、可行性。比如,现实中我们对买房子关心很多,但从来不关心土地使用期限。要知道按照理论上土地出让金期限确实是关系到房价。政府的征收同样不关心土地使用期限,不论是多老的房子也会以市场价格征收。政府和人们都不太关心这一个期限。说明什么?只是物权法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土地使用期限的问题。不过她还是给了我们一扇门: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是否再缴纳土地出让金,法律却未规定。是立法者忽略了吗?当然不是,只是在绝大部分住宅使用权期间届满时,我们还有很长时间考虑清楚:到期后住宅是不是还要缴纳土地出让金。如果我们对土地出让金重新定义,就意味着土地到期后政府放弃对土地出让金再次征缴,这就解决以上提到的难题,其中包括用房地产权税替代出让金问题。 好处是有,但有人质疑:怎么解决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呢? 土地是国有的,不能买卖。有人认为对土地出让金的重新定义,等于变相卖掉了国家土地。本文不予认同,因为体现国家所有的形式不仅只有出租一种,如一些国家国有资源都以某种税收来体现。更为特殊的是住宅是人们安身立命基础,基于“房地一体”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也是可以的。随着房地产的转让(包括买卖赠与继承),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整各方面社会利益。最后,还会因政府的征收土地重新掌握。 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同时征收。买房人是不是吃亏了,这样会造成他们双重的负担。不会的。首先重新定义的土地出让金是一次性缴纳,而且没有固定期限。那么就意味着房地产税征收后,现有住宅用地土地不仅没有了70年大限,还意味着70年到期后政府也不应该再让业主交一次土地出让金了。买房人用土地出让金换来了无固定期限使用权还有再转让的权利。这种权利获得房地产增值的收益,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笔真正财富。如果要人们选择他们一定会双手赞成的。另一方面政府以放弃再次征收土地出让金为代价换取了征收房地产税的权利。再有,政府只是放弃了对已经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征缴,而对其他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出让时仍可代表国家征缴土地出让金。 综上,我们设定一个住宅占用土地流转流程(如图2),让我们更清楚看明白: 政府把掌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招拍挂(市场价格)形式转让给开发商(A)。开发商把附着土地的房地产卖给(市场价格)业主(B)。之后包括业主的转让(市场价,赠与继承除外)(C),还有可能政府因公共利益征收(市场价)(D),政府重新掌握土地。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这循环中土地随着房产一起在市场上流转。在出让土地被政府再次征收之前,体现土地国有性质应以对房产税收形式存在。这就为我们在持有环节对住宅占用土地而征收房地产税奠定法理基础。 五、土地出让金、房产地税与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早已有之,小产权房问题严重却与城市房价蹿升密不可分。“因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的负担,房价便宜。于是小产权房在城镇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大量出现。尽管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小产权房”不得确权发证,不受法律保护。但是现实中小产权房的使用和转让几乎不受影响,只是在诸如抵押、拍卖是受到些限制。低价诱惑和低度风险促使人铤而走险,不顾政府的警告小产权销售仍旧如火如荼的进行。 小产权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其中也为未来房地产税征收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小产权问题必须解决。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郑振源认为,未来对小产权房的主要处理,无非就是转正和拆除两种措施。 拆除?按照目前社会现实,除非极特殊情况才可以拆除。大部分情况只有转正一个选项了。如何转正呢?其他程序性的追认还好办,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土地出让金怎么办?大产权和小产权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有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从现实角度看补交土地出让金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土地出让金按照什么标准征缴,还涉及到对农民土地征收问题,更涉及到业主付出成本的态度问题等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土地出让金重新定义的思路。既然国家掌握的土地转让须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那么既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们盖好房子把附着的土地按“市场”价格转让不交土地出让金也是合理的。这里有一点是相同就是土地的转让包括转让权的转让,并且没有固定期限。如果这样做政府也没有吃亏,因政府在没有向农民付出征地补偿的情况下把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还获得了对该房产征收房产税的权利。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今后,政府应加大对新建小产权房监管力度,在萌芽阶段就消灭小产权房才是正途。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探索 【摘 要】通过对农村住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引入有责任感房地产企业找到有效的参与模式,逐步完善新农村住宅建设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也给开发商创造新的利润空间,为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房地产;参与;新农村;住宅;模式 新农村住宅建设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农村住宅发展现状 我国共有320.7万个自然村,63.4万个行政村,2.2万个集镇,近2万个建制镇,总建设用地接近17万平方公里,有10亿人口在这里居住、生活、工作,可见农村房地产需求潜力的巨大。自1980年起,农村新建住宅总面积一般在6亿平方米以上。人均住房面积为28.6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9.68平方米,比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26.1平方米多3.58平方米。虽然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较高,造价高,但住房质量不高:钢筋混凝土结构所占比例仅为37.63%,砖木结构比重为47.57%,还有14.80% 的房屋为非砖木、非钢筋混凝土结构[4]。布局不合理,没有配套的厨卫设施,居住条件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土地浪费严重,缺乏统一规划与布置。住房建设模式落后,建筑形式单一,丧失乡土特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底,缺乏节能理念和措施。资金来源单一。 二、房地产企业参与农村住宅建设的必然性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相关政策使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获得了可能。农村住宅建设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打开新的市场,农村住宅产业化进程中有效引入房地产企业进行住宅建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房地产企业可以利用在城市房地产开发经验,进行农村住宅项目合理规划,提供资金,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加速农村住宅建设速度,提高住宅质量,形成配套完善的住宅社区,有利于农民转变观念和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利于创造整体和谐的城乡发展格局的提高。 三、房地产企业参与的制约因素 1.土地流转的局限性 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农村土地制度区别于城市土地制度,农村房地产项目在市场流通受到限制,房地产企业追求的高额投资回报较难实现。 2.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农村住宅产业化水平低 涵盖农村住宅建设全过程的法律法规体系没有建立,使得住宅建设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无法可依。农村住宅基本处于无设计,自建为主,采用高耗能的建筑材料,缺少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机械化施工、通用化配套、可再生能源利用成套技术和节能省地型住宅配套技术的研究。农村住宅金融体制滞后性,农村住房建设资金筹集难。这些问题导致农村住宅产业化水平较低,制约农村住宅建设。 3.农村居民思想落后和经济生活水平不高 农民的思想观念未能得到转变,导致农村住宅规划与设计系统性较差,整个农村住宅建筑市场很难有长足的发展。与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农村年居民收入偏低,农民在满足衣食温饱之后没有更多的钱用在房地产的消费上,对农村房地产失去购买力,导致农村房地产发展的缓慢和农村房地产建设的质量偏低。 4.房地产企业参与态度谨慎 大多房地产企业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任务,房地产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不能像在城市中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投资回收期长,两者很难把利益统一。因此很多业内人士不熟悉新农村住宅相关政策,房地产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四、房地产企业参与途径 房地产企业通过集体―开发商合作途径参与新农村住宅建设。利用宅基地作价入股的模式,在保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农民的居住水平。在成都鹤林村采用重点突破性新农村建设方式,以村社集体经济组织为市场主体,与房地产公司及建筑商合作,实施“三个集中”,壮大“新集体经济”,创新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模式,成为城市周边农村(城郊)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农民只要用不到5%的土地与土地开发商合作,即可得到整个自然村全部村民的小区楼房安置,房地产商也获得了满意的投资效益。 开发商接受村委会或众多农民的委托,定向进行农村住宅开发途。根据农民的要求,为其建设房屋,房子建好后卖给农民的行为。这种模式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量身打造。开发企业按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对开发企业而言,这一途径虽然盈利不太大,但基本没有风险,而对农民而言,专业化的施工与管理可以降低成本。 五、房地产企业参与模式创新 1.创新理念 房地产企业为新农村住宅建设提供项目策划咨询服务,开发管理服务和物业管理服务,提高新农村住宅开发服务水平。通过农业与其他产业立体化建设拉动农村房地产需求,提高房地产企业参与积极性,塑造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形象。随着我国农村房地产的发展,房地产企业通过与政府合作,借鉴城市住宅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培育品牌农村房地产企业,进行连锁开发,形成规模优势,实现集约化发展,进行企业产品品牌的打造,促进农村房地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第三产业的服务水平,也使房地产企业综合效益得到提高,实现双赢。 2.创新模式 (1)农业综合体开发模式 房地产企业利用自身开发优势参与农村商业项目的开发形成现代农业综合体,完善农村社区各项配套设施。通过以农村为基地,生产优质农产品,优先向房地产企业物业服务的业主直供,并逐渐辐射至社会消费市场。打造涵盖农业观光旅游、乡村休闲度假的创新型、高技术引领的农业综合体,统一标准、品牌、生产技术,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发展成集农业、科技、贸易、会展、休闲和文化为一体的农业综合体。 (2)连锁开发模式 对于专业住宅房地产企业而言,可以发挥其住宅房地产开发的优势进行农村住宅连锁开发,改善农村住宅条件,形成完整的配套。像奥林匹克花园,有保利花园,阳光100等房地产项目利用其品牌效应,在全国村庄进行农村住宅项目开发,使得农村住宅开发规模化,集约化,房地产企业实现预期的综合效益。 总结:在新农村住宅建设过程中应树立农民主人翁意识,树立自力更生为主,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帮扶为辅的运行机制,把住宅建设改造与新农村建设的其他环节有机结合,实现统筹协调、互相促进。房地产企业利用自身开发优势,加强与政府合作,实现以农为特色,形成城乡一体相互促进新农村住宅开发可操作模式,实现农村住宅专业化规模化开发。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关于房地产住宅中空间与节能设计的探讨 摘要:住宅是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空间,其空间设计对于住宅功能的发挥以及人们的生活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筑作为一个耗能大户,节能设计对于建筑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针对房地产住宅在空间设计和节能设计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房地产;住宅;空间设计;节能设计 房地产住宅是提供给人们生活休息的空间,所以在空间设计及节能设计等方面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其功能等都需要围绕人们的需要和舒适度来进行设计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的重要性已经越发的不言而已,随之而来的住宅的生态性和绿色性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做好住宅的空间设计和节能设计也成为房地产行业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房地产住宅中空间设计与节能设计进行探讨和研究。 房地产住宅的空间设计 住宅空间结构的特征 我国房地产住宅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职工的住宅以及新村,此阶段的住宅主要是采用邻里单位的基本观念,相应的配套设施比如小学和商店也列入规划之中,并将之前的棚户区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改造,变成阳光明媚、空间优美的住宅;第二个阶段,住宅和街区相结合,这主要是受到了前苏联规划模式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个阶段,住宅区、行政区与街区结合。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于是具备功能齐全的住宅区、行政区、街区相结合的住宅形式出现,并逐渐的发展成了当前主要的空间结构。 2、房地产住宅空间设计 1)客厅与起居室的设计。在住宅空间的设计中,随着人们居住模式的改变,出现新的“大厅小卧”的布局,并经过多年发展已被人们接受。这种空间布局不仅注重居住者的需求以及行为的规律,还能满足成员娱乐以及聚会等活动的需要。通常起居室作为家庭成员使用的公共空间,能满足成员日常的活动需要,客厅主要用来接待客人的场所,具有一定的功能针对性,单独成员的客人造访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成员的生活,进而会造成使用上的不方便。根据目前我国家庭的普遍现状,理想中的两室两厅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比较实际的设计是将客厅和阳台、餐厅等空间相结合,可以做大餐厅的空间,并通过增加家具来满足会客的需求也提高用餐的舒适度; 2)卧室的空间设计。卧室由于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主要来提供成员的休息空间,所以私密性比较强,对其空间环境的要求也要尽可能的温馨和舒适,所以在空间的设计方面不能够太过狭小,主卧一般要12-16平方米比较合适,次卧为10-14平方米,并在主卧内设置卫生间和更衣室,提供完善的功能; 3)卫生间设计。卫生间作为住宅核心部分,通常可分为公共卫生间和主卧卫生间。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卫生间也成为了追求健康和舒适的一个场所,要让使用者能够感受到舒适、安全、方便,可在满足人们基本的卫生行为的基础上适当将化妆、洗涤等功能也放入其中。通过对空间进行适当分离,分离为两个或以上的空间,保证各个功能都能独自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同时,面对我国提出的节能减排的政策,在卫生间最好是选择淋浴,不仅卫生、方便,而且节约用水、面积小、布置相对较为灵活。通常家庭公用的卫生间面积4-6平方米适宜,主卧卫生间3-4平方米适宜。 4)厨房设计。厨房是住宅中一个重要的场所,尽管占地面积不大,但功能重要、使用频率很高。厨房主要由冰箱、操作台、洗池等为主,还适当的辅以低柜、吊柜等用于储存的空间,对于厨房的设计应采用变压的风道,这样便于气和油烟的排放,同时也要具备足够的电源插孔来满足厨房日益增多的电器需要。厨房的照明应采用全部照明和局部照明结合的设计理念。厨房的面积一般为6-8平方米较为适宜。 二、房地产住宅的节能设计 1、房地产住宅节能设计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的发展,数据统计表明,建筑行业的能耗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32%,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45%。目前来讲,我国基本上都是高能耗建筑,并且每年新增的建筑其95%都是高能耗建筑,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建筑能耗也造成了严重的负担,所以,建筑行业的节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推行节能措施迫在眉睫。 2、房地产住宅的节能设计 住宅节能是指住宅在设计、规划、建筑以及使用的过程中,通过采用节能的材料以及技术,来加强能耗的管理,在保证住宅正常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来降低其能源消耗。住宅节能设计是一个全面的过程,主要通过下述几个方面进行: (1)住宅外部环境节能设计。住宅外部环境的节能设计主要可采用合理选址和合理群体的规划布局。合理选址就是住宅的选址需要严格的根据当地的环境、气候、水质以及地形等因素综合考虑,比如年平均温度、平均湿度、风压以及太阳辐射强度等,利用这些条件来为住宅节能创造有利因素,但又不能破坏整体的环境平衡。合理的规划以及结构设计能够有效适应住宅周围的环境,从而有利于建筑节能。比如日照以及住宅朝向的选择,应该是以冬季能够获得充足的日照、夏季能够利用自然的通风并降低太阳的辐射为原则的;比如合理的控制建筑体形系数,体形系数就是建筑与室外环境接触的外比表面积和其溶剂的比值,所以单位建筑其外表面积大、体形系数也大,则其能耗就高。所以,在节能的设计时,应该要尽量的避免建筑外面形状太多凹凸不平,尽量平整。 (2)住宅建筑单体节能设计。住宅建筑的单体节能设计,主要是对各个部分的节能构造进行设计以及建筑物内部的空间进行合理设计和分隔,并选用一些新型的节能材料以及节能技术,更好的利用建筑物周围的环境,达到满足建筑性能又良好节能的目的。住宅的单体节能设计,主要有:1)房屋的隔热保温和遮阳。夏季,由于太阳光线较强,所以建筑物内温度受到外面环境温度的影响会提高2-4摄氏度,但在冬季,又会因外部温度而使里面温度降低。所以在屋面的设计时可选择倒置式的设计,同时也可采用蓄水和种植绿色植物,这样不仅能够有效的起到良好的隔热效果,还可以增加城市的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的环境,也能结合建筑物构造呈现有个性的建筑形象。2)楼板层的节能设计。主要是利用楼板层的中空空间通过将循环水管等布置在其内部,就能在夏季利用冷水来降低住宅内部的温度而冬天利用热水来提高温度进行取暖。3)住宅门窗的节能设计。数据表明,我们高能耗建筑中约有40%的能耗是通过建筑的门窗产生的,所以在门窗的设计时不仅要控制窗和墙的整体比例,也要通过增强门窗的热工性能来降低能耗流失,比如采用多层中空的或辐射低的玻璃等和加强门窗间的气密性,同时还可增加建筑物外墙的这样设计,从而有效的防止夏季强烈的太阳辐射而导致室内的能耗增加。4)选用节能材料。在建筑物材料的选择上面,应该要遵循经济、节能、健康的原则,选用新的高校材料,比如新型防水材料和保温材料的使用,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水效果和隔热保温效果,有利于建筑物的节能。5)合理的空间设计。所谓合理的空间设计就是要能够充分的保障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的条件下,进行合理的分隔和设计,从而改善住宅室内的通风、采光以及保温的条件,进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住宅房地产价格理论与实证研究 【摘 要】商品住宅作为房地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密切。鉴于此,本论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青岛住宅房地产市场为实例,采用线性回归和指数平滑的方法,对青岛市商品住宅的供需状况与价格走势进行了分析预测。总结出房价上涨的几点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青岛市的商品住宅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关键词:商品住宅;价格;供求机制 1 绪论 近年来,我国商品住宅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各主要大城市房价过高、涨幅过快,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健康、平稳运行的不确定因素,稳定住宅房地产价格尤其是住宅房地产价格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房地产业尽管发展历史较短,但进入转轨时期以来,其价格变动与主要影响因素变动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在这种背景下,选择房地产价格变动理论作为研究课题,既具有较大难度,又非常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在阐述了商品住宅房地价格理论,形成机制及变化规律后,以青岛为实例,对青岛市房地产供需状况和价格走势进行分析,对青岛市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2 商品住宅价格相关理论 商品住宅是指由具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经政府批准后建造的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住宅,消费者在购买后即可获得房屋所有权证与国土使用证。从城市住宅供应体系来看,城市住宅主要分为商品住房和保障房两类。 商品住宅价格指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商品住宅的交易价格。其价值既包含所占用的土地价值,也包括地上建筑物的价值。由于商品住宅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性,商品住宅价格也有其独特的价格特征:明显的区域性、需求缺乏弹性、周期波动性以及易受政策影响。 3 商品住宅价格形成机制 3.1商品住宅价格形成机制的概念 商品住宅价格形成机制是商品住宅价格机制的核心内容,指在一定时点上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任何商品要形成价格,都要满足相对稀缺性、有效需求和效用性三个条件。商品住宅作为一种商品,其价格形成也满足这三个条件。此外,商品住宅的成本、权益和区位构成了商品住宅的定价基础,是商品住宅价格形成的最基本要素。 3.2市场供求机制 成本、权益、区位构成了商品住宅的定价基础,而商品住宅价格的高低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供需平衡决定价格水平,目前的商品住宅的影响因素基本上都是调节供需的。从短期来看,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商品住宅的供应可以视作是固定不变,所以住宅价格随着需求量的变化而变化。当购房者的需求增加时,由于供给不变,价格上升。当市场需求减少时,价格下跌。 3.3生产价格机制 生产价格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后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由社会成本加平均利润构成。在已知生产成本、成本利润率、税率的情况下,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l-税率)。也可采用加工费用盈利率的方法把税收和利润放在一起考虑。 4 住宅房地产价格变化规律 4.1长期增长性 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都刺激了商品住宅刚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的增加,使得商品住宅的价格将长期处于上涨状态。然而土地成本、建筑成本的不断提高,土地供应更加严格,商品住宅供给的有限性,这些都导致商品住宅价格长期上涨。 4.2抗通货膨胀性 自2005年起人民币巨大的升值压力促使我国要采取措施控制贸易顺差的加大,造成国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超过商品总价格,所有商品呈现出综合性的价格上涨趋势。为了财富的保值增值,很多人会选择投资商品住宅等价值稳定的投资品。以土地为承载物的商品住宅,其价格也就具有了抗通货膨胀性。 4.3周期波动性 商品住宅价格的变化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政府鼓励商品住宅市场发展,开发商增加投资,促进商品住宅市场发展,同时,由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高,居民收入稳定增加,购买力较强,商品住宅市场呈现出供销两旺的局面,商品住宅价格会处在上涨期。当政府制定政策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快发展时,商品住宅价格处于下降期。 5青岛市商品住宅价格现状及变化研究 5.1青岛市住宅房地产市场现状 青岛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自2002年来,青岛的经济飞速增长,青岛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当前,青岛市住宅房地产业正处于平稳期,城镇化水平正处于加速时期,故未来对住宅的需求是强劲的。 2002年-2011年的住宅房地产竣工面积总体上呈波浪形上升趋势,商品房供给量增多,从而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竞争。2011年青岛市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025382万元,同比增长15.9%,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7827193万元,同比增长29.9%,占固定资产投资22.35%。 虽然历年来住宅价格都在增长,但其增长率变化很没有规律,为了找出未来房价的增长趋势,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现对房价增长率取对数,我们就能看出,未来房价的增长趋势将变缓,但仍然保持着不小的增长。其预测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青岛市历年来房价增长走势图 5.2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由于住宅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因素很多,不确定性很大,想要准确预测住宅房地产市场是相当困难的,只能通过分析影响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因素大致把握市场的走势。因此,对于商品房的需求预测,本文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预测。 自2002年以来,青岛市住宅房地产实际销售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05年,增长率较上年为45.41%,2011年下降为-24.23%,由于国家对房价出台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包括限购的强烈要求、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以及加大的保障房建设,购房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持观望态度,加上青岛市自2002年以来,房价飞速上涨,已经部分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未来几年,青岛市住宅房地产销售面积绝对量还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根据一元回归预测,运用回归方程y=86.467x+249.93(x=1、2、3、4、5、6、7、8、9、10、11、12;r = 0.825 =0.576 )可以预测得出2012年青岛市住宅房地产销售面积为1201.067万m2,2013年为1287.534万m2。通过回归分析,运用计算机得出的回归方程y =27.558x +416.93(x=1、2、3、4、5、6、7、8、9、10、11、12;r = 0.769 =0.576 )可以预测2012年青岛市住宅房地产竣工面积为720万m2,2013年为748万m2。 价格反映着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的盈利和亏损。因此,对住宅房地产市场进行研究不能忽视市场价格的变化,本文采用指数平滑法对住宅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定量地预测,2012年住宅均价为6978.70元/平方米。5.3结果分析及建议 本章通过对青岛市住宅房地产价格现状及变化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总结得出了青岛市2002年至2011年住宅价格不断上涨的几点原因。首先,需求增加是支撑住宅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其次,目前对住宅价格上涨的的调控政策的力度有限。最后,从供求方面看,青岛市未来住宅价格仍将走高。 针对此种情形,对青岛市住宅房地产价格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优化土地供给制度。首先,土地开发的规模既要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动,同时也要依靠政策约束引导。其次,完善土地储备制度,促进土地流通市场的发展。最后,要以持续、健康发展为理念,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的监管。(2)完善房地产统计和信息披露制度。首先,根据青岛市目前商品住宅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应把重点放在正确引导居民理性消费、支持普通住宅建设等方面。其次,完善信息制度,科学确定房地产信息的时间和方式,正确引导投资和消费,促进市场供求平衡,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3)拓宽多种投资渠道。政府应利用各种渠道加强引导,增强投资者风险意识。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货币发行量与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对收集的数据的计量分析,找到货币发行量与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的计量方法有ADF平稳检验、AEG协整检验、ECM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的结论是:货币发行量的确是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格兰杰因,即货币发行量包含了可以预测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有效信息。更进一步,结合实际,得出:货币发行量是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逻辑因。 【关键词】货币发行量 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 误差修正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中国的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发展是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从1979年开始的。从1979年至2012年期间,住宅房地产历经了土地使用权转让阶段、房地产泡沫阶段、亚洲金融危机阶段、福利分房终止货币分房开始阶段、我国正式进入WTO阶段、炒房阶段等等。可以说,一个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在这期间,中国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的建立了起来,并且逐步完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一开始建立,政府就对该市场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控制,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国六条、国八条、国十一条等等。由于政府的控制以及政治、体制等外部情况的变化,使得分析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成因变得极其困难,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对商品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比如金融风暴、正式进入WTO、国家房地产政策等等。在此,本文去除所有影响价格的因素,直接从货币发行量对商品住宅房地产价格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希望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得出逻辑因果关系,以指导实际和相关政策制定。 二、相关研究 以往文献对商品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研究很少,跟房地产价格相关的研究有: 《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研究如何运用房地产价格预测通货膨胀。 《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_产出的关系》:研究房地产价格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产出。 《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_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研究房地产价格与CPI的关系。 《商品住宅销售量与CPI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研究房地产住宅销售量与CPI的关系。 这些文献中,《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_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跟本文的主题是比较相似的。但文章是讨论了CPI跟房地产价格的关系。CPI是基于一揽子日常商品的年度涨幅,可以间接体现货币发行量。但我国的CPI指数中并没有包括商品房价格,所以完全可能出现商品房价格上涨而日常商品价格不上涨或者反之的情况。所以本文直接选取了货币发行量这个更直观的指标来衡量和研究分析。 (三)协整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从逻辑上,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的上升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注入该市场金额占整体货币发行量的占比增高,二是整体货币发行量的增加。由于已经证明了整体货币发行量是住宅价格的格兰杰因,所以可以从逻辑上认定: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是房地产商品住宅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而且,通过回归函数和ECM模型,可知:长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增加1%,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增加0.46%;短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增加1%,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增加0.923%。 建议:控制房价过快增长是政府的责任之一,但之前都只是从行政政策角度强行压制价格,导致的结果是效果不理想。建议政府之后从货币发行量这个经济角度来解决该问题,控制货币发行量,控制房价的过快增长。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住宅民生消费属性与房地产政策和制度 【摘要】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关系到百姓民生和房地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持久、健康发展的问题。应该使得房地产政策和制度保持长期稳定和协调,具有长期可预期的政策效果。要基于中国国情、立足住宅民生消费的属性,来设计具有长期战略性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和制度。 【关键词】住宅民生属性;房地产调控政策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实行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商品化、土地招标拍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在经济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地价、房价快速上涨,在一些城市,商品房的房价超出普通百姓的购买力。过度投资投机推动地价高企,导致商品房价格过快上涨。经济学的观点是:只有当“完全竞争”的平衡和抑制的作用存在时,才能是所谓的完全自由,“完全竞争”会自发地抑制投机。中国人多地少,中国房地产市场必然是供应弹性不足的市场,远远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这显然是导致投机产生的重要因素。从近十多年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来看,有许多人将房地产市场看作是一个投资市场。但是住房本身属性应该是满足人们居住这一基本需求的消费品,而且是涉及广大百姓的民生必需品。 购买住房应该是为了满足和改善居住状况为目的,是一种消费行为。如果买房是为了赚取差价获利,这就是投机行为。如果人们置地买房就好像在参加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一个人都认为房价还会涨,每一个人都认为“花”会传出去,谁也不知道“鼓声”什么时候会停止,参加“击鼓传花”游戏的每一个人都是抱着投机的心理,每个人都是怀着赌的心态,不是为了得到“花”,而是要能够“传”下去,在这场游戏中取胜。如果市场上许多人置地买房,其目的是为了所谓的“投资”,为了“传下去”,为了赌一把,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将导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危机,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前车之鉴。 在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种种投机投资表现是地价越拍高、房价越涨越高,投资买房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地价、房价的上涨,他们对住房的购买力越来越低,使他们无法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开发商抱着投机的心态拍得高价土地,面对已经居高不下的成本,只能开发适合高收入阶层的住房,高收入阶层如今买房已不再是解决居住问题,而是为了“投资”,他们可能已经买卖过好几套房。投机、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住宅房地产的价格,住宅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偏离了民生消费品的属性。 近几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采取限购等严厉的“刹车”特点的调控手段,采取行政手段抑制房地产投资。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阻遏了地价、房价的上涨。但是,这种一刀切的政策也抑制了住宅改善性的消费需求,在当前中国经济走势放缓的严峻形势下,以住宅为主体的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龙头行业,它影响到国民经济上下游诸多产业,对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房地产调控政策应立足于促进住宅消费、抑制住宅投资的轨道上来,推动首次购房和改善性购房,增加保障性住房比例,促进存量住宅的二手交易,既活跃房地产市场又不至于导致房地产投资投机泡沫产生。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如何制定房地产、尤其是对于住宅的政策和制度: 一、加强保障性住房比例,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 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是关于社会安定、百姓民生的重要方面,必须要加以重视和有效地解决,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力,控制单套面积,建设尽可能多的套数,努力扩大保障低收入阶层群体数量,保证分配公正透明和社会监督,对保障房的购买租赁、使用和流转建立配套的法规。可以借鉴新加坡“公共组屋”的管理模式,新加坡对于“公共组屋”的购买资格有严格的规定,仅限于屋主使用,不得出租和空置,对于“公共组屋”的转让市场也有明确的规定,“公共组屋”的二手市场购买人的资格也必须符合“公共组屋”购买条件。我国保障性住房市场应该仅限于保障对象(低收入阶层),保障房除了购买方式之外,还应补充廉租以解决收入最底层的居民、以及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的居住问题。切忌保障房流入商品房市场,这样可以使得保障房规模逐步扩大,使得社会受保障的低收入比例逐步提高,也不至于使得政府财力过度负担,各地城市逐步建立稳定的、逐年扩大的保障房体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扩大低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保障比例,形成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良性发展的轨道。要汲取九十年代曾经搞过一阵子的“经济适用住房”的经验教训,“经济适用住房”之所以没有延续,其主要原因是“经济适用住房”没有完善的配套法规和政策,许多“经济适用房”被有钱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小区里出现宝马等高档轿车,“经济适用房”流入商品房二手市场,“经济适用房”没有起到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住房的政策初衷。新加坡的经验说明:在人多地少的城市国家,由于采取了科学、合理、可行的住房政策,在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公共住宅房价一直保持在百姓的承受能力范围,区隔公共住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满足了各阶层人民的住房需求。 二、对不同的住房需求采取区别化调控政策 从消费需求特点,住房市场可以区分为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奢华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针对不同需求进行调控,以使得有限的房地产资源用于满足百姓合理的住宅需求,同时,促进合理的住宅需求,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刚性需求主要是年轻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对于这部分刚性需求应该实行贷款、税收等方面扶持政策。应在房型面积方面不宜过大,应控制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控制住宅总价。改善性需求主要满足中产阶层的合理改善住宅消费的需求。应该鼓励和满足改善性住宅需求。鼓励改善性需求的住宅政策对于促进住宅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合理化,对于满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中产阶层的日益扩大以及他们的合理住宅改善需求对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奢华性需求主要是对于别墅、高档豪华公寓等少数占用土地多的住宅类型,对于此类住宅不符合中国土地资源紧张的国情,应该加以限制发展。投资性需求与改善性需求容易被人混淆,其关键区别在于“度”,应该限制购买二套以上,比较合适的限制措施是采取累进的税收政策,买的越多,税负越高,使得购房者感觉到税负大于住宅的投资收益,购房者也就不会继续购买。正在酝酿的房地产税,也应考虑对于拥有多套住宅如何设计累进税制,使得房地产税真正起到调控房地产投资需求的作用,而不影响到绝大多数百姓的合理住宅消费。 三、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和持续 近十多年中国房地产政策变化起伏较大,从推进住房商品化到金融危机期间,一直是采取大力鼓励、促进房地产的政策。到2010年开始觉察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提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政策开始转向,逐步开始采取限购、限贷的政策。在这种180度的、比较简单化、一刀切政策转向措施对于国民经济、房地产业和百姓预期产生不稳定的、负面的影响,但也是受制于“急刹车”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龙头行业,带动钢铁、有色金属原材料、建材、家电家具等众多产业。房地产业的宽幅波动,必然对相关产业带来很大冲击。从百姓的角度,房地产价格和购买政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百姓的购房和投资的预期产生很大的影响,要么是过度投资,要么是抑制购买,一些百姓被波动的房产市场搞得晕头转向。 房地产政策和制度的稳定和持续是房地产市场持久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稳定、持续的房地产政策和制度的立足点应该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百姓民生需求、以及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出发来稳定协调房地产市场发展。因此、需要从房地产税、保障房制度、对各类型住宅的区别化开发管理政策以及各类住宅的贷款政策上综合协调,目标是促进和满足各阶层民生合理住宅需求、阻止过度投资,尽快从当前临时性的政策措施转变到长期稳定协调的房地产政策和制度。 住宅与房地产论文:房地产开发决策阶段的小区住宅层数与工程造价分析 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后,在不影响小区品质和容积率限制及环境的条件下,必须最大限度的规划出可销售住宅的面积,以满足其对利润最大化的需求。本文通过对我国民用住宅层数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建安造价做出探讨,结合别墅、多层、高层四种类型的建安造价和特点,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了能指导实际操作的小区规划决策思想。 [关键词] 住宅;层数;多层;工程造价;方案决策 一、低层住宅的特点与工程造价分析 低层住宅在民用住宅层数划分标准是指1~3层住宅。低层住宅多建于小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它既有普通住宅,又有高级别墅。低层住宅由于其高度低,尤其适合于老年人、儿童和身体障碍者使用;生活空间开放性强,有利于邻里之间的交往。其缺点是居住密度低,土地利用不经济。因此其容积率较低,综合开发面积较少。 因此,开发商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一般较少开发低层住宅,不过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开发商如果定位为高档别墅住宅的话,其开发住宅一般多为低层住宅。但其售价相对于多层和高层住宅要高很多。一般低层住宅的容积率与居住密度较低,多用于城市郊区和一些城市改造中对环境品质要求较高的区段。住宅商品化的初期,我国曾出现过建设别墅区的热潮,由于其过低的容积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有限土地资源的浪费。 二、多层住宅特点与工程造价分析 在民用建筑中,多层住宅具有建筑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少,可减少工程量,使用费用低,开发建设的综合费用相对低于其他形式的住宅降低单位造价,经济效果好。被大部分城市广泛采用。缺点是生活空间开放性差,不利于邻里之间交往;楼层相对较高,又不设电梯,给上下楼带来不便。将来发展趋势是多层住宅也设电梯。 根据经验,6层以内的住宅层数越多,造价越低,这是因为多层建筑在一定范围内层数增加,则房间内部和外部的设施费、供水供气管道、电力照明等费用随层数增加而降低,所以多层住宅以采用5~6层为好。 下表是多层建筑的单方造价和层数的关系表,根据表2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多层住宅具有降低单位建安造价和经济效果较好的特点。因此开发商在开发方案的设计和评价中,应多考虑多层住宅的开发面积。 表2 多层与低层住宅层数与造价的关系表 目前我国多层住宅由于公摊面积少、后期物业管理费用低,深受很多购房者的喜爱。消费者也普遍认为多层住宅的供应量会逐年减少,这种预期也使多层住宅成为相对珍稀的住宅产品,所以目前卖得相当俏。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多层住宅虽然建筑成本较低,但分摊的土地成本要高,其占用的总成本并不会低于同地段的高层,所以多层住宅贵过小高层住宅将成为中心城区楼市的一种趋势。而在城市外围地段,因为土地成本较低,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则不会拉得太大。 三、高层住宅特点与工程造价分析 高层住宅是为了谋求土地的高度有效利用,提高容积率的手段而出现的建筑形态。据国外的一些资料测算,建筑层数由五层增加到九层可使居住面积密度提高35%。有利于节约了用地,也就大大降低了室外工程造价和改造用地的费用,从总的消耗来看,高层不一定比多层(或低层)费用高。据资料显示,就市政设施费用来说,高层就比低层节约。但作为高层建筑其相对于低、多层住宅的主要缺点体现在:单位造价高,平面使用系数低,施工周期长,能耗多,出房率低,分摊面积大,人口密度大,防火设施不完善,目前国内消防车最高达十四层,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较差。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因此在住宅建设中就应该尽量考虑节约土地,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增加建筑面积密度来解决居民住房紧张的问题,从而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住宅层数是影响小区建筑面积密度的重要因素,住宅层数越高,则密度越大,容积率越大,对开发商来说赚取的利润越高。 1、由表1可知,7~9层属于中高层类,此类住宅不设电梯使用不便,设了电梯又不能充分发挥电梯的效率,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建议,小区内不宜采用这种层数的住宅。因此,笔者认为开发商应尽量少开发此类住宅,应放弃此类设计。 2、在民用建筑中,多层建筑提高层数虽然可以降低工程造价,而高层建筑在我们规划设计中又不得不开发,因为考虑到小区容积率和节约城市用地和开发商利润的问题,高层建筑在小区开发中的设计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少,特别在中心城区等人口高密度区和商业区,应该尽量考虑节约土地,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增加建筑面积密度来解决居民住房紧张的问题。 房地产开发希望通过破坏环境和城市规划的限制来取得高额利润,因为他们认为兴建高层建筑建筑面积增大,利润就会越多。无可否认,增加层数可以节约土地,住宅层数是影响小区建筑面积密度的重要因素,住宅层数越高,则密度越大,容积率越大,但带来的环境却是环境的破坏和市政规划容积率的限制。 事实上,随着层数的增加,住宅之间的日照间距也相应增加,而且高层住宅一次性投资高,建设周期长,一般情况下高层比多层平均每户建筑投资要高70%~80%,对于投资商收回投资的风险加大,因为其建设周期长40%~50%,节约土地的效果也逐步下降。 表3 层数与投资利润的关系 我们通过统计资料表3,可以分析得到结论:层数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例如在20层时,投资利润时相对于其他层数是最大的,所以开发商应结合市场需求、项目实际来决定建筑层数,不能一味增加建筑层数。此外高层住宅要设置电梯和加压水泵而且消防和人防要求都会相应的提高,导致总造价也会相应上升。 结语 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和决策过程,是一个随时间推移,在市场因素不断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开发的过程。其投资具有周期长、金额大、变现能力差、投资回收慢、收益高、易受政策影响等特点,这些决定了其投资决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客观深入地对商品住宅小区开发项目进行分析研究和科学决策,合理调节小区各功能与成本的关系,才能成功地避开风险,获得成功。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舆情危机及应对研究现状分析 摘 要: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和速度较以往从本质上发生转变。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是由社会公众主导的信息传播方式,由传统的由点到面传播转化为由点到点的对等传播。在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观点使传统的声音逐渐弱化,每一个人都从独立获得的信息中对事物做出判断。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地方和部门都有可能面临舆情带来的危机,如何应对“舆情危机”将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里所说的“舆情危机”,是指一些地方发生的突发、偶发、负面事件等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热点事件,受到社会公众、各类媒体的持续关注,并形成了较强的给地方造成压力,让形象受到损害的舆论力量。①如何应对舆情危机,本文将从自媒体传播特点、负面舆情处置方式等,进行浅层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自媒体;舆论;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一、什么是自媒体? 自媒体是基于互联网发展的全新数字媒体,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即凭借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媒体的地位发起挑战。关于自媒体有多种定义,最被大众认同的是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我将其理解为个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渠道,以个人电脑或移动手机作为信息终端,个人信息,已达到分享信息的目的。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生活形态的多元必然导致诉求表达的多元,自媒体的出现,正好符合这一需求。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又保证了自媒体发展的技术支持,让很多人都成为 “自媒体人”。 二、与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有明显的特色 (一)铺天盖地的信息量 自媒体有铺天盖地的信息量,这种现象是由自媒体数量、自媒体信息量和受众的数量共同决定的。且自媒体拥有不确定的受众群体,一条微博经过“粉丝”的转发以后,受众可能会达到数以千万计。 (二)分享性、主观性与随意性 传统媒体一贯以“独家”作为信息的重要价值,而自媒体却以分享作为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在报道方式或报道内容上,传统媒体追求“客观、真实、准确”,并认为这是确保拥有忠实受众,拥有权威话语权的手段和基本要求。而自媒体的“报道”多为主观意见的表达和感性的认识。传统媒体在报道中,由于具有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对事件的报道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客观、真实、全面、准确,而自媒体在描述某一件事时,往往带着自媒体人强烈的主观色彩,这就是主观性报道。另一方面由于受专业素养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自媒体人只能获取事件的部分信息,虽然报道的是事实,但信息片面、不准确,不免有盲人摸象之嫌。 (三)多向互动的传播方式 传统媒体是以单次单向传播为主要传播方式,单次是信息基本上之传播一次,即使有二次传播,传播的影响力也要比第一次弱得多。所谓单向传播,传统传播方式是由媒体到受众的传播,很少存在媒体与受众的互动。而自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的传播以多次多向为主要特征,信息经过转载和评论后呈非中心、几何式裂变传播,所形成的影响和传播力度也呈几何级数放大。 (四)积小流以成江河的传播效应 传统媒体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往往在开始最为明显,其他媒体转载、转播后,影响力递减,后续的深度报道和思考,只有少数的受众会关注,类似于地震与余震,可以视为“地震式传播”。自媒体的传播开始只局限于者的社交圈,但被无数自媒体人转发、转载后便被更多的受众所了解、转发,最终成为江河似的信息洪流,我们称作“山洪式传播”。 (五)媒体与受众,受众与受众 传统媒体中,媒体传播信息,受众接受信息,二者的行为泾渭分明。自媒体和受众的关系是“传受合一”的,传播者即受众,受众也可以成为传播者。 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之间的交流、互动受地域限制,仅在很小范围内发生,自媒体时代中,受众可以通过交流平台频繁的互动,交换观点。 (六)自媒体人的自由自在 传统媒体严格的行业准则和媒体人的职业素养,使得传媒工作成为严谨又庄严的工作之一,但在自媒体时代,注册、观点、、传播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况且自媒体并没有固定的传播模式、传播场所、传播人员,使人既能切实感觉到自媒体的存在,又很难准确的捕捉和把握。 三、自媒体负面舆情的产生和特点 在传统媒体时代中,负面新闻大多是经过审核、符合政策或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传统媒体报道,媒体主导着舆论走向。而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人都可以是负面内容的传播者、制造者。传统媒体时代中,促使主流媒体正面定调便可以消除负面事件产生的影响,但在自媒体时代中,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自媒体时代舆情危机的特点是建立在自媒体的特点和舆情危机的产生原因上的。 (一)负面来源多样化,消息“绝对封锁”成为空谈 个体即媒体,这是自媒体时代的真实写照,所有拥有社交能力,能运用新兴媒介、传播信息的个体,都是自媒体人。在这样自由的传播活动中,消息的“绝对封锁”只能成为空谈。 (二)信息大爆炸 在自媒体时代“传受合一”的传播模式下,任何能引起公众强烈兴趣的信息,尤其是负面内容会从的那一瞬间开始,在极短的时间内扩散。在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受众接受信息后所产生的舆论,都更加难以捉摸。 传播速度并不是信息爆炸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其实在于“非中心、几何式裂变”,以微博为例,甲的信息在他的社交圈引起关注,甲的“粉丝”乙将感兴趣的内容转发后,又将被乙的“粉丝”持续关注、转发。 (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现象在自媒体时代变得轻而易举,互联网将整个地球变成一张巨大的网,任何事情都能够传“千里”。 自媒体时代下,负面事件的影响会被空前的放大 1.微博和网络论坛的直播功能使某地方的局部危机可能演变为全网的群体讨论,甚至演变成为线下的群体事件。2010年9月,一名叫钟如九的女孩因拆迁引起自焚的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最终形成了一次重大危机事件,使当地政府的声誉受到恶劣影响,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人被免职。 2.网民的猎奇心理和盲目心理促使他们对负面事件进行恶搞、对负面事件主人公进行人肉搜索等行为。这种行为使得本身简单的负面事件以丰富的形式广为传播,增加了危机的危害性。这种影响由于传播过程的不可控性,会发展成为一种强大而不可控的舆论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影响到司法程序的公正,对当事人产生不可估量的伤害。 (四)自媒体人的主观情绪引导自媒体的舆论导向和主流价值 我国社会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异常突出,由此引发的矛盾也会成为自媒体传播的内容之一,仇富、仇官情绪占据了部分自媒体平台,当这种情绪和扭曲的价值观便引导这个群体的舆论导向,所有不符合导向的言论都将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五)滋生谣言的“沃土” 微博、微信的普及使个人成为信息源,尤其是新浪微博认证的名人、媒体记者的言论,都成为舆论的风向标。这种现象为谣言的产生、传播提供了便利,使谣言更加容易蒙蔽大众,传播更加迅速,破坏力也更强。近几年因通过网络传播谣言引发的刑事案件数不胜数,例如甲型H7N9疫情在某地出现等,互联网安全也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 (六)自媒体主宰舆论导向,全媒体危机凸显 微信、微博作为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已经占据了人们大部分时间,也主导着大众的舆论方向,官方媒体的权威性明显减弱,舆情危机已经演变为全媒体行业的危机。 四、自媒体时代应对“舆情危机”的策略 应对“舆情危机”,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应该各有作为。 (一)政府部门 为了尽量避免自媒体舆情危机给政府部门带来影响,首先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做起,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范行政,科学决策,从根源上减少工作失误。 其次政府官员应该提高行政水平和个人修养,遵守法律法规,注重公众形象,端正作风。 第三,应对自媒体时代舆情危机,应该做到防患未然,反应迅速,态度诚恳,立场坚定,客观真实,对症下药。 自媒体舆情的发展需要发酵过程,政府部门应做好舆情监测工作,为舆情处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传统媒体时代,个别地方政府应对媒体批评采取“一堵二拖三掩盖”的措施。但在自媒体时代,这个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一是堵不住,自媒体的舆论来自千万自媒体人;二是拖不得,自媒体的特性,往往让危机的影响力、破坏力越来越强;三是无法掩盖,自媒体的传播渠道无处不在,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应对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和自媒体保持顺畅沟通,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回应媒体。对于需要核实的舆情,官方应该立即表明立场,介入调查,并在调查过程中公布最新进展。在表明态度,公布结果时,要客观真实,做好充分的调查核实工作,答复有理有据。部分地方政府在发表声明时会选择传统媒体,无异于隔靴搔痒,由自媒体引发的舆情危机,必须在自媒体上及时作出回应,才能得到自媒体人认同,才能改变舆论导向。由此看来政府部门建立健全官方微博、微信平台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传统媒体 自媒体已经悄然发展成为影响力巨大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年轻社会群体更加关注来自自媒体的信息,而广受关注的舆论热点大部分由自媒体首先披露。2013年6月26日公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显示:“最近三年,在自媒体上曝光的反腐舆情事件达156件,是传统媒体的两倍。”目前很多传统媒体将自媒体披露的热点舆情作为深度报道的线索。但由于自媒体人大部分并不具备新闻专业素养和手段,造成“主观式报道”和“盲人摸象式报道”层出不穷。《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对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个自媒体舆情案例进行了研究,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应对自媒体时代舆情危机,传统媒体能做的有很多。 形式上,传统媒体应该借鉴自媒体传播的优点,完成传统媒体的自媒体化。严格来说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并不符合“自媒体”的定义,但是其通过自媒体载体出现,能够影响到自媒体的舆论导向。 在传播内容上,首先,传统媒体应该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对自媒体上的质疑声进行积极回应,对自媒体谣言进行澄清,对自媒体反腐、揭露社会丑恶现象进行声援,树立权威性和品牌效应,夺取网络话语权,将舆论的发展趋势把握在手中,这既是自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发展需要,也是传统媒体的责任和良知。其次,传统媒体的自媒体平台在转载、转发信息时,一定要做到客观真实,权威有效,才能够赢得受众的信任。第三,传统媒体应该重视对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的严格把关,避免让自媒体的主观性、随意性占据了官方微博的宣传阵地。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挑战与对策分析 摘 要 微博、微信、SNS的迅速发展促使网络媒体全面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正在成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前沿, 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争夺青年大学生的重要领域。高职院校学生广泛使用自媒体, 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挑战,本文旨从加强高职院校思政网络教育平台建设、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三方面提出对策。 关键词 自媒体时代 高职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1自媒体时代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1.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效能弱化不能适应自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对硬件的要求 目前,高校基本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但根据运行情况来看,高校自媒体的运行存在着两个局限:一方面高职院校自媒体平台缺乏专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缺乏专业化运作,信息量少、更新速度慢;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自媒体平台大多局限于单向的重要信息,是基于“机-人”单向信息交流模式,而忽视了背后的“人-人”互动信息交流模式,缺少平民化、个性化的互动交流,面对数以亿计的良莠不齐的自媒体信息冲击,其实际教育效能受到严重挑战。 1.2自媒体时代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日益表现出叛逆性 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总体上思想素质比较好,但也有部分学习思想政治水平低、辨别能力弱;学习兴趣差、承受能力弱;心理素质差、逆反心理重。加之目前家长和学生对高职教育的整体认可度不高,高职院校的学生感觉自己学历低,是大学生中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对学校和老师产生逆反心理。而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现代化,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逆反心理表现的更为强烈,他们不断地从自我需要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种种不着边际的要求,当这种心理预期无法满足时即演变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疑甚至心理对抗。 1.3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素质不适应自媒体时展的要求 在新媒体时代,随着新媒体介入程度的深化、信息来源的便捷化、多元化使教育者在信息传递中的优势地位被削弱,网络媒体的功能得到空前强化。但是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往往还停留在传统的“一言堂”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对新生事物缺乏敏锐性和新鲜感,教育理念陈旧,运用自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少部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力量偏弱,极少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责任心不强,甚至“哗众取宠”迎合高职学生的逆反心理,在课堂上发表与整个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的言论,对高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认识产生不良影响。 2自媒体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 (1)高职院校要加强财力、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按照校、院及具体部门一体化设计理念,整合资源,合理构建网络信息平台,拓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同时应积极探索,构建以qq群、飞信、微博等为载体的新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借助新媒体应用能力的提高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占领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热点。如建立主题新颖、议题时尚、吸引力大的“官方微博”,吸引学生广泛参与;依托学生党员、班团学生干部及其他社团干部等学生骨干,培养一批骨干分子作为“意见领袖”,发挥他们在现实生活与网络环境中的模范作用,积极开展高职大学生思想和网络道德、良好行为和习惯养成与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等工作,或者借助于手机终端构建班级或党支部qq群等,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网络交流过程,间接实施全程教育引导,增强教育实效。 (2)创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其知识体系要经得起现实生活的检验和历史的验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才能跟上实践的发展。这就要求必须不断丰富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历史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要加强创新教育,培养与时俱进的品格;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 (3)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一方面高职院校要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力引进一批理论素质较高、研究能力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员,建立起多层次、学者型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还要自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潜心研究,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和学生工作能力。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分担他们的不快,抚慰他们的创伤,帮助他们及时化解心理矛盾,释放心理压力,从实质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同时要熟练运用学生所认可的网络语言与他们沟通,拉近师生间的距离、促进师生情感交融;恰当应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竭力引导学生在混杂的信息中做好各种选择,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人生导师。 自媒体分析论文: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和接受自媒体的情况分析 摘 要 互联网的普遍使用,对媒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快速渗透让其面临更严峻形势。本文主要对三所专业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并结合议程设置理论探究了目前自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自媒体 思想政治教育 议程设置 分析 问题 在高职院校里,学生使用自媒体已经非常普遍,自媒体也成为学生亲密的“朋友”。自媒体使高职院校学生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根据调查收集的各种资料来看,自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中使用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自媒体的影响,因此,如何利用自媒体做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成为高职院校发展和高职院校学生健康成长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此次调查是针对重庆地区专业高职院校学生使用、接受自媒体情况和自媒体对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的影响问题,调查问卷共设计三个部分,22个题目,分别从学生用户基本情况、使用自媒体现状和自媒体对学生思想影响状况诸方面进行数据资料的收集,试图找到自媒体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 我校同学组成了调查小组,对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和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三所专业高职院校学生进行了调查。由于调查对象范围比较大,本小组采用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共发放问卷700份,收回有效问卷612份。从年级、性别、专业及是否是学生干部四方面对被调查者个人信息进行汇总。 1自媒体现状调查分析 1.1高职院校学生自媒体使用情况整体分析 “您是否拥有自媒体账户?”对此问题展开调查。结果表明,有自媒体账户的学生人数为510人,占总人数83.3%;没有自媒体账户的学生人数为102人,占总人数16.7%。可见,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绝大多数都有自媒体账户,自媒体在学生中已经广泛使用,必须引起重视。 1.2对学生上网时间分析 “高职院校学生每天使用自媒体上网时间大约多久?”对此问题。结果表明,使用自媒体上网2小时以下学生人数为146人,上网2-3小时学生人数为234人,上网3-4小时为116人,上网4小时以上为116人,分别占百分比为23.7%、38.2%、19%、19%。可见,高职院校学生每天上网2小时以上的人数总计大约占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其中上网4小时以上的占了总人数19%,上网2小时以下的学生还不到四分之一。可见,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使用自媒体上网时间较长,必须引起重视。 1.3用自媒体关注辅导员动态情况分析 关于高职院校学生是否使用自媒体关注辅导员动态信息的问题。结果表明,69%的学生要使用自媒体关注辅导员动态信息,只有31%的学生不用自媒体关注辅导员动态信息。可见大多数学生在使用自媒体想要去了解辅导员的情况。是学生干部的学生有60.8%关注辅导员动态,不是学生干部的学生有59%关注辅导员动态,可见关注辅导员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与是否关注辅导员信息之间关系不大。 1.4主动用自媒体跟老师交流情况分析 关于高职院校学生是否要使用自媒体与老师交流的问题。结果表明,85.6%的学生要使用自媒体与老师进行交流沟通,只有14.4%的学生没用自媒体跟老师交流。可见大多数学生愿意使用自媒体跟老师交流。是学生干部的学生有76.5%用自媒体跟老师交流,而不是学生干部的学生愿意用自媒体跟老师交流的也占有61%的比例,可见学生干部使用自媒体跟老师交流相对来说要比不是学生干部的学生要多一些。 1.5对班级自媒体使用情况整体分析 “您所在班级是否开通自媒体账户?”对此问题展开调查,汇总信息见图7。结果表明,有519人所在的班级开通了自媒体账户,占总人数84.8%;有93人人所在的班级没有开通自媒体账户,占总人数15.2%。可见,目前高职院校班级绝大多数都有自媒体账户,自媒体不仅在学生中广泛使用,在班级中的使用也较为普遍。 1.6自媒体在班级中用途调查 “您所在班级使用自媒体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对此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学生中有277人最常使用自媒体参与学生事务通知和讨论,占总人数45.2%;有291人最常使用自媒体进行私人聊天交流,占总人数47.5%;有44人将自媒体用于其他用途。可见,自媒体对高职院校学生了解信息,交流沟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对不同年级学生最想通过班级自媒体了解信息的调查 不同年级的学生想要通过自媒体了解的信息有差异吗?对此问题在年级分布上进行剖析。结果表明:高职院校学生最想了解的信息是就业方面信息,并且随着年级的增加,了解就业信息的需求越高,从大一到大三分别占总人数的比例为56.4%、66%、79.1%。可见,随着社会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学生从大一新生开始就关注就业,了解就业信息和企业需求,提前做好准备,以适应现在的就业形势。 2自媒体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情况分析 2.1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调查 对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展开调查。在612名学生中,有318人觉得效果不好,275人觉得效果一般,19人觉得效果很好,分别占总人数的比例为52%、44.9%和3%。可见,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太感冒,因此改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迫在眉睫。 2.2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高的原因分析 “您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有33%的学生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枯燥,31%的学生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单一,24%的学生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自媒体,还有12%的学生认为是其他原因,比如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太少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较少将理论联系实际等等。由此可见,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手段上都存在一定问题,急需解决。 2.3高职院校学生最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调查 “您最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哪方面内容?”。有48%的学生选择道德教育,32%的学生选择理想信念教育,12%的学生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8%的学生选择心理健康教育。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学生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不强,对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需求明显高于其他教育内容。 2.4通过自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调查 对于高职院校利用自媒体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有25.4%的学生觉得没有效果,30.6%的学生觉得基本有效,45%的学生觉得非常有效。可见自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觉得非常有效的学生没有超过一半。 2.5自媒体影响下学生与老师沟通频率调查 “您认为在自媒体的影响下与老师沟通的频率?”结果表明,52.5%的学生认为增强,3%的学生认为减弱,44.5%的学生认为影响不大。可见,自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沟通。 2.6自媒体上的信息对学生看法的影响调查 辅导员在自媒体上发的信息或者评论会影响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吗。26.2%的学生认为不会影响,66.7%的学生认为有时会受到影响,7.1%的学生觉得经常会影响。可见,辅导员在自媒体上发的信息对绝大多数同学的看法有时会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利用自媒体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充分发挥自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3结合议程设置理论分析目前自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麦库姆斯和肖的研究,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受到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公众与媒介的接触频率、当时人际交流的情况、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人际交流和亲身观察以及很多具体情况也会增大或减弱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另外,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时间在媒介的议程设置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并不是立即出现的,一般都是在新闻报道的5-7周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对公众议程冲击最大的关键时间段是在报道以后的8-10周。同时,公众对信息的接受量一般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多的议程往往会削弱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根据麦克姆斯和肖的研究发现,公众的议事日程中不能超过5-7个议题,否则受众就会忽略很多媒介认为重要的议题。通过对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的研究,结合以上调查分析,发现自媒体环境下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1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议题内容没有与时俱进 要使议程设置的效果达到最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议题内容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步骤,它要求议题内容的选择必须是“符合社会和受众的一般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自媒体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广泛渗透,客观上要求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议题内容的选择应当相应地进行变革,使其更加贴近现实,贴近受众。根据此前的调查,有部分学生认为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太好的原因是其内容比较枯燥,面对90后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虽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所更新,但是主要的教育议程内容并没有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上, 没有直视受众的批判与怀疑,议题内容也没有完全跟时代接轨,回避一些现实问题。 3.2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议题传播方法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特点不相适应 尽管传媒的力量再大,威力再强,它都不可能使传播内容直接地、单方面地输入接受者的心田。媒介的传播活动如果得不到受众的反馈和积极响应,一切传播活动都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根据调查,目前学生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比较单一,特别是对一些资历较老一点的教师来说,由于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弱,就更少使用自媒体跟学生进行互动交流。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成效,关键在于师生之间要有双向的互动和交流,不是一味的单向灌输,而是主动地引导和有效的反馈相结合。 3.3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议题忽视了受众需求 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充分利用好自媒体的特点,关注学生的动态和需求,因此缺少对受众意识状态、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知识思维的研究,在选择议题内容上,趋向于选择一些高深的政治理论,很少将议题内容跟高职院校学生现实紧密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议题的内容学生理解起来比较枯燥,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这将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的思想发展变化、个人规划和人生发展,难以满足他们多层次的需要。 3.4没有及时抓住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设置的最佳时机 时间在议程设置效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研究表明对公众议程冲击最大的时机是新闻报道后的8-10周,这时新闻成为了公众最关注的话题。从教育的时机来看,就是要把握好这个最佳的时机,就是受众议论最多的时候,也是受众最关注的时候,在这时赋予议题一定的意义,则可以引导舆论的导向。而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利用好自媒体把握好这个关键的时机,缺少对时政热点、群众焦点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教育。 自媒体分析论文:微信自媒体超越大众传播分析 摘要:自媒体的发展愈发成为网络传媒的趋势,微信作为典型的自媒体,三年时间里创造了移动即时通讯的神话。自媒体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每一个用户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和受传者。微信自2011年11月21日推出,截至2013年11月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微信在超越传统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只有个人,企业,社会三者相互监督,才会有更加完善的网络传播环境。 关键词:自媒体;微信;大众传播 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自媒体(Grassroots Publisher),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硅谷著名撰稿人丹・吉尔默(Dan Gillnor)出版的《自媒体: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1]一书,即公民用以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载体。传统媒体强调新闻的,职业或专门的传播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视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这样出来的事件是通过“把关人”层层取舍再出来的。而如今的自媒体更强调观点的输出,国内较早的视频网站中,如土豆网视频,它们的口号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把关人”的限制,再如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等订阅渠道传播的《罗辑思维》就主要是传递观点,每天早上六点半会给用户推送一条语音消息,推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对时事热事的评论与观点分享。自媒体的概念,本质上是自出版的表现形式,自己出版自己知道的感兴趣的内容。第一代自媒体,应该是随着Web 2.0的兴起而出现的博客。 二、微信的发展 微信(wechat)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需消耗少量网络流量)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同时,也可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2]。 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提供公众平台账号、扫二维码方式关注公众平台,同时微信将推送内容分享给好友以及将用户看到的精彩内容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2012年3月底,微信用户破1亿,耗时433天;2012年9月17日,微信用户破2亿,耗时缩短至不到6个月;截至2013年1月15日,微信用户达3亿;截至2013年11月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2014年11月,腾讯推出微信电话本。 微信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占据移动即时通讯市场,较之于QQ和微博有其独特的优势。 (一)微信较之于QQ: 1.微信默认24小时在线,QQ必须在线才能接受发送消息,微信利用的是碎片化的时间,而QQ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碎片化的时间才是移动的常态;微信弱化了在线的状态,发微信时,默认是双方都在线的; 2.微信的隐秘性较高,微信添加好友的方式只有导入通讯录和QQ好友,大部分都为身边较为熟悉的人,而QQ的好友一般而言熟悉的认识的陌生的都有,微信偏向于熟人社交,而QQ各种关系的人都囊括了; 3.微信的传播内容为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平台的订阅号和服务号,关注感兴趣的订阅号,制定自己的新闻推送;而QQ传播内容主要为空间,绝大部分都是QQ好友发送的动态,内容上较微信范围小。 (二)微信较之于新浪微博: 1.好友熟悉程度的差别。微信的好友多为亲戚同学朋友同事等熟人,而微博好友除了同学朋友之外,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好友也占了大部分; 2.微信文字不受限制,微博140字的限制; 3.微信订阅号大部分每天推送一次,信息精简,推送的消息会一直在订阅号的下一级菜单栏中显示;微博每天不定时不定量更新,信息的质量和用户的关注阅读得不到保证,更新的数量多,加上速度快,难以保证消息的到达率; 4.微信社区可以和公众平台直接交流,在这方面的交互性更强,而且可以通过订阅号下方的栏目,获取相关的资料或者是进入相关的社区,比微博的资源整合较完善。 三、微信自媒体超越大众传播 1938年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传播的“5W”线性模式: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取得什么效果。后来,荷兰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即传播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形态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3]。从这五个基本要素出发: 1.传播者范围扩大。大众传播的传播者为职业的或专门的传播机构,而在微信的发展过程中,微信公众平台的经营者没有规范的传播机构,多为个体经营; 2.传播内容更广泛。大众传播活动从信息采集,信息选择与加工到信息的,有“把关人”的层层筛选,编辑的价值观完全体现在新闻上;但是微信的传播内容不仅是社会新闻,更多的是生活感悟,不在经过多层“把关人”的审核,可以直接与其他用户进行直接思想观点交流; 3.媒介形态多样化。传统大众媒体主要依靠的是大型的印刷机器,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等传播媒介,技术和资金都有一定要求,但是微信自媒体只需要在腾讯微信公众平台申请一个账号即可,难度小可操作性强。 四、微信传播中的问题及对策 问题:(1)朋友圈错误消息的广泛传播,缺乏监督,消息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2)一篇文章被多个订阅号重复发送,信息重复率高,用户的信息累赘,并且原作者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3)微信传播中社会道德的缺失,甚至利用微信进行犯罪。 对策:(1)加强个人媒介素养的提高,网络的信息繁杂,必须学会辨别是非,那些耸人听闻,断章取义的消息,作为微信用户最好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一味的相信;(2)增强网络传播者的自律能力,加强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建设,网络法律法规仍需完善;(3)腾讯方面技术的改进,对一些进行不法言论或没有经过证实就散布的言论进行多次审核。 五、结语 微信发展到今天,给用户碎片化的时间带来了充足的资讯,不管是时尚、科技、社会热点新闻、娱乐等方面的。微信让人人可以说话,受传者和传播者集于一身,这对于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个人、企业和社会提出可更高的要求。在移动网络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的时候,构建一个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分析与对策 摘 要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考察了当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根据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引导和规范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建议。 关键词 网络 政治参与 大学生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与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的大量普及,公众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意识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学生以其良好的素养、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与较高的参与热情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群体中最活跃的群体,作为祖国未来希望的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如何?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理性的对待网络政治参与?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1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 1.1 调查的基本情况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我们根据随机与分层抽样的原则,在2014年7月对湖北省的两所高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主要选择了暑期在校的300名本科大学生,发放问卷共3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收回的有效问卷共275份,问卷有效率为91.6%。统计调查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抽选学生的主要指标与在校大学生的总体情况较为接近,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我们也联系了26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作为补充。 1.2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 调查数据表明,大学生时政治信息获取的渠道主要是网络,其中82.3%的学生选择将网络作为时事政治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选择通过电视获取时事信息的大学生仅占8.6%,报纸与广播以及其它形式的渠道则非常少;在网络时事信息的获取过程中,有59%的学生将新闻网站作为获取时政信息的主渠道,选择微信、微博的大学生为21%,而网络社区以及QQ等通讯软件分别占15%与6%,可见如今的各大新闻网站对大学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由于政治相关的新闻极其广泛与复杂,加之个体的喜好,大学生对于时政新闻的选择也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对于国家政策、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现状等热点新闻的关注度比较高,调查显示有58.3%的大学生对这类问题有着较强热情与兴趣,调查显示这部分大学生有86.7%的参与时评的意愿度;对于近期国际热点新闻的关注率也达到了42.5%;笔者发现在网络政治信息选择中,由于年龄、性别、专业等都体现出了由于差异性而显现出的相关关系,其中性别的差异最显著,也正是由笔者调查的学校是理工院校男生较多,所呈现出的总体调查结果对于政治信息的偏好程度较高。 如今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的形式日益多元化,调查显示大学生有网络政治表达、游行、演讲、参与政治社团组织、信访、社会实践调查等各种政治参与方式,网络政治表达、入党、社会实践调查已然成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其中由于思政课程的体系的要求,社会实践调查的参与比例达到100%,有网络政治参评的学生比例达65%,入党的比例有12.3%;其中有过网络表达经历的大学生中有82.3%的大学生对于“中纪委打虎行动”、“新疆暴恐事件”、“山东招远杀人案件”等社会热点问题参与网络讨论。调查也显示出大学生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途径也主要还是通过关注网络新闻与参与评论的方式,对于政府的参政调查、以及政策宣传的网络关注极少并且兴趣不大,关注政府网站的学生比例仅占2.1%,参与过政府网站调查的学生也仅有3.6%,可见大学生更热衷于非制度性的讨论,哪怕在自由程度较高的网络中,对于制度内的政治参与仍然十分消极。总的看来,大学生关心时事,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对于社会热点关注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当前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太过单一加之参与的深度还有待挖掘,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2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2.1 政治文化与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一直所倡导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民文化,强调的是对权威的顺从,封建传统文化中还包括着民本、务实等思想,人们参政的意识是长期被压制的。在近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百姓的政治参与度相较西方国家一直较低,在今天即便是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政治表达欲也并不强。 第二,制度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兴世瞩目的成就,民主政治制度相较于以往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近年来是政府致力于将网络作为搭建与民众沟通的桥梁。然而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也伴随大量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很多问题还与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有较大差距,理想与现实、在各种“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反差,再加之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还存在参与渠道有限、透明度不高、参与效果并不明显等问题,直接导致对于政治有很高关注度的大学生却更偏好于非制度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而与政府直接相关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呈现出整体性的参与意愿较低。 2.2 大学生自身因素影响分析 第一,“90后”做为大学校园里的主流群体政治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与“80后”和“70后”截然不同。尽管他们自我意识强烈,追求张扬自我,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相当部分的大学生表现出对于远大理想与抱负的漠然,但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对国家与社会的认知日趋理性;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利益关系的复杂使得“90后”更加务实,对于政治参与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特别体现在大学生入党的动机与个人前途发展的高度相关;调查显示有大部分的学生对具体事件的评价问题疑虑较多,对深层次思考如抽象的民主自由等问题兴趣不大,可见不少大学生关注政治的出发点比较功利,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较高的认同感。 第二,网络政治信息的获取。大学生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其时政信息、政治知识以及政治思想的立场除了课堂的学习外,很大程度上是以网络信息为中介进行的,由于网络具备虚拟化、匿名化特征,大学生在网络政治的参与中往往不需要考虑现实以及自身的利害关系。一方面,在网络的交往行为中形成的政治理念以及思想通常具有理想化特征,这种理想化的认知体系与真实世界巨大反差极易使大学生产生对现实的不满;另一方面,大学生所面临的是极度膨胀的信息化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利用网络传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着不成熟、易冲动的大学生的政治倾向以及心理偏好。 2.3 网络环境因素影响分析 自媒体时代的互联网作为最大的信息聚集平台,扩大了政治参与者的信息来源,调动了网民参与的积极性,推动了民主的发展。然而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民主的同时,也为各种问题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例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群体极化现象,由于网络缺乏监管,不少网民在网络中宣泄不良情绪,由于自媒体时代信息快速扩散特点,在现实中难以聚集的个体变得更加容易集合,网络舆论随之发生蜕变;如同“蝴蝶效应”,一个论坛中的帖子或者一条微博,伴随着信息碎片和不良情绪,迅速在网络中传播,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上升为网络公共事件。根据从众效应人们大多都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在网络传播中导致严重的对立化情绪,在这种网络群体事件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是公正的。这种现象的影响十分恶劣,大学生在这类非理性的网络事件中很容易受其感染,动摇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认同,这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引导策略与措施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前提。应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和心理动态,对其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引导学生。首先,引导大学生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明确在政治体系中的是与非,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极端或严重西化的思想划清界线;其次,培养大学生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帮助大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形成对于个人与他人、人个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正确价值取向,对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最后,注重对于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自觉抵制各种“非理性”的网络行为,有效规避群体极化现象带来的认识与行为的偏差。 其次,网络实践引导是基础。从高校的角度来看,数字化已然成为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生存方式之一,高校应以此为切入点着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平台应作为校园主流文化阵地,以平等互动性为前提,注重多元化交流,针对大学生关注的时政热点问题进行疏导;从思政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思政工作者还应帮助大学生提高政治参与的素养,如今大学生基本上都拥有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手机通过微博、微信等载体引导媒介方向,向大学生传播政治观念,在涉及到重要问题时随时沟通,并且及时反馈,培育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 最后,道德与法制规范是保障。尽管网络政治是虚拟的,但其对于社会的影响却真实存在,在高校仅仅是教育与引导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通过道德与法制来规范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首先,在进行大学生德育的过程中,应加入网络道德规范,让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中明确伦理道德观念,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的情况下知荣知耻,在匿名的网络环境下也能严守道德规范;其次,对大学生进一步进行网络法律的宣传教育,使大学生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提升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通过道德和法制规范的双重保障,让大学生在不断积极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成为推动网络政治文明的中坚力,创造一个文明和谐的网络政治社会。 自媒体分析论文: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特点和劣势分析 【摘要】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自媒体的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拨又一拨的舆论浪潮。现在,越来越多的热点事件来源是微博,微博在发挥积极社会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乱象。因此保证微博的健康有序发展,成为了当下大众关心的问题。分析了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传播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微博面对的一系列劣势。 【关键词】微博传播特点劣势分析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日益普及,使得信息传播资源只掌握在少数传媒机构手中的时代已成历史,迎来的却是打破了传统媒体构建的信息传播“中心化”传播结构,使得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的中心,并具有高度的信息参与性和交互主体性的信息传播的新时代――自媒体时代。 什么是自媒体?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在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的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中,有一个严谨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简言之,即公民用以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事件的载体,如博客、微博、微信、论坛/BBS等网络社区。 2013年上半年,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达到5.36亿。2014年4月17日,新浪微博正式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家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郭美美的名牌手袋到故宫破碎的瓷盘,在进行舆论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上,自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到了22%。毫无疑问,微博是自媒体时代最具代表性的。 一、自媒体的传播特点 从目前发展来看,自媒体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参与性、个性化、平民化、圈群化等特征。自媒体在传播媒介方面主要以微博、博客、BBS、QQ、MSN为主;在传受传关系呈现出以普通大众主导的互动、对等、共享、参与的信息传播态势;在传播效果方面呈现出去中心化、辐射扩散式的信息传播。 微博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代表产物,信息传播方式上更加体现了自媒体传播的便捷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与此同时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公众的媒体习惯和信息传播的模式,成为社会化媒体中最为即时性、用户最活跃的信息传播平台。小到草根民众、各方名人,大到企业政府纷纷开设微博网站直到近几年的“E两会”的出现,微博不光带给媒介环境又一次革新,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表达方式。让人们不得不再一次重新审视微博在信息、引导舆论、以及事件的推进、真相的探究等方面所呈现的自媒体信息传播新秩序。 1、低门槛、平民化 对传统媒体而言,媒体运作无疑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它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维系。同时一个媒介的成立,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层层核实和检验,其测评严格,门槛极高,让人望而生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在当下,互联网让我们坐在家中看世界,让我们拨动手指就能知晓全球所有重大事件,甚至让你我成为“记者”,随时直播我们看到的新闻事件。2006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封面上没有摆放任何名人的照片,而是出现了一个大大的“You”和一台PC。《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2006年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同时,传统媒介的传播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只有少数人是内容的生产者,多数人是内容的消费者,形成一种由中心向四周的传播途径,因此一个普通人想让自己的文字、声音传播到千千万万人那里是很困难的。到了自媒体时代,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松、自由地创建自己的微博,分享自己的所感所知。 2、传播快、互动强 在微博上,每个人与受众的距离是为零,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交流。传统的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方针指导下的传播活动,需要一系列的审核、流程。而微博没有任何的组织目标和指导方针,每一个人都能够以一种旁观和参与兼顾的状态记录着自己生活中的大事琐事、并宣泄自己的情绪,诠释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尤其名人更是如此。2012年韩寒重回新浪微博,首篇博文24小时转发超29万次、其微博粉丝数也突破了160万。2013年,王菲发微博宣布跟李亚鹏离婚,此微博发出四个半小时,评论突破30万,转发量更是突破61万。2014年,文章出轨微博道歉,三分钟后,微博客户端“爆表”,部分用户无法正常使用,两小时后,这条微博的互动量(转评赞)竟突破了87万,10小时后,转发量突破100万,不到24小时已经被疯转超过120万。由此可见,微博的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是任何传统媒介望尘莫及的。 3、圈群化、个性化 微博上的沟通、交流是以圈子为中心的,微博用户主要关注的人本身就是具有一定圈群性特性的人群。调查表明,89%的微博用户主要关注的人是朋友、同学、同事、业内人士,而且微博内容中具有圈群性的话题、熟人朋友的动态、业内人士的观点更受关注。而圈群可以分为几类:以朋友、熟人为主的个人关系群;以关注主题为主的共同爱好群;以自我提升或工作合作为主的行业群。 而同时,微博因其有着可以“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他人共同探讨热点话题”和能提供“最新资讯”信息的个性化服务,在人们越来越追求有个性的事物的当下,微博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人们的媒体个性化的需求。据统计,74%的微博用户主要的内容是“个人心情感受”,其次才是分享和关注,博客虽然也具备这样的特征,但对写作能力的要求限制了博客的产出量,在信息生产能力上,微博更适合大众,更能表达用户的个性化。 二、自媒体的传播效果分析 1、用户的年轻化、高学历化扩展了传播的广度 根据网络数据分析,微博用户年龄以18~30岁的年轻用户为主,占比高达67%,更趋于年轻化;以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为主,占有63%的用户比例,趋于高学历化。以80、90后为主力军,势必会为微博传播注入新的血液。微博用户的年轻化、高学历化,使微博用户的表达欲望更加强烈,他们敢于指出生活的阴暗面,历数近年来的曝光事件的源头往往来自与于一则微博。 在2011年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中,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女孩因为时常在微博上晒豪车以及贵重的奢侈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久,人们就发现她的认证信息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众多网友对“郭美美事件”进行了转发和评论,还掀起了一场对中国慈善事业名誉的社会公益机构的声讨。至今,“郭美美事件”的影响还余波未了。 2、微博设置的“共景监狱”提升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喻国明教授提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是,传统社会建立在信息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根本性转换”。同时,喻教授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和利益调整波动较大的时期,网民能够宣泄情绪和不满的渠道和场地有限,网络目前承载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因此,在目前的政治考量和社会稳压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情绪宣泄通道和场地是必要的。” 2012年微博年度热门话题涵盖“2012伦敦奥运会”、“丝”、“江南style”、“微公益”、“中国好声音”、“高富帅白富美”、“钓鱼岛是中国的”等网友最关注的年度大事件。这显示了微博用户对社会事件的广泛关注和对信息资源的深度开掘。 3、“舆论领袖”的信息引导增强微博的传播示范效果 一般而言,传媒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认知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它还通过向社会提示具体的行为或行为模式来直接、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动。在微博上,一些声望较高的“舆论领袖”通常会在重大的舆情事件中以自己的意见和评论改变或影响其他人的想法和认知,及时引导并推动整个事件的发展。值得强调的是,这类“舆论领袖”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地位,有较强的公众关联度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拥有正确的思想道德的观点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绝大多数能够将事件导向一个良性发展的方向,他们区别于“乌合之众”。 三、自媒体的劣势分析 任何新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诸多优点也避免不了一些弊端,自媒体也是如此。在发展的中前期,微博因其独特的传播优势而迅速成长和壮大,但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工具,它既有独占鳌头的机遇,也有停滞不前甚至全军覆没的风险。如从2009年7月至今,国内大批老牌微博产品如饭否等已经停止运营,腾讯微博也于今年宣布关闭自己的微博事业部,搜狐微博网易微博更是几乎无人问津。在仅存的新浪微博中,不少人也表现出了对它前景的担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微博谣言”使真实性受到质疑 在微博上,信息传播并不需要特殊技术支持,也不必经过复杂的提前审核就能简单快速的出来。因此,无论是者的恶意制造还是转发者的盲目从众,谣言的传播仅在一“指”之间。而传统媒体中至关重要的“把关人”弱化甚至消失了,这在源头上为微博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微博的可匿名使用降低了造谣的犯罪成本和风险,这也弱化了谣言转发的责任意识和严谨态度。如果一些权威媒体、传统媒体并未及时把关甚至加入传谣的队伍中去,会更大程度的加快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影响。目前,微博上的谣言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捏造来源,此类谣言大多捏造来自境外媒体或网站;第二种是名人遇难型,比如金庸先生多次“被逝世”等;第三种是张冠李戴型,利用ps技术,把不是真实的图片用来传播,混淆网友的视线。 当下,打击谣言的力度也是空前,微博已要求实名认证,并成立专门的账号“微博辟谣”来监督。而网友们也应自觉提高素养,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意见领袖”们也应承担起更多的正确的舆论引导工作。而针对微博虚假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2、碎片化信息大,难以保持持久互动 微博上的信息呈现文本碎片化的特点,140个字的限制也决定了信息主要以简短为特征,不可能有更深入、全面的事实呈现出来。另外,随时记录的微博必然成了一个言论的万花筒,少数有效信息和多数生活琐事掺杂在一起。因此,微博的碎片化从形式上、内容上、意义上都呈现出来。碎片化的特征使得大量同质化、无用的信息更新从而导致信息泛滥。这不仅对网站本身的成长极为不利,而且很容易丢失用户群。 当下,大多数年轻人都范有“手机依赖症”,他们每天通过手机登陆微博,搜索获取信息及关注。这样的行为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间隙,吃饭时看一眼手机,坐公交车时发条微博等等,最典型的例子在与以前开大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现在开大会时大家不停发微博。然而个人时间的有限性必然导致媒介接触时间多则社会交际时间少,甚至于周围朋友的沟通减少。这种“微沉迷”也是碎片化导致的后果。 碎片化阅读时代还有瞬聚瞬散的特点,尤其一些官方微博,操作仅限于信息阶段,持续关注的粉丝少、互动少,也不会借助活动、事件、话题等方式刺激用户和粉丝的情感神经,使得用户难以与关系链上的好友通过转发、点评、私信等方式进行互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所说,“如何使微博用户之间的互动能深入持久,如何使人际交往与微博上的共同信息传播形成良性互动,也是摆在微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3、盈利模式不清晰 从2009年微博诞生以来,盈利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微博生存发展的最大挑战。即使是微博的鼻祖――推特,目前也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在微博迅猛发展的时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看到了其潜在的巨大利益和商机,他们不断的把广告内容发到微博中,包括其中的一些旅行、英文等专题类微博也越来越多的各种广告,但这同时让给用户产生抵触心理,对微博的好感度有所下降。 而且微博用户驻留时间短,微博的使用行为特征就是快速浏览、快速,然后下线,很少有用户长时间停留在微博的界面上。如果加载广告链接,直接结果是点击量会非常低,也不能帮助微博网站获取广告收益。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没有合理的收益模式,持续地投入,将可能使各厂商承受不住维护和推广的费用,而最终影响微博的生存。因此,传统广告对于微博而言不是长久的盈利模式。 当下,更多的商业用户把注意力集中在微博营销上。微博营销因其成本较低、覆盖范围较广、操作简单、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在一段时间成为行业内的热点,但同时由于微博营销需要有足够的粉丝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微博的更新速度太快、微博的移动端用户过多等原因,前景仍然不够明朗。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技术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运用现状分析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博客、微信等为形式的“自媒体时代”悄然到来。以大学生为对象的高校网络党建,在自媒体发展呈现井喷状态的背景下,如何适应媒体发展,以此来有效开展网络党建工作成为现在高校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自媒体时代网络党建工作现状入手,进而分析网络党建工作的特点,存在的问题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对网络党建工作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自媒体;高校;党建 自媒体是继“新媒体”、“微媒体”之后产生的另一概念,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它体现了公民的自主话语权,即属于自己的媒体。自媒体的特点即源于大众、为了大众,具有鲜明的草根色彩。自媒体的出现是媒体界的一个革命,它让普通大众成了信息传播活动的主导者,实现了“点对点”的传播方式。 以微信为例,2013年1月15日22时22分,微信宣布用户数量正式突破3亿。在移动社交应用风靡全球的今天,微信无疑已经成为一种媒体热议、专家推荐、公众依赖的信息传播工具,用户订阅自己所需的信息,平台通过提供用户需要的信息,以点对点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内容。人们越发地离不开手机,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使用网络的频率更高,学生的注意力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媒体对社会的政治影响日益深刻,如何运用自媒体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对党务工作者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考验。 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期间,本课题组以“自媒体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运用”为题,组成2个调研组,针对温州医科大学12个二级学院、46个党支部开展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调研活动。期间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8份,回收率为99.3%。综合分析这次调研活动的情况,结合近年来各高校运用自媒体创新党建工作的典型做法,可以看出,高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自媒体的发展和应用比较关注,能充分利用自媒体,创新开展党建工作,成效明显。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加强和改进自媒体应用于党建工作。 一、运用自媒体创新高校党建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自媒体”成为思想舆论新阵地 网络沟通工具十分丰富,网络消息病毒式传播,传统的思想汇报、诫勉谈话、开会讨论等方式已跟不上实际情况的变化速度。以新浪微博为例,用户达3亿,新话题层出不穷,新热点瞬息万变。“自媒体”环境下,各种观点碰撞,形成不同的观念群体,代表各自利益立场。 允许匿名发言的互联网,为掌握党员群众真实的思想动态提供了新渠道。“自媒体”成为倾听民意、了解民生、汇集民智、凝聚共识的重要场所,成为党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和社会基础的新桥梁。 (二)自媒体为党建宣传搭建传播平台 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一些常规的宣传交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党建工作的发展需求。自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和变异,它是开放的、平等的、个性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性质、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一个“交互性”的舆论场。 自媒体迅速发展并深刻地改变了舆论宣传方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既对高校党建宣传和舆论引导效果提出了新挑战,也为党建在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党建宣传在吸收自媒体所长时,应“犹食笋而去其箨也”。 二、存在的问题 (一)平台关注数量,不求质量 目前众多的自媒体平台的使用水平良莠不齐,有一部分公众平台的建立是跟风和随大流,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求关注度的上升,如号召或者要求所有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入党申请人必须关注,而没有做到内容的实时。有些公众平台即使坚持每日内容,但多数内容没有得到认真细致的加工,内容的质量很难保证,从而导致受教育者没有兴趣打开接收到的内容,更不会去阅读每一条信息的具体内容。 (二)疏于公众平台的双向沟通 由于多数组织在运营自媒体公众平台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的媒体传播思维上,只是将新媒体作为一个新的信息单向通道,单纯地认为自媒体公平平台是一种单向传播或非对等双向沟通的媒体形式,但实质上通过自媒体公平平台,可以收集关注者的建议和意见,通过引导关注者的积极回复来实现对等双向沟通,也是被多数组织所忽视的一个作用。 (三)缺乏公众平台经营策略的应用 目前以党组织作为主体运营的自媒体公众平台缺乏经营策略,有的组织只是单纯地为成立而成立,之后可能由于缺乏内容素材等原因导致只有短期或断断续续地运营,甚至没有任何运营,这样会使关注公众平台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入党申请人有一种从党组织自身不重视理论学习的错觉,致使公众平台的作用与成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外,党组织在运营公众平台时,也往往存在内容较为枯燥,一段时间内的内容缺乏内部联系和系统性,使得平台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引导和教育功能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公众平台的运营者没有用心去经营、前期没有投入时间去规划平台栏目和缺少媒体经营策略的实施。 (四)公众平台多,观点内容和角度各异 各个公众平台新闻所内容和所发角度看法均有不同,各个平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不同,学生因此可能受到多种平台的信息交汇影响,容易对某些平台内容产生质疑,如何确保党政媒体平台所发言论真实性和可信度,成为学生心目中的“新华网”以及大学生活中所必须的“新闻联播”也将成为多数平台组织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使教育主体价值选择偏离 在自媒体时代,高校的党建工作可以借助自媒体展开,与此同时,自媒体也成了新型教育形式的载体,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思政政治意识、价值观等方面。自媒体时代的大学生,对信息甄别能力较差,信息交融过于繁杂,对信息的真伪、信息的良益需要有辨别能力和评判标准。 三、对策和建议 (一)充分利用自媒体的优势,创新党建工作方式 1. 运用自媒体推进党建工作向现代方式转变。利用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信息化工作平台,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模式、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探索建立“网络党支部”、“短信党课”教育平台,开设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开展网络党建工作。在“网下”,进行集中学习和党内事务讨论;在“网上”,开展网络互动,推动党员干部的自学和交流,形成统一的信息化党建管理网络,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 2. 运用自媒体创新学习形式。利用自媒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点,借助电脑、手机等终端,使学生党员随时随地学习,快捷、高效地获取知识。 3. 运用自媒体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利用自媒体搭建起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交流的平台,传递党的声音,通达社情民意,把党的声音和群众的声音统一起来,形成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4. 利用自媒体积极推进党务公开。通过开设微信公众号或微博账号,拓展党务公开渠道。及时党务信息,澄清涉及党的工作的各种误解和疑虑,消除不实或歪曲报道的影响。 (二)加强学生党务工作者业务能力培训,实行动态型管理 1. 要切实加大学生党务工作者网络知识与技能培训以及思想政治培训。加大对学生党务干部的培训力度,建立以老带新制度。通过定期举办党务培训班,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2. 要切实加大内容更新力度,实行动态型管理。要实行细水长流的动态管理,对时效性强的内容要及时进行公布,及时予以更新,要采取每天、每周、每月、每季不停更新的动态管理模式。 3. 要切实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实现自媒体党建最大合力。 (三)建立长效机制,为自媒体服务党建工作提供保障 1. 在组织保障方面。上级主管部门应对各地利用自媒体开展党建工作的领导机构、职能。选拔政治理论水平高、媒体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充实到新闻宣传队伍中,努力建设一支适应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和熟悉党务工作业务的自媒体宣传骨干队伍。 2. 在制度保障方面。探索建立网络宣传骨干培训考核、党建网站管理、舆情应对处置预案等制度。 3. 在经费保障方面。实行经费预算制度,建立财政投入、党费补助、相关部门支持的运行经费投入机制,确保自媒体更好地服务于党的建设,为创建新党建工作提供保障。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传播中把关特征分析 摘要:自媒体实现了传者与受者身份合一,它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特性于一体,把关方式从“组织把关中心”向组织把关、个人把关、协作把关等多元把关方式转变。自媒体传播中把关呈现出新特征,即把关主体泛化、把关过程隐蔽化、把关方式多样化、把关对象复杂化、把关结果零散化等。 关键词:自媒体 传播 把关 一、自媒体传播环境分析 1.传播状态碎片化、传播中心分散化。在自媒体传播中,大量业余的编辑、记者、出版者出现,使自媒体成承载海量用户产生内容的信息传播平台。聚集在少数人、部分组织手中的信息传播权力被打碎,细化以无数个体中心的传播点,碎片化的传播状态形成。 大众通过自媒体载体进行传播的几率基本相同。理论上讲,只要愿意,谁都有可能成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点。自媒体传播中心被分散开来,主要表现:第一,价值标准中心的分散化。处于编辑、记者新闻职业上的个人,要求信息把关行要符合新闻的职业要求、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要避免个体价值标准凌驾于媒体价值标准、社会主流价值标准之上。因此,在原有的传播环境中,价值标准是相对集中的,个体价值标准受到压制。第二,中心的分散化。在面对具体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时,每个人都享有参与性。第三,议题中心的分散化。个体能自由选择想要观看、阅读的对象,更能够即时自己的想法。 2.媒体公信力多极化。自媒体在反映社会生活、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以及进行社会动员等方面呈现出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使其逐渐获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公信力出现了分流。第一,传统媒体公信力向新媒体的延伸,形成公信力的多极化。传统媒体进入新媒体最大的改变是内容的载体不同了,受众选择在网络上继续关注某一传统媒体,主要在于媒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公信力,自媒体实现了传统媒体公信力的延伸。第二,传统媒体公信力向自媒体的分流,形成公信力的多极化。编辑、记者、主持人是媒体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知名的媒体人,他们的言行代表或者反映了所在媒体的形象。在互联网上,众多知名的媒体人或者公众人物开通了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受众投以关注,并对其的信息和观点表示信任。原因一方面是受众对名人的崇拜,另一方面是信任转至记者所供职媒体的公信力。再次,自媒体有意识地构建自身公信力,成长受众信任的媒体平台。自媒体由于集纳社会的微内容以透视事件本质、追寻事实真相,通过大量的、相互有关联度的微内容对社会事件和现象的即时关注、对重要信息的即时转载、对信息进行即时处理等,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公信力。 3.知识更新频度高。一则传统新闻与受众见面要经过发现新闻、采访、写作、编辑、排版印刷(编播)等一系列流程,了保证质量,其间还包括层层的编辑把关、过滤,到受众手中的新闻,是专业媒体人士认值得阅读的新闻产品。新闻生产的职业要求、新闻制作的工艺流程增加了新闻产品的时间成本,从而延长了新闻产品与受众见面的时间。以微博代表的自媒体,可随时随地记录身边的事情。微博客没有了职业上的要求与限制,努力寻找新闻改变成随意记录身边的事情。这些变化降低了新闻生产的门槛,改变了传统新闻的选择价值,提升了信息的效率,激发了草根编辑、草根记者群体的崛起。先发表再过滤的信息生产模式,使知识的更新频率大大提高。而以人肉搜索代表的自媒体,因其明显的聚合效应,进一步增加了微内容之间的关联度和影响力,使其形成话语链,获得更多话语权,成价值含量更高的信息。 二、自媒体传播中把关的主要特征 自媒体实现了传者与受者身份合一,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特性于一体,把关方式从“组织把关中心”向组织把关、个人把关、协作把关等多元把关方式转变。自媒体传播中把关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促进“把关人理论”作相应调适。 1.把关主体泛化。把关主体即把关人,对信息是否进入传播渠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传统的把关人,多指大众传媒中的记者和编辑,这些人在行使把关权力的时候,虽然表现个人行,其实是在遵循媒体把关原则与标准下的把关行。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媒体都表现出不同的报道倾向,包括关注事件类别上的差异、报道风格上的差异等。而作记者、编辑的人之所以能够充当这个把关人,是媒体组织对个人的选择,是媒体给予个人的一份职业。可以说,传统的把关人其实是由个体作行实施者的组织把关形式。 真正使把关主体从组织回归到个人是在自媒体环境中,信息渠道向普通大众的开放,使人人都可以成信息的者,由此,把关人的范围被扩大了。个人可以自主决定某些信息是否,而是否大致归因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 2.把关过程隐蔽化。由于把关人在把关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把关人身份信息的公开与否,直接决定着把关过程的公开化程度。传统的把关人是社会中明确的个人,对于某一条刊发出来的信息,信息的采编由谁完成一目了然。这种公开是对记者、编辑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监督。把关人身份公开化的好处在于,每条信息都有明确的权责人,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信息的准确性,降低了假新闻出现的可能性。而在自媒体环境中,把关人的身份多是匿名的。由于匿名性,把关人与其现实的社会身份相分离,与现实社会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相分离,随意、自由的个人把关标准规律性不高,让外人无法轻易考察,从而增加了把关过程的隐蔽性。 3.把关方式多样化。传统把关是以媒体中心的把关方式,在公开、发表和出版之前,对众多的信息进行过滤。从时间的划分标准来看,这种把关行发生在信息传播的源头,或接近信源的地方,笔者称其前把关。互联网后台的技术人员和监管人员承担着前把关的责任,通过网络后台的技术屏蔽,过滤掉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破坏社会发展相关主题的信息,最大化降低不良信息对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 同时,从时间划分的标准来看,自媒体中还存在另外两种主要的把关方式,包括即时把关方式和后把关方式。即时把关多由自媒体中普通的个人担当,当某件事情、现象、观点刺激到个人对其的关注时,把关行就可能发生了。由于把关行的发生来自于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即时判断,所以把关过程短暂,可能就发生在个人思考的一刹那。后把关多由自媒体中博主、版主(或称楼主)、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网络监管人员等担当,他们是在信息出来后有着删除信息、引导舆论和屏蔽信息等权力的个人或组织。后把关能有效帮助受众判断事实、认清事实、找到事实本质。 4.把关对象复杂化。相较于传统媒体,自媒体对于信息的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多样,甚至创造出新兴的网络表达方式。在QQ即时聊天中,QQ表情充当着聊天者们频繁运用的网络语言。形象生动的QQ表情,增加了聊天者之间情感的交流,往往能达到语言所不能完成的交流效果。然而,与此相反,大部分的网络语言并不是普世性的,它往往形成于不同的交流圈子。了展现小群体交流者之间的默契以及防止监控者的进入,他们通常会生造一些其他圈子里的人不容易理解的新兴表达方式。当准确的信息含义无法得知时,我们要把关的对象信息就变得复杂了,加大了有效把关的难度。在网络的前把关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部分网民在信息时,了逃避技术屏蔽对某些话题的过滤,常采用拼音缩写,或用同音不同字的方式来信息。 5.把关结果零散化。把关结果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呈现,还包括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以新闻报道例,在传统的信息把关中,新闻报道必须具备五个基本因素,即5个w,分别(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why)何因、(who)何人。这是新闻中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5w报道模式让受众在阅听新闻时,能迅速了解较完整的新闻事件。在自媒体的信息把关中,每个人都可能充当着把关人角色,类似5w的新闻信息把关标准并不总是有效,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他们只能根据自己所想、所认的方式去呈现新闻,因此,在信息时缺少呈现新闻事件必要的一些因素就在所难免了。 对于仍在发生变化、经历过程的新闻事件而言,传统把关要求通过持续关注、系列报道以保证新闻事件的完整性。但在自媒体中,大多数的信息者,并不是像专业记者一样去寻找新闻,而是记录新闻,记录发生在他身上,或身边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是他们生活的零散片段。记录新闻是一种无意识、随意的个人行,在文字编辑、图片拍摄、视频录制、持续关注等方面无法用专业新闻记者的要求去规制他们,记录新闻只是他们的随性、零散之作。 传统媒体中的信息传播是中心向周边辐射的传播方式,并有公信力、可信度高、关注度高等特点。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对社会舆论的发展流变有较强的影响力。而在自媒体传播格局中,人人都可能成信息的传播点,传播方式是多点线面和去中心化的,传播者分散于社会各个阶层、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各个角落,微内容瞬间汇集在某一自媒体形态中,碎片化信息形成的,把真实信息和重要信息切割成一座座岛屿,公信力散落在不同的自媒体形态当中,某些自媒体用户也会在公信力的赛跑中脱颖而出。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发展对高校思政教师的挑战及其应对分析 [摘要]自媒体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交互性、无限性等特点。自媒体发展给高校思政工作者对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现有的工作方式带来冲击和挑战,对思政工作者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思政工作者要从提高学习能力、积极参与自媒体互动和提高网络舆情应急处置能力等方面,应对自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自媒体 思政 应对 张雪瑞(1978-),包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以“微博”这种手机捆绑电脑的140字文本的移动网络传播形式为代表的自媒体,引领传播模式和社交方式的新一波浪潮,掀起了信息传播平民化的浪潮。自媒体已经成为各种思想与价值、经验与判断的集散地。大学生是追新的一族和“数字化生存”的最先体验者,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已深深烙上自媒体的痕迹,自媒体对他们的影响与日俱增。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在青年学生中的广泛运用,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年轻的大学生社会阅历相对较浅,信息的筛选、辨别能力较弱,容易在海量的信息海洋中迷失,以及自媒体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无限性等特点对思政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政工作者如何应对自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 一、自媒体的概念及特点 “自媒体(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自媒体的主要形式有个人主页、博客、掘客、播客、QQ、微博、微信以及以开心网、人人网等为代表性的交友平台等。新兴的“自媒体”给用户提供了广阔的讨论空间,加上自媒体用户的多元性和分布的广泛性,使自媒体中的公共议题更加广泛。新兴的自媒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传统媒体的信息需要一个较长的制作周期并定时定期发行播出不同,自媒体最大的特点是摆脱时空的束缚,“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是记者”,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或接收信息,跨越了媒体与受众的界限。在近期国内外发生的许多重大突发事件以及一些被放大的事件中,无一不是通过自媒体渠道第一时间的,其传播时效远远领先于传统媒体。当今的大学生群体是极具个性特点的一代,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也渴望表达自我。快速传播自我以及他人的信息成为自媒体用户的一种乐趣。第二,信息内容的无限性。由于自媒体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准入门槛低,导致了自媒体信息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无所不能、无所不包、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自媒体上任何信息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地,任何信息通过自媒体的“口口相传”,都可能变成争议话题或者流行语。信息容量的无限性、信息内容的无限性、制造和推动话题的无限性,成为了自媒体受到追捧和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通过自媒体传播的信息,既有经过严格审查的真实信息,也有各种根据个人爱好或道听途说随意编撰的信息,甚至有不法分子的诈骗信息,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信息,还有一些为了追求新闻速度或追求点击率而缺乏真实性的信息。这导致了自媒体平台上所流传的信息缺乏传统媒体所拥有的权威性与真实性,可信度较低。 二、自媒体发展对高校思政工作者的挑战 首先,自媒体发展带来对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的挑战。在信息传播交互性和信息内容无限性的平台上,大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增多,种类各异,参差不齐,学生的主体意识被极大的调动起来。其认知方式和接受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对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单向灌输式教育产生巨大冲击。来自自媒体上上的各种信息、观点、价值观念呈现多维态势,对处于人生观和价值形成和固型过程的大学生来说,又是很容易被动地接受外界信息。传统的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引导更多是采取教育工作者与学生面对面谈心、主题宣讲、班会或者通过文件发放、张贴、公告等相对封闭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教育模式。如何在自媒体环境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何运用自媒体传递生动、直观的信息,对思政工作者提出了挑战。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和多元的价值评判逐渐渗透到大学生的心理结构,进而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对思政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思政工作者的教育目标能否实现,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生受众的意愿和认同程度。这就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正视自媒体带来的沟通方式的变革,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 其次,自媒体发展对思政工作者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媒体的出现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空间,深刻改变着高校的思政工作环境。于是在工作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得不面对学生知道的知识并不比他们少,甚至更多、更早。更快的现实。因此,自媒体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小结 当今的社会是“知识社会”,知识、创新成为社会的核心。在知识社会里,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紧跟社会发展的潮流,发挥学习、创新的精神,应对各种新兴事物的挑战。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充分把握自媒体的特点和青年大学生的特点,了解大学生的需求,不断改进和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引导大学生建构健康的网络和媒介环境,努力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渠道、新载体,才能让自媒体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传播的社会政治影响分析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逐渐呈现个体化的特点,现代化的个人信息工具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功能集于一身,单独的个体就能完成信息传播的全过程,自媒体传播应运而生。自媒体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和垄断,使普通的社会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赋予了普通民众充分的话语权,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信息传播;自媒体;社会政治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公共管理 “自媒体”(we media) 的概念于2003年由美国的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学者提出,其涵义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1]自媒体传播是一种以个人为主体的新型传播形态,它的出现不仅掀起了一场媒体传播的革命,更带来了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进而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自媒体传播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而“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限于它所传递的内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递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数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语境。”[2]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素,信息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自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迁也必然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 1.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信息行为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20世纪60年代,世界传播学泰斗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即人类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与之适应的传播活动,媒介的发展状态决定了信息传播的程度和水平,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会开创人类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新方式。[3]麦克卢汉的理论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分析人类传播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并预见性地指出了传播技术的更新必然带来传播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社会文明的发展与变革。自媒体传播的出现恰恰印证了这一论断。 进入信息时代,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出了类型众多的新型媒体平台,如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电子布告栏系统),Podcasting(播客),Blog(博客)和microblog/weibo(微博),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社会性网络服务),groupmessage(手机群发)等等。普通大众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平台随心所欲地用文字、声音或图像进行信息传播,这使得人们摆脱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人们的限制和束缚。这些新型媒体平台最大程度实现了个体化传播,使得普通民众在社会信息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信息传播媒介一般由特定的组织机构控制,如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可称之为“他媒体”(官媒体)。这些传媒机构拥有众多的专业人员及设备,从信息的采集、筛选到加工、传输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所有的信息活动都有着既定的立场与口径,是一种严密的组织行为。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普通民众仅仅扮演着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对信息传播的参与和影响都十分有限。但随着自媒体的出现,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自媒体以现代化个人信息工具为依托,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等功能集于一身,操作简便,价格低廉,单一的自然人就可以拥有和掌握,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信息活动,是一种随性的个体行为。比如在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空间等都可以便捷、交互地和索取信息,不受时间、地点、写作格式的限制,只要有的终端设备,日常闲聊见闻、所思所感等都可以随意上传到自己的页面上,或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传播、或是草根一族的时事传播、或是官员的政务传播,乃至娱乐造势者的谣言传播,不论是自我倾诉的满足还是与大众粉丝的沟通愿望,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及时和获取信息。如此一来,人们信息活动的自由性和自主性空前释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信息热情和传播动力。 2.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社会交往由人际交流发展为网际交流。自媒体是以即时通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系统,它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互动。即在新媒体技术为信源与信宿之间提供即时的双向的信息反馈模式的背景下,信息受众在对于信源发出信息有选择性接收的过程中,也利用了技术媒介完成自我对于信息的反馈和二次传播行为,作为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自媒体以其多样性的信息载体和平台,完成了个体及群体民意再次聚集并深化寓意的过程。[4]自媒体的强大交互功能,突破了传统人际交流的诸多局限:一是突破了物理时空的局限,不同地域间的人们不必见面即可实现交流互动,实现了社会交往范围的最大化;二是平等的话语权消解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诸多差异性,实现了社会交往的平等化;三是传统社会交往中人们表情达意的风格化语言和动作等均被图片、文字、语音、视频所代替,交流更加直接明了,实现了社会交往的简单化。自媒体交互功能所带来的快捷性和便利性充分迎合了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社会交往广、注重效率的特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这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逐渐由人际交流发展为网际交流,自媒体也已成为当前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其中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尤其手机微博的增长幅度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我国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4.45亿,比2011年底增长3005万,增长率为7.2%。即时通信使用率为82.8%,我国微博总用户数达到2.74亿,网民使用率为50.9%,中国社交网站用户数增长至2.51亿,网民使用率为46.6%。[5]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自媒体传播的推动下人们社会交往方式所发生的深刻改变。 3.自媒体传播使人们的信息关注重点由他我中心转向自我中心。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由于缺乏自主化的信息渠道,民众的信息需求往往依赖于媒体机构或者舆论领袖,其的信息对人们的认知理念、思想情感、行为方式有着巨大影响,往往成为民众工作生活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权威。因此,媒体机构和舆论领袖受关注度极高,人们对其保持着高度的依赖性和追随度,使得人们的信息关注呈现“他我化”的态势。但进入自媒体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数字化之父尼葛洛庞帝教授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后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在是人口统计学中的‘子集’。”[6]在自媒体传播平台上,“自我化”态势十分明显,即每一个用户都是既可以信息同时又接受其他用户信息的节点,他们之间的互动又会增加新的信息,改变信息的传播路径和状态,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全面开放共享的,每一个用户无论是自媒体信息的提供者还是索取者,都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规模各异的“节点共享”的信息传播网络。[7]“自我化”的传播态势使得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能满足受众在过去传统媒体长期约束下的自由表达欲望及某些心理或社会的需求,以实现自我呈现的满足,正如麦克纳和巴奇强调的那样,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人格面貌、人们需要“把自己‘真实’或‘内在’的自我展示给外部世界”。[8]自媒体赋予了民众海量的、五花八门的信息以及在这些信息中用户所拥有的自由攫取、编辑、的权力,个人的价值理念、心理情感、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等等都随着个体化的信息活动表露出来,形成千差万别的极具个人化风格和魅力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这种差异化的信息吸引并聚集着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如微博中的“加关注”、QQ中的“加好友”,这使得自媒体信息者成为关注焦点,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关注者的反映,呈现出“自我中心化”的传播态势。可见,自媒体传播进一步消解了传统媒体传播中以传媒机构及舆论领袖为重点的“他我中心化”状态,同时个人的意愿表达被众人瞩目所带来的受重视感和成就感成为自媒体传播的源动力,达到了个体对自媒体使用的一种满足。 二、自媒体传播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 现代社会,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能力的强弱,信息质量的好坏、信息效率的高低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地位。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不同受众群体间的信息差距日渐凸显,造成其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得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1.自媒体传播使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凸显。“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往往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掌握与未掌握数字技术的群体之间的数字信息差距。自媒体的出现在赋予人们更大的信息自由和信息权利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数字鸿沟”。自媒体技术的扩散和使用造成社会信息资源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弱势阶层对于自媒体技术的运用远不及强势阶层,这种矛盾与冲突突出表现为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的巨大差距。一是由于自媒体传播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平台等“硬件”建设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比如,截止2012年6月全国城市网民的比例为72.9%,农村网民的比例仅为27.1%;而IP地址数量分布比例北京为25.60%,广东为9.61%,浙江为5.31%;而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如甘肃为0.48%,贵州为0.44%,宁夏为0.24%,青海为0.18%,西藏为0.13%;[5]二是由于人们在自媒体传播技术的掌握运用等“软件”上的差异而造成的“数字鸿沟”。在2012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目前54.8%的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是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相比2010年6月,比例上升近十个百分点,信息技能的缺失仍然是阻碍自媒体深入普及的重要障碍。而信息技能的差异往往又与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自媒体的出现实际是将人们的社会差距反映并放大了出来。正如德国学者海因利希·施莱曼认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社会中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的人在接受信息方面要比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社会群体强。其结果是信息的增加反而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9] 2.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态势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自媒体传播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认知理念、兴趣爱好而自由地进行信息选择,在选择过程中文化背景、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相同或相似的群体会逐步形成一个“圈子”,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媒体“圈子化”的传播态势可以帮助人们在虚拟网络中跨越现实关系的羁绊,在更为广泛的世界里找到可相互拥趸、彼此取暖的友人、强化着个性和自我。当前,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自媒体的出现为这些利益诉求表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人们在利用自媒体表达意愿的同时也在寻找并聚合着相同或相似意见看法,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强化意愿表达。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助推下的互利性的社交关系,是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结成的交往方式,而无论这种需要是一种利益还是情感。需要指出的是,自媒体的“圈子化”传播在促进互利性的人群交往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排斥或阻碍了与其他社会人群的交往,即圈子内的人群交往相对固化,而与圈子外人群则相对割裂,隔离了圈外信息、隔离了异于自己的社会观点和价值取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利益人群间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甚至会产生对立和冲突,加剧社会分化。 三、自媒体传播使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首次提出了“公民化政治”的概念,强调“公民化政治”是公众对统治权力依附程度的降低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增强。[10]自媒体传播的出现赋予了民众高度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个人意愿的自由表达和对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极大地释放了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使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日渐呈现公民化态势。 1.自媒体传播使民众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自媒体削弱并分享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介权力。所谓媒介权力即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从信源到成品的新闻报道存在着重重把关,每一道把关流程都会筛选掉一部分信息,这种筛选甚至可能变成断章取义。但自媒体的出现取消与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传统媒体无法再对信源加以任意裁剪,打破了管理者的严格管制。自媒体打破了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界限,拉近了精英与平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实现着传播平等。[11]自媒体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其公开、便捷和互动的特点更强化了民众的这种平等性与自主性。通过自媒体,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自己所关心、喜爱的场域投入对话和沟通,自由、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而不论社会背景、阶级或理念观点的差异,可以随时加入,也可以随时退出,地位平等,行动自由。在自媒体的世界里“我”就是主角,“我”可以有所作为。这种主体意识的增强使民众感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功效感,从而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2.自媒体传播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渠道。自由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的重要内容,自媒体的出现使其成为现实。一是自媒体传播在技术上使人人参与成为可能。传统媒体条件下很难做到让每个公民都参政、议政,只能靠推选人民代表商议国事、讨论政治问题。自媒体的出现在技术上赋予了所有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机会,互动式的媒体环境也极大地强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它给每一个民众提供了更为开放的释放自我的空间,是真正意见的“自由市场”。二是自媒体成为公民利益诉求表达的重要手段和民意的释放出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社会矛盾凸显,各种利益主体不断分化,由此导致民情民意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利益诉求如果被压制或者得不到顺畅的表达,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自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崭新而便捷的路径和平台。三是自媒体强化了民主监督的功能。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自媒体监督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与传统舆论监督相比,自媒体监督主体分布更广,监督形式更加方便快捷并且产生的舆论压力更大。可以说自媒体中的每个民众都握有一把“利剑”,可以随时随地向黑暗现象和腐败势力开刀。比如:南京江宁抽天价烟戴名贵表的“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表哥”杨达才事件等等,都是自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监督作用。 3.自媒体传播成为改进社会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现代政治学认为,良好的社会公共管理依赖于全面有效的信息占有和高效顺畅的沟通交流,自媒体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自媒体使每个民众都有自主发表意见的机会和场所,这使得社会政治信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有效提升,打破了以往社会政治信息仅在科层体制内部流动的缺陷,有效地克服了政治决策的封闭性与政治服务开放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参考,为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二是自媒体改变了政府工作的方式方法,使社会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和谐。一方面自媒体实时互动沟通的方式一改以往政府管理生硬的话语体系,以平等的姿态和口吻面对民众,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感情距离,提高了认同度,促进了社会管理的和谐。比如,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言人王惠在其微博“北京王惠”中写道:“我是北京的新闻官。我开微博的原则是不当僵尸不作秀,要的就是一个真诚。我知道的信息会赶快,能回答的就马上回答,实在不知道的也请原谅。来当惠粉吧!”[12]这种生活化的表述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微博开设仅三天后她的粉丝数已达到14156人,而像“成都”、“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等热门官方微博的粉丝则达到了500万人以上。正是这种人性化生活化的沟通方式吸引着众多的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充分体现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自媒体为政府工作聚合了大量社会力量,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强有力支持。比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就开设了“打拐微博”,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公安部的打拐行动,目前他总共拥有470余万粉丝,正是在广大粉丝提供的线索帮助下,一大批被拐儿童得以解救。他的微博被评为全国十大个人政务微博之首,赢得了“微博最具影响力公务员”的名号。[13]再比如,从2013年新年伊始,网络发起了“豪华军车随手拍”行动,全国各地网友纷纷响应,用自媒体手段将违章违纪的豪华军车纷纷曝光,为相关部门查处军车乱象提供了广泛线索,也为落实中央规定厉行清正廉洁之风开了个好头。 总之,自媒体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如传播学者麦奎尔指出的那样:媒介技术不只是一种传递符号内容或者在某次交换中联系参与者的应用工具,它同时也包括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14]尽管自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技术潜力,并且受制于现实的体制环境,但必须看到的是,自媒体凭借所拥有的广泛民众基础以及强大的影响力必将成为未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下易班网络供给与需求分析 摘 要:随着3G技术的日益成熟和“以指代步”时代的到来,微博、人人网、腾讯QQ、飞信等各大热点网站和新媒体客户端对大学生用户群的争夺日益白热化。由于人人网、微博、QQ、飞信等早于易班进入市场,且技术支持丰富,大部分学生已经习惯于在此类网站和新媒体客户端满足自己的各类需求。如何在诸多社交网站和新媒体混战的今天,紧紧抓住学生的需求和胃口,牢牢掌握大学生教育的网络阵地,充分发挥易班的育人、服务功能,成为易班工作者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易班使用现状的实证调研为基础,并结合青年学生的用网需求的五个维度:求知、交往、自我呈现、发展以及娱乐,将易班与人人网、微博、QQ等新媒体及主要社交网站的从这五个维度进行差异化比较分析,综合分析当前易班的网络供给和学生对易班网络的真实需求,由此探索易班建设和推广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易班;网络;需求;大学生 一、引言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成为了信息的者。自媒体有别于由专业媒体机构主导的信息传播,它是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信息传播活动,由传统的"点到面"的传播,转化为“点到点”的一种对等的传播概念。自媒体时代具有(1)传播即时性(2)覆盖全民化(3)影响放大化,三大特征自媒体的发展不仅使每个人的媒体权力扩张了,同时也满足了大学生寻求个性发展、人际发展和情感发展的需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促成了大学生社交网站的不断壮大。 易班作为教育部门主导的、真实的大学生网络互动社区易班是广大学生的实名互动平台,提供了SNS、博客、微博等Web2.0应用。根据师生的需求,易班研发了话题、日程表等基于班级的特色应用,集成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上海现有31所公办高校、19所民办高校、11所公办高职高专、2所中学、2所中专开通了易班网络社区。在高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学生和老师采用实名制登录。 随着3G技术的日益成熟和“以指代步”时代的到来,用户成为各大媒体竞争的关键,微博、人人网、腾讯QQ、飞信等各大热点网站和新媒体客户端对大学生用户群的争夺也日益白热化。由于人人网、微博、QQ、飞信等早于易班进入市场,且技术支持丰富,大部分学生已经习惯于在此类网站和新媒体客户端满足自己的各类需求。如何在诸多社交网站和新媒体混战的今天,紧紧抓住学生的需求和胃口,让他们乐意到易班上寻求自我发展、获取有用信息、满足需求,牢牢掌握大学生教育的网络阵地,充分发挥易班的育人、服务功能,成为易班工作者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二、易班使用现状分析 本文从易班使用时间、使用目的、使用需求、使用感受等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研和访谈,并通过监测易班网站IP的方式,对易班使用现状进行了调研。 (一)大学生的网络需求旺盛,但对易班的用户粘度偏低。 问卷统计显示超过95.2%的同学每天都会上网,这表明了网络成为同学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68.3%的同学上网2-4小时,说明大部分学生使用网络还比较理性,而8.2%的同学选择4-8小时,2.3%的同学选择8小时以上,这表明网络思政教育不容忽视,需要关注同学们的网络目的和需求。在调查学生中,每天上易班的同学比例仅为10.7%。在对易班的IP监测中,连续一周监测IP数量在8000左右,这个IP相对于,易班系统显示的860075名师生注册用户,用户涵盖75所学校,30070个班级而言,用户活跃度和粘度确实偏低。 (二)学生对校内网站的认可度较高,但在校园信息获取方面对易班使用度偏低。 校内网站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重要平台,更是学校品牌建设的需要。目前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自己的校园内部网站,包括校内门户网站、校内bbs及易班。学生在校期间对校园信息的获取也主要来自于这些校园内部网站,在问卷中发现43.75%的同学通过浏览学院主页来获取学校信息,27.46%的人通过询问辅导员、同学或朋友,13.78%选择使用校内论坛,仅7.1%的选择通过易班。这说明校园内部各成熟网站如校园网、学校论坛等已经具有一定的网络人气,这些校园网站在学生管理和教育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在所有的校内网站中,易班起步较晚,且学校各部门工作人员、教师等对易班的使用情况不是很乐观,基本上很多学校的各类教学信息和资讯等无法出现在易班上,导致学生对易班的使用率偏低。且各高校情况各异,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和985高校的校园网络软硬件环境都比较好,“易班”上的部分功能和应用在这些高校的校园网、校内论坛等校内网站上都已经存在,并且运行的较好。因此,在易班与高校原有的系统资源未进行有效的兼容,与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未进行有效对接的前提下,势必会影响同学们使用易班的情况。 (三)学生对社交网站和网络新媒体需求旺盛,但通过易班满足这一需求的比例偏低。 如今,大学生社会需求迫切。长期生活在校园中使他们与社会有一定距离。在校园里,他们主要通过网络等大众传媒关注社会,评判各种社会现象,希望自己融入进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各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张扬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迫切的社会需求促使他们诉诸于网络,特别是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心理需求。调查显示社交类网站、微博更能吸引同学们的关注,71.65%的同学经常登录人人网等SNS网站,48.45%的同学登录微博,33.51%的同学登录校内论坛,经常使用易班的同学为15.32%。且调查发现,被调查人数中的46.6%希望通过易班结识更多的朋友,这些调研数据都表明了出于大学生的社交心理需求,社交类、论坛类网站极大吸引同学们的关注度,且学生对易班的社交功能也满怀期待。访谈中,学校表示,刚上易班的时候想多跟同学们交流,但活跃用户较少,且跟其它学校朋友或外地同学交流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放弃了对易班的使用。 三、大学生对“易班”的真实需求分析 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网络的育人功能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教育和管理的必然要求,“易班”作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一个新探索,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载体和思路,自易班在上海高校中推行以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易班推进了高校思政教育从“一元教育”到“多元教育”的变化,变单调、单一化为活泼、多样化。但鉴于“易班”诞生时间晚于大部分社交网站、各校园网站和新媒体,易班的用户群体相对更单一,且易班建立、建设和推广的特殊性,使得易班建设的发展中面临了不小的挑战,在对易班使用现状的分析中也可见易班的建设、推广和发展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充分挖掘学生的真实需求,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出发,结合网络发展规律,将易班努力建设成为学生们真正愿意驻足的网络家园。根据调研显示,青年学生的用网需求主要表现为求知、交往、自我呈现、发展以及娱乐消遣等五个方面。从易班使用现状出发,结合学生用网需求的这五个方面,积极探索易班发展的有效模式。 (一)加强内容和分类搜索机制的建设,满足学生求知需求。 求知需求表现为大多数青年学生将“了解新闻”、“查找资料”、“浏览信息”等作为上网的主要目的。调查发现,网络信息搜集是大学生网络最大的需求之一,67.45%的同学将上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了解信息、查阅资料等, 89.5%的同学认为网络在获取信息、汲取知识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之前,高校论坛、校园网站等吸引并凝聚了广大学生,是学生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渠道。但近几年,随着社会商业网站的发展,SNS社交网站、微博、手机新媒体的崛起,高校校园网络在信息提供方面的优势弱化,大量学生流失到社会商业网站中。“易班”这一集教育功能、社会商业社区功能于一身的平台的初现,为满足学生上网求知需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在调查中发现“易班”网络供给情况还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约73.3%的同学认为易班更新速度一般。72.5%的同学认为网站的的资料权威性不足,且在“易班”前期推广过程中,大多数用户想方设法提高EGPA,赚取经验值而出现恶意刷帖等现象,帖子质量不高。 “易班”上提供资讯的板块很丰富,包含首页、论坛、学校主页、班级主页、微博、博客等。虽然版块齐全,内容涵盖各种大学生活、茶楼聊吧、娱乐休闲、生活资讯、社区服务、政治新闻等各方面,但信息呈现出碎片化,有超过一半的同学认为自己的网络使用不充实,不能很好的吸引学生。因此,“易班”建设要加强相应的监管,提高易班发帖的质量,坚持引导“三贴近”的发帖原则,在确保网络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坚持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需求、贴近教育需求主题。此外,由于易班活跃人群主要是学生,一些网络信息比较局限,导致同学们感觉现有的易班网络资源更新速度较慢,不够新鲜。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易班骨干团队的建设,加速易班各类信息的更新速度和广度,让同学们能够在易班上看到更多有用的信息,并对易班网络资源进行整合,探索易班网络资源的分类策略和搜索机制,让同学们在易班上的网络信息的获取相对快捷、方便。 (二)增强易班互动性和活跃度,满足学生交往需求。 大学生正处于心理成熟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交往内容不断丰富,层次不断提高,相对单纯的大学生活使他们的交往面相对局限,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交往,他们渴望与社会上各方面的了解和交流。交往需求表现为网络为青年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往实现途径,从电子邮箱到网络聊天、从网络社区到交友网站的兴起都说明了这点。在问卷反馈中,有49.65%的同学因交际的需求而上网,57.43%的同学将上网的较多时间用于通讯聊天、联系朋友等社交关系的建立和保持上,59.39%的同学将较多时间用于登陆社交网络服务类网站,67.72%的同学认为网络在扩大交友圈和人际交流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以上数据显示,不管是内在心理需求还是外在行为表现都体现出大学生对网络上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保持有较大的有效需求。 “易班”上在交友模块上也非常齐全,包含加好友、邮件、即时通信、微博、博客互动、班级圈互动等版块。但在调研中发现,92.4%的同学经常上人人网进行交流,而经常上易班交流的同学则只有19.7%。在人人网的《SNS发展趋势与竞争分析》的报告中显示人人网对用户的吸引力排在前三的分别是1.能找到失去联系很久的朋友2.实名制,有真实感3.可与朋友增进交流,了解朋友近况。报告中还提到人人网注册用户总数达1.9亿,其中高校学生4000万,白领10800万,这庞大的用户群体使学生能够在人人网上充分的感受到信息的快速更新性和共享性、娱乐性、互动性和便捷性等特点,充分满足交往需求。此外,易班起步较晚,且易班系统显示的860075名师生注册用户,用户涵盖75所学校且主要的为上海的高校,相对社会商业性质的社交网站,可供交往的用户群体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通过访谈发现,学生在使用人人网的过程中无非就是与自己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交流互动,特别是与大学同学居多。因此,易班可以充分利用班级群这一功能优势,从同学们重视班级荣誉感,渴望班级关怀的角度,开展一些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每人每天上易班等活动,推动班级活跃度的建设。此外,加强易班应用的开发,比如在个人主页上可以滚动出现可能认识的易友的名字,并可点击加为好友,在个人主页上滚动出现班级明星、各类发帖明星,明星校友等等情况,并可点击加为好友,类似的一些应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们的好奇和交往需求。最后,有互动才会能真正满足学生的交往需求,在易班上活动的同学们如果无法得到积极的互动,自然无法提供使用易班的热情。因此,在推广初期,各高校可以建立一支易班的骨干队伍,对互动性进行推动,以满足学生的交往需求。 (三)充分尊重和合理引导,满足学生自我呈现的需求。 在日常的教育实践中,当代大学生身上存在强烈的“自我呈现”的需求,在学生们喜爱的网络世界中表现的更加充分。自我呈现的需求体现为青年学生青睐于利用各种网络工具在“公共空间”上展示才能、释放个性、寻求认可。 易班上包含上传照片、更新博客、微博、发表帖子等各种功能来展现自我,获得关注,达到自我呈现的目的。埃里克森指出,大学时代是学生探索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时期,社交网站为学生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在这里,他们通过照片,微博、博客、帖子等形式充分的展现自我,并且通过评论的方式迅速得到人们的关注,明确自己的形象。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看,这种来自网络上大众的关注和正性的评价,满足了学生获得别人尊重的需要。此外,网站上展示的个人成就和能力,使大学生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人人网等社交网站上的关注获取非常迅速,在学生状态或照片几秒钟内便可获得大量的回复,并且随着关注评论和关注人数的不断上升,满足了学生渴望获得关注的心理。而易班上由于用户群体的局限性,使得同学们获得关注、评论和回复的时间效率不够,发了照片、帖子、状态久久无人问津和回复,无法很好的满足学生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会影响学生们的使用热情。因此,在易班的建设和推广中,要提高用户活跃度,加强易班骨干队伍的建设,对同学们的疑问有人回答,对同学们的感受有人同感,对同学们的话题有人讨论,对于学生的敏感问题不要仅仅通过屏蔽的方法来处理,而要做好引导工作,让同学们在易班上有被关注的感觉,被关心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充分满足学生自我呈现的需要。 (四)充实学习资源和就业信息,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 发展的需求是指网络为青年学生拓宽发展视野、搜索发展机会提供了更多便利途径。学生使用网络,很大一部分表现形式或者最初需求是网络学习,数据显示59.48%的同学是为了学习、收集学习信息或者与个人发展相关的就业、发展信息而上网。在内在成才动机和外部环境要求的双重压力下,自主学习和发展自我成了大学生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易班的论坛、学校主页、班级主页以及强大的网盘功能,都是学生学习和发展信息的良好渠道,且网盘的大空闲是其它社会商业网站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易班网络环境和用户相对纯粹,有害信息和无聊信息相对较少,可以充分发挥易班在满足学生发展方面的需求。但现在学生更喜欢在百度、校园论坛、各大招聘网站和学习网站寻求资料,最主要的原因是“易班”发展尚未成熟,除了一些学生上传的学习资料外,就业信息、培训信息、论文信息、科技信息等有效信息量较少,信息量不够大,信息更新不够快且所有的信息不成系统、比较零碎等原因都是影响“易班”在满足学生发展需求中的不足。因此,在易班建设中,要努力实现易班和现有的校园网络资源,如学校论坛、电子资源库、就业网站等方面的兼容和对接,并积极发动学校和各团队,丰富易班在这方面的信息,使易班成为同学们获取学习信息的首选。 四、结论 以上五方面用网需求驱动了青年学生主动地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求来选择网络,从而影响用网效果。“易班”是一个新的网络文化产品,是上海市网络教育的一个创新。虽然在各方面尚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价值很高。我们应该努力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出发,进一步建设和推动易班,让易班的发展遵循需求理论和网络发展规律,努力将易班打造成为同学们热衷的网络家园。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微博受众的心理分析 【摘 要】自媒体是伴随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出现后的热词。进入自媒体时代后,“人人皆记者”“人人皆媒体”的说法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热潮,作为推动自媒体发展的一大动力——微博,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群体,微博受众参与网络社交有着种种心理。 【关键词】自媒体 微博 受众心理 一、自媒体的兴起 “自媒体”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的,它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也叫“个人媒体”。它的出现对舆论监督、反映社情民意都有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与其他媒体最大的不同在于个体用户端信息的自由双向传播,这实际上实现了个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这种双向信息通道构建起“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新格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了《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较2010年提高1.9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到2011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较2010年底增加了1494万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达65.5%,成为中国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博是自媒体的代表。新华网的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仅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就已超过5亿,同比增长74%。 微博就像是受众手中的“麦克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微博用户日益增多,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既有一些明星、媒体,也有政府、官员、企业,当然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普通大众。人们在这个平台上信息,发表评论、表达看法;出于正义感,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现象大胆吐槽;对于政府工作,群众的意见也能反馈到政府官方微博上。人们自己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表达着意见或态度,网聚着一种力量。 二、来自微博受众内心深处的“声音” 我们知道,自媒体强调的是自我对于信息传播的主动控制权,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是它的特征和优势。微博作为自媒体,也同样具有以上特征。受众是出于哪种心理来使用微博,他们内心有着什么样的“声音”,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维权意识——话语权的表达 传统媒体作为政党的喉舌,宣传的是政府决策和党的方针。从现今情况看,社会正在倡导媒体对公民的“知情权保障”,并且更多的听取民众的声音,话语权转移到民众身上。 话语权,从字面上理解,也就是公民的说话权、发言权,对罪恶事实的控诉权、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权、对政治主张的阐发权、对违法违规的举报权等等,都属于话语权的范围。微博门槛低、交互性强,参与者通过微博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平台表明自己的态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往往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题关注的先后顺序”。微博作为媒介的一种,受众通过它可以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提出某种见解来影响社会大众的看法,并且引发了更多人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它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新的责任机制叫做“微博问政”。如2010年3月22日,南京纪检部门宣布,微博上爆出抽“天价烟”的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双开”;4月初,“湖南浏阳市广电系统负责人在高档酒店公款消费单复印件”在微博上广泛转载后,相关负责人被停职……当前,微博问责、微博监督已成为反腐机制的重要一环,微博问政真正发挥了网络成本低廉,快捷、及时的优势,成为了反腐倡廉的新手段。 2、“名人”效应——寻求自我参与和自我满足感 对于“名人”效应这一说法的理解,笔者有两种看法。其一,自媒体具有平民化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参与到微博的群体中来。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众多的“粉丝”关注后成为“名人”。其二,对于“名人”效应,除了使用者自己成为“名人”外,还有一种心理,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众多“粉丝”们,想要通过这一平台拉近与自己崇拜“偶像”的距离。因为自媒体本身具有普泛化的特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关注自己心中的“名人”,就好像自己身边的朋友,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实现了微博受众的自我满足感。 在龙虎网一篇《2012年度微博红人榜》中,排名第一位的是一位被认为受到欢迎的称作“延参法师”的微博控。据悉,他的走红不仅是因为其佛力深刻,还因为其喜欢卖萌的性格。例如:“艾玛,你轻点”、“我不是唐僧,自从大唐取完经,你不是已经回花果山了吗,你想你师父,可以去大唐啊……”等等微博用语。让众多网友大喊“太萌了,大师好调皮”,被网友称为“最萌法师”、“用绳命在卖萌的大师”,以1300余万微博提及量成微博红人。我们不难发现,“延参法师”的走红得益于对网络的充分利用,而众多的“粉丝”对他的追捧更是对微博使用的结果。 3、“揭示真相”的欲望强烈 “媒体公信力”是指在公众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中,公众对于媒体信任的能力。微博的使用者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降低,出于对于传统媒体的不信任感和“揭示真相”的正义感来在微博上不同于传统媒体新闻的信息,这也是微博受众的一种心理。 在“7·23”温州动车事件中,微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形成社会舆论的重要平台之一,而对于传统媒体的公信力问题,很多网友提出了质疑。在网上有一篇名为《温州动车事故何时能有官方说法》的文章,针对该事故的调查报告迟迟不出这一现象,表达了一种说法:“一次次,考验的不仅仅是民众的耐心,更是民众对于公信力的信心”。这篇文章表达了民众对于知晓事故真相的强烈愿望。另外,在这一事故中,铁道部信息不及时,信息不准确等问题同样让众多网友对此愤怒不已。众多的微博网友信息,发表个人看法,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使其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社会上一些虚假新闻的出现,大大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很多人不再从传统媒体中寻找“答案”,而是从公众和自己的视野看待问题。部分微博受众也是因为具有了这样的心理,才会自己找事实真相,从而在微博上“揭示真相”。 4、找寻“同道中人”——现代社会的孤独感 随着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相应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虽然很多人不再为衣食而忧,但是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感却与日俱增。随着网络的出现,人们逐渐找到一个可以排解寂寞的平台。而微博成为了一种渠道,使得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找到““同道中人”。 华商网中的一篇名为《微博就像身边最忠诚的朋友》文中提到:“现在很多朋友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微博,我觉得微博走红是因为现代人的孤独感,微博就像你身边最忠诚的朋友。”微博是人们的朋友,同时它还是人们寻找更多朋友的工具,由于它极强的互动性,博友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得到了孤独感的释放。 在新浪微博上,有个“新浪微群”,百度百科对它的解释为“新浪乐居公司推出的服务,它能够聚合有相同爱好或者相同标签的朋友们,将所有与之相应的话题全部聚拢在微群里面,让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以微博的形式更加方便的进行参与和交流。”称“新浪微群——总有一群人和你一样”,据2012年3月份统计,已有超过72万人加入该群。不难看出,通过微博来找寻“朋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5、“围观”心理以及“羊群效应” 在网络上,“围观”被称为是一种“打酱油”似的沉默。有一种说法是:“围观”也是一种力量。在凤凰网“围观”栏目的广告词里这样写道:“不做解读,不加评论,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我们关注,我们思考,我们相信围观也是一种力量。”通过上万的点击量、跟贴和转发,人们用一种无声的语言同样表达着一种态度。 “围观”,笔者认为是博友们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他们并不会对某一现象或某一人物发表直接见解,这和前面提到的第一种心理——话语权表达正好相反。有人认为,围观可以转化为媒介的监督,承担起瞭望社会的职责。 “羊群效应”认为大众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的影响,从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在微博的世界里,同样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微博转发、跟贴等行为是基于一种“跟风”心理,作为旁观者的大众,不具备条件以调查事件的真伪,而是在微博“意见领袖”的带领下一呼百应,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围观”和“羊群效应”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围观”者不管发表言论与否都是对某一事物通过微博的转发等手段隐隐表明了个人看法,其中不乏正能量,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可在“羊群效应”的受众中,他们并不是表态的一群,而是盲目跟风,不会自己思考。 除了上述心理以外,笔者认为受众使用微博的其他心理还有如寻求安全感,追求时尚,寻求帮助,例如现在网上流行的各种寻人启事、爱心集资、微博求助等等。 对于微博的使用,笔者认为受众应该理性对待,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是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当今社会,因为有了网络的普及,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但是,只有找到正确的定位,从积极的心理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成为自媒体的“主人”。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语境下的体育受众特征分析 【摘 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大众传播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体育受众这一特殊群体,在自媒体语境中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文章旨在探讨体育受众在自媒体语境中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变化。 【关键字】自媒体 体育受众 行为特征 伴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技术和形态不断产生和应用于人们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自媒体作为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深深地影响着传播过程的每一个要素。受众作为传播过程的重要部分,在自媒体语境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特征。 一、自媒体释义 有学者曾将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农业时代的精英媒体;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体;信息时代的自媒体。①基于web2.0技术带来的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人们已悄然走进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自媒体时代。关于自媒体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私人化、平民化、白手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产化的手段(如QQ、手机短信、博客、微博、播客、维基、P2P下载、社区、分亭服务等),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特定个体传递关于他们自己信息的新媒体,称为自媒体;②“自媒体”首先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是超越旧媒体、新媒体历史跨度后,在演进与革新中,在渐变与突变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涵和外延;其次“自媒体”是一个媒介概念,涉及媒介的传播特性、传播模式,并在新型传播效果中,展示了颠覆性的媒体奇观和传播生态。③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出版了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里面对“We Media(自媒体)”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笔者理解自媒体既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又是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前者是指可以为受众自主、自由、自发地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媒介形式,这类媒介形式统称为自媒体,这类媒介与传统媒介最大的区别就是受众在媒介使用权上的极大自主性,这是从微观的媒介形式层面来理解的;后者指受众利用推特、微博等新型媒介形式进行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传播范式,这是从宏观的传播模式层面来理解的。 下面就以受众中的体育受众为例来具体探讨自媒体语境中,受众的特征变化。 二、体育受众在自媒体语境中的特征分析 (一)体育受众相关释义 1、体育受众定义 受众研究是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之一,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指的是“大众传媒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受众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最直观地体现为作为大众传媒信息接受者的社会人群,例如书籍、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或电影、电视的观众等等”。④体育受众即体育信息的接受者或体育传播的传播对象。 2、自媒体语境中体育受众的特征 自媒体对体育受众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来考察会有不同的结果,从体育受众的本身来看,本文试图从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来分析自媒体带给体育受众的新的特征。 (1)体育受众心理特征 自媒体一方面从微观上改变着作为个体的体育受众的接收和传递体育信息的心理,另一方面,这些无数个个体的微小的改变聚合后形成规模效应,便会影响整个受众群的心理。在这里,我们引入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一个经典理论“沉默的螺旋”来具体分析。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的。在其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对这个理论做了全面的概括。这个理论假说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命题: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成本过程;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⑤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作为个体的受众,在接收到信息后,缺乏有效表达自我意见和了解他人意见的途径,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保留自己的看法,为了避免陷入孤立状态,他们在没有明确群体多数人的观点时,一般倾向于“沉默”。只有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意见时,他们才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最终导致的是舆论的一边倒,很难形成一种理性的社会意见。 在自媒体传播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媒介形式,例如前面提到的:bbs,博客,QQ等,这些媒介的出现,一方面为受众提供了自我表达和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自媒体传播中,媒介使用者的身份是虚拟或者隐匿的,这为他们公开发表意见提供了便利。受众在接收相关信息后,通过自媒体了解他人的观点,由于身份的隐匿性,他们在心理层面不再迫于压力选择“沉默”,而是通过这些自媒体来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整个舆论的形成不再是一边倒,而是形成“百家争鸣”的舆论热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当时整个社会对于此事几乎是呈现一边倒的质疑和不解,仅有少数表示理解的声音。受众在通过电视或者其他媒体了解到这一消息后,也许自己的态度并不是很明确,而当社会上批评指责的声音大于理解和宽容的声音时,很多立场不坚定的受众便附和“多数人”的意见,于是,舆论便以滚雪球式的方式呈现出一边倒。在这种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自我的观点很难得到相应的表达,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受众只能接受传播者的意见。 (2)体育受众行为特征 在探讨体育受众在自媒体语境中行为层面特征之前,首先对体育受众进行简单的分类,以便进行相应的考察。在这里,笔者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对于场域(field)这一概念,布迪厄这样说过:“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个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在体育传播中,可以将受众分为两大类:独立于“场”的受众和存在于“场”的受众,这里的场域是指体育信息传播的某种氛围或者规范。通俗地来讲,就是现场受众和媒介受众。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微博控”的实证分析 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2008级传播学专业本科生周亚萍 一、问题提出:自媒体时代下的微博与大学生“微博控” 在自媒体时代,传统的接受者——大众摇身一变变成了拥有自主权利的传播者,他们通过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向其他人传递各种信息。自媒体包括博客、个人空间、微博、个人主页等等,不同于传统媒体,自媒体是由普通的大众来主导信息传播活动,由传统的“点到面”的传播转化为“点到点”的传播。自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成了“传播者”。随着自媒体的崛起,“微博控”的流行,大学生网络依赖现象的研究被放置在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环境中。本文探讨的就是大学生群体中,“微博控”现象是否普遍化了?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学生满足其宣泄情感、探索求知等内在心理需要。那么大学生使用微博是为了满足自身的什么需求?其依赖度有多大?其诉求和发生机制又是什么? 二、理论概述:媒介依赖理论概述及大学生网络依赖的现状回顾 媒介依赖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认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当我们置身于越来越繁杂的社会之中,我们不仅需要依赖媒介理解社会、认识社会,还需要依赖媒介指导我们作出选择和应对,以及帮助我们放松精神、减轻压力。当我们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时,媒介也同时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价值观、期望以及我们内在于心的精神。媒介并不是平均的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所受的媒介影响程度也不相同,那些需求更多的人往往是更加依赖媒介的受众,而其也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三、调查报告:大学生微博使用状况问卷内容分析 本文采用网上问卷调查法,以调查大学生的微博使用来剖析在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媒介依赖状况,主要从大学生对微博的接触目的和内容、接触时间和频率、接触方式等展开调查,从他们的微博使用状况来分析大学生在自媒体下的媒介依赖感。 此次调查人数中男生46人占总人数的52.87%,女生41占总人数的47.13%。其中使用微博的人数为59,占人数的67.82%。而且虽然32.56%的大学生没有使用微博,但是他们中至少有81%的人在使用其他的自媒体,如人人网、博客等。也就是说,86人中至少有93.10%的大学生在使用各种形式的自媒体。自媒体在大学生的生活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使用微博的大学生中,对他们使用微博的原因做了图解,如图1: 图 1 A. 能够使用图片、视频,使用方便,内容简单,形式新颖 B. 信息量大,更新快,能够及时知道新闻 C. 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情感D. 互相关注,能即时知道双方的消息,方便与人沟通交流 E. 娱乐消遣,还能了解明星名人的动态F. 能结交新朋友,拓展人脉 G. 周围的人都在使用,“随波逐流” H 其他 从中看出,50.57%的选择的微博的原因是微博“信息量大,更新快,能够及时知道新闻”;而居第二的则是“娱乐消遣,了解明星动态”占43.68%;随后是占36.78%的“方便与人沟通”,34.48%的“自由发表观点,表达情感”3。 微博给予用户极大的自主权,受众可以自由选择关注什么事件什么人物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所需要的信息和要求。微博简练的形式和极强的交互性使得人们能够一目了然彼此的最新的生活状态, 51.72%的大学生均选择了“朋友微博”表现出他们维系关系的诉求。而“喜爱的事物的微博,如品牌、动漫等”和“名人微博”则同时分占47.13%。“热门话题和人气推荐微博”和“媒体微博,如新闻报纸”则分别占36.78%和35.63%。相比于新闻媒体,被调查者更倾向于“娱乐消遣”。就参与度而言,只有18.39%的人选择“参与话题讨论”。从中看出,大学生在微博中的主动参与度不高,他们更多的显示出是信息的接受者。 被调查者“每次更新微博的内容”所占比例最高为“心情”,占48.28%。同时,大学生更新的内容多为“心情”这种内心生活状态。虽然他们在选择使用微博的原因中都注重于“获取信息”,但是这种信息更多的是娱乐和个人生活动态的讯息,对于“新闻媒体”的关注度均低于“名人微博”和“喜爱事物的微博”。虽然原创性的“心情”占了内容更新较大的比例,但是同时47.13%的“转发”和仅为19.54%的“身边新闻”显示出大学生使用微博除了个人生活的原创性外缺乏内容的创新性和新闻性,缺少对事物的自主思考。 使用微博的59位大学生中“一星期上微博的频率”,如图2 图2 “一天上微博的时长” 图3 “使用微博的时间分布” 图2显示,40.23%的大学生每天都会登陆微博,占大多数比例。图3则表明36.78%的大学生登陆微博的时间控制在1小时内,4小时以上的只占2.3%。根据《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 认为“如果个人平均每天用于非工作学习目的连续上网超过6小时且持续这种状态超过3个月则可构成‘网络成瘾’”,暂不论这个标准受到的质疑,但是以此推算,在每天都会上微博的大学生中只有2.3%的人会持续四小时以上。数据显示对于微博大学生中的“微博控”现象还是少数。其中有31.03%的人“偶尔想起才会登陆”,17.24%的人“注册了以后没怎么上”,这两个数据显示出大学生使用微博的偶然性成分较高。 四、内容分析:大学生微博内容与调查报告之间的互相印证 通过问卷调查法得出大学生微博使用者的微博接触时间、微博接触频率以及接触原因等内容,除此之外,进一步通过内容分析法统计出一部分大学生具体使用新浪微博的频率及其内容的倾向性,最终获得13个人的838条微博,对上述微博问卷调查结果进行补充论证。 在对新浪微博上的13个大学生用户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时,共得到微博数量共838条,其中原创性微博共276条,转发性微博562条。其中平均6~7天即“几乎每天都登录微博”的人数占38.4%,其人数占最大比例。在用调查问卷方法所得到的“一星期上微博的频率”中,“每天都会登陆微博”的比例数最大,两次结果相对吻合,从中可以推测出微博日趋成为大学生常用的大众媒介。 原创微博数共276条占总数的32.9%。转发的微博则占总数的67.1%。在“转发微博”中,转发而无评论的微博数则占60.3%。再加上“转发社会话题类”占5.60%的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在微博中的主动参与度不高。图4的数据显示大学生注重关注多种类的讯息,但是在原创类中“自身的生活情感类讯息”几乎占了所有原创内容,而在转发类中“娱乐和情感类讯息”的比例也高达30.31%。运用内容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调查问卷所得相对符合。 五、理论思考: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微博依赖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对微博等自媒体的媒介依赖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微博等自媒体自身的优势;另一个则是受众的需求在微博等自媒体上得到了良好的满足,这足以影响受众选择媒介进行实际的媒介接触行为。 首先,从微博等自媒体自身特质上分析自媒体下受众依赖的原因。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它“改变人的‘所听、所见、所触、所尝、所嗅’,亦改变‘所知、所为’”。自媒体的产生不仅对经典的传统传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而且对人们的生活也产生了众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使得单一的接受者拥有了双重身份,扩充了传播主体信息源,同时伴随着扩大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 自媒体分析论文: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自组织及舆情现象分析 在当今互联网世界中,多种新兴的网络产业此起彼落、风起云涌,带动了整个互联网发展与改变,在不断前进和创新的道路上,互联网不再停留于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多路径、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WEB1.0带动了互联网群众的热情,催生的WEB2.0加速了网络作为媒介传播的力度,打破了传统媒体平面和单途径的简单方式,传播的方式从“广而告之”的一对多转变为“人人皆记者”多对多,直接影响了整个互联网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没有特定的主客体之分的情况下,“受”者皆为“授”者,而这样的时代也被称之为“自媒体时代”。 在自媒体时代中,信息的更替让原本的受者主动成为授众,微博、SNS、论坛等各种多元化信息交互平台均衡地推动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一点一击中,信息变成充满活力的新鲜事物,更多的人在感知自媒体时代的分享和速度。互联网群众催生了自媒体时代的现在,自媒体时代也将引领整个互联网世界充满“活的信息”的未来。这不仅是正向推动传播媒体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从传播者的角度还是新闻参与者的角度,群体的力量逐渐显现。青年群体也将在互联网激流中涌进,而这股年轻的力量将伴随互联网一同成长。 互联网自组织群体现象定义及网络中大学生群体自组织的意识和价值定位 互联网背后支撑的群体力量,让“自组织”的概念再一次走上舞台。早在1959年由Yovits M. C 和Cameron S写的《Self-Organizing Systems》中就有提出“自组织系统”的定义。之后更有多位学者提出自组织系统概念和特征,其中有经典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系统自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过程。”如今互联网的潜在群体力量让信息从无序的分享走向有序的聚合,互联网个体行为也从无序的形式走向有序的自组织群体。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说——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中,也对今天这样的群体现象做出了概念性解释。混沌理论说明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系统 ,而这正贴合了如今的互联网群体,他们在无形中组成了虚拟世界中的组织体,他们是复杂且不断变化的。 网络群体中,散布着大量的年轻人。据EnfoDesk易观智库最新研究揭示,国内两大主流微博平台——新浪和腾讯,他们的用户多集中于20 ~29岁,均占据各自用户年龄构成的60%左右。特别是作为中坚力量的多是大学青年,在社会大环境中,信息洪流冲击着这些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大学青年们往往怀有满腔热情,对于互联网应用较为熟悉,善于利用互联网寻找到现实生活中无法诉求的渠道,获取有用信息,寻找共性同伴,自发形成自组织群体。他们大都广泛开展线上交流,部分还结合线下互动的形式。他们在现实中组织意识较为淡薄,却往往寻求在虚拟世界中的倾述,价值取向较现实世界中更为自由。 自媒体时代打破了原有的静水传播模式。互联网不断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全方位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各种文化的冲击,迅速扩散到虚拟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同样也影响着网络中的各种自组织群体。网络中的自组织群体团结在相似的情感环境中,有着较为类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网络表达自我,倾述自我,这无形中加大了舆情问题产生的几率。 大学生自组织群体及舆情问题产生的成因、影响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需要面临整个互联网以及社会文化传播格局的转变。同时,网络舆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已有很多典型网络舆情案例,特别是其影响常常被不可控地扩大,给舆情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信息爆炸的自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符合幂律分布模式,当一个信息传递一次的概率是k时,传递后的再次传递通道是m的话,那其所可能第三次传递的概率就已经从原本的1变为km,而这决定于信息的被关注度和有效性,也更取决于被转发后传递通道数量。六度分隔理论4也印证了互联网传递无边界的特点,它打开交流互动的空间,不仅将更多的信息带给使用者,还提供了一种无序无责的复杂的虚拟环境。 大学生正处于形成自身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关键时期,思维的波动和行动的冲动多见于这个年龄层次。在互联网中,青年大学生往往会放弃在现实生活中的拘谨,缺少面对面交流的互联网强化了青年大学生在线上自由表达自我的诉求。在互联网管理法规和制度还不完善的今天,互联网带给青年大学生一系列的错觉,无责感、多样性、随机性都会将任意的群体趋向于无限制的自由状态。而这恰恰忽视了舆论错误导向所产生的诸多问题。 “具有有序结构的消息即为信息”,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群体,通过从无序的消息集合,慢慢转变为传递有序的信息。“消息有序是信息,信息有序是知识,知识有序是智慧”5的说法中,不难看出到在传递信息和知识之间,尚未构成知识的无序信息最容易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郭美美事件、温州重大集资案、环境PM2.5检测、故宫文物被盗、世界末日说等一系列新闻事件都在互联网平台上引起网民的广泛热议。一方面促进了舆论监督力度,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夸大不实的虚假谣传。青年学生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对事物的好恶分析多以个人不成熟的观点以偏概全。如何提高青年学生的鉴别能力,加强对谣言的抵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问题都是现今高校亟待思考和完善的。 四、加强大学生网络自组织行为及舆情问题管理的办法和建议 对于大学生网络群体自组织行为及舆情问题如何有效管理,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正确价值观。高校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对青年大学生开展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培养青年大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紧跟时代脚步,研究尝试符合大学生学习特点、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紧密结合实际需求,开设以社会热点为主题的课程,营造良好的自我学习和相互交流的氛围。 2、加大互联网舆论管理力度,完善自组织管理办法。 互联网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于网络媒体错乱无序的形态,更在于对网络舆论管理的缺位。如何让无序的互联网舆论走向有序、规范,法治化将是可以维护互联网和谐环境的基本路径。例如采取网络实名制,这将进一步引导舆论参与者的言论规范化,约束谣言的散播;创设规范互联网舆论的法规办法,促进互联网络健康发展,用文字性法规健全网络言论及自组织行为。将混乱无序自由的组织建构从线上虚拟状态转向有序民主和谐的形态,这不仅有利于互联网的良好发展,更有利于网络民众的非组织行为得到保护。 3、发挥党团组织指导作用,促成文明健康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在虚拟媒介中传递往往借助了自组织的群体活动的介入和推崇。在青年学生中,网络生活已经深入人心,贴近他们的生活,结合新时代的媒介特点,进行健康、良好的网络文化的传播,将大大丰富和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通过新媒体,建立良好的党团组织网络载体,传播党团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将培养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同时也创新了党团组织服务方式,贴近群体,走进生活,教育和提升了网络群众的精神文化。
基于协同创新的物流管理模式分析:基于协同创新的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分析 摘 要 近年来,各方面对于中国职业的教育水平与质量以及大学生群体本身所实际具备的能力的质疑之声日渐高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无论这些质疑是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我们教育事业要做的不是反击,而是思考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本文就“协同”思想下的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模式创新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协同创新 物流管理专业 教学模式 “协同”思想在物流管理领域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它要求物流管理中的整一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以及各种资源打破彼此之间的各种界限,通过协同合作,使资源利用率达到尽可能最大的地步,使物流供应链的成本降至最低,来实现整条物流链的整体利润最大化,从而实现共赢。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物流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与物流链密切相关的一个专业是物流管理专业。在我国,这是一个起步较晚同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与物流管理直接对口的专业。在实际的教学中,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不仅被要求必须具备相当的物流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还必须紧紧跟着社会中企业的实际要求去发展。所以,对于物流管理专业来说,如何将这种以后即将要用到的协同思想提前融入到本身的教学与学习的整个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物流管理专业的教学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协同:学生之间的协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协同、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间的协同。 一、学生之间的协同 培养学生与学生之间在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中的协同是把协同思想植入教学模式中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一方面,由于中职学生与专业老师的接触机会不多,同时社会实践的时间也不多,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身边的同学了,由于处境一样,所以他们知道哪些问题是在学习或者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交流起来也没有隔阂,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的学习生活变得愉悦充实,由于年龄上的原因,还能让他们更加坦诚的沟通问题,让他们之间的协同变得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培养学生之间在学习和实践中的协同习惯,有助于在学生之间营造起一种强烈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能够更加主动、更加迫切地去学习相关的知识。近几年,企业对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持有怀疑态度,在学生们刚刚毕业的时候往往不敢让他们直接从事与他们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或者让他们在物流管理工作中去做一些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工作,根本不敢让他们担任物流管理方面的职务,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企业主们根本不相信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同时对他们所学知识的实用性不太相信。他们的怀疑不无根据,因为现在学生的生活状况就是“老师带进门,修炼没几人”,很多人在学校期间往往都把时间花在学习之外的事情上面去了,对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够。在学生之间培养起一种协同的习惯,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协同 不仅在物流管理专业,在整个中职的教学中,一个很现实的情况是“老师带进门,修炼靠个人”;这种初衷是好的,因为只有学生自己去自觉地学习了,才能真正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但是,由于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本身所具有的惰性,使得这一教学思想不仅没有发挥出其计划中的作用,还让学生的惰性习惯变得愈发严重了。另一方面,由于物流管理专业本身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专业,它所涉及的理论知识领域包括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学、会计学等等多方面的知识,仅仅依靠学生自身根本很难去完全掌握。如果让老师积极参与进来,比如说,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如果能积极跟进学生的学习而不仅仅只是在课堂的教学中才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这样必然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间的协同 这方面的协同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协同,另一方面是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协同。 (一)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协同 掌握专业知识只是使物流管理教习停留在纸面上,而物流管理专业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这样,它更强调的是基于理论知识上的实践能力,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企业的要求,就必须把理论知识同相关的操作技能协同起来,让理论知识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比如说,可以让学生们多多参与企业沙盘的操作,参加各种物流管理方面的比赛以及各种相关活动,在这些考验专业技能的活动中提高大家的操作能力。 (二)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协同 在进行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协同教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的增加学生与企业间的协同。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学校教学具有延迟性,所教知识往往不能满足社会中变化的需求,所以,仅仅依靠教学根本无法让学生很好地适应现在的企业需求。同时,社会的企业对教学问题所一直提出的问题也是大学的教学根本不能使学生具备有胜任企业相关职位的能力。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无疑是让学生们直接投入到企业中进行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与企业间的沟通,既能够让学生明确学习的方向,又能够让学生让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同时又具备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本文提出物流协同教育的专盈教学模式,通过整合多种物流教学模式优点,改善教学模式的不足。物流教育教学将推动职业教育建设及优质资源共享,为多方位、多角度培养和供应物流人才提供途径。 基于协同创新的物流管理模式分析: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构建研究 摘 要:为有效提高区域港口物流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文章在分析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的基础上,对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构成、功能、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以支撑区域港口物流产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 关键词:港口物流;技术创新;协同创新平台 港口物流是港口城市利用其具备的口岸优势,以临港产业为依托,以优化港口资源为目标,具有涵盖物流产业链所有环节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作为海洋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港口物流服务业对促进临港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港口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鹿特丹港、安特卫浦港、香港港、新加坡港等先进的国际港口城市的港口物流产业相比,我国的港口物流产业虽然在总量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管理理念、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还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表现在:港口物流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港口物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整体综合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港口物流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物流基础性工作薄弱;港口物流人才匮乏,物流发展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港口物流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协同创新的方式促进港口物流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通过与港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产学研深化合作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涌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克服了传统产学研合作存在的缺陷,已成为解决产业内共性关键技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获取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方式[1-2]。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模式,对于推动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成果产业化转化,促进区域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是促使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协同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在“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背景下,临港产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港口物流产业已经成为临港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已经成为港口物流产业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促进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力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 港口物流产业协同创新的内部动力是存在于港口物流产业内部的动力要素,是港口物流产业内部存在的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随着临港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临港产业与港口物流产业的联动发展和港口物流产业专业化分工的不断细化,港口物流企业为了更好地整合企业资源,提高运作效率和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必然会在企业的战略制定、文化建设、员工创新能力提升、企业品牌建设等方面促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港口物流企业技术创新和服务能力创新,提升物流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内部动力主要包括企业战略驱动力、文化影响力、员工创新能力、激励动力以及创新保障力等动力要素。 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外部动力主要是来源于外部环境及政府有意识的规划、调控行为[3],通过引导、刺激和驱动等方式对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产生推动作用。港口城市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临港产业物流服务的不断外包给港口物流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但国际、国内物流巨头的进入给港口物流产业的本土物流企业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同时政府对港口物流产业规划和新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应用也推动着物流企业不断开展技术创新和物流服务创新,通过应用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服务理念提升服务品牌和市场竞争力。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外部动力主要包括市场需求的拉动力、市场竞争力、技术推动力、政府支持力、区域选择力等动力要素。 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内外部动力及相关构成要素在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相互作用和协同,形成功能更加强大的合动力,共同作用于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在产业技术创新策略的引导下,推动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的演化和发展。 2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构成与功能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是由港口物流行业企业、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等创新主体构成,通过整合资源和协同创新以促进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港口物流人才培养、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1)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构成要素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由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核心创新主体、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创新支撑体系和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创新外部环境构成。其中: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核心创新主体是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的核心,由港口码头运营企业和专业从事运输、仓储、货代、船代、报关、配送等功能性物流服务的港口物流企业,提供物流行业管理咨询和技术服务解决方案的咨询公司或IT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物流服务外包需求的制造业企业、商贸企业等相关企业构成。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创新支撑体系由硬件和软件构成,硬件包括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如港口、码头、公路等)和物流技术装备,软件包括区域港口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地方政府机构、面向港口物流的金融服务机构和人才培训机构及港口物流相关的行业协会等,为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提供支持。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创新外部环境包括区域港口的区位环境、产业环境、外部市场环境以及商业文化环境等,外部环境是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土壤,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主要功能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主要功能是组织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围绕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关键问题,开展技术合作,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建立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公共技术平台,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分工和合理衔接,实现知识产权共享;实现技术转移,加速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联合培养人才,加强人员交流互动。其主要任务包括:①提升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统筹规划与分工协作,共同开展现代港口物流产业发展和港口物流企业运作过程中的管理模式、物流技术、物流装备、物流行业标准化及物流信息化软件设计和应用等涉及物流产业发展战略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化问题。②建立产学研技术创新机制。构筑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统一协调和充分利用优势科技资源,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产业技术创新协作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构建现代港口物流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国内外及区域现代物流法律法规、标准、资讯等信息共享服务。③建立区域港口物流产业化体系。面向市场,依托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港口物流行业标准,打造知名物流品牌。通过产业链的技术衔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港口物流产业化体系。④建立人才培养和人员交流的平台。为区域港口物流企业提供物流管理和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物流信息化应用服务及成果推广应用服务;开展国内外及区域港口物流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活动。 3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结构与运行管理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机构是围绕平台创新的目标,由平台各主体构成的内部关系结构和共同规范的协调系统[4]。从目前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形态来看,主要有成立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建立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两种形式[5]。由于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具有共同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整合资源创造新的价值等优势已经成为当前产业技术创新平台采用的主要模式。近年来,在科技部、国资委等八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产业技术协同创新联盟的构建和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通过联合攻关,联盟突破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了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了产业核心竞争力,联盟引领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正在显现[6-7]。针对区域港口物流产业的特点,本文构建由联盟大会、理事会、专家委员会、专业联盟、秘书处组成的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联盟作为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结构。 (1)联盟大会。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大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全体成员组成。 (2)理事会。理事会是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负责联盟大会各项决议的实施。理事会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如遇重大、紧急事项,可临时召开理事会议通报相关情况。 (3)专业联盟。联盟内设置若干专业联盟,专业联盟受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领导,负责组织其专业领域的物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合作研发和成果推广活动。根据港口物流产业的特点可设置港口物流发展战略技术联盟、港口物流企业管理创新联盟、港口物流企业物流技术创新联盟、港口物流信息化技术创新联盟、港口物流技(上接第26页)术标准化创新联盟等专业联盟。根据物流技术和管理发展的需要,适时地增设新的专业联盟。 (4)专家委员会。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是联盟的技术咨询机构,由国内外及本区域港口物流技术和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5)秘书处。秘书处是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联盟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做好协调各成员单位的工作。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组织模式,是一种松散耦合型组织,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战略联盟的运行需要建立明确的运作制度和管理制度,一般通过联盟章程、管理办法等方式予以明确,如建立联盟运行的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机制、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成果扩散与辐射带动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机制等联盟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通过联盟秘书处整合联盟成员的资源组织开展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成果应用与推广、项目推进与实施、人才培训等各项服务,从而促进区域港口物流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能力,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4 结束语 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是促进区域港口物流行业技术创新和提升港口物流产业竞争力的新型创新组织,是“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主要载体。本文在剖析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内、外部动力机制的基础上,围绕港口物流产业的特点,对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构成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区域港口物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能够为区域港口物流协同创新平台的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协同创新的物流管理模式分析:协同创新视角下地方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摘要】随着国内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物流人才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对物流人才实践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同时,“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颁布给高校实践教学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地方院校由于自身的特点,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独特的要求。本文首先指出了协同创新视角下对地方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要求,并结合所在学校的教学实践,分析现有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协同创新,物流管理,地方院校,实践能力 1.引言 实践教学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应用型高级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求物流管理专业思考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的颁布给高校实践教学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物流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应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等建立深度合作,形成协同创新的有机整体,培养以需求为导向的综合型高级物流人才。对地方院校而言,协同创新的难度更大,而相关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值得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055所非“211”地方本科院校。有研究显示,地方本科院校因为与重点大学没有差别的办学定位,通常为教学科研型,甚至是科研型定位,已连年面临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生存窘状。按照社会需求,研究型大学应是少数,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大批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湖北文理学院目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并在此定位下开始了积极的实践教学探索。物流管理专业作为新兴专业和实践能力要求极高的专业,更要不断创新改革实践教学体系。 2.地方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理念上不够重视;相关配套政策,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由于学校长期的办学理念“重理论,轻实践”,各种政策都向科研和理论教学工作倾斜,导致实践教学严重滞后。对教学经费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制度化的绩效考核,致使实验、实习等重要的教学环节的经费紧缺。另外,专业尚未建立全面、完整且具有专业个性的质量标准体系,对实践教学的引导、激励和保障效果不佳。 2.2校企、校地、校所协同度不高 目前,普遍存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之间协同程度不高、协同机制不完善的现象。对于地方高校而言,这种现象尤其严重。政府相关部门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没有出台有效的政策,没有在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另外,地方有影响力的物流企业非常少,提供学生实习实训的能力有限。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由于实习不能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不少用人单位不愿接受大学生来实习。地方院校由于服务社会和企业的能力有限,既不像重点高校那样有较深厚的社会关系,又不像高职院校能够向企业输送大量一线技术人才,所以在校企合作中少有优势。 学校存在关起门来办学的状况,由于信息渠道不顺畅,不太了解政府和单位对新时期人才类型和能力的需求,对实践教学的设计不合理,造成实习内容与社会要求脱节的情况。 2.3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实习和实践环节教学课时比重较低。部分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部分被理论教学占据;并且由于缺乏双师型的教师,大部分老师的讲课均以理论为主。实践方式单一;实践内容陈旧。另外,实践教学平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高水平的能够承担综合性专业技能训练的平台较少。实践教学平台管理机制欠完善,打破学院专业壁垒的开放共享不够。 2.4师资力量匮乏。人才引进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引进的重点是院校毕业的高学历高学位人才,引进考量的标准注重了科学研究的水平但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水平有所忽视。教师队伍的培训力度和针对性不够。教师的教学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特别是实践创新教学能力不足。虽然建立了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制度,但力度不强,机制不健全,培训面还较窄。 3.协同创新,构建地方院校物流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新体系 3.1开创应用性的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国外先进经验,均由政府或行业协会出面,政府主导进行校企合作。建立健全校企协同培养体制机制,要建立校企合作领导组织,成立由学校领导、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共同组建的校企合作育人工作领导小组,为校企深度合作对接提供政策和组织保障。 积极寻求行业、企业的支持与合作,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增加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费投入,增加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提高实践教学基地的质量,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强保证。 同时要积极探索新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如创建经济实体的校企合作模式,可以成立加盟型,合作型或者咨询型的经济实体。 3.2构建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 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偏重理论传授忽视实践教学环节的倾向,深刻认识实践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作用,在教学计划中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地位,以强化实践教学来构建创新人才培养的扎实基础。制定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实践教学培养方案。要尽可能考虑学生的特性、专业发展趋势以及实践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和交叉点。专业课程设置应尽量吻合物流协会制定的教育培训标准。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应用型大学,主要依据政府或行业制定的标准来制定教学方案,同时邀请企业参与制订教学计划。这点值得我们借鉴。加强物流实验室建设。尤其是针对物流企业视为核心能力的仓储、运输管理与作业能力,物流信息分析与管理能力等要具备专业的软件,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操作分析能力。 3.3完善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机制 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开放有行业经验的师资准入机制。转变新近教师招聘思路,要把实践经验看作一项重要的条件。加强对现任教师的培训,使其尽快向双师型教师转变。强化教师企业实践锻炼制度,将企业实践锻炼经历纳入教师岗位任务,并作为年终考核、职务晋升的重要指标。 基于协同创新的物流管理模式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物流服务终端多主体协同创新 摘 要: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重,其中物流服务业发展尤其迅速。文章利用文献查阅法,基于国内外物流服务创新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大数据时代背景,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研究物流服务终端多主体(包括物流企业、制造商、消费者)进行协同创新的方法,重点从信息平台搭建、物流服务能力提高,消费者反馈机制建立服务产品创新等角度来分析物流服务终端的创新优化过程。 关键词:大数据;物流服务;物流能力;多主体;协同创新 一、引言 统计2013~2015年服务业年均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达8.1%。跃居我国第一大产业(国家统计局,2016),作为服务业的一个子集的物流早在2010年入选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物流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创新,十八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倡“万众创新”,创新成为当前中国的主旋律,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契机。 二、文献综述 (一)服务创新概念及发展 “创新”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Schumpeter提出,即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发现新生产要素和实现新组织1,他强调创新是不同要素的组合。随着对于服务创新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也呈现多元化。Lars Witell、Laurel Anderson(2015)等人研究服务创新的二元性,提出运用逆向思维研究服务创新失败的消极影响,失败有助于找到创新的关键特征。Renu Agarwal 和Willem Selen(2009) 则从整个服务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研究服务创新,认为在服务生态系统中的服务创新是以资源基础理论为中心,将服务视作能力的应用,利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技能和经验。Lusch和Vargo(2004, 2008)则最先提出基于资源优势理论和核心竞争理论的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认为企业提供服务主张,创建平台和顾客共同创造价值。价值创造的主体包括了企业、合作伙伴和消费者,顾客最终获得使用价值或者体验价值。2008年两位学者接着进一步提出“一切经济和社会主体都是资源整合者”,进一步拓展价值创造的源泉。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研究服务创新,强调参与主体间的资源整合(RL Priem,2001, Jeroen Kraaijenbrink,2010 )。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实践与理论界关于服务创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俞立平(2013)在研究大数据与大数据经济学时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大数据具有规模性、多样性、实时性、价值性,为管理与创新工作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对物流服务行业更是如此。徐宗本,冯芷艳等人(2014)认为网络环境下的大数据精准映射并持续记录人们的行为特征,为了解消费者行为特征变化和消费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而基于大数据的管理创新呈现出跨组织数据整合、多主体决策等特征。这说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物流服务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不论是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还是新的经营理念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一定影响。 (二)多主体协同创新理论框架 物流服务业跨越了商品供应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对供应链成功运行已越来越重要。价值网络理论认为个体无法拥有充足的资源创造价值,就需要将相互影响的个体的特色资源相互匹配和整合,提出互动与资源整合创新模型,通过创新网络内部成员间的互动,资源的相互转换,组织间的相互学习,以达到资源整合的目的,这些资源包括了知识、技能、过程、活动等,从而进行价值创新8。资源观认为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应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具备识别和获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于亢亢,宋华,钱程,2014)。以上都在强调系统内的各利益相关主体是创新的驱动力,需要相互合作,整合各自拥有的资源进行协同创新,这样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而H・伊戈尔・安索夫提出的公司战略要素之一的“协同”更是为多主体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所谓的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刘[,2014)。 由此,我们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从多主体的视角出发,整合供应商、物流企业以及消费者的资源进行服务创新。 三、物流发展现状 针对国内物流服务的发展现状,将物流服务的现状概括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如图所示: 物流服务终端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是整个服务价值链的关键一环。 物流企业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环境,最关键的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而消费者日趋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难以精准把握。将物流企业、供应商和消费者等重要主体联系起来,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与深入的互动,整合各主体的技术、知识等资源,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实时追踪预测消费者需求趋势,以求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消费者满意度,这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多主体参与物流服务创新 (一)构建信息平台加强合作 信息交换是节点企业交流与合作的纽带,是节点企业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平台(李维安,李勇建,石丹,2016)。物流终端的各参与方应充分认识到平台的重要性,积极建立信息平台,各参与方依托平台建立的信息服务中心相关的供求信息,实现信息资源的及时共享,加快物流各环节对接速度,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来增强供应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王美英(2014)从云技术的角度提供解决建设物流平台的问题,利用云计算技术具有的海量存储、高扩展性、高可靠性、通用性、虚拟化、自治性等特点以及强大的容错、容灾,故障恢复,网络存储和数据分析功能,全面整合物流系统中相关组织的信息资源,将各类资源进行分布式存储和统一管理,提供更加高效的索引、分享服务;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将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有用的商业信息活动,满足用户对海量行业数据分析、决策的需求。 (二)提高物流服务能力 Edward A.Morash(1996)等学者提出主要的物流能力包括两大类,需求导向的能力:售前服务(帮助消费者了解信息)、售后服务(持续的顾客满意度)、配送速度、配送可靠性、对目标市场的响应能力;供应导向的能力:广泛的分销覆盖(可用性)、有选择的分销覆盖、低的分销总成本。国内学者马士华、陈习勇(2006)指出整个物流链的物流要素能力由4部分组成,其中分销阶段的服务能力由基本服务能力和增值服务能力组成,前者的衡量指标包括3部分:(1)产品供应能力,(2)产品交付能力,(3)信息服务能力;后者指提供定制化物流服务能力。总的来说,物流服务的能力水平强调了对消费需求的响应能力,以及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例如,企业之间可以紧密合作,建立分销资源计划(DRP),实时查询订单、产品供应及库存状况,增强对订单和供货的反应能力,持续补充库存能力,以便产品及时、准确地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三)建立消费者反馈机制 顾客导向服务创新强调对顾客的消费能力、消费偏好以及消费行为的深入了解,相应的调整产品与服务,以动态的适应顾客需求。Renu Agarwal和Willem Selen(2015)认为在服务过程中顾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种资源、一个同事、买家/使用者、共同创造者,这也就是说消费者也是服务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为了整合顾客的资源,可以对终端客户提供门户网站服务平台,建立消费者反馈机制,用来收集消费者需求信息、消费体验以及感受评价,获得最真实、全面的反馈信息。在设计与产品特点、消费者偏好匹配的服务,第三方物流供应商流程再造过程,发展信息共享与交换功能包等方面融入消费者的意见。 (四)进行服务产品创新 制造商通过以上任何客户互动机制,利用客户的期望来解读市场情报和识别竞争机会,设计出迎合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服务设计、公开分享知识与信息将导致更高的物流外包绩效。物流企业则应专注于同他们的顾客(制造商)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进行价值共创,这能够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Juga et al.,2010)。物流企业和制造商共同学习、信息分享、以及建立一个聚焦服务、顾客导向和关系的逻辑,对于二者的成功至关重要。 五、结论与展望 针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程度的增加,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顾客需求变化趋势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多主体的协同创新,整合物流分销系统内部各利益相关主体拥有的资源,构建分销渠道信息共享机制,消费者反馈机制,以提高物流分销系统的柔性;另外从服务产品的创新方面进行改善,以期提高顾客满意度。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实证研究,没有涉及到该领域的创新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创新的效果。这将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加以补充。 基于协同创新的物流管理模式分析:协同创新的电子商务物流论文 1宁波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发展面临的问题 1.1企业对协同创新认识不足,基础薄弱一些生产企业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方面,但很少关注物流方式的合理性。规模较小的企业无力规划自己的电商物流体系,发展基本依靠第三方物流提供支持。规模较大的企业逐渐认识到物流的重要性,但通过协同创新产生价值尚需时日。目前,企业创新物流体系投入较低,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设施和装备标准化滞后,物流领域信息技术应用较少,管理信息系统不健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应用范围有限,企业之间的物流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大部分的物流企业处于小、多、散、弱的状况,难以形成有效的社会服务网络,大多数物流企业还只是被动地按照用户的指令和要求,从事单一功能的运输、仓储和配送,很少能提供物流策划、组织及深入到企业生产领域进行供应链全过程的管理,物流速度慢、成本高,影响效率。宁波政府、电商物流企业、电商集聚园区相关部门要提高对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 1.2政府对协同创新服务不够到位,政策法规尚不健全大部分电子商务企业,电商物流这一块也是瓶颈,大多依靠购买服务,但国际物流配送仍非常不方便,导致跨境业务发展缓慢。宁波在对电商与物流行业的政策支持上滞后于快速发展的电商物流行业。如当前电商物流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市场准入服务监管体系、信用体系统计监测体系产业投融资机制亟待建立;物流供应链协同融资服务等环节缺少相应的法规规范标准;电商物流行业标准化建设落后;在维护电子商务交易秩序,防范电子支付风险和网络与信息安全方面未形成有效的企业与个人信用监督约束机制。2.3电子商务物流创新人才短缺物流管理人才的缺乏是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现代物流业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物流技术的创新相伴而行的。据权威机构调查,国内近几年物流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为600余万,而高级物流管理人才到2010年需求量为34万人。人才的短缺主要是相应的培养体系不够成熟和不够健全,宁波高校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从电商技术人才培养转变为电商营销人才的培养,物流管理人才培养普遍面向港口服务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和传统供应链管理。既懂电商又懂物流运作的复合人才培养体系并未建立,所以电商物流人才十分缺乏。 2“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功能 以电子商务企业和物流企业为主体。宁波电子商务企业与物流企业是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中的主导群体,其发展水平决定着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的水平,两者运行发展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紧密的业务联系,两者的协同创新必须要在现有电子商务企业与物流企业的发展层次上实现对接协同,从而促进宁波电商物流的快速、协调、创新发展。科研创新机构、创新人才和创新政策咨询为辅助的组织要素模块。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体系要在协同的基础上实现创新,须配套相应的创新要素。高水平的科研创新机构为电商物流创新提供智力支持,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为电商物流创新提供人才基础,有效务实的创新政策为电商物流创新提供政策保障。三者协同形成有效的创新合力。技术、管理、服务三协同创新模块。宁波电子商务协同创新须紧紧围绕技术、管理、服务三个方向,电子商务物流技术的创新为企业硬实力的提升提供支持,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的创新为企业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支持,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的创新为企业业务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持,三者缺一不可,三者协同创新提升宁波电子商务物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资源投入模块与创新资源产出模块。创新资源的投入与创新资源的产出可以有效评估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体系的效率,在较少的投入条件下实现较高的产出表明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能力强。因此,量化地分析创新资源投入模块与创新资源产出模块可以有效实现宁波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能力的评价,并反馈体系,不断改进体系架构。 3推动宁波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做好电子商务物流产业集聚规划指导,完善宁波电子商务城服务配套一方面提高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加快电商物流联动集聚:宁波政府、电商物流企业、电商集聚园区相关部门要提高对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的重要性认识;电子商务是商业领域内的一次革命,而现代物流则是物流领域内的一次革命,高速发达的电商平台、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和高度灵敏的产业供给协同共进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宁波应顺势而动,把握“电商换市”的制高点,谋划和推进电子商务产业的集聚和培育,实现产城联动集群式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制订电子商务物流集聚规划,完善宁波电子商务城服务配套:根据宁波电子商务发展态势,整体布局电子商务运营商、供应商与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等产业链各环节,由宁波发改局服务业可协同宁波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等部门,会同电商物流企业专家、行业专家,科学制订宁波电子商务物流集聚规划。 3.2借电子商务城建设契机优化协同创新的模式,加强产业链间的配套协调一方面借助宁波建设电子商务城的契机,选择合适的电商协同创新模式。紧紧围绕宁波电子商务城建设配套政策,以及宁波物流及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科学定位,合理评价,结合电商物流协同创新模式的理论指导,同时借鉴其它同类城市的电子商务园区协同创新模式,邀请国内外电商物流专家把脉问诊,选择适合宁波自身特点的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模式。另一方面加快电商物流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增强带动效应。从宁波现有优势产业为着眼点和出发点,如宁波服装产业、小家电产业、进口红酒产业以及未来建设梅山保税港区打造的进口奢侈品业,加强这些产业与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在合作模式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加快宁波传统产业的“电商换市”转型升级建设步伐。利用宁波港口外贸产业优势,试水跨境电商,可组织开展“跨境电商”的可行性论证、政策论证、电商企业需求、电商市场需求等方面调研,探索适合宁波的“跨境电商”的电商物流协同创新模式。 3.3加大对电商物流创新经费等的投入,促进电子商务物流创新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加大电商物流行业的创新研究经费投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由市贸易局牵头,依托在甬高校在电商领域的专长特点,共同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宁波市电子商务研究院,提供专项经费支持研究院的研究创新水平。针对电子商务物流新型行业风险大、市场不稳定等特点,政府部门可出台相应的补贴政策或提供研发融资平台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特别是加大对电商物流企业的创新经费投入,与宁波市创业基金等建立渠道,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形式,促进电商物流模式的开发创新。另一方面加大电商物流方面的专利申请,提升电商物流创新水平。鼓励电子商务物流的创新产出与成果申报,组织专业机构加大对电子商务物流企业的专业申请培训,促进更多的电商物流方面的创新成果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电子商务物流创新的产学研转化机制,建立电商研究院与电商企业间的产学研平台与制度,通过电商物流间创新成果的流通共享,提升电商物流整体创新水平。 3.4整合电商物流业务流程和创新综合服务模式,提供优质及个性化服务一方面加快电商物流流程创新,整体服务模式更新。由政府搭桥,邀请国内外电子商务物流方面的专家对宁波电子商务与物流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与授课,提供先进企业的电商物流流程设计思路和方法,以及其以电子商务为服务对象的物流服务模式的更新和改进,通过学习与交流,加快宁波电子商务物流的流程更新和再造,适应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完善物流的配套服务功能。另一方面以网络客户为导向,提供优质及个性化的电商物流服务。企业要准确定位电商物流的服务客户对象,清晰区别其与传统客户的差异,以及明确网络客户对物流的高标准。政府应鼓励宁波电商物流企业提升服务意识,可以通过每年设置宁波电商物流企业服务质量奖的方式,奖励高服务质量的电商物流企业,促进企业不断改进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质量。 3.5创新管理技术手段,提高协同管理水平一方面以供应链为视角进行协同管理,加强管理的协同性。将电子商务物流业务运作的各个环节纳入企业供应链管理体系,将其视为企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电子商务企业、物流服务企业、实体生产供应商、网络客户间的供应链协同管理与协同创新,加速供应链各主体间的信息流通和创新成果流通,提升电子商务物流企业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另一方面重视技术方法的应用,提升电商物流企业信息化、标准化协同度。电商物流企业的信息化与标准化直接影响电商物流的运作效率。作为政府部门,要加大在物流集疏运体系、信息网络等方面投入资金,以保证交通流和信息流的通畅,形成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为电商物流企业的信息化和标准化应用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作为电商物流企业,要加强ERP、RFID、GPS等先进供应链物流管理技术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电商物流企业间的协同运作效率。 3.6加快电子商务物流创新人才的培养,夯实协同创新的人才基础一方面出台电商物流人才引进专项政策,引进中高端电商物流协同创新管理技术人才。定期开展电商物流专场人才招聘会,利用“海洽会、高洽会”等宁波高端人才引进洽谈会契机,开设电商物流类人才专区,与国内大型人才招聘网站合作电商物流人才需求信息,并出台专项人才引进政策,如人才补贴、安家补贴等吸引国外内电商物流管理创新等高层次人才来甬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在甬高校和知名电商物流企业,合作开展电子商务物流协同创新人才培养。利用宁波大学、万里学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等宁波高校的专业资源,搭建与国内外知名电商物流企业(淘宝、顺丰、太平鸟、GXG、1号店、京东商城等)校企合作的平台,由宁波高校定期组织电商物流专家来甬开设讲座,对宁波电商物流从业人员起到积极的培训作用,通过校企间的人才契合、师资流动、培训交流,加快宁波电子商务物流整合型协同创新人才的培养。 作者:唐铮单位: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篇1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价值核算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会计,而人力资源会计分为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和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两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综合了资源的开发、选择、保护、评价和配置等,是针对企业人力资源货币性信息等进行会计管理的一种活动。人力资源财务会计是在会计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货币性信息并对信息进行计量和鉴别,保证企业人力资源系统的组织性、正确性和决策性。上世纪中期,西奥多《人力资本投资》一书的问世,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经济理论也被人们熟知。之后,和曼森《人力资产会计》一书提出了“企业中经营效率最高的资产为人力资源”,应将人力资源纳入财务报表的内容中。由此可见,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全面推进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刻不容缓。 一、企业构建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性 (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无论是商品、资源,还是技术、人才都在逐步跨越国家的界限,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通。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也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业务往往要求企业会计体系必须同国际相接轨,以提供更具可比性的信息资源。企业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必须全面推进会计服务体系的国际化,将人力资源融入会计体系中,同国际人力资源会计接轨,以推动投资环境的逐步优化,降低投资风险,尽快实现人力资源价值。 (二)是逐步优化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必然之选 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配置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只有确保人力资源配置的高效性,才能保障人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展现最优价值,成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在构建人力资源会计体系后,可对人力资源的价值及成本进行计量和确认,企业以经营发展需求为依据,对人力资源进行适当投资,选取最优化的人力资源,以便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弥补了传统会计的各种弊端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因此,会计必须对其效益及价值进行正确的报告和记录,提供真实、有效的人力资源价值动态信息,为企业决策者及有关人员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但是,传统会计体系在这些方面暴露了诸多弊端。人力资源会计将人力资产、资本及劳动权益等多种理论引入会计平衡公式中,全面而又综合地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资产及权益,使得人力资源形成了正式的会计报告,因此,在企业中构建人力资源会计很有必要。 二、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构建过程中遭遇的瓶颈分析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人力资源会计就已经引入了我国各大企业中,但是,实务工作中仍未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一)传统观念的束缚 一方面,传统价值观认为人的价值主要就是道德价值,对于经济价值并不十分重视。受传统伦理观的束缚,如果将人视作资本,采用货币对其价值进行衡量,则会被视作一种污辱。虽然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已经使人们树立了科学的义利观,但若用货币来衡量自己值多少钱时,多数人仍会产生抵触心理。传统道义观多少仍存留在多数人的思想深处,而要树立一种人力资本观仍需要很长的一段路,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构建过程中仍会遭遇各种阻力;另一方面,传统物本观只负责物资投资的核算,往往忽视人力资源的投资。传统会计分配过程中的所有者权益往往只指投资者的权益,即货币资本所有者方可参与到利润的分配中来,如此种种都是物本主义观念。在此种观念下,人力资源很难确立,更别提构建人力资源会计了。 (二)价值计量操作过程较为复杂 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和实际操作决定了人力资源的局限性,虽然在人力资源开发、取得和维持的成本利益可以计量,但在具体的计量过程中还会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首先,人力资源的不可交换性、不具有储存价值、无法保证企业的未来利益、无法被企业合法控制和持有,使得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操作水平和技术经验、风险尺度和健康状况、创造能力和业务水平,会造成人力资源个体差异较大,而不是处在一个评价的、可以计量的水平,因此,很难对人力资源进行价值计量;最后,企业人力资源计量的模式中,计量模式的样式虽多,且每年投资的份额也大,但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权威的计量模式,导致计量模式出现分歧,难以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的价值计量。 (三)人力资源报告太过片面 人力资源报告承担着企业人力资源信息的传递,如何搞好人力资源报告对于企业而言仍是一个难题。由于企业对于人力资源报告的认识不够,再加上操作过程中诚信等问题,因此,企业人力资源报告的应用遭遇了瓶颈。一方面,人力资源报告还未市场化,不少企业有意营造不对称信息,致使信息通畅性变差,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源报告被弱化;另一方面,手段太过单一,报告人力资源只是静态考察,造成人力资源价值同企业经济效益不对称,无法真实反映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此外,监管力度不足,由于缺乏诚信,企业竞争过程中为追求利益而人为更改报告的结果,导致会计信息使用者同企业间隔阂越来越深。这些问题限制了企业实务中人力资源会计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三、企业构建人力资源会计的对策分析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对人力资源的价值进行科学计量 首先,转变人力资源持有者的传统观念,人们已经不羞于同招聘方对工薪进行讨价还价,以便尽快补偿教育投资。事实上,将人力资源视作资产并非评价这个人,而是对其知识、能力、贡献大小进行评价。这时,人只是此资产的基本载体,将其视为资产不但不是侮辱,更是一种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其次,企业应加强人力资产观念,将对人力资源的招聘、获取、使用成本视为一项投资,在人力资源服务时期进行摊销,并逐步转变为效益。例如,可鼓励员工以人力、资金、科技成果、劳动力等形式入股,获取股东权益,真正体现其主人翁的地位。 (二)构建科学的计量及核算途径,对人力资源的价值进行合理估量 一方面,选取高校的价值计量渠道。由于个人能力差异,人力资本并不具有同质性,往往根据能力的不同呈不对称性分布,一般而言,可将企业人力资本分为如下两种:一是生产型,另一种是管理型,前者依靠知识存量,后者依靠管理能力,对这两种人力资源应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于生产型而言,其能力及努力程度为公开信息,具有可观测性,因此,只需针对其产出即可进行奖惩;对于经营管理型而言,由于其往往处于企业代理链的中心,因此,不能单纯的采用固定工资制,而应采用激励方法,使其享有剩余索取权。固定年薪以外还应获取一部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应从核算入手,分别设置人力资产、累积摊销、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人力资本等账户,以明确账户的最佳处理方式。 (三)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报告的作用,提高人力资源信息的传递效率 一方面,加快外部市场的建设,强化市场监管力度,推动企业人力资源报告的规范化发展。针对企业人力资源报告的实际情况,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还应加强诚信建设,建立健全内部制度,分别从对外和对内报告两方面完善企业人力资源报告,为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结束语 以传统会计理论为基础,在会计领域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突破和创新发展是人力资源会计的本质。优化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分配企业人力劳动资源并有机结合企业各个部门是促进企业快速、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是企业顺应经济知识发展的必要需求。人力资源会计能较好的解决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人力资源的发展和管理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 作者:刘静 单位:青岛齐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篇2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概念与作用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概念 人力资源是指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对其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劳动者的总称,而人力资源会计主要是通过运用一系列会计原则和方法对人力资源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等等,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将人力资源这一抽象的概念转换为能够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直观数字,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好地了解企业内部生产运作情况,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作用 人力资源会计有以下重要作用:第一,人力资源会计能够提供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及效益等会计信息资料,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管控人力资源,降低其成本费用,提高效益;第二,为企业的管理层提供科学的决策信息,及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开展适当的管理活动来帮助企业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第三,人力资源的真实价值往往难以量化估计,在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能更直观地反映公司的资源和实力情况,信息使用者对该类企业人力资源信息披露情况更加重视;第四,人力资源会计能充分反映各员工在公司发挥的价值,从而激励员工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身的潜能;第五,帮助政府机构更加了解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发展状况,从而采取适当的政策激励企业的发展,并对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 二、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模式 (一)历史成本法 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在使用历史成本法核算人力资源成本时,人力资源成本=招聘费用+筛选费用+雇用费用+培训费用+其他,产生费用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让企业获取更加优秀和合适的人才,需要将这些费用分期摊销在其所从事的资产项目相关的账户中。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模式所获取的数据较为客观和实用,同时这种方法所反映出来的会计信息具有可验证性,使会计人员及报表使用者更容易接受。但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人力资源的真实经济价值和历史成本会存在差异;不同企业在获取人才时所花费的费用也是不同的,因而同样岗位的人力资源成本在不同企业的价值也将存在偏差。 (二)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是指在现行的价格水平下,重新计量公司的所有员工在现行的市场环境和物价水平下,需花费的包括重新招聘、筛选、雇用、培训等活动在内的全部费用,它反映出了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在现有职工身上花费的全部投资,采用该种计量模式有利于反映出人力资源真实的经济价值。但这种方法同样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重置成本需要根据目前的市场状况进行估算,与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不一致,难以被会计人员及报表使用者所接受;重置成本法要求在每一时期对全部职工的经济价值进行估算,不同职位的人员为公司带来的价值是不同的,这极大地增加了核算的工作量,且估算值不一定准确。 三、我国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研究发展缓慢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但目前理论界对于人力资源的定位和地位的确认尚未形成定论。对于人力资源会计的归属领域还存在争议,有的专家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会计学核算领域,也有专家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属于人力资源学科领域,还没有真正融合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此外,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和计量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现有的多种计量模式都存在各自的特点和不足之处,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合理统一的计量模式,很多关于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研究都停留在表面,没有结合我国发展实情进行深入研究和创新,并且企业的管理层缺乏对人力资源会计的深刻认识,没有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结合,无法反映出理论应用于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二)缺乏合理有效的人力资源计量模式 当前,对于该如何准确计量人力资源仍存在分歧,由于在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存在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并未规范地应用于企业管理。第一,计量对象存在特殊性。普通实物资产一旦取得就容易受支配,人力资源具有自主性,职工可以通过后天不断地学习提升自身的价值,从而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的价值不断变动,难以准确地进行计量,所反映的相关会计信息也很难为会计人员及报表使用者接受。第二,计量方法难以进行操作。目前存在多种人力资源会计计量方法,但都没有形成完整的人力资源核算体系,因而可操作性很低。第三,计量成本偏高。上述三种人力资源会计计量模式可操作性都比较低,计算过程都十分复杂,工作量大,企业需要专门聘请技术人员来核算,最终会浪费人力资源,增加企业的额外支出。人力资源核算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阻碍了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应用的步伐。 (三)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 人力资源相关的会计信息无论对于管理层还是投资者而言都十分重要,虽然证监会对该项信息的披露做出了规定,但财政部并未在会计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情况,仅仅指出企业应当在其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相关的职工薪酬信息,但对于披露的形式、内容、披露程度、格式等并未详细说明,大多数企业都缺乏对该项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因此企业通常情况下不会积极主动披露人力资源的详细信息,只做出简要说明,而不会进一步量化披露。法律法规的缺乏使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效果大打折扣,降低了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制约了人力资源的整体发展,不利于投资者做出决策。 四、完善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应用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建设 我国在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落后性,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强对人力资源会计的创新研究。首先,应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并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应当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的契合性,建立相关的反馈机制,并利用专家进行实地指导,帮助企业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最后,有关政府部门应带头执行,提高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视程度,推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并促使其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改进现有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方法 现有的人力资源计量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操作性较低,计量十分困难,应对现有的计量方法不断改善。第一,人力资源的会计核算主要分为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两种方式,对于能够获取数据的人力资源信息应当采用货币计量方式,而针对那些无法或者很难获取定量的人力资源信息则采用非货币计量方式,使用文字作出定性说明,也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量化标准对其进行估算,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得知其经济价值。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力资源可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本,例如企业家可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这也是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价值体现,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人力资本核算的标准,让人力资本参与剩余收益的分配,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三)完善财务报表披露制度 人力资源会计的完善离不开相关的财务报表制度,在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框架下,对相关信息披露的形式、内容、披露程度、格式等进行明确规范。由于人力资源的计量对象存在特殊性,不能仅用货币形式进行核算披露。为了使财务报表使用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的情况,针对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中体现的信息,应当在报表附注中加以解释说明。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既可以帮助企业之间互相学习和借鉴,同时也能够提供客观透明的信息供外部信息使用者参考,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为企业带来利益。财 作者:蔡蕊蕊 廖国威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篇3 一、前言 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资源,是影响企业能否实现高效、稳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逐渐形成了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将人力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分析企业现存的管理制度的弊端,其内容包括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与人力资源权益会计三个部分,虽然这三者都有各自其不同的含义,但其之间联系密切,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为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基础,与此同时直接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的实际状况;人力资源权益会计是对成本会计与价值会计进一步改进的成果,基于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模式,提出人力在企业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重点对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着重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诱因,继而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对策,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力资源的重视度不断提升,企业对于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视度提升,部分企业开始着重关注于人力资源会计的运营管理,并且积极在财务报表中对人力资源进行确认。但由于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步调不一致,所以企业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文章进行重点分析。 (一)人力资源确认科目不清晰 人力资源的具体归属科目是学术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的研究问题。从逻辑上来说,业界都确定需要将人力资源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但是纠结于将其归于哪一个科目,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应将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列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将其作为资产类科目列示的观点。人力资源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科目,周期性长。在实践中企业员工签订合同的时间都比较长,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单从这点分析,还是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定义。一方面,员工对于企业的贡献是以其知识技能为企业在未来经营管理中贡献价值,而长期股权投资恰好体现了企业的长远战略目标,合理的将人力资源的理念反映出来。另一方面,长期股权投资属于高风险的项目,甚至在具体核算中,还需将计提减值准备考虑进去,但是这些操作对于人力资源来说却是不合适,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将人力资源完全按照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来计量,其在报表的反映结果必然会给外部报表使用者造成误解。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将人力资源单独作为资产类科目列示,人力资源是符合资产的会计准则定义,人力资产是由过去的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并且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是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员工会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如今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关注度较高,其最终转换的价值也是较大,所以将其作为资产类科目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二)人力资源会计计量不精准 诚然,解决人力资源的科目归属问题非常重要,但随之而来下的计量方法选取也尤为关键。在实践中,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确认过程中主观意识较强,不确定性因素随之产生,因此合理的计量方法也很难形成,阻碍了计量方法的完善,这也间接导致了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艰难的发展道路。人力资源如果作为资产类科目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必须满足基本的可计量性、可靠性等要求,这是对此计量的基础。人力资源在转换价值的过程中,伴随着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其客观条件主要是企业所处环境、社会制度、企业自身的生产条件等,主观因素主要是员工的个人技能、自身发展前景等,这些都将造成企业未来的经济效益并不能与特定的人力资源进行匹配,因此也就没有可靠的计量方法来准确计量。将人力资源会计计量分为货币性计量和非货币性计量,但是最主要的是货币性计量,单就采用历史成本法来说,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历史成本法是以过去实际发生的成本来计量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人力资源与其他资产相比还是具有不同。 (三)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不严谨 在实践中,现在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确认计量的重要性,但并未对人力资源采取实际有效的处理,造成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没有充分的认识,从而企业在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上仍是不足的。对于有些企业的管理层来说,固化的认为企业已经进行充分的披露,并无需对此进行数量化披露,如果他们不改正对其的认知,很难改变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不足的缺陷。 三、企业人力资源会计存在问题的诱因 (一)监管部门的人力资源会计准则适用不明确 人力资源会计还没有所适用的会计准则,甚至相关的部门也没有发布关于制定人力资源会计准则的文件。一方面,人力资源会计准则适用不明确使得企业并没有意识对人力资源进行确认、计量的能动性,也并未充分了解人力资源会计的完整意义。另一方面,人力资源会计准则适用不明确使得即使有些先进的企业主动对人力资源会计进行运用,但是没有匹配的会计准则作为技术支撑,也很难将人力资源会计落到实处。所以,制定一系列普遍适用的人力资源会计准则是应该作为首要任务。 (二)社会对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监督积极性不足 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对投资决策方来说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其披露的信息应能及时反映人力资源的实际价值,便于决策者做出是否投资的决策,而投资者应提高维护自身的意识,企业需要对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充分披露,以确保降低一定程度的投资风险性。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并未清晰认识到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披露对他们的投资决策起到的重要作用,只有大致模糊的概念,在实际中社会公众没有对企业提出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对于企业来说,外部使用者未对其产生高要求,自身也就没有产生对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意识性。 (三)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会计评估人员的能力欠缺 人力资源作为新兴的评估对象,相关的评估体系还没有完善,评估人员的能力也需要提高,因其与其他资产的不同,并具有特殊性,决定了人力资源不易被评估。对于实物资产,评估方法易于掌握,评估人员能力尚且满足,但人力资源这类特殊资产的评估,评估人员没有完善的准则作为依据,完全凭借自身的经验与主观判断进行评估,这必然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四、完善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对策 (一)优化人力资源会计管理的体系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优化人力资源会计管理体系是完善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首先,财政部门要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计量作出规范,与此同时要颁布人力资源会计准则,让企业有准则可以参考,实现人力资源会计的标准化;其次,政府管理部门要家安全的对企业应用人力资源会计的监督、推动及指导,帮助企业积极的解决人力资源会计中遇到的问题;最后,政府与企业要完善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不足的缺陷,这更多的需要社会相关部门积极实施起来,积极应对工作,否则只会停滞不前。 (二)提升人力资源会计人员的素养 人才是第一生产资源,提升人力资源会计人员素养是完善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关键。毫无疑义,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进行评估工作,不可避免的对评估人员的综合会计素养提出高要求,鉴于此,政府、协会及企业都应该关注人力资源会计人员素养的提升。第一,政府管理部门及协会应定期对评估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会计素质与应用技巧;第二,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培训计划,并且对评估人员进行考核,增强自身学习的能动性,能够敏捷应对不确定性较强的评估任务,做出最准确最及时的评估结果,确保达到培训的最终目的。 (三)加强人力资源会计的社会监督 社会公众是最好的外部监督力量,加强人力资源会计的社会监督是完善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保障。人力资源会计的实施需要社会环境提供外部条件支持,全面、多角度促进人力资源会计发展,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建设现代化,重视人才培养,社会公众融入充斥人力资源会计的大环境中,提高对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视程度,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大力发展人力资源会计的道理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推动实行,实践中出真理,这也需要公众的共同努力,积极践行此项行动,及早的构造出一套完整的人力资源会计体系。 参考文献: [1]刘春梅.关于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9(4):35. [2]曲丽敏.关于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于企事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考[J].财经界,2016,(12):364. [3]张悦.论人力资源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企业导报,2015,(3):127-128. [4]张薇,刘强.人力资源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新经济,2016,(12):97-98. [5]秦鹏.人力资源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21(7):45-46. [6]陈子男,连圣华.初探人力资源会计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经济师,2007,(9):207. 作者:胡彦灵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教育学术论文: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分别在整合的概念、历史、模式以及教学实施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研究应从“为什么整合”、“整合什么”、“怎么整合”以及“谁来整合”四个视角作出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术课程;职业课程;整合;回顾;前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职业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极具整体特点的相当复杂的系统。未来职业人要成功胜任某一职业岗位,不仅需要具备独立的职业能力,还需要具有凸显整体特点和全局视野的综合职业能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而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前者融合的核心内容。因此,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无论对于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现代职业人的培养,还是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回顾 (一)基本概念的研究 “学术课程”(academic course)是指学校课程里反映传统学术兴趣的那些课程或课程的有关部分,其往往被视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理论基础的课程,与职业教育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形成对照”[1]。其与旨在培养完整人的“通识课程”、传授必备综合知识的“博雅课程”、传授必备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课程”和传授普通文化知识的“普通文化课程”有着基本的同质性,皆强调所传授知识的基础性、必备性、总体性和普通性特点。“职业课程”(vocational course)是指“同具体工作或职业对口”的“在普通中学高年级或大专院校开设的从事于某种工作的职业课”,“使学生毕业后便于就业”[2]。可见,该课程在本质上具有就业的功能,这种就业是指向某种工作或职业岗位的,其与“专业课程”有着相通的内涵。“整合”是指通过整顿、协调及重新组合[3],以实现结果的更为优越性。整合(integrate)的英文解释有两层涵义:一是将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结合,成为后者的一部分[4]。 关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有美国学者认为它是指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教师协同工作,以确保两个领域的课程内容更具有相关性和对学生更加有意义,这种整合需要通过在职业课程教育中渗透学术内容或在学术课程教育中渗透职业内容的方式实现,整合有利于学生同时获得相关的学术和职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够更好地进入职业并在工作世界中获得成功[5]。这里的整合显然只体现出“整合”的第二层涵义,即要么具有学术课程的主导性,要么具有职业课程的主导性。而事实上,这种整合完全可以以全新的综合型课程的形式呈现,即将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型课程形式,这也就是整合的第一层涵义。因此,“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指其中一方整合另一方的过程,也包括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课程模式的过程。但对于二者的整合,有研究者指出:一是并非所有的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都能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相融合;二是不能在普通文化知识(学术知识)与专业课程(职业课程)之间建立机械性的联系,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6]。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同于“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是指通过改变课程、重构组织、促进教师合作、加强与就业的联系等措施使得两类教育融为一个有序整体的一系列活动[7]。可见,“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是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整合”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不同的是前者实施的主体是单边的职业学校,实施的核心工作是课程建设,是在职业学校内部通过各种课程模式的运作而实施的两类课程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以课程的形态出现,如综合课或模块课;而后者实施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或各类教育机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通过参与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或内部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实施的两种教育内容的融合,可以以学校的形态出现,如综合高中。在这种综合高中的实践模式内部,可以有相互独立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也可以有二者整合的课程形式。 (二)整合的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先后经历了“拿来主义”、“国外经验、本土化探索”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三个阶段[8]。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学科本位向工作过程或工作任务本位转换,从三段式纵向课程模式向综合型课程模式转换。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课程模式。在应用过程中,这些课程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培养了学生市场需求的职业能力。但是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职业院校开设的文化课程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不感兴趣,认为文化课程与以后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联系。 在美国,为满足后工业社会对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20世纪80年以来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法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课程整合的导向力度。例如,《1984年柏金斯职业教育法》与之前的职业教育法相比增加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条款,即要求职业教育在实践中通过传授基本数学和科学原理的课程或特殊战略的设计来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基础;《1990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法》关注的最为重要内容即是学术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其强调职业教育要通过设计一系列课程来实现学术教育与职业内容的整合,以便使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1998年柏金斯职业与应用技术教育修正法》要求,职业教育通过学术课程的整合促使毕业生获得面向新世纪所需的基本能力;《2006年柏金斯生涯和技术教育完善法》进一步强调,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服务整合严格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学术和生涯与技术的教学,促进中等和中等后职业教育学生对于学术和生涯与技术能力的更为充分的掌握[9]。一系列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及其对课程整合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职业教育实践中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比如,从1994年开始,美国伊利诺伊全州49所社区学院普遍推行以应用学术课程模式为重点的学术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课程改革实践[10],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改革措施。面对80年代英国中学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产生了两种改革主张:其一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这主要体现在1983年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制度(CPEV)等措施;其二是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把技术课程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主要体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90年代,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在1991年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白皮书中,宣布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制度框架,将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兼顾就业和升学的需要;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应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11]。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课程中普通教育内容的渗透以及学术课程中职业教育内容的融合。但是,在英国课程论专家麦克·扬(M.Young)看来,这些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实现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合。为此,他从“批判的职业化”视角,提出了未来课程在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和资格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三)整合的模式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的典型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例如,从80年代开始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而形成的综合化课程模式和“职业基础培训、专业培训、职业岗位培训”三段式课程模式,90年代开始借鉴加拿大能力本位(CBE)理论而形成的模块式课程模式和新时期借鉴德国工作过程导向理念而形成的项目课程模式,以及体现中国特色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和就业导向课程模式。这些课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合的基本理念,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整合。这些课程的共同特征在于打破原有的学科导向的课程体系模式,以专业领域中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综合课程、模块课程、案例课程或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其中,“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模块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一方面以广泛的职业集群为基础,通过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广泛的职业适应能力或关键能力;另一方面以特定的职业岗位为导向,培养工作任务所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能力。项目课程则是以完整工作过程为导向,通过打破职业任务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在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中,培养学生完成完整工作过程所需要的一系列能力。 虽然上述课程模式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指向工作任务的课程模式,而不是特定指向学术知识与职业知识的整合方面。为此,有些研究者专门从整合的视角探讨了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学科导向课程还是工作过程导向课程都有其固有的弊端,进而从“健全职业人格”培养的视角提出了“多元整合型课程”新模式。纵向的学科课程模式因其目标性导向不适于职业需求,横向的项目课程模式因其过程性导向不适于发展中的职业个体,因此必须沿着“职业—学科”或“学科—职业”的方向,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的“多元整合型课程”[12]。至此,这种课程模式也就同时融合了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同样建立在既考虑社会的发展需求又照顾个体发展需求的双重视野基础上,另有学者在分析了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价值取向存在的基本问题后,提出了横向交叉课程和纵向螺旋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13]。其中,横向交叉课程是基于课程整体效益大于局部之和原理,通过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而形成的课程体系;纵向螺旋课程就是打破原有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直线设计的逻辑顺序,将不同内容和性质的知识从简单到复杂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结构体系。这一模式也是一种可以借鉴的融合学术知识和职业知识的、立体化的整合课程模式。 在国际上,不同的国家与机构也积累了一些经典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课程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课程模式、英国的BETC课程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模式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MES课程模式等。这些课程模式虽然大多数也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提供了经验借鉴。而在具体的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实践中,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法所倡导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整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领域职业课程与学术课程的整合,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课程模式。对此,美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经过深入调查与系统梳理,总结提出了中、高等层次课程整合的8种模式。其中,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有融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模式、学术和职业教师协同提高学术能力模式、学术课程职业相关模式、学术与职业课程联合模式、高级项目模式、学院模式、职业中学和磁铁学校模式以及职业集群和生涯路径模式[14];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主要有通识教育课程模式、应用学术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能力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模块的职业课程模式、融合学术视野和职业关照的多元学科课程模式、串行和集群课程模式、校中校模式以及具有职业导向的补习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程模式[15]。对于这16种课程模式,有国内理论研究者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融合职业内容学术型课程、融合学术内容职业型课程、综合型课程和模块型课程等4种模式[16]。这些课程整合模式对于当前我国职教课程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整合的教学实施研究 理论上,职业教育中的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应分别由两类不同知识类型的教师承担,即学术课程教师(简称学术教师)和职业课程教师(简称职业教师)。但在职业教育的现实实践中,为了实现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进一步整合,则需要两类教师的共同协作。现有研究表明,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的合作不仅体现在课程的实施中,还体现在课程的前期设计中。例如,在美国,有一种通常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设的、被称为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的整合型课程。这种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面对未来复杂性工作环境时的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协作以及展现自我等方面的综合职业能力。因此,其需要项目小组所有课程教师的共同参与。例如,在特拉华州的一所职业技术高中,在第一学期由广大教师通过数周的对话识别出未来毕业生所需的各方面能力,进而协同设计出一个由研究论文、产品设计和口头报告组成的项目课程[17]。之后安排在最后一学期由所有教师共同参与实施。事实上,大多数综合型课程模式的设计与实施都需要双方教师的共同协作,不过对于有些课程,这种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调查发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应用学术课程一般很少由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共同合作来完成,而往往是由单独一方来进行,从而造成学术课程教师偏向于纯学术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显得较为抽象;而职业课程教师执行的效果则相反[18]。在国内大多数职业院校,由两种教师合作的课程实施也并不理想。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部分省市的中职学校教师调查后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专业课教师不太了解学生文化课的学习情况,有2/3的文化课教师对相关的专业课程知识不太了解[19]。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专业课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缺乏相互沟通与协作。 此外,双方教师没有能够成功实现彼此课程知识融合的原因是他们缺乏“双师型”的视野。这种“双师”是指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视野,而不是传统的兼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重视野。也就是说,需要这些教师成为兼有学术课程知识和职业课程知识的双重学科视野的“双师型”教师。研究发现,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学术课程教师具有的“双师型”视野,他们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将特定的专业知识引入到自身的学术知识教学过程中。在美国芝加哥一所职业学校建筑专业的阅读课上,该课程教师通过让学生阅读课文《芒果街上的小屋》,使他们认知和领悟建筑环境和材料选择对房屋建筑以及个人生活的重要性[20]。在国内,也有部分成功的案例。例如,为激发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兴趣,渗透相应的专业内容,有的学校的烹饪专业通过拼冷盘来让学生掌握图形知识,通过名人的饮食文化来改造语文课程[21],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术教师努力的结果。此外,面对数学课程与专业知识的脱节,有研究者为广大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师如何改进数学课程教学提出了一定的策略性建议。比如,有学者指出在数学算法应用的题目中应使用专业知识来陈述题目条件[22];另有研究者提出了“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优化课堂导入”和“创设专业应用情境,优化教学内容”的课程整合思路,并通过实践进行初步验证,效果较为明显[23]。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学术教师或职业教师不仅要注意与对方的协同合作,还需要他们具备双重的知识视野,从而更好地实现学术课程知识与职业课程知识的融合。 二、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一)为什么整合 “为什么”是回答任何问题的出发点,是研究任何课题的缘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意蕴着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价值观,而且反衬出现实实践的问题所在。但是,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似乎研究者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有的仅从单个的视角分析整合的必要性,而没有从更加全面的视角解读为什么要整合的问题。事实证明,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也是个体终身完善的需要。就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复杂职业世界的应对,都要求个体实现健全的发展,达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个体发展而言,完满发展是个体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为什么要整合还应反映教育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最新的职业教育政策导向,另一方面要分析在课程整合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是其内容之一,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乃是解决后者的具体方式之一。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课程整合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二)整合什么 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到底整合的是什么,相应的整合模式仅仅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骨架,而丰满这些骨架的血肉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澄清什么是学术课程,什么是职业课程,它们在现行的职业院校课程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我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虽然有着与这两种课程本质相对应的课程名称,但这些类似的课程名称却并不统一,存在一课多词、一义多词的现象。例如,对应于学术课程,有普通文化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公共基础课程甚至通识课程、博雅课程的称谓;对应于职业课程,有专业课程、技术课程等称谓。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称谓多变的课程类型,在研究整合之前很有必要对它们的名称进行统一。本研究暂且将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统一为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在统一名称之后,就该研究这些课程的内容,究竟要整合这些课程的什么内容,是知识还是技术,是抽象的价值观还是具体的动作技能,是否包括职业道德、职业审美等基本素养,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怎么整合 “怎么整合”就是研究课程如何整合并最终成为什么形态课程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得知,在国内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课程模式,如加拿大的CBE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培训包”模式、英国的BETC模式、德国的“学习领域”模式以及我国的“宽基础、活模块”模式。但是,这些课程模式都不是直接针对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思路进行构建的,而是在反对传统学科课程模式的基础上,为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而设计的。在已有的课程整合模式研究中,只有美国研究者将本国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事实上也只有美国明确提出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贯彻。在借鉴些许经验的基础上,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如何根据我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根据相关经验,课程整合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整合学术内容的职业课程、整合职业内容的学术课程和综合型课程,那么适宜我国的到底有哪几种,这几种的比例关系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 (四)谁来整合 “怎么整合”只是为课程整合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方向,那么由谁来贯彻这种理念并付诸行动,从而使课程模式得以呈现和实现,这就涉及到整合的主体要素。一般而言,主体既有人的要素,也有机构的要素。在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整合的过程中,人的要素的核心主体是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也包括旨在协调双方和相关资源的管理人员和学生;而机构的要素主要就是职业院校,另外还有不同级别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后者提供思想性和政策性的引导。不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涉及到学术教师和职业教师两种人的力量,对于其他人员的力量以及机构的力量涉及甚少。因此,要想更好地促进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不仅要加强双方教师的合作,还应调动更多力量,如使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务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课程合作的协调中去,并积极争取学生的课程改革意见。与此同时,相应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如教育部职成教司还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纲领性文件,对课程整合提供整体的思路和导向;相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对辖区内职业院校的课程整合实践提供具体指导。最后,职业院校应结合本校的各种资源优势,统一协调各方力量,对课程整合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些都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进行建言献策。 教育学术论文: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动向及启示 [摘 要] 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键词] 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 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 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 Luis Garcia 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谈教育学术团体在地方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2010年7月,在市社科联的推荐下,我有幸参加了省社科联举办的社科类社团负责人研讨班的学习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会议的组织者为每位参会人员发了一本书,是辽宁省社科联主席杨路平所著的《中国社会科学类社团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杨主席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讲解。讲解的内容涉猎了社科类社团全面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掌握和正确运用的,会使我们社团工作更有政策性和导向性。会议结束后,我利用一些时间,又仔细的研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对于从事社团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掌握有关社团的知识,应该知道对我们国家关于社会团体工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因为只有知道和了解这些知识,才能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本书从中国社科类社团的现状、发展趋势、内涵、功能到与国外的比较研究,从社团的管理体制研究、法律制度研究到与其他社会组织关系研究,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是为社团工作者提供的一本知识涵盖全面,相关政策到位的一本好书。学习了之后觉得受益匪浅。 教育学会是社科类社团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它汇集了广大教育工作者,针对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努力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服务。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们在工作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学会组织制度建设,在管理上创新,树规范化管理品牌 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创新管理机制,是团结广大会员、凝聚群众力量、激发发展动力和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首先做到明确办会思想,提升办会理念。我会在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彻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和团结有志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实验,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服务。 健全组织网络,完善规章制度。强烈的创新意识来源于工作的高标准,学会在组织网络和管理制度建设上突出“严”字,努力创规范化管理品牌,形成了组织网络健全、层层有管理、校校有机构的良好局面。各项规章制度的健全和落实带来了科学、扎实、有效的管理,严格按制度办事,学会和各分会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效运转。经过几年的建章立制,教育学会已成为规范化管理的国家及省市标兵学会。 坚持学术标准,规范成果管理。在学术成果评审中,我们以提高广大教师(会员)教育学术研究能力为目标,坚持按组织机构渠道申报,逐级把关。坚持学术标准,成果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定。论文证书实行双章制,网上管理,保证了教育学会系统学术评审的科学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扎实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在研究上创新,提升教师理论素养 开展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学会的根本任务,是学会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学会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我会提出要坚持正确的科学方向,做到四个服务,即坚持为本校、本县、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服务,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服务,为师生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教育局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育热点难点研究,在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上下功夫。 坚持科研原则,提高研究实效。我会长期遵循的科研原则是“立足实践、重在应用”,研究的方向是当时当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教育科研是学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其中应当特别强调“以应用为主”的研究是学会的科研宗旨。学会抓教育科研是要帮助教师把教育教学经验加以归纳、验证、上升到理论高度,让这些经验成为我地区的教育财富。为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我区广大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完善课题管理,增强服务意识。课题研究是否能取得实效,管理和指导是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亮点。我们下发了《教育学会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从多侧面、多角度完善课题的管理,使各分会各施其责。为提高科研的实效性,我们从管理入手,加强培训、辅导、指导和检查的力度。我们采取了集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原则,从申报开始就帮助学校积极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密做好课题的前期论证,梳理课题研究的清晰思路。学会举办了科研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专家的讲解和学校介绍的经验为教师们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方法,教师们感觉到很多问题得到了澄清和解决,受益很大。 三、经常组织丰富学术活动,在形式上创新,带动教师专业成长 学术活动是学会工作的重要工作,也是学会工作的亮点,学术活动的开展可以起到凝聚广大会员的作用。几年来学会注重在活动形式上创新,以吸引更多的会员参与到学术活动中来。 着眼教师需要,展示教师风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广大教师对学习、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学会是广大会员学术研究的基地,是信息交流的中心,学会应为教师提供和营造学术的氛围。学会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教师传播教育理论,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市区立项调研课题的研究,对调研活动,我们做到四有:有计划、有培训、有报告、有奖励。我们每年都制定周密的调研计划,并利用会议进行培训,讲解调研的操作方法,使基层学校对调研活动不仅认识到位,而且还操作规范。对基层学校完成的调研报告,我们进行评比,择优奖励,发给单项奖和优秀组织奖,极大的调动了基层学校的积极性,同时也很好的发挥了为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建言献策的作用,教育学会真正成为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桥梁纽带。 从工作中我们体会到,社科类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与团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承着,是社会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教育的育人作用在当今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教育学会作为广大教师汇集的学术团体,应进一步扩大对教师服务的范围,用教育人的执著、智慧和奉献精神,引领广大教师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地区的振兴、为教育强市贡献力量。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 [摘要]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其所刊载的文章的研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远程教育领域多家学术期刊自1990年至2011年期间刊载的全部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高被引论文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远程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合理评价我国远程教育期刊、研究机构的学术实力,并从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现状。 [关键词]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献计量;内容分析 一、研究的必要性 作为学术成果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术期刊至今依然保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一直是相关研究者、编辑们关注的焦点。 考察近年来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如下角度对某学科的某一份或几份杂志做相关分析。 (一)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被引相关情况的分析 此类分析主要包括:某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文章被引频次、载文被引的主题类型分布、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被引半衰期等。如:李小敏分析了《大学教育科学》杂志从2003年到2006年的载文被引情况;姜志静就《教育与经济》杂志的载文被引情况作了分析;尹兰研究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崔薇等开展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计量研究。并对被引文章的年代分布做了分析;陈彬、王义娜四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杂志近5年的学术论文及引文,在一般的计量分析之外还讨论了被引半衰期。 此外,还有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此类相关研究较多,如:金梅、熊爱民研究了某机构2000年至2006年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李延延等参照CSSCI所提供的数据研究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高被引文章:宋伟萍同样基于CSSCl2004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心理学期刊中的高被引文章:钟玉杰等回顾并分析了我国护理教育10年的研究热点,重点分析了护理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王菊香、宋春燕研究了《护理学杂志》1998年至2007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许云研究了《大学图书馆学报》期刊,重点分析了该期刊的高频被引论文,并基于此分析了作者情况;吴卫华等对《教育与经济》期刊2003年至2008年所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被引定量分析。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析维度就是高被引文章的分析;周仕德、张明富基于CSSCll951年至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历史教育类学术论文中的高被引文章,进而梳理了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姜华等对我国2007年至2009年的高等教育期刊进行了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研究,关注了我国高等教育期刊高被引文章的分布和特点:在徐婷对《教育研究》杂志1994年至2007年所载文献的被引分析中。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孟秀丽也针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十年内的高被引文章的情况作了统计分析;刘兰桂、李超运用CSSCll998年至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研究文献中的高被引文章;蒲艳春等则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的高被引文章。 关于某一个或某一类机构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专门研究也可以归入此类,此项分析可以从一个重要层面判断机构学术研究的实力和现状。如:金梅、熊爱民通过对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研究了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科类研究的状况:杨波对我国民办高校近年来的研究论文做了计量分析:陆根书、刘敏则从发表文章的计量分析角度剖析了我国高校的学科竞争力及学科建设成效:刘婧等圈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江苏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概况做了简要的分析:龚放基于CSSCI 2005年至2006年的数据,提出了我国教育学研究领域机构、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报告。 (二)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 对学术期刊所载学术论文的作者的分析,包括对被引文献作者分布、作者合作意识、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高频被引作者等的分析,以及对某学科核心作者及其影响力的分析,等。如:李小敏在对《大学教育科学》杂志2003年至2006年所刊载文章进行被引分析时,关注了该杂志被引文献的作者分布情况,发现了一批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来源机构;李延延等采用CSSCI的数据分析了《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其中重点关注了高频被引作者及其被引频次;尹兰从第一作者人数、第一作者人均被引量、第一作者累积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意识等角度分析了《情报学报》杂志1994年至2006年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情况;金梅、熊爱民分析2000年至2006年贵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时,关注了该机构人员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作者被引频次、高被引作者等:许云在其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大学图书馆学报》的高频被引论文和作者情况;王义娜等计量分析了《现代大学教育》近五年的载文及引文;司林波、赵晓冬在评价《比较教育研究》杂志的学术影响力时,关注了第一作者的来源机构:孟秀丽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1999年至2008年高被引作者的分布;周仕德、张明富在研究我国历史教育五十五年历程的过程中,利用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数据分析了《历史教学》杂志的作者学术影响力:姜华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时,利用文献引文网络分析的Gite SpaceⅡ可视化软件,进行了包括作者共被引分析在内的分析,揭示了2007年至2009年间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及权威人物等;龚放、白云则通过对2000年至2004年间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发文量”和“成果被引”两方面的统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的影响力:魏顺平等在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科研绩效时,采用的数据有第一作者中的高产作者及分文数、第一作者文章的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进而计算了所有作者的h指数。 (三)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 对期刊所载学术论文所属学科的分析包括: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所属学科类别和研究层次、语种分布等的分析来剖析该学科的相关情况。如:钟文娟研究了《教育与经济》杂志1985年至2009年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测定并分析了这些学术文章的核心作者:孙毅等基于对相关学术文章的分析,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工程教育前沿成果的研究。 (四)基于学术论文。对学术期刊本身的分析 对期刊本身的分析涉及对被引文献的期刊分布的分析,以及对某一期刊所刊载论文的总量、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影响因子等的分析。亦包括对共 被引分析等的分析。如:崔薇等在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时,实际上分析了刊登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期刊在某些方面的总体特点:刘晋飞基于CSSCl2000年至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情况、载文作者地区分布和载文文献类型等;尹兰Ho在分析1994年至2006年的《情报学报》杂志时,把关注点放在被引情况分析上,包括发文及被引情况、被引论文频次、被引论文作者、受各类基金资助的被引论文等:蒲艳春等统计分析了《高等农业教育》杂志载文的被引文献数量、历年被引文献情况、被引文献作者和被引文献作者机构等;王义娜等对《现代大学教育》杂志五年的载文及引文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涉及载文量、作者、基金资助、引文率、篇均引文量、引文语种、引文类型、引文年代等来源期刊指标以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立即指数、被引半衰期、期刊他率等被引计量指标:龚放利用CSSCl2005年至2006年统计数据中的被引总量、影响因子和被引广度等指标分析评价了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司林波等同样利用CSSCI的数据,从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即年指标、论文地区分布、基金论文数、高频被引论文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史素梅、何小凤对《教育探索》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引用频次分布、选题分布、被引论文年代分布、引用核心期刊分布等方面的被引统计分析;兰天、何小凤则对《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05年至2009年刊载的学术文章进行了载文被引分析:许振亮等开展了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高等工程教育学科前沿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依据是对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17种期刊进行的科学计量分析:胡玥分析了CSSCl2004年至2006年统计学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被引速率等指标,基于此整体评述了统计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李小娟、唐云富也利用CSSCI的数据,比较研究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同类期刊在综合引证指标上的差异;赵韬、陈富定量分析了近十年《教育科学》杂志载文的被引情况。 如果集中关注关于远程教育学科及相关学科(如:教育技术)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研究,相关文献表明,目前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人员科研绩效的评价,学科国际化程度,被引文献、作者与引文年代的分析,以及对关键学者的研究。如:梁振辉、魏顺平采用Hitch指数(简称“h指数”)方法以及与之相近的w指数方法。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教育技术学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在1998年至2007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到了1998至2007年中国大陆地区教育技术学领域最具科研绩效的前30位研究人员:朱祖林基于Thomson Reutem公司开发的学术文献信息检索平台ISI Web of Knowledge。采用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从论文和引文两个侧面,测度中国远程教育在国际视野里的显示速度、显示广度和显示深度;魏宁统计分析了电教两刊关于教育技术文献的引用情况:路秋丽嘴的研究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若干数据库对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发表文章数、被引文献数、被引文献比例、被引频次等多项指标的计量分析。从中分析出16位最具影响力的关键学者。并进而对这16位关键学者的工作单位、指导硕士论文数量、历年数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试图展现这16位关键学者的学术表现。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1990年至2011年公开发表的、刊载在远程教育期刊上的,远程教育或相关领域(如:在线学习、E—learning、网络学习等)的中文学术论文作文献计量学分析和内容分析。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引次数排名前4万的期刊文献,获取文献时采用的关键词为“远程教育”。根据CNKI所提供数据的情况,分析中凡是涉及分组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前4万条记录,凡是涉及排序的数据只在800万条记录以内有效。研究数据查询和获取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6日。 参考已有的相关研究,在本研究的计量学分析中,选择的计量分析数据包括一般性的学术论文特征数据(如: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主办单位、资助基金项目、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和高被引文章的特征数据(如: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作者合作性、下载频次)。内容分析则是基于以上数据展开。 三、对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分析 首先,对全部远程教育期刊刊载的学术论文,从文章所属学科类别、期刊所属类别、资助基金项目、研究层次、前40位高产作者、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来源、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所有文章所属学科类别分析 据统计,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表1所示的学科当中。其中。文章数量排名前16位的学科当中,6个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之相关的论文9177篇,占55.3%:其次是与技术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电信技术),涉及的论文为5950篇。占到35.9%:两厢合计达到了91.2%。这一结果清晰表明,远程教育类的学术论文与教育和技术密切相关。的确,远程教育始终是和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教育形式。 而从图1可知,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集中分布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这三个学科当中,这三类学科中的远程教育论文占全部远程教育论文的78.6%。可见,远程教育研究在技术方面主要围绕着计算机及其应用展开,理论的研究和管理的研究占到了很大的份额,而成人和特殊需要人群是非常需要远程教育的人群。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分布在多学科类别中,这表明远程教育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学科,各个学科门类都对远程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有贡献。学术论文在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关学科上的集中,体现了远程教育应用范围广,在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有广泛的实用价值,远程教育天然地需要关注成人学习者和弱势人群的学习需求,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但依然有更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次。体现了远程教育中的技术发展脉络,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对远程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从最早的单纯应用,到后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的综合性应用,逐渐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从现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组成来看,技术应用和教育理论已经是并且还将继续是远程教育研究的两大支柱,对实践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是以这两大支柱为倚靠和基础的。 (二)期刊主办单位类别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刊载远程教育类学术文章数量排名前40位的学术期刊。结果表明,作为我国远程教育中坚力量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目前拥有较成熟的远程教育类学术期刊(含学报)共25种,在1990至2011年期间刊载了3846篇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其他单位主办的远程教育相关期刊同期共刊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2069篇。由图2可见,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学术期刊是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些学术期刊已经成为远程教育学术成果发表和分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然,数量与质量并不能绝对地画等号,质量上的追求是学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数量与质量,孰重孰轻?如何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兼顾数量?值得期刊主办单位思考。 (三)资助基金项目分析 在本研究所采集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中,334篇文章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成果(占标注基金项目文章的74.7%),110篇文章属于省级基金项目的成果,3篇文章属于其他类别的基金项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基金)。从这些数据可见,远程教育类学术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国家级/部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远程教育研究课题的水平:和基金项目相关的文章还不多,属于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的课题也不多。这既需要远程教育研究者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需要国家提高对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视,多为此类研究提供资助。 (四)高产作者分析 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所有远程教育相关学术论文作者中的前40位高产作者,这40位作者发文数量都大于(或等于)10篇。最高的达到71篇。其中,有19位高产作者来自普通高校,21位高产作者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可见广播电视大学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就高产作者的作品数量来看,来自普通高校的高产作者贡献了404篇文章(57.5%),来自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产作者贡献了298篇文章(42.5%),从这个方面来看。来自广播电视大学的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本项分析只按作者目前所在机构来统计,未考虑作者发表文章时所在机构是否是其目前所属机构,因此研究数据可能会有偏差。 (五)前40个高产机构的作者分析 前40个远程教育学术论文高产机构,贡献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均超过或等于47篇。研究发现,普通高校共18个(45%)高产机构,发表了1492篇(40%)论文;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共22个(55%)高产机构,发表了2223篇(60%)论文。从这些数据来看,高校平均发文量低于广播电视大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通高校对远程教育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受到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推动:自1998年该项工程启动以来,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纷纷成立,由此在高校中聚拢了一批远程教育实践人员,加之高校原有的学术研究沉淀,使得高校远程教育研究力量不容忽视。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自创办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出现较多高产作者也是很自然的。 (六)各年份发表文章数量分析 根据CNKI数据,统计了1990年至今的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数量。1995年之前规范的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极少,故不在分析范围之内。从数据来看(图3),从1997年起,我国远程教育领域的学术论文开始激增,到2003年出现了高峰(1414篇),之后文章数量呈现平稳态势,在小波动中略有下降。因为开展本研究时,CNKI并未采集到完整的2011年数据,因此2011年的数字不能代表这一年的情况。近几年来。论文数量的稳定,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进入阶段性的成熟期,研究人员队伍和产量也趋于稳定。这一发展趋势是跟近年来远程教育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连的。未来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文章的质量与数量的发展,应当还是跟当时远程教育的实践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四、高被引文章的分析 本研究采集了远程教育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500名的文章,以此作为“高被引文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相关分析主要从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发表年份、第一作者和作者的合作性、下载频次等角度来展开。 (一)来源期刊 表2列出了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23份期刊。由表中数据可知,这些期刊与远程教育、教育技术、计算机相关度最高,可见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都集中在这三个领域。其中,刊载高被引文章最多的是《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共131篇,在500篇高被引文章中占到了26.2%)。刊载高被引文章数量排前五位的期刊共刊载高被引文章261篇,占500篇的52.2%,可见这些杂志是支持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核心力量。此外,发表过远程教育类高被引文章的期刊,有些并不是远程教育领域专业期刊,可见,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有一定的分散性的,多样化的来源也带来了成果分享的多元化。 (二)高被引文章发表年份分析 表3统计了各年度的高被引文章数量。1998年之前,没有高被引文章,这也反映了1998年之前的远程教育研究还在初创期,各方面的实践也都不成熟,反映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就是缺少高质量的、值得后来者多次引用的学术文章。自进入1998年,我国远程教育实践完成了最初的系统构建,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展开。2001年高被引文章数量达到峰值(82篇),并在2002年、2003年继续保持在高峰状态,直到2004年开始慢慢下降。2004年及其后的下降态势,可以从一方面说明我国远程教育经典理论构建的一个阶段接近结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经过早期关注新技术的应用,到后来,借鉴外来经验和理论同时基于本国实践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再到目前,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反观实践,开展了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这一系列过程,反映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在数量和主题上都有可以对照的趋势变化。 另外,由于对文章的引用将在文章发表后多年内持续进行,因此目前的数据并不能说明2004年后的文章质量不如从前,还需要在今后继续关注。2008和2009年高被引文章数量偏低,也说明这一点。 (三)第一作者分析 据统计。发表超过2篇高被引文章并署名第一作者的作者共12位,见表3。另外还有21位作者各有2篇文章、380位作者各有1篇文章为高被引文章。表4中排名前几位的作者,目前已然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几位作者名下,而大部分高被引文章分布较为分散,这说明远程教育领域的科研力量群体较大,成员数量较多,一方面体现了远程教育研究宽广的“群众基础”,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 (四)高被引文章作者合作性分析 在前500篇高被引文章中,仅有一位作者署名的文章有218篇,两人或以上合作的文章有282篇。从图5可以看出,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各占半壁江山。从目前科研发展的趋势 来看,合作完成科研课题并共同发表科研成果将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单人单枪的力量毕竟有限,未来将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 (五)高被引文章下载频次的分析 分析500篇高被引文章的下载频次(见表4),被下载次数超过2000次的文章有2篇,1000到2000次的文章2篇,大部分文章的下载次数集中在500次以下,下载次数在100到300次的文章最多,共267篇,占到了53.4%。文章被下载的次数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文章被关注的程度。结合对被引率和下载频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被引率和高下载频次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不是呈现绝对的正相关。 五、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计量分析的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对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期刊文章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由我国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是集中在教育领域。并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密不可分。这一特点还将在未来继续保持下去,未来的远程教育研究仍将扎根在教育的土壤中,并紧扣技术发展的脉搏。从所分析的学术论文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类学科上的分布和“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教育类学科上的分布来看,技术和教育将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支柱,由此也可以自然推论:技术和教育还将是远程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 其二,分析我国远程教育全部学术文章和高被引文章的来源期刊,同时分析各相关机构发表远程教育学术文章的数量。以及高被引作者的来源机构。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已经成为中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蓬勃开展,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远程教育学术期刊的数量、学术文章的数量、学术文章作者数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贡献。未来,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自身值得在远程教育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培养中坚研究力量,贡献更多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要专注于办好学术期刊,打造优质高效的学术成果交流分享平台。当然,外界也应当在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其三,综合考察全部远程教育学术论文和其中的高被引文章。可以发现,2001年到2003年都是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年度。这几年间,远程教育学术论文总体数量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被引文章数量也同时保持在峰值状态。可以认为这段时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发表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已有数字也可以看到,通常是在远程教育实践开展一段时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才陆续推出并逐步达到高峰。而在高峰年度之后,将进入稳定中略有下降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远程教育实践,由此带来了几年后(21世纪初期)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成果的丰富呈现。未来远程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将是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有可能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如何在平稳时期踏踏实实积累研究经验。如何迎来下一个黄金期,自然是远程实践者和研究者要关心的,但这也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发展和培育选题的契机:如何在积累期挖掘和关注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引导和聚集研究者,这都是学术期刊可以做的。 其四,若分析远程教育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章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位专家级作者名下。除此以外的高被引文章分散分布在众多作者名下。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研究有宽广的“群众基础”,未来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尖端的科研力量有待锤炼,还需要更多能撑起该领域科研大旗的领军人物。若分析作者的合作性,可以看出,高被引文章中单独写作与合作写作的论文数量接近。如何培养远程教育研究人员,是远程教育实践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课题。而如何扶助相关机构培育远程教育研究队伍。则是远程教育学术期刊需要下大力气琢磨并切实推进的事情。 其五,本研究在考察远程教育学术论文与所属基金项目时发现:与基金课题成果相关联的文章还不多;但在标注了基金项目的文章中,74.7%的文章是国家级/部级基金项目成果。这一方面说明远程教育学术研究还可以努力争取更多的基金支持。借助外力为研究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已有的和基金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总的来说,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相对整个教育研究来看,实力有待继续增强。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1990年至2011年10月公开发表在我国远程教育或相关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限于CNKI收录期刊的限制,以及本研究收集文献时使用的关键词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期刊范围,用更多关键词或变更选择角度,收集更大范围内、更全的远程教育学术文章,进行更科学地分析,将能更全面地剖析我国远程教育学术文章发表的现状,进而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远程教育学术研究现状。 教育学术论文: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贯彻落实,在庆祝建所70周年之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了所庆系列学术论坛活动。2011年9月2日,所庆系列论坛之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学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和中小学校的12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代表们围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家组起草的《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指导纲要》(建议稿),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就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面临新形势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迫切。 有代表指出,当今国与国之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变,加之新媒体这把“双刃剑”,致使我国传统价值观念遭遇强烈冲击,一些曾经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消解、被曲解,崇尚功利、利益驱使、追求特权的社会风气正在向校园蔓延。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些中小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意识淡薄、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淡漠、勤俭自强精神淡化等问题;不少中小学生思想困惑,虽然认可正确的价值观,但知行脱节;不同学段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不具体、内容不衔接;教育方式简单,以说教为主,学生不喜欢;满足于学生对价值知识的记忆,对价值背后的道德推理关注不够;学科教师育人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有代表认为,要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形势,价值多元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人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复杂的环境对中小学生的成长也是一种历练。 多数代表指出,分析形势时要总结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绩和经验,从总体上看,广大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这是加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起点。 大家还针对中小学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阶段还是奠基阶段展开了讨论。持关键阶段论的代表认为,中小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中,可塑性强,判断力不强,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可以有效地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持奠基阶段论的代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小学只可能是初步的、奠基性的阶段。 二、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内容要分层细化 200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应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是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基础。 有代表认为,这些内容是上位概念,要把这四个方面的教育分层细化,明确每一个方面的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具体内容。在细化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区分度和衔接度,既要分得开,又要连得上。有代表指出,内容实施的关键是两个“转化”:从政治话语转化为教育话语,从教育话语转化为学生话语。 也有代表认为,要从总体上来把握四个方面的教育,它们之间不是平行并列关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这个灵魂,是贯穿到其他三个方面教育始终的,不能机械地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代表进一步认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不应是并列关系,应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在内容安排逻辑上,有代表建议,为方便学校操作,可采取以学段为主线,在每一个学段中集中呈现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专家提出,尊重小学生、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可按照学段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教育,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形成一个层次递进、结构合理的内容体系。 此外,还有专家建议,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包括公民意识教育。 三、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 实施关键是融入 关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施途径,有代表指出,把课堂教学作为学习途径,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渗透途径,把社会实践作为体验途径,把主题网站作为宣传途径,这四个途径各具功能。有代表进一步强调,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是“融入”,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社会实践。 在融入课程教材和课堂教学上,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阵地,不仅要融入思想品德类课程和课堂教学,也要融入其他课程和课堂教学。融入课堂教学时,有代表强调,要改进教学方法,注重采集生动的实例,创设相应教育情景,力戒灌输,通过对话协商、角色扮演、干预引领等,调动学生参与,引发学生感受。关于课程问题,有代表提出,要构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课程体系,要通过核心课程培养核心价值选择能力,核心课程包括公民素养、健康与环境、文化与哲学、政治与经济、金融与创业、全球视野,核心价值选择能力包括与他人合作沟通、主动性与负责任、危机干预与排解、信息收集与筛选、数字运用与解释、逻辑判断与推理、改善学习和规划、思辨与价值澄清等,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大写的人。 关于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有代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重要渠道,除了在常规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还应注重以学习优秀中小学生事迹为重点,引导学生开展同伴教育,学习身边的道德榜样,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学先进、做先进。 在谈到融入社会实践时,有代表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在社会大课堂中增强学生的感受和体验,只有学生感受到了,体验到了,他们才可能牢固树立、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有代表建议要减少课堂教学的课时数,减少知识学习的数量。 与此相关,多数代表认为,家庭是学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位老师,要充分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合力。 也有代表指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校管理服务中,在学校管理中体现科学、民主、人本、诚信和公平正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 除此以外,还有代表强调,现在是信息时代,应突出新兴媒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网络、手机、微博等方式,形成主流价值舆论强势。 代表们一致认为,除了明确实施途径外,要研究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策略和方法。有专家认为,要尊重价值教育的规律,把国际通行的价值教育的方法,如榜样教育、价值两难、价值澄清等,用活,使中小学师生可懂、可用。甚至有代表认为,可把途径和方法揉在一起,把价值教育的方法作为明线,把德育工作的几大块作为暗线。 四、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德育的核心 讨论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另起炉灶,还是融入现有德育体系?大家担心,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楚,没有处理好,变成总是做加法,那么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很难有效贯彻实施。 代表们从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分析入手,认为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学校德育的核心,甚至是学校德育的全部。这个定位有助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放在学校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说到德育,有代表认为要处理好几种关系: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即德育是教育的全部;灌输与感受的关系,德育的效果不在于向教育对象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教育对象的感受;知识和方法的关系,用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教育学生;实效与实在的关系,过于讲究实效会产生负效果;内容与重心的关系,德育的重心一定要降低,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教师与导师的关系,教师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指引学生健康成长;课堂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学生的影响超过课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关注现实,但不要拒绝历史上的德育成果。 此次研讨会,多种思想碰撞,多种话语互动,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对深化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泰势与问题 【摘要】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个步骤。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他从事研究的个人价值取向不外乎完成学位论文和投稿两方面;而就其研究过程来看,主要有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但在共性之外我们也窥见到了某些问题,即偏重国外理论的直接移植而非自身理论的建设、国家教育政策或文件的导向性过重、重对前人提出理论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新理论的创建等。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问题 从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育学开始,国人对于教育的科学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裴蒂娜教授的一问“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学?”但当代中国教育的后继之人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怎样?在向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了哪些值得大家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呢?学术研究就其纵向结构来看,包括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研究过程和撰写研究成果三步。本文即从这三方面来谈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泰势与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在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确定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先为整个研究确定目标方向。以使后期的整个研究遵循着获取目标价值的方向而前进,最终获取既定价值目标。 对研究生来说,投稿和完成学位论文是他们进行研究的两个必然价值取向。相对于本科生“重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更倾向于科研能力的养成与提高。把科研成果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发表在权威杂志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研究生的科研水平,也是获得同辈和导师认同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大多研究生都乐于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科研才华。但教育类杂志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核心期刊(特别是学科级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每个期刊创刊时都会将自己的期刊划为几个版块,在每年的开始时,由杂志社标示出本年的选题指南,投稿人可以根据杂志社的这一选题指南去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会问,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定吗?怎么会根据杂志社的选题指南而定呢?),其实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投稿后被录用的机率更大。因而,以所投杂志近期所关注的研究方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现在研究生们确定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完成学位论文是毕业时拿到学位证的硬性条件之一。但学位论文的撰写和投稿的论文又有一定区别,首先,学位论文要求新颖性、理论性、系统性和阐述详细,其次,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要求全面且数量多,这样才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因而学位论文的写作更具难度和挑战性。现在不少研究生为了能尽快完成学位论文趋向于做对某一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现状研究,现状研究是指研究者先对现象的描述,然后针对现状的特征和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或看法,从研究所用时间量和精力方面讲,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研究过程,而且大多选择现状研究的研究生都会采用量化的问卷调查表去收集数据,然后运用SPSS系统去分析收集来的数据,得出关于数据的特征,分析特征后的深层生成原因,最后以此为基础来论述现状,提出针对现状的改进意见。不过更有甚者,都懒得用SPSS去分析数据,直接采用了平均数这一集中量来描述、分析和判定数据的特点,这其中的科学性和可信度的值得考究的。 从研究的类型维度看,可将研究过程分为书斋式研究过程和实证式研究过程两种。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写到“从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20多年来的历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书斋式研究过程与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还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思辨研究过程是指运用逻辑推理、演绎等方式从一个假设出发来推论出一定理论的过程。这里的书斋式研究过程是指:研究者通过查阅文献和浏览国外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对于某一教育现象的理论阐释,然后通过介绍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对这种理论的内涵、特征和心理机制等做详细的阐述,再结合当前中国教育教学的背景提出某些建议。正如《学会生存》中说到:学院模式过分的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抽象思维的偏爱。理论的直接移植是造成中国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很多的研究生都说:教育学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但经过几千年的人类不断探秘之后,要想在教育中找出一块还未被发掘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困难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于此,我们就会自问那后来的研究者要做什么事呢?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理论积淀期的研究生们。所以认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无异于补充或丰富前人提出的理论。因此先引进国外的某一前沿教育理论,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某些教育教学建议或总结实践经验来丰富引进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即好写,也比较好发表。毕竟在当代中国人心中,与国外沾上边的都是先进的、有底气的东西。这种媚外的情结特别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最能体现。因而这种“坐着做学问”的方式很受欢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使不少研究生受益不少。 在学位论文中,实证式研究运用得比较多,主要是相对于现在普遍的书斋式研究来看。实证式研究过程是指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然后去证明或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现实中,现在的研究生们把实证式的研究过程简化了以利于自己研究工作的开展,一般采用的实证式研究过程是:以某一国外引进的或是国内某位权威专家已编制好的问卷作为调查的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我见过最粗糙的分析数据方式是只用平均值来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的整体情况)得出结论。但“统计是用来表达总数和平均数的,而这种总数和平均数就必然掩盖了其中的差别和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不管统计是多么客观,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供那些提出统计和研究统计的人们使用而已”,因而只有问卷调查的量的研究而没有对整体深入的个案的质性分析。其数据的准确性是得谨慎对待的。 形式的相近、语言表达的模仿倾向、对同一研究文献综述的大同小异。都是撰写研究成果时表现出来的共性。在撰写研究成果的形式方面,他们倾向于“述――评”式,而在“述――评”式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述”一种国外前沿的教育理论,然后在国内背景下对其有用的成分进行褒性评价;另一类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某一教育现象进行现状描述,然后议论其产生的原因,再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在语言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的研究生们喜欢直接摘录某一名人或某一名著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而非概括性的总结他们所要gI用的人或书的主要议点或观点。特别是在直接引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时,由于翻译上的种种原因,会导致一些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言语习惯,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最后给读过的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而不是豁然开朗。中国人在做学问时习惯于独立研究。缺少团队的合作意识,但往往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中总是看到一篇文章的署名很多是两个人一起的,更有甚者是5―6个人一起署名,这种“一个人干活全家吃饱的”的现状很可能会破坏严谨治学的氛围。文献综述是在对选题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文章。综述属于三次文献,专题性强,涉及范围较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时间性,能反映这一专题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但现在国内出现的一种情况是: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献综述基本大同小异,不管是时间靠得近的文献综述还是年陈久远的文献综述,它们所罗列的主要文献条数,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都是相近的,没有体现时间上的延续性,而且新的研究水平、动态和发现较近期的文献综述中都找不到,给人一种这个研究问题的研究在他之前的某个时间段里是被搁置了的。 总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当代中国教育学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现状,比正视其出现的问题,为实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这一目标,培养后继之人才,认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教育学术论文:英国中等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研究 摘 要: 受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向来注重学术课程,相对轻视职业课程,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属于典型的分轨模式。政府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采取了很多措施,仍未能消除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对立状态。英国课程专家麦克・扬在《未来的课程》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英国分轨模式的不足,并从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整合中学阶段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主张。 关键词: 英国 中等教育 学术课程 职业课程 整合 英国素有崇尚精英教育的传统,政府对学术教育过于偏爱,而给予职业教育的支持却很少,尤其表现在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英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典型的分轨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几乎是完全彼此隔离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组织的变革,特别是职业结构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界限的打破,使得以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划分为基础的中学课程设置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政府改革措施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等教育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沟通与衔接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一)80年代:学科课程改革。 80年代末,保守党政府对中学课程主要提出了两种批评意见。第一种意见可以追溯到1976年拉斯金演说,该演说认为英国中学课程不能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批评意见是:学校选择课程的自由是导致大多数学生成绩较差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成绩差的主要原因。① 上述两种批评意见都可以看成是对学科课程不断加深的危机的反映,从这些批评中,以及与经济上更成功的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的教育成就的比较中产生了两种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中学课程应该职业化,使得学生离开学校时更容易就业。这种职业化的主张体现在1983年开始在普通学校实施的“技术与职业教育行动计划”(TVEI)和1985年推行的职前教育证书(CPEV)等政策措施中。第二种主张表现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中,在传统的学术科目方面设立全国性课程,并设立7、11、14、16岁考试,而且第一次把技术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学术课程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对学术课程加以根本改变。其实,这些措施都只是局限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某些变动,或者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普通教育的内容,或者在学术课程中融入职业教育要素,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变动。 (二)90年代:资格制度改革。 到了90年代,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各自为政的状况受到更多的批评。课程专家批评学术轨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以及职业轨的质量差、可选择性少,建议应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结束教育与培训之间的分离。 1991年政府白皮书《面向21世纪的教育和培训》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GNVQ),这是一种兼顾就业和升学需要的资格,与指向具体职业领域的国家职业资格(NVQ)不同,它将学历教育同职业培训相结合、相沟通。白皮书强调要建立现代学术和职业资格体系,这两种资格应该一视同仁,青年不应该再受到已经过时的“区别对待”。不过,事实上政府并没有结束这种区分,而是建议以高级水平证书、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基础,建立三轨制教育资格制度。1996年,容・迪尔英爵士发表最终报告,标志着英国16―19岁学生的资格制度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该报告的中心议题是“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统一的全国性资格制度框架”。但该报告既有走向统一课程的建议,如调节机构的合并、GNVQ分成六种或三种单元模块,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统一的、更灵活的课程奠定基础,又有更加分离课程的建议,如报告强烈支持使三种资格途径更加清晰,其实是扭转了三种途径逐渐融合的趋势,后退一步使三种途径变得更加具有特殊性。因此,该报告“并不必然使得我们的学校向更加统一的制度迈进”。② 英国一系列资格制度的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改革都是在保证学术资格的标准不被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除了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设立核心技能AS-Level的妥协性建议之外,学术资格没有任何变动。另外,设立统一国家职业资格的目的在于结束英国众多职业资格证书冗繁无序的杂乱状态,然而NVQ和GNVQ实施后,原来的很多资格授予和认可机构及它们所管理的资格证书也都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达到减少资格数量、刺激学术资格和职业资格融合的目的。③ 二、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麦克・扬《未来的课程》中的观点 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杜威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关于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论点,构成了麦克・扬整合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批判的职业化主张”,明确了整合学术科目与工作世界之间分离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就是开发学术科目的“职业层面”。与80年代课程改革所体现的新职业课程观的考虑相反,他认为,学科课程不但不应该减少,反而应该面向所有学生,并与对劳动世界的理解和经验相结合。使学校科目的职业层面更加清晰的方式是:这些科目不但可以使学生接触概念和思想,而且应该使学生理解成人工作世界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从未来课程的课程原则、课程策略、课程目标及资格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具体的改革主张。 (一)课程原则 职业的高度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国家和经济的内在属性。麦克・扬区分出了经济上两种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和联系的专业化。分化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大规模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中对任务的认识和执行的分离;联系的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制度时期的产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过程要最大限度地所有雇员的最大潜力,强调团队工作。 在他看来,不同的专业化形式在课程上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表现形式。分化的专业化在课程上表现为学术课程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课程的狭隘化,继而导致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而联系的专业化表明了不同专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它强调不同的专家都要形成某种整体意识,即意识到他们的专业化和整个课程的关系。它力图超越“做人的教育”与“做事的教育”之间的传统分离,④要求在课程中建立知识和技能的联系,并使课程与更广泛的教育民主和社会目标相联系。于是,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麦克・扬提出了构建未来课程的基础原则: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灵活性;建立核心内容和专业学习、普通(学术)学习与应用(职业)学习之间的联系;提供个人进步和学分转移的机会;对课程总体目标的清晰认识。这些原则可以视为麦克・扬基于当前经济的变化而提出的构建未来新型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策略 麦克・扬所认为的课程策略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在评判原有两种相关的课程策略――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和模块化方式――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所谓的“联系”的策略作为未来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 模块化方式,是指灵活地把课程内容分成多个小的学习单元,这些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系列地方性行动的产物,目的是改革中学的学科课程,适应TVEI鼓励的新型学习。以结果定义课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强调对学生先前学习经验的承认,课程内容能够并且也应该根据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安排。但是,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们片面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忽视了对新的教育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教师的新的专业能力的需要;按照这两种方法组织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学大纲、知识体系等与具体的学习目标之间存在对立。 麦克・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将模块课程、结果课程与学习者的志向和需要、系统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联系”的概念首先认识到学习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有意无意地是在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建立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发生的。它强调需要把学生和教师的目的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的知识经验,在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设计特定的模块,开发什么样的模块取决于现存的工业政策。它强调学校或学院整个课程及其组成要素的相互依赖,这些要素包括:学术科目和职业计划,学习者支持与指导,与更广大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以上可以视为麦克・扬在以联系的专业化为基础的课程原则或框架内对未来课程策略的设想。 (三)课程目标 在这部分,麦克・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每个学校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课程目标;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学科的教学应该怎样与学校整体的课程目标相互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等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触各种基本的专业知识领域,也不只是学习适应特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它也应该注重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成年人和公民的个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的理解、把握及其相应的技能”。 麦克・扬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批判传统中学课程的科层制整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在科层制模式下,科目教学占据主导地位,个人和社会教育作为特定的课程目标受到忽视。然而,随着全国性目标和排名制度的建立,科层模式受到了挑战,“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他接着提出了课程整合的联系的方式,这种方式通过两种形式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目标整合到课程中去:首先,它不从具体的科目开始,而是从更广泛的课程目标开始,并考虑这些科目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其次,它不从全国性课程的要求出发,而是先考虑每个学校怎样确定课程目标,并考虑他们怎样才能达到全国性课程目标的要求。⑤ (四)资格制度 在此部分,麦克・扬在分析政府已有改革措施特别是在评判迪尔英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学习社会资格制度的设想,并进一步明确了未来高级水平课程的改革方向。 麦克・扬认为迪尔英报告中关于资格制度改革的建议没有意识到资格制度变化的过程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面组成的,包括政府、条例、认证、证书和测验;仅仅通过管理机构的合并统一不意味着必然会运作一种更加统一的认证制度和证书制度;它忽略了影响到未来资格制度发挥新的作用的背景的变化,没有认识到学习化社会要求不能把资格制度看成是一种学习结果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能够胜任持续学习过程的标志。 在此基础上,麦克・扬提出了改革构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更强的框架和观点。提出改革的前景是在18岁以上学生中建立一种总的证书,作为体现未来资格制度特点并有助于达到那种目的的一种方式,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共同的测验方式、模块课程、核心技能等。(2)扩大层面。建立统一的资格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管理机构合并的层面上,应扩大改革层面。例如,建立学术和职业资格的共同的测验和评分制度。(3)重塑学习化社会的资格制度。为了适应人们终身学习的要求,迪尔英报告的四种水平应该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提高水平联系起来,并成为鼓励人们在横向涉猎不同领域、在纵向寻找新的职业机会的手段。以课程的单元化为基础,学分转移、学分累积,在面向终身学习的资格框架中变得更加重要。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努力消除中学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的分离、对立局面,尽管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特别是麦克・扬对于学习化社会中课程的设想和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探讨课程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我国新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教育学术论文: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学术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探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有自己的特殊研究范围和规律性,对它们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立足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的鲜明特征。长期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研究过多,而忽略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政治性和学术性矛盾凸显,政治性主导作用因学术性研究的缺乏而面临失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加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性;文化性;实践性 1 汲取前人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来的……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文化一方面借助教育得以更好的传播和保存,另一方面也赋予教育以更宽广的领域来面对社会的多方需求。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生生不息、源源流长的社会文化都是其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性使得它对于优秀文化资源的利用更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主要在于人的正确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确实,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政治性较之文化性,是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本质规定性。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则将与智育、美育等无异,并无以在众多的教育形态中以其独特性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人们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以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要实现这些教育目的,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都很多。“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更把‘诗教’看成最重要的政治教化活动之一……到了魏晋时代,文学已经觉醒且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包括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宇宙之和。中国的艺术自觉追求表现天地之心,拟太虚之体,因而也把和作为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的价值信念,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核提升的。”主动吸收来自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紧跟时代潮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有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价值。密切联系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明学科特色。 2 经理论严密论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学科的理论体系才能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最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解释了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的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根本目的和任务。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中相对比较稳定的一部分。社会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必然形成各种思想观点,造成人的思想复杂性。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必须全面考察教育对象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周围所处的人际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以便把握其思想形成、变化的外部客观环境。由针对性地组织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同时,人的思想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作用。依据这一原理,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一次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早就和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理论。因而,它必然成为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意识不会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指导群众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的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社会矛盾,科学地分析和把握每一社会矛盾引起的物质原因和社会条件,从而引导人们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做好矛盾的化解工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对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 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提升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历史和现实也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体现不出来,思想政治教育就走不出经验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提高水平和效益,其作用就势必受到怀疑,并进而使其价值和地位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总是适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的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性,说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并从实践中抽象提升,形成真理性的认识,最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及相关理论。正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一旦形成,又会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有广泛实践性的科学理论,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引导并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开发人们的智力水平。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同时,以人为实践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立足于现实,根据各种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自身,超越旧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以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学术论文:打造专业学术交流平台 服务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 摘 要:培育科学研究环境是当前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内容之一,但是匮乏的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抑制了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成为该学科建设的“短板”。因此,适时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成为该学科建设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探索,首先,引导从业者正确认识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考虑单独或联合创办专业的学术交流期刊,并逐步落实相关工作。 关键词:国防教育 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 学术平台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从无到有,建设层次也在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国防教育已经逐步从课程建设中走出,开始向更高层次的学科建设迈进。但是,回顾国防教育建设历程就会发现,科学研究与其他方面想比较,始终是一个“软肋”,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专业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平台缺乏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很多国防教育者在进行科研时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即自己的学术成果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展现,且大家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分散,缺少一个长期固定的、可以集中交流的文字媒介。久而久之,从业者投身科研的积极性降低,科研水平难以提升也就逐步成为国防教育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无论是现实还是长远地看,国防教育都需要创办一个专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为这既有助于解决科研人员在工作当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又有助于行业学术成果的交流和科研学术水平的提升,还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那么,打造国防教育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正确认识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对学科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是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课程建设向学科建设跃升的必然结果。根据教育学理论,从课程建设转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质的飞跃,相应地对学科从业者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亦然。通常,“学科建设(disciplinary development)”就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1}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等。{2}可见,与科学研究相关内容的建设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相应地,对于科研成果的展现也比课程建设时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建设时期强调的是科研的孕育、生长,而学科建设时期则要求对科研做整体规划布局,成果的展现是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其他成熟学科拥有的众多专业学刊就是例证。国防教育要想“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3},即成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4},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显然不可或缺。 其次,创办专业学术交流平台(有可能的话,出现多个),不仅能帮助科研人员解决工作当中面临的学术成果展现和交流的难题,而且还会从整体上激励和提高全国国防教育科研的水平,进而推动和完善国防教育学科建设。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6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要求国防教育者投身科研,“积极参加……学术研究……开创教学科研工作新局面”{5},努力成为教学与科研的双优人才。但是,在实践中,国防教育者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处在发文章难和难以交流的窘境当中,要么不少期刊编辑部不认可国防教育学科科研成果,要么已有的成果分散、凌乱,最终国防教育者不得不各自为战,交流沟通的渠道偏少,这些都制约了学科科研水平的提升。而专业学术交流平台一旦创办成功,并且出现多份,显然有助于国防教育者走出当前窘境,调动和激发后者的科研积极性;反过来,国防教育科研成果通过专业期刊等平台集中展示,使从业者在了解整体学科成果和水平的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如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实现共同进步。显然,此举有助于国防教育行业整体科研水平不断提升,无疑对当下的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鼓励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单独或联合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 创办国防教育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考虑到刊号的审批、编辑人员、资金等一系列切实问题,创办的难度不小,这是远非一般国防教育集体所能承担的重任。担当重任的单位必须有多年的国防教育经验,雄厚的科研基础和较高的科研水平,相当的人员的编制,充沛的资金保障,以及顺畅、广泛的行政和学术关系,等等。即便如此,在创办过程中,考虑到工作的难度,这些单位在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积极争取相关方面的大力协助。那么,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具体工作的落实。首先,如前所述,基层单位要意识到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性,以及对促进学科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共识,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共识,最终促成行业共识,以期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学术平台创建工作。其次,创办专业学术期刊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刊号的审批、内容编审、人员的选拔与编制问题、资金的保障等,这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具体操作中,承办单位要克服困难,努力争取上级主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解决工作的外在条件需求,其间既有政策方面的支持,也有资金、人员配备方面的保障;同时,内部更应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调动和激发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只有内外合力,才能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平台创办工作的顺利推进。 2.内容设置。首先,在专业学术交流平台内容设置问题上,要贴近和服务于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在国防教育学科建设范畴内,宏观上,可以将学科布局调整、学科组织完善、学科制度建立、学科建设方向确立、学科基地建设、学科的学术成果建设、学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学术环境建设等众多学科建设的内容涉及其间;微观上,以教学内容为例,国防教育分为军事理论教学与军事技能训练两部分,因此内容设置最起码应顾全两个方面。其次,主编应及时把握各时段的学术热点或突出问题,以卷首语征文等方式,引导国防教育者认真思考,并以论文的形式阐述各自见解,以期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次,设置一个固定的交流、辩论平台,为大家就某一问题发表不同见解提供空间,以期在交流甚至辩论中提升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最后,预留其他内容的空间。 3.严把质量关、科研风气关。首先,严把质量关是任何一个学术平台生存、发展的关键,国防教育专业期刊也不例外。期刊的质量关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定的树立,并且要一直抓下去,时刻不得松懈。期刊上刊登的文章一定要高水准,必须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该修改就修改,严格要求,并且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确保将最优秀的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而促使国防教育科学研究在较高的起点上扎实推进。“高标准,严要求”,既关系到期刊的长期发展,也影响到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各方必须加以重视。其次,树立科学严谨的科研风气,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科研风气和学术氛围必须从学术平台创立伊始就要树立和培育,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要不断地强化。“科学严谨”是对任何一个科研工作者、机构最起码的要求,学刊也不例外,后者要勇于与破坏学术规范的行为作斗争,引导、监督集体和个人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有序和健康进行,着力营造、维护和保持科学严谨的学术风气与氛围,并使其成为一种集体的规范,进而配合学科建设,将科学研究规范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进。 综上所述,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并适时引导有条件的国防教育集体创办专业期刊,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既可以解决本学科科研工作中的部分现实难题,激发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可以提升国防教育整体科研水平,消除学科建设当中的潜在“短板”,且源源不断结出的理论硕果又会服务于学科建设。 教育学术论文: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作者简介:王巨光(1965-),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广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南宁,530004。 摘要:教育学术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这规定了批判与解放性是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教育学术才能使自己获得坚实学术合法性。新时期,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的问题不是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如何突破对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束缚,如何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乃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教育学术本质品性的张扬要通过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这种主体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往往需要结合教育学术工作者身处的具体历史文化和自身状况而真实展开。 关键词: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哲学之才 关于教育学是不是独立学科是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惑着教育学术工作者的难题。我国教育学术界在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多来教育学术时,围绕该问题,不时展开热烈讨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己见,针锋相对,都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我国教育学术危机并不是由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缺乏造成的。本文尝试探索教育学术的本质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和解答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所在。 一、批判与解放性: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 由必须致力于实现教育本体价值所决定,教育学术的本质品性即为批判与解放性。教育本体价值就是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包括知情意在内的人性。[1]151为成功履行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真识之天职,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以发展人性之最高价值尺度作为标准,对一切束缚人性发展的东西进行批判,并为把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付出理性甚至行动上的努力。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看来,批判是认识与解放旨趣的统一。[2]200-201我们据此认为如果不立足于人的本真解放和自由,本真批判有可能沦为伪批判;如果不进行甄别真伪、区别善恶的本真批判,本真解放和自由也有被滥用、被扭曲的危险。[3]批判与解放是具有同一性的一体两面。 教育具有服务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具有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实现主体间和谐交往的社会实践功效。诚然,教育学术也具有服务于促使这些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功能。但不立足于发展人性之本体价值,教育工具价值也往往容易被扭曲。教育学术必须以教育本体价值为本,才可能有效防止教育工具价值被扭曲、被异化。因此,保持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是教育学术促使本真教育工具价值实现的需要。 按照哈贝马斯对人类认识旨趣的三种划分,我们认为教育学术的根本旨趣就是解放。哈贝马斯把人类认识旨趣区分为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并认为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分别是以这三种旨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实,解放旨趣终究是人类认识的最为根本和一以贯之的旨趣。首先,如果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类的命运,那么,打破“枷锁”获得解放就是人类永恒的高贵追求。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地取决于解放旨趣。其次,哈贝马斯所说的其他两种旨趣归根到底也是以解放旨趣为基础的。试图通过技术及其活动支配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技术旨趣,其根本的意向是把人类从自然界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间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实践旨趣,其本身与把人从相互反对、相互敌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意向具有同一性。而且,以下严酷事实的存在更凸显了直接追求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解放旨趣及其以此为基础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突出地位和至关重要性。在当今社会,技术旨趣所创造的成果被统治集团滥用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实践旨趣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对话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阻扰和破坏,达成共识的途径仍然被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的少数人所操控。[2]12-14在此背景下,教育学术需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正好回应了需要变革的当今时代对现代学术的真切呼唤。 教育学术具有以其他学科及其成果为基础,可以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研究的特点,但只有张扬其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才可能显现这种研究特点之长,并在建构关于教育及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中使自己在现代学术园地里取得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地位。随着传统学科研究领域相互重叠的出现,多学科参与的各种专题研究的兴起,打破传统学科分野的新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不可逆转。[4] 顺应这种趋势,教育学术张扬自己本质品性,能焕发自身更旺盛的生命力。杜威超越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位促进美国学术和教育进行重大改革者霍尔的地方,就在于他秉持更为深刻的批判与解放精神,不仅从心理学,而且适应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从而,把需要多学科参与的教育改革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5] 王巨光:论教育学术的批判与解放品性 教育学术以批判与解放性为本,立足于人的理性自主性,反对人间一切或隐或现压迫、压制力量及其意识形态,反对一切不合理的支配、束缚、操控,反对一切放弃主体性的依赖、顺从、奴性。并诉诸于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诉诸于文化深层结构批判。因为批判本身蕴含反思性,完整的教育学术批判必然包含指向对自身的批判。当然,具有不同背景的教育学术工作者,总要依据自己所处的国情特点、时代及具体历史条件,构建具有不同内容的批判与解放主题,并开展创新性研究。在革故鼎新、大胆尝试和敢于实验成为美国社会的金科玉律,皮尔士、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兴起之时代背景下,适应当时美国教育改革的需要,杜威对保守主义教育哲学进行批判,发展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而影响深远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德国的解放教育学和批判建构教学论遵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路,主张通过对个性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批判和解放,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目的。”[6]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为广大被压迫的拉美民众代言。为了启发他们的觉悟,实现他们的解放,他以非凡的勇气、过人的胆识进行彻底的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并以高超的智慧、渊深的知识创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锐意识。”[7]堪称被压迫者教育圣经的弗莱雷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超越了它自己的时代和作者的时代。以陶行知、晏阳初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中国一些著名教育家及教育学术工作者,为实现“民族再造”,对升官发财科举教育余孽进行彻底否定,对当时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误教”现象进行无情批判,高扬解放人性的民主主义教育伟大旗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教育实验,对我国具有健康民族性的民主教育建设事业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如何建构批判与解放性主题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新时期教育学术根本性问题:强化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里,我国教育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与否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教育学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似乎有利于建立和维护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学术自尊,但如果为所谓的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迷惘、甚至苦恼,实际上是错置了新时期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并不是教育学术危机所在。如果我们把握住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我们有望超越教育学是独立学科还是作为其他学科应用之“术”的争论。因为只要存在关于教育及其发展人性的新知和真识需要去探索、发现、建构,教育学术工作者又能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并能成功履行自己的天职,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育学术危机问题。相反,教育学术的真正危机就在于其失却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教育学术工作者在履行天职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不是如何走出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而是如何挣脱、突破束缚教育学术自由探索的各种外在和内在的支配及控制,强化教育学术工作者及教育学术界批判与解放精神和能力。反思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学术研究现状,可帮助我们认识问题所在,并引导我们发现我国教育学术研究不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改革开放前特殊年代里,当时的教育学术根本上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教育学术及其批判可言。其所谓的“教育批判”和“教育革命”不过是以颠倒的标准进行伪批判和假革命而已,其实质是为各种阶级斗争活动合法性做辩护,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进行论证和做注解。这种被扭曲的“教育学术”甚至成为倒行逆施的帮凶。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国迎来了文化教育的春天。我国的教育学术逐步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支配成为可能。但是,“极左”的思维方式往往无孔不入,比如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就一度深刻影响了教育学术界。当我国全面现代化的帷幕拉开并逐步深化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在全面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推进后,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否在总体上逐渐摆脱了被支配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性,进而张扬了批判与解放的精神和能力呢?事实难以令人做出乐观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到,我国教育学术在取得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支配的胜利后,却又开始受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认为只要把生产力增强了,把经济搞上去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严酷的历史事实表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畸重畸轻的做法必然会使人类付出沉重的代价。 剖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教育学术界是如何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其自主性及批判精神是如何再次丧失的。在这场大讨论中,共有300多篇,洋洋洒洒共200多万言,林林总总形成25种关于教育本质之说。但正如郑金洲所认为的,“这一切,仍未能令人满意。各家各派虽力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几乎都包含难以克服的悖论,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之声不能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回答”。[8]192教育学术界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其研究与讨论的前提预设是否存在问题,开始意识被引以为“金科玉律”的东西是否已演变为某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他们却并未这样做,而是仍然在概念框架里兜圈子,希图从关于本质与质、本质与规律、本质与功能等等的关系之辨析中,从对所谓事物内部矛盾或其与外部矛盾关系的分析认识中,求索走出迷宫之路。[8]193-207更为令人遗憾地是,当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动掀起,乱象丛生的学校教育遭到有识之士痛切批判之时,却未见中国教育学术界主流反思与质疑,并运用理性的力量,对其进行严肃、彻底批判。 众所周知,教科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演变成社会生活中政治或生产力(经济)决定文化、教育,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所隐含的决定论思维模式实质上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独立自主性被任意侵蚀之错误行为提供了可以借以进行辩解的潜在理由,甚至为一个活动领域及其权力者支配、操控、压制另一个活动领域及其人员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论证。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及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论战不仅没有进行前提性批判,反而把以上所谓的原理及价值观念作为“真理”而设置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从而使我国教育学术曾一度陷入某种深刻危机。 对于这场教育本质大讨论,涂又光先生有独到见解,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正本清源的解读,发现教科书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认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误读。[9]他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为事实根据,通过深刻哲理性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之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不能搞相互决定论,而平等互动律才是人类这些不同性质活动及其领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关系原理。[1]152-153涂先生的深刻批判及正确认知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重大成果。 三、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教育学术本质品性张扬之道 教育学术要张扬自身批判与解放的本质品性,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如何进行理性思维的问题,毋宁说是教育学术工作者对教育学术采取什么样态度和秉持什么样学术精神的问题。是把追求学术自身内在价值作为学术活动目的,还是把学术仅仅作为谋生与晋升的手段是对待教育学术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活动路线。毫无疑问,我们应取的是前者。也就是说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席勒所倡导的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我国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作为价值尺度,自觉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强化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方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张扬其本质品性之道。 席勒在1789年耶拿大学任职演讲《什么是世界史及为何要学习世界史》中分析认为,利禄之徒斤斤计较自我的得失。他们不是从内在精神财富中,而是从别人对自己认可、所给予的名誉和待遇等方面寻找报偿,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动力来自外在的刺激和鼓励。哲学之才恰恰相反,他们不懈追求更新更好知识,永远走向更加完善的境界。他们在研究对象和孜孜不倦追求本身中获得激励和报偿。[10]我们可以认为利禄之徒学术活动受工具理性支配,[11]31-32也即他们为达到个人狭隘的功利目的而权衡如何利用所谓学术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禄之徒把工具理性极端化就会使学术活动沦为反人道的手段和工具。二战时期,德国一些人类学家为讨好和效劳于法西斯政权而用他们的所谓人类学“知识”服务于法西斯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学家及其所谓的人类学“知识”成为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在世界学术史上写下了耻辱的一页。哲学之才学术活动受价值理性支配。[11]31-32他们崇尚探索真理、建构美善,而不计较自己的学术活动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或危害。哲学之才为了追求真理甚至可以把自己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宁死不屈,视“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乐趣”,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如此。这样的哲学之才显然是最勇敢最有力量的人。巴西著名教育家弗莱雷因为自己激进的教育思想和行动,遭到巴西军人政府逮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经历了长达16年流亡生活。但他矢志不渝,历经磨难,在自己流亡生活中,加深和升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终于铸就成影响深广的被压迫者的解放教育学。就理想类型而言,哲学之才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是具有独立主体自主性,不断自我超越的人。而利禄之徒在斤斤计较自己偏狭而非正当私利时不可避免地沦为假恶丑弱的懦夫。毋庸置疑,远离利禄之徒而成为哲学之才,在追求完美境界中而不断自我超越应成为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以理想型哲学之才为价值尺度,结合历史文化和教育学术工作者自身等方面的实际,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的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批判自己精神深处文化负面性东西,突破“二人”关系法则的规制,把自己从异化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指出,中国人用“二人”关系给人下定义,正好把明确的自我疆界给铲除掉。[12]我们认为,生活在多重“二人”关系之中的中国人往往由各种“二人”关系中的强势一方来定义自己。按照孙隆基的分析,中国文化重视营造温情的 “二人” 的“和合性”。我们不难看到,在富有所谓“人情味”的“二人”互动之中,弱势一方在追求安逸地顺从及舒适地依赖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自治性。我们的确不时能发现掩盖在温情“二人”关系下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程度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被这种关系所笼罩,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人”关系性质与法则。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在自己与各种优势力量之间,特别是与直接掌握自己切身利益的威权者之间习以为常的互动中,洞察“二人”关系性质,并分析“二人”关系法则对自己隐蔽的规制作用。在他们与威权者的“二人”关系结构中,前者自觉不自觉把自己作为对方的“自己人”,并通过后者未必是以哲学之才的标准对自己的肯定和赏识来对自己加以认同并建立自尊。同时,后者也的确很有可能把前者作为“自己人”,更多地在物质生活、荣誉待遇方面给予温情和照顾,而对他们主体的独立自主性、精神超越性并无什么真正兴趣。就这样,在互以对方为重的过程中,前者对思想自由、学术自主原则及教育学术批判与解放本质品性可能被侵蚀不设防。更为严重的是,前者把后者视为“长者”,对其有严重的孙隆基所谓的“母胎化”依赖,不仅哲学之才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树立不起独立自主人格,而且时常在后者面前,其行为表现为成年人的“儿童化”。因此,根据中国文化“二人”关系法则,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教育学术工作者可能会因为像中国家庭里孩子被家长所对待那般,被“温情”、“善意”管理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抱怨,但他们并无什么大的决心要坚决割断与“母体”相联系的“脐带”,以使自己“心理断乳”而健壮成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般而言,他们要对需要变革的现实保持合理的距离,并对其采取某种程度的超然态度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努力揭示中国“二人”关系法则是如何隐蔽而“甜蜜”地扭曲健康人性的,暴露畸形的“母胎化”依赖是如何严重影响健康的学术思想工作的。否则,教育学术工作者主体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也就根本谈不上。 (二)立足于普适性价值,批判追求短视利益的狭隘性,打破思维定势惯性,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一,警惕权势的异化力量,不可为各种“霸权”所支配并为其代言。很难设想不重视普适价值,能有对真善美的真正追求。为实现普适价值的努力与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学术工作者以哲学之才要求自己,必须重视人作为人的尊严,不管性别、种族、国别、民族等因出身而产生的人的先天性差异而同情人间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弱势者、被不公正对待者。对人间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型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警觉。新时期教育学术工作者必须具有人类普遍尊严、普遍利益代言人的高尚情怀。认同于此,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从思想与精神的僵化中解放出来。 第二,确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之天职,打破学科独立性思维定势和情结的羁绊。“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 [13]29教育学术工作者要靠思想与真理而活,就必须首先为思想与真理而活。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成功地履行自己天职,就是对他们自己合理的世俗利益最好保证。研究新时期关于所谓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的讨论,我们不可否认为教育学是“学”的辩护而所做的努力具有发展教育学术的良好动机,但也暴露教育学术界不少人这样的恐惧心理,即害怕因教育学学科独立性的失去而影响教育学在大学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建制。因为这种情况果真存在,在他们看来,不仅会影响从业者的职业认同,而且会更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固然不可否认教育学术工作者为了自己正当的利益,对学科独立性进行某种程度辩护的合理性。但同时必须明白的是按照传统学科分类标准而成立的学科独立性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教育学术工作者应该以追求真理的思想者为志职,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探究高深学问。他们应该既积极投身于丰富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扎根于教育实验,获取宝贵的研究材料;又以哲学之才的宽广胸襟,海纳百川,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成果,并张扬批判与解放精神,勇于和善于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这才是教育学术工作者成功履行自己天职的充分必要条件,才是他们自我实现之道,是他们自我认同的根源。 (三)批判脱离实际、空疏的学术作风,走出象牙塔获取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把自己从自我营造的狭小研究空间中解放出来 诚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认为的“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参与。很难既为思想而活,又不试图去影响社会”。 [13]32因为教育学术及其成果毕竟要触发、指导和服务于对人发生积极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能完全躲在象牙塔里做书斋式的学术。为获取人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新知、真识,教育学术工作者就不仅需密切关注、积极参与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而且有时还需要深入社会,扎根于其中,深度开展如何发展不同教育对象之人性的教育实验活动。教育学术与积极影响社会、影响民众的社会参与活动在此有机统一起来。民国时期,以著名教育家晏阳初为领袖的一群教育家及乡村教育工作者,无情批判当时学术工作者高高在上,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空疏的学术作风,毅然深入乡村,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活动,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知真识而获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对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给予了很好的指导,影响深广。他们融主体自我批判、教育学术、民族再造于一体所从事的“真理的政治” [13]34对当今我国教育学术工作者如何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实现自我解放富有深刻的启示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研究存在两大颇引人关注的现象,其一是令有识之士忧虑的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弱化;其二是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危机问题的大讨论。把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二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研究,可帮助我们洞悉新时期我国教育学术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教育学术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下教育学术危机所在,而在关于教育学学科独立性讨论中,人们在各执己见的热闹争论中而遗失教育学术工作者的天职,恰恰就是教育学术危机的某种表象。拯救教育学术于危机之道还在于每个教育学术工作者能勇敢地、不断地进行主体自我批判,增强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的精神和能力。 教育学术论文: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具有浓厚的“学科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地扎根于教育学的地位窘境,它使大量的教育学研究生陷入迷惘和尴尬之中。笔者通过回顾和反思自身八年研习教育学的经历后认为,教育学的地位困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教育学知识在积累、独立性、逻辑特征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宿命”。教育学研究者一方面应意识到基础学科的价值和局限,并至少掌握一门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应认识到教育学的价值和限度,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洞见,从而树立学科自信。 关键词:教育学;教育学研究生;学科情结;学科地位 前不久,笔者偶然在西南大学主办的“教育学在线”中看到一篇题为“教育学研究生是豆腐渣”的帖子,[1]标题本身便足以激起每位教育学人的愤怒。该帖指出,考研大军中流行的口头禅是“考研究生上不了学,那就考教育学。”平心而论,文中所列理由大体属实:内容不多,好掌握;专业方向多,招得多等。事实上,国内外对教育学、教育系科及其教员、学生、课程等批评和讽刺不胜枚举。这些文献表明,在许多人眼中教育学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这种处境不仅令初入教育学之门的本科生、研究生感到困惑,甚至一些“登堂入室”的学者有时也免不了迷惘。教育学界前辈胡德海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此深有体味[2]: 我在几天的会上,亲耳听到不少老教授、老专家激昂慷慨的发言,……总的是谈教育学的困惑和迷惘多一些,教育学的尴尬局面依然挥之不去。有的说:“我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有的说:“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而是从事别的专业,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一种无奈的心情溢于言表,困惑与迷惘的情绪扑面而来。……我想我们这些老教授老专家其职责本是解我们的学生,其中包括大学教育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学习、研读教育学专业中的种种困惑的,而现在倒好,在他们的头脑中倒说有这许多不解之惑,他们怎么能够解学生之惑呢?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当代研究的趋势是打破界限,展开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探讨教育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是落伍的“学科情结”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早已终结,研究者理应抛弃“学科情结”,将其作为多学科交流和对话的舞台。然而,对教育学研究者而言,这绝非转变观念那么简单。因为,目前知识生产和学术人才培养仍以学科形式为主,学科情结是研究者在学术生活中形成的自然情感。 笔者与教育学结缘已八年,经历了从局外人无知到局内人迷惘、怀疑、理解的过程。期间,我在教育学的学科认同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此而来的困惑和痛苦也是许多教育学研究生正在经历的。在此,笔者愿回顾自己研习教育学的学术苦旅并与诸君分享我的思考。这也许对那些处于迷惘中的教育学学子不无裨益。 一、遭遇教育学的困惑 我于200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教育学原理专业。之前,我没有读过多少教育类的书,居然能够考中,感觉颇为意外。如今想来,当初报考教育学专业时潜意识中未尝没有“教育学容易考”的想法。虽读过《围城》,但我未留意书中对教育系的嘲讽。[3]也许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地位还不算低,我没有感受到其他学科的敌意和轻视。总之,我对教育学知之甚少。 张建国:一名教育学研究生的学术苦旅硕士期间,我对教育学有四点比较深的印象。首先,每年五六月份,我都会旁听本专业的学位论文答辩,其中最为答辩委员诟病的是论文撰写中的“两张皮”现象。教育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系指论文利用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用相当大篇幅阐述其原理,而后依该理论从中推演出相应的教育命题,后一部分篇幅较小。问题在于,两部分不仅比例失调,且往往难以融为一体。其次,教育学研究生似乎严重缺乏共同的专业知识。除所有学生必修的数门基础课程和若干教育名著外,研究生们在学习中共享的专业知识很少,常见的是依托“人头”的现象。所谓依托“人头”就是借用其他领域(主要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学者的理论来探讨教育问题。在我的同学中,有人钻研狄尔泰(W.Dilthey)、伽达默尔(HG Gadmer)等人的诠释学,也有人倾心于布迪厄(P.Bourdien)、吉登斯(A.Giddens)等人的社会学理论,而我则醉心于马克思(K.H.Marx)的著作。人类知识的海洋仿佛是教育学的素材库,任其取用。那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读愈多教育学之外的书,便愈发对“科班的”教育学著作敬而远之。第三,我发现,对人类理解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一般都来自相关的基础学科,且很少接受过教育学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皮亚杰(J.Piaget)在1965年便指出:“为什么教育学却很少是教育学家的著作呢?这是一个严重的,永远存在的问题。”[4]第四,教育学的著述中经常充斥着大量正确的废话、弥漫着矫揉造作的道德热情、混杂着模糊难懂的“外来”术语。著名教育学家陈桂生先生曾抱怨:“教育学陈述中,既有过多的常识和自然语言、同时又常常冒出缺乏常识的提法和令人费解的语词。”他以国外一本关于课程的教育学著作为例[5]: 这本书中,充斥着像“课程建构(curricular construction)”、“反省水平(level of reflection)”、“分类学(taxonomy)”、“革新(innovation)”、“革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最优化学习顺序(optimized learning sequence)”……“隐含的背景(implicational context)”、“可演绎的假设(deductive hypothesis)”、“复杂性还原(complexity reduction)”等术语,其中有不少令人难以捉摸的词语。……如此陈述,除表明不让人懂得的决心而外,不知还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初次见面,彼此介绍各自的专业。当我报出“教育学”这个专业时,人们活跃的表情立刻变得木然,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沉默。他们的沉默有充分的背景和理由,但就是这些理由令我寝食难安,不由得替“教育学”生出些悲哀来。 教育学界前辈孙喜亭教授曾不无心痛地感慨:“我们不笨,不懒,也不乏悟性,可是我们怎么了?我们所从事的教育学怎么了?它们是那么地被人看不起!”[18] 对一名教育学研究生来说,最大的尴尬和痛苦莫过于承认:自己的学科地位不高,价值不大,且前途渺茫。这的确是不少教育学人内心难以回避却又不愿承认的残酷事实。但是,接受这个事实只是意味着,在学科的“地位游戏”中,教育学处于不利地位,绝不表示其没有价值,无深入研究之必要。可以说,在人类知识的等级中,某类知识地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神学在中世纪何等尊崇,而今却一落千丈;自然科学在近代之前只是在大学之外才得到发展,现已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教育学研究者的工作很琐碎,且价值有限。也许,“卑微的”教育世界激不起雄心勃勃的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但是,只要教育,以及研究教育的学问即教育学还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便要继续与教育有关的“卑微”事物打交道。 在不利环境中,也许教育学研究者应降低对教育学的期待和承诺,少一些喧嚣浮华,多一点埋首苦干,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论,多一点有关教育的知识。正如普通人无需因不能成为大人物而自轻自贱,有志于教育学的研究者也不应因教育学地位不高、价值不大而妄自菲薄,亦不应因其难以成为“显学”而失望。教育学研究者承认自己必须掌握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但也知道它们仅仅构成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他们承认教育学对改善教育的意义有限,但仍然愿意努力贡献出独属于教育学的洞见;他们明知治教育学之途的艰辛,但毅然选择以此为志业。这也许是一名教育学人应有的立场。 教育学术论文: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 摘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键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兼职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教育学术论文: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比较研究 摘 要: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距今发展六年,不可不谓之稚嫩,所以当今在研究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学术领域里并不完善。文章围绕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对湖南拥有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招生点的五所高校的培养方案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弥补某些高校全日制学术型教育学硕士培养方案的不足之处,进而对教育实践产生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培养方案;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湖南高校 引言 21世纪,世界已正式迈进知识信息经济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落到人才竞争上。为了让中国在这场新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我们势必得在人才的质量上把好关,下功夫。而培养人才的大计始终要归于教育。 一、研究意义 教育学目前在我国逐步拥有了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高等教育学、体育训练教育学等二级学科。我国全日制教育学硕士是从2009年开始正式招生。目的是为了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的教育研究人员。高校往往其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出大批的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1]。在未来,随着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规模渐渐扩大,关于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全日制教育学硕士也显得日趋重要。本文主要是通过分析湖南五所具有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点的高校的培养方案,以此进行比较研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1.湖南大学。湖南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点下分七个二级学科。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 2.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教育学硕士点包括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三个二级学科。 3.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是湖南省高校中教育学的领军者。拥有湖南省唯一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教育学下分十一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育技术学。 4.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学的硕士点。对于职业教育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颇丰。 5.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拥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全日制学术型的硕士点。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文献资料,阅读、收集、借鉴和分析已有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在联系各学校培养方案的视域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统计分析法。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并展开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拟用图表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从定量与定性的结合上对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 3.比较分析法。以客观的、系统的、统计的方法对湖南五所高校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各个高校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主要有研究方向、学制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等方面。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五所高校培养目标高度统一 培养目标是指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具体化。经过对各校的培养目标进行总结分析,五所高校的培养目标虽描写文字不尽相同,但是其目的高度一致。均为了培养适应我国教育实情,熟练掌握系统教育学理论知识,热爱祖国,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工作作风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能,能在科研岗位做出创新研究的人才。均要求研究生掌握行业内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了解国内外教育前沿动态,善于发现问题并能独立解决专业问题。 (二)五所高校主要研究方向各有所长,湖南师范大学覆盖最广 这五所高校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各有所长,其中涉及最全面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基本覆盖了教育学下的所有二级学科,除此之外,湖南大学在教育史、成人教育学和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方向上独树一帜,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方向研究最为深入。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体育教育学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上,五所大学基本都有覆盖。 (三)五所高校均实行弹性学制,培养方式均注重实践 湖南这五所高校对于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的培养均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3-5年。湖南师范大学的培养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学习制度、导师指导制度、社会实践制度。在学分和分期考核制度上把握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由导师进行具体指导,注重研究生的实践教育。中南大学教育学学科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选学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指导科学研究等。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2]。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教学内容均强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要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创新能力,注重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对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进行全方面地监管与评价测量,保证培养质量,并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实践教学后提交实践学结报告,做好教学结果的反馈工作。 综合五所高校的培养方式,对于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的培养,均采取学分制,中期考核制度。这些做法都很看重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体现高校都在逐渐与社会实践接轨,纯理论学习时代已经远去,导师的作用日趋重要。 (四)五所高校课程设置分布研究 教育人才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学校教育,课程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因此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硕士生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3]。分析比较湖南这五所高校的相关具体课程设置之后,可以一窥利弊,取长补短。期望能对提高全日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通过分析各个高校相关的课程设置,发现五所高校的教育学研究生课程设置大致分为学位课(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选修课(含限选课和任选课)、补修课等。均允许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均要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必须加修所考取学科专业本科生阶段的专业基础课。这是提高跨专业的研究生的专业素质的必要措施。 五所高校的公共学位课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硕士生综合英语。 关于专业学位课的设置,各个学校有所不同。如图1所示 其中,教育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导论、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史在五所高校均属于专业学位课,而德育专题与教育社会实践专题却仅有一所学校即湖南师范大学设置,其中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教育管理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都设置了社会调查与统计课,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都把教育名著导读设置成了专业学位课,这与这两所学校跨专业学生居多不无关系,在研究生一年级阅读多本教育名著对快速提高其专业素养有很大的益处。实际上,德育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极其重要的课程,为师者无德便教不出好学生。虽德育不是所有高校的专业必修课,但是笔者认为,德育是教育工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必修课。 关于选修课的课程设置,笔者搜集了五所高校的限选课与任选课课程,总结如表1所示。 总结出五所高校都设置的选修课课程有教育哲学、教学论、高等教育学、教育经典研读、国外教育文献研读、教育质量与评价、德育理论与实践。湖南大学独特地设置了教育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课,彰显出其对教育改革敏锐的嗅觉,紧靠时展的前沿。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内师范教育的领军者,所设课程覆盖面最广。湖南农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颇有特色。但是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的选修课课程设置数量上稍稍显少,覆盖不够全面,可以适当参考其余院校的选修课程,丰富本院研究生的课程选择。 四、思考与建议 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涉及硕士生教育的各个方面,硕士生培养的行动指南应该根据时代和教育发展的进程,在实践中不断修订。本文从湖南五所拥有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点的高校培养方案的各个方面,对湖南省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有的高校的课程设置存在些许问题,建议各个高校多多参考其他学校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期望本文对我国全日制教育学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研究进程能有一定的帮助。 教育学术论文: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刘镇:信息化时代需要更多跨界思维人才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远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后就读于拉夫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亚洲中心唯一中国委员的刘镇于2014年学成归国,现任ACG国际艺术教育学术总监 作为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废料管理师学会CIWM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建筑技术师学会CIAT会员及CIAT亚洲中心委员会委员,刘镇在专业设计领域具备丰富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经验,10多年国内外产品与可持续设计决策及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曾任职香港理工大学副研究员两年、英国拉夫堡大学教师四年。其后获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及建筑工程学院全额博士研究奖学金,并于2014年取得该大学博士学位。 此外,刘镇还是Andrew Baldwin教授(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曾任英国拉夫堡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第四任院长、创新建设和工程研究中心总监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地政学院院长,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杰出会员,现为重庆大学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英国的关门博士弟子。曾获全球建筑建造信息化领域英文核心期刊常务副主编、国际科学与技术期刊主编特邀担任该两份期刊论文评审。刘镇为国际钢铁协会(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后更名为World Steel Association)所研发的基于真实钢铁厂的虚拟现实钢铁厂和数字教育在线游戏这一项目曾连续获得2004年“欧洲学术软件奖”和2006年英国皇家工程学院教育创新奖。为全球建筑设计和商业咨询公司所开发的交互性模型和数字化模拟内容的英国曼彻斯特Ancoats区中心区域信息模型项目为其赢得了2006年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师协会奖。 除在专业领域内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刘镇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造诣。曾为拉夫堡大学召开的国际BIM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学术演讲,在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作主题学术讲座。至今,刘镇荣获了英国各建筑相关学会及组织所颁发的8项BIM培训证书。12月5日,刘镇在重庆召开的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中国西部区第十一届会员大会暨2015年学术年会上作特邀主题演讲“英国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的发展现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对中国建造产业的影响”。 留学生:你觉得英国在建筑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刘镇:诺曼・福斯特所成立的Foster and Partners是全球第一的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上海也有分公司。我在读博期间,有幸采访过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对整个流程化设计都有一个很精确的控制。每一道工序流程、每一个设计细节,他们都抓得很紧。并且他们对我们所强调的建筑设计里面“知识的可循环利用性”已经管理得很好了,就是会把上一个项目所做的知识信息用到下一个项目中去或者存储起来。他们的这种信息管理是我博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一个方面。 留学生:你为国际钢铁协会所研发的一个项目曾连续夺得两项大奖。能谈谈该项目的设计吗? 刘镇:其实帮助国际钢铁协会获得的这些奖项,我们只是用技术的手段帮助他们实现了一个在他们当时看来是无法实现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钢铁厂它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肮脏。甚至有些钢铁专业的博士生他自己都从来没去过钢铁厂。所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把钢铁厂三维虚拟化(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用在线的方式使没有去过钢铁厂的人都能够体会到钢铁厂的环境、钢铁加工的流程。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几大钢铁公司都派出了员工加入到这个游戏的竞赛中,所以他们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留学生:你个人对可持续设计有什么看法? 刘镇:关于可持续设计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做过一个讲座,当时我说可持续设计在(国内)名词概念上有一些混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清晰化一下。可持续设计 是一个很广的层面,它包括三层:第一层绿色设计、第二层生态设计、第三层可持续设计。当你回看这三个词时,会发现有些杂志,甚至是设计期刊会把它们三个混淆而论,其实这是错误的。绿色设计只解决单一问题,如材料、能源和减费;强调你用的材质或材料是不是可循环、是不是环保、是不是对生态环境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生态设计解决一系列的关键环境影响因素,如材料选择、能耗、可回收和耐久性,在这个层面又加入了我们所说的“生命周期”里面的所有阶段对以上环境因素影响的考量及成本,质量和外观需求。可持续设计加入了一个社会层面(即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它是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留学生:你能简单谈一下你眼中的英国教育吗? 刘镇:其实我之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做副研究员的时候也有教过香港学生。然后我在拉夫堡大学任教期间,就拿香港学生和英国学生作了一个比较。香港学生也是用英文上课的,他们很喜欢揪老师的毛病、挑战权威、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言论。而英国学生,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方向的话,他们也会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不会那么顶真,还是会非常的有礼貌。所以在这一层来说,英国学生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可能与英国比较轻松的社会氛围有关。 此外,英国教育体系在教育本科学生时,以拉夫堡大学为例,它会要求我在上每一门课时都要有一个很书面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质量保证”。因为学校认为老师一定要有这个质量保证体系,才能确保自己的教学是符合大纲、符合学生需要的。这也意味着每一堂课,我都要对自己的东西进行评估。我在批改学生的课程作业或者考试作业的时候,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告诉学生他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需要改进,并且在旁边还要写出“我建议你……去改善”。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它是以如何改善学生做得不足的地方为目的的(因为对与错有的时候只不过想法不同而已)。 留学生:你认为未来的设计人员所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刘镇: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了,设计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生存下去,如何以传统艺术与设计理念去和电脑技术抗争。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头脑中的想法、你的Idea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电脑科技不管如何发展,它永远代替不了你大脑中的艺术创造力。电脑只会按照程序的流程来运行,它不会以一种知识沉淀、文化修养的方式去建造一个Idea,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设计人员是无法被替代的。 留学生:你在产品设计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有哪些要求? 刘镇:产品设计包括的层面比较广,像日用消费品、工业品等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是面向未来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前沿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是以客户体验为导向的产品设计。也就是说,产品设计的层次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如平面)或是具体的产品构建上,它是基于信息化主导的、内容定义的产品设计。 以日常家用电器为例,在设计家庭用户体验和中央智能(我们所说的智能家庭、智能大楼等)相互对接的一些信息化家电产品时,设计师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以解决个人家庭问题为导向,创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设计。 留学生: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跨界”这一现象的? 刘镇:就我个人来讲,我其实也跨了很多界。我一开始是做产品的,然后去做产品管理、虚拟现实,最后在读博期间又从事建筑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并无很大关联,但实际上却都有着一个联系,而我就是抓住了这些工作的共同点――信息。像产品中的产品信息模型和读博期间的楼宇信息模型,这中间就是它们交集的部分。宏观上来说,建筑其实就是件“大”产品,最终是给人用的,要用做产品的心去做建筑,用产品的信息去丰富建筑的信息。所以,只有你在一个领域里找到一件东西(即它可以与其他学科有交集的部分),然后你才能跨到另一个界里面去。如果你从事领域和跨界的工作没有任何关联,那你就很难跳到另一个领域。 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当你跨界到另一个领域之后再回到原来的领域,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通过对两个领域的接触你会产生更大的思想碰撞并从中受到启发。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它会用各个专业的知识为跨界人才提供或创造一个场所、一个平台。 教育学术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前提。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涵之一和大学发展重要条件之一的学术自由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目前我国学术自由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我国大学实现学术自由的若干措施。 关键字:学术自由 去行政 学术权力 在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当代社会,科技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地位,而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人才的质量与数量来决定。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既肩负着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责任,又担负着为社会提供丰富科研资源和成果的重任。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的现状 (一)高校办学受行政干预过多。 大学校长任命行政化。我国公立院校领导的任命人选及职务变动大部分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这种任命方式有一些明显特征:在公立大学中,大学校长不是从本校教师中选举产生,而是"空降兵"居多;整个任命的过程,没有公开透明的遴选,行政指令取代了繁杂的公选程序。 对大学进行行政级别的划分。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级别如下:第一类是教育部和国务院部委直属副部级高校。第二类是教育部直属普通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三类是国务院部委直署本科高校,也属于正厅级。第四类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署的本科高校,属于正厅级。第五类,省与部门和地市共管的高职高专院校,属于副厅级。全国政协委员邵鸿指出,高校行政级别区分这一做法客观上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1] (二)学术权力使用欠妥。 学术权力行政化。学者"双肩挑"现象在当代大学中普遍存在。"双肩挑"是指管理干部以管理工作为主,同时兼任教学、科研。[2]这种管理方式,带来的后果有两方面:其一,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合理;其二,无助于实现大学内部行政管理专职化。 学术权力功利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教师工作考核指标体系过于注重量化,使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变得急功近利,视教学过程为完成工作量的一种手段;背离高等教育规律,忽略学校定位和实际,盲目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层次;忽略基础科学研究,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热衷于应用性科学研究,盲目追求科研的商业性; [3]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对传统大学本质的异化,偏离了大学的根本属性。 (三)保障学术自由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我国《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学术自由都有明确规定,但仅是一种原则性保障,没有通过禁止性规范来限制学术失范,也没有保障学术自由的单行条例,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法和细则。 (四)学者欠缺独立意识和创新精神。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钱学森之问"是呼唤我国大学学者创新意识的最强音。钱学森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钱学森发出的疑问。 二、原因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的是以君权、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依附关系,强调牺牲个人自由与权利。中国人把学术当作服务现实的手段,强调学以致用。因此,社会倾向于把学术机构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 (一)传统文化是制约学术自由的思想因素。 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政治目的,影响着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儒家文化强调"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往往将自己的命运押在日后能否"仕途通达"上,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4] (二)教育体制是制约学术自由的现实因素。 高等教育体制是指高等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职责、权益划分的体系和制度等。它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政府,以及高等学校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制约。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获得经费,因此,研究课题必然会更多的倾向于满足社会、政府的需要,从而影响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其次,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制约。大学内部关系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矛盾上。在大学实践中,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相互联系的,这两种管理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管理重心向行政倾斜,进而导致行政权力越位,致使学术权利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5] 三、保证学术自由的措施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国家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大政方针和方向路线、负责统筹规划。职能部门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应转变为用法律、经济、评估、信息、政策等行政手段在法定范围内进行管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是政府要减少对高校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更不应代替学校行使本属于学校的职权,政府的行政职权和学校的办学权必须分离。[6] (二)在法律保障完善和人力、物力支持充足的前提下,取消行政级别。 如今,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行政级别的取消必然会导致大学内部人员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大学发展所需人力、财力资源保障水平的下降。取消大学行政级别,要在构建起大学另一种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大学必须在得到健全法律保障和人力、财力充足支持的前提下,改变以行政级别为依据来区分大学等级的现实。[7] (三)逐渐淡化"官本位"思想,强化"学本位"思想。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内部管理上主要沿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大学毕竟不同于政府部门,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8]。大学应以教学和学术为中心,内部的行政组织也要树立为教学和学术服务的理念,其行政服务应做到尊重和保护学术权力。 (四)健全法规体系,依法保障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立法的具体内容应包括:学术自由内涵界定,学术自由权利主体和行使范围,学术自由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和法律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保护学术自由权。还应针对侵犯学术自由权或滥用学术自由权的行为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9] 对学术腐败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把学术腐败问题提高到违法层面,用法律惩罚来约束、制裁不端行为。 (五)重建学术规范,培育学术道德。 重建学术规范,不仅要依赖于学者对学术规范认识的提高,还要依赖于学术规范的制度化。公开、公正以及合理的沟通机制,是建立有效学术制度所必需的。一方面,制度的制订必须充分尊重学术研究规律,要有利于学术正义和学术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要有利于调动广大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成果鉴定等方面,要根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 教育学术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和熵的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摘要:选取17个期刊计量指标,分析2011年我国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4个主成分因子。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结果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第五。《中国高等教育》学术影响力最高。 关键词:熵;主成分分析;教育学期刊;期刊影响力 教育学学术期刊是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也是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教育学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是教育科研评价的重要命题。期刊评价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单一指标相对综合指标而言在评价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时缺乏全面性。为了突破单一指标的不足,笔者拟选取综合指标对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教育类期刊出版状况。 一、指标与方法 (一)指标与数据 1.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包括总被引频次、扩散因子、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H指数。即年指标和被引半衰期两项指标反映期刊时效性;影响因子反映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总被引频次、他引率、引用刊数、H指数反映期刊被使用程度;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学科扩散指标衡量期刊扩散范围。 2.来源期刊计量指标 来源期刊计量指标包括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平均作者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反映期刊数量和规模特征;基金论文比衡量期刊论文获得资助情况;引用半衰期体现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 上述17项计量指标的具体解释,详见《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本文不再赘述。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选取37种CSSCI教育学期刊,详见下页表1。远程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类期刊简称为远成职继类,包括4种;高等教育类包括10种,基础教育类4种,教育技术类3种,教育综合类16种。 (二)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方法 从原始多个指标变量变换为少数几个主成分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目的是进行数据的压缩与解释。通过线性变换选出较少个数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并使这些少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变量所反映的信息。 计算步骤如下: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求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主成分的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求出主成分荷载矩阵,选出能反映绝大部分信息(一般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应大于80%)的前n个主成分。 2.熵 (1)计算第i种期刊在第j项因子占所有期刊因子和的比重: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各因子的权重:为统一化后的权重系数。 (4)计算各期刊的综合得分:根据值大小对期刊进行排序。 二、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 为消除期刊计量指标量纲的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分别按公式(5)和(6)对来源类指标、被引类指标进行处理。 通过SPSS 22软件进行分析,KMO值为0.739(大于0.7),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笔者根据SPSS软件计算结果进行整理,如表2、下页表3所示。根据选取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 的成分数的原则,提取4个主成分进行分析,对原变量的累计解释力达到80.523%。因此,提取的公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强,能够充分描述学术期刊来源指标与被引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原来的17个指标被压缩成4个指标。 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扩散因子、H指标、来源文献量、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基金论文比,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相关系数高达0.7以上, 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以上9项指标的信息。他引率、被引半衰期、平均作者数、引用半衰期,在第二主成分上相关系数高达0.6,说明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以上4项指标信息。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在第三主成分上相关系数较高,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这3项指标信息。第四个主成分,主要衡量他引率、扩散因子、被引半衰期、学科扩散因子。前三个主成分基本反映了16项指标全部信息(贡献率占74.1616%),加上第四个主成分更符合主成分提取的基本要求(大于80%)。 根据下页表4可以得到主成分1的表达式,主成分F2、F3、F4计算方法同主成分F1。F1=0.137×总被引频次+0.068×影响因子+0.009×即年指标+0.044×他引率+0.137×引用刊数+0.11×学科影响指标+0.054×学科扩散指标+0.017×被引半衰期-0.107×扩散因子+0.131×H指标-0.126×来源文献量+0.083×平均引文数+0.064×平均作者数-0.091×地区分布数-0.119×机构分布数+0.089×基金论文比+0.022×引用半衰期。 将主成分F1~F4代入公式(1)-(3),计算得到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权重系数,如下页表5所示。通过公式(4)计算得到37种期刊得分,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因子权重最高,值为0.3102。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因子权重分别为0.2263、0.2297、0.1938,四个主成分因子权重依次降低。 从期刊分类来看,其平均得分,教育综合类16种期刊为0.03,高等教育类10种期刊为0.029,教育技术类3种期刊为0.025,远成职继类4种期刊为0.021,基础教育类4种期刊为0.020。教育综合类期刊总体学术影响力最高,教育技术类期刊居中,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低。 从综合得分看,学术影响力排名前五的期刊中,高等教育类期刊占3种,教育综合类期刊占2种。《中国高等教育》得分最高,表明该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得分第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位。学术影响力排名居中的期刊主要有:《大学教育科学》、《复旦教育论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课程・教材・教法》、《现代大学教育》。学术影响力排名后五的期刊中,远成职继类占1种,《开放教育研究》学术影响力最低;基础教育类占3种,分别是《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教育技术类期刊中,《现代教育技术》排名倒数第五位。 三、结论 选取《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的17个期刊评价指标,分析教育学期刊学术影响力。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4个主成分因子。通过熵值法对主成分因子进行赋权,计算得到2011年教育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显示:教育综合类期刊学术影响力最高,高等教育类期刊第二,教育技术类期刊第三,远成职继类期刊第四,基础教育类期刊最低。《中国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学术影响力位于前五名,《开放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特殊教育》《现代教育技术》学术影响力位于后五位。 教育学术论文:广东教育学会度学术讨新理念下尝试新型教学策略之我见 摘要: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广与实施,音乐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学,更注重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追求回归音乐本真,追求音乐本色的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原有陈旧的教学方式,从教学方法上要更加灵活。 关键词:尝试 新型 教学策略 音乐教学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突出音乐特点;关注学科综合,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评价机制五条基本理念。这些新理念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设计,实施中提供了新的方法。 一、启发学生表现美,激发唱歌的兴趣 唱歌最大的目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感染。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教学生唱会一首歌,重要的是要启发学生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感情和艺术形象,进入歌曲的意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演唱和体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入表现音乐的最佳状态,唱出的歌声真挚动听,从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对于理解能力差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如果教师仅用抽象的语言去引导学生理解歌曲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把音乐同学生的生活融为一体,结合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和词语,作形象的比喻和讲解,把歌曲蕴涵的丰富情感和艺术美挖掘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他们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唱歌中去,正确地、创造性地表达出歌曲的情感和艺术美。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表演,增强学习音乐的兴趣 表演与音乐是紧密联系的,表演是教学中备受学生喜爱的内容之一。一年级的小朋友活泼好动,每学一首歌曲,我都根据歌词内容启发他们进行律动或表演,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歌曲,记忆歌词。在启发学生表演时,我是这样做的:①启发学生进行即兴表演;②根据学生表演编排一套好的动作教给学生;③个别检查。在个别检查时,学生常常会被一些漂亮的动作和优美的造型所吸引,教学里常常会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台下的“观众”纷纷举手要求上台表演,连平时最胆小的学生也跃跃欲试,台上的表演者因此更加起劲,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样一来,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表演能力,加深了学生对歌曲的理解,而且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自制乐器练伴奏,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学生学习打击乐器的演奏,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激发孩子动手能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氛围,使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发动学生在家长帮助下自制打击乐器,如用易拉罐或小瓶子装人沙子作沙捶;用铁丝将酒瓶盖儿串在一起当串铃;用两个香脂盒对击做小镲,用铅笔敲纸盒当小鼓等。学生们用自制的乐器边唱边奏得意极了。我在教学生学唱《过新年》时,做了这样一个集体练习:全班学生分为4个组,第一组敲小鼓,第二组打小镲,第三组唱歌,第四组手持彩绸表演。寓艺术熏陶于表演之中,使学生体会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这既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图、讲、演结合,诱发欣赏音乐的兴趣 欣赏音乐,不仅需要形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而且需要欣赏者用自己经历过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去感知体验。一年级的小朋友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生活阅历浅,经验积累少,要使他们真正理解音乐,达到陶冶性情、培养情操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他们的思维特点,通过形象活泼的画面、生动有趣的故事、简短的启发谈话等形式,运用听觉和视觉同步感知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理解作品,然后再让他们在动听的乐曲声中自由充分地想象、体验,使其根据各自对音乐的理解程度,及直接、间接和形象的记忆,用不同的颜色、线条、文字、动作表现出来。例如,管弦乐曲《小鸭和大灰狼》是一课“音色”要素的学习,节选了交响曲《彼得与狼》中的带有情节的音乐片段。于是在欣赏时,我采用风趣幽默的故事描述情景;为了让孩子在视觉与听觉结合,在欣赏的同时,我先结合插图讲了小鸭和大灰狼热烈场面,然后初听音乐一遍,复听音乐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受。为使学生更好地感知乐曲的情绪,再听音乐时便让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同学们兴高采烈、情绪高涨,表演得非常精彩。在这个从感知到体验的欣赏过程中,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深刻地理解音乐,充分欣赏音乐鼓励创新贯穿音乐教学始终 五、采用鼓励式评价,增强信心,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鼓励式评价对学生学习具有激励作用,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创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创新的评价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提高创新素质和创新人格;专断死板的评价则会压抑和泯灭学生的创造性。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涉及到对学生的评价时,一定要慎言谨行。努力运用好评价的艺术。 以上是本人通过学习2011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后,进一步实施采纳的几点做法,通过以上的几点做法,我发觉我在课堂教学中的行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注重知识传授转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记得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增强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培养了学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好有力的保障。同时,我也感到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有效,作为新课程改革下的一名音乐教师,更要集思广益、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学习音乐的氛围,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扬帆起航。
浅谈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随着高校培养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加剧,许多高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而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也随着与企业的不断合作,逐渐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本文从提高专业教师的自身水平、创新实践教学的方法和完善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对策,以期提高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和开创校企合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法;实践教学 随着《国民休闲纲要》的出台,旅游业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旅游企业和培养专业人才的高校而言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酒店行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机遇,而酒店行业超前规模的发展是需要后备军作为稳定支撑的,但现实状况是酒店工作人员流动频繁,如何招聘更多更稳定的人才对酒店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很多酒店也已经尝试与有旅游管理专业的学校建立长期合作计划,高校也非常乐意通过实践教学来完成教学目标,但从校企合作的效果来看,似乎并不让人满意,因此探讨酒店实践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一、实践教学的内涵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此外还应注意学生素养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从广义上说,实践教学就是除了理论教学之外的,所有教学环节,包括教学计划之内的技能训练、综合实训、见习和实习等,也包括学生的第二课堂、毕业设计、学生军训、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应包括两个方面,即教师的“教”来源于生产一线的实际经验,而学生的“学”也能直接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学习的效果。由此可见实践教学是把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理论知识,并且丰富理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 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工作时间与上课时间的冲突 学生在酒店实习期间,酒店人力资源部会按新员工的标准,保证必须的上班时间,即使稍有空闲时间也会要求实习生参加该酒店的员工培训和相关的活动,此外若是高校这边提出要求保证或是流出一些空闲时间完成教学内容,酒店方往往也是口头和书面都答应得很好,但是一到酒店的营业高峰期,人手奇缺时,就会背弃先前对学校的保证上课时间的承诺,到最后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2.教学内容与培训内容的重复 一般高校在酒店实习都会给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开设《餐饮管理》《前厅与客房》《饭店英语》三门专业课程,但学生在进入酒店实习的过程中,酒店也会通过军训,然后把学生根据情况划分到各个部门,并且有专门的部门培训,由此可见高校设置的实践教学课程与酒店的入职培训有很大部分的重合。 3.书本知识与实际情况的脱节 在《餐饮管理》的教材中,提到给客人点菜的步骤时,一般是先询问客人是否可以点菜,得到允许后,再介绍特色菜,并用笔记下客人点好的菜名,接着再与客人核对菜名,最后还要询问客人是否忌口的和特别要求,没有的话就才最终确定点菜的菜单,但在酒店实际点菜过程中,现在很多酒店都不用笔来手写菜名点菜了,而会通过一个电脑的点菜系统,通过点或是按到相关的菜肴的编号就会直接生成纸质的菜单了,由此可见,随着电脑的便利化和普及应用,使得现代的酒店行业,也会更愿意使用一些方便快捷的点菜方式,这样才更能满足顾客的需要,而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往往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教材的更新程度赶不上酒店实践发展的速度。 4.教学主体和培训部门的差异 在高校的酒店实践教学中,教学主体是专业课教师,他们是把学生当成学习知识的对象,而酒店相关培训人员是把学生当成新进酒店的员工,因此他们在教育目标上也就有明显区别,高校教师更加注重把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很多酒店也看到了实习员工的暂时性,因此酒店培训人员会要求按新员工的标准,服从上级的领导,完成相应工作,并能为酒店创造利润,以此作为最终目标。 5.成绩考核和实习鉴定的差异 高校在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中,一般都开设了相应课程,那么对这些课程往往是实习结束后,对学生通过考试的形式,根据分数来判断学生对这门专业课的掌握程度,而实习鉴定,则是根据这个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综合表现来判断,如酒店客人对学生的评价,酒店领班或是部门经理对学生的评价,所以最后也可能出现考试成绩好的,但实习鉴定不一定是优秀,而实习鉴定为优秀的,考试成绩也不一定好,即成绩考核和实习鉴定不一致。 三、完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对策 1.高校在课程设置上要与酒店达成一致 首先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清楚地把实践课程分开,并可以提前在学校把相关理论课程讲完,再让学生在酒店完成实践课程的学习。不要让学生一方面又要接受酒店的培训,另外一方面又要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这样就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其次酒店培训部门要与相关专业课老师沟通好,有哪些内容是作为学生需要区别对待,有哪些内容是最新的更新知识,甚至和书上有出入的,只有先做好了学校和酒店的沟通工作,才好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最后要以合同的形式确保专门留出一些时间,用于老师与酒店相关负责人交流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中的情况,这样也可以及时处理一些问题。 2.提高专业教师的自身水平 做为酒店专业的授课教师,虽然自己在读书期间进行过专业训练,但服务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能仅仅只是熟悉相关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还要不断进行继续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即多培养一些“双师型”教师,这样才能紧跟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若高校本身能够提供更多的进修平台那自然更好,若高校没有相关机会的话,那老师也可以参加到酒店的培训中来,这样既能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还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岂不是一箭双雕,此外,对于专业技术一流的老师也要在实践课程中,更加突出怎样与人打交道,这些人包括:老员工、直接的领导、客人等等,使得学生在掌握操作技巧的同时,懂得如何做人,要把教学生做事和做人结合起来。 3.创新实践课程的教学方法 我们所熟悉的实践教学方法往往局限在: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和讨论教学等等,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建构主义教学法,把该种教学方法结合酒店实习的特殊环境,进行展开。通过建构主义教学法的实践,我们实现了教学场景的转换,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更为真实和开放的教学环境。这样就能使学生不再拘泥于被动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反而更能培养学生的质疑解惑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创造思维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求知,诱发创造的灵感。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实践工作,教师加强了对酒店行业的了解,同时也获得更新的专业知识,掌握了企业对学生专业领域的最新要求,这样就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4.完善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建设 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是由高校设定的,包括了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的内容、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技能规范等等,但是高校把实践教学放在酒店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时,酒店的相关负责人员并不能完全按照学校的目标去实现,而是会按照酒店对新员工的要求去培养,因此我们在做酒店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时,也要有所调整,具体表现在:在教学目标中,除了强调对知识的掌握和操作技能的熟练之外,还要夯实个人的基本素质,如言行举止,因为学生在酒店的对客服务中,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而是一名实习生,同时也代表了酒店的形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要将学生技能鉴定与学校教学考核结合起来,这样既可让教学考核保持职业性方向,又可避免重复考核。另外还要根据学生的就业需要,调整文化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多个层次和目标 5.实践课程考试应以实习鉴定为准 对于参加完实践课程学习的学生而言,不仅仅是掌握了一门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享受了专业实习的过程,同时也了解到企业对人才需要的标准,因此在酒店实习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学生对技能的应用和如何对客服务,就成为了酒店评价学生的标准,而且这个评价应该不仅局限在酒店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还要参考客人对实习生的评价,这样把两者结合起来,才会得出比较客观的实习鉴定等级,因此若还有些学校甚至单独进行课程考试,真是太没有必要,不能因为要完成课程考试而曲解了实践教学的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浅谈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三门峡高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摘 要: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如何改变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模式,使之与现在的市场需求相吻合已势在必行。笔者通过实践,推出新型的教学模式,以期更适应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旅游酒店管理;市场需求;教学模式 1 前言 伴随着世界旅游酒店的蓬勃发展,我国旅游酒店业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局面。三门峡市旅游酒店业作为河南省的一个旅游酒店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旅游酒店业的发展将带动全市经济的再次腾飞。 处于快速发展之中的三门峡市旅游与酒店行业急需大量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人才。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已经为旅游与酒店行业培养了大批具备在旅行社、饭店、风景名胜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一线服务和管理素质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如何运用新型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丰富学生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掌握三门峡地方旅游与酒店历史文化,培养出三门峡旅游与酒店业所需要的真正专业人才,成为目前旅游与酒管理专业的一个现实问题。笔者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就如何利用新兴的教学模式谈谈自己的看法。 2 教学目标与市场需求相一致 2.1创新培养理念 为了更好更准确的适应三门峡旅游与酒店需要,培养出符合目前三门峡旅游与酒店管理市场新型管理人才,必须改革旧的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即在注重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又要加强对学生的旅游与酒店基础知识掌握和创新能力培养、鼓励其个性发展这一基本原则,使专业培养方向与三门峡旅游与酒店市场需求相一致,从而更贴近三门峡旅游与酒店市场需要。 2.2明确培养目标 目前,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酒店专业教育已定位、培养目标已确立,无论从旅游与酒店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用等方面都与培养目标相一致。高职高专旅游与酒店教育的目标必须瞄准市场,满足旅游与酒店业实际发展的需要,培养应用型、操作型服务管理人才。因此,旅游与酒店的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显得尤为重要。高等学校要培养合格的旅游酒店管理专业人才,一定要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向。高校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坚持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的辩证统一,面向旅游单位,培养具备扎实基础知识、较强操作能力、良好职业道德和服务意识的专业化人才。在飞速蓬勃发展的三门峡旅游酒店的新形势、新环境下,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适应三门峡旅游酒店市场,我们的教学也要面向实际,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要加大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课程比例,加大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3创新教学模式 旅游酒店高职课程设置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课时偏多,而实践课时则相对较少,所采用的课程结构及教材理论性强,难以体现旅游高职的教学特点。我国现行的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模式基本上沿用了普通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 即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的模式构建课程体系。这种模式的专业教学是一种以纵向为主的框架式课程体系, 其核心要素是以学科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理论性为依据,以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较强的科学创造潜力为目标。这种传统课程设置模式, 对高职旅游专业而言针对性不强, 背离了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目标,影响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导致课程教学实际效果的下降, 而且挤占了学生接受技能训练的课时,阻碍了学生实践能力和技能的提高,这就要求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实践检验教学模式和就业前强化训练等层次的教学模式与教学实践体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知识整合及创新能力。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应本着以能力为目标的职教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体现个性化的专业教育,使之所学专长完全适应市场的发展和需要。人才培养方案应注重服务与管理等能力的培养,注重适应旅游企业内部各部门管理人才的能力培养,按照市场需求规律来进行,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学技能,用实践补理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融入企业文化与职业标准,使每个阶段的培养目标都具体实在,都不脱离市场需求,教学模式与教学目标都符合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最终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3教学模式与实践相结合 3.1注重实践教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必须倡导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在现代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实施中,具有与理论教学同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为此,要专门设置实践实训环节的教学模式,不仅要强调学生的专业培养,更要注重学生的素质培养,以拓展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旅游行业十分看中从业者的经验,要求旅游专业毕业生的动手能力与综合素质都能得到提高,因此,旅游酒店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一定要突出实践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进行融会贯通,提高其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学校培养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这就是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实现其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作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高专院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教育,更应考虑旅游行业对管理层面人才的特殊性需求。强调抓基础、抓能力、适应能力强的素质教育是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大方向,因此必须加强专业教学的实践环节。通过对旅游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突出以地方旅游特色为中心的实践教学特色,让学生在真情实景中去学活知识,缩短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的距离,在实践中培养动手能力,使内在素质转化为外现技能。 3.2强化职业素质 旅游与酒店管理人才具有较强的复合型和实务型,集管理、营销、策划、沟通、应变等的实务技能为一体。针对旅游酒店专业实践性要求较高的这一特点,强化职业素质教育最重要。根据专业特色,有针对性地训练和培养学生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掌握旅游酒店市场信息、处理各种事物的应急能力。作为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大学生仅仅依靠在学校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肯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要想使他们认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我们就必须把握好专业特色,强化他们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自身素养和文化素养,使他们学有所用,走向社会时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3.3培养新型人才 旅游与酒店管理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的存在与发展符合国家社会经济和区域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三门峡的旅游与酒店产业正在更新结构,对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产生和扩大,如会展旅游、旅游形象设计等。结合三门峡旅游酒店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酒店专业将朝应用型、技术型方向发展,扩大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通过实验、实习、专业实践等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实现学生应用知识、掌握技能、熟悉未来职业及获得新知识等教育目标。 3.4强化校企合作 高职高专的旅游与酒店专业教育,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为实现高职教育目标,针对学生个性化特点,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开展订单式教育,通过学生与企业的双向选择,结合学生所选就业岗位,采取校企结合的教育方式,按岗位要求和企业要求,订单培养。以学校为主体,以行业、企业发展为依托,以专业精神为精髓,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本专业教学模式。通过把企业专家请进校园、学生深入生产第一线顶岗实习等有效的教学模式,不仅使学生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技能,而且大大拓宽了他们知识面。另外,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聘请企业、行业人士担任实训课程、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邀请业内专家作各种讲座、报告,定期安排学生顶岗实习等,大大拓宽了人才培养方式。这样,不仅强化了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形成,在企业中培养职业人,而且实现零距离就业。 综上所述, 探索旅游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新路子一直是近年来旅游酒店专业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专业旅游人才,就应当创新教学模式,大胆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方法与新思路;就应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为依据、以实践教学为手段、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符合地方需求的高知识、高素质、高水平的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浅谈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论项目化教学在中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应用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大环境下,中职教育特别是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工作正面临着重要转折点。项目化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推进“教师如何教更好”、“学生如何学更好”。究竟项目化教学如何应用在中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就是本文所探讨地问题。 关键词:项目化教学;中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应用 一.项目化教学法的起源 项目化教学法萌芽于欧洲的劳动教育思想,最早的雏形是18世纪欧洲德工读教育和19世纪美国的合作教育,经过发展逐渐趋于完善,并成为一种中药的理论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把学习方式的转变视为重要内容。 二.项目化教学法的含义 项目化教学从学科的角度,又称为跨专业课程[ “项目教学法”百度百科],它是通过“项目”的形式进行教学。为了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习惯于一个完整的方式,所设置的“项目”包括多门课程的知识。从教师的角度,它不再以教师掌握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作为目标,而是以学生自主探究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从学生的角度,将传统的被动学习状态转变为主动的学习状态,以任务为主线,在老师的指导、帮助下自主进行一个项目的学习全过程。学生通过自我探索、学习和实践自主寻求解决途径,寻找解决方案,从而事先教学目标。 三.中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实施意义 旅游与酒店管理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这一专业的主要理论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创新的旅游服务产业,并最终作用于该行业。由此强调了旅游与酒店管理教学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而项目化教学的适时融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开拓视野,加强探索和创新的能力,让书本上的死知识立体起来变成一种情境,一种体验,以指导学生更快、更好掌握相关知识。 四.项目化教学法的实施 对于项目化教学法的实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学者菅阿丽提出项目教学法一般按照“设计项目阶段”、“项目准备阶段”、“项目实施阶段”、“项目成果的提交与评价”这四个教学阶段进行。学者刘晓萍、徐速提出项目化教学的实施可参考质量管理中的PDCA[ PDCA: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循环模式,分别由“项目设立”、“计划制定”、“分组实施”和“考核评定”四个方面。学者牟珩认为项目教学法的具体实施一般按以下五个阶段进行:“确定目标”、“项目设计”、“项目实施”、“项目评价”、“项目应用”。 综合以上学者的意见,并结合本人项目化教学的体验,本人将项目化教学法的具体实施步骤设定为:项目准备、项目设定、项目行动、项目反馈。 (一)项目准备 项目准备是对整个项目化教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教师准备和学生准备。教师的准备是多方面的。首先教师应对项目化教学课程的教学任务、目标非常明确,对如何开展项目化教学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思路框架,对课程中需要使用到的情境、教具等进行准备。此外还要调查了解学生对课程任务的兴趣点、知识储备情况。学生的准备主要是指对课程学习任务有一定的了解,在课前主动地试图利用多种途径来探索学习任务,并配合老师对课堂活动的准备工作,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探索创新的能力。 (二)项目设定 在项目设定时,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到几方面因素:(1)以学生为主体。一旦违背这一原则,项目化教学就如形同虚设,毫无意义。(2)紧扣教学目标。在这里强调创新和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时也要恪守“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教学方法怎么变换,都不能离开教学大纲、教学目标的主线。(3)循序渐进、难易适度。项目设计需要因材施教,根据受众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能力水平,进行循序渐进、难易适度,具有实践性、可操作性的设计。(4)完整性。既然是项目,就必定产生项目结果。项目课程从开始到完成也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成果展示。 (三)项目行动 项目行动实际上就是项目化教学的开展进行,也就是所谓的项目实施。项目行动不外乎三个基本步骤。第一步:分组分工。就是对学生进行小组分配、任务分配,让每个学生参与其中,有事可做。培养学生的小组合作意识,在合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项目小组划分时,教师要注意小组成员的多元化,要注意小组成员数量的适中,每组人数不可过多或过少。第二步:激发学生热情。中职学生的特点是学习积极稍有欠缺,如果学生的学习热情、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项目化教学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半路夭折。此时教师就要实施一些学生们垫垫脚或者蹦一蹦就能碰到的任务,激发学生的热情,让他们实现成就感。第三步:按计划行动。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到整个项目化教学过程中,遵循项目目标的主旋律,让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四)项目反馈 项目反馈对于学生来说是成果展示,对教师来说就是课程反思。项目实施结束后学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成果展示。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学生们通过自评、互评,教师通过总评的方式,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态度等方面对成果进行评价。通过评价,让学生知晓自己对项目任务的掌握情况,对项目目标的实现情况;让教师反思项目准备、设定、行动一系列过程中有无缺失,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知识掌握情况等以帮助师生一起取长补短。 其实真正经历过项目化教学的教师会深刻地体会到:中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非常有必要实施项目化教学,但在进行项目化教学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课程体系陈旧、教师教学理念与现实发展脱节、项目化教学配套建设更不上、中职学生素质不理想等现状。现实是残酷的,前途的光明的,总而言之项目化教学优于传统教学模式,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黑暗中不断探索。 浅谈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可持续发展在旅游与酒店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比如来自环境污染、旅游产品的开发、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等方面的压力。所以,社会各界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课题高度关注,那么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呢?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该是在不损害持续性的基础上,既满足当代人高高质量的旅游需求,又不妨害满足后代人高质量的旅游要求,既保证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又保证旅游者的利益、旅游地居民的利益,实现旅游业长期稳定和良性发展;其实质就是不断保持生态环境资源和文化的完整性,并能给旅游区的居民公平地分配旅游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即保证生态系统完整、资源和环境容量能够持续供给。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 旅游与酒店管理 旅游业 就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现状来看,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还是刚刚起步,有很多企业还是刚刚接触、形成这一新的理念,旅游企业自身的发展远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企业作为一个商业领域的个体,追逐利润最大化才是其本质,也正是在这一定势思维的影响下,企业人没有发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长远价值、长远意义所在,所以他们不是很愿意这么做,他们更倾向于资金的快速周转,追求暂时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本文的主旨就在于论述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旅游业的发展经营中付诸实践,使生态旅游相关的各利益主体全面参与,共同发展。 一、有力的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与开发并重,就要通过各相关利益者的全面参与,共同发展,使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体现,才能使旅游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那么在旅游产业的实际运营过程中到底如何协调和分配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呢,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怎样的问题有待解决呢,以及如何对这些关系进行调整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旅游企业参与进来,当然这些企业可以是外来投资者,也可以是当地政府投资经营或者是当地个体户自主经营,还有可能是一种合作经营等等,没有这些企业的参与,旅游行业将会是一潭死水。因此旅游企业首先是利益主体共生系统中的一员。但是旅游经营者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利润最大化是其进行经营活动的根本动力,因此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政府进行监督,从而规范整个旅游行业,使之有序地发展。这样既维护了当地人民的利益,履行了政府的职能,同时也最大程度保证了当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同时,广大群众也应积极参与到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开发、管理和保护工作当中来,这样必然可以为旅游活动增添活力,也使广大群众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权益。同时,旅游者业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以获取某种体验和见闻为目的,需要旅游供应商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产品,当然也包括必备的旅游设施;同时,正是旅游者的消费,使得旅游活动得以开展和维持,使得旅游经营者得以生存和发展。总之,除了旅游企业、政府机构、广大群众和旅游者之外,生态旅游利益主体共生系统中的成员还包括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专家、媒体等,正是这些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协同发展,使得这个系统持续运转,健康发展。所以,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保护他们的权益和实现他们的利益。 “协调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和保护他们的权益,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各个利益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做才能发挥自己作用和功能呢? 二、政府机构应发挥的作用 旅游业是一个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纷繁复杂的一个系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其受益群体不是特定的旅游者、居民个人或群体,而是覆盖于与旅游资源有着各种联系的所有个人、群体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的协调与冲突、权力的制衡、利益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政府机构充分发挥其调控职能,从宏观上引导旅游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1)编制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实施科学规划,坚持“先规划,后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将生态学原理、方法应用到规划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开发对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破坏。政府机构在进行生态旅游规划时,应进行实地调研,充分考虑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将生态旅游的开发项目和具体内容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将旅游设施(如酒店、饭店、度假村、铁路、公路等等)的配套开发与保护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才能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能保护地方传统文化,进而提高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实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另外,政府机构还应该严格管理,规范评审制度和程序,监督已经获得通过的规划的切实执行,确保旅游项目开发和建设的各个环节都按照规划实施。 (2)加强立法 在很多旅游业发展比较早,各项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的国家,都已制定了专门的《旅游法》。通过该法加强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价格的制定,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管理,旅游业竞争的规则的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旅游经营者权利与义务等问题的规范和管理。而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还不是很完全,各项配套设施还不齐配,虽也制定和颁布了《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旅行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但《旅游法》自2009年启动起草以来,至今仍处于制定当中,因此,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运作缺少一个能够协调各方利益主体利益的最高准则。在生态旅游方面,国家颁布和实施的相关法律有《自然保护区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以及国家环保局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旅游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对生态旅游的发展进行规范,但仍不能满足其发展要求。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长期性,生态旅游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尤其是濒临消失的、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脆弱的生态旅游资源,国家、地方一定要可制定保护措施、保护条例。限制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限制游客数量,拆除违规建筑,违规设施,美化环境,制定废水、废弃、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总之,要做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浅谈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浅谈中职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改革 摘 要 目前,中职学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招生规模日益萎缩,教与学存在不合理的安排。本文从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与课程设置出发,分析了现阶段中职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完善中职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建设的措施。 关键词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教学改革 实习 0 前言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是广东省某中职学校商贸类专业之一。但近两年来,这个专业的发展不断地走下坡路,教学班级不断减少、学生规模也在缩小。不单是该学校,其他一些中职学校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从一个学生热门报读的专业沦落到学生少有问津的专业呢?问题出在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上。中职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阻碍着这个专业的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对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进行改革。 1 中职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职学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环节安排不科学、学生对本专业认同感低、学生难适应实习工作等。 1.1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一些中职学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过少,主要侧重的是酒店管理方面的教材。比如广东省某中职学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客房服务与管理”、“前厅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等,学生的知识面局限于酒店服务方面的知识,不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以致学生普遍认为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就是一定要从事酒店服务方面的岗位。其实,中职类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主要的就业方向可以有两个:一个是酒店服务方向;另外一个是旅行社导游方向。由于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过少,以致于学生毕业后就业渠道偏窄。 1.2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时安排不科学 中职教育是职业教育也是技能教育,所以中职学校应该更多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开设实践课程就很必要了。但是目前一些中职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相分离,实践教学课过少或者直接安排到企业实习就算实践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课时安排不合理,学生在学校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但实际的技能操作却没有得到锻炼,缺乏对工作岗位技能的认识,这样导致学生出去实习或者就业时很难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或者对工作岗位有抵触。 1.3 缺少必要实践教学设备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训设备缺乏也是目前专业教学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问题。比如客房服务的实践教学必需要有一些客房用品才能进行,餐饮服务的实践教学必需要有一些餐厅的物品才能进行。由于缺乏这些必要的实训设备,实践教学很难实施,这不利于学生掌握专业的服务技能,不利于学生适应工作岗位。 1.4 学生对本专业缺乏认同感,专业认识出现偏差 酒店或者旅行社的基层员工所从事的大都是服务性质的工作,相当部分学生对所学专业认同感不足,对所安排的实习单位和岗位不肯服从,甚至因此而逃学进而辍学;很多学生认为“反正我毕业后不从事这一行”,即使能服从实习安排,也是以应付的态度,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也不认真,很难有实习效果。 1.5 学生不适应顶岗实习工作,且有抵触的现象 中职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十六七岁左右,大多数学生的心理还是处于小孩子阶段。很多学生都对工作缺乏认识,且从小没受过什么苦,也没干过什么活,刚入学没多久就安排他们进入酒店顶岗实习,他们一时很难适应顶岗实习工作,甚至有些学生出现抵触的现象。 2 有效完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的一些措施 2.1 合理开设专业课程,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和专业素养 为了解决课程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学校应该加强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合理增设部分专业课程。这样不但可以使学生更加全面掌握本专业的的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学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所有的课程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两大类,其中理论课包括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程;实践课包括顶岗实习和专业实训课。 2.2 科学安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课时,杜绝用减少理论教学来增加实践教学课时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一定要科学合理。中职学校的学生特点以及就业方向决定了专业教学偏向于实践教学多点,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就只注重实践教学而轻视理论教学。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广东省某中职学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时安排过少,学生对于一些专业技能掌握有限。因此,该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应该安排一些实践教学课,比如《客房实操训练》、《餐厅实操训练》、《导游实训》等实践课。通过实践课,使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服务技能。 2.3 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实践教学设备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是个实践操作比较多的专业,拥有实践教学设备是上好实践课的前提。目前该校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可以考虑按照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实践教学设备或者建立一间旅游与酒店管理综合实训室,可以完成客房、餐饮、前厅、模拟导游等实训教学。 2.4 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同感、激发学生热爱对所学专业的激情 很多学生选择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不是因为对这个专业有明确的了解,而是出于对这个专业的好奇和热爱旅游。因此,专业教师应该要有高度的责任心,通过言身传教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感。这样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学习爱自己的专业。专业老师在平常的教学中彰显出本专业的优势和长处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 2.5 与实习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习规章制度 学校应该与实习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习规章制度。在学生实习工资待遇以及实习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学校可以和实习单位沟通协商,学校应该要以维护学生的利益为出发点,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协议。同时学校应该加强学生的实习管理,派遣带班教师且明确带班教师的职责,使学校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实习状况并处理出现的问题。 3 结束语 旅游与酒店管理是一门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紧密结合的学科。中等职业学校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教学必须符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要求,不断改革与创新完善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技术在中国发展迅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作出了系统部署。而探索数字旅游即数字信息技术在旅游行业的实践应用,使中国旅游业逐步走向定制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高标准旅游市场服务体系,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路径成为当务之急。纵观国内学者关于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从管理、互动和共享等视角展开逻辑分析,将现有的旅游业相关数据资源作为一种信息库,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旅游资源的整合、升级和推广机制等[1]。现有研究多向用户提供多样化的旅游计划建议,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从本质来看虽然考虑到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仍然不能摆脱从传播者单端开展的研究。随着社会的深度媒介化,社会方方面面和各行各业按照传播逻辑重组产生了全新的变化,媒介(在这里主要是指学者们提到的各种数字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和虚拟系统)作为连接人类的“中介物”,正经历从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的深刻改变。媒介已不单单是资讯内容的中介者,也成为了新的社会形态的构建者,其与现实世界相融相生,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文明形态[2]。综上,数字旅游智慧化服务体系是一个涵盖技术、设施、信息和应用等多种要素的开放系统,加强对数字旅游服务体系的智能化打造,构建其理论、技术、应用和保障体系架构,已成为推动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和服务升级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研究以河北省当前的数字旅游服务企业为调查对象,以“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的逻辑理路与赋能重构”为研究课题,深入探讨在社会深度媒介化的现实基础上,建立以政府为监管和保障中心,以旅游企业为体验环境的塑造中心,以技术供应商为技术建设和大数据计算的运算中心,以消费者、客户和受众为体验中心,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经济文化价值,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智能旅游新时空,从而在一般意义上继续探讨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技术、价值和身份的数字赋能重构问题。 二、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一)数字旅游智能服务体系是满足旅游企业升级换代的必然选择 数字旅游新业态对现行旅游管理能力、旅游经营机制、旅游信息服务和旅游应急布局等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必要性。在数字媒体时代,旅游企业面对的群体不再仅是“身体在场”的消费者,更包括因网络团聚在一起的虚拟社会中的“虚拟在场”的消费者。资源独特性和产品多样性已经不是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数字旅游智能服务体系成为满足旅游企业升级换代的必然选择。旅游企业只有促成现实与虚拟真正融为一体,将服务范围继续扩大,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促进消费者体验环境的优化,在考虑社会因素和媒体技术要素的基础上,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多方主体在虚实并进的体验环境中共同创造价值,才能加快智慧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为旅游产业带来新气象[3]。 (二)数字旅游智能服务体系是满足消费者主动获取信息的必然选择 在社交媒体时代,消费者的角色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彼此孤立到联系在一起,从信息有限到见多识广,从被动到积极主动。消费者可以跨越地理边界对旅游产品范围、价格及服务等进行审查和比较,消费者之间还可以打破地域或社会障碍的制约共享某些思想和感受[4]。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社群以代理体验的方式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大量信息,在互相学习中形成更强的分辨能力,能够相互鼓励采取行动和发表见解。消费者的变化使得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必须跳出以企业和产品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转向与消费者开展积极对话,营造以个体为中心、以满足消费者的个体异质体验为目标的体验网络(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中能满足个体消费者体验的不同节点企业的组合)[5]。构建现代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以与消费者开展对话为核心,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为基础整合出新型的智能化服务体系,使顾客能够在畅通的信息环境中有效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三)数字旅游智能服务体系是数字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 数字旅游智能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以消费者为核心,以大数据为资源,以社交群体为重点,采用多种交互技术手段,重新结构化旧有的服务系统,以此建构出一个消息贯通、资源丰富和应用合理的综合服务体系。该服务体系在政府管制信息发布、酒店管理规定和景区通行收费等传统服务基础上,增加有关交通、医疗、保险、电商购物、社交沟通和应急管理等相关配套的保障服务。这是以消费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体验网络,同时还能为我国数字公共服务系统的转型增加新的实践经验,有利于为自下而上的个人获取信息、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以及彼此之间的和谐对话建立连通渠道。针对河北省积极推动智慧景区和智慧旅游示范区建设,加快旅游数据资源体系建设这一目标,研究认为,针对旅游市场体系中各要素结构和参与者的行为新特点,融合技术赋能、价值重塑的重构赋能,探讨智能旅游服务建构的战略方案和有效对策,形成全新升级的智能化服务理念,搭建起能够促成数字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础,是旅游市场转型升级的关键之举[6]。下面将从数字化赋能、价值赋能及重构赋能三方面展开探讨。 三、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的逻辑理路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行业的各组成部分及关键要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扁平化”和“融合化”状态[7],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建构是大势所趋。这套体系的逻辑理路是以数字平台建设为基石、参与主体关系的重建为关键和提高治理能力为方向,三者之间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互为支撑,共同构成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 (一)数字平台建设是基石 “技术机制”是体系建成并得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数据技术本身既是一种产品(服务),同时也是服务系统的核心要素。首先,数字平台是核心载体。以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搭建起来的数字平台,不仅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线上线下交易空间,也是旅游企业、数据公司、消费者和政府等不同社交群体之间互动沟通的空间,更是政府监管和提供保障的空间。总之,数字平台是无时空间隔、无行业边界的综合承载体,在均衡各参与因素从理想走向现实之际,还要依托数据技术拓展自身规模,向上向下兼容旅游周边经济体系,打造出以技术模块为支撑的共享驱动、开放驱动的综合性“元宇宙”级别的平台经济[8]。其次,数据处理技术是核心。与劳动力、土地使用和管理机制等要素相比,数据化的市场要素更具有深度、广度和融合力。因此,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建构整体服务体系,将为整个旅游业乃至全社会带来巨大价值。最后,网络是核心渠道。数字化下交易市场的广泛联通性和良好可达性,带来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广泛重组与聚合。网络空间中的旅游服务出现跨界、开解和渗透等特点,构建功能齐全、信息通畅和监管有力的数字化体验网络是构建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渠道[9]。比如,在互联网信息系统中,游客选择旅游服务不仅仅是选择购买单一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是可以综合考量、对比网络测评,以独特信息流为基础,指导自己做出消费选择。同时又会将自身的旅游体验转化成一个旅游测评,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网络渠道对旅游产品给出个体评价,打破时空边界的切身体验,使虚拟现实和仿真现实同实地现实相融,让游客的感官从有形的线下市场延伸至无形的虚拟空间。 (二)参与主体的关系重建是关键 互联网等数字媒介引发的传播革命正在史无前例地改变社会的基本形态,新传播所建构的新型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构各种社会关系。数字旅游智能化的建设主体主要有政府、旅游企业、技术供应商和消费者。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时代,这四类主体的关系也在进行消解和重建。首先,健康、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离不开政府的有力参与。在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中,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是维持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监管者;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者;是数字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构建者。其次,旅游企业是体验环境的重要塑造者。旅游企业为消费者提供的体验环境既包括实体环境也包括虚拟环境,要在加强线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在线社群建设,使在多种渠道上与旅游企业互动的消费者能够获得一致的体验质量。线下基础设施是在场消费者获得较高体验质量的第一途径,应满足消费者的异质化体验需求。在线消费、主题社区群体传播使在线信息沟通建设成为可能,旅游企业应积极建设在线交易和主题沟通社区平台,加快智慧旅游目的地建设,为游客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再次,技术供应商是盘活智能旅游市场的主要动能。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成功运营,离不开数字技术供应商的数字技术建设,甚至可以说技术供应商是盘活智能旅游市场的主要动能[10]。不断探索新兴传播媒介在旅游数字化平台中的应用,创造性地把适当的技术使能要素、社会使能要素同有选择性激活能力基础联系起来,以便促进和提升消费者体验。最后,消费者是体验者和顾客态度的主要塑造者。消费者通过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不仅可以主动获取自己重视的价值,在体验网络中与各方开展有效对话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而且消费者通过网络结成的顾客群体能够以口碑传播的方式成为顾客态度的主要塑造者,从而影响其他顾客群体对旅游目的地的态度。 (三)提高企业运营和社会治理能力是方向 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基础功能是要提高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使用先进技术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化旅游服务体系可以有效节约企业经营成本,且线上营销、线上服务系统和资源利用将有效解决传统服务系统种种弊端。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是一种公共服务系统,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旅游服务、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11]。在这套体系中,政府有形的手应发挥应有的作用,涉及公共服务建设和行业管理建设的投资和运营,推动和引导旅游业相关企业、数字技术提供商和消费者等合力完成智能化体系建设,在创造协议和规则系统中担负起主导责任,从而提高数字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总之,旅游企业、技术供应商、消费者和政府在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只有这四个参与主体在共同的网络中开展有效对话,才能使旅游产品或服务具备良好可达性,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填平线下信息不对称的数据鸿沟。 四、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数字赋能重构 (一)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化赋能是指将数字化的知识信息作为关键性的资源要素,以网络技术为依托,以先进计算机通信技术为媒介,以新型数字化全要素为生产力,将传统服务体系转换成可持续发展,具有包容、创新和高效创造力等特点的新形态。事实上,不只是旅游业,各行业内的数字赋能就是将科技发展下的新动能、新动力、新业态和新模式运用到行业中去,将行业本身的资源与信息化的结果做融合和流转,共生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新的产品内容,提升本行业内的生产动能和拓展行业外的融合动能。从未来旅游服务发展趋势看,数字化赋能与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旅游服务市场是旅游行业发展运转的关键平台。数字时代打造高标准高质量的数字旅游服务体系,关键是借助精准的大数据搜集前端和数据计算终端,结合线下基础设施的动能转化,更好地服务市场与政府监管,服务市场与游客诉求,以及各类数字化资源在服务体系中的流通、交换和分配等的诸多关系[12]。基于此,高质量的数字旅游智能服务体系也是克服市场无序竞争,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增强旅游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调节器。其次,由于传统市场存在信息获取途径和时间的差异,在信息获取不对称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频现[13]。例如,A景区的产品同B景区的产品出自同一个厂家,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不同,景点的规模和客流量不同,致使产品售价差别较大,有的游客对此颇有微词。在数字智能旅游服务体系上,游客可直观看到产品售价背后的影响因素,或通过网络异地购买商品,此举将有助于打造游客的良好体验感。这也是通过技术、价值和重组等多重数字赋能形式,助力旅游服务市场体系形成创新、协同和共享的良好氛围[14]。换言之,数字化赋能下的未来旅游服务市场,给整个行业带来更多可能性。 (二)数字价值赋能 在生活领域,感情交换与物质交换的维度里,价值的产生和持续输出更有吸引力。这就需要现代科技更好为旅游业赋能,从价值的维度出发,靠感情、体验、利益和共享,让有形市场变成无形市场,加速服务及产品的快速自由流动[15]。这里所谈到的价值赋能涉及三个层面:第一,科技创新价值。信息科技是助推数字智能化旅游服务体系建构的中坚力量,现代信息技术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旅游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产业支撑价值。产业支撑价值主要体现在旅游全产业链价值、融合价值和跨越价值三个方面。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明确界限,将各个产业、各种要素和各类资源进行柔性融合,重构了行业要素资源的构成组合,体现了跨越行业壁垒的超额价值。第三,公共价值。技术效能参与构筑的行业创新驱动构想赋予了未来旅游行业较高的公共价值。该机制以数据的虚拟价值为基础,借助公共价值驱动线上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全程化的供应,关键是以绿色、环保和低碳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服务体系的高质量运转。 (三)数字身份重构赋能 重构赋能是指,由于数字技术打破了原有市场中主体、客体的稳定结构,致使新的权力关系和互动关系重新构建。在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的特性加持下,旅游市场的交易者、裁决者和交易载体等由单一身份演变为多重复合身份,打破了以往旅游市场中常见的弊端,更好地促进了旅游市场体系的公平合理竞争。例如,针对大数据杀熟、用户信息侵权行为等。新型智能旅游服务体系会重构游客认知、游客选择和游客维权等信息构成,利用线上数据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赋能线下的居民、企业、政府及社会的共享、开放。数智旅游服务体系将对相关产业、企业、城市和区域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促使更多高效多态的行业变革产生,拉动相关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数字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的使用将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切实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出游理念[16]。目前,我国旅游服务的数智化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对游客多样化需求的及时感知能力,缺乏面向众多国内外游客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智能服务体系。这些问题会随着移动通信技术、智能客户端和物联网技术的高效能发展得以解决。 作者:王凤飞 陈瑾 段卫里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党委办公室 河北经贸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