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论文: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 （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 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 .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 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 + O2 = 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摘　要：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回顾；总结；前瞻 一、回顾与启示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大量兴起到走向徘徊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起来，这为当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大量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著书或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当时主要集中在法学院校的经济法学教学中。从80年代初始，我国司法部组织各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编撰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经济法学》统编教材，书中阐述了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6-8），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说”，“既包括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纵向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1]（P6 8）“纵横说”遭到民法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由此展开了经济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大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由于《民法通则》第二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再加上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民法通则》起草说明中指出：“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2]（P44）至此为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从法律依据上划了一个句号。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仍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198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当时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合同法》是经济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3年以来至今）为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徘徊发展到走向基本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后，出现了停滞徘徊状态。究其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仍受到计划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形势产生怀疑，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和讨论；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车到山前疑无路”的困惑；再加上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有人担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框框，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1995年6月，高等法学院校《经济法学》教材第五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P14）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与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1]（P22-27）从该书第一版和第五版内容来看，对经济法定义及调整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主张“纵横说”的经济法学者逐步转至“市场关系说”的认识上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由于该法明确否定了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纵横说”，经济法学研究对象一度出现了断层。这时，以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密切联系论”，他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法教程》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P18）从而对当时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提出限制，这在当时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李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提出“国家干预说”，他在1994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P33）该书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2）宏观经济调控关系；（3）市场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4]（P34-49）“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在学界仍然强调计划法反映经济法本质特征，但多数学者已不主张把计划法列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另外，“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与“社会分配法”，作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在学界逐步形成共识。 二、发展与成就 （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从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兴起开始，就产生了经济法与其它学科（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的理论争议，与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经济法学界与民法学界产生了五十余年的争论相似，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也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大经济法主义与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80年代初期以陶和谦教授为代表的大经济法主义者强调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独立性，提出“纵横论”，以排斥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遭到佟柔先生、张佩霖、杨振山、冠志新、王家福、梁慧星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与批评。后来，佟柔先生提出“学科经济法论”，王家福教授提出“综合经济法论”，梁慧星教授提出“经济行政法论”，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共同点都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初期的观点和主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王汉斌同志在起草《民法通则》说明中指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划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法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1986年后，李昌麒教授首先倡导有限制的纵横论，即“密切联系论”；北大杨紫火亘教授提出“管理———协作论。”①均是在克服“纵横论”对经济关系做纵向和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张强调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承认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事实上对大经济法主义的“纵横论”提出批评与否定。1993年民商法学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中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要求建立和完善两种不同性质的立法体系，即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商法体系和以维持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法体系。后者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管理法以及各种市场管理法。”[5]（P43）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1995年6月在海南讲学时提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整需要两手，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民法为‘无形之手’，经济法为‘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民法起作用，又离不开看得见的有形之手———经济法宏观调控。”我们看到，经济法由于扎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土壤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过徘徊状态后，经过认真反思，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蓬勃生机，而民商法学者们也大多认识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民法是不能代替的事实。应该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法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确立。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渐趋一致 1994年，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在其“有限制的纵横论说”基础上提出现今盛行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说”。①他对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前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②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北京大学杨紫火亘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作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③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协调关系说”。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采取强制、参与、促导三种方式。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④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国家调节关系说”。上述四位教授的学说，可以说代表了经济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共同特点：第一、各种学说都肯定了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应积极建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一点各位学者均形成共识。第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如漆多俊教授提出的竞争法，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市场调控法，刘文华教授提出市场运行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重点发挥经济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功能与作用为目的，来构建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的经济法律体系。第三、关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主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多数学者认为应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如李昌麒、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均认为经济法应包含对企业等经济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而主张将其纳入调整对象，漆多俊、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应属民商法调整对象。第四、对于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有人主张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如漆多俊教授；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属经济法调整范畴，学界对此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国家通过干预可以保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因此，笔者同意李昌麒教授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范围渐趋一致，多数专家学者已取得共识，即经济法从微观上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关系，宏观上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 （三）构建的经济法学体系基本形成 从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在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思考上，对其内容的统一认识也逐渐靠近。根据对前几位教授各自编撰的经济法论著的考察，发现理论体系上都是五编三十章左右，第一编都是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除漆多俊教授外，其他几位教授都编写了经济组织法（有的称为企业法），以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为例，经济组织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经济组织承包、租赁经营法，与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编写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三编市场调控法（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称为市场运行法，漆多俊教授称为市场障碍排除法），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内容几乎都是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第四编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结构调节法、计划法、投资、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票据、证券法、保险法、劳动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对外贸易法；除票据、证券、保险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应由经济法调整而应由民商法调整外，对其他法律制度应列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各家学说意见是统一的；第五编社会分配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对此编内容，学者意见不一，漆多俊、刘文华、杨紫火亘教授认为财税法应属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江平教授认为应属社会法范畴。笔者从经济法具有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考虑，赞成李昌麒教授的主张，上述具体制度应纳入社会分配调控法制体系中。 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过20年的洗礼已日渐成熟，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其调整对象日渐明确一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基本形成并趋向合理完善。整个经济法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经济法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不愿放弃旧观念，甚至想拓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倾向。如有的学者仍然把合同制度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司，票据、证券、保险、破产等作为经济法体系应包含的内容较为普遍，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商法调整范围。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不应并入经济法而应归入民商法体系，这样做可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 三、前瞻与方向 首先，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逐步国际化，世贸组织规则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经济立法相互协调，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问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所引起经济关系也迫切需要经济法学理论加以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为立法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摆在中国经济法学家面前的任务。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必须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有学者称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存在“模糊性”，提出“法律部门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6]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存在交叉性而主张几个部门法界限适当“模糊”，其结果会扩大经济法调整范围，就会又回到80年代初的旧思维上去。近年来出版的经济法教材，其内容庞杂，把属于民商法体系如合同、公司票据、证券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法经济学当会成为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7]法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用经济学的观念研究法学，提出经济的成本论，注重追求法的经济目的与效率。重庆市委党校张正德教授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经济法应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经济法学应更加强调运用法律准则和法律价值观去分析经济问题；二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应以提高经济法效益作为第一价值取向；三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应从适应和保障价值规律的实际出发。”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意见，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解决了一系列误区之后，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家采取何种调节、干预手段才能取得更高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研究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时，必须要使经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联合起来，进行法学经济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绩。 基础理论论文: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要在我国开征物业税，最早是在2003年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开征物业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论文颇多，见仁见智。本文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探讨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 物业税实际上和财产税的含义是相同的，前者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使用；后者则是英语国家“Property Tax”的中文翻译。因此，“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其基本含义是对财产征税。那么，什么是财产？凡是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财产，包括可用于消费或可用于取得收入。对财产征税和对财产的收入征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财产的价值存量征税；后者是对财产产生的价值流量征税。财产税不可能对所有财产普遍征收，而只能是选择性征收，通常可供选择的财产税税种有：房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有些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印花税也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这是可以商榷的。从印花税的制度安排来看，是对合法权利的征税。“权利”也是财产，但印花税中征税对象的“权利”是由政府认定的，因此印花税虽然有“税”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府对提供公共劳务收取的使用者费。印花税可以大大节约商品劳务交易税和生产要素收入税的征管成本，对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有利的。而财产税的征管成本是很高的，也不存在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功能。 开征财产税的目的是使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更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理由如下：（1）房产税有利于房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物业税属于对物税，并不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因此当纳税人缺乏负担能力的时候，只能把房产转移到更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有利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遗产税和馈赠税有利于实现“人”的公平。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财产分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挣得的财产；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和馈赠获得的财产。因此对后者征税更能体现“人”的公平；（3）房产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受益和公共成本负担对称原则是构建效率财政体制的要求，房产税通常是地方税，以房产作为居民公共受益的成本分摊依据可以较好地贯彻对称原则。这正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可以由汽油税和轮胎税替代一样，因为以汽油和轮胎的消耗来计算使用高速公路的费用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财产税也经常遭到批评。因为房产税是对物税，所以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基本原则，有失公平，同时遗产被征税却会挫伤财产所有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财产税虽然有利有弊，而且也是一些实施国家争论的热点之一，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利大于弊，也没有更好的政府收入形式来替代财产税。因此，房产税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平均要占财政收入的30-40％，高的可达70-80％，低的也有10-15％。 但我国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物业税的主要目的是理顺房产的市场价格，或者说有利于改善房产价格过高的态势。由于这种观点开始是由官方人员说出来的，因此影响很大，以致于对物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产税，甚至使居民产生要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降低房产价格的印象。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和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公共劳务的成本分摊问题；后者则属于私人商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混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实践上看，将会产生“劫贫济富”的不良效果。因为在我国购买得起房产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人都要有房居住，因此人人都成为降低房价的负担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应该说，房产价格过高与土地非农业利用的政府垄断和其他政府垄断有关，和房产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前者的问题是公有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靠房产税可以解决得了的。 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再考虑如何通过物业税来改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安排了房产税，但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 我国的“房产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国的房产税只是对盈利性企业的房产和出租的房产征税，而对非盈利组织、政府公共部门、居民自有住房的房产都是免税的。在征税房产中，计税依据也是不统一的，盈利性企业房产的计税依据是房产的原值而对出租的房产则采用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房产价值是被不断折现的过程，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应该对房产的现值征税而不是对房产的原值征税。对原值征税失去了财产税的性质，更有点象投资方向调节税。以租金为计税依据虽然是对房产现值征税的一种方法，但我国的计量办法却失去了房产估值的特征。房产的租金是房产的利率回报，要使其反映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必须是市场利率而不是个别利率。但我国的计税办法是房产的实际租金而不是市场租金。这样，对出租房产的现实租金征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而不是财产税。因此，我国税收制度中虽然有房产税名称的税种，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 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征税对象涉及到“土地”财产的税种有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它们是不是属于财产税的问题需要研究。 为什么叫“城镇土地使用税”而不叫“城镇土地税”或“城镇地产税”？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公有）的，国家征税也是代表国家的，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国有土地征税的问题。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对“分离”出去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行征税。土地使用权是国家认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政府对公共劳务收取使用者费。但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收的，因此还具有国有土地租金的性质。因此，现有的城镇土地税并不是财产税。 耕地占用税是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的一次性征税。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对农用土地形式上是免税的，但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因此实际上是对土地交易设置的一种特别税，属于商品交易税范畴。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是政府垄断的，最初改变使用方向的是政府，因此政府似乎应该是纳税人。然而，政府只是土地非农利用的“批租人”，因为最终非农利用的是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以后者是真正的纳税人。由此，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批租”净收入。土地批租净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批租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和政府征用农用土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二是政府利用土地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获得的税收收入。因此，土地批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经营收入和土地交易的税收收入集于一身的收入，并没有财产税的性质。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似乎是有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国家征税权、国有资产经营权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的原则设置的税种，因此属于商品交易税的特殊税种。政府认定使用权的费用一般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增加的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什么会上升，一般说来和该地方段的投资密集度和消费密集度有正相关。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思维，那么属于市场经营的增值收入应该属于经营者；属于政府投入引起的增值额应该由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解决。但该税的设置可能是从所有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因此应该把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归国有。因此这也不属于财产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述分析也同样表明，应该从完善税制和财政体制的角度研究物业税的开征问题。当然，国有资产（包括土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存在房产税名称的税种，为了区别新开征的具有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因此把后者称为“物业房产税”。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把我国的房产税改造为物业房产税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造：以房产现值为税基、对房产普遍征税，以及房产税的优惠设置。 以房产现值为税基是物业税特征的关键，对房产现值的评估有两种方式：按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估值；或按房产的效率租金估值。前者称之为房产交易法；后者称之为房产收入法。理论上说，如果能正确认定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或房产出租的效率租金，那么两者的现值评估应该是一致的。但房产的市场交易频率和出租频率都不是很高的，而且市场制度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房产现值的评估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国外通常的作法是由地方政府确定评估方法，原则是使评估更接近市场的效率价格。 在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尽管效率价格和效率租金价格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但笔者认为采用房产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的设计。我国的房产已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199g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享受了按工龄和职级为计算依据的房价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理解为以往的工资中不含住房费用，因此相当于专用于房产投资的工资补发。也可理解为房产投资的收益补助，因为职工购房的房产价格即使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也大大超过了改革前支付的租金。开征物业房产税意味着减少补贴，因此以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设计。1999年底以后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按政策应享受房租补贴，但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以收入法评估税基也有利于房租补贴额的确定；同时也有利于1999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但房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者的补助。如果按上述思路设计物业房产税的税负，意味着和工薪制度的改革是联动的。 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的是税率，即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有所增加还是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将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将调整我国的政府收入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入制度。笔者主张后者。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总负担率是很高的，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是不宜再提高的。但开征物业房产税需要对房产进行全面的重估，征管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总负担相对稳定，那么意味着将会减少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这是静态地看问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态势来看，将有利于效率、公平原则的贯彻。但这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政府收入的比例。减少政府的收入比例，意味着增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非但不会增加财政困难，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房产普遍征税，意味着所有房产都是征税对象。对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公共部门房产征税的依据是什么？这主要涉及国家征税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征税权中，“国家”是公众（全民）的代表；在我国的公有制中，“国家”又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因此，似乎不存在“国家”对自身征税的问题。我国房产税中的免税制度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利改税”突破了这一思路，但仍然在其他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实，国家征税权应该高于财产所有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统一体。市民社会由家庭、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构成；政权社会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组织。市民社会从事物质财富或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政权社会从事精神财富或非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两类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虽然是由政权社会界定的，但目的是为了规范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行为。国家征税权虽然也表现为政权的行为，但却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因此高于财产所有权。这表明，不论是市民社会的财产，还是政权社会的财产都在国家征税权的覆盖之下。 我国现有的房产税对非盈利组织和政权组织占用的房产免税，相当于对这些组织的运行费用的补助。这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果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对“国家”内部的所有房产征税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这需要重新核定上述组织的经常费用和政府预算的支出额，这涉及到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物业房产税的优惠问题上涉及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房产的性质问题。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以面积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高，穷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低，这意味着对富人的优惠高于穷人。因此，这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笔者主张设立包括住房租金在内的最低生活标准，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社会救济或房租补助，后者相当于物业房产税应设置负税率。 家庭住房形式上是消费品，但从人的再生产角度看应该属于投资品。而且，住房建筑是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品。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这表明优惠还涉及到其他税种之间的联动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三峡工程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应用基础的研究，是由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三峡开发总公司联合组织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活动。结合三峡工程生产实际，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通航建筑物应用基础；高边坡基础理论；混凝土材料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少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这些研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应用基础的提高。 关键词：仿真模拟 岩体力学 混凝土耐久性 高掺粉煤灰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是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和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所谓“应用基础”实际是指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经过5年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已于1999年6月在三峡坝区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此项研究涉及三峡工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侧重于从应用基础理论上解决工程疑点和难点，在研究中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所获成果，对三峡工程有的具有直接应用价值，有的需要在工程进展中加以验证。从专家意见中反映出，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应用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水利水电工程上去。现将研究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按以下五个课题予以介绍： 1 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三峡枢纽上游年输沙量大，枢纽建成后，大量泥沙将在水库内淤积，坝下游河道则发生冲涮，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影响水库寿命和枢纽效益的充分发挥。本课题研究了以下内容。 1.1 几个泥沙基础问题 主要有：淤积物的密实度及干容重变化研究；泥沙起动规律研究；推移质运动特性和输沙率研究；底层泥沙交换、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流挟沙力研究。 1.2 坝区泥沙淤积和坝下河道演变 内容有：通航建筑物引航道防淤清淤措施研究；电站引水防沙措施研究；河道床面粗化研究；河道床面形态和阻力；坝下游河道演变及河型转化。 1.3 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技术研究 进行了模型沙特性研究；实体模型变率研究；实体模型图像分析系统；长系列试验方法比较；数学模型试验中a系数研究；回流区泥沙淤积计算。 关于泥沙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水库淤积物密实过程、泥沙起动规律、冲积河道阻力和床面粗化、推移质运动特性、底层泥沙交换和水流挟沙力等问题上都获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防淤清淤措施、电站的引水防沙方案已为设计部门所采用。对于实体模型中的模型沙特性研究、模型变率的影响、长系列试验方法以及数学模型中不平衡输沙恢复饱和系数，回流区泥沙淤积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三峡工程泥沙科研中长期存在的不同认识，本课题中建立的实体模型图象分析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量测大面积水域的流场，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新技术。 2 通航建筑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课题对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船闸水力学、船舶运行仿真模型和船舶技术应用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2.1 枢纽泄洪对坝区通航条件的影响 从枢纽泄洪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电站调峰非恒定流对通航条件的影响、通航水流条件的航行判据的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船闸与电站的运行方式，可以达到坝区通航条件的要求。 2.2 船闸输水系统和闸阀门水力学解决以下技术难题 (1)输水系统水力学：三峡永久船闸输水系统采用了4区段8支管，顶支孔出水，盖板消能的动力平衡系统，它可使水流均匀分布于整个闸室平面，从而可减少闸室输水所导致的非恒定流水面波动和局部水流紊动。通过试验及计算分析得出，支孔形状、廊道雷诺数、廊道阻力、支孔高宽比、支孔总面积与廊道面积比等，是影响出流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船闸阀门水动力学特性。 (3)阀门空化特性及控制空化措施。 (4)阀门流激振动特性及减振措施。 (5)船闸人字闸门运行动水阻力。 (6)船闸水工模型试验缩尺效应。 2.3 船闸运行过程仿真模拟试验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对船闸输水及船舶过闸过程进行模拟，其优点是经济、快速、宜于长期保留，预演过程整体性强。主要模拟过程有：船闸输水过程仿真、航行条件的快时模拟、船舶航行条件实时模拟器的研究、船闸运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超高水头大流量的阀门水力学、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和船舶试验技术研究等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非恒定流减压模型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研制、阀门段廊道流态特征和急变分离流机理、门楣通气减少空蚀的综合措施、分散输水系统中出水支孔流量分配规律、泄洪产生引航道往复流的机理、小尺度船模的相似性等研究成果都已应用于三峡工程设计，并据此修改了《船闸设计规范》中的输水系统部分条文，成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此轮高边坡研究基本上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三峡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内容侧重于工程岩体力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由于研究工作与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平行进行，因此研究成果除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指导反馈设计和施工以外，大部分成果对我国高边坡工程，特别是卸荷高边坡工程，可为设计提供理论武器和较先进的分析手段。 3.1 关于岩体力学性质的研究 三峡坝区的闪云斜长花岗岩属性良质优的岩体。由于建闸开挖体坡高(170m)、体长(1610m)、堑深(67m)；由于山体下部诱发的地应力释放；由于风化和岩体结构面的发育发展；导致岩体宏观力学性质与按常规试验获得的力学数值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开挖后会有性质弱化的趋势。 通过研究，在试验与调查基础上，建立了岩体宏观力学参数模拟理论，提供能较真实反映现场岩体性质的参数值。如岩体的变形模量，微新岩体可取为20～30GPa。研究表明，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卸围压可导致岩石的开裂。开挖后的高边坡，岩体同时存在加载和卸荷，卸荷效应会引起岩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从坡表至深层出现程度不同地岩体变形、松动和开裂。研究认为区内花岗岩体存在着卸荷流变效应，此种流变可通过正、反分析予以界定。 3.2 高边坡岩体稳定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分析基础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高边坡的稳定进行了分析计算。以反映变形规律和变形量。 分析使用的方法不同于过去较明显的是，在计算模型中较多地运用了脆性理论。如有的引进、开发、应用“断裂损伤介质分析系统”，对高边坡进行了断裂损伤弹塑性与流变分析；有的针对三峡船闸高边坡建立了脆弹粘性理论分析的计算模型；亦有数家单位采用其它方法试图解释三峡船闸高边坡卸荷岩体的变形和非连续性问题，如离散元法(DEM)、不连续变形分析法(DDA)、数值流形方法及卸荷非线性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在三峡船闸高边坡不同断面的特征点上，在垂直于船闸轴线方向上，最大水平位移大都不超过50mm。清华大学用断裂损伤流变模型计算的位移量在坡顶最大，为100～300mm，其它部位为50mm左右。给出的流变量，即开挖结束后继续随时间发展的位移量为5mm，收敛期为一年。 此外，有的运用潘家挣塑性力学的上下限理论，用组合塌滑体的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给出高边坡整体稳定问题中沿最大可能滑动面滑动的边坡体稳定安全系数大于5。 完成的其它成果有：对渗流水荷载、爆破动力荷载的分析研究；用锚固模型的流变损伤分析方法研究锚固机理等。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本课题结合三峡工程的需要，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为中心，研究混凝土的配合成份，配置出高性能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微膨胀水泥和灌浆改性超细水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中改性超细水泥灌浆已在三峡工程中试用。研究成果的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前列。 4.1 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 本课题侧重研究混凝土自身因素对耐久性的影响。对混凝土原材料特性进行分析，找出不利因素，提出改进的措施，从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来达到抵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大坝混凝土的耐久性。 (1)对大坝混凝土所用水泥及粉煤灰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对三峡大坝所用中热硅酸盐水泥和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分析，均符合国家规定指标。中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0.55%(熟料小于0.5%)，低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1.0%的指标。对粉煤灰品质、水化速度和贫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粉煤灰在拌制混凝土时有三种效应并产生三种势能：形态效应产生减水势能；火山灰活性效应，使粉煤灰具有受激活反应的势能；微集料效应造成致密势能。粉煤灰的水化速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且随时间增长而增加。混凝土在20C下，粉煤灰在3～4年中仍在水化，只是水化速率缓慢，因而强度也是在缓慢增加。 (2)三峡大坝混凝土必须使用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在确定高掺一级粉煤灰的前提下，必须选用与粉煤灰相适应的高效减水剂至关重要，两者配合应用，在降低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方面，能产生叠加效应。能使总减水率达到20%～30%。掺入引气剂后能使混凝土抗冻性能大幅度提高，也提高了混凝土韧性和抗折强度。 (3)混凝土的微观结构研究试验得出：①水胶比对孔隙率和孔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水胶比大，孔隙率就高，大于100nm的孔增加；②每m3混凝土用水量降至100kg以下，总孔隙率大大降低；③掺入30%、50%、70%的一级粉煤灰，浆体总孔隙率随掺量增加而增加，但孔径大于100nm的有害孔仍较少，小于20nm的无害孔增加。 水泥浆体于集料界面存在富水层，较多的SO3溶解于此，造成人Aft富集和Ca(OH)2晶体的择优取向生长，构成混凝土中的薄弱部位。当水胶比降低，对界面结构有所改善；掺加20%或者40%粉煤灰及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后，改善了界面结构，但粉煤灰应低于50%。 4.2 微膨胀型中热和低热水泥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已研制出微膨胀型中热及低热水泥；第二，对两种膨胀源氧化镁及钙钒石的膨胀机理，微膨胀中热和低热水泥的膨胀机理有了了解。 4.3 高掺粉煤灰大坝混凝土 由于优质粉煤灰的大量掺入，其需水量比为90%左右，加之高效减水剂联合使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减少20%～30%，由于用水量降低加上高掺粉煤灰，就使得水泥用量可以大大降低，得到质量较好的混凝土。 4.4 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三峡工程特种混凝土原设计是采用C40抗冲磨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曾用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特殊部位。本课题研究出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它的特点是限制水泥浆体积在混凝土中的总含量，掺入高活性掺合料-硅粉和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选用与之相匹配的高效减水剂及膨胀剂，使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降至330kg，掺合料的总重量达37%。用铁矿石粗骨料制备的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28d抗压强度可以达到89.6MPa，抗冲磨失重率又比C60低40%，抗冲击韧性提高1.8倍，但单价较C60高。 研究表明抗冲磨混凝土的改性机理是由于大量极细的活性掺合料水化后生成得C-S-H凝胶改善了集料与 水泥胶体的界面结构，使总孔隙率减少25%，有害孔减少，使混凝土密实性大大提高。 4.5 大坝基础处理水泥灌浆材料改性及其机理研究 三峡大坝防渗帐幕设计标准要求ω≤0.01L/(min·m·m)，在细微裂隙发育的大坝基岩，用普通水泥灌浆无法灌入的地段。采用超细磨水泥灌浆能达到设计要求且不污染环境。 1)超细磨水泥主要性能如下： ①细度D95≤16μm，平均中值粒径小于4μm。 ②浆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当 W/C＝1.0时，析水率小于5%。 ③强度：3d为52.5MPa，28d为72.5MPa。 ④膨胀率：3d不小于0.15%，28d不大于0.60%。 (2) X光衍射分析现场灌浆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水泥熟料已水化成 C-S-H凝胶、Ca(OH)2和钙矾石 (Aft)，仅有少数石英(SiO2)及碳化的 CaCO3，所以水泥结石强度高，无体积收缩。 5 三峡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本课题分五个专题：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安全监测高 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测系统，混凝土坝施工期仿真计算与温控反馈设计，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等。 5.1 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包括永久船闸、升船机、左岸大坝及厂房、泄洪坝段、右岸大坝及厂房、茅坪溪防护坝等建筑 物的监测系统，另外还有专项监测、地质环境及其他监测，其中仅永久性测点就有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监测系统。为此，对总体结构、监测仪器布置和变形监测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优化研究。 (1)总体结构优化针对三峡工程大坝特点及安全分析、评价和监控的要求，对安全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信息可靠、有序采集、保存、查询、调用等原则，应用优化理论，将原设计大坝三级监控(建筑物、分区和工程监测中心)改为二级监控(建筑物，监测中心)，从而减少了结构层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节约了费用。 (2)监测仪器布置优化结合技术设计和招标设计，依据少而精等原则，对监测仪器的布置进行优化研究。经优化后，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减少约 1/2，应力应变监测减少约2/3，水力学和动力监测减少约1/2，监测费用减少1亿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3)变形监测网络化对变形控制网和倒垂等进行优化研究，突破常用的模拟法，提出用解析法的优化方 案，构成目标函数。以精确、可靠、灵敏度和费用等作为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二次规划模型，并以此编制变形监测网自动化分析软件。应用这一个优化软件，对升船机及临时船闸高边坡水平监测网进行了优化设计。 5.2 安全监测信息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安全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和反分析，对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状况作出综合分析、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针对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在施工期、蓄水期和运行期的不同特点，吸收国内外安全检测领域的最新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三大类： (1)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及其相结合、突变理论、多级灰关联分析、可靠度理论等方法和理论，依据实测资料对大坝的实测性态进行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应用可靠度理论方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建立大坝安全风险评估的框架。 (2)结合已建工程和三峡大坝的典型坝段(泄洪2号坝段等)，建立了施工期的特殊监控模型，时空分布的确定性模型及反分析模型，多测点监控模型因子集分析模型，另外还提出用数学滤波法分离时效分量，采用回归与时序模型，用瑞利分布研究监控模型中环境量对效应量的滞后效应等。 (3)拟定变形监控指标拟定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包括用结构分析法和数学监控模型拟定监控指标。 5.3 安全监测高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控系统 鉴于三峡工程的特殊要求，决不允许中断监测和采集数据，这就要求安全监测系统能精确、稳定、可靠、长期而又实时地采集数据。为此，在吸收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主要是变形、裂缝等)及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精度高、稳定可靠的自动化监测仪器和设备，对稳定性检查，对监测系统的构成和选型提出优化方案等。 5.4 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 混凝土高坝，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施工和自然条件复杂，使设计与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别。为此，开展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的研究，对优化设计和施工，提高混凝土坝的设计施工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此进行下列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①提出了一整套混凝土高坝的仿真计算新方法；②研究了通仓浇筑重力坝和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度应力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常规柱状浇筑重力坝的差别；③编制了混凝土坝和基础温度场、渗流场和位移场反分析软件；④研制了混凝土高坝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软件。⑤对三峡大坝进行系统仿真计算，提出了合理的温控措施。 5.5 开发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 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系统设计原理及实施方法；②系统工具环境的设置；③系统应用软件 的引进和开发；④计算机新技术在大型水工结构分析系统中的应用。 上述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用于三峡工程设计，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创造一流的三峡工程提供了技术保证。 基础理论论文: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摘要：依据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认为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应考虑对下游河道系统的影响，并通过近期初步研究，论述了河道系统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问题。由此，提出了建议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基础理论 摘要：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灾变原因及灾变防治策略。 关键词：电力系统 灾变特点 灾变原因 防治策略 一．电力系统灾变概况 电力是国家的支柱能源和经济命脉。目前我国电网装机容量2.5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三峡等大型电厂建成，必将出现超大规模的联合电力系统。我国计划在2010～2020年间建成安全可靠、满足电能传输和市场化运作的全国范围联合大电网。如何保证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是一个及其重大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而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多起灾变性的重大电力系统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美国1965.11的东北停电事故，停电2100千瓦，停电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1977.7美国东北停电25h；1978.12法国停电75％，时间7h；1982.12加拿大魁北克州全停；1983.12瑞典停电67％，时间6～7h；1987.8东京大停电，时间6h；1996.9马来西亚全国大停电；1996.8美国西部大停电，损失3200万千瓦负荷，停电时间7h。这些事故的起因均为某一局部故障，但由于控制措施采取不当或不及时、电网结构的不合理、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系统的连锁性故障以致于大面积停电，即所谓灾变的发生。大区电网的互联和电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电网的运行增加了更多的不可预知性，电网运行在稳定极限边缘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按现有的可靠性准则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是不够的。应建立电力系统的第三道安全稳定防线，即必须对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的研究，避免灾难的重演已成为目前电力系统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 现实的电力系统同复杂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环境相联系，它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要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电力系统灾变是指电力系统主要由连锁性事故导致的电力系统稳定破坏而发生的大面积停电。电力系统事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可逆性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能从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走向另一种或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二是不可逆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破坏，或电压稳定破坏即电压崩溃，或频率稳定破坏即频率崩溃，或三者中的任意二者或全部破坏，电力系统瓦解，大量损失负荷。 下面例举了电力系统的一类灾变的发生发展过程。 1．假设 l 事故前潮流如图1所示，且节点2、节点3联络开关通过功率很大；线路1～2，1～4接近稳定限制功率运行。 l 线路配置较完整的继电保护和重合闸，且线路1～2，1～4跳闸可联切电源1号机组和分别联切节点2、4部分负荷，但事故当时联切装置停运检修中。 l 变压器配有常规保护；发电厂配有常规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 l 电源节点2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联系；节点3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频率解列联系。 2．灾变发生和发展过程 （1）线路1～4永久故障，两侧保护正确动作掉闸。1号电源因离故障点近，冲击较大。 （2）线路1～4负荷转移至线路1～2，1～3，线路4～3潮流反向。 （3）电源1，3间功角稳定破坏，系统振荡，1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上升，3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下降；电源1，3之间联络阻抗二分之一处（电源2附近）为振荡中心，电压稳定破坏。 （4）1号电源部分发电机过速解列停机。2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该地区受进功率很大，事故时电压很低，低频切负荷装置启动功率不足，大都未动，故解列以后，频率陡降，最终该地区所有发电厂被迫解列，部分停机，局部系统瓦解。3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频解列动作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所在局部系统功率外送较大，加之在系统振荡过程中部分低频减载动作，解列后功率过剩，频率上升，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减出力或解列停机。负荷节点4，因在振荡过程中频率很低，低频减载动作，大部分负荷损失。 灾变最终结局是：2、3号电源解列，系统损失大量负荷，全网和局部系统2均瓦解，局部系统3解列后也几近瓦解。 由上述简单系统灾变的示例以及结合多次实际电力系统灾变事故经验，可将电力系统灾变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电力系统灾变几乎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每一起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均与系统失去稳定有关，灾变是系统失去稳定并导致大面积停电的结果。因此在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电力系统原有的众多难题，如系统的动态等值与简化、稳定判据的选择、负荷的动态模型难以获得、控制方法的适应性以及系统的强非线性和时变性等问题。 2.连锁性故障是导致电力系统灾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并最终发展为系统的解列、频率或电压崩溃。连锁性故障往往由极其罕见的严重事故造成,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典型的严重事故包括同一走廊的输电线路全部同时断开、枢纽变电所全停或占系统容量较大的一个发电厂全停等。目前人们对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只有一些定性的认识,对连锁性故障发生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仍不多见。 3.连锁性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及策略与常规情形不同，要求在灾变研究中应考虑罕见严重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这与以往的基于个别故障发生后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策略明显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诸于文献。 三．电力系统灾变原因 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多起重大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可知导致事故扩大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a)输电线路过负荷或故障跳闸,引起大量负荷转移,最终造成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1961年英国东北部、1965年美国东北部和1967年美国东部的大停电等事故均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b)负荷增长过快,系统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崩溃。1978年法国和1987年日本大停电事故便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c)系统元件的保护或自动装置拒动或误动。 d)线路多重多次故障,导致一系列跳闸,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e)大机组跳闸,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f)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如地震、战争等)。 灾变是系统稳定破坏的结果，根据系统失稳的特征不同，稳定问题包括功角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以及电力系统非管制后所呈现的电力市场稳定问题。 l 电力系统功角稳定 所谓电力系统功角稳定就是要求保持电力系统中所有同步发电机并列同步运行。交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条件是各发电机按同一供电频率同步运行以保证为用户提供统一频率的电能。电力系统失去功角稳定的原因是在运行中不断受到内部和外界的干扰，使电气连接在一起的各同步发电机的机械输入转矩于电磁转矩失去平衡，出现各发电机转子不同程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各发电机转子相对功率角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随时间增大，则最后将使发电机失去同步运行。由于各发电机的频率不相同，电力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将发生很大幅度的振荡，用户得不到正常供电，保护装置动作，一般要断开受影响的发电机、线路等元件，有可能使系统解列为几个子系统并不得不切除负荷及发电机，从而导致全系统的崩溃。失去稳定的现象可能是发生一台发电机与其余发电机间，或者发生在几群发电机间，每群发电机内还是同步运行的。 l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 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是电力系统维持负荷电压于某一规定的运行极限之内的能力，它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源配置，网络结构及运行方式、负荷特性等因素有关。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受端系统不断扩大，负荷容量不断集中，而电源又是远离负荷中心的情况下，以及输电系统带重负荷时，会出现电压不可控制连续下降的电压不稳定现象，即电压崩溃。它往往由于电力系统电压的扰动（如发生短路，大容量电动机的启动，冲击负荷等）、线路阻抗突然增大（断开线路或变压器）、无功功率减小（断开发电机或无功补偿装置）或节点负荷的增大而诱发，使大量用户断开和大面积停电。 l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 在电力系统稳态运行情况下，全系统的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包括线损）是平衡的，电力系统频率是一个全系统一致的运行参数。在实际运行时，当电力系统出现干扰使发电机的总出力和负荷的总功率出现不平衡时，相应地将导致各发电机转速和频率的变化。在频率变化的第一阶段调速器和调频系统还没有动作，系统的平均频率将下降或增大，各发电机间将产生振荡；第二阶段发电机的调频系统以及负荷的频率调节效应，导致发电机有功出力以及负荷的变化，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大，频率的微小偏移均将发生很大的有功潮流波动和调整，如果电力系统频率进行的监视和调节不够，就会导致系统频率的进一步恶化，这又将导致系统电厂中锅炉出力的变化，以及电动机负荷的变化，使得电力系统的出力和频率进一步变化，最终使系统走向频率崩溃，一致全系统大面积停电。 l 电力市场稳定性 当前电力市场化浪潮席卷诸多国家，我国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先进国家电力工业走向市场的经验表明：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运作由于打破了垄断，引入了有序竞争机制一般将使发电成本降低30％，电价降低26％左右，这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电力市场的发展在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从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将由两部分组成，即前述的电力系统物理稳定性和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而且两种稳定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比如1996年发生的两次美国西部大停电以及马来西亚大停电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惨痛教训。 电力市场稳定性指电力市场必须保证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政府部门和电力市场的各参与方都希望评估影响电力市场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了解电力市场在受到预想扰动时的动态行为和稳定程度，并希望可靠的算法支持其决策，防止市场的崩溃。 影响电力市场稳定的因素有： 1） 市场经济下的系统运行工况将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系统间大量的电能交换和交易、不可预测的潮流和线损等因素都增加了运行调度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遇到离线分析未考虑的工况。 2） 电力市场下，发电、输电、供电将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电网公司将不再具有在传统垂直一体化电力结构下的调度能力，网络的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3） 在宏观经济方面，能源政策、环境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 4） 在微观经济方面电力市场规则的修改，各参与者的博弈 5） 在技术方面，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安全稳定导则、稳定传输极限引起的阻塞、分析技术和控制技术 电力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内容是： 1）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研究市场价格微小偏离市场均衡价格时的市场稳定性 2） 研究市场在大扰动情况下，系统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发电公司、充裕的可发电容量及可输电容量，也即电力市场的大扰动稳定性问题。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崩溃时发电成本上涨和发电容量不足，造成加州批发电力市场价格飞速上涨，而当时的用电端是按照冻结电价售电的，这样就失去了电价调节的杠杆作用，用户的用电弹性作用完全丧失，市场价格失衡 3） 研究电力市场的动态品质问题，如电价的渐进性、对振荡的阻尼等。 四．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电力系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连锁性故障的机理及其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电力系统隐患的探测和预防、决策准确性与快速性的兼顾以及完善预警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Power System Collapse Prevention System，缩写为PSCPS）研究的目标 1)准确地进行判断并给出正确的控制措施是对PSCPS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扰动发生后，要求PSCPS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准确的决策和快速的执行才能有助于电力系统状态或性能的改善，否则会加剧系统的崩溃。然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算法和方法多数仍难以满足PSCPS的实时性要求。快速性和准确性要求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中的一对矛盾，同时满足快速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安全及稳定控制算法才具有实用价值，机理可行而缺少实时性的算法虽具有研究价值，但却不宜采用。 2)PSCPS应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不应受到某些虚假现象的影响而产生误判。电力系统的时变性要求采用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具有适应性和鲁棒性，即要求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控制的准确性。电力系统的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危险形式也千差万别。不同的扰动和危险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各自不同的判定方法和控制策略。PSCPS必须能正确地识别各种危险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系统的相应特点，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PSCPS还应能正确识别系统正常的扰动和真正的危险，并做到“去伪存真”。 3)PSCPS的算法应能反映系统的实际，采用的假设应具有合理性，其对系统危险指标的判据应是充要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采用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等值的准确性、预想事故集筛选的合理性以及判定方法的选取等多方面。在PSCPS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采用更接近实际的系统模型。首先，假设应是合理的，在做系统简化和等值时，需使简化后的系统符合实际的未简化系统，或者保证简化引起的误差不使PSCPS做出虚假或错误的判断；其次，所采用的预想事故筛选原则应是准确的，不应遗漏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预想事故。 4)PSCPS包括的一系列重要稳定裕度指标如电压稳定、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指标等应是基于参数空间的，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它能回答诸如某条或某几条母线上可同时增加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数量，某条或某几条输电线上可同时增加的有功传输功率等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问题。基于系统状态空间的性能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常常缺少实际可操作性。 5)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PSCPS给出的控制决策除了要考虑系统安全性外，还应使控制代价最小。保守的决策虽能保证系统的安全,但却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PSCPS具有优化控制决策的功能。 6)在电力市场环境下，PSCPS应能准确在线度量当前市场的结构稳定性和有界稳定性，基于发电及用户侧的市场报价，解决含动态稳定约束的阻塞问题，优化调度，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各种辅助服务决策。 因此电力系统灾变防治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1)电力物理大系统的稳定性理论 包括建立电力物理大系统的整体建模；电力大系统全局稳定性的定量测度理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域的拓扑结构，失稳模式及其演化规律；电力大系统稳定性的在线快速评价方法体系。 2)电力市场稳定性理论 建立电力市场的动力学模型，研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调度运营等动态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关系。 3)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和控制策略 研究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条件和特征，探索研究连锁性故障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反连锁性故障的相应措施。 4)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优化控制和优化调度理论 研究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鲁棒控制原理，使得系统具有鲁棒稳定性和高干扰抑制能力；研究混杂系统复合控制理论，解决非线性高维、分块、多层、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并存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求解方法；研究混杂系的调度策略。 5)电力大系统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建立全新概念的发电厂与电网控制与调度的计算机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即需研究电力大系统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分层分块地建立运行中各发电厂与整个电力系统的在线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它可实时给出潮流调度最优方案和反事故紧急措施的合理建议等。 6)建立电力市场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五、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示例——先进励磁控制技术运用 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中电联合水力发电学会自动化专委会推动帮助下，与长办机电处、水科院自动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内蒙电力公司、广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葛洲坝能达公司等单位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研制了GEC-I性全数字式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装置，并已投运于丰满水电厂、海渤湾电厂、沙角电厂（A）、焦作电厂、沙岭子电厂等十多台机组，提高了有关电网的安全稳定性，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内丰满第二台和广东连州、韶关、华北大同一电厂以及浙江镇海等电厂的该型装置即将投入运行。目前，该国家实验室在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支持下，研制了双工控机，具有彩色平板数据和波形显示器（PPC）的新型非线性最优控制装置GEC-II，可望于1999年三季度以前投入白山水电厂30万kW机组试运行，为三峡机组励磁系统国产化作进一步技术准备。 上述励磁调节器，从理论、软件到结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产权。其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已为国际有关专家公认；对提高和改善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不仅被理论和仿真证明，而且已为内蒙电网实际发生的故障所验证；也为华中、西北、浙江、四川等电网科技人员独立进行的物理和数字仿真（用“综合稳定程序”）所证实。本文将对这已具有我国完整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装置从理论优势、装置特点、仿真结果和实际运行等方面作扼要阐述。 5.1 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让我们对励磁调节器设计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 5.1.1单参量辅助控制 60年代，随着美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发电机快速励磁（自并励方式）的广泛应用，工程控制论中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即控制系统的灵敏性与稳定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美国一些电网产生了多起“低频振荡”（LFO，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这种LFO现象从物理观念上可归为“欠阻尼”问题。约30年前（1969年）美国de Mello F等人提出了可用辅助励磁控制（SEC，Supple 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来提高系统阻尼[1]，并给出了辅助励磁控制通道的具体传递函数为： 式中，是辅助控制环节的输出； 是转速偏差。 由于转速的导数近似地与发电机有功功率成正比，故上式中的反馈量亦可换成，当然传递函数亦应作相应的改变。 以上这种单参量（或）辅助控制环节，发明者将其称为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从那以后北美大多机组都装上了“PSS”，随后其他国家和我国也不同程度上引用这项技术。 国际励磁控制界权威学者，加拿大温哥华B.C大学终身教授Yu Yaonan（余耀南），对PSS做过精细深的研究，发展了de Mello等人的方法，提出了一套算法和设计方法，其成果载于他的ELECTRIC POWER SYSTEM DYNAMICS（《电力系统动态学》）这本名著中[2]。虽然不少学者就按单机系统模型设计的PSS在多机系统如何协调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仍然存在着如上述著作第3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问题：①尽管北美大多数电厂装有PSS，但LFO现象仍时有发生；②由于设计方法本质上是单机单参量的相位补偿法，其所适应的系统振荡频带相当狭窄。 我国华南电力系统原打算采用“PSS”来提高系统小干扰的稳定性， 但在计算中发现难以用一种不变的PSS参数来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 5.1.2线性最优化励磁控制（LOEC） 为了对励磁控制技术作进一步改进，余耀南教授于1970年在IEEE期刊上发表了他在电力系统线性最优控制领域的开篇文献[3]，随即在国际电工界掀起了线性最优励磁控制（LOEC，Linear Optimal Excitation Control）研究热潮。这种控制理论与技术和以往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革新：第一，将单参量辅助反馈改进为多参数反馈（反馈量为电压，功率，转速和转子电压。）；第二，运用“线性、二次型、黎卡梯”，（LQR）这一成熟的控制方法，求得多个反馈量之间的最恰当的放大倍数匹配关系，因而实现“最优化控制”。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本文第一作者等在高景德教授、余耀南教授指导下，在LOEC的设计理论的系统化和工程实用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以LQR方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优化励磁控制装置从1986年第一台在碧口水电厂试验并成功投运后。在国内得到了推广与运用，该技术被成功地用于红石和刘家峡等水电厂（调节器由洪山电工所制造）。在国外，法国EDF比我国约晚5年，也独立的研制出线性多变量优化励磁控制器，称为“四通道控制”，解决了法国电力系统的低频振荡（LFO）问题。 由于LOEC有如上所述的两点革新，故显著拓宽了所适用的振荡频带（亦即增强了对振荡频率变化的鲁棒性）；更加有效地抑制LFO，这一点不仅为动态模拟实验、数字仿真所反复证实，也被碧口水电厂和红石水电厂令人信服的现场试验结果所验证。1990年清华大学进一步改进的线性优化控制——“零动态最优励磁控制”，在微机励磁调节器上得以实现。至此，我国已从理论和装置上占据线性化励磁控制技术的制高点。 5.1.3 近似线性化模型的局限性 上述两种控制方式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部是基于单机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即特定潮流）处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设计的。虽然PSS模型是以传递函数G（S）表示的，LOEC是以线性定常系数微分方程组表示的。但我们知道，传递函数只是线性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形式而已。 电力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系统，其中第i台发电机有以下模 型： （1） 式中，—皆为常数，和分别为转速和暂态电势；为转子电压，是控制量。 和是关于和的非线性函数，分别为： （2） 式中，为发电机转子角；为常数。 把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状态下近似线性化后，代入原方程即可得近似线性化数学模型。其近似线性化的处理方法是把和在某一特定状态处按台劳多项式展开后只保留首项，而把二次方和高次方项统统忽略。该处理方法在微分学中称为“以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点处的全微分代替其在该点处的增量”。用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即以状态空间中在点处某曲面的切平面代替其曲面（参见图1）。 图1 以处的切平面近似代替曲面示意图 问题很清楚，这种近似只是在当实际运行的状态点离开点很近时才是对的。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实际运行点必然会远离初状态。由图可知，这时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就完全不对了。因此按这种模型设计的励磁控制器，在大干扰下控制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PSS环节的输出必须加严格限幅（美国学者坚持限幅在土5％）；LOEC虽尚未发现有负作用产生，但对提高暂态稳定作用甚微。 5..1.4 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 目前我国电网，低频振荡和小干扰稳定性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要提高其暂态稳定水平，为此迫切需要发展直接按多机系统精确非线性模型设计的最优励磁控制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较系统的发展，美国将其用于如飞行器和机器人等控制系统。在我国，本文作者首先将其用于复杂电力系统，并发展了这种理论，在IEEE/PES，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开篇文献[4]；随后MIT的Ilic教授和多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跟踪研究。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专著[5]，奠定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基础。1996年11月IEEE电力系统卷发表了本文作者的“分散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一文[6]，该文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关于这类非线性控制解最优性质严格数学证明，使这种理论上升到“非线性最优”的高度。论文为SCI收录，被各国学者多次引用，使我国在该前沿学科领域占有国际上一席之地。 90年代初，IEEE自动化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Tarn T J教授对我国学者这一成果是这样评价的：对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方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且这种理论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应用领域。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改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动态品质优化方面有着突出的优越性。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科学院院士Zoborszky J教授热情评论道：非线性几何方法是一种高新而精深的科学方法，加之电力系统模型的极其复杂性，中国作者成果是一个通过精确与博识的分析使问题得到明澈无疑解决的范例，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与挑战的新贡献。 其实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相当简单明了的。 电力系统中运行的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有以下形式（具体模型见（1））： （3） 式中，是状态量；是的非线性函数向量；是常数向量；是励磁控制量。 方法是要求找到一组非线性坐标变换： （4） 同时又找到非线性控制律（状态量非线性反馈） （5） 这里都是的非线性函数。使得发电机组励磁控制模型（3）精确地在全动态过程意义上转化为Z坐标下的线性系统（故称作“通过反馈的精确非线性化”方法）： （6） 根据线性优化原理很容易找到（6）式中最优的，将代入（5）式，即可得到非线性励磁控制策略。 （7） 上述结果已由本文作者在1996年IEEE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以上非线性控制解对原非线性系统(3)也是最优的。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规律为： （8） 式中，分别为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端电压、转速，其它皆为这台发电机本身的参数。 励磁控制规律（8）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中仅含有受控发电机可测的状态变量，所以实现了真正的分散控制；第二，仅含有受控机组本身的参数等，故对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完全的自适应能力（鲁棒性）；第三，由于在求解该控制律中，未对模型作近似线性处理，该控制规律对“小干扰”和“大干扰”同样适用；第四，文献[6]业己证明，该控制规律对一类二次型性能指标是最优的。 应指出（8）式所示的是发电机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反馈策略，这种策略对电力系统起着镇定（Stabilizing）作用（无论对于小干扰还是大干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 5.2．装置的先进性 由我国自主开发的高科技产品GEC-I型微机非线性励磁调节装置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 设计的并采用现代微机技术，集先进性与可靠性于一身，专为大、中型发电机组设计的励磁调节装置。 通过近十个电厂中的运行，显示出该装置除采用了先进的励磁控制理论外，还有诸多的特点： (1) 实现了全数字化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从交流输入到控制脉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完成了交流采样、数控脉冲等一系列先进的微机技术，取消了模拟环节和电位器调整环节，在硬件结构上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提高了装置的可靠性和调节精度。 (2)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的软件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在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的条件下，保护与调节功能均采用软件设计得以实现，如TV（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强励反时限保护、低励限制保护、V/F限制保护，以及功能齐全的调节方式，如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方式，线性最优调节方式，PSS方式以及PID调节方式，恒无功和恒功率因素方式也在考虑之列。 (3) 实现了设备调试智能化。该装置具有方便直观的人机接口；运行中不仅能直观地了解装置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机的运行状态，而且一切调试均能由计算机系统的功能键完成，如零起升压、土10％阶跃响应。调节器参数和保护参数的整定均能由加有密码的键盘来完成。 （4）实现了系统元件板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整个调节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故障自诊断系统，一旦故障出现能明确地指出故障板，使之可达到最快修复的目的。 （5）故障信息记录也是该励磁调节装置较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当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人员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以及装置本身故障都可由故障信息记录系统查明原因，对于分析故障原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5．3．非线性励磁控制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引起了充分重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压稳定方面己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从计算机仿真研究、动态模拟实验研究、直至现场故障的实际动作行为都证实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的重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己完成了华中电网、西北电网、新疆电网、浙江电网的仿真研究，华北电网和广东电网以及西南电网仿真工作正在进行中。仿真研究是基于电科院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度（PASSP）进行的，几个系统的仿真结果如下。 5.3.1 对提高西北电网稳定性的仿真研究 西北电网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截止1996年底全网统调容量1300万kW。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kV电压等级。主网联接是一个环形网，其环网总长度近 2000km，而东西部之间的输电距离为500km.，位于北部的宁夏网是通过双回线以三角环网的形式与主网联络，西北电网的接线示意图参阅文献［7］。 就运行的稳定性而言，目前西北电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西电东送方式存在弱阻尼现象，动稳极限仅为80万kW，无法满足功率交换的要求； （2） 东电西送时存在暂态稳定问题。暂稳极限仅为73万kW； （3） 区域网的局部稳定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宁夏网、陕南网和汉中网都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对西北电网详细的仿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西北电网在安康、渭河、碧江、清远、龙羊峡、大坝、大武口7个电厂中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西电东送的动态稳定极限可由原80万kW提高到100万kW。东电西送的暂态稳定极限由73万kW提高到80万kW，对区域网中的各局域网的稳定水平和电压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典型的仿真结果参阅文献［7］。 5.3.2 R4华中电网稳定性改善的仿真研究 在华中电网中，由于湖北电网与江西电网之间的弱联系，当500kV葛凤线发生三相短路后，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的功角摇摆出现等幅（甚至增幅）的低频振荡，鄂东下陆至江西柘林线路的有功潮流出现等增幅的低频振荡。研究表明，若在葛洲坝电厂、汉川电厂和南昌电厂的机组上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不仅可有效抑制上述的低频振荡问题，而且还可改善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其仿真结果见图2所示。 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功角摇摆曲线 虚线为常规控制 实现为NOEC控制 图2 华中电网仿真结果 从以上几个系统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非线性励磁调节器对于同时改善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庄稳定均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5.4． 结论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研制开发出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本节所介绍、评述的全数字化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从理论到装置具有完整的我国知识产权。 本节所介绍、推荐的控制装置是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理论指导下设计的。该理论在电力系统小干扰和大于扰稳定控制的统一性，控制对于电力网参灵敏和结构改变的鲁棒性，各发电机控制所需反馈量的独立性以及控制规律的最优性这4个长期希望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一领域起着“挑头”作用。 装置实现了从采样到脉冲输出的全数字化和100％的冗余度，并且以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总线为硬件核心和依托，可靠性高；新改进的产品具有彩色平板显示器，可显示和记录运行状态和波形，这一点也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在我国目前已有24套装置投入运行。 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三峡总公司的负责同志对三峡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和二次系统国产化问题十分重视。鉴于三峡电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在为三峡而研制的励磁控制器中除其硬件核心部分采用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外（这一点已做到），其它部件，包括开关、插件、端子等所有零部件也应采用国际上最先进可靠的产品。这样做与自主知识产权丝毫也不矛盾。如果我们在硬件上采用国际最先进可靠的产品，在理论和软件上我国已经领先，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整个产品跨入到国际先进水品行列。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评估制度安排政府 角色扮演 社会态度 论文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2003年 ，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以下简称评估制度)。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 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 (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 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 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 、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 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 ；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 ，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从理论上讲 ，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 的良性平台，这个 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 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 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 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 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著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 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人或者家庭的人，这两个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 、 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购买高校 “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由于某些高校 “产品”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 (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 )的支持或采购，这些 “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从评估角度来讲 ，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 “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 ，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政府办学的主体与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 “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评价者是否可以政府对政府的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 “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 “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 “产品”的特性 ，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 “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 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 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 ，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 ，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 ，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基础理论论文:试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化、理念中传承而来。研究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将为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与重构提供众多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是死刑复核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 借鉴 基础理论 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扎根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我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死刑复核程序较大的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小农经济的观念。而随着当今中国的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形成，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法治的进步以及人权保障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将死刑复核程序放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更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在中国诉讼发展史，尤其是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并完善这项制度，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一）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实然界定 应用实证分析模式考察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通常是在现行立法实务层面进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方人民法院依法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终对正确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核准、改判不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然而，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 现行法律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4条法律条文简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规定，其他司法解释中关于此制度的规定也不多。《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中有文字进行说明。因此，实际上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确认审判程序的司法权属性，倒是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空白处较多，以及在实践中一些秘密进行的情况存在，导致了它更多得反映了“审核”过程中的行政权性质。 （二）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理论之争 这个层面上的争执属于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角度探讨。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基于立法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很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种意见，审判程序说。细化又可为两种分说。其一是“认为应当在核准死刑裁判时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构建更接近于一种不开庭的审判程序”。另一种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开放化，从书面审理转变为开庭审理，让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等都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甚至以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取代死刑复核程序，来实现诉讼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 第二种意见，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说，即将死刑复核程序定位于行政审查审批程序。樊崇义写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和运作》持该种意见认为，“核”才能体现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而不是“审”，也就是说更近似于“批准”，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原一、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核准，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复核程序，而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看待复核程序。 （三）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定位 “建构在侧重于打击犯罪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死刑复核程序性质定位的行政性观点，忽视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没有站在应然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而是从现行立法的实然角度来分析的。行政权的最高价值在于效率，而与司法权永远相伴随的则是权利救济和维护正义”。从根本上讲，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少杀、防止错杀，而不是像行政权那样以追求效率价值为目的的，如果将这二者混淆了，那么将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我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所特有的一种诉讼程序。在1979年与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将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分专章并列规定。可见，立法者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才将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如此重要的诉讼程序来对待的。从立法目的来讲，设置死刑复核程序主要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可以在上诉之外再取得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从程序完善角度来讲，在这种性质定位基础之上，目前应当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权性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正当程序改造，这就主要涉及到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具体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架构问题，应将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引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明确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统一死刑适用的严格证明标准并完善相应配套规则，设置合理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限，实行开庭审理，建立直接言辞审理原则，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并仍然采用合议庭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的表决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主动监督机制，分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一、二审程序，使该程序真正走向诉讼化。 二、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 在哲学理论的概念中，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的“价值”，是客体自身具有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这种功能或是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需要。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会相应的对主体发生反作用，在这个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价值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以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并依附于主体身上客观存在着的某种需要。这样看来，价值就是主体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有用的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陈瑞华教授认为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我认为，如果仅仅将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扣上一顶“有用性”的帽子，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将会被简单的看做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而已。这样又使得程序法再次陷入成为实体法工具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的自身价值，它本身的运作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其中，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或者公正价值，则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在过程中是控辩双方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维护，刑事诉讼的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则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刑法规范实施的积极意义。所以说，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死刑复核程序当然应将刑事诉讼公正、秩序和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完整的体现出来，并促使三种价值各自应具备的功能有序、和谐的实现。 （一）公正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决、裁定生效前进行的审查核准，是从诉讼程序上保障死刑正确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我国尊重人权与严肃、谨慎的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更是为正确适用死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诉讼程序保障。死刑复核程序具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性，应注意的是，这种公正性不仅需要指向受害人一边，也更需要指向被追诉人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审查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材料，审查司法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瑕疵，对少数罪大恶极、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核准死刑裁判，处以极刑，使正义得到伸张，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此外，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发现之前的死刑裁判有任何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情况发生就必须予以及时的制止和纠正，防止错杀无辜，给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更甚者是还无罪者清白，这样做不仅是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并最终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性的认可。可见除了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其独立的诉讼价值才是程序公正更重要的价值。 （二）效率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由此看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审判结果一直是诉讼进行的理想状态，这里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生死的最后一道关卡，鉴于其重要性，所以审查时间长且对执行官员要求也很高，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合议庭要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审阅案卷。这些成本随着死刑案件复核时间和进程而变化，时间长、进程慢则成本高；时间短、进程快则成本低。??自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耗费大量资金扩充数百名法官，打造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用于死刑复核。而死刑复核收益等于无复核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在敬畏生命、尊重人权的今天难于直接量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生命而不是只注重成本。与经济成本相比较，生命的价值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正是想通过完善死刑复核制度体现对人的生命敬畏，避免冤假错案、避免错判错杀，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 （三）秩序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的秩序价值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追究犯罪活动的本身必须是有序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秩序价值要求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处于无安全保障的状态，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法律规范且有序的。一方面我们要对“犯罪故意明显，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严格限制法官滥用“自由心证”，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法律功能的发挥与法律目的的实现实际上都是对法律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体”和“用”的关系。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死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权，如果出现错判死刑的案件，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防止错杀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更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第一位功能。实际上，从中外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死刑案件的错判率极易高于其他罪案。 有学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纠正冤、假、错案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成本高、代价大的缺陷。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查明事实上，并不优于普通民众，上诉法院法官并不优于初审法院法官。因此，我们不能将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死刑复核程序。诚然，死刑复核程序不可能将一切冤假错案一一纠正，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凭借一种制度完全解决案件的真实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一道审判程序，自然就多给了含冤的犯罪嫌疑人得以救济的机会，也就给了正确司法增添了一分希望。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多出来的一个机会。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控制功能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关的基本死刑政策。实体法之路与程序法之路是对死刑的限制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根本性的，主要是通过刑法立法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文化、国情与民意等原因，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彻底得废除死刑，死刑复核制度作为程序法之一，在限制死刑方面有着实体法道路所不具有的超越性，更容易被接受。 基础理论论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运行模式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出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提出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理论 运行模式与机制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这个传统产业正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业在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高新技术正逐步地走进我国农业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抓住时机，采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迈进一步。 一、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概念 所谓农业的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l 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l 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l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 l 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l 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因此，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现代农业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四）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据农业部科教司的统计，到1999年为止，我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405个。在这些园区中，大量农业生物技术、无公害食物生产技术、工厂化农业生产技术、智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为园区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信息，展示了现代农业新的经营方式，有些地方因此而培育了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予以十分重视和支持，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示意图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来进行的，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动作，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运行。要使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进而对农业的科技示范推广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五大运行机制。 （一）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资金筹措机制 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是保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成功和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资金一般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按投资主体的划分，分为政府项目筹措型、民营筹措型和混合筹措型三种。 （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制度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是指为了搞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示范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一种联系紧密、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稳固可靠的关系，在项目区内，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关键问题到项目区进行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高新技术成果示范等活动。这样的农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称之为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联合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种类和途径，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分为科技基地依托型、科技企业技术依托型、科技服务依托型三种。 （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机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为依托，根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科学、简明、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以下运行机制。 l 科技成果引进、示范的推广机制； l 技术承包机制； l 经营机制；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经营运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目前一般采用农业企业化经营、承租反包和股份合作制的三种模式)。这些经营机制主要有如下运作机制所组成。 l 农业企业化经营机制 l 承租反包制 l 股份制经营 l 利益共享机制 l 竞争激励机制 l 完全成本核算机制 l 吸引人才机制 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运行模式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模式)；3、“公司+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业开发型运行模式(锦绣大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烟台中粮模式)。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影响因素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一旦形成，便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随着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采用会极大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又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来源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多少。无论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还是基因技术、3S技术和激光技术，进入农业领域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 3、农业教育 这里的农业教育包括各种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反映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全过程，同样也影响和制约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4、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快慢。在市场体制下，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序和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劣，如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5、宏观政策导向 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以有其他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比如政府的农业科技政策会影响农业科技力量在各层次、各环节、各专业的安排和分配比例以及农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性、可能性、积极性。 6、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是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加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益型运行模式。 7、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农业科技供需的衔接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量、质量、价格等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规模、成本。农业产品的市场供求、供销、流通等影响到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收益。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经济界限是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超过这一界限，即使技术效果再好的高新技术，农民也会拒绝采用。 五、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牵头，组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由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二）制定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成熟度及今后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从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的示范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高度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各地在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时，应选择若干地区作先行一步的试点，以取得经验，确实验证该项目区已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考虑逐步推开，以避免盲目攀比，一哄而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明确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的总体思路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高新技术为实现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持续发展服务的思路，注重五个结合：即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研究与开发推广、近期与远期、科研院所与项目区、高新技术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发挥高新技术组装、技术中试、技术辐射、技术扩散、技术转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在战略部署上：以科技带企业，以企业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形成技贸工业一体化的模式，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市场。 第三，在经营模式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实施单位以及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组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化经营，创造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滚动发展。 第四，在开发方向上：按照“农科教、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产业体系。 第五，在运行步骤上：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不断探索，继续试点，积累一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成熟经验，成功后再进行全面推广，逐步建立高效运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四）制定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 1、放宽经营政策 允许项目区的科技企业经营农业技术成果，包括农作物种、种苗、畜禽良种、配合饲料，复合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经营技术产品，应当从政策上享受现行的种子公司同等待遇，或与种子公司联营，实行利润分成，以保征项目区有可靠的收入。 2、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 凡是批准进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引进项目，在工商、税务，金融、外交、海关、商检、人事工资、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必须配套优化，并且优于其它（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才能富有吸引力和保证实施。 3、放活分配政策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多劳多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于项目区从事科技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分配上给予优惠，拉出档次，对于有突出贡献者应予重奖，要支持一部分科技开发人员，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并实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4、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项目区建设的新路子，在鼓励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农技推广等部门带头建设农业高新技术范区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龙头企业、个体种养大户以及外商独立创办或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入股等形式，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 今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运行要逐步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组建、管理和经营，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区内农业高科技术企业，实行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举的方针，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五）扶持一批以“高、新、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支持民营农业科技（知识）型企业发展 把我国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新、外”。即档次高、规模大、围绕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集信息、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于一体，成为产业或产品的主体。采用的技术新，不管新上项目，还是老企业改造，都要注意发展高技术、高层次的企业、外向型，重点扶持面向国际市场，有出口创汇能力的龙头企业。 要优先发展生物工程、农业信息、节水灌溉等辐射和渗透力强企业。加大对种子、生物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微生物肥料、饲料企业支持力度。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把民营科企业发展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支持现有的、培育优势、鼓励改制的、吸引外来的，发展新办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大创新力体系的建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上总量、上规模、上水平。 （六）加快我国农业高科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的投资基金。一是可以考虑由我国财政部门和银行出资成立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对农业的技术产业化风险资本市场市场起引导作用，并成为政策性融资机构。二是由政府，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有关企业、农户共同出资创立地方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基金。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种基金组织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或投资。四是成立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五是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于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可以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集体、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居民、农户共同入股,组成股份公司，共担风险。 （七）尽快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应抓好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供求及其价格信息和农业政策法规等子系统的培育以及因特网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国际国内互联网建设，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 （八）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要建立双向科技人才兼职制度，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智力和信息交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把过去的个人渠道变为公开渠道。科研院所领导应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管理工作，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九）培养农业的技术人才，提高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整体素质 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应采用多渠道培育方式，如利用现有的农业大专院校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生物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农业大专院校、电大、函授大学都可以开设有关专业，实行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农校、电视中专、绿色证书培训等形式，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懂生产的新型农民。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组织管理论文:浅谈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与组织管理 摘要：本文根据多年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实践经验与有关学习心得体会，就学校体育目的任务和实现学校体育目的的任务过程中的管理工作全面展开了讨论，对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学校体育工作质量提供了有益参考。 1、对学校体育目的任务的认识与理解 众所周知，学校体育是国家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共识。关于学校体育及其目的任务，国内有关论述很多，也有很多建树。就其目的而言，经历了从“技能”“体质”“人才”的演变发展过程，对于激发人们积极投入体育实践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从宏观上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因而由此反映出来对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在观点及其内容上各不尽同。笔者积多年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实践经验与学习体会，认为“技能”、“体质”、“人才”均不能单独构成学校体育的目的。学校体育以青少儿为对象（其年龄一般在6—7岁—21—22岁），其目的在于促进生长发育，体格健美，身体健康，精神愉说，帮助学生形成健身、娱乐、生活等方面的多种身体技能；增进体育文化知识，促进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和生活习惯的形成，佼学生在校期间有充沛的箱力学习，为他们毕业后能够获得高质量生活奠定某些基础，创造有利的条件。学习体育的这一宗旨，与学校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开拓型人才的目的不无一致，反映了青少儿的身心特征，体现了体育的目标功能和国家社会对青少儿一代的期望。由此也决定了学校体育的地位。而青少儿的体格健美、体质强壮，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兴旺发达；增进文化科学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与生活习惯，又正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多种身体技能及其迁移，必然影响到青少儿现在与未来的学习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生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地位与意义非同一殷。如实说，学校体育发展到现在，己超出了学生时代，具有终身意义，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畴，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超出了强身健体的独特功能，具有促进身心协调发展的全面效能。为此，务必加强全面管理，努力完成下列任务：①传授体育卫生保健知识和健身、健美、健心的技术技能，使学生掌握科学健身与养护身心的方法；②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全面锻炼学生身体，促进体格健壮、姿态优美，身体健康，全面发展体能、机能和心理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审美能力；③加强思想教育和健康教育，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健康意识，体育意识与公民意识，养成良好的思想、行为、道德作风及坚持体格锻炼的习惯；④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娱乐生活，发展学生体育能力、社交能力与团结、合作精神。 2、加强管理全面实现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 明确了学校体育目的任务，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管理。所谓管理，泛指对学校全部体育工作进行计划、组织、实施、协调与监督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全日制小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国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两个条例》、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教学大纲》对学校体育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工作，体育骨干队伍，体育图书情报，学生体质测试与评价以及体育经费、场地设施器材等方面进行具体的管理。其中，应以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任务为目标，以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其积极性为根本，而以管理人员的明确分工尽职尽责为保障。因此，实施学校体育管理的基本要求应该是： 2．1　管理人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 2．2．1　校长学校体育工作应在学校党政领导下，由校长或副校长分工主管。其基本职责是：①根据上级党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指示，结合学校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总的目标要求，并将其列入学校工作计划。②深入实际，检查、评估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及其效果。③加强对体育组（室、部）和体育教师的领导，认真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支持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尊重体育教师的辛勤劳动。④动员教育 班主任、辅导员及全体教师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⑤提供必要的体育经费和物质条件保证。 2．1．2　体育教研室（部）是学校中具体组织实施体育工作的部门。其基本职责是：①根据党的教育，体育方针，上级对体育工作的指示以及学校教学工作计划和学校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学校体育工作和必要的规章制度，报请学校领导审查批准。定期向学校领导汇报体育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和建议。②组织全体教师认真组织开展体育教学和学校课外体育活动。③协助校医室（院）定期检查学生身体，建立健康卡片。④协助总务部门做好场地设施器材的修建、选购、维修和保养工作，并教育学生爱护公物。动员教师维修、自制体育器材。⑤做好体育的宣传工作。⑥关心教师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2．1．3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和中坚力量，其基本职责要求是：①自觉坚持政治、思想、业务进修，做一名具有高尚道德品质，文化科学知识、教育教学能力强、体格健壮、姿态优美的又红又专的体育教师。②根据教育计划和大纲精神及时制订各种教学文件。③热爱关心学生，上好体育课，积极开展学校体育活动。④协助学校医务部门检查学生身体，建立健康卡片。⑤积极做好体育宣传工作。⑥自己动手及时维修、自制体育器材，教育学生爱护公物。⑦结合学校体育实践，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2．1．4　班主任、年级辅导员①将体育工作列入本班、本年级工作议事日程，并结合本班、本年级实际情况作好具体计划安排。②加强对学生进行有关党的教育方针、思想品德教育，鼓励学生在搞好文化学习的同时，积极上好体育课，搞好课外体育活动。③以身作则，规范带头，主动协助体教师开展各项体育工作。 2．2　齐抓共管，提高整体效应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任务，事关全体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其工作过程，涉及面广又很具体，只有全校师生员工上下配合，协同努力才能卓有成效。因此，学校对其体育工作实施全面管理过程中，即从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到检查督促，效果评估的全过程，都应全校动员，实行齐抓共管，追求整体效应。更要不时运用评估所获信息，调控管理过程，提高管理效能。其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①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②体育教研室（部）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程度。③体育教学质量。④群体活动开展情况。⑤学生体格、体能、姿态、素质发展情况。⑥学生健康状况。⑦体育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储存使用情况以及场地设施器材的建设，保管与使用情况。⑧教育科研进展及其主要成果。 组织管理论文: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绩效关系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HRM)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沿领域, 近年来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确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管理学术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和《工业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以及《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都有相关研究专刊。 许多优秀公司,如UPS、GE等的实践也证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提高组织绩效,开发组织能力并使其最大化,进而提升组织的持续竞争优势。因此,深入研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或实践组合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深受人力资源管理普遍性理论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有三方面: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否是影响组织绩效最重要因素假设的验证、是否存在与组织最优绩效相关联的某些或一系列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研究表明,一些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确定与组织绩效有更大相关。但是批评者认为,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而不是某些单个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因为单个实践容易复制,系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具有特质化、复杂性、难以模仿和路径依赖的特点。 不少学者也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erin和Moskowitz (1993)调查了美国100家最好的企业,Lawleretal (1995)调查了《财富》杂志上的1000家企业,均发现员工参与和全面质量管理的运用导致更显着的投资回报。当这些实践作为一个系统来实施时,这些影响是最明确的,它将使相互补充的人力资源实践活动联合成为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并直接与价值创造相关联。 Ivhniowskietal(1997)和Berg(1999)研究了钢铁行业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现更创新的实践活动与更高的生产率相关联。在对制造型企业研究后,Appelbaumetal (2000)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运用与更高的股票市场价值以及劳动生产率相关联。Paauwe和Richardson(1997)总结了以往实证研究的结果后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他们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会影响人力资源绩效,而人力资源绩效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与财务相关的绩效,有些实践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样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假设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形成了许多不同性质的企业类型,这些企业中除有少数业绩优良的企业之外,还包括着大量业绩一般或较差的企业。那么,不同性质的企业是否采取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模式从而影响组织的绩效呢? 因此,本文的假设是:同一地区和时期内,企业性质相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基本一致;即企业性质相同,但组织绩效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注重程度(即实践排序)基本一致。 样本数据调查与处理 从2005年下半年起,笔者对四川省82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46家,占56%;民营企业36家,占44%。被调查企业主要涉及机械、电子、化工、烟草、食品、医药及房地产企业。在46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组织绩效好的企业为12家,绩效居中的企业为20家,绩效差的企业为14家;在36家民营企业中,组织绩效好的企业为11家,绩效居中的企业为16家,绩效差的企业为9家。需要说明的是,组织绩效是由企业的销售收入及其增长率、利税总额及其增长率等财务指标来综合衡量。 在本文所涉及的样本企业里,所谓组织绩效好是指企业的业绩在近3年全省行业的排名中处于前20名,所谓组织绩效差是指企业的业绩在近3年全省行业的排名中处于后30名,所谓组织绩效居中是指企业的业绩在近3年全省行业的排名中处于上述情况的两者之间。 在调查期间,共发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注重程度”问卷225份,获得有效问卷166份。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有效问卷97份,民营企业的有效问卷69份。被调查的直接对象是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主管以及总经理。 笔者以Pfeffer(1994)列举的16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即就业安全感、招聘时的挑选、高工资、诱引薪金(激励)、雇员所有权、信息分享、员工参与与授权、 团队和工作再设计、培训和技能开发、交叉使用和交叉培训、象征性的平等主义、工资浓缩、内部晋升、长期观点、对实践的测量、贯穿性的理念等来设计调查表。 该问卷采用对偶比较法,即对问卷表中各实践活动之间进行两两比较,若A实践比B实践重要则打2分,同样重要则打1分,不重要则打0分。完成所有的比较和打分后,再横向加总。调查对象根据自身企业目前对这些实践的使用(即注重)情况作出选择。 对于有效问卷,按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组别进行分类统计,针对每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先分别统计组织绩效好、中、差企业的均值,再统计总体均值及其标准差,由此得到表1和表2的结果。 组织管理论文:农村客运系统运营组织与管理 【摘 要】:农村客运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阐 述分析我国农村客运经营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基础上,本文着重解析适合目前我国农村客运 发展水平的运营组织模式,即片区线路组织。本文从单线片区组织和多线片区组织两类,分 析了支线及干线的运营方式及行车组织,并从管理体制、客运市场、客运环境 3 个方面为切 入点,探讨了我国农村客运发展的管理策略。 关键词:农村客运;运营组织;模式;策略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空间及产业化布局急剧变化,城乡间交通联系日益密 切。农村客运作为农村居民重要的出行方式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农村客运发展水平仍然比较 落后,但是近年来国家已加大了对农村地区交通基础建设的投入,这表明农村客运有着十分 广阔的发展前景 [1,2] 。本文在分析组织水平及市场管理等现状基础上探索适合农村居民出行 的农村客运系统运营模式与管理手段。 1. 农村客运经营管理现状 (1)运营组织水平不高 农村客流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需要深入地了解农村居民的出行规律,农村客运由于 对农村客流的规律把握不够,难以适应农民居住分散、客流量小、客源不稳定等特点,在运 力组织上存在较大问题,往往呈现高峰时段运力不足,低峰时期运力过剩的状况,农村客运 线路的运营组织方法缺乏合理调整,导致线路运营成本上升,经营状况不佳。同时,运营组 织水平的低下也促发了非法车辆的客运市场,在线路服务不足的地区,面包车、三轮车等非 法营运车辆泛滥。 (2)管理主体不统一 我国目前在交通管理方面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按照交通部相关行业规定,在城市规 划范围之内,由于城建养护的道路是公交营运范围,超出该范围则是公路客运范围。各自的经 营范围都有自己行业的规定,这也就导致相应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未能形成两者的协调发展 [3] ,造成两方面问题:部分线路同时接受管辖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局管理,作为线路经营主体的公交客运公司也同时接受两个部门的管理,往往会出现政策措施不协调的状况,不利于农村客运市场的有序发展;公交客运和公路客运未能形成零距离无缝隙接驳系统,造成农民 进城换乘不便。 2.农村客运运营组织方式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客运发展阶段,本文推荐片区线路组织模式。片区线路组织,即一条 或多条同向城乡主干线路与其相应的衍生支线在空间上形成一个片区,进行统筹组织。空间 上,采用按线定位和划片区组织相结合;时间上,根据不同线路的客流特征采用不同的发车 时刻表,兼顾冷、热线路,设置夜宿班线和高峰加密线路。具体线路组织形式可以分为以下 两类 [4] : 2.1 单线片区组织 由一条农村客运主干线与其辐射支线组成,干线为城区通往中心镇线路,支线为辐射一 般乡镇以及镇村线路。单线片区的形成受城镇空间布局的影响以及路网条件制约,目前我国 城乡联系主要依靠单通道式国省干线公路,因此农村客运线网也多为单线辐射片区形式。 2.1 单线片区组织 由一条农村客运主干线与其辐射支线组成,干线为城区通往中心镇线路,支线为辐射一 般乡镇以及镇村线路。单线片区的形成受城镇空间布局的影响以及路网条件制约,目前我国 城乡联系主要依靠单通道式国省干线公路,因此农村客运线网也多为单线辐射片区形式。 (2)行车组织 ①干线分析 根据客流空间分布特点,断面客流强度差异较大的主干线路可采用分段频率发车形式, 即依据线路断面客流量分布将主干线分为若干区段,在不同的区段上采用不同的发车频率, 实现干线分段强度服务。 干线运力配置与分段发车频率相适应,且对方向不均衡性较大的线路,上行和下行线路或线路区段配置不同的运力,在线路区段边界处,以沿途附近镇村为不同断面分界节点,布置若干回车或停放场地;根据线路沿途节点集散强度的不同,设置相应等级和规模的停靠设 施,以便于线路的分段频率以及上下行不同运力调配和行车组织。 ②支线分析 根据客流时间分布的差异性,支线线路采用“V”型或“O”型行车组织,如图 1 和图 2 所 示。即对两条或多条支线进行整合,车辆在整合后的线路上双向行车,从不同位置不同时段 将不同村庄的客流联系起来,并与城乡主干线端点联系,实现多条线路客流的集散与换乘。 图 1 支线“V”型组织图 图 2 支线“O”型组织图 图 3 干支线“Y”型组织图 “O”型行车同样需要加强与主干线的联系,环内行车可以选取几个发车点(如两个), 闭合双向发车。“O”型行车存在部分“V”型特点,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偏远地区支线运 行的可持续问题,通过多条支线组织及主干线的带动作用,提高车辆运输效率。 “V” 型支线行车需要与干线行车联动,形成“Y”型行车组织方式,实现三线集散。以图 3 为例,基于干线的客流的潮汐性,高峰期支线 A 和 B 与主干线端点联系,且根据 A 线与 B 线的断面客流强度的差异性,A 线上行至干线端点处,干线上行(往城区)发车与之形成衔接,同时将干线下行客流通过 B 线转移,反之亦然;干线平峰期支线 A 与 B 自组织形成“V” 型行车,同时干线富余车辆参与“V”型线路运行,以加强村镇之间的联系。2.2 多线片区组织该方式为多条相关农村客运主干线及其支线形成的片区组织,一般情况下多为起点不同 但通往同一乡镇的主干线及支线之间的协调。多线片区组织形式是在单线片区组织的基础上 相互融合,进一步加强线路之间的协调分工和运力调配。多线片区组织适合农村客运网络较 为发达,道路网络和基础设施较为良好的地区采用。 (1)运营方式 线路运营方式与单线片区组织类似,以客流状况和道路条件为主要依据,良好条件下可 采用公交化运营方式,支线网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公交或班线方式运营。 (2)行车组织 ①干线分析 受路网条件限制,相邻干线之间通常呈现“Y”型或“O”型布局,具体分析如下。 “Y”型存在复线部分,可以采用“高峰分线,低峰并车”的方式,即客流高峰时线路各自 运行,低峰运力过剩时两条线路可在“Y”节点处并车运行,如图 4 所示。根据线路客流时间 分布特征的不同,具体来讲有三种情况: 双高峰:分线运行。两条线路各自运行,可采用单线片区组织中的干线分段频率发车形 式。 双低峰:并车运行。两条线路统筹考虑,加强“Y”枝端高强度客流段的发车频率,在汇 合点处拼车向下行方向运行,节约的运力用于强化客流量较大的区段,从而提高车辆满载率 和线路的运输效率。 单高峰:即一条高峰线与一条平峰或低峰线组织。此时两线仍然独立运行,但是平峰或 低峰线路运力可以适当调配至高峰线路,以解决高峰运力不足,低峰运力过剩的问题;如果 仍有富余,则可将富余车辆调配至其他多线组织的片区中参与运营。 “O”型多为两条干线或连同部分支线合拼形成,可以将其整合为类似环形线路运行(图 5)。环形中两条线路间不仅仅是双抱环式运行,在客流高峰期以及各自联系的支线的影响下, 又可以各自独立运行,与单线组织方式相同,且两种运行方式可以同时进行。 ②支线分析 多线片区的支线行车方式与单线组织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片区内支线数目较多且更为复 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比较,选取适宜的组织形式。 ③干支线组合分析 多线片区干线的两种组织方式可与单线片区中的支线组织方式整合为“双 Y”型和“8”字 型等线路组织形式,线路运行方式,见图 6、图 7。 “双 Y”型组织方式将干线“Y”型组织与支线“V”型组织方式相结合,将两条线路构成一 个整体,综合采用分段发车频率、低峰并车、干支线三线集散以及线路间运力调配等手段, 有利于提高车辆满载率和干线服务强度,克服线路较长带来的运力调配困难的弱点。 “8”字型组织方式将干线“O”型和支线“O”型组织相结合,充分发挥环形线路的特点和作 用,利用多个汇合点,进行线路行车组织与运力调配优化。 3.农村客运管理策略 3.1 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宏观调控 (1)统一管理主体,理顺职能分工 农村公交客运存在多头管理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客运市场的正常运转。因此,为了 客运市场能够健康有序发展,首先需要统一管理主体,理顺客运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分工。 (2)促进规范制定,合理有效管理 农村客运处于大力发展的初期,存在违规经营现象,对车辆性能的看重、对服务质量的 强调并未到位,客运市场发展环境也不容乐观,有必要严格客运市场准入审核,制定统一的 企业经营行为规范、车辆技术规范、市场秩序规范、农村客运服务质量规范及相关的处罚规 定,从而客运市场管理有章可寻,有法可依。 3.2 加强行业管理,完善客运市场 (1)强化对企业监督,规范企业经营 强化企业监督,明确经营企业的责任与义务;界定某些经营行为性质,要求经营者不能 发生类似行为,危机他人利益;要求配合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组织的管理活动,履行及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条项 [5] 。 (2)优化经营方式 农村客运市场仍然存在“挂靠”现象,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部 门应加大对企业监管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客运经营中的“挂靠”现象,理清企业产权 关系,实现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的结合,以完善企业基本经营功能。 3.3 有效打击非法经营,创造良好客运环境 (1)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 一方面要对旅客宣传乘坐黑车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要向从事黑车经营的业主宣传法律法 规。在查处黑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群众以及线路司机的举报作用,通过广泛的宣传,增强旅 客安全意识,发挥基层群众对黑车的监督作用,破坏黑车非法经营氛围,减少运输安全隐患, 创造良好客运环境 [6] 。 (2)提高整治客运市场能力 争取政府支持,组织由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门工作组,共同参与农村客运市 场整治工作;发挥乡镇交管站作用,配合当地交警等部门,组织以周为单位的乡镇黑车稽查, 随时监管,加大对黑车的打击力度,保障辖区内运输秩序;加强先进科技的应用,更快更及 时更准确地取证,有效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7 ] 。 4.结语 农村客运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政府 部门和交通规划部门加大农村客运重视力度,抓住机遇进一步促进农村客运发展,满足农村 居民出行需求。本文从我国农村客运运营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适应目前农村客运的运营模式, 同时从体制、行业、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农村客运发展的管理策略。 组织管理论文:供电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调研 农电体制改革到位后，随着乡镇供电营业所的人、财、物管理权的上交，农电管理机构设置和农电工队伍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电工党员作为农电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如何加强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理顺农电工的党员组织关系成为县级供电公司党组织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带着这些问题，对全县原19个非直管乡镇供电所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中我们认为，原乡镇供电所普遍存在基层组织建设不平衡；党员素质普遍偏低，党员先进性难体现；党员分布零散，党内活动难开展等问题。如果不对乡镇供电所的组织建设进行认真研究、对农电工党员的组织关系进行理顺，农电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同时也势必会使这部分党员游离于组织之外，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就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这样就不能充分发挥这部分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党员的作用和党员的先进性也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因此，加强农电企业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以充分发挥农电企业党组织和农电工党员队伍在农村用电管理中的作用是农电体改后摆在我们县级供电企业党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我县原乡镇供电企业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的分布及管理现状： 农电体制改革到位后我县新成立17个供电营业所，新招聘录用农电工482名，其中党员52名，每个站所的党员都在3名以上。体改前，我县有21个乡镇供电所，其中19个属乡镇管理（非直管），2个属县供电公司直管，县公司直管的供电所都成立了相应的党支部，党员组织关系随人员的工资关系和劳动用工关系一起属县公司党总支管理，其党员组织管理、党员发展按垂直管理的模式由县公司党总支按组织程序，征求当地党组织的意见进行。19个非直管供电所的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比较混乱，调查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基层组织建设不健全。19个供电所中，只有2个基层供电所支部，其余各所党员组织关系都挂靠当地其它单位支部，2个有支部的供电所既无固定的经营场所，又无党员活动场所，组织建设形同虚设，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难以发挥。对挂靠其它支部的党员调查时，占95的党员反映正当的组织生活很少，有的甚至一连几年都未过一次组织生活，有党员还反映说如果不是每年组织还找本人交党费外，几乎忘记自己是党员身份。 2、农电工党员的管理失控。调查中我们发现，村级农电工党员由于与原供电所之间属卖方与买方的关系，这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放在所在地的村委会，这样以来，村级党组织对农电工党员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手段，而原供电所对村级农电工党员又缺乏有效地制约机制，使村级农电工党员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制约机制，加之部分党员为农民出身，文化水平偏低，使得部分农电工党员丧失了党的根本宗旨，唯利是图，随意抬高电价者有之，贪污挪用电费者有之，吃、拿、卡、要之风盛行，另有部分村电工由村委会干部兼职，公私不分，村委会成员的工资，日常开支都列于电费成本和电网维修费，由农户分摊，群众反映强烈。体改前，我县村级农电工中党员有163人，占农电工总数709人的30，体改后，经过考核合格继续留用的仅有23人，占以前农电工党员人数的14。 3、农电工党员的结构和分布极不合理。由于组织关系没理顺，致使我县原农电工党员的结构和分布极不合理，体改前，我县的农电工党员按属地管理的原则，乡镇供电所作为乡镇企业，更多的作为乡镇的一个财源建设和创收单位，地方党组织对其党员的发展容易忽视，调查我县各乡镇供电所的党员分布情况，有3个原供电所为无党员所（村电工中的党员除外），另有5个所的党员在3名以下，4个所的党员45岁以上，原供电所53名党员中年龄在45岁以上的有39名，占总数的74，党员的结构和分布极不合理。 4、党员的发展缓慢。调查原乡镇供电所近几年来的党员发展情况，全县原19个非直管供电所近300名管理人员中，只有一名纳新党员，另有两名两年前的纳新对象，却始终没有组织考核办理纳新手续，另有多名要求进步的青年多次向所在地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却始终没有作为纳新对象培养，这是极不正常的，且大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未将供电所人员纳于党员培养和发展计划之列，现有党员中大部分是部队转业军人和乡镇干部转岗人员，缺乏农电管理应有的知识，一度形成了党员在供电所只能充当勤杂人员角色的尴尬局面。 5、对党员的学习和教育不够。由于组织关系未理顺，加之党员分布零散，使得大多数原乡镇供电所党员和农电工党员的学习和组织生活几乎为空白，大多数党员没有过一次组织生活，没有参加过一次党员大会，因工作性质决定，更谈不上进行过党员学习，党员对国家的政策时事知之甚少，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党员的先进性难以体现。 二、加强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的建议和对策： 农电体改工作到位后，我县农电管理机制和农电工党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村级农电工党员的结构变化较大，按省公司对农电工招聘的条件和要求，我们对原农电工党员进行了严格的考试和考核，对符合条件的重新聘用。根据上级组织部门和省公司关于对农电企业新聘农电工党员管理的暂行意见中提出的对农电工党员管理的4条规定，为加强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农电工党员用工的性质的特殊性和地区的差异性，许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根据省公司的管理意见结合我县乡镇供电营业所的机机构设置和农电工党员管理现状，我认为，我们县级以下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农电企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农电党员管理宜采取垂直管理为主，地方管理为辅方式。因农电体改的核心工作是将原非直管乡镇管电组织改为由县供电企业直管，因我县是贫困山区县，农电管理工作的难度大，我们必须抓住基层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这一有效抓手，为加强农村用电营业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供组织保证。同时，农电工党员作为农村用电管理队伍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如何有效地加强党员管理，以充分发挥其在农电管理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应是农电工党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对农电工党员管理中因其用工性质的特殊性，即一年一签用工合同， 合同期满后表现好的继续留用续签用工合同，人员的流动性较强，这给农电工党员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同时，如果不理顺这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把这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放到原地方党组织管理，由于劳动用工关系和工资关系都上划到县供电企业管理，这样以来，地方党组织就缺乏有效地管理制约手段，很难调动这部分党员在农电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党员的先进性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我认为，农电体改到位后，在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农电工党员的管理，理顺农电工党员的组织关系，我们对农电工党员的管理是将农电工党员的组织关系随其劳动用工关系采取垂直管理的办法，以县供电部门的管理为主，乡镇地方党组织管理为辅，党员组织关系应随劳动用工关系和工资关系一同上划到供电企业管理。 2、对基层供电所支部的组织建立应根据党员结构合理组建。在建立供电所党支部时应充分考虑到农电工党员的特点和各种制约因素，不能搞一刀切，结合我县目前17个供电所党员的分布情况，建立供电所基层支部时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方案： 方案之一：县公司设立农电管理总支，各供电所成立一所一支部。即按乡镇供电所的设置成立17个乡镇供电所党支部，每个支部配备一名专（兼）职书记，各支部归县公司农电总支管理，农电总支属县公司党组织统一管理。支部组建后，将新聘农电工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当地转入供电所党支部，支部接到党员的组织关系后，应将党员名单登记造册报县公司党组织存档。农电工党员的组织关系一经转入所在地供电所支部，应遵守组织纪律，参加支部党组织生活和其它党内活动，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聘农电工党员的发展纳于供电企业党员发展计划，由所在供电所支部进行培养，成熟后报县公司党组织审批，由县公司统一发展。农电工党员解聘后，由所在支部将其党组织关系转回其原所在地党组织。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有利于对农电工党员进行有效地管理，有利党内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开展，但缺点是支部建设相对不稳定，不利于对党员的动态管理。如我县17个新成立供电所中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有3个供电所的党员人数刚好符合支部组建要求达到3人，另有4 个供电所管理人员中的党员除所长外，其余全部是农电工党员，如果农电工党员一经解聘，其组织建设将会随之中断。同时，由于体改后各供电所的管理人员配备相应较少，有一部分所长为非党人员，如果配备专职支部书记，将会增加管理人员职数。 方案之二：分片成立联合支部，配备专职书记。即按供电所党员分布情况结合我县的地理区域成立南片、东片、北片、中片、中西片、西西片6个联合支部，各供电所成立相应的党小组，划定党员责任区，由各支部建立党员管理档案，定期组织党员开展活动，每年由各党小组提出新党员发展计划，报支部培养，待成熟后报县公司党组织审批，由县公司党组织考核纳新，农电工党员解聘后由党小组报所在的支部，由支部将其组织关系转出。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有利于基层支部建设的规范，支部党员管理集中，基层组织相对稳定，可保持支部建设的连续性，但联合支部也存在着所跨地域较广，农电工党员管理难度较大，党内活动难以组织等问题。如我县南、北片地域辽阔，农电工党员居住分散，开展一次支部活动有的党员甚至需提前两天时间通知。 针对前两个支部组建方案，我认为，农电企业基层组织建设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宜采取一所一支部和联合支部相结合的方式组建基层供电所支部。即将前两个方案的优点进行综合，首先对各供电所农电工党员的职能和工作性质进行划分，区分为供电所管理职能的党员和村级农电工党员，因在供电所行使管理职能的农电工党员身份相对较稳定，如果管理人员中的党员人数达到了支部组建的要求（3人以上），即可组建一支部，否则，可将地域相对集中的2---3个供电所组建一个联合支部。按此办法体改后我县宜成立11个供电所支部。 3、加强农电党员管理要以加强农电企业干部队伍建设为有效抓手。农电体改后，如何加强供电营业所干部队伍建设成为加强农村供电营业管理的关键因素，实践证明，一个高素质的供电所负责人各项管理工作都是走在前列的，因此，在农电体改后，我们对供电营业所的管理，首先是对供电所负责人的管理，我们所用的所长大部分都是党员所长，体现了“一岗双责”，做到了两手抓，以充分发挥党员在农电管理中的作用。 4、加强县级供电企业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服务功能，以适应农电党员管理的需要。农电体改后，随着农电党员组织关系的理顺和党员人数的增加，县级供电企业党组织的工作量将会成倍增加，给县级供电企业党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就有必要加强县级供电企业党组织建设，提升服务功能。以我县情况为例，体改前，县公司职工人数292人，党总支辖4个支部，党员人数51人，而公司从事党建和政工工作人员仅4人，占总人数的1.5，体改到位后，职工人数猛增到774人，党员人数猛增至103人，支部组建按方案一增至19个，方案二将增至15个，由于新成立支部工作头绪较多，工作量成倍增加这样以来，公司党总支已不能适应企业党组织以展的要求，公司政工人员早已是满负荷工作，已不堪重负，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已按组织程序向县委组织部和市局党委递交了报告，拟将公司总支按组织程序升级为公司党委，按经营性质分设农电总支等分支机构，以缓解公司党组织的工作压力，同时在基层组织健全后，将按市局党委的要求开展支部标准化建设，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全部实现达标支部的目标。 加强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工作是农电体制改革后我们县级供电企业必须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对加强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管理的重要性，认真研究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的管理特点，不断地在管理中总结经验，探索经验，才能充分发挥农电企业组织建设和农电工党员在农电管理中的作用，才能使这部分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农电事业的发展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组织管理论文:论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之比较分析 [论文关键词] 非营利组织 财务管理 利润 [论文摘要] 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种最主要的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由于其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在其财务管理方面与营利性组织有着重大的区别,本文就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管理活动及内容进行详细地比较分析。 根据社会结构理论,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型,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在社会经济领域,组织形式主要就是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两种,这两种组织由于其存在的根本性目的不一样,因此其财务管理活动及内容也存在很大差别,本文拟就两者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 一、组织目标不同 众所周知,营利性组织最典型的就是企业,而企业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营利。因此营利性组织的目标就包含三个:生存、发展、获利。首先,企业必须生存,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进一步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获利,而企业最终只有获利才能体现其生存的价值,这三方面是息息相关的。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独立组织。非营利组织表现为各种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形式,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权益保护、社区服务、扶贫发展及慈善救济等领域为社会公益提供服务。日本学者川口清史认为:非营利组织一般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从事商品生产、流通、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通常指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些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提供有偿服务,并收取合理的费用来弥补它们提供服务所消耗的成本,以维持组织的生存,但它们不是以盈利作为组织运营的最终目标。非营利组织即使有盈余也要回馈给其他有利于该组织宗旨完成的运作或组织的扩充,而不会分配给组织的成员、管理人员,或者进入任何一个私人的账户。非营利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合作团体、社区组织等。因此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目标不是营利,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及其成员各种社会性的需要,即完成某些社会使命。相对于营利性组织而言,非营利组织服务于社会大众,而不是特定的个人或组织。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是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他们提供服务是服从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公益服务,也就是完成某一社会使命。而企业服务的对象为其股东,也就是说企业必须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力求给股东带来财富的最大增长。 二、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不同 与企业组织的营利目标相对应,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与获利紧密相连。有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我们通常有几种具体的表述,有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尽管表述不一样,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以营利为其最终目的。由于股东出资创立了企业,企业就必须为股东创造财富,而利润则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说明企业为股东所创造的财富越多。因此利润指标成为衡量企业绩效标准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企业提供了量化分析的方法,便于企业进行分权管理,同时也便于不同企业之间进行业绩的比较。同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企业必须源源不断地为顾客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吸引顾客的购买意愿,尽可能增加收入来源,同时尽可能降低生产和服务的成本,为投资者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因此,顾客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财富增加的源泉。由于有利润等量化的绩效指标,便于对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进行量化的考核进而将责任、权利落实到个人。同时,所有者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机构实施对经营者的监督,因此,在营利性组织中,其责、权、利相应明确。 与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相对应,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目标可以描述为: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因此在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首先没有利润指标。非营利组织是为了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运作的,因此,对于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所提供的服务,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该收费水平与营利组织相比相当低,有些甚至是免费的。非营利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收益,以便提供其活动的资金,维持该组织的生存。但即使有收益,也不能将收益分配给其创立人、会员、干部、董事或员工。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完成社会使命,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因此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没有利润指标。其次,在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顾客不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其资金来源大多为外部的捐赠,而这些捐赠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期望获得同等或成比例的回报,而是希望非营利组织为整个社会或特定团体提供更多的服务或商品。最后,由于缺乏利润等具体的量化衡量指标体系,使得非营利组织内部的责、权、利不明确,相应的非营利组织运营效率的衡量就成了一大难题。而且,量化衡量指标的缺乏,一方面不便于非营利组织的分权管理,另一方面不便于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绩效的对比较。 三、财务管理活动的内容不同 对于营利性组织而言,其财务管理活动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部分: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根据资本金制度,企业在创立时需要一定的自有资金,以便其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在企业成立之初就要进行权益资金的筹集。而在其后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负债或权益等形式筹集企业所需资金。企业的筹资是为了投资的需要,通过投资活动,为企业带来投资收益的增加,最终为企业带来财富的增加。由于企业是由投资者出资建立的,因此企业通过投资获得的投资收益,最终要对股东进行相应的投资回报,即收益的分配。在这三种主要活动中,筹资活动与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这是由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所决定的。因为只有投资活动才能给企业带来财富的增加,而投资需要资金的支持,相应的要求企业进行必要的筹资活动。由于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为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的,以及区别于营利组织的上述财务特征,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收入与支出的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民间捐赠、服务收费和政府补贴。民间捐赠大部分部分来自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这是非营利组织独特的收入来源,也是其与公共部门及私人营利机构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服务收费是非营利组织获得资金的极其重要来源,在发达国家,会费、收费活动和商业经营所形成的收入在非营利机构总的资金来尖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它也是非营利组织总收入的最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为了自身的生存与运作,提供有偿的服务。除了民间捐赠和服务收费以外,政府补贴也是该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欧洲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最大的一个资金来源就是政府补贴和拨款。政府除了给非营利组织以直接的资助外,还通过所得税豁免、私人和企业非营利捐款的减税等对非营利组织提供间接资助。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非营利组织有能力完成其社会使命。非营利组织的支出是指非营利组织为组织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开展业务活动以实现其社会使命而发生的各种资金耗费。这里的支出与企业的投资不同,投资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投资的最终目的必须从经济效益出发,而非营利组织支出所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是否能够满足某些社会使命。 四、组织的权益不同 对于企业而言,股东出资创办了企业,对于企业的资产,股东拥有所有权。股东以其出资比例为限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在企业破产清算时,对于企业的破产财产,股东拥有剩余财产的求偿权。 而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由于其所有权形式特殊,资金来源大多为捐赠,因此资金的提供者对于组织的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相应的就不存在可以明确界定并可以出售、转让、赎买的所有者权益。即使非营利组织解体,资财提供者即捐赠者也没有分享一份剩余资产的权利。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的成员不是按照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捐赠出一定的资金或财产给该组织。在成员将资金或财产捐赠出后,捐赠者对该资产就失去了所有权,该资产的所有权就归非营利组织所有。非营利组织成员不能对其捐赠出的资财的权益进行转让、出售,但非营利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按照资产提供者的要求来进行运作、管理和处置。但资财的提供者不期望收回或者以此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因而非营利组织通常不进行损益的计算,也不进行净收入的分配,即使有收益也是留归组织本身所有。因此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资产的权益属于组织本身所有,而不是归资产的提供者所有。 组织管理论文:提高认识落实措施积极做好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区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数量正在不断增多，现我区经核准登记的民间组织520个，其中社会团体18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32个，此外，还有一些单位内部团体。近年来，我区根据中央、省、市的精神，在加强民间组织管理方面下大力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了登记管理力度，使民间组织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在促进我区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事业发展和对外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近年来，为进一步做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理顺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我区先后 二、认真做好社团的清理整顿工作，理顺社会团体内部管理体制，提高社团的整体素质 我区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做好组织动员、社团自查、业务主管部门审查、社团整改、重新登记及发证等工作，对全区原有的46个社团开展了全面清理整顿，合并、注销了一批不合格的社团。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对社团进行重新换证工作，完成了清理整顿工作任务，达到了清理整顿的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了社团的自身管理，提高了社团的整体素质。所有社团对照清理整顿5项检点和保留社团10个条件进行认真自查整改，健全了组织机构和制度，加强了自身管理。有名无实或甚少开展活动的社团被合并或注销，改变了社团软弱、涣散和依赖行政的状况，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二是有效加强了社团的财务管理，使社团财务初步走上规范化轨道。通过严格审计验资，使原来无资金或资金短缺的社团按要求注入了资金，充实活动经费。原来无银行帐户的开设了银行帐户，并建立独立帐册，配备了专（兼）职财务管理人员。三是业务主管单位增强了责任感，初步落实了双重管理体制。各主管单位对所管社团进行了较认真的审查，并对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整改意见，不少业务主管单位还给予社团资金扶持，大大增强了社团的实力。 三、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积极做好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 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情况新，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为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工作任务，我局反复研究如何启动我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首先是切实解决好机构、人员和经费等问题，成立了区领导为组长的复查登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区民政局在编制紧缺，人手较少的情况下，抽调了2名干部充实到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负责做好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等工作。区财政拨出专款，解决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经费问题。其次是为取得各业务主管单位的支持和配合，积极主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一是召开座谈会，共同研究搞好复查登记工作的有关问题，使登记机关和各业务主管单位达成了共识，消除了顾虑，统一了思想，理顺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二是与业务主管单位做好配合工作，增强业务主管单位的信任和支持，在复查登记工作中，主动配合业务主管单位搞好调查摸底，整理资料，界定登记单位，搞好上门服务，得到各主管单位的一致好评。 在复查登记工作中，为了使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少走弯路，我区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做好宣传发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自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检查验收等阶段进行复查登记。在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中，积极实践，大胆探索，对有些界定不了的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复查登记中反映的实际问题，及时请示上级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和局领导研究解决。为理顺这方面工作，我局还专门下发了《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云民民[20__]3号文），对一些单位反映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关开办资金验资、单位性质界定、变更事项、表格的填写规范等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并制定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程序》，印发登记资料样本，供各单位在申请登记时作为依据，大大加快了复查登记工作的进度。经过上半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全区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取得了良好成效。 四、加强监督管理力度，依法打击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 由于社会中介组织的迅速发展，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问题已摆上日常工作日程。近年来，我区积极组 织开展了打击非法民间组织的斗争，例如，在一次村民联宗祭祖过程中，我区发现有人进行非法的活动，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闹事，打砸抢事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严重的经济损失。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迅速组成工作组进行调查，区公安分局、民政局也积极配合工作组认真做好调查工作，并依法取缔了该组织，及时消除了社会隐患。 目前，据有关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业务主管单位的反映，民办非企业单位内部管理混乱和未经登记擅自开展活动的问题已不容忽视。因此，及时掌握民间组织动态，加强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监督，打击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违法行为，是我区当前加强民间组织管理的重要工作。针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监管工作的问题，近期我局认真研究解决办法，协助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监管工作的职责，建议各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管理的原则，共同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我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基本结束后，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正常登记和长效管理上来。特别是我区属广州市的大城区，毗邻台港澳，涉外交往和民间组织活动频繁，在促进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按照中央、省、市的要求，积极探索，努力工作，推动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建康发展，切实把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中介组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越来越快，形势的发展对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我们有许多工作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得到加强，素质有较大提高，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在政府职能转变中，承担了政府赋予的任务，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为促进我区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了许多实际工作。目前，我区正继续对社会团体进一步进行清理整顿，逐步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团体法人进行核准登记。 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区民间组织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民间组织管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双重管理体制还未能真正落实，民间组织内党的组织不健全，管理机关力量薄弱，经费不足，与承担的任务不相称。 二、进一步做好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意见 为了把省、市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到实处，切实按要求做好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结合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实际,我提几点意见： 在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中，我区也曾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已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各级党政部门要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性，把民间组织管理好、引导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区民间组织是社会事务的载体，必须依法管理，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所以，要把依法管理民间组织作为依法治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要实行领导负责制，有关部门必须密切配合，一些与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相关的单位，如组织、宣传、公安、司法、工商、税务、金融、物价、劳动保险、人事、体育、卫生等部门，要配合民政部门，齐抓共管，确保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二）落实措施，加大管理力度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依据省、市的会议精神，落实各项管理措施。 第一，加强领导，充实机构，增强管理力量。 民间组织发展快，管理力量不相适应，是当前管理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民间组织管理工作量很大，任务十分艰巨，如果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就谈不上加强管理，我们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要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掌握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动态，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工作队伍并保证必须的管理经费。关于这个问题，区委、区政府将进一步研究，根据工作任务，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力量。民间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要把此项工作摆上单位工作的议事日程，要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团体的管理措施。 社会团体的清理整顿工作要继续抓紧，特别是对内部制度不健全的民间组织，要进行整改，从而帮助和督促民间组织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民间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应对民间组织的申请登记、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受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切实负起责任。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开展民间组织的登记审批工作，按登记程序办理登记审批手续，严格控制业务宽泛、不易界定的民间组织，禁止设立气功类、特定群体类、宗族类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民间组织。通过登记手段，对民间组织的结构和总量进行有效调控，确保民间组织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各部门、各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支持登记管理机关做好审批工作。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到民政部门统一登记，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经本单位批准成立的内部团体，不得在社会上活动。 第三、重视和加强民间组织中党组织的建设。 在民间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的保证，是坚持民间组织正确政治方向的保证，是加强民间组织管理的重要举措。各有关部门党组织要按照中办[1999]34号文和中组部、民政部《通知》要求抓紧落实。在民间组织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和长期兼职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必须尽快建立起党的组织。还要加强对民间组织中党员的管理教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民间组织中的贯彻执行。 第四、坚持打击非法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 要增强责任感和敏锐性，及时掌握社情动态。民政、公安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经常研究民间组织的情况，及时查处非法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重点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敌对非法行为。这项工作政策性强，要重证据，要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理。要把好宣传关，宣传报道民间组织要按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未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民间组织，新闻单位一律不得报道。 （三）依法启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 根据省市的要求，用一年半的时间，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复查登记，为此，当前要做好如下几件工作： 1、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工和责任要明确。业务主管单位侧重资格审查、日常管理，而民政部门是通过登记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地位，两者既有分工，又需要密切配合。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沟通情况。根据《条例》和国务院规定，目前所确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管单位有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人事、司法、劳动与社会保障等职能部门。在复查登记期间，如发现业务主管单位抵制、阻挠民政部门依法开展登记管理的，要追究业务主管单位的责任。 2、认真做好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复查登记。民政部门和各业务主管单位要抓紧做好这项工作。民办非企业单位种类繁多，要做好调查摸底工作，摸清本系统、本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数量、性质、种类，进一步做好复查、登记和发证工作。 3、做好宣传工作。《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后，我们已开展了一些宣传，但力度还不够。一些单位和市民对《条例》还不甚了解，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要把宣传《条例》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各新闻媒介、宣传、普法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宣传使《条例》为广大群众所了解，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铺平道路。 4、切实加强领导。开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工作，牵涉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单位，只靠民政一家是不行的，有关部门必须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才能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要建立以区分管领导牵头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协调机构，即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领导小组，抽调政治强、素质好、作风正的人员组成办公室，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推动我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建康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组织管理论文:绿色财务管理的产业组织行为分析 [摘 要]从市场上各类企业的经济行为特点入手,分析了政府制定绿色财务管理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指出: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只有在保证其有一定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来改变其行为以利于解决生态问题才是可行的。 [关键词]绿色财务管理;企业行为;产业组织 当前的生态问题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由于自然资源定价的困难,以及污染程度补偿量度的难以确定,使得企业的外溢成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造成了当前全球关注的生态问题。由于前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得对于企业生产造成的生态问题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市场失灵,这就需要在保证政府不失灵的前提下,由政府来干预解决,从而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生态问题是人类自身的行为所造成的,所以必须要改变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的行为首先要加以改变。人类要抛开目前的一定的经济利益,做到观念和行动同步,全员协调一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各国都相继进行绿色GDP的计算,这就使得企业的绿色会计和绿色财务管理应运而生[1]. 当前,对于绿色会计的研究很多,却很少有对绿色财务管理的深入研究,企业进行绿色财务管理一方面需要绿色会计提供相关的数据,另一方面绿色财务管理的实行对企业进行绿色会计核算提供了管理的大环境。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在管理上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这样才能保证实行清洁生产,才会缓解生态问题、直至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对于企业的管理,财务管理是其核心,所以实行绿色财务管理势在必行。 一、不同类型市场上企业行为及政府职能的分析[2] 因为长期内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是一致的,所以不存在企业不愿意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待企业认识到以后,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无法挽回,所以,当前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快绿色财务管理的实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 根据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那么,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上,企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本文想通过对不同市场结构中,企业行为特征及政府的职能分析,找出各类市场上实现绿色财务管理的途径。 (一)完全竞争市场的企业行为与政府职能 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每一个行为者只占极小的市场份额,以致于没有人能够独自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上所有的人都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独自决定如何行动,这些行动汇集起来共同决定了市场价格。对单个的参与者来说,他只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市场上的商品是同质的,即在同一市场上所有的生产者都提供完全一样的商品;而消费者对购买哪一个生产者的商品不存在偏好,唯一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是价格;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每个企业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买卖双方都能得到有关现在和将来市场情况的全部信息,不存在供求以外的因素对价格和市场竞争的影响。所以,对单个生产者来说,要考虑的只是所处地域范围内的消费量。 对于这类市场上的企业来说,经济实力很弱,如果靠企业单独进行绿色财务管理来进行经营活动,企业没有那个能力,也不会产生效益,因为企业没有定价权,进行绿色财务管理的成本无法弥补,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进行干预。使得实行绿色财务管理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与市场上其他产品区分开来;通过对不进行绿色财务管理生产的企业的产品以平均可变成本定价,使其无法继续经营下去;而对于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进行合理定价,这个定价既要考虑到生产者的成本,又要考虑消费者的支付能力,那么这个定价,要以居民的平均收入程度及其消费需求的比例进行定价, 对于生产者来说,在销售收入抵补生产成本且加有同行业以前的利润水平的差额由政府进行生产补贴。 (二)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行为及政府职能 企业在市场上进出比较容易,资本不多,规模不大;不同企业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相互有差别,即不同企业生产的同一类产品有不同之处。这就使得不同企业的产品不能相互完全替代,从而使他们各自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不同企业的产品相互差别越大,单个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程度就越高。但是,许多不同企业的产品属于同一类产品,彼此之间有相似之处,从而这些企业之间又存在竞争。它们的产品相互替代的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 所以,政府可以利用企业间的这种特点促进绿色财务管理的实行。即通过绿色产品标识使得通过绿色财务管理生产出来的产品明显地区别于同一市场上的其他产品;通过政府对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进行生产补贴以及对不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实行政府限价;这样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不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无利可图。这就使企业间为追逐利益而竞相实行绿色财务管理。 (三)寡头垄断市场的企业行为及政府职能 市场以少数几家企业提供某一行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产品为特征。每一家企业对市场的价格和产量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企业在做出价格和产量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本身的成本和收益情况,还要考虑到这一决策对整个市场的影响,竞争对手做出的反应,因为其他企业的反应又决定了本企业行动对它自己所带来的后果。而其他企业的反应程度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易捉摸。所以在寡头垄断条件下,对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策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但其价格的上下限可以确定。这是这类市场上,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但对于实现绿色财务管理而言,市场失灵,政府必须要履行其职能。首先,政府要制定出各类企业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标准包括对资源的利用及对环境的污染方面,同时要限制住各企业间串通;第二,关注企业在实行绿色财务管理后所增加的投入及带来的收益,从而调整市场价格。 (四)垄断市场的企业行为及政府职能 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企业是商品价格的制定者,它没有自己的供给曲线,对这类企业,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约束和价格管制及绿色产品标识进行管理,使之实现绿色财务管理。 二、政府制定绿色财务管理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 政府制定绿色财务管理政策后,如果企业实行绿色财务管理,在进行绿色投资时,必然增加成本;如果政府不对其绿色产品给予保护,使其能区别于非绿色产品,且不在生产资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偿,必然会使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提高,而且,自己绿色产品的特色难以体现,导致消费者不愿或没有能力购买,而使企业产品销售量下降,收入下降,从而经营成果下降,最终致使企业无法继续经营[3]. 如果企业不实行绿色财务管理,它的生产投入保持不变,但政府为了使其政策得以实行,政府对于不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进行价格限制,同时对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产品进行绿色标识,对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进行生产补贴,这样,使得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生产企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幅度不大,且消费者 通过标识能够与非绿色财务管理生产的产品区分开,这样,消费者会转向带有绿色标识的产品的消费,而使非绿色财务管理企业的销售量下降,且由于政府对其实行价格管制,价格较低,导致这类企业的经营成果下降严重,直至亏损,而无法继续经营。由此可见,只有在政府支持下,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才能获得好的经营成果,才能在本行业中发展壮大。 对于不同类型的市场上,政府的干预及市场上其他企业的反映是不一样的。对于完全竞争市场上,完全符合前述的情况。对于垄断竞争市场上,由于厂商间存在着由于产品差别而带来效益的问题,所以企业会利用政府的绿色标识形成的差异来创造效益,从而自动形成企业间的对于绿色财务管理的相互监督,利于推动绿色财务管理的实行。而在寡头垄断市场上,政府要加强对厂商间串通而实际上不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监管和检查。对于垄断市场上,政府的措施就是价格管制和绿色财务管理的监督和检查以及对实行绿色财务状况及程度的资料给予公布,如果不能很好地执行下去的话,国家可以考虑收回国有进行经营。 三、保证绿色财务管理在各类市场上得以实行的措施 (一)制定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标准 1.进行注册登记。企业需到相应的管理部门申请并提交体现其绿色财务管理的文件(如实行绿色财务管理的规划书、绿色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等),通过管理部门审批后,得以注册登记。 2.定期向相应管理部门报送经营活动的资金资料。 3.以环境保护法及自然资源有效利用法进行规范. (二)制定政府对各行业的生产补贴标准 可以根据各行业的平均水平作为标准进行补贴,对于实力弱的企业可以进行重组。补贴的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1.差量成本法。对于进行绿色财务管理而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与非绿色财务管理进行经营所需成本的差额。 2.影子价格法。从数学意义上讲,影子价格实际上是最优化的线性拉格朗日函数的拉氏乘子,即目标函数发生的增值;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影子价格不是价格,是某种资源投入且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追加效益。影子价格实际上是资源投入的潜在边际效益。影子价格反映了产品的供求状况和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越丰富,其影子价格越低,反之亦然,即资源的数量和产品的价格影响着影子价格的大小[5]. 3.模糊数学法。模糊数学是利用模糊思维建立的数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资源的价值系统是个复杂的系统,它是自然、经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系统。当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精确化的能力减少,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复杂性和精确性相互排斥,在此引入了“模糊”的概念,来解决绿色财务管理中计量问题。如进行绿色财务管理补偿的测算。设A为成本的价值因素,A=(风险,投资增加,管理成本,收益,价格),Q为评价向量,从而得出评价矩阵,求出补偿总额[6]. 4.供求定价差额法。包括(1)卖方定价模型Ps=[E1(C+V)—R1]/Q+P0.Ps为生产者的定价;E1为进行绿色财务管理需增加的额外投入的系数;C为物化消耗;V为活劳动的消耗;R1为由于进行额外的绿色投资而带来的收益;Q为产量;P0为非绿色财务管理时同行业的平均单位利润额。(2)买方定价模型Pd=P1+Ki.P1为原购买价格;Ki为对绿色产品的偏好(是差别定价的基础)。(3)政府补贴———买卖双方定价的差额。 (三)监督和管理企业绿色财务管理的实行 1.定期进行绿色审计。 2.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得绿色财务管理的经验及资源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共享及相互支持,同时也会引起企业间的重组。 3.管理部门对实行绿色财务管理企业的业绩给予公布及宣传,对于非绿色财务管理的企业名单定期公布引起消费者及投资者的注意。 组织管理论文:浅谈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与组织管理 摘要：本文根据多年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实践经验与有关学习心得体会，就学校体育目的任务和实现学校体育目的的任务过程中的管理工作全面展开了讨论，对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学校体育工作质量提供了有益参考。 1、对学校体育目的任务的认识与理解 众所周知，学校体育是国家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共识。关于学校体育及其目的任务，国内有关论述很多，也有很多建树。就其目的而言，经历了从“技能”“体质”“人才”的演变发展过程，对于激发人们积极投入体育实践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从宏观上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差异，因而由此反映出来对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在观点及其内容上各不尽同。笔者积多年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实践经验与学习体会，认为“技能”、“体质”、“人才”均不能单独构成学校体育的目的。学校体育以青少儿为对象（其年龄一般在6—7岁—21—22岁），其目的在于促进生长发育，体格健美，身体健康，精神愉说，帮助学生形成健身、娱乐、生活等方面的多种身体技能；增进体育文化知识，促进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和生活习惯的形成，佼学生在校期间有充沛的箱力学习，为他们毕业后能够获得高质量生活奠定某些基础，创造有利的条件。学习体育的这一宗旨，与学校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开拓型人才的目的不无一致，反映了青少儿的身心特征，体现了体育的目标功能和国家社会对青少儿一代的期望。由此也决定了学校体育的地位。而青少儿的体格健美、体质强壮，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兴旺发达；增进文化科学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与生活习惯，又正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多种身体技能及其迁移，必然影响到青少儿现在与未来的学习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生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地位与意义非同一殷。如实说，学校体育发展到现在，己超出了学生时代，具有终身意义，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畴，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超出了强身健体的独特功能，具有促进身心协调发展的全面效能。为此，务必加强全面管理，努力完成下列任务：①传授体育卫生保健知识和健身、健美、健心的技术技能，使学生掌握科学健身与养护身心的方法；②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全面锻炼学生身体，促进体格健壮、姿态优美，身体健康，全面发展体能、机能和心理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审美能力；③加强思想教育和健康教育，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健康意识，体育意识与公民意识，养成良好的思想、行为、道德作风及坚持体格锻炼的习惯；④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娱乐生活，发展学生体育能力、社交能力与团结、合作精神。 2、加强管理全面实现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 明确了学校体育目的任务，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管理。所谓管理，泛指对学校全部体育工作进行计划、组织、实施、协调与监督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全日制小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国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两个条例》、学生《体育合格标准》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教学大纲》对学校体育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工作，体育骨干队伍，体育图书情报，学生体质测试与评价以及体育经费、场地设施器材等方面进行具体的管理。其中，应以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任务为目标，以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其积极性为根本，而以管理人员的明确分工尽职尽责为保障。因此，实施学校体育管理的基本要求应该是： 2．1　管理人员明确分工，各司其职 2．2．1　校长学校体育工作应在学校党政领导下，由校长或副校长分工主管。其基本职责是：①根据上级党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指示，结合学校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总的目标要求，并将其列入学校工作计划。②深入实际，检查、评估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及其效果。③加强对体育组（室、部）和体育教师的领导，认真听取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支持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尊重体育教师的辛勤劳动。④动员教育 班主任、辅导员及全体教师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⑤提供必要的体育经费和物质条件保证。 2．1．2　体育教研室（部）是学校中具体组织实施体育工作的部门。其基本职责是：①根据党的教育，体育方针，上级对体育工作的指示以及学校教学工作计划和学校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学校体育工作和必要的规章制度，报请学校领导审查批准。定期向学校领导汇报体育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和建议。②组织全体教师认真组织开展体育教学和学校课外体育活动。③协助校医室（院）定期检查学生身体，建立健康卡片。④协助总务部门做好场地设施器材的修建、选购、维修和保养工作，并教育学生爱护公物。动员教师维修、自制体育器材。⑤做好体育的宣传工作。⑥关心教师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2．1．3　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和中坚力量，其基本职责要求是：①自觉坚持政治、思想、业务进修，做一名具有高尚道德品质，文化科学知识、教育教学能力强、体格健壮、姿态优美的又红又专的体育教师。②根据教育计划和大纲精神及时制订各种教学文件。③热爱关心学生，上好体育课，积极开展学校体育活动。④协助学校医务部门检查学生身体，建立健康卡片。⑤积极做好体育宣传工作。⑥自己动手及时维修、自制体育器材，教育学生爱护公物。⑦结合学校体育实践，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2．1．4　班主任、年级辅导员①将体育工作列入本班、本年级工作议事日程，并结合本班、本年级实际情况作好具体计划安排。②加强对学生进行有关党的教育方针、思想品德教育，鼓励学生在搞好文化学习的同时，积极上好体育课，搞好课外体育活动。③以身作则，规范带头，主动协助体教师开展各项体育工作。 2．2　齐抓共管，提高整体效应实现学校体育目的任务，事关全体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其工作过程，涉及面广又很具体，只有全校师生员工上下配合，协同努力才能卓有成效。因此，学校对其体育工作实施全面管理过程中，即从制订计划、组织实施到检查督促，效果评估的全过程，都应全校动员，实行齐抓共管，追求整体效应。更要不时运用评估所获信息，调控管理过程，提高管理效能。其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①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②体育教研室（部）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程度。③体育教学质量。④群体活动开展情况。⑤学生体格、体能、姿态、素质发展情况。⑥学生健康状况。⑦体育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储存使用情况以及场地设施器材的建设，保管与使用情况。⑧教育科研进展及其主要成果。 组织管理论文:创新审计计划管理与组织实施方式方法的探讨 近年来，审计署统一组织了地方债务审计、社保审计等大型审计项目，从审计实施的结果看，这种统一实施的大项目审计管理模式，是提高审计质量、整合审计资源的较为理想化的管理状态。在这种管理状态下，无数个子项目实现“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目标、统一标准”，构成一个大型项目审计，审计结果更能从宏观上反应审计对象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真实状态，“免疫系统”功能的预防、揭示和抵御作用会发挥得更充分。本文认为，构建大项目审计管理模式，创新审计计划管理与组织实施方式方法是两个重要因素。 一、创新审计计划管理方法的重点 审计计划作为现阶段国家审计管理的龙头，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法定性不够强、调整较多、延续性不够、上下级之间不够协调及互补性不强等问题。因此，科学管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建立信息数据库 要实现审计全覆盖，计划管理部门就要在审计机关自身的年度项目计划安排、不同年度项目计划的前后延续性、以及年度计划与相关年度项目规划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着手，做到有规划有序、计划可行、相对稳定、前后衔接、上下互补。信息数据库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审计机关规划、不同年度项目计划、审计实施及完成情况等内容；二是上、下级审计机关的规划、项目计划，其他监督主体曾实施或者将要实施的与审计对象相关的监督等内容。 1.实施审计对象分类管理。审计机关可以根据审计对象单位性质、资产规模、预算批复金额等标准，对众多审计对象进行分类管理，对不同类型审计对象，采取不同的审计方式、审计实施时间和审计实施主体。 2.实施审计项目滚动计划。在信息数据的支持下，编制审计项目滚动计划，应坚持全面覆盖，重点项目定期轮审，一般项目不定期审计。 3.实施审计项目进度管理。实施审计项目进度管理，旨在确保审计项目能够按照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 ——制定审计项目进度计划。在识别关键控制环节的基础上，审计机关计划管理部门对项目、活动做出一系列时间计划，明确各项工作完成的时点。由于审计对象在规模大小、复杂性、重要性以及审计风险等方面的差异，应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尝试建立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审计项目计划进度参考标准，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审计项目需要，制定不同的审计项目进度计划。 ——实施审计项目进度控制与优化。由审计机关计划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审计项目进度是否发生变化；比较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的差异，并决定对产生的偏差是否采取纠正措施。对审计项目进度的分析，可以建立并利用审计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审计项目进度情况的及时跟踪，对一些进度滞后的项目及时提醒和督促，促进项目按计划进度完成。 （二）建立审计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评估 审计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评估，重点对开展审计项目的科学性、社会性、效益性、重要性以及风险性进行评估。提交审计业务会讨论确定审计计划时，应同时做好审计成本的预算（主要包括审计组进行审前调查、现场审计的外勤审计成本，以及为该项目进行非现场工作的内勤审计成本），这既是审计机关实现绩效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加强审计风险管理，避免遭受审计失败的主要手段。 二、创新审计组织实施方式 （一）探索和完善跟踪审计。 跟踪审计体现为对经济行为、事项、资金、政策执行等进行过程性、持续性的监督。开展跟踪审计，与“审计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这一重要命题是相一致的，“免疫系统”功能主要目标就是要求审计应更早地感受风险、揭示危害、抵御和查处病害、建议消灭病害。 ——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的组织实施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过程同步式跟踪审计，审计的介入与项目的启动和发展同步，审计与项目的运行轨迹像两条平行线，审计既监督又与项目建设过程保持一定距离。二是阶段性定期跟踪审计，每季度审计一次或每年审计两次，并出具阶段性审计报告，虽然没有过程同步，但仍能形成对相关审计对象的监督压力，促使其规范运作。 ——财政专项资金运用跟踪审计。财政专项资金的跟踪审计项目，可以单独立项作为一个独立的审计项目组织实施，也可以与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等相结合同步组织实施；可以采用审计，也可以采用审计调查。 ——公共突发事件跟踪审计。审计机关应根据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等各主要环节，提出实施跟踪审计工作预案。在审计年度内，如果发生公共突发事件，应立即按照跟踪审计工作预案，组织开展跟踪审计工作，促进有效应对公共突发事件。 ——重大政策执行跟踪审计。重大政策执行跟踪审计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对政策贯彻落实的过程进行动态监控，确保按照政策设计的路径执行；另一方面从审计独立评价的角度，对政策出台后的效果或效应进行评估，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政策提出建议。具体的组织实施方式可以单独立项开展审计，也可以结合其他审计项目实施。一般在重大政策出台后不久组织实施第一次审计，在其后的阶段里，采用每年或每两年进行定期审计的方式，对重大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二）探索和完善联动审计。联动审计的目标是，整合内外部资源，扩充审计力量，扩大审计覆盖面，确保审计监督职责履行到位。同时，通过联动审计，进一步理顺审计监督与其他相关监督主体的关系，建立健全相应的协同机制。在开展联动审计中，应坚持审计的独立性。 ——实行审计机关内部不同业务部门对同类审计项目的联动审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同一被审计单位涉及不同的审计内容，审计机关从相关业务部门抽调专业人员组成一个审计组实施审计，既减少交叉审计、重复审计，又便于在同一 时间点上完整地揭示被审计单位在不同领域存在的问题。二是在同一年度对不同的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时，对各单位都涉及的事项，审计机关要求各个业务部门都予以审查，充分反映不同单位在同一领域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增强审计工作的整体性、宏观性。 ——实行上下级审计机关之间的联动审计。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审计项目，上一级审计机关可以组织下级审计机关共同参与审计。其有益之处在于：一是能够充实对某一重要审计项目的审计力量，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二是有利于从整体上系统地反映审计事项，增强审计工作的整体性、宏观性和建设性。 ——实行审计机关与有关部门的联动审计。具体形式有：一是对部分重要性程度较低的审计项目，按照一定的审批程序，委托给内部审计制度健全的部门和单位组织实施审计，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二是联合有关职能部门对某一单位同时开展审计监督和有关专门监督。三是审计机关选择内部审计制度健全、内部审计质量较好的内部审计机构共同参与审计。 （三）探索和完善政府委托审计。 政府委托审计是审计机关根据需要，将政府审计项目的业务委托给社会中介机构实施审计。同时，政府委托审计还包括购买的社会服务，包括专业人员服务。政府委托审计是审计机关对社会审计资源的一种运用，实质上体现了一种“委托—”关系。 三、矩阵型组织结构在审计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在地方债务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财政审计大格局等需要进行大规模资源整合的项目中，当前以处室为单位的行政组织架构与全局性大项目所要求的组织管理模式还不完全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窝工、效率低下、苦乐不均等问题。如何通过科学配置审计资源来提高效率，是审计现场管理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矩阵制组织是为了改进直线职能制横向联系差，缺乏弹性的缺点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在职能式组织的垂直层次结构上叠加了项目式组织的水平结构。对于审计机关而言，在审计项目中应用这种模式具有必然性。通过运用这一管理模式，认真计划、科学组织、动态管理、合理评价，科学调配审计现场的人力资源，科学安排审计项目进度，合理安排审计时间，有效控制审计成本，将审计资源统筹管理、有效利用，从而实现审计资源持续不断地合理优化配置。（编辑：果宝） 组织管理论文:对组织形态变迁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研究 在组织形态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简称SHRM)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现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都深深地融入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变革之中,并且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但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使得SHRM研究不断面临挑战,因为不同的实践背景会造成由此而形成的理论研究的不同,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践发展变化的过程探索新的理论。因此,SHRM的研究内容也随着企业实践模式的变迁而变迁,并且不断出现新问题。 SHRM的产生背景 SHRM的研究内容不仅随着企业实践模式的变迁而变迁,也随着学者对相关理念或思想的不断挖掘而得到系统的提升。 虽然SHRM的理念首先由美国人提出,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实践为SHRM提供了研究平台。日本HRM实践的核心在于其人本主义思想,并实行了终身雇佣制等一系列体现其人本主义思想的HRM制度。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HRM的弊端也日益地暴露出来。约翰·沃洛诺夫在《日本管理的危机》的着作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模式的弊端。他批评日本企业的HRM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一般事务性职能,而忽略了对人力资源的战略性缺乏充分的界定、使用和激励。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经济全球化也迫使企业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升为战略角度。随着管理学者们对企业战略研究的深入,战略取向的推动使HRM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其在组织战略管理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也就是说,战略理论的兴起也使HRM研究者们意识到HRM必须由原来的一般事务性职能转变为战略导向的HRM。 SHRM研究的丛林现象 纵观近三十年研究历史,SHRM研究领域在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包括以下研究主题:SHRM的匹配与柔性、跨组织边界的SHRM、SHRM对组织的战略贡献、SHRM的理论模式、SHRM系统的结构、SHRM研究的方法论,而这六个研究主题随着SHRM研究领域的成熟在不同阶段相继发展。 (一)SHRM的匹配与柔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企业的业务流程越来越复杂而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实践者们意识到必须从“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业务流程的视角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以实现对外界市场环境的快速反应来提高企业竞争力,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和再造革命。企业再造和业务流程优化的盛行使实践界和理论界开始思考HRM实践在企业价值创造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们开始从战略的角度思考HRM实践。Devanna等的《HRM:一种战略观点》一文的发表标志着SHRM研究领域的产生。虽然学者们对SHRM的概念迄今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但学术理论界一般采用Wright和Mcmanhan(1992)的定义,即企业为实现目标所进行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有计划、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模式。 起初,受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管理理论追求普遍适用的模式与原则的影响,SHRM学者在肯定SHRM在实现组织目标的战略性角色的同时,认为存在最优的HRM实践模式普遍适用于所有组织,而不用特别考虑组织战略等因素,这就是“最佳实践观点”,即普遍观(Lawler,1986)。普遍观的核心是对所有组织而言,存在比其他HRM实践更能提高组织绩效的最佳实践。但随着权变理论的提出,普遍性观受到了权变观的挑战,即“最佳匹配观点”。权变观秉承权变理论的核心观点—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随机应变,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否认存在对所有组织都是“最佳”的人力资源实践,而是认为组织内人力资源实践只有与组织内外的情境因素(如组织战略)相匹配时才会对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Lengnick等,1988)。 20世纪80年代后期,组织种群生态理论的研究触角伸向种群生态学相对应的组织生命周期,SHRM学者发现除了组织战略外,组织生命周期也是对HRM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权变因素(Baird和Meshoulam,1988)。权变观部分解释了SHRM的核心—匹配,组织研究中系统论的引入对SHRM的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系统论,组织是一个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达到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而SHRM系统作为镶嵌在组织系统中的子系统,只有同时实现内部匹配(即HRM系统内部要素的匹配)和外部匹配(HRM系统和组织战略等系统外要素的匹配)才会使组织的运行更有效率(Baird等,1988;Lengnick等,1988)。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而使企业得以将优势资源用到企业的核心业务中,而将非核心业务通过业务外包的形式分离出去。此时实践界和管理学界逐渐意识到SHRM系统内外部匹配更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SHRM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实现战略匹配,更重要的是通过HR的柔性支撑组织的战略柔性(Milliman等,1991)。基于此,Wright等(1998)提出SHRM的匹配与柔性模型。这个模型的最大贡献在于较为具体地论述了柔性,他们将柔性定义为战略人力资源实践支持组织快速回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时借鉴Sanchez的分类将HRM实践柔性分为HR实践的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该模型从“柔性与匹配独立且互补”的视角,综合了SHRM前期研究,并且在开发组织内部能力以增强组织柔性的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21世纪以来, 企业间的竞争转化为企业共生网络间的竞争, 企业间的合作竞争替代了古典竞争。企业组织形态开始向虚拟组织、创新型组织、模块化组织等新型组织形态变迁。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组织就必须同时实现自身柔性和内外部的匹配来应对快速多变的环境(Pablo,2005),SHRM的匹配和柔性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将从更微观的“人”的角度落实SHRM的匹配与柔性问题。Werbel和DeMarie(2005)从人-环境匹配的角度提出战略权变模型指出了人-环境匹配与组织战略的关系。该模型认为人-环境匹配是组织横向匹配和纵向匹配的耦合点。人力资源系统的横向匹配促进了组织能力的提高,而组织能力又促进人力资源系统与组织战略的纵向匹配。Lepak等(2004)提出人力资源系统相对性的构念,其核心观点是不同的组织战略要匹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组织运作方式等。因此,组织需要不同的运作方式实现组织战略,那么所要求的员工行为也会有所不同。 (二)跨组织边界的SHRM Internet技术的发展宣布人类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入电子商务时代,而电子商务时代的“3C”特征—顾客(Customer)、竞争(Competition)、变化(Change)构成了价值链提出的时代背景,价值链的提出将SHRM的研究范围也由组织内扩展到组织外。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价值链上的组织可以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 创造获取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因为组织会利用自身HRM实践的优势对整条价值链的竞争优势格局施加影响(Schuler和MacMillan,1984)。这一观点标志着SHRM的研究范围开始超越传统组织的边界。 Milliman等(1991)是最早在国际背景下提出SHRM的学者之一,他们在国际背景下扩展了匹配的概念并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匹配。其他学者随后对战略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下文简称SIHRM)进行了深入研究,Schuler等(1993)认为SHRM不但受单位间连接与内部运作的影响,还受到许多外衍/内衍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战略国际HRM的整合框架。该框架从单位间连接和内部运作的角度来协调跨国公司利害关系和达成经营目标,但是忽略了SIHRM在跨国公司中的控制性角色。Taylor等(1996)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SIHRM模式分解为国家、母公司与子公司三个层次的SIHRM理论框架,该框架阐释了战略国际人力资源的优势来源于国家层次、母公司层次与子公司层次,并根据母子公司的一致性程度将SIHRM导向分为三种模式—适应型、输出型和整合型。 随着跨国收购和跨国经营成为一种时尚,SIHRM也得到了新的研究进展。学者们开始关注母子公司间及子公司间的HRM实践的转移(Bjorkman和Lervik,2007)和知识的转移(Minbaeva和Pedersen等,2003)。并且开始通过跨案例研究提出整合跨国公司HR战略的方法(Wocke和Bendixen等,2007)。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国际化,SIHRM的研究范围逐渐延伸至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首先是SHRM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的应用问题,WEi和Lau(2005)首先发现在中国SHRM的应用程度随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而不同,私有制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SHRM。Som(2007)则以印度为例发现企业的国家背景、组织所有制形式、HR部门的角色等都会影响SHRM在组织中的应用。此外,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SHRM对组织绩效(财务绩效、运营绩效等)的影响也得到了初步的实证研究(Akhtar等,2008)。 (三)SHRM对组织的战略贡献 SHRM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是SHRM研究的重要主题,但是无论从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构建都存在问题。 在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虽然已有大量学者证实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Snell等,1996),但实证研究得出的有关HRM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的显着性上仍然存在分歧(Delery和Doty,1996)。结论的不一致部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Shaista和Wang,2006),缺陷之一是学者们在研究两者关系时没有区分由高层管理者和HR部门“制定”的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内员工“实施”的人力资源实践。而HRM政策和实践的落实程度与能否实现组织战略、提高组织绩效密切相关。但往往由于组织内外各种系统约束使“制定”的人力资源实践与“实施”的人力资源实践之间存在缺口(Shaista,2006)。 在HRM实践与组织绩效内在关系的理论构建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索HRM实践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 20世纪7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对组织内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组织的人力资本含量,从而获取竞争优势(Schultz,1961)。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研究范式的影响,SHRM研究主要从控制论和行为主义视角,认为人力资源实践通过引导和控制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实现组织战略,因为不同战略要求不同的员工行为和态度,组织通过人力资源实践控制和解释员工态度和行为,以达到提高组织绩效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资源基础论开始渗透到SHRM领域中,基于资源基础论,SHRM将人力资源看作难以替代、难以模仿、稀缺和独特并能够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产,这标志着HRM领域开始在组织层面上探索人力资源的角色及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虽然以上理论从不同视角揭示SHRM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但关于SHRM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没有达成一致。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过于静态地强调员工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 却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为组织创造价值、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过程;而基于行为理论的研究则过于关注个体层面而忽略了组织层面人力资源的系统性;基于资源理论的研究则着眼于从组织层面探讨HRM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忽视了员工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因此,学者们对于SHRM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黑箱状态(Becker和Gerhart,1996)。 21世纪以来,SHRM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除了继续支持人力资本可以作为SHRM与组织绩效的中间变量外(Hatch和Dyer,2004),还发现人力资本可以作为S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调节变量,进一步支持了SHRM的权变性观点。同时,社会资本开始成为解释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新变量(Collins和Clark,2003;Evans和Davis,2005)。同时,学者们开始将SHRM的研究触角伸向同时糅合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智力资本。Youndt和Snell(2004)以208家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到智力资本在人力资源系统和组织绩效间起中介作用。此外,环境动态性的加剧使学者们开始关注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组织弹性(Coutu,2002)、HR弹性(Wright和Snell,2003)等新构念,并已有实证研究支持了组织可以通过SHRM来提高组织弹性和HR弹性,最终提高组织绩效(Cynthia等,2010;Beltrán等,2008)。总之,不同中间变量的引入为正确理解SHRM对组织绩效的战略贡献拓宽了研究思路。 (四)SHRM的理论模式 学者们对SHRM与组织绩效之间至少存在一种正向关系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SHRM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式仍然不统一,Delery和Doty(1996)在早期的理论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结构性观点。由此关于SHRM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普遍性观点、权变性观点和结构性观点。尽管普遍性观点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认同(Pfeffer,1994),而且不断有学者识别出最佳实践(Pfeffer和VEiga,1999),但对于何谓最佳实践并没有达成共识(Fey等,2000)。同时,普遍性观点只是强调将一些最佳实践简单累加到HRM系统中,而并不考虑外在因素的影响。而虽然权变性观点强调HRM实践的外部匹配性,但上述两种观点都简化了人力资源系统的复杂性。因为基于资源基础论,单个HRM实践由于其易模仿性对建立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收效甚微,所以各种HRM实践必须整合成一个有效的系统,才会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因为整合性的HRM系统具有因果模糊性、系统性、难以模仿性等特点(Doty,1994)。结构性观点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强调通过各种HRM实践之间的互补性创造协同效应,从而形成有效的HRM系统,以实现最大化的内部匹配。然后,把这些HRM系统与组织战略等系统外因素联结起来以实现最大化的外部一致,从而实现SHRM的内外部匹配。结构性观点同时吸收了“内部匹配”和“外部匹配”的理念,整合了普遍性观点和权变性观点,糅合成为更加接近现代企业的HRM现实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SHRM理论模式的权变性方法和结构性方法(Boxall和Purcell,2000;Stavrou和Brewster,2005)。随着权变观理论的不断演变,学者对权变因素的研究范围已由早期的单纯研究战略变量和组织生命周期变量逐渐扩展到多个变量如企业年龄(Fields等,2000)、所有权(Zhu等,2005)、技术变革(Ding和Akhtar,2001)、组织性质(Skaggs和Youndt,2004;Rodwell和Teo,2004)等权变因素。 (五)SHRM系统的结构 根据系统论,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体现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往往关注人力资源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而忽略了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关系,但人力资源系统内部的交互作用会对系统外部产生影响(Lengnick等,2009)。人力资源系统内部要素及交互作用的方式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Schuler(1992)从多层次的角度提出SHRM的5-P模型,核心思想是人力资源系统内部要素—人力资源理念、政策、程序、实践、过程都应该与企业战略保持一致,以实现SHRM。5-P模型揭示了SHRM的纵向整合(人力资源系统内部各层次与组织战略的整合),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力资源系统内部各项政策、实践之间的横向整合关系。同时,学者们发现组织中不仅仅存在一种人力资源系统,而是存在至少两种人力资源系统(Mark和Lengnick等,2009),于是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系统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无论基于系统的特征和功能(Arthur,1994)、员工—组织关系(Tsui等,1997)还是基人力资源的价值性和独特性(Lepak和Snell,1999),其落脚点都是建立立体的战略性人力资源任用体系,以实现HRM的战略性导向。 组织内存在多种人力资源系统并且不同类型的HR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不同的观点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Lepak和Snell,2002)。同时,在Lepak和Snell(1999)对HRM系统分类的基础上,Liu等(2003)针对每种人力资源系统提出与之对应的领导风格,Palthe和Kossek(2003)则对应每种人力资源系统提出不同的组织亚文化,并指出对应每种类型的亚文化将有助于HRM实践实现人力资源战略。Richard等(2007)通过实证对比生产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中人力资源多元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源多元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呈U型曲线,这种U型关系在服务型企业中更明显的结论。 (六)SHRM的方法论问题 随着SHRM理论研究的成熟,学者们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对前期理论的实证检验。但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引起了一系列方法论的问题,如评价指标过于单一,两者的因果关系不确定及存在解释两者关系的遗漏变量等问题都引起SHRM研究者们高度重视(Wright和Haggerty,2005)。学者们开始增加财务指标之外的多种指标测量组织绩效(Chen和Huang,2009),并且在研究SHRM对组织结果的影响时开始考虑组织自身的系统约束(Way和Johnson,2005)。也有学者考虑到时间跨度,认为HRM实践产生的组织结果存在时间滞后性,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时应考虑时间因素并从多层次(个体、群体、组织)的角度研究两者关系(Wright和Haggerty,2005),此外“实施”的SHRM实践与“制定”的SHRM实践的不一致性也得到了实证检验(Wang等,2006),这一实证研究为后续学者从更现实的角度检验S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总体而言,SHRM的六个主题在21世纪得到了很大发展。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人力资源系统的多样性及其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并且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延伸到与不同人力资源系统匹配的领导风格和组织亚文化研究,同时也支持了SHRM理论模式中的权变性观点和结构性观点。人-环境匹配成为组织的人力资源理念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一思想的提出扩展了匹配和灵活性的构念。同时,学者们开始从社会资本、智力资本等新视角探索SHRM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组织性质、年龄等开始成为影响组织的SHRM实践的权变因素。SHRM在跨国公司的整合及知识等战略资源的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此外,SIHRM的研究范围开始延伸至新兴经济体并初步明确了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适用条件。 企业组织形态变迁趋势下SHRM的困惑 企业组织形态变迁使SHRM研究的基本假设和理论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使组织正朝管理人员核心化和一般员工分散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传统企业组织形态背景下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的界定是否依然适用于新背景?因为组织间联盟、网络化组织、模块化组织催生出的虚拟人力资源、人力资源联盟颠覆了传统的“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边界弹性化的现实下组织SHRM研究将何去何从成为亟待HRM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同时,随着创新型组织成为新型企业组织形态,组织创新战略导向下的SHRM实践对员工创新过程的控制、参与和考核变得更具模糊性。因为组织创新战略面临着对现有组织结构和文化刚性、内部政治的损害,同时组织不愿为追求不确定的未来而放弃当前的利益。这些问题都对SHRM提出了挑战,因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未来角色不仅仅是保证战略匹配和组织柔性,更多的是配合和推进组织不断的变革与创新。 从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来看,理性并不是组织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每个组织都有生命。因此即使在正式结构中,非理性也是不可杜绝的,因为非理性来自参与组织活动的个人,但个人参与组织活动并不仅仅是实现组织的目标。不断变迁的组织形态对个人与组织关系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虽然SHRM已经充分利用组织的资源基础论来强调人在SHRM活动中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来对待,但是忽略了“个人”的因素,后续研究需要关注以下话题:针对不同类型员工实施不同的HR实践对作为“个人”的员工的影响,强调不断学习和持续改进的同时考虑作为“个人”的员工的疲劳效应,把员工视为可以产生杠杆效应的资源而不是需要培养的“个人”的伦理问题,那么SHRM研究究竟如何协调和整合资源基础论和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观点? 网络化时代促进了企业数据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运用的深化,但组织网络化也给SHRM增加了新的管理挑战,其中应备受关注的信息隐私问题。SHRM如何在保护企业内部信息机密的同时,协调好员工日益关注的个人信息隐私问题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又一大挑战。 虚拟组织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趋势。突破时空限制的现代化通讯方式使企业之间基于某一目标而对各自的核心能力进行组合而组成虚拟组织,虚拟组织可以是不同企业或不同企业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同一企业内部不同部门间的一种临时组合,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和众多的组织层次,所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易拆解性。但是对于虚拟组织组合过程中的人员配备、磨合和调整策略成为SHRM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变迁的进程中,传统的SHRM研究已经面临危机,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新契机 组织管理论文: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及路径 摘要: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赋予社会组织以重要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但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却相当薄弱。在分析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的体制性缺陷和机制性缺陷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构成和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路径。 关键词: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目标;路径 在本文,社会组织与西方话语系统中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慈善组织不同,特指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社会团体、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承担一定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为保证我国现有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功能与作用的发挥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以“分级登记”为主要特征,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由于我国没有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相关法规,社会组织呈现出“无序发展”的局面,并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 1989年,国家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社会组织无序发展的局面得以改善;1998年国家正式公布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标志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正式形成。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既是对社会组织实施有效监管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为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制度和信任基础。然而,“政社不分”、社会组织的公众认可度及其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决定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如何突破体制困境、构建理想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从而实现和谐的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 一、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缺陷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体制性缺陷,即现行体制本身的缺陷;二是机制性缺陷,即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缺陷。现实中制约我国社会组织能力与建设的因素除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自身不完善(体制性缺陷)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机制性缺陷。 (一)体制性缺陷 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以三部条例①为基本框架与其他法规共同构成。体制性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归口登记”与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社会组织的登记需要具备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和最低限度的人数要求,申请成立须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等。但《条例》导致两类不“合法”社会组织的存在:一类是未达到《条例》规定的“非法”的社会组织;另一类是以营利性组织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即因业务主管单位不清转而寻求工商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这种状况说明采取“一刀切”式的登记管理制度是不合理的,势必造成大量“合法律性”,但却不具有“正当性”或136“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存在;①而把大量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的社会组织视为“非法”,并排斥在管理范围之外,也将导致社会组织管理的覆盖面过窄。 2·“双重负责”与管理部门的职责。三部条例对政府管理部门职责的规定有三点不足:一是管理职责规定原则性过强,可操作性不足。比如在《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条例及其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登记管理机关的日常活动包括哪些方面,可以动用什么样的监督管理措施,条例并没有作出具有操作性的回答。二是管理职责交叉和模糊地带较多。三部条例虽然对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分工,但在社会组织的筹备、申请登记和审查、年度检查和审查、违反有关条例规定的查处等职责方面都有重复之处[1]。三是管理部门的责权不统一。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具有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撤销登记或取缔等权力,但实际上却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足够的管理力量。业务主管单位虽然有很大的管理权力,也有相应的管理手段,但却没有相应的责任要求。这种责权不一致的现象削弱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也加大了“政社分开”的难度。 3·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三部条例都强调政府监管、社会组织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社会组织只由政府监管并且效果很不理想。登记管理机关的主要问题是力量不足,没有能力进行监督。业务主管单位受部门利益的驱使,也没有履行监督职责,具体表现为与政府职能转移相关的社会组织大多是由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创办,甚至与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个实体”,由职能部门直接控制;与政府职能转移无关但有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和营业收入)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往往积极监管并提供“保护”;与政府职能转移无关又无收入或收入勉强维持自身存活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往往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尽可能地回避政治风险[2]。这种局面使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毫无意义,也使其与登记管理机关之间的协同管理无法实现。 (二)机制性缺陷 1·动力机制不足。我国的现行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政府主导型改革的基本动力是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追求。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之所以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除了体制本身的缺陷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动力机制。以地方政府为例,如果不将社会组织发展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仅凭民政部门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宏观有效管理,管理的基本要求就变成了只要不给地方政府带来“麻烦”即可。在社会组织发展不被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业务主管单位的动力也不足,因为政府职能转移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业务主管单位出于部门利益的本能考虑不可能主动把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也没有积极性培育社会组织,对那些“无利可图”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采取消极的态度,社会组织“外形化”现象也由此产生。 2·实现机制不足。在登记管理机关方面,登记管理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履行其职责,受自身权力(同级职能部门下的二级部门)、工作人员数量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登记管理机关没有足够的力量考核评价数量庞大、性质各异的社会组织;由于各级登记管理部门(包括其主管民政部门)并没有明确、系统的社会组织发展规划,也缺乏对社会组织培育和监 督方面的具体可供考核的绩效目标,更缺乏为社会组织服务的质量标准,这些使得登记管理机关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随机性很大。在业务主管单位方面,由于缺乏约束与考核的具体措施,业务主管单位并未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相关要求培育和监管社会组织[3]。在具体管理过程中,偏重行政干预,不重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甚至忽视社会组织存在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缺乏相应的法规对业务主管单位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如何考核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管理绩效等方面作出规定,那么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培养政府转移职能的承担者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参与者,而是异化为“政绩工程”。 二、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其实现条件 针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缺陷,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的改革思路。但体制的缺陷决定了这一改革过程充满着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共十七大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 “合法性律”指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的存在符合法律的规定,“正当性”或“合理性”指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的存在符合某种实体或程序的价值准则、以及其他非强制的原因,而为人们所认可或赞同,进而自愿接受或服从,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此为指导,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既要考虑长远发展,也要考虑选择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构成 1·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科学的分类管理。完备的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宪法层面对社会组织的保护,也不仅是相关法律对社会组织权力和义务的笼统规定,还应该包括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这个处于宪法和法规之间的中间形态的法律,我国目前缺少这样一部对社会组织权力和义务都进行明确界定的基本法。在基本法之下,还应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颁布直接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从登记到监督等各个环节有约束力的条例和规章制度。从宪法到基本法,再到社会组织管理的规章条例,构成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所有社会组织都被纳入依法管理和分类管理的框架体系之中。 2·完整的管理链条和明确的管理职责。在法律体系完备的基础上,政府应本着廉洁、高效的原则,科学设计社会组织管理的流程,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构建从登记到监督的完整的管理链条。为此要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制定规范政府行为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标准。 3·公开透明、多元化的监管体系。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从体制层面制定严格的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制度、同业组织评估考核制度和社会公众监督保护制度,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体系,既可以改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疲于应付的管理状态,也可以从烦琐的日常监督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战略问题。 4·系统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在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制度中,除了在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外,还包括在社会组织活动过程中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和税收优惠。政府为了有效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应该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构建中明确规定培育与扶持政策的范围、力度和标准,以确保培育与扶持政策的公平性和系统性。 5·科学有效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在我国“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实现“政社分开”,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社会组织的运营效率,从而制定科学有效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构成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条件 1·政府方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我国政府正在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但到目前为止,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政社分开”仍然停留在观念层面。二是取决于相关职能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是否能够正确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是否转变控制型管理方式,是否能够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直接决定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2·社会组织方面。一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社会组织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社会管理活动而不受“政社不分”所导致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直接控制。二是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自我生存和自我管理能力,自律性强,是成熟的组织体。三是同业组织能够有效地对同行业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和监督。 3·社会公众方面。一是公众的公民意识的觉醒,有自组织的愿望和能力;二是公众能够理性地看待社会组织,认可和信任社会组织;三是公众产生对社会组织的理性需要,形成合理的预期,并有能力自觉监督社会组织的行为。 就现状而言,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并不具备,这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改变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才能最终确保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三、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一)构建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 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的条件,因而应在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特点制定或完善单项条例,将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为社会组织基本法的出台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应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在需要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制定或完善相关行政法规和条例,并在全方位发展社会组织的原则指导下,针对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中的“瓶颈”部分(主要是指事业单位改制和官办社会组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尽快把应转制为社会组织的事业单位纳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框架之中,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二)完善社会组织的准入、退出制度 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法规几乎都建立在惩治或预防社会组织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方面。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动力是什么,如果杜绝了社会组织成员谋取私利138的动机,社会组织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谋求发展。此外,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规遵循非竞争性原则,那么因缺乏竞争机制而处于垄断地位的社会组织有没有自我改进与发展的外在动力。我们认为,只有杜绝社会组织成员谋私利的动机,具有志愿精神的社会组织才能出现,“组织外形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 SPAN lang=EN-US ;而建立非竞争性淘汰机制既有助于增强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动力,又有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保证社会组织活动的有效性。具体而言,一是以社会组织合法性的确认和相关政策的配套为前提,逐步实行包括备案查询、法人登记和公益认定的三级准入制度,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准入制度。二是把社会组织活动的政治准则和国家准则法制化,并由登记管理部门统一监管,避免业务主管单位的不作为行为和政治风险 。三是制定社会组织非竞争性淘汰制度。当现有的社会组织不能发挥功能或不具有代表性时予以解散,重新组建。 (三)明确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责,构建社会组织监管制度 在现有“双重管理”框架的基础上,实现“培育与监管”的适度分开:强化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管职责,弱化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职责;强化业务主管单位的培育扶持职责,弱化登记管理机关的培育扶持职责。具体而言,一要提高登记管理部门的行政级别,在国务院直属职能部门中增设社会组织管理局(部),作为拥有行政执法权的唯一主体,统一负责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二是构建以登记管理机关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包括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监督方面的制度、有关社会公众监督的保护制度、同业组织培养和参与社会组织评估方面的制度、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和自律方面的制度、投诉受理和举报调查制度等。三是制定登记管理机关依法行政和责任追究制度,包括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的程序设计监管制度、社会组织对登记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举报调查制度、干扰社会组织正常运作的责任追究制度、登记管理机关对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政绩考核制度等。 (四)明确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构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制度 政府转移社会管理职能须有合格的职能承接主体,但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尚不具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这就要求业务主管单位在职能转移之前给社会组织以必要的资源支持,通过对社会组织的直接指导使之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进展缓慢,应在明确政府职能转移的范围、事项、时限和要求的前提下,在社会组织管理的相关条例中进一步明确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特别是要制定业务主管单位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绩效考核标准和责任追究制度,必要时还应要求业务主管单位制定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路线图”以及相关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的“时间表”。具体而言,一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相应的社会组织启动与培养期的确认制度;二是建立以财政和税收政策为主的社会组织扶持体系,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实行不同标准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制定业务主管(指导)单位培育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包括业务指导单位的具体职责、社会组织培育的具体途径、业务主管单位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社会组织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制度;四是制定业务主管单位培养社会组织的责任追究制度,包括业务主管单位政府职能转移的绩效评估、业务主管单位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业务主管单位指导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等。 (五)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在我国“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占主体的情况下,应突出强调从制度层面设计以法人地位明确、治理结构完善、筹资渠道稳定、制约机制健全、管理运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4]。 具体而言:一是与“政社分开”相结合,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明确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建立社会团体资产管理制度,以解决随意侵占社会团体资产的现象;本着市场精神与志愿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认可并保证社会组织的专职经营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强化社会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社会组织运作的透明度。二是建立涵盖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流动制度,主要是打通人力资源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间流动的通道。三是建立涵盖社会组织的社会保障制度,把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纳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打破社会保障与单位制度之间的关联,使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显现出来,从而使相应的社会保障在人们跨越地域、跨越政府—市场—社会的部门界限时不受阻碍。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法律认识论文:民法法律认识管理 我国理论界对于劳动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劳动关系视为隶属关系，完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第二阶段，将劳动关系视为平等关系，用民法的理论来协调劳动关系；第三阶段，认识到劳动关系是兼有隶属性和平等性的一种社会关系，用社会法的理论来揭示劳动关系的内涵。尽管第三阶段的理论最具科学性，但其他两种认识还继续为一部分人所接受，至今对劳动关系的实践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1、行政认识论 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大体效仿前苏联，形成了对国营工业、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等部门的管理体制。而我国的通过劳动立法及有关的劳动政策，形成在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几方面相互配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行政认识论的阶段。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虽然，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但劳动关系行政认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对劳动争议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例如，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希望通过这种合同，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劳动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工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影响。又例如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人数众多的团体性争议，当事人往往更愿意直接通过行政部门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因为按他们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劳动争议，而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分配问题。而这种对劳动争议性质的错误认识，又导致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错误认识。例如，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竟然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将其诉讼到行政庭作为行政案件处理。这显然是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错误理解成行政制度的结果。 2、民法认识论 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这一理论把每一劳动者都视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平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把他的“劳动力”转让给任何一个雇佣他的人。这时就出现了所谓“自由”的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 这种看法忽视了劳动力所有关系背后的资本增殖关系，在表面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具有局限性。持这种理论认识的学者往往将劳动争议看作一般民事争议，或者将劳动争议与一般民事争议相混淆。例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以民法上的人身伤害赔偿来追索用人单位的责任。而事实上，一旦将此案件作为人身伤害赔偿案来处理，对劳动者并不公平。因为，在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中，执行过错责任，也就是用人单位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事实上很多工伤案件，用人单位是没有过错责任的，过错往往在劳动者一方。如果用民法理论，将此案件视为一般民事案件，而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平等”的保护。 正是这种民法认识论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采用了民事诉讼制度。而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许多制度沿袭了民事诉讼制度，导致劳动者在看似平等的诉讼制度下，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例如，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理民事案件，法院主动调查的职能极其有限。而劳动争议案件中，这一原则被机械地套用，导致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的劳动者无法提供证据，同时，法院又不主动调查取证。这种结果显然是对民法原则适用劳动争议案件的一种否定。 3、社会法论 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而劳动法就是一种社会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一般意义上，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劳动关系是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从法律研究的角度，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劳动法学所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与“经济学”上对劳动关系的定义差别不大。从狭义上说，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定义从劳动法学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所要研究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为劳动者、劳动力使用者，劳动关系的性质为社会关系，而且是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就排除了很多劳动过程以外的许多劳动行政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而从社会法的角度，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1）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劳动者凭借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发生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因此，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基本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导因素，因为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归根到底要为人所用，而且物的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人的劳动技能及其劳动过程中的发挥程度。因此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往往不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资料通常为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所掌握。这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实现。 在目前阶段，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因此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差别是先天的，同时又是渗透在劳动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其次，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依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附于劳动者；第三，这也决定了劳动力依附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依附于劳动力。 （2）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所有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商品交换，这种交换应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即平等性。但由于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又决定了这种交换过程具有隶属性。这种商品交换使劳动者一方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具有财产性。但同时，这种商品交换过程，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应此具有人身性。 a、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劳动者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满意的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在选择应聘者时，也可不受干预的作出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双方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从总体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平等的。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尽管其在经济利益上弱于用人单位，但由于用人单位的数量很多，因此他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等的用人单位。因此，这种平等性是在总体上的不平等而给予的部分的平等，或者说是受限制的平等。 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是有限制的，而要劳动者正真要享受到这种有限的平等，还需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而在劳动关系中，如果所有的用人单位达成一致，以非常扣克的待遇支付劳动者，则无论劳动者作出何种选择，其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用人单位是否有可能达成如此广泛的一致呢？历史与现实均证明，这是可能的。由于用人单位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给予劳动者的待遇越低则越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用人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很容易达成这种默契。这种情况，类似于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的平等选择权。商家与消费者在地位上是天然不平等的，如果任由双方采取貌似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易，则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必然会出现标准合同、除外责任等损害消费者的做法。因此，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劳动者的生活底限，以此确保劳动者选择就业时的相对公平。 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一般只体现在劳动关系建立前；而且这种平等性具有触发性，即一旦劳动关系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即为隶属性所替代。当然，这种替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条件和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商榷，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这是由双方的经济差别所决定的。）当劳动合同签订的一瞬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变为隶属性为主，平等性为辅。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成为被管理者。 商品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个体的劳动力归用人单位所支配，以使他的劳动力现实地成为集体劳动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用人单位成为劳动力地支配者，也就成为劳动者的管理者。这种隶属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地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的一员，则这种隶属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动者随即又会寻找新的用人单位。如此反复，因此劳动者是不断地由劳动关系地平等性走向隶属性，再由隶属性走向平等性，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必须保持其连续性，这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点。任一环节的中断，对劳动者均会产生损害。 b、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而产生的，体现的是人精神和道德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从权利角度，与人身关系相联系的是人身权，它分为身份权和人格权。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它一般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身份权是指一定主体依一定的行为或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如亲权、配偶权等。 劳动关系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人身关系。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也是劳动者生存的实现过程，这种劳动力消耗过程与劳动者生存过程的高度统一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格权也包括身份权。前者以劳动者的“工伤保护”和“劳动保护”为代表，一旦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劳动者可以从保护人格权的角度进行维权。后者以劳动者的“用工手续”及“劳动手册”为代表，一旦劳动者的录用或退工手续未被及时办理，劳动者即可以维护身份权为理由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财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从广义上说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此也具有财产关系的一部分。劳动者通过劳动关系，将活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用人单位，同时自用人单位处获得用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伴随着劳动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交换关系，是劳动力财产与物质财产的交换关系。而劳动关系中的工资、福利、劳动力成本等概念，均是这种财产关系下的概念。 以上即是“劳动关系”理论在法律范畴下的三种认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上述三种关于劳动关系的理论认识同时存在，不但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同时存在在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因此，为了规范现行的劳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我们以社会法的理论去理清一些问题，提出改革的方案。 法律认识论文:专利转化率认识发展法律论文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27日报道《调查显示中国专利平均实施率达70%》，其中大专院校的实施率为33.9%，如此高的实施率令人惊讶。而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篇报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在何方》却说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率平均不到2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数据的统计方法不同会有很大的出入，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阐述一个人们更关心的问题：如何提高专利的转化率。 两篇报道中提到了三个概念：实施率、转化率、产业化率，这三个概念并没有看到权威的解释，也不好妄断概念的差异，本文使用转化率这个概念。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在此对转化做一个简单直观的界定，本文所指转化包括自己实施，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实施应当是批量生产专利产品，或者批量使用在产品上或者实际用于产品生产线上，不包括产品的小试或者中试。 一、专利转化难在那里 1、专利转化难本身有认识上的误区 并不是每个专利都是为了转化的。国内的企业或个人申请专利很多是为了申请专利而申请，大部分专利都是单个申请的，几乎没有策略上的安排和规划考虑。而成熟的专利申请会有很多策略上的考量，其中有些专利不是为了对该技术进行保护，而是为了防备他人起诉侵权而申请的。有些专利是组合申请的，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某个核心的专利技术，就像商标有联合商标和防御注册一个道理，真正使用的只有一个核心的专利技术。那么为了防备他人起诉侵权而申请的专利，以及“众星捧月”的“星”这些专利都不是为了实施而申请的，因而这些专利是不需要转化的。 2、专利转化难，难在有的专利不具有可转化性 永动机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引得无数英雄尽折腰，黄维，这位原国军的悍将在淮海战役兵败被俘，经特赦后就醉心于永动机的发明，河南的南街村为永动机的发明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理论上有关永动机的发明不能获得专利，如果因为其他原因也许侥幸获得了专利，那么这样的专利是不可以转化的。因为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致使很多实用新型专利其实是在低层面的重复别人的技术，某专利权人拥有一件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是在圆珠笔上附加一个涂改液装置，他坚信自己的专利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实相同的专利在专利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很多，这样低水平重复的专利也不具有转化的价值。有个老技术人员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但是并没有舍得将旧的燃气热水器丢掉，而当地阴冷多雨的气候使太阳能热水器经常不能发挥作用，老技术人员庆幸没有丢掉旧的燃气热水器。老技术人员研制出来了两个热水器相互切换的装置，有效利用了太阳能热水器中现有的温水，减少了燃气的使用，老人申请了专利。现在太阳能热水器本身自带电热功能，更为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这种专利针对太强，专门解决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可推广转让性很差。技术人员自我陶醉在技术的创新的标新立异中，不考虑是否适合消费者的使用，不考虑价格是否适应市场的销售，实用性极差或者不符合市场要求，这类专利技术因为没有市场价值必然是转化困难。 3、专利转化难，因为有些专利转化风险太大 专利也有各种不同的种类，比如非职务发明，这些发明人发明的创意大多来自生活实践，其发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样的专利可以直接用于现实生活，转化相对比较容易。有些职务发明直接是为了改进生产工艺，改进现有产品，这样的专利也容易转化。但是科研院所前瞻性的发明，比如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发明大量的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始终找不到市场方向而不能转化。我国在1958年就提出了无线通讯技术（手机通讯技术的前身），但是我们手机相关技术却靠引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高新技术孵化了苹果、微软、3com这样著名的公司，但是该研究中心并没有自己进行转化，因为该技术过于前沿，该技术可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该技术是不是可以直接生产出产品？从技术到产品还要多少技术配套等等都是未知和不确定的，因而从商业角度而言转化的风险极大。 二、如何破解转化难题 1、建交易平台 破解专利转化难，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为此各地都在建立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平台，其目的在于在专利权人和专利使用人之间建立桥梁，让需要专利的人找到专利权人，让专利权人的专利找到买家，但是成效并不大。除了政府建立的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平台，很多民间机构也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交易平台，有的专利机构，在为专利权人专利申请的同时，也在帮助这些专利寻找买家，这种寻找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建立一个网站，将各种专利分门别类放在一个数据库中，任由需求中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利。现在也出现了专门的专利交易网站，这种网络交易平台运行成本很低，有一些盈利就能维持，因此逐渐在活跃起来。 无论是政府建立的交易平台还是民间建立的交易网站，其作用还基本还是展示、检索专利。专利数据库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查询，专利权人的信息在专利库也是公开的，需要专利的人很容易在数据库中检索到需要的专利，也很容易找到专利权人的信息和专利权人直接联系，而专利权人同样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潜在需求方直接和需求方联系，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交易平台其实在网络上可以免费实现。因而笔者认为破解专利转化困难不在于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沟通，因而解决专利转化困难并不能依赖简单建立交易的平台。 2、扶持专业辅助中介机构 去年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到南方沿海省份，大量的农民工只有返回家乡，这些农民工有一些资金积累，有一定的见识面，他们不再安分种地的生活。如何让这些反乡的农民工留下来也是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有的地方提出让这些人创业，而本地的产业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于是想到了专利，让这些返乡农民工用专利技术创造新的产业，这是相当不错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也有些浪漫，随着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比如手机不再是当初移动接打电话的工具，已经集成了照相、录音、收音机等多种功能，而每一种功能都涉及到许多的专利，一部功能齐全的手机，其包含的专利高达几千个，涉及到的专利权人数量也相当的庞大。一般的农民工当然不可能有能力和这么多的专利权人谈判购买这些专利来生产手机，即便是山寨版也不可能。已经很少有产品只靠一个专利就可以生产，而且生产过程中和可能涉及到生产中的专利也需要取得许可。因而适合农民工购买应当尽可能简单、实用，单个的专利即可以实现生产，并且可以就地取材生产，就地销售，这样的专利并不多。购买专利还需要知道专利的技术含量，哪些技术适合自己购买使用，这需要有一批懂技术的人员对这些专利技术进行遴选。 其实有很多人手头上有些闲钱，想购买专利做个项目。但是购买专利不像买机器设备那么简单，这个专利值多少钱？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不清楚，在实践中专利权人总是期望太高，认为其专利至少可以卖几百万元以上，这个价格当然没有人买。那么应当引进独立的评估机构对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以免双方因为价格因素无法达成协议，目前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还比较空白，尤其是对未经实施的专利进行价值评估，同一个专利不同的人来实施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专利的边际效益对购买成本会有影响。专利的评估不仅要从财务上进行价值评估，还需要从法律上评估。大家普遍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拿到专利证书就是个有效专利，其实并不然，影响专利的有效性的因素很多，其中专利文书如果撰写不好，很可能使该专利实际不受保护。即使该专利是有效的，还要看权属问题，也就是看这个权利人是不是可以对外转让或者许可，实践中专利权属纠纷并不少，还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专业的律师来把关。 购买专利是件很专业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技术、评估、法律等多方面的人才的共同参与才能很好的完成，如果每个产权交易中心或者交易平台都配备这些专门的人才非常的不现实，只有让这些人才以中介形式参与。 3、对发明人进行指导 以上我们分析了专利转化难，难在专利本身先天的问题造成转化困难。因为专利本身实用性差，没有市场价值，因而注定该专利的转化困难。实用性差和市场价值低不等于没有技术含量，这样的专利可以通过改造而使其具有市场价值。笔者曾经接待一个专利权人，他的发明点很好，可以有效解决了新鲜水果的就地加工问题，避免因为销售或者气候等因素造成水果的腐烂，也可以使鲜销水果保持极高的新鲜度。但是该技术却无法推广，笔者帮其分析原因，该技术需要投入100万元以上的设备，因而该专利的潜在的消费者中，具有加工能力的工厂不需要，因为工厂本身有设备，而水果销售商也不会买，这个价格难以承受。笔者询问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将价格降低，发明人说很简单啊，完全可以降到10万元以下，这个价格农户也可以购买。同一个技术改变一下消费者的定位，立刻显现市场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资讯通道对发明人进行恰当的指导，使其发明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更加具有使用价值，那么专利转化也就要容易得多。 4、引进“技术风险投资”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拥有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技术以及一大堆专利，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为中心的投资方施乐公司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但是却被从该研究中西分离出去的企业发挥得淋漓尽致，培养出了诸如苹果、微软这样的世界著名的公司，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施乐公司不自己使用这些专利技术？非常现实的原因，这些专利技术太前沿，施乐公司不知道市场在那里，应该用什么商业模式去发展，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含的是巨大的商业风险，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当然不会冒这种商业风险。该中心的科研人员从施乐公司购买了这些专利技术的许可后，为什么就成功转化呢？因为这些人背后是强大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以敏锐的市场感觉认为这种专利技术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愿意投资对该专利技术进行产品改造，对于原来的科研人员来讲，巨大的商业风险已经被风险投资机构承担，又有资金对专利技术进行产品化改进，于是技术与风险资本的结合就成就了这些专利技术的成功转化。 我国也有风险投资机构，但是风险投资机构一般只对成长性好的公司感兴趣，在公司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后在该公司上市后，从股市中套取几倍、几十倍的回报。其实风险投资也可以直接从技术投资开始，这样的投资看起来风险大，时间长，但是回报更高、投资却非常的少。可能只有区区几百万元甚至更少都可以做到。技术创投在我国有成功的案例，清华同方对清华大学的一个即将解散的课题组的一项技术进行投资，目前这项技术生产的产品占有世界70%的份额，年利润高达几个亿，这个产品在机场、车站都可以看到，就是检查包裹的机器，这就是同方威视。目前我国的政策支持直接用专利出资成立公司，有的高新开发区给予一定的孵化资金，由政府进行第一笔的技术创投的天使基金。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应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技术创投才能将整个技术孵化市场做起来。 综上，专利转化困难是世界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理性的头脑进行分析，找到原因，有针对性去解决。 法律认识论文: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创制实施以来，在追究、惩罚以及控制犯罪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观念的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对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刑事诉讼观念重新进行审视，对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任务、本质和证据采信原则等再行考量。而今，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人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应该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有相应制度保障。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论述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具备文关怀的特质，以期能为我国司法文明法治民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平衡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创设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秩序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它关涉社会生活形式；正义则强调公正性、共同福利及社会审美要求，追求安全、平等、自由等价值实现。“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①“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②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难理解，法律秩序乃属手段层面，社会正义则是目的范畴，“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与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和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安排。使用强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③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在有组织社会中存在较多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者，其动作功效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它的各项职能的平衡与否则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我们所理解的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主要是实行专政的工具，或仅仅是专政的工具。**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开篇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④这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所开展的刑事司法活动完全围绕专政来进行，中心工作便是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这也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基本定式。**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指导思想上作了调整，“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⑤此中，既强调了该法作为专政工具的属性，又突出了它的程序法属性，即必须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既然作为程序法，它的职能就不仅仅再是为追求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而进行控诉和审判，其包括的职能应是三项：控诉、辩护和审判。 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这三项职能的平衡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它也是我国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和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我们很难从过去的专政定式中摆脱出来，仍然漠视其中的一些重要职能，过分地强调另一些职能，导致诉讼法律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的诉讼关系一般只强调控诉方的利益，漠视辩护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由专政方主导的诉讼关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漠视辩护方利益的倾向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较低的现象应该是前述倾向的直接表现。它不仅反应在审判阶段，当然这是较为显见的一个阶段，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较为困难，或辩护意见难以得到法庭的关注。同时，在侦察阶段和检查起诉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职能的偏差更为突出，只不过那是隐性偏差而已。而此种隐性偏差比显性偏差所造成的危害及对被告人直接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刑讯逼供的幽灵挥之不去，司法文明前进的步伐当然就要受到羁绊。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更与时代潮流相悖。因此，强调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的平衡是势所必然，刑事诉讼法专政职能的唯一性应该予以改变。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对社会的各种控制力量进行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把稳定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要实现这一创造性的结合……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具有传统意识以及对未来之趋势和需要的明见，还要求对未来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训练；……同时还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和正义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文化经历数个世纪缓慢而艰难的发展以后，法律制度才能具备这些特征，并使其得到发展。”⑥这一结论性意见意味深长，对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犹有警醒意义。 二、强调惩罚犯罪、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和教育公民遵守法制三项任务并重，追求司法效能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⑦概括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其一，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其二，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其三，教育公民遵守法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上述任务在完成方面差距较大。其中，惩罚犯罪的任务被强化了，而另两项任务被弱化了，可谓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便如此，惩罚任务在实践方面也打了折扣，因为很多情形下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惩罚的目的。例如震惊全国的石家庄爆炸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案犯罪人于此前因犯他罪在监狱服刑10年，出狱不久便容到云南作案杀死二人，随后潜回石家庄制造了死亡108人的血案。就此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0年的监禁惩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所以，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事前的犯罪预防和事后的改造教育被淡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对犯罪一味地打击、惩罚并不能真正减少或杜绝犯罪，还可能适得其反。“预防犯罪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不于科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提供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和暂时的服从。”⑧我们应该抛弃非教育刑罚观和刑罚目的观，这种抛弃不是口头或形式的，而是真正意义的。联邦德国每年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20%用于预防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⑨ 而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其《刑法的目的和观念》一书中就主张，刑法及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罪犯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⑩ 三、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社会效率和保障个人人权三项本质同等重要，体现人本思想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主义。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历史源渊，也有其现时的必要性。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国家本质的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的国家本位思想越来越显现出固有的缺陷。由于一味地强调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往往会造成社会效益和效率以及人权保障的缺失。实现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人权代价，这便大大背离了现代国家的目的。国家实现政治统治和建立良好而稳定秩序，必须最终能体现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社会保障条件的完善，必须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安全的充分实现，个人需要的极大满足，个人尊严的维护，以及全社会人道精神的实现。刑事诉讼的过程当然应以此主宗旨。那种只强调或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便有悖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再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而在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群众含冤告状的现象，为什么一些侦查机关还专门在夜间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一些超期羁押的现象还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我们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重新界定。那么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应是什么呢？它应同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实现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利益，追求社会效率；保障个人人权，维护社会公正。 于此，我们应推动诉讼法价值的转型，即由一元论而为三元论，不能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认为是实现专政的工具。它当然具有工具的价值，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而除此之外，还应实现另外两种价值：其一，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刑事诉讼法要能够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体现出民主、进步、文明、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高度的法治水平的标志。刑事诉讼活动始终能渗透着民主思想，其本身就是传播民主思想，追求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活动。诉讼活动的一切参加者置身其中，都能深深感知其民主文明的精神和氛围。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价值。刑事诉讼法保证每一诉讼案件及其每一阶段的处理都能够是高效、正确、准确和及时的，必须有效地力避人们为申冤而告状，消除超期羁押，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力避人民群众为司法腐败而怨声载道的现象；力求维护司法公正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中至上性作用的发挥。 四、抛弃客观真实，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据采信观念，禁止非法取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尊重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所以如此，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的形式为7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⑾此中“真实情况”和“查证属实”显然是极有份量地两个词，其实问题也正在这里。“真实情况”需要“查证属实”这一法律规定当然成了司法实践中采信证据的至高无上的信条，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的出现。 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却忽略了重要的两点：其一，每一诉讼活动的进行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时间条件的，司法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案。案件却是过去发生且不能重复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清过去的事件的点点滴滴，的确存在着时间和技术方面的障碍，正如一只打碎了的杯子，我们是不可能使之回复到完好的原始状态。刑事案件中的真实有如打碎了的杯子，要做到百分之百地查证属实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一切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所认的“事实”都是推论的结果，而还有一些事实连推论的可能都没有，更不可能做到查证属实。其二，诉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任何人、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它要求有特殊的人员、特殊素质、特殊的程序，在特殊的条件限制下才能开展。所以，不同的人员，即使是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证据的调查、搜集、认证、取舒、采信中，难免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证明效果和不同的司法结论。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做到这些，这使得司法机关处理一些案件时左右为难。比如，怀疑某人犯罪，又无足够证据作为立案依据，那么，立案还是不立案？此时的做法一般是既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案，只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期羁押，或以刑讯逼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立案依据。这样司法机关工作效率便非常低下，也不可能不犯错误。 要解决长期困据司法机关的这些问题，必须抛弃证据制度的客观真实观念，树立法律真实观念。证据制度法律真实的基本内涵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即能够证明主要的犯罪或违法事实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被确证无疑。而次要事实不必要求充分，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如何杀的人，诸如手段、工具等细节问题允许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但同时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必须排除一切合理地怀疑，保证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使得主要事实能受到丝毫动摇或怀疑，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则决不能立案，只有等待新的证据出现。 20*年5月2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义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所以如此强调，是尊重人权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审判从传统思维向现代司法审判标准转变的体现。疑罪从无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审判原则，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证明或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该推定被告人无罪，尽可能少出冤案。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证据并不确凿、充分，但司法机关仍定其有罪。比如，“命案必破”，这仅是一种理想，现有科技手段并不能实现，警方不能为了“破案”而违背法律原则过分强调“破案率”，这样会使执法机关忽略对犯罪人权利的保障。 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实施，也意味着对我国司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侦查机关不能“重口供、轻证据”，证据链必须扎实有效；其次，要求检察机关加大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第三，要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罪定罪，无罪放人，而不能“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如此，既要疑罪从无，排除非法证据，又要做到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实际上，这是在考量我国的司法质量和人权保障。 法律认识论文:医院护理员的法律认识刍议 在HIV职业暴露的预防和处理上，乡镇医院平均正确率为49．7%，县区医院为58．8%，除HIV职业暴露的随诊观察项目无差异外，其他项目乡镇医院均低于县级医院(P＜0．05)。护士对于HIV检测、报告、告知等7项相关法律问题，乡镇卫生院平均52．1%，低于县级医院61．4%(P＜0．05)。 无论是县区医院还是乡镇医院护理人员对黏膜暴露的处理、HIV职业暴露的如何随诊观察、HIV阳性信息告之规定等三项目问题正确率均低于50%，而这些问题都是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可能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说明基层医院护理人员AIDS相关法律知识仍十分缺乏，对艾滋病的疫情控制不利，可能与护理人员平时工作繁忙、外出学习机会较少等有关。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对HIV职业暴露防护认知不足在医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较为普遍，暴露发生率国外为52．0%～89．4%［3－4］，国内为80．6%～93．3%［5－6］，护理人员是血源性职业暴露发生的最高危职业群体［7］。董晓梅等［8］报道，乡镇医院护士1周内皮肤、黏膜暴露率分别为40．9%和11．1%。若暴露于较多的血液量和/或高病毒载量的血液时，其传播概率可能大于5%，但是如果皮肤或黏膜发生职业暴露后能及时进行正确的处理则能降低感染的危险性［9］。艾滋病无法治愈，目前主要依靠预防，护理人员正确进行防护及处理十分关键。暴露后的处理包括局部处理、预防性用药和HIV抗体监测等内容。 在暴露后应该尽可能在24h内使用预防性用药，并在暴露后的第4周、第8周、第12周及6个月检测HIV抗体。姚亚萍等［10］报道浙江省50例职业暴露后经预防用药无一例感染。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在皮肤、黏膜防护及暴露后的局部处理、预防用药上，乡镇卫生院为20．2%～68．7%，平均49．7%，县区医院30．4%～97．0%，平均58．8%，与刘淑然等［11］调查发现的54．9%相接近。除HIV职业暴露的随诊观察项目无差异外，乡镇医院明显低于县区医院(P＜0．05)，与姜祥坤等［12］调查结果相似，说明基层护理人员艾滋病职业暴露防护知识水平仍较低，特别在黏膜暴露的局部处理办法上，乡镇医院正确率仅20．2%，县区医院仅30．4%。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对HIV检测、报告、告知等问题认知不足《HIV/AIDS和人权国际指针》和我国艾滋病相关法律都规定，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必须依法进行检测、报告、告之，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密。这对减轻HIV感染者的心理、社会压力，提高艾滋病公共卫生策略的价值和效果有积极意义。临床护士作为接触AIDS最主要的人群之一，其HIV检测、报告、告之等相关法律认知水平至关重要。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对于HIV检测、报告、告之等7项相关法律认知水平，乡镇医院平均52．1%，低于县级医院的61．4%(P＜0．05)。 虽然均高于张兴华、康殿民等［13－14］的调查结果，但正确率仍然明显偏低，特别对于HIV阳性信息告知规定、孕妇HIV检测法律规定及筛查阳性结果正确处理办法等三项问题，正确率为22．7%～51．1%，明显偏低，这可能同乡镇卫生院信息不畅、培训不足等有关，调查结果与柔克明等［15］抽样调查发现的乡(镇)级明显低于省、地、县级相一致，需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承担着社区居民、农村农民的预防保健等工作，他们与社区的密切联系为AIDS预防控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鉴于浙江省西南区域基层医院护理人员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水平较低状况，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医院护士的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特别要强化乡镇医院护理人员有关HIV检测、报告、告之、保密、职业暴露防护等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培训。 作者：饶和平 李胜琴 方春富 魏华 金祥宁 法律认识论文:文化权的法律认识 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对此予以了重申和强调。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专篇“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设“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篇(即第十篇)，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显然，“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国际公认以及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文化权密切相关。特别是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是明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可以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已经成为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无疑，正确认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文化权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宪法关于文化权的规定 文化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一样，中国现行宪法也将文化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而且，第20条还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第23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已经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遵守该公约的规定是中国的义务，为此，我们理应参照《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有关文化权的规定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宪法上的文化权。综合起来，文化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即公民自由探讨科学领域的问题、自由进行文艺创作并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权利;(2)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指公民在享有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利的同时，还享有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并有权分享文化事业发展、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包括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使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种文化设施，欣赏文化珍品等;(3)文化成果受保护权，即公民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的成果所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享受保护的权利。 二、宪法上文化权的性质与功能 对于文化权的性质，可以借助德国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进行分析。在德国的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1］226。而作为“主观权利”是指个人得依自己的意志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国家必须按此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基本含义是指基本权利除了是个人的权利之外，还是基本法所确立的价值秩序，这一秩序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2］。正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为直接有效地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中国宪法上的文化权也不例外，具有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 (一)作为主观权利的文化权 作为主观权利，文化权是指个人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而要求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这一权利功能首先体现为传统的防御权功能，即文化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干涉。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宪法的基本权利之规定，无疑是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权力滥用之侵害。因此，基本权利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权力，也是一种‘防卫权’，来对抗国家的侵犯。”［3］中国宪法上公民的文化权就是一种具有防御权功能的权利，即公民可以自由地进行科学文化研究、艺术创作及参与其他方面的文化生活，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同时，作为主观权利，文化权利还具有受益权功能。文化权的受益权功能是指公民可以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而请求共享文化利益的权利。比如，国家已经提供文化艺术活动或设施时，每个公民便应当有参与及参观的权利，如果国家禁止私人参与或参观则是对公民平等的文化共享权的侵犯。同时，在国家提供文化奖励和资助的资源时，凡符合其所列资格的公民都有请求参与平等共享的权利，国家如果毫无理由地拒绝给付，也就侵犯了公民的平等的文化共享权［4］34。一般情况下，文化共享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国家文化权方面立法的具体落实，单纯依据宪法的规定很难为公民提供具体的权利救济途径。正如有学者所言:“一般认为，由于宪法中基本权利规定过于抽象，对于国家给付的种类、范围、条件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个人不能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的给付。只有在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明确了国家给付的具体内容后，个人依据法律之规定才可以请求国家积极‘作为’。所以，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一般并不直接导出个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主观权利。”［2］但是，当立法不完善，致使公民的文化共享权益无法实现时，为充分实现公民宪法上的文化权，就应当赋予公民有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请求国家机关(如立法不作为的违宪审查机关)给付文化共享利益的权利。 (二)作为客观法的文化权 文化权作为“客观法”意味着其构成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这一价值秩序构成一切国家机关的行为准则，国家必须为公民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实质性的前提条件。“基本权利的实现当然要求国家不要干预，但基本权利要想真正落实，却往往需要国家提供各种物质和制度条件。”［5］113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化基本权受到侵害，但文化权在作为客观法的功能下，仍可形成宪法上的客观价值决定，使国家不得违背其落实文化基本权的义务，而且应当时时注意履行这些客观法义务［4］36。中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包括文化权)实现的神圣职责。此外，上文提到的宪法总纲的第20条、第22条、第23条及第47条第2款都明确要求国家应当积极为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都体现了文化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文化权作为“客观法”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又可分解为以下三个具体的功能: 1．制度性保障功能。基本权利的保障离不开立法的积极作为，而构建具体制度以保障基本权利的落实也是立法者应尽的宪法义务。正如有学者所言:“国家立法机关应制定出一套制度来形成基本权利的内涵并保障该基本权的实现，因此制度性保障功能有积极要求立法者应朝向何种方向立法之积极功能，如果立法者反其道而行，以致丧失建立制度保障基本生活之意义者，即属违宪性法律。”［6］基于宪法规定的文化权的抽象性，单纯宪法规定难以为文化权的落实提供充分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立法机关必须积极地构建和维护文化权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以明确文化权的具体内涵，为宪法上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2．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要求立法者积极构架实现基本权利的组织与程序方面的制度，因此，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与制度性保障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只是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更强调组织与程序的设计问题。“国家应透过适当组织或程序设计的规定，来设立某一种组织或设立某一种程序，确保基本权的实现，使人民的基本权能得到有效保护。”［7］文化权的实现离不开组织与程序上的保障，前者强调国家在构建具体制度时必须对文化权实现的组织作出相应的合理设计;后者主要指公民的文化权受到侵害时能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的保障。 3．保护义务功能。文化权的保护义务功能主要指文化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当保护其免于第三人的侵害。这主要体现国家对侵犯公民文化权利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① 三、宪法上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文化权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国家义务的履行。作为主观权利的文化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应着国家的尊重义务与给付义务，而文化权的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和保护义务功能则对应国家的制度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和保护义务。这一理论上推导出的国家义务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中国宪法的相关规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具体规定了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其中第2款规定国家应采取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第2款还规定国家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第4款规定国家应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可见，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国家对文化权不仅具有消极的尊重义务，还负有积极作为、提供各种保障的义务。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4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增加到《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中。可以说，这一新增加的条款明确而恰当地宣告了国家对包括文化权在内的基本权利的义务:“尊重”与“保障”。“尊重”就是消极的不作为，而“保障”则是积极保护的作为［8］。上述的给付义务、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保护义务，都属于“保障”义务的范畴。具体而言，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的国家义务 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在其他国家宪法上往往属于良心与思想自由的范畴，国家不得加以任意干涉。如在德国，科研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思想自由的保护内容，“基本法禁止国家对艺术与学术活动进行任何的监管、调控与干预。”［1］314在日本，科研自由被称为“学问自由”，而学问自由是内在精神活动的自由，构成了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国家权力不得弹压、禁止学术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发表［9］。在中国，科研自由和文艺创作属于接近思想自由的范畴。“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在终极意义上多属于人的内心的精神作用。与许多外国的宪法不同，中国现行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思想与良心的自由。然而，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显然涉及思想与良心自由的范畴。”［10］因此，国家对公民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首先便负有尊重的义务。具体而言，国家尊重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不能仅仅将科研作为一种促进生产的手段而对其加以任意的行政干预;国家尊重公民自由从事文艺创作及发表成果的权利，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存在，国家权力不得非法干涉文艺创作，做出限制时应注意合理的界限。 同时，国家对公民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还负有保障义务。首先，在制度性保障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积极立法为公民在宪法上的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提供具体的法律保障。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通过、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就是国家履行文化权的制度性保障义务的体现。其次，国家还要履行组织和程序保障义务。国家应当支持学校、科学院、文学艺术团体、职业协会等组织及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并保障教师、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及上述组织和机构之间能够自由地进行科学、技术和学术观点的交流。国家要尽量明确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程序，这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仅要在实体上保障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还要在程序上保障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的实现。再次，国家要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当为科研人员和文艺创作者提供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所必需的经费和条件。正如学者所言:“科研文化权利也是公民的社会权，它要求国家给予‘帮助’，也就是国家负有一定的给付义务。国家对于科研文化权利的给付义务主要是提供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的义务。”［5］96 最后，国家还应履行保护义务。国家应当对公民从事科学研究及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使其免受第三人的侵犯。如国家对扰乱科研工作秩序、侵犯公民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予以法律制裁等，就是履行保护义务的重要体现。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家对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的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是有限度的，如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给付义务的履行要受国家财力的制约;国家为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重要的权利，可以对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 (二)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国家义务 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主要负有保障义务。国家应积极提供人们得以拥有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必要条件。首先，国家要提供制度保障，应当在立法上明确政府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责任以及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参与权方面所必须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且要从制度上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保障公民能够及时享受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产生的福利。比如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和保护方面的一系列义务;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修订)在第五章专章详细规定了政府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文化生活参与权所必须采取的措施;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公民能够及时享受科技进步产生的福利提供了制度支持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都是国家积极履行制度性保障义务的体现。其次，国家应提供组织和程序上的保障。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各类艺术团体、尤其是民间艺术团体的成立和演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应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国家应当为公民的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司法程序上的保障。再次，国家应积极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为促进大众对文化生活的参与提供资金，尤其是要积极设立与维护文化基础设施，如文化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电影院等;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经费，应当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等。最后，国家应提供保护义务。国家应当保护公民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免于第三方的任意侵犯。《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这些规定明确了国家对公民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保障义务。 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主要义务是保障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负有尊重义务，同样，国家对公民文化生活的参与权与分享权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不能任意加以干预。此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保障义务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作为公民文化参与权实现基础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公民文化分享权的实现要受科技发展程度的限制。 (三)文化成果受保护权的国家义务 公民文化成果受保护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于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之中，但基于这一权利非常重要，《世界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虽然中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文化成果受保护权，但第47条关于“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规定和第20条关于“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的规定包含了公民的文化成果受保护权以及国家的相应义务之内容(宪法解释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此作出明确的相关解释)。为此，国家理应积极履行相关的义务。保护文化成果，首先要求国家应当尊重文化成果，即国家对文化成果的发表不得任意加以干预，对公民文化成果产生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得随意加以剥夺。国家对文化成果加以全面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国家要对文化成果加以制度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对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文化成果加以保护，可以说是国家履行制度保障义务的重要体现。第二，国家要对文化成果加以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维护文化成果的组织和机构的成立。比如，国家应支持作家协会设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等组织以维护作家的合法权益，鼓励、保护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全面规定文化成果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程序，目前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对司法救济程序的规定。第三，国家应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当对取得优秀文化成果的公民给予奖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15条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家鼓励国内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设立科学技术奖项，对科学技术进步给予奖励。”为此，行政机关应依法履行给付义务。第四，国家对文化成果应及时履行保护义务，即国家应对第三人侵犯公民文化成果的行为加以制裁。这一方面体现在相关立法对于侵害公民文化成果的法律规定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章“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就专章规定了侵犯著作成果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体现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的贯彻执行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宪法上的每项基本权利都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性质，但总的说来，自由权(即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住宅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通信自由、信息自由，等等)以消极权利属性为先、为主，以积极权利属性为后、为辅;而社会权(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则以积极权利属性为先、为主，以消极权利属性为后、为辅［11］。相应地，就“文化权”这一社会权的国家义务而言，应以国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民文化权的实现为主，但同时国家也要注意充分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应当在积极保护与充分尊重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以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 法律认识论文: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 武树臣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法律文化放入到人类文明的大概念下面进行解析，法律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习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①法律文化是在法律活动中形成的，把法律思想和法律活动相结合，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法律思想指导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经过无数西藏本土地区的法律实践和藏族先辈们的法律思想融汇而成的。认真研究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既是对以往法律文化的一种提炼和凝结，也有利于对未来法律发展趋势的把握。西藏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法律文化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被深深的打上了独具民族特征的烙印。如何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精准化的解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有着迫切的需要。 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价值 西藏是一个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区域，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法律文化，自然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然而，经过历史的沉积以及一轮又一轮严苛的筛选之后而留下的传统文化，必然有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值得吸收借鉴的优秀品质，对于这些优秀文化，我们要吸收、改造及发展，使其在法治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倡导社会本位与人本社会的理念，具有准确的社会法治定位。社会本位和人本社会是以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社会的发展是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优先，社会的大部分利益的创造也是通过民众来完成的。我们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国家的政体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国家的法治理念。所以在西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立法、执法、司法的核心，将“人本”理念充分吸收、发扬光大，使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熠熠生辉，是西藏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第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追求秩序和谐与定纷止争的民间调解制度是现代社会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现行民事诉讼中，本着自愿原则以及利民惠民原则的现代审判中的调解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制度。 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让人民采用非诉的方式解决问题，双方以理性协调方式达成共识，既节约时间与精力，又不浪费司法资源减少社会成本，还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毋庸置疑，调解制度受传统法律文化“无讼是求、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社会秩序”思想的影响，甚至上升为民诉中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在西藏长期的历史社会中，人们或部落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他们往往通过调解来解决各种纠纷，互谅互慧。民事纠纷，不仅有官府调解，大多由部落头人、贵族首领或者宗教上层人物组织说服调和。因为组织调解的人多为当地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人，所以这种调解方式会让双方信服，并心理确信他们作出的决定也会不偏不倚。因此，在法律资源极其缺乏的时代背景下，西藏社会仍能稳定地发展，调解息讼的传统法律意识在现代西藏法治社会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藏族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民间调解制度在西藏地区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充分发挥民间调解优势的同时，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助于西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第三，传统法律文化中崇尚惩恶扬善与清正廉明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一致的。 西藏长期以来就有尊老爱幼、帮扶残弱的民族美德，如《十善法》中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法则，它不仅是统治者施政仁爱的体现，也是关爱生命个体、尊重人性之善之美的人文关怀渗透。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藏传佛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崇尚道德、宗法并行的思想可以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在当今，这些思想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而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基本价值观。对此，应将其予以传承、发扬，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诸多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第四，伦理思想中值得借鉴的积极因素。首先，藏传佛教提倡的“不杀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伦理思想客观上成为了西藏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教化的缩影。关爱生命、反对滥杀无辜、尊重人性理念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杀生，珍爱生命的慎用死刑理念不仅在现代思想层面得到渗透，还在现实司法实践和法律操作中也有反映和体现。藏族传统社会讲究道德、宗教教化，而刑罚作为辅助手段，在道德、宗教均不能发挥作用时，刑罚手段才予以调整。刑罚只能惩罚犯罪，而教化却能防范于未然。党的十六大要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必须辅之以道德建设，二者相互促进。这种传统的宗教、道德兼并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既不重视道德轻视法律，也不轻视道德重视法律，两者的地位同等的重要。因此，将硬性调整模式(法律)与柔性调整模式(道德、宗教)有机结合起来，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法治现代化进程。充分发挥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文化，推动西藏自治区的道德建设，有利于维护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也将有利于实现依法治藏、法治西藏的目标。 其次，藏族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基础，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在天人关系上，讲究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和谐相处。道家始祖老子曾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的说法，说明万物皆有两面性，“和”乃为天地万物之本质，是天地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共存共亡，没有谁是谁的主人，也没有谁是谁的仆人，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相协调。古往今来，藏族传统文化也一直遵循崇奉自然、不得违背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精神，并将藏族人们自身生活与自然、天地紧密联系起来。在环境保护方面，藏传佛教强调万物有灵，万物皆父母，要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由此制定了很多保护土地、动物的法令。如保护土地、草原方面，藏族农区广泛存在的农田间歇的“歇地”(不同农作物合理轮作)、“年歇”(隔年耕种)习俗，对牧区破坏草原的行为，予以相当重的处罚，西藏当雄宗规定“失火者烧草原属大案，罚款很重，一马步伐一块五银元。”③对动植物的保护最早出现在吐蕃时期，有“十善法”、赞普敕令、法令等，如法王赤坚赞索朗贝桑波颁布公文:“尔等尊卑何人，都有要遵照原有规定，对土地、水草、山岭等不可有任何争议，严禁猎取禽兽。”④这些环保思想有助于国家环境法的实施，也与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相一致，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积极意义。 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基于西藏本民族区域形成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民族文化。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此开拓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征程。在当今西藏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冲突，对于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剔除。 第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宗教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又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生活在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对社会的影响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西藏是以藏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其形成的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西藏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曾成为藏族社会最雄厚的力量。在当下法治社会，宗教的信仰对人们的生活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自然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吐蕃时期，制定法律就有对佛教十善律的吸收，把佛教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贯穿法律的始终。再如，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关采集生产的规定:藏族人民未经头人许可，不准到“神山”上去挖虫草、贝母、秦笼、知母等药材，否则处以罚款。经其许可者，须将所挖药材上交头人一半。并且不准砍“神树”，也不准越界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否则要罚款，退还所砍的柴，并没收其砍柴的斧头和背柴的绳子。⑤这些法律规定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见，宗教文化在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崇尚信仰科学、信仰法律的社会，这种“宗教高于法律”的准则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违背，对于这些文化糟粕我们要积极予以剔除和丢弃，要使人民树立法律信仰，知法、守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第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权的践踏。由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为旧西藏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极大的专制性，其本质是压迫剥削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受治者是广大农奴，治人者是农奴主。这种法制下的文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例如法律惩罚方式的严酷性以及极大的不平等性。典型的是“赔命价”制度。藏族对杀人案的凶手，处以抽筋、挖眼、投河等刑罚，或者是赔命价。打死人命以后，被害者一方要出兵报复，杀人的一方则给对方送一百元左右的牲畜做挡兵款，表示低头认罪，愿意谈判解决。命价因地区、死者的身份而有差异，一般为500—1000元藏洋，如打死的是有钱人或小头人，则其头、手、足另加命价。凶手的马、枪归死者家属。凶手的亲友，每户罚马一匹。杀人一方要买经卷，送给寺院。纠纷调节后，双方见面和好，杀人一方再给死者一方若干钱的牲畜，死者家属得1/3，2/3归调解人，纠纷全部结束后，写一份协议书，由头人保存。外来户打死当地户的人，处罚更重。⑥这些残酷的刑罚以及不平等的“命价”是对生命尊严与人权的赤裸裸的践踏。现代法治国家提倡尊重生命、捍卫人权。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社会所提倡的发展理念。具体到部门法上，在刑法上也明确规定“罪刑法定”、“罪罚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对每个公民人权的极大保障。对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践踏人权，与现代法治理念极度抵触、背道而驰的观念、制度要彻底抛弃。 第三，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观念的淡薄。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就决定了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法律理念的缺失。由于宗教力量是统治社会秩序的主导因素，传统法律文化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宗依文化中的宗教戒律以及道德性的特征贯穿于法律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十善法》、《十六法》的规定，基本上是宗教戒律和道德力量的法律化。因此，在这种统治秩序下，就形成了民众“道德高于法律”、“宗教让位于道德”的普遍社会心理。在遇到纠纷、矛盾，甚至发生杀人事件等刑事纠纷时，都不愿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甚至是不懂运用法律的思维解决问题。这种传统法律观念的缺失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民众法律观念的树立，法律意识的增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提高公民的整体法律素养，才能提高社会的法治水平。只有人人信仰法律，尊崇宪法，在生活中懂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作者：苏雪菁 乔素素 袁溥钰 单位：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认识 一、课程教育目的与教学 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干课程之一，其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丰富学生的思想，提高道德修养境界，“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更强调学生把理论学习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探索对策。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修养水平和程度需要通过他们的实际行为来表现，也必须强化“知行统一”，努力实践，才能锤炼自己的品格、提高思想觉悟。同时，人们的德行完善、思想行为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一生的努力［2］。考察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言行，成为辨别他们是否接受和坚持正确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是否具有高尚的理想与思想品质的关键因素。在“基础”课程教学中，需要突出和强化“实践性环节和过程”。有不少高校开设了2个学分的集中“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集中”表现为把5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统一起来，对学生(小组)实践的具体过程、实践的主要内容、实践报告的写作等都形成了明确、具体的“标准”。学校对学生实践的集中安排，是很有必要的，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是，有必要加强“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性环节。首先，课堂“教与学”的交互关系。引导学生关注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关注授课教师的观点、讲授方式等;教师应启发和引导学生，把握学生的情绪变动，积极同学生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其次，教师应深入学生班级、寝室，参与学生班级活动，尤其是“大学生科技挑战杯”、“实用发明大赛”等科技文化活动，支持和帮助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师生情感交融。再次，鼓励学生走出书本、走出校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社会实践。 二、考核的内容及方式 课程考核或考试，是课程学习过程的重要和必要环节。在考核中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反映教育(教学)目的，考核或考试内容(题目)的设置应实现教学和教育的理论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基本任务(要求)与拓展知识的结合。同时，题型设计和各部分内容权重(或分值)应偏重于必须掌握的原理、理论、观点以及容易产生混淆的或比较普遍但不完全正确、需要加以澄清的看法、观点;侧重于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需要引导的事例和现象。我们应该把课程的考核或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当然延伸、而不是简单的终结环节，发挥考核或考试的导向功能，指导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2］。不要简单地检验学生“记忆”了多少东西，而应了解大学生这一高层次人群是不是愿意思考、思考的深度如何，了解他们运用所学所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反映的自我思想、观点。同时，在考核或考试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地表现出学习者(考核对象)对待所学内容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考核或考试就成为一个知识传播的新起点:对于学生，可以引发他们就自己感兴趣的、存在疑惑的问题进行长期持续的关注和探索;对于教师，可以检验此次教育、教学在内容、方法、效果等取得的收获和存在的不足，发现学习的难易点和针对性，这将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在进行课程考核时，应该围绕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握基本理论、主要观点、重要事件和基本要求，这是保持教学与考核一致性所必然的，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目的、要求、内容等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有必要强化与社会现象的结合，即时下流行的对生活、事业、个人价值、爱情等问题的观点和态度，除教学过程给予关注、引导学生进行辨析外，还作为我们考核的一个重要选择方面，以调动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积极性。我们还应该尝试在考核的问题中，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因为有很多问题，比如一些人和事件，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未能关注到，对学生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需要给学生一个阐释看法的机会。这样的设计还可以强化学生作为真正的“教与学”的主人的体验，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参与教学的持续性。考核的方式应该主要以开放的形式来进行。即在考核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等，可以进行较灵活的安排。采用闭卷方式考核学生的知识难以达到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设计，且考试内容大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由于本课程涉及多学科领域，理论观点、规范原则等繁复庞杂，学生在应对考试时不容易把握而产生压力和负担，甚至出现投机行为。通过调查，绝大多数学生表示，闭卷考试的方式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也是影响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开卷考核的方式，在形式上比较合理，也更符合本课程学习的要求和目的。但目前在进行开卷考查时，内容过于简单，考查目的往往有敷衍之嫌。这种做法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其一，所考查的问题，往往是教材或教师的讲稿(课件)能找到现成的分析和结论，弱化甚至割裂了考核作为教学的有机过程和环节;其二，不能引导学生学习和观察思考，更难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与学”;其三，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状况;其四，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性和主阵地地位。这样做无疑是迎合甚至是纵容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和边缘化。因此，我们主张采取开卷考核的方式，但要求考核问题的设计要达到前述要求和目的，要通过考核，让学生明确本课程的学习有难度、有压力，而难度和压力主要表现在要求学生多观察、勤思考，注重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 三、考核环节及其管理 对学生的考核或考试，主要采用“开卷”方式后，有必要强化考核内容(题目)的审核，考核或考试目的、要求及考核问题的分析方法、主要结论的明确，学生成绩评定及其构成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首先，确定学生课程成绩构成及其权重。对学生成绩评定办法各学校采用的方法不尽一致。西南科技大学采取“平时成绩+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包括上课出勤、课堂讨论、完成作业等;卷面成绩占70%。复旦大学构建了“4+4+2”结构型的考核模式，即理论知识占40%、社会实践占40%、平时考核占20%;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针对当代学生成长的环境变化、心理特征、认知特点以及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武汉大学的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占40%，期末占60%。平时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免考［3］。河南工业大学采取的是“平时考核+小论文+课程论文”的考核方法，即平时考核占30%，两次小论文占30%，课程论文占40%［4］。其次，现行办法是各个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进行探索、创新的结果，有积极意义。但尚有不足。其一，大多数成绩评定办法是立足于闭卷考试;其二，在“平时成绩”的给定中过于简单化;其三，课程成绩高低与学生对内容的接受状况(程度)和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不相关联，失去教育对人们的影响作用。我认为可以分三部分来考核，即开卷理论考查(试题、论文、调查报告等形式)，占30%;课堂教学参与、课后研习及其他运用活动，占30%;任课教师组织的专题社会调查、学校集中组织的社会实践、同时期的学生日常表现(学生获奖和违纪情况纳入考核［5］)，占40%。其次，实行开卷或闭卷考试，其试题要立足现实生活，并结合学生思想和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考查学生分析和理解社会问题、剖析低俗现象的能力。以论文形式进行考查的，对学生论文选题、写作格式、逻辑结构及观点素材等，教师要给予指导和把关，要反映学生的观察、思考和自己的认知水平，杜绝抄袭(下载)。第三，学校的学生行政管理机构(部门)、后勤服务部门、教学主管机构和思想教育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部门)须加强联系，协调一致，形成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建立协作机制，信息共享，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管理和服务机构(部门)要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为推行“开放式”教学创造条件、提供经费保障。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办法势在必行，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改革考试方式，是要鼓励学生把精力用于思考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关心社会的发展，将自我发展、成长和成才融入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是希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能合理地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锻炼和提高综合能力;是为了有效消除考试作弊的“顽疾”，培养学生诚实的品格。考试改革，更是为了促进学科建设，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的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和我们的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赵毅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事务教育改革认识 一、在理论教学中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 经过20多年的法制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本法律制度层面上,我国的立法都有相应的体现而且在立法理念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学生从事法学专业的学习,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具体的条文,只能根据一般原理传授知识。[2]作为法律事务专业高职学生,如果仅仅学习教材上的原理,而不了解相关条文的具体规定,就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学习方式应当从以抽象掌握一般原理为主向通过学习法律条文掌握法律基本精神为主转变,使法学理论体现在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例的解决之中。法学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是通过法条表现出来的,同时法条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因此,法条是理论与实践的联结点,对于突出基本原理与实践技能的高等职业教育来说,理应成为法律专业教学的核心环节。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应用性课程应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讲授尽量以法条为中心展开,具体教学中要求教师选择出常用的、重要的法条,用典型案例阐释其涵义,讲解其应用,再用同类案例加以强化,让学生能举一反三。倡导学生养成研读法律条文的学习习惯。学生应该首先记住法条的内容,理解它的意义,学会它的应用,然后自己找一些相关案例进行练习与实践。这样,法学理论就不再是象牙塔中的思辩,而是有声有色的具体的法律事实与法律现象。与此相配套,在考试环节,不应再以对法律概念和原理的记忆为主,而是通过生动的案例考察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明确了教学要以法条为核心以后,还应强调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新颖性。要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支撑,通过制作与课堂运用多媒体课件,大力推进案例教学;针对不同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分别采取启发式教学和抗辩式教学方式,有条件时引进诊所式教学方式,即讨论式教学、模拟法庭、模拟律师事务所教学和“诊所式”教学。 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合作精神,提高思辩能力。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知道所学的“知识点”用于何处和怎样具体应用,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改革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式教学方法,以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在于学生具有高深的学术水平和理论功底,而在于学生参与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电视、报纸、网络等越来越多的媒体将触角伸向法治领域。《今日说法》、《法治纵横》、《法治进行时》、《拍案说法》等节目都以通俗易懂且具代表性的案例为对象,通过专家学者对其中法理的分析点评和诠释,将法律生动地展示给了观众,社会效益极大。同样,在我们的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一直都在用案例教学法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十分显著。在我国的高职法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将理论教学浓缩、精炼,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用案例教学法使学生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法的内涵,使法律规则成为“活的法律”。我所教的婚姻法是实用性很强的专门法。学习婚姻法,如果仅限于熟记婚姻法的条文,而不懂具体运用;或只是泛泛地讨论一些规则,但不了解规则的实际效用,就仅能了解婚姻法的常识内容,而不可能掌握婚姻法的精髓。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即使不能准确背诵婚姻法的条文,也可通过对婚姻法精神与意识的领会达到学习的目的。在典型案例方面,成功取决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另一部分取决于老师的分析技巧。案例的选择,忌使用有争议无定性的案例。我们在教学上选择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案例和英美法律中的具有开拓性的典型判例(LEADINGCASE)。其次案例教学的成功还取决于教师的分析水平和技巧。案例分析,教师最好多设计一些问题,层层设问,步步引入,如抽丝剥茧,这种设问带有一定的引导或暗示;在时间上,案例可以放在课本内容讲述之前讲,也可以放在讲述内容后讲,应当根据内容和时间而定。原则是涉及重要理论的讲述案例在后,一般条文规定的案例在前,两堂课连续上的案例设在开始或第二节的开始时间,以对应解决学生的困乏。 建立模拟法庭,通过担当不同的角色,使学生充分验证和实践理论知识。模拟法庭一直是各高校法学教学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式。在模拟法庭上,由学生亲自组成审判庭,担任原告、被告、人,通过法庭质证、调查、辩论,深入探寻案情,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参与者对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其效果是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模拟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为学生就业做准备。律师助理和司法文秘的多数工作并不需要学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是需要他们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能够灵活、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在模拟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训练,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可能。“诊所式”教学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法学院正在尝试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种“诊所”中,老师是“医生”,学生是“实习医生”,由“实习医生”亲自处理“临床”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医生”负责把关,并在“治疗”过程中及时给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和模拟法律事务所、模拟律师事务所配套使用。另外,还可采取“创设情境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3]。 二、加强实践性教学 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规范化的、系列的、严格的实践训练,使学生具有过硬的动手能力,具有一技之长,是学生立足之本,是高职自下而上立命之点。这也是在当前用人过于注重学历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能找到就业岗位的主要优势所在。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为此,我们要制定实践教学建设规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开设一系列专门的实践教学课程。在院系的支持下,应设立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模拟律师事务所、“法律诊所”等教学场所,硬件设施要完善。实践性教学形式要做到多样化。以讲练结合的方式在课堂进行实践性教学,每学期(至少从第三学期开始)有分阶段的专业实训的实际操作,毕业前有综合模拟实习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实习;(2)在理论教学课程中增加实践性环节,实践性内容占总课时的20%。实训教学既要注重理论,更要注重操作与创新能力的养成。实训成绩既要有理论知识的要求,更要考评动手能力;(3)与唐山的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单位合作,建立一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一方面,教育部门为法律实际部门提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法律实际部门也要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实习基地,并承担一定的法律实践课的指导和协助的工作。这样,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实践性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基本特征是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只起指导作用,因此教学方式应当有别于理论教学方式。教师在教学上主要的投入应当是素材的选择和条件的设定,而不再是知识的传授。在课堂上,老师除了介绍背景材料、指明解决问题的目标、对一个实践单元结束后进行必要点评外,一般不做更多的讲授,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以上是我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法律专业教学方法改革的一点体会和思考,限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文中所说的教学方法很可能错误或者不切实际,敬请大家指正,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挖掘出更好的、适合我院实际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法律认识论文:高速经济时代群体性事件法律认识论文 【摘要】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事件；法社会学；危机；法治 近期以来，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例如贵州翁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铜鼓事件、安徽砀山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偶然的，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多数基于基层官民的对立与冲突，且事件的处理过程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类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新时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此类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应对与法、法律实施、法的实效等有关，因此，从法理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折射出政府危机 1、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脱法失控的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发生，多数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利益趋使下，官商勾结，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事务中突破法律规定，滥用公权力，出于权力的自负，不断挑衅民间，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渲泻口，遂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例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翁安事件教训时指出，翁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1] 2、解决冲突的路径依赖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通常都会通告，将事件定性为少数黑恶势力、不法分子教唆、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事，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云云（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行文间充满了主客体际思维支配下的训诫语气，而不是通过主体际间平等的沟通、对话来解决冲突。这种把群体性事件简单、模糊定性的思维，反映了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传统专政思维的惯性仍然十分强大。后由于事态的严重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批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被撤职，对事件的总结一般都定性为有关责任官员党性不强、服务群众的意识淡薄，然后开展官德教育活动。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冲突解决模式并未走出传统压制型治理模式下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传统中国“对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遏制不是由于公民能够对违法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借助于高一级行政权力对下级僚属的惩戒予以保障”[2]的路径依赖。 3、政府的诚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当地媒体经常处于失声或与当地政府一个声调的状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往往却是民意汹汹，民众对官方单方面的信息持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事实上，民众之所以如此，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协会和私人传媒，民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政府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实，将会对公众的信心构成致命的打击，而这在近年的实践中却是不乏其例的。例如，非典初期，有官员声明“北京没有‘非典’”；股市印花税上调前，有财政部官员还在公开声称“不会上调股市印花税”；山西尾矿溃坝事件，当地政府瞒报伤亡人数，不顾当地根本没有降雨的事实，竟然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声称事故原因在于洪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故意犯罪的企业居然持有“国家免检产品”证书，这不仅是商业信用的破产，更严重的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 1、权力者违法导致法律空转。近年来我国立法一直处在快车道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改革开放之初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在逐利目标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在企业破坏当地生态资源、污染当地环境、严重侵犯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动用公权力对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压制。特别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与房产商、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动则动用公权力，突破法律规定，侵犯公民权利。这正应验了学者所言，“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3] 2、事件处理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4]“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是区别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偏执的群众专政的分水岭”，[5]威廉姆•道格拉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断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6]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7]但是，在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结论无一不是由官方，甚至媒体往往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通稿，很难听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的声音。因此，事件的处理往往会遭到公众普遍的质疑，人们之所以怀疑“真相”，主要原因在于事件处理的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3、司法的苍白与无能。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司法独立是出自司法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换言之，司法独立是判决公正的必要条件，虽然独立的司法不能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必然公正，但不独立的司法产生公正则纯属偶然。虽然司法必须独立在法治国家里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真理，但在我国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迄今为止法院的人、财、物都还事实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被定位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实为必然。因此，大量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征地、拆迁等类型的案件在当地法院诉讼往往难以得到公正的救济，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终使得这些案件的审判难以跳出当地政府所能影响的范围。由于通过诉讼难以获得公正的救济，权利被侵犯的群众只能被迫转入非法治化、非程式化、成本高昂、或然性程度高、人治化特色明显的“上访”。亦即，由于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缺位或无能，而使中央政府承担了在一个司法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社会里，中央政府本可以无须承担的政治压力，甚至会产生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一点一点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 （一）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1、体制的不完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为各个地方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由于地方的党政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长久以来，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特别是基层的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而且一般兼任人大主任，可以动用公安、城管甚至武警等暴力或准暴力力量，事实上其权力处于无有效约束的状态，在所辖区域内处于权力的峰顶，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近些年来，县委书记一职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有个别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为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把任职地方弄得环境恶化、民生凋敝甚至民怨沸腾。至于不受约束权力的蛮横，则可以从近期的“彭水诗案”、陕北志丹县“短信诽谤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山东高唐“网络诽谤案”等一系列所谓的“诽谤领导”的案件处理中可以窥见一斑。[8] 2、权力监督机制失灵。在我国，权力监督机构之多，实为当代世界各国所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例如，体制内正式的机构即包括：党的系统有纪委；立法系统有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政系统有监察局、公安、信访等机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院反贪污局、法院；综合的有预防腐败局等。但是，正式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存在以下缺陷：（1）同级监督模式独立性差，难以奏效。在我国，由于监督部门事实上听命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故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对后者的监督职责。而上级监督部门又由于距离远，难以了解下级地方的实际情况，故事实上也难以对下级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2）在运作方式上，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模式。例如，对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查处，往往是在纪委“双规”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这使得司法的威信大打折扣，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除了体制内正式的监督机制外，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化与地方化，以及人民群众监督无严格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化程度低等原因，都难以有效地负担起监督的职责。对于这种缺陷，学者指出：我国的监督是以非诉讼的信访、视察、批评、建议等手段为主的，“这种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的，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事实恰恰是违法主体大都是缺乏自律的。如能自律就根本不用法律监督。”因此，“这种以非讼形式为主要手段的法律监督其实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成功依赖监督对象的自律，同时监督又以对象的不自律为前提。”[9] （二）秩序控制模式下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或被阻隔 1、权力－公民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被阻隔。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机制被阻隔，“民声”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渠道。原因在于：首先，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事实上起到了鼓励官员压制舆论的作用，官员们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出事即本能地拼命捂住；其次，新闻媒体的体制化和地方化，便于地方官员控制当地的信息；第三，法律规定了公民信访的权利，但实践中信访数量却同官员的政绩直接联系，如此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规定，催生出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在北京、在省会城市设办事处，派员进驻，专事对本地上访群众进行拦访、截访。另外，《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直接导致推诿。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当地官员的利益而无法在当地得到公正处理，群众才会“越级上访”，但“属地管辖”却将上访材料“批转”回地方，正是在不断的来回之间，上访群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极易导致暴力性冲突；第四，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过多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事实上工会、妇联、甚至连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作家协会、各种学术团体等都被纳入了体制内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行使以上宪法自由权利予以了过多限制，实践中难以操作。 2、资本－劳动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我国宪法中迄今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过半的今天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当前国内劳资纠纷主要围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事实上这种诉求往往合理、合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纯属常见，通过法制化的劳资博弈完全可以正常应对，政府实无必要对之予以包办或干涉。但在秩序控制模式下，工人自愿的结社被禁止，一方面导致资方可以任意践踏劳方的权益，劳资矛盾日积月累；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劳动者团体交涉程序的缺失，劳方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无序罢工来回答。 3、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失灵。首先，司法不独立，法院事实上的地方化，在涉及一些征地、拆迁等地方政府所认为的“敏感”案件时，往往不予立案，即使予以立案，这类案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由于司法判决不公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较低；其次，社会弱势群体在体制内获得救济的成本太高。例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至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则至上在三倍以上。[10]由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失灵，受伤害的群众容易在趋于暴戾化的社会群体心理影响下走极端。 总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控制模式下，我国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中间缓冲地带，一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面，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传统思维及处理方式惯性的存在，在官民博弈中，官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透过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心理有趋于暴戾化的趋向，这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危险信号，必须对之予以深刻的反思。 三、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社会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政府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定义务。社会经济上的事务主要由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原则上不予过多参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纳税人通过法定的由公民按照各自纳税能力所承担的税收所供养，政府的科学定位应当为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以及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负担起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严守中立，不应有任何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法治的不完善，遂导致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经常处于缺位和越位的状态。 1、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1）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成为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11]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纷纷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充当企业的看家护院角色，不惜以牺牲当地环境、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去追求GDP的增长；（2）由于我国分税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剥夺过多，地方财政上难以为继，[12]一些地方政府转而依靠“卖地财政”来维系运作，长久以往遂形成与房产商、企业的利益共进退的关系，由于公权力约束的不到位，在利益催使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不分“公共利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一概由政府负责拆迁，使得地方政府为企业、房地产开发商“保驾护航”变得“有法可依”，在公开报道的众多暴力性征地、拆迁事件中大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3）违反行政伦理，利用公权力直接谋利。长期以来，在中国“吃饭财政”现象严重。由于冗员过多，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但是财政却不全额拨款，甚至全部由收费、罚款来解决，称“设机构，给政策”。在具体渠道上，或者为自收自支，或者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并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利用我国“部门立法”模式的弊端，使得“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平正义的品质，沦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手段，同时也使得部门利益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形成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众多部门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收费指标”、“罚款指标”，执法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被商业化，由此而导致乱象环生的景象则不难想像。试举公路交通为例：有学者指出，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已演变为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司机，收取高额的一次性押金，然后每月收取租金，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出租车公司像吸血鬼一样的盘剥才是当前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所在。[13]另外，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选择性执法、诱使他人违法而进行罚款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14]各地公路收费站林立，运输成本高昂，公路运输超载罚款，不超载亏本，但由于超载被罚具有或然性，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因此，许多运输者不得不被逼超载。法之违反，其根源竟然在于政府的竭泽而渔，不得不发人深思并引起执政者警惕！[15]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由于一些垄断行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经济利益过多地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自身的利益，故在出台一些重大的、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策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甚至部分政策逆民意而为。例如，举民众反映强烈的汽油价格来说，近年来，中国汽油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态势，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国内的立即跟着上涨，名为“接轨”。可是，当国际石油价格下降时，国内的价格却并不“接轨”而下降；又如，当前民众苦于房价高腾久矣。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作为商品，房价起落属正常市场规律的作用，政府本不应对之过多操心。但是，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上过多依赖“卖地财政”，故不愿意房价下落，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房产“救市”政策。此举违反了行政伦理，严重伤害了民意，对社会道德、政府的公信力构成公然挑战。事实上，当前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发，当从此寻找深层次的根源。公务员之家 四、厉行法治，走出传统中国“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前，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并未突破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16]的命题范围。在该命题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周期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17]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有理论上最先进的制度，有宪法、法律及完备的法律实施机构，但为什么会宪法、法律会空转？那种出了事后靠严惩个别腐败官员、然后组织官员进行政治学习等传统应对的方式实践证明效果有限。笔者认为，必须直面民意，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通过现代性的观念与制度变革，踏踏实实的厉行法治，才能使中国最终走出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一）改革传统观念 1、从秩序至上到人权至上。去除传统国家主义观念影响，确立国家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人权才是核心和最终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及确立保护公民依法维权就是保护法律的尊严、保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护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理念，尊重并切实保障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实践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重承诺。 2、从压制型治理到自治型治理。在自治型治理模式下，政府无须大包大揽，越是离民众近的事务，越是应当通过民众自治来进行，因为只有民众自己才了解自身的需求和偏好。全能的“家父主义”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于包揽过多而造成的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实行自治型治理，由于大量的社会性事务由社会自治团体完成，这样可以为政府机构改革挪出空间。同时，伴随着自治型社会的建立，我国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势必得到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这样可以为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空间。 3、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秉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18]因此，应当放弃计划经济年代秩序控制模式下政府包办一切的习惯性做法，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严格地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奉行中立、谦抑原则，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 4、从效率至上到公平至上。在当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转换思路，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保障、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改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重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化解当前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5、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首先，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上某个具体党员干部的个人领导，体制上要保证党中央的权威，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权责必须平衡，防止官员在地方上独大而滥用权力；其次，权力分立在当代世界被称为优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之原理”，[19]因此，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中所蕴藏的公理性成份完全可以成为制度建设借鉴、参考的对象；第三，去除公务员性善论的制度前提预设，制度设计从人性发出，“假如不把人预设为恶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个共和国制定宪法或法律”，“不信任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义务。法律自然不是用来反对善的，而是用来对付恶的，所以，某个法律对它的接受者预设的恶行内容越多，其本身反而显得越好”；[20]第四，从政治性思维转换到法律思维，依靠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来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这要求政府应当摈弃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那种充当社会万能“保姆”角色的观念及做法，避免成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应当定位在地位中立的社会纠纷调停者的角色；第五，转换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惯性思维，抛弃暴力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众所周知，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有武装革命的权利；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则在于宪法、法律的确认、授权、以及人民对党执政的普遍认同。因此，角色的转变，必然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新时期的工作应当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展开。 （二）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 当代世界，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政府、环境的资讯充分暴露于网络通讯中，决策的速度、品质势必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府包办一切、垄断资讯、单方面公布信息的做法，势必引起公众的质疑，当公众质疑累积到相当程度将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社会矛盾由隐性转为显性而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如何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因此，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极为必要。 1、在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过程中，不但要公正，而且要让人们明白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因为，原因很简单，公正来源于信任。“正义不仅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1]因此，应当改变当前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调查、鉴定由政府部门一手包办的现状，为保证事件调查、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必须建立一个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鉴定的机制，整个事件的调查、鉴定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实施。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在调查、鉴定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听取双方的声音，同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公开监督。 2、对于事件的处理，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应当保持中立，对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处理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进行，允许媒体进行公开的报道，让所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一切都能够在阳光下运作，相信人民的信心、信任感也会不断的增加，社会的基本共识亦会得以重建。 （三）保证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畅通 首先，当前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做法弊端明显，往往驱使官员出于自保而封锁信息。因此，有必要将行政首长问责纳入法制化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被问责官员的实体及程序性权利，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问责。 其次，只有公民充分地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才能使下情及时地上达，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宪法，放松具体法律、法规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保障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中有必要确立公民罢工自由等权利，保障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本进行谈判协商、平等博弈的能力。此外，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同时新闻媒体必须在体制上进行改革，摆脱地方化控制。 第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取消“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信访制度的科学定位应当被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而非纠纷解决机构。[22] （四）政府权力产生与运行法治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指出经济成功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只有这种“强化市场型政府”才能保证经济的持久繁荣与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实质就是法治化的政府，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以及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迫切需要权力产生与运行的法治化。 1、改变官员事实上的行政任命方式，使权力产生真正做到民主化。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2、完善我国财政制度。（1）大力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坚决裁撤冗员，彻底告别“吃饭财政”的现状，减轻人民的负担；（2）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由财政全额供养，严禁通过罚款、收费谋取部门私利。废除相关罚款、收费单位“提成”的财政制度规定，执法行为必须与执法部门、具体执法者的利益完全隔绝；（3）税收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是极严肃的宪法问题，属宪法保留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宪政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分税制，从地方事务与财权统一，从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一并考量来完善分税制度，加大地方法定的税收分配比例；（4）完善罚款、收费制度。目前，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中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章均可设定罚款行政处罚，但是该法对设定罚款行政处罚的原则、条件及限制等却缺少必要的规定。至于收费，从法律性质上，收费具体可以分为规费（行政规费与使用规费）、受益费、特别公课三种类型，目前在我国尚缺少统一的《规费法》予以调整。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乱罚款、乱收费现象严重，处于混乱不堪的局面。笔者认为，由于罚款、收费涉及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侵犯，属于法律保留的内容，必须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法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定，但授权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而不能采用概括性授权。 3、政府在出台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时，必须充分尊重民意。众所周知，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客观上造成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利益集团。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政府在出台政策时，一方面，政策的内容要接受伦理正当性的拷问，即必须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政策出台的程序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即保证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具体而言，决策的有关内容应当提前向社会公众公布，决策应通过代表民意的人大表决，或通过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听证会来进行。惟如此，才能使决策具有民主正当性，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服从，减少执行政策的成本。 4、政府依法行政。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治权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23]而事实上，“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4]因此，必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完成从人治型到法治型模式的转变，具体而言：（1）完善权力之间监督和制衡的分权机制；（2）必须保证权力监督部门的独立性；（3）权力监督通过诉讼的法治化方式进行；（4）保证新闻独立与自由，充分发挥法治社会中“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作用。 （五）通过司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整合社会 在法治社会里解决纠纷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其他机构，“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25]法院代表着法律，象征着公平与正义，法院负有保障法律的正确、有效的实施，通过保障权利、对任何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矫正和惩罚、让被侵犯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司法作为一个缓冲带，其有效运转可以及时分解掉社会中的大量冲突，缓和对立情绪、消解社会矛盾，负有在现代多元社会里整合社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由于政府直接介入冲突解决过程而使官民之间直接产生冲突从而使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以及防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冲突解决不公而影响政治制度合法性之责。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透过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看到当前社会阶层在扩大，社会存在断裂的危险。因此，通过司法及时地、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民怨，医治社会的创伤，整合社会利益冲突，以达到基本的社会共识构成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任务。笔者认为，为达此任务，应当充分地发挥法院的功能。而充分发挥法院功能的前提在于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通过司法公正来树立法院的权威。 1、司法独立。“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权力的时候。”[26]“没有这种独立，就无法防止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也不能防止强化行政权力的强制力量的滥用。”[27]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代世界宪法性惯例，其价值为文明社会所公认。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必须去除那种将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简单地对立的观点。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的方针、政策通过转化为法律而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而法院审判则是通过具体适用法律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更好地适用法律，而更好地适用法律本身就是在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两者实质上是统一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司法独立属当然的其中之义。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司法体系独立于政府体系而运行，同时接受公众舆论及人大等权力机构的法治化制约。同时在制度上保障法官身份的独立，使法官在判决时能无须顾虑任何外在的压力，做到只服从法律和良心，作出公正的判决。 2、建立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规定了各项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是治国的总章程。同时，就功能而言，“宪法的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28]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必须被严格遵守。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宪法保障机制。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违宪审查制度乃是宪法保障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最具有实效性的机制”，[29]当代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方式有多种，但通过司法（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普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司法违宪审查的意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容易接近、能实施这些权利的司法机关，那么，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词丽句”。[30]当前在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行。但遗憾的是，迄今违宪审查程序尚未被启动过，这与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违反宪法现象得不到纠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做法，建立我国司法违宪审查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法律认识论文: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范围认识论文 内容提要：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需同时具备法定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四个条件。离婚损害赔偿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题只限于无过错配偶，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民事责任方式宜采用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离婚赔偿金韵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法官酌定。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2001年4月28日颁布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隋况的需要，反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为正确贯彻实施这一法律规定，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不少同志撰文，探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大家对很多具体问题存在不少分歧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往往会造成实践中执法的混乱，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因此亟待我国有关部门做出法律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工作。本文拟对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提供一点参考。 一、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第一，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需要。保护婚姻家庭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方针。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于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在婚姻家庭中权利义务关系都明确给予了法律保护的。但由于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缺少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过错配偶实施违法行为如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配偶等导致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的损害，不能依法追究其赔偿责任。这使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损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随之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夫妻一方当事人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的数6096以上。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过错配偶上述侵害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却得不到法律救助，发出了强烈要求填补“法律漏洞”的呼吁，以期有效地保障婚姻家庭、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北京市妇女法律援助分中心从2000年10月至2001年5月短短7个月内受理的200余例来访和咨询中，婚姻家庭类咨询占总数的8496，其中，“在796件离婚咨询中，离婚损害精神赔偿的问题相对集中，咨询者希望通过新设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现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第三，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使司法部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我国司法界看，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此，离婚时对于离婚过错方对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的和非财产的损害，法院一般未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根据2000年6—8月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的调查：“1998年和1999年全年的涉及婚外恋的124起离婚案卷进行统计，这些离婚案，无一例责成离婚中的过错方或第三者对无过错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例。尽管有些已“证据确凿"，但由于法律对无过错方的救济手段明显滞后，所以执法者对明日张胆践踏“一夫—妻制"的行为，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可见，这不仅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和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须有法律规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律规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反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它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第二，须有损害事实。即因配偶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何谓离婚财产损害，在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受到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他方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预期利益的丧失。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填补损害，故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当然既包含财产方面已发生的现实损害；至于可预期利益之丧失即消极损害是否包括在内，则应当区别对待。凡属于过错配偶违法行为造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可预期利益的损失，应包括在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内。但配偶继承权的丧失，则不应包括在内。因为，配偶继承权的实现，除以配偶身份的存在为前提外，还需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夫妻一方死亡、留有遗产、生存配偶未被取消继承权等。也就是说，配偶继承权将来实现与否尚不能确定：保险受益权亦同，故均不宜包括在内。至于夫妻抚养请求权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亦应区别处理：无过错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已经具备抚养条件，实施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配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尚未具备受抚养条件的，不宜列入抚养范围。因为，在我国夫妻一方是否对他方在经济是上给予抚养，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凡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的配偶一方，即使离婚后也享有他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的权利。 离婚非财产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指人身受到的伤害，后者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指因过错配偶实施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致使婚姻的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第三，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使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精神损害，只需确认配偶一方有上述违法行为已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配偶责任的，应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第四，须有主观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配偶一方故意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但请求人无过错。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故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填补损害。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第二，精神补偿。精神损害之补偿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补偿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失，二是补偿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以为，对于精神补偿而言，不能完全客观地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赔偿尽可能填补损失外，更主要的是受害人心理上得到了慰籍，平息怨恨、报复情感。第三，制裁、预防违法行为。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填补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抚慰无过错方的精神创伤，预防、制裁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合法婚姻关系和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 必须指出，关于损害赔偿的功能，我国有些专家认为，实行离婚损害赔偿，除前述功能外，还可以保障离婚后妇女儿童的生活，对于单亲家庭生活保障，特别是子女的健康成长，会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双方特别是经济上处于劣势一方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离婚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诚然，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能够减少离婚配偶一方及其子女的生活困难，有利于提高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时必须明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预防、制裁违法行为。只有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而引起的损害，才能请求赔偿。如果不是因为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即使离婚配偶一方及子女生活困难，也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在我国，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及子女的生活保障，主要是靠离婚后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育等法律制度予以救济的。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 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四法定情形。但我国有些学者和司法界的同志认为，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范围太窄，应将通奸、有配偶者票等危害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还认为还应该包括违反婚姻自由的过错行为，如一方婚前故意隐瞒结过婚的历史等骗婚行为。笔者认为，上述意见不妥。因为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对其已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婚前故意隐瞒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按新《婚姻法》的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隐瞒其已婚史、性生理缺陷而结婚的并非所有的配偶他方都不能原谅而导致离婚，故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但如果因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可以依法请求离婚。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及行使时间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请求权的主体。至于什么是“无过错”，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但是我过有些、学者主张，在物质损害上，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如双方均有过错，当一方提起赔偿之时他方也可以提起反诉，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过错抵消，抵不足的部分可以要求赔偿”笔者认为，这里如果配偶双方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其违法行为性质相同，只是在数量上可能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由于违法行为数量的多少往往较难查证；并且基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之一，就是预防、制裁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故不宜实行过失相抵。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仅限于无过错配偶。如瑞士、墨西哥、法国亦原则上限于无过错配偶。所以，我国新《婚姻法》将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而不采取过错相抵原则，这有利于促使公民严肃认真对待婚姻关系，预防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也可避免为证明离婚配偶双方过错大小之举证困难，是合理的。 至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也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在国外，如日本有司法判例在特别情况下允许未成年子女提出损害赔偿。但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因配偶一方婚内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过错配偶因此造成无过错配偶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如因离婚受到损害，只能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时予以考虑的一个情节。如果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受害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有关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是否仅限于离婚时行使?我国新《婚姻法》未作规定。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离婚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既可以离婚时提出也可以离婚后提出，但时效以一年为限。笔者持第一种观点，因为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宗旨在于填补无过错配偶的损害及抚慰其精神，并制裁违法行为，仅限于离婚时行使请求权，“既可以避免因时过境迁，法院难于调查取证，也可以促进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除过错配偶外，是否应当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对此，新《婚姻法》第46条未予规定，我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应当是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作为共同侵权人而负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不能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因为“离婚及离婚过错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是配偶之间身份关系及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不宜将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和民事赔偿责任规定进来。”“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更适宜用道德来调整，只有在第三者插足严重，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赔偿责任。受害者可另行提起侵权的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这时首先必须说明“第三者”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与夫妻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果第三人有配偶者秘密地发生两性关系，属于通奸；第三者与有配偶者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属于姘居；第三者产生原因也很复杂，有的属于上当受骗，不知对方有配偶；有的是有配偶者的关系早已破裂，甚至已经分居多年，但配偶对方就是坚决不同意离婚，在此情形下，继续这种婚姻关系已是不道德的；有的是第三者贪图享受“金钱"等。所以，对第三者“不宜一概用法律加以惩罚。对于这些不同形式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应当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区别处理。第三者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重婚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与有配偶者姘居、通奸的第三者，一般可以通过道德谴责，行政处分治安处罚以及批评等方式处理。但如果第三者实施违法行为，侵害合法配偶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可依《民法通则》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六、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和赔偿范围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程序，新《婚姻法》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行政登记离婚程序，也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因为，基于婚姻法的私法性质，在夫妻双方同意行政登记离婚的情形下，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必进行干预；如果双方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则可以通过诉讼离婚，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而不是物质损害赔偿。因为如果被侵害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或人身自由权，”民法上已有规定，要求赔偿，也不需导致离婚。如果因为过错方的过错而导致对方物质利益减少，则属于财产返还的范畴。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出损害赔偿。笔者持第一种意见。因为，第一，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或财产权益，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受害配偶有权请求婚内侵害赔偿。但是，如果受害配偶基于维护婚姻关系的考虑，未在婚姻期间提出侵权损害赔偿的，离婚时对其因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所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均应有权依法提出损害赔偿。这才是合理的。第二，新《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蔽、转移、变更、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对离婚时夫妻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措施，而不是赔偿损害，因此，对于因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所造成的财产损害，不能援引此条规定予以处理。第三，按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起损害赔偿。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损害赔偿仅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否认物质损害赔偿。从立法精神看，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填补受害配偶的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维护其合法权益，并制裁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 七、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是否仅限于财产责任方式?从国外立法看，大多只规定对离婚所受的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瑞士民法除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还规定可请求给付抚慰金。前者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抚慰精神创伤。笔者认为，从现实生活中看，离婚无过错方所受的损害，往往以精神损害为多。因此，瑞士立法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今后在制定民法典时，在民事责任中增设给付抚慰金之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且，根据该法第120条规定侵害名益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两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护受害的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即基于过错配偶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精神创伤，可以请求给付精神损害补偿；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等如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八、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和给付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立法是否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国有些学者主张，立法应对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统一规定“下线”或“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以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广东省人大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做出的具体规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赔偿起价5万元。这一规定，不妨在过错离婚中，作为给予精神赔偿的起价也可采用。"笔者认为，鉴于过错配偶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同、违法行为导致离婚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手段、情节及后果往往不同，并且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离婚赔偿责任主体的经济负担能力亦有差异。因此，我国立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宜统一规定一个“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再由法官酌定，可能会更合理。公务员之家 法院判决离婚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原则上物质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按照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宜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 离婚损害赔偿金的给付方式如何?笔者认为，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综上所述，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而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法律认识论文:正确认识法律规避推动行政管理法制化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处在巨大发展变化时期，出现法律规避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其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是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危害性的一面。为了推动行政管理早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对其法律规避现象要采取正确态度，即发展合理的因素、克服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首先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法行政，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其次是积极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尽早完善立法体制，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法律规避现象客观存在评析正确处理 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等监督行政的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加显现，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加以分析研究，既要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合理的一面，采取正确的态度，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以推动行政管理走法制化的道路。 一、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 (一)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 1.为争行政主管而进行法律规避。产生这种规避现象，主要原因是有关法律法规关行政管理的规定出现交叉的情况，享有管理权的各行政部门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根据有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的法律规定主管案件。有的行政部门甚至把同一事实违反了两个以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分别由不同部门主管的案件，自己一并处理，产生法律规避。如深圳市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六神丸假药，被工商部门查获。工商部门以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假药，侵犯了商标专用权而给予处罚，同时对该批假药进行没收等处罚。结果就存在法律规避问题。药品是特殊商品，对于药品的生产、销售等行为，按《药品管理法》规定应由卫生管理部门主管，工商部门处理是超越职权的，规避了《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有的行政部门利用法律法规关于违法事实性质的规定小卜分明确清楚的情况，从有一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定，避开其他法律规定。比如对于公路路肩栏杆遭到行驶的汽车意外碰撞而破坏的事件，如果按照《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属于破坏公路设施行为，应由公路管理部门主管。但公安部门发现时，便进行查处，其理由是本案属于交通事故，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应由公安部门主管。 2.级别管辖上的法律规避。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级别管辖问题规定的比较具体明确，有一的部门为了行使管理权，故意规避法律规定。比如《土地管理法》第25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卜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有的县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征用土地批准权，故意化整为零，把大项目分解为小项目，使之符合县政府批准征地权限范围，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批准权自行行使了。 3.自行设立简易程序，避免普通程序。有些行政部门如公路管理部门规定，罚款200儿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实际工作中，对当事人处罚，发给一张收据，不发给处罚决定朽。有的地方「商部门也采取这种做法，在市场管理中，罚款100元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处罚时发给一张罚款收据。 4.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避免行为违法。传统上，行政管理中存在着行政机关之间没有严格的分_L_，职责不明，遇到有经济利益就争着管，遇有麻烦的问题就往外推等现象。这种现象影响到现在。如现在公安、工商、海关都对走私行为案件行使管辖权，尽管《海关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但公安机关以其有权侦查走私犯军案为由，继续查处走私行为案件，查获的物品款项没收，不移交海关处理。管理上矛盾很大。广东省政府根据打击走私的实际情祝，为了发挥公安、工商、海关部门的互相协作作用，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经召集公安、l商、海关协商后，作出规定，决定走私行为案件依据《海关法》规定应由海关作出处罚。公安、工商在行使职权中查获到走私行为案件的，由海关作出处罚决定，罚没物品和款项按比例部分归海关处理，一部分归查获部门处理。 5.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部门的管理权。现代城市管理事务越来越繁杂，行政管理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专业化管理中也带来一些问题，各有关行政部门在管理中常发生扯皮现象，管理效果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城市设立专门机构行使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权。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制订规章设立城市监察大队，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违法行为，监察大队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处理权，需要作出处罚的交有关主观机关办理。实践中城市监察大队往往也行使处罚权，如对违章建筑行为责令停建，通知拆除，甚至组织力量强行拆除。 6.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临时机构林立的情况还未得到改变，各级政府都依赖一些临时机构开展有关工作。如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打私办”是为了协调各有关部门关系，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而设立的。但有时“打私办”手上有案件，也自行作出处理或处罚。又如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处理土地山林纠纷案件，设立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调处土地山林纠纷案。有的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处理之后，其态度是:如果纠纷双方服从处理决定，那么该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不服起诉，调处纠纷办公室便宣布处理决定是无效的。所属政府也表示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决定不代表政府，应由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才有效。 （二)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 1.越权行政时，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与相对人“私了”。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受经济利益驱动，明知不属于自己管辖，但见到有经济利益，仍然插手，在查获财物后，与当事人“私了”。比如有的公安、_工商部门在查处走私案件时，对查获的财物既不移交海关，也不以海关名义作处理，而是自行私下与相对人进行讨价还价了结。据一些地方反映，这种“私了”的情况很严重。法院也接到不少群众来访，反映行政机关越权处理中的“私了”现象。有的原告虽然与行政机关“私了”了，但事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感到由于行为违法难免承担败诉的责任，便立即撤消其违法的行为，把罚没款和财物退给相对人，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2.为了避免行政争议，重过轻罚，轻过免罚，或者协商处罚。有的行政机关要求工作人员在作出处罚时与相对人协商，采取相对人能够接受的方案处理。如有的地方公路管理部门执法时，把处理方案和理由同相对人说清楚，相对人接受了才作出决定。有的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送达时要求相对人在送达回证上写明“同意本决定，保证不上诉”。 3.行政时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或应考虑相关因素而不考虑，以权谋私，违反法律的目的和宗旨滥用处罚权，构成对法律的规避。有的公安部门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人员以种种理由进行收审关押;有的卫生监督员对一些饭店不给予他优惠等方便而不满，随意以饭店条件差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给予处罚，或该轻罚的给予重罚，该罚款的却给予停业整顿;有的行政机关以相对人态度恶劣为由对该轻罚的给予重罚。 4.在实体法的运用上，选择适用地方性法规而规避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规定，房屋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公布拆迁范围后，公民不能再迁入户口于拆迁范围。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中规定，公告后，公安机关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户口迁入工作，工商部门也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营业执照发放工作。在贯彻执行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规定时，广东执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的规定。又如《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追回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24条规定，对个人违法占地建房的，除可按《土地管理法》第舫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并处罚款，与《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不一致。有的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广东的实施办法，适用了罚款的规定。 (三)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 规避行政诉讼的现象近几年来比较严重。行政机关怕当被告，怕败诉，怕承担行政责任，因而千方百计规避行政诉讼。上面所例举的法律规避现象中如“私了代协商处罚、联合行使行政处罚权、临时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等也属于规避行政诉讼的问题，此外，还有下列现象: 1.自行设定复议作为提起诉讼的前里条件。《行政诉讼法》第”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选择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也可以选择直接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可见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复议才是前置条件。而有的行政机关把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复议前里的，也自行决定复议为前里条件，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写明“不服处罚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或处理决定时，不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不知道起诉。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做法，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根据行诉法第37条、38条、39条规定，在文书上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但行政机关不这样做，其目的是让相对人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意在用此法规避诉讼。 3，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制作、不发给书面文书，使相对人难以起诉。行政书面文书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人凭此文书可以更方便地依法行使申请复议或起诉权。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起诉，法院也依法受理。但如果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要提起诉讼，首先要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因而起诉权的行使遇到困难。 4.不依法行使行政司法权，使相对人无法行使诉权起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行政司法权，行政机关应依法行使。比如《上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人民政府对仁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有裁决权，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从，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有的政府为了避免行政诉讼，不当被告，对纠纷“调而不处”，调解达成协议的便制发调解书，调不成的便搁置起来不作裁决。有的政府领导，遇到换届选举，怕因起诉案件多影响选票，故意不作处理。由于政府不作处理决定，当事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 5.公安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刑事侦查为名，规避诉讼。有的公安机关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相对人收审，一旦相对人起诉，公安机关便以刑事侦查为名，拒绝参加诉讼。有的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案件。如某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买卖水泥，由乙公司从广西某单位购进水泥供给甲公司，甲公司直接付款给广西方。交易成功后，由于甲公司未及时将货款付给广西方，广西方向公安局报案指控乙公司诈骗。公安局不顾交易三方为民事货款纠纷的事实，将乙公司的营业员收审，并查封了乙公司的银行帐号。乙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安局以侦查诈骗案为由以图不应诉。 6.诉讼过程中与原告“私了，威胁原告或者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令原告申请撤诉。在行政审判中发现，诉讼过程中原告申清撤诉的案件一直占30%左右。在这些撤诉的莱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因行政机关改变了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也有的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对行政争议“私了”或者为了不承担败诉的责任与原告协商解决行政争议;有的行政机关采取报复或以报复相威胁，迫使原告申请撤诉。如某一原告起诉县公安局查处走私的行为，被告县公安局把原告的弟弟抓起来，理由是其弟参加过赌博(没有事实根据)。又如某原告不服公安局以他参加赌博为由罚款2万元的处罚起诉，公安局知道后通知原告谈话说，告状可以，公安如打败官司可以追回2万元，但官司一完就要把原告抓起来，依法迫究刑事责任。原告害怕了，便申请撤诉。 7.行政机关不应诉，不出庭，出庭后退庭，或提供材料不全，抵制诉讼。行政机关不应诉的现象，多发生于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当被告的案件。有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观念未改变，认为当被告受审不好受。如某市公安局一名干部宗收审案件出庭应诉.庭审进行中途退出法庭。他说我从来是审问别人的，今天却被法院审，受不了。有的政府在向法院提供材料时，只提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等材料，不提供对自己不利证据等材料，使人民法院难于全面客观地审查案件事实，作出判决。有的政府对法院行政审判施加压力，要求法院判决支持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在人、财、物方面给法院制造困难。 二、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 1.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为何在行政管理中会出现法律规避的现象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有差别。有的思想比较先进，有的相对地落后些;有的对法律法规精神掌握得好，有的相对地要差些;有的人出于不良的执法动机，以权谋私，或者为部门利益驱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法律规避;客观上，存在容易产生法律规避的情况。第一，法律规定留下了选择适用的空间。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行政管理人员可能选择适用一定的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问题。第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存在法律规定滞后的问题，给法律规避找到了“理由”。第三，中国是个大国，行政事物务纷繁复杂，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在行政管理中，各地区有时偏重考虑地方的情况而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规避中央法律规定。第四，国家法和地方法规对法律规范并不都是合理的。行政管理为了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能要规避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同时，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容易为行政管理人员钻空子，达到在“不违法”的情况，完成其任务。由于卜面所述主客观的原因，不可避免存在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变化时期，法律规避的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 2.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法律规避现象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过去人们是给予否定的回答的。现在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并非一切法律规避的现象都钱不值，而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理由是:第一，行政机关出于善良的正当的动机，为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而作出的符合法律目的的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比如行政机关设定简易程序的做法，可以避免般程序的繁琐做法，工作方便，对提高行政效率有好处。正因为简易程序有其合理性，《行政处罚法》制订时吸收 简易程序。又如行政机关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做法，广东省政府发文让公安、工商、海关联合查处走私行为，在一定程度卜解决了当时公安、工商和海关关于走私行政案件管辖L的矛盾，发挥了公安、工商部门的积极性。第二，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做法，建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若干部门的一部分管理权，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大家都来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矛盾，也是合理的。如广州市成立城市监察大队进行城市管理的做法。又如佛山市规定，对城市涉及居民生活的违法案件，统由佛山120巡警处理。生活噪音、环境卫生、治安问题，等等，“有事请拨120巡警电话，”巡警随叫随到，处理问题迅速及时，深受市民欢迎。 第三，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改变错误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减少诉累，也是可行的。第四，当法律规定不很符合发展了的情况，或法律规定冲突时，根据社会管理需要，从提高行政管理的社会效果出发，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处理，或选择更加合适的法律规定，也有其合理之处。第五，行政机关的行为所规避的法律规定其实也在对其行为起到了某种调节的作用。比如联合作出行政行为的做法，行为的形式和实体内容都体现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指导作用。又如行政机关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职权的，一般也以有关法律规定为准，不但有关行政法对之起到调节作用，而且行政诉讼法也在起到调节作用。 3.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从某个角度看，在某些方面有其合理性，但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经济利益驱动，越权行政，滥用职权行政，会引起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如县级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土地征用审批权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征用的大面积上地分化为小面积，使之符合自己审批的权限，从而审批。这样做，势必影响行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几年来出现的乱批地现象，造成耕地锐减，上地资源浪费的后果，就是很好的说明。第二，有悖于法制的统一性原则，不利于依法治国的推行。 按照宪法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行政执法也应当遵守这些原则。实践中产生的适用与法律有抵触的法规，或适用与法律、行政法规有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悖于法律规定统一性原则。依法治国要求保持全国法制统一，全国一盘棋，不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会造成和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第三，行政部门为行使管理权，解释法律规定往有利于自己方面理解，容易出现主管争议。如违反物价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的行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10项规定“哄抬物价”的，工商部门可按该条例第9条规定处罚;而《价格管理条例》第29条第3项规定，“抬级抬价”的，第6项规定:“违反规定层层加价销售商品”的，物价检查机构应当根据《价格管理条例》第30条处罚。物价部门和工商部门就为这两个法规规定争执主管权。第四，为了规避诉讼而不依法履行国家职责，工作上失职，其后果是损害国家利益。特别是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而不讲原则，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危害更大。第五，为规避诉讼而在行政时不制作、不发给决定书，不告知诉权，或以报复、威胁为手段阻止相对人起诉，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还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三、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 1.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发挥行政效能。第1，有关行政主管方面的法律规定，要明确具体，方便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有的行政事务需要若干个行政机关合作进行管理的，更应尽可能具体划分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否则，不利于各部门行使职权。如《外汇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对违法案件，由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局，或者由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按其情节轻重，强制实行收兑外汇，单处或者并处罚款，没收财物，或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这条规定各行政机关享有共同管辖权，但各机关权限不清，造成执法上矛盾。 后来1985年国务院颁布该法实施细则，在第13条规定划分各行政机关的职权，才解决了主管问题上的矛盾。第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现象。法律冲突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应当改进立法体制，加强审议工作，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同时也应加强立法监督，建立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及时解决发现的法律冲突问题。第三，解决法律滞后不适应发展情况的矛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矛盾，需要适应的法律调整，不适应的法律规定应及时进行修改，及时制订出新的法律规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合理的做法，立法_}二应加以研究，开发新的思路，加以解决。比如对建立综合执法部门的立法问题。《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在立法上是一个创新，非常有一益和值得以后借鉴。 2.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正确处理好法律规避问题。第，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应当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权和责任。国家职权不能滥用，也不能随意放弃。不认识这点，就不能保证依法行政的实现。同时，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评价。有的法律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但法律规避的危害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规避行为，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必须端正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用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要追求行为目的和法律目的相一致，避免发生损害我国法制和国家利益的后果。第二，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依法行使职权是一般要求，在遇到法律冲突问题和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时，应当正确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一致的方法处理。 一是要在法律原则指导下灵活处理问题，不能丢掉原则为所欲为;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三是执行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运用应当公正。不能见到有部门利益就争着去管，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定，规避不利于己的法律规定，而遇到难办的事情就往外推，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社会调整效果。四是要舍弃为规避诉讼而无原则放弃行政管理权或不严格执法的做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国家负责，讨人民负责，勇敢行使职权，乐意参加诉讼，通过诉讼检验其行为，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提高执法水平。第三，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互相配合的机制，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管辖权争议问题。现在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法制机构，该法制机构应该有所作为，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制度，在政府法制机构的卜持下协调解决管辖权争议。对于实际中存在的有其合理性、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些规避行为，认为应当通过立法解决的，要提出立法建议，希望立法解决。在立法之前，应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处理。省级人民政府还可以按《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解决行政管辖的一些问题。第四，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临时机构等的管理。由于这些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应当明确规定他们的工作权限和制度，避免发生法律规避现象，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 3、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首先是要发挥好行政审判的司法监督作用。对于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诉讼而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或者采取报复或威胁手段等等的，如果相对人起诉，应积极大胆受理，并积极做工作消除原告的思想顾虑和排除实际威胁，提供法律救济，通过诉讼纠正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行为;坚持严肃执法，对于违反法律原则和宗旨的规避行为，在审判时坚决予以纠正，该判决撤销的判决撤销，对于责任人故意规避法律造成不良后果的，应提出司法建议，交有关部门处理;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行政案件，要依法认真审查，如果属于行政机关为规避诉讼无原则地改变或撤销行政行为，或者以恐吓威胁手段，使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撤诉，依法继续审判;经常保持与政府法制机构的联系，互通情况，共同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质量。第一二，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人大应当注意从不同的渠道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应适度安排执法检查工作，善于发现问题，监督解决，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提出要求，令各有关部门协同处理好，推进依法行政。第三，注意倾听群众的来信来访意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现象很憎恶，特别是“三乱”问题，违法增加农民负担问题等。对于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和群众关系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严肃处理，不应姑息迁就，通过不断地清洗和净化，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第四，发挥纪检、监察部的监督作用，打击以权谋私，腐败行为，确保行政管理机制的健康，以发挥更佳的管理效能。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1认识错误的概念和分类 1.1认识错误的概念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不正确的认识。行为人发生这种错误时，就产生了是否阻却故意的问题。[1]故意与过失是认识因素的范畴，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不同，故意或过失会影响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进而影响到犯罪行为的罪过形式。 1.2认识错误的分类我们知道，认识错误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系密切。故意或过失作为认识因素的两个方面，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见，在发生认识错误的场合下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理应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认识错误的分类。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传统的分类方法，把认识错误分为法律上认识的错误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2] 2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2.1法律认识错误及刑事责任法律认识错误，有学者称之为“违法性错误”。本文采纳“法律认识错误”的说法，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及刑事处罚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2.1.1想象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误认为构成犯罪，即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幻觉犯”。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即行为人是无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而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而不是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 2.1.3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罪名和罪数、量刑轻重有不正确的理解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对其行为触犯了何种罪名，应当被处以怎样的刑罚，存在不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这种错误认识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量刑，司法机关按照他实际构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二种学说。否定说认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责任”。笔者赞同“不知法不可免责”的观点，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总之，笔者认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不论上述列举的何种情况，都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是：不免责，按照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实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所谓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事实状况的错误认识。事实认识错误可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客体的认识错误、对行为性质、犯罪对象错误、犯罪手段错误、打击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3]。五个分类对事实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责任进行论述。 2.3.1客体的认识错误客体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侵害的客体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客体认识错误可能影响罪过形式、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甚至可能影响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所谓犯罪对象错误，是指行为人预想加害的对象与实际加害的对象不一致。 对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①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②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③误将犯罪对象作为非犯罪对象加以侵害。④误将非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对象加以侵害。 2.3.3行为认识错误行为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或方式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行为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行为性质认识错误。第二，行为方法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自己所采取的方法产生不正确认识，从而影响危害结果的发生。 2.3.4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①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来会发生危害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危害结果。②行为人本欲使用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但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不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③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因为愚昧无知而误认为该手段可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3.5打击错误打击错误，也称行为误差，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对象实施侵害行为，由于行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受害的对象不一致。笔者认为，如果这种打击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同一犯罪，而应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犯罪。 2.3.6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际发展进程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①危害结果虽然发生，但并不是按照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发展所预见的进程来实现的情况（有学者称为狭义的因果关系的错误）。②行为人实施了甲、乙两个行为，伤害结果是由乙行为造成的，行为人却误认为是甲行为造成的（有学者称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结果已经因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没有故意地实施了可能产生一定结果的行为后，才产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了结果发生（有学者称事后故意）。④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是指提前实现了行为人所预想的结果。笔者认为，要认定这种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第一行为时，是否已经着手实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结论，则应认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则否认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理论上大致有三种学说：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的符合说、抽象的符合说。理论和实践中的通说是“法定的符合说”。依此学说，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质的法益或在构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过上述分类分析，当发生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如何承担罪责？因为笔者承认事实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故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在抽象事实错误的场合下，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当实际的犯罪事实较重而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重时，应依轻罪处理；当客观犯罪行为轻时，则一律依轻罪处罚。 关于认识错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的。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对抽象事实认识错误的场合，则应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既反对只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想象定罪，也不能单凭客观后果而归罪。对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就我国的国情，仍应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传统原则，反对“不知者无罪”的肯定说。 法律认识论文:重婚的法律认识探究论文 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事实婚姻一夫一妻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 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起诉讼。 （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 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起诉，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重婚的横向思考 （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 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 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 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 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 （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 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 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 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 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 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 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强奸，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 四、重婚的纵向思考 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在原始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乱伦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 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 （二）在奴隶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 （四）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 （五）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 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法律认识论文: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认识论之思 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针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指导，阐释法律意识的内涵与特点。研究考量了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存在法律基本知识不足、观念陈旧、法的心理因素与自我控制力不足等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这些问题作了社会、学校、学生3个层面的成因分析；政府、社会团体和家庭应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创造条件和保障，营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学校应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纳入到教育教学中，推动法律教育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并用社会实践来强化法律意识；大学生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端正法律态度，在实践中深化法律意识，处理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方面，就是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认识论路径。 关键词：依法治国；大学生； 法律意识培育； 认识论；法律实践；法律态度 全面依法治国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要求和实践期待是要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指出：“要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1]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中公民的基本素养，只有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才可能使遵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理性追求和自觉行动。新时代大学生承载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民族使命，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这一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偏失，与国家对大学生的“角色期待”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上还存在一定的表象形式和经验形态。“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亟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武器分析大学生法律意识出现偏失的主客观因素，并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原则，从认识论视域建构解决路径，以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和践行。 一、法律意识的内涵和特征（一）法律意识的内涵 对于法律意识的概念，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法律意识的解释是：“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3]随着法学研究和实践的深入，法理学家沈宗灵在1994年主编的《法理学》中指出“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关于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其含义相当于我国日常生活中所称的‘法制观念’，但主要的是指反映对现行法的态度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4]这一界定成橹髁餮说被法学界所认可。近年来，法学界对法律意识分别作了结构学、心理学和与法的关系学多方位的研究，但总体来讲，法律意识蕴含了较为丰富的内涵，一是人们对法的认知领域，即对法律的知识的掌握、了解，对法律认识形成的思想、观点；二是人们对法的心理状态，即“法律意识主要指人们对法律现象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心理观念因素”[5]；三是人们对法的行为评价，即是对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涉及法律行为的判断和价值评论。 （二）法律意识的特征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专门化分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也具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力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法律意识有着自身的形成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通过在法律及其法律意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提升和跃迁，进而不断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以指导主体的法律行为。二是法律意识同各种形式诸如经济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等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构成一个反映社会存在的总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它所调整的指向是非常广泛的，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必然反映各种社会关系，因而法律意识同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意识之间的关系是广泛而深刻的，表征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渗透性、影响性。三是法律意识的反作用力。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由社会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所决定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必然是在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支配下进行的，社会意识对实践的指导性印证了社会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性。法律意识通过法律实践活动表征出对现存社会的认识与改造。它的反作用力所形成的价值生成性主要体现对法律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特征、规律等方面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同时，通过法律意识去规约人们的行为并形成一种遵纪守法的理性自觉，以法律意识去指导法律在法治社会中发挥教育、惩戒的作用，保证社会良好的秩序和和谐的局面。 二、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 问题考量及其认识论分析根据对法律意识内涵以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知法律意识的偏失必然会影响人们法律思想和法律行为。对其进行客观的考量和透视，以及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分析，是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逻辑起点。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问题考量 第一，法律知识匮缺。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本身是对法律意识的一种衡量。“就法与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而言，法是第一性的东西，法律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法律意识应当是法这一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和映象。”[6]当前，大学生整体上法律知识匮乏，了解掌握的不多。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实用主义”的作祟，认为专业课是将来安身立命之本，法律知识对自己遥远，只要自己不违法，学习用处不大，因而，在法律知识学习中投入不够，精力不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知识学习中，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课堂上所学的法律知识仅见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后3章，而在学习中，大学生比较多的重视和自己相关的具体法学习，例如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对于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精神的学习不够重视，直接导致法律知识的储备不足。在涉及权利与义务时，大学生既不能很好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能用法律规约自己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柳倩宇在对中国23所高校的大约2 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当大学生被问到“您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吗”的问题时，55.9%的人选择了“大体知道，但不很清楚”；32.3%的人选择了“知道，我的行为就是根据这个来确定的”；其他则分别选择了“我只要知道不犯法就行了”（7.0%）和“不知道”（2.4%）；个e人没有选，可视为不知道[7]。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楚，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匮乏可见一斑。还有的大学生因对法律的无知做了违法的事情。 第二，法律观念陈旧。法律观念作为法律意识的一种形式，表征了法律意识的强弱。当前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有所提升，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法律观念陈旧的现象。例如，大学生在日常的谈论中仍然存在“权大于法”的观念，认为法律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不受法律或者弱化法律的制约。与此相关联，也存在“人情和金钱大于法”的观念，甚至有的大学生可以列举他听到的甚至看到的类似现象。在这种陈旧的法律观念下少数大学生中竟然形成了“法不可犯但可违”的谬误，认为只要不触犯刑法，其他的法律都可在权力、金钱和关系的控制之下。针对“打赢官司靠什么”的有关调查显示，50% 的大学生认为要想打赢官司必须得靠关系，30% 认为应当有理有据，20% 认为应当找一个好律师[8]。 第三，法律心理因素矛盾。作为人们对法律现象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心理观念因素的法律意识的表征之一，“法律心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法律实践紧密相关”[9]。当代大学生出现了法律心理因素的矛盾，具体表征在对法的知行观上。法的心理因素是对法律知情信意行的心理过程，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知情信意行是一个不同心理因素的统一过程，然而大学生在这个法的心理因素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对法律本身有一定的认知但并不认同，所以一俟遇到实际情况，其行为表现上就很难与认知相契合，表现出 “知而难行”；二是对法律知识能够做到认知，也有一定的认同，但法律信念不坚定，在实践中不愿为，表现出“知而不行”；三是明明知道法律的内容和原则，但为一己之私利铤而走险，做出违法乱纪之行为，表现出“知而逆行”，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法律心理因素矛盾下的知行不一。 第四，大学生犯罪时有发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点在于反作用力，即对实践的指导。法律意识的偏失不可能对人们形成正面的规约和行为的指导，反而在扭曲的法律意识和错误的价值观导引下，还会出现“知法犯法”。近年来，大学生犯罪整体表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动机复杂化、手段智能化、行为极端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例如电信诈骗案是2016年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治理对象，受害人多以心智不成熟的大学生为对象，而犯罪分子也包含了部分90后的计算机或通信专业相关的大学生，他们依借专业优势，但却目无法纪，以编造虚假信息来设置骗局，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原因的认识论分析 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原因是一个多向度的综合，它反映在宏观层面是社会因素，中观层面是学校因素，微观层面是个体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深刻剖析形成原因才能有效地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第一，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自我意识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市场经济的“双刃剑”也带来了一定的负向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取向总是受制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当社会非主流价值坐标发生震荡会引起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困惑乃至错位。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偏失毋容置疑是受到了具有否定意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客观存在的影响。 第二，中观层面的学校因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10]。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也经历了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责任。反思学校在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法律知识的理论教学上缺乏针对性。理论教学没能很好地联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就是大学生法律认识的感性认识，这样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感到“空”，而在理性提升阶段由于呆板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难于做到理性的深化。二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出现一定的断层。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偏失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法律实践观对于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法律意识完善的本质特征。然而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很少能参与法律实践活动。三是法律意识培养过程中没能掌握很好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认识论的武器和方法[11]。当前学校在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出现了与认识工具即科学方法的疏离。主要表现在法律意识的培育缺乏整体性，简单地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门理论课对待，未能很好地做到把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育与全面依法治国联系在一起，与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联系在一起，使得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缺乏高度。再是法律意识的培育未能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理论教学和相关活动中也未能调动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些学校因素也导致了大学生法律意识出现一定的偏失。 第三，微观层面的学生因素。大学生是法律意识培育的主体，主体的因素在法律意识培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自身原因主要是在法律认识上的问题。当今许多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处于感觉、知觉、表象的感性认识层面上，只是将法律所直接反映的表面特征与外部联系进行思维上的简单处理，并没有将这种感性认识跃升为理性认识阶段。其表现形式一是简单地看到社会负面的局部现象，进而以偏概全得出“学法无用论”，因而仅停留在一般的感知阶段；二是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门书本理论去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考试；三是完全凭兴趣出发，即对自身感兴趣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知半解的感知。这些认知上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未能把法律意识的培养与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联系起来，未能与自身培养目标和历史的任担当联系起来，因而缺乏法律意识的培育动力和目标，其逻辑运演必然造成法律意识的偏失。 三、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 认识论路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指出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2]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必然存在整体性运作的效应。 （一）营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作为社会存在的大学生，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 第一，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取信于民。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普及法律知识，逐渐营建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以正能量的社会价值取向引导大学生个体的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增强法律意识。 第二，作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要联手学校进行大学生法律教育，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2003 年 3 月 28 日，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 10 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研究大学生违法和犯罪问题，并提出预防措施。”[13]从而使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走向了社会。另外司法部门要创造条件在司法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大学生参与有关的司法活动，例如出席开庭审判、开展司法宣传等活动。 第三，形成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大学生法律教育格局。其具体分别为，政府主要由学校所在社区、家庭可由家长委员会代表、学校由职能部门成员共同组成。由政府牵头不定期开展情况通报、问题分析、宣传教育等工作。社会、学校、家庭要构成“三结合”的综合力量，统一协调、分工合作、各司其责，使大学生在任何活动场域内都能学习、感受、体验到法治思想的教育、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加大学校教育培养力度 学校是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主渠道，要在总结以往培育的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和创新性，从而有效地开展法律意识培育工作。 第一，学校应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重新定位，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参数纳入学校的整体教育教学中去。将法治现代化理念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创新高校法治教育体系，将其蕴含于学校规划设计、教育内容、日常管理、学校文化等体系中。同时，学校要加大依法治校的力度，建构依法治校的有效机制，明确大学生的义务和权利，关心大学生的切身利益，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要营造浓厚的法治校园的氛围，使得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感受到法治精神的熏陶，得到法律意识的培育，得到法律思想的实践。 第二，加强教育教学的改革。大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一是采用互动式教育法。高校教师需要自觉成为具有有效传播力和引导力的“法律意见领袖”，在思政课课堂教学中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提升大学生课堂的整体参与度，发动学生共同挖掘网络中关于法治的资源，在开放性的环境中共同探讨和交流。二是采用典型案例教学法。教师和学生可以将自己身边所知晓的法律案例搬入课堂，以典型案例带动教学，使大学生在身边发生的实际案例中，得到启发和教育。三是采用模拟教学法。可将有关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联编成“小品剧”，由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来演绎和诠释教学内容，把日常中生活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案情搬上课堂，使学生在形象化的感受中得到领悟、受到教育。另外，要将法治思想和法治信仰蕴含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之中，可开设“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法律与人生” “中国法律史”等选修课，指导大学生在履行“三观”中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 第三，积极有效地开展网络教育。在2016年12月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用互联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互联网的亲和力。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建立校园网络直播的法律小课堂。可设置“法律理论热点”“法律咨询和答疑”“法律案例分析”等栏目，安排校外专家和校内老师事先录制或者现场答疑。学校可以开设网络培训班，对学生进行技术培训，学生可使用个人的专属账号，在课余时间进入校园网络中进行学习。学校可定期进行学习成果展示以及在线测试并对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每一学期进行总结。这样随机且生动活泼的网络式学习有利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法律意识的培养。 第四，强化法律意识培育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的意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及其最终结果在于应用，即将法律意识转化为法律行为。学校要充分把握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强化大学生法律实践，为此要做到将法律实践成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社会实践可设“法律实践社会行”， 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服务等援助工作，做到学法与用法紧密结合，使得学生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普法宣传，参与有关的法律活动，并将法律实践的成绩计入法律课中去；也可以设立校外“法律实践基地”，与当地的司法机构建立合作协议，学校可以主动联系相关单位或者人民监督员。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当地的高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学校应主动开展“校园法律文化活动”，以贴现实、多样化、广参与为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活动，构筑孕育法律意识的校园文化和培育氛围，组建大学生法律社团，开展演讲和辩论比赛，开设模拟法庭，使学生身临其境地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凸显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在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大学生是认识的主体，这里特别强调大学生的主体特性。主体间性哲学观扬弃了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观，确立了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主体间的关系。受教育者大学生不纯粹是知识和品行的接受者，而成为学习和实践的主体。大学生在实践中将法律认识进行“物化”，进而再以对象化的活动方式在实践中进行深化，并指导实践。在全过程的认识论发展里，大学生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成为有法律信仰、法治精神的人。 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第一，需要主体端正态度、深学笃用。“态度是一种最低要求最高标准的法律意识”[14]，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务必将端正法律态度作为核心要义。要把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成为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合格的建设者的成才目标联系起来，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担当联系起来，要深刻认识现代人必须具备健康、正确的法律意识，树立依法做事的现念和对法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理性自觉，主动地去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第二，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握法律认识全过程的规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各环节中学习新知、形成认同、努力践行、勇于创新，不断提升大学生主体自身法律意识。第三，正确地处理好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不仅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还要明确应尽的义务。学校要正确引导学生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学校内的人大代表选举不能仅仅给予学生投票的权利，需要让学生有知情权；学校邀请学生参加的会议也不能仅仅赋予学生的参会权，应该要满足学生表达自己意见的诉求；在评教考核方面还是与学生的对话中，都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反映存在的问题等。 四、结语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工作对于建设法治现代化国家而言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教育工程，为此必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域下提高大学生主体的法律责任意识、树立正确法律观念、培育法律信仰、增强法律素质，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充分地将法律意识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转换传统的灌注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模式，审时度势地站在大学生群体的视域下分析法律意识的认识出现偏差的主客观因素，深入研究大学生法律思想观念体系的现状，从而以系统化的解决路径来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提高大学生的法律实践观，用新理念迎接新状态。 法律认识论文:浅谈法律谈判认识的现实意义 【摘 要】法律谈判是由双方当事人委托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解决纠纷的一种非规范性纠纷解决方式，它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进行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博弈。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法律谈判以高效率、低成本、专业性、和解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逐渐被社会认可。本文从分析法律谈判的理论基础入手，重点从当事人的角度阐述其利弊，从而使社会对法律谈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为研究非诉讼解决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法律谈判；认识；意义 法律谈判，就是谈判双方或多方围绕同一话题，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共同提出一种解决理由最佳方案的过程。在法律谈判中，律师利用谈判技巧，再借助其职业技能，与对方进行磋商。法律谈判中，双方当事人合作与竞争并存，不仅有各自的利益取舍，还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一致的目的就是争取庭外和解。 一、法律谈判的应用价值，提高当事人的法律观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有少数冲突通过诉讼解决的。并且，在诉讼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争议是通过谈判磋商化解的。法律谈判作为一种高效地冲突化解方式，必定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理论基础。关于法律谈判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以下方面简要分析：谈判律师利用了他的法律技能和技巧，并且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与对方谈判。所以，谈判律师在妥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灌输、强化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一些纠纷中，还能使当事人了解并注意善良风俗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 二、法律谈判可以充分反映当事人意志 法律谈判以当事人自愿协商为基础，它无疑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优选择。对于很多缺乏法律知识和谈判经验的当事人来说，谈判律师也只能在授权范围内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只要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真实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委托谈判律师为其争取利益。一名优秀的谈判律师，应当最大程度地做到让当事人的自由决策体现在谈判的每个环节和过程。所以，法律谈判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反馈。 三、法律谈判既能减轻当事人压力，又能有效地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法律谈判是在求同存异、实现双赢的最终目的下，考虑如何将时间、精力、费用等成本降至最低的同时，探索化解冲突的最适宜方式。正是因为法律谈判的这种优势所在，使得许多民事纠纷不经诉讼程序便得到妥善的处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谈判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司法机关日益严重的案件负担。 四、意思自治，发挥当事人主义 法律谈判以沟通协商为前提，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模式的过程，是当事人自治为理论基础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当事人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种选择自由不仅包括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承受上，也包括纠纷发生后双方对处理纠纷的方式的选择上。法律谈判中以律师与当事人的沟通为主要内容，当事人在律师详细告知案件具体进展下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在谈判预备时，律师在对案件的法律冲突焦点和证据强弱评估之后预测案件的发展情况，向当事人列出最有可能的案件结果，由当事人选择自己更为满意的一种结果后，最终由律师制定相应的谈判方案。在谈判过程中每一个谈判环节的发展律师都必须详尽的告知当事人，律师的每一次要求和妥协也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和授权，当事人在整个谈判中无论对于谈判方案的选择还是谈判中采取何种举措都处于主动地位。在双方律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于执行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依照协议进行商议，其执行的灵活性较诉讼的强制性来说更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五、实现诉讼与非诉解决方式的自由过渡 诉讼因其程序的合法性，国家强制力保障等优点成为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但诉讼严格的程序化要求使其自由价值的实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调解在成本、程序、周期等方面有显著优点，但因其调解结果以当事人共同认同感为基础，以道德为约束，具有结论与执行的不确定性，一旦当事人不再认同调解结果，就需转入诉讼程序，效率相对于直接诉讼反而更低。 法律谈判由于其程序的规定实现了诉讼与调解的自由过渡。法律谈判分为诉前谈判和诉中谈判。诉前谈判是指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前，当事人约定避开诉讼进行和解。诉中谈判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到某阶段时，当事人双方认为不必要进行诉讼转而进行谈判。诉讼中谈判根据当事人的需要由诉讼程序转为自由协商，尊重当事人意愿，权利执行也得到保障，同时法律谈判通过处理不必要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分流法院压力，节约了因诉讼而产生的配置司法人员、按照诉讼程序等产生的司法成本，为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间和环境。 六、法律谈判的和解性与保密性 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许多当事人非常注重信誉和社会地位的保护，隐私显得尤为重要。诉讼中案件以公开为一般原则，以不公开为特殊情形，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要公开判决，因此无法为当事人的隐私做全面保障。法律谈判仅仅是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据争议焦点进行讨价还价，不涉及第三方，其谈判程序的非公开性使得大量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民事纠纷在不透露给公众的情况下秘密解决，因此，非正式的法律谈判符合保护隐私的需要，有效的减轻了双方当事人可能面对的舆论压力，更容易被人们选择。在法律谈判中双方律师基于道德诚信、互相信任、以和为贵的思想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对话，避免当事人情绪主导处理结果，针对于诉讼中利益的对抗性与态度的敌对性有利于缓和其带来的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法律谈判的推广改变了当事人对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传统思维模式，促进司法观念的变革，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同时保持双方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带来双赢的结果。 综上所述，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高度的法律化一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将对社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并不完善，必须深刻认识到二者的不同，并在二者的不同中寻求更多的一致性，以达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这是法治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 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家经济论文:探究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分析 一、国际经济组织视野内的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经济主权的要求是发展中国家在长期争取主权的斗争中逐渐提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在经济上仍然受控于殖民主义列强,他们在主权形式上虽然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一面,但却存在着经济主权与政治主权严重不平衡性。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主权与经济主权是紧密不可分的,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是一国政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在一国国内,这种权利表现为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在国际层面上,这种权利表现为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 现今国家主权理论的趋势是:更加注重、强调和突出经济主权,把“经济主权”概念和原则与固有的“政治主权”概念与原则并列,在坚持传统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也对主权原则的内涵做出了更为丰富的理解与提升,促使经济主权原则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不仅使得这个原则得到巩固,而且使它还有所发展。最明显的是,国家主权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方面,而扩展到经济方面,甚至文化方面,经济主权的概念已经开始树立起来了。”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概括,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主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对境内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权、对外资的管辖权、贸易秩序管制权、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本文仅选取国家经济主权内涵中的“国家独立自主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并受国际经济组织政策影响”一面展开论述。 对国家经济主权受国际经济组织影响的评析。国际经济组织视野内的国家经济主权集中体现于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通过广泛吸收成员国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成员国甚至非成员国的经济主权。现在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截至笔者成稿时止,IMF有185个成员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拥有184个成员国;国际开发协会(IDA)有163个成员国,国际金融公司(/IFC)有175个成员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有158个成员国,国际投资纠纷解决中心(ICSID)有134个成员国;WTO有151个成员方。成员的众多无疑体现出各国对该组织的重视程度,它们制定的政策也普遍反映了各成员的协调立场,从而使得在国际范围内遵循一种普遍原则,以往个别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特立独行逐渐被这种广泛而普遍的作法所同化。 第二,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国际规则,对成员国产生国际条约义务上的约束,成员国通过对经济、财政、金融、货币等政策的比较研究,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使本国金融体制与国际相衔接,从而使得国家为履行条约义务而影响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有权在汇率与支付及其他有关方面对成员国的某些政策与做法施加影响,从而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事务中的行为加以约束。 第三,特殊情况下,国际经济组织对一国的经济援助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经济主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会采取提供援助资金、稳定市场、纠正国际收支失调等具体措施。这种经济援助势必要求该国对自己的经济主权做出一定的让步。实践表明,有关国家也都做出了经济、政治上的让步以换取足够援助来维持自己的经济稳定。 第四,国际经济组织的内部决策机制常常导致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经济主权容易受到削弱。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二、宏观层面下IMF政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IMF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其政策的制定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主权,这种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基于IMF自身的宗旨对成员国进行必要的评估与监督。 在评估内容方面,IMF以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旨在对过去状况进行评价并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指向性意见。一般每年的5月和10月都会由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临时委员会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世界经济展望》(WEO),对成员国当年及下一年的经济形势做出预测,对国际货币制度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政策进行协调。这就是IMF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信号显示功能。因为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数据是公开的,所以依据这种指向性意见,一方面,成员国可以比较国内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是否一致,是否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根据此分析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IMF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在金融风险的萌芽阶段就发出信号帮助成员国及早采取纠正性的政策措施。 在监督方面,IMF把监督工作重点放在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变化、薄弱的金融治理以及公债和外债管理。近年来,IMF不断开发更好的分析工具,利用这些分析工具来评估储备充足性和容易受危机打击的程度。而且还努力将金融市场所有有关的发展情况纳入其监督活动。一方面,鼓励成员国提高本国的经济政策与金融发展状况的透明度(如公布关于外汇储备、相关债务和短期外债的数据)以便让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做出更有依据的决定;另一方面,IMF也经常公布受到支持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组织自身的公共信息以及对自身的批评和建议等等。 (二)消极影响 IMF在履行其监督、贷款职能时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公平、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着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嫌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领域监督范围的不合理扩大化,导致一些并非国家愿意让渡的经济主权受到干预。一向以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为己任的IMF,在现实中已将触角伸向与被援国经济有关的各个重要领域,不仅监督一国的财政预算(波兰等东欧国家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的预算制定),还研究东亚一些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并提供“改进意见”,这些所谓的“改进意见”多是要求实现完全的市场私有化。 第二,监督范围无理地扩大到经济领域以外,导致国家主权受到干预。IMF本应该仅限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监督,但有时却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过大,声称将根据裁军方面的举措决定其受援助的额度。这些成员国为了获取资金援助,不得不服 从IMF的各项要求和命令。IMF俨然成为了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 第三,对被援国施加苛刻的受援条件和义务,导致被援国经济主权被削弱。从国际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来讲,获得贷款必须符合贷款机构的贷款条件并不为过,然而基金组织却常常在被援国危急情况下提出苛刻的援助条件,难免有趁火打劫之嫌。以俄罗斯为例,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IMF在决定对俄罗斯进行资金支援时就提出了一整套的附加改革方案,这是明显的干涉内政,虽然俄最终接受了这一附加方案,但很明显强化了对IMF的不满。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也同样如此,IMF给其贷款以实行经济稳定计划,但条件是由它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要求泰国进行改革并实行企业私有化。泰国认为IMF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因此与其讨价还价,由此延误了一段时间使危机恶化,直到后来全盘接受条件后经济才有所好转。再比如韩国,IMF也提供贷款帮其渡过金融危机,但韩国必须接受的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保证政府不干涉中央银行工作等。实质上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已受到了削弱。 第四,对不同国家提供的援助积极性不同,导致国家主权在国际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IMF一直以来的贷款记录明显表现出美国在IMF中的利益与优先性。以墨西哥金融危机与泰国、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中IMF的反应差别为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美国于1995年1月12日就做出提供经济援助的积极反应,并且向IMF及时提出了贷款要求,IMF及时向墨西哥发放了贷款援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国1997年7月2日发生金融危机,IMF迟迟不发放贷款。 第五,经济强国自身的意志常常影响IMF,并且通过IMF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霸权主义在国家经济主权领域内的表现。以人民币升值为例,美国财政部2005年11月28日公布的2005年下半年度汇率报告中没有将中国界定为操纵汇率国家,但是希望中国继续采取措施使汇/！/率制度具有更大弹性。报告认为中国的汇改政策实际意义和效果不大,并措辞严厉地给出5个月的观察期,即如果在2006年4月之前人民币汇率未能更灵活浮动,将考虑在下一期报告中将中国列入货币操控国。报告中还要求IMF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希望IMF加大努力敦促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同时呼吁IMF合作,共同撰写有关汇率问题的报告,并且还将探讨如何改革IMF汇率监控程序。受美国影响,IMF执董会2007年6月21日左右通过《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简称《决定》),以此替代1977年制定的《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汇率政策原本是一国的经济主权,即使两国通过协商进行汇率政策的变动也只是两国之间谈判和利益协调的结果,然而强国却将自身意志强加于IMF并通过其政策形成普遍的条约性义务,一方面说明强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领域,另一方面也说明IMP的非独立性。 第六,IMP高层人员背景直接反映出IMP在履行职能时的一种利益倾向,政策的做出也多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IMP总裁的最终当选,往往是由美、日、欧之间的相互协商决定的。现在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般由美国人担任,而总裁的头衔总是落在欧盟成员国所欣赏的候选人中。笔者经过统计,IMP成立至今的10位总裁中,有五位来自“七大工业国”国家。为了维持这种任命的“平衡”,副总裁按照惯例通常由美国人担任。不仅如此,对于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来说,美国的赞同都非常必要。虽然IMP政策的出台依靠的是投票权制度,但其高层人员的背景势必对政策的做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微观层面下IMF政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这里谈到的微观层面指的是IMP的投票权制度。通过上面宏观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IMP主要通过评估、监督和政策的制定对国家经济主权产生影响,虽然IMP并非一个完全按照投票进行运作的机构,它的大部分决策都来自于执行董事会的会议精神,但许多主要政策的出台仍要经过《基金协定》规定的投票表决制度,因此在微观层面对IMF的投票权制度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一)投票机制概览 IMP的投票制由份额分配和投票权两方面构成。IMF很像一个国际性的股份性金融机构,参加IMF时每个成员国都要交纳一笔钱,这笔钱被称为“份额”。份额(quota)以SDR计值,是每个成员国向IMP认缴的一定数额的资金。每个成员国的份额由IMP的份额公式计算得出。它由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备余额、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额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在最多不超过5年的时间里,理事会会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检查,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地位的变化决定是否建议调整一些成员国的份额大小。此外,每个成员国亦可以按照本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随时申请调整份额。份额在IMP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份额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因为基本票只占总票数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成员国的投票权基本上与其份额规模直接相关。其次,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可以获得贷款的最高限额。基金组织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根据备用信贷和中期贷款安排向基金组织的借款累计不得超过其份额的300%。最后,它决定了一国可获得SDR分配的数量。 每个成员国有250个基本投票权,成员国每向基金组织认缴10万个SDR,基金份额即增加1票。另外,凡截至投票日,从基金普通资金中净出售的该国货币每40万SDR应增加1票,而净购入的该国货币每40万SDR应减少1票。 (二)对投票机制的分析 第一,美国的单边否决权对IMP政策的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七大工业国”占有44.5%的投票权,而在2007年,全部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投票权重超过60%,发达国家在IMP重大事务上的决定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中,美国在份额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17.09%,是居第二、第三位的日本和德国的三倍左右。基金协定规定,某些重大决定(例如份额调整和特别提款权分配)需要理事会85%的特殊多数赞同(Special Majority Agreement),还有一些重要决定(如使用资金费用的决定)需要70%。如果它联合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中的任何三个,就可以对任何需要特别多数通过的决议实施否决,使得它即使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方案通过,也能轻易地否决它所不满意的方案。这实际意味着赋予了美国单边否决权。实际上,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甚至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关于贷款的决定,通常都要尊重美国的意见。 理论上来讲,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分别占有5,99%、4.94%,4.94%的投票权——完全可以联合起来达到行使否决的目的,但是,欧洲国家通常并不在IMP中协调各自的立场。与此相似,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能做到但也从来没有实现过集体否决某项决议。因此,美国就成为实际上具有有效的否决权的惟一国家。 第二,发达国家的联动情况对IMF投票的影响。必须有85%以上表决权赞同方能实施的事务不断增多,以中日韩为首的东亚国家在IMP中份额比例为11.22%;欧盟在IMP的份额比例为19.458%,由数字看来,欧洲国家的整体份额超过了美国,因此对美国造成 致命威胁的并非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所以美国并不总是孤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投票。相反,它通过提供各种刺激手段和寻求联盟支持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几个例子可以证明: 1972年,美国和其他“十国集团”(Group—10)12的成员为了达成《史密森协议》。“十国集团”一直保持基金组织总投票权的50%以上,控制了基金组织一般事务的决定权。1985年美国就通过这一机制迫使日元升值。 另外一个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是八国集团(G8)。八国集团达成的共识和做出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与会各国将其在其它国际组织和场合积极予以推行,直接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第三,美国国内政策对IMF投票的影响。美国在IMF中的资金比重确实导致了它不可低估的影响,而在IMF面临政策转换时美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放大。例如,至少每五年,都要对IMF认缴份额进行重新审议,任何需要增加资金的决定都要得到85%的绝对多数票,实际上就是取得美国的同意。而且,在美国国内,增加IMF的资金份额还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因此,每次关于份额的重审,都相当于美国对IMF的一次细致检查。上文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态度最终实质上是影响到了IMF的汇率监督政策。追溯过去,20世纪90年代,国会就试图通过基金的“限制条款”对工人权利、私营企业的作用、人权以及军费等议题施加影响。美国财政部是另外一个可以对IMF决策构成相当大制约的因素。由于美国是领先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大本营,美国财政部的态度可以决定任何一项需要金融市场参与的IMF决策的命运。 现在,美国不仅反对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联系起来的建议,而且反对适当增加特别提款权数量的建议。 (三)对基金份额分配合理性的质疑 第一,应该增加份额计算的参考因素。份额由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备余额、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额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而有些人口大国所占的份额与人口小国所占的份额相比明显失调,比如墨西哥的现有投票权是31,778票,而人口比它小八倍的比利时的投票权是46,302,按人口比例划分远远高于墨西哥。因此应该把人口因素计入份额的计算标准。 第二,经济联盟体因素。欧盟中的十二个国家拥有28.3%的基金份额,而如果以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来计算,它们占据的份额大致为16.9%。因此,有专家提出,“应该把欧盟内部贸易从配额计算中扣除掉(这对一个经济联盟体来说是应该的),那样的话欧盟的总配额和投票权就会下降约9个百分点,把这9个百分点分配给其他成员国”。 第三,提升基本票作用。基本票用于保护较小国家的利益,然而份额整体的连续增长使得基本票比例降低,从1945年的11.3%降低到2%,小国家使用基本票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有专家建议通过一系列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份额(88.7%)与基本票份额(11.3%)的加权平均值重新分配选举权,从而使基本票回归到1945年的水平。 四、结语 IMF作为当今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IMF政策的出台受到经济大国的影响,它们利用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依靠举足轻重的份额和投票权地位影响着IMF,从而影响到其它国家的经济主权。然而,IMF最新的份额调整表现出了这样一种信号:美国的份额比例逐渐下降,而中国的份额比例有所提升。这表明中国在该组织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对经济主权的影响也渐渐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面发展。IMF内部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合理之处,可喜的是它自身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在各专家的研究下进行不断改进和改善,希望有一天它能在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 国家经济论文: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处在体制转轨中。这类体制转轨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着腐败滋生蔓延的侵蚀，腐败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最明显的形式，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受到腐败的困扰。因此，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腐败、反腐败的制度，以保持政府的廉洁，是转轨时期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腐败及其危害的分析 什么是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1]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1]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腐败是指公共权力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能够将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和程度内，而有些国家，特别是体制转轨国家，腐败日盛，以致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般而言，腐败不仅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侵蚀了社会资本，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因而其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就体制转轨国家而言，日益滋生蔓延的腐败对转轨进程、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各种研究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腐败降低了投资并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对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支出，降低了公共投资、税收收入和直接投资。进一步讲，腐败还会扭曲市场和政府的功能，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比如，腐败使政府难以有效地实施必要的管制和监察，降低了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围绕腐败展开的竞赛扭曲了激励机制；腐败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契约履行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基本功能；腐败还会降低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腐败也会加剧穷人的贫困。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腐败是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如果没有腐败，也就没有交易和增长。[2]这种观点似乎在腐败程度和经济业绩一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印证。经济学家试图用腐败的可预见性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可以预见的腐败不一定导致效率的损失。腐败的可预见性是指对必须支付的金钱数额与获得的好处的预测，在腐败程度既定的条件下，对腐败更容易作出预测的国家，其投资率也高，经济业绩也优于其它国家。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一个国家对腐败的可预见性有多大，如果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会更高。腐败的可预见性即使存在，也是相对而言的，完全的可预见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围绕腐败并不存在完全竞争。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腐败的可预见性，日趋严重的腐败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在不远的将来发观自己正在为此支付更为昂贵的代价。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会不断地蔓延和增长。如果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将受贿额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螺旋形上升，最终使发展受到损害，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围绕腐败与贿赂而展开的活动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日趋严重的腐败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日趋严重的腐败还会使社会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如果人们（包括所有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贿赂是提高办事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必要遵循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规则的话，“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正规的“法律”或“规则”。其后果是规范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使体制转轨受阻。 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腐败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通过对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色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四个方面的初步合计，认为从1995年到1998/1999年，仅上述四个方面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3] 二、腐败问题的成因 在当今社会，腐败的存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把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只要存在下列条件，腐败就会产生，这些条件是：1.一些人掌握着能够自由支配好处和惩罚他人的权力（或者称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决策权）；2.掌握权力的人具有强烈的以权谋私的欲望；3.权力失去有效的约束而被滥用。我们知道，公众不可能去直接行使权力，只能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一些人来行使；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再加上公众对权力人的约束并不总是有效，所以腐败就成了全球的普遍问题。 下面以转轨国家为重点，从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讨论。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腐败的普遍存在说明腐败的滋生有着广泛的适宜其生长的基础，这就是一切可以“金钱化”的权力。比如公共部门的官员所拥有的许多权力都可以金钱化，他们可以通过给予办事人以方便从中获得好处，也可以通过自由地掌握惩罚他人的程度而受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全的转轨国家中，更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些政府官员在签订重要合同、私有化、颁发许可证、分配进出口配额、对自然垄断实施管制、给予补贴或软贷款、税收减免、控制外汇、为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制定并影响价格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大量产生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的现实基础。因此，一个市场机制扭曲严重的国家，腐败的猖獗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这种滋生腐败的土壤，不仅范围广阔，而且“肥力”很高。所以，转轨国家腐败的泛滥与转轨本身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长期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金钱化，因而腐败就被凸现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渐进式的改革经历较长的双轨体制共存，双轨体制本身就是“寻租”的沃土，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或改革的设计者既要制定“游戏规则”，又要参加“游戏”，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和不透明的，所以改革资源极易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地加以利用；另外，分权化和改革的不断“试错”带来地方和部门权力的 扩张及过多的任意决策权，甚至围绕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 其次，掌握过多任意处置权的人往往具有自利动机，存在强烈的腐败的冲动或欲望。在政府行为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公共选择论认为，传统理论在研究政府行为时通常隐含着一个“道德人”假设，把政府官员当着慈善的道德高尚的而又完全理性的执政者，他们无私地追求社会公众利益，把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看成是自身的目标，而且他们是明智的，能够自觉地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出发，科学决策，对社会的运行实施有效的调节。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道德人”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难以成立的。团为在现实中，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经济人”，即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表现为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收入、地位、荣誉等）为行为准则。具有自利动机并掌握着某些权力的政府官员们客观上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这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统计性质，是可以普遍成立的，因此，使用“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政府官员。 最后，如果公众把治理国家的种种权力交给一些人来行使，而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权力就会被滥用，腐败就必然会生长出来。因此约束软化是腐败产生的总根源或症结所在。 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是否进行腐败活动时，要权衡腐败的预期收益和腐败被揭露及惩治的可能性与代价（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的现实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越高，说明对政府官员的外部约束越是有效，腐败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腐败的机会成本的高低也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谓腐败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描述为政府官员因其腐败行为可能被处理而放弃的合法收入。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越高，其腐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腐败而可能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大，此时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反之，如果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较低，其腐败的机会成本不高，因腐败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大，就容易诱发腐败。政府官员合法收入的高低，实际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权力的委托人对权力的人激励不足，是产生腐败甚至使腐败普遍化的重要诱因。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报告指出，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营部门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由于公务员工资低，官员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作，那么，因从事腐败而被开除低工资公职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因此，腐败常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的差距（或曰“诱惑率”）成正比例关系。但是，仅仅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不能减少腐败行为。基于个人才干的聘任和晋升的机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出一个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机制也能减少腐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相对收入（合法）下降与政府官员日趋普遍的腐败并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酷现实。我认为，低工资与腐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首先，在对付腐败问题上，假定或执意认为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高于其他人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或不明智的。政府官员也是人，同样追求名利，要求取得与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以及付出的辛劳相称的经济收入，这个收入应当大致相当于他们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工资收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与自身地位相称的生活，才能体面地做人，才有可能守得住“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逻辑上讲，给予政府官员与非政府部门相当的可比收入，是保持政府官员廉洁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收入不一定必然导致廉洁，但得不到这样的收入，腐败的滋生就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产生灰色收入的重要诱因，也是以权谋私日益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低工资条件下，政府官员捞取额外收入就显得心安理得。 对于政府官员的激励，从静态看是一个工资级别和工资高低的问题，从动态看是一个如何不断晋级的过程，因此，激励问题还包括晋升机制是基于能力和业绩，还是基于血缘关系、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甚至基于是否提供贿赂及多大数额的贿赂。 三、反腐败举措的思考 世界银行(1996)曾提出治理转轨期腐败行为的措施，具体包括：迅速而透明的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和反对经济垄断，以缩小腐败范围和重建激励机制；增加政府官员工资，降低受贿的诱惑力，加大革职的代价；简化税收及其法规，明晰产权，减少行贿必要，使企业不必求助于行贿而生存；在仍需要规章制度的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监督和完善上诉机制，并提供透明的方式，以削弱官员在授予许可方面的垄断权；对高层官员的腐败予以曝光和严惩。[4]近年来，我国在反腐败方面也形成一些类似的公识，比如：反腐败的根本点在于制度建设，铲除腐败的制度环境；综合治理与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的重点打击相结合；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公众参与和严肃执法相结合；尽快市场化改革，以期从体制上铲除各类经济租金等等。 上述措施基本反映了转轨国家反腐败的要求，但仍然显得不够清晰。许多措施拼凑在一起，缺乏层次感或次序。下面我们利用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来探讨反腐败的有效性及各项措施的逻辑次序。 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防治腐败要取得根本性突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将反腐败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以保证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通过一些措施使腐败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使腐败行为变得“不经济”，有效地减少腐败的发生。 反腐败是有成本的，反腐败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费用、执法费用、监督费用、调查费用、公众揭发举报的赞用、相关机构的设备和人员的工资等。反腐败成本的高低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其反腐败的成本就会很高。不幸的是，这正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目前面临的现实。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数目太大，政府管的事太多，政府官员掌握着太多的任意决策权，对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执法所需的成本很高，以至于我们只能将有限的力量去查办“大案要案”，别的就无力顾及了。支付反腐败成本的能力相对有限，结果只能是“法不责众”。一个国家不可能将其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用在反腐败上面，因此，要想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为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幅度削减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将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控制在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必须的最低限度内。 对于中国这样的体制转轨国家来说，必须把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作为反腐败的首要任务，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效地缩小政府的规模构成了反腐败的逻辑起点。尽管缩小政府规模不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充要条件，但毫无疑问它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为了大规模削减政府规模，我们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腐败是市场化的产物。这种观点概括了市场化和腐败加剧的并存特征，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准确地讲，半生不熟、设计粗略、实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腐败加剧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必然产物，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今后这方面的改革包括：迅速而透 明的“非国有化”；反对经济垄断，推进经济自由化；简化税收及其法规，取消任意裁决权和免税权，保持税率的适度和统一；取消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增强各级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高度透明的会计标准和准备金制度；政府要公开出售特许权，政府采购要市场化、透明化，利用私营市场价格作为衡量政府采购的标准等等。 在有效地减少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增加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以便减少腐败。如前所述，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由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现实成本两部分构成。增大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是使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足以维持体面的和相称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加大被革职的代价；增大腐败的现实成本，就是使腐败容易被揭露，腐败官员受到严惩。相应地，在反腐败举措上，一方面要给予政府官员以充分的激励，要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谓之“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约束，严办腐败官员，谓之“大棒子”政策。 国家经济论文: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立法 编者按：鉴于各种非经济的，以及直接涉及经济、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各国纷纷研究制订有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为此，中国法学会立项并成立课题组专题研究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立法问题，建议我国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是由国家工商总局政研室原主任吴炯执笔完成的报告，报告对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该法调整的范围和主要领域、特征、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监测预警系统和应急管理进行了阐述。限于篇幅，该报告将分上下篇刊发。 十五大召开时，鉴于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和我国发生特大洪水，曾提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十六大时又提出“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其中应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各种非经济的（如“非典”），以及直接涉及经济、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事件、战争等），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制订有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我国应当也不例外。 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认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很有必要，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主要有如下一些重要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各国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频繁，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致跨国界、跨地区、乃至全球性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当今各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已经转向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也就谈不上国家安全，尤其是这方面往往有多米诺骨牌效应，顷刻间影响一片。 二、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渐实行全方位开放。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既诚实履行承诺，又学习发达国家依法适用的技巧，控制竞争的负效应。 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优越性，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常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与压力，但其间有很好的成功经验，应该上升为法律。对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是否可行的疑虑可以消除。 （1）、有人认为影响扩大开放，我们以为不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其坚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倾向是不可逆转的，但与国家经济安全相辅相成而绝非对立。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十分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并为之制定法律。以美国为例，有关国家经济安全法律已形成体系，除传统地《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例外条款》，以及《保护贸易和商业免于非法限制和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权和《国际投资调查法令》、《农业领域外国投资披露法令》外，还有《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总统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正当、不合理”的一切贸易予以限制或制裁，其“不正当”指按照国际条约不合法或与国际义务不一致：“不合理”所指不一定不合法，但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1997年美国会通过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进一步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的经济权力。 （2）、有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应多讲一些规则，少讲一些特色，大家定了就执行，不要保护落后。我们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真理多走一步也可能是谬误。因为WTO只是按成员方协议，为成员方贸易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一个谈判场所及解决争端的机制，而不是代替各成员方立法机构进行涉外立法；相反，充分考虑各方特点，才有很多双边谈判和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不同待遇。适用WTO规则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特色，制定自己的法律。我国自觉遵守“与时俱进”的规则，不会容忍保护落后。 （3）、有人认为已有几个单项应急法律，将来需要什么再立什么单项法律，而不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我们以为不妥。因为这个法是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等方面的一大系统工程，任何单项应急法律，不可能涉及到这么综合性问题。只有各专项应急法律，不可能设立统一负责任的国家经济安全机构，监控、预警并报告国家经济整体安全形势和提出综合性应急举措。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机制只有涉及金融、财税、价格、市场、企业等各部门、各行业衔接立法，才能够在突发事件中一呼百应，令行禁止，紧急应对，这也不是一、两个专项应急法律能够解决得了的。同时，如果都各自立法，各单项经济应急法律规定有可能交叉而不一致。 法律调整的范围和主要领域 一、概念。国家经济安全，指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会遭受突发性重大伤害。重大伤害主要如：国家经济整体运行情况急剧恶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严重受阻；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力、自卫力，遭遇明显打击；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峻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性或全局性经济危机。鉴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经济安全问题常较隐蔽，只在一定条件下凸显，而一旦危机袭来，问题就会很严重。其中包括： 内发性安全问题。主要指国内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如在经济特色领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不能起应有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如在金融财政领域，国债风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泡沫经济等； 外发性安全问题。主要指涉外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对国家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根源，发生在国外的不确定事件，如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在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涉外经济关系的突变；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突然袭来等。 二、调整范围。（1）、广义范围：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家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后，各国军事重心逐渐为经济重心所代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竞争和相互依存关系倍增，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间又分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和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 安全领域内的经济立法。主要指采取经济措施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法中的有关经济举措，以及一些国家常用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等法律； 经济领域内的安全立法。主要指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强劲、国家经济重要领域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生存与发展和不受重大伤害的法律。如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范金融危机的监督预警，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和非关税壁垒、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等法律。 （2）、狭义范围：国家经济安全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重点寻求经济利益，不在乎其对国家安全的整体影响。这样，广义、狭义两者面对同一事务，可能会作不同的解释和规范。 本文所述，以广义范围、尤其是广义范围的经济领域内安全规范为主。 三、主要领域。（1）、经济特色领域。根据宪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条。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二是国家允许少数人首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2）、战略资源领域。指关系国计民生、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有重要影响的物质资源，其供给有限、需求广泛、开发需特定条件，如水资源、粮食、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安全标识是：国家实际拥有或能够得到的有关资源，无论数量或质量，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需要。 （3）、基础产业和制造业领域。基础产业如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与本土制造业共同代表国家实业发展水平和工业竞争力，并决定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既是国家重要经济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其安全标识是：本土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装备程度；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关键制造业和新型工业的发展及其未来影响。 （4）、高新技术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经济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有长足进步，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含量能力缺口大，大量依赖进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家经济安全。高科技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人才，谁掌握了人才优势，谁就掌握了新世纪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使国家经济安全不致受到伤害。其安全标识是：高新技术持续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扩大；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有用人材的开发与利用。 （5）、金融财政领域。大体有金融、财政、虚拟经济三部分内容： 金融系统安全。现代金融运作，已渗入经济生活各领域，成为各类经济主体相互联系的中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金融运作的相互影响，也更加凸显，近年几乎所有国家发生的比较大的经济危机，都首先从金融危机开始。 财政系统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内涵，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运行和国家机器的生存。其安全的主要标识是：国家财政处于收、支基本平衡并稳健增长状态；能够支持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债务依存度和外债偿还率的可控制性；财政赤字和制度性债务积累的可逆转。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中的安全。虚拟经济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一般指以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有价证券形式显示的未来预期收益。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从物质生产领域游离出来，以虚拟资本形态在金融市场营利。其发展对实体经济总体有利，但超出过多，则成泡沫经济，产生负效应，甚至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其安全标识是：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金融资产的正常运作。 （6）、国际经贸领域。指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已必须提上日程。其安全标识是：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扩展发展空间。 （7）、生态环境领域。主要指人们藉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了自身需要的产品，也产生了“三废”，尤其是当废弃物过多，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导致植被破坏，物种危减，土地流失，资源损伤，甚至造成生存威胁。其安全标识是：对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有效防范；免于因环境恶化而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能够妥善解决因环境争端可能发生的冲突。 四、特征。鉴于国家经济安全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保障作用，各国、各个时期的具体特征，会有不同地发展变化，但总体趋向会是一致的，其一般特征是： （1）、根本性。强调保障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如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发展空间、国家经济战略利益不受伤害等。这里强调国家根本经济利益，有关行业甚至企业风险可能涉及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但不一定就是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也可能完全不是。 （2）、全局性。强调国家全局经济利益。中央和地方、部门根本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代表局部利益的有关条条块块的经济风险，可能伤害国家全局利益，也可能丝毫不会触动国家全局经济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 （3）、战略性。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有很强的战略特征。有时需要牺牲某些暂时利益，换取国民经济的持久增长。 （4）、预警性。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突发性的隐蔽状态，必需建立系统的监控机制，不仅能够定期查看，而且可以及时反馈，预知国家经济安全临界度，并迅速提出预案和自我调整，防患于未然。使法律监控与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定性标识量化，增加可操作性。 （5）、应急性。即有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一旦国家经济遭遇或可能遭遇重大冲击，或发现监控显示所要求状态标准和参数偏离了“临界线”，国家即可迅速作出系统的应急安排。（上篇） （接上期）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监测预警系统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但是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很不安宁的世界，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风险，设立监测预警系统。 一、健全国家经济安全监管机构。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性、战略性、应急性等特征，要求必须有一个强力监管机构。现在我国有多个有关监管机构如国家安全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并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防科工委、科技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每个部门都管一部分或自己的一点，不能形成合力。建议在现有基础上，组建一个平时能常备不懈，综合监控；应急能迅速应变，令行禁止，并可统一部队和地方的强力监管机构-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 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主要任务是：（1）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规划；（2）组织实施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因素的调查研 究；（3）统一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军队和政府之间、部际之间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4）拟定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事项，审查和确认监测预警指标；（5）提出反威胁应急方案；（6）启动反威胁应急措施。 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应该横竖涵盖，形成网络。根据精兵简政原则，在有关济安全重点部门和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的部门或地方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1）完成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交办的，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事项的调查研究；（2）本部门或本地区经济安全监测指标的实际监测，尤其是超安全临界线的及时预警；（3）启动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反威胁应急措施。 还应该有一个监测预警机构。其主要任务是：（1）监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态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3）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信息网络；（4）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报告；（5）建议启动威胁应急程序。这方面现在已有部门实际承担着大部分工作，也可继续兼任。 二、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指标和事项。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大系统工程，应该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建成监测事项和指标体系。 1.综合监测指标体系和事项。最能凸显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人数、财政赤字、债务偿还能力、央行资本金充实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利率和汇率等。易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经济制裁、重大倾销或兼并、以经济要求为目的的社会动荡，及其他必须有国家关注的突发事件等。 2.有关部门监测指标和事项。除根据本法调整范围进行一般性监测外，还可根据各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确定各时期的监测重点。当前重点，如财政领域：财政收支和赤字、外债和外债结构、外债偿付能力、货币投放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有财产的增减或亏损、国有企业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竞争力。金融领域：如货币市场的本币汇率、币值、储蓄与贷款；资本市场的国际投资和游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市股指；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债权和亏损、利率，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科技领域：高科技人才、关键性前沿技术、科技发展与国外差距、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占有及保护情况、我国高科技私密性的保护；国际经贸领域：我国经济关键部门对外依存度、倾销与反倾销、我国商品的发展空间、外国资本的进入情况，以及人口、失业人数和收入分配差距、因经济目的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战略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指标，和其中必须即时解决的重大个案事项等。 3.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临界线的确定。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监测机制，除定期报告制度外，更主要的是：发现可能凸显的危险，预先提出警报。因此，需要对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分界，即预警临界线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其实很难准确界定，只能有一个一定时期的适用界线。当前业界一般认为： 1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可分四类。 安全。指国内经济关键领域整体运行良好；国际经济关系正常发展，引进来、走出去同样比较理想；国家有备无患。 潜在非安全。指国内经济有关键领域存在一定隐患，或在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中存在一般性问题，处理不好，也许发展成显在非安全；但一般能够处理好而化解。 显在非安全。指国家经济安全明显存在一定威胁，可能是内发性威胁，可能是外发性威胁，也可能二者都有，但是还可以争取向好的方向发展。 威胁。指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有可能形成危机。但局部经济受到威胁，不等于整体经济一定有发展成危机的走向；同样，为保障国家经济整体安全，有时不能过分强调局部没有任何威胁。威胁又可有：紧急威胁，即通过监测预警发出威胁信号后，难以消除的重大态势；突发威胁，即来自境内外不可预测事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的重大威胁。 2临界指标和事项。需要根据大量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从中找出“度”以定性。同时需要根据历史逻辑推演、现代经济发展最新趋向及国内外有关案例，和工作者精湛的业务能力，确认国家经济安全临界线指标和事项。我国当前一般认为国家经济增长幅度，不要低于7％；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要超过4.5％；外债余额不超过当年GNP的15％；偿债率不超过当年外汇总收入的10％；债务率不超过当年外汇总收入的100％；对利用外资质量、倾销与反倾销等事项已予关注。同时，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对凡涉及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合法”或“不合理”的事项都予关注。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可以逐步规范化。 三、国家经济威胁应急预案。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地区，对有关经济运行态势要定期提出监测报告；当凸显威胁临界度或突发事件时，立即提出预警及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内，不得迟于一天。应急预案应该包括以下建议：如此次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和有关部门职责，应急监测与预警指标或事项，启动应急程序后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初步应急举措，应急管理有关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等。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的应急管理 一、反威胁应急程序的启动。 1.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国家经济安全凸显临界预警时，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评估，判断遭遇威胁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和反威胁措施的建议。国务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全国人大提议对有关部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紧急动员令；并根据情势，建立报告和信息制度，统一指挥；建立反威胁举报制度，公布统一的反威胁事件报告、举报地点、受理单位名称、电话。 2.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成立。根据此次应急事件涉及的重点领域，国务院在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基础上成立应急指挥部（含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对此次应急事件的统一指挥。涉及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作好应急处理有关工作。必要时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指挥本地区经济安全应急处理工作。 3.反威胁应急措施。根据此次应急需要，迅速调整和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明确一定时期加重行政强制性力度；调整财政收支和应急支付能力，增加央行信用；调整货币投放量、调整利率和汇率、进行价格干预，缓解市场风险；调整战略源供给和投放量，增强本土适应能力；限制和禁止不合格投资者的进入，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的生产经营，并依法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增强抗风险能力；征用物资和财产，调拨物资和人员，恢复市场秩序等一切有利于反威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 4.反威胁措施的执行与解除。 反威胁措施的执行。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应该持证上岗，并在执行任务时，向当事人讲明原因、程序及后果；当事人拒不执行的，执行机关可以强制执行。征用物资和财产时，应有当事人在场，双方共同清点、登录，其后或返还或给予适当补偿；调拨物资、人员，都要清楚而有手续，并给予适当补偿；反威胁应急期间，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不得假借反危机应急名义或态势，妨碍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化解或侵犯任何组织和各人合法权利。 反威胁措施的解除。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认为，实施反威胁措施已见成效，经济安全威胁始发领域伤害开始修复。国内经济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态势看好，短期不会再逆转；国际经济领域伤害或不利因素已经化解或灭失；多种指标监测显示，国家经济安全警戒线经受风雨，重新由威胁转为显在非安全、潜在非安全，终至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根据 应急指挥部报告，召开全体会议，进一步对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评估，判断威胁化解或灭失的可信度，今后国家经济安全走向，并报经批准，由国务院反威胁应急措施解除命令。国家经济运作恢复正常。 二、应急法律责任。国家经济安全威胁紧急应对，需要迅速制定相关法律，并且较平时立法有很大突破。主要如： 1.凸显反威胁的国家强制力。我国实行社会主市场义经济体制，宪法虽然赋予国家机关一定强制力，但政府比较注意能够找市场的尽量找市场，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市场 ！ 2.法律责任从严从重。鉴于国家经济安全遭遇威胁，经济运作正处于一个很艰难的非常时期，特别需要全社会一致行动，否则对反威胁的不利影响，也会比平时加倍。如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致反威胁不利；非法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挤兑、抢购、扰乱社会秩序，借机闹事的；为牟取暴利，垄断货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抗灾商品的；都属严重犯罪，当然需要从严处分。 3.奖励与惩罚并用。反威胁应急中，任何组织或个人，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重大积极影响的，应该给予奖励。如提供重要信息；提出反威胁对策；在实施反威胁措施中，有重大功效的；捐赠金钱或物资，有突出善意表现的等等，视其功劳大小，给予奖励；对妨碍反威胁紧急措施执行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法律责任。 三、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席、总理）的紧急应对权。鉴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突发事件往往来势凶猛，市场态势瞬息万变，不容许层迭研讨，贻误时机。所以一些国家都依法授予国家主要人（如总统、总理），紧急应对权。这点我国应该学习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特别立法，授予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席、总理）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或突发事件时，有紧急应对权力，可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须走各种形式程序，并由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执行。 吴炯 国家经济论文: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国家定位与WTO规则比较 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比如如何保证我国的国内法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协调。本文通过对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在对国家定位方面的比较,发现我国经济法过于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却忽视了对国家这一重要的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规范。文章最后也就中国经济法如何作出调整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WTO规则 国家定位 调整对象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是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中国作为WTO的一员,这些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这些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等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本文就主要从调整对象角度谈一下中国经济法如何适应WTO规则的要求进行探讨性的尝试,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WTO的规则及其特征作一下阐述。 WTO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内容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总体来看,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WTO规则作为国际条约的一部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就成员国而言,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具有准"司法"机制的特点,其目的在于确保WTO规则在成员国范围的有效实施。 其二,WTO规则在于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WTO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消除和限制成员国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确立和体现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三大原则,而并不规范国际货物相对人在交付货物、支付货款和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公法”的范围,WTO规则下的义务和责任属于一国政府而非公民和企业,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 其三,WTO规则在要求各成员一体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同盟。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局部利益,使WTO法律文件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它们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安排。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协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 一、 WTO规则对国家的定位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管理者之法”,其把国家多界定为被管理者,其调整对象具有政府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WTO作为一个政府间的正式组织,成员国家是WTO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为了实现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的功能和目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组织下,各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是国际商务的基本法律规则。它们约束各成员国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把各自的贸易政策限制在协议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成员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理行为,调整政府对国际贸易管理关系。其针对的关系主体就是成员国政府。 2、WTO的宗旨是“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性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造成这种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大多是各国政府的贸易管理法律和政策措施,比如,关于WTO规则调整反倾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 一般规律者,倾销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做法。正如权威学者芬格所论述的:解决反倾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受到影响的各方,努力改变国内立法实施,以便在反倾销案件中体现他们的利益。因此,WTO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不是企业及其倾销行为,而是政府及其反倾销行为。” 国家在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时,有可能制定歧视性的政策,从而损害国际投资者的权益。因此,WTO规则把规范国家的国家贸易管理行为而不是国际贸易行为作为调整对象的核心内容。 二、 我国经济法对国家主体的定位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说法,但是对国内比较主流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大都认为经济法针对市场缺陷而由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在国家应当发挥对市场的调控方面持相同看法。 从而经济法将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作为重点规范的对象。据此,我国经济法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管理被管理者的法律,很少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行为施加限制。主要是因为: 从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看,国家主体被赋予较大的管理职权是一种必要。“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不一样, 它有其自身一系列的重要特点:其一,我们不是从自由的商品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缺乏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的,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活动和市场自身规律的调节力量推动市场运作和经济运行的基础和环境。其二,构成我们的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成分,不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而是以国家或集体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在这种国家或集体财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中,主体的独立性、主体的自由意志性、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性以及构成主体的财产基础都是相当不完整和不成熟的。其三,我们不是在民 商法和行政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法,而是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体现行政垄断色彩的旧经济法基础之上,改造传统的经济法;经济法不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充分发达之后,基于社会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要求而逐渐分离出的新法律部门,而是在彼此混同、彼此界定不清的基础上依靠国家权力的推动而创建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四,我们不是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运作来建立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创造市场;国家既要创造市场主体,也要培育市场环境;既要建立市场规则,也要协调市场冲突;既要建立竞争机制,还要维护竞争秩序。”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干预,这是现实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是中国经济体制格局的必然选择”, “所有这些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法的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经济法不一样,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的作用也将比西方国家国家主体的作用要大得多。正是由于传统的习惯和现实的需求导致了人们的观念中对国家经济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盲目依赖,而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中常常忽略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国家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可能也越大,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更大。” 三、 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对国家定位的区别 我国经济法主要出发点,是通过政府 干预市场来克服市场缺陷。结果忽视了因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以及由此缺陷而进一步扩大了的市场缺陷;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法将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放在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关系上,忽视了对市场管理者和调控者即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我国经济法重对市场主体的管理规范,轻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与WTO规则重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轻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明显不同。而大量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由政府干预导致的非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较之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更大。因为公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由于没有相对方的制衡,因而总是本能地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 四、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对WTO规则的借鉴 我国经济法要借鉴WTO 规则的法律调整思路,将政府的市场调控和管理行为作为规范的重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重点,就应该是政府管理关系,而不是市场主体的经营关系。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我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 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WTO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的管理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克服非由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为起点。如果说我国传统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缺陷,而赋予政府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WTO 背景下的我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国家经济论文:探究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国家经济论文:浅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实际上让渡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相反是国家行使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本文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同时，提出我们应积极应对并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 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国际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出现了让渡的现象，这并不说明国家在经济上对主权的否定，相反，这是国家在同意的基础上经济主权行使方式 的变化。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一变化。并坚持经济主权原则，以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理论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 二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国家独立，在政治上享有独立的自主权。但是，经济上还处在受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为了维护 国家的经济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此 ，1962年 l2月联大第l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文件，进一步明确 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 依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的规定，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国家在经济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自由行使此项权利。具体表现为： 第一。各国对境内一切 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基本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国家有权 自由开发和利用其自然资源，有权 自由处置其自然资源，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 第二，各国对境 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 司的活动享有管理和监督权。国家对其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各国有权管理和监督其 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三 ，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或征用。国有化的合法性及补偿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 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规定 ，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 、征用或转移时。应 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涉及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表现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比比皆是。表现形式主要有： 第一 ，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跨国公 司等国际投资机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们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垄断而牢牢掌握着高新技术的转移和转让。跨国公司活动对各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充分利用国际管理经验和人才，加快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税赋、利率 、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就是让渡经济主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国际组织 。国际经济规则、普遍性国际组织、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规则、国际惯例一起构成当今国际经济的解决机制其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并影响世界或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这说明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各个国家为了本国长远的利益参与到各个国际组织之中，从本国 自然资源的使用 ，对国内经济主体的管理 ，经济活动方式 的选择．甚至到经济问题的解决 ，每一项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要接受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机制的调节。主权 国家接受调节的过程也是实践中让渡经济主权的体现。 第三，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的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影响的 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上已经到了相互交融的地步。不同的国家之间或在资源利用上，或共同关心 的经济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考虑，各国单独行事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世界各国为了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 、技术、人才，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相互之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在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世界各国接受协定来协调其活动，是让渡部分国家经济主权的结果。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势必会让渡本属于自己享有的部分权利。这种让渡是主权国家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能，而使其在处置和支配国内外经济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相反，是国家自由处分其经济主权权能的表现。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合理性表现在： 首先，主权是可以分割的。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国家有完全主权国家和部分主权国家的区别，这暗示了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而，与主权有关的各种权力并不一定集中于一人之手中。”“因此，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地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逻辑的。” 并且，当今国际社会实践中。世界各国将其部分经济主权以各种方式让渡于不同的实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在国际实践中，各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国际性的组织或是跨国公司，比如说 自然资源的开发等。在国内，国家通过向地方政府转移部分经济主权而使地方政府具有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权力。 其次 。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其一，主权的绝对性表现在，主权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排除主权行使的相对性，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与否是由主权国家 自主决定 的，让渡经济主权是主权国家 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对经济主权的自由处分，并非弱化经济主权。其二，当今大多数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都是通过制定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实现的，并随着协定的不断变更而变化，这符合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损害主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间协调的体现，让渡并未弱化国家经济主权，只是主权国家形式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 再次，主权 的权能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各国日益相互交融的时代，仅靠单个国家所掌控的权力资源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各国为了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但是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并不损害 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如 日本学者所说的：“国际化与其说削弱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 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 ，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所以，只要是主权国家自愿地、独立地决定让出部分经济主权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其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只有积极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正视现实，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维护国家 的经济主权和利益 。 第一，确立 国家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不是绝对的，其具有相对性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灵活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和善于运用本国的经济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机遇与风险并存。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掌握 自己的经济主权，以此来引导和管理国家经济。要抵御风险，同样需要掌握经济主权，以此作为屏障，采取措施，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各种潜在的风险。 第三，积极地参与并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争取发言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表达我 国的意志，才有机会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而不至于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利益。 国家经济论文:简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同时理论界也 出现 了一些 “弱化”甚至 “废弃”国家主权的观点，对此我们应有正确认识。在此情势下，发展中国家应从几个方面作出努力来维护自身的经济主权。 在跨人21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所谓经济全球化，对其内涵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即 “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同时，有学者主张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发展状态，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机构调整。在这里，笔者较为赞同以下这种理解，即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货币、资本、资源等要素在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益在整体磨合的过程中，所达成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各 国之间协调意志并且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的原则、规则 、机构和程序的国际性的制度安排，它不仅是一种现实状态，而且是一种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资源 、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优化配置，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 ，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既广泛又复杂。经济全球化在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给世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很难避免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这一问题。 一、 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涵义 主权原则一直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原则，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其固有的权利。根据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文及对条文的解释 ，国家是不从属于人世间所有上级权威的完全独立的单位。国家享有的主权即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内的最高权，即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享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二是对外的独立权 ，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立 自主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处理 国内外一切事务的权利。可以说，国家主权概念的涵义相当广泛，既包括政治主权，也包括经济主权以及文化主权等。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主权这一概念的应有之义。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却不断强调自己拥有的经济主权 ，是有其原因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站前都处于殖民地地位，境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以及有关的经济命脉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殖民主义国家所控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经济上往往还处于受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 ：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早在 1952年 1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会议就通过了《关于经济发展与通商协定的决议》，肯定和承认了各 国人民享有经济上的自决权。1952年 12月，联大第7届会议通过了 《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明确规定：“各国人民自由地利用和开发其自然财富和 自然资源的权利乃是他们的主权所固有的一项内容”1962年 12月，联大第 1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各国对本国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基本原则。1974年12月，联大第 29届会议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根据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基本文献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般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 ，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 自主权 ，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对境内切 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各国对世界性经济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原则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 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但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着不同往昔的新的挑战。 (一)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表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贷款给泰国，帮助泰国度过危机。但前提条件是要由其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 ，并要求泰国进行经济改革，实行企业的私有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给韩国的条件则是：削减其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等。实际上在此次危机中，泰国、韩国的经济主权已受到相当严重的侵犯了。 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就关系到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法律和政策的调整和修改。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的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 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口哒些协议的实施，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各成员国决定 自己的经济政策产生干预与影响，即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主权形成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上所述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情况不时出现，近些年来还有增加的趋势，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张弱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但出现了一些限制国家经济主权的事例，而且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淡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主张，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这种理论主张经济全球化 自然促使国家丧失部分主权。因为主权是为国民福利服务的，如果让渡出一部分主权 ，能够换取国民福利和整体利益，只要是出于自愿的，由本国独立决策，就是合理的，并不会损害主权的完整性。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 “销蚀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各国的经济制度 、贸易规则越来越趋同化。特别是一些经济贸易方面的规则和制度一，一般都要按照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规定施行，需要符合国际惯例。从而在客观上导致各国有意无意地做 出一些行为，使本国的经济主权无形的遭到 “销蚀”。 第三 ，国家经济主权 “废弃论”。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大肆鼓吹经济走向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有人主张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已没有必要了，最好避免使用。“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势下，形形色色的主权“淡化”论、“弱化”论时时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这些理论甚至在理论界会形成一种时尚，使一些人易受它们的影响，在缺乏冷静思考和严谨分析的情况下成为这些理论的追随者、附和者。对此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这些理论的真实目的。我们可以从 1994年美国主权大辩论这个事件切人，来进行思考。1994年 ，美国在签署 WTO一揽子协议时，一些美国学者主张 “经济一体化高于主权”，认为接受WTO体制，包括其中不可分割的争端解决体制，无损于美国自己的主权。另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客则强调不可轻易接受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尤其担忧接受新争端解决机制之后，势必会毁损、剥夺美国的主权。经过辩论，绝大多数美国学者和政客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并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主权。因为以下是美国的一贯做法。美国在参加缔结任何国际条约时，总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参加缔结的任何国际条约，其中的国际行为规范以及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都须通过体现美国主权的国会的审议、批准和立法 ，才能转变为美国国内法律的一部分，才能在美国贯彻实施。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行动来 “维护”本国的重大利益，它就 “有权”不受国际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有权”背弃自己依据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可见，美国看重的是其披着 “主权”外衣的既得霸权。 发达国家在涉及自己国家经济主权时，实际做法与其一贯所倡导的那些弱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并不一致，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弱化经济主权的主张，均是针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而言的，而他们对本国的经济主权则是十分谨慎的。 三、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原因 (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根本改变 多年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单方面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其不利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不懈努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种经济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和优势地位。而国家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既有互利的一面，更有相互竞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凭借其既有的强大实力，对国际经济事实的主导决策权和压倒性的发言权 ，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干预、侵犯别国经济主权。因此，准确地说，在经济全球化中经济主权受冲击的往往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二)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多尤其是其职能的扩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 ，一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导致主权国家的分裂；二是国际组织在不断地侵蚀国家的主权。在经济领域 ，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出现，同时其职权不断扩大。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加，职权的扩大和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并不当然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因为各国不可能通过达成有关协议来建立一个会处处损害其主权的国际组织。那么这种国家经济主权受限制的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方面，有关国家在参加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时，自愿地将部分经济主权转让给该国际经济组织。如欧洲国家在参加欧盟时便将本国的部分经济主权持久地转让给欧盟涉及关税、贸易甚至商业政策。还有一些经济势力薄弱的国家对实力强大的国际组织存在着资金、技术或管理上的依赖性 ，为该组织介入国家职能提供了机会，使得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或影响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际经济组织行使超越其章程的职权 ，这就很可能对国家的经济主权造成损害。 (三)跨国公司的活动也可能影响国家经济主权 当今跨国公司已发展成为左右和控制世界经济实力的强大的经济实体，它们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一些中小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急需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但跨国公司往往奉行唯利是图的经营方针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了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如它的投资方 向经营策略往往不符合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对某些产业部门的控制，往往严重影响东道国该部门的发展，它对其拥有的大量短期流动资金的调度 ，使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破坏等。跨国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高新技术中的垄断地位对东道国国家经济政策施加一定影响，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形成干预。 (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经济事务决策权力中没有平等的发言权 全球性经济事务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弱国经济主权是否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进而决定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而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优势不仅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居于主导，而且在国际经济体制和 “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如 50多年前按照“布雷顿森林体制”组建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全球性经济组织，至今仍实施着当年美国主持推行的以“缴资”多少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从而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有关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一直具有主导性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过程中，很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经济政策 ，不得不被动地遵守主要体现发达国家利益的“游戏规则”。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上文已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人的过程 中，既出现了一些冲击、限制国家经济主权的事例、现象，又出现了一些 “弱化”、“淡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涵义的理解 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应该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理解与认识。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个发展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担心本国的经济主权会受损，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而顾虑重重，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经济发展只会更加落后。但同时，如不注意对本国经济主权的保护，则可能会使来之不易的经济主权不断受损甚至得而复失。因此 ，发展中国家既要坚持 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又要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国家经济主权。在理解经济主权时，应将其理解为 “权利”的具体体现，而避免理解为抽象的国家 “权力”。国家经济主权权利，可分为核心经济主权权利和可让与的经济主权权利。核心的经济主权权利要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始终予以坚持，如国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而对于那些可以让与的经济主权权利，在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开放。事实上 ，许多国家在参加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时已经这样做了。如生态问题 、人 口问题等，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限制本国在这些领域的经济管辖权利 ，使本国在这些问题的管制上尽量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则。 (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规则和制度的制定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现阶段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因此就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应该努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注意避免和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这才是面对问题的正确态度。目前，发展中国家已不是是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而是如何参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的问题。在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和有效实现对金融领域及跨国公司的管制方面，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而且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发展中国家只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才有机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垄断局面。 (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紧密团结为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共同奋斗，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上文所提及的国家经济主权的最终确立即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斗争的结果。但近些年来，这种联合斗争的局面则逐渐转向低潮。有人曾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制定规则是通过一致意见来作出决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有利于西方 ，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推进 自己的利益。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只有凝聚集体的力量，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合作，才能使世界经济两极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发展中国家唯有联合起来，才能提高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最终才有可能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但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时缺乏足够的合作与沟通。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 (四)抓住机遇，加陕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世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意味着挑战和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和希望。经济全球化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以及非关税壁垒不断降低的优惠；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享有比世贸组织框架内更多的优惠。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部分劳动密集性、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使本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国际资本流动的频繁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发展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更广泛的途径利用境外资源。总之，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历史的机遇，融人到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内的资本流动、产业和技术转移，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国内经济制定的创新，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论文:简述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以国家经济主权为视角 论文关键词：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 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无论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还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些动植物资源在过去还只是以其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和某种精神需要，那么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动植物遗传资源经过开发之后已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医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个体研究人员，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其它便利条件，大肆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研究材料，取得成果后申请专利并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从而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依赖于其从发展中国家采集的遗传资源，也依赖于资源提供地本土居民有关这些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而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或仅得到微不足道的象征性回报。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生物海盗”现象，已引起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却多数生物遗传资源相对匮乏，围绕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尖锐对立，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个新的紧张点，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本文拟从国家经济主权的角度，探讨遗传资源以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的正当性。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确立 国家主权具有两个特性，即对内至高无上和对外独立平等。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内效力首先即体现在对本国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结果。1962年 2月，第 17届联大通过了1803号决议，即《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对自然资源之勘探、开发及处置等，均应符合资源国自行制定的规则及条件，不能导致对资源国主权的损害，否则即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但这一《宣言》尚只涉及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此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努力，联合国在 1974年先后通过三个重要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文件不仅扩展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对其地位也有进一步强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宣告，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并得自由行使这项主权。 与《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相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扩展到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主权权利；二是强调这种主权权利是“充分的永久主权(permanent sovereignty)” 和 “不可分割的权利(in~ienable fight)”。这种强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上述《宣言》和《宪章》通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主要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石油应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 ’，主张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嘲 。很显然，《宣言》和《宪章》的措辞是对发达国家上述观点的明确否定。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由于上述《宣言》和《宪章》并未对自然资源的范围加以限制 ，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理应包括在内，也就是说，上述《宣言》和《宪章》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似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上。由于生物技术在当时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充分。例如在世界粮农组织于 1983年通过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以下简称 《国际约定》)中明确宣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应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国际约定》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掌控下通过的将遗传资源(至少在《国际约定》的框架内将植物遗传资源)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在当时也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被大量盗用这种“生物海盗”现象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对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抗的新领域。在这一轮对抗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已不再否认各国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及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从《国际约定》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关条款的演变。1983年的《国际约定》明确声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1989年的修订虽然仍重申了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但同时承认了植物育种者权和农民权(前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后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申明，对遗传资源的“自由获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而 1983年的《国际约定》文本却明确规定应免费获取。此外，1989年的修订还承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施加一定的限制的权利以及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对他们所保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取“充分利益(benefit fu)”的权利。这些变化是对“人类共同遗产”说的一种明显软化。1991年的第二次修订不仅明确承认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同时承认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承认育种者和农民控制对其所掌握的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利。而在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转而承认各国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 此外，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表明了承认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立场。 三、国家对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应否受到限制 尽管国家对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权利在国家层面已得到各国承认，但一些西方学者、国际环境主义者和一些主张保护地方权利的国际组织仍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承认国家主权将有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在很多国家，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原住民聚居的地区，掌握相关传统知识的也主要是本土社区或个人，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大都贫穷落后，现有的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使这些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充分受益，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此，当国际社会强调国家对这些遗传资源的主权，讨论如何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上述学者和组织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起不到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效果。 首先，就传统知识而言，对其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促进其广泛传播和应用，而不是将其固定和封存起来。对传统知识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无限期的保护将限制其传播和应用，从而实际效果可能与保护的初衷并不一致。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在很多场合难以适用。这可能是因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很爹隋况下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原地或异地获得的遗传资源已被修饰、合成等，其最终产品与原来的遗传资源已有较大的区别(如育种者育出的杂交种子等)。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上的知识产权能否及于这些衍生物，不无疑问。由于这些衍生物的开发和应用并不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制订的相关立法(如事先知情同意)事实上对这些活动可能无法适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剥削被夸大了，而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剥削则被忽视。例如有学者指出，有人指责跨国公司以发展中国家传统医药为线索生产新药所获利润只有不到 0．001％回馈给了那些发展中国家，但却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回馈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可能只有不到0.001％真正落实到了那些给跨国公司研究人员提供线索和引导的原住民手中。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本国政府为从外国获取利润，对原住民生存环境的破坏(如热带森林的砍伐)给他们造成的损害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剥削造成的损害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和公共设施落后，使得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得不到保护，或其保护所获利益根本到不了本土社区原住民手中。本国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原住民更倾向于离开他们所居住的生物多样性场所，而不是留下来保护它们。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之所以主张以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只是为了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剥削作为反驳对其生态恶化和人权状况的指责的工具。基于上述原因，承认国家主权在很多情况实际上有害于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不仅承认国家主权会产生这种结果，承认权利持有人个人的主权(如在某些传统医药的场合)同样有害于对原住民利益的保护。由于原住民和本国政府的利益缺乏同一性，因此不论是国家主权还是个人主权都应受到限制。由非政府组织来分发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中所获惠益因而是必要的。 上述论断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那些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存和保护作出了贡献的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但一般性地否定国家(在上述学者的论证中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毫无根据(至少是以偏概全)地从负面理解主权国家要求保护其遗传资源的动机，显然既无正当的法律依据又欠客观公正。 这种论断的问题在于：首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如前所述，这一原则已为多个国际法律文件所申明。遗传资源也属自然资源，国家当然对其享有主权权利。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还专门规定了国家对其境内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所获惠益不能实际落实到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为由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显然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也很难为各国所接受。腐败和不公正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试图以一个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取代主权国家来解决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利用中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似乎不太现实。其次，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界定也尚未统一，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和本土社区(1ocal community)问题，更不是所有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都与原住民和本土社区有关(如中国的中医药和印度的传统医药等)。因此，仅以原住民和本土社区利益的保护为着眼点而设计的制度，可能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利用中所获取的惠益如何在有关权利主体间进行分配，应该是一个由国内法解决的问题。惠益分享的法律依据和方式应该是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和其接受的国际规则，而不是由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主权国家。再者，上述论断客观上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拒绝获取权利主体事先知情同意和实施惠益分享的借1：1，加剧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使资源提供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受到损害。 但是，反对否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任何一国的生物遗传资源都可能对全人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的主权同样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隋形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有义务允许他人(外国国家、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获取本国遗传资源，并为这种获取提供便利。这是因为，这些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能影响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如提供重要的食物或药品来源等。对这一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详细规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承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后，也明确规定了缔约国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的限制的义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就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问题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拒绝他人对本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当然，根据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国国家或者私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可能享受方便获取。易言之，遗传资源提供国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提供方便获取的义务。 另一种情形是国家自身对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环境因素，不能造成生物物种的灭绝或造成环境的重大破坏。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国家经济主权的这一限制显得尤为必要。早在 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就呼吁“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认下来”。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环境宣言》也规定，“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害；不论野生或家养，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维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量，为此目的应该保障必要的生境”，“生物资源的利用，不得超过其天然再生能力”。《世界自然宪章》并要求将宪章所列各项原则列入每个国家以及国际一级的法律中，并予以实行。 上述两个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虽然都是笼统地针对自然环境做出的规定，但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是自然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也属于上述规范的调整对象。事实上，上述文件中也确有若干条款是直接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规定的。除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生物多样性公约》则直接规范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由此可见，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限制的。但是必须明确，这种限制是国家根据其自身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而自觉作出，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即这种限制是国家对其主观意志的自我限制，具体表现是国家接受有关的国际规则并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或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作出自觉的自我约束。这种限制绝不意味着国家对其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的丧失或消亡，相反，它实际上是国家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因此，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任何国际安排如果要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接受，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充分的永久主权的基础之上。 国家经济论文:浅谈新民主主义的本质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选择——试析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思想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　　新民主主义社会　现代化　模式　思想 论文摘要：抗日战争时期，站在世界的角度、时代的高峰，继承、创新和发展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谋求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他的现代化思想是从整个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的，涵盖了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和道德建设等各个领域：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内容。三、文化现代化：现代化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其实质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思想达到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初步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当时虽然尚未使用“现代化”一词，但它所涉及和关注的正是如何使中国由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国家这样一个实质性主题，并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目标。的现代化思想从整个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融政治革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道德重建于一体，从根本上创新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理论上独树一帜。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现代化是一个表征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概念。具体到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中国要走向社会现代化，在政治上，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在国内政治中实现由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必须实现由封建小生产向机器工业大生产，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在文化上，必须由传统的旧文化思想向近代科学文化思想转变。 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即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 1．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始终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中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他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立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追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任务。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和压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更加贫穷落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内部环境。这些内外因素的存在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症结所在。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强调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政治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一方面，中国主要是少了独立和民主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少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另一方面，中国又多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压迫两件东西，如果不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两件坏东西，中国就休想搞好建设”。后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同时，针对的所谓建国方针，也针对一些人存有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工业化的幻想，进一步说明了民主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有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2．把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精神、原则和制度，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的霸权威胁和文明示范下启动的，国内封建政治衰败导致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它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国经历了从最初不满封建专制制度、推崇西方民主政治到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样一个过程。对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一现代性的追求，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政治文明取向的转型，即从传统的政治文明向现代的政治文明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国家制度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民主共和一君主立宪一民主共和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啦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民主共和深人人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取向的革命中把中国带人共和国时代”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汲取中外各种民主思想，探索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为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应该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成这个共和国的基本成份，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从而有别于“已经过时的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建立了这样的共和国，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 3．阐明宪政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和宪政密不可分，是施行现代宪政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现在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民主运动，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1937年5月，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就论述了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提出，中国必须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些条件，所谓宪政是无法实现的。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内容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增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仅从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义上，而是进一步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物质基础的视角展开了他的现代化思想，确立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1.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基础上，这是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把工业化看成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要途径，并把工业的发达与否作为衡量、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水平或者说是否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根本尺度。认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能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变迁中，工业“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纲领时，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并在《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问题，对工业化的必要性、步骤、政策以及它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地分析说明。 2.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最初进程实际上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对农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与当展经济学的观点完全吻合，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他指出，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因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文化教育的主要对象，“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如果忘记了“农民”二字，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工业化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工业化的目标。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呢?主张“实行，解放农民”。这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发展到近代化的水平，从而使工业获得市场，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低，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全国粮食却不能自给，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设想是:(1)通过发展工业来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进人工厂。(2)通过发展工业来为农业生产提供机器设备，促进农业机械化。(3)通过发展农业来为工业提供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这种通过发展城市工业来吸收农业过剩人口，农民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的设想，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是基本一致的，带有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3.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必然是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那种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而易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中间转换形态。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同时，又站在生产力标准的理论高度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行新民主主义进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未来的中国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进一步解释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路，决不能让‘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突出了中国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在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通过民主革命消灭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障碍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此基础上从根本上解放落后的生产力。第二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文化现代化:现代化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灵魂，是现代化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在世界现代化思想史上别具一格，具有开放性、内聚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成为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发掘本民族文化传统资源的同时，创造性地将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纲领: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同彻底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落后面貌密切联系起来，把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战略任务之一提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议事日程。 文化现代化的本质是民主的，它是区别封建文化的主要标志。提出的“文化”既是大文化概念，又是具体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建设。从大文化概念看，正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适应，把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内蕴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之中，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过特别的解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来的标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可见，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中，含有很深的民主内蕴。 在看来，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解放和谋求中国人民的全面进步，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内容。这表现在的民贵思想，即自由平等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人的平等自由，首先是争民族的平等和自由，这是中国人走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先决条件，平等和自由还指人民在国家和社会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平等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身体的自由。 人在现代化中居于主体地位，在看来，人这一主体因素既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是现代化的主要内驱力。他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不仅指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和发展，还包括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因而在主体上，强调人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关于人的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即树立起现代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使人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普遍地形成认同态度;第二，认识能力的提高，即通过文化的普及、哲学的普及，从根本上提高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三，强化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坚韧意志。基于此，他把对人民的教育、对人的思想改造和对人的政治经济上的改造联系起来，并极为重视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从而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对于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工具性作用以及现代化的目的价值。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魁奈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或行政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起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 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他把他的著作题名《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场合谈到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证明必须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争，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论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传记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的国家规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说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萨依就曾毫无掩饰他说明，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第六卷（第288页）里坦率说明：“我们考虑的范围可以是属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经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则所构成的是私人经济。但是属于整个国家、不论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则，它们所构成的是公共经济。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 这里并须注意的是，首先，萨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经济”这个名词下，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谈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经济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归纳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结果他在这个学说中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谓“公共经济”，老实说，它的内容应当没有别的，只是属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经济，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如果萨依在向我们说明他所说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或属于全人类的经济）以后，使我们知道当他谈到一些学说的原则时他唤作“公共经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词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当他给这种学说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谓“全人类经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现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经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经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作出说明，由于这种名词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论错误。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经济学明白他说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经教导过了的。《方法评论》里一篇文章谈到重农学派时所说的话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话如出一口，它说：“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议自由贸易最早的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说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设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库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非常一贯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辈和老师们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个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属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如果库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伺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说，说是与其把它们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内部地方关税把它们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颠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驳的例证，在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具有无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则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斗认为与理性相违背，那么国家之间的争斗受到同样谴责时，在谴责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证据，说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证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现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规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设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力也是能够理解得到的。有许多例子足以表明，在现代精神下是有着这种倾向的。这里只需提一提在科学、艺术、新发现方面以及在工业与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就够了。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再过几十年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通过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联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将不亚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各郡的联合，或者还比它们更为密切些。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现在用电报互通消息，彼此已经好象是处于同一地区。空前的强大力量已经把工业提高到以前所料想不到的完善程度，而更加强大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出现。工业愈进步，愈加匀称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愈小。两个工业同样发展的国家如果互相冲突，则彼此在一星期内可以使对方受到的损害，或者经过整个世代还难以恢复。但是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是，原来专用于生产的新生力量同样也可以为破坏性的战争服务，这一点将主要有利于取守势的一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而英国原来以岛国地位在防御上所占有的优势，或将由此丧失。欧洲各大国的国会，现在已具有未来的、由各国共同组成的国会的雏形。用协商来解决争端的办法，比之凭武力来夺取公理的办法，显已占有优势。一切文明国家比较开明的首脑，对于财富与工业的本质作了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后，已经确信，对未开化、半开化或文化在衰退中的国家进行的教化工作和殖民地的形成，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场所，而这比战争的相互敌对行动或贸易限制能提供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未开化国家通过交通工具的进步越与文明国家相接触，则文明国家越会认识到：对于未开他的、内部陷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以及受恶政府压制的那些国家的启发和教导，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提供给文明国家的利益是均等的，同时也是各文明国家大家都应负的一项责任，但这种责任只有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该共向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则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彼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生产力扩大或移转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倾注。如果国家的可耕面积已经不足以供养全部居民，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农业人口，则人口的多余部分就势必要向辽远地区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材已经这样多，以致在国内不再能获得足够报酬，他们就必然会流向对他们的需求较大的地区；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累积的结果，以致利率下降得那样厉害，较小的资本家已经不再能靠利息收入过活，他就会把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投放到富力较低的国家。 由此可见，流行学派的学说体系未尝没有正确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人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通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时，国家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流行学派把这两种学说互相混淆起来；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马尔萨斯希望限制人口增加，查默斯和托伦斯则近来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资本的累进与生产的无限制扩张都是要不得的，社会福利所严格要求的是制止这方面的进展，西斯蒙第说工业发展是对社会有害的；他们所以会发生这类错误见解，只是由于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向。他们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类于吞噬了自己的儿子的萨腾（Saturn）。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资本和机器的进展而出现了分工，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解释社会的福利，最后就把这些发展因素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对国家富强的威胁；他们所以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只看到各个国家的目前情况，没有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人类未来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增长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情况既然是这样，这种食料与人口两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计算、诡谲的论据来证明这种臆说的办法，可以说至少是愚昧的。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计算多少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量不大，目光短浅。整个地球可以容纳的人口，照野蛮时代渔猎者们的计算恐怕不到一百万人，照畜牧时代牧羊人的计算恐怕不到一千万人，照原始农业时代农民的计算也恐怕不会到一亿人；然而现在一个欧洲就有两亿人在生活，马纷薯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推进与近来农业上一般的改进，使人类供应食料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英国小麦每英亩的产量，在中世纪时已比前增加到四倍，现在已增加到十倍至二十倍，此外耕地面积也已扩大到五倍以上。有许多欧洲国家，它们土地的肥沃并不亚于英国，但农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加还不到四倍。对于人类此后在新发现、发明和改进方面，谁又敢预定限度呢？农业化学还在幼稚时代，明天也许由于某种新发现或创造，一下子就把产量提高五倍或十倍，谁能知道呢？我们已经能够靠了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膏壤，地质也许还有什么未知力量在潜伏中有待发现，谁又能断言呢？假定由于某种新发现，可以无须象现在这样依靠燃料的帮助，在任何地区用极低的代价产生热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可耕种地区将扩大到多少倍，每英亩产量将增加到什么程度，谁能预计呢？我们说马尔萨斯的学说看来是胸襟狭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说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们发挥身心力量、激起并支持人们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愿望的存在。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它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在挨饿，也应该不闻不问，因为假使给了他饮食，三十年后也许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学说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有的只是机械核算，这就是说，足以使人心化为铁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铁石心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期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量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后果可期望呢，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料生产的增长趋势，如果资本的积累最后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不能再找到投资出路，如果机器生产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使商品有了巨额过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只是说明，造化注定，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享有工业、文化、财富和权力，或者是说，地球上大部分宜于耕种的地方只应当成为野兽的窟穴，人类的绝大部分应当永久陷于野蛮、无知和贫因状态。 这里所说明的是这一学派因从政治观点来衡量人类生产力而发生的错误；我们还要指出它由于从世界主义观点来考虑各个国家的利益而犯的错误。 如果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那样一个世界联盟的确存在，那时各国所处的地位将同组成北美合众国的各州一样，过剩的人口、才能、技术和物质资本将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情况就同相类的过剩人口、才能等从美国东部备州流向西部各州一样——假定大陆各国具有与英国同样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同样的宪法与一般法律，并且假定英国政府能够服从这个世界联盟的统一意志的话。在这样的假定情况下，要使所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文化上提高到与英国同样的程度，那就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论据。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一论点又如何能与自由贸易的实际活动相吻合呢？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英国人所爱好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贸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贸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资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较辽远的、他的语言、法律和规章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许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绩出现。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布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象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 但是真正的政治科学对于普遍自由贸易这样的结果，认为是极度违反自然的；我们敢说，如果在汉撒同盟时代实行了这样的普遍自由贸易，那么今天在工商业发展方面高出其他一切国家的，将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人。 现在仅仅由于首先树立政治的商业制度、多半不顾世界主义原则的是英国人，就把世界上一切财富和权力让给了他们，这一点就是从世界主义立场来看，也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贸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须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经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通过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主义倾向，世界上那些比较辽远的地区，也许会比坐落得较近的欧洲各国先一步获得利益，达到富强。为了避免这种形势的发展，欧洲的那些国家，对于自己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情况作了衡量以后，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找寻出路；其次是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利益，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而不必迁徒到世界上鞍远地区或殖民地去。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它要追究的是，英国在以前曾否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从而由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生产力。它要问，世界主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社会保障论文: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一、社会法概念的提出及其定位 关于法学分类方法,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以来,就长 期影响着大陆法系各国法律部门的定性。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区分成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础 .(注:[奥]凯尔森着:《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6页。)作为制度的结果,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已形成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并 因此形成法学的体系。就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法所保护的利益为标准,凡是有关公益 的法为公法;有关私益的法为私法。从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标准,凡以国家或公同团体的 一方或双方为主体而规定法律关系的法为公法;规定私人相互关系的法为私法。从法律 关系的内容为标准,凡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的法为公法;而规定公民 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法为私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 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社会法视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 法域。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法律并未作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从各国学者 对社会法的研究和理解看,社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 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 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 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 注:陈国钧着:《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以维持这 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 ‘社会法’,并被试图加以体系化。”(注:[日]星野英一着,王闯译:《私法中的人 》,《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而狭义的社会法,通常 是专指社会保障法。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对社会法的概念采取了狭 义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兴起,德国试行了工业社会化 政策,并开始了社会法的研究。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在德国同样存在着分歧。有人称 社会法是调整对收入(如工资)、个人待遇不足或其他特殊负担及损失进行平衡的社会支 出以及与之相关的预防和改正措施的法律部门。它还应包括对“社会弱者”提供机会的 有关法律以及有关社会救济的基本保障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 》1993—1996,第264页。)还有学者参照联合国宪章第22条的规定来定义社会法,该条 款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有权享受必要的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以符合其人格尊严和促进其个性发展。”因此,将社会法理解为消除社会不公平和 不平等待遇的法律。(注:《中德劳动立法合作项目成果概览》1993—1996,第264页。 )由于认为前者对社会法的描述不够精确并过于武断,后者对社会法的定义过于宽泛, 因此这两个定义在德国都未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学者是从《社会法典》的规定来定义社 会法,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 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 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 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 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其他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 如劳动法和租房保护法,尽管它们的宗旨也是为了保护社会弱者,但也不包括在社会法 中。因此,在通说上,德国的社会法就是指社会保障法,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 在法国和日本,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 保障法。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法究竟是一种法律 观念,还是根据这种观念制定的法律,都曾经引起过争论。最初,在学者的心目中,社 会法一词意味着:修正以个人的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资本主义法 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 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劳动法是其中的典型并得到了发展。随着日 本进入战时体制,社会化思想迅速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法在日本重新得到发 展,现在,社会法一词,通常被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对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总称, 或者指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 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在英美国家,社会法通常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 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 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在其所着的《Social leg islation》一书中对社会法的定义为许多学者所引用,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称之‘社 会法’,这一名词的第一次被使用是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立法规定社 会保障,以防疾病、灾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其立法意义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 险下的人群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大众的利益,我们今天使用这一名词必须包括这两 方面的意义。”(注:Helen I.Clarke:Social Legislation,(1940),P117.)海伦?克 拉克实际上也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论述社会法。就狭义而言,社会法旨在为解决各 种社会问题,是为保护经济弱者而制定的各种社会安全立法,如工业革命以前的济贫法 ,工业革命以后的 工会法、工厂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等;就广义而言,除着眼 于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在于预防社会问题,凡以改善大众生活状况、促进社会一般福利 而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属社会立法范畴。 附：1999年企业人工成本预警表（略） 社会保障论文:县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总结范文 今年以来，面对繁重的业务工作和重建任务，广元市旺苍县劳动保障局党组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劳动保障局的精心指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业务工作为主线，以灾后恢复重建为重点，以加强自身建设为抓手，以“创一流”活动为载体，以争先创优为目标，深入推进“目标考核、队伍建设、基金监管、工作运行”四大体系建设，创新思路，狠抓落实，全力推进我县劳动保障工作快速协调发展，各项业务工作目标全面超额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成效明显。 一、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一）就业促进工作。城镇新增就业5069人，完成年度目标4600人的110.2%；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998人，完成年度目标1800人的111%；就业困难对象就业391人，完成年度目标250人的156.4%；动态消除了“零就业家庭”；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低于目标4.5%0.48个百分点；农民工在岗培训12292人，完成年度目标10975人的112%；品牌培训880人，完成年度目标800人的110%；组织农民技能培训19184人，完成年度目标17000人的112.9%；新型农民工培训1680人，完成年度目标1500人的112%；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121056人，完成年度目标11万人的110%；外派劳务输出203人，完成年度目标180人的112.8%；完成小额担保贷款532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40万元的222%；实现劳务收入7.1618亿元，完成年度目标6.5亿元的110.2%。 （二）社会保险工作。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3023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20271人的149.2%；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16008万元，完成年度目标9227万元的173.5%；养老金社会化发放达100%；机关养老保险覆盖人数11599人，完成年度目标1.1万人的105.5%；机关养老保险基金征缴6500万元，完成年度目标4700万元的138%；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47620人，完成年度目标35825人的13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3306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651万元的125%；提高医疗保险待遇10%；工伤保险覆盖人数23186人，完成年度目标19658万人的117.9%；其中农民工参保4485人，完成年度目标4076人的110%；工伤保险基金征缴381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67万元的143%；“老工伤”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达96%；生育保险覆盖人数10080人，完成年度目标0.9万人的115%；生育保险基金征缴32万元，完成年度目标23万元的139%；失业保险覆盖人数18260人，完成年度目标1.66万人的110%；失业保险基金征缴516.9万元，完成年度目标469万元的110%；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109760人，完成年度目标9.9万人的110%；其中纯居民参保49762人，完成年度目标38201人的130.3%；积极配合市局做好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基金的市级统筹工作。 （三）和谐劳动关系。建立1个和谐工业园区、4个和谐街道（社区）、4个和谐乡镇、12个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全年签订集体劳动合同195户；实行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单位46户；完成劳动保障监察标准化建设任务，积极开展主动监察和举报投诉案件查处工作，开展专项监察活动5次，主动监察用人单位350户，受理举报案件49件，全部协商调解；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80件，结案80件，结案率为100%。 （四）劳动保障综合工作。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及时报送劳动保障方面的各类报表；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全年接待信访361人次，信访办复率100%，全年未发生涉劳群体性上访事件；发挥部门职能，积极做好劳动保障综治、维稳和应急管理工作，全年未发生涉劳不安全事件；全面完成劳动保障宣传任务。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四川工人日报》、《广元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新闻通讯22篇；制作播出电视专题节目3期，其中省电视台一期、市电视台一期、县电视台一期；在县广播电台举办专栏节目2期，其中宣传劳动合同法一期、宣传居民医保政策一期；在《广元日报》刊发我县劳动保障工作专栏一期；日常信息工作全面完成市局下达的目标任务。 （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8月1日，我县开始动工建设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目前已完成投资920万元，占预算总投资2340万元的39.3%；全县38个乡镇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已经开工建设，占全县38个乡镇中心的100%；目前已完成投资698万元，占预算总投资870万元的80%；基层公共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25个、完成总数38个的67%，社区服务站规范化建设25个、完成总数26个的96%，119个行政村配备了劳动保障协理员、完成总数210个的57%。 二、主要工作特点 （一）攻坚克难，逆势而上，社会保险工作成效显著。 旺苍是传统的工业县，资源型企业多，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全县大部分企业停产歇业、经营困难，社保基金征缴陷入困境。面对严峻的征收形势，我局始终坚持落实政策与基金征缴两手抓、两不误，以超龄参保、社保扩面为基金征缴突破口，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强化措施，攻坚克难，有效促进了征缴工作的快速发展。 1、狠抓社保扩面征缴。面对基金征收困境，我局及时组织干部职工下企业、进社区、上一线，一企一策挨家逐户做工作、抓入库，引导企业坚持恢复生产和参保缴费两手抓，积极主动缴纳社保费用。始终将基金征缴作为社保工作的主线，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结合监察、督查、审计等措施，强化基金征收入库，全年累计征收各类保险基金26744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7992万元的149%；采取政策驱动、宣传发动、服务拉动等办法，引导个体工商户和失地农民积极参保，努力扩大社保覆盖范围，不断拓宽保费征收渠道。全年养老保险扩面5019人。 2、全力抓好超龄参保。旺苍是老工业县，城镇小集体企业众多本文来源：文秘站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制和转型，小集体企业几乎全部关闭、改制，由于政策体制的原因，这些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我省关于超龄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政策出台后，我局迅速贯彻落实：首先是组织社保经办单位职工集中学习文件精神，全面准确把握政策；其次是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政策；最后是严格按政策规定组织超龄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在办理过程中，我局根据文件精神，制定办理程序，设立办理窗口，实行一站式服务；抽调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档案的审定、工龄的认定、待遇的计算等事宜，完整、规范地整理超龄人员档案资料，经办单位领导全程跟踪作业。全县共办理超龄人员参保手续2019人。 3、严格基金监督管理。我县以“加强控制、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为中心，以基金征收、管理、拨付三大环节为重点，全面实行基金票据“台帐化”、基金收支“无币化”、帐务结算“常态化”和内部审计“常年化”四化管理，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构建了“不能违、不敢违、不愿违”的基金管理长效防范机制，确保了基金的安全运行。今年以来，我县共安全支付各项保险待遇21605万元，未发生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违纪违规事件。 4、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局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川府发〔20__〕43号）和《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府函〔20__〕19号）文件出台后，及时设立专门服务窗口，为提出申请的用人单位提供“一站式”服务，主动帮助企业完善“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相关资料，并及时向市局申报。全年累计为20户企业向市局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3050万元，为22户企业申请缓缴医疗保险费311万元，为19户企业申请缓缴工伤保险费103万元、生育保险20万元；为23户企业下浮了失业保险缴费率，为所有参保单位降低医保缴费率1个百分点、降低生育保险缴费率0.1个百分点；全县有16户企业符合困难企业申报条件，涉及职工3560名。通过扶持政策的落实，有效地缓解了受灾企业的经济压力，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力地促进了全县企业的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 （二）广辟渠道，内转外输，全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今年以来，面对地震灾害和金融危机对就业工作的双重打压，我县及时将促进灾后就业和帮助返乡民工就业作为今年就业民生工程的重点，紧紧抓住灾后重建契机，充分发挥旺苍工业优势，切实加强就业服务，积极落实扶持政策，全力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全县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1、大力开展培训。及时将因灾失业劳动者和失业返乡农民工纳入免费培训范围，打捆安排扶贫培训、阳光培训、品牌培训等项目和资金，整合农业、教育、劳动以及社会培训力量，建立了“五统一”的公共职业培训新机制。加强职业培训与灾后重建、项目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用工需求的对口链接，大力开展建筑工、焊工、钢筋工以及烤烟生产、核桃种植、茶园养护等实用、高效的短期技能培训，促进因灾失业劳动者尽快就业。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免费培训劳动者2万余人，落实培训补贴90万元。 2、加强就业援助。大力开展“灾后重建”、“就业援助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专项援助活动，累计用工信息600多条，举办返乡民工、灾后重建和地震一周年专场招聘活动7场，帮助3000余名劳动者在县内企业就业；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开发公益性岗位810个，安置就业困难对象458人，消除“零就业家庭”51户，实现了就业动态“消零”。全年落实社保补贴500万元，落实岗位补贴293万元。通过政府救助和政策扶持，先后帮助3000多名劳动者实现了自谋职业、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 3、促进内转外输。一是以异地输出稳定就业。继续加强与黑龙江、吉林等传统劳务基地的联系，积极组织劳务输出专场招聘活动，稳定对口输出规模；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寻求劳务合作，开辟新的输出渠道；积极发挥打工能人的传、帮、带作用，引导当地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今年以来，我县异地输出劳动力累计达到12.1万人。二是以农村产业帮助就业。大力推进农业改种改制和特色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壮大了畜牧、茶叶、林果等农业支柱产业，帮助6000多名农村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就业。三是以灾后重建引导就业。紧紧抓住交通、水利、 电力、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大规模重建契机，充分发挥农房重建配套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广大农村劳动力积极投身家园重建，共解决近万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四是以项目建设扩大就业。去年以来，我县先后实施工业项目86个，其中包括已开工建设的“攀成钢60万吨焦化、匡山100万吨水泥、广旺200万吨水泥”等多个投资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累计解决40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三）深入宣传，强化监察，劳动行政执法不断加强。 劳动执法是民生之盼、维稳之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实施，将劳动行政执法工作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搞好劳动行政执法既是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劳动保障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今年以来，我局继续深入宣传、贯彻《劳动合同法》，切实加强劳动监察仲裁，着力规范劳动用工秩序，劳动者权益得到有力维护。 1、大力宣传《劳动合同法》。采取印发宣传资料、搭建咨询平台、举办政策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宣传《劳动合同法》，共印发宣传资料2.6万多份，制作宣传标语150余幅，深入企业举办政策培训班14期，培训劳动者1922人。通过广泛宣传，营造出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用人单位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依法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监察举报案件不断增多。 2、扎实开展劳动监察。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更显脆弱，灾后重建下的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说更加重要。面对全新形势下的劳动用工环境，我局进一步加大监察执法力度，积极开展“前置性”的宣传、巡查工作，及时将各类劳动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着力规范用工秩序，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是狠抓专项执法检查。牵头组织和协调人事、公安、工商、工会等部门，先后开展了劳动力人才市场专项整顿活动、春节加班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外派劳务市场整治、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等五次专项执法检查，监察用人单位350户，督促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408人。二是加强举报案件专查。全年累计受理监察举报案件49件，大部分涉及工资拖欠问题。我局接到举报后，及时派劳动监察大队深入企业调查取证，积极协调，特别是多次深入广巴高速路各合同段进行多方协调，累计为325名劳动者追回工资141.2万元。三是妥善处理领导交办案件。今年以来，我局对市委书记、市长批示的2件劳动监察举报案件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妥善处理。 3、积极推行“阶梯式”仲裁。深入贯彻执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进一步规范了劳动争议案件办理程序，加大案例调解力度，对实事清楚，情节简单的争议案件在进入仲裁审理程序之前，采取与当事人当面调解，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调解，发出书面调解意见等方式积极调解，使一些不必进入庭审程序的简易案件得到迅速解决。切实加强乡镇、企业的劳动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指导企业新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8个，建立健全乡镇、社区基层调解组织22个，初步开展了以县劳动仲裁院为中心、各有关部门全面配合的劳动争议调解平台，构建了先由劳动争议各方当事人内部协商，再由工会，社区，主管部门外部沟通，后由劳动保障部门行政介入，最后由仲裁院调解、裁决的阶梯式工作体系，有效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提高了劳动仲裁工作效率和满意率。全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80件，结案80件，其中调解结案26件，结案率和调解满意率均达到100%。 （四）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创一流”活动扎实推进。 面对日益增强的劳动保障工作职能，以及广大群众不断高涨的劳动保障服务需求，我局以机关效能建设为抓手，以“创一流”活动为载体，采取有力措施，深入开展政风行风建设，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树立了劳动保障部门的良好社会形象。 1、建一流班子。严格执行“中心组”学习制度，局党组按季度定期进行集中学习，按照县委要求，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提高班子的科学决策水平；大力倡导勤政之风，切实解决了领导干部工作务实的问题、亲民的问题、开拓的问题，有效地增强了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班子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强化廉洁自律，狠抓警示教育，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筑牢了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慎独慎微，洁身端行，为干部职工树好了标杆、做好表率；切实加强“两观”教育，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思想剖析，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坚持民主集中制，班子成员在工作中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共谋发展。通过狠抓班子建设，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进一步提高，科学决策、正确决策、统揽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带一流队伍。结合我局实际，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职工运动会、登山比赛、文艺表演等“创一流”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陶冶职工情操、激发奋勇争先、百折不回的拼搏精神；组织职工深入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开展感恩教育，教育干部职工常怀感恩之心，珍惜美好生活，加倍努力工作回报社会；继续落实鼓励措施支持年轻职工通过自学、函授等方式参加学历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勤学、好学、善思、善 谋；深入推行目标管理，绩效挂钩，切实增强职工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严格机关日常管理，狠刹工作、生活、思想上的不正之风，努力培养职工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通过抓队伍建设，带出了一支困难面前不退缩、逆境当中顽强拼搏的干部职工队伍。 3、创一流业绩。通过全系统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我县各项劳动保障工作全面超额完成任务，灾后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特别是我县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工作，全年实现收入2.67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49%；紧扣灾后重建和项目建设，强化职业培训，实现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双赢”；灾后重建进展迅速、成效明显，得到市劳动保障局的充分肯定，为四县三区提供了样板和经验；灾后公益性岗位管理规范、严格，全部做到“实名制”管理；基金监管工作得到省劳动保障厅的充分肯定，12月5日，省电视台给予了专题报道。 4、树一流形象。狠抓机关效能建设和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改进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在全局形成了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积极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局树立了清风正气和务实敬业的良好氛围；狠抓公共管理工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安排意见和实施方案，全局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综治、维稳、计生、安全、防邪、卫生、信息、调研、宣传、精神文明、档案管理、创“四好”班子、党风廉政和反腐败等公共目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全局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各界对劳动保障工作有了新认识，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会地位有了新提升，办事群众对我局的满意度有了新提高。 （五）抢抓机遇，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取得阶段性成效。 20__年是灾后重建的关键年。面对繁重的重建任务，我局克服重重困难，抢抓机遇，科学规划，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1、统筹城乡，科学规划。为了实现我县劳动保障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在灾后恢复重建的总体规划中，我局根据灾后重建项目和规模的调整情况，明确了重建总体规模为5203.7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900万元：一是投资2340万元，在马家渡建设8000平方米的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20__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是投资870万元，20__年底前完成全县38个乡镇保障所重建任务；三是投资1000万元，20__年底前完成劳动保障信息系统重建任务；四是投资210万元，明年6月底前完成县技工学校的原址扩建。 2、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为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我局及时成立了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由劳动保障局局长亲自抓、负总责，各二级经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做好本单位灾后重建项目的落实工作。特别是省厅刘功勋副厅长到我县检查工作后，我局进一步增派力量，加强统筹协调，保障工作条件，重建进度不断加快。 3、突出重点，快速推进。根据中央重建资金大幅缩水、县区资金打捆使用的实际情况，我县及时调整劳动保障系统重建思路，变“整体推进、全面重建”为“量力而行、重点突破”，将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确定为全县劳动保障系统灾后重建重点，整合人力、财力打造重建工作亮点，结合乡镇政权建设推进基层平台建设。一是机关办公大楼维修加固全面完成。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投资140万元，于2月中旬全面启动了劳动保障局机关办公大楼的整体维修加固工作，目前已全面完工，机关办公大楼重新投入使用。二是县级服务中心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今年年初，我县已对综合服务中心的重建进行了选址，8月初，中心重建的前期立项、选址、环评、土地预审、地质灾害评估、重建可研报告和初设方案等前期工作全面完成，8月中旬完成“三通一平”工程，11月15日挂网公开招标，12月中旬开始动工建设主体工程，目前已完成投资920万元，占预算总投资2340万元的39.3%。该中心建成后，其使用面积将达到8000平方米，我县劳动保障办公条件和办公环境将得到根本性优化。三是基层平台灾后重建稳步推进。根据全县灾后重建的总体布局，我县将乡镇保障所全部纳入了重建规划，分新建和维修改造两种方式实施重建，全县38个基层保障所分三类标准建设，即：东河、嘉川两镇按一类乡镇标准建设，三江、普济等11个乡镇按二类标准建设，金溪、九龙等25个乡镇按三类标准建设。目前，全县38个乡镇保障所已开工建设，嘉川、白水、张华、尚武等4个乡镇保障所已完成规范化建设，共完成投资698万元。基层组织机构建设不断完善，新招录用工作人员30名全部上岗工作，尚缺人员县上将结合乡镇机构改革全部落实到位；劳动保障协理员将按照社区专职、行政村兼职的模式，在“新农保”启动前全面配备到位。到明年底，我县劳动保障的“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组织体系和功能配套、设施完备、人员充裕、流程科学、管理规范的工作平台将会全面形成。四是县技工学校原址重建全面启动。由于县技工学校中央投资部分大幅缩水，我县将技工学校的异地重建及时变更为原址重建和维修加固，目前正在公开招标，即将动工建设。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作创新力度不够。我县劳动保障工作虽连续两年领跑全市四县三区，从今年的工作运行情况来看，由于任务重、人手紧，许多业务工作常常处于完成任务这个低层次目标，没有创新、创优的意识和精力，没有对工作亮点和工作经验进行深入挖掘和理论总结，导致一些工作没有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2、企业保费征缴更难。虽然我县社保基金征收完成情况很好，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如超龄职工与失地农民的参保。由于受“5.12”地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保险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参保企业的缴费能力明显下降，加之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的落实，导致一些企业的缴费主动性减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县企业保费的征缴将更加困难。 3、劳动维权任务更重。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深入实施，对劳动关系调整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将不断加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将不断凸显，劳动纠纷将不断增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灾后重建 大背景下的劳动执法工作，双边维权将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不断增多，劳动监察的维权任务更加艰巨。 4、灾后重建进度不快。主要是下半年，由于县级综合服务中心的前期工作程序复杂，县上需要重建的项目很多，重建重点又放在文教、卫生上，导致我局重建项目的方案设置、挂网招标等工作一拖再拖，主体工程迟迟不能开工。 四、20__工作打算 20__年，是我县劳动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全面开启之年，是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的决战之年。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局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创新工作思路，紧扣重建大局，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进我县劳动保障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1、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省、市统筹城乡劳动保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全力推进乡镇劳动保障所的标准化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劳动保障工作体系和服务网络，以此为载体，全面启动城乡就业失业登记工作，统筹推进城乡就业。立足我县实际，继续落实好灾后特殊就业政策，用好用活灾后重建就业再就业资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就业公共服务，深入开展就业援助，稳定全县就业形势。 2、以新型农保为重点，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千方百计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大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抓好企业缓缴费用的清缴，保证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的足额入库。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六次会议精神，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加强医保“两定点”监管，深入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建立健全城乡医疗保险体系。深入调研，明确方案，下大力气解决我县广巴高速公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全力化解好各类社会矛盾，稳妥处理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3、以劳动监察为重点，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合同法》宣传，组织开展专项检查，促进《劳动合同法》全面有效实施。加大专项治理力度，特别是要加强节假日中相关投诉案件的处理工作，确保全年不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逐步建立企业依法用工、按照支付工资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劳动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提高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水平。实行信访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和落实应急处理预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 4、以自身建设为重点，提升劳动保障基础工作水平。广泛宣传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努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优化劳动保障工作环境。加强对城乡统筹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为上级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加强“两观”教育和“创一流”活动，进一步提升劳动保障队伍的综合素质。抓住灾后重建契机，全力以赴推进劳动保障系统的灾后重建，特别是要抓好县就业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乡镇劳动保障所的灾后重建，力争通过两年重建，在全县形成完善的县、乡（镇）、（村）社区劳动保障三级机构、四级网络，实现我县劳动保障能力建设大跨越，为统筹城乡劳动保障夯实组织基础。 社会保障论文:对社会保障水平研究述评 摘 要: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对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支出口径、测评方法及实证研究等四方面内容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内涵;支出口径;实证研究 一、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研究 辽宁大学穆怀中教授是国内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社会保障水平需要从量和质两个角度分析。从量上分析社会保障水平,根据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有“高”和“低”之分,;从质上分析,根据社会保障支出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力是否相适应,有“适度”和“不适度”之分。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CSS)这一概念,从社会保障支出增量与经济增长幅度的比值这一相对指标的角度,引入时间序列动态考察社会保障水平。 不同学者的相关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内涵认识,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考察不仅要关注量也要关注质,不仅要静态的考察也要动态的分析,不仅要从支付主体的宏观角度分析也要从享受待遇的微观主体的角度分析。 二、社会保障水平的支出口径研究 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主要有两种界定方法:一是按照社会保障体系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先统计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四个子项目支出,再进一步加总得出社会保障总支出。二是根据社会保障支出承担主体进行统计,这些主体包括国家财政、企事业单位、城乡社会集体、社会团体等。统计时先确定每一主体的支出中属于社会保障范畴的部分,再将其加总成为社会保障总支出。但由于各社会保障部门间统计口径或指标名称不一致,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宋士云在研究中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应包括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生育保险基金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将其作为一个广义的口径。而柯卉兵的研究将将社会保障支出界定为狭义上的财政支出,即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的总和。 综合目前研究成果看,社会保障水平的支出统计中基本不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三、社会保障水平测评方法研究 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穆怀中教授归纳提炼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测度模型。该模型根据总量绝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对社会保障水平的“量”进行测定,并结合相关理论定性判断是否“适度”。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较早的提出了一套测定社会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对全国各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从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养老保险水平、医疗保险水平、救济扶贫水平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李晓青在借鉴朱庆芳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选取13项评价指标构建了新的社会保障水平因子评价模型。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度的其他方法,如段婕、林伟根据灰色系统控制理论,建构社会保障结构空间水平评价模型,将各地区保障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层次评价分析,进而实现评价标准由主观向客观、定性向定量的变化。 四、社会保障水平的实证研究 1、适度水平实证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根据穆怀中教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不同省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利平根据对山东省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分析,对山东省社会保障水平的适度状况做出了判断和评价,进而对山东省未来10年的社会保障适度水平进行了预测。 2、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保障水平实证研究 一些学者并没有将研究局限在社会保障水平问题本身,而是将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杨翠迎根据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适应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国际比较,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卫松采用弹性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如何使得社会保障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相适应的对策;一些学者对省域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五、研究结论和展望 虽然国内学者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存在研究理论单一、测度指标体系设计不合理、指标选取不完整、指标统计口径不统一、指标权重的确定不科学的缺陷。此外针对特定区域的社会保障水平测定,还需要结合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结构等一系列特定条件,建立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体系。 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成为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学者提出一条与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革之路,因此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将会成为以后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社会保障论文: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摘要】近几年,武汉城市化速度较快,出现了大批失地农民。为了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武汉市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摸底调查。在解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原因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措施。 【关键词】失地农民 就业 社会保障 一、引言 随着武汉市快速推进城市化,大量耕地被征用,失地农民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武汉市2006年统计年鉴,2001-2005年,武汉市耕地面积减少了8360公顷,造成近10万人失去土地,而且每年以2.5万人的速度增加。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普遍存在着生活无保障,征地补偿费低以及,就业难等问题,加上政府“低征高卖”和征地制度自身存在缺陷,这些问题都最终导致失地农民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因此,如何合理妥善地安置失地农民,为其提供有效的有说服力的社会保障,不仅事关失地农民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以,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 为了深入了解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研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进而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笔者于2007年1月对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江岸区、洪山区,江夏区四个区的16个村进行了实际调研,调研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以问卷和访谈为主。共发放问卷170份,其中有效问卷159份,问卷有效率为93%。问卷主要涉及失地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情况、征地补偿情况、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等。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征地补偿费偏低 征地补偿是农民失去土地后,重建家园,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或创业的基础。但是,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现在的征地补偿比相应的土地年产值要低,多数失地农民对征地不满意,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按照湖北省2005年4月开始实施的《湖北省征地补偿最低标准》规定:全省分为6类地区,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8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被征地农业人口数计算,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被列为一类,最低年产值标准为1800元/亩,最低安置补助费标准为18000元/人。东西湖区被列为二类,两个标准分别为1200元/亩、10000元/人。按照这一标准,征用1亩地的土地补偿费最低也就是1.8万元(不含青苗补偿费)。但实际中征地补偿比这个标准还低,如前述江夏区大舒村、藏龙岛新村的土地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东湖技术开发区周店社区、汤逊湖社区的土地补偿标准分别为1.2万元/亩,1.3万元/亩。如果每个家庭平均占有4亩土地,那么每个家庭也只能得到4-5万元。失地农民已经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不能再从土地上获得收益。按照武汉市目前的生活水平,这些土地补偿只能维持他们生活几年、根本没法抽出钱来参加社会保障。况且随着被城市化,他们的生活成本无疑将增多。 2、失地农民就业困难,没有就业保障 在调查中88.7%的失地农民表示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的难度较大。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失地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是就业难的首要原因,159户被调查户各种文化程度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30.7%,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1/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73.3%,只有5.9%的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很明显,目前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工厂、企业的招工要求,而那些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无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就更难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就业机会也只能从事耗体力、报酬低、稳定性差的简单劳动。 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上缺位,是失地农民就业困难的另一个原因。调查结果表明,被征地农民基本上没有得到就业安排,也没有得到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基本上被村委会留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权益受到侵犯。即使安排了工作,也只是安排到社区做清洁工人、保安人员,而且工资低,数量有限。在安排这些人员就业时,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拥有足够的人际关系资源时,才能够得到安排。这对失地农民来说,又是很不公平的。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层次低 第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现行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家庭保障为主,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即生活保障功效、提供就业功效、直接收益功效、子孙继承功效、土地增值功效等。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保障。失去最后保障手段的农民本应该拿着土地补偿金从一个保障体系进入到另一个保障体系之中。可是,目前的操作实践中,武汉市并没有将失地农民作为原城镇居民对待,将其纳入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根据调查,失地农民参加最多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45.9%,其次是养老生活补贴,占15.1%,基本上没有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保障项目。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保障,种种问题和现实仍然使他们不安。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失地农民的问题会日趋尖锐,必然要求政府走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最前沿。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扮演着执行主体的角色,政府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和运行规则,制定、调整社会保障政策,并对社会保障政策负有最后的责任。总之,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扮演着分配、调节、保障和执行职能。 第二,保障水平低,难 以满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需求。除了部分家里子女条件不错的被调查者觉得无所谓外,大多数人反映保障水平跟不上物价的上涨。靠每月260元左右的基本生活保障金解决基本生活都困难,如果生病或遇到灾害则无能为力,年纪轻点可以进企业赚钱贴补生活,缺乏劳动力的老人和找工作困难的人来说,只能节衣缩食,赖以度日。 4、农村养老保障功能弱化 土地是农民养老的本钱,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养老的本钱。农村另一种非正规保障模式是子女赡养保障,但自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农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子女逐渐减少,“四二一”式的家庭逐渐增多,这意味着一个独生子女在成年后将不得不为4-6位老人养老。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将难以承受。 现代价值观念对家庭内聚力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家庭赡养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更多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孝道”的理解似乎淡了许多,“崇老文化”失去其经济基础。而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人们工作方式的不同又不断弱化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 另外,农民对“养儿防老”的观念也逐渐弱化。根据159户失地农民调查数据,只有15.7%的失地农民将来养老靠子女。除以上原因外,关键原因是18岁以下的被抚养人员没有生活保障,60岁以上老人的保障水平低,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失地劳动力基本上得到一次性货币安置,没有生活保障,而且这些人员一般面临着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沉重负担,再加上找工作困难,有些失地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自己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赡养父母,甚至还要靠父母的养老金生活。 三、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将不复存在,但从目前来看,土地征用制度还未彻底改变,只能用社会保障来缓解对失地农民的亏欠。 1、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实际上,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本身是“新市民”,和城市居民面临一样的市场风险。因此,我们应着力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并且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举措,使失地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和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1)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梁世盛认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要有区别、有重点地加以实施。遵循这一原则,建立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失地农民迫切要求,建立符合失地农民现实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对武汉市159户失地农民的调查,失地农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最低生活保障(30.2%)、养老保险(25.2%)、有一份工作(23.9%)、医疗保险(17%)。因此,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包括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和就业扶持四个方面。其中保障是基础,就业是关键。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应按照国家、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人三方面合理分担的筹集原则。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受益中列支以及安排专项财政拨款;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积累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失地农民在各类企业就业后,必须按照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除了养老保险外,还应该以征地补偿费的一部分,为失地农民缴纳医疗保险金,解决他们的医疗问题,减少失地农民看不起病的困难。 (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主要考虑到社会统筹体现公平和社会供给性以及国家的基本保障义务,个人账户体现效率和保障水平以及个人缴费义务。社会统筹的水平应不低于耕种的收益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中的较高值,这是经济补偿政策的底线,也是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最低成本线;同时为每一位失地农民建立个人账户,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设计不同的缴费标准,根据集体和个人缴费的不同得到不同的保障,缴费水平可以较低但应有一个下限,并鼓励多缴费。 2、建立失地农民的就业扶持政策 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要想获得永续的社会保障就离不开自身的就业。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民由于缺乏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较低,思想观念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市场中竞争力差,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强失地农民的竞争力,政府对失地农民应采取就业扶持政策。 首先,采取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根据本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用工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大专院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和各职能部门的培训能力,把劳动保障、农业、水利、科技、建设、社会团体等有关部门和行业现有的培训基地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落实培训职责和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能力,开展以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通过培训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自身素质,增强就业本领,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努力促进其上岗就业。 其次,为失地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让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待遇的同时,还要给予政策倾斜,如消除就业歧视,税收贷款优惠,失地农民就业优先安置,奖励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企业等政策。另外,县、镇、乡、村应通过兴办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企业,优先安置失地农民就业。 社会保障论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许多人成了“种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导致不少地方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事件频繁发生，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不稳定因素。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从这些法律援助案件中，笔者深感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尤其是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和社会保障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全年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按照—全国平均减少耕地620万亩和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89亩计算，“十一五”规划期间将新增失地农民1640万，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4000万。—2030年的25年间全国占用耕地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将超过3545万[1]。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除少数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以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已经建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而言，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就业安置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结合长寿区的情况，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 目前各地征用土地的补偿只是对失地农民的现象性补助。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一个失地农业人口的费用为上述标准的四至六倍，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村社留存后，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户。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2万—3万之间，中西部地区更少一些。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土地的增值价值。对失地农民而言，补偿水平过低，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能够农民维持2—3年时间，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二）就业安置缺乏，就业问题突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国有企业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为失地农民在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岗位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甚至不可能，同时受城市下岗职工和外来打工者的冲击，城市中的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失地农民寻找就业岗位越来越难。加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化，择业渠道更为受限，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突出。 （三）社会保障缺乏，生活水平下降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我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一次性货币化安置。这样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的压力，失地农民基于眼前利益也易于接受，但事实上，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的长远生计问题。土地是农民最稳定、最安全的就业岗位，失地后他们昔日所熟悉的农业生产技能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又无法与城镇中其他就业群体竞争。待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942户失地农民所作的情况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人均年纯收入2765元，失去土地后人均年纯收入为2739元，约下降了1％。从各地的情况来看，43％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11％的农户持平，46％的农户纯收入下降。[2]在重庆市长寿区，以前的征地中，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也存在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四）医疗保障被边缘化 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民就医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而失地农民在被转化为城市居民后，多数人不再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优惠政策，而城市中的医疗保险体系又大多未延伸到失地农民，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后又失医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所得的数万元征地补偿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往往由于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位失地农民跨入城市贫民的行列。 （五）土地补偿费管理混乱 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费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土地入股分红、养老保险以及留用地等操作性不强，矛盾多，难度大，因此政府部门和用地单位都较为倾向于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但有些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经济实力不足，资金落实到位难，不得已给农民“打白条”，造成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的长期拖欠，致使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不断。同时，现行土地补偿费产权不明，管理混乱，许多村组领到征地补偿费后乱上项目，导致巨额集体财产流失，最终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六）子女上学受影响 子女的未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最牵挂的大事，因此也成了失地农民最大的心头之痛。在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中，他们凭借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供子女上小学、初中尚可，但上高中和大学便力不从心了。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分析 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经济发展中一些体制性的 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城乡二元割据体制影响的延伸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不平等的待遇和严格的界限。由于这一体制的存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约2万亿元的资金，形成新时期更为严重的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剪刀差”。[3]所以说，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下“三农问题”的延伸。 （二）是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划拨除外）及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该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在土地被征用后却没有得到这些财富。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总体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县乡政府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仅有的几个大税种如消费税的100％、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60％都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留归县乡政府大都是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县乡政府财权小了，而事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乡政府普遍成了“吃财政饭”，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或确保重点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来充实其“钱袋子”，有的甚至把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第二财政”，而对随之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力顾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曲解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急功近利，最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发展城市为名，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大搞开发区、工业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由于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过分看重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用来进行工业开发，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产生。 （五）征地监管机制的弱化 其表现在：一是违规征地屡禁不止。据媒体报道，元月至五月份，国土资源系统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却比同期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达50％，有的甚至达90％以上。[4]这些现状已对国家土地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查处不力。目前我国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绝大多数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对这些案件的查处，多是责成检讨、补办手续做善后手续，最终使违法征地“合法化”。过轻的处罚力度，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的责任者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征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等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六）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是指集体所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一征收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用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质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征用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七）失地农民整体素质上的弱势 对失地农民来说，充分就业是他们最积极、最稳妥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投入等方面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当农村一代的中小学生相继成长为青壮年农民时，和城镇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整体素质无疑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城镇中各类就业岗位劳动力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等对就业岗位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失地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寻找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居有住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真正成为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 在征地补偿内容上，除了补偿土地价值、劳动力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还要增加农民在30年内土地正常收益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5]。即使按现行补偿内容进行补偿，也应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补偿标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在最近两年的桃花新区征地补偿中，按征地人口每人60000---80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货币补偿。提高补偿标准，可以确保农民失去土地有能力再创业、再就业。 （二）建 立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事实表明，低水平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无保障，容易在农村社会产生新的贫困阶层，不利于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对于土地被全部或大部分征用的失地农民，应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应主要从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增值提成中列支。同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分年龄、多层次、全覆盖”原则。比如杭州市规定，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给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给予参加杭州市政府规定的“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简称“双低”）基本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50—60周岁的妇女或者又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6]总之，长寿区应积极借鉴外地有益的经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将对社会稳定和促进失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由于生产力普遍较低，经济水平整体较差，农民面临养老、疾病和贫困的巨大风险。医学的进步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度攀升，致使农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已成为人们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风险还对生活质量造成冲击。因此，医疗保障也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以失地农民自愿缴纳为主，政府、征地主体、村集体三者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社区失地农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总之，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重视失地农民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住房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农民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当失地农民在失地同时又失去房屋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了穷的只剩下兜里“卖地钱”的无业游民了。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建造了安居房，却因楼房价格偏高，远远地超出了失地农民的购买能力，少有人问津。在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修建针对失地农民的定向安置房，同时房价要控制在失地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例如，重庆市长寿区为化工园区、晏家工业园区、新重钢工业园区三个园区被征地农民修建了定向安置房，—建成的定向安置房房价在500元∕平方米左右，同时在修房、分房的过程中邀请公证处介入，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搞好失地农民的安居工程，不仅是保障失地又失房屋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民心工程。 （五）不断完善就业优惠政策，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落到实处 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促使他们由农村居民尽快转型为城镇居民，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为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放宽失地农民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因政府行为而失地的农民，应一律将其纳入城镇社区管理和就业范围；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在税收减免、贷款、场地等方面给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扶持政策。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开发准入门槛低、适合农民就业公益性或生产性岗位；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更多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给予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数量与用地单位用地规模相挂钩制度；对“零就业”的失地农户采取特别措施重点给予照顾。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搞好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治本措施之一。在培训费用方面，应全部由当地财政列支；在具体技能培训方面，应通过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面向县、乡、村三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青壮年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促使失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基本情况信息库，开展求职意向调查，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有效价值的就业信息，免费为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在闲散劳动力较多的地方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介绍，积极组织劳务输出；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和网络，为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六）对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一样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在征地过程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司法救济所需要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无法体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比如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7]使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七）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把党和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有三大诱因：一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吃饭财政”，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地生财，再去搞城市建设；二是搞农业富不了，要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官员共同的选择就是牺牲农地搞工业；三是gdp等经济指标是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把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与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面落实党对失地农民优惠政策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全面而稳妥的解决。 结束语 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提出：“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到先保后征，使被征地农民基本长期有保障。”这将使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了政策保障。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建立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又可以促使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顺利进行。 社会保障论文: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研究综述 【摘要】本专题文献综述共涉及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就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进行文献研究综述；第二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第三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收入；最后一部分的综述内容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预算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宏观关系 ⒈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关系的基础 尽管有少数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非公共财政学的研究范畴赵志耘、郭庆旺，但目前学界大多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社会保障，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社会保障纯的公共物品性质胡鞍钢。正因为如此，社会保障成为最大的政府开支方案，。虽然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并非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的，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的半公共物品，但仍然承认它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提供高培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固定的和主要的来源渠道，也是政府站在社会保障前台的标志郑功成。总而言之，社会保障的公共或半公共性质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产生联系的基础。 ⒉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 林治芬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随着經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财政体制从原来的国家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式从原来的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因此，市场经济是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共同的来源。从时间顺序上看，社会保障则先于公共财政产生。在社会保障普遍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时，就自然融入了公共财政之中林治芬。除了来源上的一致性之外，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林治芬：社会保障和公共财政的主体都是国家；分配对象都主要是剩余产品；分配特征都包括强制性和无偿性；两者的作用目标都是为了弥补完全市场的缺陷。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一种财政分配关系。相应地，公共财政理论也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有效的稳定机制而存在刘颖，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政府转变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张左己。 此外，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也联系密切：林治芬认为，从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方面分析，国家发行国债常常借助于社会保障基金，世界各国普遍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一定比例用来购买国债。公共财政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在公共财政稳定经济的职能中，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林治芬。而张馨、袁东等人认为，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平抑经济运行的萧条与过热，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稳定经济职能的重要手段。因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济贫支出和失业保险费支出与经济形势的反向运动具有促进经济回升或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张馨、袁东。 目前，学界已基本达成普遍共识，认为社会保障是公共财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高层指出，要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李岚清。在学术界，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历史发展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健全，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保障是国家财政资金运用和现代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家新、乔均。另有学者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使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蔡社文。社会保障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表示，各级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目前的％左右逐步提高到％％。财政预算超收部分除法定支出外，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张左己。相应地，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也已是普遍的共识：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财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力度不够张高峰，社会保障是目前财政收支项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位”领域高培勇。而正是由于政府支出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很少，使得公共预算没有引起公众关注刘怡。除了资金上的支持之外．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还体现在：承担社会保障运行的费用和实行税收优惠两个方面郑功成。 当然，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林治芬认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而言，政府是财政分配的唯一主体，而社会保障中的分配主体除政府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性团体；第二，社会保障的集中分配程度要低于财政分配，社会保障的分配是财政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财政资金的分配完全遵循无偿性的原则，而社会保障这里主要是指社会保险的分配则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林治芬。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和支山两个方面林治芬：从收入方面看，社会保障基金实质上是财政资金的转移和让渡，如果不征收社会保障税费，那么这部分价值就会以利润或所得税的形式流入财政收入。同时，社会保障基金节余为政府举债提供可能，社会保障基金成为政府公债的重要筹资渠道，这必然会对财政分配产生很大影响。从支出方面看，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付方式、范围和标准等的确定与调整，都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支出。比如企业社会保险费税前列支会减少财政的所得税收入。至于由财政预算内支付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就更为直接了。社会保障的资金收支数量直接、间接地影响财政收支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多收了，财政势必要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必然加重。 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性质有所区别，与公共财政的关系也因此有所不同：国家财政应当对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承担主要责任，而由于社会保险最终追求的是自我平衡，因此国家财政应当与社会保险保持适当距离，全国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宜盲目追求规模，应当适量郑功成。林治芬也认为，在社会保障的三个子系统中，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财政性要强于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而言，国家只承担一种组织管理职能而不应过多介入林治芬。但是面临目前社会保险资金紧缺，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欠债问题，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扩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来弥补历史欠账。 另有学者研究了预算外资金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预算外资金也应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但它是各个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小金库的基础，由各个部门自行筹集和使用，除了用于公共支出外，很大一部分用于实物发放、职工福利和应付政府各个部门的集资摊派。这种做法与地方社会保险金社会化的统筹，存在利害冲突，违背了社会统筹同舟共济的原则，阻碍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国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社会保障论文: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百姓民生纪实 春 风 拂 侗 乡 ——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百姓民生纪实 “过去，减免了农业税、普及新农合、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现在，享受新农保拿55元的养老金，我们农民享了天大的福，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这是农民代表何宗银老人在芷江杨公庙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首发仪式上，领到存折那一刻发自内心的感言。 芷江侗族自治县劳动保障部门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保民生、强化服务促和谐”主题，把解决百姓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实践特色，狠抓工作创新，真诚服务百姓民生，促进县域经济和谐发展。 搭建就业新平台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外出劳动力返乡，为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芷江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通过县、乡镇、村三级联动，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建立健全返乡人员信息资源库；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就业岗位需求免费开设电脑、厨师、美容美发、电工电焊等10多个专业技能培训班，职业培训4450人，扶贫培训3103人，就业计划培训1650人，企业农民工提升培训1750人，提高返乡农民工市场适应能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62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8000人。组织开展“真情相助渡难关”就业援助送岗位活动，深入到企业、乡镇和街道社区了解用工需求，大力挖掘针对性岗位，采集就业岗位5900多个，推荐有一技之长的返乡农民工到县域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就业。举办 “春风行动”系列招聘活动，为返乡农民工及下岗失业人员举办了两次大型的“人才交流现场招聘会”，为各类求职者实行免费进场洽谈、求职登记、信息查询、职业指导、推荐就业的“五免”政策，达成意向就业2339人，实现城镇推荐就业1027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291人。“以前，做木工、开车，倒不如现在养牛，一年就能赚30多万元”这是罗旧乡养牛大户陈新桥在开创“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场后通过自主创业后得到的收获。 新农保让农民养老不犯愁 芷江县作为全国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之一，该县劳动保障部门把新农保试点工作作为服务百姓解民忧的实事来抓，建立目标考核责任制，实行局班子成员包乡镇联点，层层分解任务；建立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县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审计、公安等多部门联动，确保新农保这一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将农民最关注、最得实惠的新农保养老金发放存折发送到每个6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人手里。截至目前，全县16-59周岁的适龄农民参保达13.4万人，参保率达到70%，收缴养老保险费达1300多万元，完成60周岁以上45500人的信息采集，60周岁以上的农民基础养老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发放金额达870万元。 社会保障体系显成效 芷江劳动保障部门以确保支付、扩面征缴、完善制度、强化管理为重点，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五大保险齐头并进，推动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扩大，保障程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去年征缴基金达1.12亿元，发放各类待遇1.14亿元，按时、足额发放率达100%。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围绕保发放、抓征缴、促扩面这三个主要工作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完成工作任务。底征缴养老保险费3570万元，参保人数7899人，新增参保1356人；全年应发养老金4737万元，实发养老金4737万元，社会化发放率100%；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水平继续调整提高，月人平增加养老金110元，调整后全县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平养老金达1050元。在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征缴、清欠和发放的同时，不断加强对稽核工作的探索，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服务上来，整体工作稳中有进。全县参保206家，参保人数为8475人，去年共征缴基金6964万元，为3032名离退休人员发放离退休费6712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运行基本平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面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增参保2539人，基金征缴2516万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共支出2029万元。生育保险新增参保人数2518人，征缴60万元，支出21万元。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32235人，收缴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312万元。采取财政代扣、银行划帐、单位催缴、上门收缴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狠抓失业保险征缴，征缴率不断提高，共征缴189万元，基金支出101万余元。县内所有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伤保险费缴纳实现财政代扣代缴，去年全县共有170家单位11758人参保；新增扩面参保人数20__人；共征收工伤保险基金126万元；共收到工伤事故快报62起，支付工伤待遇56万元。去年以来，该县劳动保障部门还积极深入用人单位开展执法监察活动，督促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兑现农民工工资，全力保障、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共为30多名劳动者追回被拖欠工资39万元。(芷江县委学习实践办) 社会保障论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问题研究 李海飞 谢颖 一、健全相关法制，保证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先天不足，除残疾人、妇女、老年人权益等方面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以外，社会保障的主要领域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至今没有法律。因此，社会保险立法势在必行。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基础，是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经办机构、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划分的依据，也是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监管的前提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应建立社会保障法与社会保障税法。关于社会保障税的优惠政策问题，如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等制度必须规范化，做到全国基本统一，以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可以用专门条例做出特别规定。社会保障税的立法中还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管理体制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短时间内社会保障不能达到全国统筹水平。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努力达到省级统筹的水平，因而初期的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种，待时机成熟后，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根据地区间差异确定中央收入比例，用于调节地区间的不平衡。 二、加强征收管理，以满足社会保障财源需要 可以预测，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工资制度的不规范，也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原因是这部分人员原工资没有包含保障支出；而对企业类工资不必调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保障已全部由职工自己负担；由于目前社会中的分配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宜将已固定化的补贴加入工资的基数，作为征收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 三、完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 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当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的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不可能很高，这就限制了社会保障预算的资金来源数额。而社会保障支出又有较强的刚性，其中养老金支出规模和水平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不断增长；医疗保险支出会随着医疗服务和药品中高技术含量的增大而提高；失业保险支出则会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变化而有起伏。因此，当社会保障税收不抵支时，一般预算收入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也应留有一定空间，以发挥财政对经济的 “内在稳定器”作用。 四、建立事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增强监督力度 第一，各级政府内部建立协作分工的行政管理体系。涉及社会保障管理的部门有：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财税部门、金融部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税务机关征收，财政监督，银行发放。 第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基金管理原则、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等重大问题。对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中央政府要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经济状况，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帮助。地方政府承担筹资征管、支付标准制定、社会化发放等社会保障事权，立足于自身努力，力求足额筹措资金。 第三，建立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法律监督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实施全面的监督，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基金的安全有效运行。行政监督包括财政监督、税务监督和审计监督。财政监督即通过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投资管理、预算审核等手段，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中的有关行为进行经常性审核和检查。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税务监督主要通过税法的执行和日常征收管理，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收支情况及纳税情况 实施监督。审计监督是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制度，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期审核。以上几个方面的监督应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社会监督是指由社会中介机构，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年度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确保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并向社会公布。 五、盘活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价的上涨和社会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不断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能否建立起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在不断积累扩大的前提下保值与增值，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广大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工作之后的最后保障，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资金保证，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一定要避免风险，基金投资应当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已全面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此举为防止保障基金被挤占挪用，保障其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基金基本上都存放于银行，由银行提供一定的优惠利率实现其保值增值。但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需要。建议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以保证其流动性、随时支付的需要；基金结余部分宜由中央政府掌握投向，除按照规定投资于国家发行的债券外，应当积极探索更有利的投资方式，如投资于效益高、收益稳定的公共工程和公益设施的建设等，以求得最大利益。当然，结余部分增值或亏损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保障论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弱势群体的救助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要矛盾。针对大量弃婴、孤儿存在的事实,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运用法律手段,来确认和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障立法,尤其是儿童福利保障立法更是关乎弱势群体福祉的大事。 论文关键词 弱势群体 社会保障权 国家义务 儿童福利法 弱势群体在我国是确实存在的。由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目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是不相符的。因此我们讨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问题就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权 我国宪法中并没有“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弱势群体第一次提出是在2002年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弱势群体说法提出后,学者们力图从各个角度对弱势群体下一个定义,以便明确界定这一群体的范围。无论是从法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大致都指出了该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某种不利境地。从这种界定出发,我国目前存在的数量庞大的孤儿、弃婴群体无疑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在所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群体中,孤儿、弃婴是处于最不利的境地的。这种最不利的境地,是生命存续的危险。因此,本文的“弱势群体”特指这些弃婴、孤儿群体。 讲到公民权利,我们强调更多的是政治权利,是平等权,是人身自由,是财产权利,是教育文化权利,等等,很少关注社会保障权,尤其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关注的不多。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问题,但对于全国数量庞大的孤儿群体关注的较少。以2012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以“农民工权益”为主的研究文章有215篇(通过学术期刊可检索到的),以“弱势群体保护”为主题的研究文章有24篇,但直接以孤儿、弃婴这一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几乎没有。农民工至少还有自我生存的能力,而对于大量的弃婴、孤儿,尤其是身有残疾的孤儿而言,则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生下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有60多万的孤儿。衣食无着、居无定所是庞大的孤儿、弃婴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他们才是最迫切需要救助、保障的对象。 (一)社会保障权概述 社会保障权理论最先从国外发展起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比较成熟。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先后通过立法确认社会保障权是人人享有的生存权利,明确社会救济是国家和社会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基于此,欧美国家先后建立起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是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政策和制度。虽然经济危机时,这种福利政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对于民众,尤其是生活困难、处于困境的民人来讲,则是“福音”。《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应当指出的是,作为普遍的权利,尽管讲求权利平等,《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公民只有在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的情况下,才有权享受来自于国家的保障,以维持必要的生活。这说明,享受社会保障权并非是无条件的,社会保障权的保障对象是那些处于生存困境的人。 1985年9月党中央在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这是“社会保障”作为官方概念首次提出。但直到2004年进行宪法修订的时候,我国才在《宪法》第14条增加了一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同时《宪法》第33条、第44、45条对社会保障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虽然《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权的概念,我们也不能确定的说社会保障权已经成为明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第45条对公民的救助做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规定没有明确说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而是说公民在某种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们就姑且从这一条规定来确认,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 对于社会保障权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一项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权利”;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法律赋予公民在一定条件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以满足或维持其一定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的权利;等等。无论是那种角度,学者们大都明确指出公民是在法律规定的某种条件出现的情况下,即在生存、生活处于不良境地的情况下,国家应当予以救助。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权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条件下从国家获取物质帮助以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权利。 (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问题 有学者基于权利实现特征,把弱势群体分别区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民事权利、社会权利、法律程序权利等 权利实现中的弱势群体。这种区分明确指出,不同的社会弱势群体,其权利追求是不同的。对于全国数量庞大的弃婴、孤儿这样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追求的权利不会是政治权利,也不会是经济权利,因为生存下去才是他们最基本的也是最首要的追求。毕竟,“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对于他们而言,生活保障权远比那些政治权利重要的多,实际的多。如果活不下去,再谈其他什么美好的权利也不过是“镜花水月”。 任何公民在特定的情况下都应当享有社会保障权,这种保障权最起码应当包括维护自身相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至少包括免于饥饿的权利。我们所强调的弱势群体,面临重重困境,之中最紧要的莫过于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但各种报道中关于少年儿童流浪、乞讨、盗窃等等新闻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这一群体处于何种危险境地。他们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从哪里来?既然社会救济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就应该由国家来提供救助,包括提供食物,提供居所,提供必要的教育,等等。也就是说,宪法所设定的规定情境已经出现,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基于国家对公民保护的社会属性,国家就应当积极履行救助、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但从民政部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实现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民政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孤儿人数约有61万,其中政府收养的不到11万,另有50多万则“流落民间”。因此,要想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不会成为空话、沦为“纸上的权利”,国家义务的问题就不容回避。 社会保障论文: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摘要： 本文的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能力较弱的人群，比如目前城镇中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靠领取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或者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来维持生活。这种状况不改变，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本文从弱势群体的分类以及弱势群体和社会保障的关系谈起，结合实际，进而指出我国现阶段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社会救助 1背景链接 国务院总理朱铭基在向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学术语，表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城镇弱势群体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如何让城镇弱势群体走出贫困，成为一个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以再分配为手段而达到社会安定目标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这一制度涉及到国家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它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称它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 社会保障并不是只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体系，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但是社会保障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表现在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具体对象，而社会保障制度又是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基本的职责，进而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免于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尽可能地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为历史使命。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目前很多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靠领取失业救济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或者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来维持生活，一些人甚至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住房、教育的待遇。这种情况不改变，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要顺利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层合理、衔接紧凑、保障缜密的社会安全网，从而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2.1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弱势群体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所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群体。从理论上讲，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人类生存权的经济保护制度，它的对象群体应该涵盖所有需要国家和社会帮助与支持的弱势群体，包括所有的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社会救济制度本身以及相关具体配套制度、法规的不完善，部分弱势群体实际上还没有被纳入到我国现有的社会救济制度保护范围之内。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力较差的人群[2]。具体来说，我国社会保障知道涉及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 一、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 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是“三无”人员。这部分人员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始终都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到20世纪末，他们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了。二是贫困的失业人员。20世纪末，这部分人员在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急剧上升，逐渐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三是因病致贫的人员。在改革前，城镇的劳保医疗制度相当健全，很少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改革以后，旧的制度不能有效运转，新的制度一时又不能衔接上来，不少城镇劳动者由于健康原因导致收入急剧下降，因病致贫陷入生活困境。四是贫困的老年人口。由于一部分企业在破产之前没有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有一部分企业根本不在基本养老社会保险统筹范围之列，其职工在年老退休之后就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来源。还有一些人领取的退休金水平过低，由于其原来的生活处境就不大宽裕，这些居民也往往成为城镇贫困人口的一部分。 二、城镇新生贫困群体 除了原有的城镇“三无人员”以外，其主要包括城镇新的待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部分离退休职工和他们的赡养人口。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和金融、贸易等服务性行业将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中去，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有限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够将陷入倒闭的危险。失业下岗人员的数量将会进一步上升，而传统行业的就业空间会进一步压缩，如何适应WTO和全球化的挑战，可能是每一个企业和城市居民今后不得不考虑的重点，尤其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单位”体制内的人群，生活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与失业下岗相伴随的是，城镇部分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失业意味着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上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支出，其结果只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将从一个原来比较高的层面急剧下降。为了生存下去，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将会被迫卷入各种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用非法手段获得经济制度拒绝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三、农民工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在其多篇文章及讲话中都提出了数量较多的城市农民工是一个具有“城市人”与“农村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向工人的“过渡人”,也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同时又是一个既难被传统农民认同，又难被城市居民接纳的“边缘人”。在他们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干的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其它权益,所获报酬也比较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缺乏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在努力建设好一个个城市的同时，却不断地受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排斥，并随时都有被解雇而流浪在街头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已经达到上亿人的规模，事实上已构成了城市社会特有的“二元结构”中的“一元”，成为城市社会特别应当关注并加以保护的一个新生群体。[3]“城市农民工长期受户籍制度、劳保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虽然离开了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己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构成我国目前社会结构的第三元”。截至目前，大多数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制造加工业 和服务业[4]。四、残疾人 残疾人是指因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并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等。残疾人作为一个群体，对社会保障有着较健康人更多、更迫切的需求，但不同的残疾人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亦有着差异，如社会救助、就业保障、康复治疗、特殊教育等等。 2.2社会保障制度与弱势群体的关系 综合分析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并不是只面向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体系，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公民，但是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具体对象。而且社会保障制度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为最基本的职责，以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免于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尽可能地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为历史使命。它是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制度之一，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3我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在上一部分我们己提到，弱势群体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无法保持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最低生活水准、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社会群体。这里我们将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的一切支持和帮助，统称为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需求，国家和社会给予弱势群体帮助和支持的措施有各种规模的扶贫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给予弱势群体住房保障、医疗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就业支持等。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是弱势群体社会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手段，主要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 3.1社会保障制度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 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个基本制度在内的多层次综合保障体系。因此，当我们习惯地把社会保障制度比作社会安全网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并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一个由这三个层次复合而成的立体的社会安全网。其中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救济，它面向全体公民，没有资格限定，任何公民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都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取帮助与支持的权利，它主要满足救助对象的最低生活需求，直接面向弱势群体，包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城乡福利院以及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如医疗救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解除因各种原因陷入生活困境难以自拔者的生活危机。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保险，它的对象是有收入的劳动者及依赖其为生的家庭其他成员，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包括面向劳动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这一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是在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的同时使其免于沦为社会弱势群体。第三个层次则是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其目的在于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以全社会的公民为保障对象，主要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需要，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可见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通过两方面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护：一是社会救济制度为现有的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需求的经济保障；二是社会保险制度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于沦为弱势群体成员。 3.2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进程绝非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结果，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势必加速并强化国际间的交往，但全球化现象的形成则主要取决于现存国际力量的关系，并将在以后的进程中继续显示这种力量关系的特征。而这种力量关系对全球社会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平等与非均衡现象的显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指出，全球化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常常与全球化联系起来讨论的敏感问题。[5]WTO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因此，检讨现实社会保障政策，应当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基础。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1）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弱势群体 没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是解决不好弱势群体的问题的，发展永远是硬道理，要继续推进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缩小弱势群体的范围，就必须注重发展的实效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还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发展观教育，“先富带后富”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是时间早晚的事情。通过发展观的教育，坚定弱势群体对共同富裕的信念，逐渐使弱势群体由弱到强。 （2）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需要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增长社会财富，因此，围绕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政策。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就日益凸现出来了。针对这一变化，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对原来重点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追求效率优先的原则，适当调整到以全体社会成员共生发展、共同富裕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政策上来，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因为这些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可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展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3）国家的财政支持应到位 毫无疑问，政府承担着保护弱势群体和主导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当然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推动社会保障立法、监管社会保障运行等方面，尤其直接、具体地体现在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上。国家财政支持的到位，不应仅仅表现在国家加大对弱势群体保障资金的投入和不断扩张社会救济支出比重，而且应扩大公益性劳动事业，以工代赈，通过修路、架桥、建医院、学校、机场等吸纳更多的拥有劳动能力的社会弱势群体就业。还应该形成完善的社保基金监管机制，贯彻专款专用的原则，并且在地方上摒弃所谓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中。 （4）重点落实个人所承担的责任，让先富起来的居民更多地分担一些社会保障责任 目前需要落实的措施包括：一是规范工资统计范畴，根据实际工资收入征收各项应当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杜绝瞒报、漏报收入的现象，让受到救助的群体确实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让年轻的劳动者分担起中老年职工的部分责任；三是在维护孤老残幼等极端弱势群体的生活权益的同时，按照不营利的原则对相关社会福利收取服务费。 （5）推进和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和农村居民地位的相对弱势化，既体现了农村对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与社会风险的累积。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保护农村居民中的弱势人口并促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免于沦为弱势群体，就有必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务院于20__年1月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并在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管理体制、补偿模式、监督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但在农村的低保还处于探索阶段，农村的养老保障还是一项 全新的工作，这也正暴露出我们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的漏洞所在。无论是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是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当中，社会保障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势在必行。（6）要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仅靠政府单一的社会支持是远远难以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的。因为就一个国家的政府支持系统而言，其主要是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来进行的，而弱势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无法纳入到政府有限的社会保障系统的（如农村中的弱势群体）。虽然，各级政府经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搞一些“送温暖”活动，扶助那些社会保障体制外的弱势群体，但说到底，这只是政府部门的一种“道德努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弱势群体问题。政府当然不是全能政府，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政府样样具备，事事恭行。但政府完全有责任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都组织协调起来，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真正作用。这种非政府组织至少包括各种非政府团体、慈善机构、群体组织、社区组织、志愿团体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家庭和个人。群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往往是单纯的政府社会保障无法替代的。 (7)加快社会保障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救助弱势群体不是对弱势群体单纯的同情、施舍和恩赐。一个国家能否建立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机制，是这个国家能否成熟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宗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的神圣使命。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还没有形成体系，立法层次较低，多数是以“规定”、“条例”、“办法”、“暂行条例”等形式，法律效用较弱，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基金征缴以及违反规定处罚时，缺乏法律手段和强制力，削弱了社会保险的权威性和推动力。罗尔斯曾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7]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的推动和支持，针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我国宜出台一系列完整的《社会救济法》、《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等，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典》。也可以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同时，制定社会保障相关法律，以一法为主，多法并行方式运做。 4结束语 综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总之，只有充分研究弱势群体的基本情况，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论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落实城镇建设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 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贯彻落实城镇建设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 为促进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县将确定为“城镇建设年”。为推进工作，平坝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挥职能作用，采取五项措施为推进“城镇建设年”工程项目建设积极服务。 一是积极做好工伤保险及预防工作。深入施工现场大力开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简化工伤办理手续，及时开展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全面推进在建工程项目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二是积极探索和推进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调查摸底，努力探索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为推动我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启动实施夯实基础。 三是积极开展就业与再就业工作。开展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宣传培训，利用发包单位和施工单位到(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用工登记备案的时机，整合县人力市场资源，积极为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开展好用工推荐服务，提高就业率。 四是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大施工现场劳动监察力度，杜绝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发生，为项目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五是依法开展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调解，维护合法的劳动用工关系。按照《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加大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积极推进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及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 社会保障论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落实县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的汇报材料 人事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落实县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的 汇报材料 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后，我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针对今年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对20__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谋划，确立了“紧紧围绕“一产立县、二产强县、三产兴县”发展战略，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再就业、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件大事，抓住人才引进、干部队伍管理和劳动用工监察三项重点，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不断强化服务，以争先分创优的意识，勤奋务实的精神，努力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确保干部职工队伍和离退休人员的思想稳定，为促进全县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基本工作思路。今年，我们重点要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引导，开拓渠道，努力为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创造条件。 今年再就业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大、问题多、任务重。一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适龄劳动力人数进一步增加。二是再就业资金有存在一定缺口。为了确保完成省市下达的再就业各项指标任务，确保社会的稳定，我们准备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足额筹集再就业资金，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到今年年底，所有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将全部出中心，转入失业。因此，为积极稳妥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要保证再就业资金足额筹集到位。计划今年要实现筹资300万的目标，以确保下岗职工出中心时经济补偿金等项费用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同时还要确保出中心后的下岗职工按月领到生活费，从而确保下岗职工出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这部分人员的稳定。 2、加强宣传引导，转变就业观念，确保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达到75以上。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下岗、失业人员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具体要采取领导访谈、典型报道等多种形式，教育引导下岗失业人员要认清形势，正视现实，自己地转变就业观念。同时，要积极鼓励他们通过非国有制、非全日制、非固定单位、临时性、弹性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就业。 二是强化就业培训，努力提高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本领。今年计划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10期，培训下岗职工1000人，真正形成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促就业的渐进就业局面，确保再就业率逐年增加。 三是积极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计划联合街道办、县总工会、县妇联、共青团、广播电视局等单位组织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通过采取在公共场所开设就业专场、社区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努力使那些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竞争力较弱的下岗、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再就业。 四是抓住我县项目建设大发展、大投入的有力契机，积极宣传，引导用人单位吸纳下岗、失业人员，为下岗、失业人员创造就业岗位，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就业领域。 3、加大力度、落实对下岗职工的各项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省、市再就业的有关精神，今年准备制定出台《关于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实施办法》，对自谋职业的下岗职工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优惠。调动和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利用政策，自我创业。同时，还要做好《再就业优惠证》的发放和管理工作。以规范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管理，这项工作我们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已起草了初步方案，准备再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四月底出台实施。此外，为使上级制定的各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我们还准备联合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督导，确保上级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为下岗、失业职工实现再就业创造宽松环境。 二、以实现“两个确保”为重点、不断完善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今年的社会保险工作，我们准备紧紧围绕确保离退休费和失业保险金按期足额发放这个目标，努力做好五项工作： 1、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广覆盖的目标。在巩固现有参保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和规范管理工作。抓宣传，重点是抓好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参保的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参保对象对参加社会保险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步增强他们的参保意识。今年争取在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参保数量上，得到进一步扩大，为今后的扩面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抓规范管理，一是要抓好为中断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办理"接续卡"工作，为他们继续参保创造便利条件；二是要认真做好 社会保险登记工作，及时向地税局提供情况，为扩面征缴提供依据。今年，我们争取新纳入参保人数要达到1000人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覆盖率继续巩固在100；国有、集体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达要到96以上；城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要达到市局规定指标；失业保险覆盖率巩固在100。 2、抓好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费的发放工作，社会化发放率保持在100。从工作程序上，我们要坚持做到年初搞好各月份养老金支付的预测，每月20日前做出当月的发放计划，25日资金到位，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要认真做好对养老金发放的跟踪调查工作，坚决杜绝人员死亡后继续领取养老金现象的发生，确保养老保险金发放工作万无一失。 3、认真做好征缴基数的核定和稽核工作，努力实现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与支出基本平衡。今年要继续把对参保单位和个人缴费基数的核定和稽核工作当做一个重要环节来抓。通过核定和稽核确定出准确的缴费基数，为地税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提供及时可先辈的依据，防止少缴、漏缴现象的发生，切实保证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做到应收尽收。年内对参保单位的核定面要达到100，稽核面要达到35以上。努力争取实现全年社会保险金的征缴与支付达到大体平衡。 4、巩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在总结上年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情况的基础上，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机制，并认真抓好落实。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年内，医疗保险基金征缴额要争取达到1200万元，以保证医疗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并为今后平衡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进一步扩大医保工作的覆盖范围，年内使参保的人数达到18000人，做到应保尽保。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要在服务管理和降低开支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一是要抓好对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品零售药店的管理工作，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努力使他们提高服务质量，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改善服务，降低开支。二是要加强对医保工作的稽核和严格外地转诊的管理。在严格管理程序，堵塞工作中的漏洞，把坚决防止不应有的医疗费"流失"现象的发生，从而达到降低开支，保证治疗的目的。三是加强对享受公费医疗的离休人员、二等以上伤残荣军、省以上劳模医疗费的开支管理，认真做好烈属及带病还乡伤残军人医疗费减免工作，使两项费用的支出比上年度降低10和控制在15万元以内。 5、继续做好失业保险征缴和管理工作，确保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社会化发放率保持在100。今年在失业保险工作中，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建立失业保险个人缴费登记制度，对符合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做到"无障碍接收"。二是保证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他们的生活。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失业人员的愿望，有针对性的开展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再就业竞争能力。四是要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上半年准备对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进行一次跟踪调查，根据失业人员的实际需要，通过人才劳动力市场等各种渠道，定期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努力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三、拓宽渠道，广开门路，努力解决高层次人才匮乏与低层人才过剩的问题，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在开发、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规划，有针对性实施人才战略。今年，我们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研究制定我县的《人才规划》，明确今后五年人才工作指导方针、目标规划和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使人才工作做到有计划、有目标、循序渐进地开展，使其真正成为我县“人才战略”的基本规范，以保证现在人才与经济的发展大体相适应。 二是政策引导，努力培养和招拦有用人才。在高层次人才工作上，我们将坚持开发与培养为主、引进与吸纳为辅的原则。引进人才要紧紧围绕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本着“政策引导，引进急需，放眼未来”的原则，重点吸纳和引进教育、农业、工业和管理方面的本科以上的人才。培养人才，要着眼于各行业的未来需求，通过联合办学、成人教育、脱产学习等多种形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有一定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现有人才，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增长知识，成为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根据我县实际，近期内要把培养人才，作为解决我县人才匮乏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是立足我县实际，大力开发乡土人才。作为农业大县，我县在今后一个时期，还将需要大量的基层实用型农业人才。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开发乡土人才。在建立乡镇人才劳动力服务站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其功能，切实发挥其承上启下的作用，努力在我县建设一个以县为龙头、乡镇为枢纽、村为触角的三级乡土人才网络体系。同时，加大对乡土人才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他们的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县农业家村经济快速发展。 2、在解决低层次人才和社会富余劳动力就业方面，努力做好以后工作： 一是强化就业服务功能，大力开展人才交流和职业介绍，努力解决大中专毕业生和社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积极开展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和招聘洽谈活动，增加市场集日，由现在的每月8日、18日两次，增加到每月8日、18日、28日三次市场集日。尽可能多地为求职人员创造机会。 二是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把合同签订、鉴证、社会保险、就业培训、劳动人事等业务与市场用工、求职溶为一体，使人才劳动力市场成为“一站式”服务机构，以方便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办事。 三是加强对外联络，广辟就业门路，努力扩大劳务输出。在巩固现有国内外输出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渠道，争取年增输出量达到10以上，以缓解县内就业压力。 四是积极开展就业指导与培训。逐步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今年主要对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技校毕业生实施重点帮扶，实行免费就业培训，力争帮扶上岗率达到80以上。 四、进一步加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规范管理、强化培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公务员条例》、《干 部任用条例》和《考核奖惩暂行办法》，严格按程序做好股级干部任免、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工作，通过严格考核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调动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努力建设一支“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干部队伍。 2、加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年内主要抓好四项培训：一是新任股级干部培训，培训率要达到100；二是公务员骨干培训，按上级需要完成培训任务；三是公务员英语培训，年底前，全面完成45周岁以下公务员的初级培训任务，并争取98以上通过考试达到合格标准；四是法律知识培训，与有关部门配合，争取全面完成市下达培训任务。 3、严格政策、程序，认真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评审与聘任工作。继续坚持两个回避的考核、评审原则，坚持量化考核与述职答辩相结合的考核、评审办法，确保考核评审结果的客观公正。同时要严格按程序组织好各类职称的资格考试工作，使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尽快走上相应岗位。 五、加大以个体私营企业为重点的执法监察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的管理。 1、加强对非法中介组织的检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今年要对非法中介组织进行不定期的检查，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和欺诈行为，对干扰市场秩序的非法中介组织，要给予行政处罚，对屡纠不改的要坚决给予取缔，确保我县良好的用工环境和秩序。 2、继续深入开展就业证、劳动合同签订与履行情况和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专项检查，全年检查各类企业不少于300家。努力规范用工行为，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3、继续贯彻落实《河北省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全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按省市要求力争实现全县劳动合同制度在我县各类企业的全覆盖。主动与工商部门搞好配合，努力使新增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用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以上。同时，要继续抓好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进一步规范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 4、充分发挥仲裁员队伍的作用，加大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力度。进一步加强仲裁员队伍的建设，根据需要调整专兼职仲裁员，同时要搞好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确保全年劳动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5以上。 做好上述工作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全员综合素质。按照“善谋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强全局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和作风的建设。一是以落实“十六大"精神为契机，在干部职工中大力倡导勤奋务实、开拓进取、争先创优的良好精神风貌。二是加强行风建设。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以“优化发展环境、做诚信乐亭人”为主题的行风建设活动。通过开展活动使全员进一步树立宗旨观念、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树立人事劳动部门的应有的良好形象。三是继续坚持开展业务技能练兵活动，通过抓业务训练、基本技能训练，相关知识培训，使全体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二）加大宣传力度，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加强对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险法规的宣传。今年，拟定在3月、5月、9月和11月，对《劳动法》、国家公务员条例》、《河北省劳动监察条例》、《河北省市场管理条例》、《河北省社会保险管理条例》五项法规，组织开展四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同时广泛利用集市咨询、进厂讲解、举办专门培训班等多种有效的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事、劳动各项法规，逐步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三）继续实行百分制考核管理办法，规范内部管理。在机关内部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和实行百分制目标考核，以充分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全范围内营造一个在全局营造一种比作风、比干劲、比能力、比贡献，有为有位、无为无位的良好氛围，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社会保障论文: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 一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客观地要求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转轨。我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经济转型等问题时，就开始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对于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如在1994年出版的《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我对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均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 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理解 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模式有两种： 1 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 system），这种模式以德国最为典型，故又称为“德国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但是，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障负担随着支出的增长而逐年提高，而且资金完全没有积累。 2 个人帐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帐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以智利的模式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 在现收现付模式中，政府在事实上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保障债务，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债务是隐性的；这就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高收费标准，这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干扰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激励（incentive）机制的运行。因此，不仅许多人口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现收现付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力，即便是一些经济实力强、人口压力小的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现收现付模式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及由此体系支持的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是形成欧洲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福利病”的重要原因。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个人帐户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 在50年代，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以企业为单位，基本上采取现收现付的模式，将社会保障成本进行代际转移。这一模式当时之所以是比较有效的，是由于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同时这一模式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随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人口年龄结构也逐步趋于老化，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关注。1991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着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其基本思路，是逐步建立职工的个人帐户，将企业与个人缴费的大部分积累于个人帐户，以试图缓解现收现付制度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与此同时，促使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成本，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在这一模式框架下，中国的社会保障部门正逐步着手扩大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如逐步将私营企业、部分地区的农民等纳入这一框架。 不过，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模式尽管从名义上是个人帐户制度，但是其实质依然是现收现付制度，因为现收的记入个人帐户的资金同时就用作社会保障的支出了，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只是帐面上的；与原来的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其差异就是将风险分散单位由企业转变为地方政府，同时中国当前实行的新制度不仅要负担上一代人的保障成本，还要为在职一代积累社会保障资金。因此，中国当前实行的这一模式是一个名义上、帐面上的个人帐户制，在实质上是一个高标准、高负担的pay-as-you-go模式。 （三）当前中国实施的社会保障模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因此，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部门为推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及其运行状况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高效率的社会保障模式，应该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1）社会安全网的建立；（2）社会进行储蓄与积累的重要手段；（3）维持对工作的积极的激励机制；（4）对所有权结构形成积极的影响；（5）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体制；（6）确定适宜的收入分配目标；（7）解决失业救济及劳动力流动问题，等等。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能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显著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不在当前年轻人口较多的阶段及时建立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必然会难以承担越来越庞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并且会被迫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被迫投入更大的成本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粗略的估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推进很快，2000年左右将进入老年型国家（即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200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9000万，相当于目前欧洲老年人口之和。据劳动部门测算，基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从2025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14000亿元用于维持城市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障 。显然，如果中国继续沿用当前这种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到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胁。 其次，当前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老龄化社会到来后，会扭曲经济运行中的积极的激励机制。在退休职工占人口较大比重时实施当前的现收现付模式，就会使在职职工的个人所得在纳税后，一方面要负担相当比例的退休职工，另一方面还需要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成本，最后所剩余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实现有限。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在职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相当高。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水平和标准，并采用现收现付模式，到2020年，工资的提取率将达到32.3％，到2040年将达到40.2％。 即便是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德国，目前也遇到了社会保障负担过大、从而扭曲正常的激励机制的问题。1997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39万，失业率也相应达到11.4％，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社会保障降低了公众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德国联邦银行1996年公布的资料，如果将德国餐饮业就业者每个月的最低纯收入与社会救济 对象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子女，前者比后者多收入276马克；如果有一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41马克；如果有两个子女，前者比后者少收入573马克。高社会保障水平甚至造成了社会救济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激励机制的紊乱。 与德国、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扭曲积极的激励机制相比，新加坡的做法更值得借鉴，新加坡公积金中的自存自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断充实个人帐户的制度设计，就有效地实现了积极的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 第三，当前的社会保障模式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为了控制社会保障的成本，当前我国对于退休职工的消费、医疗等实施不同范围的控制，如限制特定的新药品的报销等。但是，当代科技进步主要体现在生物化工、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为退休职工扩大消费、改善医疗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即便政府限制退休职工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在社会观念、家庭观念的影响下，退休职工所在的家庭、企业也可能会积极为退休职工创造条件运用这些成本较高的新技术，这就进一步扩大了事实上用于社会保障的成本。 第四，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所承担的巨大的社会保障职能必然会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障碍。正如我们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一书中指出的，企业运算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沉重负担，“本源的错误应该归结于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度”。现实地看，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已经成为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比较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开始尝试在一些打算上市的企业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从而设法解决社会保障成本对于企业改革的制约。这一做法体现了我们对当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设想和设计，我们在后面还将继续讨论。 第五，继续运用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增大居民对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大其储蓄倾向，这对于当前扩大消费、刺激内需的宏观政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制约。 第六，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利于全社会进行储蓄和积累。 二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与方案设计 （一）建立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社会保障模式 1 我们所设计的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实施的以现收现付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令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不满意的模式：政府承担了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企业的负担过大，不利于企业改革的深入；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得不到保障；在职职工需要承担过大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财政的承担能力，以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当前应该建立以个人帐户模式为主导的分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即大幅度地建立强制型个人帐户，继续保留现收现付模式（pay-as-you-go）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对于少数高收入阶层可以通过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在在职职工中大幅度、大范围实施个人帐户模式，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强制缴款、政府免税、确定严格的比例要求、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程序和制度。 其次，保留现收现付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这一方面可以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要求，同时，由于这一阶层的人口规模有限，政府用于这一阶层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也是有限的。 第三，对于一些高收入阶层，可以鼓励其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 但是，在这个分层次的体系中，个人帐户模式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商业保险和现收现付都只能发挥辅助性的职能。关于现收现付与个人帐户的利弊比较，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并已经有了共识，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中，还存在不少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关系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2 要恰当处理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之所以强调社会保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占据辅助性的地位，是由于社会保险与个人帐户模式相比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和弊端： 首先， 社会保险在资金运用方面，实质上是运用大多数投保人员的资金来支持少部分需要支持的投保人员，具有显著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再分配的特点，只要支出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例就可以使用，没有明确、稳定、积极的激励（incentive）机制，过分强调安全感必然会相应减少努力工作赚钱的动力，从而不利于形成对个人进行社会保障积累的激励。 其次，商业保险对于职工没有强制性的约束，而是居民的一种自愿性的金融行为；而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模式则能够通过确定强制性的缴款来保证社会保障体系获得稳定的资金供给。 第三，为了体现政府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扶持，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中的社会保障资金免税。但是，商业保险难以享受免税的优惠政策。具体来说，有许多保险品种的设计类似于银行储蓄，也可以说是银行储蓄的一种变种产品；如果对这些险种实行免税，就必然在商业银行储蓄和商业保险之间形成不平等的竞争格局。 第四，为了保证稳定、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供给，各国政府一般对纳入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资金规定严格的比例要求；但是，这一点在商业保险中是难以做到的。 第五，商业保险的险种设计不能够充分满足社会保障的要求，而只能规避特定领域的风险。这是由商业保险的运作特点和基本性质决定的。 第六，在比较成功地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中（如新加坡），其政府对于将保险形式引入社会保障体系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直到新加坡逐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之后，新加坡政府才在社会保障中引入了少部分的保险形式，如“健保双全计划”对特定的大病和大手术给予保险，花销可以超出个人帐户中的储蓄等。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保险式的社会保障安排相对而言十分有限，项目也很少 。 因此，社会保险只是一种金融产品，社会保险中的一些产品可以在规避一些特定风险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只能发挥辅助性的职能。正如我在《企业改革：模式选择与配套设计》中所指出的：“象我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不宜于搞过多的、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社会型保险，而需要注意保障制度与维持激励及储蓄之间的关系”。 （二）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模式 1 当前由政府承担由旧体制向新的体制转轨中的成本的难度较大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中国社会保障模式应该是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分层次的格局，那么，当前我们就面临一个从当前的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向个人帐户制转轨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转轨，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确认并补偿劳动者在原来体制下对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缴款并逐步积累形成的社会保障权益，这一权益事实上也就是政府对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债务，只不过在原来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债务是隐性的。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劳 动者在获得工资之前已经扣除了社会保障资金，但是，在原来现收现付的体制下，这些社会保障资金并没有以基金的形式积累起来，而是用于进一步的国有投资，并形成国有资产。中国当前进行的社会保障体制转轨，必然会使原来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隐性债务显性化。 在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由政府承担全部 的社会保障债务，从而为以个人帐户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健康、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启动环境。人们在总结智利成功实现由现收现付模式向个人帐户模式转轨的经验时，由智利政府承担全部社会保障成本、进而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新的模式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据测算，智利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总规模约占到其1981年的GDP的80％，债务的最高峰值为GDP的4·8％，随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25年智利政府将全部清偿所有债务。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尚比较年轻等因素，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政府为了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所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的规模会比智利要小 。 不过，尽管中国政府可能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规模要比智利小，但是考虑到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由政府承担这一规模依然有相当的难度。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政府需要承担的隐性社会保障债务规模相对较大，才使得中国政府选择了目前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制、实质上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模式。 2 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 如前所述，庞大的、需要中国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债务直接制约了以个人帐户制为主导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实施。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无所作为呢？经过我们的分析和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从当前一些企业集团着手，我们可以逐步推广个人帐户制。 之所以选择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1）政府对于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企业、城市和农村等不同单位的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承诺本来就是存在差别的。从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承诺强度看，可以说是从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依次减弱的。企业集团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的承诺是较强的；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个人帐户制，能够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 （2）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将“减人增效”作为一个重要的措施；在实施的“减人增效”的改革中，国有企业为安置下岗人员已经承担了不少成本，这些成本中可以说主要就是社会保障成本；从企业出发建立个人帐户制，可以说是对这些支出的规范化。 （3）目前一些企业集团的经营状况较好，还有相应的实力来承担推进社会保障改革的成本，可以考虑划出这些企业集团中的国有资产的5％－10％，来专门建立这些企业中的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 （4）我们在一些企业集团的公司制改造和上市工作中，已经就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尝试。 （5）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比较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和配合，进而在整个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示范效应。而在当前正在实施的所谓“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由于社会保险费率上升、负担不合理等，欠交、少交社会保障基金的企业明显增加；社会保障负担重的企业出于甩包袱的倾向，参加所谓社会保险的态度十分积极，而一些社会保障负担轻的企业则设法逃避责任。 （6）将再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职能继续留在企业，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形成巨大的压力，通过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推进社会保障模式的转轨，能够将企业职工再就业、医疗、养老等基金社会化，相应的风险也就社会化了；企业此时可以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导向参与市场竞争，而可以较少考虑社会保障职能。 当然，以企业集团为突破口推进个人帐户的方案也有一些缺点，这主要包括：（1）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经营状况参差不齐，推进的难度不一；（2）会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不平等格局；（3）企业集团通过股份化改组明确国有股权，并从中划出一部分国有股份作为个人帐户的社会保障基金，从总体上看，社会保障的风险并没有从企业分散出去，而是依然留在本企业中，这些国有股的售出需要等待适当的市场时机。 （三）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 在初步建立了以个人帐户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运作机制。显然，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设计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机制时，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在面对职工办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和支出的环节，应该有一个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障资金实施统一的强制性管理；在这个机构中，要统一管理职工的个人帐户的各种信息，如个人的工作经历、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状况等，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信息密集型的管理，是数据收集、核查、处理量很大的管理，单独依靠准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恐难以胜任，所以还需要委托商业银行办理有关业务。 （2）由于商业银行在进行帐户管理、现金存取等方面具有特长和优势，因而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可以将个人帐户的具体管理工作委托给商业银行办理，由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进行代管。 （3）组建多家竞争性的基金管理公司，在金融市场上实现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获得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而无需直接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 因此，我们设计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模式是：建立强制性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准政府性质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将其资金委托商业银行管理多家竞争性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与比较典型的智利模式相比，我们的设计有以下几个优点： （1）充分发挥了不同机构的专长和优势，在社会保障资金的不同阶段通过合理分工来提高运行效率，如商业银行的帐户管理专长、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投资专长等； （2）能够显著节省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成本。在智利，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直接面向公众吸收社会保障资金，因而其平均花费了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29％来进行市场营销、吸引公众资金。而我们设计的方案使得基金管理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商业银行获得社会保障资金，促使其通过自身的投资业绩来吸引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的参与，必然会为金融市场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从而有力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3）能够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增加收费型收入（fee-based income），开拓理财服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商业银行运用其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络和较高的电脑技术，通过资金管理业务，能够获得大量收费型收入。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同时，公众既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投资基金，也可以由商业银行来推荐，还可以由商业银行公众进行投资组合，这样 就会推动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的发展。 （4）整个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过程充分体现了市场化的竞争原则，有利于运作效率的提高。事实上，竞争原则体现在社会保障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如商业银行在吸收公众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吸收社会保障资金的环节、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增值的环节等。 （5）整个运作环节体系了相互制约的原则，较之原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更为严格、规范。 因此，基于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当前有必要逐步将社会保障模式从当前的现收现付制转向自存自用的个人帐户制，并从企业集团着手推进这一转轨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建立高效率的、市场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1］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2］p45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3］p47：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4］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学科，但是因为发展时间较短，所以还存在许多弊端需要解决。以当前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工作经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及战略应用方式，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院发展;公共管理;发展战略 一、引言 公共管理学是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是一种学科，对公共组织、政府组织等进行研究，明确各组织的学科群体系。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并且还在不断的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下文将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二、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阐述 1.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充分的利用各大学院内部资源，对公共管理学科资源进行高度整合，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促进校内公共管理学科与地区之间公共管理实践的相互结合，使二者可以深入互动，以此来提升公共管理的影响力。内部整合战略的内容集中在打破当下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隶属界限，并对学科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全面实现专业整合。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当成主要的学科集群来看待，结合一些强有力的工作模式，对政策进行调整，并将公共管理学科当成当下学院学科新增长点来看待，集中院内的资源促进其发展。当下学院公共管理学科一般都是集中于多学科基础之上的一种应用型学科，所以教师必须要对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并通过共同承担的形式，来做好项目研究以及跨学科培养，促进不同学科交叉融合。2.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但要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同时还要尽量多的挖掘各种资源，全面实现外部联合。外部联合战略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战略，不仅要政府和其余的部门相互联合，同时还要构建项目实训中心，打造实训基地，让所有的教师都可以真正的步入到公共服务工作前线中去，提升教师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构建理论化的市场服务工作体系，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学院的科研水平，促进其形成良性循环结构体系。学院方面还要和国外的一些著名院校或者是著名的科研机构相互结合，强化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深度以及合作深度。在院校内部，选择一些潜力比较大的学生或者是教师，将其送到国外来学习先进的经验与学员公共管理学科的技巧。3.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仅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应当尽量的做到集思广益，多吸纳来自于社会的资源，促使校方可以真正的做到横向发展，解决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院横向发展战略包含了社会需求与校内实际需求这两个方面，要积极的对学院所在地区优势专业进行申报，并适当的拓宽公共管理学科范围。4.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纵深拓展战略是学院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需要全面综合社会需求与校内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开展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当下社会学术繁荣与崇尚科学技术的机遇，积极的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申报公共管理硕士点及MPA，实现纵向拓展，减少来自于外界的威胁。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 1.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所有的组织想要正常发展，都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不断的提升团队综合素质，吸纳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人才，人才也是团队组织最核心的资源之一，与组织核心竞争力相关联。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学科的正常发展。相关工作人员要尽量的增加投入，利用外部引进结合自身培养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走向专业化。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要积极的相应国家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家学者的号召，吸纳其先进的理念与公共管理方法。尽量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与待遇，从中寻找学科带头人。观察教职员工，在员工中寻找最具潜力且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在职教师，将这些教师送到国内外各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比较深入，或者是发展比较快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学科带头人。从外部引进高水平专家，可以带动学科发展。让学院内部的教职人员可以和领域内的专家零距离接触，学习各种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老带新模式可以让教师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但是成本比较高，聘请来的专家学者对学院的忠诚度也比较低。学院内部自主培养学科带头人，不仅需要耗费的成本比较低，同时这样的带头人自身忠诚度也比较高，便于日后工作的开展。但是自主培养成长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只能实现个人成长，如果教师转业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岗位，还会出现师资流失的问题。所以需要将引进来理念和内部培养模式融入到一起，不仅可以带动公共管理学科高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培养一些专业化的人才，营造出更加理想的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吸引力，避免出现师资流失等问题。高校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之一，高校及相关学科想要正常发展，离不开教师队伍的支撑，必须要做好教师队伍培训工作，才能保证高校的正常发展。教师工作强度比较大，需要承受来自于社会、家长、院方以及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激励方式来对教师进行激励，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员工需求差别方面的问题，会导致激励手段出现短暂性缺失。所以要综合地区文化以及学校教师特点等，构建更加完善的激励工作机制，言出必行，进而调动学院内教职员公日常工作积极性，带动教师的工作激情。2.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当下许多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下属专业都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所以需要对当下现有的专业隶属进行整合，将其规划到公共管理学院旗下。该处理方式优点比较明显，不仅可以帮助院方对学科进行统一化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充筹兼顾，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院方可以按照当下国内的实际发展形式，结合院校的实际情况，突出日常工作的重点，并加快相关专业的发展速度，借助专业化的力量来进行全方位推进。将所有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都整合到一处，便于后期专业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强调学科群整体发展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四、结语 上文首先从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四个方面，对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之后分别从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两个角度，提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希望可以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相关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王宇峰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情景模拟教学分析 摘要：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案例教学，让大学生模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感受，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公共管理学科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掌握到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要点，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提高学生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人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重要性；实施 一、引言 近几年，培养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法，在理论知识和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即在模拟过程中巩固了专业知识，又增加了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融合，是一种以教师提供实践案例，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对案例反应的问题作出判断和结果，模拟自主解决问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提供一个实践案例，创设情境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整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情景再现，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重要性 第一，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演示法、教授法等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效率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教师主要起到组织、引导的作用，大学生占主导地位，成为信息加工的主题，从而可以让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知识要点。第二，目前大学生实际操作技能严重缺乏，“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实际模拟性，用真实场景的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实例，真实地反映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也可以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对突变环境的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让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第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运用公共管理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养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首先，“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过程：其一，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是教学中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关键所在。教师应先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基础理论知识进行讲授，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学习模拟场景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也是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顺利进行的关键所以在；其二筛选合适的案例。案例的筛选至关重要。就目前“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应用过程中采集案例的途径比较单一，大部分只能采用国内其他高校教师编写的案例，不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性的教学。在筛选案例的时候，人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这个案例能否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实施，能否通过情景模拟来达到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有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案例在最后是否容易进行评估反馈；其三编制方案。在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由于受到课堂现实条件的制约，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场景，要求模拟的情景接近现实。遵循模拟场景的基本原则，设定好时间、参与人数，角色的设计与分工，以及模拟的目的、预期效果等各个环节。在编制方案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生的自身学习状况，进行不同的分工，也可以互换角色，锻炼学生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其四师生共同参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在情景模拟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师引导学生研究案情，分析各个角色的作用，同时也要维护好课堂秩序。教师与学生要注重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同时要遵守模拟场景应有的程序。参加案例情景模拟的学生要考虑现实众多因素，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当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在模拟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应该立即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在模拟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陷入困境时，教师应该及时补充一些专业信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待情景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评估反思，对在模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加以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 四、结束语 总结“案例+情景模拟”教学通过符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进行场景再现，让学生通过亲身体会来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今后走向社会更容易融入工作中打下基础。 作者：朱辉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课程建设思路改革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现状 1.国外现状综述 公共管理的学科前时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对西方政府管理的研究，但当时公共管理学是附着于政治学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薛澜，2002）。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开创性文献，伍德罗•威尔逊（1887）发表的《行政学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的正式诞生。在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已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源起于1924年美国希拉丘斯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成立。随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逐渐成长为各国公共部门培养研究生的一门核心课程。美国作为最早开展MPA教育的国家，其MPA教育发展颇为成熟，其他各国在学习、仿效美国MPA教育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MPA课程，但公共管理学始终为其核心课程。美国曾对218所MPA教育机构展开调查发现，公共管理学都是作为其最早的核心课程加以设置。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作为美国MPA教育的首选核心课程，突显其在MPA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西方并没有“精品课程建设”相关说法，但从公共管理学被列为核心课程可以窥见西方国家对公共管理学的重视程度。 2.国内现状综述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晚，直到1986年，其前身——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才得以恢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立了管理学门类，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5个一级学科。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9年5月第17次会议上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我国MPA教育已历经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国务院首批MPA试点院校为24所，2003年新批MPA培养院校23个，截止2012年，我国已有102所MPA培养单位。《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核心课程，已在所有MPA培养单位开设。与美国相同，《公共管理学》在我国MPA教学中也是首选的核心课程。笔者以“精品课程建设”和“公共管理学”作为主题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源进行文献检索，截止2014年12月30日，检索到与此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只有1篇。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现状，笔者又以“高校精品课程建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有326篇。由此可见，自2003年教育开始建设精品课程以来，学者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逐年上升，到2010和2011年达到高峰，直到2012年才有所回落。由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未达到深入的层次，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精品课程内涵、问题等的较为泛泛的基础性研究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去专门课程的研究，由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文献可见一斑。由此，未来我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趋势应聚集于对具体课程建设的关注上。 二、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要素解析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结构严谨的系统工程，由若干要素构成。既包括一套适宜的教学方法、追踪前沿动态的教学内容，一支优良专业的教师队伍、一本优秀的教材，也包括教学管理建设。 1.教师队伍建设 精良的教师队伍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效果。教师队伍建设与精品课程建设是相辅相承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建设促进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梯队的形成，并保证这支队伍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教学名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保证精品课程建设顺利的、可持续性的、高水平的完成。 2.教学内容建设 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是精品课程建设最突出的特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保证创新性和前沿性，就必须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学习优秀的教学成果。对于MPA学生来说，实践性的教学内容应予以重视，因为MPA学生更多需要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必须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3.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内容必须更多依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得以体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样，对于MPA学生而言，教学方法也应更加契合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应在教学过程中多加以应用，贯穿始终。条件成熟后还可以考虑建立公共管理模拟实验室进行实训教学。 4.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知识载体，也是从事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支撑和推动着精品课程的基础和关键性环节，它的特色和创新对精品课程建设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精品课程建设的成败。故而，我们应该重视精品课程教材的建设，一般来说，一本优秀教材应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实用性，较强的前沿性，同时配以相关的案例，习题库。5.教学管理建设对精品课程建设进行规范管理对于促进教学工作的整体改进和提高，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通过建立课程建设档案来实现规范教学管理，课程建设档案包括课程背景材料、教学团队总体状况和结构分析、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课程建设报告，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成果与评价等资料。 三、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思路与改革路径 课程建设应从前提、核心、特色、关键和保障五个方面探索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具体而言，前沿化的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创新的实践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特色；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规范的教学管理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保障。为此，我们为课程改革和建设精心准备了改革措施： 1.明确课程定位，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1）选用优秀教材和教辅资料。我们选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受到广泛好评、适合MPA学生使用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陈振明，人大出版社，2009）一书作为教材。相比其他教材，这本教材设计的讨论话题，有利于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启发学生发散式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结合所用教材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经典书目列为学生参考书目，并鼓励学生讨论阅读心得，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2）追踪学科前沿，展示最近研究成果。教学内容应根据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时事变化紧密结合起来。（3）精选和编写公共管理案例集，理论与案例相得益彰。对于MPA学生而言，公共管理学的案例讨论分析在公共管理学课程设计上应占有较大份量，因为MPA学生多为有实践经验的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实际案例嵌入其中，使得两者相得益彰，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升华了对实际案例的分析。 2.加强师资梯队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1）组建校内外教学梯队，完善教师构成。积极组建由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本课程组由三名教师组成，一名教授，二名副教授，两名副教授负责主讲教学、辅导教学等作用，教授负责案例研究及案例库构建。我们将聘请政府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实践导师，指导课程实践教学，并逐步建立起实践教学基地。（2）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不是一劳永逸，需要随着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显然，作为主导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其成功开展的关键的因素。”因此，课程团队应围绕精品课程建设大胆推进教学改革，不仅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保障教学水平的大幅提高。 3.实践教学内容、模式与考核的科学化 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特色。实践教学内容丰富，本课程初步设定3学分，48学时，其中实践课时10学时。（1）实践教学模式多样。根据MPA教学特点，需要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首先是案例教学。按照公共管理学学科特点及前沿动态，将其划分为多个专题，以专题为单元进行案例教学。针对不同专题准备不同的案例，案例紧紧围绕专题内容展开。案例的准备应有针对性地从报刊、互联网、电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不同渠道精心搜集和制作案例，并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对案例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要与时俱进的更新案例，强化学生对专题的理论和掌握。案例教学除了案例讨论分析的形式外，还辅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视频播放等，增加案例的生动性、新颖性，同时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其次是实践教学基地参观学习。最后是进行社会调研。（2）实践教学考核科学。与传统考试考核不同，MPA公共管理学的考核应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其中。在课程教学考核中，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只占到总成绩的50%，将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作为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加以考核，占到总成绩的50%。这样考核的初衷是基于MPA学生的特点而设置的，主要是出于强化实践教学的考虑。校外课程实践的成绩可通过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学生自主互评三方评价机制，即校内导师占总分的40%，校外导师评价占30%，学生自主与互评占30%。这种考核方法，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又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富有成效地促进了课程的教学相长。 4.改进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迎接慕课时代的到来 （1）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媒体化。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名校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接近了普通人与名校的距离，因此，可以借鉴慕课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出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的目标。（2）组织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与科研互为支撑，密不可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知识和案例进行探讨和研究，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沙龙形式，研讨会形式，学生授课和展示案例的形式，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在参与、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寻找研究兴趣点和切入点。 5.规范教学管理，搭建课程、专业与学科共同发展的平台 精品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支持。教学管理涉及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能够给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必须对教学管理加以规范，全面推进精品课程建设。这不仅要加强对精品课程建设的动态监控和管理，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严格申请、评审程序，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监管过程和验收指标的双重动态管理，确保课程的精品性和示范性。 作者：郭蕾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一、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与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 目前，黑龙江省本科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很多学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业原来都是省内唯一，而随着高校不断扩容，开设相同专业的学校开始增多，其课程设置、专业培养目标等都很相似，结果就是虽然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增多，但由于各校的培养机制不能充分体现学科背景特色，导致毕业生缺少优势和竞争力。由于新增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条件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毕业生在理论基础、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目前，黑龙江省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快，开设公共管理的学校较多，专业设置较为齐全。但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看，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虽然此分析是针对黑龙江的公共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射出全国的情况。 (三)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协同度低 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及政策中对于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要求是孤立的，与实际社会需求脱节。各级学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也是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到全省的整体状况，忽略了与其他学校的沟通，因此导致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度较低。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启示 跨部门协同分为紧急状态下的协同和常态管理中的协同，后者是核心所在。跨部门协同强调的是通过部门间的协作提高效率。跨部门协同理念给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各部门间协调不够是产生供需矛盾的根源 导致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在地方政府人才开发规划、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不匹配现象的原因是不同部门的出发点不同，都是围绕本部门的发展和利益做出各种设计，各部门协调不够导致供需矛盾。政府应结合地区发展需要拟定人才开发规划，提出人才培养的数量要求。学校根据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企事业等用人单位依据年度用人计划确定用人要求和数量。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分数以及对学校的喜好程度、录取的难易程度做出选择。因此，不同组织间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失衡，导致急需人才供不应求，而同时很多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 (二)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是能够有效胜任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工作和非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人才，因而必须梳理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做好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跨部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重视协调学科申报与审批的关系 无论是新学科点的设立，还是重点学科的申报，各学校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就是让学校的学科体系更庞大，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然而，任何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都需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优势以及社会需求，如果不能进行充分论证，即使通过了学科申报，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而这不单单是学校一方的责任，学科审批部门不能宏观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充分了解社会需求，仅根据一般性的评价标准去设立和论证新学科的申报，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从跨部门协同的角度出发，需要处理好学科申报和审批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要充分协商沟通。对新学科以及专业的设立应充分采纳不同部门的意见，在审批程序中要增加社会需求指标的比重，避免学科重复、专业雷同。 (二)处理好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跨部门协同强调“目标——执行——效果”之间的相互促进。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就是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一切教育和社会资源，为社会各种组织培养和输送公共管理人才。整合不同层次的学校、机构的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紧紧围绕着社会需求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并有效执行，以达到预期效果。使学校及人才培养机构的专业设置更加科学化，转变传统的培养理念，树立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增强学校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因专业设置趋同而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三)建立“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 构建“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建立组织间协同的标准、原则、机制，实现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监督和反馈。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有效使用和评价人才来衡量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人才评价机制，就需要学校与社会组织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就需要用人机构与学校间形成顺畅的联系通道，传递有效的人才需求和使用信息。 作者：刘西涛 王炜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重点及方向 ［摘要］尽管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时间不长，但其在高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因此，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关乎高校的稳固发展，因此，本文对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特征以及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历经了重建、发展和提升三个时期，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良多。至2001年底，我国具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有132所。2003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公共事业管理骨干教师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全国15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参加培训班。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但其发展一直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人员解决现在已有的问题，还需要其为它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1公共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会有避重就轻，主次不分的短板。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高校都只重视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而对其专业管理的职业性严重忽视，这完全是一种喧宾夺主的行为，不能突出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也忽视了独特的专业性。这种重专业、轻能力的课程设置，致使大多数学生对公共管理的实际操作掌握较少，只是掌握了理论知识。一方面，这种避重就轻的课程设置方式，使公共管理专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也致使学生因其在校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操作中所需的知识相矛盾，所以在择业就业和工作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制约的境况。更重要的是，这样没有特色性和系统性的专业课程设置更不会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有着清晰明确的公共管理发展思路为指导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这严重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其二，新兴的公共管理学科还不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很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能力不被认可、行为不被重视也是屡见不鲜的。因其认可度不高，很多高校开设这样的学科专业都不被大多企业所知晓，其专业内容更是不被了解，好多本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就业困难等问题。再者说，不成熟的专业规范、模糊不清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培养不定向，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学校、社会三方之间互不了解。学生所学知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在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人才信息中他们没有招聘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学生的考虑。此外，在我国很多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地区，都会采取不再招聘新人的策略来使编制大大缩减，此种策略使那些就业困难、前景不好、又缺乏经验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大增加。其三，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素养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改革目标，高校要招收大量的公共管理学生，因学生数量迅速增多，原本的教师数量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且根本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教师数量严重短缺问题在许多高校都存在。这说明较少的教师要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以前的好多倍，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压力，致使教学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难以进行创新来促进学科发展。除此之外，公共管理学科教师的基本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当今时代，很多高校都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其中，很多高校明确提出需要学科带头人要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工作，特地为此成立了专业人才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学科带头人工作主要是负责执行本学科一些具体的建设工作，例如主持设计本学科的建设发展规划；负责对学科建设经费进行预算、利用、分配和管理；带领、指导、培养一些青年教师组建学术团队；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等。因为学科带头人作用重大，并影响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直是各大高校十分重视的事情。尽管如此，学科带头人依然匮乏，其质量和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理想的状态，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师梯队。单从教师本身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不懂得融会贯通、思维陈旧老套、创新能力不足、眼界不开阔、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要求等众多问题，在各大高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使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长期原地踏步，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对策以及重点发展的方向 2.1完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方向 为了实施多方面、多层次发展方略，相关人员应该抓紧时间着手整理和完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从实际的专业发展方向来说，其可以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为了使公共管理学科积极培养本专业的研究型人才，相关人员可以在减少和控制本科专业规格的条件下，尝试新模式，如进行公共管理专业本硕连读。另外，相关人员还应该加强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管理，狠抓科研，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应以本校此专业的办学特色为首要目标，快速建立本专业课程最为完整的题库。 2.2改进课程设置的策略 一方面，课程框架体系的确定要求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笔者之所以觉得在专业课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设置为理论知识的总体构架，用来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因为公共管理学科展示着一定时期或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人文素养的要求是高校现今应该做好的事情之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是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稳稳的提升。高校设置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需要以综合化和系统化为原则，所设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之一是使学生拥有一个扎实的人文基础。总的来说，高校应格外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3改进师资团队的策略 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应该引起高校的重视，每一所高校教师团队的整体质量是由师资团队的结构进行反应的，学校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都受其影响。师资团队结构大体上由年龄、职龄、经验、学历等几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门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就更应该被重视起来，一成不变的、保持原本的师资团队结构、不引进新的“源泉”的陈旧模式终究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因此，源源不断招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发展的人才，是高校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只有这样，师资团队的结构才会稳定，教师团队才会被优化，为了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必须这样做，同时这也是使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不合理现状得到有效改善的方法。高校应该采取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定性考核要求的主要考核内容是教师的品德和教学科研中的优秀表现，主要考核手段是以群众积极参与和组织谨慎评价来确定的；定量考核要求的考核内容是以教学的业绩和水平作为考核标准，其考核依据是指岗位的量化指标。为使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科课程设置更有规范性、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各有不一样的专业特色，高校可以通过相互派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进行交叉培养，然后留校教学、相互派青年教师访问讲学等多种办法，提高教师的能力，为形成新一批的优秀教师而努力。强化师资力量的办法不止一种，强化师资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要通过进行“人才引进”、积极地让许多教师参加各种各样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专业培训班以及向许多名牌高校输送国内优秀的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达到本校师资水平显著提高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从全方面上提高全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教学水平，高校可以在校际间开展互相评课活动，多多增强学术交流，积极进行名牌教师、名牌课程、名牌教材的“三名工程”建设，培养出许多高质量、优秀、年轻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尽快与同类高校、省内高校和非名校三个层面建立起横向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使教学科学研究横向合作得到增强的重要步骤。促进成立全国分省分类高校专门学科指导委员会分会、一起合作编著相关主要课程的教材、开展科研课题的合作研究等方式，都可以有效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进而使优秀学生培养战略可以得到很好的实施。此外，使学科专业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实的方法也不止一种，高校可以选择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中挑选出一批文化学识水平高、办事业务能力强、娴熟掌握公共政策并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领导、事业单位的干部或公务员，主办专题讲座或者是担任本专业的课程导师。 2.4改进人才培养策略 为了方便在体育、文教、社保、环保等公共事业的行政部门开展管理工作，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将具有当代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素养，具有可以将管理知识融会贯通、熟练应用到实际操作能力中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因此，高校更应该在人才的培养上训练学生基本的管理技巧和方法，并积极灌输给学生现代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为了提高管理能力，高校应充分利用公共管理的办法进行计划、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在人才培养的大方向上，高校应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以前只知道读书而不注重创新的培养模式进行改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优秀的培养经验，对专业所包含的知识和范围，充分积累经验，结合国情对人才进行培养。在人才培养的途径上，高校应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创新，使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提升专业能力也可以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提供很大的助力。增加实习和实践课在所有课时安排中的比重，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明确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使学生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的主动参与者，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灵活的教育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是有发展前景的。高校应该采用灵活的教育模式，培训并教育出公共管理领域所需要的综合型、应用型的中高级专门人才，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高等教育的目标。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建设中，运用灵活的教育模式，给在校生提供更多值得珍惜的学习机会、模拟真实的公共管理情景，提供更加方便的培训途径和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机会，以提供现在社会中真正需要的从事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所有学生而言，灵活地进行学习应是学习者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学生进行学习行为应该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而不该是由他人支配去做的被动行为。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去主动学习，因此，高校应通过调查、体验、参与、合作、探究等各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增强实际的工作能力，在此过程中，还要使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解决、完善问题，通过虚拟化的实践，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作者:艾政公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作者:包文涛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下现代社会分层分析 摘要：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人类存在之初它就诞生了，并且它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化。刚开始的社会分层十分简单的，有着明显的特质。而如今，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社会分层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帮助人们理解分层的原因以及分层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前言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界定 公共管理是一项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依法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公共部门活动或公共事务实践的学科，公共管理学正是一门综合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如何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学科。“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能力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学科发生交叉与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方法和体制的界限，一个新的学科就此孵化，或者由潜学科逐渐演变为显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由此产生，根据教育部最新专业目录的规定，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力求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较高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旨在为公共部门和公共组织培养和输送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按照教学计划的统一安排，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公共管理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课堂教授与课外实践互为补充，实现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实践操作为重点，通过各种形式的课程范式加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涉及各种行业各种领域的公共事务活动，如以应急管理课程为例，可能涉及水库安全、交通安全、电网安全等领域，只有根据交叉学科的特有属性，广泛开展案例研讨、情景模拟、学科竞赛、专业实习、暑期实践、社会调查等活动，才能为学生提供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的平台，使其在具体实践中掌握和建构理论知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广泛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知识，涵盖了文化、体育、民政、环保等众多领域，学科知识体系庞杂且动态发展，涉猎内容宽泛，从而使得这个学科具有复合性的特质；同时，公共管理学旨在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和建构知识，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当前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前沿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以迎合时展的要求，培养与时俱进的交叉型综合人才，又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积极探索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创新多元实践教学模式，规范实践教学过程十分必要。 （一）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 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校的教学如何与时俱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高校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摒弃传统理论教学的思想，实践教学逐渐被教育界所重视，在教育改革中更加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教育部2001年4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指出：“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教育部2007年1号文件中也提出“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建设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中提出“教育改革重点是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出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这说明了国家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教学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加大，并趋向于向应用型和技能型转变，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加快学科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和时展对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三）实践教学促进交叉学科建设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教学是基础和核心，让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公共部门管理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实践教学环节必不可少。面对公共管理学科交叉属性的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对知识的理性认识，掌握起来会有一定困难，尤其对于行业性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因此，高校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使得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案例操作或社会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同时锻炼其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整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环节，将课堂教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真正实现学生学用结合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实践教学中的失范现象 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实践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仍然处于薄弱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范现象，制约了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实践教学的交叉意识淡薄 “交叉学科研究本质上是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思路和方式”，实践教学交叉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多学科理念的滞后及学生重视程度不够。传统教学观念突出理论教学的重要地位，认为实践教学依附于某理论教学而存在，忽视了实践教学是实现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高校将理论知识学习和掌握的程度作为评估学生在校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准，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制约着了实际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重形式轻能力。在目前开展的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中，并未用认真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大多数是靠学校组织，学生很少自己联系参加实践活动。同时参与社会实践的周期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并未进行任何实践活动，而仅仅以一篇论文草草了事。另外，在专业实习中也缺乏能动性和创新性，只是机械的完成工作任务，缺乏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反思，难以把理论转化为综合实际技能。 （二）实践教学动力不足 实践教学动力不足主要包括资金缺乏及制度缺位两个方面。“教学经费的构成由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设备经费和实验室建设经费、学生实验实习经费、教学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经费共六部分组成。”目前，高校为了提升竞争实力，更侧重于对科研经费支出，教学经费更主要目的是维持教学正常进行。在教学投入中，优先保障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及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之存在经费利用不合理、支出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更加有限，以致对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投入资金严重缺乏。另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评价机制缺位也是制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管理制度方面，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缺乏规范化管理条款，即使制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也存在流于形式的失范现象。同时，由于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对实践教学的过程及质量难以进行科学评估，实践教学过程缺乏有效规制。以上都导致实践教学动力不足，制约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程。 （三）实践教学师资薄弱 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中，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公共管理学科教师不仅要掌握交叉性质的多种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然而目前，一些教师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难以为学生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同时，多数高校未配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专职教师，通常是由专业课老师兼任，实践教学总体师资水平不高，学生缺乏专业化引导。另外，部分教师对于信息化设备运用水平较低，多媒体设备多用来展示课件内容，教学手段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来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这就导致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从实践教学经费支出角度来看，根据一般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在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中，侧重于对学生本身的支持而忽视了对教师的支出补贴，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往往会自己付出相对于理论教学更高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往往是忽视了学科的交叉属性，很难实现教学与实践、多学科知识的衔接，这严重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高校必须结合结合院校学科性质和特色，探索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最佳途径，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一）课程交叉科学化 公共管理学科是融合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并且其目标是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因此，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庞杂的理论知识内容的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并且学习质量不高，因而在课程体系中必须加入实践课程的内容。在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内容加强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适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实验室营造实践创新氛围，创造开放活跃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开展课外实践课程，包括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为学生提供政府或企业实践平台，对其进行体验式训练，体验公共管理活动及服务过程，使得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建构知识。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二）管理制度规范化 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评价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实现对实践教学的过程控制，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管理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变单一理论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向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转变。另外，评估机制是对教学成果进行考核和检验的重要标准，应包括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和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改变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标准，将考试成绩与课外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对教学成果的评价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考核，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教学资源多样化 教学资源是为保证正常教学有效开展的各种可利用资源的总称。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资源应包括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多媒体资源、实践基地以及各种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资源等。首先，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高校应致力公共管理学科“双师型”、“交叉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外聘等各种方式，协同校内校外优质资源，培养多学科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复合型师资；其次，广泛吸引政府及社会投资，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实践教学提供充足资金，加大实验设备投入，建立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搭建校园内实验场所，为学生提供教学设备、软件和模拟场景”；最后，加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外实习基地及实训基地，实现高校、政府及社会资源共享，构建以高校教学为主导、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协同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守文 单位：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1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教师在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时候，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课程，完全可以在坚持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适当地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和诠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可以适当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属性，运用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等概念诠释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问题，运用公共治理和制度研究理论分析图书馆事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可以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为解决图书馆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比如，案例分析，通过对热门图书馆话题的讨论及分析，了解图书馆的发展动态；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图书馆的横向比较和同一图书馆的纵向比较，更全面地认识图书馆；案例调研法，其中提倡的文献研究、访谈、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材料收集方法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收集方面提供了指导，面对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搜索能力更是需要加强，而这些方法恰好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做课题研究所需的方法。 作者：王茜 杨玉麟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管理学理念下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从管理学演进到公共管理学:汲取及超越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综上，虽然公共管理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于公共管理学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于公共管理学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之间仍然存在继承的联系，公共管理学在可预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实现科学公共治理的目标，需要公共管理学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需要其基于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对公平以及效率进行重新整合，并且鼓励公共管理实践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发展，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经世致用的重要社会使命。 作者：吴燕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差异分析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和教育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但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发展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用来适应公共管理的改革及培养公共管理人才。本文从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教育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我国公共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存在的差异进行对比，以此为理论依据，结合我国目前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状况，从而为编排适合中国新公共管理教学的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西方管理学；改革；书评 1基本概况 1.1公共管理学写作背景 公共管理学起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但是在我国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域中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学科之一，并在2001年专门设立了教育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许多委员基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课程设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他们认为，根据新形势下学科发展的方向，需对目前公共管理类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加上现今公共管理教育的快速发展，能够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文献少之又少，因而编写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的本学科教材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综合当时教育部关于公共管理专业四个方向（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资源管理）的课程设置情况并积极组织全国著名专家（王乐夫先生主编）开始此教材的编纂工作。 1.2整体框架与内容概述 《公共管理学》包括13个章节，依笔者个人观点来说，可以将全书分为4个方面。第1至第2章可作为第一部分，此部分讲述了关于公共管理最初始的理论形成及西方各学者对于公共管理学的见解。因而在此部分没有涉及我国学者的观点。第3章和第5章可归为第二部分，在此部分探讨的是有关公共管理的一些内部组织结构及公共管理的现实功能。第6章到11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此部分主要介绍了公共管理部门的内部操作及社会责任。第12章到13章写的是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及改革。本书从西方学者对管理的认知出发，笼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学的范畴及公共行政的演变及发展。接下来，主要介绍了公共管理最基本的架构，包括公共组织、公共领导及公共政策，此三者构成了公共管理的整体（公共管理的能动者——公共领导，公共管理的结构——公共组织，公共管理的理论依据——公共政策）。这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因为只有优秀的管理者才能培育出优秀的组织和优秀的人才。而公共政策是领导行使公权力的理论依据和法律支撑，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公共领导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诉求。第三部分作者是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预算管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管理的技术方法、公共管理规范六个方面出发，强调了公共管理已在无形之中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后，作者从政府与公共管理的角度入手，强调政府的体制改革与公共管理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指出，我国体制改革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足。 2详细描述本书 《公共管理学》从自身概念入手，指出公共管理学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以政府为组织核心的各种公共管理、公共事物的活动及规律。此概念是基于西方学者的理论经验及本国的基本国情而做出的较为官方的解释。同时，又阐述了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行政更重视设计，公共管理更重视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所以公共管理看重的是具体的运作过程。二者的联系在于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可以互相代替，但公共管理不能完全替代公共行政。接着介绍了威尔逊的政治行政的二分法，提出行政学的目的在于把行政的方法从经验性实践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他们扎根于稳定的原理之中。[1]并阐述了韦伯的官僚理论，即从组织体制角度出发，为公共行政理论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创立提供了理论框架。19世纪末，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更加推动了公共行政在公共管理上的应用。随后，又有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是理性的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欧洲的现象，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去，是新管理主义与管理主义的结晶。新管理理论提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更加强调了公务员是为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充分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状。而在介绍公共管理体系的时候，作者从公共组织的构成要素着手，强调了公共组织构成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方面，又从公共组织的横向机构和纵向机构两方面解释了职责分配问题和管理服务性质的划分。而作者把公共领导放在公共组织的后面，本文认为这也体现了作者思维的严谨。公共领导是核心，但是没有公共组织的支撑，那么领导也会成为光杆司令。同时作者还介绍了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把组织的目标转化为每个人的目标，把组织成员的力量内化为组织目标奋进的力量。在此，又将公共领导的主要职能，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引申出来。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的理论依据，作者在写此方面内容的时候把社会、民众、管理者三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阐述，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以公众聚焦的问题为切合点，以公众的利益为准则，避免公共管理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出现倾斜现象。在写第三部分的时候，文章不仅描述了公共管理的一些流程，也囊括了私人管理的一些流程。其中人力资源的管理包括面试、招聘、考核等，不仅应用于公共管理部门，也在私人部门司空见惯。在公共预算管理这块，着重概述了两上两下的编制流程及预算执行应遵循合理调度支出、确保预算收支平衡及加强预算监督等原则。[2]随之又介绍了公共危机管理，此模块是第三部分的核心，主要阐述了公共管理者面对突发事件时候的行为准则，要求其在应对危机处理的能够采取及时高效、灵活变通的手段方法及公共危机的机制时应遵循不瞒报、不谎报、广大群众有知情权的原则。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有超常的远见和过人的胆识。同时在选择公共管理技术方法的时候，一般采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及经济手段等，又要与新现代管理的方法（民营化、用者付费、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分散决策、放松管制等）相结合，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又强调了公共管理的伦理要以责权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公共部门与社会关系的核心为公共管理基本的维度，指出公共责任具有义务与责任的双重属性。[3]当公共管理者面对权力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的时候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先，备有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更加强调了公共管理的监督内容要合法科学，监督公共管理行为要合法合理，及监督的主体要多元化（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又基于监督公共管理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监督体制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健全和完善公共管理的监督法律机制。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主要指出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和公共部门体制改革。[4]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公共绩效评估应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谋求建立绩效性和责任性政府，是当代中国转轨时期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和进行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性的措施，也是构建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中心是政府职能转变，就是将原来的管理转向服务，同时指出中国政府职能的体系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5]该书的结尾强调了行政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着力转变职能、完善机构设置、健全民主机制完善社会治理等。 3对本书的见解 从整体来说，本书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从公共管理的起始至有关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学者的真知灼见，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再又从公共管理的结构（公共管理的能动者、组织系统及理论依据）入手阐述了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的主导地位，经济价值观及政治导向也是大有不同。因为随着政府领导者的“更新换代”，公共部门也会随之进行调整、改革、私有化和重组，再改革。但是写者强调的是无论公共领导者们怎样的“更新换代”，亘古不变的统治核心是政府的和谐治理。本书最大的优势就是基于本国的当前发展国情，从经济学中的预算管理、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有政府的体制改革三方面入手，着重强调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建造服务型社会。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貌似作者写了很多方面，乍一看有点错综复杂，但是仔细品读，会发现作者的条理很清楚，逐渐从公共管理的发展层层向我国体制改革的建设深入推进，最后表明公共管理实则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管理一部分，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面向的是政府治理，环环相扣，思维甚是缜密。而从本书的实际意义出发，将旧的公共管理体制结合新的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提出适用于我国发展和变革的理论策略。众所周知，经验总是在教训的积累下成垒，改革总是意味着政策的推陈出新。我国目前正处于治理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各方面体制还不健全，因此需要一些符合实际趋势的理论素材作为指导，而公共管理学的创立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深远而长久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并且在不断国际化的时代下，我们有理由去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为我国所用，体现出21世纪的“拿来主义”，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前车之鉴，而不步其后尘”的效应。客观地讲，《公共管理学》的问世为研究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石，也为学生以后学习公共管理，掌握公共管理理论皆提供了文学基础导向，使公共管理学科更科学的在各高校开展。但由于公共管理在我国还属于新型学科，其方法原理难免会借鉴西方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前辈们的理论成果存有雷同之处。 作者：李圆圆 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 摘要：学科建设的水平，直接关系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管理学将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发挥了学科建设在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生科研能力 一、加强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生存与发展的核心 学科的发展对学校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学科研究水平的高低，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小、高质量如何，关键在于一所高校的学科建设水平如何。因此，各高校都把抓好学科建设作为工作的核心。研究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1]。同时，研究生教育的开展对学科建设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实际工作中应把二者结合起来，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2]。 二、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1.科研创新力不足 科研创新力的高低关系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高低，彭青秀根据某经管院校硕士学位论文评审表“科研能力与创造性”一项统计情况指出：被评为优秀的为9%，良好的为54%，一般的为27%，较差的为10%[3]，可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的科研创新力突出的不多，存在明显缺陷。中医药院校的此学科研究生不善于从新视角研究、探讨问题，难以提出新观点、新见解，其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法选择与中医药相关的研究方向，或已确定方向却无法进一步研究。 2.文献资料处理能力不强 研究生获取资料的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期刊网站和政府官网进行数据检索和文献阅读，但一方面由于在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受文献检索种类的限制，另一方面对文献价值的判断不准确，导致最终选取的文献研究意义很小。其次，研究生在进行如课题等的前期综述时，只是简单地对所获取的文献进行罗列，深层次地挖掘和分析很少。 3.逻辑推理能力有待提高 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根据周围环境和活动找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推理出符合逻辑关系的结论的能力，逻辑有助于研究生论文写作中主体鲜明、思路清晰和材料可靠。但从经管类研究生或者扩大范围，从全部专业的研究生论文中发现有相当多的论文逻辑杂乱、结构不完整，严谨性需要加强，而且不能围绕主体进行论证，不善于辩证看待他人观点。从以上现状，可以分析得到中医药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科研能力较低的原因。(1)学科属性：公共管理学科理论繁杂，但可以进行研究和创新的课题项目相对较少，且在我国起步较晚。中医药院校由于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学术水平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原因更加无法充分发展公共管理学科；(2院校属性：当前中医药院校将“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作为现实的战略选择，专业设置上从单一的中医、中药专业向理、工、经、管、文、法、教、农扩张，但相对而言，中医药院校注重发展的是中医药学科，对于公共管理等边缘学科的重视程度较低；⑶缺乏科研动力：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与文科的务实研究相冲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生往往认为科研并不会给以后的就业带来帮助，从而会重视工作、忽略科研；⑷培养模式不合理：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包括完善知识结构和训练科研能力两个环节，通过专业课程学习完善知识结构，通过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写作，结合社会实习来训练科研能力。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过时使得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之间无法融合，存在脱节。在社会机构中的实习也往往停留在表面，不能够深入，对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训练效果较小。 三、让学科建设在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中充分发挥作用 1.研究生教育要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 没有一流的学科建设就不会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要其学科建设的现实条件出发,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并遵循学科建设的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校学科之间的学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有所不同，故学科建设的起点与阶段目标和期望值也各不相同。研究生教育必须尊重这一事实，不能超越学科发展的阶段。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管理学科于2006年取得“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并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2008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省级特色专业，2011年教育厅组织专家评估通过验收。学科依托学校中医药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社会和国际资源，形成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办学的培养特色。以卫生事业管理、药事管理、医疗保险为主要专业方向培养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目前在以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的学科基础上，形成了中医药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中医药服务与政策研究、中医药传承与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中医药资源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为主的研究方向。学科在国内中医药管理领域已具备领先地位，在国内外形成良好的学术影响。 2.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导师队伍的建设 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提高依赖于导师资源与导师队伍建设，一流的学科队伍创造一流的导师资源。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就不可能聚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导师，也就很难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科研的指导，是指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应遵循自学为主、独立进行研究的原则，重视对学生科研实践能力的训练，鼓励学生发挥自己创造力，对其研究工作仅做方向性的指导、质量的评价和监控，坚持让研究生独立选题、调研，独立设计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案，独立撰写科研报告和学位论文。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导师应该具有较高层次的创新能力和把握本学科研究前沿的能力，拥有足够的科研经费，从而保证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能够瞄准本学科内外研究前沿和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南京中医药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经过多年的建设与磨合，形成中医、中药与管理经济的学缘互补知识共享，协调创新的团队。拥有一批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支高水平的学科队伍。高级职称比例超过30%，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达到100%，其中博导5人，硕导37人，形成了学历年龄结构、师资职称结构和知识学缘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 3.科学研究是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关键 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又是培养研究生的最重要手段。研究生是否具备合理的高质量的知识结构,撰写出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主要依托于优良的课程体系与高水平的研究课题。从我校的实际情况看,凡是学科建设搞得比较好的专业,所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多、级别高,其所带教研究生的毕业选题起点就高,毕业论文质量高。近年来，本学科点教师共主持了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18项、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68项，其他重要科研项目39项，教育课题25项；全院教师共600余篇，教育论文54篇，其中SCI/EI收录28篇，CSSCI收录73篇，中文核心127篇，双核心48篇。主编副主编教材60余部，个人专著16部。在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方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有效的探索性工作：一是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定期进行学术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科交叉优势，人才知识互补效应。二是建立了一系列知行合一的研究生科研实践基地，给予一定资助，让研究生在其导师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 作者：房莲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毕业论文:公共管理学院规划教育的发展思路 [摘要]在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要求下，开展公共管理学基础上的城市规划教育已经显现出充分的必要性。文章提出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明确其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定位：在理论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丰厚的理论基础，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践方面，要结合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学特点，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专业建设的侧重点包括：引进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教育背景的专职教师，加强学生对新时期规划管理与实施机制的认识；将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用于规划研究中，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建设；在教学环节中加强学生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基本认识，建立与传统城市规划对话的基础。 [关键词]规划教育；公共管理学；建筑学；地理学 0引言 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从整体上说可以分为规划理论研究、规划实践(规划编制、立法及管理实施)和规划教育三部分[1]。每一部分互相支持又自成体系，其中规划教育尤其重要，对整个国家规划体系起到支撑性作用。浏览规划类的学术期刊便会发现，几份代表性的杂志如《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及《国际城市规划》等，基本上每隔3～5年就有专刊讨论规划教育，平时也会不定期刊发关于规划教育的文章。理论范式的转变与实践领域的需求转向，都会对规划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而规划教育也会起到引领整个学科发展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城市规划教育主要依托建筑学和土木工程类专业而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其他学科背景的院校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繁荣了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至21世纪初，我国规划教育体系的构成按学科背景可以分为建筑学(65%)、工学(15%)、地理学(15%)和林学(5%)四类[2]。进入21世纪之后，鉴于新的发展形势，规划界对城市规划从技术文件向公共政策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06年创办了城市规划与管理系，至今已成立近10年。作为第一个在公共管理学基础上创建的城市规划专业，一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学思路，经过近10年的发展，虽然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但是业内依然存在质疑的声音。该系师生也时有定位不清、地位尴尬的困惑，特别是很少有毕业生进入当前规划实践的主要领域—各地的规划设计研究院或相应的规划编制机构就职。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对今后规划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结合自身的受教育和工作经历，笔者从国家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角度入手，借鉴地理学开展规划教育的成功经验，针对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和教学特点，讨论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办学思路，以期能够进一步厘清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的定位，完善我国的规划教育体系；同时为其他兄弟院校，特别是计划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办规划教育的①以及在非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中探索如何加强公共管理学教学内容的院系提供参考。 1经验借鉴：地理学开展规划教育的成功经验 1.1背景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建立在建筑学的基础上，这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一致，也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规划自身的定位有关，从根本上反映了时代需要。以建筑学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至今仍然是占据第一位的规划专业教育类型。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地理学很早就介入规划领域，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地理学界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专业院校才开始涉足规划教育，典型代表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随着国家对区域规划的重视，最早归属于地理学的实践领域—城镇体系规划，地位不断提升。日益增长的规划实践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规划教育的发展。目前，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中占据第二位的类型。 1.2地理学对城市规划理论的贡献 按照一般理解，城市规划理论分为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城市理论来自诸多社会科学对城市的研究；而规划理论又分为规划的理论(TheoryOfPlanning)和规划中的理论(TheoryInPlanning)[3](图1)。其中，规划的理论是关于规划价值观和规划过程的纯规划理论，规划中的理论则主要用于指导专项规划，带有较多技术成分[4]，主要是指关于怎么做规划的理论。按照这一分类方法，如今规划师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城市理论很多都来自地理学，如关于区域城市间关系的中心地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扇形、多中心理论，以及增长极理论等。地理学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从社会、经济和空间等诸多方面支持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城市问题的各种研究与实践。除了将地理学中的成熟理论运用于规划实践，我国的地理学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贡献了新的规划理论，如周一星教授提出的著名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这一理论并不是在很严谨的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经验的总结[5]。但必须承认，这种来自地理学的独特视角，促进了规划理论的创新。1.3地理学的规划实践领域除了丰厚的理论积累，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教育最终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中立足，靠的是确立了专属的规划编制领域—城镇体系规划。这一规划实践领域的内容，从最初只是附属于城市总体规划，到成为法定规划，并增加了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规划的体系，标志着地理学规划教育的成熟。推动地理学进入我国规划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曾经在访谈中总结，相比建筑学的工科院校，地理学这样的理科院校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的特点在于区域分析、经济分析和综合分析[6]。这三个方面的确是地理学的特长，地理学在进入城市规划领域时，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将自身理论与规划实践相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就是集中体现。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特点，即不论是作为一种景观，还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容器或者载体，地理学和建筑学定义的“城市”都是指实体地域空间。因此，从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理解上，地理学具备与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进行对话的基础，这也是地理学成功进入规划领域的重要原因。 2公共管理学基础上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的认识，至今已经深入人心。根据同济大学赵民老师的总结[7]，在现实背景下强调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其深刻意义在于：①有助于使各级政府正确理解和运用城市规划机制；②使城市规划从业人员时刻不忘规划所具有的价值准则，以及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③使城市规划学科发展及规划教育与时俱进。城市发展转型的时代要求是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背景，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有赖于规划教育体系的支撑。在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得到普遍认可的发展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学为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在规划理论和规划实践领域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为新的规划教育带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从分析国家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以及借鉴地理学进入规划界的经验看，公共管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要想真正在规划界立足，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理论上要发挥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优势，为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实践提供相应的规划理论支持；实践中要明确“规划管理与实施”是本专业专属的实践领域，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 2.1对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认识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我国还比较年轻，但是其历史渊源却较为久远。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的组织与管理活动[8]，古已有之。现代社会一般以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之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所以它通常与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也译作“公共管理”)不分彼此。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1900～1926年)、行政原则(1927～1937年)、公共行政即政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行政即管理学(20世纪60～70年代)四个阶段[9]。目前对公共管理的内涵有如下解释：“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福祉与公共利益。”[9]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主要受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三大学科的影响：政治学的传统使它关注平等、自由、尊严的价值观；管理学的传统使它注重资源配置和组织效率与效益；法学的传统使它注重司法先例和法制规则[10]。现代意义上的关于公共行政或者说公共管理的研究和教育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极少数高校(如中山大学)曾经开设过市政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后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撤除，又于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重建，主要依托行政学、政治学等专业)。直到2001年4月，教育部才成立了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1-12]。 2.2公共管理学为探索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同地理学一样，公共管理学同样有丰厚的理论积累，特别适用于解释当前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定位。例如，近年来规划界经常讨论的公共利益问题，以目前工科背景和理科背景的知识结构来说，很难做出恰当回答。但这个问题正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核心。公共管理以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因为公共产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出发点[11]。公共管理研究的目的，就是甄别、定义公共利益，并利用有效的组织、人事、财政、政治策略和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和捍卫公共利益，为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提供平台[12]。如果说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软件核心，那么它的硬件结构就是组织设计与管理，研究和教授的是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制度设计，以及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如何能够做得好的[10]。因此，如同地理学中的诸多理论为城市规划面向增长型城市发展定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样，公共管理学中的基本理论，如有限政府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等，界定了政府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于如何实现城市规划作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的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公共管理的基本使命里，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纠正外部效应的不良影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等方面的研究，则为回答何为城市规划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公共管理学的其他相关理论，则为解释和深入研究政府的规划管理行为提供了支持。例如，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指出，组织需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要有效率，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即采取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那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13]，这样的理论对于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来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3公共管理学为我国规划管理转型期的人才培养提供知识支持 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公共管理被认为是介于企业管理与公共行政之间的第三个理念，并形成独特性：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运用于公共部门，但不改变公共部门的主体性[8]。因此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这些管理学的工具，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总结和研究得出，适合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政府规划管理工作的需要，对于毕业生从事规划管理与实施工作来说是必要的知识储备。例如，在管理学领域里，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法约尔提出管理活动的五项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14]。管理学的行为学派在古典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发现，除了“正式组织”，企业中实际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组织”，对职工的行为影响很大[15]。这些认识，对于理解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的运行、规划的实施机制等都能带来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启示。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规划管理职能除了组织编制与实施城市规划，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协调政府与其他组织、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角色定位，对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与规划编制导向下传统建筑学或地理学基础上的规划教育有较大差别，而公共管理学恰恰可以给予补充(图2)。在英美等国家，因为更加重视规划的可实施性，所以规划教育都关注管理和行政的问题[16]，正如我国最早一篇讨论行政管理与城市规划的文章指出的：“规划师明白了管理及行政的作用以及管理技术在规划过程中的应用后，规划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无疑会提高，至于管理及行政对城市规划贡献的大小，则决定于规划师本身对管理及行政知识的掌握程度”[17]。可见，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对学生毕业后从事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工作具有独特优势。 3公共管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建设思路 从规划体系的构成角度看，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不论是实践领域还是理论领域，都需要不同类型的规划教育予以支持，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符合当前强调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时代背景，符合政府改革的时展趋势。接下来笔者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特点，探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办学思路。 3.1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学特点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优势的综合性大学，与理工科学校有所不同：一是强调通才教育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表现为本科教学重视宽基础，教学方案中有大量校选课、素质培养课；二是强调实践性环节，鼓励学生更全面深入地接触社会，鼓励参加社团活动。学校与学院都设立了大量社会实践项目，每年提供专门经费给予支持。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使得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总体上综合素质高，擅长表达与沟通，人际交往能力强，这些能力正是转型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人才所需要的，但限于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教学方案，传统意义上的规划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都有很大限制。首先，时间上是四年制本科教育，而且教学时间主要安排在前三年，第四学年上半学期最多只有1～2门选修课，下半学期只安排1篇毕业论文，通常在5月之前就要求提交；第一、二学年的大部分时间要用来攻读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必修课、专业基础课，留给专业课的课时非常有限。以2014级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为例，全校共同课有16门必修课，共61学分；学院开设的学科基础课有12门必修课，共30学分，只有9门专业必修课，有21学分。虽然系里开设了12门专业选修课，但是学分只要求13分，也就是说，学生选修一半左右就可以达到学分要求。所以，不是所有的专业选修课都能够开设。其次，与建筑学和地理学不同的是，公共管理学虽有较长的发展渊源，但在我国教育领域，还是相对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交叉学科。我国第一个公共管理学院于1999年成立于云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2年。但公共管理学院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各个学校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构成情况复杂，多数以“行政管理”或“政治学”专业为主体，师资来自行政管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建筑学和地理学作为历史悠久的学科，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式，但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目前还在探索之中。最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方面也有限制。2011年，城市规划从建筑学的二级学科，升级为正式的一级学科，但仍属于工科门类。按照教育部公布的专业设置目录，公共管理学是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6个专业。所以，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本科专业是“城市管理”，只是设立了名为“城乡发展与规划”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专业名称上的特殊化在学生就业的时候带来了诸多障碍，反过来影响了生源和社会影响力。鉴于以上特点，公共管理学院的城市规划教育不可能重复建筑院校或地理院校的办学思路。在明确公共管理学进入规划体系的途径之后，也就为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指明了方向。 3.2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重点 3.2.1教学目标既然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培养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领域的专业人才，那么必然不能采用规划编制导向型的培养方式。面向规划管理与实施的专业人才，除了要掌握关于组织设计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在工作中更需要具备沟通和协调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所着重培养的学生基本素质。在专业教育方面，公共管理学院则提供了学生在管理学基本原理、社会调查和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需要加强的是在专业课中，引导学生将已经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与规划管理及实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3.2.2师资队伍建设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来自对师资队伍的保障。除必要的出身于建筑学、地理学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教师外，还需要引进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人才，与实践需求形成有效的教育对接。只有不同学科的专职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进行交流与融合，才能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创新和教学支持。在现有的规划教育体系中，城市规划相关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已经被纳入到教学方案中。但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三个基础性学科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三大传统学科，应该作为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时予以强调的教学内容(图3)。因为这些内容，既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势，又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转型所急需补充的知识结构，更是规划理论创新和实践领域所需要的学术基础。3.2.3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认识虽然随着多元学科参与规划教育，对于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是否去空间属性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18]，但笔者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应该坚持城市规划的物质空间属性。即便当前普遍认为城市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也是属于空间化了的公共政策[3]。没有对城市物质空间属性的认识，就失去了与现有城市规划体系对话的基础。简单地将城市规划与政治学、管理学等交叉，将会造成规划学科本身发展的空心化[19]。因此，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可，是其他学科参与城市规划教育的基础。但是，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识需要体现新的学科基础的特点。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宏山教授已经做出了贡献②。他在城市管理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市政管理学》(第四版)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定义：“城市是公共服务高度集聚的地理空间”[12]，得到了城市管理专业人士的肯定，认为该定义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的特点[20]。这与21世纪以来业内所倡导的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理念不谋而合。虽然早在2006年业界已经认识到，随着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城乡规划的本质应回归到提供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上来[21]，但是如果还固守建筑学对于城市是人和建筑物的聚集体的单一认识的话，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则很难得到实质性展开。3.2.4三大模块式的教学思路结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三大模块式的教学思路，如图3所示。前面两个模块主要是实现与现有规划体系在认知上的对接，属于基础性的专业教学内容。第三个模块是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应该突出的特点以及着力建设的领域。在这三大模块中，很多基础性教学内容由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科基础课提供。在专业教学阶段，关键是如何让学生将已经学过的基础知识与城市空间问题相结合。公共管理学科本身并没有空间属性，其三大学术传统同样如此。但当公共管理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时，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加强学生对城市空间的认识，是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关键所在。如此，才能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在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规划教育的价值，以避免柏林工大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悲剧[19]。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是通过建筑学基础—城市规划与设计(侧重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战略性规划等系列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对城市空间从微观到宏观尺度的认识。4展望规划教育的发展1983年9月10～15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城市规划教育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30多家单位的70多名专家、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角度探讨规划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当时的主要思想是规划人才的培养需要多方位、多学科的支持[22]。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个议题是谈行政管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20年后，梁鹤年教授再次谈及现代城市规划的支撑体系包括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23]。今天，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在城市规划的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相比而言，公共管理学在成为一级学科的城乡规划学培养方案中未见踪影，这与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社会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在1983年的那次规划教育研讨会之后的20多年里，规划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城市规划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社会与经济转型对于规划师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单一的形态规划技能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规划教育需要多元化、多类型、多层次地开展[2,18,24-25]。由于传统的规划教育强调“全才”培养，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教育内容越来越庞杂，但由于采取的是在原有的教学目录上不断叠加新内容的方式，已经出现负面影响[26]。其本质原因在于，其实早在197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IfPlanningisEverything,Maybeit’sNothing”的文章里，作者就基于对美国规划发展的反思给出了答案：当规划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试图通过规划解决所有问题时，注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规划师的知识结构是有限的[27]。可见，应对多元化实践需要的人才培养显然不可能由某一类院校提供，应该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学科背景的院校开展规划教育，由具有不同知识体系，但拥有共同专业基础及对城市空间属性的认识的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共同承担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任务。在城市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复杂以及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相比传统的工科建筑类院校，人文社会学科突出的综合性大学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有充分理由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与建筑学、地理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形成规划教育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公共管理学基础的规划教育前景是否光明，除了学科自身的努力，还取决于城市规划体系的整体环境和全体同仁的包容度。以地理学为例，国内最早在地理系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的南京大学，在2010年，其主要师资力量(以人文地理学为背景)及其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地理学院中分离出来，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培养的师资共同成立了建筑与规划学院[6]。虽然这一合并并不代表南京大学城市规划的衰落，但不免令其他地理院系以及新兴的公共管理院校的城市规划教育者心生悲凉。如果说柏林工大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衰落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发展阶段所导致的规划教育的结构性衰落，那么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在我国规划的兴盛之时却被建筑学重新收编，是否是中国版的非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专业的宿命③？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新认识和思考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构成，分析其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形成不同学科背景的规划教育的立足点。但这样一个理想格局绝非是在短暂时间内可以形成的，一方面有各个学科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学科自身也设置了壁垒。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还是以职业教育为主，相应的专业评估标准使得一些建筑学基础的城市规划教育院校都感到力不从心，而规划实践从业人员又以通过专业评估的院校毕业生为主要来源。可见，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在实践和教育两个方面还是沿袭以往的模式，导致其他学科很难实质性进入规划实践领域。一个健全的规划教育体系，是反映并引领这个国家规划实践需要的教育体系。我国目前正处于世界范围内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以及世界范围内最大量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任务的时代，若规划理论研究没有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不能包容协同发展，那么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就是有问题的，也可以预见其将在规划实践领域出现各种问题，在规划理论领域会出现贫乏状况。在城乡规划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的时代，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城市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做贡献的认可和重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规划今后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要实现我国城乡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根本，然而任重道远，具体措施仍值得深入探讨。 作者：李东泉

公共管理学论文: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初探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公共管理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释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和意义，分析了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并在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完善 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是培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才的主要阵地之一，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人才的质量，而教学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案例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在国外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实践的教育与培训的诸多领域，如法律、医学、商学、公共管理、教育，等等。这种教学方法在国内的应用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公共管理这样的新兴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地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就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案例教学方法的内涵、特征及意义 案例教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10年的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在哈佛商学院，所有课程都用到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要学习400-600个案例；肯尼迪政府学院60%的课程运用案例教学，学生两年中学习100-140个案例。哈佛的案例教学极为注重启发、讨论与互动，强调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把理论变成解决问题的公开讨论、把教师的单向讲授变为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把个人的思路变为集体的智慧。哈佛大学商学院对“案例教学法”的成功运用和实施，使其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学方法走向的成功教学模式。特别是在培养应用型、实战型的管理人才方面，它具有独到的功能和效果，受到管理界、教学界的重视、支持和欢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课堂讲授、案例研究、研讨会等九种教学方法进行研究，分别在知识传授、分析力培养、态度转变、人际技巧提高、接受度和知识保留力等六个方面对各国专家做了广泛调查，结果发现案例研究的教学方法综合效果名列第一。那么，什么是案例教学方法呢？ 关于案例教学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小劳伦斯·e.列恩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特定教学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和技巧。”与传统教学的单一讲授方式、教师独自选择教学内容、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控制等方面不同，案例教学方法具备如下特点：1.教学以讨论为基础；2.学生知道得多，教师的知识并不是权威性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学识负责；3.知识和思想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流动，并在学生中间互相交流；4.通常学生是关注的中心，在论题选择和讨论方式上教师与学生共享控制权，而且教师经常作为辅助人员或资源提供者处于次要地位；5.总的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学生的评论性的、分析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 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对于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共管理队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改革实效化的需要。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并不晦涩难懂，难就难在如何权变的应用理论上，只有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才能让学生明白。所以引入案例教学对我国高校管理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发展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其次，案例教学能够适应公务员考试与公共管理教育职业化的需要。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与实施，公务员考试与录用进一步规范化，具有了更强的筛选与鉴别作用。此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强的进入公共生活的择业诉求。为了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以公共管理案例分析为契机的教学模式转变必须关注公务员考试及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基本职业能力和职业潜能的培养。再次，案例教学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加强学界与政界的联系。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它会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透过案例，可以大致了解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发现现有理论的薄弱和不足之处，从而推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同时，通过学界与政界的交流与合作，既可以提高公共管理教师的实践能力，又可以提高政府部门人员的理论水平。 二、实施案例教学方法存在的误区 首先，教师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有的教师没有意识到案例教学是在教学观念和方式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他们认为，“案例”就是“例子”，举例说明某个知识要点就是案例教学，而没有真正转换教学思维，也就不会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更不会使教学效果有明显的改善。有的教师则认为“案例分析”是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通过开设一门“行政案例学”课程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案例教学是可有可无的，不一定有效。他们认为案例教学无法替代社会实践，学生们通过交流不成熟的意见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其次，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由于长期的传统教育模式而形成的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的影响，学生对案例教学的适应能力还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不愿主动学习、不愿参与讨论的惰性。另外，我们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尤其是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无形影响，很多学生即便对讨论的问题有想法也羞于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 再次，案例收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公共管理研究还不深入，我国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教学仍然采用老套的“灌输式”教学，以“两教(教师、教材)为主体，“耳提面命”式地向学生讲授单纯的概念和课程逻辑体系，而对案例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滞后，尤其缺乏适用、规范、本土化、针对性强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案例，影响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在公共管理的案例教学中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所谓“三多三少”，即：旧案例多，新案例少:第二手案例多，第一手案例少;西方案例多，本土案例少。 三、完善案例教学方法的对策 1.建立和不断优化案例资源。开展案例教学首先要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案例资源，建立一个各教学单位可以共享的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成立案例搜集制作组，建立具有相应社会性的案例专门研究机构以形成稳定的案例工作队伍，明确任务，专门负责对外的实际调查，搞好和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以期比较容易地获得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构建全面而准确的专业案例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提供案例源。一方面，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公共组织的工作人员作为学校的兼职教师，帮助制作案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公共管理案例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指导性，又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素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公共管理的研究人员，形成稳定的力量，组成业务网络，建立起各研究单位可以共享的公共管理案例库。比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由纽约卡内友公司资助，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撒拉克斯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组成了公共行政案例编写委员会，研究成果由各大学分享。 2.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教学案例。要有效地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其前提是要根据课程内容精心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在案例选择过程中，为确保案例的典型价值，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案例的选用要符合教学目的。要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要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比如在“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教学中，我国“大部制改革”就十分引人瞩目；其次，选取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时效性、针对性。所选案例必须是反映公共管理实践某些或某类情形的代表性事例，最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内涵具有普遍意义，内容真实可靠，可信度高，通过对其分析可以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比如在“公共危机处理”这一主题下，“911事件”、“抗击非典”、“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出租车司机罢运”、“农民工上访”等问题导向明确且较具代表性的个案就很易备受关注，具有典型意义。再次，教学案例应该具有开放性与挑战性，能够引发不同的观点、思考和争论，能够对分析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得这些能力经由不断磨炼而得以加强。 3.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配合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案例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高度的拟真性和鲜明的教学目的中，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教学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方式上与传统教学不同，而且要求与一定的物质安排相适应。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配合案例教学必然是未来案例教学的发展趋势，选用声像结合的案例，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富于动漫色彩的课件，辅之以适当的背景音乐和短片，能够创造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提供图、文、声、像并茂的多种感官综合刺激，还能按超文本、超链接方式组织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知识和公共行政管理教学信息。因而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帮助，可大大提升课堂的直观性，让学生身临其境、深受启发。现在国外甚至于已有学校尝试租用卫星通道，进行远距离乃至跨洲的案例讨论与学习。这预示着，未来的案例教学将是“无缝式”的，案例教学传统上被划分为学习者先独自对案例作分析，继而以小组和全班的讨论这样一种学习环节的界线将逐渐消失，学习将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 4.加强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案例教学是由教师、学生、案例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它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和高超的教学技能，教师教学方法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高校应加大投入对教师进行系统的案例教学培训，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首先，教师必须转换传统的教学思维方式，发挥“引导者”的作用。所谓教师、学生和案例三者积极互动，就是强调教师以案例为主要素材，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情怀影响学生，以情带学，以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一起进行案例的分析和研讨。教师要做导演、主持人、组织者，而不要做演说员、评论员、仲裁员。其次，完善案例研究，加强案例写作。案例教学法须以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唯此才能真正高效地展现“问题”中所涵的冲突，发掘更多的洞见，更好地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奔巴萨特等方法论学者指出，案例研究要注意的程序是：（1）研究主题与目的的确立；（2）分析单位的设计；（3）单一个案或多个案的研究设计；（4）选择对象的研究设计；（5）资料研究方法的研究设计。［5］p396再次，借鉴国外做法，积极开展高校与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合作，聘请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中具有丰富的政府工作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兼职老师，传授公共管理中的实践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品牌教授、“大腕级”骨干教师多数有从政的经历，有些人担任过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有一些人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经济、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等方面的高级顾问或助理，大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他们从政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学术功底扎实，影响力大，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防与外交等方面见多识广，研究成果丰富。 5.注重评估，建立案例教学效果测评系统。 课堂案例研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案例教学的完成。因为与传统课题教学相比，案例教学中开放式的讨论虽然更能激发学生的智能和各种技能，但缺乏客观的评价依据，增加了教师评估学生知识接受程度的难度。因此，跟踪研究教学实践，注重教学评估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建立与案例教学方法配套的教学效果测评系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每次课后，教师应及时召集学生针对本次课堂案例教学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和建议，听取学生对案例教学效果的反映，以便为案例教学的改进奠定良好的基础。譬如:对学生的负责和鼓励程度、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的清晰程度、课堂讲授与自由讨论之间的平衡程度、教师的优缺点、案例及阅读材料的质量等情况向每个学生分发征求意见表并及时收集整理反馈，督促有关教师做好改进工作，提高案例教学水平。 公共管理学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学科，但是因为发展时间较短，所以还存在许多弊端需要解决。以当前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为基础，结合近年来的工作经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战略及战略应用方式，为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院发展;公共管理;发展战略 一、引言 公共管理学是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是一种学科，对公共组织、政府组织等进行研究，明确各组织的学科群体系。国家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并且还在不断的强化社会管理创新，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下文将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 二、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阐述 1.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充分的利用各大学院内部资源，对公共管理学科资源进行高度整合，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优势，促进校内公共管理学科与地区之间公共管理实践的相互结合，使二者可以深入互动，以此来提升公共管理的影响力。内部整合战略的内容集中在打破当下校园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隶属界限，并对学科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全面实现专业整合。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当成主要的学科集群来看待，结合一些强有力的工作模式，对政策进行调整，并将公共管理学科当成当下学院学科新增长点来看待，集中院内的资源促进其发展。当下学院公共管理学科一般都是集中于多学科基础之上的一种应用型学科，所以教师必须要对各种力量进行整合，并通过共同承担的形式，来做好项目研究以及跨学科培养，促进不同学科交叉融合。2.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但要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同时还要尽量多的挖掘各种资源，全面实现外部联合。外部联合战略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战略，不仅要政府和其余的部门相互联合，同时还要构建项目实训中心，打造实训基地，让所有的教师都可以真正的步入到公共服务工作前线中去，提升教师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构建理论化的市场服务工作体系，通过各种形式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学院的科研水平，促进其形成良性循环结构体系。学院方面还要和国外的一些著名院校或者是著名的科研机构相互结合，强化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深度以及合作深度。在院校内部，选择一些潜力比较大的学生或者是教师，将其送到国外来学习先进的经验与学员公共管理学科的技巧。3.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学院方面不仅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应当尽量的做到集思广益，多吸纳来自于社会的资源，促使校方可以真正的做到横向发展，解决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学院横向发展战略包含了社会需求与校内实际需求这两个方面，要积极的对学院所在地区优势专业进行申报，并适当的拓宽公共管理学科范围。4.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纵深拓展战略是学院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需要全面综合社会需求与校内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开展相关工作。充分利用当下社会学术繁荣与崇尚科学技术的机遇，积极的对各种资源进行协调，并申报公共管理硕士点及MPA，实现纵向拓展，减少来自于外界的威胁。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 1.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所有的组织想要正常发展，都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不断的提升团队综合素质，吸纳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人才，人才也是团队组织最核心的资源之一，与组织核心竞争力相关联。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学科的正常发展。相关工作人员要尽量的增加投入，利用外部引进结合自身培养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学科带头人，带领团队走向专业化。学院与公共管理学院要积极的相应国家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家学者的号召，吸纳其先进的理念与公共管理方法。尽量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与待遇，从中寻找学科带头人。观察教职员工，在员工中寻找最具潜力且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在职教师，将这些教师送到国内外各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比较深入，或者是发展比较快的环境中进行培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学科带头人。从外部引进高水平专家，可以带动学科发展。让学院内部的教职人员可以和领域内的专家零距离接触，学习各种公共管理方面的知识。这种老带新模式可以让教师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但是成本比较高，聘请来的专家学者对学院的忠诚度也比较低。学院内部自主培养学科带头人，不仅需要耗费的成本比较低，同时这样的带头人自身忠诚度也比较高，便于日后工作的开展。但是自主培养成长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只能实现个人成长，如果教师转业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离开岗位，还会出现师资流失的问题。所以需要将引进来理念和内部培养模式融入到一起，不仅可以带动公共管理学科高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培养一些专业化的人才，营造出更加理想的学术氛围，全面提升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吸引力，避免出现师资流失等问题。高校是智力密集型行业之一，高校及相关学科想要正常发展，离不开教师队伍的支撑，必须要做好教师队伍培训工作，才能保证高校的正常发展。教师工作强度比较大，需要承受来自于社会、家长、院方以及学生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心理压力比较大。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激励方式来对教师进行激励，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员工需求差别方面的问题，会导致激励手段出现短暂性缺失。所以要综合地区文化以及学校教师特点等，构建更加完善的激励工作机制，言出必行，进而调动学院内教职员公日常工作积极性，带动教师的工作激情。2.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当下许多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下属专业都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学科的正常发展，所以需要对当下现有的专业隶属进行整合，将其规划到公共管理学院旗下。该处理方式优点比较明显，不仅可以帮助院方对学科进行统一化管理，同时还可以实现充筹兼顾，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院方可以按照当下国内的实际发展形式，结合院校的实际情况，突出日常工作的重点，并加快相关专业的发展速度，借助专业化的力量来进行全方位推进。将所有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都整合到一处，便于后期专业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强调学科群整体发展优势，提升发展速度。 四、结语 上文首先从纵深拓展战略的应用、横向发展战略的应用、外部联合战略的应用、内部整合战略的应用四个方面，对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之后分别从对公共管理学科下的所有专业进行全方位整合、提升学科队伍综合素质两个角度，提出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战略措施。希望可以为学院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相关产业链条的不断完善，提升工作质量。 作者:王宇峰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情景模拟教学分析 摘要：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目的是通过案例教学，让大学生模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感受，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能力。“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公共管理学科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如何培养学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掌握到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要点，培养学生适应各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提高学生处理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人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重要性；实施 一、引言 近几年，培养高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法，在理论知识和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即在模拟过程中巩固了专业知识，又增加了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是案例教学法和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融合，是一种以教师提供实践案例，学生对案例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对案例反应的问题作出判断和结果，模拟自主解决问题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提供一个实践案例，创设情境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整个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情景再现，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应用的重要性 第一，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演示法、教授法等为主要教学模式，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效率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教师主要起到组织、引导的作用，大学生占主导地位，成为信息加工的主题，从而可以让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知识要点。第二，目前大学生实际操作技能严重缺乏，“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实际模拟性，用真实场景的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实例，真实地反映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也可以培养学生实操技能，增强学生对突变环境的分析能力、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让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第三，“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能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运用公共管理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将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养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首先，“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过程：其一，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是教学中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的关键所在。教师应先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基础理论知识进行讲授，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知识。除此之外，还应学习模拟场景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也是在“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顺利进行的关键所以在；其二筛选合适的案例。案例的筛选至关重要。就目前“案例+情景模拟”教学法应用过程中采集案例的途径比较单一，大部分只能采用国内其他高校教师编写的案例，不能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性的教学。在筛选案例的时候，人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这个案例能否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实施，能否通过情景模拟来达到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还有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案例在最后是否容易进行评估反馈；其三编制方案。在实施“案例+情景模拟”教学中，由于受到课堂现实条件的制约，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场景，要求模拟的情景接近现实。遵循模拟场景的基本原则，设定好时间、参与人数，角色的设计与分工，以及模拟的目的、预期效果等各个环节。在编制方案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学生的自身学习状况，进行不同的分工，也可以互换角色，锻炼学生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其四师生共同参与“案例+情景模拟”教学。在情景模拟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教师引导学生研究案情，分析各个角色的作用，同时也要维护好课堂秩序。教师与学生要注重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同时要遵守模拟场景应有的程序。参加案例情景模拟的学生要考虑现实众多因素，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当学生所扮演的角色在模拟过程中出现问题，教师应该立即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如果在模拟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陷入困境时，教师应该及时补充一些专业信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待情景模拟活动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评估反思，对在模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加以分析，找出解决的办法。 四、结束语 总结“案例+情景模拟”教学通过符合教学内容的案例进行场景再现，让学生通过亲身体会来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今后走向社会更容易融入工作中打下基础。 作者：朱辉 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课程建设思路改革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现状 1.国外现状综述 公共管理的学科前时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对西方政府管理的研究，但当时公共管理学是附着于政治学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薛澜，2002）。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开创性文献，伍德罗•威尔逊（1887）发表的《行政学研究》（TheStudyofAdministration）标志着公共管理学的正式诞生。在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已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源起于1924年美国希拉丘斯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成立。随后，很多国家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逐渐成长为各国公共部门培养研究生的一门核心课程。美国作为最早开展MPA教育的国家，其MPA教育发展颇为成熟，其他各国在学习、仿效美国MPA教育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MPA课程，但公共管理学始终为其核心课程。美国曾对218所MPA教育机构展开调查发现，公共管理学都是作为其最早的核心课程加以设置。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作为美国MPA教育的首选核心课程，突显其在MPA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虽然西方并没有“精品课程建设”相关说法，但从公共管理学被列为核心课程可以窥见西方国家对公共管理学的重视程度。 2.国内现状综述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晚，直到1986年，其前身——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才得以恢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立了管理学门类，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5个一级学科。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9年5月第17次会议上正式批准在我国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教育，我国MPA教育已历经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国务院首批MPA试点院校为24所，2003年新批MPA培养院校23个，截止2012年，我国已有102所MPA培养单位。《公共管理学》作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核心课程，已在所有MPA培养单位开设。与美国相同，《公共管理学》在我国MPA教学中也是首选的核心课程。笔者以“精品课程建设”和“公共管理学”作为主题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源进行文献检索，截止2014年12月30日，检索到与此主题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只有1篇。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高校精品课程建设现状，笔者又以“高校精品课程建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共有326篇。由此可见，自2003年教育开始建设精品课程以来，学者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逐年上升，到2010和2011年达到高峰，直到2012年才有所回落。由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未达到深入的层次，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精品课程内涵、问题等的较为泛泛的基础性研究上，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去专门课程的研究，由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文献可见一斑。由此，未来我们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研究趋势应聚集于对具体课程建设的关注上。 二、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要素解析 精品课程建设是一个结构严谨的系统工程，由若干要素构成。既包括一套适宜的教学方法、追踪前沿动态的教学内容，一支优良专业的教师队伍、一本优秀的教材，也包括教学管理建设。 1.教师队伍建设 精良的教师队伍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直接关系到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效果。教师队伍建设与精品课程建设是相辅相承的。一方面可以通过精品课程建设促进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梯队的形成，并保证这支队伍成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养教学名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保证精品课程建设顺利的、可持续性的、高水平的完成。 2.教学内容建设 教学内容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是精品课程建设最突出的特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保证创新性和前沿性，就必须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学习优秀的教学成果。对于MPA学生来说，实践性的教学内容应予以重视，因为MPA学生更多需要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因此，必须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学习相结合。 3.教学方法与手段建设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学内容必须更多依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得以体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样，对于MPA学生而言，教学方法也应更加契合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和手段应在教学过程中多加以应用，贯穿始终。条件成熟后还可以考虑建立公共管理模拟实验室进行实训教学。 4.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知识载体，也是从事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支撑和推动着精品课程的基础和关键性环节，它的特色和创新对精品课程建设意义重大，它直接影响到精品课程建设的成败。故而，我们应该重视精品课程教材的建设，一般来说，一本优秀教材应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实用性，较强的前沿性，同时配以相关的案例，习题库。5.教学管理建设对精品课程建设进行规范管理对于促进教学工作的整体改进和提高，保证教学质量和课程建设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通过建立课程建设档案来实现规范教学管理，课程建设档案包括课程背景材料、教学团队总体状况和结构分析、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课程建设报告，教学研究论文、教学成果与评价等资料。 三、公共管理学精品课程建设思路与改革路径 课程建设应从前提、核心、特色、关键和保障五个方面探索课程的改革和建设。具体而言，前沿化的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核心；创新的实践教学内容是精品课程建设的特色；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关键；规范的教学管理是精品课程建设的保障。为此，我们为课程改革和建设精心准备了改革措施： 1.明确课程定位，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1）选用优秀教材和教辅资料。我们选用在公共管理领域受到广泛好评、适合MPA学生使用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陈振明，人大出版社，2009）一书作为教材。相比其他教材，这本教材设计的讨论话题，有利于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结合，启发学生发散式思维，给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结合所用教材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经典书目列为学生参考书目，并鼓励学生讨论阅读心得，丰富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2）追踪学科前沿，展示最近研究成果。教学内容应根据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时事变化紧密结合起来。（3）精选和编写公共管理案例集，理论与案例相得益彰。对于MPA学生而言，公共管理学的案例讨论分析在公共管理学课程设计上应占有较大份量，因为MPA学生多为有实践经验的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实际案例嵌入其中，使得两者相得益彰，既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又升华了对实际案例的分析。 2.加强师资梯队建设，推进教学改革 （1）组建校内外教学梯队，完善教师构成。积极组建由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本课程组由三名教师组成，一名教授，二名副教授，两名副教授负责主讲教学、辅导教学等作用，教授负责案例研究及案例库构建。我们将聘请政府实务部门的负责人作为实践导师，指导课程实践教学，并逐步建立起实践教学基地。（2）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精品课程建设的教学改革，不是一劳永逸，需要随着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显然，作为主导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师，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其成功开展的关键的因素。”因此，课程团队应围绕精品课程建设大胆推进教学改革，不仅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保障教学水平的大幅提高。 3.实践教学内容、模式与考核的科学化 作为专业的核心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特色。实践教学内容丰富，本课程初步设定3学分，48学时，其中实践课时10学时。（1）实践教学模式多样。根据MPA教学特点，需要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模式。首先是案例教学。按照公共管理学学科特点及前沿动态，将其划分为多个专题，以专题为单元进行案例教学。针对不同专题准备不同的案例，案例紧紧围绕专题内容展开。案例的准备应有针对性地从报刊、互联网、电视、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不同渠道精心搜集和制作案例，并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对案例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要与时俱进的更新案例，强化学生对专题的理论和掌握。案例教学除了案例讨论分析的形式外，还辅以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视频播放等，增加案例的生动性、新颖性，同时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和效果。其次是实践教学基地参观学习。最后是进行社会调研。（2）实践教学考核科学。与传统考试考核不同，MPA公共管理学的考核应将实践教学环节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其中。在课程教学考核中，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只占到总成绩的50%，将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作为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加以考核，占到总成绩的50%。这样考核的初衷是基于MPA学生的特点而设置的，主要是出于强化实践教学的考虑。校外课程实践的成绩可通过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学生自主互评三方评价机制，即校内导师占总分的40%，校外导师评价占30%，学生自主与互评占30%。这种考核方法，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又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教师的教学效果，富有成效地促进了课程的教学相长。 4.改进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迎接慕课时代的到来 （1）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媒体化。随着慕课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有机会接触名校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接近了普通人与名校的距离，因此，可以借鉴慕课优质资源的建设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出优质的开放教育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的目标。（2）组织学生进行科研创新活动，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与科研互为支撑，密不可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组成研究小组进行研究性学习，对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知识和案例进行探讨和研究，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沙龙形式，研讨会形式，学生授课和展示案例的形式，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在参与、讨论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寻找研究兴趣点和切入点。 5.规范教学管理，搭建课程、专业与学科共同发展的平台 精品课程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支持。教学管理涉及课程建设的方方面面，能够给精品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必须对教学管理加以规范，全面推进精品课程建设。这不仅要加强对精品课程建设的动态监控和管理，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严格申请、评审程序，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监管过程和验收指标的双重动态管理，确保课程的精品性和示范性。 作者：郭蕾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一、公共管理人才需求与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 目前，黑龙江省本科院校中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设置存在趋同现象。很多学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业原来都是省内唯一，而随着高校不断扩容，开设相同专业的学校开始增多，其课程设置、专业培养目标等都很相似，结果就是虽然学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增多，但由于各校的培养机制不能充分体现学科背景特色，导致毕业生缺少优势和竞争力。由于新增专业的师资力量、培养条件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毕业生在理论基础、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 目前，黑龙江省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较快，开设公共管理的学校较多，专业设置较为齐全。但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看，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虽然此分析是针对黑龙江的公共管理毕业生就业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射出全国的情况。 (三)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协同度低 政府的人才发展规划及政策中对于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要求是孤立的，与实际社会需求脱节。各级学校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也是各自为政，没有考虑到全省的整体状况，忽略了与其他学校的沟通，因此导致政府、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协同度较低。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启示 跨部门协同分为紧急状态下的协同和常态管理中的协同，后者是核心所在。跨部门协同强调的是通过部门间的协作提高效率。跨部门协同理念给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启示: (一)各部门间协调不够是产生供需矛盾的根源 导致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在地方政府人才开发规划、社会需求、学校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不匹配现象的原因是不同部门的出发点不同，都是围绕本部门的发展和利益做出各种设计，各部门协调不够导致供需矛盾。政府应结合地区发展需要拟定人才开发规划，提出人才培养的数量要求。学校根据学科发展、专业设置以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制定招生和培养方案。企事业等用人单位依据年度用人计划确定用人要求和数量。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分数以及对学校的喜好程度、录取的难易程度做出选择。因此，不同组织间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失衡，导致急需人才供不应求，而同时很多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 (二)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总体培养目标是能够有效胜任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工作和非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人才，因而必须梳理好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做好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通过跨部门协同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 三、跨部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重视协调学科申报与审批的关系 无论是新学科点的设立，还是重点学科的申报，各学校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就是让学校的学科体系更庞大，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然而，任何学科和专业的建设都需要考虑学校的学科优势以及社会需求，如果不能进行充分论证，即使通过了学科申报，未来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会遇到各种问题。而这不单单是学校一方的责任，学科审批部门不能宏观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充分了解社会需求，仅根据一般性的评价标准去设立和论证新学科的申报，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从跨部门协同的角度出发，需要处理好学科申报和审批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用人单位与学校之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要充分协商沟通。对新学科以及专业的设立应充分采纳不同部门的意见，在审批程序中要增加社会需求指标的比重，避免学科重复、专业雷同。 (二)处理好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关系 跨部门协同强调“目标——执行——效果”之间的相互促进。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就是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一切教育和社会资源，为社会各种组织培养和输送公共管理人才。整合不同层次的学校、机构的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紧紧围绕着社会需求调整专业培养方案并有效执行，以达到预期效果。使学校及人才培养机构的专业设置更加科学化，转变传统的培养理念，树立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增强学校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因专业设置趋同而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 (三)建立“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 构建“培养——使用——评价”长效机制，建立组织间协同的标准、原则、机制，实现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监督和反馈。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有效使用和评价人才来衡量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人才评价机制，就需要学校与社会组织间进行必要的沟通;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就需要用人机构与学校间形成顺畅的联系通道，传递有效的人才需求和使用信息。 作者：刘西涛 王炜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重点及方向 ［摘要］尽管公共管理学科设置时间不长，但其在高校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因此，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重点与发展方向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关乎高校的稳固发展，因此，本文对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特征以及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这些建议能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发展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历经了重建、发展和提升三个时期，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良多。至2001年底，我国具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有132所。2003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公共事业管理骨干教师培训班吸引了来自全国150多所高校的200多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骨干教师参加培训班。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但其发展一直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关人员解决现在已有的问题，还需要其为它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1公共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在课程的设置上会有避重就轻，主次不分的短板。调查研究发现，很多高校都只重视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而对其专业管理的职业性严重忽视，这完全是一种喧宾夺主的行为，不能突出专业特色的课程设置也忽视了独特的专业性。这种重专业、轻能力的课程设置，致使大多数学生对公共管理的实际操作掌握较少，只是掌握了理论知识。一方面，这种避重就轻的课程设置方式，使公共管理专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另一方面，也致使学生因其在校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操作中所需的知识相矛盾，所以在择业就业和工作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制约的境况。更重要的是，这样没有特色性和系统性的专业课程设置更不会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有着清晰明确的公共管理发展思路为指导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这严重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其二，新兴的公共管理学科还不曾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很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中遇到了诸多问题，能力不被认可、行为不被重视也是屡见不鲜的。因其认可度不高，很多高校开设这样的学科专业都不被大多企业所知晓，其专业内容更是不被了解，好多本专业的学生也面临着就业困难等问题。再者说，不成熟的专业规范、模糊不清的专业课程设置、专业培养不定向，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学校、社会三方之间互不了解。学生所学知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无用武之地，学校所培养的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在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招聘人才信息中他们没有招聘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学生的考虑。此外，在我国很多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地区，都会采取不再招聘新人的策略来使编制大大缩减，此种策略使那些就业困难、前景不好、又缺乏经验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大大增加。其三，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素养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为实现教育大众化的改革目标，高校要招收大量的公共管理学生，因学生数量迅速增多，原本的教师数量短时间内难以适应且根本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求，教师数量严重短缺问题在许多高校都存在。这说明较少的教师要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以前的好多倍，无形中加大了教师的压力，致使教学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难以进行创新来促进学科发展。除此之外，公共管理学科教师的基本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当今时代，很多高校都实行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其中，很多高校明确提出需要学科带头人要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工作，特地为此成立了专业人才工作小组。一般情况下，学科带头人工作主要是负责执行本学科一些具体的建设工作，例如主持设计本学科的建设发展规划；负责对学科建设经费进行预算、利用、分配和管理；带领、指导、培养一些青年教师组建学术团队；进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等。因为学科带头人作用重大，并影响着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所以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直是各大高校十分重视的事情。尽管如此，学科带头人依然匮乏，其质量和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理想的状态，以至于很多高校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师梯队。单从教师本身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不懂得融会贯通、思维陈旧老套、创新能力不足、眼界不开阔、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要求等众多问题，在各大高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使高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长期原地踏步，科研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对策以及重点发展的方向 2.1完善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方向 为了实施多方面、多层次发展方略，相关人员应该抓紧时间着手整理和完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从实际的专业发展方向来说，其可以调整人才培养的规格，为了使公共管理学科积极培养本专业的研究型人才，相关人员可以在减少和控制本科专业规格的条件下，尝试新模式，如进行公共管理专业本硕连读。另外，相关人员还应该加强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管理，狠抓科研，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应以本校此专业的办学特色为首要目标，快速建立本专业课程最为完整的题库。 2.2改进课程设置的策略 一方面，课程框架体系的确定要求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笔者之所以觉得在专业课程中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设置为理论知识的总体构架，用来培养广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因为公共管理学科展示着一定时期或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未来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人文素养的要求是高校现今应该做好的事情之一。高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是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稳稳的提升。高校设置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需要以综合化和系统化为原则，所设定的专业培养目标之一是使学生拥有一个扎实的人文基础。总的来说，高校应格外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3改进师资团队的策略 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应该引起高校的重视，每一所高校教师团队的整体质量是由师资团队的结构进行反应的，学校科研能力以及教学能力都受其影响。师资团队结构大体上由年龄、职龄、经验、学历等几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门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的结构建设就更应该被重视起来，一成不变的、保持原本的师资团队结构、不引进新的“源泉”的陈旧模式终究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因此，源源不断招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发展的人才，是高校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只有这样，师资团队的结构才会稳定，教师团队才会被优化，为了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高校必须这样做，同时这也是使公共管理学科师资团队不合理现状得到有效改善的方法。高校应该采取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定性考核要求的主要考核内容是教师的品德和教学科研中的优秀表现，主要考核手段是以群众积极参与和组织谨慎评价来确定的；定量考核要求的考核内容是以教学的业绩和水平作为考核标准，其考核依据是指岗位的量化指标。为使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学科课程设置更有规范性、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各有不一样的专业特色，高校可以通过相互派优秀的高年级学生进行交叉培养，然后留校教学、相互派青年教师访问讲学等多种办法，提高教师的能力，为形成新一批的优秀教师而努力。强化师资力量的办法不止一种，强化师资培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要通过进行“人才引进”、积极地让许多教师参加各种各样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专业培训班以及向许多名牌高校输送国内优秀的访问学者等多种途径，达到本校师资水平显著提高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从全方面上提高全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教学水平，高校可以在校际间开展互相评课活动，多多增强学术交流，积极进行名牌教师、名牌课程、名牌教材的“三名工程”建设，培养出许多高质量、优秀、年轻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尽快与同类高校、省内高校和非名校三个层面建立起横向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使教学科学研究横向合作得到增强的重要步骤。促进成立全国分省分类高校专门学科指导委员会分会、一起合作编著相关主要课程的教材、开展科研课题的合作研究等方式，都可以有效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进而使优秀学生培养战略可以得到很好的实施。此外，使学科专业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实的方法也不止一种，高校可以选择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中挑选出一批文化学识水平高、办事业务能力强、娴熟掌握公共政策并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领导、事业单位的干部或公务员，主办专题讲座或者是担任本专业的课程导师。 2.4改进人才培养策略 为了方便在体育、文教、社保、环保等公共事业的行政部门开展管理工作，高校公共管理学科将具有当代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素养，具有可以将管理知识融会贯通、熟练应用到实际操作能力中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因此，高校更应该在人才的培养上训练学生基本的管理技巧和方法，并积极灌输给学生现代管理学方面的知识。为了提高管理能力，高校应充分利用公共管理的办法进行计划、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在人才培养的大方向上，高校应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对以前只知道读书而不注重创新的培养模式进行改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优秀的培养经验，对专业所包含的知识和范围，充分积累经验，结合国情对人才进行培养。在人才培养的途径上，高校应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创新，使知识和能力相辅相成，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提升专业能力也可以为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提供很大的助力。增加实习和实践课在所有课时安排中的比重，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明确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使学生成为公共管理专业的主动参与者，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灵活的教育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是有发展前景的。高校应该采用灵活的教育模式，培训并教育出公共管理领域所需要的综合型、应用型的中高级专门人才，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高等教育的目标。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建设中，运用灵活的教育模式，给在校生提供更多值得珍惜的学习机会、模拟真实的公共管理情景，提供更加方便的培训途径和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机会，以提供现在社会中真正需要的从事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所有学生而言，灵活地进行学习应是学习者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人的责任，学生进行学习行为应该是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而不该是由他人支配去做的被动行为。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去主动学习，因此，高校应通过调查、体验、参与、合作、探究等各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增强实际的工作能力，在此过程中，还要使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去发现、解决、完善问题，通过虚拟化的实践，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作者:艾政公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作者:包文涛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下现代社会分层分析 摘要：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人类存在之初它就诞生了，并且它还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化。刚开始的社会分层十分简单的，有着明显的特质。而如今，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让社会分层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帮助人们理解分层的原因以及分层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变化 前言 社会分层现象并不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哪里有人类哪里就会有社会分层，哪怕是世界上最偏僻、最落后、人数最少的部落内部也存在分层现象。“分层”这个词最早存在于地质学中，但社会学家发现这个词语很适合用来形容人类社会的差异现象：因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占有程度，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差异。比如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千差万别，资源占有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两国的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等简直没有相同点。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体现着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分层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公共管理学和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了，寄希望于用系统科学的理论知识把社会建设的更加美好。 1、社会分层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已慢慢显现出来。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正在向着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靠拢，而且这种结构也已经度过了最容易起伏的阶段，逐渐地稳定下来。分析这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社会资源的价值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来定义的，同一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一样的含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同一事物所包含的价值也不相同，比如中西方的不同价值观；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规则是决定社会群体地位的关键因素，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在我国，高考分数线的划分以及录取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很多人口大省如河南、山东考生和北京上海考生做同样的试题，录取分数能相差几十分。有一个笑话曾嘲讽过这个现象：高考成绩出来后，北京考生：“老爸，我考了530，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儿子真有出息，走去上海旅游去！”河南考生：“爸，我530，跟一本线差了42分”“真没出息，别上了，滚去上海打工吧！”上海考生：“爸，我530送我出国吧”“行，去学个工商管理回来帮我吧，今年又从河南招了不少农民工。”虽是笑话，但却犀利的反映出了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三，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会受到社会流动的影响，进而主动或被动的到达社会分配的、高低不同的层级位置上去，这就是所谓的“地位准入”机制。社会结构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只有消除了“地位差异”才有可能实现公平，才有可能消灭社会分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2、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的意义所在 “存在即合理。”马克思揭示了阶级产生的根源和阶级的本质，这才建立了科学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方法。他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和演变的基础，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占有关系则掩盖了社会分工的原生产基础地位，共同的生活方式、阶级利益和教育程度则成了划分阶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后辈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实际意义的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启发，随后帕累托就在《普通社会学总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经营阶级理论。作为社会学分层研究的先驱们，这三人都提到了研究社会分层的意义。研究现代社会分层学的意义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分类的根本问题。分层研究首先关注的就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现代社会分层对于中国社会有着不一样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王权大于天，人分三六九等。即使现在，中国人还是非常注意级别顺序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相对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分层问题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社会分层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此研究现代社会分层现象对于中国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3、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公共管理学对现代社会的分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分层受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又是公共管理体制的一种，这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一部分。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制度、组织和机制层面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国人经济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当代国人经济价值观的变化。经济利益是社会分层的根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国人的重视。为了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人们想方设法地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力图实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而且人们不再“重义轻利”，而是尽量做到“义利统筹发展”。人们的经济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正视并重视金钱的作用，不再过度的“视金钱为粪土”，勤劳致富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国人教育观上的改变。封建时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身的飞黄腾达，教育过度地被赋予功利的色彩。现如今，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实用功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虽然教育还是被看做改变命运的方式，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但人们已不再执着于通过教育获得怎样怎样的成功，而是开始从提高个人修养和素质的方面来看待教育。“知识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并不过时，人们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十分划算的投资。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有着很大的差别，个人的谈吐和修养都会不一样。 4、结束语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社会分层结构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意义和变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作者：胡振忠 单位：河北省委党校唐山工作站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一、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界定 公共管理是一项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依法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公共部门活动或公共事务实践的学科，公共管理学正是一门综合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知识研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如何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学科。“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能力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学科发生交叉与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方法和体制的界限，一个新的学科就此孵化，或者由潜学科逐渐演变为显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由此产生，根据教育部最新专业目录的规定，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力求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较高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旨在为公共部门和公共组织培养和输送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指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按照教学计划的统一安排，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实践能力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公共管理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了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课堂教授与课外实践互为补充，实现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实践操作为重点，通过各种形式的课程范式加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涉及各种行业各种领域的公共事务活动，如以应急管理课程为例，可能涉及水库安全、交通安全、电网安全等领域，只有根据交叉学科的特有属性，广泛开展案例研讨、情景模拟、学科竞赛、专业实习、暑期实践、社会调查等活动，才能为学生提供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的平台，使其在具体实践中掌握和建构理论知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 二、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跨越多个学科门类，广泛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知识，涵盖了文化、体育、民政、环保等众多领域，学科知识体系庞杂且动态发展，涉猎内容宽泛，从而使得这个学科具有复合性的特质；同时，公共管理学旨在为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和建构知识，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当前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公共管理前沿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与形式以迎合时展的要求，培养与时俱进的交叉型综合人才，又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公共管理学科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实践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积极探索实践教学体系建构，创新多元实践教学模式，规范实践教学过程十分必要。 （一）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 近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于高校的教学如何与时俱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高校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摒弃传统理论教学的思想，实践教学逐渐被教育界所重视，在教育改革中更加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教育部2001年4号文件就明确指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指出：“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教育部2007年1号文件中也提出“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建设内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2010-2020年）》中提出“教育改革重点是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同时提出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这说明了国家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实践教学顺应教育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实践教学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社会对于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加大，并趋向于向应用型和技能型转变，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必须加快学科建设，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开发教学资源，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和时展对于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 （三）实践教学促进交叉学科建设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科理论教学是基础和核心，让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公共部门管理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实践教学环节必不可少。面对公共管理学科交叉属性的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对知识的理性认识，掌握起来会有一定困难，尤其对于行业性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因此，高校必须突出实践教学的地位，使得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联系实际，在具体的案例操作或社会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同时锻炼其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过程中，整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环节，将课堂教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学生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真正实现学生学用结合从而推动整个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实践教学中的失范现象 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实践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仍然处于薄弱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范现象，制约了公共管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一）实践教学的交叉意识淡薄 “交叉学科研究本质上是借鉴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拓展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思路和方式”，实践教学交叉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多学科理念的滞后及学生重视程度不够。传统教学观念突出理论教学的重要地位，认为实践教学依附于某理论教学而存在，忽视了实践教学是实现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高校将理论知识学习和掌握的程度作为评估学生在校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准，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制约着了实际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体现在重形式轻能力。在目前开展的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中，并未用认真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大多数是靠学校组织，学生很少自己联系参加实践活动。同时参与社会实践的周期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并未进行任何实践活动，而仅仅以一篇论文草草了事。另外，在专业实习中也缺乏能动性和创新性，只是机械的完成工作任务，缺乏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反思，难以把理论转化为综合实际技能。 （二）实践教学动力不足 实践教学动力不足主要包括资金缺乏及制度缺位两个方面。“教学经费的构成由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设备经费和实验室建设经费、学生实验实习经费、教学研究的经费、图书资料经费共六部分组成。”目前，高校为了提升竞争实力，更侧重于对科研经费支出，教学经费更主要目的是维持教学正常进行。在教学投入中，优先保障教学人员经费、课程建设经费及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加之存在经费利用不合理、支出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更加有限，以致对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投入资金严重缺乏。另外，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评价机制缺位也是制约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管理制度方面，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缺乏规范化管理条款，即使制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也存在流于形式的失范现象。同时，由于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对实践教学的过程及质量难以进行科学评估，实践教学过程缺乏有效规制。以上都导致实践教学动力不足，制约着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程。 （三）实践教学师资薄弱 在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中，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公共管理学科教师不仅要掌握交叉性质的多种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然而目前，一些教师刚毕业就走上教学岗位，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难以为学生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同时，多数高校未配备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专职教师，通常是由专业课老师兼任，实践教学总体师资水平不高，学生缺乏专业化引导。另外，部分教师对于信息化设备运用水平较低，多媒体设备多用来展示课件内容，教学手段较为单一，没有充分运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来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这就导致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也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从实践教学经费支出角度来看，根据一般高校的经费管理制度，在实践教学经费支出中，侧重于对学生本身的支持而忽视了对教师的支出补贴，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往往会自己付出相对于理论教学更高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四、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现象，往往是忽视了学科的交叉属性，很难实现教学与实践、多学科知识的衔接，这严重制约着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阻碍了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高校必须结合结合院校学科性质和特色，探索公共管理学科实践教学的最佳途径，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一）课程交叉科学化 公共管理学科是融合了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并且其目标是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因此，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庞杂的理论知识内容的教学过程较为枯燥，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并且学习质量不高，因而在课程体系中必须加入实践课程的内容。在课堂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等内容加强与学生互动，让学生适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实验室营造实践创新氛围，创造开放活跃的教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开展课外实践课程，包括认知实习、专业实习及社会实践等，为学生提供政府或企业实践平台，对其进行体验式训练，体验公共管理活动及服务过程，使得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建构知识。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实现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二）管理制度规范化 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评价机制的完善有利于实现对实践教学的过程控制，从而保证教学质量。根据学科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管理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变单一理论教学模式，实现理论教学向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转变。另外，评估机制是对教学成果进行考核和检验的重要标准，应包括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和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体系，改变以考试成绩为主的单一评价标准，将考试成绩与课外实践能力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对教学成果的评价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考核，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教学资源多样化 教学资源是为保证正常教学有效开展的各种可利用资源的总称。公共管理实践教学资源应包括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多媒体资源、实践基地以及各种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资源等。首先，面对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高校应致力公共管理学科“双师型”、“交叉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外聘等各种方式，协同校内校外优质资源，培养多学科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复合型师资；其次，广泛吸引政府及社会投资，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为实践教学提供充足资金，加大实验设备投入，建立公共管理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搭建校园内实验场所，为学生提供教学设备、软件和模拟场景”；最后，加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校外实习基地及实训基地，实现高校、政府及社会资源共享，构建以高校教学为主导、政府和社会资源为协同的教学模式。 作者：王守文 单位：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1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 公共管理学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研究视野、理论主题、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理论成就。公共管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该领域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将公共管理学坚定地等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二是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关于公共行政的项目设计、组织机构化、政策和管理计划，经由预算系统的资源配置、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评估和审计的应用方法论方面的总的看法。而目前国内外更多的学者则持第三种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径、新范式或新的学科框架。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环节（如组织、决策、沟通、协调、监控、评估等）；研究如何5应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科学知识及方法来解决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以促进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学与图书馆学的关系 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种信息机构迅速崛起，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丰富性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图书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场所。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面临着社会的变革，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既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共图书馆有条件并且有必要与公共管理学相结合。将公共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运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并且能增加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理论的影响 近十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图书馆实践者自觉学习和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杨小玲，肖希明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与图书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新公共管理对转变图书馆管理理念、定位图书馆管理职能、调整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提升图书馆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图书馆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图书馆管理中，必须合理处理分权与控制之间的关系，优化组织结构、保障图书馆控制、协调部门间的沟通，避免产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机制裂化问题。比如：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组织，首先推崇的是图书馆的公益性，所以应该对新公共管理中对经济价值的过分强调，忽视公平和正义这一缺陷进行批判的借鉴。刘海新运用公共治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治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图书馆界将完成从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多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宋晓蓉也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探讨了图书馆管理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提出适当分权，改善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理念和市场经济观念，并重视人才的培养。笔者以为，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顶层制度设计（包括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行为、服务规范和服务标准的制定、图书馆事业发展与政府等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图书馆绩效考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影响到这些图书馆专门领域的实践，而且也应该可以影响到图书馆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某专家对记者提出“图书馆、博物馆无条件开放是条歧路”。下文即以此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先，某专家通过记者公开传播的这个观点，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的说法，文化部、财政部在2012年《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的原文是“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二是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向群众提供”，是“基本服务健全并免费服务”，而非“无条件开放”。其次，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正是在履行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职责，结合中国目前综合国力、公民阅读需求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站）行为进行治理，制定符合现代社会公平理念和图书馆本质理念的免费开放政策，调整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公共政策层面确定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目前条件下还属于准公共物品状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从这一点来看，公共图书馆免费向社会开放是正确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杭州图书馆允许拾荒者入馆阅读（实际上国内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都是这样做的）的行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之一是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免费向社会开放，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应该免费开放，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高校图书馆当作了公共物品，认为应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必须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第二种观点是不应该免费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责是服务本校教师及学生，主要任务是支持本校科研与教学工作，不应该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开放；第三观点是持中立态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种严格的准入制度，以此既能区别于公共图书馆，又能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这里面，同样有着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做支撑，比如公共物品理论，比如公共财政理论,所以说上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免费开放的问题。 4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与拓展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与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身就是应该结合图书馆实践需求培养适用人才。尽管在国家现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硕士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属于两个平行的一级学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学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那么，公共管理学同样可以影响到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层面，拓展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等诸多方面。 4.1人才培养目标层面 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上都是从知识学习、专业技能掌握及适于工作领域等几个方面去设计。过去，由于专业研究思路过窄，以上几个内容基本都仅仅从图书馆（顶多扩大到信息服务机构）角度进行设计。既然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学的影响，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也就要适当扩大，比如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学的内容，专业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会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适于工作的领域，也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他部门。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在学生的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方面，应该更多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 4.2课程体系层面 除了中国大陆特有的公共课程以外，在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添加适当的公共管理学及其相关的课程内容，比如“公共管理导论“”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添加这些公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内容，旨在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和思维灵活性，以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为基础，适当地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设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至少能使图书馆学更好地与公共管理这一实用性理论相结合，突出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在以后灵活地将公共管理学和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应运到工作实践中，这也是突破狭窄的专业性的限制，开拓视野的一种教育改革方式。 4.3课程教学层面 教师在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时候，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课程，完全可以在坚持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适当地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分析和诠释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可以适当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属性，运用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等概念诠释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问题，运用公共治理和制度研究理论分析图书馆事业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可以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方法来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为解决图书馆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支持。比如，案例分析，通过对热门图书馆话题的讨论及分析，了解图书馆的发展动态；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图书馆的横向比较和同一图书馆的纵向比较，更全面地认识图书馆；案例调研法，其中提倡的文献研究、访谈、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材料收集方法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收集方面提供了指导，面对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搜索能力更是需要加强，而这些方法恰好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做课题研究所需的方法。 作者：王茜 杨玉麟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管理学理念下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从管理学演进到公共管理学:汲取及超越 (一)对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完成了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在19世纪末进入了托拉斯等垄断型资本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严重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而管理学的发展主要就是解决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对社会生产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决思路。在这样的过程中，以管理学家泰勒为主要代表的科学管理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勒围绕生产力效率提升的问题进行研究，从生产者的各个工作环节入手，从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环境等采取标准化的研究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工作定额方式，并且限定科学的标准工具。泰勒认为工人应该在标准化的作业环境当中开展，并且采取激励性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在生产单位内发挥自身的生产潜力，提升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观点，并且对此后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标准化管理等观点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关于公共管理的观点。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及其扩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围绕政府的行政运行问题展开了管理学方面的考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也逐渐复杂起来。过去的行政机构往往是少数人控制，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复杂，大批人员进行主管已成为常态。因此，过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逐渐膨胀扩大的行政机关的实际。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朴素的、碎片化的，无法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公共事务领域提出有益指导，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统化和科学化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科学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类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典型结合范式。公共管理也关注到这一方面，即是对于政治行为当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抽离，进一步追求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尔森在其行政学著作中提出了对于独立的公共行政学形成的思考，认为独立的行政科学能够促进行政和政治思维的分离，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者提出“技术官僚”概念的原因。因为行政管理是具备通用性的，某一领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政治却具备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个别政治主张的思想和行为活动，所以在威尔森的观点中，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预具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等方面，这能够大大提升公共事务服务的水平。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二元区分在威尔森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在很多政权模式中，国家的意志与政府的执行能力二者存在明显的功能区别，这种功能区别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兰克的观点，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业引导行为等具体的工作，行政本身是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务，这种服务也需要纳入效率之中，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体现。被赋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务行为就进入到技术的衡量当中，也就是政治通过民主进行决策，而行政通过标准加以执行，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备功能定位。这表明，公共管理学已经发展出效率的观点。这一点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效率管理、标准化管理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学科演进 公共管理学显然是从管理学的母体中产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客观的学科抽离状况。公共管理学是针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因此，与管理学逐渐产生了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者则是针对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学框架，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缺乏指导思想，认为新公共管理学应该从效率的层面转移到对社会公平的重新关注，并且把社会的公平性作为考察公共事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根据。虽然这样的一种发展能够促进公共管理学逐渐形成哲学的框架，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实现理想的成长。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新公共行政学观点提出后，更多传统的公共管理学者仍然认为效率对于行政部门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认为公共行政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高效地运转，特别是美国的公共行政部门尤为重视效率，因此，在社会公平概念刚刚提出时，公共管理学并没有和传统的管理学产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公平价值观，最终在官员的民选过程当中逐渐受到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因为文官系统的职位任免，并不能够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虽然行政命令能够让文官系统任免更加高效，但实际上非公平选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负责社会服务的技术型文官应该通过合理的形式进行选拔，这一点也正是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便如此，社会公平价值观并没有纳入到公共管理学的哲学思想中，因为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形成的过程中，仍然侧重对政治伦理以及标准化问题的思考，因此，社会公平观点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虽然已经发展出自我的学科意志，但这种学科意志并没有完全苏醒，尤其是在从管理学母体中抽离独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学还缺乏真正的独立的核心，仍然对管理学的基础存在一定的依赖。学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学缺乏独立性的同时，也认为企业的管理模式能够对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积极的帮助，特别是绩效考核、层级控制等，能够对权力均等化的现象进行反对，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扬弃行政机关并不是单纯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产出的企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必然被扬弃，公共管理学必须处理行政机关特有的技术问题。对于公共管理学当前所出现的管理主义倾向，实际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合理的扬弃，重新塑造科学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并且凸显公共管理学的公共性质。因此，公共管理学对管理学的重新审视和批判，能够让公共管理学逐渐发展出独立的学科意志，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行为提出理论支撑。 (一)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回归 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应定位于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当前，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从本质上仍然是不清晰的，这也就很难在公共管理学的科学范畴中对其进行具体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业营利，不具备标准化的特征。企业营利通常可以采用货币形式进行表现，例如，传统的资产以及新兴的品牌价值，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表达。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够进行直接的市场兑换，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观念，更会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而产生变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服务项目，而是公共管理学的精神与价值追求，其本质的推动力是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事务负责的态度。仅凭管理学的效率至上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因此，公共管理学的价值评估尺度并不是纯粹从效率高低进行出发，关键在于政府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定位等问题。因此，从新公共管理开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观点后，对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回归是公共管理学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点。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体塑造与定位 对于公共管理而言，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不仅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网络。这种治理网络的主体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疲态，现今出现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更多个体与组织的介入，从而呈现出公共管理的复合主体格局。一个互相之间可以分享权力以及进行功能补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产生这样一种系统结构化的管理结构，也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不能纯粹在管理学的基础上停留，而应该有自身的学科意志。同时，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定位于社会公共事务，也对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学科探索路径。公共事务不能如同企业的事务一样采用标准化进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术以及方式具备特殊性。公共事务所接触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意识、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对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务管理相对于企业事务管理而言，不仅仅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观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对公共事务介入的过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须发展独特的管理艺术。 三、总结 综上，虽然公共管理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对于公共管理学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基于公共管理学和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之间仍然存在继承的联系，公共管理学在可预期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实现科学公共治理的目标，需要公共管理学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需要其基于历史任务与现实使命，对公平以及效率进行重新整合，并且鼓励公共管理实践围绕实现公共利益社会价值观的目标发展，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经世致用的重要社会使命。 作者：吴燕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部门界定和公共管理学范围兼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研究分析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大进步。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现状入手，概述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必要性，并认为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人才培养不足、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学科界限难以界定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是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难点所在。因此为了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文建议应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创新 一、引言 公共管理是一门综合类的学科。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管理学院。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内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借鉴的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多次派学者赴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知识，从而提高国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水平。国内的著名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设有公共管理学院。然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的时间较短，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大部分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需要提高和改善，国内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上，关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较为丰富。RendonandSenider（2010）、Halligan（2016）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需要大量的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集体参与。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政府应运用公共管理作为行政决策公益化的推动力。Cepiku（2013）以意大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其研究发现了意大利的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已在管理类专业中占据主要位置，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在意大利的发展中已渐成规模，受欧洲政治与行政路径的影响，其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将更加迅速和扩展。JordanandGray（2014）、Jensen（2015）指出，公共管理学科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学内容，还应该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公共管理学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问卷调研方法的运用，通过方法创新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随着公共管理学科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强化建设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朱立言（2006）、杨卡（2011）、张志和龚健（2013）及刘西涛和王炜（2015）指出：加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适应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应加强创新，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注重实践，加强师资教育和培养，以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娄成武（2010）、肖茂盛（2014）和马亮（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对学生的实验能力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教育，鼓励学生掌握定量和定性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和实验方法相结合，是公共管理学科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王乐夫（2005）、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唐秋伟（2011）及徐玉佩和施向峰（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内容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要深入分析其可能涉及的交叉领域的学科，通过多方向多维度的学科领域研究可以较好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现状的考察，研究目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状况 （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现状 公共管理学科是培养商界、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基本位于政府部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事业单位等，公共管理的毕业生是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量。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开设社会保障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分别有143所、321所、82所、472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了专业范围，目前公共管理学科范围包括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等17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适应了我国加快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历程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行政体制改革逐渐演化出各种公共管理研习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最初发展形式。1988年中国公共管理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各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公共管理专业的二级学科。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快速发展。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日渐成熟，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更加注重内涵培养。直至今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逐步扩大并被各个高校所接受和推崇。 （三）建设公共管理学科较为紧迫 公共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快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培养的多数是管理类的精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也逐渐扩大。公共管理学科的诸多二级学科，如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主要培养方向均为精英管理的培养。二是加快学科发展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虽取得迅速发展，但同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仍处于发展劣势。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知名度尚需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三是构建专业团队建设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这与缺乏专业的公共管理团队有一定的关联。国内公共管理学科较为著名的团队建设是社会保障30人学术论坛，但其他学科却很少有这样常设的学术论坛，足见公共管理团队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 （一）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 公共管理学科的培养体系较为单一。多数院校开设的专业不够全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公共管理下设硕士二级学科仅有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他如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等均没有硕士点。学科在培养中大多以教学为主，缺乏实地调研的经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培养的方向性。课程设置各专业之间具有重叠性，难以体现出本专业的特色。同时，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难以将公共管理学科形成有效的合力。公共管理学科内容培养体系的单一性，也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不足 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待加强。限于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培养方式，大多数学生在对专业的选择中，往往都倾向于热门专业，如金融、会计等。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来源往往并不是第一志愿招收，而是通过调剂的方式选拔，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人才来源渠道较为匮乏。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培养体系；同时，公共管理学科缺乏高层次人才，设立公共管理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与其他学科相比还远远不足。以社会保障专业为例，全国设有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仅有69所，且限于招收规模和学生报考，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乏团队建设。设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高校，相比较其他学科而言，公共管理学科属于弱势学科。高校内部以及高校外部之间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缺乏交流，高校对该学科也不够重视，不利于研究团队的组建。即便有相关专业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团队，但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建设还有待加强。国内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学术论坛比较匮乏，难以通过学术交流会集公共管理的精英。许多高校尝试组建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但这一团队建设方案还处于初步的探索中。 （四）学科界限难以界定 公共管理学科的界定难以体现出专业性。现阶段开设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课程，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课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课程的设计上也难以体现出公共性。而较多的体现公共性的课程则大多数与政治类课程相挂钩，学科培养难以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专业性。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取得突破，多数教材的撰写仍局限于引进西方传统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在具体的培养方案设计上，公共管理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其具体的课程没有较多的改变，人才培养难以体现出层次性，培养的深度和难度有待进一步强化。 （五）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 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具体的科研创作中，限于所学专业的局限，鲜有独到的具有创新的研究方法。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培养学生，其研究方法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而目前国内主流的经济和管理研究方法则以定量研究为主，公共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的课程有一定的交叉，但却难以学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很少有有关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此外，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管理学类的分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与经济管理的学科融合，不应该和主流管理学的思想相脱节，应以管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具体的课程。 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创新思考 （一）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多样化的体系，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应立足于高校的实践探索。笔者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归纳和思考，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可从提升学生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三个角度推行，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生素质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应将提升学生素质放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加强教师的培养则是重点所在，教师起到的是育人教学的作用，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导向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一支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而制度保障则是公共管理学科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完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体制框架。传统公共管理学科的制度框架较为单一，多局限于教学方面，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从提升素质、教师培养、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可以为今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供较好的借鉴。具体内容可包括以下方面，从提高学生素质方面看，可以设立公共管理精英班、激活本科生导师制、设立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术沙龙；从加强教师队伍角度看，应加强教材建设、强化教学团队建设、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强研究生和MPA的培养教育；从制度保障看，应设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建立交流刊物、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 （二）建立多内容的公共管理学科培养方案 从公共管理学科具体培养方案的设计来看，公共管理精英班主要培养学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精英人才，强化精英的选拔标准，综合培养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激活本科生导师制，主要是建立本科生——硕士生——导师“三点一线”的本科生导师制，以研究生作为交流的结点，通过研究生指导本科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提升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综合能力，以提高导师制的运行效率。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和指导，具体通过定期邀请学者讲学、要求参会学生写思想感悟、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要根据每期的内容进行学术思想创作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和了解。而公共管理学术沙龙则是思想交流的平台，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术沙龙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和大家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还能锻炼本科生的思维能力。加强教材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教材建设主要包括《公共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其中《公共经济学》则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涉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兼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征；《社会保障学》则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社会保障学的教育，能深化学生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基础，优秀教师是公共管理学科成长的保障，应该强化专业团队建设目标、选拔教学和科研团队带头人、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以提升团队运转能力和效率。而研究生和MPA的培养则是培养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保障，要强化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综合培养，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双向培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组织。能够起到团结同学、增强学生团体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办事效率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可分为办公室、宣传部、学术部和实践部，通过公共管理学会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提升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团结意识，逐步锻炼和培养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探索期刊》，可以为大学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和写作的平台。其文章主要来源于全校师生，这不仅可以激励全校师生积极投稿，而且方便大家资源共享、共同探讨学术、交流心得。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是公共管理学科定位的根本要求。公共管理实验室主要承担着《电子政务应用实验》、《管理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公务员实务》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多门实验课程和开放项目的授课任务，公共管理实验室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三）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匮乏，是阻碍该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该以高校作为培养基地，在符合条件的所有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科，提高培养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基数。同时，还应将研究生作为重点培养的人群，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仅应培养其科研创作能力，还应提高其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的主体，扩大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一群体的覆盖面是当务之急。对于博士研究生，则应该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研究水平。而对于有条件的专科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应该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让大中专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四）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 公共管理学科科研团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各个二级专业组建不同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应该定期申报一定的课题项目，以强化团队整体科研能力。加强对科研团队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引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来解决科研过程实际问题，此外，应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建立起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交流的结点，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强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联系，还能够培养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科研团队的各个成员应该充分合作，完成本职工作，以此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五）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 提升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研究，首先应界定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研究应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单一的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管理学科应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学科有关联，但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培养公共领域的综合管理人才。其次，应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公共管理学科应打造自己的特色研究模式，围绕公共管理领域的重点课题进行特色研究，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最后，应打造品牌特色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特色专业研究，对于特色专业应该围绕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特点进行，如社会保障学，应该围绕社会保障学课程的特点，探讨社会保障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带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 （六）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内外兼容性建设 公共管理学科应该是一门具有兼容性的学科。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兼容性建设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应开设多类型的经济和管理学课程。公共管理学科不应该只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能力，还有加强学科的渗透性培养，如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电子商务》等具有实用性的课程。其次，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的创新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将有益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引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中。最后，应注重学科自身体系的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兼容性建设，其基础是本学科具有一个完整的成规模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自身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加快各个科学之间的相互探索学习，可以有效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又好又快的发展。 作者:秦立建 周德水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和行政管理学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公共管理学的问题引起了行政管理学界的关注。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管理学就是行政管理学，两者的差别是由于翻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等同。但这种差别何在？后者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探讨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不能仅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为依据，而主要应根据中国目前的理论与实践来探讨。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对公共部门的科学界定来确定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究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关系。 一、关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区别 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然而这个整体又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人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部分给予不同的称谓，如社会团体、社会群体、社会部门等。其中，有关这些社会部门的分类，人们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运用不同的标准对之加以区分。例如，传统社会科学一般将整个社会部门分为政治部门、经济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等等。为了从更宏观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分类，并有助于研究不同社会部门管理的规律，当代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整个社会部门区分为三大部门：第一部门为政府组织，这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为工商企业，这是非公共部门，西方的一些学者将之称为私人部门；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之间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非常复杂，有的更具有工商企业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工商企业，往往被称为公共企业或公益企业；有的则更类似于或依赖于政府组织，往往被称为非政府公共机构。前者如在城市中由市政府投资兴办和经营的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等；后者如由政府投资兴办和主管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福利机构、非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机构以及类似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中介组织等等。 政府作为所谓“纯粹的”公共部门，它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政府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务包含了社会中除私人领域（按西方学者的观点，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一般属于私人投资领域，因而这方面的事务被划归于私人领域，属私人事务）以外的所有事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固然可以通过私人或私人组织来进行处理，小到个人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大到组织生产、经营管理；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由私人或私人组织来办理的。例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社会治安、大江大河的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民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智力开发，等等。有关这些事务的管理，必须由一个超越私人或私人组织之外的公共组织来进行处理或加以管理。第二，政府组织用来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公共权力，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一是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它总是表现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某一个阶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人权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把皇权当成自己的一种家族权力，但它实际上是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离开了它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这种权力就不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组织的权力被宣称为是一种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权力，尽管它实际上仍然是有产阶级的权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已经被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一句话，自从政府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政府组织的权力在性质上都是公共的，当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在“公共”这一概念下所隐含的意义有所区别。第三，政府组织所掌握和运用的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我们知道，政府要通过行使其权力来实现其职能，必须以掌握一定的资源为前提。没有一定的人、财、物作基础，整个政府组织就无法运转起来。而在人、财、物等资源中，从政府控制的角度而言，对财源的控制又是非常基础的。政府组织的财政来源于全体公民的税收，因而其财政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财政。此外，政府所控制的国土、矿山、水利等重要资源，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就其本质而言，是为全民所共享的。第四，政府组织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单独提供给每一个人，而是自动提供给社会中的所有人。例如，国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便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保卫着该国的全体居民，而不需要每一个人单独购买。因此，单个个人不会花钱也可能享受公共物品，即所谓的“搭便车”现象。这样，单个个人一般不会自己花钱来购买公共物品，这种物品只能由政府来购买或提供。第五，政府组织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政府组织是一种公共服务组织，从理念上讲，它应该把全体公民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它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凡是追求自己本组织、本部门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政府应该是一种“公益人”而不应该是一种“自利人”。它应该也只能把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本组织、本部门的行为目标。在这里，公共利益应该理解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在一个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社会里面，由于不同阶级之间、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此不同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政府如何对待社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哪个阶级、哪个团体的利益优先的问题，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组织行为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事实。 竞争性工商企业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投资主体，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私人，因而其权益主要归私人所有。这表明，这类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实际上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因而是一种非公共资源。当然，这里的私人不一定是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多个人的联合，但其产权是非常明确的，因而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也是非常明确的；在我国，国有资产也将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有些竞争性企业，虽然国有资产还占有很大比例，但已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实行自负盈亏，因而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非公共部门过渡。第二，竞争性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一般属私人物品而非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基本特征是：它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一般不会对他人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个人对私人物品的消费是可计价的，这样的物品可以由私人自己购买，而不必由政府来提供；其价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加以确定，而不必由政府来加以控制。第三，竞争性工商企业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本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竞争性工商企业活动所遵循的是“经济人”原则，这种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自利人”原则，其目的是追求本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尽管企业必须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但就其基本动机而言，为社会提供产品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经济人的实质正如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1]（第14页）。这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人”，这也是竞争性工商企业的基本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纯粹的”非公共部门之间至少存在以下三点区别：一是在它们所占有的资源问题上，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所占有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公共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而作为“纯粹的”非公共部门的竞争性工商企业所占有的是一种产权明确的非公共资源。二是在它们为社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方面，政府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竞争性的工商企业为社会所提供的则是一种私人化的产品。三是在它们的行为价值取向上，政府组织必须以公共利益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工商企业则往往以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价值取向。 二、关于第三部门及其与公共部门的关系 第三部门即公共企业或非政府公共机构既不同于竞争性工商企业，也不同于政府组织，但又既与竞争性工商企业相联系，也与政府组织相联系。在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有这样一道供讨论的问题：“思考一下一种从纯粹公共物品到纯粹私人物品序列是有用的。在一张纸上画出这种序列并用下面这些例子填上：纯粹私人、大部分私人、一半私人一半公共、大部分公共、纯粹公共。”[2]（第1211页）这个问题表明，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存在一个链条，并且这个链条又存在着由细（私）到粗（公）的变化。同样，在竞争性工商企业与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也是变化的，即第三部门由这样一个链条构成：公益性企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第一类组织即公益性企业，如城市自来水公司、城市公共交通公司、城市公共工程公司等。其基本特征是：一般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体，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生产由政府垄断，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如果套用萨缪尔森等人的话来说，这类组织所生产的是大部分私人或一半私人一半公共的物品，其性质属于（竞争性）企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的准公共部门。第二类组织即公共事业，如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公立高等院校；政府投资兴办的科学研究机构；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如老年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福利院等。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部分资金由其为社会服务所得收入予以补充；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产品，其服务或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但一般不实行企业化管理，政府对这些组织实行必要的行政管制，要求这些组织的活动优先体现政府的意图，甚至直接用来为实现政府的目标服务。这类组织所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按萨缪尔森的说法，是大部分公共的。第三类组织即非政府公共机构，如中国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这类组织活动所需的经费一般可能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妇女联合会等组织便是如此；也不一定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便是如此。但无论其经费是否由政府或财政提供，它的职能在很大意义上与政府相似，承担着很多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或公共服务工作。这类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纯粹公共的，至少也是大部分公共的。以上三类组织除了分别具有上述特征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非营利性。当然由于这三类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程度的不同，它们所具有的“非营利性”程度也不同。一般说来，第一类组织还具有一定的“赢利”，即“非营利性”程度较低；第二类组织基本无“赢利”或只有少量“微利”，“非营利性”程度较高；第三类组织就其实质而言属于完全无“赢利”组织，因而是真正“非营利性”的。可见，从“营利性”这一特征来看，第三部门由从“少量赢利”组织到“微利”组织再到“无赢利”组织这一系列组织或部门构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部门应该既包括“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也包括“准”公共部门即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之所以被归入公共部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第三部门主要是一些从事公益事业的组织，其生产或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公益性，即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与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第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或非市场化，其生产、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往往由政府实行控制或必要的行政管制，因此它与政府组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被当做政府组织用来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第三，第三部门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也往往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这与政府为社会所提供的物品是一致的，至少基本是一致的。第四，第三部门的投资主体或提供资源的主体也主要是政府。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第三部门也应向私人资本开放，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第三部门，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甚至是一种趋势。但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的，它必须受政府的高度控制，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必须接受政府的行政管制。第五，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与政府组织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价值取向的目标或原则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一种“公益人”而非“经济人”的面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部门很难被归入私人企业部门或竞争性工商部门，尽管它不属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将它称之为“准”公共部门是合理的。 三、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及其与行政管理学之同异 什么是公共管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科学。既然公共部门既包括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又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因此，公共管理学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而且也要研究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企业和事业组织、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共同构成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上述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的观点看，公共管理学与目前我国学界所公认的行政管理学至少在研究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中的PublicAdministration一词就被译为“公共行政”，至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时，“公共行政”一词广泛地被“行政管理”所代替。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被很快地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国的行政管理学就被定义为研究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律的科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仅仅是政府组织自身的管理以及政府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至于第三部门的管理问题，即公益企业与事业组织的管理问题、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则在行政管理学的视野之外。 据此，我们认为，仅就研究范围而言，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在以下方面是共同的：无论是行政管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必须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把探讨政府组织如何高效率地运用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或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政府部门的组织问题、领导问题、决策问题、执行问题、监督问题及其管理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既是行政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构成了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共性问题，也就是二者之间的相同点。 但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第一，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作为“纯粹的”公共部门的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问题，而且还应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仅仅限于“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仅就这一点而言，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或者说，前者所探讨的范围是后者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第二，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共有的规律性问题。在公共部门中，“纯粹的”公共部门与“准”公共部门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它们各自的管理方式及其规律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这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规律并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而是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纯粹的”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既然都是公共部门，因此，它们除了具有各自特殊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外，还应有共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研究各种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才是公共管理学的任务。由此看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公共部门所共有的管理方式与管理规律，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纯粹的”公共部门所特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第三，公共管理学所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是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都是管理的客体，至于政府机构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地位，公共管理学则关心不多，而这一点正是行政管理学所十分强调的。行政管理学把政府机构既看成是管理的客体，又看成是管理的主体。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客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当它把政府机构看成是管理的主体时，它所强调的是要求政府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而在公共管理学的视野里，政府组织与工商企业一样，只是性质以及方式不同罢了。因此，公共管理学更强调公共部门自身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学则更强调公共部门（“纯粹的”公共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区别。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辩论式案例教学研究 陈振明认为:“公共管理学既是实证的(重视经验研究，从经验中汲取出知识)，又是规范的(提倡研究‘应该不应该’的问题，用以规范公共管理行为)。因此，案例分析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核心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活动过程和环节的研究中，案例分析成为一种核心研究方法，那么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中，案例分析同样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多数课程中的案例教学部分所占比重超过40%，有的达50%以上，期末考试也常采用案例分析方式出题，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中引入了许多的案例教学方法，但也出现了“案例选用不当、选择质量不高，盲目引入案例教学、忽视案例教学方法的研究，案例教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近年来，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课堂教学中引入了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了试点教学。因此，本文将根据笔者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来研究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丰富我国目前案例教学方式，改善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效果。 1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 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历史悠久，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法”，苏格拉底从现实中的案例开始，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与学生展开辩论，将真理蕴含在辩论中，通过在辩论中取胜让学生信服，将所辩论的问题及其真理传授给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苏格拉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及辩论能力，也使得自己成为赫赫有名的雄辩家。本文所研究的辩论式案例教学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教学，更具有系统性与教学针对性。“当人们使用一个含义过于宽泛、内容没有精确界定的术语却未对其中包含的不同意思加以区分时，混淆就产生了，大多数争论皆源于此。”需要界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同时将其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区分开来。笔者认为，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在一般性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辩论的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用所学专业知识去辩析案例中的问题，通过教师、正方学生与反方学生的互动来提升能力的教学方式。在辩论式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参与者，围绕着案例展开活动，教师担任主持人，学生分为正方和反方，三个主体以案例为基础形成互动关系。辩论式案例教学活动中三者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的互动关系使其独特于一般案例教学，通过教师主持与总结、学生展开辩论的方式，增强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和辩论能力，其效果超越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现将传统教学、一般案例教学和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根据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辩论式案例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学生的参与度增大，参与主体增多;课堂的教学及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提高了思辩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在辩论与案例教学的基础之上，将其二者相结合，很好地发挥出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1+1＞2”的效果。“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研究，不断补充完善，可以说在大多数经管类专业课程中能够正常应用，而且反应效果非常好。”贵州大学伍国勇将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到经管类课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相信辩论式案例教学应用到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2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相对于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将从教学目标、教师能力、学科特性和课程教学4个维度探讨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教学目标:有助于提高学生积极性和综合能力。在辩论开始前告知赛后评出优胜队一个和最佳辩手一名，以此调动辩论队和选手的积极性，并对辩论赛全程多角度录像，以提高学生的兴奋度和参与精神。在课堂辩论中，学生之间的论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锻炼了学生的睿智、思辩能力，能在紧张的环境中快速应变是公共管理型人才的应有之义。 2)教师能力: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着教学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教师策划整个教学活动的能力，主持整个辩论、控制辩论进程与场面的能力，驾驭辩论、应对学生提问的能力都能够在案例教学中得到提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多维度传输，辩论中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知识、观点的多元化融合。在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扩展了教师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经验，辩论式案例教学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张“王牌”。 3)学科特性: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强调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它相关理论来源的外来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满足这些特点。辩论式案例教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公共管理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公共管理理论，同时也要用公共管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罗伯特•达尔说过:“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也要本土化，辩论式案例教学要着眼于我国实际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辩论概括、总结出管理经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4)课程教学: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文化。辩论式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协作，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团队精神。“使用案例教学法不只是对教育模式的改变，更是对大学校园中教与学文化的优化。”教学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教学情境中，师生基于教与学的接触、交流、对话等活动过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如师生地位、师生互动的文化意蕴，学习方式、思维范式的文化透视等。”辩论式案例教学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教学文化。从师生地位角度看，将师生对立文化变为参与伙伴文化;从师生互动角度看，将师生孤立文化变为师生合作文化;从学习方式上看，将应试教育文化变为学生思辩文化;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扮演着主持人与仲裁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参与到辩论中，形成伙伴交流关系。 3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引入到了案例教学中，结合了辩论与案例教学的优势，让学生成为正反两方，基于案例展开辩论。近3年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的课堂中进行了试点教学，选择的题目有“高薪是否养廉”、“小岗村土地的分与合”(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512520050)、“‘周口平坟’奈若何?”(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首批直接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412520226)、“南街村与华西村的发展之路”等，根据笔者个人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从教师与学生两个横向维度，从准备、总结、反馈三个纵向阶段论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3．1准备阶段 首先是做好教学准备。教学准备就是教与学的准备，教师与学生都要做好准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要选择一个好的案例，并结合所讲课程为学生确定一个辩题。“哈佛人认为，一个好的教学案例有五大因素:在教学上的用处;引发冲突;强制性的决定;案例的综合性;教学案例要简洁。”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还必须对学生进行需求调查分析。教师应该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点和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确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次数以及重点。教师应该在学生感兴趣和知识掌握较差的范围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其次做好配套措施。不应当把辩论式案例教学当做一个小的教学活动，而应当做一种教学方式制度化，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提供条件与环境，包括学校政策、教师评分以及教学环境。在学校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务处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应当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提高学生参加辩论式案例教学积极性。辩论式案例教学除了在相关政策，即“软”的条件上准备外，还需要一些“硬”件设施的辅助。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需要以下几个辅助设施:(1)宽敞的教室及可移动的桌椅，学生在进行辩论时可以挪动桌椅分成正反两方;(2)一个清楚的投影仪。播放案例，进行电子记录，学生也可播放文件、视频、图片帮助其展开论证;(3)小卡片，方便学生记录语言、陈述观点。 3．2实施阶段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案例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师生的单一角色，教师既是参与者，又是展开辩论的主席，学生不仅听教师讲授理论，还担任正反方辩论的角色。因此，在辩论活动实施时必须研究参与人员的角色扮演问题。 1)人员角色。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因此，任课教师充当着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1)活动设计者是任课教师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课程教学，并对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整体流程进行设计;(2)主持人主要体现在控制和引导两个方面。任课教师主持辩论的整体活动，控制时间;从内容上掌握方向，引导学生朝着所讨论问题的方向辩论;(3)仲裁者是任课教师在辩论结束时对辩论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正反双方的观点在方向上有一个引导，得出一个结论。任课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着这三种角色，学生也相对应地充当着活动主要参与者、辩论的正反方辩手、活动效果的反馈者。(1)活动主要参与者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活动设计下，学生积极参与到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来，选择辩题，展开辩论;(2)正反方辩手是指学生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充当对阵双方辩手的角色，在实施中为自己所赞同的观点积极辩论，试图说服对方;(3)活动效果的反馈者。任何一个教学活动的开展，其效果如何都是从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在活动的实施中，只有明确了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根据参与者的情况开展教学活动。 2)课堂辩论。(1)辩论首先选定正反辩手各4名，采取报名方式，由于思想工作准备到位，学生积极性很高;正反辩手入座后，其他同学自由选择支持的辩论队，并坐在自己支持辩论队的后方，以示支持。主持人(任课教师)介绍辩题相关背景资料，简单介绍比赛流程和规则;(2)开篇陈词，正反方代表先后发言，并在3分钟之内做完本方的立论陈词;(3)双方展开攻辩:正方二辩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正方三辩针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二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三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每一阶段时间为2分钟，提问时间不超过30秒;(4)双方进入攻辩小结环节，限时2分钟。小结结束后进入小组讨论或休息环节，小组在此时可以商量剩余环节的对策，教师分别对正反双方进行指导，对前几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并提出自己对两方辩论策略的建议，指导学生用专业理论知识去辩论说服对方;(5)自由辩论环节，双方轮流站起来自主发言，既可以陈述本方观点，也可以指出对方辩手观点上的错误，或者提出问题让对方辩手回答。每一方限时5分钟，时间用完则不能辩论，双方共计10分钟。自由辩论环节是最能锻炼和体现学生反应能力、辩论能力的，教师也可以在此环节向学生抛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由学生回答，此环节教师的参与有利于引导双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自由辩环节学生辩论很容易偏题;(6)总结环节，双方代表综合各自意见做此次案例辩论的最终结论陈述，时间限制为5分钟。这一环节是学生总结能力、概括能力的体现，教师应当认真听取双方的总结，对学生能力的改进进行指导。 3)总结反馈。在总结陈词结束之后，辩论式案例教学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总结反馈阶段，包括三个方面:(1)活动总结。在辩论结束后学生应当做总结，一是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总结，二是对本团队以及个人在辩论中的表现做总结，为自己的表现打分。教师也应当进行案例本身总结和学生表现情况总结;(2)效果反馈。教师应当听取学生关于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意见，学生谈自己的感悟和能力的增长，通过学生的话语来判定其效果如何;(3)成果体现。每一次的辩论式案例教学都应有一定的成果体现，教师应将辩论的整个过程及学生陈述的总结记录在案，形成一份案例教学报告，并将学生的感悟也纳入其中，形成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为之后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配合，教师需要调查需求、选择案例、确定辩题、主持辩论、总结评价，学生需要熟悉案例、选择辩题、确定团队、展开辩论、感受反馈，最终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的配合，二者都能从中有所得，如图1。综上所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结合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实践性、案例性的特点，针对其关注社会管理、公共问题的特征，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案例结合辩论的方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 4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应用中的策略优化 成功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离不开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离不开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围绕公共管理案例展开的辩论，同时还要规避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使得辩论式案例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在选择案例、辩论环节以及规避问题三个方面实现最优。 4．1案例选择:坚持争辩性、针对性、全面性、本土性 从教学应用性上来看，小劳伦斯认为教学的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从中有所收获”。教师在做案例选择的时候必须明白什么是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案例中问题的争辩性。从两个方面辩论都各有道理，这样才易于引发学生的争辩，要让学生像在进行军事战争的敌我双方一样用自己的思想去“战斗”;(2)案例有针对性。案例的选择应针对所学课程的专业知识;(3)案例论述的全面性。这样学生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就能有所依据，利用案例提供的线索展开辩论;(4)案例并不只是故事，而是以现实为基础。“案例反映的情况要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及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易于理解和分析。”用案例对学生进行培训，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 4．2案例辩论:坚持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 学生在课堂辩论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主题、生活化语言辩论、混合辩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因此，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向学生们明确案例辩论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的原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课堂中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和管理性的问题，所以，学生在课堂中应当更多地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去理解案例、参与辩论，辩论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与能力。在课堂辩论中不仅要保证专业化，还要使得辩论观点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既要用理论去分析案例，又要将案例中总结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4．3规避问题:坚持效率性、控制性、协调性、重点评价性 在笔者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过程中，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率低、时间耗费较长，课堂辩论秩序混乱、过于开放，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无法得出案例问题解决结论。因此辩论过程中要在教师的指挥下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学生尽可能地简化语言。教师需要按照辩论规则在时间节点上有效地去控制辩论秩序，指挥正反双方进行辩论，对于辩论混乱的情况要及时制止，让辩论有序进行。对于正反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教师要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协调好双方。教师在评价时由于所评学生较多、标准也是多样的，很难给出准确的评价，因此，教师要坚持重点评价原则，对于所考核项目中重点的项目给予评分，突出学生优势和长处。 5结束语 我国公共管理学实践性、应用性和理论外来性的特征要求在公共管理教学过程中，关注中国公共管理、政府改革和社会公共问题等具有前沿性、实践性的案例，要将案例引进公共管理学的教学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这种理论外来性的特征要求在其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案例，将其本土化，就要求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学生应当具备批判性思维、多元化分析问题的能力、应用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与案例教学相结合，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在辩论中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多元化的思想。实践证明，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有效方式，其将案例、辩论和公共管理专业相结合，满足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要求，改善了教学效果，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教学的意义重大，不仅有利于学生和教师能力的增强，而且对于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以及教学方式和文化的改善都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对于其他学科也具有很大的推广性。 作者：韩兆柱 翟文康 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问题浅析 一、公共管理学科特色 1、综合性。 公共管理学科一门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公共管理主体管理公共组织及其行为的规律的科学体系，其不仅拥有厚重的理论背景，而且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所涉猎的内容也更为多样化，有基于此也就要求所有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更具有综合性。 2、实用性。 公共管理学科实际上就是一门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应用性科学，一般来说公共管理学研究多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如何解决某类公共问题方法或手段的内在规律，并进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归纳总结。 3、交叉性。 公共管理学科的交叉性是基于其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的问题内容而言的。公共管理学科以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对某一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及案例选取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重要性 1、理论与现实结合，完善知识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就是一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它不仅仅是教师讲某一理论和相匹配的案例结合起来的一起分析，更是一种学科理论知识与社会的接轨。 2、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 一般来说，社科类学科教学总是显得比较呆板，学生会认为理论性太强，课堂缺乏一个活跃的气氛。然而案例教学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好方法，现实性的案例总能给学生一些可触感，尤其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公共管理案例更是让学生感同身受，这样案例教学不仅是对教学形式的一种丰富，更是能很好地带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自觉地参与到教学中来。 3、实现教学相长，促进教学工作接地气。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如若把教学简单地理解为只是老师单向将只是传输给学生，总难免有些狭隘之疑。实际上，教学也是老师学习一个很好的形式，这种学习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熟练程度提高上，也更体现在老师对知识的再思考和更跟新上。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能够帮助教师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性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很具有实时性的，在案例对认识收集、认知、分析、讲授系列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帮助教师学习到了更多的新知识，并使得教学工作接地气，不归属空中楼阁。 (二)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中关于案例选取的一些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早已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已然有很多成果，在实际的教学中案例教学也已是相当普及，但存在的问题也依然是很多，尤其是在案例选取上。本文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案例选取存在的一些问题小作阐述。 1、难离理论式讲授，案例少。 虽然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在教学中长期以来都在极力推崇案例教学，但或许是出于社科类学科的通病，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依然还是难以走出思辨的窘境，难离理论式的讲授，选取案例很少，甚至是以老僧读经般的精神去不厌其烦地带领学生咀嚼无味的理论。 2、陈年旧事，缺乏时效性。 不容否认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存在很多经典的案例。但公共管理学科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总具有的时代性又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时效性，如此说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案例也就必然不存在永世的经典。 3、不具典型意义，缺少代表性。 案例作为个案来分析研究，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或为了找出解决这问题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无论基于哪个原因都无疑要求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而现实总会有不少教学案例的选取过于随性，不能代表某一类问题或说不具备典型性。4、过于高大全，脱离实际。当知识也有了统一的标准，总难免会出现一些高大全的东西，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不外于此。在标榜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标准化后，不少教师容易在教学中紧扣标准要求，在选取案例过程中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模范案例，而忽然了现实环境，严重脱离实际。 三、关于案例选取的想法 1、穿插讲授，突破理论化的枯燥。 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案例的选取不仅要考虑数量和质量，还应对案例出现的时机予以考量。案例扎堆出现容易偏离中心理论主题，理论过于集中又容易让学生反感理论的枯燥，所以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穿插进去案例显得尤为重要。 2、结合最新时事，注重案例的时效性。 前文我们已经对案例时效性的重要做了相关阐述，新的时事总会具有很强吸引眼球的功能。教学过程中选取新时事作为案例来讲解，不仅能加强学生对案例相关理论学习的兴趣，也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会用更多理论知识去分析时刻发生在身边的事物。 3、讲典型，注重案例的代表性。 典型性案例不仅有很强的代表性，也很能加强人们对它的兴趣。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典型性案例的一般都是一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事情，选择这类案例来结合理论讲解，能很好地带动大家参与到课堂的案例分析中来。并且，由于大家都案例有一定的了解，在参与分析中也会有更多的同学能够有较好的思考和发言，这也是案例教学中极为难得的。 4、案例接地气重生活，解析要通俗易懂。 案例选取应该接地气，即应多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来。如教师跟学生讲国家治理雾霾来作为环境治理的案例，肯定就不比与学生分析其家庭所在社区对公共卫生环境的处理更让他们有亲切感和参与较为强烈的参与愿望。在案例的解析中，也应该尽可能地通俗易懂，动辄就跟学生讲大家们的公共管理理论多会让课堂变得更为陌生和沉寂。 作者：郭恒 单位：河池学院 公共管理学论文: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优化思路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优化的必要性 所谓课程体系就是将课程按照一定的原则经过选择和组织而形成的供传授用的系统。一个专业所设置的课程相互间的分工与配合，构成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主要反映在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及其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课程体系一方面是根据培养目标和要求来设置的，另一方面它又将培养目标和要求具体化，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环节中，从而对人才的培养产生现实的定向和规范作用。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构建要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要求课程体系必须适时调整或更新。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及时将课程进行整体优化，各课程之问就可能会因为内容发生冲突而无法彼此协调。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个发展迅速，需求旺盛且很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其课程体系尚处在建立和探索之中，课程体系的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质量的高低，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大学教育的整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课程教学而展开的，课程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不是靠．-tl或几门课程所能奏效，而是靠整个课程体系的协调来实现。课程体系的优化，是课程设计中很重要的内容，同时，在专业的课程设计中，还必然涉及列课程体系内部各门课程的有关教学内容、教学条件以及教学方法等。合理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教学计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课程的整体优化设计。 二、目标导向理论与课程体系 目标导向理论是管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目标导向，指任何行为都以是否对目标完成有帮助来考核成果，所有动作都以完成目标作为指导原则。目标导向理论认为，要达到任何一个目标必须经过目标行为(实现过程)，而要进入目标行为又必须先经过目标导向行为(设计、选择和寻找目标)。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内容，其设计要符合目标导向理论。以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学生所需的知识、能力结构，进行课程设计。美国课程论专家舒伯特(wHSchubert)将典型的课程目标导向分成四种：一是普遍性目标导向一～基于经验、哲学或伦理观、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需求而引出的一般的课程目标导向，从而成为了某一课程领域的一般性、规范性的共性目标导向；二是行为性目标导向——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加以陈述的课程目标，它的特点是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三是生成性目标导向—_二．在教育环境中随着教育过程的展开而自然生成的；四是表现性目标导向——在教育情景中不断出现的，在教师的创造需求和学生的个性需求中得以强烈表现的。目前国内部分高校构建课程体系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以预期学习成果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能力为本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动态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模式，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模式。 三、基于目标导向的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优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合大学的定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的类型必然是多元的。大学的定位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每个学校都应科学定位，安于其位，争做每个类型和层次上的一流。课程体系的构建要与之相对应。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中通识课课程比例最高，学科基础课次之，专业课更次之。教学为主型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学生的专业课程，基础课以够用为度。职业大学培养职业型人才，注重专业课程和职业技能，专业课程的比重最高。 (二)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舍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分为高层次、厚基础、少而精的基础性人才；复合型、创新性拔尖人才；知识面广、能力强的应用性人才；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公共管理办学和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要为公众服务，捍卫和提倡公共利益。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设置要围绕是否有利予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来进行。还要遵循科学性原则即要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知识的科学管理人才。要遵循应用性原则，即以课程学习为主的同时，也重视案例教学，做到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三方面并重。要遵循针对性原则，即要充分考虑和关注社会需要、专业需求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课程的设置。此外，还要强化基础，多科渗透，拓宽知识面。 (三)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动态满足社会的需要 应建立动态的、开放的课程设置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办的社会基础是不断变革的社会环境，与此相适应，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应该建立动态的、开放的课程设置体系，不断根据社会变革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加以修订。以河南大学为例，每年都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对教学计划进行调整，结合实际情况增设了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方向模块、电子政务方向模块、企业行政管理方向模块、社会工作方向模块社会保障方向模块、劳动关系方向模块、人力资源管理方向模块、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模块、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管理方向模块、城市管理方向模块、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方向模块，增开政府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政务、小组沟通、个案工作、公务员制度、谈判与沟通、管理创新思维、医院管理学、流行病学、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教育投资与项目管理、社区工作、政务礼仪、绩效管理等一系列课程。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调节获得了优化，培养的学生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 (四)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符合科学规律 所谓科学是指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都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学生的分析、管理和倡导三种核心技能展开的。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以及模块课的设置应该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具有层次性，注意先修后继关系。学科基础课是为了确保基础学科知识与专业学科知识之间的有序衔接、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而设置的，学科基础课的学习是学生能够更深入、细化地研究专业问题、提炼出独特观点的前提条件。在保证知识系统性的前提下，学科基础课应在内容和时间安排上满足专业课教学的需要，显现出专业特色，加深学生对专业的感性认识，使其热爱专业，学好专业，以至开拓专业，创新专业，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比例要合适。在限制与自由，共性与个性之间寻找平衡点，促使通识教育自身达到实现价值的目的，能够对学生个性发展给予充分的尊重。采用系统学方法优化与构建课程体系，使之成为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体系，兼顾自由和秩序、灵活性和规范性、多样化和专门化、宽度和深度，兼顾个人兴趣和学校指导。科学地处理好各教学环节之间的关系，注重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有机联系，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学活动形成有机的整体。注重各专业间课程的整合，科学合理地构建融会贯通、紧密结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避免简单设课和重复设课现象。鼓励开设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普及性课程，文理交叉课程和艺术类课程，以使学生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五)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的优化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课程体系优化要明确各实践教学环节在总体培养目标中的作用，加强实验教学的创新与改革，加强实践教学与实践训练，将实验教学、实习、社会考察等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要求学生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学会动手动脑，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课程体系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国正在进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各高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基地建设的完备、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科学研究和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相结合的日益密切等内部环境的优化，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扬人文资源优势做旅游经济文章 我镇南接姜堰城郊，北连古镇溱潼，是泰州、姜堰到溱湖风景区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世界珍稀保护动物麋鹿的故乡和最后的野生消失点，有建于唐代的太平桥和被列入航空标志的参天银杏，又是清代“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名噪一时的刘氏状元的诞生地。为此，我们把发展思路定格为水乡生态旅游镇，从放大人文优势效应角度出发，围绕“状元”品牌，“麋鹿”金牌做好开发文章，让人文资源这种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和对外招商资本。一、多渠道挖掘，突出体现一个“全”字 由明到清，桥头的豪门旺族—刘氏家族先后有数十人中为举人、进士，5人官任都督，2人为武状元，高官、名流煊赫乡里五百年之久。特别是同胞弟兄同为武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实为罕见，堪称绝代双骄。因此，有诗赞誉“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青黎高照无双阁，皇榜连标第一家”。由此可见，研究刘家的兴衰沉落，开发刘家的人文资源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和前景看好的旅游经济价值。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前几年，我们已经会同市政协文史工委一道对刘状元有关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市文史委还编印了《刘氏兄弟状元世家》、《刘状元捉拿扫帚星》等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有关刘氏状元的人文资源有以下三个方面：①目前可以开发的景点主要14处，它们分别是状元衣胞住址、养马厅、栓马屋、土地庙、状元府址、廒屋垛（屯粮处）、溜马场、武书房、关帝庙、马路、红牌沟、黑牌沟、刘家洼饮马池、状元墓地；②现存的遗址文物有状元府遗址、状元盔甲、弓箭袋、大刀、练功石、石鼓、栓马石、红木床（状元床）、诰封圣旨五件、刘氏家族（族谱）、《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唱本、府址水井2口（其中一淡一咸）；③流传的轶事传闻有：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刘国庆御前殿试、刘公府异母神童、高员外爱才提亲、刀挑碌碡、刘氏与丁楚玉、土地神跪拜、刘状元改道、关帝庙征前许愿、宝烛、住客栈拿妖捉怪、选葬地、刘国庆病逝。下一步，我们还从保护和利用现有的人文资源角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人文资源工作的领导，成立镇人文资源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人文资源工作办公室，明确专人具体负责人文资源的搜集、开发和保护工作，尽可能地搜集更多、更全、更详实的历史资料。确保人文资源得到充分的挖掘，合理的开发利用。 二、高起点规划，突出体现一个“武”字 刘氏状元因武闻名，以武著称，在民闻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至今仍有不少老百姓对传说《刘状元捉拿扫帚星》乐不津道，因此，这为我们打造状元品牌，叫响状元品种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资源，我们将聘请相关专家担任旅游产业开发顾问，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由专业院校按照高起点规划，分年度实施的原则，对恢复状元府原貌进行修编规划。整个修编规划，在以明清史料为依据，以英武、勇猛为魂，力求再现昔日刘氏家族的辉煌的基础上，与产品开发延伸结合。一是与武警或体协联合创办形式独有的武校，进一步拉长产品开发产业链，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为社会培养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二是把旅游与实用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策应风景区的开发，主动与溱湖大道沟通连接，在状元府东侧、溱湖大道西侧兴建一个休闲健身俱乐部，其中分设状元射击场、状元健身房、状元溜冰场，进一步做大状元品牌。三是与发展经济开发旅游产品结合起来。一方面把现有的状元茶项目做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力求利用旅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状元的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性，有目的地开工状元酒、状元鸭、状元服饰、状元兵器等相关的旅游产品，把武状元精神发扬光大。 三、市场化运作，突出体现一个“活”字 开发状元府，做大状元品牌，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鉴于桥头实际，仅仅依靠自身财力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将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在景点开发上。一方面，对现有的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把现存的刘状元遗物与当地农户签订保护协议，同时加强对民用建筑的控制，减少日后规划建设时拆迁难度和费用。另一方面，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分步实施14个景点。二是在资金筹措上。我们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积极申报重点三产发展项目，争取上级的支持和扶持，同时争取专项资金贷款。另一方面，积极走以资源招商的路子，形式上允许独资、合资、参股或者出让项目经营权；方法上灵活多样，可以整体承包经营也可分项承包经营，或者先运作后规范；条件上不受限制，只要有投入都可以协商合作。三是在市场炒作上。要想做响旅游品牌，必须加强对外的宣传推介。为此，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做好推介文章。即加强与旅游公司的联手合作，主动与相关著名旅游公司接轨，请他们出面帮助宣传推介自己的旅游项目，借他们的优势，克服自己先天不足的困难。加强与艺术影视界和企业界的联手合作，以状元史料为题材，创作状元题材的影视作品，通过大众传媒提高状元知名度，扩大状元对外影响，增加状元品牌叫座率。加强与武术界的联手合作，力争把状元武校办成武术人才培训基地，积极创造条件，举办定期武术或中华武术研讨联谊会，走借力造势，借梯登楼的路子，全方位扩大对外影响。四是在利益分享上。总的原则是让投资者受益，根据投资额的构成比例大小和资金渠道，确定利益分享办法，可以按股分红，也可以一次性出让经营权，还可以买断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推介门槛，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个人参与加盟开发状元旅游项目，为致富的方百姓大开方便之门。 以上仅仅是我镇开发状元府的初步设想，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代进一步完善，但是开发状元府势在必行。今后我们将围绕发展思路，强力推进，强势打造状元品牌，积极走资源产业招商路子，为发展地方经济拓宽思路，拓 展平台创造条件。 旅游经济论文:经济转型期乡镇旅游发展问题 1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发展现状和前景 1.1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战略意义因河北省环京津带地区承担着为京津地区阻挡风沙、净化水质和供给水源的任务,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受到限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环京、津100km的贫困带。在不改变当地继续作为京津生态保护屏障的前提下,逐步转变当前传统单一的种植业开发模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国内外诸多实践证明,农村旅游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河北省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能够充分挖掘当地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把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区位优势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并产生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环京津贫困带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在不离乡土的情况下就业;可以使当地特色农产品减少流通环节而直接面向都市消费者;可以推进当地包括旅游、饮食、住宿、购物第三产业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速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因此,顺应经济转型的时展潮流,通过政府规划和扶持,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现状及发展前景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一项最新的假日监测数据也表明,70%城镇居民选择乡村作为出游目的地,尤其是在当前房、车发展受限,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村旅游日益成为都市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选择。河北省农村旅游也因而得到飞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河北省开展乡村旅游的乡镇达300多个,1400多个村落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就业30余万人,年接待人数4000万人次,总收入突破100亿元,年均增长25%以上[1]。在河北省农村旅游市场中,据京津两小时车程的包括廊坊、保定、张家口等7个市所辖的57个县(市)的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具有具有区位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统计数据显示,北京2011年人均GDP达到1.2447万美元,天津市达到1.3391万美元,两地均接近富裕国家地区水平,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客源市场和效益优势。环京津带是河北省旅游资源富集区,有坝缘山地、森林草原、天漠和沙漠草场等特色资源,还有凉爽的避暑气候、清新的空气、优质的雪场和良好的温泉资源等,除此之外有传承并保存下来的地域乡土文化,如红色革命遗迹、历史文物古迹、农村民俗风情等,为河北省发展环京津乡村旅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游发展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2.1经营特色和市场定位存在偏差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主要面向京津的现代都市人群,提供都市人休闲、度假。农村旅游的特色就在“农家”和“休闲”。但现实中,众多行为却体现了其在定位上的明显偏差。往往“农味不浓”,一些农村旅游项目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模仿城市餐厅或娱乐城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淡化了农村游的特点。片面强调规模而忽视自身经营特色,将京津大都市游客重新置身于喧嚣的都市环境,无法满足京津都市游客对农村旅游越来越高的品牌化、多样化、内涵化、人性化消费需求。 2.2经营产品同质化严重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缺乏河北省乡土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的支撑,产品同质化严重,特色品牌项目较少,没有与京津形成错位发展。从功能上讲,主要以观光、餐饮、住宿为主;从类型上看只是局限于爬山、打牌、钓鱼、按摩、温泉、滑雪等单调的娱乐项目;乡村文化展示方面也只是对常见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器具进行展示,没有体验性旅游内容。缺乏农家旅游的独特魅力特色,旅游开发项目低档次、重复性,同质化现象严重。依靠“低质低价”路线、小规模经营,同时受到京津竞争性压抑和区域性屏蔽。京津本地农村游由于同城效应和交通优势以及较为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使之在类似旅游项目的选择中成为京津游客的首选市场。最终使得同类产品竞争中京津地区对河北省农村游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对其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生存压力。 2.3大旅游理念缺乏河北省环京津带包括环京津57个旅游重点县(市)。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管理各自为政及知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传统小农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旅游景点孤立发展,整合意识、品牌意识淡漠,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不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品牌形象不突出,资源与资金没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形成合力,总体上尚未形成河北省农村旅游自身的产品特色,建成的精品较少,产品品质不高、特色不突出、规模体量小、建设水平低、功能设施差等问题普遍存在,致使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2.4基础与服务设施及旅游环境建设薄弱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优越的交通条件相比,存在路面窄、弯道多、路况差、易堵车等问题,公共交通不发达,缺少集约化的旅游集散及咨询中心,旅游公路沿途的休闲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目前远没有达到旅游交通的“舒适、快速、顺畅”的要求。河北环京津地区农村游接待村镇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薄弱,如电力供应的紧张、自来水供应的不足以及垃圾及时清理的困难等,其规模难以扩大到游客需求的水平。河北环京津的一些县城和旅游景区“脏、乱、差”的面貌也急需进一步改观。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有限,也是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所在地的共同特点。 2.5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游具有明显的家庭管理的特点。一些农村游开业、停业还很随意,经营的随意性和招待客人的不周直接影响了人们农村游休闲的层次和情趣。由于缺乏权威、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部分农村旅游开发管理较为混乱,小范围内 产业要素重复配置,创新项目少,形成了市场开发重复、产品单一的现象,在游客数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造成导致拉客、抢客、宰客现象的发生,恶化了行业竞争环境。经营户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管理方面的技能,由于农村生活状况相对封闭、经济落后,很难吸引外地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2.6营销手段和品牌建设落后旅游营销渠道在旅游市场开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景区无论是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主导的营销,还是农户主导的营销,一般都过于迷信“回头客”和口碑宣传,仍存在着“先等当地旅游发展起来,再拿钱来宣传促销旅游”的落后观念。所采用的促销方式大多为广告、人员推销等,而且力度不大,有少数经营者在互联网上设立了宣传网页,取得了一定的营销效果,但由于网页的知名度有限,再加上信息量少、功能简单等原因,还无法对乡村旅游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品牌的塑造及推广不足,大部分农业旅游景区(点)普遍知名度不高,缺少品牌营销意识,从而使得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缺乏应有的竞争优势。 3经济转型时期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变观光型、同质化产品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面对的主要是京津市场,在旅游资源上京津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应强化与京津休闲旅游同源异质的互补功能。同质化的资源需要差异化的产品,类同化的市场需要错位化的经营。既要积极与京津进行实质性合作,整体策划,互利共赢,更要在环京津农村旅游精品的设置上扬长避短,打造产品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开发培育能够代表河北农村旅游形象的标志性产品。充分发挥环京津农村地域内蓝(海滨海岛)、绿(自然生态)、红(革命圣地)、白(冰雪)、黄(皇家文化)5大特色农村旅游优势资源,联合打造海洋、避暑、草原、温泉、冰雪、运动、皇家、狩猎8个旅游特色资源,这些资源就是河北面对京津的差异化资源,实现和京津的错位发展,塑造独特的竞争力。另外河北省环京津带各县市,还应当结合当地区位和资源,积极培育新型业态,开发不同消费时段和不同消费内容的农村旅游系列产品,推动其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根据距京津地理位置距京津地理位置和双休日、“黄金周”、寒暑假、带薪假期等不同时段设计开发农村度假旅游产品[2]。例如在京津冀城乡结合部可以建设商务会议型农村旅游区,也可以根据地位优势大力发展会展旅游。在京津城市近郊,建设休闲娱乐型农村旅游,在保持现有的棋牌、歌舞、体育、垂钓等常规休闲娱乐活的基础上,拓展以河北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休闲型旅游;开发各类型主题农业游乐园,设计供游客参观游览、进行参与性活动的游乐型旅游,改变目前旅游产品以静态观赏田园风光为主,设置情境让旅游者感受农家人和农家生产、生活的乐趣,获得全新的农村旅游体验;丰富以当地农村绿色、特色食品为主的特色农产和风味小吃等美食品尝旅游活动;开展农业文化考察、特色农业考察、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知识学习等农村研修性旅游活动;借鉴海南、云南发展经验,加快环京津带农村养老旅游项目开发,促进当前的“银发旅游”向养老休闲型转型升级[3]。 3.2变门票经济为综合经济全面提升目前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总体上处于观光型阶段,以门票经济为主,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的层次、档次还不够高,旅游产品单一,缺乏整合联动,远不能提供吃、住、行和游、购、娱等一站式的体验。应该围绕京津游客高层次、多元化农村旅游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作用,系统谋划大旅游产业发展,把农村旅游与生态农业、度假、娱乐、商务等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放大旅游产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积极开发旅游衍生产品和服务,提高附加值。寻找当地农村土特产品、饮食、文化新的增长点,把音乐、影视动漫、重大体育赛事等都可以作为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点。易县清西陵摇滚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河北动漫节等都是将文化产业与旅游紧密结合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范例。另外,也可以开发和利用河北环京津带特有的区位优势和山水资源,引进或合作承办大型会展活动,以会展经济带动旅游消费功能的提升,逐步实现农村旅游产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 3.3变初级的粗放服务为现代化标准化服务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的服务要有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做到让游客吃得开心、住得舒适、游得便捷。为此应尽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咨询服务,建立旅游标识系统,加强旅游安全救援等设施;进一步推进农村旅游标准化建设,推行GB/T19000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在景区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推广GB/T24000环境管理认证标准。建立涵盖酒店、餐饮、娱乐、交通、旅行服务等完善的服务标准化体系,切实提高农村旅游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构建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诚信体系,建立和实施旅游企业的诚信评价制度,利用媒体和群众监督,规范农村旅游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建立有效市场监督制度,严格落实环京津旅游市场监督的属地管理原则。对非法经营、非法旅游小广告、社会旅馆非法揽客和购物商店的欺客宰客行以及游区内各类餐饮和纪念品质量问题等,属地的农村旅游管理部门应会同公安、工商、质量监督、卫生管理等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治理,完善旅游市场秩序。 3.4 变单一的景区发展为拉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河北省环京津带的57个市县区要积极开展跨地域、跨行业、跨景区的合作,谋求市场合力,做大做强河北农村旅游的品牌。切实发挥河北省政府在培育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环境和整体宣传促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进一步发展创新乡村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加快市场化运营步伐,有效整合环京津区域的旅游资源,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促销和统一保护,避免区域内低端无序的不良恶性竞争。努力形成河北省区域内资源共享、产品互补、配置合理、区域分工明确的局面,进一步实现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无障碍”化,提高旅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发展大旅游,进而带动河北省局部经济的发展。 3.5变传统单一的营销宣传模式为现代化营销手段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各种传播渠道,开展多种多样的营销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告或形象片的宣传,以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为载体,借助举办各种农村旅游推介会、交易会、农产品博览和展销会等[4],重点宣传河北省农村旅游的突出特色,打造整体品牌形象。加快建设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立以“数字旅游”为平台的宣传促销和日常管理系统。提高农村游经营者的网络营销水平,通过网络宣传,推动旅游产品网上销售。建立农村旅游电子商务环境,实现网上结算。依靠专业网络公司技术支持,依托行业协会规范管理,形成政府倡导和组织,企业参与,银行介入,以网络公司为构架,由行业协会来推动的现代的旅游信息化组织模式。 3.6变开发掠夺式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环京津带农村旅游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农村旅游的环境保护,从对农村资源的浅层掠夺性开发转向资源的深度利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强化环京津带农村的环境保护、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建设,保障和修复农村生态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稳定性。坚持“保护优先、永续利用”的方针,在科学规划、有效管理、合理开发、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正确协调环京津农村旅游中游客与自然的关系、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通过“传统的资源,现代的市场;传统的文化,现代的解读”,为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5],推动河北省环京津带新农村建设及和谐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的理论 从当前国内对旅游经济、绩效的评价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都是在引用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和思路,并套用了相关的主流的实证模型,定量为辅,定性研究居多。从评价的范围看大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上,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对旅游业自身绩效的关注也很少。由于旅游业是一个牵涉面很宽泛,涉及部门诸多的综合性产业,其中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而这些数据很难获得,因此旅游经济的定量研究很困难。从现有文献的总结说来,大致按照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不同倾向,本文总结了当前国内旅游经济和绩效评价的研究内容,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及其特点进行述评。 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国内主要是集中对旅游经济的定性分析探讨,研究的成果很少,缺乏足够的准确数据,大都是靠研究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对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二、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 这一阶段对该主题的研究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较多的使用定量方法,通过搜集相关的数据,采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学方法实证分析研究旅游经济和绩效的评价,与简单的定性研究相比,大大提高了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保继刚、楚义芳(1999)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分析评价旅游经济这个主题的学者,为该主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他们运用相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国际旅游的创汇效应、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及旅游产出乘数进行了初步的估算。陆林(1996)、潘景胜等(1998)都是通过选取国内的某一城市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和相关数据讨论了旅游经济的相关情况,其中陆林使用了季节差异分析、旅游者消费水平比较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黄山的旅游经济状况,而潘景胜则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旅游业进行了类别细分,同时运用了专业化指数和结构变化指数研究了上海国际旅游效益问题。李江帆等(2001)认为旅游给予当地的总收入并非总产值,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的中间消耗,将此部分消耗扣除后的增加值之和才是国内生产总值。因而旅游总收入并不等同于国内总产值,两者不具有可比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还从第三产业中与旅游密切关联的五个部门中,把其增加值按照一定的比例剔除旅游者消费的部分,纳入旅游增加值中,并由此得出了旅游消费的剥离系数这一概念。然后运用该系数估算了19个省市的旅游增加数值,定量分析了旅游对GDP的贡献。之后,又选取了广东省作为实例,计算其旅游业的中间投入比例、分配比例、就业系数、价格波动指标、中间需求率等。 三、提升阶段(2000—现在)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逐步开始使用较为复杂、更加完善的数学模型,并开始对国外的相关成果进行评价,发现其不足,采纳其优点,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段时期的关注点在于整体上评价和把握区域旅游业的经济绩效。宋子千等(2000)通过对相关行业的重新划分,单独细分出旅游相关行业、基本行业和间接相关行业等,并提出了产业和行业增加值的概念,通过合理构建完备的评价指标来评估旅游业的经济地位,他认为旅游业产值的增加对GDP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并可以运用旅游生产总值来评估某地区旅游发展对GDP的贡献,也可以看出旅游产值的增值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薄湘平和薛晶晶(2001)采用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对中国旅游业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资源并不是影响旅游业绩效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旅游资源赋存对旅游业绩效的贡献度更大。张帆等(2003)以秦皇岛为实例,深入研究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通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TSA的相关研究方法从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和提供就业机会、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计算当地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鲁明勇等(2005)在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础的前提下,运用投入产出的关联分析法,结合TSA,合理构建了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展示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游达明和许斐(2003)采用旅游收入、旅游就业人数、旅游投资效果系数、旅游利润回收率等指标,提出了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薄湘平和杨帆(2006)从产出角度出发,构建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我国31个省市作为区域研究单元,对我国2004年省际旅游业的经济绩效进行了评价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的整体水平偏低,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各区域在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营水平及盈利水平上差异较大,从而决定各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目标、方向,途径也各不相同。陈海波等(2006)选取了江苏这一实例,研究了该区域接待游客人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构建合理的模型,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各个地级市中游客每递增一万人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通过聚类分析指出苏州、无锡、南京和泰州属于第一类,即游客数量的增加可以较大幅度提高旅游收入。王凤(2007)对我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的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资本化率与公司绩效呈稳定的显着正相关关系,但过高的财务杠杆水平却包含着巨大的财务风险,理应积极开拓多种提高业绩的路径。陆相林(2007)应用DEA方法中C2R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从效率和规模收益两个方面对山东省17地市旅游发展进行评价,根据分析结果把这17个地市划分4类,针对不同类型提出相应的对策。徐晓娜,翁钢民(2007)运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进行聚类,选取7个反映旅游需求发展情况的特征指标,将39个城市聚为6大类,最后分析了6个类型各自的旅游需求特征及其区域差异。生延超,钟志平(2009)借鉴 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湖南省为例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郭金海,韩雪,罗浩等(2009)通过经济空间差异分析方法ESDA技术,对1997-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发现:①省域总体空间差异缓慢扩大;②至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已形成“三阶梯、两顶峰”的空间发展格局;③省域间明显表现为一种“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模式;④各阶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由于主导作用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趋势。朱承亮,岳宏志,严汉平等(2009)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2000~2006年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全国均值仅为0.632,可见在现有技术进步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区域旅游产业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同时指出我国旅游产业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且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之上,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均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以下,但从变异系数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从上述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来看,总体上相关研究呈现从偏重定性分析到注重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单一到多种方法全面开花的趋势。研究内容也逐渐从相对空泛的宏观研究转变为比较深入的针对专门问题而进行的微观机理分析,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与我国区域旅游逐渐兴盛的发展轨迹相吻合。 旅游经济论文: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 旅游 一体化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国家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 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旅游经济论文: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新支柱：旅游业 印尼是一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海洋，火山与湖泊等自然景观，遍布各地的名山古刹，以及多姿多采的民间文化,使印尼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长处和优势。印尼旅游业起步较晚，但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迅速，外国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与年递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为商业、酒店业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带来了生机，而且解决了大批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旅游业已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 一、迅速崛起的旅游业 1976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40万人，1979年上升到50.1万人,1981年为60万人，1982年为59．2万人。在1983～1989年期间,赴印尼旅游的外国旅游者人数以年均15.6％的速度增长，印尼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由1983年的64.4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106万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的130．1万人和1989年的162万人。旅游业直接创汇也由1983年的4．4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0.6亿美元和1989年的12.8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印尼旅游业继续呈现勃勃生机。1990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217万人，旅游外汇收入18．9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3.9％和47.3％。1991年印尼政府举办“1991年印尼旅游观光年”，欢迎世界各地游客到印尼观光旅游，结果当年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250万人，外汇收入25．2亿美元，首次超过橡胶业，成为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纺织成衣和胶合板业的第四大创汇行行业。1992年和1993年，印尼吸引外国游客分别为320万人和340万人，外汇收入进一步上升至32.7亿美元和36．4亿美元。1994年到印尼观光的外国游客突破400万人大关，超过政府原定的390万人目标,外汇收入46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17.8％。1994年12月31日，苏哈托总统宣布1995年为“印尼共和国独立半世纪之年”，旨在进一步提高印尼观光旅游业的吸引力，使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印尼观光。预计1995年印尼将吸引外国游客450万人。据印尼旅游与邮电部长预测，在1999年以前，旅游业很有可能取代油气、纺织和胶合板业而成为印尼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到印尼旅游的国外游客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澳大利亚。国外游客在印尼的停留时间平均为12天，超过大多数亚洲国家。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消费是逐年提高的，1990年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平均消费额为966.81美元，平均每天81．79美元；1994年每个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额提高到1194．43美元，平均每天115．63美元。 二、政府的政策措施 印尼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且更多地得益于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采取的有效的政策措施： 1．简化手续 1983年4月印尼政府作出关于东盟、欧洲共同体2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逗留2个月以内的，进入印尼可免签证的决定。到1993年底为止,印尼政府已先后宣布对45个国家的游客免办签证，这些免签证的游客占印尼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90％以上。 2．成立专门机构，将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对旅游业投入巨额资金 印尼从1969年开始重视发展旅游业，成立了旅游、邮政和电讯部,下设专门负责旅游业的旅游局；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印尼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正式列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印尼政府制订的几个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都对旅游业的各项发展指标作了具体的规定。1990年10月，印尼颁布了《旅游法》。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印尼政府每年都拨出大量资金发展旅游业。政府对旅游部门的投资，1992年为13亿美元，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5.52亿美元和4．05亿美元。政府还鼓励私人投资旅游业，加速旅游设施的建设。 3．积极发展国际航空事业 从1984年开始，印尼国营鹰记航空公司开辟了国际航线，目前该公司已同世界上的28个城市有定期的航班往来业务。此外，印尼还允许28家外国航空公司开通至印尼的航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国游客,印尼1989年宣布开放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棉兰的婆罗尼西国际机场、巴厘的乌拉莱国际机场和万鸦佬的萨姆拉杜朗宜国际机场。 4.兴建旅游宾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印尼政府最近几年对旅游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旅游宾馆。印尼目前共有623家国际标准的宾馆酒店,其中29家为五星级，51家为四星级，客房总数57389间。据预测，到2005年,印尼必须再兴建14万间客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印尼已在全国建立35所旅游学院、60所旅游中等专科学校以及30多个旅游和饭店员工培训中心，旨在为旅游部门输送合格的人才，提高服务质量。 5.与周边邻国开展旅游合作 印尼已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共同投资5．7亿美元，将三国沿海地区开发成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建成“东方加勒比旅游区”。印尼还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协商，建立具有协调功能的常设旅游联盟机构，以加强三国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合作、联合促用和共同开发。印尼还与缅甸签订了旅游合作协定，准备帮助缅甸培训高层次 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务人员，进而推动两国的旅游合作。 三、发展趋势 印尼虽已跻身于世界20大旅游强国的行列，但仍远远落后于其东盟邻国—泰国和新加坡，即使与马来西亚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由于印尼国内对石油需求日益增加，很有可能在2000年停止出口石油，印尼纺织品出口则已面临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以及欧美各国贸易配额的限制，胶合板的出口增长速度也已开始下降。因此，旅游业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为此，印尼政府提出今后开拓旅游业的几项新举措：加强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旅游意总值；增建旅游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增设新的旅游项目，发展会议旅游和海洋旅游；加强旅游专业化，等等，以推动印尼旅游业再上新台阶。 在加强对外宣传方面，印尼政府准备在海外设立更多的办事机构。目前已在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悉尼、洛杉矶等地设立了印尼旅游促销中心，今后拟在荷兰、法国、加拿大也设立类似机构。印尼还准备利用各种机会，推出各种形式的旅游观光活动，政府继1991年举办“印尼观光年”之后,又于1992年1月发起一场为期10年的“欢迎到印尼旅游”的运动。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印尼1995年在日惹主办了国际旅游文化会议，在泗水举办世界帆船比赛大会，并全年在欧洲举办印尼文化活动。同时，印尼还计划派出更多的艺术代表团出国访问演出，在国外举办文化艺术展，宣传印尼旅游业的魅力。 印尼政府已意识到发展“会议旅游”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推动今后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为此,政府为到印尼举行的国际性地区会议提供现代化的会议场所、配套的先进通讯设备、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便捷的交通等，并为与会者安排丰富多彩的会间节目及会后娱乐。9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先后在雅加达举办了“1990年印尼旅游展览会”“1991年贸易与旅游展览会”和“亚太旅游协会论坛”，在万隆举办了“亚洲旅游业讨论会”，在巴厘举办了“亚太旅游协会第40届年会”以及“世界旅行社代表大会”等。1993年，印尼作为东道主承办了世界旅游组织第10届大会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9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印尼的茂物举行。据统计，1993年在印尼共召开了642个国际会议,与会者共计12万余人。1994年印尼共接待了有14万多人参加的753个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不仅为印尼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而且大大提高了印尼的国际知名度。现在印尼政府正致力于兴建国际会议中心，并计划将雅加达、棉兰、万隆、三宝垄、日惹、泗水、登巴刹和乌云潘当等八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会议旅游中心。 印尼政府希望到“六五”计划结束时的1999年，到印尼的外来观光客增加到600万人，2000年上升到700万人，到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1100万人，届时印尼可能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 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 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着。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体验经济下旅游者需求转变和消费决策层次分析 一、当今我国旅游者需求分析 (一)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由服务型经济模式向体验型经济模式转变,当今旅游者的出游心态、出游行为与出游目的都与传统旅游者有所不同,而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态度,也逐渐开始向体验产品和体验服务方向转移(邵炎,2012)。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的特点对比,详见表1。 当代旅游者相对于传统旅游者对野外活动更具自主性和积极性,注重在野外游玩过程中的自身体验,地方特色对当代旅游者较之传统旅游者更具吸引力。总体上来看,当代旅游者已经由不成熟向成熟逐渐转变,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者出行独立化;对旅游消费品的选择需求个性化;对旅游路线不再局限,偏向于随性出游;对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旅游景点能够细心观察游览;在旅游过程中开始亲身参与,且懂得保护景点(贾丽霞等,2012)。 (二)当代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广大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升带动了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2011年,我国旅游产业较之往年有明显复苏迹象,全年旅游收入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年接待入境游客1、35亿人次,同比增长1、24%,全年入境旅游收入484、64亿美元,同比增长5、78%;国内旅游人数26、4亿人次,收入1、9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和21%;旅游业总收入2、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8%(王海莉,2012)。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旅游产业在我国市场不仅巨大,且发展速度快。如何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爱好,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当代旅游者的思想逐渐开放,旅游独立化、个性化、自由化成为几大新特点,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要求也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旅游者不再只是以到达旅游终点为目的,旅游途中的体验和经历也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部分。 消费结构改变:传统旅游者在旅游途中较注重物质需求,而当代旅游者较之于他们,更多的倾向于体验情感,对于旅游产品能否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更加重视。传统旅游者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在景点留下足迹,这是与当代旅游者最大的不同,当代旅游者更多的注重在旅游过程中对本身情感的释放(曹杨等,2011)。所以当今旅游产业要想继续拓展旅游市场,其旅游产品不应仅仅局限于保质保量的原则,应将产品与旅游者紧密联系,充分考虑当代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和个性化追求,满足旅游者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对旅游产品的各种审美标准。 消费内容改变:传统旅游者喜欢组团旅游,较为大众化;而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一个人单独旅行,追求自由与个性。由于旅游业发展速度快,导致很多旅游工作者来不及对旅游产品重新规划,不能满足当代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和消费欲望,这是很多旅游景点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江杉等,2011)。当代旅游者的体验经验以及对景点的认知度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旅游产品的审美眼光也有了质的改变,普通的旅游产品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对消费品的体验需求,自然不能引起他们的消费欲望。近几年的旅游消费者开始倾向于年轻化、独立化以及个性化,很多旅游景点开发的旅游项目诸如探险、极限运动、美食旅游、景点一日游等,满足了大部分当代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和体验需求(张玉香,2011)。 消费方式转变:传统旅游者倾向于随大众旅游,所以在旅游途中进行消费的时候,大部分旅游者都会有一种被动接受消费的心态。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主动参与,随自己的喜好和情感需求去消费。在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产业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当代旅游者作为旅游产业的消费主体,充分考虑了个人的个性化需求、精神需求以及物质需求。这种情况下旅游产业应当更积极主动的迎合旅游者的意愿,满足他们在旅游途中主动参与体验的欲望,实现他们对自我情感释放和自我价值肯定的最终旅游目的。 (三)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的特征 1、旅游消费情感化。人类的需求,可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文明进化,在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上的需求基本已经得到满足(许建,2010)。依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特色,对于人们在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小康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富裕阶段。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超过80%,虽然还未达到富裕阶段,不过由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思想和观念上都能够跟国际接轨,所以在这一阶段,消费者在考虑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2、旅游消费个性化。每一个旅游者都不属于相同的消费层次,这就需要旅游产业对旅游者的需求提供多层次性。现在的旅游群体已经由传统的中年化向年轻化转变,旅游消费主体的转移也直接导致了旅游产品的结构特点发生改变,当代旅游者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定旅游路线,旅游过程也不再像传统旅游者那样固定的旅游模式,自由化、多元化、个性化以及体验化是当代旅游者旅游中的主要追求。 3、旅游消费参与化。经济模式由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过度,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自然也有所转变。作为旅游者以往只是被动跟随,而当代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显然主动性更强,能够自主规划参与,且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旅游行程变得丰富多彩。很多当代旅游者会主动参与对各种消费产品的生产环节甚至设计环节,当旅游者自己文秘站:成为产品生产者,价值创造者后,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这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段,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结果的一个缩影。现在旅游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旅游过程的各种互动项目中,不仅正面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旅游者的身体得到锻炼。 旅游经济论文:弘扬海洋文化 发展旅游经济 21世纪将是海洋经济时代，而海洋旅游业则是前景广阔的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旅游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海洋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种主要的实践形式，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主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发达国家，海洋旅游业产值一般都占到整个旅游业产值的2/3左右。在我市，随着八仙过海口、海洋极地世界、蓬莱水城保护开发等景区（点）的相继投入使用和动工，海洋旅游业也已占据了蓬莱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弘扬我市悠久的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现代海洋文化，丰富海洋旅游资源，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几十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等等。 当代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 二、我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早自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思想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近代列强的侵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近几百年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衰落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惠及包括我市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海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海洋文化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反过来，先进的海洋文化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使得海洋文化得以重新振兴，从而在提高海洋意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海洋事业得以快速发展。2003年5月19日由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为我国海洋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伟大战略任务。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也必须弘扬先进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都是以濒临海洋为前提，以海上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等为基础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基础。没有海洋经济，就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弘扬海洋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才能促进海洋经济的繁荣，带动海洋产业和沿海各涉海行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又会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二者相辅相承。 三、我市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 我市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海洋资源丰富，独具特色。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淀深厚的海洋历史文化 研究蓬莱的海洋历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古老的登州海道和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地近辽东、中贯群岛、补给方便、航行安全，这些适应古代航船逐程推进航行的有利条件，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登州古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齐桓公在此大兴鱼盐贸易，秦皇汉武在此寻仙求药，汉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轫，日本遣唐使在此整备转航。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拉动了蓬莱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蓬莱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甲午抗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一代枭雄吴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现代教育家杨振声等等。蓬莱有众多名人遗迹，朱处约、袁可立、戚继光王世贞以及冯玉祥、董必武等著名人士都曾留下诗文篇章。宋代诗人苏轼曾在蓬莱任过五日登州知府，写下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的著名诗篇《海市诗》。 （二） 浩气长存的海洋军事文化 北宋中期，登州古港的军事建设得到了不断加强。宋庆历二年（1042年），登州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建成了一个在古代难得的海防军事要塞，名曰“刀鱼寨”。以此为标志，登州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刀鱼寨”的海防建设不仅体现在港口建设上，同时也体现于常备水军的建设上，登州水师是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师。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环筑土城，增设军事设施，名曰“备倭城”，俗称蓬莱水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明代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操练水师，人称“戚家军”，为以后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具魅力的海洋旅游文化 蓬莱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蓝天、碧海、金沙以及离蓬莱近在咫尺的长山列岛，构成了蓬莱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境内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景区蓬莱阁和蓬莱水城、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和最长的海上长廊的八仙过海景区、在建的妈祖文化艺术公园以及与蓬莱隔海相望并一起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海上仙岛”长山列岛等，构成了蓬莱丰富的海岛、海洋旅游文化资源。自2000年以来，蓬莱市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全国帆板赛、沙滩手球赛等体育比赛，以及1988年、2005年两次海市蜃楼的全程拍摄和电视连续剧《八仙过海》的拍摄等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蓬莱的海洋文化内涵，开拓了发展海洋文化的新领域。 （四）多姿多彩的海洋民俗文化 蓬莱的海洋民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渔灯节”。“渔灯节”是流行于山后初家、山后陈家、山后李家、山后顾家等渔村的节日，节期为每年的正月十三和正月十四。“渔灯节”是渔民的狂欢节日，规模最大的属山后初家和芦洋村。届时，渔民纷纷给龙王庙送灯、上供，祈求出海平安和渔业丰收。建国后龙王庙渐废，改为设供祭船、送渔灯、放鞭炮，近年又同时举行娱乐活动，场面壮观、热闹，吸引远近众多的游人前往参观，充分展示了蓬莱海洋民间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蓬莱的民间艺术渔民号子、大秧歌、剪纸以及蓬莱的饮食文化和土特产品等也都极富海洋文化特色。 四、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 旅游业是蓬莱的传统产业和主导产业，是蓬莱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点。2004年，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2亿元，综合收入达到15亿元，对地方财税贡献率超过30%。随着2004年9月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正式开业，我市海洋旅游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了全市旅游直接收入的一半以上，占据了旅游业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从经济收入方面，还是从对蓬莱旅游业的拉动发展方面，可以说，海洋旅游在我市的旅游业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近两年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最大的海上奇石林、最长的海上游廊、最高的海上楼阁的八仙过海口景区投入运营；2004年，拥有世界最大的展示圆柱缸、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馆、国内最大的鲨鱼馆和海龟馆、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投入运营；投资5亿元、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军港——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修复工程目前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底可全部完工并对外开放；国电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项目开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预计2006年底投入运营。随着以上项目的逐步投入使用，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洋文化为题材的海洋旅游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二）目前我市发展海洋旅游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洋旅游项目不够丰富，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 目前，我市的海洋旅游项目主要有蓬莱水城、海洋极地世界、八仙过海口等景区（点），以及部分海上观光和沙滩休闲娱乐等一些小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旅游经济要想达到一定的规模，仅靠这几个项目是不够的，在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向海岸景观要效益，向海岛景观要效益，向海上景观要效益，向海底景观要效益，全方位、立体化地利用好各种海洋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创造海洋旅游经济的规模效益。 2、对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与长岛在旅游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海岛景观资源是海洋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虽有丰富的海岸景观、海滨山岳景观、海洋历史文化景观等海洋旅游资源，但唯独缺少吸引力很强的海岛景观资源。长岛在中国版图上称为庙岛群岛(古称沙门岛),共由3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56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146公里，享有“中国的夏威夷”之美誉。这里一岛有一岛之奇，一景有一景之丽，因海蚀地貌形成的各种奇礁异石，古朴清幽，玲珑剔透。而其丰富的海岛景观资源正是蓬莱旅游资源中所欠缺的。如何进一步加强同长岛的合作，利用好长岛的岛屿景观，丰富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是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研究的课题。 3、海洋旅游淡季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研究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强烈地吸引着久居大陆和城市的人们，纷纷走近大海，分享大海带来的无穷乐趣。蓬莱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海洋资源、纷繁的神话传说、优美的山海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等旅游资源，每年吸引大约二百万的中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但由于北方地区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这二百万游客大多集中在4－10月份的旅游旺季，而在其它月份的旅游淡季游客数量相对较少。如何解决旅游淡旺季问题，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使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在淡季对游客同样具有吸引力，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五、加快我市海洋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探讨 （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全力打造海洋旅游精品 1、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推进海洋旅游资源开发 （1）游艇业的发展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游艇年消费额高达400亿美元，如果加上相关的维修、管理、娱乐等费用，全球每年的游艇经济收入将超过500亿美元。全球发达国家平均每171人就拥有一艘游艇，挪威、新西兰等地更高达每8人拥有一艘，就连内陆国家瑞士也达到每69人拥有一艘。中国虽然海岸线总长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但游艇俱乐部的数量却寥寥无几。在造船上，中国已占领5%的国际市场，但游艇产业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每年游艇出口仅有1700多万美元。 据统计数据表明，在当今世界船舶市场上，游艇工业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市场份额。仅休闲豪华游艇一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的销售总额基本上保持在1600亿元上下，而最近几年更是上升至2000亿元左右，加上游艇配件和水上运动器材，年贸易额基本上达到3000多亿元，甚至超过商船和远洋发达国家的销售总额。因此，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游艇业发展的潜在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2）我市游艇业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条件 从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条件来看，我市已具备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消费群体基础。蓬莱是全国著名的海滨度假旅游胜地，海岸线长65公里，与由30多个岛屿组成的庙岛群岛相距仅6.6海里，海岸景观和海岛景观资源丰富，为游艇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蓬莱市2004年人均GDP水平已达到30000元(3628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9649元。同时，蓬莱也汇集了相当规模的外商投资群体、企业成功人士和每年约二百万左右的游客，这更为我市海洋旅游业的大发展、游艇消费步入到中产阶段家庭提供了消费群体基础。可以说，目前我市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时机已经较为成熟。 （3）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发系列海洋旅游产品 A、观海旅游产品。蓬莱海域风光秀丽，景色怡人。南望可看到“仙阁凌空”的蓬莱阁、怪石嶙峋的田横山、山峦叠障小泰山，北望可看到群岛罗列的庙岛群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虚无缥缈、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在开发上可以“游艇俱乐部”的形式向俱乐部成员推广专门设计的旅游线路产品，向国内外游客宣传各种形式的观海旅游。 B、海洋体育竞技旅游。蓬莱沿海海岸线漫长、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体育竞技旅游条件优越。可以发展海钓、游泳、帆船、帆板、摩托艇、冲浪、滑水、划船、水上飞机和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运动。游艇俱乐部会员一般为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在长期的商场、官场生涯中，培养了一种敢于正视挑战的冒险精神，而海上体育竞技活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刺激性和娱乐性特点，正符合了游艇会俱乐部会员的消费品味。并且，海洋体育竞技旅游符合国际旅游潮流，海上体育赛事具有轰动效应。可利用游艇俱乐部会员的名声、资源，迅速提升游艇俱乐部的知名度，使游艇消费更深入到普通消费者的心中，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还能够迅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塑造蓬莱海洋旅游的品牌效应。因此，应优先将其开发成为蓬莱海洋旅游的拳头产品。 C、海洋夜生活。旅游夜生活是当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游艇俱乐部会员生活中的一块重要空间。开发海洋夜生活文化旅游，除了在游艇俱乐部建造和完善具有现代气息的舞厅、卡拉OK厅、高档夜总会以外，还应从蓬莱特色出发，开展具有海洋特色的夜生活文化旅游产品，营造一种蕴涵着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夜生活氛围。 D、海洋渔业旅游。蓬莱海洋渔业旅游业的开发，可以开展参与性旅游。一方面，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举行各种形式的钓鱼、钓蟹等活动，另一方面，也可让游人随船出海，开展垂钓和养殖旅游等活动。还可以兴办海洋渔业展览馆，陈列各时期的渔船、渔具等实物模型，使游客全面了解蓬莱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E、海洋食文化旅游产品。品尝风味餐饮是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具有海味特色的食文化应该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蓬莱海域盛产鲍鱼、对虾、海参等各种海珍品，用这些海产品制作出具有蓬莱地方风味的海鲜佳肴，还有驰名中外的加吉鱼，更是蓬莱的传统拳头水产品。“食”是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为大饱口福，更重要的是体会异国、异地的风情与文化。 F、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组织“游艇俱乐部发展与海洋旅游业开发国际研讨会”和“国际游艇拉力赛”等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发挥蓬莱市游艇业的消费带动作用，为沿海地区游艇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形象作用，将游艇俱乐部精心打造成蓬莱海洋旅游的一张名片，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在蓬莱享受全方位的海洋旅游服务，并为在蓬莱的成功人士和外商提供集休闲运动、办公、商务、联谊于一身的高档次的游艇消费活动，使游艇俱乐部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业务交往的俱乐部，事业发展的平台。 2、开发水下潜艇观光旅游项目 海上蓬莱的秀美景色早已为世人所目睹，海底蓬莱是什么样呢？水下潜艇观光无疑对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　新浪网六月十九日报道，我国首艘民用全潜式观光潜艇在大连完工并通过国际论证，而这艘被誉为“水下豪华客机”的民用观光潜艇造价仅为200万美元，远远低于国外同类潜艇，但其安全系数与在陆地几乎无异，技术性能优越。观光潜艇的国产化为乘坐潜艇观赏蓬莱海底的神秘景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条件。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国内只有海南三亚有一艘自芬兰引进的全潜观光艇，每位游客水下观光50分钟，收费近300元。我市如果能抢抓机遇开展水下潜艇观光旅游，必将成为胶东半岛乃至北方地区的又一个旅游热点项目。 3、以蓬莱水城为依托，建立海上影视基地 蓬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民间风情浓郁、神话传说纷繁、滨海特色鲜明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蓬莱阁、蓬莱水城、戚继光故里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个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资源丰富。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北宋中期，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也由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目前，投资5亿元的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开发修复工程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年底可完工并对外开放。工程完工后，蓬莱水城将重现明代古军港的原貌。以蓬莱水城为依托，结合蓬莱阁、戚继光故里、八仙过海口以及蓬莱和长岛海域的海洋景观资源，把旅游文化与影视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海上影视基地具有优越的条件。基地可以影视拍摄和旅游观光为主要功能。既可以拍摄以古代港口商贸和海洋军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拍摄反映现代海洋文化的影视作品。游客除了可以在片场看到明星拍戏外，影视基地还可以不定期地举行明星与影迷的见面会，让游客"零距离"接触明星。观影视拍摄，邀明星合影，请明星签名，与明星互动，以明星的名人效应来宣传蓬莱，推动蓬莱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二）加强与长岛的合作，充分利用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丰富我市的海洋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长岛与蓬莱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旅游业方面，长岛对蓬莱的依存度较高。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长岛与外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蓬莱。蓬莱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与长岛的海岛景观资源呈互补关系。蓬长双方应该在旅游业的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对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方面，更应该开展深入、有力的合作。蓬莱可以借助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丰富自己的海洋旅游资源，长岛也可以借助蓬莱巨大的旅游市场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局面。 （三）划分淡旺季重点促销区域，强化旅游宣传促销工作针对性 蓬莱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既有适合夏季海洋旅游的海岸和海岛自然景观资源，又有适合冬季海洋旅游的室内人文海洋景观资源，如海洋极地世界和在建的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等。在旅游促销方面，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划分区域、突出重点进行宣传。如旅游旺季可以内陆地区为宣传重点，让久居内陆的人们亲身体会大海带来的无穷的乐趣；旅游淡季可以沿海地区为宣传重点，让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们体验到冬季在海水中嬉戏的享受和观赏海洋极地动物带来的乐趣，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年年有创新”，有效地解决淡旺季海洋旅游旅客严重失衡的问题。 旅游经济论文:简述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旅游产业 区域经济 相关产业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产业的特性,认为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具有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树立发展旅游产业的观点。最后,作者指出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注意旅游产业的发展的落脚点、盲目扩大景区产业规模以及旅游产业小圈子等方面问题。 一、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与措施。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落后地区应该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业重点发展,西部的农牧业和采掘、原料工业长期以来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其存在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一部分成本既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进行量化考核,也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环境保护的考察。现在看来,其实际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具备继续作为先导产业的条件。 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独特性,旅游产业是西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从自然旅游资源来看,目前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全国总数的35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34 % ,国家森林公园占总数的18 %;从人文旅游资源来看,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总数的32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28 %。同时,西部还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种类全、有特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业本身以及它带动的相关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提供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特点鲜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摆脱以往部分地区因贫穷而破坏生态,越破坏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旅游产业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的产业优势 旅游经济本身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一个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可以吸引大量的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使旅游业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外向型产业,这不像其它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那样需要较长的整体水平提高过程。旅游产业总体上看不是高技术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也低于其它高创汇产业,只要其旅游产品具有特色,对外知名度高,吸引力、竞争力就强,就可能使其国际旅游在旅游产业整体水平尚不高时能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自身也需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必然要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餐馆等,这些设施,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旅游的通用标准进行建设,与国际接轨;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就引进外资和外国的管理方式与模式,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从而使得旅游产业成为了不少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步伐加快的先遣队。旅游业的发展等于向外国人开了一个窗口,比较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面貌促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对外国人需求和国际惯例的了解并对各相关要素加以改进,促使旅游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旅游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善,加快其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步伐: 首先,旅游业建设发展的蓬勃兴起,可以并且在很多地方己经带动了欠发达旅游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及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为旅游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如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对旅游业等产业的支持,其中发行国债的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到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这是西部旅游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旅游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一一旅游企业的发展来说,也会对旅游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中,旅游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领风气之先,引进外资、人才和境外先进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引进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先进而规范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将对旅游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促使旅游地区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 再次,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旅游地的地区形象和城市形象。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绿化工程、退耕还林等同时进行,协调发展,它不但可使以往的山川更秀丽,也带来接待地环境形象的根本改变,绿化档次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是个极大的推动。 最后,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有对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接待地居民文明礼貌,旅游环境整洁优美,旅游活动健康高雅,这样便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旅游地区的总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地区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使旅游地区在观念上进行超前思维和创新思维,这对推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旅游在引来人流的同时,还会引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例如被国际风筝协会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过去只是一个手工业小城,自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主席赴潍坊旅游从而引发了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以来,不但吸引了大量游客,利用外资也硕果累累,第五届风筝节总成交额达10·66 亿元。 三、旅游产业是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 有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从摩尔根的人类文化论到马克思、恩格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但是,我们通过以下对旅游业本质、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旅游业最具条件超越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并不违背上述理论和原则。 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通常工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要素不同,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与工业产品生产也有较大不同,旅游业不需要生产的厂房,不需要对所生产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不需要相应的机器和工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必须的物流配送体系,旅游业所需要的只是在旅游产品形成后为游客消费(参观、欣赏) 这些产品时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培训来解决。旅游业所需要的资源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也不相同,更注重资源的整体组合,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各项重要的组成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直接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更加需要管理和服务要素,不光是为调整旅游业的中间环节(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企业) ,更重要的是对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提高的需求能做到更好地满足。由此可见,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这说明旅游业发展本身具有的特性与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可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超越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加以有效整合,提高要素的发展水平。 四、旅游产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加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己是一个无可争辩、无法逃避的事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己进人到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己转向以低成本、低消耗、低环境破坏为特点的绿色经济和以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点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经济,也就是着力于生态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在紧跟世界发展趋势,致力于追赶甚至某些领域的超越。但是,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尤其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它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变。而实现这个转变,面临的将是项目如何选、资金人才哪里来、市场哪里找等一系列对于他们而言非常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对生态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那些旅游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的非工业地区,能否找到一条捷径绕开工业文明的道路而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捷径之一就是发展相对而言投资较少、招商较易、市场风险较小,同时又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是具有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产业。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刚刚进人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就是工业化一步一步发展,但很难有超越。所以,必须以也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进行发展创新,大胆地提出并努力推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些省的总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跨越,从工业化发展初期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贫困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水平而率先实现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国际旅游可引起旅游客源国的财富向旅游目的地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国内旅游则能把国内财富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目的地转移,使国内财富在地区间进行再分配。一般地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少,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足以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前往旅游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对当地的旅游生产显然是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个促进,而且由于旅游业的联带性,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个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兴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一业兴而百业旺,可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缩小自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近年来,中国一些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 ,走向旅游脱贫、旅游致富之路,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贵州省紧靠黄果树景区的黄果树村,1992 年全村人均吃粮200 市斤,人均年收人130 元,随着黄果树景区的开发,许多农民投身其中,到1998 年全村人均吃粮400 市斤,人均年收入增至2000 元,一步由贫困迈入了小康,黄果树村也因此而实现了贫困地区经济的率先跨越。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可以"治穷",一个景点富一个县,一个景点富一个村,一片景点富一个镇;而且可以"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在四川阿坝州旅游景区开发初期,游客去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去卖东西,卖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头脑灵活的当地百姓,不仅习惯了做买卖,而且逐渐由生疏变得嫡熟。可见,旅游给阿坝州老百姓带来的,并不只是金钱收入,更具有意义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烙守了几辈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旅游业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也会因此走向更加文明。"治穷"是经济效益, "治愚"是社会效益,旅游产业将"治穷"与"治愚",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五、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旅游是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地带动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财政增收、老百姓致富,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中,首先要注意一开始就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来抓,树立起发展旅游所需要的产业观念。 一是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具有综合性,一业举百业兴,同时又具有依托性,百业托才能举一业。综合性和依托性决定了抓旅游产业发展就是抓结构调整、产业联动、投资环境改善、城市管理及知名度提高,实质是抓了持续发展。因此,一定要站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育支柱产业的全局高度,来看待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要为它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百业托其一业,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为支柱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一业举百业兴的带动效应。为此,必须充分认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如旅游产业功能的阶段、旅游发展模式的阶段、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增长速度的阶段等,按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做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从而既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把区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上,放到使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化经营阶段,管理方式也是粗放化的,就产业本身来讲还处于出售资源的阶段,即把景区景点当成了旅游业的全部,没有"加工"增值,没有把旅游业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充分连接、带动起来。为此,应着力把这些相关要素发展起来,增加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文出,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收入的粗放型增长向旅游产业总收入的集约型增长转变。 1. 景区景点只是旅游发展的载体而不旅游发展的全部,要把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上,促进产业联动从而形成产业链。这样才能提高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而不仅是景区效益、门票效益,才能形成辐射、扩散效应,才能使旅游资源大县、旅游资源大市、浪游资源大省变为旅游经济强县、旅游经济强市、旅游经济强省。 2. 不要盲目扩大景区的产业规模。要协调好城市建设与景区建设的关系,依托城市服务设施,增强城市产业功能,防止脱离城市己有设施、功能而景区重复另搞一套,从而"热"了景区"冷"了城市。要把景区接待区的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通过旅游的带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切实避免景区"城市化"的趋向。 3. 出旅游点的小圈子,形成旅游点、旅游线、旅游板块、旅游中心城市的区域结构,促进区域旅游的综合发展,从而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著。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青岛市旅游经济优劣分析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 青岛市 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 [论文摘要] 本文以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作为切入点，结合青岛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青岛市旅游经济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在2008年，青岛市迎来奥运会的同时也迎来旅游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岛的旅游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崂山风景区的尝试性开拓、即墨温泉的开发、沿海一线风景区的改良以及城市容貌的改进，都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青岛的旅游业始终以平稳的步伐向前发展，2002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50.52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10%，而到了2006年，青岛市旅游业更是持续快速增长，接待海内外游客2886.45万人次，增长14.7%；旅游总收入达325.2亿元人民币，增长百分之26.7%。旅游业收入在青岛的GDP中占据了极大比重，且仍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给青岛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动力。但与先进城市相比，青岛的旅游经济还存在不少差距，其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 旅游经济学中采用旅游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分析方法是最常用的。本文将对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做简要阐述： 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这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要增强旅游需求的有效性，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自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及三个黄金周假期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其次，要增强居民的旅游支付能力，这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以上提到的两点，旅游从业者依靠其自身根本无法实现，使得这两个因素成为外生变量而无法掌控。然而旅游动机却可以通过旅游从业者在旅游供给上的努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旅游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以一定价格向旅游市场提供的旅游产品的数量，具体包括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等。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与旅游需求相适应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点的开发。而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相同的旅游景点，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因此，旅游景点的开发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意满足不同的游客对旅游景点的不同要求。旅游交通是出行的前提，一方面游客更愿意到容易到达的地方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良好的交通条件使得游客不必将时间浪费在路上，同时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住宿设施包括饭店、旅馆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家庭旅馆等。住宿设施的数量以及舒适程度和价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供给的有效性。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有些不良的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二、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及优劣势分析 本文提到了旅游需求是一个外生变量，其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游客具有相应动机才能使得旅游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增加，而旅游从业者无法直接决定其增加与否。然而，从业者可以通过完善旅游供给间接影响旅游需求，从而带来旅游经济的增长。我们结合青岛旅游业发展的现状着重从旅游供给上分析青岛旅游经济的优劣势： 1.青岛旅游产品的供给。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后天培养的一系列人文旅游资源成为青岛发展旅游经济的优势力量。2002年、2003年及2004年，青岛市重点旅游项目投入资金分别达到30亿元、34亿元和33亿元。2003年4月，海尔集团、青岛啤酒博物馆、青岛港、华东葡萄酒酿酒有限公司一次性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组进行的示范评审，获得首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称号。仅2004年，青岛市的4家工业旅游示范点就接待海内外游客53.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854万元。工业旅游已经成为青岛大旅游格局中的独特一翼。同时，2003年至2006年，青岛还“生产”出了度假旅游、观光旅游、海洋旅游、节庆会展旅游、体育健身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7大系列产品。正是旅游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青岛的旅游品位得到提升。据有关统计研究表明，2006年，海内外游客在青岛的平均停留天数已达到3.5天，比2005年整整多出一天半。近两年来青岛市推出新旅游景区（点）22个，从而使青岛市旅游景区（点）总量达到88处。一系列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都极大地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在旅游产品的供给上青岛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在： (1)缺乏具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品牌。富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是体现旅游特色的最好凭证。从青岛旅游商品发展的历程来看,居多的是日用品和一次性消费品。 (2)青岛市的旅游环境不理想。首先，青岛的夜生活不发达。在冬季往往七八点钟街上就少有人来往，一些商店也早早关门，在春夏的旅游旺季，一些主要景点营业时间仅维持到八点，通宵休闲可供游客游玩的旅游景点屈指可数。其次，个别景区服务态度差，欺诈游客的现象屡有发生。饮食、旅行社、近郊游等行业每年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欺诈顾客的现象，2007年5月1日执法人员仅在一个景点就抓获30多起“黑照相”事件。这一系列与青岛美丽风景不符的现象必然会阻碍青岛旅游经济更快的发展。 2.青岛市旅游交通。近年来，青岛的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完善。青岛公路交通十分发达，已建成济青、胶州湾、西流、双流、潍莱、栖莱、青银等7条高速公路，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城市。2004年4月“新”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启用，青岛与韩国之间国际旅游新航线开辟，2004年崂山风景区太清大通路段改造及太清至八水河步行栈道等工程建成，随着全市主要道路的通畅，青岛交通也带动了青岛旅游经济的增长。 然而，青岛的交通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的，其主要症结在于： (1)夜晚的城市交通并不完善。青岛的公交车在20∶30左右基本上就不再发车，有少部分公交线路营运的22∶30，在此之后路上很难遇到公交车。而出租车在夜晚收费比日间更贵，这就使得一部分低收入游客丧失。 (2)交通要道环境美化力度不够。流亭机场作为青岛惟一的民航机场，其所在的城阳区周边环境并不理想，不是煤炭场地，就是破旧的老楼，从机场驶往市区的必经的李沧区，环境更是脏乱差，不仅绿化上与市南区存在差距，就连最基本的城市市容的整洁都不能保证。这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很坏的影响。 3.青岛的住宿设施。应当说青岛的住宿设施已日趋完善。现在，青岛拥有包括香格里拉、颐中皇冠大酒店、海景花园大酒店、丽晶大酒店在内的近百家星级酒店，可以向国内外的中高层的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住宿服务。此外，青岛还拥有以农家宴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家庭旅馆，既可以满足一些游客渴望接近大自然的需求，又可以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入住困难的问题，极大地拉动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 三、青岛旅游经济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文提到的青岛旅游经济供给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相应的对策建议： 1.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当前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应着力抓好三个重点:一是加快建立旅游投诉联动网络,完善由旅游、公安、工商、物价、交通、城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旅游综合执法体系,健全执法监督、社会监督、义务监督、舆论监督“四位统一”监督网络,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治理。二是建立和健全导游计分制度、导游劳动报酬制度、旅游行业佣金收受制度、导游服务机构市场化等四个机制,大力推进旅游行业标准化建设。三是加强旅游市场跟踪调研,切实解决旅行社、旅游饭店、景区景点存在的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工具不足等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 2.大力开发郊区旅游。青岛市区的开发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然而像莱西、平度、即墨、胶南这些郊区仍然有很多有文化底蕴或风景优美的景区可以开发，从而形成青岛大旅游的格局，而不是旅游一线的一个中间站点。 3.开发形式多样的旅游纪念品。青岛在开发旅游纪念产品方面有很大欠缺，旅游从业者应当开拓思维，充分结合青岛山、水等各项特色，不断开发真正具有青岛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提高纪念品档次，注重纪念品的质量，并不断完善购物环境，从各个方面调动游客购买产品的积极性，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4.丰富青岛夜生活文化。其重点在于适度的延长主要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延长一些大型购物中心的营业时间。 5.加强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的美化工作。要给外地旅客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这两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若要青岛投入巨资，改造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操作上并不现实，但是可以考虑将景致不错的地方空出来，让外地的旅客欣赏，在有碍观瞻的地方，树起5米高的广告牌，让旅客们看到的是形象生动的广告。如此，既可以给外地游客一个美好的形象，又可以宣传青岛企业和产品；既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研究——以永州为例 论文关键词：经济落后地区；红色旅游；认知；意向行为 论文摘要：基于调查得知，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表现为：知晓率低，主要的了解渠道是电视；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景点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在红色旅游方式友情彰显，喜欢和同学朋友一起，其外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消费水平低，但其意愿消费比实际消费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在下次红色旅游景点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据此，提出相应的营销对策。 一 研究背景 潜在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对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6o年代，主要以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为基础来探讨旅游者本身的属性，重视理论意义，1967—1969年英国地理学家罗杰斯(H·B·Rodgers)主持了第一次试验性全国游憩调查，获得了有意义的旅游流规律资料；随后1978年，波兰学者A·Szwichtenberg采用问卷方式对旅游者进行调查，找到了相应的旅游行为特征。80年代后的研究注重指导性和实用性，并将心理学内容引入进来，主要侧重于对旅游需求模型和旅游流形成机制的探讨，如Shih(1986)提出了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概念，他认为感知和形象是目的地选择的决定因素，Joseffink和AlfredKobsa(2002)基于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和特征，提出了一个个性化的服务模式。 从国内情况来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针对客源地居民的行为特征进行的研究：保继刚早在1987年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揭示了北京市居民的旅游动机、动力、决策、偏好等方面的特征，其后他还对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对宾馆选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吴必虎对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4条基本规律；许春晓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长沙居民周边休闲旅游和出游特征；王家骏研究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及旅游决策行为，得出了两点推导结论。其二是潜在游客类型或旅游形式入手探讨其潜在市场的规律：李丽梅、保继刚(2000)研究了中山大学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吴峰山(2005)调查了山西体育旅游潜在客源市场并提出发展对策。 我国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成果颇多，大量集中对红色旅游基本问题的研究基于红色旅游资源，提出发展对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红色旅游的区域合作问题讨论热烈，以红色旅游客源市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较少。 无可否认，学生是红色旅游的主体对象，然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却难以找到研究学生红色旅游的行为特征的相关文献，针对落后地区学生红色旅游行为特征的研究更是鲜见，因此，对其的探讨将是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从时间来看，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后，迄今红色旅游发展已逾三年，今年正好处于纲要的中期阶段，在这个时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作一个回顾性的评价，意义重大。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端，五岭北麓，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永州经济发展同全国虽亦步亦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和周边先进地区，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因此，将其作为经济落后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子2007年4月对永州市九中、永州市三中、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及湖南科技学院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涉及初中、高中、大专及本科层次，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580份，回收率90．6％，剔除非永州籍问卷及其它无效问卷，共整理出有效问卷488份，有效率为84．1％。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人13统计基本资料，二为对红色旅游的认知、消费、评价等行为特征资料，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其中有关红色旅游的意向行为特征等问题以多选为主。 基础数据经SPSS13．0软件处理。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对背景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出永州学生的人171特征；第二步，采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针对学生对红色旅游的知晓状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三步，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永州学生的意向行为特征进行阐述。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说明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中所设定的显著程度为0．05。 三　数据分析结果 (一)背号数据分析 统计表明：男女比例分别为41．6％和58．4％；来自农村的学生占75％，来自城镇学生的占24％，其他占1％；初中生10．o4％，高中生26．7％，中专生19．67％，高职生15．4％，大学生27．6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占3．29％，200—500元占3．48％，500—1000元占11．89％，1O01—2000元占8．2％，2001—3000元占7．79％，3001—5000元占8％，5000元以上占14．34％，不知道的占43．03％。以上数据男女、年龄、学历背景结构合理，来自农村的学生多、家庭年收入较低，均符合永州目前以农业为主、农村人13居多的客观情况，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二)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研究 1．了解程度分析。调查对象中，了解红色旅游的占45．8％、不了解的占54．2％。数据说明，不了解红色旅游的比了解红色旅游的学生更多，红色旅游宣传的效果堪忧。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显著度为0．05下，将性别、学历和户籍来源分别对红色旅游了解程度作卡方检验，检验值列入表1。 表1显示，仅学历和户籍来源地的P值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在红色旅游的了解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学历或户籍来源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呈现显著差异，分析卡方检验的统计量得出，初中、中专和高职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的实际频数大于期望频数，而高中和本科层次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城镇的学生比其它户籍来源的学生更了解红色旅游。 2．信息来源渠道分析。通过电视来了解红色旅游知识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0．1％。其它媒介按选择比例高低依次为他人介绍(17％)、网络(12．1％)、广播(5．8％)、杂志(2．7％)、报纸(2．2％)。 进一步经交叉分析得出，虽然学生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但在次要渠道的选择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别上表现为女学生更偏向于他人介绍和报纸；学历上表现为高巾和大学生偏向于报纸和广播媒介，初中生、中专和高职学生则偏向于他人介绍，高中生主要通过网络途径；从户籍来源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渠道集中于电视，其它的媒介选择频率很小。 (三)学生红色旅游市场的意向行为特征分析 1．影响红色旅游出行因子的均值比较分析。影响红色旅游出行的因子共设计10个，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法，其中1分～没有影响，2分～有点影响，3分～一般，4分～很重要，5分～特别重要。经均值计算后按大小顺序将有关数据列入表2 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问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从表2可以看出，永州学生进行红色旅游最为重视的是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其余因子均处于中立。 2．红色旅游目的和旅游方式的特征分析。受测对象中，了解异地文化和休闲成为了学生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分别占47．6％和42．8％，这与学生处于受教育阶段渴望知识、紧张学习之余想放松这一现实情况比较吻合。 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成为首选方式的是和同学朋友一起外出旅游，占了57．1％，其次才是选择和父母亲戚一起(32．9％)，最后是自己单独出游(10％)，旅游方式的选择表现为友情彰显。 3．消费行为特征分析。将学生的红色旅游实际花费与意愿花费的数据经统计后列入表3，可以看出，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水平都较低，且选择频数按花费的多少顺序依次减少，说明学生无收入来源，对待旅游花费持慎重态度；再比较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可知，在100元以上的消费空间里，学生的意愿花费要高于实际消费，这说明，永州红色旅游学生市场的花费有拓展的可能。 4．旅游时空特征分析。有72％永州学生在红色旅游出游时间上选择寒暑假期，26％的人选择五一、十黄金周旅游，仅0．8％和1．2％的人选择了双休周一和周一到五外出，永州学生能理性地避开旅游高峰期，大量集中选择寒暑假外出进行红色旅游，而极少选择学习时间外出，这一方面表现出学生有要充实假期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永州学生以学习为重的心态。 在下一次出行的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韶山以70．7％的选择频率遥遥领先，紧跟其后的是长沙的红色旅游景区，这说明景点的知名度对学生的影响较大，省会长沙对学生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四　结论 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特征可表述为：第一、了解程度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不了解”；第二、学生了解红色旅游的主要渠道是电视。说明尽管红色旅游曾经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宣传，但在经济落后地区的效果却不理想，因此，要达到中央和政府的对红色旅游发展的要求，加强宣传是当务之急。经过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发现，学历和户籍来源地对学生了解红色旅游有显著影响，高中与本科学历的学生对红色旅游了解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农村的学生知晓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实践中，除了继续强化电视的宣传功能外，通过报纸和广播加强高中与本科学历层次的红色旅游的宣传和教育，采用报纸或老师介绍等方式提高农村学生的知晓率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学生对红色旅游所表现的意向行为特征可总结为：第一、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第二、学生红色旅游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偏向于采取和同学朋友一起的旅游方式，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第三、旅游消费水平低；第四、在下一次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因此可以推测，在永州学生的心中，韶山和长沙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相对较高，各旅游企业可以考虑在寒暑假时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前往这些旅游目的地，选择水平较高的讲解员进行讲解。鉴于景点的知名度影响永州学生的出行，红色旅游的意愿消费较实际消费高，红色旅游从理论上应该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因此，应注意加强本地红色旅游的宣传，提高知名度，培养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从业人员，为本地红色旅游发展打下基础。 本研究的目的是全面展现永州学生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重在“是什么”，对“为什么”等问题未能深入探讨，需要另文阐述。未来还应对永州学生红色旅游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做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研究，揭示其历史演变规律。

经济社会学论文: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经济社会学 一、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 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Joseph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核心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性行为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摘要:把营销概念化为皮埃尔•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营销场域就是一个市场实践的社会空间。运用营销场域理论,对周宁人在上海经营的钢材市场可作这样的分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中,周宁人把这种境遇内化为自身习性并融合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本,形塑了一个在上海从事钢材贸易和拥有几十个钢材市场的庞大群体,这是一个行动者与市场同质双向建构的市场现象。 关键词:营销场域;场域-资本-惯习;钢材市场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金融行为研究 一、金融行为相关理论及其局限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速度的逐渐加快，金融系统在经济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这也使得整个经济体系逐渐向金融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金融市场蓬勃发展，这不仅仅是突显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也引起经济体系的金融化。金融行为其实是一种将社会资源社会话转移的形式。从规模和影响程度看，金融社会已然是当代社会的基础。因为金融蕴含巨大的风险，每次的金融危机对于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破坏的威力将更大。因此金融行为必须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通过对其研究，揭示背后的社会因素作用。金融行为的研究将金融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社会行为，积极推动了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学的相互发展。 作者:刁月杰 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社会学论文: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中国市场的结构解读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文章解读了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市场的结构特征。与西方国家的稳定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不同，我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我国政府在市场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解析了关于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关键词]市场；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场域 1 背 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担当起解释中国现实的重任。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对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市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界定。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什么是市场？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弗雷格斯坦，2008）如何对人和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管理以创造市场的稳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和持续的推动作用；治理各种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着政府又控制着企业的人所汲取。”（弗雷格斯坦，2008）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说明我国有一种内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撑着市场的稳定性的达成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呢？我国市场内部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场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创建并实现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关系、权利、意义作为解释的核心要素对市场提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 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主张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把深入挖掘出的区域市场的政治文化特征运用到对市场理论的分析中去，他认为：“那些致力于创建市场社会的国家各不相同的经历表明，通向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现有的发展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路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有助于我们识别不同国家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方面所表现的异同之处……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应对中国问题时那些由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模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挖掘整理。”（弗雷格斯坦，2008） 由此，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比社会网络和制度两种分析方法，对如何研究我国的市场过程展开探讨。笔者主张运用弗雷格斯坦以场域为分析单位的制度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我国市场的社会结构特征并解析了有关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2 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市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认为市场是“生产者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White，1981：517）。怀特指出，只有当行动者在其行动中考虑到彼此的时候，稳定的生产市场才成为可能（White，1981）。格兰诺维特扩展了怀特的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经济互动都集中在社会关系之中，及他所说的“市场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 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是一种场域，它不仅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而且依赖于社会中更为一般的使在位者的权力得以保持的规则。市场场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某一特定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即供求平衡）往往会置市场中所有的企业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价格机制促使所有企业以低于其他企业的价格出售物品和服务，这就对企业财务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市场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系统，凭借这一权力系统，在位（支配）企业采取策略和方法实现自身稳定，并再生产出他们相对于挑战（受控）企业的地位。 弗雷格斯坦关于市场和市场结构的论述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持续的再生产出他们的位置”（White，1981）的论述基本一致，在怀特关于市场概念的基础上运用了市场场域概念使得市场作为一个建构过程的观点更加突出。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区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 3 我国市场的结构 3.1 关于市场制度社会建构的两种分析模式 在涉及探讨市场制度问题时，社会学界并非只是在玩有关市场概念的游戏，每个学派都致力于建立关于市场的有潜力的社会学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市场制度的建构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市鑫侍獾暮诵穆厶庵一。社会学界最具典型性的研究模式，分别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式和以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制度分析模式。 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四个共性特征：一是都寻求对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的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阐释；二是都认为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三是都认为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是能动的建构过程；四是社会学有关市场的核心议题是市场稳定化问题。 3.2 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有的社会学家把这个转型期描述为生产市场的过程。笔者认为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的市场结构必须首先遵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对于市场问题分析的共性特征：把市场本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市场是一个建构的社会过程；对于市场的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于市场如何实现稳定的研究，即生产市场与市场的再生产如何使市场自身实现稳定。 ^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由于行动者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不同，生成了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作为研究我国市场的结构的框架。 第一，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对法律、产权及其他交易规则进行保护，对公路、学校、基础设施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进行持续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公共秩序，维持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从外部来看，各级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业客观上形成了竞争，这些竞争使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控制市场和进行寻租变得十分困难；从内部来看，政府有一套严密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制衡了核心权力的寻租行为，保障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在市场生成的过程中，市场场域中的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形成竞争。在位的企业要么由政府直接所有，要么由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持有，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的竞争使市场场域形成，由于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结构位置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市场的稳定性得以达成。 第四，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四类规则――产权、交易规则、治理结构和控制观。行动者之间的合约履行主要依靠于地方性网络关系，其次依靠于以上四类规则，四类规则的实施同样是以地方性网络关系为基础的。 正是这样的市场结构保证了我国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互动并使互动的稳定性得以达成，当然，这些研究命题还需要日后大量经济社会学者通过经验资料加以论证才能真正丰富社会学关于我国市场问题的讨论，以期获得对我国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本土阐释。 经济社会学论文:大学财务风险的一种经济社会学分析 摘要：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定的财务风险。大学财务风险有其特殊性，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复杂性和政策性等。大学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其资金流转只是为了维持和发展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事业，在筹资方面有较强的政策性，在开支方面不具备补偿性，在产品方面没有盈利性，在周转方面缺乏再生能力等。文章以系统论、委托理论、准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对大学财务风险进行经济社会学分析，为大学财务风险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财务风险;经济分析;非营利组织 大学（本文中的“大学”特指“公办普通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组织结构，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定的财务风险。大学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与企业相比大学财务风险有其特殊性，更具隐蔽性、破坏性、复杂性和政策性等。 本文以系统论、非营利组织理论、准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对大学财务风险进行经济社会学分析，为大学财务风险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一、 大学财务风险是整个财务体系的风险――系统论 1. 系统论。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一般系统论，首创系统论以整体性概念为核心，认为系统中的各部分是可以产生各要素在独立状态下所不能产生的整体功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性和全局性”，站在整体和全局高度考虑和研究问题，注意系统内外各部分的有机结合和联系，使它的存在与发展符合人的需要，达到优化目标。 2. 运用系统论来分析大学财务风险问题。H Felix Kloman和Yacov Y Haimes将信息技术科学、系统论、控制论等技术运用于企业风险管理，认为企业风险管理要素的观点是基于企业作为“系统”这一结构的。同样，大学财务风险管理要素的观点是基于大学作为“系统”这一结构的。大学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学院（系、所、中心）、部门（直属单位）等单位组成的，是各单位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有机运行的人造经济系统，同时，大学受（财务）管理体制、制度、政策、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大学财务风险是整个财务体系的风险，不仅取决于学院（系、所、中心）、部门这些相关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且受外部环境的制约。要对大学财务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必须综合考虑各因素与环境对风险控制系统的影响以及该系统对各因素与环境的反作用，站在整个大学的整体和全局高度来定义和设计整体的控制体系。 因此，大学财务风险控制系统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由若干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开放系统，根据外部环境，综合考虑内部因素，对各要素的功能、结构及其制衡关系做出相应动态性的制度安排，使整体效能最大化方，具有一定财务风险防范功能的组织结构。 二、 大学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理论 菲力浦・科特勒认为，从满足人们需要的角度出发，社会经济可以划分为三大部门：企业―第一部门，政府―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 1. 非营利组织理论。有三种代表性的理论，从不同的维度对非营利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进行了解释： （1）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理论。韦斯布罗德Weisbrod（1974）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企业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无法获得利润，是无效率的，因此，企业在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市场失灵”。虽然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时，为使每个消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人分担相应的成本，可以通过征税等强制的调节手段，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物品时，面临诸多限制，如在公共决策方面的约束，仅能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所以，在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存在“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是“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之后的替代衍生物，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不足和缺陷。 （2）合约失灵理论。汉斯曼Hansmann（1980），认为当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时，在某些领域如日托、医疗、教育等，对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很难做出客观准确的评判。由于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必然会利用其信息上的优势地位欺骗消费者，就会发生市场（合约）失灵现象。非营利组织具有的“非分配约束”特性，所以在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时，非营利组织具有绝对的优势。 （3）第三方政府理论。萨拉蒙Salamon（1981）认为：非营利组织执行着政府的目标，代为政府执行公共权力，当低效率、非专业以及非普惠性等方面的不足，社会通过第三方政府形成的组织来增加政府提供福利服务。萨拉蒙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出了“志愿失灵”。 2.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界定。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定义：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强调该组织不以营利为宗旨和目的。① 在财税部门的文件指出非营利组织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组织”，强调公益性或非营利性。②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属于公益二类。③ 总而言之，非营利性、正式性、公益性等是中国大学的基本特征，大学是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是非营利组织。 3. 运用非营利组织理论来分析大学财务风险问题。Tuckman和Chang（1991）提出了关于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风险的概念，并假设了资产比率、年收入的集中度、管理费用比率、经营利润率四个财务风险指标为非营利性组织可量化指标。Janet S. Greenlee和John M. Trusse（2000-2002）运用多元逻辑（Logit）回归的方法对1985年～1995年美国慈善组织的财务风险进行了预警分析，并建立了回归模型。Elizabeth K. Keating，Mary Fischer等（2005）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年收入（Generate Revenues）和捐赠（Endowment Sufficiency）两个财务风险指标。 在我国，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不仅具有非营利组织的一般特点，而且还有着其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大学的财务管理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面临着复杂化的局面，由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风险管理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管理，大学贷款风险持续冲高、投资损失加大、资金管理风险频发。1999年以后，由于教育投入跟不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进程，银行贷款与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并驾齐驱，成为大学经费来源的第三大渠道。2008年己迎来还款高峰，借款资金本身不能带来收入，利息一般由事业基金来弥补，但是，由于部分高校的银行贷款规模大大超出其财力承受能力，面临着巨大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偿还基建欠款的压力，导致支付能力不足，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的运行，此时，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弥补，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收支失衡的风险。因此，我们在研究大学财务风险的相关问题时，就可以运用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来对其进行分析。 三、 大学提供的高等教育具备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准公共产品理论 1. 准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认为，公共产品是指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的物品或劳务，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产品，会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具有三种特性：（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non-divisibility），整个社会共同享用公共产品的效用;（2）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ness），增加额外的个人消费，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3）享用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在技术上没有合理的办法，将拒绝为之付费的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享用范围之外。公共产品的特性将引起公共产品消费的免费搭便车问题，只有依靠政府强制性的融资方式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私人产品是指只为购买它的消费者单独享有利益的产品或劳务，不产生外部经济效益，具有严格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和竞争性（Rivalness），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准公共产品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产品，具有外部性和不充分的排他性和竞争性。 2. 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1）具有一定范围的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高等教育就具有一定范围的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在大学可容纳学生人数的边际范围内，教育不会因某公民的教育消费而使其他人失去教育消费的机会;但是由于受大学规模的制约，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得教育机会，一些人占用了高等教育资源，另一些人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学费这种价格机制把一部分无力负担学费的人群排除在外。 （2）高等教育具有正外部性。一方面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和技能后，增强了社会竞争能力，在工作中除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个人收入，还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所以，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但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还会产生的公共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增进社会福，利推进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等等。 假设MC代表边际成本，MPB代表边际个人收益，MEB代表边际外部收益，MSB代表边际社会收益。当教育投入达到P1时，则培养的人才数量为Q1，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个人收益（MC=MPB）;当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变为人力资本后，边际社会收益为等于边际个人收益与边际外部收益之和（MSB=MPB+MEB）。根据MC=MSB=MPB+MEB，培养人才的数量应该位于Q2点，则教育投入应该位于P2点。 3. 运用准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大学财务风险问题。高等教育是大学提供的产品，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特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范围的非竞争性和可排他性、收益正外部性。在发挥高等教育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政府也应参与提供，尤其是在筹资方面，可以实施多元投资格局。 根据1996年～2008年期间数据统计表明（如图2所示），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主要的资金来源，占据半壁江山（48.54%），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强;学生的学杂费收入已成为财政拨款之后的第二大资金来源（29.02%）;社会捐赠办学所占比例仅占总量的1.06%。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初步形成了政府、学生及其家庭、高等学校、社会个人及机构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格局，但是，多元化投入体制的框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筹资风险――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是资金短缺的重要根源;学杂费的提高受到了收入瓶颈约束;社会捐赠所占比例极低。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新型农村合作社营销问题研究 摘 要：合作社就其初衷来讲是一个弱势群体联合起来的自助经济组织，自1844年罗需代尔先锋社成立以来，各个种类的合作社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新形势下，新型农村合作社在市场上进行营销是合作社经营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对新型农村合作社的问题及经济社会学思想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总结梳理，在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探究了新型农村合作社的营销问题。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农村合作社；市场营销；结构功能主义 一、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经济社会学，是把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分别看做社会行为及社会体系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说明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外延的独立分支。”[1]经济社会学概念最早于 1879 年由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创立，后来在社会学家韦伯的关注下发展。经济社会学自出现以来几经周折。在19世纪末时曾盛极一时，随后没落。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运动，形成了现在的新经济社会学。 1890―1920年是古典经济社会学时期，许多此时期的社会学家为这段辉煌的岁月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主要有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 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学的贡献是他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关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围。马克思通过社会背景下的分析，提出了“阶级利益”的概念，认为阶级利益产生于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之后。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属于经济学方法，他选择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经济和社会现象，强调利益关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说明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韦伯积极地接受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经济学思想，他把经济社会学添加到主流经济学中。他在1923年所著的《经济与社会》是经济社会学初步建立的标志性成果。韦伯在这本书中首先从个人开始讨论“经济行为”及“行为的经济取向”，然后探讨了“经济组织及其分类”、“经济的形式合理性和实际合理性”，最后分析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各种“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影响[2]。齐美尔对这一方面最大的贡献是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在这部作品中，他对现代文化中的货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并且，齐美尔还创建了各种经济类型，揭示了“挥霍者”和“守财奴”这两种经济类型的行为特征等。至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家开始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为复兴经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提出社会学者应研究经济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格兰洛维特著名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一文发表，宣告新经济社会学的正式成立。 二、营销含义、新型农村合作社发展经营现状 对于营销的定义，本文采用美国营销协会（AMA）的定义：“营销是计划和执行关于商品、服务和创意的观念、定价、促销和分销，以创造符合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的一种过程。”这一定义把营销看做沟通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商业活动过程，同时兼顾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管理的过程对营销进行定义。更进一步来说，营销是一种观念，主要体现在满足顾客的需要。从营销开始投入到商业活动中，营销观念便已经产生。通过调查也可以知道，对营销的效果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管理者的营销观念；此外，营销也是一个需要管理的过程，与财务、技术管理不同，营销较为注重分析和策划，强调对市场的分析，并据此制定市场策略。同时，营销也是一种心理和智商的比赛，营销的环境不断变化，因此它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实质上营销就是一个关注顾客需求，并满足顾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随之发展。我国当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在于农民的自我服务与民主化经营，在并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紧紧围绕着维护农民权益，符合农民自身的根本利益。家庭联产责任制度使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和人身的自由，正因如此，这些常年在劳动第一线的农民才可以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带来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出现土地分散经营和用牲畜耕地效率低的弊端。在很多对合作社社长的访谈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相似的经历，在20世纪90年代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他们已经开始意识机械化农业的重要性。于是，有能力的年轻人率先通过机械化发展致富，而后经验积累，在2004年合作社之风开始吹进乡村之时，他们联手其他村内大户能人创办农村那样的合作社。时至今日，随着合作社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目前合作社的数量较多，仅在吉林省就有上万家，但规模都较小。在这些合作社中，像梨树县下属的果乡合作社那样的早已注册了自己的商标，但是这些合作社在营销问题上仍存在较大限制。在200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标准的法律规范，为其发展提供了法律保护。但是由于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业发展程度不同，法律只是按照全国的平均水平制定的，这一现实也就导致一些发展情况较差的农村的农民合作社无法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在对外销售方面更是得不到保障。此外，当地政府也在合作社营销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笔者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合作社无法进行顺利销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相关部门“管太多”造成的，在中国农村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利的过度侵蚀。 合作社营销，是以合作社这种比较特殊的组织形式为平台，进行顾客需要的研究和满足顾客的需要的过程。通过合作社这一平台，可以实现农村小生产者的规模生产，给其带来更多的利益，让其在市场上的话语权。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较多发达国家合作社营销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三、经济社会学视角下合作社营销策略探究 在经济社会学视角下，人们主要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学的四个研究途径包括建构主义、功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批判结构主义，其中结构功能主义体现了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和和谐发展的观点。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3]，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帕森斯强调，目标的获得、对环境的适应，将社会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控制。合作社的营销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满足人的社会需求，促进协调发展的问题。在合作社中，对于内部结构功能的调整对于营销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合作社营销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商品，即合作社农产品的营销策略中。产品在市场营销中是最基本的因素，通过商品的交换才可以满足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合作社盈余的目标。在合作社营销过程中，农产品的营销策略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目前我国大多数合作社发展的初期，生产经营的产品大多是单一种类。但随着合作社发展扩大，一般合作社会经营多种商品，来保持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和满足社员和市场的多种需要。在发展扩展产品种类的策略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产品的级别上下的浮动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作社发展高档产品是正确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原有高档产品的冲击。 2.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的生产 对于市场的需要进行及时的了解来调整产品的生产。例如，绿色农产品是中国农产品市场始终是一大空缺，部分农业合作社在自身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增加生产会对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市场上已经过于饱和的产品也要进行调整减少生产。 经济社会学论文: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比较分析 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为我们研究经济行动提供了两种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工具，并未脱离经济学的单一结构，而新经济社会学从“嵌入性”概念入手，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多元化特征。主要从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对上述两种理论进行分析比较。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经济社会学论文: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之比较研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异同 内容摘要：新经济社会学是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也随之兴起。在基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管理科学的过程中，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成为了跨学科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本文通过梳理和对比新经济社会学中这两大理论的核心观点，总结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异同，并认为二者是和谐统一的一对概念。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引言 经济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的形成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复兴阶段（刘少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科学（曹德骏、左世翔，2012）。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反驳。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在Granovetter等学者看来是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能力，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及其规范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其研究必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补充和纠正，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丰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有关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发表，他开创了经济社会学的全新时代，由此也奠定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经济行为的恰当理论基础（汪和建，2006）。随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引起了众多学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关注，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管理类各种问题的关键方法和重要视角（耿新，2010）。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网络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的方式比较研究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理论综述 新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这一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础性假设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经济行动将追寻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第三，经济体制是社会学的构建。由此，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网络的形态，而经济现象嵌入在社会结构这一网络之中，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后来Bott（1971）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将社会网络明确定义为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第一次将社会人（actor）、社会联系（social ti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会网络理论体系中，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及结构洞理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弱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关系及其“桥”作用的理论。联结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按照联结的强度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从概念上讲，弱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刘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义了四个判定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动频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关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会关系属于强关系，反之则属于弱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强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在性别、年龄、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关系中的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朱晓霞，2011）。由于社会群体当中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成员通常拥有类似的信息和资源，因而强关系网络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关系网络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带来了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效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团体，往往就是通过一两个团体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而形成联结。既然是两个不同团体，那么这种关系必然是弱关系。对于这一发现，Granovetter提出了“桥”（Bridge）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的作用。后来，一些学者继续对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与理论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进一步修正了他对弱关系理论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关系都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但信息桥一般都是弱关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还认为弱关系是联结社会微观与宏观结构的中介（刘少杰，2009）。在他看来，由于小规模网络正是通过弱关系而彼此联系，而宏观网络则是大量小规模网络的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小规模互动网络中的个体关系，有助于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弱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学者论证了社会网络对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实际价值，也提出了创造价值的网络结构原则（李校生，吴波，2009）。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桥的概念为后来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奠定了基础。 强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强关系是维系社会团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强关系带来了信息和资源在社会团体内部的重复传递，导致了团体成员间信息和资源的重复冗余（罗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来，强关系的价值是低于弱关系的。然而，后来的学者（Bian，1997;Burt，1992）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认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的同时，提出建立在信任与义务基础之上的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优势。Burt（1992）的研究也发现，具有冗余信息和资源的不相联结的网络成员间的结构洞才是建立信息桥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无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Bian，1997）。强关系以信任为基础，以“人情”为媒介，让不同成员在社会网络之中结成了稳定的小圈子，从而使行动者更好地获取了信息和资源（朱晓霞，2011）。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结构洞》一文，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即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关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态（刘少杰，2009）。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缝隙，即某个行动者和有些行动者之间彼此联系，但又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就在网络中形成了不直接联系的“洞”的形状。这种缝隙的消除必须依赖于第三方行动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结构洞中，第三方行动者占据着核心位置。弱关系理论和强关系理论都只是讨论了关系双方的好处，而没有探讨第三方的优势，而结构洞理论则看到了第三方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的“洞效应”（Hole Effects）。当然，一旦不直接联结的双方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联系，那么结构洞也就会随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认为，社会关系的缺失形成了结构洞，而结构洞正好“桥接”了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社会团体，这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讲，首先，行动者拥有结构洞可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结构洞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冗余信息进行交换传递，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扩散。第二，行动者通过结构洞取得了控制优势。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需求与供给，掌握结构洞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传递过程，甚至成为专门经营关系网络的网络企业家。第三，结构洞上的行动者更具创新优势。这类行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也获得了更高的创新能力（刘少杰，2009）。总之，掌握结构洞越多的网络成员，更能为自己和相应团体带来好处，这种特殊的位置优势蕴含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转化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结构洞理论是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发展。与Coleman的封闭网络理论不同，Burt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开放网络理论。他看到了重复信息对于封闭网络之外成员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上升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社会关系对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的作用，这也为丰富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条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会资本的理论涵盖面很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因占据特殊位置而能够获取利益的能力，即社会关系的价值创造力。纵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Coleman从社会规范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Bourdieu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Portes等从能力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历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关系的“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有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场合或领域，即一张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包含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三类。Bourdieu认为三种资本在场域中实现相互转换，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资本三分法和场域转换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即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随后，Coleman（1994）对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展开了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交换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会资本是依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特殊联系，是一种能力的表现。Burt（2000）认为结构洞就是社会资本，是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最终竞争优势。最终Lin Nan（2001）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代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般共识。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社会网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由此，这一定义也解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基本特征（刘少杰，2009）。一为，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为，社会资本具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增值功能，能够为拥有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三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项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重要价值。其一，社会资本包含了一条因果链条（李校生、吴波，2009），即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优势，便利了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这一观点包含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网络嵌入和网络资源。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Kwon，2000）。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不同商业目标的追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径庭。简言之，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权变性。其三，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和Burt的结构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中的行动者始终处于活跃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同时，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剧了网络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会随着网络结构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在企业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具有规范、价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会网络的集合（Westlund，2003）。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范钧（2011）将其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高了来自企业合作伙伴的利益回报，开拓了企业创新的来源，是现代企业获得成长的重要资源。 嵌入性观点与资本概念的和谐统一 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的内容。 （一）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观点 嵌入观点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来，经济活动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即互惠交换、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社会制度、规范、习惯等因素的制约，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发生的。因而经济活动是“嵌入或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的。后来，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弱嵌入性”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社会学领域，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过度夸大了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作用，把行动者视为文化价值规范的偶人（刘少杰，2009），因而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视为完全理性个人，忽视了人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属性，因而是一种“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观点。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Granovetter既反对传统经济社会学的过度嵌入性观点，更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零嵌入性观点，而折中地认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是间接受制于关系网络的一种“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嵌入关系不仅包含了社会网络规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还考虑到了经济行动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刘少杰，2009）。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经济行动在内容、目标及过程方面对于非经济行动或制度的依赖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观点的意义。弱嵌入性观点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渐渐成为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观点创新了学术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市场定价、经济绩效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市场中的产品定价过程。经济学理论原本认为市场竞争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但买卖双方对于社会网络的嵌入常常使得产品的真实价格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励、监督，这些都与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影响了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产业中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是对既存经济组织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组织或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技术经济效益（刘少杰，2009）。 随后，嵌入的观点便活跃于网络与组织（Nohria Eccles，1992）、经济社会学（Lie，1997）、联盟网络理论（Gulati，1998）、社会资本（Ports，1998）及组织与战略等众多研究领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类型。对于嵌入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主要包括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垂直嵌入与水平嵌入、认知嵌入与文化嵌入等类型（张荣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是嵌入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关系之中的;另一类称为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关系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各种规则性期望、相互赞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则等（陈钦约，2010），关注以信任为基础的对偶交换行为;而结构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等因素（朱晓霞，2011），重视网络整体中群体关系的影响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但他们认为关系性嵌入说明了社会网络的亲密程度和动态变化，而结构性嵌入反映了行动者在网络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具有相对静态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学者将嵌入划分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两类。垂直嵌入指行动者所在的当地阶层与他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阶层性连结;水平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处网络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范围的渗透（张荣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则认为垂直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网络层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划分标准可按照地理范围、网络结构以及公司内部层级的不同作出划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学者认为，嵌入性应划分为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决策对原有思维意识的嵌入，即行动者对于周围环境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这类原有认知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及审美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制约行动者决策的理性规范。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动者的行为还要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网络的集体理解力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包括组织共同价值、正式规范等文化因素。 总之，不论嵌入概念应当如何分类，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共识早已形成。 （二）社会资本的共识与分歧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歧到共识，再从共识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二十世纪，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即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具有回报性的资源投资（Nan Lin，2001）。然而，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围绕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为深刻的争论愈发激烈。究竟社会资本是关系还是资源、是集体还是个体、是结构还是行动？对于这三对矛盾的解答是当代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热点（刘少杰，2009）。 社会资本：资源还是关系。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呢，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科尔曼（1999）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社会资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质资本，是一种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无形资本。并且，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即具有生产性。获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或组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然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大量学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特殊的资源源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Burt（1992）更将社会资本强调为一种从他人身上获取好处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折中的思路来看待社会资本，比如Foley Edward（1999）认为社会资本即是“网络加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资源和单独的社会网络都不是社会资本。由于没有加入行动者的动态因素，静态的资源与网络并不能为行动者带来实际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学者看来，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运转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潜在资源，这三者的动态组合共同诠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动而活跃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潜在资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集体还是个人。目前，社会资本的集体论被广泛接受，而个体论只适用于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某个团体为了维持团体的团结和控制而进行的投资。集体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明确的界限，体现了强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会资本集体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林南，2001;刘少杰，2009）。集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仅仅解释了社会资本的部分特征，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开放网络间的联结实现流动和增值。即网络完全有能力将不同团体的内部社会资本进行连接。针对网络间的沟通，Granovetter、Burt等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证。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个人与集体，其实是嵌入社会情境的两个层次。个人是嵌入集体之中的，集体又是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就很容易忽略社会资本的行动主体―人。尤其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看重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忽视了社会资本集合的整体效应，也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一种偏误（王凤彬、李奇会，2007）。 社会资本：结构还是行动。既然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投资，那么对于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应该强调网络结构的作用还是行动者个体行为的影响呢，传统社会学理论并未达成共识。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尽可能折中了这一分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被称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刘少杰，2009）。他认为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与个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利。传统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视角，而林南却创新地加入了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因素，从而统一了结构与行动的观点，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提到的，人的选择行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层层展开。 结论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嵌入思想强调了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动态的行动者行动与静态的网络结构，二者共同揭示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质。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资源、结构和行动为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源是一切投资活动的目标，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行动者及其行动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正如刘少杰（2009）所说，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换言之，社会网络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关系中的联结实现信息、资源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这本就是一种结构与行动的结合。而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表明：第一，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第二，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增值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也是一项投资活动（刘少杰，2009）。即社会资本是资本视角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资源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陆德梅、朱国宏，2003）。 综上所述，在本文看来，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中心点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动而展开的。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为行为人带来经济资源的合作关系集合。换言之，社会资本最终将表现为能够获取的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因而社会资本就是动态的社会网络。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 摘 要：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仍有部分学生因为贫困而在丰富的大学生活中步履艰辛，如果能够很好的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教育救助，那么对于他们或者是整个社会都会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我国的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方式等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完善性建议。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经济社会学 一、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及其研究的重点 （一）经济社会学的定义 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社会学分支科学。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斯梅尔瑟认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重点是研究经济行为本身，即这些经济行为如何与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何种价值观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合法化，何种规范和制约手段使这些经济行为得以调节、管理。第二个重点是研究经济背景的社会学变项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会引出更大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课题，如公共政策、劳资冲突、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等。 二、中国的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方式 （一）我国当前贫困大学生教育救助体系概览 （1）注册入学的教育救助方式：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可以向就读学校申请绿色通道救助，以解决临时无力支付学费但必须要注册入学的问题。 （2）关于支付学费的救助方式：①国家助学贷款；②奖学金的救助；③学费减免救助。 （3）解决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的救助方式：①助学金救助；②勤工助学救助③困难补助。 （4）社会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可依据各社团组织的规定、教育部关于认真做好2006年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向社团组织申请社会资助。 （二）我国针对贫困大学生实施教育救助的情况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 ，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对保证考入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贫困大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有很多贫困生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问题： （1）贫困学生的认定问题：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标准，而“标准”又是一个动态概念。在实际的操作中，学校很难对学生日常的实际消费水平进行累计，也就很难以此为标准对学生进行贫困的判定。 （2）受救助的不平等性。①校际间的差别当前救助资源的配额，不同的学校间差别很大，学校综合实力和知名度对于获得救助资源的多少有着巨大影响，名牌大学拥有绝对优势，综合实力较弱的学校得到的捐助相比之下较少。②各项救助偏向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很难得到救助。高校在“困难补助、减免学费、社会资助、勤工俭学”等诸种资助中，几乎每项都与学业成绩挂钩。成绩不同，资助程度也就不同。 （3）重视物质救助，忽视“精神资助”。高校在部署贫困生救助工作时，视线主要放在学生的经济困难上，而对影响学生健康发展的心理问题和意志薄弱问题考虑较少，而学生最需要的恰恰是必要的心理疏导和意志扶持。 （4）救助主体较为单一。在实施对高校贫困生的救助中，其发挥主要作用还是政府，民间救助、社会救助、企业救助都还没有成为主要力量。这样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被救助的学生数量。 三、经济社会学对于中国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救助分析及建议 （一）建立合理的贫困学生的认定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在贫困大学生建档时，如果制度不完善或者是本身存有缺憾，那么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使用。所以要建立的制度包括软制度与硬制度，一方面要靠法律、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贫困生的认定过程，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意识层面上的宣传教育，软硬兼施。 （二）明确教育救助真正的价值目标 价值目标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过艰苦的、长期的探索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追求，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价值取向则是人们围绕如何实现价值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主体牢牢把握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方向，使之既要从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把价值目标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寻找到实现价值目标的最佳途径；又不能使这种“寻找”运用或“结合”离开价值目标或者背离价值目标。对贫困大学生实施教育救助的价值目标本应该是帮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但是对于现在的情况而言，应该是从本质上帮助他们脱贫，这种本质是指贫困生获得自我发展、独立的能力，真正的从心理或是生理上脱贫。 （三）网络嵌入性：获取丰富社会资源 将嵌入性引入到网络的社会结构中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社会网络的主体之间存在着关系的嵌入，同时，网络又是社会资源的载体，资源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主体之间通过关系的嵌入传递着社会资源。贫困大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处于这样的社会网络之中，可以向学校申请教育救助，利用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如可利用学校安排的实习，或者是由学校提供的消息可以申请校外的教育救助，当然，除了学生自己，校方也可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来联系企业、社会团体，为贫困生的救助联系多方赞助，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四）提高贫困生自我的社会资本 持社会资本能力观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们更加注重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如何利用已经建立的社会资本获取资源。如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贫困生进入到大学之后，应该审时度势，多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在这种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自己想要的资源，不断提升自己这种获取资源的能力，只有把自己的这种社会资本不断提升，贫困大学生也才能更快更好的脱贫。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视觉下的民俗旅游 摘 要 本文通过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分析民俗旅游这热点。笔者试图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热点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社会行为。通过两个角度中的行为与互动来看待民俗旅游中的参与主体、主体间的互动与主体理性行为的内在价值。 关键词 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 民俗旅游 1问题的提出 何为民俗旅游？指的是消费者离开常住环境到有地方民俗文化的当地消费的行程。而民俗文化的范围又涵盖物质民俗文化、社会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三大方面。 民俗旅游属于高层次文化旅游之一，能让游客获得“新体验、获乐趣”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民俗旅游已成为眼下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同时被政府运用权力资本引导为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本。 2新经济社会学解释 民俗旅游大热是各参与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造成这样的热潮行为选择的各种因素除了是有个体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个体之间互动关系的因素。 2.1造成民俗旅游大热的几个重要因素框架 参与主体、环境以及参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理性选择角度来看得出民俗旅游不仅是参与民俗旅游众多主体的个体行为，还是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从而实现众多参与主体之间利益的相对均衡。那么，参与主体、选择行为和关系互动就构成了理性选择中民俗旅游的主要研究对象。 2.2参与主体 可以分成旅游消费者、经营管理者、政府及当地有关人员。行为：对于民俗旅游中关于民俗传承以及保护开发的问题一直是重点研究对象，也是困扰民俗旅游发展中的一个矛盾问题。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参与主体追求个体的最优行为；一方面是参与主体的行为受到其它条件限制而无法做到绝对客观理性引发的矛盾。互动行为：当中的参与主体多是根据自己所需所得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和行动，但是根据自己利益所得进行选择的时候往往容易导致结果并非是当初所设想的那般理想状态，很多时候是一参与主体获利另一个参与主体受损。不过因此，各参与主体之间行为就会相互牵制，导致不能单单一个参与主体获得最大利益而随意采取行动。但通过改变组合间关系，平衡各参与主体的最大利益，还是能得到最大利益化的。通过两个方面来帮助：一是参与的主通过体价值理性行动而产生社会价值的内在优势；二是各主体之间实现理想互动。 2.2.1社会价值理性行动的内在优势 民俗旅游是需要通过对民俗内在价值了解而提出新价值伦理的一个体系活动，实现民俗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才会更长远的发展。民俗旅游伦理体系中，人是主体，资源是客体；民俗旅游景区是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客体，而各参与主体之间互相为客体。为此，体现出经济效益、民俗效益、社会环境效益。 （1）经济效益。从本质上说，开发民俗旅游就是利用民俗资源从而创造不同以往的享受来满足游客们的猎奇心理从而获得经济收入的旅游。对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要能有一个高质量的经历保证，这也是民俗旅游吸引人的地方；对上层管理者而言，也要考虑到管理者的经济效益，否则很难利用更多投资开发更具特色的民俗资源。因此，参与民俗旅游的所有主体者都只有互相包容、遵守经济规律才是得以让民俗旅游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2）民俗效益。民俗效益是民俗旅游最为关注的重点对象。没有民俗资源谈不上民俗旅游，更不可能吸引旅游者们前往消费。民俗资源多依靠景区当地的自然环境或者先天事物，通过当地学者、民间艺人的发掘打造，加上当地政府的投资宣传的互相配合才能逐步建成一个具有消费价值的民俗旅游景区。但想持续地享有效益就必须学会平衡民俗资源，既适当打造开放又不能过度发掘甚至造假，否则易造成仪式化误区，降低消费者前往的欲望和口碑。 （3）社会环境效益。民俗旅游可谓是当今最受推崇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形势，对各个参与主体都会有效益。但总体来说对社会环境效益最为有益，有利于发展当地民俗地区经济。通过民俗旅游对当地餐饮业、住宿、交通等裙带关系方面都有经济推动作用；同时宣传当地社会经济环境进行招商引资；利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发展。民俗旅游自然重点在于民俗，民俗资源的吸引力就是刺激旅游者们消费的经济爆点，当地政府和旅游管理者可以通过开发独特的民俗资源，不但继承且宣传民俗文化同时激励消费者们愿意花费投资进行保护，又可以促进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团结，增强凝聚力。 2.2.2各主体之间的理想互动 民俗旅游中三个效益都会对各个参与主体的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各个参与主体与民俗旅游的资源景区互为联系，相互带动，构成一个个互动网络环节，来以此达到理想平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俗旅游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因素的旅游互动，在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时候，就不可只从微观层面来审视民俗旅游中的各个参与主体行为的规范与否，还应当从宏观层面来看待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他们遵守经济神话规范所带来的各种效益，如此一来，将给民俗旅游带来更广阔的研究景象！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环境法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以其对于经济规律与社会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把握，对于环境资源法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学习可以为环境法研究提供思路和范式，更给予思路上的启发。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 研究范式 经济规律 一、经济社会学理论简述 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社会学家介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特点，反思和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经济社会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至今在国际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名称和定义， 第一次给经济社会学下定义的是，1976年的，斯梅尔瑟，他认为：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研究经济背后中的社会学变量同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研究经济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群体，经济与社会分层，第二个部分：研究经济行为本身，经济行为是如何把不同的角色和集体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对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研究包括地位体系，权威关系，权利系统等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 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 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 然而， 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 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 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 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 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 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 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 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 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 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 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 也就是说， 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我国的经济社会学发展现状。我国的经济社会学界1985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经济社会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中国学者的经济社会学定义，：“经济社会学以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社会学应该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把经济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既要研究经济政策也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随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社会学领域发表和诸多的著作，并且以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介绍—经济社会学对于我国的市场转型的指导意义，以及我国的自身的经济社会学学术发展的角度去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学的从产生到发展。 二、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理性选择理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 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这三种都是典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他诸多的小范围理论，本文暂不赘述。 对于环境法的借鉴意义：①揭示了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经济本质。环境被视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复合性的资产，他提供了维持他们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如同其他资产一样，我们要力图避免对这项资产不恰当地过低估值。环境为经济提供了可以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消费品的原材料以及使这种转化得以顺利运行的能量。最终，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废料的形式又返回给了环境。环境的资产这一经济属性根本特征是能量和物质的稀缺性。也就是可利用的极限性。也就是能量和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条定律意味着从环境流向经济系统的大量能量被积累起来或者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给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环境资源的分配和能量运转达成最大化的平衡。②揭示了环境资源法的效率价值。正如波斯纳所说的，正义的第二种含义---是效益。对于善法和恶法的概念，应当引入经济社会学中的关于效率的定义，所谓善法，不仅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富有效率，能够促进和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这样，效率也是我们的一个要追求的目标。而我们在将资源分配给不同主体的时候，应该实现资源的配置功能，基于不同的权利给资源带来的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其其后所产生的效率效应。 经济学可以摒弃过去的法学的，以正义和公平作为衡量目标，可以从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进行成本分析，能够指出哪种法律制度的规定更能实现机会均等。促进经济的效益。这种法的经济效率价值分析的经济实质，在于揭示法所反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律也就是经济规律。而规律作为符合事务的本质的法则，类似于“自然法”和“正义法”。③揭示环境资源法改革的均衡目标。均衡分析时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使得单个决策者能够按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标准选择最佳行为方案，仅是实现了个体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均衡。个人不再有激励选择其他的行动方案。所谓的法律均衡是法律供给适应法律需求。不存在过剩，也不存短缺。通过将经济社会学引入到环境法的研究中，可以实现环境法资源分配以及代际分配之间的均衡以及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理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作用 摘 要：经济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一门交叉学科，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它的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来说大有助益，主要体现在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视角选择，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社会性本质与实现经济法之经济目的方面。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经济法；社会性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经济社会学论文:经济社会学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 摘 要：从西方经济史来看，经济繁荣需要发展贸易。健康的市场环境是贸易的保证。需要政府明晰和保护产权。市场离不开政府的保护，而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因此，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苏联的经济史证明专制体制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民主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但是民主政体形成的众多分利集团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共容利益是民主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市场；政府；体制；共荣利益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经济学中一直非常微妙。亚当斯密强调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资源可以达到最优配置。但是经常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于是政府进行干预。然而政府过多地干预会扰乱甚至扭曲市场。关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研究这两个概念本身，远远无法认清这种关系的本质。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有各自的逻辑，各自受到其他某些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各自影响着其他一些因素。 本文试图引入更多的概念，从更大的背景中理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理出一条逻辑链。并讨论经济繁荣、利益集团、民主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繁荣不能无视政治体制的影响，民主政体对于发展经济是必须的。共容利益是民主与经济间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戈兰诺维特（1985）认为经济行为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交易者的社会关系。而且，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创造了信任。这里尚没有必要过早得出如下结论：社会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提倡甚至强调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交易行为存在很多违规操作，强调社会关系会进一步形成利益群体。奥尔森（2007）指出，分利集团为本集团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并不关心社会总体的经济和福利，它们只关注狭隘利益。而且，分利集团只做短期的打算和投资，而不会进行长期的资本投入。所以分利集团阻碍经济发展。在一个并不规范的市场中，存在大量违规操作，如果分利集团再利用违规操作、彼此共谋、攫取利益，从短期看，必然损害中国经济发展，这种损害的后续效应尚且无法估量；从长期看，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市场规范，甚至破坏法律，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如果要从这种失序中恢复过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诺斯（2009）通过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几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表明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面临马尔萨斯循环的时候，英国和荷兰通过发展商业和贸易，并且在此过程中发展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成功发展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循环；而西班牙法国通过其他方式最终以失败告终。 交易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因为市场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一个大市场可以保证产品和销售条件的专门化。设立了永久性的交易所。从日常进行的大量的交易中逐渐形成了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因为这些标准的交易方式降低了谈判费用（诺斯，2009）。 贸易得以成功实施，必须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明晰产权的界定，并且可以强制保障合同的执行。登姆塞茨（1994）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他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形成一种激励和对未来的有效预期，激励资本向有更高收益的区域流动。基于产权而形成的契约，也必须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合同无法被有力地执行，理性个人会通过不履行合同来获取利益，机会主义将会盛行。 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论在何处，制度总是掺杂着一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成本的部分。总体的市场是一个各种制度的混合物，有些能提高效率，有些则降低效率（诺斯：2008）。制度的存在，（1）可以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防止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2）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3）激励创新。（4）使得交易行为可以预期，从而激励长期的资本投入。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奥尔森（2005）也认为：“没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一国将被迫局限于从事自我是实行交易。” 制度被有效执行，而不是形同虚设，关键在于政府的权威和执行能力。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来保障制度可以成功有效地运行。而且这种权力必须具有强制性。在无法正常执行合同时，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理性的个人具有通过违反合约获利的机会和激励，所以只有当交易费用上升到超越他通过违反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时，他才不会违反合约。任何理性的个人都可以这么做。而且，大规模的集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谁都不在交易过程中放弃违反合同获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奥尔森（1995）指出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运用强制力或者选择性激励。如果没有强制力，如果交税这样的集体行动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强制性的、凌驾于一切的权力和权威只能交托给政府，因为只有政府具有使用强制力甚至暴力的合法性。奥尔森认为导致经济繁荣的一个条件就是有可靠的、界定清晰的个人产权，而且由政府来保障个人产权。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允许政府干预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政府和市场的配置才是最优的？ 奥尔森（2005）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专制体制失败的必然性，任何私人领域的激励机制都站在破坏法律的一边，庞杂臃肿的官僚制度必然产生腐败和无效。他提倡市场型政府。政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为避免政府走向专制，它还必须受到权力的约束。因此需要民主政体，至少是代议制。在这些民主体制中，质度的设计使得权威机构的决策最大可能地服从于广泛的利益。 通过引入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奥尔森理论，从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其实还牵涉到其他因素，单独理解它们是片面的。逻辑关系链条其实很清楚了： 经济繁荣贸易交易市场环境制度保障执行权力政府限制权力民主 可见，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牵涉到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行为也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市场与政府看成经济与政治各自的代表，那么显然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实质上是隐藏其背后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这条逻辑链来看，处于中间的关键位置的是制度。从这一系列的逻辑关系来做整体把握，就能更好地理解诺斯（2008）的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如果单纯讨论经济领域的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和资源的自动达到最优配置，而不考虑政治体制的影响作用，那么一切努力必然是片面的，最终也一定是徒劳的。 民主政体意味着权力的分割、制约和监督。未经分割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或者一个集团中，结果必然是专职独裁体制。一个集团的专制虽然相比个人独裁有更多的权力分散，但是集团利益是一种共容性利益，使得集团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质性，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所以很难期待利益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利益集团往往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损害整体上的经济发展。或许其危害甚至不止于此。 关于经济和民主的关系，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于奥尔森对于分利集团的作用的阐述（奥尔森，2005、2007），在书中似乎隐藏着这样一个矛盾：权力一旦分割必然导致利益集团的产生，因为权力总是伴随着有利可图的机会。从利益的激励来看，这些分利集团会继续寻求权力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随着权力结合的利益的计划时间变得很短，它也不会考虑到社会利益。但是分利集团之间的行动至少可以对于权力形成制衡。分利集团一方面追求狭隘利益和短期利益、阻碍经济发展，一方面分利集团的存在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不可缺少的“群众基础”。那么是否意味着经济繁育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内在矛盾？ 看上去，利益集团的存在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体。然而，这种矛盾并非全然无法调和。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共容性利益的概念，虽然他还没有成熟发展这个概念前就去世了，但是至少给我们解决这个矛盾关系提供一条道路。 当分利集团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共容利益，那么它们会更多地从整体上并且长期地考虑公共利益，愿意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税收至少是一个共容利益，税收制度的改革为挖掘这一共容利益提供很大空间，并且税收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从中获益，显得非常关键。虽然在奥尔森的理论中我们只能找到这样只言片语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试图更大规模地扩大利益集团的规模并且挖掘更多的共容利益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中国当前的利益集团本身为数不少，但是这些利益集团涉及到的获益的社会成员却并不多，所以本质上利益集团的规模还是没有大到足以代表社会中的多数人并且成为一个代表共容利益的团体。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涉及更多人利益的团体，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挖掘共容利益。 经济社会学论文: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摘要：竞争平衡作为团体职业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直被认为是职业体育良性运行与否的重要标准。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思路，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法，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放在特定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分析。认为：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缘起于职业体育全球化前的经验性总结，带有明显的单一联赛考察视角和片面的经济性目标追求，并依托其考察对象的高水平，成为西方职业体育运行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当今职业体育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竞赛结构的拓展以及收入来源变化，对该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此外，作为先发强势职业体育经验积累产物的竞争平衡理论对后发职业体育运行模式的适用差。因此，结合我国职业体育实际状况，应强化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性，提倡非均衡发展战略以谋求超越发展。 关键词：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缺陷；非均衡发展 从人类知识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旨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含有经世济民的的本源性理念。在主流经济学的论断中，资源稀缺是基本理论前提，诚如罗宾斯（2000）[1]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换句话说，在谋求推进人类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学需要借助或依赖于资源稀缺的理性手段，回答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最终目标的问题。即经济学更多是关注如何达到经济目标的过程，研究稀缺手段在市场互相竞争与合作之间的配置问题。正是在这种理论导向下，以研探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及其实现过程的福利经济学走上历史舞台。在福利经济学研究视线中，有关竞争平衡的研究首推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即竞争均衡的经济是帕累托有效的。这一定理向人们提供了对于竞争性市场经济保持信念的智力基础[2]。职业体育作为一种竞技体育的市场运行模式，其包含归属市场体制的本质内涵。按照C·E·林德布鲁姆（2002）[3]的市场体制概念，职业体育则具有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协调职业体育相关群体利益的制度体系的内涵。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则要保障市场在竞争中实现效用最大化，一方面市场要充分挖掘竞争手段在稀缺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发挥市场价格、利润等媒介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协调相关利益制度安排上，又要兼顾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正是在这种理念指引下，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理论得以产生，并成为竞争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运行表征上，职业体育竞争平衡就要力图维持职业体育联盟内资源配置的平衡化，保证各球队实力的均衡，特别是球星的分布平衡。 回到现实，作为团体职业运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竞争平衡一直被认为是职业体育良性运行与否的重要标准。不过，近年来北美职业体育联盟却呈现颠覆过往传统，球星分布更加集中的特征。如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就显现出凯尔特人“三巨头”的巨大成功，到热火队“新三巨头”的炙手可热，结果2010—2011赛季全明星赛的东部阵容中7名球员来自这两支球队，无疑考验着联盟传统运行理论根基。而当前的欧洲足球职业联赛中，也往往呈现一两支球队集中过多优秀球星的强势格局，如西甲的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德甲联赛的拜仁慕尼黑，意甲的国际米兰等。2010年第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中，以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两队为班底（主力阵容中拥有10名两队球员）的西班牙队一举夺魁，拥有多名拜仁慕尼黑球员（5名主力球员）的德国队也取得佳绩。上述现象揭示的特征显然有违职业体育竞争平衡。作为后发的我国职业体育也出现了相类似的状况，特别是恒大集团的介入更将问题进一步激发。继强势出击职业女子排球联赛，又高调打造广东恒大足球队，该队冲超成功后的重金引援，购买了数名国脚级球员，打破了原有中国足球联赛的竞争平衡，使得反腐打黑后的我国职业足球再次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面对现实挑战，有必要重新检研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理论。本研究力图运用经济社会学研究思路①，将职业体育竞争平衡放在特定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网络中进行分析。在探究职业体育竞争平衡的理论渊源的基础上，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法，探究其存在的理论背景和现实缺陷，并结合我国职业体育发展实际，考察我国职业体育的竞争平衡问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修歇底德陷阱叠加疫情共振下的经济逆全球化局势，中美大国博弈逐渐升级为两国间科技博弈，抢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者将成为下一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导者。近年来，中国科技进步总量提升但结构性问题凸显，芯片、光刻机等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尚未得到实质性突破。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萌芽期以及破坏式创新的颠覆前夜，进入到最艰难的攻坚阶段。然而我国现行的科技创新宏观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却滞后于迅速变革的时代发展步伐，限制了颠覆式创新的发展需求，与当前迅猛发展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代不相匹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子系统，是公共治理理论在科技领域的延伸，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支撑，是大国崛起的关键所在。 一、科技治理内涵及特征 科技治理强调多元参与、民主协商和依法治理，是有效组织和协调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各类主体价值和利益的制度和规则体系，核心在于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为引导科学家、工程专家、企业家、科技团体、社会公众等科技创新主体依靠制度、法律法规和生态文化等要素，通过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叠加融合作用，优化国家和全球科技资源配置，引领科技活动朝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方向突破，同时在大幅提升国家科技治理整体效能的同时平衡和防范风险。1971年，OECD发表题为《科学、增长与社会:新的方向》著名的布鲁克斯报告，报告提出了科技发展应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的新方向。现今，新冠肺炎疫情正深刻改变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医药等技术正加速开发演进，赋予了新时代科技治理的新内涵。新时代科技治理现代化包含了两层基本内涵，一是科技治理效能最大化问题，即科技与经济的对内关系，如何解决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更好驱动科技服务经济发展；二是社会责任问题，即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对外关系，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防范可能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更好驱动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其中，治理内部效能由科学治理、技术治理和创新治理三部分组成。三部分处于创新链的上、中、下游，分别聚焦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首次商业化。治理的外部社会责任，根据欧盟框架计划，由社会中的科技、为了社会的科技和协同社会等科技治理社会责任组成。科技治理是对科技管理的升维。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特征进一步加深，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的转变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首先，宏观治理取代微中观管理。科技管理仅限于某一个局部范围，聚焦科技项目等投入分配和科技成果等产出管理。科技治理将突破组织、行业以及地域的界限，聚焦生态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宏观上统筹资源配置，实现总体提升和重点突破；其次，系统性取代碎片化。科技管理分块化管理，多部门、各阶段分散独立导致科技资源小散化配置，造成信息流动不充分、资源效率损耗，而科技治理则强调跨部门、跨组织、跨区域的系统和协同性，解决创新链前端和中后端割裂、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再次，多主体多层级取代单一性。传统的科技管理重点对于科技资源和科技人才的管理，仅针对科技直接参与部门的管理，而科技治理则为涉及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业家、风险投资家、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负责人乃至全社会公民的多主体跨层级治理；另外，生态型取代科层制。传统科技管理以政府调拨分配创新资源的方法推进科技资源分配和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治理将政府作为科技和创新资源行政管理者角色转变为协调人角色，同时要求政府在科技预见和关系国计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做好引领，发挥引领多主体参与协商，营造友好制度、机制和文化等科技生态环境作用；最后，科技伦理愈发受到重视，对于负责任的科技创新、科技向善等问题逐渐成为当前热点问题。 二、新时代科技治理重点问题 （一）公众等主体参与度及活力不足 科技治理的首要问题是参与主体的结构合理优化。多元参与科技治理是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基本条件，多元参与可以激发更多力量参与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科技治理的整体效能。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主要由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以及企业等组织成员参与，当前科技管理停留在针对有限范围主体的一元管理，尚未提升到多主体参与的多元治理。首先，科学、技术和创新主要研发和管理人员是科技治理的重点。科技治理的三大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和创新治理分别对应着国家创新体系下的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以及产业化体系。科学治理的主体对象是科学家，客体载体主要为科研院所、高校以及较少部分新兴产业头部企业，主要职责为对世界的演化和发展规律进行探索和发现。技术治理的主体对象是工程技术专家，客体载体主要为企业研发机构和校企联合研发机构等，主要职责为技术的开发和创造。创新治理的主体对象是企业家，客体载体是企业和社会风投资本，主要职责为发掘科学和技术的潜在商业价值，实现技术首次商业化。其次，政府、中介机构等机构主体是治理的关键。政府是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科技和产业政策调动和优化国家和社会资源配置，加上第三方金融、评估、科普、中介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等构成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现行组成人员。另外，公民及公民社会是一个新的主体治理重要方向，全民关注和参与创新是发达经济体科技发展的高阶特征。全体社会公民、社区组织、专业协会、科技创新类非政府组织等均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创新生态的重要主体。当前多主体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公众主体参与缺失。随着科技之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进一步加深，公民及公民社会参与将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和深度运转的重要动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总量过百万亿，人均GDP超万亿阶段，全社会具备基本科学素质公民数量增速进入快车道，但比重还较低，参与国家创新体系运转的公民数量还较少，创新金字塔底部缺失；二是公民社会参与不足。科技、工程和产业类专业协会、社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将对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带来专业上的极大支撑，当前我国尚未发挥好以上组织的第三方评价和科普工作等作用，尚未实现社团全面参与提升政府科学行政决策。当前除了中国科协等组织参与相对活跃外，其余主体参与和支撑力度不足，没有真正将政府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位置上解放出来，不利于创新效能提升；三是主体力量活力不足。科学、技术和产业界各类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创新驱动政策实施以来，各类科技人才总量较快提升但活力释放不足，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均未达预期，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如高层次人才缺乏等的结构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二）对话协商机制欠缺 科技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协商对话下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政府、科学界、技术界、产业界以及社会公众能平等、民主地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共享成果等协商机制的构建将会大大提升国家创新体系运行效率。当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运行由政府主导，通过政府推行的科技及产业政策促进多主体间建立连接，融合科技、产业和中介服务等部门形成合作治理网络，协同开展创新合作。当前多主体之间主要以产学研合作为主要形式，通过公约、倡议、对话等方式开展平等有效沟通的机制构建略显不足，民主协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主要表现为：一是多元化发声机制尚未建立。在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呈现出较强的自上而下治理氛围。来自公众的声音较弱，没有形成全民对科学技术发展积极发言的局面。同时，科学家在国内创新驱动发展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在国际科学和技术发展论上，来自中国科学界的声音还较弱，没有形成相对的国际科学话语权。此外，尽管国内科学和技术界学术交流较为活跃，但来自年轻科学家和女性科学家的声音较少。长尾创新力没有得到关注和发掘，科学多元化发声机制有待建立。二是对话沟通渠道有待拓宽。对话在平等主体之间展开，个体层面，工程技术专家与企业家通过产学研合作对话，而科学家与企业家直接对话较少；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通过决策咨询对话，但对基础科学领域科学家直接对话较少；机构层面，政府与高校、科研院所通过政产学研活动对话，而政府与中介服务组织和社会民众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与中介组织和社会民众组织的对话极少；民众由于参与度较低，因此缺乏与其他各类主体的对话渠道。多主体间的信任、沟通、协商、协调等对话机制有待建立。三是创新子系统内部以及各子系统之间融合机制有待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由知识、技术、区域、军民融合等子体系构成，各子系统内部以及子系统之间融合协调度较差。由于主体不完整和对话机制未建立等原因，科学、技术和产业脱节，科技经济“两张皮”矛盾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缓解。各类参与主体融合度不高的现象造成了创新链各段之间的衔接不畅，同时造成了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的耦合度不佳。 （三）创新生态核心价值有待统一 科技治理的根本问题是寻求价值共创的生态体系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全链条、竞合性、共生性、共创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通过生态体系协调多主体价值冲突，建立正和的博弈创新生态演化，确保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是一个有机关联、动态发展的组织现象，可视为基于核心价值主张的技术演化过程。原因在于最终产品与不同参与者提供的技术知识或物质资源之间产生了复杂的知识重新组合，并且这种由知识重新组合带来的生态价值是由参与者在共同创新过程中产生，且远远大于每个生态参与者的单独价值创造。当前我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初步框架搭建，演化过程中的价值共创目标性尚有分，创新主体对生态治理意识不强，创新子系统未充分链接融合，生态系统应有的竞合与共生共创特性尚未凸显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生态思维缺乏。科技创新体系要求多主体间具有竞合、共生共创等相互联系和依赖关系特征，通过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共同创造新价值。当前多主体之间的合作、依赖，共创价值的生态思维尚未建立。二是生态价值未明确。从创新链的角度看，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和科技服务创新体系等各子系统价值目标不一致，高校科研院所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企业创新系统、金融创新系统和政府创新政策系统等在价值层面尚未明确并形成融合合力。三是生态连接度不足。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系统、军民融合创新系统连接不紧密。从全国科技创新发展阶段来看，绝对优势区域创新体系、比较优势区域创新体系以及欠发达区域创新体系融合不足。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人文社科创新体系、基础学科创新体系和应用学科创新体系互相支撑不足，交叉融合学科创新体系尚未建立。此外，从保障发展角度看，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协同保障不足。 （四）创新风险预见防范体系缺失 科技治理的底线问题是效能提升驱动下的风险预见与防控的伦理体系布局和实施。科技伦理是一个从倡导学术道德为主，到同时倡导学术道德和人本道德、并以人本道德为归宿的发展过程，呈现了科研主体和行为主体的道德规范向度，科技本身的伦理价值向度和科技负面效应的对策向度等三个向度内涵。风险预见防范体系的关键核心是在坚持效率驱动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利益最大化，即有效协调“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和“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价值统一。新时代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社会责任也愈发重大。风险预见与防范存在着范围界定不明确，风险与效益不能很好平衡，叠加疫情冲击的新时代，人与自我以及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一是科技风险预见与防范的范围界定尚有争议。广义认为风险来源于科技开发和应用两个方面，应用的风险不低于开发的风险，科技应用属于科技伦理管控的范畴。义认为“负面效应”不是科学造成的，而是科学的应用造成的。科学没有禁区，科学的应用应有禁区。二是科技风险与科技效益尚未有很好的平衡。一方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对技术创新寄予了很高期望，解决了“卡脖子”技术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难题；另一方面，新时代以及疫情驱动下的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都具有高度的风险性。效率和责任产生了不小冲突，中国科协2015年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意识全国调查显示，30.3%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强调科研伦理会限制科研自由和科学发展。三是人与自然矛盾缓解下的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生物技术、基因编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技术的科技伦理风险与日俱增。 三、新时代科技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 （一）强化以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多主体参与机制 构建更加公开、透明、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一是吸收社会公众主体融合参与更高效率、更负责任的科技创新。打破社会公众局外人局面，开放吸收民众和更多社会公益组织参与新时代国家创新体系高质量发展建设，促进传统主体与社会公众等主体有效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政府预见引导主体、高校和科研院基础研究领域重点支撑主体以及科技服务机构连接催化主体，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主体的高度融合，拓宽民众和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渠道，增强政策支持，在重点领域发挥好公益专业组织参与建设力量，预防技术锁定与技术官；二是搭建公众学习平台。搭建公众参与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学习和讨论平台，通过社会学习以及开放与民主的社会对话，调和科技决策与社会争议，重塑政府、专家学者、公民团体以及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渠道，建构伙伴关系。通过开放性问题设置和讨论，激发民众参与，听取民众意见，营造全民重视并参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促进公众实质性参与科技创新的过程和决策；三是激发包括公众主体在内的多主体活力释放。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开展趣味有效的科普活动等，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激发公众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热情。在全社会范围内旗帜鲜明尚科学家和企业家精神，明确科学家和企业家价值，充分激发和释放公众、年轻学者、女性学者等长尾创新活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储备科学家和企业家后备力量。 （二）完善以民主协商为特征的系统协同机制 构建更加民主、法制、多主体协同寻求共识的国家创新体系。一是强化制度协同，推进弱势群体平等话语权。构建有利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多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制度体系，将科技政策指导引导朝着系统化制度体系以及科技公共治理法制化方向转变。建立公众参与科技科学研究的通道，倾听公众的声音，建立公众问题导向机制，切实解决社会民众需求，确保科学研究来源于生活和群众。推翻论资排科技话语权传统，打破唯子僵局，鼓励年轻科学研究者和女性科学研究者平等参与对话，有效激发长尾创新力；二是强化协商共识，建立多主体对话平台。充分调动和发挥多主体平等、民主地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最大可能地听取各类主体的建议和意见，形成良性互动氛围，增强在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和落地等问题上的民主协商，提升多主体之间的行动一致性。同时，形成协同基础上的重点突破。在基于民主协商基础上，统一国家创新体系多主体民主意志，同步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建设，集中重点资源，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在卡脖子等重大课题方面协同突破；三是科技政策民主化，抑制科技政策寻租。丹技术委员会在网上开展公民峰会、表决会议、讨论会、国会听证会等，英国《科学与社会》报告则确认了公众参与形式可以至少包括协商、公民评审团、共识会议等。而荷兰采取的“建设性科技评估”模式，则是在技术研发阶段，就将公众潜在用户的意见纳入进来。通过民主对话和协商，推进建立公开透明科技政策运行体系，抑制科技寻租行为的发生。 （三）培育以价值共创为特征的创新 生态发展机制构建更加融合、高效、共生的生态型国家创新体系。一是培育内外部竞合共生的生态思维。逐步转轨为生态体系特征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多主体共生、多主体与环境融合共创的包容性、多样性、更加开放的生态思维的形成；二是建立核心价值明确的创新生态体系。生态领导者需要通过发现核心价值主张、开放生态系统边界、平衡竞争与合作来使系统不断发展演化过程，并强调了生态参与者与来自不同领域参与者之间的战略相互依赖关系。纠正企业家短视和博弈价值思维，强化科学家回归勇攀高峰的科学探索价值体系，建立政府官员可持续发展正确创新政绩观。转变社会风尚，引导树立颠覆性技术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机制体制创新驱动生态竞合效率提升，以逐步完善的政策与法律框架保障生态系统良好运转；三是建立新时代生态连接。利用数字化手段，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通知识、技术、区域、军民融合和科技服务等创新体系边界，探索建立去中心化、价值共创的新时代科技创新生态。 （四）构建以风险防范为特征的科技伦理体系 构建更具防范风险、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国家伦理体系。一是强化科技伦理治理组织体系建设。建立政府顶层主导，专业机构中层支撑，科技人员全面辐射，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新时代科技伦理治理组织框架。新时代，我国将建立新型科技举国体制，攻关重点科技项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组建国家治理委员会，制定国家标准和规范，主导科技伦理治理。同时引导建立各领域专业委员会，针对不同技术进行专业指导；二是强化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体系设计。建立以《法》为根本保障、《法》《民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为辅助体系，各专业委员会专业技术标准规范制定为补充的科技伦理制度体系。强化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体系设计，为科技人员的道德底线兜底。我国当前关于科技伦理的法制建设中，仅《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出台于2016年，其他相关文件均出台于20世纪90年代，现有的制度体系已很难适应科技发展的现实需要。应建立由中央治理领导小组牵头，立法司法行政高效配合落实的从根本法、到专业法以及专门技术规范、标准的一整套完备制度体系；三是强化科技伦理治理监管体系构建。建立国家、省市和机构多级联动科技伦理治理监管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监管体系全过程监督管理，强化源头科研人员的伦理意识，中端科技转化的风险意识，以及应用过程中科技伦理规范和意识，做到特别强调应用监管的全过程监管。 参考文献： [1]陈套,尤超良.我国科技创新系统的治理与创新治理体系建设[J].科学管理研究,2015,33(04):10-13+25. [3]李杨.科技伦理研究的三重向度[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02):103-107. [4]费多益.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82-89. [5]金吾伦.科学研究与科技伦理[J].哲学动态,2000(10):4-5. [7]柳卸林,魏江,戎珂.专稿:数字时代的创新生态[J].科学学研究,2021,39(06):961. [8]许灵红.新形势下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探析[J].科技与创新,2020,154(10):74-76. 作者:郑翼 唐昆 李伟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近年来，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其中，自然灾害突发、留守女童性侵犯、交通事故、溺亡事件等严重危及甚至侵害小学生的生命，一些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安全。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改善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现状、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本文将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来阐述和分析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的现状、原因及其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问题;对策 近年来，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事故频发。其中，自然灾害突发、留守女童性侵犯、交通事故、溺亡事件等严重危及甚至侵吞小学生的生命，焦虑、紧张的情绪状态、自卑、人际关系紧张、问题行为出现频率高等心理问题也不利于小学生的心理安全。面对这些安全事故及心理问题，农村地区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十分缺乏。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改善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现状、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本文将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来阐述和分析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的现状、原因及其解决对策。本研究中所提到的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主要从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阐述，由外在知识的传输逐渐内化形成一定的安全意识观念。 1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的现状 1）学校是安全教育意识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地区小学生身心安全的关键。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地理位置偏僻，加之家长接受知识程度普遍较低，在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时，其方法和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和误区。而且大多数农村家长忙于农活和工作，所以学校成为安全教育意识的主要来源。目前学校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在墙面、板报和学生手册上都宣传了大量的安全知识，会定期开展安全教育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进行安全防护实践，也安排了一些安全相关的课程。教师也会在课前讲解一些安全常识，并将安全意识穿插到课堂知识讲授中，为学生创造一种高度重视安全的氛围，从而起到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学校所提供的身心安全知识是十分丰富的，但安全知识教育的涉及面不够广，在一定程度上流于表面，且缺乏形象生动感，从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水平而言，是不易于接受并理解的。对于农村地区的小学而言，由于其经济和观念相对落后性，在知识的宣传上不能与时俱进，知识宣传的途径也常常因为经费而受限，这就造成了安全教育意识在农村地区小学中难以深刻地进入小学生的思想中，致使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2）家庭的安全教育意识本应该是与学校相辅相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家庭安全教育意识，尤其是在心理安全方面极为缺乏。家长作为小学生的监护人对其安全责任应大于学校，但由于农村中大部分家长由于经济或者其他原因外出务工，使得隔代教育在极大程度上替代了亲子教育，如此的成长环境，十分不利于安全责任的实现。在隔代教育中，孩子的教育责任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等老辈承担，其明显特点是老辈知识体系落后，所掌握的安全意识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有限，获得的安全信息有限，不能及时了解小学生心理情感的发展和现实中的安全隐患。且由于老辈的身体和精力原因，其在孩子的安全教育意识上的能力较弱，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力不从心，以致孩子的安全教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落实困难，甚至还会出现和学校的教育观点相悖的情况，也导致了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意识出现分歧，安全教育难以深入人心。3）本研究中，社会对农村地区小学生的影响可以分为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两方面来探讨。现实社会中，就目前而言，一些农村小学中，会有社会机构派出人员和大学生自愿到农村小学宣传安全教育知识，其教育行动在各种报道和实践中来看，也加强了部分地区的安全教育意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地区偏僻，经济条件落后的一些农村地区而言，获得这样安全教育的机会是相对较少的，由此使得农村地区小学的安全教育意识在宣传中始终会有盲点，由此成为安全事故发生的导火线。虚拟社会主要是指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大众对新媒体的普遍接触和接受，媒体通过网络对小学生安全意识的影响也逐渐加深。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其在互联网平台中所传递的丰富的信息及形象的视频可以使小学生获得一定的知识，丰富小学生的思想和观念。但同时，一些不健康的游戏、不良的信息、不雅的视频也通过这个大众平台进入小学生的视线，小学生由于其年龄的限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不良的信息，对于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小学生而言，其造成小学生暴力、性格扭曲的可能性是相对较大的。小学生在这样的互联网环境中，很容易被误导、诱骗，这样的成长环境十分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从而也导致了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2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意识教育问题的原因 造成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意识教育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从学校方面而言，首先，农村学校经费有限，师资力量有限，软件设备和硬件设备都较为落后，场地不足，无法为农村小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意识提供良好的条件。其次，目前对农村小学老师进行的培训多偏向于学科体系知识的培训，在绩效考评上也侧重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整体排名，使得校方和老师都更加重视学科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安全教育。另外还有一些诸如校方制度不严，管理不善；相关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安全措施不力，宣传效力不足等原因。2）从家庭方面而言，首先，农村家庭不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和安全意识的培养。农村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比较松散，对小学生没有按时放学回家的问题不够重视，对孩子放学回家后的去向也不了解，缺乏对小学生安全意识的培养。其次，为了生计，一些农村父母外出打工，使一些小学生成为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这部分孩子缺乏父母的关爱，使他们产生一些心理问题。而祖辈又未能及时察觉，不能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环境。另外，家长未能及时与学校老师沟通小学生的异常行为和情绪也是造成其安全问题的一大原因。3）从社会方面而言，社会平台中不良信息对学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往往家长和学校也不易察觉，不能够及时帮助孩子。 3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的对策 1）学校对农村地区小学生安全教育意识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主体：课程和教材、教师、校园环境。首先，从课程和教材方面而言，学校可以适当增设安全意识教育的课程，并将安全课程融入语文、自然科学的学科中，让安全学习更加贴近小学生的日常学习。其次，教师应将知识讲授法、操作法、讨论法、探索法、趣味练习法相结合，丰富安全知识传授的形式。如创设一些浅显易懂的情境，开展多种安全教育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在活动中，让学生成为主体，亲自参与，让他们从自己亲身做过的小事中了解掌握安全知识，培养安全理念，掌握一些简单的自救方法，并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后，学校对教师的绩效考评制度应有所改变，不要过度关注孩子的成绩和整体排名。在对教师的培训中应加入安全教育方面的知识，使教师形成重视安全教育的意识。学校还应在校园环境中进行安全知识宣传，形成强烈的校园安全教育文化。可以利用现实中学生感兴趣的实例，进行墙面设计。在全校重视安全的氛围感染下，更利于安全知识的传播。2）家庭层面应转变教育观念，不能一味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脱给学校，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从生活中开展安全教育，并实施一些针对小学生心理安全的教育。首先，家长有责任加强对孩子的心理保护，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而伤害了孩子的情感，要明白语言暴力也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其次，家长也应让孩子学会承受压力，辩证积极地看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家长也可以陪同孩子适当地参加一些心理课，多和孩子沟通，及时了解问题并进行疏导。最后，家长应及时与老师沟通孩子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加强家园合作。要重视孩子的日常去向，对于孩子危险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对于长期在外务工的家长，应经常利用电话、视频等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在安全教育上与祖辈进行沟通，也尽量多抽时间陪陪孩子。3）社会对农村地区小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多种媒介途径、安全教育社会机构和一些志愿者。各种媒介如网络、电视等对小学生成长的文化环境施加影响，在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社会应培养小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形成其良好的上网习惯。大众传媒应有意识地面向小学生，为其提供适宜和优秀资源。同时，大众传媒在机构和平台的管理上也应该筛选健康的信息呈现给学生，为其营造健康的成长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小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知识，以帮助学生最大可能地避免一些安全问题，促进其健康成长。 作者:曾秀虹 张莉萍 邬雨珂 黄玉瑶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安全教育问题及应对措施 小学安全教育工作不仅仅关系着千万个家庭，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而且还是关系师生安全以及构建和谐校园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小学安全教育工作，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安全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因各种因素，小学安全教育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研究小学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一、小学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安全教育的正确认识 当前，还有个别小学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其中以农村地区小学表现尤为突出，未能深刻意识到开展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常常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确保学生在学校中的安全即可，还有个别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形式化严重，安全教育缺乏实质性内容，并且缺乏一整套应急预案，缺乏对安全教育的长效管理机制。 （二）安全教育内容单调、枯燥 安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构成内容，它所提供的技能和知识能够让学生终身受益。但是就目前绝大部分小学校的安全教育的内容来看，普遍存在内容单调、枯燥等问题，在内容上缺乏新意，无法吸引学生学习兴趣，以至于安全教育效果不显著。 （三）安全教育形式单一 就目前来看绝大部分小学开展安全教育的形式来看，仍以说教方式为主，并且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安全教育活动，绝大部分的安全教育主要融合在教学中，采取说教方式，未能根据小学生的生理、心理需求因材施教。 （四）学校、家庭缺乏合作 家庭是小学生生活最多的地方，是对小学生影响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环境，所以家庭教育对小学生的安全意识培养具有非常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很大学生家长忙于生计，疏于对学生的安全教育，而学校也未跟家长进行合作，未能形成安全教育的合力，以至于安全教育效果不显著。 二、加强小学安全教育的对策分析 （一）树立正确的安全教育观 小学要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的日常管理，切实将安全教育工作纳入学校日常管理范畴，将安全教学工作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作为小学教育工作者，自身必须树立起正确的安全教育观，要正确认识到对幼儿开展安全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而且还应该加强学生安全技能培训，并且要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丰富安全教育的内容 在小学中开展安全教育，教育的内容不仅要全面，而且还应该有重点，争取达到点面结合和以点带面的目的。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安全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防心理失常、防人身伤害、防违法犯罪以及防财产受损等方面；第二，要结合安全教育对象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例如：在对伴有不良行为的后进生开展安全教育时，内容主要以预防违法犯罪为主，引导并帮助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又如：针对乐于冒险、喜欢运动的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时，重点应该放于防运动损伤和安全防护工作等。 （三）创新安全教育的形式 对学生而言，培养其安全意识不能仅仅停滞在对其行为进行管理，而是应该在安全教育过程中采取各种教育形式从而吸引学生积极性，增强安全教育的效果。例如：小学可以将安全教育计划纳入新生入学教育计划范畴内，组织新生集体学习小学生安全教育法律法规，组织学生通过观看电影、参观展览，开展辩论会和安全知识问题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安全常识”手册，保证小学生人手一本；定期在学校内组织学生参与有奖竞答或者安全知识演讲等活动，增加学生对安全知识的掌握，树立安全意识。另外，在安全教育时，教师还应该根据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可以采取案例讲解、组织学生观看视频、组织学生亲身实践等等。例如：学校在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时，便可以邀请消防工作人员在学校中开展专题讲座，并组织学生参与消防演练等等。通过创新安全教育形式，将安全教育和案例教育有机融合起来，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安全教育效果。 （四）重视家园合作 对小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必然少不了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唯有实现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同步，最终才能实现安全教育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安全教育内容也是家庭教育中的一部分，因此学校应该重视跟家长的合作，要定期跟家长进行交流和沟通，争取形成一股教育合力，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除此之外，学校还应该充分利用好社会和家庭资源，构建全面的安全教育体系，努力将学生安全管理工作提升至新的水平，增强安全教育的时效性，为学生健康、安全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综上所述，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作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将学生的安全时刻放在心中，抓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如此才能为学生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才能保证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下去。虽然当前小学安全教育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笔者坚信只要找到问题的所在，采取针对性措施便一定能够增强安全教育的实效，实现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作者:邓湘林 单位:岳阳市岳阳楼区金恒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课堂安全教育渗透 摘要： 小学综合实践是一门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动手能力的学科，它强调学生亲历社会实践，这个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因而，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是学科特点所决定的。教师如何在综合实践过程中灵性整合案例教育，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安全能力？本文从结合信息技术教育渗透安全教育，有效增强安全意识；结合研究性学习渗透安全教育，有效提高安全能力；结合社区实践活动渗透安全教育，有效拓展安全能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 综合实践；安全能力；灵性整合；有效提高 新课程改革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小学综合实践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而该课程教学与传统学科的教学模式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其重视学生实践能力、操作能力、探究能力、实验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全面了解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特点，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将安全教育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 1结合信息技术教育渗透安全教育，有效增强安全意识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对各行各业都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在给人们生产与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产生着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其中的信息呈现出鱼目混珠、难辨真假的特点，这对小学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会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还不具备很强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极易收到互联网中不良信息及虚假信息的影响、诱惑与蛊惑，从而形成错误的观念意识，最终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严重的话还会走向犯罪道路。而信息技术教育作为综合实践课程中的主要内容，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全面了解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将安全教育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从而尽可能避免网络不良与虚假信息对学生的消极影响作用。比如，在互联网上存在大量的虚假中奖信息，由于小学生年龄尚小难以辨别真伪，但在网页上收到奖金、奖品等的诱惑，他们很容易就信以为真，从而依照提示将自己的真实信息，像姓名、学校、家庭地址、家庭收入、父母工作单位等告知有预谋的犯罪分子，从而增加了小学生的人身及家庭财产风险。互联网上还有很多不安全的信息，如钓鱼网站，有些网站会将学生感兴趣的内容“隐藏”在学生感兴趣的项目中，但学生点击链接时，电脑就中毒了，如果电脑上有网银行等信息就会被骗子利用了。在综合实践课堂，教师在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同时，还应借助案例教学法告知学生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中奖等信息，注意辨别钓鱼网站，并学会运用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保护自己的电脑，从而有效提升安全意识，增加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2结合研究性学习渗透安全教育，有效提高安全能力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探究能力作为主要教学目标，而研究性学习中存在很多未知因素，这就大大提高了学习活动的危险性。为了确保小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都能安全地研究新事物、探究新奥秘，教师要在实际教学中做好充分的预设，尽可能多地预想出研究性学习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针对会对学生身心产生不良影响的各种情况做出有效的预防措施，并将这些预防措施告知学生，使学生在面对危险情况时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比如，在研究花卉的嫁接方法时，教师要提前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让学生明白剪断植物茎与枝条时该怎样安全使用剪刀、刀片、手锯、接芽刀、枝接刀等，以有效预防学生在使用以上几种工具的过程中误伤了自己。在学生进行实际嫁接之前，教师可以设计主题为“嫁接植物”的研究性综合实践活动，并在活动为学生详细讲解各种嫁接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如科学存放、使用、传递剪刀与刀片等，使学生在活动中生动地掌握劳动工具的使用方法，积累使用经验，有效为后面的嫁接活动奠定基础，达到安全地参与实践，提升安全意识。 3结合社区实践活动渗透安全教育，有效拓展安全能力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突出特点是教学空间更为广阔、复杂，学生亲自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更为深入，这需要教师尽可能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从而确保综合实践活动过程都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最终为教学活动的高质量进行奠定基础。因此，教师应依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特点，制定恰当的安全教育方案，使得学生能全面了解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各种危险因素，并掌握一定的自我保护措施与方法，从而尽可能排除课程教学中出现危险状况的因素，进而为学生营造出更为安全的学习环境。如，每年的重阳节，很多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社区的敬老院做义工，帮助老人们清扫地面、擦玻璃、晒被褥、梳头等。现在不少小学生都是家里的宝贝，在家中基本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不知道在劳动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因此，教师应提前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指导学生擦玻璃时要注意的安全，如需要站在桌子、凳子上进行劳动时，不仅应确保桌子或凳子足够结实，而且还应确保它们都稳稳地放在平地上，并且在桌子或凳子上不应运动幅度过大。只有这样，学生在擦玻璃的过程中才能掌握基本的操作要领，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较好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实践活动已经超出了校园的范围，有些学生可能对新的环境不熟悉，即便是对活动社区比较了解的学生也不应该脱离组织、擅自行动，否则教师就无法掌握学生的实践活动情况，也不能给予他们必要的现场安全指导，有可能引发一些危险事件的发生。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纪律性，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安全范围内活动，以免意外发生。 总之，小学综合实践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与综合素质作为主要教学目标，而安全是确保教学目标高质量、顺利实践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深刻了解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并依据综合实践教学特点及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渗透，从而确保小学综合实践课程顺利、高效实施。 作者：张广亮 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临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述评 ［摘要］ 十年来，国内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概念、制度建设、开展的方式与途径、存在的问题、问题的原因以及改善的建议措施等方面。已有研究表现出视角多元、内容集中的特点，但也存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统一，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元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实证研究不足，研究内容不全面、不具体，研究主体单一，研究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今后该领域的研究需要注重基本概念的统一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研究内容的全面化。 ［关键词］ 中小学;安全教育;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安全事故不断出现，中小学生意外伤亡人数增加，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因此，研究与探索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提出的研究视角和不同的见解，丰富了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充分地了解当前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更好地指导后续的相关研究。 一、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概述 以“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为关键词，使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2005年到2016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共183篇。通过对国内主要教育学学术期刊、各级师范大学学报载入的论文以及国内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阅读分析，本文对十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做如下概述。第一，从研究时间上来看，国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专门化研究时间还不是很长。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全面发展”的学生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同时中小学校园内外不断发生各类安全事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遂逐渐引起教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校园安全教育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2005年，国内外200多位学者、政府官员和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上海出席了第五届“为了孩子”国际论坛，共同讨论“儿童安全与社会责任”。2007年2月7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以及2008年汶川发生的大地震，引发了教育界对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高度重视，国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逐渐增多。第二，从研究的主体来看，教育管理人员、一线老师、警察以及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等成为此项研究的主力。近年来，在个别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也可看到对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例如作为教育管理者的竹溪县教育局王世鹏、甘新东在论文《安全教育要让学生终身受益》中提出了“安全教育要常规化、序列化、活动化、社会化”［1］;一线教师李小文从班主任的视角，发表了《浅谈如何做好小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金磊发表了《“国际减灾日”主题对我国校园安全文化教育的启示》等。总体来看，对该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支具有较高水平、比较专业、长期坚持的研究团队，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的人员参与此项研究的人数仍然较少。第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进行了研究。有的从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减灾防灾安全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等角度进行研究。如宋洋、王雪松开展的题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现状分析与改进策略研究》的研究，发现小学生和中学生在过马路和乘车行为上表现较差［2］。也有从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安全教育的现状、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改善安全教育的措施等角度开展研究的。如有学者发表了《论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的论文，探讨了我国中小学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3］。还有学者从寄宿生安全教育、留守儿童安全教育等角度出发展开的研究。如陶海对寄宿生的安全教育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把安全教育及管理落在实处［4］。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进行研究使该主题更加丰富、广泛，有利于我们更广泛地了解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现状。 二、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透视 (一)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概念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国内还没有统一界定。欧文姬将学校安全教育概括为:学校管理者和教育者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实际情况(如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程度、社会经验、学业安排、日常生活、生活环境等)，对其在安全意识、习惯、知识、技能等方面分阶段进行的培养和训练［5］。蔡之青等人从安全教育目标的视角出发认为学校安全教育包括三个维度的目标:第一个维度的目标是领会安全知识与技能，使学生在安全问题上建立起“是”与“非”、“可”与“否”的概念，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认识安全知识与技能;第二个维度的目标是掌握知识构建及实际操作的过程与方法，也就是在操作层面上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第三个维度是培养正确的安全思想观念，理性支配自身行为，这是学校安全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目的［6］。刘畅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中小学安全教育旨在加强中小学学生对周围环境中潜在危险的认识，增强防范与处理事故能力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提高其预见性和保护技能，减少意外伤害发生，提高生命质量［7］。尽管学者们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界定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出:中小学教育者和学校管理者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认知特点，增进他们对潜在危险的认识，养成他们应对潜在危险的技能、习惯和意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生命价值和生命质量等是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基本要义之所在。 (二)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研究 孙盼想在对中小学安全教育制度建设进行分析时发现: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形成一套健全、完善、科学的规范制度，导致安全教育的效果受到影响。主要表现有:学校缺少安全教育的专门负责人;学校没有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和地方课程要求开展安全教育，相关政策、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学校缺少有效的安全管理评估检查机制［8］。曹海永则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制度建设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内容不安全，不具有超前预见性和现实可行性;二是制度执行只要结果，使安全教育陷入了“堵截多、引导少，灌输多、启发少，训练多、体验少”的死胡同;三是制度检查走过场，致使学校疏于防范、教师疏于护导、学生疏于应对，发生安全事故成了“偶然中的必然”［9］。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制度建设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如王霞提出以下五种制度在学校安全教育制度体系中非常重要:强化政府及各级领导责任的制度;加大资金投入，落实经费的制度;对组织实施安全教育的教师进行培训的制度;安全教育与学校课程整合的制度;建立安全教育合作网络的制度［10］。学校安全教育制度建设是学校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忽略了这一环节，一所学校的安全教育就无法做到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让我们认识到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为完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相关制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开展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方式与途径的研究 王玉政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开展安全教育的主要途径为主题班会，此外还有专题教育、学科渗透和以活动、实践为形式的安全教育实践课。同时，中小学进行安全教育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班会课、每周一的升旗仪式还有校长和政教主任、德育主任进行的讲话上［11］。易丹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中小学校安全教育的方式主要包括专门式和渗透式两种。就专门式而言，一般表现在《安全与健康》、《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生活》这三门课程中，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5分钟以内。就渗透式而言，学校一般会在安全事故多发期间、过节放假前或开学后以及在升旗仪式上进行口头的安全教育。此外还会在各科教学中渗透，渗透安全教育最成功的科目是体育课和语文课。同时也会利用营造安全氛围、通过小黑板及信息栏等介绍安全知识的方法渗透，但是大多数学校对这几种方法利用得不好，对学生也没有产生影响［1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食品卫生安全、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构成了农村小学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则相对薄弱，网络安全、性安全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则根本没有涉及［13］。还有研究表明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多是流于形式，往往在事故发生后才进行被动的安全教育，在平时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安排和详细的教学计划，也没有具体、确定的课时安排［14］。方式与途径对教育教学效果有关键性的影响，如果方式不正确或者途径不科学，那么教育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国内学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实施方式和途径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改进与完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实施方法与途径，从而提高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质量。 (四)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存在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国家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越来越重视，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编写了相关的教材、读本，也创建了专门网站并上传了大量的安全教育资源。可以说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周定平认为当前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部分学校重管理轻教育，安全教育仅仅被理解为安全管理;二是安全教育难以得到家庭及社会的支持，造成“5+2=0”的结果(学校五天的“正面教育”，加上双休日两天的“负面教育”，其教育的效果就是零);三是安全教育没有突出安全特色，如时间不足、资源匮乏，而且实际演练少;四是安全教育大多是应景之用，只局限于纪念日和一两次的活动［15］。王玉政则认为当前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存在形式化突出，教学方法和手段简单，安全教育资源不足，安全教育工作者缺乏以及安全教育的教材使用随意，安全教育时间难以保证［16］等问题。欧文姬也认为目前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存在课程安排无视学生的心理、生理、年龄等特点，难以调动中小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校安全教育过度，“关起门”办学、“封闭式”管理成为很多学校规避责任和风险的一种方式［17］等弊端。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部分学生家长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学生在放假期间的安全教育也属于学校及教师，并且学校承担对学生安全的无限责任［18］。这让“安全教育”变为“安全负责”，给学校安全教育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同时也导致家长和社会对学生安全教育的疏忽，这不利于学校安全教育的正常发展。除此之外，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还面临着新的挑战。以前的中小学生很少接触手机、网络，学生大都处于一个相对闭塞、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里，而如今，手机、平板电脑等在学生中已经很常见。网络上散布的各种不良信息、网络诈骗等对中小学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应对这个新环境的方法策略却跟不上，所以这也是威胁中小学生身心安全的重要组成方面［19］。以上这些研究揭示了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有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改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有利于中小学安全教育工作者提高学校安全教育的效果。 (五)改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对策与措施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改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对策与措施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是比较大的，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涉及到了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方方面面。易丹从整体上对如何改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进行分析，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一是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安全教育观;二是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培训;三是丰富和规范校园安全教育教学内容，把握中小学生特点，结合时代要求;四是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开展校园安全教育，注重实践操练;五是为校园安全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缩小地区差异，创建校本课程;六是做好校园安全教育管理的保障工作，加强中小学生校园安全教育制度化建设［20］。李开勇和冯维则认为改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现状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生命教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另一方面要开展灵活、多样化的安全教育实践，对学生进行实地演练，让学生掌握必要的逃生技能;此外，还要注意家校合作，共同搞好对学生的安全教育［21］。牧兰还提出要使学校安全教育常规化、方式灵活多样化、系统化;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以及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安全教育合力的对策［22］。也有学者从某个具体的问题出发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杜德栎从师资问题切入，提出目前要提高教师的安全教育素质，要充分发挥好职后的培训与职前的师范教育两个基本途径的作用。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教师公共安全教育素质缺失的现状，必须从教师素质培养的源头着手，在师范教育课程中加入学校公共安全教育课程，把它作为教师的公共必修课程［23］。高敬霞、许志青提出要利用网络教育平台，加大青少年安全教育知识学习，提高其安全素质。因为网络教育平台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安全教育的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并且有利于资源共享［24］。张伯邑提出应该将电脑游戏应用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中，因为电脑游戏能为学生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学习环境的交互式、沉浸式的环境，学生能在自己的操作和及时的反馈帮助下练习，有效地接受安全教育［25］。以上这些研究范围广、内容宽、视角多，是改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效果的重要参照。当然，在这些研究中涉及网络安全教育、信息安全教育和性安全教育的相对较少，甚至没有。就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而言，这些对于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很有必要的。 三、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主要特点 纵观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可以看出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研究视角多元。从搜集到的文献可以看出，十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展开了研究。有的学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强调在中小学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的学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有的学者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现状切入，调查了当前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了改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措施;还有学者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角度着手，就开展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方式、途径提出了新的对策。多元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对推动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二是研究内容集中。十年来，虽然国内学者就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所做的研究角度多元，但是内容则相对集中。在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中，有相当比例的研究集中在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现状的研究，指向的是当前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与改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具体措施与对策有关。这对我们在中小学教育实践活动中改进学校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升学校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十年来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够统一。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概念的界定我国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权威的界定，这就导致在研究中出现“名同实异”的现象。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学者研究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是交通安全教育;一些学者研究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是食品安全教育;还有一些学者研究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是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此外，由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不统一，学者们在研究时所涉及的范围也不同。我们认为这不利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相关研究的开展，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加大对其的关注力度。第二，缺乏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元研究。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做了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现状的调查，对其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改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措施的探讨上。但就“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它的内容应该包括什么，它的研究范式应该是什么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有些内容甚至还未曾涉足。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元研究对规范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促进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质量有着基础性的作用。而这方面的缺失，导致我国学者在开展研究时概念不统一，内容不一致，范围差距大，不利于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发展。第三，研究方法单一，实证研究相对不足。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数研究是经验、说理之谈，是学者的个人分析，且内容相近、观点相似，主观性较强。实证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硕士论文，其他研究主体几乎很少有人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与实际联系不够紧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也不够强，就改善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措施的研究而言，其缺少很强的针对性。第四，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和具体。首先，目前中小学生处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大都开始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对其开展信息安全教育以及网络安全教育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然而，国内学者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几乎未涉及到信息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这些内容。长久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性安全教育也是缺失的，这导致很多问题，不利于中小学生的发展。《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在中小学开展性安全教育，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推行或推行的不够理想。我们认为性安全教育作为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对其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小学性安全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完整。其次，现有研究不够具体和深入，集中表现在对改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措施研究上。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多是宏观层次上的强调，并没有有效说明具体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等问题，致使所提对策不具有实践操作性。第五，研究主体单一，研究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主体多是一线教师、教育管理者、社会交警或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稳定专业的研究团队，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的相关研究人员参与到此项研究中来的寥寥无几。就研究成果发表情况来看，发表在权威及核心期刊上的成果也很少，这从侧面说明国内在此领域研究的成果质量还有待提高。 四、国内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展望 第一，廓清基本概念。研究者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概念的不同理解会使所讨论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复杂化，也易于造成理论表述和研究主题的模糊不清，影响研究的有效开展。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首先要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含义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以保证相关研究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第二，研究方法多样化。今后研究者要突破当前以文本分析、经验说理为主的方法，多做实证研究，创新研究方法。要克服过去单调化、简单化的倾向，使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整体的抽象分析层面，更要走进教育现场，深入教师、学生的教育生活情境中了解其复杂性与真实性。这样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发展，其研究质量才会提高，研究的可信度才会增强。第三，研究主体多元化。一线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等研究者的参与，使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研究现实性和实践性更高，是此项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参与可以规范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相关概念，夯实理论基础，从而使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相关研究更好地开展。因此，今后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参与到此项研究中来。只有研究主体的多元参与，才能从多视角、多层面对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进行研究，才能真实、准确地揭示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改善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对策。第四，研究内容全面化。今后要拓宽研究范围，将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所涉及到的内容全部纳入到此项研究中来，推进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更全面地发展。要关注当前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目前几乎未涉足的信息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性安全教育等给予充分的重视，弥补相关研究的空白，从而推动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的充实。这有利于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内容的全面化，有利于中小学生掌握更全面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安全知识。此外还要加强对农村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关注，以全面推动我国中小学学校安全教育的发展。 作者：王等等 薛瑞英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校园安全教育研讨 摘要: 留守儿童是朝鲜族小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守儿童多属于隔代教育，其安全意识相对于普通小学生群体更弱一些，因此朝鲜族小学校园安全教育的研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本研究从朝鲜族小学校园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成因分析以及具体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 朝鲜族;小学;安全教育 一、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安全需要是人们的基本需要，只有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同样，对于小学生来说只有当校园安全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其身心健康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进一步的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近年来，小学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从食物中毒到毒跑道事件;从轿车闯进小学校园横冲直撞到吸毒男持刀闯校园;从小学生溺水到校车事故;以及校园的踩踏事件，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校园安全事故。面对着一件件触目惊心的校园安全事故，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校园安全问题的发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延边朝鲜族小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文化因素，留守儿童成为了朝鲜族小学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留守儿童多属于隔代教育，安全意识相对于普通小学生群体更弱一些，因此对于朝鲜族小学校园安全教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朝鲜族小学校园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校园安全教育缺少专门的师资队伍 目前朝鲜族小学安全教育的实施主要由班主任承担，有时会请其他科目的教师兼任安全教育课，但是很少有专职的安全教育教师。通过进一步的访谈了解到，班主任及其他代课教师均较少的接受过专门的有关安全教育方面的培训，对安全教育理论知识及实践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表面。也有班主任反应，安全教育的兼任会增加其教学工作的任务量，时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学校也会不定期的聘请消防安全等部门的专门人员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讲座、报告，但是由于专业人员讲解能力薄弱以及对小学生认知和接受能力的了解不足，导致学生对安全教育的内容难以理解。 (二)安全教育的内容较为单一 朝鲜族小学安全教育的内容涵盖面较为狭窄，学校安全教育的内容多以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为主，而涉及到网络安全和性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较少。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有不少违法份子会通过网络进行诈骗和犯罪，小学生由于认知等特点正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分辨是非的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对于网络安全方面的教育应引起学校的重视。虽然朝鲜族小学有关性侵等方面的安全事故很少发生，但是学校安全教育应防患于未然，性教育安全方面的内容也应适当普及。 (三)安全教育缺乏家校合作 安全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教育工作，单靠学校理论上的传授与讲解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家庭教育相辅助，通过家庭教育的不断强化以及学生在生活中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小学生对安全意识有着更好的提升。然而，学校在安全教育方面往往会忽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时家长会由于一些具有安全隐患的行为而给小学生带来错误的榜样学习，例如家长的闯红灯行会让小学生觉得遵守交通规则并没有那么重要。可见，学校安全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三、朝鲜族小学校园安全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安全教育认识较为片面 朝鲜族小学虽已定期开展一系列的安全教育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对于安全教育的认识仍不够全面，在进行安全教育之前缺少对小学生关于安全教育知识现有储备量以及需求的调查，事后也缺少必要的评价手段、总结、反思与改进措施。对于安全教育的开展也通常是本着“上行下效”的理念进行实施，较少的考虑到本校的具体因素，结合本校特点开展有关于校本特色的安全教育。这就使得，小学安全教育的内容较为单一和片面，难以对方方面面的安全隐患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 (二)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 在安全教育管理方面，学校缺少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问责制度，学校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对于学校发生的突发事件也缺少相应的应急系统。在教师及家长安全教育的培训方面也缺少相应的管理措施，这就导致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合力作用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同时由于教师缺乏必要的教育安全理论知识的指导，也使得安全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四、改善朝鲜族小学校园安全教育现状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专职的安全教育教师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应设置专门的安全教育教师职位，班主任以及其他学科教师的教学工作也会对学校安全教育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因此学校在设置专职的安全教育教师一职时，还应定期的组织与安全教育有关的教师培训，动员广大专职教师、班主任及其他科目教师积极参与，并对教师的安全教育理念进行有效的考核评价，这样才能更好的对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二)丰富安全教育内容 安全教育的内容应尽量全面，还应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和需求灵活的调整安全教育的内容，开发符合本校校情的安全教育校本课程。对于网络安全和性教育等也应引起学校和家庭的重视，只有不断地丰富安全教育的内容，才能更好的防患于未然。 (三)校园安全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重视学校安全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合力作用，定期为家长组织相关的安全教育讲座，提高家长安全教育的指导能力。学生在学校所学的安全知识在生活中通过家长的指导和教育可以得到强化，这样才能使小学生更安全、健康的成长。 作者：姜辉 单位:延边大学师范学院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中小学生用电安全教育浅论 摘要： 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对中小学生的用电安全教育，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本文结合实例，从校园安全教育、家庭安全教育两个方面谈了对中小学生的用电安全教育，可供基层中小学校在用电安全管理和用电安全教育方面借鉴。 关键词： 安全教育；校园用电；家庭用电 学校是公共场所，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和发展健康身心的地方。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缺少安全知识和安全意识，所以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安全隐患不可避免，教育者要做好的是防患于未然。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校园用电安全教育，作为校园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中小学生校园用电的安全教育 镜头一：某班学生在自习课上，乘老师不在之际，私自利用班里的多媒体播放影片。由于操作不当，拉扯电源插板，引起电源插板打火冒烟。班里的学生惊慌失措，纷纷涌出教室，所幸没有引发严重后果。镜头二：某生在寝室内违规使用“热得快”烧开水，由于疏忽，忘记了时间，“热得快”将暖水瓶烧坏，所幸被宿舍管理员及时发现，没有造成火灾。以上两个事例，是发生在基层学校的真事，虽然都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但反映出基层中小学校园内确实存在安全用电隐患，类似的实例在中小学校园恐怕还会有许多。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在校园安全用电的管理方面还存在较多的漏洞，另一方面折射出对学生的用电安全教育做得不够好，导致学生用电安全的防范意识不强。据调查，学生在用电过程中，容易发生危险的情况主要有以下情况：（1）用手或铁丝、钉子、别针等金属制品去接触，探试电源插座内部；（2）用湿手触摸电器，用湿布擦拭电器；（3）插拔电源插头时用力拉拽电线，电线的绝缘层受损造成触电；（4）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插头等。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活中、教室里、宿舍里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因此，学校管理者及学生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安全用电常识，以便有效地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严禁在灯具、电扇、空调、摄像头、投影仪等电器上悬挂覆盖装饰品等易燃物，不得私自搬移所有电器的使用位置、不得私自改变室内电器用途及所有电器线路。教室内所有电源插座严禁为手机、电池等充电，严禁使用电热器具。教室内多媒体设备使用必须由本班电教员专人负责，不得用于做游戏或私自观看影片。多媒体设备、灯具、电扇、空调、饮水机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以免长时间开机过热引起火灾。严禁在寝室自行安装使用灯泡、灯具，以及各种热水器（如“热得快”）、取暖用具（如电热毯）和做饭用具（如电饭锅）等。严禁私自改动室内线路，绝对不能在宿舍中私拉乱接电线。严禁在灯具上悬挂任何装饰物、易燃物及其他物品，要做到及时关灯，以免灯具和线路发热引起火灾。楼道应急灯插座严禁用于其他用途，以免发生意外时应急灯不能正常使用。室内各电器设施若发现异常现象，必须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报告宿舍办，严禁自行处置，注意保持用电设备及周围的环境卫生，严禁堆放易燃物品。 二、中小学生家庭用电的安全教育 镜头三：小米10岁，读小学四年级。因为她的父母做生意比较忙，所以周末她便一个人在家。做完作业后她自己洗了头发，想到妈妈平时用电吹风吹头发，便想亲自试验一下。刚吹了几下，隔壁的小伙伴过来喊她去看新买的玩具，小米由于好奇就急忙跟着跑了出去，随手把电吹风扔到桌子上。看了玩具之后，两个小伙伴便开心地玩了起来，越玩越起劲，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出去发现很多人都匆匆往她家方向跑去。那滚滚浓烟让她意识到她家失火了，她吓得哭了起来。在邻居们的帮助下，火最终被扑灭。最后当他们在研究失火的起因时，发现就是那个没有关闭电源的电吹风惹的祸。这是因没有正确使用电器而引起事故发生的案例，在生活中时常发生。电吹风引起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电吹风正在使用时，人中途走开，结果长时间通电，导致电吹风外壳的温度过高而引燃可燃物；二是在使用电吹风时遇上停电，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去处理其他事情或外出，恢复通电以后电吹风的电热丝长时间加热，温度升高，引起火灾。除了电吹风之外，一些常用的家用电器也会因短路或通电时间太长等原因而引发火灾。学生在使用这些电器时，家长一定要多提醒他们，注意电器的正确使用方法。作为具有安全教育的职责和义务的教育工作者，其不仅要教给中小学生在学院内的用电安全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在校园以外的用电安全防范意识。以下介绍一些常用家用电器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1）电吹风：避免在潮湿的、弥漫水蒸气的浴室中使用，这样容易引起漏电而导致触电事故。若正在使用时，临时有事走开，要将电源关掉。（2）电熨斗：不要长时间停放在衣物上熨烫，暂不使用时应将其竖立搁置在一边，或平放于专用金属架上，人离去时应立即关闭电源，以防引发火灾。（3）电暖炉：不要在特别靠近电暖炉的地方较长时间烘烤衣物，也不要将电暖炉靠近家具、报纸杂志堆放处，以免引燃周围易燃物品，导致火灾。（4）电饭煲：使用时内胆尤其是内胆的外层要擦干净，不要沾满水便放入底座使用。底座不能用水冲洗，以防止底座内电路组件损坏，造成漏电或短路事故。（5）电热毯：使用时要平整地铺放在棉垫上，上层覆盖一条被单即可，不可铺在棉垫下面，也不要长时间加温，以免使被盖温度过高引起燃烧。临睡时要关闭电源，收起不用时应轻叠轻放，不宜折叠得过小，放置时上面不可压重物。（6）微波炉：不要在未放任何食物时空转，否则易引起组件损坏；不要用金属容器盛放食物加热，否则会损坏组件，最好使用微波炉特制容器加热食物。最后还要着重提醒，学生在家使用家用电器最好还是要在家长的指导或监管下进行。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校园用电安全教育是关系着构建和谐校园的大事，刻不容缓。 作者：李建法 单位：叶 县昆阳中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学生命安全教育渗透 一、小学生命教育概述 1.小学生生命教育的内涵和目的。 生命教育贯穿一个人发展的始终，它主要强调生命的主体性，通过各类形式的活动来强化生命的重要性。从教育角度而言，生命教育主要通过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引导其热爱生命和尊重生命。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是安全教育内容之一，旨在培养学生热爱生命，在遇到挫折时，敢于面对问题，培养积极健康的心理和如何利用正确的方法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2.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的原则。 开展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以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生命安全教育的基础在于对生命的尊重。语文教师在开展生命安全教育时，必须热爱和关怀学生，结合小学生发展特点和自身需要，突出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生命安全教育。第二，遵循教育在先，预防在前的原则。语文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引入案例，并联系实际生活中学生可能遇到的生命安全威胁，不断提升小学生进行自我保护的意识，并贯穿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最后，遵循学生个体差异性原则。由于每个小学生有着自身的特点，语文教师不仅需要面对全体学生，还应该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针对性的生命安全教育。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需要，尽量开展形式丰富的生命安全教育，以照顾全体，并达到教育的目的。 二、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安全教育 1.利用多媒体技术，引入案例对小学生进行生命安全教育。 案例教学是小学语文的一个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通俗易懂。比如，学习《地震中的父与子》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可以结合我国的实事，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汶川大地震中人们努力求生、与命运抗衡的一幕，让学生有所感悟。教师在选取视频的时候，必须考虑小学生的特点，不宜出现血淋淋的一面，主要突出正面内容，即地震中的人们如何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与生命抗衡，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一段视频的播放作为整堂课的引入部分，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自然地引入到《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中，告诉学生们生命的价值，达到生命安全教育的目的。 2.引导学生在阅读中体会生命安全的重要性。 阅读课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之一。通过阅读，学生可以增强对事物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语文教师可以在阅读课中，贯穿生命安全教育，引领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提高对生命的认识。如，在学习《生命生命》这篇课文时，可以让学生仔细阅读，然后体会文章的主旨；可以采取个别提问式进行生命安全教育：读完这篇课文，你觉得生命是什么？可以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进行组织，然后语文教师整合学生的答案，提出生命的意义，引导学生在有限的生命中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此外，语文教师还可以进行对比式教学，让学生通过阅读两篇关于生命安全的文章，对比出其共同点和不同点，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也同时达到生命安全教育的目的。 3.习作中渗透生命安全教育。 写作作为培养学生语文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充分利用写作来了解学生对生命的认识。很多写作素材源于生活。因此，语文教师在教授完有关生命安全的课文之后，可以让学生写关于生命安全的话题，内容和形式由学生自己定，这有利于学生充分发挥其发散思维。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的事例来描述自己对生命的见解和感受。小学生视野范围比较狭小，教师可以先通过举例来引导学生，给学生做示范。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生命，升华对生命的认识。 综上所述，教师可以在导入部分引入案例进行生命安全教育，还可以在阅读和写作中强化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语文教师还必须结合小学生的发展特点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教学中不断渗透生命安全教育，以提高小学生对生命的认识。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生命安全教育的内容比较广泛，教师可以结合自身需要，适当引用，并结合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突出生命安全教育，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中真正领悟到生命的价值。 作者：霍俊东 邹红静 单位：吉林省扶余市新源镇中心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安全教育工作意义与内容 【关键词】 班主任；安全工作；意识；常识；机制 安全工作是学校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当中的第一工作，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是学生快乐健康成长的必备能力，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安危、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为了学生的健康和安全，家长和老师应该及早教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安全常识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措施，注意培养孩子的安全防范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及良好的应急心态。 一、对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意义 1.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是新课标的明确要求。 新课标明确要求我们必须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教育本身是为了培养、提高学生全面素质,而不是单纯地灌输科学文化知识，是否具有一定的安全防范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已然成为判定是否是一个现代人以及一个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开展安全教育,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文化氛围。小学生一方面要自我约束,遵纪守法,另一方面,其学习和生活又要有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稳定的治安秩序作保障,而小学生安全教育恰恰在这两方面得到了全面体现。 2.当代社会管理需要安全教育。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重视健康是珍爱生命的前提。但随着时代的多元化发展和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管理面临的复杂程度也进一步增加，再加上在校小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校园社会化现象日益明显,校内及校园周边环境日趋复杂，学生在校内出现踩踏、器材坠落伤以及往返校途中发生意外事故、假期溺水触电等意外非安全事故等时有发生。小学生在学校学文化、学知识的同时,学习、了解和掌握一些法律知识和安全常识,不仅可以做到在校期间自已不受伤害也不伤害他人,而且还可以依靠法律的力量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维护良好有序的社会秩序。 3.提高小学生安全意识的需要。 因年龄所限，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普遍比较薄弱,自身安全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在对待日常事物时，往往对事物好奇心较重且好动结果往往导致身体被损伤；在自身物品管理上,思想麻痹,物品随意乱放而致物品损坏或遗失；在日常生活中，不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不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存在侥幸心理,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生活经验不多，进而做出诸如随意下水游泳或者玩耍电路等危险举动等等。此外，小学生大部分时间在校园内学习和生活，接触社会少,辨别是非能力差,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指使其犯罪。因此,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小学生安全的防范意识。 二、对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内容 1.要求学生严格做到遵规守纪。 班主任必须将安全放到工作的首要位置，充分利用“思想品德”课、周会课、少先队队会、放学站队等平台，对学生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安全防范教育，必要时对个别学生进行个别教育。要求学生熟记《中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内容，并要求学生严格按要求去做。同时，要结合本班，本校，当地社会环境的实际，举实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2.教给学生必备的安全防范常识。 要长期不间断地开展防火、防溺水、防触电、防盗、防中毒相关知识的教育和演练，严格要求和时常提醒学生不做有危险的游戏，不参加有危险和社会危害的活动。 3.建立家校共同学生安全教育机制。 一是作为班主任一定要详细准确地掌握每个学生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住址、成员构成、家长姓名、联系电话、其他特殊情况等。二是学生有异常情况，如有学生缺课，应尽早查清原因和学生下落，必要时和家长联系，要求学生有病有事必须向班主任请假，并写出请假条，有家长签字。三是伤害报告教育。在校内学生受到伤害，班主任要采取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生受到救治，及时报告学校，通知家长。在校外学生受到伤害，班主任知道后，要立即和家长学校取得联系，使学生尽快得到救治。教育学生不管在校内校外的任何时间，一旦受到伤害及时告诉班主任或家长，要让学生熟记班主任电话号码。 4.做好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和防范。 作为小学班主任，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班主任，应该当好“大管家”，班主任应该经常深入到学生中调查了解班上存在的安全隐患，做到以防为主，及时清除安全隐患；应经常和任课教师联系沟通，共同作好班级安全工作；及时记录班级的安全资料，做到心中有数；要长期性、多样性地开展好各级各类安全教育活动，尤其是要开展好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主题教育活动，以不断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避险能力。 作者：何彩霞 单位：金塔县南关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品德与社会安全教育论文 一、精心备课拓宽内容 品德与社会课中很多内容都与安全教育有关，有助于学生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安全技能。如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今天，你安全吗》、《公共场所拒绝危险》、《当危险发生的时候》。这三课内容的设计来源于生活，按照学生生活中容易出现的安全问题设计案例。如活动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防踩踏安全等。以实现以下目标：培养学生初步具备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安全标志和设施，注意公共安全；具备基本的自救自护能力。又如：今年夏天各地溺水事件此起彼伏，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这学期的单元测试卷上出了一道问答题：“下午放学，小军带着小明到附近的水塘边捉鱼，你认为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如果是你，如何避免这些危险呢？”有的学生答案单一：会溺水死亡，要和大人一起去。而有的学生就具备了发散思维，想到了多种可能：会掉到水塘里，会迷路，会被受伤，会被下暴。还想到了多种解决的办法：劝他们别去，如果执意要去就报告老师;和家长一同去时还要带上救生衣、游泳圈等;家长不能去就建议小军他们改做打球等活动，远离水塘边。我采用对比讲解法，最后还补充了2013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生防溺水“六不”原则。 二、故事导入寓教于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根据小学生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特点，我收集学校身边发生的安全故事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学生对书上的故事都预习知道了，课上不很感兴趣，但对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很感兴趣。例如，在上三年级下册《马路不是游戏场》一课时，我就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同学们，还记得学校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吗。清晨，同学们都穿上漂亮的校服，一路哼着歌安全地到达学校。可是，一年（2）班的一个男生却住进了医院，为什么呢？原因是他在上学路上过马路时一手拉着奶奶的手，一手拿着玩具“小虎队”卡片，当他过完马路后发现自己的卡片掉了一张后，他就挣脱奶奶的手，箭一般地冲向马路中间弯腰去捡卡片的瞬间，悲剧发生了，一辆出租车撞上了他，他被撞倒在地，头部出血了，晕过去了……还好，经抢救，生命总算保住了。可承受了手术之苦，花了巨额医疗费，耽误了学习，耽搁了家长上班。安全意识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听了老师的故事，学生也乐于收集和分享身边的安全故事。通过讲述适合小学生身心特点的各类故事，使他们产生对某些问题的感性认识，再加上简要分析，使大家获得相应的安全知识，激起珍惜生命的情感。 三、情景体验培养能力 能力的培养需要学生参与、体验，只有亲身体验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获得。教育家蒙台梭利说：“一件事，我听说了，随后就忘记了；我看到了，也就知道了；我做了，很自然就理解了”。在教学中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情景等各种方式的体验活动，让学生直接参与表演，分别感受“真实情景”中人物的各种情绪，体会其中的喜、怒、哀、乐，然后经过彼此分享。孩子体验要具体化、生活化，可从“见”、“闻”二字做起，在多见多闻中，自有“感受的再感受”──体验的丰富与多彩；生活中处处有感受，儿童体验应重在“感受”，创造条件让他们在“见所未见，见而又见”和“闻所未闻，闻而又闻”中去博闻、强识。有利于安全意识的培养、安全习惯的养成。例如，在上《今天，你安全吗》一课与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就请了两个同学上台表演，一个扮演陌生人，一个扮演小学生。小学生机制应对陌生人，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要是在生活中遇到陌生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又如，在上《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时请了两名学生上台模拟怎样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以后在等待救援时要将鲜艳的衣服或塑料布用棍子挑在窗外，大声呼救，让消防员叔叔尽快发现你。这些环节都让学生演一演，把知识转化成能力。也实现了叶澜教授提出的：“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生命发展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四、结语 总之，品德与社会课中蕴含安全教育的内容广泛，方式多样。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灵活处理教材，善于把握教材内容，创造性地在教学活动中有机渗透安全教育。让安全教育走进课堂，让安全教育走进学生生活；让安全与学生同行，让幸福与学生相伴；让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如花般绽放，让孩子金色的童年里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作者：王华容 单位：重庆市黔江区实验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地震减灾小学安全教育论文 1地震减灾教育的必要性 （1）社会现状。 在某校五、六年级个别的随机访谈中，仅有1%的家长曾经告诉过孩子地震来了怎么办？基于以上调查证明该校学生中，目前家庭教育在地震防灾减灾教育方面是一片空白，学生普遍反映父母重视的基本上是和升学有关系的知识上的教育；而且社会上从事此教育的社会公益机构又很少，如果学校不进行此项教育，学生基本上是一张白纸。 （2）学校现状。 某小学学生人数众多，人均相对面积很小，不利于灾难来临时的疏散。但学校目前只有一两节安全教育课，远远不够。学校把研究性学习纳入其中，通过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探究、发现，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研究地震的过程中，学生对灾难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通过PPT的成果汇报，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疏散演习中的镇静、对一个问题持续的研究是对学生性格及专注的培养；面对灾难临危不乱，不仅能自我安慰，还能帮助周围的人，这就是最好的健康人格训练……最终我们希望的学生是有着完善人格和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而不是会各种技能的考试机器。 2地震防灾教育总目标 让社会由热心的关注转变为学生切实的行动；让专家将专业的知识转变为学生喜欢的有趣的科普；让学生由简单的了解地震知识转变为系统的学习；让教师将枯燥的地震知识讲解转变为生动的活动；学校由零散的教学转变为广泛的参与。 3教育基本内容 教育内容分为三部分，地震来了我不怕；地震来了我能逃生；地震中我能做什么。 4地震减灾教育的作用 （1）提升学生自我教育功能。 地震、及减灾领域知识的学习要使学生认识一些知识及方法，增强自救自护能力，这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以及万一灾害来临时能自救，避免更大的伤害。 （2）强调综合性、探究性，注意各知识领域的有机整合。 在教育框架结构上避免了知识领域相互分离的“拼盘式”设计。把地震知识(时间)、地震中学生的心理变化(空间)作为培训学生能力发展的两个坐标，使各有关知识领域的内容有机整合起来，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能力成长。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勾画地震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基本框架；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勾画地震的危害，进而使学生了解地震是什么样子的，并努力把地震造成的灾害减少到最轻。 （3）强化灾难来临时心理教育的重要性。 震后人们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相当比例的人会出现心理应激障碍，针对这些问题应进行适当的早期心理辅导。在平时训练时，以危机干预为思路，以缓解应激障碍相关症状、预防创伤后危机障碍的发生为主要目标，采取心理故事、严重事件应激访谈、心理剧、心理游戏、电影等多种形式，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等方法进行干预。 （4）重视学生“非正式学习”，对学生的学习环境进行整合性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不同的学习环境提供了独特的教育给养，知识具有情境性，有意义的学习是发生在真实的情境中的。在这种知识观和学习观下，选择以地震为主题，以消防、安全的博物馆为载体，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在课堂中设置任务，模拟情境，从而达到真实性学习的目的；二是提供课堂以外的情境，将不同情境中的学习体验融合到课堂教学中。让家庭、社区、学校、校外教育机构等在不同的层面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对学生的学习环境进行整合性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作者：姚峰 单位：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学校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论文 一、完善学校安全意识与知识教育 学校在交通安全教育方面，应尽快改善教学内容与方式。在教学内容方面，选择与开发合适的教材，对不同年段的中小学生开设不同内容的课程。在教材选用与开发时，要体现兴趣性、直观性、系统性、因材施教及因地制宜的原则，内容可包括交通故事、游戏等。增加对一些较为少见的交通安全标识、安全规范只是内容，如认识环岛标志、禁止通行等交通标志，懂得“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安全常识。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贴近小学生生活实际，选取直观形象的内容，让小学生在理解中领悟。多设置适合小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如创造相应的环境，让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如在校园设置交通安全活动设施，包括模拟红绿红、斑马线及其他交通标志等。二是提供实践场地，在体验中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如开展“十字路口”、“汽车站”等游戏，让中小学生把学习的交通规则运用到实践中。选择与开发合适的教材，对不同年段的中小学生开设不同内容的课程。在教材选用与开发时，要体现兴趣性、直观性、系统性、因材施教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内容可包括交通故事、游戏等。要采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贴近中小学生生活实际，选取直观形象的内容，让中小学生在理解中领悟。如认识环岛标志、禁止通行等交通标志，懂得“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安全常识。 二、学校与交警部门及政府部门积极合作 学校作为学生交通安全行为教育的主导，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应由学校主动提出。在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过程中，要理顺部门关系，明确各自教育职责，建立以教育、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机制。教育部门应把小学生交通安全宣传与教育列入小学教育大纲，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经常对所辖区域内开展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宣传与教育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只有各部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才能形成良好的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氛围，保证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制度化、长期化、规范化，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教育部门可以探索将交通安全课程纳入学生学习考核体系中的措施。交通安全课程作为一门必修的考试科目参与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考试成绩甚至可以作为学生奖励及升学的依据之一，以此提高学校、老师、学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和紧迫性，并最终转化为学生的切实行动，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三、通过家长会等联动方式引导家长参与到安全教育活动中 在前文分析中了解到，家庭教育在小学生安全教育中的效果良好，更容易实现，并且学生家长更愿意参与到安全教育中。但家长由于受教育程度差异、时间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教育方法、教育理念的认知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由学校主动练习，通过家长会向学生家长发放安全教育材料、沟通教育方法、交流教育心得等。通过学校与家庭的合作，一方面可以改善家庭安全教育的成效，消除家庭教育中的一些误区。另一方面可以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特点，从而制定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引导方式等。而且两方合作过程中，教育方式、方法、成果的交流能让双方不断完善自身教育策略，同时对学生本身的认知有更全面的认识，规避“自己认为已经说明过，学生、孩子并未真正注意”等同类问题。 作者：李景卓 单位：北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吉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新大队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小学预防教育安全教育论文 一、需要做到构建网络,健全制度 1.安全领导小组职责。 对于学校安全来说，重点是理顺关系，明确职责。通过学校安全领导小组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安全工作的职责得到强化。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在组建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时，就以一把手校长任组长，各中层正职负责分管一块，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干部以及学生家长等则具体做好落实，配合具体抓的机制。这样从校内到校外，从课堂到社区，就会形成一个全面、立体的领导管理网络，从而使学校安全工作事事有人做，事事有人抓，事事有担责，彻底消除校园安全隐患以及盲区。 2.健全制度，落实防范措施。 学校安全工作不是学雷锋，或者活动一阵风，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笔者所在学校就把学校安全工作作为一项常态来负责，不仅列入大事记，而且还要求领导周周提，周周检查；要求教师天天讲，天天看。政教处更是细化学校安全，并且形成定期或者不定期检查制度，从各方面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检测。比如学校斜对面所处十字路口以及周边吃糖，更是重点检查对象，不仅树立显著标志，还安排人专门落实。每年年终考核，学校更是安全作为第一条件，坚决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与教师经济济利益相挂钩,从而让学校所有教职员工对于安全始终紧绷一根弦。结合学校实际，至目前为止，笔者所在学校已经出台了《课堂师生安全条例》《上、放学校门口安全条例》《学生暑期游泳安全规范》，等等、一方面让学校安全始终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也能学校安全始终处于被监控之中，从而做到防患于末然，有效地杜绝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需要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1.季候性预防教育。 不同季节有着不同的预防重点，学校则把这一切都考虑在前，针对季节性变化重点做到预防性教育。比如春季，通过校讯通平台、告家长书、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预防传染病教育；而到了夏季，则积极组织家长、社区义工、主题班会、急救演习，等等各种形式，一来告知学生怎样预防溺水，二来重点巡查周边社区存在的池塘等安全隐患，做到杜绝一切可能；而到了秋季，则重点对学校安全、周边路道，瓜果农田等方面进行巡视，对学生做好安全教育；冬季气候干燥，学校又重点做好防火以及逃生演练等。这是针对季节重点预防，对于节日学校同样也在积极做好预防，比如杜绝燃烧麦秸以及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等等。让安全教育与学生生活，环境相适应，从而更具有针对性。比如去年春节，学校提倡不点燃烟花，结果那一年学校周边就很少听到鞭炮声，收到周边社区一致好评。 2.心理性预防教育。 固然，学生安全有很多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更多是学生心理出了问题，乃至做出自残等极端恶性事件。而中小学生心理还不够成熟，因而更需要学校做好引导。恰恰相反的是，这一方面很多学校却被忽视。笔者所在学校则建立心理咨询室和情绪发泄室，聘请有经验的教师作辅导教师，同时针对特殊学生建立心理档案，以便及早辅导，把潜在危险扼杀掉，从而从源头上做到预防，从心理上加强监控，从过程上做到跟踪，特殊学生特殊对待，确保所有安全隐患消灭。 3.环境预防教育。 很多安全事故往往是由于疏忽，或者姑息造成的。比如有的学校周边有无证摊点存在，学校就立刻给予制止，对于屡教不改的，就联系相关部门给予坚决制止。这是一手硬，当然更重要的是加强学生教育，教育他们不吃三无食品，等等，这有利于杜绝食品方面的安全事故发生。当然，更多校园事故往往是出乎意外，因而这就需要教师捧着一颗心来，在日常教学中做大量细致的工作，重点是养成“眼尖、手勤”等良好习惯，多走走，多看看，多问问，这样就能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从而最终消除隐患。对于图书室、实验室乃至药品保管室等安全管理，更要做到对事对人，注意防火防盗；而对于学校水电，更是坚持月查制度，做到外无接头，用水安全，等等。而学校保安，更是24小时值班，日常巡逻，电子监控更是全方面覆盖，做到无死角。这样通过多方面，多途径，立体式的监控，着重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从而是学校安全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需要做到内外结合,寓教于乐 1.社会性安全教育。 相对而言，学生心理还不够成熟，比较单纯，同时由于缺少社会经验，往往对于社会各种诱惑无法抵制，因而在自我的保护意识比较差。但学校是学生成长的地方，更是社会见习的场所。因而学校需要重视，做好这方面工作。日常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各种实践活动，积极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提供便利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一些常识，让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俗话说:“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笔者所在学校，在这方面就比较重视，平时积极引导学生参加人身以及意外保险，这样即便万一出了意外，也可以第一时间解决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学校还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毕竟这是提高抵抗能力的最佳时机。只要学校在各方面做好周密安排，就能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锻炼，得以成长。当然，参加社会活动不是随意，一来学校坚持严格报批制度，二来学校从安全做起，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不求便利省事，只求安全稳妥。这样学校通过各种社会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以及各种演练，让学生掌握知识，特别是一些急救常识，从而给学生更多层次的保护。 2.突发性安全教育。 很多事情，并不是有了各种预防，就能杜绝，很多时候往往都有意外发生，虽然作为学校不情愿看到，但很多时候却避免不了。而这，最需要的是预案，突发事件预案。比如遇到紧急情况时，第一步该怎么做，第二步该怎么做，而不能惊慌失措。对此学校一是做到安全教育周周提，就是把安全教育根植于课堂。为此学校专门开了法制教育与健康教育课时，并且要求任何教师不得抢课，不得挪用，必须让学生掌握一些安全知识，提高保护的能力。二是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以及生理结构，积极利用主题班会以及手抄报、演讲比赛等种形式开展各种活动，从而让安全教育变得丰富多彩，更便于学生接受。三是要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学校需要经常宣传安全工作的意义以及具体防范措施，将青少年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都通过卡通、故事等形式制作成宣传品发给学生，发给家长，从而让安全工作做到扎扎实实。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就每年3月最后一周作为学校安全教育周。在这一周内，学校必须完成四个一，即看一集节安全教育电影，出一期安全教育黑板报，上一节安全教育主题课，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学校也总结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安全教育措施与方法，从而确保了学校无任何重大事故发生，有效保证了学校教学秩序的正常惊醒，同时也给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氛围，为提高学校整体管理水平，促进周边社区和谐发展作出了学校应有的努力。安全无小事。根据当前实际，作为学校需要依靠社区群众以及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把预防工作做到实处，为社区居民，为全校师生极力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学习生活环境。当然，各种预案可能有尽，但是各种意外却有可能想象不到。，因而学校更需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源头上采取种种措施，并且从学生自身出发，不断提高他们自我保护能力，从而为全校师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学习环境。 作者：戴真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农村小学生安全教育论文 一、当前农村小学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的原因 1.意识不强 农村小学生的家庭安全教育缺失与家长自身的素质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农村小学生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多数在高中以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少之又少，主要集中在教师、乡镇公务员、以及少量的企事业单位。受教育程度低，使得他们对孩子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衣食住行这些物质方面，对于学生的安全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方面则比较欠缺。 2.投入不足 我国整体教育经费的投入，在2012年才刚刚达到GDP的4%。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经费在总量上投入不足，对于安全教育方面的经费就少之又少，甚至没有。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相应的安全工作通知，却没有以足够的资金来与这些安全工作配套，重视不够直接导致投入不足，而投入不足则成为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安全工作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小学安全教育的模式框架 1.设立安全教育课程 设立专门的安全教育课程主要是指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要对安全教育进课堂做出明确的规定，比如每学期至少要有10课时的安全教育课，平均每两周有1课时的安全教育。虽然安全教育在课时数量上较少，但在质量上不能“缩水”，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要像教授其他课程一样，按照备课、讲课、答疑，甚至考试等程序和方式来做好教学安排。 2.开发安全教育教材 目前市面上关于小学生安全知识的读本很多，内容基本上都包括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社会生活安全、网络安全、校内外集体活动安全、饮食卫生安全以及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等方面。这类教材读本的特点是内容全面，但没有突出特色，对于特殊地域的学校不是特别具有针对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学校可以整合出一套更具针对性，更加适用于本地区的安全教育常识教材，作为对上面所说的通用教材的补充。 3.组建安全教育团队 在农村小学，没有专门负责进行安全教育的教师岗位，也没有专门的安全教育经费，要组建安全教育团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能够组建一支质量较高、成本低廉的安全教育团队呢？笔者考虑可以由校长牵头，返聘离退休教师中在安全教育方面有经验、有热情、愿意发挥余热的班主任教师来承担这项工作。 4.探索多样化的安全教育方法 在安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教师除了采用传统的讲授法以外，还可以进行案例法、模拟实践法、竞赛法等多种尝试。其中案例法主要是邀请灾害亲历者或者救援者进行实际案例的讲述，这种方式更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从而使学生对灾害有一个比较真切和深入的了解。模拟实践法主要是组织学生进行防灾演练，让学生在实践中，在真实的情境中获得逃生的本领。 5.尝试对家长的延伸安全教育 张娜等在《曲阜市农村小学生安全知识调查》中，对“知识来源”的调查排序为教师（74.5%）、家长（70.4%）、书本（32.9%）、电视（15.5%）、同学（8.2%），家长成为几乎与学校同等重要的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天然资源，联合家长一起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可以尝试采取两方面的措施：第一,建议学校对家长进行延伸教育，让家长掌握各类安全知识，树立起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的意识;第二，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尝试建立学校安全教育网络群，结合学校、社会的安全工作重点，定期向家长推送安全教育信息，争取使家长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能够与学校同步。 作者：杨学田 单位：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军埠口镇中心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农村小学安全教育论文 一、影响校园安全的多方因素 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应当关注的大事，安全的校园环境的建设需要多方的努力，而影响校园安全也存在多方面的因素： （一）安全教育流于形式，职责落实不彻底 安全教育工作涉及的范围广、内容杂，需要全校上下的共同参与。目前，农村小学存在着对工作职责的落实不彻底，工作不到位的现象。农村小学仍然将教学工作作为主要的任务，对于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视仍然不够甚至会有疏忽。农村小学对于安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到位，没有设计安全便捷的教学楼逃生路线，也没有安排定期的逃生演习以锻炼学生的应急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传递足够的安全内容，学生的安全知识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差。 （二）家庭安全教育的缺失 在农村的大部分家庭中，安全教育是少之又少的。家长由于文化素质较低，自身的安全意识就比较薄弱，学生受到家长或者监护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安全意识也会减弱。同时，农村小学的学生中有一大部分是留守儿童，父母长时间在外打工，孩子则由爷爷奶奶代为照顾，与父母相比，祖父母的照顾较为溺爱，当孩子进行危险游戏或者有不安全行为时，常常不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三）社会层面对于校园安全的关注欠缺 校园的安全教育不是靠学校或者家庭单方面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社会的关注也起着很大的作用。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政府部门往往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经济发展和增加收入上，而忽视对教育，特别是安全教育的发展。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经常会选择学校这种人员密集，并且抵抗力较弱的场所进行破坏，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身心健康。 二、加强农村小学校园安全建设的对策 （一）提高学校对校园安全的重视度和应对能力 安全教育，重在落实。学校必须真正地认识到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落实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做好对于校园内部设施的维修和保护工作，成立校园安全应急小组，制定系统的校园安全教育方案，设计最方便快捷的逃生路线，安排定期的逃生演习和校园安全讲座等活动，使得校园安全教育系统化、制度化，真正地把安全教育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学生的心中，保证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提高家庭对学生的安全意识的影响力 学校的安全教育需要每个家庭的积极配合。家长或者学生的监护人应当以身作则，增强自身的安全知识，为孩子营造和谐安定的家庭环境，对孩子言传身教。家长应主动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除学习成绩外还应当关系孩子的学习环境和课余生活。学校可以安排家长会或者安全知识讲座等活动，集中对家长进行培训，使家长可以有效地接收学校所传达的安全教育宗旨，积极合作，共同维护孩子的成长。 （三）提高社会对于校园安全的支持力度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义务。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支持。首先在经济上，政府应当给予学校充分的经费支持，使得学校有财力维护校园设施，及时更换老旧的器材。此外，相关部门应当投入足够的人员保障校园的安全，杜绝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为学生营造安静和谐的学习氛围。最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是维护校园安全的重要基础。 作者：刘艳霞 单位：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高坎镇中心小学 小学安全教育论文:闽西山区中小学校体育安全教育 一、闽西山区中小学体育安全教育调查分析 1、体育场地器材的安全性问题 据调查统计，闽西山区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与器材，完全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的只有15.6%，基本符合规范要求的有30.3%，高达54.1%的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与国家规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其中，13.1%的中小学体育场地器材符合安全性要求，20.5%的中小学体育场地器材基本符合安全性的要求，66.4%的中小学体育场地器材存在安全隐患。上述调查结果显示，闽西山区中小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在规范性与安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这是导致中小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 2、中小学生体育安全知识调查分析 体育教师“主动让课”的现象在中小学校中仍十分普遍。调查统计，73.5%的体育教师表示自己曾主动让过课。高达83.6%的中小学校甚至出现了停止上体育课的现象。另一方面，此次接受调查的中小学生中，高达90.5%的中小学生认为体育活动前的热身准备活动是没有必要的。由此可见，闽西山区中小学生对体育安全知识的缺乏现象较为普遍。 3、中小学生运动损伤调查 据调查统计，2011年9月-2012年6月的2个学期中，闽西8县（市）的16所中小学中有23.4%的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发生过轻微的运动损伤（如肌肉轻度拉伤）；9.3%的中小学生发生过较为严重的运动损伤（如韧带拉伤，需治疗等）；5.7%的中小学生发生过严重的运动损伤（如骨折，需住院等）。上述数据显示，闽西8县（市）的中小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运动损伤的发生率较高，且体育课上学生受伤人数较少，而课余体育活动中受伤人数更多，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学校和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 4、校领导与体育教师的责任意识调查 据调查统计，认为体育活动过程中发生运动损伤属正常现象的体育教师占68.7%；23.8%的体育教师认为体育活动过程中发生运动损伤是不可避免的；只有7.5%的体育教师认为体育活动过程，只要教师和学生都提高风险意识，运动损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85.7%的体育教师认为，教师对学生的运动损伤不负责任；9.4%的体育教师认为教师须承担一些责任；5.9%的体育教师认为学生发生运动损伤，教师应该承担完全的责任。另一方面，高达56.1%的体育教师表示，运动损伤事故发生后，校领导态度漠视，抱着无所谓的态度；26.3%的体育教师认为校领导相对还是比较重视体育活动中的运动损伤事故的；只有17.6%的体育教师认为校领导对此十分重视。 二、闽西山区中小学校体育安全应对措施 1、遵循教学规律，明确体育安全教育目标 中小学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遵循体育教学的基本规律，遵循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在指导学生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要做到亲自检查体育器材的安全性。同时，广大中小学体育教师应认真学习国务院教育部门颁布的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明确国家体育课程学习目标。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传授学生一些避免运动损伤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2、提高师生体育安全意识 体育安全教育要伴随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体育活动存在较多的潜在危险，学校、体育教师和学生都应充分认识到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应按照国家相关制度要求进行教学，提高自身的体育安全意识与预见危险的能力，并且应掌握基本的意外运动损伤急救措施；另一方面，中小学生自身也应当提高预防伤害事故的意识；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体育安全教育方面的讲座，如常见体育安全问题的规避与应对处理，提高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不断完善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利用严谨的工作程序，确保学生的安全，将体育运动中运动损伤事故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 3、加强体育设施的维护与管理 体育场地、器材是体育教学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物质基础。各级中小学校应加快体育场地与器材的更新，为中小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在采购体育用品时，尽量购买质量好的品牌产品。其次，各级中小学校应当成立专门的体育场地与器材的维护与保养部门，并定期对学校所有的体育设施与体育用品进行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对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场地和器材要暂时停止使用，确保体育课上师生的人身安全。 4、提高家长的体育安全意识 家庭是孩子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一生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的体育活动行为与家长的运动习惯有着紧密的关联。现实情况表明，大多数家长虽然都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孩子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到其自身体育知识水平的限制，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也缺乏正确的运动损伤处理方式方法，不能很好地督促孩子的体育锻炼。针对以上现象，学校和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可加强体育教育安全的宣传，向学生和家长传授一些简单的应急损伤事故处理方式。同时，使学生家长意识到运动损伤不仅仅只发生在校内，也可存在于学校以外的体育锻炼活动中。 5、了解中小学生身体素质，创建健康档案 各级中小学校应做好入校新生的体检工作，为所有在校中小学生创建相应的健康档案。每学年进行一次严格的体格测试，方便学校掌握在校学生的基本身体情况。对于一些身体存在缺陷或健康状况欠佳的学生，学校应有针对性地为其安排适合的体育教育内容，避免体育课上或课余体育活动意外事故的发生。此外，学校应当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定期将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反馈给学生家长。 作者：何正义 单位：福建省永安市第一中学

浅谈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本文在对创新环境理论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经济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制度法规环境、社会文化和服务环境六个维度及地区层、国家层和国际层三个层次的集群自主创新环境SCHISM模型，同时阐述了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特征。基于SCHISM模型本文从六个维度出发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集群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科学和全面地研究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字：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环境、指标体系 一、引言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兴的世界性经济现象，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浙江省是国内中小企业密集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民间力量，省内的产业集群经历了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阶段，并逐步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同时也影响到了浙江省内大部分的产业集群，面对人力成本的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企业资金紧张等诸多不利因素，集群的发展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形势下，中小企业如何抵御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已成为政府、企业家及各界专家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提高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省内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普遍比较薄弱?，部分产业集群已出现发展缓慢，甚至衰败的现象。在金融危机的宏观环境下，政府和企业不但要重视集群内部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条件，更需要为集群创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这是提高产业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和保证。那么究竟什么是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包含哪些方面内容？自主创新的环境将如何影响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二、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 国外自主创新环境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创新环境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创新气氛说”[19]，他认为“在一个企业集聚区域，存在着浓郁的创新气氛，新工艺、新思想能很快地被接受、传播”，这里所描述的“创新气氛”实际上就是一种协同创新的环境。2、企业创新环境研究阶段。在1989年巴塞罗那会议上，欧洲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最早提出了“创新环境”的定义。他们认为“创新环境”就是在有限的区域内，主要的行为主体通过相互间的协同作用和集体学习过程，而建立的非正式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随后，他们又提出了“创新网络”和“集群学习”等概念，并逐渐形成了创新环境学派。Porter在其著名的“钻石理论”里也充分肯定了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20]。之后的学者（如Maillat，1995[5]；Bramanti Maggioni，1997[2]等）从创新个体――即企业的行为特征出发研究了创新环境，虽然他们中大部分学者提出企业需要在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同当地的大学、研究机构、行会等中介组织及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合作，建立有效的“创新网络”，但尚未从产业集群的角度专门探讨创新环境这一概念。3、集群创新环境研究阶段。1998 年，Padmore等人[7]建立了一个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系统模型（GEM模型），并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区域创新系统的三类构成要素：环境（Groundings,包括要素资源和基础结构设施）、产业（Enterprises，包括供应商和相关企业）和市场（Markets，包括外部市场和内部市场），这标志着创新环境的研究真正进入到产业集群研究的范畴。这一时期的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处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比外部孤立的企业更具创新性（Baptista Swann，1998[1]；Poter，1998[8]），并且强调集群学习环境对集群创新的重要作用（Capello，1999[3]；Keeble，1999[4]等），同时也认为创造良好的合作创新环境是提高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Meyer-Stamer，2002[6]）。 相比西方国家的研究，我国学者对集群的研究相对较为滞后，早期的学者（如王缉慈，1999[23]；王大洲，2001[22]；盖文启，2002[13]；胡太山，2002[15]；黄中伟，2004[16]等）主要运用“创新网络”的概念对影响集群发展的各类因素进行了研究。李勇刚（2005）[17]首次将产业集群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网络”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环境是指集群促进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特有的环境因素，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劳动力环境、制度法规环境、技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六个方面。陈赤平（2006）[10]则将集群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划分为四个层次：产业或部门层次的外部环境、区域层次的外部环境、国家层次的外部环境以及国际层次的外部环境，并对每个层次的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 上述的文献回顾表明，理论界对创新环境的研究尚不成熟，尤其是国内的学者，鲜见有学者专门从集群角度全面地对自主创新环境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将从不同维度专门研究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下面笔者首先对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进行阐述。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最早是由波特提出的，他认为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集群代表着一种在效率、效益、柔性等方面具有明显创新优势的组织形式（Porter，1998）[8]。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发现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地理性、产业关联性和创新性，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创新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理论界对“自主创新”的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出现，但直到目前尚未形成通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寄中教授[28]给出的定义，他认为自主创新（Self-oriented innovation）就是指通过提高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因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一种创新活动。姚凌（2004）[25]总结了盖文启和王缉慈（1999）[12] 等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对区域创新环境的定义，提出区域创新环境是指一定区域内，在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及学习环境。韩立民和赵新华（2006）[14]则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外延就是指企业外部的各种创新环境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市场环境、创新投入的外部资金来源和制度基础四个方面。张微（2007）[27]提出了“城市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他认为城市自主创新环境是指“城市创新主体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自主创新环境的营造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根据上面的综述，特别是借鉴“区域创新环境”和“城市自主创新环境”的概念，本文认为：集群自主创新环境就是指一定区域内，与集群发展相关联的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间通过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所形成的有利于提高集群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相对稳定的综合系统。这一系统包含六方面的构成要素：制度法规（System）、社会文化（Culture）、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和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六类环境，我们将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系统模型称之为“SCHISM模型”（如图1所示）。 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具有如下特征：1、多元性。这一综合系统内部的构成元素是多元的，不但包括有利于集群自主创新的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人力资源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还包括鼓励集群内部自主创新的软环境（体制法规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2、区域性。由于集群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受不同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影响，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自然会带有显著的区域特色。3、层次性。集群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会影响到集群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国际经济一体化、通讯网络发达的今天，产业集群的发展同地区政策法规、国家宏观调控甚至是国际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因此，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也具有层次性，可以分为地区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三类（陈赤平，2006）[10]，每种环境所处的层次视环境对集群自主创新的影响程度而定，而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地区层次的环境。4、协调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下，集群的自主创新不能单纯依靠单一主体的行为，而是不同主体（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等）之间有机结合、高效协作的过程，因此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任何一个主体协作中断或供需错位都会导致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被破坏。5、动态性。为了进一步促进集群内创新活动的发生，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自我更新和改善，因此，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稳定是相对的，系统内部各元素的动态发展则是伴随集群发展过程始终的。 三、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来自地区、国家，甚至是国际层面各类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相关的文献分析和上文对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定义，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六方面要素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 基础设施环境 熊彼得在对创新含义的解释中提到：取得或控制一种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也是创新的内容之一。集群的基础设施环境（包括硬件资源）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密切相关，它是集群内部创新产生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除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以外，主要是指为区域创新主体服务的公用设施，包括公用图书馆、公共实验室、公用会议室、公共信息服务网络以及其它一些为知识的交流学习提供公共空间的有形设施（蔡秀玲，2004）[9]。集群中的企业通过这些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可以跨越许多无形的障碍，方便快捷地接触到技术创新思想的来源及知识、信息，从而促进技术创新（李勇刚，2005）[17]。结合相关文献，笔者使用以下几个指标来测量集群的基础设施环境：集群所在区域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的相对数量、公共图书馆的相对数量、公共数据库的完善程度、专利授权的数目、计算机及无线网络的覆盖率等。 2、 市场经济环境 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且生产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地区，由于长期以来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创新不容易发生；而在二三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由于相对激烈的竞争，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需要不断对产品、技术和服务等进行改良，创新活动发生往往比较频繁（崔浩敏，2007）[11]。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健全，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那些处于行政垄断或过度竞争中的企业难以通过平等有效的竞争尤其是技术竞争获得发展，这使得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廖少纲，2008）[18]。因此笔者认为集群所处的市场结构的合理性、集群的产业配套条件和专业化协作水平等都是影响集群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反过来，自主创新也能促进集群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人力资源环境 人才作为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力量，决定着集群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发展潜力。企业的各项创新活动的开展都依赖于人的行动和参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人力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主创新的深度和广度。集群人力资源环境包括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企业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措施、集群内部人才信息网及人才储备制度的建立、人才交流平台的搭建等。人才的高流动性对于集群内部某个企业来说是一种资源的流失，但是对整个区域来讲却是有利的，人才在不同的部门、企业之间流动有利于知识的交换和碰撞，从而产生创新的火花。因此，集群内应当对人才“跳槽”保持宽容的态度（叶帆，2006）[26]，重视人才，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集群获得创新动力的源泉。 4、 社会文化环境 集群的文化环境是自主创新软环境的重要部分之一，包括集群内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它将直接影响到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是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李勇刚，2005）[17]。Michael Porter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模仿的、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要加强国家的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21]。同时，创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烙印，培养良好的创新文化是集群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催化剂和动力源泉。结合相关文献，本文将促进集群自主创新氛围形成的文化环境概括为以下三方面：1、以科学精神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氛围，包括科学态度、科学信念、科学道德、科学方法、科学法规等。2、激励和宽容并存的自主创新氛围。集群的主体应当拥有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敢为天下先、敢于进取、敢冒风险、宽容失败。3、竞争与合作并驾齐驱的自主创新氛围。由于自主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发挥整个区域乃至社会的创新资源，官、产、学、研、金各方资源积极配合、相互合作，同时，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企业应当通过竞争不断提升自我，激发员工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5、 制度法规环境 自主创新的制度法规环境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规条来有效保护自主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以促进自主创新的总体进程。政策制度可以激励和引导企业和个人的创新热情，完备的法律体系可以保护创新企业和个体的利益。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新技术一旦被发明也就意味着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使用并模仿制造，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人的创造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制约，需要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激励和保障为技术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金融、税收、财政、产业政策的效果可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效果、人才激励效果和相关法律保障可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王影，2006）[24]。结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完善的技术交易制度，区域投融资制度以及有效的企业评价和认定指标体系建立都为集群的自主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6、 社会服务环境 所谓“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活动。狭义的社会服务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的生活福利而提供的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而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社会服务为集群的自主创新提供了信息交流、技术决策及资源配置的平台，促使政府和各创新主体与市场之间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对降低创新成本、化解创新风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提高创新效率都有重要的作用。王影（2006）[24]曾用政府机构的服务水平和中介机构的服务水平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中介服务机构主要通过信息咨询服务、技术开发与推广、新技术交易服务、金融服务、创新培训服务、企业孵化服务、国际化服务等职能服务于企业创新活动。本文认为良好的自主创新社会服务环境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行政管理的效率高；交通物流业发达；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地区的综合影响力大等，具体到指标如表1所示。 四、小结 本文在吸收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集群自主创新环境定义与内容的阐述，提出了集群自主创新环境的“SCHISM模型”，并建立了一套包含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评价指标。这套指标中的硬环境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市场经济和人力资源环境，软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制度法规和社会服务环境，在这六个维度下本文又设置了30个具体的指标。受到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仅从理论上对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内容进行了阐述，下一步，笔者将采集相关数据，并运用多因素模糊综合评批模型和层次分析模型对国内部分地区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浅谈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摘要：随着服务外包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许多跨国公司选择通过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服务中心来获取外包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国内亟待发展服务外包业的地区需要借助国际投资来促进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建立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完成国际投资环境评价，对于投资者和东道国，尤其是接受投资地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目前通用的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服务外包业的具体特征建立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相关研究以及跨国投资者和地区政府提供参考。 关键词：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国际投资环境 （一）国际投资环境定义及分类 国际投资环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东道国或地区所拥有的影响和决定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并取得预期经济效益的各项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具有综合性、先在性、差异性、动态性和主观性等特点。投资环境主要由政治、经济、基础设施、法律、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等因素构成，各因素在投资环境这个系统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对国际投资环境进行多种分类。首先，按投资环境要素存在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其次，按投资环境涉及的层次不同，可以分为宏观环境、中观投资环境和微观投资环境，其中，中观投资环境又可分为区域投资环境和产业投资环境；最后，还可根据投资环境组成因素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等。 （二）国际投资环境的影响 国际投资环境对投资者而言主要是起到导向航标的作用，能够帮助投资者选择最适合的投资目标国以及目标地，实现投资风险最小化和投资效益最大化。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国际投资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利于通过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还有利于增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加强南北协商，同时也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推动南南合作，最终建立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投资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东道国或地区的影响。第一，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是东道国或地区获得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途径。第二，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有助于促进东道国或地区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合理配置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第三，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可以加快东道国或地区与国际接轨步伐，通过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第四，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是东道国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背景下增强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手段。第五，通常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或地区的国际投资环境也较为优越，而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能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东道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因而可以作为判断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二、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外商在进行服务外包业国际直接投资前需要进行投资环境评价，借此确定到底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或地区投资建立服务中心。而评价指标的建立是整个投资环境评价项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一）国际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1.系统性原则。国际投资环境是一个多维、多元、多层次的综合系统，因此选择的评价指标应当能够全面反应国际投资环境这一大系统所包含的各子系统及其下属构成因素，以便从纵横两个方向揭示各子系统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国际投资环境的系统特性。 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国际投资环境各组成因素之间的差异性反映到评价指标上，有的因素可以用数量表示，即可定量；有的因素则需以性质来表明，即可定性。因此，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应当兼顾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差异性，力求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构成国际投资环境的各个主要因素。 3. 针对性原则。由于投资所涉及的行业以及目标国或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应当针对具体行业及目标国或地区的特征进行选择，使得根据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所得出的评价更加客观具体，方便投资者制定更加详细的投资计划以及东道国或地区藉此了解投资者的投资目的、要求和期望。 4. 反映、监测及预警原则。国际直接投资项目通常需跨越数年才能完成，在此期间东道国或地区的投资环境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因此，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除了要能够准确地反映目标国或地区的现状，还应当能够反映出当某一投资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时将对整体环境产生的影响，为投资者提供预警。 5.可比性原则。通常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环境评价时会挑选出一个以上的目标国或地区进行对比评价。因而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兼顾各目标国或地区特性的同时还应当能够通用于所有目标国或地区，使投资者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对目标国或地区进行比较和选择。 （二）建立服务外包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在上述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原则的指导下，本文根据国际投资环境的元素结构以及服务外包业的特点建立如下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区域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1.政治因素指标。政治因素指标可以分为政局稳定性、政府执政能力、相关政策以及社会秩序等四个二级指标以及下属三级指标来反映目标地区的政治环境。政局稳定性是决定和判断目标地区投资环境好坏的实质因素，主要考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爆发战争、罢工、暴动等政治事件的可能性等内容。而政府执政能力对于建设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十分重要，主要涉及政府治理地方的能力以及办事效率，包括政策执行能力；财务能力；服务能力；突发事件处理几方面。与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相关的政策则主要包括外资优惠政策、外资限制政策、服务外包业发展政策等，它是影响外商做出投资决策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这些政策的连续性越好，外商在当地的投资也就越稳定。而由社会和谐度、社会治安维护体系、治安事件发生频率等指标所反映的社会秩序不仅关系到外商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还将对外商在当地的人身安全以及生活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2.经济因素指标。经济因素指标由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水平、生产要素供应、当地外资引进情况四个二级指标构成。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指该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环境的总体面貌，涉及当地经济技术开发能力、人民生活质量以及经济活力等方面，可以从当地GNP、人均GNP数值及增长率；近年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长率；进出口贸易额；市场规模和潜力及开放度；近年通货膨胀度；消费水平及结构等三级指标进行判断。工业是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当地的工业发展水平也是外商在进行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主要涉及当地工业发展水平及加工配套能力。生产要素的供应直接决定和影响外商的投资经营成本和效率，所以目标地区在原材料供应及价格、劳动力供应及工资水平、土地资源及租金、资金供应及利率、外汇管制及汇率五个方面的内容都需进行评价，尤其是劳动力供应及工资水平对于依托当地劳动力要素发展的服务外包业来说更是十分重要。而当地的外资引进情况对于外商的投资决策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据此可以更为准确直观地反映出目标地对引进外资的态度及有效利用外资的能力，主要包括当地近年FDI总额、当地近年完成FDI项目数、当地外资企业数及规模结构等内容。 3.法律因素指标。法律因素指标主要包括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和法律有效性两个方面，完善的法律环境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顺利运营以及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法律体系主要涉及金融类法规、审计类法规、经营类法规、外商投资法规、服务外包业法规、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区域性国际投资环境评价，因此，本处所说法律主要是地方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制定的地方性规章制度以及对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能力。 4.产业因素指标。产业因素指标主要是针对服务外包业这一特定产业的产业环境所选定的指标，包括产业现状和配套因素两个二级指标。产业现状是通过对近年服务外包合同额、离岸外包合同额及所占比例；服务外包企业主要业务内容及市场结构；服务外包企业数及规模结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数；服务外包业就业人员素质等方面的评价来帮助外商了解目标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例如当地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发展水平、是否有其他跨国企业投资建立服务中心等。而配套产业则是反映与服务外包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关联企业发展水平，主要从协作企业数及规模结构、协作企业信誉等方面来考察。 5.基础设施因素指标。根据主要服务对象的不同，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两类。其中，生产性基础设施又细分为通讯能力，交通能力，能源供应数量、品种、质量及满足需要程度，给排水设施及能力，减灾与防灾设施几方面。对于投资活动来说，生产性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大大超过社会性基础设施，因为完善的生产性基础设施程度是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基础。尤其是通讯能力和交通能力，因为外包服务主要是依靠当今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来完成，而便利的交通能力则能够帮助发包商和接报企业在必要时进行更好的面对面交流往来。社会性基础设施则更多是涉及到当地的生活条件及公共环境和设施，包括生活服务系统，如住宅、商店、医院及其他一些服务性机构，还有当地的环境保护能力，如绿化建设。 6.社会文化因素指标。社会文化因素对国际投资行为、生产经营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当双方文化差异较大时，对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的影响也就更大。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观念、社会文化、高校教育、科研，这些因素均源自于当地的历史传承，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涉及居民价值观念、居民道德观念、种族自我中心程度、居民工作积极性；当地语言、宗教信仰、民族结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多个方面。而高校教育和科研能力则是在国家统一方针的领导下由各地政府积极建设发展，以提高当地的人才储备和自主创新能力，可以从高等院校数量、近年高校毕业生人数、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近年投入教育经费及占GDP比重、科研机构数量等角度来考察。 7.自然因素指标。自然因素是所有国际投资环境主要构成因素中最难以改变和不可控制的先在性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理想的地理位置能够为目标地区更好的获取外来资源，同时将自身的优势更好的向外界展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服务外包业来说，比较重要的地理位置因素包括与投资国距离、与本国主要经济发达城市距离、与重要国际国内交通线的距离三方面。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服务外包业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矿产资源等物质生产资源消耗较少，因此，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更多是关于气候条件、资源状况、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集中度、自然景区及森林覆盖率等环境资源。 三、结论 确立评价指标体系是各种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中必需的一个步骤，而建立一个科学全面又不失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帮助外商在选择服务外包业国际投资目标地区时做出更加客观合理的评价，使投资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运行，以帮助外商降低经营成本、获取优质服务、增强核心竞争力，并且开拓海外市场，扩大经营范围，分散经营风险，最终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对于东道国尤其是接受投资的城市或地区来说，经常进行自身投资环境评价，能够使政府及时发现不足，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地区招商引资能力，弥补当地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并且在合作过程中获取外商所提供的先进服务技术及经营管理理念，迅速提高当地外包企业服务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开拓国际客户市场，进而推动当地服务外包业发展，加速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机构优化升级。 浅谈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本文从指标体系结构选择、要素层划分和指标层确定等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并从地域性、价值观等6个方面指出了今后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键词：人居环境；指标体系；城市 1 引言 城市人居环境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我国学术界对城市人居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对我国城市人居环境现状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政府也设置了中国人居环境奖。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都涉及人居环境的评价问题，导致人居环境指标体系的研究方兴未艾。 2 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构建一般应处理好指标体系结构、要素层和指标层这三方面的因素。 2.1 指标体系结构的选择 常见的指标体系结构有多指标简单集合结构、树形结构和网络形结构等三种。多指标简单集合结构中的各指标同属于一个系统，但相互之间没有其他关系，每个指标都可单独对系统进行评价。树形结构不同层次之间的指标具有从属关系，通过综合而形成对系统的评价。网络形结构是从多个角度出发对系统进行评价，一般多用于复杂系统。 多指标简单集合结构多用于表彰类指标体系，这是因为评选奖项往往并不强求面面俱到，而是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引导性，指标体系内在的逻辑性非其考虑重点。中国人居环境奖参考指标体系就采用了这一结构。 树形结构有助于指标分类，指标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清楚，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指标体系结构，也是以综合评价为目的的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普遍采用的结构。因为综合评价研究更强调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综合性，通过树形结构可将评价系统划分为相互联系的子系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评价类人居环境指标体系采用的树形结构自上而下可分为目标层、要素层和指标层。 网络形结构因其构建比较复杂，因此在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极少应用。 2.2 要素层的划分 要素层根据对城市人居环境内涵理解的不同角度而定。目前较多的做法是将城市人居环境这一大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等各个子系统，这也符合我们对城市人居环境最为普遍的一种认知方式。如吴志强等将其划分为5个子系统――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资源与环境发展指标、科技发展指标和物质发展指标 ，罗亚蒙等将其划为由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等6个一级子系统和政治文明、人均GDP、生态环境、人均可用淡水资源总量等28个二级子系统组成的要素层 。 2.3 指标层的确定 指标层中各项具体指标的确定是整个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重点。 2.3.1指标因子的选取 具体指标的选取方法有德尔菲法、公众咨询法、频度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等。德尔菲法又称专家意见法，该方法主要是以书面形式背靠背地征询和汇总专家意见，确定指标因子。公众咨询法是通过问卷或访谈方式征询公众意见拟定指标，但一般要研究者事先拟定一批指标因子以供公众选择。频度分析法是根据对人居环境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统计，选取使用频率较高指标的方法。采用频度分析法可以选出能得到公认的，且具代表性的一些指标。理论分析法是根据对人居环境内涵的理解，选择能反映人居环境本质和内涵的指标。 在初步选出指标因子后，一般都需要对指标因子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因为大量的指标因子不但增加了日后收集数据的工作量，而且各指标因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会极大地增加分析的复杂性，这就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减少指标因子数量，降低指标的冗余度，同时要尽量减少指标因子所包含信息的损失。常用的方法有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 2.3.2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是表示该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一组评价指标体系相对应的权重组成了权重体系。确定权重可采取以下三类方法：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又包括德尔菲法、主观经验法、专家排序法、专家会议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有相关系数法、回归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算术均数组合赋权法等，其权重根据各项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来决定的。主客观结合赋权法则是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综合。 2.3.3指标赋值 指标赋值涉及对指标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主观评价赋值法，常见于公众调查型人居环境评价。指标多为主观指标，难以直接用具体的数字表示。指标值的取得取决于公众对人居环境的主观感受，由公众根据满意度进行赋值，一般多采用五级分值制。还有一种是客观评价赋值法，通过统计数据等对一系列客观指标进行赋值。需要指出的是，客观指标原始数据虽然可以通过统计资料获取，但为了解决各项指标因不同量纲无法进行直接汇总计算的问题，还必须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消除量纲影响的处理，也称为同度量处理。常用的有相对化处理方法、函数化处理方法和标准化处理方法。 3 今后研究的展望 综观我国目前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尚有所不足，在今后研究中应该加强。 3.1 地域性不够突出 人居环境首先是个地域空间的概念，是以一定的空间表现形式体现出来的，能为我们感官能具体感知的物质空间以及为知觉感知的社会文化空间。地域性是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在特征。目前我国一些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在指标因子的通用性设计上有余，地域特征表现得却不够鲜明，针对性不强。 3.2 多总量指标和平均指标，缺少变异指标 目前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所选用的指标的大多是总量指标或平均指标，这些指标较好地反映了人居环境总体评价和一般水平，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掩盖了总体各单位的差异及其分布情况。这一不足有必要通过引入变异指标来加以弥补。变异指标又称标志变动度，是反映总体各单位标志值差别大小程度的综合指标。如反映居民经济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即是一个变异指标。在目前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中，类似的变异指标太少，而且尚未引起普遍重视。 3.3 应明确指标因子反映的不同需求层次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具体指标因子实际上就反映了人们对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不同需求。根据马斯洛理论，这些需求的重要和迫切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指标体系研究中，我们应该将这些指标因子适当区分，明确哪些是构成人居环境的最基本因子，哪些是在追求更美好的人居环境的需求中派生的，并通过权重设置等方法予以反映，以设计出一套结构清晰合理的指标体系。 3.4 应突出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人居环境评价是一项实践活动，这就要求实施评价时要经济、可行。可操作性主要通过数据的可获取性体现，要求数据易于采集，应该最大限度地采用现有统计系统的统计数据，这样不但指标的统计口径比较一致，而且也经济。 浅谈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 本文在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合理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估、诊断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小城市 软环境 评价模型 构建 一、构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模型的目的及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生存较量已从规模、专业、浅层次的外在竞争，逐步发展到内在的、隐含的、综合性的、深层次的战略性竞争，这就涉及到软环境。我国学者对投资环境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主要针对宏观经济环境而设计，由于投资软环境含义广阔，评价范围过于宏大和宽泛，评价指标直接关系到的是国家或区域创造性能力的提升，对中小城市而言，缺少针对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笔者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便于指导实践工作。 二、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 1．价值性。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此，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应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指标中要具体体现降低企业成本、吸引外部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问题。 2.独特性。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它是一个城市内在的、隐含的、深层次的，是本城市所特有的，能为城市带来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因素，它不易被其他城市模仿和替代。设计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要反映城市的历史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等信息。 3.整合性。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是由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单个某一方面的优势和强大都不足以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因此，这些要素必须与城市的其他软环境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或具有整体互动的功能，才能向国内外的投资商展示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越性。 4.针对性。中小城市无论在规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因此，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应具有针对性。着力于解决在执法、政府政务、市场竞争机制、文化特色等方面问题，所列指标要突出企业和群众经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改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 5.导向性。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投资软环境的现状，又要导向未来，指引人们应该如何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 三、建立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 对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分析为探索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过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好坏集中在法治与政策环境、行政服务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四大方面，其构成了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下设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投资服务环境、资金盈余环境、诚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基础服务、商务基础设施、文化环境、舆论环境和教育环境等12个二级评价指标，并通过51个观测群的调查分析，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和诊断。建立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详见下面图表。 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了目标层、指标层、观测层等多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指标数量要繁简适中，以便用来测度和分析我国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探讨金融业整合营销传播的作用 摘要：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使国内金融机构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作为营销传播领域的新理念，将其引入客户关系管理中，将能够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的多项改善，如提升客服意识、实现数据库的集合、更有效地推销金融产品等。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引进主要是在金融服务业现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增强信息传播的效果，加强顾客关系管理，以及金融服务品牌建设等。 关键词：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 金融服务业的客户规模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市场中，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开发新客户来支持组织的持续性增长，为此，组织应在拓展客户的同时，维系原有客户关系，深度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以此提高综合收益。但是，就目前国内金融服务业来说，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中资金融机构人员整体素质普遍偏低，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客户服务水平落后。上海银监局分析发现，2007年信访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服务纠纷，占比82.86％，按投诉内容看，以信用卡业务投诉最为突出，占总量的16.13％，其次为服务类投诉占15.89％，收费类投诉占13.89％，电子银行投诉占11.67％。由此可见，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势在必行。 一、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核心理念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营销传播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比较权威的是美国广告公司协会的定义：“这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目的是去影响特定视听众的行为，它认为现有或潜在的消费者与产品或服务之间发生的一切有关品牌或公司的接触，都可能是将来讯息传递的渠道。进一步来说，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运用与现有的和潜在的消费者相关，并能为其提供可接受的一切传播形式。总之，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过程是从现有的或潜在的消费者出发，反过来选择和界定劝说性传播计划所应采取的形式和方法。 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4c理论取代4P理论，以4R改进4C。即：忘掉产品，研究消费者想要什么；忘掉价格，理解顾客的成本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忘掉地点，怎么方便怎么来买；忘掉促销，记住与消费者沟通。二是营销即传播，传播即营销，二者密不可分。该思想提倡营销应该以人为本，在营销传播过程中时刻注意与用户进行沟通，这种沟通不是单向的、从上至下的，而是双向的、平等互动的以及动态长期的。三是整合营销传播不仅是战略，也是战术。一项整合营销传播的成功依赖于创造性过程的两个性质迥异的部分，即战略“消费者想听什么”和战术“怎么告诉消费者想听的东西”——表现战略的创造性思想。四是营销传播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其既要建立面向消费者的传播理念，还要侧重营销传播中各个关系的整合，组合成一个声音、一个形象。 随着整合营销传播的深入，在4c基础上又提出了4R理论，即反应、关联、关系和回报。4R理论是在新的平台上概括了营销的新框架，它不但重视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而且更加注重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它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主要表现在：一是整合内外资源，快速响应需求，建立多方关联，实现互动与双赢，同时也延伸和升华了便利性；二是体现并落实了关系营销的思想，通过关联、关系和反应，提出了企业如何主动创造需求，建立关系、长期拥有客户、保证长期利益的营销方式；三是回报兼容了成本、价格和双赢方面的内容。 二、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现状 近年来，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已取得国民待遇，市场竞争日趋残酷，客户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直接威胁到金融服务业的生存，我国金融企业也逐渐意识到金融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性，并尝试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但具体运用中，却遇到了各种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服务水平低下。无论是与国外先进银行还是与客户的需求相比，我国金融服务业产品功能和业务流程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产品功能方面，尚不能较好地满足消费者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高端客户的需要；在业务流程方面，如何面向广大的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2、客服投诉事件时有发生。近几年来，各大媒体上时常能见到顾客投诉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服务问题的新闻。尽管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处理投诉事件的措施，但是投诉事件还是时常发生。如《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6年6月份到7月份期间上海保监局共收到信访来信55件，接听投诉电话68个，接待来访14批18人次，其中直接针对保险公司的135件次；银行业情况也相似，如许霆之ATM机事件，银行就受到了广大网民的全面质疑等。 3、客户对金融产品缺乏认知。在金融企业开发新产品或对既有产品进行营销推广时，由于金融企业和客户的信息不对等，他们会发现客户根本无法了解这些产品，主要原因是金融产品从设计到开发都需要运用到复杂的理论和模型，就是简单产品介绍也会涉及专业知识，这对客户的金融知识要求比较高，而我国金融知识还远没有普及，客户对金融产品广泛缺乏认知，直接影响到客户对产品的兴趣，也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创新积极性。 4、客户缺少品牌认知度和品牌忠诚度。国人目前选择金融服务，往往还是基于就近的原则，缺乏品牌偏好。由于我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基本是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依然存在，员工仍将自己作为国有员工看待，不思进取，服务态度差，工作效率低下。虽然近些年受到股份制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服务上有所好转，但是顾客满意度还是很低，没有树立品牌效应，也就无法使顾客形成品牌认知和品牌忠诚。 三、在我国金融服务业中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对于现实中的金融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可以做到以消费者为核心重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建立品牌与消费者长期密切的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广告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具体来说，第一，在传统的营销理念下，各种类型的消费者接受的是相同的、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和信息。数据库技术可以使企业能够将目标集中个人身上，实现准确定位，从而生产出个性化信息，提供个体化的精准营销传播计划。第二，降低营销成本，提高营销传播效率。企业可及时针对消费者这种需求，对市场进行细分，使产品更好地满足目标消费群的需要。第三，关系管理。基于数据库的价值信息，金融服务企业能够获取客户个人化信息，并实施精准化营销传播战略，执行顾客导向的互动沟通及粘性沟通，达到维护顾客关系的目的。第四，品牌建设。金融服务企业通过实行整合营销传播计划，整合内外部资源，定制化沟通信息，整合媒体计划，传播出一致的声音，最终达成与顾客的有效沟通，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建立长期的顾客关系，维护客户资源，提升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金融服务业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具体措施 1、强化风险控制。在金融业的运行过程中，应始终把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放在第一位。在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首要任务就是风险控制。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控制财务风险。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对资金需求较大，而我国多数金融服务机构普遍资本金不足，过多的投资客户关系管理可能影响金融企业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其发展和生存。第二，建立严格内控机制，控制操作风险。第三，规避法律风险。在金融企业开发新的产品、运用新的营销传播战略来管理客户关系时，必须考虑法律、法规及金融政策的有关规定。 2、优化组织结构。为了更好地执行整合营销传播，必须优化组织结构，创建新型学习型组织，保证组织内、外部的良好沟通。唐·E舒尔茨在其《整合行销传播》一书中提到组织改革时，建议设立“一个传播独裁者，并重新构建组织，使组织从品牌导向转为市场导向”。整合营销传播提出了“由外而内”的思考和“由内而外”的执行的理念。“由外而内”的思考着眼于市场导向的顾客数据库，寻找到“消费者要什么”；“由内而外”的执行强调先是内部的资源的整合，接下来是相关关系者的整合，然后是营销传播策略的整合。企业要建设新型学习型组织，它必须是学习型和扁平化组织，以适应“由内而外的思考”；同时还必须是跨职能和创新性组织，以适应“由内而外”的执行。学习型组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数据库营销传播的作用，扁平化有利于信息的及时有效沟通，跨职能性是执行的权力需要，创新性是企业的基本要求。总之，建设新型组织有利于企业进行数据库营销传播，整合内外部资源实行精准营销传播。 3、加强与专业咨询机构的合作。金融服务业在开展整合营销传播活动时，对环境的变化以及策略的选择方面，往往不如广告公司或营销传播咨询机构之类的专业机构。金融企业与这些专业机构分工合作，进行数据库数据挖掘和营销传播活动策划，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能够帮助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4、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数据库。建立数据库对受众群体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是整合营销传播的基础。传统的营销传播环境中，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收集分析受众的信息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为企业严重的负担。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者收集消费者信息、建立消费者数据库的工作变得简单和经济。首先，企业应建立一个顾客数据模型。数据模型的构建就是建立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的一整套系统，比如CRM作为新一代的顾客资源管理系统，其基础是一个数据完备、功能完善的客户数据模型，主要包括销售自动化、营销管理、客户服务和支持、客户呼叫中心、网络功能几个模块。其次，搜集、整理、完善数据库。这一步主要是完成“需要什么数据，如何收集数据，如何准确、全面地存储数据”，为下一步进行数据挖掘做好准备。再次，通过数据挖掘对顾客与潜在顾客的顾客价值进行评估。数据挖掘就是利用数据挖掘模型挖掘数据库价值信息，借以进行顾客识别、探明趋势、了解顾客等。 5、构建数学模型，精确分析趋势。为了实现全面的分析，要根据需要构建数学模型，提供分析结果。通常可以根据客户细分要求，建立基于客户基本特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客户分析模型，将不同客户划分成不同群组，从而实现客户分类管理和一对一营销。还可以根据客户价值不同，建立价值评估模型，设定客户价值评分体系，对所有客户价值评分，评估价值贡献，分辨出最佳客户，并实现客户价值等级监控以反映客户状态迁移。建立针对客户流失情况建立流失预测模型，即对所有客户流失概率的评分和预警，自动生成流失客户清单，并分析流失原因。 、制定整合营销传播计划。一是进行顾客识别与评估。无论是传统的二八理论，还是长尾理论，在区分顾客及其价值时，都必须进行顾客识别和评估。数据挖掘是顾客识别和评估的很好方法。顾客数据挖掘就是筛选和整理存储在公司数据库中的信息的一个形象比喻。企业通过设定各种顾客价值指标进行顾客细分、识别关系，如大客户虽然购买的频率不如一般性的客户，但单次购买的量却是惊人，对于企业这些客户就很重要，同时大客户也喜欢被企业识别和奖励。通过对顾客的细分，企业就可以评估顾客价值，哪些是大客户，哪些是不赢利的客户等，进而整合优势资源针对价值顾客进行营销传播活动设计，并放弃一些无价值的顾客。二是信息定制化。一旦公司挖掘出来其价值顾客，并分析了相关价值数据信息，下一步就是设计个性化品牌信息、寻求顾客导向的诉求信息和顾客精确化定位信息，尤其是对点对点和某些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而言。你不可以改变顾客对一个品牌的既有想法，但是你可以通过对产品或品牌的合理定位在消费者心目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并通过相关的沟通和营销活动维系这一关系。三是使用数据库去定制整合营销传播计划。在品牌关系管理的每个阶段，顾客数据库都可能被用到：顾客的获取、识别、保持、增加和再次获取(流失顾客的挽回)。由于在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中已经收集了来自顾客私人信息和营销活动中的意见或要求，公司可以很快地获取一对一沟通的个人化信息，剩下的就是公司作出必要的响应——制定品牌沟通战略，设计品牌营销传播活动等。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网络整合营销传播推行剖析论文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是协调企业内外部资源和多元化传播渠道向消费者传递一致信息的营销策略。营销策略的立足点是将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应用于互联网企业的营销活动中,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制定出适宜的营销传播战略。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网络营销;实施战略 整合营销传播(IMC)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营销大师唐·舒尔茨提出和发展的。IMC的核心思想是:以整合企业内外部所有资源为手段,再造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市场行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企业统一的传播目标。IMC从广告心理学入手,强调与顾客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并通过接触点向消费者传播一致的清晰的企业形象。这种接触点小至产品的包装色彩大至公司的新闻会,每一次与消费者的接触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公司的认知程度,如果所有的接触点都能传播相同的正向的信息,就能最大化公司的传播影响力。同时消费者心理学又假定:在消费者的头脑中对一切事物都会形成一定的概念,假使能够令传播的品牌概念与消费者已有的概念产生一定的关联,必然可以加深消费者对该种概念的印象,并达到建立品牌网络和形成品牌联想的目的。 麦斯威尔是一个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成功者,麦斯威尔咖啡自1982年在台湾市场发售以来,一直以“分享”的广告策略塑造品牌,1986年到1988年,麦斯威尔通过随身包咖啡的上市,延伸“分享”的概念,并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促销活动等手段,由形象代言人孙越发起“爱、分享、行动”的街头义卖活动,同年麦斯威尔随身包咖啡销量同上年相比增长50%。麦斯威尔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体传达“分享”这一核心概念,运用的就是典型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但仍应指出的是,虽然整合营销传播近年来已成为广告界的时髦词汇,可是整合营销传播所倡导的宣传策略并非那么深不可测,整合营销传播也并非就是一种万能的营销策略,即便是完全推翻了传统的营销理论所倡导的4P’s营销组合思想,提出了更为合理的4C’s理论,便并不是说整合营销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定就能成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受到企业文化、传播历史、传播阶段的影响,因此也不能盲目随大流赶时髦,不分青红皂白就上马立项开始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整合营销传播不仅仅只是如许多人所说的“传达同一个声音,树立鲜明的形象”这样简单,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结合管理科学、消费者行为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分析和决策,所以整合营销传播的具体执行过程是一门科学而绝非仅仅只是一个概念。 由于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传统市场上运用自如的成熟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面对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还要依据新环境的特点做出适当的调整。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有其不可避免的劣势,但也有其优势所在,假如能够扬长避短,开拓思路,那么必然可以充分发挥整合营销传播的作用,提升企业的营销能力。 一、在互联网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所存在的劣势和优势 (一)存在的主要劣势 1.网络企业传播的信息容易被其他互联网信息所淹没。2.应用大众媒体进行强势促销的可能性比较小,在促销过程中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3.由于浏览和点击的方便性,原有客户的转移成本低,网站容易流失客户群体。 (二)网络企业运用IMC所具备的主要优势 1.易获取客户行为资料。登陆的客户数目以及客户在每一个网页停留的时间、客户的浏览习惯都能够通过程序轻松地记录下来,同时还可以在数据仓库中记录下客户曾经购买的商品、购买的次数、客户的偏好和客户的资料,从而为有效分析客户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提供充足的数据资源。2.传播渠道多样,如可在相关的网站、软件、报刊、电视和海报上刊登广告,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市场活动推广公司的品牌。3.易采用电子邮件等形式实施一对一营销,还能利用虚拟社区和论坛的方式增加客户参与机会,发挥关系营销的作用,建立忠实的客户群体。4.网络广告具有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广、成本低、效率高、受众数量易统计的优点,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营销传播工具。5.上网群体的收入高,年纪轻,喜欢尝试和体验新事物,对于某种新近传播的概念往往能产生较浓的兴趣。6.所经营的信息产品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整合营销传播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由于信息产品属于“经验产品”,而且复制成本和分销成本非常低,网络企业可以通过提供免费产品的方式吸引消费者进行初次的体验,不仅成本低,而且收效快,这非常有利于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不是为了传播而传播,就算是口号喊得再响,没有得到客户的购买和认可,那也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互联网上运用整合营销传播带存在着一些劣势,但是其所具有的优势远大于劣势,因此无须提心IMC在网络上运用起来会失效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生意。 二、整合营销传播(IMC)整合模式 所谓“整合”就是“统一”和“协调”,这种“统一”和“协调”贯穿于传播过程的前后,涵盖了公司的内外部资源。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消费者目标群体的整合,指的是细分消费者市场,分析消费者的心理特征,预测消费者的未来行为,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品牌和产品说服。二是对网络公司内部和外部功能领域的整合,指的是协调各部门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步调和行为的一致。另外,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营销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到传播的效果,所以在整合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存在。三是对网络公司形象的整合,指的是在营销目标确定的情况下,依据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希望达到目标,对公司进行适当的定位,树立鲜明的形象,并根据顾客所反馈的意见重新确立公司的形象。四是传播渠道的整合,指的是寻找合适的传播工具,并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优势,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五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营销核心的整合。其涵义指的是确定营销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方法,包括市场推广的口号、产品的整体特征等的统一,其整合核心必须明确、清晰和一致,并且容易为消费者所接受。整合模式(如图1)。 三、运用整合营销传播（IMC）的主要步骤 要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必须遵循科学的决策步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运用IMC的主要战略步骤： 第一步,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分析客户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站的主要目标是吸引上网群体的注意力,当时的网络经济被称之为眼球经济,一个网站注册的会员数量的多少成为网站营销的主要任务,这往往会导致忽视不同的客户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的结果。因此,营销的第一步就是要评估消费群体的未来价值,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充分挖掘客户群体的价值,达到盈利的目标。如推广email信箱,可能按照收入和需求区分为企业用户、一般用户和学生用户,对应地,为他们提供企业邮箱、收费邮箱和免费邮箱;再如向企业公司提供收费的数据资料,向学生教师提供免费的数据资料,不同的客户群体所得到的服务应该是不同的,从低端到形成阶梯性的变化。接着是要进行客户心理的分析,这同样是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关键环节,客户对网络企业所提供服务的已有认识会直接影响到广告宣传的效果。如对Google的认识是“优秀的搜索网站”,Google的传播策略就不能过多的偏离这个概念,而去宣传“真实的虚拟社区”,当然假如Google有意向这方面发展的话,完全可以结合客户对它的原有认识,制定合适的宣传主题。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在分析客户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客户数据仓库的存在,客户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挖掘技术是准确制定营销策略的科学依托。 第二步,确定整合思路,明确整合方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阶段整合的核心只能为一个,过多的整合核心不但会使整合营销传播的战略不明晰,而且还会降低整体的营销效果,更会使下属部门和渠道商感到无所适从。整合方向的不明只能使营销传播活动一败涂地。特别是处于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同时传递过多的信息,未必能带来预期的好处,相反还会减弱只传递单一信息的效果。网络公司受其影响最为突出,要做到消费者对其传播信息印象深刻,确定单一的整合核心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三步,选择传播渠道,限定传播范围。传播渠道要依据公司的营销目标和公司的特点进行选择,做到针对性强,宣传力度大。如欲开发青少年市场的公司可以在网络游戏上旗帜广告,因为网络游戏聚集了相当多的青少年玩家;又比如销售编程软件的公司可以在计算机论坛、程序员网站和计算机杂志上广告。这样做的好处是:传播受众比较集中,传播的范围比较小,传播的效果也比较显著。最忌讳的是选择过多的传播媒体,拉大传播的战线,比如推广网络游戏的公司不单在门户网站上购买旗帜广告,还在电视上、故事报刊上刊登广告,虽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公司所开发的游戏软件,但是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缺乏价值的,所进行的传播工作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主要的目标是使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了解该公司的性质、产品的特征等等。网络企业在制定传播策略的时候也应该遵循相同的准则,依据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公司的营销目标制定切合实际的传播策略。 第五步,获取客户的反馈意见,保持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客户数据仓库。做好接触管理的工作,通过email或者免费电话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客户资料库。同时,切忌等上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回复客户的email,这样做的代价是使到手的商机轻易地流失掉。 第六步,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以财务指标上的变化来衡量传播策略是否成功,因为财务指标定量分析了公司的财经营状况,却难以定性地分析传播的效果。这导致评价的结果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委任具有远大眼光的经理负责评价的工作。评价要从传播的周期和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入手,尽量做到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主要步骤如图2。 当一次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成功实施之后,很可能会很快就进入下一轮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制定,应当指出的是以前所传播的信息已经在消费者心中扎根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完全抛弃过去的传播历史而随意制定不相关的传播策略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状况。 四、应用整合营销传播还需考虑的若干问题 第一,切忌在不分析市场状况和消费者行为特征的情况下;在缺乏以往传播历史和传播伙伴支持的情况下,盲目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第二,对整合营销传播断章取义,仅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往往会出现下面的错误:经常变换口号,传播策略不具连续性,结果是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未考虑互联网的特殊性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就照搬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第四,仅仅抛出一个口号,缺乏规范化的执行过程和科学化的分析过程,最后仅得到华而不实的结果。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中广告变革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以整合营销传播范式下的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西方国家广告业变革的内外背景和其对组织机构变革的重大影响力,同时介绍了西方广告公司发展整合组织机构的五种模式和主要途径,以期对我国广告公司组织模式的变革和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西方广告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组织机构变革 营销管理领域的新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以下简称IMC)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受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21世纪的营销逐渐向互动的方向演进,市场控制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为顺应这种演变趋势,IMC已成为近年营销传播的主流,因此,学术界对IMC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目前,国外IMC的应用已经从理论认识层面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广告公司比其他营销传播商更会采用多种营销传播工具。据Duncan和Everett(1993)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访广告公司承担了一种以上的营销传播职能。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种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西方许多传统广告公司都已经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拓出不同形式的整合型组织,并形成了若干变革模式。本文对此加以归纳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广告公司组织变革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一个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广告公司在营销传播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传统广告公司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同期与组织管理相关的理论发展则为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目前,西方广告公司已经进入IMC范式时代。未来的广告机构将不再是单纯的广告机构,而是一个营销机构(Steinberg,1997)。 1.组织机构变革的外因。从外因方面看,营销发展的趋势要求传播服务商和组织作出相应的变革。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控制权由制造商转到了零售商,最终转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渠道的大规模整合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由大众媒体和广告商控制营销传播的时代,新媒体技术又加速了媒体使用的多样化,客户的营销手段和投入也由传统的广告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例如,促销和直销等手段被大量采用。为了适应新的营销潮流,20世纪90年代末营销传统领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美国的一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积极探索和实践IMC。他们发现,实施IMC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组织构架,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 各种管理新思想为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如企业流程再造(BPR)、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有些公司将TQM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存货控制、销售和预决算过程。其实,TQM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工作的统一”,它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要打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BPR理论则要求创造整合的系统和流程以减少重复的步骤。虽然TQM和BPR的专家并没有涉及营销和整合营销传播领域,但是他们都认为,有效完成跨职能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对组织进行改革。 2.组织机构变革的内因。从内因方面看,广告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新的营销环境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要成功地实施IMC,首先要设法排除组织障碍。西方广告公司为此作过不少的组织变革探索,诸如缩小机构规模,外包和分拆等。其中虚拟组织和网状组织一度十分流行,类似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更适合营销的发展,尤其是网状组织中的每一个独立公司,在与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实现跨职能整合的同时也发展了其综合的业务能力。但是,它们也存在种种缺陷,如虚拟组织并没有为系统的大项目设置解决冲突和沟通活动的流程;不同的机构很难传达品牌的“形象”、“感觉”、“基调”、“主旨”、“个性”、“定位”、“风格”或者“精髓”等抽象的内容;不同的专业商实施促销、直销和公共关系活动,虽然针对性和专业性强,但是他们难以向消费者解释品牌方面的细微差异;还有,要让所有的合作者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十分困难。 Schultz、Tannenbaum和Lauterborn(1993)曾提出过整合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组织结构障碍:一是大多数公司把营销决策作为低层次的职能;二是广告公司普遍采用垂直的组织结构;三是公司中存在独立的专业职能部门。而Prensky、McCarty和Lucas(1996)的分析指出,实施组织整合的障碍分别为:佣金报酬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总之,IMC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据美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进行的“广告公司IMC实践”专项调查显示,IMC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会产生影响。 二、五种整合组织结构模式 1996年,AndersGronstedt和EstherThorso经过调查分析,归纳出五种基本的广告公司整合组织机构模式。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即表现为各科专家从独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宽松合作,到完全整合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过程。被访的每个广告公司,其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可能会接近某一类型,但并不一定就是某个模式,它们可能同时又融合了其他的模式,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使用不同的模式。 1.联合模式。联合(consortium)模式,通常适合员工不足40人,没有能力聘请各种营销专家的小公司。在采用联合模式的公司中,主公司一般执行媒体广告的工作,帮助客户制订总体战略,并决定采用哪些营销手段,而公共关系、直销和促销等活动则外包给其他公司。整合工作由主公司的客户团队承担,即协调各个专业机构,以确认信息、形象和时间安排等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灵活性。可以帮助客户在合适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专家;(2)节约成本。主公司无需花费雇用各方面的营销专家。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1)专业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客户到主公司,再从主公司到外包专业机构;(2)每个公司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媒体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3)合作公司之间很难传递有关品牌的无形信息。(4)只适合单个整合项目。这种整合模式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整合传播战略。 2.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模式。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consortiumwithonedominantagency)模式和上述联合模式实际上大致相同,主公司依靠许多外部供应商提供营销服务,如数据库管理、促销等;主公司的客户团队要承担整合任务。这种模式与联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公司除了有能力开展传统的广告活动外,同时也能兼顾使用其他的传统营销工具,如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也可提供多种营销服务。此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客户往往对主公司的专业水平持怀疑态度。 3.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corporationwithautonomousunits)模式被许多大中型公司所采用。构建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收购一些独立的、在某个营销传播领域具有专业水平的公司来实现。但事实上,许多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其自主单位是由公司内部单位直接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中,客户经理全权处理整合工作,并承担整合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众多同一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有利于共同发挥专业能力;(2)同一家公司来自不同自主单位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能进行更好的合作。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专家间的关系难以协调。由于多个专家一起工作,如何平衡和融合不同专家的意见,采纳哪个专家的意见等都需要考虑。(2)各自主单位各谋其利。表面上,各方面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们所在的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运作,有时甚至拥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各领域的专家可能倾向于为自己单位谋利。 4.矩阵模式。矩阵模式有时也称为“项目组织”,它融合了职能部门和跨职能部门团队的特点。在此模式中,整合营销传播的计划和执行工作是由不同跨职能部门的客户团队承担的,整合工作的领导者是协同作业的组织者,采用矩阵结构,引导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开展工作。 这种团队中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员、专家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的氛围里,各种想法都可以得到整合。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架构的优势:(1)层级结构加水平结构,有助于遏制部门主义倾向;(2)垂直结构和层级结构并行,使组织同时拥有职能部门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水平结构之间各营销手段整合的宽度;(3)专家既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又跨越职能部门和各自的专业进行合作;(4)各领域专家一起工作,能更好地进行部门间的沟通,且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意,而创意的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克服了专家纷争的陋习;(5)团队的协同工作能产生更合适的媒体组合。但明显的缺陷是延误时间。要从不同领域的专家那里征求多数认可的观点,需要不断的磨合,产生创意也需要时间。 5.整合模式。整合模式通常由小公司采用,尤其是员工为15～20人的小公司,员工们必须懂得运用所有的营销工具。后来,大公司为了迎合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也开始模仿小公司组建整合模式。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在于能聘请到世界级的专家。 把握“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趋势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具体表现在:(1)组织范式的改变。新模式减少了原有各种不同营销专业部门之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冲突,员工能充当沟通者的角色,目的是让客户从营销活动中受益。(2)深入理解客户品牌的核心内涵,在参与客户策划各种营销方式的过程中能良好地解释品牌的内容。(3)员工服务宗旨的转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广告公司能对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融合,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服务,即公司员工能真正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职能部门工作。(4)更合适的媒体组合建议。员工不再与任何特殊的职能部门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能从客户出发,采用“零基”(zeronbased)媒体选择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对于员工的要求较高。员工们要更好地参与整合,对各种营销手段都要了解,要成为“战略通才”。(2)不同营销手段的高度整合可能使公司难以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保持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组织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前三种组织模式中,各专业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虽然客户总监在决策时会与所有的专家协商,但是最终还由职能部门自己作出决定。到了矩阵式组织模式,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组合,以及如何整合媒体工具,则是由客户团队商讨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消除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原有的激烈竞争。第五种模式是广告公司向整合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但并不是完善的模式,也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许多大型整合机构,为了应对在营销策划领域中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挑战,在组织内建立一个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咨询和培训团队。 三、组织变革的途径 传统广告公司的运作是让创意、媒体、调研和客户服务等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为不同的客户服务。虽然他们也一起举行前期的准备会议,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员还是以本部门的利益为中心而独立地工作。实施IMC的广告公司,就会把为同一个客户服务的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众多研究表明,广告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营销策划时,虽然认识到运用其他营销传播渠道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与其他营销机构合作的同时,从根本上还是不愿发展跨职能计划。不仅广告公司如此,其他营销传播机构也存在类似的与IMC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下面介绍广告公司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三种主要方法,它们是对一些跨国广告公司成功实践的总结。 1.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部门。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具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擅长某一领域业务的机构(比如广告、公共关系等)可以直接在内部增设其他职能部门。如果客户需要使用多种营销工具,就无需从外部寻找专业营销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交由一家商统一完成。FCBWorldwide公司就曾经在其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中增设了促销和直销部门。采用这种方式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培育新的营销传播职能,势必造成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在某领域的“专家”形象。实力强大的广告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在设立新部门时就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而小机构就无法做到,因此这种方式对后者不太适合。其次,要更快地增加其他营销传播职能,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并购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机构合作。目前,许多大型广告公司都积极地收购其他类型的传播服务公司。例如,WPP集团在2002年和2003年大约进行了40次收购交易,涉及公关、咨询和医疗保健传播等领域,在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以收购的方式来增强服务市场的业务能力。 2.组织机构重组。毋庸置疑,组织机构的重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要求广告公司摆脱原有的组织架构,重组其组织,甚至要相应地进行企业理念和文化的调整。这种方式是广告公司根据IMC而进行的彻底变革。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想要整合营销组织,应首先考虑消除传统的层级制组织观念,以团队合作方式将各种“营销专才”编成“客户价值管理团队”。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除了配备专门负责品牌管理的营销经理外,还要将IMC的各个步骤落实到公司内部的专门项目负责人身上,并将这些专才合并在一个团队中,通过信息系统来协调各种传播技巧。Price/McNabb公司就是进行组织机构重组的一个例子,它对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从而避免了原有独立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向专注于IMC和关系营销的营销传播公司转变。 3.营销传播团队合作。活跃于各国市场上的著名4A广告公司从属于某个全球性的广告集团,如奥美(Ogilvy Mather)、智威汤逊(J.WalterThompson)同属于WPP传播集团;BBDO从属于奥姆尼康集团。这些全球性广告集团在我国市场上通常以下属4A广告公司、媒体策划以及公关公司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因此,在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争斗。而这些广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就为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02年末,法国第二大广告传播集团哈瓦斯下属的两个公司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哈瓦斯的广告公司“灵智大洋”与市场服务机构“精实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成立了“品牌小组”,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广告、市场调研、公关活动、品牌推广和营销渠道管理等系列服务。BBDO公司在管理吉列(Gillette)营销策略时也曾领导其姊妹公司PorterNovelli(负责公共关系)和RappCollinsWorldwide(负责直销)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营销公司协同作战。集团在领导营销传播团队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掌握核心业务,除了承担领导和战略计划制定的基本工作外,还要保持各种营销传播机构协调一致。 四、结束语 IMC的发展和营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广告公司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一个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而且非常清楚这个趋势,但实际状况却几乎没有几家商是真正整合的营销传播公司”(McCannErickson前副总裁JohnFitzgerald)。看来,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完善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他们在实施IMC的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组织变革经验值得我国的营销服务商学习。在经济全球化和营销战略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向整合营销传播是广告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把握整合组织机构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则是我国广告公司改革组织机构的战略选择。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剖析娱乐行业中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休闲休闲产业 [论文摘要]：由于休闲产业极易受其消费者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的影响，当前休闲产业中所使用4PS和4CS等传统营销理论已难以适应休闲业急速发展的需求。本文借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理念，从休闲产品合理定位、口径一致的品牌形象塑造，休闲产业社会营销等方面研究了休闲业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实施。 1引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整个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发展。据美国《时代》杂志(1999年12期)载文预言：2015年，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而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20年年底，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休闲大国。我国休闲市场已成为世界最具潜力的休闲市场，提供与休闲相关产品的企业也急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休闲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休闲业中的营销问题也相继显露出来，如休闲企业营销战略长期规划的缺失，休闲企业形象策划与传播的过于雷同，品牌维护意识过差等。由于休闲业本身的特殊性，当今所使用的如4Ps和4Cs等传统营销理论已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寻找更加适合当今休闲市场环境、更好解决上述营销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已为理论和实业界所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导入“休闲整合营销传播”(Leisure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LIMC)理念，对我国休闲企业营销现状进行分析，将二者有机结合，以寻求适合我国休闲业市场营销的方法和措施。 2IMC理论与我国休闲企业的营销现状回顾 2.1IMC理论的含义 整合营销传播(以下简称IMc)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西北大学舒尔兹等人提出：“IMC是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的传播的过程。”Duncan(1993)针对整合营销传播内容的特性，提出了整合营销传播四层次模式：形象统一(UnifiedImage)、信息一致(ConsistentVoice)、良好倾听者(GoodListener)、世界公民(World-classCitizen)，企业应舍弃过去“由内而外”(In-Outside)的单向线性说服模式，改成“由外而内”(Outside-In)的规划思考模式，从消费者的观点来进行营销传播规划，了解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媒体使用形态、信息接触时机等，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建立长期互惠关系。Petrison Wang(1996)认为IMC由执行的整合(ExecutableIntegration)和计划的整合(PlanningIntegration)两个观念所组成，从战略的视角进行协调，以扩大营销的效率和效果。 整个营销传播的中心思想是，通过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统一的促销策略，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从而使企业的促销宣传实现低成本策略化，与高强冲击力的要求，形成促销高潮。整合营销是对传统营销的一次革命，正如整合营销理论倡导者——美国的D.E.舒尔兹教授所说：过去的座右铭是“消费者请注意”，现在则应该是“请注意消费者”。 2.2我国休闲产业的营销现状 自19世纪末期vablen(1899)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发表以来，有关休闲(leisure)理论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休闲活动开始在欧美国家全面快速发展。到了80年代，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很快形成了以满足人们休闲消费需求为目的的行业集群——休闲产业。所谓休闲产业“就是为满足人们休闲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产业。”经济学家对休闲产业做出了一定的界定，但对其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通过大量对休闲产业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特征：第一，休闲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存在的享受。第二，休闲产业的核心产品是服务。第三，休闲产品需求者的需求复杂多变，它会受到需求者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心情状况、所处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 人们对休闲产业的认识和研究很难满足休闲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很多休闲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生产方式上大多只注重形式，很少关注消费者休闲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休闲市场营销方面更是存在大量的问题： (1)营销观念相对落后。在我们国家，休闲营销往往被简单理解为促销(Promotion)或推销(Sales)，主要从产品的角度出发，考虑的是尽可能增加休闲产品的销售，缺乏从市场需求角度对区域休闲经营和整体功能进行体系性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调研，更多的是进行价格战，进而导致价格欺骗和产品欺骗，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包括不文明休闲产品充斥休闲市场，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危害人的生命，使人们不敢放心消费。在产品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印制一些宣传册散发，这样不仅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而且还经常遭到被散发对象的抱怨，适得其反。休闲业营销观念和手段相对落后，制约着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2)营销层次比较肤浅。“休闲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Becoming)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并非一种纯粹感官、感觉层面的享受，它同时也是人类一直以来深刻理性追求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在表现。休闲的这些特性要求经营者提供产品的时候，不仅要满足休闲者生理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其心理上的需求。这就要求休闲企业树立由外而内的营销观念，以顾客的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起点。我国休闲企业营销停留在产品形式比较优势上，形成了“形式产品比较优势陷阱”。休闲企业很少通过对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人们的文化层次、审美情趣、心理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来设计产品；休闲产品和服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明显的差异性，进而影响了休闲企业的产品形象，增加休闲者的抱怨。 (3)休闲企业缺少战略规划和品牌意识。我国大部分休闲企业追求短期的销售目标，缺少中、长期休闲营销规划。休闲企业管理者不了解休闲产品策略、价格策略、销售渠道策略、产品促销策略之间关系。休闲市场营销计划控制、市场营销成本利润控制、市场营销信誉控制和战略控制能力较差。这种状况导致了休闲企业缺乏相应的品牌经营意识，打顾客“揩油”战，在顾客身上能捞一把就是一把。在推销自身的形象特色时，缺少对休闲市场的调研、细分和产品的价格定位，休闲形象、宣传、口号雷同。休闲企业主要以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等为主要传播工具，传播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和必要的反馈，休闲产品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营销错位，收效甚微。 3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休闲产业中的实施 休闲企业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感知顾客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IMC策略，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体，传播口径一致的信息，回应、影响顾客的需求及其行为。在此基础上，休闲企业还要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获得社会利害关系者的支持。因此，休闲企业IMC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感知顾客需求基础上的产品定位；传播口径一致的信息；履行社会公民的责任与利害关系者达到双赢的局面。 3.1休闲产品的合理定位 休闲企业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以满足休闲产品市场竞争的需要，实现休闲产品的价值。要特别重视休闲市场的调查、细分、定位和预测。掌握休闲市场发展变化的趋势，避免休闲产品盲目开发造成的失误。因此，休闲产品的定位与开发应该根据本地的经济、技术和区位等条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深入调查、研究影响休闲需求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和定位，开发出极有市场价值的休闲产品。休闲产品主要由休闲设施与休闲服务两大内容组成，它是以休闲设施为载体将休闲服务传递到休闲者那里的。休闲产品的开发应根据产品的定位，将环境设施与人文资源相结合，将人文关怀和优质的休闲服务融入核心产品，提炼和塑造休闲产品的核心价值，突出核心产品的美学价值、文化品位的作用，提升休闲者对产品真实而美的感受。休闲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优化各休闲要素的资源配置，进行综合系统地规划与协调，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注意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避免产品的单一和雷同。在合理的产品定位、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设计营销策略。 3.2口径一致的信息传播和品牌形象塑造 (1)口径一致的信息传播。由于休闲的特性，休闲活动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等这些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的影响。于是，休闲企业只有与顾客建立长期的联系才能及时回应其需求，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传统的营销沟通方式基于由内而外的观念，企业无法迅速、及时获得顾客的信息。DonE.Schukz(2000)提出了与顾客沟通的5R新框架：回应(Responsiveness)，营销传播管理者如何能迅速、有效地回应顾客或消费者的需求；相关性(Relevance)，相关性必须解决营销传播计划与它要与之营销传播管理者有多大的相关性的问题；感受(Receptivity)是指传播中要提供利害关系者想要得到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者想要传播的信息；识别(Recognition)，对来自“应对机构”的信息进行清晰、鲜明的定位，以区别于其他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关系(Relationships)，要建立企业与顾客长期良好的关系。休闲企业应以5R新框架为依据，与顾客进行双向的沟通，及时回应顾客的需求。 (2)口径一致的品牌形象。休闲产品是一种体验型的产品，本质上是休闲者在消费过程中休闲体验的综合感受。休闲品牌形象的营销与传播应抓住休闲者的感知品味和既有的休闲产品的特色进行强化。根据不同类型的细分市场，进行调查设计，客观分析和评估出休闲企业在各类休闲者心目中的自觉形象，在此基础上把握消费群的品牌形象标准，进而把休闲企业形象依据休闲者的标准提升为品牌形象，明确产品在休闲者心目中的知名度、美誉度、信赖标准，对休闲产品进行品牌定位，修订主题、口号、广告语、服务特点等，努力塑造良好的口碑形象，消除不良形象影响。 3.3开展休闲产业社会营销 IMC理论的第三个层次是世界公民(World-classcitizen)，明确了休闲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应履行的社会义务，其社会营销可以通过与利害关系者的沟通，构建休闲产业社会营销网络。本文所指的休闲社会利害关系者主要是指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休闲管理部门、社会环境保护部门、媒体等间接利害关系者。关注这些利害关系者的需求，与之建立长期的关系对休闲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休闲业本身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休闲业逐渐成为政府主导型产业，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休闲产业在营销工作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强与政府合作，发挥政府的影响力，调动有效资源、宣传城市形象，引导休闲需求、提升休闲品位、杜绝不健康休闲。现代经济社会，媒体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休闲企业品牌的构建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关注媒体对休闲信息的需求，公正均衡地关于可能会影响休闲趋向的信息，减少休闲供需的不平衡。基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休闲企业要积极协调产品的开发者、经营者和休闲者之间的关系，将自己看做一个社区公民，在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的基础上丰富人类生活，提升人生品味。 4结论 我国休闲业的迅猛发展将休闲业营销规划管理提上了日程，IMC的目的在于使企业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传播，形成一个总体、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本文针对休闲业营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休闲产业自身的特性，摈弃现有的产品导向或销售导向的营销理念，从系统的视角出发，以对休闲市场的深层次调研为基础，探讨休闲产业应用整合营销传播(LIMC)理论的基本思路。休闲产业IMC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产品的合理定位；口径一致的企业形象塑造；社会营销的开展。休闲产业实施IMC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企业在优化资源的同时，要密切注意与政府等利害关系者的合作，获取它们的支持。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网络整合营销传播推行方案研究论文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是协调企业内外部资源和多元化传播渠道向消费者传递一致信息的营销策略。营销策略的立足点是将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应用于互联网企业的营销活动中,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制定出适宜的营销传播战略。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网络营销;实施战略 整合营销传播(IMC)这一观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营销大师唐·舒尔茨提出和发展的。IMC的核心思想是:以整合企业内外部所有资源为手段,再造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市场行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实现企业统一的传播目标。IMC从广告心理学入手,强调与顾客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并通过接触点向消费者传播一致的清晰的企业形象。这种接触点小至产品的包装色彩大至公司的新闻会,每一次与消费者的接触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公司的认知程度,如果所有的接触点都能传播相同的正向的信息,就能最大化公司的传播影响力。同时消费者心理学又假定:在消费者的头脑中对一切事物都会形成一定的概念,假使能够令传播的品牌概念与消费者已有的概念产生一定的关联,必然可以加深消费者对该种概念的印象,并达到建立品牌网络和形成品牌联想的目的。 麦斯威尔是一个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成功者,麦斯威尔咖啡自1982年在台湾市场发售以来,一直以“分享”的广告策略塑造品牌,1986年到1988年,麦斯威尔通过随身包咖啡的上市,延伸“分享”的概念,并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促销活动等手段,由形象代言人孙越发起“爱、分享、行动”的街头义卖活动,同年麦斯威尔随身包咖啡销量同上年相比增长50%。麦斯威尔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体传达“分享”这一核心概念,运用的就是典型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但仍应指出的是,虽然整合营销传播近年来已成为广告界的时髦词汇,可是整合营销传播所倡导的宣传策略并非那么深不可测,整合营销传播也并非就是一种万能的营销策略,即便是完全推翻了传统的营销理论所倡导的4P’s营销组合思想,提出了更为合理的4C’s理论,便并不是说整合营销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定就能成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受到企业文化、传播历史、传播阶段的影响,因此也不能盲目随大流赶时髦,不分青红皂白就上马立项开始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整合营销传播不仅仅只是如许多人所说的“传达同一个声音,树立鲜明的形象”这样简单,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结合管理科学、消费者行为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分析和决策,所以整合营销传播的具体执行过程是一门科学而绝非仅仅只是一个概念。 由于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传统市场上运用自如的成熟的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面对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还要依据新环境的特点做出适当的调整。不可否认的是在互联网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有其不可避免的劣势,但也有其优势所在,假如能够扬长避短,开拓思路,那么必然可以充分发挥整合营销传播的作用,提升企业的营销能力。 一、在互联网上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所存在的劣势和优势 (一)存在的主要劣势 1.网络企业传播的信息容易被其他互联网信息所淹没。2.应用大众媒体进行强势促销的可能性比较小,在促销过程中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3.由于浏览和点击的方便性,原有客户的转移成本低,网站容易流失客户群体。 (二)网络企业运用IMC所具备的主要优势 1.易获取客户行为资料。登陆的客户数目以及客户在每一个网页停留的时间、客户的浏览习惯都能够通过程序轻松地记录下来,同时还可以在数据仓库中记录下客户曾经购买的商品、购买的次数、客户的偏好和客户的资料,从而为有效分析客户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提供充足的数据资源。2.传播渠道多样,如可在相关的网站、软件、报刊、电视和海报上刊登广告,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市场活动推广公司的品牌。3.易采用电子邮件等形式实施一对一营销,还能利用虚拟社区和论坛的方式增加客户参与机会,发挥关系营销的作用,建立忠实的客户群体。4.网络广告具有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广、成本低、效率高、受众数量易统计的优点,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营销传播工具。5.上网群体的收入高,年纪轻,喜欢尝试和体验新事物,对于某种新近传播的概念往往能产生较浓的兴趣。6.所经营的信息产品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使整合营销传播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由于信息产品属于“经验产品”,而且复制成本和分销成本非常低,网络企业可以通过提供免费产品的方式吸引消费者进行初次的体验,不仅成本低,而且收效快,这非常有利于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不是为了传播而传播,就算是口号喊得再响,没有得到客户的购买和认可,那也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互联网上运用整合营销传播带存在着一些劣势,但是其所具有的优势远大于劣势,因此无须提心IMC在网络上运用起来会失效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生意。 二、整合营销传播(IMC)整合模式 所谓“整合”就是“统一”和“协调”,这种“统一”和“协调”贯穿于传播过程的前后,涵盖了公司的内外部资源。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消费者目标群体的整合,指的是细分消费者市场,分析消费者的心理特征,预测消费者的未来行为,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进行品牌和产品说服。二是对网络公司内部和外部功能领域的整合,指的是协调各部门在传播过程中保持步调和行为的一致。另外,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公司的营销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到传播的效果,所以在整合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存在。三是对网络公司形象的整合,指的是在营销目标确定的情况下,依据网络公司提供的服务希望达到目标,对公司进行适当的定位,树立鲜明的形象,并根据顾客所反馈的意见重新确立公司的形象。四是传播渠道的整合,指的是寻找合适的传播工具,并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优势,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五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营销核心的整合。其涵义指的是确定营销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方法,包括市场推广的口号、产品的整体特征等的统一,其整合核心必须明确、清晰和一致,并且容易为消费者所接受。 三、运用整合营销传播（IMC）的主要步骤 要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必须遵循科学的决策步骤,下面将进一步分析运用IMC的主要战略步骤： 第一步,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分析客户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站的主要目标是吸引上网群体的注意力,当时的网络经济被称之为眼球经济,一个网站注册的会员数量的多少成为网站营销的主要任务,这往往会导致忽视不同的客户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的结果。因此,营销的第一步就是要评估消费群体的未来价值,确定目标客户群体,充分挖掘客户群体的价值,达到盈利的目标。如推广email信箱,可能按照收入和需求区分为企业用户、一般用户和学生用户,对应地,为他们提供企业邮箱、收费邮箱和免费邮箱;再如向企业公司提供收费的数据资料,向学生教师提供免费的数据资料,不同的客户群体所得到的服务应该是不同的,从低端到形成阶梯性的变化。接着是要进行客户心理的分析,这同样是成功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关键环节,客户对网络企业所提供服务的已有认识会直接影响到广告宣传的效果。如对Google的认识是“优秀的搜索网”,Google的传播策略就不能过多的偏离这个概念,而去宣传“真实的虚拟社区”,当然假如Google有意向这方面发展的话,完全可以结合客户对它的原有认识,制定合适的宣传主题。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在分析客户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客户数据仓库的存在,客户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挖掘技术是准确制定营销策略的科学依托。 第二步,确定整合思路,明确整合方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阶段整合的核心只能为一个,过多的整合核心不但会使整合营销传播的战略不明晰,而且还会降低整体的营销效果,更会使下属部门和渠道商感到无所适从。整合方向的不明只能使营销传播活动一败涂地。特别是处于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同时传递过多的信息,未必能带来预期的好处,相反还会减弱只传递单一信息的效果。网络公司受其影响最为突出,要做到消费者对其传播信息印象深刻,确定单一的整合核心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三步,选择传播渠道,限定传播范围。传播渠道要依据公司的营销目标和公司的特点进行选择,做到针对性强,宣传力度大。如欲开发青少年市场的公司可以在网络游戏上旗帜广告,因为网络游戏聚集了相当多的青少年玩家;又比如销售编程软件的公司可以在计算机论坛、程序员网站和计算机杂志上广告。这样做的好处是:传播受众比较集中,传播的范围比较小,传播的效果也比较显著。最忌讳的是选择过多的传播媒体,拉大传播的战线,比如推广网络游戏的公司不单在门户网站上购买旗帜广告,还在电视上、故事报刊上刊登广告,虽然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公司所开发的游戏软件,但是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缺乏价值的,所进行的传播工作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主要的目标是使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了解该公司的性质、产品的特征等等。网络企业在制定传播策略的时候也应该遵循相同的准则,依据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公司的营销目标制定切合实际的传播策略。 第五步,获取客户的反馈意见,保持与客户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客户数据仓库。做好接触管理的工作,通过email或者免费电话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客户资料库。同时,切忌等上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回复客户的email,这样做的代价是使到手的商机轻易地流失掉。 第六步,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以财务指标上的变化来衡量传播策略是否成功,因为财务指标定量分析了公司的财经营状况,却难以定性地分析传播的效果。这导致评价的结果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委任具有远大眼光的经理负责评价的工作。评价要从传播的周期和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入手,尽量做到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超级秘书网 当一次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成功实施之后,很可能会很快就进入下一轮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制定,应当指出的是以前所传播的信息已经在消费者心中扎根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完全抛弃过去的传播历史而随意制定不相关的传播策略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状况。 四、应用整合营销传播还需考虑的若干问题 第一,切忌在不分析市场状况和消费者行为特征的情况下;在缺乏以往传播历史和传播伙伴支持的情况下,盲目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第二,对整合营销传播断章取义,仅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往往会出现下面的错误:经常变换口号,传播策略不具连续性,结果是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未考虑互联网的特殊性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就照搬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第四,仅仅抛出一个口号,缺乏规范化的执行过程和科学化的分析过程,最后仅得到华而不实的结果。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中的企业改革论文 [摘要]：本文以整合营销传播范式下的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西方国家广告业变革的内外背景和其对组织机构变革的重大影响力,同时介绍了西方广告公司发展整合组织机构的五种模式和主要途径,以期对我国广告公司组织模式的变革和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西方广告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组织机构变革 营销管理领域的新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以下简称IMC)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受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21世纪的营销逐渐向互动的方向演进,市场控制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为顺应这种演变趋势,IMC已成为近年营销传播的主流,因此,学术界对IMC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目前,国外IMC的应用已经从理论认识层面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广告公司比其他营销传播商更会采用多种营销传播工具。据Duncan和Everett(1993)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访广告公司承担了一种以上的营销传播职能。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种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西方许多传统广告公司都已经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拓出不同形式的整合型组织,并形成了若干变革模式。本文对此加以归纳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广告公司组织变革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一个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广告公司在营销传播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传统广告公司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同期与组织管理相关的理论发展则为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目前,西方广告公司已经进入IMC范式时代。未来的广告机构将不再是单纯的广告机构,而是一个营销机构(Steinberg,1997)。 1.组织机构变革的外因。从外因方面看,营销发展的趋势要求传播服务商和组织作出相应的变革。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控制权由制造商转到了零售商,最终转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渠道的大规模整合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由大众媒体和广告商控制营销传播的时代,新媒体技术又加速了媒体使用的多样化,客户的营销手段和投入也由传统的广告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例如,促销和直销等手段被大量采用。为了适应新的营销潮流,20世纪90年代末营销传统领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美国的一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积极探索和实践IMC。他们发现,实施IMC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组织构架,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 各种管理新思想为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如企业流程再造(BPR)、全面质量管理(TQM)等。有些公司将TQM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存货控制、销售和预决算过程。其实,TQM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工作的统一”,它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要打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BPR理论则要求创造整合的系统和流程以减少重复的步骤。虽然TQM和BPR的专家并没有涉及营销和整合营销传播领域,但是他们都认为,有效完成跨职能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对组织进行改革。 2.组织机构变革的内因。从内因方面看,广告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新的营销环境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要成功地实施IMC,首先要设法排除组织障碍。西方广告公司为此作过不少的组织变革探索,诸如缩小机构规模,外包和分拆等。其中虚拟组织和网状组织一度十分流行,类似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更适合营销的发展,尤其是网状组织中的每一个独立公司,在与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实现跨职能整合的同时也发展了其综合的业务能力。但是,它们也存在种种缺陷,如虚拟组织并没有为系统的大项目设置解决冲突和沟通活动的流程;不同的机构很难传达品牌的“形象”、“感觉”、“基调”、“主旨”、“个性”、“定位”、“风格”或者“精髓”等抽象的内容;不同的专业商实施促销、直销和公共关系活动,虽然针对性和专业性强,但是他们难以向消费者解释品牌方面的细微差异;还有,要让所有的合作者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十分困难。 Schultz、Tannenbaum和Lauterborn(1993)曾提出过整合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组织结构障碍:一是大多数公司把营销决策作为低层次的职能;二是广告公司普遍采用垂直的组织结构;三是公司中存在独立的专业职能部门。而Prensky、McCarty和Lucas(1996)的分析指出,实施组织整合的障碍分别为:佣金报酬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总之,IMC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据美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进行的“广告公司IMC实践”专项调查显示,IMC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会产生影响。 二、五种整合组织结构模式 1996年,AndersGronstedt和EstherThorso经过调查分析,归纳出五种基本的广告公司整合组织机构模式。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即表现为各科专家从独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宽松合作,到完全整合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过程。被访的每个广告公司,其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可能会接近某一类型,但并不一定就是某个模式,它们可能同时又融合了其他的模式,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使用不同的模式。 1.联合模式。联合(consortium)模式,通常适合员工不足40人,没有能力聘请各种营销专家的小公司。在采用联合模式的公司中,主公司一般执行媒体广告的工作,帮助客户制订总体战略,并决定采用哪些营销手段,而公共关系、直销和促销等活动则外包给其他公司。整合工作由主公司的客户团队承担,即协调各个专业机构,以确认信息、形象和时间安排等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灵活性。可以帮助客户在合适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专家;(2)节约成本。主公司无需花费雇用各方面的营销专家。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1)专业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客户到主公司,再从主公司到外包专业机构;(2)每个公司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媒体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3)合作公司之间很难传递有关品牌的无形信息。(4)只适合单个整合项目。这种整合模式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整合传播战略。 2.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模式。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consortiumwithonedominantagency)模式和上述联合模式实际上大致相同,主公司依靠许多外部供应商提供营销服务,如数据库管理、促销等;主公司的客户团队要承担整合任务。这种模式与联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公司除了有能力开展传统的广告活动外,同时也能兼顾使用其他的传统营销工具,如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也可提供多种营销服务。此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客户往往对主公司的专业水平持怀疑态度。 3.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corporationwithautonomousunits)模式被许多大中型公司所采用。构建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收购一些独立的、在某个营销传播领域具有专业水平的公司来实现。但事实上,许多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其自主单位是由公司内部单位直接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中,客户经理全权处理整合工作,并承担整合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1)众多同一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有利于共同发挥专业能力;(2)同一家公司来自不同自主单位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能进行更好的合作。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1)专家间的关系难以协调。由于多个专家一起工作,如何平衡和融合不同专家的意见,采纳哪个专家的意见等都需要考虑。(2)各自主单位各谋其利。表面上,各方面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们所在的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运作,有时甚至拥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各领域的专家可能倾向于为自己单位谋利。 4.矩阵模式。矩阵模式有时也称为“项目组织”,它融合了职能部门和跨职能部门团队的特点。在此模式中,整合营销传播的计划和执行工作是由不同跨职能部门的客户团队承担的,整合工作的领导者是协同作业的组织者,采用矩阵结构,引导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开展工作。 这种团队中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员、专家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的氛围里,各种想法都可以得到整合。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架构的优势:(1)层级结构加水平结构,有助于遏制部门主义倾向;(2)垂直结构和层级结构并行,使组织同时拥有职能部门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水平结构之间各营销手段整合的宽度;(3)专家既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又跨越职能部门和各自的专业进行合作;(4)各领域专家一起工作,能更好地进行部门间的沟通,且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意,而创意的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克服了专家纷争的陋习;(5)团队的协同工作能产生更合适的媒体组合。但明显的缺陷是延误时间。要从不同领域的专家那里征求多数认可的观点,需要不断的磨合,产生创意也需要时间。 5.整合模式。整合模式通常由小公司采用,尤其是员工为15～20人的小公司,员工们必须懂得运用所有的营销工具。后来,大公司为了迎合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也开始模仿小公司组建整合模式。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在于能聘请到世界级的专家。 把握“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趋势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具体表现在:(1)组织范式的改变。新模式减少了原有各种不同营销专业部门之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冲突,员工能充当沟通者的角色,目的是让客户从营销活动中受益。(2)深入理解客户品牌的核心内涵,在参与客户策划各种营销方式的过程中能良好地解释品牌的内容。(3)员工服务宗旨的转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广告公司能对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融合,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服务,即公司员工能真正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职能部门工作。(4)更合适的媒体组合建议。员工不再与任何特殊的职能部门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能从客户出发,采用“零基”(zeronbased)媒体选择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对于员工的要求较高。员工们要更好地参与整合,对各种营销手段都要了解,要成为“战略通才”。(2)不同营销手段的高度整合可能使公司难以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保持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组织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前三种组织模式中,各专业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虽然客户总监在决策时会与所有的专家协商,但是最终还由职能部门自己作出决定。到了矩阵式组织模式,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组合,以及如何整合媒体工具,则是由客户团队商讨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消除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原有的激烈竞争。第五种模式是广告公司向整合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但并不是完善的模式,也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许多大型整合机构,为了应对在营销策划领域中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挑战,在组织内建立一个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咨询和培训团队。 三、组织变革的途径 传统广告公司的运作是让创意、媒体、调研和客户服务等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为不同的客户服务。虽然他们也一起举行前期的准备会议,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员还是以本部门的利益为中心而独立地工作。实施IMC的广告公司,就会把为同一个客户服务的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众多研究表明,广告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营销策划时,虽然认识到运用其他营销传播渠道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与其他营销机构合作的同时,从根本上还是不愿发展跨职能计划。不仅广告公司如此,其他营销传播机构也存在类似的与IMC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下面介绍广告公司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三种主要方法,它们是对一些跨国广告公司成功实践的总结。 1.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部门。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具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擅长某一领域业务的机构(比如广告、公共关系等)可以直接在内部增设其他职能部门。如果客户需要使用多种营销工具,就无需从外部寻找专业营销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交由一家商统一完成。FCBWorldwide公司就曾经在其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中增设了促销和直销部门。采用这种方式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培育新的营销传播职能,势必造成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在某领域的“专家”形象。实力强大的广告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在设立新部门时就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而小机构就无法做到,因此这种方式对后者不太适合。其次,要更快地增加其他营销传播职能,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并购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机构合作。目前,许多大型广告公司都积极地收购其他类型的传播服务公司。例如,WPP集团在2002年和2003年大约进行了40次收购交易,涉及公关、咨询和医疗保健传播等领域,在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以收购的方式来增强服务市场的业务能力。 2.组织机构重组。毋庸置疑,组织机构的重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要求广告公司摆脱原有的组织架构,重组其组织,甚至要相应地进行企业理念和文化的调整。这种方式是广告公司根据IMC而进行的彻底变革。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想要整合营销组织,应首先考虑消除传统的层级制组织观念,以团队合作方式将各种“营销专才”编成“客户价值管理团队”。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除了配备专门负责品牌管理的营销经理外,还要将IMC的各个步骤落实到公司内部的专门项目负责人身上,并将这些专才合并在一个团队中,通过信息系统来协调各种传播技巧。Price/McNabb公司就是进行组织机构重组的一个例子,它对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从而避免了原有独立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向专注于IMC和关系营销的营销传播公司转变。超级秘书网 3.营销传播团队合作。活跃于各国市场上的著名4A广告公司从属于某个全球性的广告集团,如奥美(Ogilvy Mather)、智威汤逊(J.WalterThompson)同属于WPP传播集团;BBDO从属于奥姆尼康集团。这些全球性广告集团在我国市场上通常以下属4A广告公司、媒体策划以及公关公司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因此,在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争斗。而这些广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就为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02年末,法国第二大广告传播集团哈瓦斯下属的两个公司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哈瓦斯的广告公司“灵智大洋”与市场服务机构“精实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成立了“品牌小组”,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广告、市场调研、公关活动、品牌推广和营销渠道管理等系列服务。BBDO公司在管理吉列(Gillette)营销策略时也曾领导其姊妹公司PorterNovelli(负责公共关系)和RappCollinsWorldwide(负责直销)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营销公司协同作战。集团在领导营销传播团队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掌握核心业务,除了承担领导和战略计划制定的基本工作外,还要保持各种营销传播机构协调一致。 四、结束语 IMC的发展和营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广告公司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一个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而且非常清楚这个趋势,但实际状况却几乎没有几家商是真正整合的营销传播公司”(McCannErickson前副总裁JohnFitzgerald)。看来,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完善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他们在实施IMC的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组织变革经验值得我国的营销服务商学习。在经济全球化和营销战略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向整合营销传播是广告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把握整合组织机构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则是我国广告公司改革组织机构的战略选择。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中广告战略手段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大众传播正得到细分、网络传播则日显重要，这就标志着小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并正引发一场广告革命。在小众传播的背景下，市场营销界诞生了整合营销传播，但整合营销传播在冲击广告界的同时，却隐含着取消广告本体的趋向。立足于广告学本体，对应于整合营销传播，以“选择媒体”与“创设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广告战略，为迎合分化了的各类“小众”，进行广告媒体的精细化组合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就成为业界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小众传播；广告革命；整合营销传播；精细化组合 美国《广告时代》的副总裁JoeCappo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司：不变则亡》（Agencies:ChangeorDie）的文章中写道：“现在广告业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美国，但影响了许多其他广告和媒体较发达的国家。”①他的话对我国正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日渐红火的广告界来说，意味着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即将步入中国的“麦迪逊大道”时代，便必须进行自我改造，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广告战略新选择：这已是无可回避的。 一、小众传播，酝酿广告革命 “小众传播”首先体现在大众传播分化的本身。仅在我国，至1999年底，光是全国性和省级的种类报纸就已达2023种；而1999年以来就有60%的报纸进行了扩版。而电视台则已达345家，伴随着2000年海南卫视上星，全国31个省级电视台全部上星。如此便对原本占据绝对优势的中央电视台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直接的体现，便是央视黄金段位广告招标金额不断缩水：1997年招标28亿、1998年26.8亿、1999年19.2亿、2000年21.6亿。尽管中央电视台也在不断地派生新的频道、进行着自身受众的细分，但依然改变不了受众被不断分化、牵走的趋势。这种大众传播分化的局面，直接带来的便是小众传播的崛起，有专家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分众传播。” “小众传播”其次体现为网络传播空前的扩展。如果说小众传播时代的出现源于大众传播内部自身的分化，而网络传播则从外部更加速了这一分化与裂变。互动式网络传播的出现给传播学者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它兼具大众传播、个体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特性，所以专家们只得从媒体诞生的位次上将其排在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称之为“第四媒体”。其实从网络传播的受众角度看，它针对特定目标受众所进行的传播，乃是一种小众传播，它的个体传播特性，又通过新闻讨论组、BBS、E-mail的“另送”等方式而具有“聚众”的性质，而它所进行的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本身就是小众传播；因此网络传播完全可以超越技术确定的层面而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视野中定性为“小众传播”。 大众传播自身的分化与网络传播迅速的扩展，其结果便是共同打造出一个“小众传播时代”。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我国年轻的学者黄旦博士归纳了这么一些特点：“第一，内容更加专门化；第二，接受者更为自由、主动，富有选择余地；第三，传播者必须更加关心和了解接受者的各种需要；第四，利用‘电子报纸’、‘电视报纸’等新型媒介进行传播的传、收双方，都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②根据这样的一个小众传播时代的特征，相应地进行广告革命，就必将成为我国广告界的一股新潮流。也就是说，广告公民所服务的广告主本来就对大众传播时代“有一半的广告费被浪费”存在不满，如今既然针对目标受众而诞生的小众传播已经出现，那么再确定与大众传播相统一的大规模、粗放性的广告战略显然就不再适宜。 二、整合营销传播，呼唤广告战略对应 由于广告战略的根本使命是促进销售，因此如何选择与小众传播时代相适应的广告战略，就应该在营销学的视野中进行审视。 关于“市场营销”，现代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第一次提出了以“交换”为核心概念的定义，即：“个人和群体通过创造产品和价值，并同他人进行交换以获得所需所欲的一种社会及管理过程。”而“交换是指通过提供某种东西作回报，从别人那里取得所需物品的行为。”③无疑，交换必须在双方平等、乐意的基础上进行，这就需要进行传播、沟通。当营销的社会环境进入“小众传播时代”，敏感的营销界立即予以反应，于是旨在“与消费者更好地沟通”的“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便应运而生。④ 1993年，美国西北大学D·E·舒尔茨教授等人出版了重要的著作——《整合营销传播》。该书强调由生产导向转入消费者导向后，4P已经转向4C，过去的“消费者请注意”现已被“请注意消费者”所取代。因此，从消费者出发，IMC就应该成为营销的新趋势。在书中，他介绍了美国广告公司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AdvertisingAgencies,4As）的一个工作组为IMC所下的定义，即： 这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⑤ 其概念所揭示，以及IMC的主要内容有二： 一是强调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从沟通意义上展开营销活动；二是强调把广告、公关、CI、促销、直销、包装、新媒体等一切传播均归属于广告活动，使企业能将有关的信息统一口径地传播，即“用同一声音去说”（Speakwithonevoice）。 显然，小众传播的关注目标受众与IMC的关注目标消费者、小众传播须借助能将信息准确送达受众的媒介与IMC须采取对消费者有效传播的渠道，形成了惊人的同构。这无疑是时展的趋势使然。 IMC追求的是在实现与消费者沟通中的信息传播被有效接受，和不同传播手段整合使用中信息传播的最佳化，以及与消费者建立长期的、双向的、和谐的关系。这其实也正是企业广告战略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美国著名的广告与营销专家乔治·E·贝尔齐等人便写道：“厂商既然接纳了整合营销传播的观念，就要求广告商综合运用各种促销工具，来取代以往主要依赖的媒体广告，一些公司还开始越过传统广告商，启用其他类型的促销专业人员策划和实施促销计划。”⑥相应地，不少广告公司纷纷将自己的主导业务从纯粹广告的大众传播转向提供IMC服务。如美国《广告时代》将FallonMcElligott选为1995年度广告公司时，其标题就写道“整合营销方法可以使店铺的排名靠前，保持创新优势”。将FallonMcElligott改造为整合营销公司的是公司的营销经理Markgoldstein，他被公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领先的专家，他帮助公司将业务扩展到了公共关系、直销、零售促销和交互式媒体等领域，帮助公司获得《广告周刊》最热门新业务广告公司称号，并使著名的企业如联合航空、宝马、假日酒店集团、美国网络等成为公司新客户的名单。 整合营销传播的盛行，使得广告公司易帜成为了营销服务公司，这对广告公司的生存或许是幸事，可是对广告学来说，是一种内涵的丰富还是一种本体的丧失?这就需要对“广告”进行再认识—— 我国台湾的著名广告学学者樊志育在考察了诸多广告定义之后，将“广告”定义为：“广告者，系讯息中所明示的广告主，将商品、劳务或特定观念，为了使其对广告主采取有利的行为，所做的非个人的有费的传播。”⑦他之所述是甚有道理的，因为广告并非全部是旨在促销的商业广告，各类推广“特定观念”的广告同样存在，而广告主也未必一定是商业企业。据美国有关组织统计，美国政府是全美排名第40位的广告主，而诸多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团体作为广告主所刊播的公益广告，同样也不是为了促进销售。显然，整合营销传播不能包容广告，广告也不必因整合营销传播的兴盛而自我取消。而且，就是在研究IMC的营销学家视野中，广告的独立性也是很清晰的：“广告是指特定资助人支付，用于组织、产品、服务或观念的非人员沟通形式。”⑧这就很清楚了，广告即使在IMC之中，它仅圈定了“非人员沟通”为自己的本业。坚持这一点，广告学也就不必担心在汹涌澎湃的IMC流潮中，丧失自己的本体。 但是，整合营销传播中“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与“多种传播渠道整合”的要点，却启发着广告界进行相应的革命。那么，广告革命的突破口何在呢? 三、精细化组合，广告战略的必然选择 广告作为一种经营活动，其战略思想是其立身的关键。对广告主来说，广告战略是营销战备的核心部分，又是管理经营战略的组成部分；对广告公司来说，广告战略则是向广告主提供广告服务的核心内容，广告制作则只是广告战略思想的物化。虽然广告战略可包容的范围较宽，但关键的内容只有两个，即：广告创意与广告媒体。对此，菲利普·科特勒说得尤为明白：“广告战略包括两个主要因素：创设广告信息和选择广告媒体。”⑨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这两个关键因素来探讨小众传播时代的广告革命，以及如何与整合营销传播对应。 美国的广告学者杰克·Z·西瑟斯等人认为：“在整合营销传播形势下，媒介计划人员更加紧密地工作在一起。整合传播策略要求对不同的沟通渠道运用不同的创意。”⑩如此，我们则先来探讨小众传播时代的“沟通渠道运用”或“广告媒体选择”。其实，IMC的应运而生，也正是由于传播背景发生变化使之然。如，乔治·E·贝尔齐等人就对IMC诞生的背景概括出了如下特征： 1.营销的投入由媒体转向其他形式的促销； 2.媒体市场的细分化降低了对大众媒体的重视，而集中于小众媒体； 3.市场力量由厂商向零售商转移，尤以连锁店为举足轻重； 4.独立于大众媒体之外的数据基础营销迅速发展； 5.媒体购买产生直购与低价化的变化。 受上述因素的制约，广告大众媒体细分成小众媒体，便自然地呼应了小众传播时代。其网络上的新闻组、BBS、E-mail，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POP、DM、车体、户外、产品包装捆绑（如“可口可乐”与“方正”、“乐百氏”与“新浪”）等小众传播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告的宠儿。而最能代表大众传播的媒体——电视，在以多频道迎合小众接受胃口的形势下，其新颖的广告形式也正在不断诞生；美国传播学家托马斯·鲍德温等人就曾对若干电视广告新形式作了如下介绍： 信息提供（informationoffer）——虽然是电视插播广告，却可鼓励收视者利用家中的终端机键入要求，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犹如将信息“邀请”进入家中； 直接回应电视（directresponsetelevision）——广告与节目同长，产品可通过电话订购或直接通过遥控器按键购买； 信息广告（infomercial）——广告具有交互性设计，观众可自由进入，且可配合个人需求； 节目长度广告（program-lengthommercials）——广告与娱乐节目以及直销手法糅为一体； 咨询积费广告（perinquiryadvertising）——媒体邮售的不再是广告时段，而是按用户进行咨询的次数与时间，向广告主计次收取费用；……⑿ 大众媒体的分化，并诞生如此多样的广告新形式，再加上诸多传播的、现代的小众传播媒体，使得广告战略中的媒体选择只有走上精细化组合的道路。诚如杰克·Z·西瑟斯等人所言：“媒体必须经过精心挑选才能到达产品的最佳目标受众群。媒介企划者们对传统的媒介不满是因为它们是大众传播媒介，而且在文化变迁的年代，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正在被细分。因此，与过去相比，我们必须更加精确地定义市场。”⒀在这么短短的一段话中，数度提到“精心”、“细分”、“精确”，无疑是清晰地表达了对媒介选择精细化组合的重视程度。 广告媒体选择的精细化组合，使得符合不同细分的小众传播媒体特征的广告信息创设，也必须在精细化基础上得到组合。这正验证了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由于广告信息创设本身的丰繁复杂，那么精细化组合的要求则更增加了其复杂性；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广告市场上的三组差异与统一来看广告信息精细化组合的必然性： 其一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差异与统一。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全球化营销已是大势所趋，而全球化营销势必要求全球化的广告信息，以使好的创意得到全球推广，且降低广告制作成本。但是，全球各地消费者的需求多种多样，因此广告信息的本土化也同样是必须的。如此，就需要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来在“差异”中“统一”二者的矛盾。如吉列公司的“超感”（sensor）系列产品，全球化的广告活动主题是“一生至爱，男士珍品”；而在法国，广告主题则略作改动，译为“完美风范，男士经典”。类似的差异中统一，被广告界称之为“全球化思考，地区化行动”。超级秘书网 其二为企业形象与产品个性的差异与统一。在新技术带动新产品层出不穷地涌现、并使任何一种产品只能各领风骚仅数月的背景下，相对稳定的企业形象就成了消费者对产品信任的心理寄托；因此企业形象便成为广告信息的重要内容。而企业为了适应细分了的种类消费者需要，不同系列、不同类别、不同个性的产品必然不断得到开发、上市，如此产品广告信息的创设，就得进行细分定位，就得迎合消费者的个性需求。二者的统一，这就需要广告信息创设上的精细化组合。如宝洁公司的形象广告信息突出的永远是“P G”这一企业符号，而其产品广告，如“飘柔”、“海飞丝”、“玉兰油”、“护舒宝”、“碧浪”、“佳洁士”等，其广告信息就在精细化中尽显差异了。 其三为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的差异与统一。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广告信息，多是概括的、简明的，如“海尔”的“理念”“真诚到永远”、海尔的“小神童”洗衣机的节水、“小统帅”电冰箱的保鲜；那么小众传播媒介的广告信息，则却可以做到具体与详细，如“海尔”自办的网站、海尔专卖厅内“海尔”形象录像带的滚动播放以及“海尔星级服务”人员的宣传册派送。这种广告媒体与广告信息的精细化组合，业内人士多称之为“空中轰炸，地面点射”。 如上三种广告市场上常见的差异与统一，实际上便决定了广告信息创设的精细化组合。如此，不仅对应了广告媒体选择上的精细化组合，而且也对应了整合营销传播中的“多种渠道、一个声音”。无疑，广告战略的精细化组合，恰是小众传播时代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在实践中的价值研究论文 [摘要]：整合营销理论是契合时代要求，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提出的。它对信息服务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不但能使信息服务建立先进的服务理念、增强其目的性和主动性，还有利于信息服务的品牌建设，并且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 [关键词]：整合营销；信息服务；应用价值 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将广告、直接回应、促销和公关活动等各种战略营销技能整合在同一营销计划中，并且通过其组织保持传播信息清晰、持续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契合时代要求的，也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模式的重点在于“由外而内”的思路：通过对消费者心理的研究，设定出以改变、修正、强化消费者行为为主导的传播目标，然后依循此目标综合运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手段来完成它，并依据消费者的反馈不断修正，循环反复。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念，无论对信息有偿服务还是对信息无偿服务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建立了先进的服务理念，保持信息服务的持续发展 在信息社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关系、外交往来、科学研究、金融投资、企业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学习，无一不需要信息咨询。在信息社会，信息咨询影响着整个社会进步，信息服务也就越来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行为更多的从计划控制转向宏观指导。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决策自主权加大，其决策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因而社会各界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权威性的信息服务。而现代的信息服务不能只停留在用户的现实需求，而应将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从产品的多元化的角度看，信息服务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信息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不单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增进用户的利益。而增进用户的利益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信息服务机构必须认真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帮助用户识别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是增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效用，使用户以较少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要求服务机构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单一、无序、零散的信息虽然也有使用价值，但很难被有效地使用，只有通过加工处理，整合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大的使用价值。因而，陈旧的服务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市场的需要，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服务理念，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服务理念，也为信息服务机构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做了尝试，使信息服务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保持信息行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信息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使信息服务更具主动性和目的性 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信息机构正处在一个信息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各种咨询机构和网络供应商的出现，将对传统的信息机构构成极大的威胁，作为传统的占有信息提供主导地位的信息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挑战。面对信息经营的竞争，所提供信息服务的质量、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恰恰将决定信息机构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信息的整合越来越重要，有效的整合将使信息机构在信息服务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信息用户他们总是力图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表现出舍近求远，避繁就简，弃疏择熟的省力行为，一般地说，首先选择的是最方便的信息源，无论用户是否认为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好的，可得性和易用性是影响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源的不断增多和繁杂，这种趋向就更为明显。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用户的需求行为，然后提供协同一致的服务，对这种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把握的越准确，服务针对性越强，越能得到信息用户的认可。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始终以消费者为轴心安排规划它的一切活动，对消费者的心理网络、购买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理想的整合是把资源透明地无缝地连接在一起，让用户十分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源而感觉不到他的每一步操作所调用的可能是不同的资源。信息的整合是一个寻求整体化的过程，目的是对分散的现有的信息或多种软件产品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信息系统，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信息的整合更能使信息服务机构全面地、科学地掌握信息资源，然后根据信息用户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这样，使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更具有目的性和主动性。 三、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 最近，国外的一些学者就信息管理的定位问题，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获得信息的工具，不管其如何有价值，都只是工具，新技术不管如何先进如果没有人的介入，也不会改变人的行为。而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最有效地利用信息，由此改变人的行为，乃是一切信息活动的根本目的。因而信息服务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新理念，是信息活动产出效益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服务的从业人员身上。人本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重物轻人，把物当做中心。而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素质为最主要的管理任务，以重视员工的合理需要为管理宗旨，以凝聚力激励员工创造新机制为管理的基本手段。人本管理要求既注重人的物质需求，又注重人的精神需求，承认人们丰富的人性，各种需要的合理性，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予以满足。从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信息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智慧活动，它充分体现了人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的用户身上，对信息用户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真正的用户中心理念。从现实的情况看，用户的需求和用户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并不一定维护了用户的利益。作为信息服务机构不仅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且还要设想用户的需求，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找到尚未被用户认识到的需求，使用户感到满意和惊喜，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超越用户的期望。信息的整合使信息服务机构延伸了自己的信息服务的服务层次，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在服务上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超级秘书网 四、有利于信息服务机构进行品牌建设 服务是一种品牌。如果一个信息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特性，或是某一信息产品，或是某一特色服务，在同一行业中形成差别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就是品牌。品牌实际上也是企业向社会传播的一种信息，承担着社会沟通的任务，是企业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品牌体现着产品的个性、经营理念和产品特征。有了品牌才会有顾客的忠诚度，才会有购买主动性。当然，品牌光有知名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美誉度。品牌是有价值的，并体现在整个市场营销中，品牌资产一般由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品牌忠诚度构成，缺一不可。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信息服务中的具体应用，使信息服务机构以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市场中特定用户的信息需求，并将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开展特色服务，提供给用户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从而达到主动创造市场的目的。保证用户通过充分的信息渠道来购买或定制自己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产品和服务。使用户的价值最大化，让用户以最小的成本从信息服务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以普及服务和社会满意作为最高层次的目标，从而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扩大至社会和全体公众的层面。再加上这种新的服务机制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使用户满意、高兴，就会促使他们把再次使用该信息服务系统视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做。这样一来，信息服务机构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在行业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休闲休闲产业 [论文摘要]：由于休闲产业极易受其消费者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的影响，当前休闲产业中所使用4PS和4CS等传统营销理论已难以适应休闲业急速发展的需求。本文借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理念，从休闲产品合理定位、口径一致的品牌形象塑造，休闲产业社会营销等方面研究了休闲业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的实施。 1引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整个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发展。据美国《时代》杂志(1999年12期)载文预言：2015年，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而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20年年底，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休闲大国。我国休闲市场已成为世界最具潜力的休闲市场，提供与休闲相关产品的企业也急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休闲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休闲业中的营销问题也相继显露出来，如休闲企业营销战略长期规划的缺失，休闲企业形象策划与传播的过于雷同，品牌维护意识过差等。由于休闲业本身的特殊性，当今所使用的如4Ps和4Cs等传统营销理论已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寻找更加适合当今休闲市场环境、更好解决上述营销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已为理论和实业界所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导入“休闲整合营销传播”(Leisure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LIMC)理念，对我国休闲企业营销现状进行分析，将二者有机结合，以寻求适合我国休闲业市场营销的方法和措施。 2IMC理论与我国休闲企业的营销现状回顾 2.1IMC理论的含义 整合营销传播(以下简称IMc)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西北大学舒尔兹等人提出：“IMC是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的传播的过程。”Duncan(1993)针对整合营销传播内容的特性，提出了整合营销传播四层次模式：形象统一(UnifiedImage)、信息一致(ConsistentVoice)、良好倾听者(GoodListener)、世界公民(World-classCitizen)，企业应舍弃过去“由内而外”(In-Outside)的单向线性说服模式，改成“由外而内”(Outside-In)的规划思考模式，从消费者的观点来进行营销传播规划，了解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媒体使用形态、信息接触时机等，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建立长期互惠关系。Petrison Wang(1996)认为IMC由执行的整合(ExecutableIntegration)和计划的整合(PlanningIntegration)两个观念所组成，从战略的视角进行协调，以扩大营销的效率和效果。 整个营销传播的中心思想是，通过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统一的促销策略，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从而使企业的促销宣传实现低成本策略化，与高强冲击力的要求，形成促销高潮。整合营销是对传统营销的一次革命，正如整合营销理论倡导者——美国的D.E.舒尔兹教授所说：过去的座右铭是“消费者请注意”，现在则应该是“请注意消费者”。 2.2我国休闲产业的营销现状 自19世纪末期vablen(1899)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发表以来，有关休闲(leisure)理论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休闲活动开始在欧美国家全面快速发展。到了80年代，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很快形成了以满足人们休闲消费需求为目的的行业集群——休闲产业。所谓休闲产业“就是为满足人们休闲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产业。”经济学家对休闲产业做出了一定的界定，但对其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通过大量对休闲产业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特征：第一，休闲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存在的享受。第二，休闲产业的核心产品是服务。第三，休闲产品需求者的需求复杂多变，它会受到需求者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心情状况、所处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 人们对休闲产业的认识和研究很难满足休闲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很多休闲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生产方式上大多只注重形式，很少关注消费者休闲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休闲市场营销方面更是存在大量的问题： (1)营销观念相对落后。在我们国家，休闲营销往往被简单理解为促销(Promotion)或推销(Sales)，主要从产品的角度出发，考虑的是尽可能增加休闲产品的销售，缺乏从市场需求角度对区域休闲经营和整体功能进行体系性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调研，更多的是进行价格战，进而导致价格欺骗和产品欺骗，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包括不文明休闲产品充斥休闲市场，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危害人的生命，使人们不敢放心消费。在产品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印制一些宣传册散发，这样不仅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而且还经常遭到被散发对象的抱怨，适得其反。休闲业营销观念和手段相对落后，制约着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2)营销层次比较肤浅。“休闲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Becoming)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并非一种纯粹感官、感觉层面的享受，它同时也是人类一直以来深刻理性追求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在表现。休闲的这些特性要求经营者提供产品的时候，不仅要满足休闲者生理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其心理上的需求。这就要求休闲企业树立由外而内的营销观念，以顾客的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起点。我国休闲企业营销停留在产品形式比较优势上，形成了“形式产品比较优势陷阱”。休闲企业很少通过对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人们的文化层次、审美情趣、心理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来设计产品；休闲产品和服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明显的差异性，进而影响了休闲企业的产品形象，增加休闲者的抱怨。 (3)休闲企业缺少战略规划和品牌意识。我国大部分休闲企业追求短期的销售目标，缺少中、长期休闲营销规划。休闲企业管理者不了解休闲产品策略、价格策略、销售渠道策略、产品促销策略之间关系。休闲市场营销计划控制、市场营销成本利润控制、市场营销信誉控制和战略控制能力较差。这种状况导致了休闲企业缺乏相应的品牌经营意识，打顾客“揩油”战，在顾客身上能捞一把就是一把。在推销自身的形象特色时，缺少对休闲市场的调研、细分和产品的价格定位，休闲形象、宣传、口号雷同。休闲企业主要以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等为主要传播工具，传播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和必要的反馈，休闲产品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营销错位，收效甚微。 3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休闲产业中的实施 休闲企业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感知顾客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IMC策略，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体，传播口径一致的信息，回应、影响顾客的需求及其行为。在此基础上，休闲企业还要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获得社会利害关系者的支持。因此，休闲企业IMC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感知顾客需求基础上的产品定位；传播口径一致的信息；履行社会公民的责任与利害关系者达到双赢的局面。 3.1休闲产品的合理定位 休闲企业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以满足休闲产品市场竞争的需要，实现休闲产品的价值。要特别重视休闲市场的调查、细分、定位和预测。掌握休闲市场发展变化的趋势，避免休闲产品盲目开发造成的失误。因此，休闲产品的定位与开发应该根据本地的经济、技术和区位等条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深入调查、研究影响休闲需求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和定位，开发出极有市场价值的休闲产品。休闲产品主要由休闲设施与休闲服务两大内容组成，它是以休闲设施为载体将休闲服务传递到休闲者那里的。休闲产品的开发应根据产品的定位，将环境设施与人文资源相结合，将人文关怀和优质的休闲服务融入核心产品，提炼和塑造休闲产品的核心价值，突出核心产品的美学价值、文化品位的作用，提升休闲者对产品真实而美的感受。休闲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优化各休闲要素的资源配置，进行综合系统地规划与协调，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注意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避免产品的单一和雷同。在合理的产品定位、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设计营销策略。 3.2口径一致的信息传播和品牌形象塑造 (1)口径一致的信息传播。由于休闲的特性，休闲活动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等这些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的影响。于是，休闲企业只有与顾客建立长期的联系才能及时回应其需求，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传统的营销沟通方式基于由内而外的观念，企业无法迅速、及时获得顾客的信息。DonE.Schukz(2000)提出了与顾客沟通的5R新框架：回应(Responsiveness)，营销传播管理者如何能迅速、有效地回应顾客或消费者的需求；相关性(Relevance)，相关性必须解决营销传播计划与它要与之营销传播管理者有多大的相关性的问题；感受(Receptivity)是指传播中要提供利害关系者想要得到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者想要传播的信息；识别(Recognition)，对来自“应对机构”的信息进行清晰、鲜明的定位，以区别于其他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关系(Relationships)，要建立企业与顾客长期良好的关系。休闲企业应以5R新框架为依据，与顾客进行双向的沟通，及时回应顾客的需求。 (2)口径一致的品牌形象。休闲产品是一种体验型的产品，本质上是休闲者在消费过程中休闲体验的综合感受。休闲品牌形象的营销与传播应抓住休闲者的感知品味和既有的休闲产品的特色进行强化。根据不同类型的细分市场，进行调查设计，客观分析和评估出休闲企业在各类休闲者心目中的自觉形象，在此基础上把握消费群的品牌形象标准，进而把休闲企业形象依据休闲者的标准提升为品牌形象，明确产品在休闲者心目中的知名度、美誉度、信赖标准，对休闲产品进行品牌定位，修订主题、口号、广告语、服务特点等，努力塑造良好的口碑形象，消除不良形象影响。超级秘书网 3.3开展休闲产业社会营销 IMC理论的第三个层次是世界公民(World-classcitizen)，明确了休闲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应履行的社会义务，其社会营销可以通过与利害关系者的沟通，构建休闲产业社会营销网络。本文所指的休闲社会利害关系者主要是指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休闲管理部门、社会环境保护部门、媒体等间接利害关系者。关注这些利害关系者的需求，与之建立长期的关系对休闲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休闲业本身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休闲业逐渐成为政府主导型产业，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休闲产业在营销工作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强与政府合作，发挥政府的影响力，调动有效资源、宣传城市形象，引导休闲需求、提升休闲品位、杜绝不健康休闲。现代经济社会，媒体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休闲企业品牌的构建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关注媒体对休闲信息的需求，公正均衡地关于可能会影响休闲趋向的信息，减少休闲供需的不平衡。基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休闲企业要积极协调产品的开发者、经营者和休闲者之间的关系，将自己看做一个社区公民，在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的基础上丰富人类生活，提升人生品味。 4结论 我国休闲业的迅猛发展将休闲业营销规划管理提上了日程，IMC的目的在于使企业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传播，形成一个总体、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本文针对休闲业营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休闲产业自身的特性，摈弃现有的产品导向或销售导向的营销理念，从系统的视角出发，以对休闲市场的深层次调研为基础，探讨休闲产业应用整合营销传播(LIMC)理论的基本思路。休闲产业IMC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产品的合理定位；口径一致的企业形象塑造；社会营销的开展。休闲产业实施IMC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企业在优化资源的同时，要密切注意与政府等利害关系者的合作，获取它们的支持。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金融服务应用研究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核心理念；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现状；在我国金融服务业中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重要意义；金融服务业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具体措施等进行讲述，包括了金融服务水平低下、客服投诉事件时有发生、客户对金融产品缺乏认知、客户缺少品牌认知度和品牌忠诚度、强化风险控制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使国内金融机构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作为营销传播领域的新理念，将其引入客户关系管理中，将能够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的多项改善，如提升客服意识、实现数据库的集合、更有效地推销金融产品等。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引进主要是在金融服务业现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增强信息传播的效果，加强顾客关系管理，以及金融服务品牌建设等。 关键词：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 金融服务业的客户规模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市场中，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开发新客户来支持组织的持续性增长，为此，组织应在拓展客户的同时，维系原有客户关系，深度挖掘存量客户的价值，以此提高综合收益。但是，就目前国内金融服务业来说，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中资金融机构人员整体素质普遍偏低，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客户服务水平落后。上海银监局分析发现，2007年信访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服务纠纷，占比82.86％，按投诉内容看，以信用卡业务投诉最为突出，占总量的16.13％，其次为服务类投诉占15.89％，收费类投诉占13.89％，电子银行投诉占11.67％。由此可见，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势在必行。 一、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核心理念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营销传播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比较权威的是美国广告公司协会的定义：“这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目的是去影响特定视听众的行为，它认为现有或潜在的消费者与产品或服务之间发生的一切有关品牌或公司的接触，都可能是将来讯息传递的渠道。进一步来说，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运用与现有的和潜在的消费者相关，并能为其提供可接受的一切传播形式。总之，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过程是从现有的或潜在的消费者出发，反过来选择和界定劝说性传播计划所应采取的形式和方法。 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4c理论取代4P理论，以4R改进4C。即：忘掉产品，研究消费者想要什么；忘掉价格，理解顾客的成本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忘掉地点，怎么方便怎么来买；忘掉促销，记住与消费者沟通。二是营销即传播，传播即营销，二者密不可分。该思想提倡营销应该以人为本，在营销传播过程中时刻注意与用户进行沟通，这种沟通不是单向的、从上至下的，而是双向的、平等互动的以及动态长期的。三是整合营销传播不仅是战略，也是战术。一项整合营销传播的成功依赖于创造性过程的两个性质迥异的部分，即战略“消费者想听什么”和战术“怎么告诉消费者想听的东西”——表现战略的创造性思想。四是营销传播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其既要建立面向消费者的传播理念，还要侧重营销传播中各个关系的整合，组合成一个声音、一个形象。 随着整合营销传播的深入，在4c基础上又提出了4R理论，即反应、关联、关系和回报。4R理论是在新的平台上概括了营销的新框架，它不但重视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而且更加注重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它的最大特点是以竞争为导向，主要表现在：一是整合内外资源，快速响应需求，建立多方关联，实现互动与双赢，同时也延伸和升华了便利性；二是体现并落实了关系营销的思想，通过关联、关系和反应，提出了企业如何主动创造需求，建立关系、长期拥有客户、保证长期利益的营销方式；三是回报兼容了成本、价格和双赢方面的内容。 二、我国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现状 近年来，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已取得国民待遇，市场竞争日趋残酷，客户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直接威胁到金融服务业的生存，我国金融企业也逐渐意识到金融客户关系管理的重要性，并尝试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但具体运用中，却遇到了各种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服务水平低下。无论是与国外先进银行还是与客户的需求相比，我国金融服务业产品功能和业务流程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产品功能方面，尚不能较好地满足消费者快速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高端客户的需要；在业务流程方面，如何面向广大的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2、客服投诉事件时有发生。近几年来，各大媒体上时常能见到顾客投诉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服务问题的新闻。尽管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处理投诉事件的措施，但是投诉事件还是时常发生。如《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6年6月份到7月份期间上海保监局共收到信访来信55件，接听投诉电话68个，接待来访14批18人次，其中直接针对保险公司的135件次；银行业情况也相似，如许霆之ATM机事件，银行就受到了广大网民的全面质疑等。 3、客户对金融产品缺乏认知。在金融企业开发新产品或对既有产品进行营销推广时，由于金融企业和客户的信息不对等，他们会发现客户根本无法了解这些产品，主要原因是金融产品从设计到开发都需要运用到复杂的理论和模型，就是简单产品介绍也会涉及专业知识，这对客户的金融知识要求比较高，而我国金融知识还远没有普及，客户对金融产品广泛缺乏认知，直接影响到客户对产品的兴趣，也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创新积极性。 4、客户缺少品牌认知度和品牌忠诚度。国人目前选择金融服务，往往还是基于就近的原则，缺乏品牌偏好。由于我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基本是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依然存在，员工仍将自己作为国有员工看待，不思进取，服务态度差，工作效率低下。虽然近些年受到股份制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的冲击，服务上有所好转，但是顾客满意度还是很低，没有树立品牌效应，也就无法使顾客形成品牌认知和品牌忠诚。 三、在我国金融服务业中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重要意义 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对于现实中的金融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可以做到以消费者为核心重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建立品牌与消费者长期密切的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广告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具体来说，第一，在传统的营销理念下，各种类型的消费者接受的是相同的、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和信息。数据库技术可以使企业能够将目标集中个人身上，实现准确定位，从而生产出个性化信息，提供个体化的精准营销传播计划。第二，降低营销成本，提高营销传播效率。企业可及时针对消费者这种需求，对市场进行细分，使产品更好地满足目标消费群的需要。第三，关系管理。基于数据库的价值信息，金融服务企业能够获取客户个人化信息，并实施精准化营销传播战略，执行顾客导向的互动沟通及粘性沟通，达到维护顾客关系的目的。第四，品牌建设。金融服务企业通过实行整合营销传播计划，整合内外部资源，定制化沟通信息，整合媒体计划，传播出一致的声音，最终达成与顾客的有效沟通，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建立长期的顾客关系，维护客户资源，提升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金融服务业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具体措施 1、强化风险控制。在金融业的运行过程中，应始终把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放在第一位。在金融服务业客户关系管理过程中引进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首要任务就是风险控制。具体的做法是：第一，控制财务风险。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对资金需求较大，而我国多数金融服务机构普遍资本金不足，过多的投资客户关系管理可能影响金融企业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其发展和生存。第二，建立严格内控机制，控制操作风险。第三，规避法律风险。在金融企业开发新的产品、运用新的营销传播战略来管理客户关系时，必须考虑法律、法规及金融政策的有关规定。 2、优化组织结构。为了更好地执行整合营销传播，必须优化组织结构，创建新型学习型组织，保证组织内、外部的良好沟通。唐·E舒尔茨在其《整合行销传播》一书中提到组织改革时，建议设立“一个传播独裁者，并重新构建组织，使组织从品牌导向转为市场导向”。整合营销传播提出了“由外而内”的思考和“由内而外”的执行的理念。“由外而内”的思考着眼于市场导向的顾客数据库，寻找到“消费者要什么”；“由内而外”的执行强调先是内部的资源的整合，接下来是相关关系者的整合，然后是营销传播策略的整合。企业要建设新型学习型组织，它必须是学习型和扁平化组织，以适应“由内而外的思考”；同时还必须是跨职能和创新性组织，以适应“由内而外”的执行。学习型组织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数据库营销传播的作用，扁平化有利于信息的及时有效沟通，跨职能性是执行的权力需要，创新性是企业的基本要求。总之，建设新型组织有利于企业进行数据库营销传播，整合内外部资源实行精准营销传播。 3、加强与专业咨询机构的合作。金融服务业在开展整合营销传播活动时，对环境的变化以及策略的选择方面，往往不如广告公司或营销传播咨询机构之类的专业机构。金融企业与这些专业机构分工合作，进行数据库数据挖掘和营销传播活动策划，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能够帮助企业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4、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数据库。建立数据库对受众群体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是整合营销传播的基础。传统的营销传播环境中，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收集分析受众的信息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成为企业严重的负担。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者收集消费者信息、建立消费者数据库的工作变得简单和经济。首先，企业应建立一个顾客数据模型。数据模型的构建就是建立数据收集、整理、分析的一整套系统，比如CRM作为新一代的顾客资源管理系统，其基础是一个数据完备、功能完善的客户数据模型，主要包括销售自动化、营销管理、客户服务和支持、客户呼叫中心、网络功能几个模块。其次，搜集、整理、完善数据库。这一步主要是完成“需要什么数据，如何收集数据，如何准确、全面地存储数据”，为下一步进行数据挖掘做好准备。再次，通过数据挖掘对顾客与潜在顾客的顾客价值进行评估。数据挖掘就是利用数据挖掘模型挖掘数据库价值信息，借以进行顾客识别、探明趋势、了解顾客等。 5、构建数学模型，精确分析趋势。为了实现全面的分析，要根据需要构建数学模型，提供分析结果。通常可以根据客户细分要求，建立基于客户基本特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客户分析模型，将不同客户划分成不同群组，从而实现客户分类管理和一对一营销。还可以根据客户价值不同，建立价值评估模型，设定客户价值评分体系，对所有客户价值评分，评估价值贡献，分辨出最佳客户，并实现客户价值等级监控以反映客户状态迁移。建立针对客户流失情况建立流失预测模型，即对所有客户流失概率的评分和预警，自动生成流失客户清单，并分析流失原因。 6、制定整合营销传播计划。一是进行顾客识别与评估。无论是传统的二八理论，还是长尾理论，在区分顾客及其价值时，都必须进行顾客识别和评估。数据挖掘是顾客识别和评估的很好方法。顾客数据挖掘就是筛选和整理存储在公司数据库中的信息的一个形象比喻。企业通过设定各种顾客价值指标进行顾客细分、识别关系，如大客户虽然购买的频率不如一般性的客户，但单次购买的量却是惊人，对于企业这些客户就很重要，同时大客户也喜欢被企业识别和奖励。通过对顾客的细分，企业就可以评估顾客价值，哪些是大客户，哪些是不赢利的客户等，进而整合优势资源针对价值顾客进行营销传播活动设计，并放弃一些无价值的顾客。二是信息定制化。一旦公司挖掘出来其价值顾客，并分析了相关价值数据信息，下一步就是设计个性化品牌信息、寻求顾客导向的诉求信息和顾客精确化定位信息，尤其是对点对点和某些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而言。你不可以改变顾客对一个品牌的既有想法，但是你可以通过对产品或品牌的合理定位在消费者心目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并通过相关的沟通和营销活动维系这一关系。三是使用数据库去定制整合营销传播计划。在品牌关系管理的每个阶段，顾客数据库都可能被用到：顾客的获取、识别、保持、增加和再次获取(流失顾客的挽回)。由于在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中已经收集了来自顾客私人信息和营销活动中的意见或要求，公司可以很快地获取一对一沟通的个人化信息，剩下的就是公司作出必要的响应——制定品牌沟通战略，设计品牌营销传播活动等。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旅游整合营销传播途径分析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市场营销观念转变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核心思想；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与整合营销理论的应用；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内容分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旅游产品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与所有权的不可转移性、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整合、旅游品牌形象整合、旅游营销区域一体化整合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适应了现代营销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对指导市场营销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体系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至少包括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整合、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与旅游营销区域整合等。 关键词：市场营销；整合营销传播；旅游整合营销；内容 一、市场营销观念转变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核心思想 20世纪50年代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营销组合(4Ps)理论奠定了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框架，此后，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不断传播、充实与完善这一思想体系。随着市场竞争的愈益激烈，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趋势日益突出，刺激了企业营销实践的不断创新，拓展了传统营销理论的内涵，并取得突破。由美国唐·E·舒尔兹教授于1993年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展。目前，对整合营销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全美广告业协会的定义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通过评价广告、直接营销、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等传播方式的战略运用，并将不同的信息进行完美的整合，从而最终提供明确的、一致的和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IMC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由4Ps转向4Cs。IMC认为传统营销的4Ps理论是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策略，在当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环境里，企业要暂时忘掉自己制造的产品，充分重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Consumerwantsandneeds)；暂时忘掉定价策略，深入了解消费者为满足自身需求所愿意付出的成本(Cost)；暂时忘记产品的分销策略，系统地研究如何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时更方便(Convenience)；暂时忘掉企业的促销策略，考虑如何与消费者进行多层次的双向沟通(Communication)。(2)从由内向外的营销模式转向由外向内的模式。传统的营销模式是企业根据自己制造的产品，确定一定的利润目标，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向消费者进行促销说服，即采用“消费者请注意”的自内向外的模式。整合营销传播则相反，企业系统地研究消费者，分析他们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以此为基础整合企业的信息传播渠道，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即采用“请注意消费者”的由外向内的模式。(3)从一般的促销宣传转向控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在传统营销中，企业希望通过大量的信息传递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在现代社会里，消费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意识增强，信息的冲击效应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减弱或者并不持久。IMC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因此企业需要通过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对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管理。企业通过不同的传播通道，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并设法求得消费者的反馈，建立消费者数据库，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对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工和传播，达到控制消费者购买心理变化过程的目的。 二、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与整合营销理论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自身的不断成熟，旅游市场由于不同类型需求的出现而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非大规模化”，因而被自然分割成了多样化的微观细分市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以其为背景的旅游者消费意识的转化、成熟度的提高，更加剧了旅游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趋势。这种变化迫使旅游目的地开始关注需求的差异性，通过提供多样化旅游产品来针对性地满足日趋复杂多变的旅游需求。而在这种营销战略变革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个问题，旅游目的地为了将众多的旅游产品推销给旅游者，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往往选取了过多的诉求点，因而不能使旅游产品在旅游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产生品牌形象效应，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将这些旅游产品有效地整合起来，通过一致的媒介诉求点使其形成广为人知的旅游形象，从而形成巨大的吸引招徕力量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传统的4Ps营销理论过多的强调由内而外的营销模式，只是一味地寻找自己需要的旅游者，而不去了解旅游者到底需要什么，这显然是与信息社会中旅游者个性化的需求是相矛盾的，当然也不能解决旅游地的品牌形象问题。IMC理论为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旅游产品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与所有权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旅游营销的特殊重要性。将IMC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则要求旅游目的地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重组目的地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旅游者的双向沟通，更有效地达到旅游地形象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其核心思想是对旅游者的客户关系管理，强调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要求旅游目的地不同部门、不同人员从各自不同角度与顾客沟通时有统一的口径、统一的品牌个性、统一的顾客利益点和统一的销售创意，形成集中的旅游形象冲击力，及时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系统的旅游者信息反馈，进而动态性调整促销策略。IMC理论在1997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并逐渐渗透到旅游营销研究与实践中，但由于该理论本身发展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旅游营销实践的内容与方法等并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不断的探索。三、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内容分析 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且是多种营销传播工具的简单叠加或者是集合运用，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 (一)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 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的产品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重大旅游节事活动以及代表性旅游景区等，受益群体具有广泛性和边界模糊性。目前，我国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营销主体单一，公共投入不足、营销效益低下等现象相当普遍。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必然出现由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如旅游行业协会)以及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整合趋势。因此，必须辨析各主体的自身优势，重新确定政府在多主体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职能变化，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整合各营销主体的优势，协同开展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 (二)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 旅游业是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包括旅游餐饮住宿业、旅游交通业、旅行社业、旅游景区经营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众多行业部门，它们围绕满足旅游市场需求从而获利的目标运行，存在着分工、合作的互补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旅游目的地政府应通过有效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调控、整合旅游各行业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以提高旅游业整体经济效益。要整合区域生产要素与企业资源，培育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与网络化的企业发展模式，解决我国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等问题，积极推进旅游企业的合作与优化整合。 (三)旅游产品开发整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旅游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层次化与复杂化。为了有效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发展变化的趋势，形成或保持旅游目的地旅游主题与特色，提高市场竞争力，应重新认识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明确区域旅游发展的资源优势与不足，科学甄别、筛选主打(拳头)旅游产品，加强旅游产品开发类型、功能定位与层次结构的整合，调控、整合地区间的旅游项目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恶性市场竞争。 (四)旅游品牌形象整合 以统一的旅游营销诉求点，培育统一的区域旅游品牌形象，构建由品牌塑造、包装、传播与管理构成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体系，取代单纯的旅游产品促销行为，获取最佳、高效的旅游营销传播影响力。旅游品牌塑造要以资源与市场分析为依据，通过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来实现。旅游品牌包装的主要手段是设计、导入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的旅游形象识别系统。旅游品牌形象传播的方法主要包括营销与消费过程控制和各类旅游营销方式、手段与媒体整合。旅游品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构建目标市场游客关系数据库，实现与旅游者的反馈式沟通，调整、控制旅游整合营销传播过程。 (五)旅游营销区域一体化整合 随着国内外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地区间的旅游竞争日趋激烈。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整合，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应以发展共谋、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效益共赢为目标，打破行政区经济格局，在一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整合各类旅游经济要素，促进相关地区间旅游营销的分工与合作，追求资源整合、旅游市场“蛋糕”做大后的区域旅游板块整体利益最大化，促进区域内部旅游业有序、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旅游整合营销传播内容范畴分析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市场营销观念转变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核心思想、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与整合营销理论的应用、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内容分析进行阐述。只要包括了由4Ps转向4Cs、从由内向外的营销模式转向由外向内的模式、从一般的促销宣传转向控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整合、旅游品牌形象整合、旅游营销区域一体化整合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整合营销传播理论适应了现代营销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对指导市场营销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体系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至少包括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旅游产品开发整合、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与旅游营销区域整合等。 关键词：市场营销；整合营销传播；旅游整合营销；内容 一、市场营销观念转变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核心思想 20世纪50年代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营销组合(4Ps)理论奠定了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框架，此后，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不断传播、充实与完善这一思想体系。随着市场竞争的愈益激烈，科学技术尤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趋势日益突出，刺激了企业营销实践的不断创新，拓展了传统营销理论的内涵，并取得突破。由美国唐·E·舒尔兹教授于1993年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简称IMC)，被认为是市场营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发展。目前，对整合营销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全美广告业协会的定义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强调整合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营销传播理念，这种理念强调通过评价广告、直接营销、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等传播方式的战略运用，并将不同的信息进行完美的整合，从而最终提供明确的、一致的和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IMC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由4Ps转向4Cs。IMC认为传统营销的4Ps理论是以产品为导向的营销策略，在当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环境里，企业要暂时忘掉自己制造的产品，充分重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Consumerwantsandneeds)；暂时忘掉定价策略，深入了解消费者为满足自身需求所愿意付出的成本(Cost)；暂时忘记产品的分销策略，系统地研究如何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时更方便(Convenience)；暂时忘掉企业的促销策略，考虑如何与消费者进行多层次的双向沟通(Communication)。(2)从由内向外的营销模式转向由外向内的模式。传统的营销模式是企业根据自己制造的产品，确定一定的利润目标，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向消费者进行促销说服，即采用“消费者请注意”的自内向外的模式。整合营销传播则相反，企业系统地研究消费者，分析他们的购买行为，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以此为基础整合企业的信息传播渠道，达到销售产品的目的，即采用“请注意消费者”的由外向内的模式。(3)从一般的促销宣传转向控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在传统营销中，企业希望通过大量的信息传递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在现代社会里，消费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对信息选择的自主意识增强，信息的冲击效应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减弱或者并不持久。IMC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因此企业需要通过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对消费者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管理。企业通过不同的传播通道，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并设法求得消费者的反馈，建立消费者数据库，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对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加工和传播，达到控制消费者购买心理变化过程的目的。 二、旅游市场需求变化与整合营销理论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自身的不断成熟，旅游市场由于不同类型需求的出现而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非大规模化”，因而被自然分割成了多样化的微观细分市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以其为背景的旅游者消费意识的转化、成熟度的提高，更加剧了旅游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趋势。这种变化迫使旅游目的地开始关注需求的差异性，通过提供多样化旅游产品来针对性地满足日趋复杂多变的旅游需求。而在这种营销战略变革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个问题，旅游目的地为了将众多的旅游产品推销给旅游者，在媒体传播过程中往往选取了过多的诉求点，因而不能使旅游产品在旅游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产生品牌形象效应，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从这个角度上说，如何将这些旅游产品有效地整合起来，通过一致的媒介诉求点使其形成广为人知的旅游形象，从而形成巨大的吸引招徕力量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传统的4Ps营销理论过多的强调由内而外的营销模式，只是一味地寻找自己需要的旅游者，而不去了解旅游者到底需要什么，这显然是与信息社会中旅游者个性化的需求是相矛盾的，当然也不能解决旅游地的品牌形象问题。IMC理论为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旅游产品空间位置的不可移动性与所有权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旅游营销的特殊重要性。将IMC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则要求旅游目的地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重组目的地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旅游者的双向沟通，更有效地达到旅游地形象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其核心思想是对旅游者的客户关系管理，强调以“旅游者需求”为中心，要求旅游目的地不同部门、不同人员从各自不同角度与顾客沟通时有统一的口径、统一的品牌个性、统一的顾客利益点和统一的销售创意，形成集中的旅游形象冲击力，及时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系统的旅游者信息反馈，进而动态性调整促销策略。IMC理论在1997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并逐渐渗透到旅游营销研究与实践中，但由于该理论本身发展的时间不长，应用于旅游营销实践的内容与方法等并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不断的探索。 三、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内容分析 旅游业与旅游市场需求有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旅游整合营销不仅包括营销“传播”，而且是多种营销传播工具的简单叠加或者是集合运用，应包含更广泛的内容。 (一)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 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的产品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重大旅游节事活动以及代表性旅游景区等，受益群体具有广泛性和边界模糊性。目前，我国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营销主体单一，公共投入不足、营销效益低下等现象相当普遍。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旅游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必然出现由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如旅游行业协会)以及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整合趋势。因此，必须辨析各主体的自身优势，重新确定政府在多主体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职能变化，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整合各营销主体的优势，协同开展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活动。写作秘书 (二)旅游行业部门优化整合 旅游业是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包括旅游餐饮住宿业、旅游交通业、旅行社业、旅游景区经营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众多行业部门，它们围绕满足旅游市场需求从而获利的目标运行，存在着分工、合作的互补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旅游目的地政府应通过有效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调控、整合旅游各行业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以提高旅游业整体经济效益。要整合区域生产要素与企业资源，培育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与网络化的企业发展模式，解决我国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等问题，积极推进旅游企业的合作与优化整合。 (三)旅游产品开发整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旅游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层次化与复杂化。为了有效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发展变化的趋势，形成或保持旅游目的地旅游主题与特色，提高市场竞争力，应重新认识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明确区域旅游发展的资源优势与不足，科学甄别、筛选主打(拳头)旅游产品，加强旅游产品开发类型、功能定位与层次结构的整合，调控、整合地区间的旅游项目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恶性市场竞争。 (四)旅游品牌形象整合 以统一的旅游营销诉求点，培育统一的区域旅游品牌形象，构建由品牌塑造、包装、传播与管理构成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体系，取代单纯的旅游产品促销行为，获取最佳、高效的旅游营销传播影响力。旅游品牌塑造要以资源与市场分析为依据，通过旅游形象定位、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来实现。旅游品牌包装的主要手段是设计、导入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等的旅游形象识别系统。旅游品牌形象传播的方法主要包括营销与消费过程控制和各类旅游营销方式、手段与媒体整合。旅游品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构建目标市场游客关系数据库，实现与旅游者的反馈式沟通，调整、控制旅游整合营销传播过程。 (五)旅游营销区域一体化整合 随着国内外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地区间的旅游竞争日趋激烈。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整合，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应以发展共谋、资源共享、线路对接、市场互动、客源互送、效益共赢为目标，打破行政区经济格局，在一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整合各类旅游经济要素，促进相关地区间旅游营销的分工与合作，追求资源整合、旅游市场“蛋糕”做大后的区域旅游板块整体利益最大化，促进区域内部旅游业有序、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试析整合营销传播应用 1引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整个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发展。据美国《时代》杂志(1999年12期)载文预言：2015年，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而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20年年底，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休闲大国。论文百事通我国休闲市场已成为世界最具潜力的休闲市场，提供与休闲相关产品的企业也急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休闲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休闲业中的营销问题也相继显露出来，如休闲企业营销战略长期规划的缺失，休闲企业形象策划与传播的过于雷同，品牌维护意识过差等。由于休闲业本身的特殊性，当今所使用的如4Ps和4Cs等传统营销理论已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寻找更加适合当今休闲市场环境、更好解决上述营销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已为理论和实业界所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导入“休闲整合营销传播”(Leisure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LIMC)理念，对我国休闲企业营销现状进行分析，将二者有机结合，以寻求适合我国休闲业市场营销的方法和措施。 2IMC理论与我国休闲企业的营销现状回顾 2.1IMC理论的含义 整合营销传播(以下简称IMc)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西北大学舒尔兹等人提出：“IMC是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的传播的过程。”Duncan(1993)针对整合营销传播内容的特性，提出了整合营销传播四层次模式：形象统一(UnifiedImage)、信息一致(ConsistentVoice)、良好倾听者(GoodListener)、世界公民(World-classCitizen)，企业应舍弃过去“由内而外”(In-Outside)的单向线性说服模式，改成“由外而内”(Outside-In)的规划思考模式，从消费者的观点来进行营销传播规划，了解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媒体使用形态、信息接触时机等，与消费者进行双向沟通，建立长期互惠关系。Petrison Wang(1996)认为IMC由执行的整合(ExecubrIntegration)和计划的整合(PlanningIntegration)两个观念所组成，从战略的视角进行协调，以扩大营销的效率和效果。 整个营销传播的中心思想是，通过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统一的促销策略，协调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优势，从而使企业的促销宣传实现低成本策略化，与高强冲击力的要求，形成促销高潮。整合营销是对传统营销的一次革命，正如整合营销理论倡导者——美国的D.E.舒尔兹教授所说：过去的座右铭是“消费者请注意”，现在则应该是“请注意消费者”。 2.2我国休闲产业的营销现状 自19世纪末期vablen(1899)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发表以来，有关休闲(leisure)理论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休闲活动开始在欧美国家全面快速发展。到了80年代，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很快形成了以满足人们休闲消费需求为目的的行业集群——休闲产业。所谓休闲产业“就是为满足人们休闲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特别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产业。”经济学家对休闲产业做出了一定的界定，但对其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通过大量对休闲产业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特征：第一，休闲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存在的享受。第二，休闲产业的核心产品是服务。第三，休闲产品需求者的需求复杂多变，它会受到需求者的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心情状况、所处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 人们对休闲产业的认识和研究很难满足休闲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很多休闲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生产方式上大多只注重形式，很少关注消费者休闲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休闲市场营销方面更是存在大量的问题： (1)营销观念相对落后。在我们国家，休闲营销往往被简单理解为促销(Promotion)或推销(Sales)，主要从产品的角度出发，考虑的是尽可能增加休闲产品的销售，缺乏从市场需求角度对区域休闲经营和整体功能进行体系性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调研，更多的是进行价格战，进而导致价格欺骗和产品欺骗，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和服务包括不文明休闲产品充斥休闲市场，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危害人的生命，使人们不敢放心消费。在产品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印制一些宣传册散发，这样不仅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而且还经常遭到被散发对象的抱怨，适得其反。休闲业营销观念和手段相对落后，制约着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2)营销层次比较肤浅。“休闲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Becoming)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并非一种纯粹感官、感觉层面的享受，它同时也是人类一直以来深刻理性追求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外在表现。休闲的这些特性要求经营者提供产品的时候，不仅要满足休闲者生理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其心理上的需求。这就要求休闲企业树立由外而内的营销观念，以顾客的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起点。我国休闲企业营销停留在产品形式比较优势上，形成了“形式产品比较优势陷阱”。休闲企业很少通过对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人们的文化层次、审美情趣、心理状况等方面的分析来设计产品；休闲产品和服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明显的差异性，进而影响了休闲企业的产品形象，增加休闲者的抱怨。 (3)休闲企业缺少战略规划和品牌意识。我国大部分休闲企业追求短期的销售目标，缺少中、长期休闲营销规划。休闲企业管理者不了解休闲产品策略、价格策略、销售渠道策略、产品促销策略之间关系。休闲市场营销计划控制、市场营销成本利润控制、市场营销信誉控制和战略控制能力较差。这种状况导致了休闲企业缺乏相应的品牌经营意识，打顾客“揩油”战，在顾客身上能捞一把就是一把。在推销自身的形象特色时，缺少对休闲市场的调研、细分和产品的价格定位，休闲形象、宣传、口号雷同。休闲企业主要以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等为主要传播工具，传播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和必要的反馈，休闲产品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营销错位，收效甚微。3整合营销传播策略在休闲产业中的实施 3休闲企业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是一 个动态过程，要在感知顾客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IMC策略，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体，传播口径一致的信息，回应、影响顾客的需求及其行为。在此基础上，休闲企业还要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获得社会利害关系者的支持。因此，休闲企业IMC战略的实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感知顾客需求基础上的产品定位；传播口径一致的信息；履行社会公民的责任与利害关系者达到双赢的局面。 3.1休闲产品的合理定位 休闲企业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以满足休闲产品市场竞争的需要，实现休闲产品的价值。要特别重视休闲市场的调查、细分、定位和预测。掌握休闲市场发展变化的趋势，避免休闲产品盲目开发造成的失误。因此，休闲产品的定位与开发应该根据本地的经济、技术和区位等条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深入调查、研究影响休闲需求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和定位，开发出极有市场价值的休闲产品。休闲产品主要由休闲设施与休闲服务两大内容组成，它是以休闲设施为载体将休闲服务传递到休闲者那里的。休闲产品的开发应根据产品的定位，将环境设施与人文资源相结合，将人文关怀和优质的休闲服务融入核心产品，提炼和塑造休闲产品的核心价值，突出核心产品的美学价值、文化品位的作用，提升休闲者对产品真实而美的感受。休闲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优化各休闲要素的资源配置，进行综合系统地规划与协调，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应注意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避免产品的单一和雷同。在合理的产品定位、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设计营销策略。 3.2口径一致的信息传播和品牌形象塑造 (1)口径一致的信息传播。由于休闲的特性，休闲活动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等这些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的影响。于是，休闲企业只有与顾客建立长期的联系才能及时回应其需求，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传统的营销沟通方式基于由内而外的观念，企业无法迅速、及时获得顾客的信息。DonE.Schukz(2000)提出了与顾客沟通的5R新框架：回应(Responsiveness)，营销传播管理者如何能迅速、有效地回应顾客或消费者的需求；相关性(Relevance)，相关性必须解决营销传播计划与它要与之营销传播管理者有多大的相关性的问题；感受(Receptivity)是指传播中要提供利害关系者想要得到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者想要传播的信息；识别(Recognition)，对来自“应对机构”的信息进行清晰、鲜明的定位，以区别于其他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关系(Relationships)，要建立企业与顾客长期良好的关系。休闲企业应以5R新框架为依据，与顾客进行双向的沟通，及时回应顾客的需求。 (2)口径一致的品牌形象。休闲产品是一种体验型的产品，本质上是休闲者在消费过程中休闲体验的综合感受。休闲品牌形象的营销与传播应抓住休闲者的感知品味和既有的休闲产品的特色进行强化。根据不同类型的细分市场，进行调查设计，客观分析和评估出休闲企业在各类休闲者心目中的自觉形象，在此基础上把握消费群的品牌形象标准，进而把休闲企业形象依据休闲者的标准提升为品牌形象，明确产品在休闲者心目中的知名度、美誉度、信赖标准，对休闲产品进行品牌定位，修订主题、口号、广告语、服务特点等，努力塑造良好的口碑形象，消除不良形象影响。新晨 3.3开展休闲产业社会营销 IMC理论的第三个层次是世界公民(World-classcitizen)，明确了休闲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应履行的社会义务，其社会营销可以通过与利害关系者的沟通，构建休闲产业社会营销网络。本文所指的休闲社会利害关系者主要是指政府等行政主管部门、休闲管理部门、社会环境保护部门、媒体等间接利害关系者。关注这些利害关系者的需求，与之建立长期的关系对休闲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休闲业本身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性，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休闲业逐渐成为政府主导型产业，休闲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休闲产业在营销工作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强与政府合作，发挥政府的影响力，调动有效资源、宣传城市形象，引导休闲需求、提升休闲品位、杜绝不健康休闲。现代经济社会，媒体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休闲企业品牌的构建离不开媒体的支持，关注媒体对休闲信息的需求，公正均衡地关于可能会影响休闲趋向的信息，减少休闲供需的不平衡。基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休闲企业要积极协调产品的开发者、经营者和休闲者之间的关系，将自己看做一个社区公民，在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的基础上丰富人类生活，提升人生品味。 4结论 我国休闲业的迅猛发展将休闲业营销规划管理提上了日程，IMC的目的在于使企业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传播，形成一个总体、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本文针对休闲业营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休闲产业自身的特性，摈弃现有的产品导向或销售导向的营销理念，从系统的视角出发，以对休闲市场的深层次调研为基础，探讨休闲产业应用整合营销传播(LIMC)理论的基本思路。休闲产业IMC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产品的合理定位；口径一致的企业形象塑造；社会营销的开展。休闲产业实施IMC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企业在优化资源的同时，要密切注意与政府等利害关系者的合作，获取它们的支持。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顾客营销计策 摘要：因为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有效沟通，而带来的顾客忠诚成为企业持续获得利润的重要保证，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的营销手段已不能满足企业与顾客的沟通，整合营销与顾客忠诚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传播的角度出发，如何有效提高企业顾客忠诚度成为企业营销的重要目标。 关键词：品牌；整合；营销传播；顾客忠诚 在信息爆炸时代里，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分辨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企业通过传统的广告向消费者传达品牌信息的效果越来越差，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双方信息沟通的断层是当下企业无法保持顾客忠诚的重要原因。如何通过更有效的营销传播方式吸引顾客，提高顾客的忠诚度成为企业营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顾客忠诚 (一)顾客忠诚概念 顾客忠诚即顾客购买行为的连续性，是指客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依赖和认可、坚持长期购买和使用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所表现出的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种高度信任和忠诚的程度，是客户对企业产品在长期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优势的综合评价。顾客的忠诚分为四个层次：没有丝毫忠诚感；顾客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感到满意或是习惯；产生了偏好情绪，这种偏好是建立在与其他竞争企业相比较的基础之上的；顾客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忠贞不二，并持有强烈的偏好与情感寄托，顾客对企业的这种高度忠诚，成为企业利润的真正源泉。论文百事通 (二)影响顾客忠诚的因素 1顾客价值。顾客价值是指顾客期望从某一特定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利益，包括价格、质量等一系列的内容。科特勒认为。顾客将从那些他们认为能提高顾客让渡价值的公司购买产品。大量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企业提供超越顾客期望的价值，顾客才会对企业忠诚。因此，顾客价值是顾客忠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企业只有从质量、品牌等因素人手才能综合提高产品的价值，提升自身所能提供的顾客价值，才能获取顾客的持续忠诚。 2转换成本。转换成本是指顾客从原来的提供商转换到另一家提供商时所付出的成本。既包括货币成本，也包括时间、精力和心理等方面的成本。一般说来，顾客转换成本越高，越会阻碍顾客转变供应商，使顾客继续购买和使用现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转换成本越高，顾客对企业的行为忠诚越高。 3顾客经验。一般来说，顾客经验是顾客产生购买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拥有越丰富消费经验的顾客越有准确评价产品或者服务质量的信息，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转换供货商的后果有更清晰的认识，因此，可以更好地感知供应商传递的顾客价值和转换的成本，以至于埘顾客满意、顾客价值、顾客忠诚产生不同的影响。总的来说，顾客经验越丰富，顾客满a意对顾客忠诚的影响越大。顾客价值对顾客忠诚的影响越大。 二、整合传播 (一)整合传播概念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实践的不断创新，营销理念的内涵也得到不断的扩展，其中影响最大的属整合营销传播，简称整合营销或整合传播。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从接受者的角度考虑全部营销过程的方法，其目的是使企业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的传播，形成一个总体的、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这种消费者细分建立相对稳定、统一的印象的过程，就是塑造品牌，即建立品牌影响力和提高品牌忠诚度的过程。 (二)整合传播的特征 整合营销传播包含以下几个特征：(1)口径一致的营销传播，紧密结合所有营销传播工具维持并传达清楚、单 一、共享的形象、定位、主题、信息等；(2)使用所有的接触工具，使用到所有可能传递企业或品牌信息的可能渠道；(3)顾客导向的营销过程，从顾客的角度来营销传播工具的价值与功能，符合其真正需要并诱发其购买行为；(4)达到综合效果，使各项传播工具口径一致，以传达强烈的且一致的品牌形象信息；(5)影响行为，不只是让听众、观众知晓并对品牌产生好的态度，也希望激发顾客的行动；(6)与顾客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可以使顾客重复购买产品，甚至产生品牌忠诚，进行良好的口碑传播。 三、整合传播与顾客忠诚的关系 整合传播是企业围绕市场销售整合产品设计、包装、命名、定价、广告宣传、分销、促销、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内容的市场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满足顾客的需要，激发起购买动机，实现商品的最终销售。因此，营销传播活动必须是围绕顾客进行的，企业所采取的全部营销策略、手段都必须以顾客的心理和行为为基础，最大限度地迎合消费者需求。营销传播既是适应顾客心理的过程，也是对顾客心理加以引导、促成其行为实现的过程，从而实现顾客忠诚。因此，整合传播过程中必须根据顾客对企业的认知阶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 顾客忠诚是决定企业市场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获取持续利润的重要保证。因此，企业的发展壮大归根结底是企业能够有效的创造客户价值，让顾客忠诚于企业。企业的整合传播是建立在以实现顾客忠诚目标，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导向的一系列营销传播活动，重点在于培养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及时预测和快速反映。并能够迅速将新技术融入到产品中的能力、适应不同的经营环境的能力以及综合各种因素进行价值创造的创新能力等内容的核心能力体系。所以，在实施过程中，第一，应注意顾客价值系统的超值性、变化性和综合性等特征，即企业要考虑其产品或服务所提供的价值应大于顾客所支付的成本，增大其让渡价值；第二，整合传播的实施必须有助于实现顾客所看重的核心价值，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价值的有效传递，保证产品价值和顾客可接受的价值不受影响；第三，对现有产品和服务进行不断改进，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含量；第四，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顾客价值的新需求。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满足并留住顾客。顾客价值决定了企业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的空间。创造越多的顾客价值意味着更高的顾客忠诚。因此，基于顾客忠诚等相关理念下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更能取得强大的竞争优势。新晨 四、基于品牌整合传播的顾客忠诚度模型 通过上面整合传播与顾客忠诚度二者内在关系的分析，从整合传播的角度出发。顾客忠诚度模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一)基本决策。制定整合营销传播决策，首先要对品牌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识别公司的顾客与潜在顾客，然后在顾客价值分析基础上对市场进行细分。品牌定位是成功建立营销传播项目所必需的前期工作。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第一，营销传播赋予自己品牌一定的含义，并试图让顾客清晰地记住这一含义；第二，将顾客心目中这种品牌的含义与顾客记忆中的相同产品或服务竞争品牌的信息进行比较。其目的就是“让顾客以及潜在顾客记住”。 (二)具体决策。上面介绍的决策的制定都是概念性和战略性的。相比较而言，具体决策就是实践性和战术性的。营销传播者必须制定大量的执行决策，从而实现品牌目标，满足品牌定位的需要。这就需要营销传播者必须在资源约束下选择能够在目标市场实现企业目标的最佳传播方式。在当今的营销传播领域，高举整合大旗，各种实作性的组合形态应运而生，各有经营，相互为用。比如，情感营销传播、娱乐营销传播、口碑营销传播、事件营销传播、体验营销传播、文化营销传播、注意力营销传播、植入式营销传播这些新兴的传播方式在我们的营销实践中越来越展示出自己的优势。 (三)项目评估。对所有营销传播计划的结果进行测量是很有必要的。没有实现目标结果可以采取纠正行动。纠正行为意味着需要更大的投入、变更传播要素的组合、修改创意策略、媒体组合。只有通过系统设定目标和衡量结果。才可能知道营销传播计划是否运行良好，以及是否需要改进。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理论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对民办教育品牌建设的影响作用，民办教育进入产业化的今天，整合营销传播所扮演的角色，整合营销传播中广告效应对民办教育品牌建设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广告效应民办教育品牌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相适应，我国的民办教育也获得了极大发展，特别是各级各类民办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据有关资料显示，21世纪，教育领域需求稳步上升，这也为各民办教育集团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 目前，我国的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教育的市场化运作使许多民办教育机构都取得了成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办学校加入到这个产业中来，竞争也更加激烈，这就要求民办教育在营销策略和方式上应像企业一样进行整合营销传播。论文百事通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曾经说过：“我们卖的是水，顾客买的是品牌。”由此可见，我们已经进入了品牌消费的时代，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民办教育要想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胜出，必须利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一、整合营销传播的内涵及意义 整合营销传播（IMC）的中心思想是在与消费者的沟通中，统一运用和协调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使不同的传播工具在每一阶段发挥出最佳的、统一的、集中的作用，其目的是协助品牌建立起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也就是说，整合营销传播是以消费者为核心，重组企业行为和营销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手段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播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建立产品与消费者长期密切的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广告传播和产品行销的目的。根据上面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运用整合的营销传播策略能够凸显企业的品牌因素。因为策略性的整合传播效果，将大于各种促销方式和个别规划及其执行的结果，同时还可避免个别规划传递相互冲突的信息，从而使传播效果达到最理想化。 首先，不同时空的“同一种声音”有利于引起受众的注意。当前我国民办教育越办越红火，但教育项目产品同质化十分严重。教育消费者在消费不理性时代所关注的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就业及科研等情况。但现今人们已经趋于理性，选择学校时很重视学校在社会上的口碑。“最好的广告就是满意的顾客”，必须要在各方面使学生满意，学校良好的口碑才能得以广泛传播。要使在校的学生满意，就必须在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特色教育、素质教育等方面下功夫。这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传播民办学校的同一种声音（好的口碑），可增强宣传信息刺激的强度，引起教育消费者的注意。 其次，整合营销传播的综合效果还源于受众信息处理的积累模式。人们在接受了十几年的民办教育的广泛宣传后，在头脑中已经存储了大量的信息，在广告宣传上，不能指望新信息迅速取代旧信息，而是要使新、旧信息结合。营销传播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头脑中的信息不断储存、比较、处理和反思。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同一种声音”，便于受众接受、处理所传播的信息，提高传播的效果。 由此可见，整合营销传播战略可以突出品牌因素，它是实施民办教育品牌形象建设工程的一种有效方法，如果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规划并实施媒体、时机、广告、资讯的有效组合，就可以使点滴的传播动作和内容沉淀为民办教育品牌资产。 二、整合营销传播在民办教育品牌形象建设中的运用 运用整合传播方法要求我们在做形象宣传的策划时进行一种整体性的传播，集中传达出民办教育成果和各种有关品牌活动的统一形象，而且，所传达的信息必须清楚一致；它要求我们进行多元化的传播工具组合操作和比例安排，强调综合传播效果，为了在受众心中形成更清晰和出色的民办教育品牌形象，就要在整合传播的战略指导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形象塑造的传播活动。 1、塑造优秀的民办学校形象 民办教育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十多年来，从最初人们普遍对民办教育不信任，到今天人们主动踊跃地来选择，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受教育途径来重视，这其间经历了艰苦的观念转变过程。民办教育发展初期，因为相关法制的不健全，导致一些民办学校为了生存，以不规范的办学行为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直接损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的权益。这种失信的经营行为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使社会部分人对民办教育产生了误解、怀疑，由此，民办学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这就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形象重塑。虽然近几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这就需要用整合营销传播的理论，在实践中去塑造优秀的品牌形象。 例如，青岛黄海职业学校为满足青岛用人单位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需求，采取了校企结合的方式办学，以最快的速度构建“基础平台＋能力模块＋职业资格证书”的多功能课程体系以及构建计算机应用能力、外语交流能力、汽车驾驶能力、公共关系能力＋专业＋特长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学校的教育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学生的自身技能与岗位需求的“零距离”，与多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因为紧紧围绕服务社会、服务学生做文章，学生就业率一直处于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 由此可见，民办学校形象塑造除了利用各种媒介，还可以通过特色办学而树立口碑，从而达到塑造品牌的目的。 2、塑造民办学校优美的环境形象 环境是学校的品质体现，是与消费者、外界直接接触的地方，直接接触产生的印象是任何广告也无法改变的。因此品牌形象建设还需校容校貌等环境因素的扶持，才能取得满意的整体效果。民办学校由于资金比较充足，在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上要优于公办学校，这也为打造学校品牌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浙江绿城育华学校，它的校园整体设计风格和绿城集团的房产开发风格一致，绿城房产是知名品牌，借助于此，绿城育华学校也很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进了学校随时能感受到绿城房产的建筑风格和优良品质，这样可以强化人们对品牌的整体感受，从而提升学校品牌的整体形象。 3、塑造优秀的民办学校教职员工形象 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教职员工的形象的传播塑造包括管理者的形象、教职员工的形象和学校的团队精神三个方面的团结、健康、积极形象的传播。学校管理者的形象的传播塑造是通过组织有关报道和制造管理者与公众的接触，突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着意塑造领导班子能力、素质、魄力、气度、业绩等，以给教职员工、同行和社会公众留下良好的学校管理者印象。教职员工的形象的传播不仅包括教职员工的精神风貌，还包括尽职尽责的教学态度和敬业精神的对外表现。团队精神的塑造需要借助一些成功个案的传播报道来间接表现学校和教职员工间协同运作、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或利用学校组织的各种公关活动如招生咨询、毕业生招聘会等直接塑造。如果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学校的品牌传播中的作用，自觉自愿地为学校品牌建设出力，将对民办学校的品牌建设大有益处。新晨 4、塑造优秀的民办学校学生的形象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它的产品就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办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质量观，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就是说，要注重营销策略和营销方式，更要注重人才的培养效果，从而打造民办教育的优秀品牌。 由于民办教育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这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有的民办教育依托国有名牌公办教育，实现教育资源共享，使得民办教育的学生也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资源，有的甚至超过了公办教育所能享受到的待遇。那么，作为教育产品的学生的形象，实际上就成了民办教育的最醒目的广告。学生的素质如何、社会对他们的满意度如何都成了人们观望的焦点，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代表了他们学校的品牌，这个品牌越能恰当的满足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质量要求，说明其质量越高。这就需要在打造学生形象品牌时，对学生的教育是内外兼修，德才兼备。例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吕晶晶荣膺“亚洲小姐”桂冠，引起杭州满城轰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也一时成为媒体焦点，声誉鹊起。 优秀的学生本身就是最好的宣传，是学校品牌形象的最有力的代表。学校要结合优秀的学生事迹来策划相应的营销和宣传方案，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广告、各种形式的文字报道、公关活动和营销活动等，来塑造高质量的学生形象，进而树立学校的品牌形象。 综上所述，利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打造民办教育品牌形象是大有可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当产品越来越趋于同质化时，产品的竞争就演变为品牌和企业形象的竞争，民办教育的竞争也恰恰如此。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大家都开始重视运用先进的策略，那么，谁能塑造好自己的整体形象并赢得公众的认可，谁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模式 一、体育营销现状 体育营销是指以体育赛事为载体推广产品和品牌的市场营销活动。目前学术界关于体育营销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借助体育赛事进行的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营销，即作为广告载体的体育赛事营销，如企业赞助、场内外企业广告宣传等；第二，直接向消费者营销体育产品或服务，即体育赛事本身的营销，如比赛门票的销售、纪念品的销售等。 1.作为广告载体的体育赛事营销 作为广告载体的体育赛事营销，其营销主体是企业，即“企业按照市场规律，结合企业需要，整合企业优势资源，借助冠名、赞助等手段，通过所赞助的体育活动来树立企业的形象，推广自己的品牌，创造消费需求，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等营销目标的一种新生独立的营销手段。”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企业借助体育赛事的营销主要采取体育赛事赞助形式。 在该领域，学者已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如学者欧亚敏和詹才荣认为，体育赞助指某一组织或个人向某一体育资产，例如体育场馆、体育赛事、公益性体育活动等，付出一定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与该体育资产合伙参与开发以达成各自目标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商业行为。阙剑，谭玲认为，体育赞助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赞助体育赛事、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来实现组织的商业目的。并且，众多企业也正是借助体育赛事营销而树立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如耐克、阿迪达斯、可口可乐、李宁、安踏等。 2.体育赛事本身的营销 体育赛事本身的营销是指体育赛事主办单位通过有效地整合资源，利用营销手段使体育赛事的社会效果、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在该领域内，学者的研究少之又少，仅有个别学者涉猎。其中有代表性是学者侯晋龙提出的“体育赛事的本质是一种整合营销”观点，他认为体育赛事整合了交换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众多资源，既有场内资源，又有场外资源，既有观众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有赛事本身所具有的潜在经济价值。 综合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针对体育赛事本事的营销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尚停留在传统的营销理论上，多是观点的阐述却没有系统的构架。基于此，本文借助新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构架起系统、完整的体育赛事整合营销传播模式。 二、整合营销传播理论 整合营销传播最早由唐·舒尔茨提出，他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发展和实施针对现有和潜在客户的各种劝说性沟通计划的长期过程，运用与现有或潜在的客户有关并可能为其接受的一切沟通形式。”菲利浦?科特勒则提出，整合营销传播即企业里所有部门都为了顾客利益而共同工作，既整合对外的传播工具与传播信息，以通过“一种声音”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建立对外统一的“品牌形象”；又整合企业内部营销、生产、研发等部门协同建立“信息源”，使消费者在各种“信息接触点”都能获得良好感知。 总之，整合营销传播是系统化各种传播工具和方法，把品牌、理念、市场、产品、价值、网络、促销等整合为一体，在交换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论与营销方法。因此，体育赛事的整合营销是以体育赛事为主题，综合运用各种工具、方法进行传播的一种营销方式。 三、体育赛事的整合营销沟通方式 整合营销传播的方式包括广告、营业推广、公共关系、人员销售和直复营销等多个方面，在体育赛事中可以运用任何与“现有或潜在客户与产品或服务之间发生的一切有关品牌或公司的接触”传递信息，通常以体育赛事为中心，从公益、文化、热点等各个角度，运用新闻传播、电视转播、事件营销、体验营销、商业赞助、纪念品营销等相关营销活动来进行。 1.新闻传播 体育赛事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电视、报纸、广播媒体都会主动地挖取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但对于主办方来说，更应该主动地利用新闻媒体，通过宣传赛事的活动和理念，使其在举办之前便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例如2008北京奥运会还未正式举办，但关于奥运筹备的新闻便一直占据各大报纸、网站、电视的显要地位,所有重大新闻都在第一时间传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方案的问世、北京为迎接奥运所进行的绿化、交通改造等新闻，都引起了消费者对北京奥运的极大关注，加强人们观看奥运的心理渴望，收到了极好的营销传播效果。 2.事件营销 事件营销是营销者在真实和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有计划地策划、组织、举行和利用具有新闻价值的活动，通过运作有“热点新疗效应”的事件来吸引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和注意以达到提高社会知名度、塑造企业良好形象和最终促进产品或服务销售的目的。[在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潜在观众的注意，可以运用该理论进行独具匠心的、与赛事有关的事件营销活动。例如2005年6月4日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志愿者启动仪式。需要注意的是，事件营销的策划要与赛事的主题、理念相符合，达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效果。 3.体验营销 伯恩德·H·施密特在其《体验式营销》一书中提出了适应体验经济时代的体验营销模式，他认为应站在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五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方式。从体育赛事的消费过程来看，体育赛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体验消费。体育赛事是一种参与程度很高的活动，消费者参与其中感受体育挑战极限、追求超越的精深，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呐喊、助威，为赛事胜负而悲喜。而当消费结束的时候，消费者又将体验的过程作为记忆保存起来。例如，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和会徽的设计方案展开全球征集活动，促使全球关注奥运会的人士联结起来投入其中，使得2008年奥运会的理念广为传播。 4.商业赞助 商业赞助是指通过投资于事件或慈善事业以实现公司目标，尤其是提高品牌认知度、改善品牌形象和提高销售量。体育赛事赞助已有成熟的运作模式，企业赞助体育赛事的观念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例如1983年上海举行第5届全运动时，赞助金额只有11.36万元。而到了1997年的第8届全运会时，赞助金额达到8921万元，比第5届增长了785.3倍。 商业赞助的形式主要有体育赛事冠名、体育赛场冠名、体育赛事赞助商、体育队伍赞助商等。通过赞助企业可以获得赛事会徽和吉祥物的使用权、公关活动权、独家现场销售权等各项权利，通过企业品牌与体育赛事的结合来提升了企业形象。 5.纪念品和授权产品营销 大型体育赛事发行的纪念品不仅能宣传体育赛事，而且能使消费者“睹物思情”，每见到纪念品即联想起赛事，使赛事的影响力得到延伸，同时还是体育赛事主板方获得经济收益、减轻赛事经费压力的有效途径。例如2008北京奥运会发行的福娃系列纪念品、奥运系列专题邮票，在全球刮起了一阵收藏的风浪，不仅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收益，也对奥运起到了推动作用。 体育赛事主办方还可以授权使用体育赛事的标志、会徽等方式来加强影响。以NBA为例，它为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球迷提供了授权产品授权商品包括运动服装、运动用品、球员卡、文具、出版物、录像带和纪念品等。结果，NBA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还通过授权商品上的NBA标志，在世界各地时时刻刻做着广告。 6.大众传媒营销 体育赛事多在露天或室内的体育赛场进行，但是由于体育赛场空间、位置的限制，任何一个体育赛场都无法满足所有体育消费者的需求。于是，大众传媒便成了体育赛事延伸，不能前往体育赛事现场消费的消费者，通常会通过大众传媒获得体育赛事的信息。因此，与媒体的合作是体育赛事获得成功的关键。通过与世界范围内的电视台、报纸、杂志、广播等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保证体育赛事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收视，是体育赛事扩大影响力的关键。 7.网络新媒体营销 网络营销是刚兴起的营销新概念，指借助互联网商业信息、进行广告宣传，低成本、高效率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网络营销的成熟源于IT产业的快速扩张，如今网络已经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借助网络进行体育赛事的营销便成为一种必然而有效的营销方式，如网上直播、网上转播、赛事网站、网络新闻、旗帜广告和链接广告。体育赛事通过网络在线传播与观众形成友好接触的平台，不仅可以提升知名度，还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例如NBA的官方网站在2003年～2004年赛季中的浏览人次高达3.15亿，平均每天浏览人次超过160万，网络营销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8.关系营销 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关系营销是指为了保持长期的优先权和业务经营而与关键顾客建立长期的令人满意的关系的活动”。体育赛事是关系到国家、社会或地区的活动，有效地利用关系营销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体育赛事的利益相关者有从业人员、投资者、设备供应商、赞助商、观众、公众、社区、大众媒体、政府等方面，通常以各种赛事及赛事进展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以及大型公益活动等形式来进行关系营销。并且，体育赛事主办方可以借助公共利益相关者中影响力最大的政府的支持，与社区、大众媒体等利益相关者搞好关系，从而推动关系营销的顺利、良性运转。 9.手机互动营销 手机被营销学者称为新一代媒体，随着3G时代的到来，手机将与互联网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以手机为载体的精准、互动营销手段也逐渐丰富起来。尤其是随着媒体娱乐化和草根一族的兴起，人们更偏爱互动性节目。表现在体育赛事中，则消费者期望更多的参与，更多地体验到体育的刺激与激情。基于此，体育赛事主办方可以举办“冠军竞猜”“我最喜爱的运动员”之类的活动，鼓励观众参与体育赛事中，使观众体验到参与体育赛事的愉悦。 四、体育赛事的整合营销沟通模式 体育赛事整合营销沟通是要以体育赛事为核心，把诸多营销沟通方式整合在一起，促使不同的营销沟通方式互为补充，从而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达到最大程度地宣传体育赛事，并获得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的。体育赛事的整合营销模式如下图所示: 在体育赛事整合营销模式中，所有的营销沟通方式均围绕着体育赛事展开，重复持续地向广大消费者传递同一个理念，突出同一个主题，最终实现同一个目标，万万不能出现不同部门、不同比赛、不同方式所表达的内容不相吻合的现象。在这一方面，目前奥运会的营销便可以作为一个佐证，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是“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则奥运会主场馆的建设集中体现了“科技奥运”的精神；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的奥运吉祥物“福娃”表现了“人文奥运”的精神；奥运场馆的建设集中强调“绿色奥运”。同时，不同的整合营销沟通方式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作用，体育赛事主办方在配置资源时，应避免在不同沟通方式上的重复投资，而应该依据沟通方式的投入收益率合理配置资源，使不同的营销沟通方式之间形成互补之势，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五、小结 目前体育经济已经形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作为体育经济的载体的体育赛事，它的成功运作是关系到体育经济能否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键因素。在奥运即将来临之际，深入学习整合营销理论，利用整合营销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奥运营销，对于我国成功地组织奥运，以及以后更好地举办体育赛事，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整合营销传播论文: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新发展 IMC理论回顾 尽管IMC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并被一些企业付诸实践，但是对于IMC的定义，理论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给出了不同定义。 1989年，全美广告业协会（AAAA）提出，IMC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它注重综合计划的增加值，即通过评价广告、直接邮寄、人员推销和公共关系等传播手段的战略作用，以提供明确、一致和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美国西北大学研究组将IMC定义成：“IMC把品牌等与企业的所有接触点作为信息传达渠道，以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为目标，是从消费者出发，运用所有手段进行有力的传播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营销环境发生了变化，研究者们对IMC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Schultz（2004）将整合营销定义为是发展和实施针对现有和潜在客户的各种劝说性沟通计划的长期过程。他认为整合营销传播运用与现在和潜在的客户有关并可能为其接受的一切沟通形式。整合营销传播的过程是从现有或潜在客户出发，反过来选择和界定劝说性沟通计划所采用的形式和方法。这是21世纪以来理论界对IMC的一种普遍看法。而Duncan(2004)对IMC的观点也是值得关注的，他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一个运用品牌价值管理客户关系的过程，即交叉作用过程，通过战略性的传递信息、运用数据库操作和有目的地对话来影响顾客和关系利益人，与此同时也创造和培养可获利的关系。Schultz和Duncan二者关注IMC的角度有所不同，Schultz更侧重于从操作层面上对IMC加以界定，而Duncan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品牌关系确定为IMC的核心价值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利益人的概念，围绕着品牌关系和关系利益人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但是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IMC绝对不是静态的经营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与传统的营销理论相比，IMC在理论上有四项重要突破（马援，2003）：一是以4Cs组合替代了4P组合，提出了以消费者为本的观点，重视与消费者进行互动的沟通；二是其核心概念从“交换”提升为“传播”，营销功能从告知、说服发展到与消费者进行沟通，强调传播是建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一致过程的必要手段；三是强调营销手段和传播方式的整合性，整合表现为各种营销传播手段的协调，强调一种营销资源共享的观念和机制；四是IMC给营销理念赋予了战略使命，促使交易营销上升为关系营销，强调企业必须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各方当事人互惠关系的最大化，从而为企业的战略发展指明了方向。 21世纪以来IMC理论研究综述 （一）基于广告策略的IMC理论研究 IMC主要侧重的是传播与营销的整合，而现代企业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传播方法就是广告和人员促销，所以自从IMC理论诞生以来，基于广告策略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21世纪以来的基于广告策略的IMC理论研究展现出以下新特点： 1.从广告心理学角度分析。丁家永（2001）认为，传统的研究方式将广告与受众分割开来，忽视了从二者统一的整体过程上把握广告受众感受广告以及形成表象时心智模式与情感的变化规律。而IMC理论始终以消费者资料库的建立为中心，以了解和分析消费者与品牌的类别网络关系为目的，将消费者行为和观念的变化作为评估广告作用的指标。IMC是基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广告策划理论，提出了“由外而内”的全新观点，核心就是要在了解消费者心理图式变化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营销传播达到改变他们头脑中品牌网络类别之目的，即在消费者心理上的到位。而实践这些观点，必须以当代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是怎样对环境信息进行加工的，据此产生的广告策划才能实现通过广告作用改变其头脑中品牌网络，最终实现购买的目的。因此，IMC中的广告心理学原理应该作为研究广告心理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在此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实际，制定恰当的广告策略。 2.从服务类产品的广告策略的角度分析。自进入21世纪以来，对IMC的研究逐渐转向实践研究。但是很少有人研究不同市场环境下所应采用的不同IMC策略，尤其是对以“无形”为主要特征的服务行业，如何使用IMC理论更是很少有人问津。Grove等人(2002)从服务类产品的广告策略角度对如何通过IMC来表现服务的无形性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并从战术角度研究了如何更好的使用IMC理论为服务产品的营销服务。他们以Lovelock的服务类型作为服务分类框架，对四大类服务产品中的广告进行测试，以评估广告者通过实践IMC理论，可以将服务的无形性更好表现出来的效果。通过研究发现，在四大类服务产品中，关于IMC的组成几乎没有差异，但同无形服务产品（如教育、零售、银行等）相比，有形服务产品（如发型设计）中广告的整合程度更高。 3.从广告媒介组合角度分析。在IMC应用过程中，媒体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Tavassoli等人(2003)在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广告中，比较听觉要素和视觉要素对广告效果的影响。他们发现，听觉要素和视觉要素会对语言广告起到无意识的负面作用，即干扰消费者对广告的理解。但是，通过IMC，可以有意识的使视觉要素和听觉要素对广告回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试验表明，在英文广告中，听觉要素对广告回忆的促进作用更强一些，而在中文广告中，视觉要素的促进作用更强一些。因此，可以通过IMC理论，在多种媒介之间进行整合，同时结合不同的语言环境差异，更好的实现广告的目的。Naik等人(2003)也从多媒体传播的协同作用角度研究了IMC理论的应用。他们认为，IMC应用中，对于多媒体传播的协同作用理解的并不是很好，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普通的动态广告模型，在多媒体环境中测试协同效用。他们解释了广告者们该如何通过使用Kalman滤波法来评价多媒体沟通的整合程度和有效性，同时也研究了如何处理广告过渡预算的问题。 （二）基于销售促进策略的IMC理论研究 大多数IMC理论都聚集在广告策略的研究当中，关于销售促进销售策略的IMC理论研究不是很多。其中，Naik(2003)提出了一个模型，研究如何在动态预算决策中引入协同效用，但是他们的分析仅建立于市场层面的月度数据的基础之上，而忽略了员工个人层面的连续传播。Smith等人(2006)发现，多个媒体相继作用于受众，而不是同时作用，可能会更有效。两个连续作用的传播媒体之间的时间滞后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协同效果。他们基于营销与销售层面，研究了营销部门与销售部门营销传播之间的不衔接。营销部门很好的进行传播，可以引导或吸引许多顾客，但是由于销售能力的限制，太多的顾客关注可能会影响下游的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创建了3阶模型，以此来研究不同阶段连续的营销/人员销售传播的效用。 （三）基于品牌建设的IMC理论研究 Ducan(2004)在IMC研究当中，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品牌关系确定为IMC的核心价值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利益人的概念，围绕着品牌关系和关系利益人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他们认为IMC之所以无法普遍运用的原因，就在于企业没有彻底改变它的体制和优先顺序，以致IMC发挥不了作用，要想增强长期有利的品牌关系，单靠进行IMC是绝对不够的，它需要进行一个跨职能的整合过程，包括企业目标的确定，薪金系统的建立，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以及一个可以追踪顾客交易、品牌讯息、策略一致性、任务营销和自主性营销企划的资料管理系统。他们认为IMC只是整合体系中的冰山一角，营销需要从头到尾重新组合，才能建立起合乎成本效益的品牌关系发展过程。 我国学者对于IMC与品牌建设的研究也是比较关注的，而且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马援（2003）根据IMC提出了品牌整合传播（BIC）的概念，以IMC为理论基础，以品牌运营的角度，以整合各传播要素为手段，以建立和维系品牌关系为过程，以提升品牌价值和品牌资产为目标，探索BIC实践模式；王金广等（2006）从品牌视觉识别（VI）的角度来研究IMC如何在VI方面应用；蔡勇、赵平（2006）认为，IMC的终极战场在于顾客心智，而顾客进行购买决策的依据在于对品牌的价值判断，基于此他们建立了基于顾客价值的购买决策模型，指出顾客购买认同价值是顾客进行购买决策的依据，而顾客认同价值的大小由顾客对品牌的认知价值和情感价值决定。他们认为IMC就是要通过影响顾客心理，提高品牌认知价值和品牌情感价值，以此建立顾客忠诚。 （四）基于整体竞争优势的IMC理论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受市场竞争加剧和传播技术变化的影响，一部分学者对IMC的研究转向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如何通过IMC提供企业整体竞争优势。Schultz（2005）提出，IMC是在营销与媒体选择不断在改变而且发展迅速的市场中诞生的，IMC绝对不是静态的经营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能有效地协助组织在剧烈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进行竞争。因此，创建一个价值型整合营销的传播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在价值导向的IMC战略基础上，通过五个步骤来创造企业价值，即识别客户与潜在客户，评估客户与潜在客户的价值，创建并传递信息与激励，评估客户投资回报率，预算、分配与评估。 如果说Schultz从战略上认识到IMC对提高企业整体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并从战术上给出创造企业价值的方法，那么申光龙（2001）则更侧重战略角度来研究IMC。他认为，通过IMC战略所追求的战略传播的整合创造价值才是企业创造以后竞争优势的唯一方法。他从理论上提出IMC战略模型，并归纳出IMC战略计划的9S模型，即利害关系者的洞察，利害关系者信息的储藏,细分利害关系者，战略竞争优势，调整计划的战略性，持续的改善，战略性传播组合，系统控制，共享企业价值。他认为，未来的企业中，IMC能力将被视为一种资产，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利器，企业内的营销传播管理者唯有在髙效率的沟通或媒介及优质的沟通环境下，才能发挥其生产力以实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结论 综观21世纪以来IMC理论的研究发展，可以看出，仍以国外学者为主，我国学者致力于IMC研究的相对较少，而且国内多数研究集中于从品牌建设的角度考虑IMC。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IMC实证研究，但是目前的IMC实证研究多限于小样本或非随机受访者，所以多数研究是建立在整体成果的定性评估上，而不是建立在量化资料的统计分析上。而且，对于传播能力的诊断与评价、组织内部传播以及新的传播媒介与沟通渠道的研究也是非常局限的。笔者认为，未来的IMC研究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可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研究IMC理论，使之更好的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内容摘要：整合营销传播(IMC)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营销名词，但是21世纪对IMC的研究有其独特的特点。本文在回顾IMC理论产生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IMC定义的发展变化，并从广告策略、销售促进、品牌建设和整体竞争优势方面评述了IMC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广告策略品牌建设整体竞争优势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基础发展 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与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当时的外在环境相适应，正确地运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是提高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保证（吴水澎）。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经验研究（潘飞等，2007），这与最初管理会计的功能密切相关，即帮助制造性企业核算成本与管理成本，正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务实性才使得基于企业的案例/实地研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相对于西方管理会计的起源，我国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开始的，所以起初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类的规范性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实地进行研究，而那时西方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始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几乎成为了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潘飞等，2007）。再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目前经验研究还不占主流，即使是经验研究，大多也属于实地/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比重相当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模型，而国内多数案例研究还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这与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尽管案例研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检验实践中的理论应用，为理论假设的提出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以及在管理会计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真理，那么在所有的企业中都应该适用，即使是指在某一类企业中适用，也不能只通过一家企业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检验理论，就应该采用大样本的研究，而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的内部数据，问卷调查便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问卷调查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抽样技术和问卷设计技术。这两个方面做到科学严谨对调查的效度和信度都十分重要（胡玉明，2005）。国内现有的问卷调查与国外成熟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成功的问卷设计一定是基于理论基础，再结合前人的研究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而成的。例如，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计量一般从原材料的供应、竞争者的动态、市场需求、制造技术、政府监督和干预以及原材料的价格共六个方面进行评分（GulandChia，1994），再通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来证明其计量的合理性。但是从我国现有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并不是验证某种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现象，或者某种管理会计实践的程度和状况，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就直接设计什么问题，而对于研究问题的计量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2005《会计研究》：《企业成本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采用统计检验方法使用得到的数据。但在国内样本中，这样的问卷调查并不占主流）。所以，即便都是问卷调查，问题设计的水平和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个研究的差距就是实验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实验方法最早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大约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实验法常常用于预算、激励机制和转移定价等问题。总的说来，实验研究相比经验研究有更多的困难，它除了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要求大量的实验参与者，以及实验经费和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数据，从而在理论的检验上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比较独特的视角，能够捕捉到更为主观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理论基础上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结合更加地紧密。 （二）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三）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方面，西方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如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对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以及审计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其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由于管理会计与企业管理密切结合的特性也使得管理学成为其主要理论之一。 近些年，以权变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的重要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出来。权变理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存在广泛适用于所有环境所有组织的会计系统（Otley，1980）。应该明确会计系统的具体特征与某种确定的环境相联系，并且是恰当匹配的（Emmanueletal，1990）。而组织行为学与会计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会计学，它通过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检验会计信息、过程和人的（包括组织的）行为的交互作用，它与会计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之处就在于它关注行为科学，其发展受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组织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影响（BirnbergandShields，1989）。例如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产生的重要经济后果就是对组织中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为研究的透彻程度。而心理学的研究体现在诸如个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的公平性感知（包括程序和结果的公平性）以及对于组织的信任和忠诚度等等，而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的业绩都有相应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任何管理控制系统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规律，决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总之，这些理论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只能通过结合它们所研究的背景、主题以及研究方法来论证其研究价值。而实际上，越是高水平的研究，总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做到了较好的契合。 二、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会计论文的标准 为证明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我们选择了两本各自代表国内外研究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杂志。据统计，国内的《会计研究》是权威期刊中发表管理会计研究比例最高的杂志（潘飞等，2007），而且也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会计专业期刊，其他权威期刊发表管理会计论文的比例相对过低（我国还没有管理会计研究的专业期刊）。因此我们选择《会计研究》作为国内管理会计研究水平的代表性样本。国外的选择了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管理会计研究》（Journalof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该杂志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而且发表的论文都是管理会计的论文，因此可以较好地代表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水平和发展的方向。我们选定这两本杂志，并从几个方面来比较分析国内与国外的异同之处。样本的时间从1996年至2006年共11年。 为了从众多论文中挑选出管理会计的论文，首先要确定管理会计的研究主题。根据Shields（1997）以及Scapens和Bromwich（2001）的分类，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几个大的方面。其中，管理控制系统又包括激励机制、预算、业绩评价、转移定价与综合控制系统。在选择管理会计的论文时，我们基于管理会计要为企业创造价值这一基本原则，挑选出符合上述内容的论文，对于财务会计也会涉及的问题（如薪酬机制），要看其应用的理论与视角是否属于管理会计。如果研究涉及的是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职能（现在也包括披露），我们不视其为管理会计的论文。 统计显示，1996年-2006年在《会计研究》上，总共发表了174篇管理会计的论文，JMAR总共发表了88篇管理会计论文。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差异进行分析。 （二）研究主题和研究背景 1.研究主题的分布。根据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样本分为七个领域。这一分类主要是参考了Shields（1997）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分类，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和其他。其中“其他”指管理会计的新兴领域，在我国主要指环境管理会计；在国外主要指行为管理会计。但是考虑到我国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战略管理会计的论文，我们将战略管理会计单独列出。 2.研究背景的分布。参照Wagenhofer（2006）的研究，我们将研究背景划分为三类：尽管大多数的管理会计研究适合于制造性的行业环境，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广和通用的，不限于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的研究属于通用型的（genericsettings），这类背景一般比较抽象或程序化。如果论文表明研究结论是针对企业或某个行业的，或针对某个企业或者行业进行分析的，我们则将其划分为企业背景。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制造性企业，还有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机构以及垄断性企业。最后一类是医院、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等非盈利组织。可以看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国内外的比例都很低，而国外大多是通用型的研究。 3.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前文所述研究背景的确影响着研究主题的分布，以企业界为背景的研究主题非常广阔，而非盈利组织和通用性的研究背景则更为关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JMAR中非盈利组织背景的比例几乎是会计研究的两倍。实际上，非盈利组织也可以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上向企业界学习，例如可以在医院建立病患费用的作业成本核算方法。并且，会计研究通用性的研究比例较低，而JMAR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针对所有组织的（45篇），这将是未来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努力的方向。中外研究相同的一点是，管理控制系统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都是研究的重点，这表明了管理控制系统在管理会计中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发现，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在国内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JMAR极为不同。 （三）理论基础 西方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比例明显超越我国；而我国只有在战略管理理论上占有优势，而在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方面尤为欠缺，大多数采用行为学的国内论文只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在国外的研究中，行为学研究大多是与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相结合，提出有关行为学或心理学的变量并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尽管也是应用了同一的理论，但是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价值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方法述评：比较与借鉴》的研究（潘飞等，2007），我国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有38.89%没有理论基础，是国外17.98%的两倍还多，与本文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这使我们感到与世界学术主流的差距并不只是技术方法的应用。因此，对于国内的管理会计学者而言，如果要使自己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在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不仅依靠经济学，还要奠定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扩展研究的视野。而在国内“其他”类中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规范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过多；而JMAR“其他”类中的研究则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多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并且，JMAR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比例也高于《会计研究》。这反映了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与狭隘，也指明了未来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努力的方向。 另外，我们把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内档案研究多数采用经济学理论，这与JMAR的结果一致。而国内的问卷调查研究多数却没有理论基础，而国外的问卷调查研究均有理论基础，这一差异印证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国内的实地/案例研究应用的基本上是经济学和战略管理理论，而国外是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并且在各种研究方法上对经济学的应用比较均匀（除综合研究外）。另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国外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水平显著高于我国。因此，国内外理论应用的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不仅影响研究的深度，也影响研究的价值。 （四）研究方法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对于研究方法的争论，根源在于哲学中的认识论，即何谓真理知识和如何获得的争论（李连军，2006）。现代哲学按照他们以理性或经验为知识的来源或规则而被划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梯利，1995）。理性主义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知道原因，就可以依靠思维和推理的力量立即确定其结果，而不需要依靠任何经验。经验主义却坚守科学唯一的目的就是发现自然规律，只有通过观察和经验才能得到。因此，根据方法论的不同，现代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1）经验研究方法（广义经验研究，包括经验实证）。经验研究是寻求对客观现象解释和预测的某些具体研究方法的总称，包括档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实地调查法等等（张朝宓，熊焰韧，2006）。经验研究区别于规范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关注实务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实务应该如何进行；不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并且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 （2）非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理论研究）。指除了经验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最优化等等。其中，规范研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定行为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会计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国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几乎无例外地基于理论和生产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Shields，1997），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和模型推导基础之上的，是连接理论与实证的桥梁。我们把非经验研究分为分析性研究与其他（包括规范研究等）。 因此，我们将研究方法划分为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而经验研究又可以划分为：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实地/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以及综合方法。统计结果证明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在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非经验研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国外管理会计却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方法，还没有出现在会计研究中，但是在JMAR中的比例却相当的高。当然，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从事实验法的研究，但是这一方法对绝大多数研究者而言还是相当陌生的。另外可以看到，国外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差距，国外已经以不再以案例研究为主，相反国内还处在案例/实地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国内管理会计的发展极为必要，也使我们更加期待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 三、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的建议 （一）培植良好的企业文化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会计研究之所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缺少优质的企业。优质的企业不仅仅具有良好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的企业文化与管理理念，包括先进的管理思想、员工公认的价值观、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激励机制。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会计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而也影响了研究的范围和水平。例如在国外，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已经相当普遍，作业成本法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大样本，而在国内，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采用作业成本法，只能作案例/实地研究。那么因此采用的研究方法、统计技术和研究结论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研究的水平受到了实务发展水平的影响。应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为未来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 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很少，学术界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着手建立中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推动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的发展。目前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基本还处在相互分离的状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发生了障碍。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不仅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且也能够加强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因此，应该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组建中国的管理会计师协会，使其成为我国管理会计师交流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场所。 （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目前依然处于领先，尤其是他们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综合理论的应用能力。对国内管理会计学界而言，“走出去”之前应该先“引进来”，通过加大与国外尤其是北美教育背景的海外学者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了解和掌握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实务相结合，才能使国际学术界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交流的形式可以通过邀请海外学者讲授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举办国际管理会计研讨会以及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等等。通过这些交流与合作，在研究水平和研究方法上更容易被国际认可，加之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研究内容更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 （四）扩大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围 传统的管理会计局限于大量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成本都比较稳定的制造性企业。管理会计最初就是在工业企业当中推广并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工业企业中成熟并完善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国外管理会计的研究已经开始向更加宽广的领域发展，着重研究非盈利组织和更加通用型的问题。而相对于此，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还是集中于企业层面，尽管这与研究水平的发展阶段相关，而且能够提升研究的实用性，但是也说明研究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因此，今后应该研究更多通用型的问题，以点带面，拓宽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范围。 （五）创办中国自己的管理会计期刊 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好的专业期刊无疑能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不仅燃起学者们研究的激情，而且更加有利于对实务界的宣传和指导。与国外的JMAR相比，国内一直没有专门的管理会计杂志，这实际上不利于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发展，与财务会计、审计相比，管理会计的论文更难发表。而目前国内则没有一本管理会计专门期刊用来交流研究的成果。因此，学者们关于管理会计所作的研究难以得到发表，长此以往，则会减弱从事相关方面研究的热情。因此，需要在国内创办一个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推动该学科的进步与繁荣，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创造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构建 【论文关键词】管理会计体系理论 【论文摘要】文章主要分析了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以期对管理会计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指导。 一、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 1、模型模拟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模型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它可以加深对事物本质的了解。模型化实际上是一种实验方法，由于管理会计研究对象，尤其是社会系统具有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管理会计研究注重模型模拟方法，即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比较精确的定量描述，对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改造，找出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提高预测的科学性，为最优化决策提供依据。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存货控制模型、利用线性规划进行最优决策的模型、量—本—利分析模型等。这些模型把复杂多变的现实单纯化、抽象化，从而有助于对对象的认识。但是，它存在一定的缺陷。模型的构建离不开一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和实际情况经常是不相符的，其次，为了兼顾各种决策变量，模型日渐复杂化，难以为决策者理解和掌握，从而也就脱离了实际。 2、注重实证研究 管理会计的务实性决定了管理会计研究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考察、访问与科学的实验设计，需要获得反映管理实务的信息资料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实证研究相比规范研究而言，在管理会计领域更有用武之地。但是，这种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计量经济学为主要技术手段，且计量经济学方法基本上属于“线性分析”的范畴，而实际中对一些管理会计系统变量关系的“线性假设”缺乏客观依据。再加上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管理会计系统中社会人文因素对研究变量的影响，使得管理会计信息和管理决策之间的相关性降低。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现实需要，更好地解决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倡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员通过对一些成功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写出详细的研究报告和有关分析结果，并以此指导管理会计实践和管理会计教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3、注重跨学科研究 管理会计的本质是把会计信息运用到管理中，其目的是提高企业内部管理决策水平，因此它必然与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结构被引入管理会计，产生了管理会计中诸如“经济人”、“相关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边际收入”、“增量现金流量”等许多十分重要的概念，奠定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础。在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基础上，管理会计的研究向着精密的数量化技术方法的方向发展。高等数学、运筹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许多数量方法被引入和应用于管理会计决策与控制模型的构建和使用之中。经济学的人说应用于管理会计研究，就产生了“委托—”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确定最佳激励方式和业绩考核方案。科学管理理论运用于管理会计，创造了盈亏平衡分析、量本利分析等科学方法，西蒙的决策理论提出了“令人满意的”准则取代最优化的决策准则。组织行为理论认为人是有感情、思想、需求、好恶的“社会人”，在管理会计决策、计划与责任会计中都具体反映了组织行为理论的应用。 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讨论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应立足于我国企业实践，超越“就会计论会计”的局限，应用多种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研究和解决企业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总结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经验口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推广与发展管理会计的根本途径。 1、中国管理会计的定位——以效益为中心的成本动态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会计己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管理水平是相一致的。我国的管理会计应定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密切结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便于广大会计人员、管理人员操作运用这一水平上。如前所述，在中国管理会计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成本管理是运用最多，最有群众基础的。因此，以成本及其管理为基础，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符合我国目前企业界对管理会计的普遍认识的，管理会计并不完全是泊来的，而是在我国受到广泛重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管理。企业要想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利润，就必须树立成本确定市场的观念，充分发挥成本决策功能，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成本管理还应与企业的整体效益联系起来，以动态成本效益观念看待成本及其控制问题，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待投入的必要性、合理性，无论是成本的降低还是成本的提高，只要能够使企业的效益提高就是一种好办法，企业要从效益的角度去决定成本的升降，以效益为中心进行成本的动态管理。 2、传统管理会计的相关性依然存在 现代管理会计新的领域在我国还处于介绍探索阶段，新领域在我国很少得到应用。以决策会计为主的基础管理会计，由于相关性在我国并没有消失，我国目前是处于多层次的生产力和多层次的生产关系并存的状态，总体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决策会计为主的基础性管理会计内容在我国还没有过时，如应用得好，它必当促进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一方面，我们对于传统管理会计技术与方法应大力推广；另一方面，对符合条件的相对发达的企业，鼓励其尝试使用创新的管理会计技术方法并逐步实现自我创新。 3、中国管理会计的设计与应用，应加大政府指导力度 我国管理会计理沦和实践与西方存在很大差距，其重要原因是我国缺乏专门的管理会计机构，可建议把中国会计学会的管理会计委员会和中国成本研究会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独立的管理会计团体或组织机构；如果成立有困难，也可以在中国会计学会下建立一个管理会计二级分会，来组织、协调、指导我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制订和颁布指导性的管理会计原则和规范。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企业内部，其信息的输出是基于管理上的不同需要而采取不同的形式，这一特性决定了管理会计受到法律的约束程度不会也没必要像财务会计那样严格，更没有必要制订统一的管理会计制度规范管理会计信息，但是，考虑到我国会计工作乐于应用法律规范的惯例，制订指导性的制度来引导企业管理会计的运行是十分必要的，至少我们应规定管理会计的原则，这对于管理会计的推广及创新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此外，应尽快开展和组织注册管理会计师考试，为培养和造就我国管理会计专门人才、促进管理会计实务向纵深发展起应有的推动作用。 4、中国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及其创新 中国式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很薄弱，对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仍局限于对国外理论的翻译介绍。如前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也有管理会计的实践，但很少有人去认真加以总结，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主要是研究西方的管理会计动向，而忽略了对整个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只有引进，而未对管理会计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联系我国的实际进行中国式研究，中国管理会计研究成果要走向国际，必须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深入企业实地，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实证分析检验规范研究的有效性，以规范研究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加以解释和升华，即经验—规范—经验模式。它弥补了我国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因缺乏经验检验而实践性差的缺陷，也弥补了目前西方受实用主义影响重经验研究而不重规范研究而导致的案例研究难以推广的不足，综合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各自的长处。经验研究充分发挥其科学性、客观性的特点，规范研究充分发挥其抽象逻辑思维、发散思维、创造思维的特征，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既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高效运行，也有利于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口管理会计的中国特色不仅是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也应当引起管理会计实务工作者的重视。本文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和粗浅的思考，但是，管理会计的中国特色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内容及表现将会更加丰富，有待我们不断地研究和总结。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管理会计进一步在经营管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但我国管理会计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怎样将现代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以至有些人对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能否应用于实践产生怀疑。出现这种状态的症结何在?怎样才能使管理会计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以广泛应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探索。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症结剖析 (一)管理会计本身的弊端。 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方法可以是会计的、统计的或数学的方法,但用得最多的是经济数学方法。它将管理会计复杂的经济活动用简明的数学模型表达出来,揭示有关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最优化的数量关系,为管理人员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至本世纪70年代初,在管理会计思想发展中出现了“信息经济学方法”,试图将成本会计的“绝对真实方法”和“条件真实方法”归结到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体系中。这种微观信息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影响,使管理会计研究人员试图用理论来改变实践。他们在书斋中为实践工作者设计了一些复杂的确定型、风险型、不确定型经济数学模型,有些模型直到今天还难以在实践中运用,因而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 (二)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现状的弊端。 在中国会计史上，会计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早已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类似于管理会计的核算和管理方法。目前我们对管理会计的研究，仍然倾向于注重理论，追求科学化，而忽略对可操作性的探索，而且大多是借鉴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理论来说，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其得以构建并付诸应用的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待转变，这些都会对管理会计目标产生影响。 二、出路探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今后我国管理会计研究应该以研究管理会计的实践为重点，以建立和完善会计管理组织体系中的管理会计系统为保证，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目标，逐步探索出一套能够与实践相结合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一)建立和完善管理会计系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使企业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从事管理会计的研究与应用。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转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会计系统。笔者认为，该系统可由以下3个层次构成： 1、建立由管理会计方面的专家组成 的独立的民间机构———管理会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其职责是作为政府会计管理机构的辅助力量，协助政府会计管理部门共同管理全国的管理会计工作。 2、建立地方和各行业管理会计协会。 其职责是遵循有关管理会计原则，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情况，组织有关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组织学术交流，总结本行业的管理会计工作，促进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企业管理会计的应用提供咨询等。 3、各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设立总会计 师领导下的专门负责管理会计工作的机构，或在财会部门配备专职管理会计人员。作为专门的管理会计机构或专职的管理会计人员，其职责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应用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向企业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有关决策所需要的管理会计信息。 （二）管理会计实践要加强 1、取得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无论什么工作，只要领导高度重视，工作将会大出成绩。管理会计的实践也不例外。为此单位领导应多关注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工作，工作人员也应多向单位领导汇报工作情况、提出工作思路以及要求，使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在单位领导心中日益得到提升。 2、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素质 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管理会计师队伍，管理会计师由财务会计师承担。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管理会计师的素质要求要高于会计师。面对市场竞争，管理会计师作为既懂管理又懂会计的专门人才，应具有战略头脑，判断准确，勇于抓住机遇，创造性地分析解决问题。当然，做到上述几方面并非简单之事，应博学多识，一专多能，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积极主动地更新知识。同时，应加强思想修养，达到“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思想境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95年就有48%的管理会计师走出办公室狭小的空间，深人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沿了解企业的情况，这一点值得我国学习，也有助于管理会计师上述素质的培养。 3、学术界积极参与 学术界将管理会计的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企业的实践中，指导管理会计实践。企业为学术成果提供试验场所，并能促进管理会计的实际应用，管理会计的实践又反过来有助于提升管理会计的理论，形成理论、实践交替上升的良性循环。 我国在推动管理会计研究和应用方面也开展过一些工作，如1997年《会计研究》杂志举办了“安易杯”管理会计论文的有奖征文，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有关管理会计研究的规模较大的论文征集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信，随着管理生产要素的逐步深入人心，管理会计逐步得到重视，管理会计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层次、规模将出现一番新的景象。 总之，要使我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管理会计的研究既要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更要注重实际应用的探索，以找到能够解释、指导、应用于我国企业实践的管理会计理论结构。这就要建立完善的管理会计组织体系，推动研究成果付诸实施. 本文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探索 深究管理会计理论及其运用: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问题和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管理会计理论在发展中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发展还比较落后，也完全无法跟上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各种发展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所以为了使得管理会计理论发展更加符合现代企业的制度管理，就要找出相应地对策。而本文主要从企业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问题出发，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主要问题；建议和对策 管理会计主要是根据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并为了更好的满足企业对业绩的分析，行为的决策所发展起来的会计分支。鉴于管理会计理论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的科学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合理的分析，并提出相应地解决策略。这样不仅利于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能有效提升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 一、管理会计理论发展的基本内容 （一）管理会计理论的基本含义 管理会计是企业内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和企业的财务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管理会计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根据财务会计部门提供的一系列财务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企业规划和控制，而且专门辅助企业高层做出科学决策的会计分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管理会计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断吸收财务会计的部分理论，这样最终才能形成管理会计理论。 （二）管理会计理论产生的背景 管理会计又被称为“内部报告会计”，它在整个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企业发展的脚步日益加快，再加上当下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瞬息万变，以致于我国管理会计理论早已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了。随之出现的也就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加强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并及时提出相关问题的解决对策，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管理并为此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管理会计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一个企业对于管理会计的工作只有足够的重视，才会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然而直到现在，我国依旧没有为企业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会计相关体系。主要表现在相关会计人员的分工不够明确，工资保险等制度也不完善......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会计相关工作的无法实施，而且很难将有效的信息运用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去。 （二）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任何一种理论付诸于实践都需要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作为支撑。企业管理会计作为一种理论，只有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更好地运用于实践之中。然而纵观我国企业的会计部门，很多关于管理会计的理论都只是一些基础的分析，完全缺少实际应用的经验。作为国家，在相关管理上也没有颁布明确的规范性文件，从而使得企业在机制运行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此同时，作为企业，对于内部的管理会计根本没有明确的定论，从而使得相关会计人员在工作中都是盲目行事。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参考标准，长远看来这是不利于企业自身良好发展的。 （三）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 整体看来，管理会计在我国还属于比较新兴的发展内容，虽然目前管理会计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国众多企业在发展中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现阶段会计人员的总体素质还比较低，主要表现为知识层次低，工作专业性不够......。由于管理会计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到的知识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它对于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也相对更高。而会计人员作为管理会计的直接操作者，因此他们的个人素质将会对管理会计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多数企业的会计人员自身素质还有待提升，加上他们没有受到过系统且专门的训练，所以在工作中难免还会遇到诸多的问题。 （四）互联网技术的利用效率低 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也推动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企业的管理会计中，我国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程度是非常低的。任何一个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每个季度和阶段都会进行相关的财务核算。但是很多企业很多时候还是采用人工操作的手段进行管理会计的核算。表面上看虽然是节约了成本，但是一旦遇到比较复杂的计算问题，人工手段往往容易出错，然而管理会计是一门要求准确高效的学科，如果出现错误，就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在逐渐的冲击着企业传统的会计管理模式了。 三、提升管理会计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改变企业管理会计工作落后的经营理念 企业管理会计人员的的个人素质对企业财务决策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需要改变企业管理会计人员落后的工作理念。首先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应该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工作意识。并在企业管理层中建立一定的管理会计相关机制，以此提升他们的管理会计意识。特别是在管理会计工作的具体运用实践过程中，相关领导者要加大对员工的督促力度。这样才能为企业做出更加适合市场需要的管理会计决策。 （二）完善企业管理会计的相关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企业的管理会计工作也逐步实现了国际化。然而一个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能否正常进行，离不开一个完善的管理理论体系。因此为了充分有效的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在制定管理理论体系的时候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将其完美的融入到企业的整个运营模式中。从而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实现。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管理会计工作方面还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完善，这样才能使建立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更加科学。 （三）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 一个企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不是只单纯的依靠领导层的决定，还要依靠相关部门员工能力的提升。因此为了企业能够实现长久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会计管理部门作为坚强的后盾，而会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提高会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非常关键。作为企业，除了尽可能的减少开支成本外，还要懂得必要的投入。所以高层领导可以定期聘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对会计员工进行培训指导，让他们通过系统的学习，更加深入了解企业的专业管理会计知识。只有将管理会计知识真正的运用到工作之中，才能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除此之外，在选拔相关企业管理会计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的专业性程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标准。 （四）用法律手段约束会计人员的言行 企业的会计管理工作人员直接和企业的经济命脉相联系，在金钱的诱惑下难免会使得一些意志力不强的人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比较常见的就是:制造假账、违规操作、制造虚假财务报表等。所以为了避免这样行为的出现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企业就需要加大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在会计内部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的意义则在于能激发员工们依法从业的重要性。如果能够结合现实中所出现的违法案例进行讲述，以此告诫员工其结果的严重性，那么就能让他们更深刻的觉悟到依法办事的必要性。 （五）提高企业会计管理中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现代企业会计管理的重要支撑力，不仅提高了管理会计工作的效率，还能保证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决策过程中，通过分析计算机处理得出的数据信息，对企业会计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有更加客观准确的判断，进而提高整个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企业在管理会计中，除了不断地向员工普及相应地网络思想意识外，尤其还要考虑到老员工工作的实际情况，由于他们对新时代的信息技术运用还比较陌生，熟练程度也不够，而针对这一现象除了大力进行科普外，最好还是要聘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催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由此可见，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化水平，既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现代化的管理，还能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结语 管理会计的理论发展主要是从企业本身的管理需要出发，并为企业管理者进行正确的管理决策提供相应地依据，由此可见，它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管理会计理论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对此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地解决对策，也是希望能为今后的一些中小企业在管理会计发展方面提供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综述 摘 要: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惟一方法是不断而卓有成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基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相关性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公司治理;技术创新;所有权;董事会;经营者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离发达国家创新所具有的现代化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企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企业创新系统运行机制,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关键是软件设施,即企业制度――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举措。 根据掌握的文献看,学术界有关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尚不多见。对其进行研究散见于各类技术创新和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因此,本文先对公司治理内涵进行剖析,然后将公司治理中的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相关性进行文献综述。 1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最早的概念源于西方。其英文原文(Corporate Governance)国内也翻译成“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等,也有海外华人译为“公司督导机制”,这些概念的含义并无根本差异,意思是一致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的制度性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首先表现为一系列规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成文或有形的行为规则与程序。OECD在《公司治理原则》中指出:“公司治理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这种制度安排规定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职能,以及其行使职能的合法途径,包括:董事会必须代表以股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监督经理人员,并负责向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披露经营状况,经理人员在董事会领导下负责具体经营,不能违背股东利益等。由此可见,公司治理中3个重要的因数是:股东、董事会和经营者。 2 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 Tylecote和Conesa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经验数据中发现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具有高度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指出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与部门专业化优势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Tylecote和Conesa的研究是基于简单的数据处理和定性分析得到的,这种理论分析远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方法,存在着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后续处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美英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对于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优劣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日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停滞,似乎表明了英美模式是较优的。我国学者华锦阳(2002),通过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各方面影响,指出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对企业的技术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传用。并指出只有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并将其变革纳入与技术创新协调进行的轨道,才能推动技术创新,进而推进国企改革进程和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徐金发和刘翌(2002)认为企业治理结构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企业经营者持股水平的提高、具有强烈支持企业创新意愿的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董事会规模的缩小、外部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责分离都有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3 公司治理因素与技术创新综述 本文通过公司治理中3个重要因素:股东、董事会和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简要的综述。 3.1 所有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所有权属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所有权属性是指企业所有者是公有还是私有,目前理论界的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私人股相比于国有股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Margolis(1999)通过对美国能源产业R D投入的研究发现,由于该产业中R D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造成该产业中技术创新的所有权模糊,以致技术创新投资的长期低回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私有化更加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可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增加私人股份,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Madden和Savage,1999)。因为,私人投资的R D比政府投资的R D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性更强(Liddle,1997)。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制发展来看,经历了由国家控股的国有制形式到国家和私人集体控股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形式。但很多企业的产权还是不明晰,虽然我国政府多年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收效不大,产权结构的一体化还是重要原因,因为高度集中于政府的所有权形式,使企业自身的创新收益权和创新资源自配权未得到明确界定,导致企业动力的不定(刘三林等,2000和夏冬,2003)。产权优化(包括所有权结构调整)和产权激励是解决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缺乏的重要举措(张旭升,1998和萧延高,2001)。 (2)股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股权结构表现为大股东持股水平和经营者持股水平。股东和经营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收益的关注重点不一样。经营者关注于公司的短期收益,不愿意进行R D投入,而股东关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收益。因为技术创新的高风险会给经理带来工作的不安全感,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业绩密切相关,而这不同于股东,股东可以通过不同的股票组合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Baysinger、Kosnik和Turk,1995)。根据委托理论,当所有这和经营者利益目标更趋于一致时,管理层会提高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反之,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不适当的关系将导致企业短视行为,将对技术创新产生限制作用。大股东可以通过监督经营者的行为,限制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来增强市场运行的有效性(Shlerifer和Vishny,1996)。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有正面影响(Hosono、Tomiyama和Miyagawa,2004)。但,在不同的国家影响力并不一样。Lee和O'neil(2003)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不同行业(汽车、化工、通信、计算机、电子、制药和能源)公司的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和治理模式不同,所有权结构与企业技术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和日本的公司中有所不同,在美国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研销比正相关,但在日本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研销比没有关系。 3.2 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众多因素中,最高管理层(即经营者)是技术创新强有力的支持中的一个最要的因素(Nakahara,1997)。企业家的具体工具是创新,即他们借以利用变化作为一种新的实业和一项新的服务机会的手段(德鲁克,1989)。但是任何创新活动都是有风险的,在一项有关企业引入新产品的实证研究显示,成功的概念小于20%(Crowford,1997)。同时,经营者具有风险偏好性,这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着关键的影响作用(Daniel,2000)。如果经营者属于风险厌恶者,则会减少高风险性的技术创新投入(Hill和Snell,1988)。在一定条件下,经营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不仅取决于其胆识以及掌握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经营者的激励。根据委托理论,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越一致,经营者就越有动力为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努力工作,从而会提高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因此,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势必会影响其技术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杨建君,2007)。设计和实施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促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尽可能一致是保证经营者努力工作的关键,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Hoffman和Hegarty,1993)。激励经营者可以通过提高经营者持股水平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徐金发、刘翌,2002)。Zahra等学者(2000)对中等规模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相关。 从经营者自身的角度出发,经营者的工作能力会影响其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经营者杰出的工作能力和对技术创新机会的敏锐嗅觉对企业的产品创新非常重要(夏冬,2003)。经营者的工作态度与产品创新正相关(Gary,1998)。 综上所述,企业家的创新决定是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权利的综合反映,而创新能力的发挥又受到创新动力和权力的影响(杨建君,2002)。 3.3 董事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董事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将董事会规模分为小规模和大规模。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表现为有不同背景、经历以及专业知识的人士进入董事会(Judge et al.,1992)。董事会规模的大小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理论界有3种观点:①根据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理论对于一定规模的公司而言,过大的董事会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因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使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所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管理知识以及财务知识等在董事会能不更好地实现互补,有利于在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吸收不同的意见,减少企业技术创新风险。②Yermack(1996)和Zahara(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绩效及创新活动是负相关性。相对于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来说,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通常是更多样化,更容易发生争论和没有凝聚力,规模相对较小的董事会可能更容易应对飞速变化的环境(Lipton和Lorsch,1992)。他们还指出董事会通过监控能力发挥作用,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但由此带来的成本超过了其所带来的收益,比如:缓慢的决策制定速度和对分享风险的偏离。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还会使董事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这种情况在技术创新项目成败对董事实际损益影响并不大的条件下更为明显。董事会规模缩小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刘翌,2002)。③董事会的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Yermack,1996),及当董事会规模扩大时,对技术创新水平不断增加,当董事会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最高,随后,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企业技术创新呈下降趋势。 (2)董事会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根据董事会人员是否在企业任职的情况,董事会结构分为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内部的董事是指在企业内担任一定职位的董事。外部董事是指不在企业任职的董事,他们与公司无潜在的利益冲突,也成为独立董事。2001年,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至此,我国上市公司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外部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刘翌,2000)。John Zahra(1991)认为,企业总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运营,通过引入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董事,企业可以有效地处理这种不确定性,帮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面临的各种危机,增加企业组织的生存可能性,配置更多的资源于创新活动和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关系。 (3)两职合一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领导权结构指的是董事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的问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Wright et al.(1996)认为,问题的存在导致经营者主要关心个人财富、职位安全、权力威望以及个人效用最大化,因而会严重影响和削弱他们对创新的追求。董事和经营者的目标不一致,就会导致公司在重大决策时产生利益冲突(Morris,1964)。如果通过对经营者实行股权、股票期权以及其他与当期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安排可以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可有效提高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Jensen and Meckling,1976)。如果总经理担任董事长,他对技术创新的态度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选择(杨建君,2002)。所以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绩效的提高(Zahara et al.,2000)。 4 简要评述 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都已经形成独立的理论,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探讨阶段。本文从所有权、董事会和经营者这三个主要方面大致概括了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的一 些观点和争论,当然相关的话题远不止这些。比如公司治理中的资本结构、公司规模、机构投资者、企业的多元化水平、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等都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有学者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研究公司治理。如杨瑞龙等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研究了一个网络化的外部环境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指出技术创新活动激发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会产生新的价格关系,并由此可能带来产权关系的重新调整。 已有研究的不足表现在:(1)我国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探讨基本处于理论阶段,有实证的文献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国外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不多,可供借鉴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相当有限;二是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搜集相当困难。有些数据的获得要通过对企业问卷调查能获得,而问卷调查的可回收性低,相当多的文献是中国统计年鉴等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宏观研究,或者通过上市公司年报等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微观研究。(2)已有的文献来看,它们或揭示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的内在联系,或提出了一个启发性极强的研究框架或建议等。忽略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公司治理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行为以及他们所导致的企业绩效情况,这三方面的如何相互制约与促进的,全方位的考虑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的内外部因素。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 摘要：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国有控股比例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治理结构的建议以提升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关键词：医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技术创新能力 随着国际医药产业竞争的加剧，如何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委托理论和激励理论，研究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二是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研究了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三是董事会治理方式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我国医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如何，现有的文献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缺乏对该问题的实证分析，特别是关于对医药产业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2010―2014年147家医药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医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建议。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股权集中度 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主要分为股权集中度的研究和股权性质的研究，本文将研究医药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Shlerifer（1997）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大股东监控能力的提升，使得管理者注重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Yafeh Yosha（2003）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靳洁（2011）通过研究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现生物医药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大则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小。杨德伟（2011）通过研究中小板上市公司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由于选取的指标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当前我国医药上市仍然存在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问题，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仅为4.3%，可见投资者没有看到研发带来的潜在的巨大收益，大股东为了规避高投入的风险，通过技术引进和研发外包的方式规避风险，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假设1：我国医药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能力负相关 1.2股权性质 现有研究主要从是否有国有控股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性质和非国有性质。不同的大股东由于其监督动力和监督能力的差异，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有不同影响。国有股东由于经营目标多元化、产权主体虚置、多层委托关系的存在，加之技术创新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非程序性特征，导致国有股东及其人的监督动力和监督能力的不足，易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内部人控制会带来企业经营目标的短期化，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杨建军（2007）的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技术创新。任海云（2010）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不利于企业研发投入。 假设2：我国医药上市国有控股比例的提高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 1.3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的职责是协调各方面的相关利益，并对关系进行有效地控制，董事会代表股东的利益对经营者进行决策控制。因此，如何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Zahra et al.（2000）通过分析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对于中等规模的企业而言，董事长与总经理职权分离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独立董事的引入可以很好地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独立董事一般都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经验，能够从不同的视角考察问题，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创新机会，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质量。此外，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独立董事的引入能够帮助企业降低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假设3：我国医药上市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正相关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名录，收集2010―201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医药上市公司数据，截止2014年底沪深两市共有147家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剔除ST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共得到667条有效数据。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各上市公司的年报。 2.2变量设定 （1）因变量。衡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主要有投入和产出指标两大类。从投入角度看，可选取的指标有科研人员投入，资金投入；从产出角度看，可选取的指标有专利数量，新产品销售额等。本文选择研发投入强度（innov，研发金额除以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评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大，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越有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2）解释变量。根据上述的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如下的解释变量，采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fstock）来衡量股权集中度，国家控股和国有机构持股的比例之和衡量国有控股比例（gov），以独立董事比例（ind，独立董事数量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来检验假设3。 （3）控制变量。此外，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控制其他对技术创新能力有影响的变量。由于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影响，故将其纳入控制变量，本文使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1nasset）来衡量；由于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稳定的现金流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经营绩效较差的企业很难获得融资。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不利于企业获得稳定的现金流，本文将资产负债率（debt）也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良好的基础环境，经济发达的地区拥有良好的激励政策和先进的设备和完善的服务，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本文将各医药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GDP（lnpgdp）纳入到控制变量，衡量地区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3实证分析 3.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本文检测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由该表可以得出各变量详细的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等数据。在667个观测值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均值是4.29%。在667条数据中，其中国有控股的数据有84条，占12.6%，表明我国医药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的占少数。 3.2共线性检验 表2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从相关系数表中，可以发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此外，在进行回归之前，本文分别进行了共线性检验，所有模型中的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值均在1―5范围内，表明没有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3单变量分析 根据是否含有国有持股比例将数据分为两类，其中含有国有持股的有84条，不含有国有持股的有583条，并对样本进行T检验以考察国有股权性质对研发经费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非国有持股的样本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均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高于国有持股的样本组。 3.4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模型1分析了控制变量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影响，可见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能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以资产负债率衡量的经验绩效与技术创新能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地区差异与技术创新能力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2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3中进一步将国有持股比例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股权集中度的系数没有太大变化，国有持股比例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国有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弱，与假设2一致。模型4将所有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股权集中度和国有持股比例的系数没有太大变化，独立董事比例的系数为正，在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假设3得到验证。 4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沪深两市的147家医药上市公司连续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发发现股权集中度和国有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企业规模和经营状况对技术创新能力也有现状影响，企业规模越大，经验状况越差，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弱。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的建议： （1）优化股权结构。医药上市公司要改变股权高度集中的现状，股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可以通过引入机构投资分散股权集中度，同时降低国家持股比例，充分利用市场资源，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完善董事会结构。进一步提升独立董事的数量，独立董事能够为医药上市公司的创新战略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有利于企业的决策，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 （3）拓宽融资渠道。当前大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更容易筹集资金，但是对于发展中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离不开资金支持，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多渠道的融资环境，改善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加大对医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政府补助。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综述 摘要：近些年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热点。本文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经营者、负债结构四个方面对目前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归纳，勾画出当前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公司治理；创新；技术创新 0 引言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得以保持的根本途径。企业不进行创新就只能停滞不前，坐以待毙。因此企业如何把握创新机遇，适时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技术创新战略决策的制定、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的实施等各个环节都在公司治理的统筹下，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Tylecote和Conesa（1999），我国学者华锦阳（2002），王昌林（2004）等都指出了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董事会 从董事会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董事会结构，二是董事会规模，三是董事会与总经理职位的兼任情况。 1.1 董事会结构 董事有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制度是主要在英美等国家实行的单一董事会制度，由公司外部人员担任公司董事，并在董事会中占据主要比例和主导地位。Robert E. Hoskisson，Michael A. Hitt，Richard A. Johnson，Wayne Grossman（2001）认为外部董事有利于外部创新；徐金发和刘翌（2002），冯根福，温军（2008）研究发现外部董事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外部董事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董事成员与经理人员的身份重叠和角色冲突，保证董事会独立于管理层进行公司决策和价值判断，更好地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的实施。 1.2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对于技术创新并不是单方面促进或阻碍作用。Van（1993）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易使所有者控制董事会，选择能力更强的经营者，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决策和实施。Yermack（1996）；Zahra等（2000）；陈隆，张宗益，杨雪松（2005）；冯根福，温军（2008）；张扬（2009）都证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董事会规模呈现出“U”字型的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这些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扩大，有助于董事会内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互补，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当其扩大到某一规模时，技术创新效率达到最高，此后继续扩大，势必导致董事会成员冗余，决策效率低，对技术创新起相反作用。 1.3 两职兼任 英美两国企业大多数都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模式。陈隆，张宗益，杨雪松（2005）；张扬（2009）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促进作用。徐金发，刘翌（2002）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正面的影响。研究表明我们并不能确定那种方式最优，不同的企业情况也不同。两职分离的话，董事会在决策制定上起主导作用，经理层负责执行，由于存在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董事会与经理层不能很好的沟通，经理层可能会在公司治理和经营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导致董事会并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而有的国家的企业并没有严格区分，董事会主席由总经理担任，这种两职合一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贯彻执行，但如果只关注短期见效快，风险低的项目，可能会削弱公司的长期价值。 2 股权结构 Liddie（1997）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高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效率。王怀宇（2006）研究发现在国有股比例小于30％和大于60％时，国有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无显著的相关性，而在30％-60％区间国有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Hosono，Tomiyama和Miyagawa （2004）通过对日本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得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R D强度有正的影响。Baysinger, Kosnik Turk（1991）；Hansen Hill（1991）；Kochhar David（1996）；Philippe Aghion, John Van Reenen and Luigi Zingales（200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对于创新的投资。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股权性质，股东个人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必然为企业长远发展考虑，而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因此引入机构投资者，会督促董事会选择长期的，高风险和高投入的技术创新项目，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3 经营者 Hoffman和Hegarty（1993）指出企业治理结构通过影响经营者对创新的态度，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Zollo等（2009）；Mario Minoja, Maurizio Zollo and Vittorio Coda（2010）证明经营者与股东对于创新认识的一致程度影响技术创新。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对经营者实行股权、股票期权以及其他与当期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能提高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Zahra等（2000）关于中等规模企业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经理的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显著正相关。夏冬（2003）认为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关心以及经营者的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公司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从狭义上来说，是为了解决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委托问题，经营者是技术创新顺利实施的重要角色，经营者对于技术创新的认知以及经营者所具备的能力对于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有重要作用，因此，经营者的能力，经验以及对于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是与企业技术创新成正相关关系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就会导致经营者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从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4 负债结构 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除上述的几个方面外，有的学者还提到了企业的负债结构。技术创新本身特征决定了企业如果选择技术创新项目，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负债水平高的企业其资金运用收到很大的约束，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刘斌，岑露（2004）从契约动因的角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对R D费用有显著的负影响。王怀宇（2006）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技术创新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资产负债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约束较弱。但是短期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的影响，而长期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的影响。于骥，宋海霞（2009）也是这样认为的。分析来看，经营者由于短期负债的压力，若无法偿还，经营者则面临职业风险，因此，短期负债相对会抑制经营者进行创新。而长期负债需要企业具备长期的盈利能力，从而促进经营者选择对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技术创新项目。 5 结束语 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给企业重新认识和组织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探索，很多企业已经着手考虑如何通过公司治理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是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学者主要分析了公司治理内部治理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而外部治理机制很少涉及。不同的企业内部治理的方式和效果是不同的，相同的治理方式对于不同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对于外部治理机制来说，同一产业或行业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接管市场等环境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研究外部治理机制不仅对于单个企业，对于整个行业，产业的技术创新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还需积极地进行实证探索和分析。最重要的引起企业对于公司治理机制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视，寻找适合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行政论文:司法行政职能作用论文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平安 社会和谐平安是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系统和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三项基本职能，在维护社会和谐体系中既是保障力量，又是建设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南昌市正处在全面加速打造“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的重要时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为南昌加速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平安的社会环境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重大使命任务。 坚持发挥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和谐平安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司法行政机关担负人民调解、劳教戒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法律保障职能，在构筑社会和谐体系中兼具源头防范、社会防卫等多重功能，是维护社会和谐平安的重要基础。 注重源头治理，发挥好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人民调解被西方法学界誉为“东方一枝花”，在化解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减压阀”。南昌市人民调解工作突出“四个着力”。一是着力加强组织建设，在夯实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调委会的同时，不断拓展新型领域和跨区域调解组织建设，积极推进调解组织覆盖面，如建立了南昌市医疗、物业、环保等多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健全调解组织的同时，注重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规范工作流程和文书制作，提高纠纷调解成功率和调解协议履行率。二是着力推进“大调解” 工作机制建设，积极开展诉调、检调、警调对接工作，将人民调解纳入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大平台，进一步健全完善“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如成功推进了南昌市医患调处中心和高新区道路交通速裁机制建设。三是着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 按照专业化的要求配强调解队伍，狠抓调解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其政治素质、法律知识和调解技能。四是着力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和经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最大限度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市每年成功调处各类矛盾达2万余件，有效避免了各类矛盾纠纷激化升级，保障了社会和谐平安。 注重履行“第一责任”与坚持“首要标准”的有机统一，发挥好劳教戒毒在维护社会和谐平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一是确保监所的安全。劳教戒毒场所的安全直接关系公共安全和社会和谐。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坚持把劳教戒毒场所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严格落实安全各项制度规定，健全完善了以“四项机制”和“四防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了无脱逃、无重大所内发案、无重大疫情、无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四无”工作目标。二是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把更多的劳教戒毒人员教育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是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基础，对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具有治本作用。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以开展 “五好监所”竞赛、“教育质量年”和绩效管理活动等为载体，坚持把教育挽救劳教戒毒人员作为中心任务，探索建立教育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加强对戒毒人员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提高了教育改造质量和强制戒毒工作效果。三是狠抓场所日常管理。科学严谨的场所日常管理关系监所安全和教育改造质量。南昌市司法行政机关切实加大监所日常管理、所情分析研判、矛盾排查化解、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建立应急指挥中心，实施应急演练，完善场所安防设施，始终牢牢把握场所安全工作的主动权，切实有效提升监所“四位一体”安防水平。 注重以人为本，发挥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平安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刑释解教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目前，南昌市在册社区服刑人员已达2688 人，处于安置帮教期的刑释解教人员近 8000余人，扎实做好这类特殊人群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关系社会和谐平安。南昌市从建设全市一体化的特殊人群综合信息管理运用平台入手，于去年11月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级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中心，全市录入社区矫正人员信息2510人，录入比率达到95%以上，纳入gps定位监管的社区矫正人员1262人，占全部应纳入监管人数的90%以上，基本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网络化、执法规范化、定位动态化，形成了有效监管、科学监管的良好局面，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南昌市安置帮教工作严格落实必接必送等“无缝对接”措施，突出做好技能培训、过渡性安置和就业指导等管理服务工作，全市共建设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26个，今年全市新出监所刑释解教人员539人，接送率100%，安置就业60人，其中“三无”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率达100%；在册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为1.56%，继续保持稳步下降趋势，新接人员无一人重新犯罪。 坚持健全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以服务发展和保障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和谐平安。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根本；民生改善，是社会和谐平安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抓住发展和民生，就是抓住了社会和谐平安的关键。司法行政工作特别是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在服务发展，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平安方面具有重要保障性作用。 拓展服务领域，努力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南昌市以律师、公证为代表的法律服务业积极开展“企业大走访”、“法企大联姻”、“法律体检”等活动，主动服务全市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体制改革、千百亿产业及地铁等重大项目落地开工、重要工程征地拆迁、重点企业上市融资，切实履行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法律顾问职责，积极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战略制订、贸易争端解决、法律风险预警防范等提供多样化法律服务，有效发挥法律服务工作在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增强市场诚信、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如南昌市西湖区公证处围绕经济发展、旧城改造、房屋征收等工作，积极参与了吉莲高速公路招标现场监督、金融机构抽奖现场监督、楼盘选房现场监督、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银行保函公证，为地铁轨道1号线、洛阳路隧道工程动迁户提供各项公证，为轨道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抽签进行现场监督，为桃花镇观洲村、老洲村、大塉村农民公寓分户抽签及朝阳农场拆迁安置房分房抽签提供现场监督等法律服务。 规范行业管理，努力做好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既能反映社会诉求，又能规范社会行为，为此，南昌市强化规范行业管理，积极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牢固树立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观念，切实加强行业自律，主动服务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建设领域，为广大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协调利益关系、保障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提供规范化、法制化、机制化的渠道和途径。南昌市在不断完善律师诚信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公证规范化管理的同时，于今年6月成立了“全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推动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并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司法鉴定工作的意见》、《关于规范交通事故伤残司法鉴定委托工作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20__年，在全省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评比中，南昌市共有4家公证处进入全省公证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前十名；南昌市还进一步完善规范律师参与调解、信访工作机制和保障政策，每年律师参与接待来访案件都达300于起。全市律师业每年办理各类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法律事务近万件，公证业每年办理各类公证业务近4万件。 ，！ br / 促进社会公平，努力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法律援助使困难群众和特定当事人平等获得法律保护，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从20__年起，南昌市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民生工程，在构建市、县、乡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实现“一乡一站”（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村一员”（法律援助联络员）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了工、青、妇、老、残社团组织和监所、农民工聚焦地等法律援助站点建设，逐步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网络，为有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针对群众生产生活出现的新情况，南昌市法律援助机构进一步降低了法律援助门槛，将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现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至2倍，实现了“能援尽援、应援尽援”。近年来，南昌市每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3000件，办理其他事项的法律援助2万余起，受援群众满意率达到100%，市法律援助中心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群众满意窗口”和“南昌市十佳群众满意窗口单位”。 坚持法制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为维护社会和谐平安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南昌市认真贯彻落实“六五”普法依法治市规划和市委《法治南昌建设纲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努力为南昌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着力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及青少年等五类重点人群的学法用法。继续打造和完善了“春节上班第一天全市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千名领导干部讲千堂法制课”、“红铃铛法制快车进校园”等特色普法品牌；建立完善了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前学法、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考法、副科以上领导干部考法等制度，每年都组织全市近1.5万名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法律知识考试; 健全完善了“法制副校长”、“三官二员”（警官、检察官、法官、司法助理员、综治工作 信访员）进社区（乡村）等制度，全市100%的中小学都配备法制副校长，95%以上的社区（乡村）实现了“三官二员”进驻的常态化。 着力创新普法手段及载体，不断推进“法律六进”活动。创办发行了以“传递高层法治声音、交流法治工作经验、展示法治建设亮点、记录法治南昌进程”为办刊宗旨的《法治南昌》杂志；组织了“百万网民学法律”知识竞赛活动，近二年有20多万干部职工及学生参加了网上答题；开通了“南昌市普法手机报”，通过手机彩信对市民进行法制宣传，至今累计发送160余万条手机彩信；8个县区建成了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此外，南昌市完成了市县级100米、乡镇（街道）50米，社区（村） 30米的全市法制宣传长廊工程建设，还编印了《南昌市家庭法律顾问手册》共计15万册免费发放到全市每户家庭；各县区创新开展了“巴士在线”、“农民工法制夜校”、“法治文艺下乡”等形式多样的“法律六进”活动。 着力提升群众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依法解决矛盾和问题。在每年广泛宣传普及《宪法》等重点法律法规的同时，市普法办还联合综治、公安、妇联、环保、消协等职能部门广泛利用“综治宣传月”、 “3·15”消费者权益日、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6·26”禁毒日、“12·4”法制宣传日等时机开展各类主题法制宣传活动，通过采取法律咨询、案例展示、法制文艺演出、现场受理法律援助等多样的广场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好习惯。 着力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实践。法律秩序是最稳定的秩序，一个地方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关系一方社会的和谐平安。南昌市把开展法治南昌创建活动作为依法治市工作的创新载体，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的市委法治南昌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立完善了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各司其职，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上下联动、有序推进的法治南昌建设工作机制；把法治南昌创建工作纳入了全市年度综合目标绩效考评，每年依据各自法治建设职责对全市13个县区和87个市直部门（单位）进行考核，并将重大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败诉、发生国家赔偿案等刚性指标列入考评细则；建立完善了《南昌市“法治县（区）”创建考核实施办法及评分标准》、《南昌市“法治乡镇（街道）”创建考核实施办法及评分标准》、《南昌市“法治建设先进单位”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法治南昌创建考评体系，积极推进法治县（区）、法治乡镇（街道）、法治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工作，夯实法治南昌建设基层基础。目前，全市已命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037个，其中国家级6个，省级45个，市级376个，县区级610个，创建率达到61%。今年初，南昌市作为全省唯一设区市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 坚持突出重点、创新举措，努力为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司法行政工作“点多、线长、面广”，较之先进地区南昌市司法行政工作仍存在着普法实效不强、基层基础薄弱、创新推进不够、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面对新形式、新任务、新要求，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坚持瞄准问题、突出重点、创新举措、狠抓落实，努力为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加强普法依法治市工作，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一是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以深入推进法治南昌建设作为全市普法依法治市工作新载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法治南昌建设的意见》（洪发［2013］15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六五”普法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积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载体和方式方法，努力在基层法制宣传 “六有”、“四占领”上下功夫、见成效，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力和实效性。二是要继续突出抓好以领导干部、公务员及青少年为主的五类重点人群的学法用法，探索建立非选任制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和领导干部诉法制度；继续加强法制宣传长廊、电子显示屏、法治主题公园(广场)等阵地建设，推进“一区一品”的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提高干部群众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要深入开展地方、行业、基层等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积极推进法治县（区）、法治乡镇（街道）、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治单位等系列法治创建活动，进一步夯实社会管理法治化基础，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治、崇尚法治、厉行法治的良好氛围。 加强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和谐。一是切实保证劳教戒毒场所的安全。要积极应对劳教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坚决贯彻中央决策和上级部署，保持劳教系统干警队伍的稳定；要坚持监管工作“首要标准”，落实场所安全防控各项措施，认真总结监所多年“四无”目标取得的好做法、好经验，完善监所安全稳定工作制度及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监所安全稳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以监所的持续安全稳定直接服务于全市社会和谐平安。二是切实推进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创新。要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事前调查评估、定置监管、应急处置等机制，健全全市一体化的特殊人群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提高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监管中心建设和运行水平；探索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落实必接必送等“无缝对接”措施，综合运用监管、教育、心理矫正、帮扶等手段，不断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和安置帮教效能，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三是切实加强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进社区、进企业、进行业；借鉴全市医患纠纷、 交通事故调解经验，积极推进在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疑难复杂领域健全完善专业调解组织，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扎实构建“三调联动”工作格局。四是切实发挥法律工作者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专业优势。要引导广大律师及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依法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公民依法办事提供法律咨询，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健全完善律师参与调解、信访、法律援助及重大敏感案件、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工作机制和保障政策，协助政府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促进矛盾纠纷妥善解决。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促进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一是加快市级司法业务用房和市劳教戒毒场所改扩建工程建设，加强对各县、区司法业务用房工作督导，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多渠道筹措资金，改善市、县司法行政技术和业务装备条件，提升保障能力。二是加快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五好”司法所创建活动，要以落实司法所人员编制、机构级别、经费保障等为重点，通过争取中央政法专编、地方行政事业编或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等多种方式，解决司法所人员短缺困难，把解决司法所长副科级待遇作为“一把手”工程，配齐配强司法所力量。要坚持“建管并重”，全面履行司法所各项职能，真正把司法所建成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线指挥部”和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加快推进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要加强国家司法考试的组织管理，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大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行业案卷规范化建设，视办案质量和公信力为生命线，探索建立行业评价制约机制；要健全完善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引导法律服务行业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要强化社会监督，不断提升法律服务工作群众满意度。 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司法行政干警素质和能力提升。一是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健全完善干部任职竞岗选拔制度、干警绩效量化考核体系及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形成良性健康的用人机制和导向；要认真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司法行政文化建设，不断增强广大干警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二是切实加强能力素质建设。要坚持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把政治素养、法律知识、业务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司法行政干部队伍。三是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班子成员要带头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扎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干部作风持续转变；要扎实推进有司法行政特色的惩防体系建设，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工作，按照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要求，以公开促公正，以法治树权威，不断增强司法行政机关执法公信力。 行政论文:浅谈如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部分。有资料表明，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的占了八成以上。毫无疑问，要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就必须花大力气抓好行政执法工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理的深入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群众抱怨过多，颇有微词的依然是行政执法问题。事实上，权大于法、情重于法、贪赃枉法的现象在行政执法中的确时有发生，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权力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我认为，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抓好法制教育，构筑一道自我约束的思想防线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史的国家，封建专制意识浓厚，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盛行。这些东西正是法治的大敌。可以说，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以权压法、以情轻法、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作祟。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依法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为他们构筑一道法律至上的思想防线。当前，我们应该将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普法教育作为一个重点。通过开展深入的法制教育，促使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清除官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等封建专制意识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大于权力、权力服从法律的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严格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才有可能做到自我约束，摒弃私心杂念，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袭，确保秉公执法，文明处事。也只有这样，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二、防微杜渐，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要做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关键要从行政执法部门内部抓起，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首先，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经费由财政部门核拨，行政部门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全额上缴财政，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制度。彻查部门设置的小金库、小钱柜，以期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其次，要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将行政法律法规分门别类，按其内容确定实施的行政机关，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各有关职能部门及岗位，明确执法职责，促使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同时，要把实施“两制”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对执法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对执法过错者予以坚决追究，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调离、清除出执法队伍。第三，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一要把好进人关。通过公开招考，选拔、录用执法人员，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二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监督，坚决纠正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三要实行定期交流和轮换岗位制度。执法机关的负责人要定期交流，重要岗位执法人员要定期轮换。第四，要加强监察、审计监督。监察、审计部门同属政府行政机构序列。在建立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机制中，要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部门的作用。要通过监察、审计部门的有效监督，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和行政执法中的不正之风。 三、推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重点是执法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行政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原则。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只有无条件地全面地推行行政公开，将所有行政执法行为置于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首先，要加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是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因此，行政执法部门要各司其职，采取多种形式将负责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人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其次，要全面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的主要客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部门要本着对人民负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态度，将执法的依据、程序公之于众，并告知当事人不服执法决定的申诉方式，以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了解执法依据和程序时，行政机关要耐心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实行行政执法公示，一方面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监督，这是遏制行政执法“三乱”（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现象的一种有效措施。 四、务求实效，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我们要做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切实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强化执法监督力度，促进依法行政。首先，要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政府行政执法行为，除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外，许多时候是以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为尚方宝剑的。而行政执法中出现的一些乱收费、乱处罚问题，往往根源就出在规范性文件上。因此，我们要抓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审查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要建立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及时向人大报送规范性文件的制度。要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及时组织力量审查政府报送的规范性文件。一旦发现有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要迅速向政府提出监督意见直至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以便从源头上堵塞违法行为。其次，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监督行政执法。一要抓好执法检查。有 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的正确实施。二要抓好个案监督。对在执法检查以及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发现的违法或严重处置不公的行政执法案件，要及时进行个案监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三建立和实施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是推进依法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对错案、执法过错的监督，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确保依法行政。 五、敢于曝光，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 舆论监督，是一种受之于众的社会性的监督形式。由于这种监督的公开性，往往会产生一种其他监督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效应。现实情况表明，某些违纪违法的行政执法事件，采取诸如纪律处分、通报批评等内部处理形式，往往会触动不大，甚至对某些有关部门及责任人来说，还会无动于衷，过后依然我行我素；而事件一旦被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公开披露后，就会产生一连串的震动效应：当事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组织的处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所在单位会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整改工作，以尽快消除负面影响；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会以此为鉴，开展教育活动，抓好防范工作，等等。因此，要搞好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就要敢于曝光，发挥舆论监督的特殊作用。首先，新闻记者要勇于负起责任。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要不负众望，敢于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揭露行政执法中种种腐败现象，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其次，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做舆论监督的后盾。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单位行使监督权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因此，各级党委、人大、政府要从惩治腐败，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着眼，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不怕露丑，做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中所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所进行的揭露和鞭挞，以警效尤，推动依法行政、公正执法。 综上所述，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应该是一个由多方面组合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能够把这个在党委的领导下的以内部监督为基础、以人大监督为主体、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为辅助的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体系建立起来，多管齐下，形成合力，那么，行政执法活动就一定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行政论文:探讨强化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 推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长效机制的要求，是实现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和专项性治理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向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迫切需要。本文结合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实际，就如何推进“四化”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着力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推进“四化”建设，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建设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和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决策部署，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放在全局性、根本性和基础性位置抓紧抓好。要大力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充分认识推进“四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推进“四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和业务学习研究，加强市场经济、经济管理、法律法规、信息科技等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学习，着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四化”建设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增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和创造性；在着力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和业务能力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干部队伍的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监管执法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四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核心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部门，职能定位决定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都必须依法行政。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工商机关推进法治化建设的依据，同时，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确定了工商机关履行有关职责的方式、步骤、途径、时限等程序性要求。此外，法律、法规及规章是最高层次的制度，因此，依法行政成为连结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的纽带，是推进“四化”建设的核心。目前，基层工商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形势不容乐观，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整体偏低，不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履行职责越位、错位和失位等问题时有发生，推进依法治市任务艰巨，需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和筑牢依法治国理念，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法律业务素质，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和廉洁执法，全面提高和规范行政许可、行政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执法监督等执法行为，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以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动力，树立和筑牢积极行政、合法行政、合理行政、有效行政理念，筑牢监管执法就是服务的意识，全面深入总结分析目前的监管执法现状，找出找准监管执法薄弱环节和领域，全面加大监管力度，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全面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四化”建设整体推进。 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关键 制度建设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要按照以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要求，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有效弥补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不足或者通过制度建设使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具体化。通过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有效推进管理的程序化和规范化建设，有效保障和促进法治化进程。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要求，着力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建设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教育、重要问题集体研究决定、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重要决策公开、重要决策监督等制度，努力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要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为核心，加强内部管理事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干部队伍学习教育、干部队伍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干部培养和交流、经费预算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安全保卫、环境卫生、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车辆管理等制度；要以推进监管执法职能到位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为核心，建立健全企业个体登记监管、消费维权、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市场监督检查、商标监管、广告监管及经济违法案件查处等制度。 四、推进信息化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工商系统信息化 建设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成果转化运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推进和规范了企业个体注册登记监管、消费维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及系统内部事务管理。实践证明，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办公自动化、节约监管执法成本、整合监管执法资源、提高监管执法科技含量、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增强执法效能的重要途径，推进“四化”建设需要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建设保障和促进“四化”建设。要加大资金投入，大力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网络平台；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教育培训，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大力培养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要大力加强业务软件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在着力加强技术与业务有力结合和统一上下功夫，加快信息化成果转化运用力度，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增强信息技术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拓展信息技术运用领域，强化信息技术在提升职能效能方面的作用发挥。 五、加强保障机制建设——推进基层工商行政管理“四化”建设的必备条件 推进“四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来支撑和保障，否则，会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工商系统实行省以下垂管近十年，相应的物质基础建设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目前的经费供给只能确保日常办公正常运转，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相差甚远，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只有加大基层硬件建设投入，才能更好地解决好信息网络建设、监管执法装备建设、基本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面临的很多问题，为推进“四化”建设创造必备条件。内和还需要外顺，要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保障机制，加强对外汇报、请示、沟通、协调和配合，着力营造良好的监管执法外部环境，力求得到地方党委的理解、重视和支持，得到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协调配合。此外，在保障机制方面，建议抓紧健全完善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进一步解决好有法可依的问题，同时，需要国家进一步解决好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问题，进一步为查处制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提供保障。 行政论文: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运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结合行政管理的具体特点,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有效激励体系,是提高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的科学选择。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行政管理;激励;绩效 一、中国行政管理中的激励问题 1.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但监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对公务员激励的被动性,激励成效有限。因此,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内在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从源头上减少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并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2.考核激励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考核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将考核结果与公务员的奖惩、职务升降、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等挂起钩来,促使公务员积极工作,尽职尽责。而公务员考核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稍不注意就易产生考核误差,影响对公务员德才表现的准确评定,影响考核对激励功能的发挥。我国目前对公务员只进行定性考核,如某乡镇机关2007年年终考核,有48名公务员参加考核,除了4名公务员为优秀外,其余44名公务员均为合格,“不合格”一档形同虚设。这种考核无疑有失全面和客观公正,甚至没有体现出考核的意义。 3.干部选拔机制中缺少激励 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原则体现不够,科学的具体的操作规范也不够健全,干部选拔过程中缺少激励,缺乏活力,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激励功能减弱。由于工资基本固定,收入与努力无关,与组织目标完成情况无关,其结果是玩忽职守、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等“搭便车”现象反复出现。这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个人的过失和责任,而是在组织制度中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二、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 H. Maslow)于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需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 。 行为学家们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将需要的层次、激励的因素以管理的策略对应成表,为管理的实践提供指南[1]:(1)生理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工资和奖金、福利、工作环境,管理策略可表现为完善的工资和奖金制度、贷款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工作时间(休息),创造健康工作环境,住宅和福利设施。(2)安全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管理策略为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危险工种的营养福利制度、合理的用工制度、离退休养老金制度、健康和意外保险制度、失业金制度等。(3)隶属与爱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良好人际关系、组织的认同,其管理策略为和谐工作小组和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互助金制度、工会及其他团体活动、娱乐制度、教育训练制度。(4)尊重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为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被人尊重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之比较,管理策略为人事考核制度、工作职称晋升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委员会参与制度与提合理化建设制度。(5)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的激励因素有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管理策略为决策参与制度、建立攻关小组、提倡创造性工作、发动职工研究发展规划、交给职工挑战性工作和破格晋升制度。 2.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薪酬制度和灵活的福利机制 薪酬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薪酬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物质激励的范围,成为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重要因素。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曾指出:“金钱对那些抚养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要比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在金钱的需要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迫切的人,就重要得多。”[2] 在中国公共部门传统的人事管理中,公职人员的薪酬一直实行等级工资制,一般工资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薪金的公务员制度,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的年俸可以与首相相比。鉴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不可能实行高薪金公务员制,但近年来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体现了决策者们对薪酬因素的重视。目前,中国公务员薪酬提高的趋势使得公共部门在与企业及其他行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增加了优势。但是,要使金钱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激励因素,必须保证“在各种职位上的人们,即使级别相当,但给予他们的薪酬也必须能反映出他们个人的工作业绩”。也就是说,薪酬应当与绩效挂钩,才能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以往刻板的工资报酬制度正逐渐被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所取代。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的制度是基于这样的论点,即“公务人员的工资收入应该符合经济市场的工资水平,并且不论公务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差异,他们工资报酬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其工作成绩的好坏,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一论点意味着传统的、强调统一的公务员制度应该被取代。尽管公务员无疑也会 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但在以前,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强烈的服务意识,并将为公众服务作为他们努力的目标。然而,金钱奖赏正逐渐取代这些无形的、但却是真实的价值观和激励因素而成为招聘人员和提高其积极性的主要手段。”[3] 3.权力激励——公务员自我实现的需要 国家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和尽可能合理地配置,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在公共部门这个庞大的机器不停地运转,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公共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权力始终都在对支配和使用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起着不容忽视的激励作用。 公职人员处于何种行政职位,就拥有相应的行政权限,职位越高,所享有的权力就越大。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满足对物和人的支配欲望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级——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自己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权力激励体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权力对于各级公务员的激励作用集中体现在,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必须在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勤奋工作,取得显着的成绩,得以受到提拔,从而能够行使更高职位上更大范围的权限。 在建立权力激励体制过程中,必须在广大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避免出现“为了掌权而掌权”的不良倾向。要明确公共权力是人们赋予的,是用来更好地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合理的运用权力激励,不仅能够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高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权力腐化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 1.拓宽激励渠道,注重加薪、休假等激励方式 有时将公务员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奖励,反而使公务员无法很好发挥才能。在晋升中,并不一定是业绩最好的人得到晋升就是公平。业绩优秀者应该得到奖励与表彰,但是否晋升到高一级的职位则更主要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能力与个性特点。这一点应在晋升标准与要求中明确说明,并在晋升人选决定之后加以解释。对未能晋升的优秀公务员应有足够的表彰与补偿,以体现他们应有的地位与价值。激励渠道多样化有利于公务员合理地自我定位,从而可以不必将职务晋升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在工作设计方面,尽量丰富工作内容 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内容,采取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等工作设计方法,尽量丰富工作内容。对公务员工作内容的改善及对其工作行为的认同和奖励,可以使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促使工作不断创新。如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由于每个公务员个性特征、兴趣爱好、职业生涯规划不同,对岗位的要求也不尽一致,因而须建立岗位流动机制,使公务员能感到工作的乐趣。 3.打造和谐有序的行政组织文化 良好的行政文化凝聚了公务员行政智慧和行政实践经验。行政文化诸要素对于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手段的确定、激励机制的实施和激励结果的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4]。健全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以良好的行政文化为基础,促进行政文化的建设,要鼓励公务员树立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意识,成为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体,促进公务员对政府工作的主动参与,有效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如果能做到公务员都相信:职位只是分工,薪酬体现贡献,那公务员就不会去追求层级的发展,而转向关注工作的内容,这样才会提高效率。随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提高,群众之间、干群之间沟通会更容易,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会为和谐公务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行政论文:论中国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的行政管理 中国环境行政管理在农村非常薄弱,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的环境行政管理更是几近缺失,导致民族地区农村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况。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行政管理失灵的表现:一是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二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三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执法理念落后,手段单一,效率低下;四是民族自治政府权力介入时的各种扭曲现象,影响了行政执法效果;五是中央政府设立的环境管理制度在民族地区农村很难得到完全的落实;六是对民族地区农民环境权益配置不公,导致引导性环境政策在农村失去市场。 一、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环境管理体制是环境保护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环境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完善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国家环境战略方针、政策、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 中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是按照辅助性原则为依据的统分结合的多部门、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国务院设立了环境保护部,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立了环境专门机构,工业集中的乡 (镇) 也大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或者由有关部门监管,甚至较大的工矿企业也设有环保科 (室) 与环保专职人员。 但是,绝大多数乡(镇) 没有设立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为数不多的乡 (镇) 环保监督部门,也由于没有足够的人员和经费支付众多行政管理成本,环保职能基本没有履行。农村地域广阔,环境问题具有小、多、杂等特点,乡 (镇) 环保部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缺乏,难以胜任广阔农村面临环境污染防治的重任。如有条件,在村一级建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在村民小组设立环保联络员能起到更好的效果,而中国农村离这一目标还相距甚远。 中国的环境管理一直按照行政区划进行,对于跨行政区和流域的生态保护和污染控制缺乏管理机制和控制措施。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各区域和流域发展相互脱节,使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协调都相当困难。由于资源的多头管理,在相同地区同时存在多种规划,如土地规划、农业规划、林业规划、水利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等,但没有统一的综合生态环境规划。区域和流域管理体制的缺陷,使得农村环境管理矛盾重重。 二、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脱贫致富的压力还很大,所以,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政府总是对发展格外偏好,因为庞大的政府队伍与公共部门需要解决开支与生存问题,要通过发展生产解决当地的下岗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压力,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准的政绩考评制度更促使各级政府急迫追求经济效益。如此一来,民族自治机关在决策的时候,自然更多考虑发展利益,而较少关注环境保护,尤其在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最后往往是发展优先。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当地方私益与全社会公益相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损害环境公益,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在各级政府的身上,只要他们不考虑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整体利益,他们那里的环境私益就永远不等于环境公益。在此前提下,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可能就会无视自己地域内的污染现象,纵容或支持他们耗用当地资源,向更大的公共场所或其他地区排污,而不顾由此造成的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与资源损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已经代表农村成为博弈的一方而存在了。比如,在云南省红豆杉森林遭受灭顶之灾时,一个本该有保护红豆衫责任的政府部门为了地方经济利益居然承担起了收购树皮的业务。 市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因素。然而,以科层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府也难以掌握充分的信息,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使政府很难做出正确决策,更危险的是,政府干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信息扭曲,每一级政府都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他们会对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处理、筛选,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或者是扩大成绩而隐瞒问题,使信息失真,并导致决策失误。 即使政府象一个超人拥有充分的信息,通过政治过程来在不同的方案中作选择仍然会很困难。政府的决策会影响到许多人,但真正参与决策的只是少数人,不管选举人怎样产生,他们在决策时都会不自觉地倾向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的偏好与利益,即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很难真正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即使选举人有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愿望,但由于政府不存在可以准确及时反映公众对公共物品偏好的有效机制,使得民选政府的决策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偏远的民族自治地区的农村,能代表农民心声的决策者少之又少,农民的环境权益自然在决策的时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行政论文:谈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及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行政案件的相继出现,使得受案范围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了它的缺陷与不足,并对行政诉讼的有效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在实践也制约着行政诉讼的施行,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作用,应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并找出相应的问题所在,提出解决措施,进而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键词:受案范围 行政行为 主要局限 完善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含义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解决行政争议的范围,也就是说法院对于哪些案件予以受理,哪些案件不予以受理。”【1】它既关系着行政相对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范围,也关系着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从总体上指明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也即法院受理的是行政机关做出的涉及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具体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诉讼法》第11条又明确规定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审理范围,包括:“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侵犯法定经营自主权的行为、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行为、涉及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不作为的行为、发放抚恤金的行为和违法要求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等。” 二、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已经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并且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 行政诉讼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涉及相对人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而把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影响是针对个别的、具体的行政相对人而言的,而抽象的行政行为则是针对大众的、广泛的社会群体而言的;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则是大范围的、多层次的。如果法院不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审查与监督,那么就很有可能因为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而造成大范围的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可以说,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危害性更大。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管辖受理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了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外,法院不受理侵犯其他的权利的行政行为。”【2】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中的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在诉讼中,如果只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予以规定,而忽视对其他权利的规定保护,则会造成公民的其他权利得不到保护。也即当公民的其他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时,却不能寻求司法救济,得不到司法救济的保护,不利于更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在审查行为上法院只审查外部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法在行为审查的规定上,同样的对行政行为的范围作了规定,即只审查外部的行政行为,而不对内部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内部行政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具有人事性质的,也即行政机关对内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业务、表现等情况下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还有一种是涉及工作性质上的行为,比如说上级公务员领导对下级公务员的批示、命令或是对下级的报告的审查、批准等。”【3】两类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上也有差别。第一类具有人事性质的行为,虽然不直接涉及相对人的利害关系,但是却牵涉到了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第二类具有内部工作性质的行为,几乎完全不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我国司法领域完全排除了对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不利于保护由于其内部的决定而侵犯到的公民的利益,因为在实践中,在很多情况之下,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和其所做的外部行政行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如果简单的把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将可能会导致一些涉及内部行政行为的外部行政行为或是涉及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被排除,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程序。比如说,2002年重庆邮电学校的两名同学因为偷吃禁果而导致怀孕,随后学校给予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同年底,由于两名同学不服学校勒令退学的处分,便向该市南岸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学校的决定,但是这两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随后,两人便向该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但是该市一中院经过审理之后,以重庆邮电学院对两名同学的处分属于法律、法规、规章所授权的内部行政行为,而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为由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这个案件从实践说明了法院对有些内部行政行为不进行审查,就会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实践中应该适当增加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 没有对公益诉讼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对可以提起诉讼格的原告做了严格的限制,只有认为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涉及到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当违法的行政行为侵害的利益主体是不特定的时候,则被侵害的不特定的相对人便没 有权利,也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救济自己的权益;或是当具体的行政行为侵害的相对人是特定的、具体的时候,但由于相对人诉权意识的薄弱或是不具有与行政机关相抗衡的能力时,这时的相对人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国家或社会处于保护公众的权益或是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应该代替其提起诉讼,来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一些思考 逐步将抽象行政行为规定在受案范围之内 由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相对人,所以它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实际影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的规定上,基本上排除了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受理的可能性,这样既不利于更大范围内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法院对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监督,因此,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逐步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理论与现实的需要。 扩大受案范围对权利的保护范围 “虽然法律赋予了我国公民的广泛的合法权利,但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却只规定审查、受理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忽视了对其他权利的救济,而行政诉讼又是行政法律体系中最主要的救济方式。”【4】如果在救济方面,行政诉讼只局限于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对其他的合法权利不予保护,就不能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作用,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有效的监督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 把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国外的许多国家在审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时,并没有区分内部与外部行政行为,而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内容上却做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法院只审查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而把行政机关涉及内部工作人员的内部行政行为加以排除。在对待内部行政行为时应该分情况来确定,对涉及工作性质的行为,如果完全没有涉及到侵犯相对人的权利时,可以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而对涉及到内部工作人员的利益问题上时,应承认侵害内部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事实。 适当增加公益诉讼 《行政诉讼法》对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对人的严格限制忽略了我国的具体情况,使得当行政行为侵害不特定的当事人时,被侵害的不特定的相对人却没有权利提起诉讼,也无法通过司法的角度获得权利的保护,间接的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自身的能力问题或是经济状况而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以救济自己的受损的合法权益,其他有能力或有条件的人又没有权利提起诉讼,这样就损害了相对人权利救济的实现。因此,应该逐步扩大公益诉讼的可能性,以使得合法权益能得到更好、更大范围的保护。 行政论文:分析工商管理行政指导效果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工商行政机关一般采取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职能到位,因为此类刚性监管方式好似重拳出击,立马见效,立显权威。但实践中也易于出现摩擦,激化矛盾,引发行政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与刚性监管方式相对应的是,近年来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监管方式在工商行政管理实务中运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并发挥出特殊的管理功能。 所谓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其行为依据是多元的(如软法),行政指导这一行为方式、管理机制乃至行政职能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这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行政执法机关普遍面临着体制不畅、环境复杂、职能交叉、手段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来提高执法水平和服务实效,而行政指导则是一个重要的选项。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柔性监管方式,注重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方式灵活多样,能有效弥补立法缺失,降低执法成本,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利益均衡,有利于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协调关系。 具体说,行政指导有着补充和替代、辅导和促进、协调和疏通、预防和抑制等特殊作用。推行行政指导不仅是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也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一些基层工商部门确立新型服务理念,推行行政指导,采用指导、劝告、建议、提醒、说服、疏通等非强制性手段来弥补单一强制手段的不足,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任何事物的出现或某种行为方式的改变都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只重视其积极的一面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消极一面,容易顾此失彼,反之,过分放大负面效应,又可能出现因噎废食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特点,在实施行政指导的具体实践中注重弘扬积极面,抑制消极面,切实发挥行政指导的应有功能和实际成效。弘扬行政指导的正面效应,首先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突出了人的核心价值,彰显人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展行政指导应当把人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言之,就是工作行为和工作目标要体现企业和群众的要求,符合企业和群众的愿望,保障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指导所推崇的柔性管理方式,着实改变行政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等地位,让被管理者与管理者“平起平坐”,有效架起沟通协商的桥梁,营造政企平等、政民互动的友好环境,让企业群众享有更多的话语权、选择权和决定权。比如,无锡工商系统率先推行的行政处罚说理式文书,就较好地改变了过去的“判决”式语调,把法、理、情融入其中,使行政处罚的标准从“合法”的基本要求上升到“合法、合情、合理”兼而有之的新高度,这种创新,不但没有削弱行政管理机关的“权威”,而且使行政处罚相对人感受到了人本尊严,也使过去一些被处罚对象从“口服心不服”逐步变为现在的“口服心亦服”。其次,要把和谐稳定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工作主线。 和谐稳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保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有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责,构建并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对于刚性监管方式而言,行政指导这一柔性监管形式为工商部门维护和谐稳定大局找到了切入点。因此,工商部门在开展行政指导时,要坚持把维护和谐稳定纳入题中,做好做足“柔”字文章。比如,当前各级工商部门都对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提心吊胆”,责任重、压力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当前实践来看,流通领域食品安全问题的确十分复杂,仅靠“严管狠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流通领域食品经营者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指导,通过前期行政教育、行政告诫、行政劝导、行政奖励等柔性管理措施,促使食品经营者逐渐养成诚信经营、守法经营的良好职业道德习惯,从源头上着力营造放心安全、和谐稳定的消费环境。第三要把民主行政作为工商部门行政指导的基本理念。柔性管理与刚性管理的结合,能够充分表达、实现和维护相对人的愿望和权益,这其中柔性管理应当体现更多的民主特征。 行政民主化的优点在于,一是具有广泛参与性。这些参与主体延及公民而不再是局限于行政管理相对人,作为行政主体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民主行政意识上要具有很强的为民服务意识、适度管理与社会自治意识、法制意识等,达到民主行政真正意义上的目的和要求。二是双边互动性。民主行政改变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称态势,行政指导的过程成为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通过双边互动找到共同点、消除分歧点并形成默契,进而取得积极的结果。三是平等协商性。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指导 :请记住我站域名/ 行政指导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但在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情况下,运用不当亦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抑制行政指导可能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把重点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要防止规避法律责任。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其法律关系尚未理顺,角色也不够明确。在工商部门具体工作实践中,哪些需要运用执法或监管手段基本能够明确,但哪些需要运用行政指导手段并无明确规定。如果过度运用行政指导,弱化执法职能,对一些需要加以惩处的经济违法行为不动“真格”,有可能导致法律形同虚设,也有可能使一些违法行为以要求行政指导为名趁机规避法律责任。因此,行政指导也必须要用一定的行政程序来进行规范,明确行政指导的适用类型、工作对象、指导内容、过程监督、结果评价等,使之与行政执法、行政监管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二要防止懈怠行政职责。所谓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其法律特征是义务性、法定性、强制性。也就是说,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不按照一定要求履行法定的行政职责,势必要受到“问责”。而行政指导虽然是行政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但在法律层面上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至少目前还未上升到行政职责的范畴。基于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践中要适度并恰当运用行政指导手段,不仅要防止以行政指导来替代行政监管和行政执法,同时还要防止因行政指导不当而懈怠行政职责。三要防止出现变相干预。由于行政指导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方式方法比较灵活,因而决定其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应用范围也相对比较宽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行政指导尚无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因行政指导运用不当,从客观上给相对人带来不利影响,或个别人员借行政指导之名、行变相干预之实,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比如,在行政指导过程中,倘若缺乏民主协商,依旧“我说你听”、“我教你做”;忽视对等地位,依旧以管理者自居,行政指导就难免会变味为权力行为,继而也就失去了行政指导的作用和意义。四要防止滋生腐败行为。行政指导与行政执法、行政监管一样,需要很强的公正性来保障,否则就没有公信力。因此,要注意防止行政指导动机不尽纯正的现象发生,比如对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经济违法行为滥用行政指导,甚至以适用行政指导还是适用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来暗示或要挟相对人,从中牟取私利,发生腐败行为。对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和措施,在工作程序、审批手续、监督机制上进行严格把关。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培训,正确实施行政指导,避免因方法不当而发生失职渎职行为。 行政论文:当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高校行政管理,是指高校党政部门对学校事务的组织管理活动,是高校在设定了工作的目标之后,通过运用一定的行政方法和行政措施,领导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利用既有资源完成学校的各项工作任务,实现既定工作目标的组织活动。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在于处理好教职工、学生与党政部门的关系;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意义 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集中体现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水平,直接反映高校的对外形象。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学校的三要素为:行政管理、教育与研究。教育与研究是高校的基本社会功能,它们的实现需要由行政管理做基础,需要发挥好行政管理的服务功能。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高校行政管理水平在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这对高校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许多高校在迎接新形势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显得缓慢而被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正确认识和分析高校行政管理的特点、提高效率的意义及面临的新问题,据此得出问题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探求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方法和路径,是服务“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高校“培养人才、研究科学、服务社会”三大社会功能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高校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途径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飞速,高校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更是扩大到国际范围。但高校间竞争的层次反而有所降低,从原先高水平的学术竞争,演变成低级别的生源争夺竞争。例如当前香港高校和内地高校之间对优秀生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内地高校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生源争夺竞争。高校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科研与教学水平、人文素养以及行政管理水平等综合实力的竞争。高校在竞争中的成败实际上取决于自身实现三大社会功能的优劣程度,高校如果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就应通过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效率,来提升自身的科教水平和人文素养,最终以综合实力战胜对手。 (二)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项事业高速发展,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校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进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当前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机制转化、减员增效和精简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成绩不够大,改革的速度比较缓慢。这就要求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以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速度。 (三)是高校社会形象的重要决定因素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不仅限于从事高校日常的行政管理,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服务,而且还要充当高校与社会各界交流的纽带。因此,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各界对高校的看法,直接关乎高校自身的形象。另外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高校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从而影响高校三大社会功能的实现情况,这就间接地影响了高校自身在社会中的形象。因此,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是高校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必由之路。 二、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制度落后制约管理效率提高 当前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比较机械、单一,主要依靠岗位目标责任制和各类规章制度对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这虽然能够保证政令的畅通与落实,但却极大地压制了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管理人员容易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滋生思想惰性,办事循规蹈矩而又缺乏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这就严重地制约了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 (二)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管理框架存在不合理性 由于高校管理模式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长期实行的权力集中的管理模式得以沿袭至今,各级管理机构和人员按照岗位的级别被限制在各自的权责范围内,由上到下层层节制,权力过分向上集中,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框架。这种管理框架虽然便于保障管理工作运行的平稳,却容易滋生“官本位”的思想。在这种管理框架之下,领导具有极大的权威,民主氛围欠缺,管理人员唯上不唯下,为了向领导负责甚至牺牲工作效果。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可能削弱科研和教学在高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容易形成管理人员的权力崇拜。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缺少科学性 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在设置上模仿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导致了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臃肿、权责不清、令出多门、人员冗杂、人浮于事、决策和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的不科学导致部门和人员职责的重叠,同一件事情往往涉及到几个部门或几个管理人员。一旦出现问题,部门和人员之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增加了高校行政管理成本的同时,反而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在当前国家整合教育资源,高校合并频现和高校扩招的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的庞大带来了管理问题的进一步严重。 (四)管理方法和理念跟不上时代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的理论和技术层出不穷,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却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抓住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对新知识、新方法、新理念的认识和掌握不足。仍在凭过去的经验和方式从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甚至固步自封,抵制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念。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有涉及面广、涉及对象复杂多样、工作量大和重复性相似性工作内容多等特点。实践证明传统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已经跟不上时展的要求,难以满足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成为制约高校行政管理效率提高的巨大障碍。 (五)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培养人才、研究科学、服务社会”是高校的三大社会功能,教学和科研工作理应处于高校工作的核心地位。但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以服务好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当前许多高校并未认识到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只重视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和增强师资力量,忽视了对行政管理队伍的建设和投入。导致当前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中普遍 存在管理人员来源复杂,专业管理知识欠缺和业务素质不高等情况。这就严重制约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许多高校也并未重视对行政管理人员业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处于一种受忽视的氛围之下,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受到打击,缺乏职业使命感和归属感,更遑论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三、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措施 (一)完善行政管理工作绩效管理体系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是改善当前落后的管理制度,从制度层面提高管理工作效率的现实措施。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首先,明确各岗位的职责。通过科学地分析各个岗位的特点,明确岗位的职责内容、职责权限和职位要求。然后根据岗位特点和人员特点来安排合适的人员,实现人员与岗位的匹配。其次,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目标。通过全面考虑各岗位的特点和性质,制定合理可行的绩效目标,激发人员的积极性。再次,制定科学的绩效考评办法。在制定了合理的绩效考核目标之后,绩效的考评办法就成为保障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制定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考评办法,对管理人员工作中的表现进行考评,以确定奖惩程度。最后,有效地利用考评结果。将考评结果和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机会、职位晋升和薪酬调整等联系起来。同过考评结果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引导,激发他们提高工作效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改善行政管理体制并调整管理部门和精简人员 当前高校普遍建立起校、院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以应对办学规模的扩大。但这种管理体制下权力还是处于过于集中的状态,这不利于提高院系的运作灵活性,压制了基层组织创新的积极性。权力的过于集中还会使上层管理人员面临道德和法律风险,滋生“官本位”的思想。高校行政管理的权力分配格局应进一步下移,使基层管理组织具有更多的权力和自主性。同时调整行政管理部门和精简管理人员。通过合并和裁撤等方式使部门权责进一步清晰,部门间工作范围的界限进一步明确。依照部门职责精简管理人员,以杜绝部门或人员之间扯皮、推诿的现象,提高工作效率。 (三)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影响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直接因素之一。综合素质包括:工作能力、道德修养、业务知识、政治思想以及工作观念等内容。通过培训和组织学习等方法使管理人员树立民主的管理理念,改变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提高管理工作的能力和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注重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入和学习,以此来提高在岗人员的综合素质。另外,需要提高对人员聘用环节的重视,通过引入管理合约机制和岗位竞聘机制等先进方法,从源头上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并做到人岗匹配。 行政论文:基于行政监察程序完善路径分析 行政监察应当是一种主动性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某特特殊原因的存在,例如监察体制的问题,往往实践中表现出来是一种事后监督,一种“马后炮”式的行政监察。只有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时间,我们才进行严厉查处。这对国家和监察个人都是一种严重的损失。由于缺乏即时监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边腐败边提拔,甚至出现了腐败越多提拔越快的不正常的现象。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大肆收受贿赂,保养情人,伪造学历和学位。还有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初步查处的“社保案”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1]。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内查处,说明监察的方式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 透明就是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运行程序、过程以及结果处于一种公开的状态,监察机构设在政府内部,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监察机构更有利于熟悉情况和收集情报。但实际上普通百姓对监察工作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运行的结果是什么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虽然我国一直在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根本不是法律和宪法规定,往往是考虑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该级行政机关人为设置障碍以阻碍监察工作,不愿披露内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从而影响了监察活动所应有的透明度,导致行政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或建议难以执行。许多准备被查处的案件经常会被有关部门以注意社会影响为由搁置,或者内部消化处理,所以社会公众根本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监察运行过程及结果的公开化更是无从谈起。长期以往,必然影响行政监察机构的办事效率和行政权威。 被判处死刑的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有句“名言”:“官儿当到局级,就没人能监督了。”这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2]。例如,陈希同、王宝森在东窗事发之前,种种腐败行为已持续多年,而且愈来愈明目张胆,可是监察机关的基本的监督职能、罢免程序,甚至连质询这种起码的监督程序都没有进行?可见我国的行政监察程序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程序应体现便民性 行政监察程序应体现便民性。在信息化的时代影响下,行政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为行政相对人的投诉和举报提供方便,不断地完善行政监察程序。增加公民的投诉渠道,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投诉。政务公开、便民原则是目前国务院反复强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公开便民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到行政机关的工作情况,才便于人民群众监督,便于社会监督。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实施,监察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就是依法公开有关信息。比如说那些对于社会的广泛关注,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专项检查,监察机关也有义务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使人民群众了解监察机关有关工作并且接受监督。在这方面,将政务公开的问题写入了行政监察法,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具有重要的作用。 2.救济应秉承司法程序 一项制度是否完备,权利救济机制的建立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当公民权利受到政府或政府官员的侵害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我们通常采用的基本方式。可实践中,这些救济手段的弊端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公民权利救济的需要。一方面,行政诉讼受到诉讼成本和司法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公民对行政复议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及公民对行政复议这种救济方式信任度的逐渐下降,行政复议程序的广泛适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辟和增加新的权利救济途径是必要的。行政监察就是一种弥补上述两种手段缺陷的最佳途径。行政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也完全有可能作出侵害监察对象以及其他公民合法人合法权益的行政监察行为,如何对行政监察机关进行监督?我国行政监察监督采用系统内部监督的方式,即:由作出监察决定的行政检察机关进行复审或者由上一级监察机关进行复核。完全交给行政监察系统内部处理,这与“自己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相违背,并且可能造成不公正或给人以不公正的印象。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监察机关置于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只要相对人认为监察机关作出的不履行法定职责、超越职权、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均应允许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3.发展电子政务 把电子政务的发展作为重要的预防行政监察措施看待,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如下预防腐败的功能:一是可以通过网路实现政务的公开、透明;二是可以借助计算机程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公务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加大制度和规则的执行力度;三是可以对政务实施全程监察和实时监察。韩国利用电子网络系统提高了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报统计资料,大学生申请优惠贷款等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操作。韩国首都首尔在20世纪末开发“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将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10个领域54项行政业务处理过程在互联网上公开。市民可以利用网络这一平台查看和确认与自己相关的民愿申请被怎样处理,提出处理有误的问题,实施全天候监察,从而防止公务员拖延业务或处理不当[3]。 4.设立举报制度 根据西方有关机构的数据统计,国家行政监察的案件其中超过50%的案件来自相对人的举报。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设立举报制度。目的是 为了适应行政监察工作的发展需要。监察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因此应当信任群众。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那些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工作人员,随时有可以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对实名或者匿名的举报,监察机关应依法受理并应当及时给予回复。对于举报人担心的自己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监察机构应对受理举报事项、举报情况以及相关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监察法规定:“泄露举报事项、举报受理情况以及与举报人相关的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论文:试论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正处在完善阶段,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监督体系,但仍存在着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监督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文关键词 依法行政 法治 公安依法行政 监督机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行政管理体制也经历着变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加入WTO、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逐步提上重要议程。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之一,其依法行政的建设进程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行政建设进度。有资料显示,在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中,属行政执法范畴占八成以上,公安行政执法占行政执法实际工作量的一半以上,且公安行政执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直接受到影响。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一方面着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另一方面着力执法监督工作。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理的深入开展,公安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群众依然时有抱怨。事实上,权大于法、权重于法、贪张枉法等等现象在公安行政执法中确实时有发生的,各种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也大多存在于公安机关,这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也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权力缺少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遏制行政执法中的腐败现象,确保公安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就必须建立健全一种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全方位监督机制,使其符合时代的要求。 一、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内涵 公安执法监督是指宪法规定的各执法监督主体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和公安刑事执法监督两个方面。公安执法监督工作的首要原则是依法监督,依法监督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有一个统一、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法律体系可依。其基本特征为: 1.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目前,我国形成了公安机关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的主体主要有公安机关内部监督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人民群众及社会媒体等,形成了广泛的监督体系。 2.监督对象的特定性。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其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及其遵守党纪的情况。 3.监督过程的程序性。监督主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督,不得随意进行监督,以确保公安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4.监督形式的多样性。各监督主体通过检查、审查、调查等多种形式对公安行政执法进行监督 二、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及建议 (一)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 目前,我国建立起了一套监督主体广泛性、监督形式多样性、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确立与运行,对于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改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公安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监督力量的整合、监督队伍自身建设与肩负的使命、承担的责任相比很不适应。仍然存在各监督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工作配合与衔接不够,整体监督合力还未形成,监督工作的力度不够大,一些地方还不适应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客观需要等等问题。 (二)当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监督不到位的原因及建议 1.执法监督体制不尽合理,执法监督制度不够健全。应完善公安行政执法国家机关监督,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国家机关监督作为公安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国家机关监督存在着监督部门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效。唯有通过精简机构,明确分工,清晰全责才能有效解决。具体来说,首先从监督主体上,规定监察、纪委、检察机关为法定的监督机关,确保监督到位。其次明确监察、纪委、检察机关的职责,对三监督机关以分工,监察机关主要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合理的行为予以监督纠正,纪委则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违纪行为进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则对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纠正。再次对三监督机关的监督程序予以明确规定,成立一个联合执法监督小组,对公安行政执法违法违纪行为统一受理,接受群众举报,进行初查,形成报告,然后根据分工移送相关职能部门查处处理。最后,规定监督责任,对监督主体不作为,徇私舞弊等违法乱纪行为加以规定,确保有权必有责,违法必究。 2.监督不力,惩处不严,监督主体独立性、权威性不强,影响监督实效。应理顺公安行政执法内部监督机制,提高监督主体地位,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监督机制应有一个主次之分,不仅靠某一方面的监督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各种监督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执法监督真正的实效。因此,公安机关内部应进一步研究内部监督机构的科学设置和职能分工,最大限度整合公安机关内部的监督力量,调整合并有关监督部门及职能,理顺内部监督体制,确保内部监督有效运转。 3.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应当进一步健全警务公开制度,增强公安行政执法权运行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正视新闻媒体的特殊舆论监督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公安行政执法全力而言,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建立健全警务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安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以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警务工作直面群众,社会公众对公安行政执法最有发言权,“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总而言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是有效遏制公安机关腐败的重 要手段,是贯彻、落实执法为民理念的重要途径和保障,是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完善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安行政执法监督,才能有效遏制公安行政执法违法乱纪行为;才能有力预防和打击人民警察贪污腐败现象;才能确保公安行政执法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轨道;才能早日实现依法行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行政论文:浅谈新时期如何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建设法治化国家的目标推动下，司法行政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信息工作，对于司法行政事业抢抓机遇，战胜挑战，实现创新与发展，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主要作用 司法行政信息产生于司法行政工作，通过采写编写等信息组织工作，反作用于司法行政工作，促进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新形势下，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更加自觉发展的历史时期，给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司法行政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将更加凸现信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新时期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宣传作用。在我国，由于法制建设的历史较短和特殊的司法体制，社会对司法行政的职能缺乏普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司法行政信息工作通过特定的载体，将司法行政系统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发挥的职能作用，以及以司法行政的眼光透视社会现象的建议与看法，及时反映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使其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从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更多地关心和支持司法行政工作，更加重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 （二）协调作用。协调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司法行政在发挥职能和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自觉运用信息做好协调工作，有利于促进司法行政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的解决。信息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便于解释问题。司法行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往往与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主观上也有客观上的。司法行政部门往往不便于更多地进行正面解释，如果利用正面信息进行反映或利用问题类信息对原因进行剖析，能够起到较好的解释作用，使有关领导和部门对司法行政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 二是便于同时向众多领导和部门进行沟通。在工作中常常需要就某一个问题向众多领导和部门进行沟通，争取理解和支持。运用信息，能较好地起到这种作用。 总之，运用得当，信息工作可以成为领导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使领导轻装工作。 （三）交流作用。目前，司法行政工作的信息载体，多数单位设定为简报和重要信息专报两种。一般来说，简报的发送范围比较广，重要信息专报作为上报信息的载体，往往也在系统内部作扩大发行，这就使信息工作的交流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来自司法行政各个业务条线和基层单位的做法、体会以及对问题的研究探讨，通过信息进行交流，能够起到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作用，促进司法行政事业整体发展。 （四）引导作用。简报、重要信息专报等信息载体作为机关准文件，对基层工作有着明显的引导作用。司法行政系统各单位、各部门，通过接收司法行政信息，全面了解司法行政全局情况，有利于正确分析和评估本单位、本条线工作形势，正确决策和科学制定工作计划。这类信息比较多，如领导对司法行政工作的言论与指示，司法行政重要会议的精神，对各类先进典型的宣传，以及对苗头性、倾向性事物的剖析和对具体问题的探讨研究，等等。 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第一是单一化。目前司法行政信息工作都在办公室，这是对信息进行层级管理和科学管理的要求，因此，不能忽视或减轻各业务条线对信息工作的责任感。办公室在信息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应注意发挥各业务部门做好信息工作的优势。信息工作的内在规律客观要求其责任必须是多元的，工作必须是全员的。因为信息工作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渗透性和创新性。 第二是写法不清。常见的问题是将信息写法等同于新闻消息的写法。司法行政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工作信息属于政务信息，在写法上虽然具有新闻消息的某些特征，但二者毕竟有着严格的区分。一是服务对象不同。二是传递载体不同。三是使用的价值不同。 三、司法行政信息的主要内容 司法行政信息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司法行政自身改革与发展的工作动态与理论探索，也有推进地方法治化进程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活动，还有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开展的各项工作与建议。正确认识司法行政各类信息，是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重要前提。 司法行政信息从用途上大致可分为上报信息、交流信息、提示信息。上报信息是指为上级领导和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作出决策服务的信息。交流信息主要是指一定层级下的司法行政各单位进行工作情况沟通，为各单位更好地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服务的信息。提示信息则是指信息制作机关对下属单位的工作要求和希望。 笔者认为，做好司法行政信息工作，必须在充分认识信息工作意义的基础上，努力做好加强工作组织程度、提高信息服务水平、促进信息成果转化“三项措施”。 （一）落实措施，在加强信息工作组织程度上做文章。做好信息工作的关键在于组织、制度、技术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一是健全组织网络，提高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司法行政信息发生在司法行政领导工作、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各个层面，有机地存在于司法行政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只有建立健全信息工作的层级管理机构和信息员队伍，形成严密的信息工作组织网络，才能及时捕捉和采编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二是强化激励机制，提高信息工作的主动性。司法行政信息工作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要求，决定了信息工作的全员性。因此，必须强化激励机制，变一般要求为刚性任务。要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把年度信息工作的目标量化分解到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及信息直报点，纳入目标考核和评先条件，实行信息工作计分考核，落实定期通报和年终表彰等措施，做到单位有指村，个人有任务。同时，认真执行上级关于紧急信息限时报送的有关规定，对漏报、迟报、瞒报重大信息的单位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三是运用现代技术，提高信息工作的时效性。信息对时效有着特殊的要求，丧失时效往往导致信息价值的减少甚至灭失。做好信 息工作除信息工作人员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外，还需要较强的技术支撑。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应注意加大对现代办公设施的投入，重视加强网络建设。信息工作人员也要注意学习现代化办公知识和技能，运用现代办公设备，提高工作效率。 （二）提高素质，在提高信息质量上下功夫。信息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和业务性都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求信息工作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和良好的知识素养。不断提高信息工作人员基本素质，是做好信息工作的重要基础。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素质，除有关部门要加强培训和业务指导外，信息工作人员自身应加强学习和锻炼。一要有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现时代党的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同时还要加强法律、金融、科技、文化等知识以及信息作业务的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二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把握好信息工作的服务方向，立足本职，胸怀全局，切实提高信息工作的服务质量。三要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事信息工作的同志对自己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科学高效的原则，认真采集、筛选和编辑信息，切实把好信息报送关，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四要有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信息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单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特别处理一些反映司法行政全面工作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信息，要从大局着想，齐心协力，确保及时、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上报。 （三）深度开发，在实现信息滚动增值上求实效。信息的作用在于运用，信息的价值在于开发。对静态的信息成果进行动态开发，促进信息成果转化，实现信息滚动增值，是信息工作服从并服务于中心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是注意对策研究，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决策成果。从本质上说，信息是为决策服务的，但由于信息工作属于机关工作，而决策属于领导行为，信息成果并不能自然地成为决策成果。促进信息果转化为决策成果，是信息工作的最高目标。机关工作人员应针对信息成果中的问题和建议，联系司法行政工作实际，进行研究和论证，协助领导制定决策预案。 二是重视信息调研，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理论成果。信息是实践的结晶，在提出问题和反映做法中，蕴含丰富的理论成份。由于时效的要求和篇幅的局限，信息往往只从某个侧面对工作进行浓缩化反映。机关工作人员获取信息成果后，应结合业务工作开展深度调研，进行一番“拓广度”和“掘深度”的理性思考，使信息成果中的理论成份更加完整和系统，形成理论成果，融入司法行政重要文稿，实现信息成果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增值。 三是搞好信息指导，努力将信息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信息源于实践，还必须回过头来指导实践。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单位要重视运用信息成果指导工作，通过信息来落实完善有关工作计划和措施，形成工作与信息的良性互动，促进司法行政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行政论文:烟草行政执法技巧探析 烟草专卖稽查人员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处理得当，矛盾得以缓和、化解，处理不当，矛盾有可能激化而向相反方面转化。因此，执法中要尽可能运用技巧取得管理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使执法过程平稳有序，取得成效。管理相对人一般可分为积极配合型、中间型、消极抵触型三种，后两种类型的人占大多数。执法中，即使是性质、情况类似的案件，同样的处罚对象，但如果我们不同的执法者，以不同语气态度及措辞，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效果往往是不一样的，社会上的群众反响也不一样，因此讲究执法技巧已是稽查队伍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形象展示技巧烟草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各种形式来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减少管理相对人的心理对抗，缩短管理过程，从而使执法工作顺利地开展。 1、外观形象展示。经过适当的打造、修饰和包装，并赋予一定内涵，使相对人透过这种“形象展示”，感受到法律的尊严。 2、内在形象展示。这是烟草执法形象的灵魂。在执法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的烟草专卖执法人员的内在素养，包括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科技业务素质。同时又要体现出大局意识，集体主义思想和奉献精神，同事间的互助精神及忠于职守、文明礼貌等执法形象。 二、规范文明的语言技巧 俗语说：一句话说得好惹人笑，说得不好惹人跳，在烟草执法中语言特别有讲究，不同的话在不同的情况与状态下对不同的人讲，有时就象催化剂一样，会促使矛盾向不同的方向转化。 1、规范管理，文明用语 烟草执法是烟草行政管理机关以国家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并通过执法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本质，执法人员一言一行要文明有礼貌，严肃而庄重，说话有分寸，不能说脏话、粗话。作为受处罚者，在一般情况下，其心态是抵触的。当管理相对人内心感受到执法人员对其人格的尊重时，会唤起其理性的思考，促使其抵触情绪的弱化，乃至消除。 2、法律意识，规范用语 在执法过程中，我们用语言体现法律意识，也是宣传法律法规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被处罚者，都要始终保持法律意识，用规范的语言，对管理相对人讲清楚其需要提供的有关证据，交待清楚其违法事实和违反法律法规的条款，本机关处理、处罚的决定情况等。 3、简明扼要，通俗用语 案件查处的过程，也是我们使管理相对人顺利完成从“接受?邛认同?邛自觉守法”的过程。因此办案中我们用通俗而便于沟通的语言把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大道理简约成老百姓容易接受的通俗用语，传递给我们的管理相对人，使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管理相对人的内心守法需求，使他们迫切地感受到我要学法，我要守法，从而变成自觉的行动，从根本上保证烟草专卖及其相关法规的实施。 三、环环相扣的询问技巧 询问在执法办案中十分重要，询问得当，可使扑朔迷离的案情陡然真相大白，询问得不好，会使并不复杂的案情突然断链，结果造成案件的流失。 1、询问中平等待人、平常心待人 管理相对人既是我们的管理对象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规范他们的经营行为，为他们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保驾护航是我们的职责。就公民权利而言都是平等的，在执法中平等相待是管理相对人很敏感的问题，如果我们自认为高高在上，以审问的口气来询问，结果常会招致管理相对人反感，反使我们自己处于被动的局面。 2、询问中始终把握好案件主题 为确保立案和案件质量，询问中要紧紧把握住案件主题进行，提问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执法程序，层次清楚，观点鲜明，要求管理相对人回答明确，如对方回答偏离主题要及时巧妙地加以点拨与引导。 3、询问中增强与管理相对人的相容性与亲和力 诚恳真挚，认真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让他们把话讲完，弄清事实真相，理顺案情中的各种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心平气和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使对方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 4、询问中灵活机动的形式 一件事百样做，一句话百样说，紧紧抓住主线条，针对不同的案件案情，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根据对方的个性特点，思想情绪，精神状态等采取不同的询问形式。同时打消当事人不必要的警觉与防备，使其讲出真话实情。 四、刚柔相济的进退技巧 执法办案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需要执法人员随机应变，灵活机动，因地制宜。有时案情不易一次弄清，不必强行，尽可能做好现有证据的取证工作，进行“冷处理”，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原因，以利有针对性地再战；对一些不太复杂的案件，如在对销售假冒卷烟窝点的查处时，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把量大影响大、有利于立案的证据取实；而对一些量小，既耗人力又费时间的无关紧要，可取而又不可取的无举足轻重的证据可以适当地“放”，一来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二来有利于矛盾的缓解，三来避免时间拖延过久，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因为在某些执法活动中时效性尤其重要；但如遇有不明群众围攻，一触即发，有可能引起一定负面社会影响的案情时，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处理能力，沉着、冷静应对，注意防止矛盾激化，不能意气用事地“以牙还牙”，此时可以考虑暂缓，这种“缓”不意味着退缩，更不是害怕，而是审时度势，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法中要把握住分寸，掌握能伸能曲的技巧，进退自如地依法行政，以维护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威严和执法人员的尊严，同时也为我们自身营造宽松的执法空间。 行政论文:对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思考 摘要: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通过对行政管理结果的考察评估,促进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笔者在提出如何寻找行政管理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后,论述了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探讨了利用该方法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可行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成本收益;机制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类行政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主导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看其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否认真、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体内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事,是否执行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计划。计划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定约形式。定约的执行情况就成为评价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条件,充分发挥了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来越多地成为考量行政机构行政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缺位,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效能评估不及时,不能有效发现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低效问题,不能及时对管理方案进行纠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评估不到位,不能评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个环节。评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点。或者正相反,评估了个别点上的工作,忽视了整个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选择的不恰当,往往是由于不能选择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科学决策的水平,就要设计更好的效能评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可以为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提供科学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学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评估质量。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对不同行政管理领域及相应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能选择具有最高净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目标;二是对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较,能选择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净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计划方案,是预先做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经济学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 行政管理行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是既无排它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是供整个社会共同享用的物品。事实证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完全由市场上的个人决策来解决,必须由行政机构提供,这就是行政机构行为的指向和价值。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分析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效率是可行的,对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工作同样也可以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来考察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行政机构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行政机构管理行为的对象是庞大的社会成员,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分析所用的数据收集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但是,不建立一个有效的评估机制进行有效地评估,就可能因为无效的行政管理行为导致的行政成本提高,资源浪费更是难以计算。相对来说,建立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不失为一项正确的选择。 三、建立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 行政管理效能有效评估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的制约因素很多,有政治问题,涉及价值冲突、权力冲突;有法律问题,涉及评估机制的法律框架;有技术问题,涉及评估的适用范围、分析方法、以及质量控制和结构设计;还有行政文化传统等等。 借鉴经济领域有效评估的成功经验,在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中引入有效评估机制要做以下工作。 1.制定法规,确立行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评估制度。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内容,所以,此项工作要依法依规进行,需要相应的法规规范。 2.确定行政效能评估有效评估的适用范围。要充分考虑到分析能力、资源有限性以及效率等,应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确定行政效能评估中有效评估程序的适用范围,可集中在关键部门、关键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而增强行政管理有效评估的可信度和可用性,由点到面,不断摸索经验,稳步推进。 3.确定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责任,要具体落实到相应部门,明确职责、明确任务、明确方法。 4.使用统一、灵活的分析方法。对所有行政管理效能评估事件都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可根据对可行性和成本分析的实际判断来确定。在选择分析方法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好的分析需要一定的专业判断,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也不可能只用一种方式。 5.寻找有效的数据收集机制。数据收集是有效评估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有效的评估取决于有效的数据收集,有效的数据收集是做出正确评估的基础。数据收集的方法是:(1)直接征求公众意见,尤其是受行政管理行为影响的公众的意见,具体方法有公开问卷调查、接待来访、热线电话、网络收集等等,这种收集方法得到的数据要进行认真分析,去伪存真,要保证数据的真实;(2)相关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工作,相关研究机构也在做一定的数据收集,其中的部分数据是有价值的。 6.相关信息的公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分析、资料及其数据收集过程要公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总之,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不仅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技术操作,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实践中,可区分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或者是突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实验,从而找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而且较为稳妥的评估方法。 行政论文: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与具体行政 摘要：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是中国行政法上作为进入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而德国行政法上的行政处分概念曾经也承担这一“角色”。本文从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着手，在法规范的语境中，对两者之间的法律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来完善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问题。文章认为，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 关键词：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 一、问题和方法 长期以来，行政处分（verwaltungsakt）概念一直是德国行政法上的中心课题，[1]从纯粹学理的角度，行政处分因其“设权性”而被视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是一个为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创设性”概念，即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以行政处分的存在为前提。基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保护人权的基本精神，德国学理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致力于对行政处分概念作扩张性的解释，以起到扩大人民诉权、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之目的。晚近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趋向于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在受案范围上确立了“一切非宪法性质之公法争议”的标准。相应地，行政处分在救济法上的功能也将悄然改变，即从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功能转换为决定诉讼种类等功能。[2] 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最终确立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该法亦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它与德国行政法上传统的行政处分概念的地位十分相似，也是中国行政法上的“功能性”的概念。200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虽未直接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3]，但通过对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奖惩、任免行为的排除，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作了扩大解释，从而使其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4]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努力旨在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尚未达致“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的效果（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均未纳入受案范围），但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德国法为师的一贯立场。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司法审判经验的缺乏，中国的行政法学和司法实务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而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所谓法律效果，是指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5].依此推论，则行政法上的事实行为应当是不产生法律效果、不导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但学界同时又把诸如“行政主体或执法人员违法使用武力”[6]等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视为行政事实行为，其间区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标准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从而导致具体行政行为涵盖范围的不确定；再如，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这一直接决定具体行政行为功能范围的问题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仍然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法官；[7]等等。这些问题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以至于有人主张废弃这一概念，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就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现状而言，保留一个作为进入诉讼程序“管道”的“功能性”概念仍然是必要的，受案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盲目地扩大受案范围将导致制度与社会政治环境相脱节，进而削弱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比较法有时能使我们超越比利牛斯山”[8]，德国学界和实务界为扩大受案范围对行政处分概念所作的一些列扩张性解释对于我们完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或许是大有裨益的。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界定关键在于以法规范为基本语境、把握概念的结构性要素或基本法律特征，对之进行法解释学层面上的操作，[9]而不是着重于其定义，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其内涵及外延。深谙法律学方法（Juristic Methode）的德国学者正是在这一路径上对行政处分概念进行了精致的锤炼。这一方法尤其值得中国学者效仿，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将法律学操作意义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导入哲学等非规范研究的方法，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10]从而使其研究结果缺乏可操作性。本文试图在一个法规范的语境中，以比较分析为基本思路，对行政处分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各项法律特征进行法解释学意义上的探讨，以期借助大陆法系的优势理论完善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这一分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思考过程。 二、行政处分概念与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法律特征的比较分析 中国行政法上具体行政行为概念创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德国法中行政处分概念的借鉴。[11]因此，两个概念的法律特征基本相同，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行政处分概念具有“行政机关所发”、“公法（行政法）案件”、“单方行为”、“外部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和“个别案件”等法律特征。[12]除了“单方行为”这点以外，[13]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与行政处分大致雷同。对于这些法律特征的解释，决定着其功能范围（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以及在救济程序中的可操作性程度。以下拟就两个概念的各项法律特征作一比较性的探讨。 1、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的行为 行政处分首先必须是行政机关所为之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则被认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受行政主体委托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这一称谓盖受大陆法系行政主体概念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涵义却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主体等义于公法人[14]，是指在行政法上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及一定职权且 得设置机关，并藉此实现其行政上任务之组织体。行政主体的成立须有公法上的依据。但因公法人资格的取得非常不容易，随着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主体的涵义逐渐趋向于广义，即不以具有公法人地位为条件，凡公法上之独立组织体，有特定职权得设立机关以达成其任务者，均属行政主体。广义的行政主体概念包括国家、省、县、乡镇、不同层次的市，不具公法人地位的机关、学校或其它营造物等，私法人及自然人如依法获得公权力之授权，亦可成为行政主体。[15]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所设置的独立组织体，它可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代表行政主体对外行使该权力，其效果则归属该行政主体。简言之，行政机关乃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机关，它是行为主体而非权利、义务主体，它的行为效果均由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行政主体承担。由于行政主体范围的广泛，行政机关已不能与宪法分权制度下的行政权组织相等同。[16]大陆法系的通说认为，对行政机关的确认应从实质意义的行政观点出发，如立法机关对其内部职员作出任免时，法院从事律师登录等行政事务及对院内职员作出任免时，公立或私立学校在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核发毕业或学业证书时，公法团体在行使法律授予的公权力时，乃至私人或私人团体在行使依法授予的公权力时，均被看作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17]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与广义的行政主体概念范围相吻合，这一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行政处分概念的范围，从而扩大了人民的诉权。 在中国的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不是法律概念，而是法学概念，系指依法拥有独立的行政职权，代表国家以自已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承受行为效果的组织。[18]与大陆法系行政主体概念不同的是，中国行政法学中的行政主体既是行为主体，又是权利义务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实施并承担行为效果；行政主体只能是组织而不能是个人。行政主体由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来充任。当行政机关对外行使行政职权时，法律、法规授组织对外行使该职权时，即成为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理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在确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这一问题上，已采用部分实质行政的标准而非仅限于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对实质性标准的适用仍然是不彻底的，学界和实务界在认定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时往往从法律条文的形式上判断，而没有从实质行政标准着手。按照目前的行政主体理论，相当一部分行使着实质意义行政权的组织（如垄断性的公用事业组织、某些执政党组织等）都不能被视为行政主体，其行为均不可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在中国行政法的初创和发展阶段，行政主体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解决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认定标准，但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而言，中国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概念，行政主体仅仅从形式意义上被界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此可以和行政诉讼的被告认定标准相衔接，但《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被告扩大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这是否意味着行政主体理论有必要进行修正？倘若行政诉讼的被告范围在司法实务中不断地扩大，行政主体概念是否要随之进行无休止地修正？这反映了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过于依附于司法实务的功能而缺乏理论厚度。从长远来说，行政主体理论应当吸收大陆法系的实质行政标准，塑造自身的理论品格。 2、公法（行政法）上的行为 在大陆法系，公法通常仅指宪法与行政法，行政机关所为宪法或国际法上的行为，大多为统治行为，不属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因此，行政法是国内公法。确定行政处分的范围，首先要对公法与私法进行划分。这个问题向来是在陆法系行政法学中的重要课题，就行政法而言，其重要的功能在于法律救济途径的规范之上，即公法争议须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救济。[19]因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不仅仅是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涉及行政处分概念在行政诉讼中的涵盖范围和可操作性程度。 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是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但公私法的划分标准并无统一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利益理论和服从理论两种[20].前者依法律所要保障规范的利益是公益或是私益来区分公法及私法；后者以法律所规范对象的平等性与否来区别公私法。近来流行的“修正主体说”和“综合说”，其理论基础为修正服从理论，该理论认定实质意义上的权力服从关系为公法（行政法）关系，[21]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行政处分作为公法上的行为，具有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处分，必须以行为的性质为基准。凡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而行为对象处于权力服从关系的地位，则不论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或私人，则该行为是行政处分，这也正是行政处分的实施者既可能是组织法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法院、立法机关、营造物、私人等的原因。 第二，以行为性质作为确定行政处分的基准，从而将某些独占经营事业与营造物利用关系纳入公法关系，行政处分概念的涵盖的范围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如，德国、台湾和日本将邮政业务、电信业务视为公法关系，理由是，邮政、电信等为国家独占经营之事业，人民除此别无选择余地，其利用关系具有强制性，且利用方法与价格完全由行政主体单方决定，使用人必须遵守；为了业务的推行，法律还赋予邮政、电信部门以公权力，因此，邮政、电信的利用关系应视为公法关系，其利用许可应看作行政处分。[22] 第三，“统治行为”向来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所排除，如总统任免大法官、紧急命令或处分、授予荣典、行使特赦等，但德国近来倾向于承认总统的特赦乃至授与或撤销荣典的行为是行政处分，理由是这类行为仍受法律的拘束，尤其不能耐抵触平等与比例原则，自然成为为司法审查对象。 总之，在公、私法划分问题上，实质上标准的确立，极大地扩张了公法的调整范围和行政处分概念的范围。 中国正统的法学理论并不主张公、私法的划分，但对行政法律关系与其它部门法法律关系（尤其是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区分，仍然是中国的行政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行政法的通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以行政职权的存在为前提，强调它的公权力性质，综观各种学术观点及行政立法的规定，中国行政法对行政法律关系的定位采取的是一种“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相统一”[23]的标准。一方面在论及行政法与民法的区别时，强调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力性、命令性和关系双方的不平等性”，[24]“不管主体是谁，只要是国家的事务管理或社会的公共管理，均属行政”，[25]这与大陆法系的权力服从理论相似；但另一方面，行政职权的承担者行政主体又仅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从而将大量行使着实质意义 上行政权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党组织的行为排除在行政法的范围之外。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小于大陆法系行政法，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上的行为其适用范围也十分有限。中国行政法应在目前的宪政体制和制度环境中，尽量采用实质行政的标准。扩大调整范围从而扩张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及司法审查的范围。 3、外部行为 将行政行为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是德国行政法的一贯做法。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不发生外部效力的行政内部活动，如机关内部的职责分配、人员配置、公文流程等事项，以及行政内部的意见交换、请示与指示监督等。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相对人不得提起行政争讼。所谓外部行政行为，系指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行政命令或作成行政处分，对相对人发生一定效力的活动。行政处分是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属外部行政行为。如何划分外部行政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直接关系到行政处分概念范围的大小。 在德国，内部行政关系与外部行政关系的区别，一直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交织在一起。传统理论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一般权力关系”是指行政机关基于公权力的作用，对其所管辖的相对人行使管理的关系，例如警察权与征税权等。而“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基于特别法律原因，在一定范围内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权力，而另一方面相对人负有服从义务者。[26]“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包括：（1）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公务员的关系，部队与军人的关系等；（2）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如学校与其学生的关系、监狱与其犯人的关系；（3）公法上特别监督关系，国家与公共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与特许企业等之间的关系。[27]“特别权力关系”因与机关内的指示有密切关系，因而是一种内部行政关系。传统理论将“特别权力关系”定位为“力”的关系而非“法”的关系，即特别权力人对行政相对人享有概括的下命权，相对人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有关相对人不得提起争讼，因此，特别权力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处置均不适用行政处分。二战以后民主、人权理念的盛行，要求法律大幅度、广泛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遭到广泛的批判。70年代，德国行政法彻底扬弃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目前的通说认为，只要相关的措施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基础权利，足以影响个人地位，即视为行政处分允许提起争讼。“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改弦更张，大规模地缩小了内部行政行为范围。行政处分概念的“外部性”特征，逐渐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意义，判断一个行政活动是否行政处分，以具体个案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有无规制为准。换言之，行政活动是否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和外部具体行政行为，是中国学者研究行政行为时常用的一种分类。内部行为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对隶属于自身的组织、人员和财物的一种管理；[28]外部行为亦称为公共行政行为，它是行政主体对“社会行政事物的一种法律管理”。[29]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与行政主体是否有行政隶属关系以及行为的效力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发生对内效力的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对内部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构成侵害，亦不构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理由。中国行政法尽管没有提出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亦将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任免、惩处行为划入内部行政的范围，免受司法审查。而部队与军人、监狱与受刑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未纳入中国行政法的调整研究范围之内。在这一方面，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在中国，“许多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并不在行政诉讼范围内，例如公务员与其所属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军人与其所属部队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行政法中所用的‘具体行政行为’如今支配中国行政法的实践”。[30] 如今，这一局面正逐步得以改变，1998年发生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案”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的规定，认定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受法律、法规授权行使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从而将此案适用《行政诉讼法》予在解决。此案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纳入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之内。[31]此后，发生了一系列学生起诉高等学校的案件，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案”等。 与德国法目前的状况相比，中国的内部行政行为之范围显得过于宽泛。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的划分，本来是基于权力分立和保持行政效能的考虑，使内部行政免受司法审查从而让行政权保有一定弹性、不受过份拘束。但过于强调这一点则有牺牲人权保护之嫌。在受案范围的确定上，不应过于强调具体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特征，大陆法系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显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4、单方行为（或包括双方行为） 行政处分必须是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这个特征使它与现代行政另一活动方式行政契约相区别。区别行政处分与行政契约的关键在于：前者仅由行政机关单方意思即可产生法律效果，毋须相对人的同意亦可生效；后者由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的合致才能成立。 但某些行政处分的作出，须相对人事先申请或事后同意（受领）或既须事先申请又须事后同意，这类行为被称为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它们在程序、规范内容及效力上，与行政契约颇有相似之处，容易使人混淆。德国法的理论认为，区分行政契约和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的标准主要在于考虑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是行政契约中的要约或是行政处分的意思，从客观上对这个意思表示加以评断。[32]在实务上，一般以行为最后形成的书面文件是由行政机关单方签署或由双方共同签署而定，即凡是仅有行政机关单方签署的，即推定为须相对人参与的行政处分，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推定为行政契约。在中国的行政法中，“相对人参与”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依申请的行为”，如 行政许可。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出规定时，并未将双方行政行为排除，这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涵义所作的扩张性解释，从而使得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与行政处分概念发生了区别：具体行政行为包括双方行为，而行政处分仅指单方行为；中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囊括了行政契约的广义的概念。 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所为公法上的就具体事件、针对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为。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这两项特征使行政处分概念与行政命令[33]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与抽象行政行为概念相区别，在行政诉讼实务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层面上说，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是行政处分与具体行政行为共同的特征，但就该特征而设置的技术性操作规则而言，两者之间的完善程度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行政处分概念形成了一套与行政命令相区别的、极具操作性的技术性规则。 一般来说，行政处分是规制个别事件的行政行为，这个特征构成了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重要区别。行政活动的对象为不确定的多数人，其内容是一般（抽象）性规范的，是行政命令；若行政行为的对象为确定人，其内容是具体的事实关系，则此行政活动是典型的行政处分。从上述两者之间的基本特征的差异延伸，还能得出另一区别标准，即效力是否具有持续性：行政命令可反复适用，而行政处分通常只能一次完成。但这只不过是行政命令、行政处分的原型，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使得它们在具体个案中并不常常以这种典型的面目出现。德国的理论及实证法皆已承认行政处分的一项“变体”，即“一般处分”概念。“一般处分”又分为“与人有关的一般处分”和“物的一般处分”。前者是指相对人为确定或可确定之多数人，作为处分内容的事实关系具体而明确的行政处分。[34]如“警察下命某街道在固定时间内禁止通行”，在这个命令中，事件是具体、明确的，所针对的人似乎是不特定的，但在“固定时间内”行经特定街道的人实际上是可确定的；再如警察用于指挥交通的红绿灯装置所作的命令，红灯亮意味着禁止通行（事件具体），受红灯管制的相对人似乎是不特定的，但实际上受某一特定的红灯信号所约束的相对人是可确定的；后者是指内容具体，但所针对的人不确定的处分，如将某一建筑列入古迹保护、开放公共设施供公众使用等。“物的一般处分”被视为行政命令不得提起行政争讼；而“与人有关的一般处分”则相反。确立“一般处分”概念的意义在于，在介于典型的行政处分、行政命令之间难于区分的中间状态中，将事件具体相对人似乎不特定，但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可确定的个案划入行政处分的范围，从而扩大了司法救济的对象。依据事件是否具体、相对人是否确定两项标准对行政处分、行政命令所作之区别可用下列关系说明： 第一，事件具体、相对人确定。这是最典型最常见的行政处分。 第二，事件具体、相对人不确定（不特定多数对象）。这种情况属行政命令（包括物的一般处分），如某市政府下命在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事件具体明确（禁放烟花爆竹），但针对之相对人无法确定。 第三，事件具体相对人不特定，但在一定期间内可确定（依一般性标识可确定）。此种情况是“与人一般处分”，可提起行政争讼。如市政府下命在元旦期间市区内禁放烟花爆竹，由于受“元旦”这一特定期间的限制，相对人是可确定的。 第四，事件不具体（抽象），相对人确定。此种情况亦属行政处分。如行政机关对一个工厂颁布的处分，命令该厂对一切妨害环境卫生的事项，如废气、废水、噪音都负有排除之义务。 第五，事件不具体（抽象），相对人亦不确定（不特定的多数人），这是典型的行政命令。 随着“一般处分”概念及其相关规则逐渐形成，[35]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已不再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难以辩识所困扰。 在中国的行政法中，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界。《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学理界对此问题虽有研讨，[36]但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最具说服力的观点为：以“能否反复适用”为标准区分两者，或者外加“是否有溯及力”、“行为适用的次数”等标准作综合判断。但仍未解决如何确定相对人这一技术性难题。一些学者则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对“具体”与“抽象”的分类方法进行批评与否定。 笔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是一个法律学操作方法（Juristic Methode）意义上的问题，从哲学本体论角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规范法学所能承载的范围，中国学者与其苦苦地“自寻出路”，倒不如直接引进德国法上较为成熟的规则和标准。 6、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行政处分、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就是对相对人权利与义务产生规制的行为。这一特征使其成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理论基础已从最初的源自民法的“效果意思表示说”演变成现今通行之“客观意思说”。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为法律行为，只以该行为是否直接发生法律效果，是否对行政相对的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拘束（规制）为断，而不管该法律效果是依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还是依法律规定而生。“客观意思说”扩张了行政法律行为的涵盖范围。与此相应，行政事实行为应该界定为对相对人不直接产生拘束（法律效果）的行为。 这个标准已使行政法上的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了根本的区别。问题在于，学者们对这个标准的游离不定，时而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法效意思说”来诠释行政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时而又回归到这个标准上来，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37] 三、结语：重置行政诉讼“功能性概念” 行政处分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涵盖范围及其可操作性完全取决于对其法律特征的诠释，德国行政法上成熟的行政处分理论可以为解决具体行政行为概念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借鉴。需要明确的是，这两个概念完全是为适应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需要而设置的“功能性概念”，在其扩张解释（为了扩大受案范围）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学理的要求产生冲突，如，由于受到经典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影响，学者总是不自觉地用民法上的“法效意思说”来理解具体行政行为，[38]从而导致学理与实践的冲突。 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其实，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用“行政行为”这一称谓取代具体行政行为已隐含了这种倾向，但在《行政诉讼法》作出相关的修改以前，我们尚不能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称谓已寿终正寝。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进行重新命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 “广泛地打开诉讼之门”，象德国那样进入“任何非宪法性质的公法争议均可诉讼”的阶段。因此，本文的分析对于完善中国行政诉讼的“通道”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笔者建议，中国行政法不妨用“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的称呼取代“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名称。“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隐含有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处置、规制之意，实属适宜之称谓。 行政论文: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关系及协调 摘要: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是大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明确界定了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概念,对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归纳了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现状。在明确了两者的关系之后,针对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协调两者关系的一些具体的改革建议及途径。 关键词:大学管理;学术管理;行政管理;协调途径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随着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以及我国大学的扩招,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显得与时代环境越来越不相适应,这一现象值得关注6。 一、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辨证关系 学术管理是指对高等教育中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大学的学术管理是指对高校内部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学术管理是高校管理区别于其他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是高校管理的核心内容。大学行政管理,是指大学内部管理主体依据学校章程和某种民主程序及上级赋予的职权,运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对学校工作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地完成学校工作任务,实现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7。 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复杂,两者在功能上相互统一,相互支持,相互扶助,在实际运行中又相互交织,相互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存在差异。 (一)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统一于大学管理的整体,是大学管理系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整体目标。从系统的角度来讲,要保持系统的有效性,就必须优化系统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和外部交换的畅通。在大学内部,通过大学行政管理来协调校、院、系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维持整个学校的正常运转,同时又要协调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教育经费问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资源配置等。换言之,大学行政系统是大学系统良性运转的保证体系和支撑平台。与此同时,一所大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学校不断追求新的学术目标,探索新的科学发展途径和技术方法,并且通过努力在学术上保持先进水平,这是高校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大学学术管理的作用在于规划发展方向,选择发展战略,激励学校创新,使学校达到一个更高级的状态,正是大学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 (二)学术是大学理念的精髓,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 学术管理的目的在于求得学科发展,创造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大学学术管理必须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必须遵循高等学校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学术事务的管理是由相关学科的专家权威来完成的,他们用所拥有的知识和人格力量来影响他人。大学学术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由此形成的管理信息交流关系往往是横向的。这一点,与纵向以信息交流为主的行政管理结构有很大差别。激励学术系统有序和高效的运行是提升学科水平和推动学校发展的关键。以学术管理为主的大学管理结构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法和意大利等国,以及日本的一些国立大学。 学术的发展事关大学的成败兴衰。立足于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努力追求学术声誉己明显成为当代大学进行学校规划、运行、管理和评价的重要内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每年一度的最佳大学排行榜的评估指标中,“学术声誉”一项占总分分配的25%,足可见美国对大学学术的重视程度。大学处于整个学校教育体系的最上层,历来被称为传承、批判和探索高深学问的殿堂。大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是学术,高水平的大学更不能例外。对此蔡元培先生认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授课,造就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也为研究学术之机关”。朱九思先生在谈及他的大学观时也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学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没有学术,大学就失去了灵魂8。 我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英、法、日、俄等国家着名大学深入研究后,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的主要特征:人才培养出类拔萃;学科建设领先;师资队伍学术造诣深厚;科研成果新;办学层次高;面向世界;经费充足。不难发现,这些特征的“焦点”集中在“学术”上。因为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是探求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场所。大学区别于其他性质学校的标志是学术,而学术的成败得失则在于学术管理9。 大学学术管理是学校管理的中心,行政管理为学术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如果行政管理偏离了这个中心,出现行政管理“越位”,进而导致学校泛行政化,那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也就不存在了,大学也将不是大学。 (三)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相互交叉,学术管理的效能依赖于行政管理是否高效 学术目标与政策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经过逐级论证和协商,最终集中在学校得出整体的学术管理的计划方案。然而,对学术管理的目标决策的认可,表现为将这一学术发展 目标列入学校的总体目标并予以实施,其实施过程即纳入了行政管理系统。于是,学术管理的某些因素和过程就转化为行政管理。人们判断学术管理决策是否正确,还必须看这一决策下的学科发展实际情况如何。显然,这一点又要受决策实施过程的影响。可见,行政系统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学术管理的实效。此外,从行政管理角度制定的政策对学科发展会产生影响来看,大学的行政管理是着眼于完成大学的社会职能和提高办学效益。 (四)行政系统是大学管理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织体系 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使大学充分发挥作为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作用,提高办学效益。行政管理首先必须对学校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和分配,以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转。行政管理主要执行上级的批示,权力结构由上而下逐级进行。大学行政系统运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是实现学校整体目标的基本要求。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高校知识创新和自身发展壮大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涉及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学科建设、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等各个方面。如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学校建设发展方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有限的人、财、物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这就要求行政管理工作发挥支柱作用,运用管理的手段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协调、控制和监督。优化的管理能充分发挥各行政部门的职能,会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协调的运作起来,从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二者缺一不可。 二、当前我国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管理体制过分强调行政权力的作用,忽视或削弱了学术管理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一)大学学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的事业单位性质、行政职能不断得到强化,而学术机构的性质日趋减弱,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大学管理上主要沿袭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大学的渗透,严格套用行政管理的科层化模式。导致了大学的核心职能——教学科研被涂上了严重的行政色彩,学术管理显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 在学术管理上,相应的管理机构总是沿袭“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校部职能部门在学术发展方向、人员编制、课程编制、科研课题等学术问题上有较大的决定权,而最熟悉本院系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机构和广大教师没有发言权,只是处在一种执行命令的被管理地位。 高校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决定了教授治校及教授参与学术管理的必要性。教授更大程度上进入行政管理有利于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管理的效率。但是由于目前高校教授介入管理活动有限,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常常感到被行政权力所左右,影响基层创造性的发挥,也影响了大学学术创新所要求的组织柔性化、灵活性。 (二)大学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本是知识、信息、人才荟萃的地方,其中不乏行政管理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但实际上,大学行政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决策缺乏民主等,导致整个管理水平不高。 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我国大部分高校形成了一种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运行模式,使大学与政府机关一样,习惯于以行政管理模式来建立组织架构,大学的学术权力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所取代。例如职称评定基本上是由行政系统确定的,在课题审批、论着评奖等本应是学术管理的事务中也掺杂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并且行政权力的作用有时超过了学术权力的力量。正是由于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并用效率化的行政衡量尺度来要求教学与科研工作,从而造成了学术研究人员不是着重学术力量,而是唯行政权力是瞻,导致了学术的急功近利、泡沫化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欺骗。 同时,在行政管理系统中,存在行政管理职责不明、行政管理关系不清、政策法规不配套,如长期以来,由于观念的陈旧,对行政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最终导致工作失误;管理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如目前我国培养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院校很少,现有的管理人员大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现代管理的知识贫乏,往往办事主观臆断,只是凭经验办事。 三、协调两种管理关系,提高我国大学管理效能的途径建议 完善大学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协调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之对高校改革和发展发挥最大的功效。针对我国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协调途径: (一)淡化行政权力,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 行政干预权力太大,导致了官员的“寻租”行为,如大量的政府官员通过非正常途径去读学位,而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也乐于接受他们,因为他们通过行政干预可给学校和教授本人带来实际利益。大学行政化改革,要打破大学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大学和政府的委托关系。需要制定有关立法,确定国立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路、目标。从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开始,通过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实行校长遴选制度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使部属高校成为首先落实自主权、自主办学的高等学校。 (二)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挤压了平等自由的学术论辩空间。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大学,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不可混一。大学泛行政化,使学校处于严密的行政体系之下,那么,教学科研人员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论争首先就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这和自由平等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在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领导与负责、集体与个人、分工与合作等方面的关系。党委会作为大学中的最高决策机构,应该吸收相当比例的党员、教授和学术人员参加,使学术人员在党委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在体制上为学术权力参与管理定位,不能让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只是提意见和建议,而是应该让他们参与到咨询、决策、审议、监督、保证等主要环节中去,淡化大学的权力意识,还大学充足的自由民主的学术空间。 (三)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实行民主遴选 校长应该是一所大学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两大系统共同的灵魂,校长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对一所大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目前在我国有的高校,校长作为大学的法人,其作用尚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如何在大学内部形成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和以教授为主的学术权力系统,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校长负有重要责任。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拥有现代的教育理念,丰富的管理经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就要求大学的校长必须朝职业化方向转变。为此,有必要建立新型校长遴选机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选拔、任用校长。 (四)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提高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积极性,保证其权利的行使为了保证学术的改革发展,保证学术委员会站在学校整体大局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大学校长及主管学术事项的副校长,教务、科研、研究生教育等 业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各学院院长或系主任等,应当是当然的委员人选。所有委员都应具备这一条件,他们必须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有教授的头衔。但同样,为了发挥教授参与学术事务决策和管理的积极性并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影响和专业智慧治理学校,同时防止学术组织的行政化倾向,未担任行政职务且在学术上所建树的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必须合理增加。 (五)应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 目前,高等教育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将通过知识的创新更大地参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学术组织变化迅速,高等教育内部也在不断改革,学分制的全面实施,教学方式的现代化、网络化等等,使得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发生着十分重大的改变,过去比较稳定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受到重大的挑战。学术组织变迁的形势,使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注重整体战略规划与管理,为此有必要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包括战略发展方向、校长遴选、预算审批等决策。大学理事会组成成员可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 (六)优化行政管理机制,营造学术氛围,充分发挥基层教师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 营造尊重教师和学术的良好环境。大学是知识密集和人才云集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制定有利于调动他们创新积极性的机制,使管理系统为知识创新服务。在学术上要保障他们自由探索的权力和学术研究的条件,在决策时应尊重教师们的意愿。要通过整合科研力量、培育科研群体、开辟科研阵地、形成拳头成果等措施,不断提升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通过采取各种激励手段,激发大学教师自愿地将隐性知识如教学技巧、科研手段通过隐喻、象征的方式表达出来,并通过以课题组、交叉学科团队等形式推动知识共享,让外部知识融入组织内部、个人知识上升为组织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大学的学术实力。 四、小结 在大学内部,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在功能上应是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在运行特点上又有一定差异甚至矛盾。两种管理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和分析对改革和优化大学管理框架、提高运行机制的效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更进一步深入。

新闻传播学论文: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鲜话题 摘要 本文以2007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话题，并对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关键词 新闻传播 新鲜话题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和谐社会构建中消除“传媒歧视”的研究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 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 经济 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 现代 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 发展 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 政治 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 农村 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 关于三网融合的 发展 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 论坛 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 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 现代 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1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 “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2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 发展 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 英文 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 历史 、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 新闻传播学论文:浅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现状 新闻传播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根据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选取了中国不同地域的高校对中国的新闻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具体选取办法是：在东北地区选取了吉林大学，华北地区选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地区选取了兰州大学，华东地区选取了复旦大学，华中地区选取了华中科技大学，华南地区选取了中山大学，西南地区选取了四川大学。以国家985建设大学为主要选取对象，旨在研究质量高、具有一定实力的传播专业来做主要分析。 一、专业发展历史 所选取的这七所高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新闻传播类高校的发展现状，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上看，新闻传播学专业起步较早，许多是在中文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3年，许多院校纷纷调整建系，之后逐渐成立新闻学院。（见表1） 在这些院校中除了吉林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是在人文学部下属，其余六所院校以“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文学与新闻学院”作为院系名称，且属于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表明其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趋于成熟。 从所选取的院校来看，均为“985”重点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山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外，其余院校都有着悠久的新闻教育的历史积淀，均属于较早开展新闻教育的学校。 二、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 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目录》中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并将其所属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新世纪之初又增加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见表2） 三、新闻传播学硕士教育 高校恢复招生后，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个院系开设有新闻学硕士点。在新闻传播学硕士的培养阶段中，绝大多数的高校均有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不同院校设置了部分相同的研究方向，说明新闻传播学硕士培养在研究方法、基本理论等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传统，初步形成了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模式。 在发展基础好的高校里，现有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点中开设的研究方向较为细致。其余高校则对各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细分，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硕士点中就有新媒体研究，传播实务研究中含有公共、出版和广告；兰州大学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开设了民族传播学，较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复旦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均凭借其所处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了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研究方向。 从表3的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硕士专业招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硕士生教育依旧是以学术型人才为主，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来说，应该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向实际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 四、 新闻传播学博士教育 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博士是从1984年开始的，至今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招收第一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正式设定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评审的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有15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见表4） 以2012年收集到的资料从现有博士培养点的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高校分布不平衡，具体是分布在北京5个，武汉2个，上海2个，南京2个，广州、成都、厦门、杭州各1个。并且这些院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和武汉，全国尚有23个省（市、自治区）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仅仅以上述所列学校为例，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没有新闻传播学博士点，这也表明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新闻传播博士教育的研究方向中，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等传统基础研究方向仍是研究主流；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和符号学等前沿性学科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其余院校则结合优质资源和地缘优势开设了一批有特色的专业，如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与传播学为独有，华中科技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置了网络新闻传播。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当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下设研究方向要细化，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是学术性为主，但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博士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素养深厚，专业技能娴熟的博士，即开展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应逐步建立起来。 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完善新闻传播教育的区域分布和改变新闻传播学培养模式都是未来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闻传播学论文:女性主义方法论与新闻传播学 摘要所谓“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新闻传播学 女性主义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 世纪后半叶的 发展 中，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 科学 、甚至 自然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 在 现代 社会，大众传媒具有建构性别意义的功能，女性主义思潮便自然而然地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即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及其本质。它强调在已有的传播领域中另辟蹊径，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视角来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播现象，从而得出与主流学界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 一 “女性主义”缘起 女性主义，又可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 英文 “feminism”的意译。这个词最早成形于19 世纪末的法国（法文为feminisme），由法国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创办第一家主张妇女参政的报纸《女公民》的欧克蕾首先提出，意指女性为获得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 政治 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开办了一所无论贫民还是贵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以入学的学校。这种办学方式的传播为其后妇女 教育 的普及开辟了先河，并且使得15 世纪之后，接受过教育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其声音也逐渐能够传达给世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掀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789 年10 月，以梅力葛为首的一些女性向国民议会提出建议，要求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是 历史 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 女性主义运动自发轫以来经历了两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8 至19 世纪初期，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利，女性教育广泛展开，女性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 世纪中期。这次运动认为当时女性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权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继续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反省传统文化所定义的“女性气质”对女性的束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不是自然本质的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养的结果。 运动还要求各种公众领域都应该打破门禁，向女性敞开，男女应进一步缩小两性差别。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涉及到各主要发达国家。其间，女性组织大量涌现，女性研究风起云涌，性、生育机制、性别规范等问题都得到充分讨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反对男性霸权的浓重政治氛围，并凭借此次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此后，“女性学”研究开始与众多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女性主义超越自身成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透视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刷新各个领域。在当论的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 二 与新闻传播学的对接 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体。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促成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1977 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杂志最早提及“性别与传播”这一话题。在该刊当年的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1978 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论文 集，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在我国大陆，大多数学者认为，本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自20 世纪80 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传入 1995 年 200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媒介与性别》是国内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汇集了学者卜卫1995 年至2001 年间的研究成果。 三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作为一种融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承袭了前者所特有的批判色彩，也保留了后者的基本理论框架。由此，多数学者遵循传播者———信息———受众的传播模式，将研究的关注点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即女性传者）、媒介内容以及女性媒介接受（即女性受众）。 传者研究主要针对女新闻工作者在媒介中的地位问题。这类研究主要以新闻工作者中的女性比例，以及获得决策权的女性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女性在媒介中的地位。 在整个世界，新闻传媒普遍性地由男性统治。同时，女人身份和记者职业理念之间存在的冲突，使许多女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坚持女性特点，那么不能享受和男同事相同的特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认可；如果坚持记者的职业理念和行规，那么女记者又会失掉自身独特的立场和观点，变成男同事的附属物，从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个新闻界的地位。 媒介内容研究主要对媒介内容进行女性主义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编码的性别涵义，即媒介文本怎样表现女性、表现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大部分是媒介中的性别模式研究或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认为，虽然当前主流媒体基本上，能够表现出女性多样化的性格、观念和生活模式，反映女性参与社会 发展 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被刻板印象所“贬抑”的情况，有时甚至相当严重。 女性媒介接受研究，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受众研究，这是批判受众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对受众习惯、趣味进行的应用研究，而是着重分析收看、收听和阅读的“普通型实践和快乐”（转引自《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李敏），其理论兴趣集中于受众对文本的阐释活动。因此，受众对媒介文本的多义解读及接收分析是研究中心。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尚显零碎，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此类议题成果多出自文化研究学者之手，他们也常常采用文化研究的框架、概念及相关理论，承认并以受众触媒行为中的选择性为研究前提。女性主义受众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为建立关于受众活动的解释学进行了探索。 尤其是在意义的符号学阐发与关于家庭权力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一起时，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问题是，由于过多关注受众的微观世界观，而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研究未能审视更宽阔的社会语境。 四 结语 在新闻传播中展现两性平等的概念，是女性主义者追求两性平等运动中重要的一环。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所要做的，是要在传播之林中为女性开辟出一片语言的空间，揭示女性与传媒的深层关系，改善传媒对女性的报道，促进女性的发展，争取大众传媒乃至整个社会文化之中真正的两性平等。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 2006年12月7日至8日，来自大陆各主要新闻院系的负责人以及香港、英国、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共50余人，汇聚复旦大学，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由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学院联合举办，旨在全面总结并反思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本状况，并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讨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与未来规划。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介绍了申办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进展。据介绍，专业硕士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人才为目标，目前我国已设有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硕士、艺术硕士等针对不同职业的学位15类。调研发现：新闻传播业采编人员需要这种与职业教育联系紧密、以案例教学为主、以撰写研究报告方式修成学业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招生具有较大的潜力。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有利于满足新闻传播实践的需要和教育的拓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将金融、新闻传播、社会工作等硕士专业学位列入2007年的启动计划。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全球挑战 一、新媒体技术与新闻报道的互动 赵如涵：您最近撰写的《把关模式的转型》（Gatekeepingintransition）①是基于何种背景和观察的研究？ 汉德雷克斯：把关理论是新闻学研究通用的、基础的范式与内容之一，新闻的本质与语境自此理论产生之初就在不断地被丰富，也产生了对把关理论的质疑：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吗？或者说它是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应该被抛弃？而通过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关理论依然具有解释性，如果我们对其进行拓展，将新媒体的生产、流通和接收纳入其过程，它将更具解释性。在《把关模式的转型》一书中，我着重阐释了为什么把关理论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生态系统。这本书从组织、制度、社会视角探讨了21世纪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中把关理论的运用，并为未来的把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角度。 赵如涵：您的新书是对数字媒体中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再思考，提供给我们一幅新技术与新闻报道互动的图景。新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请问您认为这是否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 汉德雷克斯：数字技术出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正在瓦解与重构新闻生态，使得原有的平衡发生了改变。新闻的特质和记者、媒体、用户、资源等都产生了剧烈变化。但是，认为这一切的改变使得传统媒体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没有任何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球范围内都在宣称电视会很快消失，但电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人们在随时随地可以观看网络电视时依然需要线性的电视？电视媒体在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但现在它依然很“活跃”。印刷媒体与纸质书籍在此种环境下也被认为会消失，但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不可否认，我们正在系统的、模型式转折的中心位置，但我们预测未来时仍需持谨慎的态度，我们只能期待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为我们带来更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人们也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但这一切仍需冷静观察。 赵如涵：您认为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是否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研究新闻传播学是否需要与技术的发展契合？ 汉德雷克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常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步，社会某一时期的发展可能会持续20年至50年，同样，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多数社会科学更为本土化，知识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新闻与传播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无论人们如何“纠结”，自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美国报纸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需要持续观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媒介、现象等问题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需要契合现实问题、本土问题，同时置于宏观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 二、新媒体技术在全球各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赵如涵：您是2013-2014年国际传播学会（ICA）②的主席，当前国际会议的议题和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有关新兴媒体技术的讨论是否在扩大及深化？ 汉德雷克斯：传播学学者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一样，都在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必须要观察社会中的变革，进而对变革进行阐释，寻找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结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预测未来。因此，媒介技术非常重要。例如在短短几年中，一些与“传播与技术”议题相关的研究小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中与会者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信号是，在国际传播学会中出现的关键概念都与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契合。我认为，这也表明国际传播学会在研究新技术方面非常成功。 赵如涵：在中国已经出现了BAT③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欧洲有相似的情况吗？您认为此类合作会产生何种影响？ 汉德雷克斯：数字化经济的另一个悖论是：尽管在线商业在发展起步时期不需要巨额投入，许多小型互联网公司和小企业也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中产生，但我们依然要关注大型企业的资本集中。如果用户感觉疲惫或直接转移至其他媒介平台，大型企业将会逐步被瓦解。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但谷歌、亚马逊或者脸书网与此有巨大区别，因为他们足够庞大、富有，可以在竞争信号出现时就开始制定相关对策。如果一个新公司拥有某种新的概念，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可以通过这种新概念去吸引、拓展更多的个人用户并逐步成长，这个公司终究可以获得成功。互联网巨头正在积累我们无尽的信息，定位市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数字化“脚印”将被复杂算法来处理。尽管现在互联网巨头们目前效率有限，但他们越来越复杂并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更可怕的是，许多人看起来并不在乎自己的隐私。没有人知道，在未来5年、10年或50年，互联网巨头们会生产出何种产品。欧洲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者和法院正在试图为“数据巨人”制定更多的限制，但这在全球经济的语境中困难重重。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趋势 赵如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汉德雷克斯：虽然我对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传播教育有一定了解，但要对国际范围内的传媒教育趋势进行判断，依然困难重重。因为学界不仅对技术的变革格外关注，对变革的结果也充满期待。例如在新闻学教育中，学生需要掌握多种能力，如应对频道多样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熟悉多重表达的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醒学生，对新闻快速生产带来弊端的增多保持警惕。也就是说，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教育不仅需要增加对各种能力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增加对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新思考。另一个趋势是全球化使得产业与专业的要求达到新的平衡点，我们的学院教育需要跟上产业需求，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学生面对就业市场，但必须要坚持那些我们认为是对的和重要的理念。 赵如涵：中国许多高校逐步开设了“大数据新闻”“新媒体”等创新课程，以此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环境变迁，对此，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经验？ 汉德雷克斯：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需要反应迅速，不断接受语境的改变。但同时，特别是在高校，我们必须对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疏漏、错误保持高度警惕。此领域会出现许多新的、被认为“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判断这类“重要”的事本身的性质，是否存在基础理论方面的错误。如果是，我们必须放弃，这也是学术研究显现其价值的地方，我们将运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论的研究，决定我们是否要跟随“流行”。当下，数字技术是媒介系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错误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专家和工业领袖试图就有关未来发展方向的议题说服世界，这种议题通常主要应对短期存活的流行趋势和试图自我满足的需要，偶尔能获得成功，偶尔不能。如果高校对快速的改变过于好奇，就存在成为“流行”追随者的危险，也有可能被特殊的、新的教育结构“反制”。“数据新闻”是“大数据”在新闻领域应用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应用者宣称在未来将成为新闻记者“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此获得了许多关注。但是，是否需要为此改变我们已成体系的、成熟的新闻教学方式，还值得持续观察。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提供一个特殊课程，学生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但我们不应将其强置于必修课程，因为学生有权利选择是否需要成为数据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高级统计学、数据可视化等技能。 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色及与欧洲的异同 赵如涵：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与中国高校开展了多种合作，在您看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与欧洲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何差异？ 汉德雷克斯：不同国家的新闻与传播科学以及与此领域相关的实践，具有共通性及多样化特征。其共通性体现在：传播的社会实践、新闻的角色以及新兴媒体在世界诸多国家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本身和学术研究超越了国家边界，被全球学者们关注、分享，特别是学术期刊、书籍与国际会议，都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中许多问题是国际共有、共通的。但是，现实中的传播实践和许多理论也需要在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中思考问题，将理论发展与结论的探究置于全球、本地双重语境中，这也是极为必要的。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在全球新闻与传播科学建设中显得非比寻常又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防止自己陷入一种偏见，即每一个地区都过度依赖自身特点因而彼此隔离。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质的大国，发展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新闻传播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推动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基础教学等方面，也应该广泛参考世界的标准和共识。 赵如涵：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生有何种特质？ 汉德雷克斯：在全球旅行中，我遇到的学生与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使用英语和法语，这使得我能够与以非法语及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部分人进行互动，并产生一些印象，这非常重要。例如，那些使用英文进行沟通的人想必具有一定国际化导向的思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跨文化传播的执行者角色。我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同仁们植根于中国本土语境、媒介与传播本质的研究，以及积极参与当下国际竞争的积极姿态颇有感触。我认为，他们正在国际标准与中国特殊语境之间寻求一种可被认可的健康平衡。我来自一个小国家，我的国家本身分化为两个语言文化区域，因此对我来说，学术生涯中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形成、必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我有机会与之互动的同仁与学生依然是中国的小部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遇见的学生都仅是整个中国的小部分。因此不得不说，我对他人知之甚少。但是，与中国的学界同仁、学生沟通交流，使我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可供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 作者：弗朗索瓦·汉德雷克斯，赵如涵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 摘要：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是新闻传播学文本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对它们的真正含义却囫囵吞枣。本文拟通过比较新闻传播学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的差异和共融，让相关人员了解其定义、发展脉络和基本研究内容，同时也浅析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内容分析；话语分析；质化研究 一、定义与内涵的比较 内容分析法是对已有文本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涵盖书、杂志、报纸、报告、信件、音乐、图片等内容，是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考察过去而不受时空限制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说，话语分析是对话语进行探究和分析。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话语多被承载于文本中，因而话语分析也成为研究和分析文本的一种方法。从定义来看，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除研究对象外都有明显的差别。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一个广泛，一个具体；一个有明确意义，一个挖掘浅层含义。在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会以发散性的视角看待这两种研究方法，借助话语分析对意义或内涵的解读，重新审视直接、表层、易得的显性内容，质化内容分析法成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从相斥到共生的产物。 二、历史脉络比较 纵观历史，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相斥与共生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内容分析起源于密码学、诠释学等能够研究海量历史文献、提取大型文本主题的工具性目的。早期的新闻传播学通过内容分析的实证调查来提取新闻媒介的宣传技巧和政治宣传，如学者利用内容分析法提出了“皮下注射论”“使用于满足”等经典的传播效果理论。话语分析从语言学研究逐步过渡为一门综合、独立的跨学科研究，在人文社科方面，表现出对语言中社会权利的关注，如巴赫金、福柯等人以社会学理论为出发点为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逐渐对话语的产生、解释以及它们蕴含的社会结构关系产生了兴趣，因此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话语分析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表现出对话语和社会语境关系的了解和把控，反省话语背后的权利。从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它们与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验学派注重实验和实证，强调量化的研究方法，对内容分析的应用可谓达到了极致。批判学派注重从宏观角度研究传播视野下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和传播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经验学派通过内容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解决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致力于寻求传播活动的自身规律，而批判学派则关心“为谁传播”，传播者和社会结构各要素的关系。因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在学派之争上似乎具有天然的排斥关系。樊•迪克提出“新闻话语”后，新闻传播界的研究者们将目光转向了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结合上，并提升了质化内容分析的地位。质化内容分析是通过系统的代码归类、识别主题和形态模式对文本数据内容进行理解和诠释的研究方法，它主要考察内容和文本的语境意义，超越单纯计数，极其关注语言和背后的意义。质化内容分析法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妥协与共融，也是话语分析技巧性的应用。在国内，新闻传播学者热衷于将定量和质化内容分析相结合，用以研究新闻文本的权利和意识形态问题。 三、研究过程比较 纵观整个研究过程，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共同点。首先，它们都需要完备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者而言，充分的文献材料可以提升理论触觉，还可以建构内容分析的类目和编码方案，选取内容分析对象，提供研究背景和研究理由。话语分析还需要文献开拓宏观视野，更好地了解象征性意义背后的隐喻，熟悉文本中的未尽之言。其次，理论的选取也异常重要。对内容分析而言，以经验性证据研究理论、验证原理论衍生出的具体文本或所关注的研究假设，或将理论作为研究信息的基本逻辑依据是其最重要的作用。话语分析的理论内容更为单一，作用既有逻辑依据，如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巴尔特为代表的符号内涵结构分析；以巴尔金、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权利和意识形态理论。再次，提出问题和假设。在内容分析者看来，无论是纯理论性问题还是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都可以转化成具体的经验性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这可以称之为经验问题——根据我们研究时所知道的情况来描述世界本来存在的面貌。话语分析更侧重于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价值问题所提出的询问关系到对事物的评价，也即判断某个对象、某种情景或者行为是好是正确还是错误等。这类问题关心的是世界应该怎样，而不一定是它现实中的存在。最后，在数据的选择和使用上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内容分析的数据考察信息内容变量之间的关系，将信息内容数据与信息来源数据相结合，也就是说，内容分析的数据在选择和使用上都较为自由化和多元化。话语分析并不强调将传播的信息文本内容拆封为“零碎”的数据，反而更强调它的结构性、结构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结构的外部环境。梵•迪克提出的命题、宏观结构和超结构研究对新闻话语分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闻传播学中，尽管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由于社会予以新闻权利和力量，互联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新闻内容势必需要内容分析和话语的结合与交融。 作者：李萌萌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边缘性学科，其理论来源复杂，且就业面十分广泛，这为众多非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提供了明显的发展空间。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和就业特点出发，结合传播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探究了非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就业；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行业对人类的发展和日常生活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传播学的教育体系中，一流高校的实力强，资源丰富，发展环境有利；但对于基础较落后的中下层高校来说，却显得捉襟见肘。但是，也不是没有出路，我们应该从本学科的教学和就业特点出发，研究其人才培养的策略。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特点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文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统称，专业方向的设置各高校不尽相同，一般有如下方向：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广播电视学、影视编导、媒介经营管理、文创产业管理等。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就业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学科和教育特点 （1）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 新闻传播学是典型的边缘性学科，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控制论、哲学等多个学科，而且它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当今社会关于新闻和社会信息的几乎任何领域都可以被新闻传播学涉足。多理论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导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教学模式纷繁复杂，就连学科体系的归类也莫衷一是，有的国家将之归入社会学，有的国家和地区归入文学。 （2）新兴学科，缺乏积淀。 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的学科缺乏深厚、独立的理论和方法论积淀，从“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到日本大大弱化新闻学教育，转向倚重企业培训，都说明本学科教学的成就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另外，近年来由于传播学研究的根基不深，出现明显攀附、靠拢社会学的倾向。 （3）技术推动，实务领先。 新闻传播学有一个明显特点：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理论和科技的不断变革，实务的步伐很多时候超过理论的视线。因此，也形成了偏学校教育与偏业界教育的两条路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日本为代表。传统的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往往是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进行，即在媒体职场中开展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因此，与我国高校普遍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不同，日本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情况并不多见。 （二）就业特点 （1）就业面广。 新闻传播学的多学科来源和多研究领域，必然导致学生的就业面十分广泛，一般本专业对口工作有媒体、网络公司、广告公司、甲方企划部、营销传播公司、继续深造、从事理论或研究工作等等。这一特征是非一流高校快速发展的关键优势，多样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可以避开与一流高校的正面竞争，在独特的单一领域深耕细作。 （2）就业率高。 新闻传播学的就业率高，主要是由于当今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深入改革，在根本上刺激了市场和社会对本学科人才的需要。目前，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在我国方兴未艾，人才尚未饱和，加之应用范围广，因此就业状况良好，这也为此学科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实力薄弱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路径 实力薄弱高校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盲目照搬其他高端雄厚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自身特点，避开与强对手的正面交锋，突出特色，以求事半功倍。 （一）占领内容生产的制高点 媒介的发展推动着本学科的变革，新媒体研究是新闻传播学目前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国内高校纷纷开设新媒体教育和研究，对于非一流高校来说，应该避开这一浪潮，走“内容生产为王”的道路。主要原因是：新媒体之“新”是相对的，是技术层面的，不同的时期，新的概念不同，一位追“新”，不仅追不上，而且有本末倒置之嫌，丢失了思想和能力层面的根本。 （二）走特色人才路线 目前高校新闻传播学人才的培养出现很明显的同质化现象，这就难以避免竞争和浪费的产生。对于实力较弱的高校来说，就难以打开有利局面。因此，非一流高校应该依托优势学科和师资，找到独特、有利、可持续的定位，坚持特色培养之路。例如，在计算机技术较强的培养单位，可以以数字技术为切入，专注于培养大数据或数字媒体领域的高水平硕士。另外，财经、体育、政法类的高校可以借助自身专业院校的优势，培养独具特色的财经类、体育类、政法类新闻传播人才。 （三）根据学生志向，因材施教 学生是教育的主题，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尊重学生个人志愿，充分了解学生志愿，根据学生需要，进行专门化培养。当然，考虑到基础薄弱高校的师资力量，这种专门化并不是绝对的个人化，而是相对的类型化。例如，可以分成继续深造类、美术设计类、文案策划类、影视类等等，以导师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门化的人才培养。 （四）整合资源，跨专业创造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都将被更大程度地突破。因此，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以保证各个专业都具有更强的自身开放性与相互兼容性。［1］由于新闻传播学类是新兴学科，高学术水平人才缺乏，所以非一流高校师资力量不足。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整合资源，依托优势学科，打破学科之间的分隔，形成独特优势。例如，参加或承办全国有影响力的赛事、展览等活动，有效提高高校自身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教育质量。 作者：李敬虎 单位：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开始从“小新闻”转向“大传播”。“小新闻”是指传统的以新闻采写编评、经营管理等业务为主的新闻学教学。而“大传播”不再局限于“小新闻”的框架，也突破了传播学的受众、效果等研究领域，而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国家、世界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大传播时代。 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与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介相互融合，新闻传播进入了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个人掌握媒介技术的快捷，自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社会化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最具影响的新闻源。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到大传播时代。 1.新闻传播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媒介发展就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融合媒介”趋势，这种媒介被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媒介融合是一场基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社会话语重组的媒介整合，这样一种整合带来了新闻业的融合，给新闻传播带来了五类变革：一是新闻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闻表达运用了多种媒介和互动技能来完成；二是新闻采集的融合，记者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对新闻进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闻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对新闻制作模式的改变；四是媒介间融合，指不同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内容和新闻资源共享；五是所有权融合，指不同类型的媒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其所有权可以融合为一家传媒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媒介融合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指导方针。这些变革将新闻传播推入了大传播时代。 2.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被称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国新闻学会提出，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圣何塞水星报》专栏作家丹•吉尔默2004年出版了专著《自媒体》，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个人博客、网络聊天组、邮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闻。网络时代自媒体使新闻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联网使用自媒体的“你”。自媒体时代，社会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是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大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现在可以实时消息的全球观众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记者，新闻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通过配备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这些从读者转变而来的报道者将来自身边的消息转换为新闻，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我们消费新闻过程的改变。 3.新闻传播进入社会化时代 网络的基本特征是连接，而越来越持久和扩大的连接使网络社会化成为必然。特别是今天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重心正在转向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是网络社会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平台上，新闻传播的主角是用户，用户需要是新闻传播的起点和目标。同时，社会化媒体中的新闻内容生产与社交是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与新闻生产两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内容是连结人们关系的纽带。因此，不难理解，在争夺用户的竞争中，从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网络纷纷推出了新闻媒体产品。新闻服务成为保持用户黏性的竞争焦点。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最有影响的新闻源。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63%的用户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获取新闻，成逐年上升趋势，社交网络正日益成为有影响力的新闻源，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社会化时代。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理念变革 新闻传播从“小新闻”进入到“大传播”时代，随之带来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教学理念的变革。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发展日新月异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新闻传播进入“大传播”时代，新闻传播学应从新兴媒介技术的掌握、增加社会科学课程和新媒体媒介素养三方面变革教学理念。 1.新兴媒介技术课程的拓展 媒体融合指的是不同类型的媒体的合作，包括手机和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宽带连接和上网设备的扩散，正在改变新闻传播内容的和流通方式。传统媒体平台和产业结构，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当今社会的新闻传播人才不仅需要多种掌握新兴媒介技术，还需要培养在新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融合贯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维的能力。因此，无论是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还是自媒体的新闻传播，抑或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新闻，新兴的媒介技术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在美国，根据对美国15家顶级新闻学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家新闻学院近十年来增加了大量的新媒体技术课程以适应新闻业变革，包括计算机编程、社交媒体新闻学、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以及新技术（如无人机、谷歌眼镜）应用等。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中，新媒体技术的教学往往落后于业界实践。从教学课程的设置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亟需建立较为完整和先进的新媒体技术课程，并且依据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优势课程。传统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而新媒体吸引年轻受众，有更高层次的互动。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因此，贯通各种媒介的思维能力非常重要。当新闻发生时，能迅速判断，选择多种媒体手段进行报道。并能运用多种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动受众的新闻产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并引发关注。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建立跨媒体课程培养这种跨媒介的整合思维。 2.增加社会科学课程 在我国的学科划分中，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但归根结底，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在新闻传播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增加社会科学的课程，以应对新闻传播学的大传播时代。从历史的源流来看，传播学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新闻学的采访构思等也遵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说，新闻传播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联系紧密，譬如新闻媒体与其赖以生存的权力和控制力之间保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还反过来曲解、改变，甚至挑战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新闻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在大传播时代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媒介重构了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进了社会和世界，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增加社会理论的课程与实践，以廓清这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数字媒介社会中的媒介实践、网络化社会、网络化政治、媒介与资本、媒介与权力、媒介文化、媒介伦理与正义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会理论的支撑。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社会学科课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本科课程设置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会科学的内容，试图用社会理论课程教学启发学生发现与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在爱荷华大学任新闻学院院长时，也增设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课程。60年代，美国主流的新闻教育已经确立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和新闻专业技能融合的课程结构。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发轫于新闻学的创立，一开始是沿袭美国早期的新闻学专业教学模式，重专业技能轻人文社科素养，导致大量的新闻专业学生走上媒体岗位，难以胜任迅速变革的媒体格局。尽管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科已经由新闻学拓展到新闻传播学，逐渐增加了社会学科的课程，但面对新闻传播学与社会日益紧密的局面，学科的课程设置还应加大社会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的课程类别。 3.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早在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就给出了以上定义，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媒介素养理念，随之引发了教育界和新闻传播学科的关注，开始了对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引进和推介，大多数新闻传播学院的媒介素养课程还停留在介绍阶段。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生成、交流和消费的方式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向传播，而是交流信息的平台；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还能成为自媒体的报道者传播者。新媒介素养的概念被提出来，指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应掌握新的能力。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新媒介素养，都是包括媒介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而这种素养的培育主要应依靠具备媒介素养专业教育的新闻传播学的高等院校，通过新媒介素养课程的设置，培养传媒业者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运用能力，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数据处理，新媒体技术素养，网络社会中的新闻伦理等专业素养；通过社会培训，培养政府机构官员和社会组织人员对媒体角色和功能的认知，对媒体权利的保障，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与媒体及公众的交流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提供公开课程，影响公众，培育其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产能力、信息消费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传播学科的深刻变革，新闻传播学教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培养出与大传播时展相得益彰的新闻传播人才。 作者：柳溪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接受美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接受美学和《非常静距离》 《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卫视的《非常静距离》这档栏目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是因为该栏目以观众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来策划制作自己的节目。同时主持人李静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进行访谈和交流，使得观众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闲娱乐的轻松感觉。因此，该节目的成功可以将其归功于接受美学研究法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完美结合。最后，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重视新闻传播的受众，找准自己节目的受众定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重视新闻受众的研究，策划出受众感兴趣的节目。研究受众是一门学问，它包括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受众心理规律的探索、受众的审美教育等，只有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以受众为中心，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节目受到观众的喜爱，这也是接受美学所提倡的。 作者：刘泽晓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量化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量化研究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论文:学术规范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勤于思考大学阶段的学习 一方面要对前人已有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吸收和继承，同时又不能就此满足。列宁在评价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时曾讲到“：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不能得出的结论。”世界高等教育会议（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教育学生能够批判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真正会学习的学生是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进行独立思考、带着挑剔的眼光看待和接受前人成果的人。要自觉培养、锻炼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精神。不要以为书上的都是正确的，不要迷信名人权威。在科学上，是无禁区、无偶像、无顶峰而言的的。要勇于发现前人理论、知识中的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不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通过学术问题上的讨论、争鸣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有个叫鲁希才的电大学员曾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研究的论文提出商榷，他著文《试论创作自由在唐诗繁荣发展中的地位》，提出袁先生强调的诗坛兴衰与经济相长相消，是经济繁荣导致了唐诗繁荣的观点，值得再讨论。他通过对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大量事实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分析,并根据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导致唐诗繁荣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自由。他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被不少写作教材和相关学术论著选作典范学术论文。今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对当前学界存在很大分歧看法的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文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 二、重视实践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生命与活力 全在于传媒业的实践及其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学习离不开与新闻传媒业实践的密切结合。重视专业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自觉关注我国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积极参与、承担传媒业如报刊、图书、网络、广播、影视等业界的实际工作，一方面通过实际工作锻炼独立从事传媒业务的能力，同时，通过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巩固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二要进行专业领域里理论、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我以为这是同学们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科研能力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硕士博士阶段学习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科学研究实质上是在前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是与本学科专业领域里最权威的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种对话。优秀的学术论文应该达到“新、深、美”的要求。所谓新，是指论文的选题要新，提出的观点、理论要新，运用的资料要新，研究的方法要新；所谓深，是指论文研究的问题要专深，提出的见解要深刻，论证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问题深入充分；所谓美，是指论文的逻辑要谨严、有雄辩力，文字表述要准确、生动，语言要清新、朴实、流畅，写作要规范。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认真学好各门课程，重点打好专业基础，同时，也要积极参与科研，进行科研的训练，努力争取在毕业时能够公开发表一篇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论文。而对硕士、博士生来说，一定要在系统、扎实地掌握本专业理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按学校规定写作、发表答辩所要求的论文，并竭尽全力完成好学位论文的写作。在做学问上，我们既不赞成只埋头读书，不思考、研究问题，懒于动手写作的倾向，也反对只读了几本书，仅懂得一点皮毛而没有坚实专业基础就匆忙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的做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目标和追求，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现象。 三、严守学术规范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术活动虽是人的自由思想的活动，但亦有规矩需要遵守。学术规范是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总结形成的学人共同认可的规则。学术规范涉及道德、法律和技术等诸多层面。其核心部分是道德规范，根本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坚守诚信。在做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任何浮躁、抄袭、剽窃都为学界所不齿。凡学术成果都应由自己辛勤劳动的汗水所换来，“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在我国，许多前辈学者都把“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从而才攀上了学术的高峰。关于学术规范，还有许多操作层面上的规定，譬如，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如何借鉴他人研究成果，进行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等等，都有规则需要遵循。对此，教育部曾组织编写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认真读读，自觉践行。笔者始终认为，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一代青年，都应当经过努力拼搏进入大学学习，且最好能有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期望青年人不负国家的希望、父母的嘱托，树雄心、立大志，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掌握过硬的本领，以在将来回报社会，报答父母，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贡献。我们期待，在未来，在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同学中能走出范长江、穆欣那样的大牌记者；邹韬奋、范用那样的杰出编辑家；方汉奇、童兵那样的著名教授；郑君里、张艺谋那样的著名导演；夏青、赵忠祥那样的名播音和名主持。 作者：张积玉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论文:国际化新闻传播学论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三个环节要实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就要从下面三个环节去分析。 1．国际学界最关注的是理论 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是理论问题，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是指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体系。需要澄清的是，理论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缺乏科学理论所要求的批判特征的“准理论”，意识形态具有固定的、强烈的、不可置疑的假设，充满了无可置疑的绝对命题与规范性类别。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话题有的时候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难以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另外，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学术要回归学术，学界要为理论做贡献，这样贡献可以是对别的理论的验证、批评、质疑与整合。当然，我国新闻传播学应把其研究的最高目标定位为提出或发展原创性理论，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利用本国的经验材料去证实或证伪，还可以利用别国的经验材料来证实或证伪。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还未真正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而香港地区却做了一个示范，如祝建华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扩散和使用的经验数据上，提出了“新媒体权衡需求理论”瑏瑢，并可以接受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材料的证实或证伪。根据笔者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经验，国外的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第一个关注就是论文是否有理论性的贡献，理论性贡献越高，就越有可能发表。为此，要实现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关键之一就是发展理论。 2．方法的国际化是关键 要发展理论来实现国际化，就离不开方法的国际化。在SSCI的期刊上发文章，其一是定性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瑏瑣，新闻传播学很多定性研究也是如此。其二是定量研究方法，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定量研究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2年—2000年)以受众调查为主，主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第二个阶段(2001年至今)运用定量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增多，主要方法是内容分析和社会调查。瑏瑤然而这些定量研究与国际顶级研究相比，还相距甚远，比如在抽样上，严格的随机抽样，比如多层分阶段的抽样很少，样本多选学生，而面向整个人口群体的不多，在传播学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中，控制实验的不多且质量也不高。在数据分析上，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应用等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看得到，即使有，其数据分析也描述得不太清楚。比较研究、长时间的数列分析更是难以看到。研究方法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研究的公开性、客观性、经验性的要求瑏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性一步，如伽利略通过实验法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假说，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迪尔凯姆利用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写出经典名著《自杀论》。因此，绝不可认为研究方法是雕虫小技，无足轻重。祝建华曾经提到四个在SSCI的有效的发表策略瑏瑦，有三个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即跨国度、跨文化比较研究，多种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来源，长期的跟踪研究。当然，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量化研究，还应该包括定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等在内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也称“洋八股”。“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瑏瑧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因而，只有以“洋八股”的思维模式去组织研究成果，才能为国际传播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3．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前提 在现今学界，英语已成为发表国际论文的语言。瑏瑨尽管祝建华以以色列人、日本人、德国人、荷兰人为例认为，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化是由英语以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英语能力仍然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瓶颈。如在国内学者发表的英文论文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英语”或“翻译腔”。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在投稿的时候就会直接被审稿人退稿，甚至连参与匿名评审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流利、地道的英语是国际化的前提，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如此。如Salager－Meryer发现资历深浅、网络渠道多寡等因素对于论文成功发表的关键因素正在降低瑏瑩，但是研究者的语言能力仍应得到重视，对于非本族语研究者来说，语言能力和与语言以外的因素(即研究能力)裹挟在一起阻碍研究成果的发表。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瑐瑠和St．Joah对西班牙学者用英语的分析瑡瑐发现，用英语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为英语非母语的学者们进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障碍。语言表达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如词汇量不足，缺乏精确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局限于用简单的英语，文字不够简洁、精炼等。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祝建华指出，个人学术训练和机构奖惩体制均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国际化有影响瑐瑢，但比较而言，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此，笔者将从机构层面奖惩体制和个人的学术训练两方面分析如何实现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突破。 1．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提高 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对机构层面奖惩体制进行设置，实行制度激励。 (1)职称评定采取SSCI或英文要求制度 教师和研究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是职称问题，利用职称评定进行激励会有很大的动力。如中山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规定副教授申请教授，至少要发表1篇SSCI论文。现在各大高校都将SSCI作为重要期刊。由于SSCI的论文基本都采用匿名的同行评议审查制度，因此可以以此作为职称评定一个重要标准。当然，除了SSCI的论文，还可以采用“在同行匿名评审的新闻传播学重要国际会议或者在国内外发表英文稿件的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作为代表作参与职称评定。 (2)学术期刊应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核 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审稿程序还存在很大问题。根据笔者的经验，向国外的SSCI期刊投稿，第一时间就能收到收稿回执，在规定的时间内无论是退稿还是送审都有明确回复，而且送出去匿名评审后的退稿肯定会有审稿意见。为此，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优秀期刊应该按国外SSCI期刊采用的方法招募审稿人，无论是中文和英文一律按照类似的标准来审阅稿件，并且及时给作者提供反馈意见，体现匿名评审机制，形成有国际影响力期刊。目前，我国一些期刊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如高校文科科学前沿系列期刊等的审稿流程基本跟国外SSCI相仿，但是，要建立的不仅是英文的双向匿名的审核学术期刊，还应将其推广到中文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 我国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很少以论文单独设立奖励，更不要说采取SSCI论文或英文单独评奖制度，这一方面可能是我国的SSCI论文发文数量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并没有真正重视SSCI论文。事实上，在国外SSCI发表文章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才是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高水准。要促进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就要建立这种评奖制度，这种奖励仅仅针对颁发在SSCI发表的论文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论文，通过评奖制度来加大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动力。 (4)拨出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 新闻传播学有三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ICA(国际传播学协会年会)、NCA(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年会)、AEJMC(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这三大会议的共同特点是:收取全文而不是摘要投稿，格式要求跟在SSCI发文一样，采取同行双向匿名评审，接受率一般都低于50%。在这些会议上，不能凭借关系和金钱，完全凭借文章的国际学术水平。因此文章如果被接受，意味着其具备在较好的英文期刊如SSCI上的潜力。但是，这些会议规定，一旦接收了论文，该论文至少派出一名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笔者曾于2011年投稿到AEJMC第94届会议并被接受，2011年8月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出席会议，前前后后虽然花了一大笔经费，但在与国外学者沟通交流、了解国际研究规则上都大有长进;2012年虽然投稿后也接到AEJMC和NCA的邀请，却由于经费的限制未能成行。因此，要提高研究者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其在SSCI上发表文章，就需要设立专项经费，鼓励研究者参加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国际研讨会。 2．个人的学术训练机构层面奖惩体制的设置 是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策略，而个人的学术训练对国际化也很重要。 (1)要多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 Flowerdew对香港地区学者的调查表明瑐瑣，他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67%是和他人合作发表的，而这其中又有46%的是同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对英语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与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合作是他们国际化的宝贵经验。瑐瑤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要与世界学术对话，需要派研究者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研究者参加国际会议，长期、有系统地购置国际传播书刊等。 (2)要改革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制度 可由目前的考核制改为考核制和申请制相结合，最终变为申请制。中国人民大学近年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如2013年部分专业的博士考生托福、雅思、GRE等英语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可申请免外语初试。这样的改革还可以走得更远，香港的博士生招生采取申请制，除了英语成绩外，科研成果尤其是在SSCI发表的文章是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鉴于SSCI发表的文章的公信力，国内大学也可以拿出一些博士生指标来实行申请制，吸引具有国际化能力的科研人才直接就读博士生。 (3)要开设系列的研究方法必修课 在传播学SSCI期刊上，美国博士生成为重要的作者群，如《新闻与大众传播》《传播研究》《传播理论》等。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训练，无论何种专业方向，无论博士的个人兴趣所在，“传播理论与历史”“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都是必修、必考的;而博士一旦专业方向确定，就具有极大的专业性，是按照理论+方法+专题研究这样的课程结构来设置。瑐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博士生课程中，“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很少成为博士的必修课。国外SSCI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的文章，方法的要求都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院校的课程未能提供的，如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分析、分层线性模型等。 (4)要抓好学术英语的教育 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尤其是研究生课程设置中，应该将学术英语写作课程列为必修课程，使学术新生力量接受规范、系统的训练，以便将来更好地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汉语的思维习惯、语法习惯与英语有很大区别，而我国研究者的英语学习又往往局限于应试教育或简单的日常交流，这样的英语知识结构是极不利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如果翻译或者表达不好，甚至连送审的机会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很多优秀的文章由于没有很好的英语翻译，失去了发表机会。 作者：曾凡斌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论文:英语教学新闻传播学论文 1.延展知识范畴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传播内容，在对英语教材进行讲解时，也要对相关的文化习俗、习语典故以及相关的历史故事进行讲解。大学英语教材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能够提高受传者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受传者的知识储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加强对大学英语教材的认识，并将其知识进行延伸，使传播内容涉及范围变广，涉及题材增多，对受传者与传播者而言，这种情况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就要让学生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并且还要对课本的内容以及课时进行适当的增加，从而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以教材《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三单元为例，对ExtremeSports（极限运动）进行讲解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讲解世界上比较著名的极限运动，世界上最为出名的极限运动员，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的法国跑酷运动Parkour，并且向学生讲解这种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这项运动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的训练场地、屋顶、围墙、灯都可以成为跑酷运动员攀爬的对象。在对学生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可以鼓励学生对极限运动风靡全球的原因进行相关讨论。再比如说，《大学英语》第四册中有一篇是关于Wedding（婚礼）的课文，在本篇课文中对美国人的婚礼进行了相关讨论，并且用“旧、新、借、蓝”四个字进行概括。其中，“旧”指新娘在结婚的时候头上所佩戴的白纱必须是母亲所用过的旧纱，以此表达父母的养育之恩；“新”指新娘的白色礼服是新买的，在表达纯洁的同时，也预示着新娘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借”指新娘手中所拿的手帕必须是从女性朋友家中借来的，以此表达朋友之间的友情；“蓝”指新娘肩上所披的绸缎必须是蓝色的，以此表达对爱人以及爱情的忠诚。根据上文相关范例，可以将传播内容进行范围化，不论是各种新闻传播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均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文中的跑酷运动、美国婚礼，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而言，都是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该类传播内容在涉及新闻、媒介、传播学理论下，都展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除此之外，这种知识的延伸及扩充可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并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充英语知识，提高英语成绩。 2.完善传播媒介 在我国传统英语教学之中，教师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往往会利用声音、形体及语言进行讲解，这种讲解方式过于单调，无法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以教材为基础，对学生进行课本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比较僵化。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成功运用到课堂之上，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才使得大学英语教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以多媒体技术为主的教学方式，是集文本、图画、视频以及音频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促进了立体教学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效率。大学英语教师要积极将计算机技术与传播内容进行结合，将计算机技术作为主要传播手段，并在日益发展中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创新改革，并在结合诸多新闻媒介的影响下，提高其影响力。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借助相应的直观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更加充分、生动地展示，与此同时，该教学方式还能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到英语学习的真实环境以及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自然风情以及民俗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3.改进传播情景 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的“一言堂”模式往往忽略课堂氛围的构建，在整个教学传播之中，生动愉快的课堂氛围必然会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自信，产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这种传播模式可以通过群体暗示以及自我暗示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心理，从而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水平。在英国，英语课堂中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这种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的学习水平以及认知水平的提高。通常情况下，教师在对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学生会做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然而教师并不提供所谓标准答案，而是利用思维启迪的方式启发学生内在的潜质。这种民主的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创新性发展。虽然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英国相关人员指出，只有营造比较宽松的课堂气氛，才能使学生的心情得到放松，思维更加活跃。因此，加强对传播情景的改进，使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传播学理念，将传播学本质特点、发展原则与传播情景进行结合，使传播情景在符合传播者、受教者的发展现状与适应能力中，从根本上带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氛围，使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能够在融合传播学理论中得到有效发展。 4.规范传播策略 所谓的文化便是“以文教化”，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体现出国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文化的认可便是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因此，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便是对本民族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认可，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出发，传播学中的传播者、受教者是传播策略的主要因素，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策略，才能使传播内容得到有效传播。另外，在传播学中，各种具有影响因素的条件都是提高传播策略的重要保证，将传播策略与传播条件进行有机结合，并使其在符合受教者与传播者的传播习惯中，改变传播策略，符合社会发展与传播理念。另外，传播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方式有所不同，需跟随传播者的视角，体现出受教者的需求，尊重文化习俗，增进相互了解，避免产生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习惯是不同的，只有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真正掌握语言，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龚韶华单位：呼伦贝尔学院公共外语学院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品牌营销问题 一、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现状分析 1.农业企业塑造品牌形象的力度不均。现阶段有部分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还主要是依赖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声誉的自然传播，由于企业不注重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造成了农业企业品牌营销较难进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感知的是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而会忽略农业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品牌。这就给农业企业的后续营销宣传造成了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效果。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影响到了农业企业进行品牌营销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状况陷入恶性循环。但是在生活中，消费者也能够罗列出耳熟能详的农业企业品牌名称，比如金龙鱼、北大荒、阳澄湖等，这说明有些农业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还比较成功，这些知名品牌形象为企业的营销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且也为消费者选择产品提供了有益的信息参考。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消费者心中，农业企业的品牌形象还是偏少。从农业企业的角度来说，农业企业的知名品牌形象相对于农业企业的数量来说，也是偏少的，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农业企业不是很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 2.农业企业品牌定位有待加强。现阶段大部分农业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品牌定位比较模糊，较少能够针对不同需要的消费者提供不同层次的产品或服务，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农业企业失去较好的潜在需求，浪费较好的营销机会。农业企业的粗放型品牌定位可能会让消费者感觉到没有针对性、吸引力和归属感，从而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农业企业品牌的较低认知度和忠诚度，进而影响到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企业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进行市场细分，从而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提供有特色和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增加农业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进而提升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效果。现阶段，也有部分农业企业开始注重品牌定位，比如阳澄湖大闸蟹就会根据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等级的产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农业企业的品牌定位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3.农业企业品牌延伸利用较好。现阶段品牌形象塑造较好的农业企业都开始延伸企业的品牌，农业企业一般通过开发新产品或者引入其他的系列的相关产品进行品牌延伸。农业企业通过品牌延伸可以很好地利用已经拥有的品牌资产，给农业企业的新产品营销带来较大的溢价。这充分说明了农业企业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比如鲁花、金龙鱼等品牌都将品牌延伸到了油类的所有产品，这对于公司新产品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品牌的延伸和利用，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农业企业只有在维护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延伸，否则过度延伸就会有损品牌形象，从而让农业企业得不偿失。 4.农业企业品牌资产意识不足。农业企业品牌资产方面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农业企业涉及兼并重组时，对农业企业品牌资产的价值评估。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品牌可以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而具有现实的价值，特别是著名的品牌，其无形的品牌价值可能超过企业的有形资产。品牌资产作为企业一种无形资产，通过市场化运作可以为企业带来丰厚的收益。较多从事基础产品生产的农业企业品牌通过与产业链下游的农业企业品牌进行品牌联合，从而利用品牌联合效应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这样既提高了农业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又提升了农业企业的品牌资产和价值。还有农业企业在涉及企业兼并重组时，农业企业价值的评估较少关注农业企业的品牌资产，这样的资产运作容易让一些老字号品牌消失。现阶段，农业企业在进行兼并重组时，特别是与外资相关的兼并重组时，农业企业的品牌资产意识不足，从而使一些老字号的农业企业品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甚至消失。由此可见，农业企业品牌资产意识不足，不仅会让农业企业的价值评估不合理，而且也会让一些老字号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消失。5.农业企业品牌关系还处在萌芽状态。品牌关系主要涉及品牌与品牌、消费者与品牌、产品与品牌、营销者与品牌、其他利益相关者与品牌等关系类型，但是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依然是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现阶段农业企业较少关注品牌关系，对于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有部分农业企业通过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实践，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于农业企业品牌的认知度，加强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但是农业企业较少针对某一层次或者某一细分市场的消费者进行品牌与消费者的互动，所以说农业企业品牌关系的处理还比较粗放，处于萌芽状态。至于品牌关系的其他内涵，比如品牌与品牌、产品与品牌等关系，大部分农业企业处理品牌关系还尚未涉及到以上领域。这主要跟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整体层次相关，但是品牌关系在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中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引起农业企业的关注。 二、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作用 农业企业品牌营销可以给农业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对提升农业企业的知名度、竞争力、整合能力、农业产业化、区域经济发展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具体体现在： 1.提升农业企业的知名度。农业企业通过建立产品或服务的品牌，并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进入消费者的视线，从而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同时，也会引起农业企业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关注，比如竞争对手、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等。农业企业的这些相关利益者对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关注，自然就会提升农业企业自身的知名度。 2.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农业企业在产品或服务的品牌化过程中，必定会对产品或服务注入更多的元素，比如科技创新、形象设计、营销渠道等，这就在整体上提升了农业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层次，具有更多的企业特色，从而增强企业的多元化与差异化能力。农业企业的多元化与差异化能力又可能会强化农业企业的品牌能力，从而形成品牌发展的良性循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3.提升农业企业的整合能力。农业企业通过品牌营销构建自身的品牌力，这种品牌力在农业企业相关的产业链整合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发挥其影响力。这一方面体现了农业企业品牌资产的价值，另一方面给农业企业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现阶段，农业企业的实力正在加强，并已经呈现出农业龙头企业的强势发展劲头，中小农业企业百花竞放的良好发展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农业企业很有可能迎来兼并重组的发展阶段，这更能体现出品牌营销提升农业企业的整合能力的作用。 4.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业企业通过品牌营销提升自身的知名度、竞争力以及整合能力等。这一方面会给农业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从而农业企业可能会加快规模扩张和区域扩张；另一方面会给农业企业带来产业链延伸的机会，从而农业企业可能会加快产业链的整合。这两方面带给农业企业的发展机遇，能够提升农业产业化的水平。 5.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农业企业通过品牌营销增强自身竞争力、农业产业化水平的同时，能够带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农户的生产水平，从而给农户带来经济实惠，提升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另一方面加快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特别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营销，还能够带动农业企业所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从而发挥农业企业的区域特色优势，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6.保障食品安全。农业企业通过品牌营销，建立企业的品牌形象，形成企业的品牌资产，对企业有较大的自我约束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农业企业投入越多的资源能力建立品牌，就会越关注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否则品牌投入会因为产品或服务出现问题而功亏一篑。如众人皆知的“三鹿奶粉”事件等，说明知名品牌出现产品问题后具有很大的风险，从而就会约束这些知名品牌的所有企业重视产品的品质，对于农业企业来说，尤其要重视产品的品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食品安全问题。农业企业品牌营销，一方面形成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与激励，从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安全产品；另一方面，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也给消费者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作用，在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知名品牌的指引作用更加明显。7.提升农业企业的业绩。农业企业进行品牌营销的直接原因和最大激励就是品牌营销能够提升企业的业绩。如果品牌营销不能改善企业的业绩，农业企业就不可能重视品牌营销。品牌营销可以发挥农业企业产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从而扩大农业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空间，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这样既增加了每单位农业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又丰富了农业企业的利润来源。虽然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也会给企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相对于品牌营销的收益来说，增加的成本可能只占一小部分。因此，我们说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业绩。 三、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影响因素 在诸多行业中，农业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行业，农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环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农业企业也具有其他类别企业的一般性。影响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因素众多，比如农业企业的资源能力、农业企业的市场导向、经营环境等。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1.农业企业的资源能力。品牌营销对资源能力的要求较高，农业企业进行品牌营销需要给营销部门配置较多的资源。品牌营销的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财务成本等，农业企业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力与财力作为保障，其品牌营销就会空心化，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品牌营销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它还涉及到农业企业产品的品质，供应链的协同保障能力等，这就更加突显了农业企业资源能力的重要性，因为资源能力会影响到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各个方面，所以说农业企业的资源能力对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的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是基础性与决定性的影响。 2.农业企业的市场导向。市场导向其实就是反映农业企业对于市场的态度，市场导向较好的农业企业会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从消费者的角度指导企业的运营，故市场导向较好的农业企业，其品牌营销也会较好。反之，如果农业企业的市场观念淡薄，就会出现“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那么农业企业就会忽视企业的品牌营销。因此，我们认为市场导向对农业企业品牌营销的营销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业企业的市场态度、市场理念等方面，而且这种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和深远的。 3.农业企业的经营环境。由于品牌营销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作为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与法治执行方面还比较欠缺，市场中存在一些品牌仿冒等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特别是农业企业由于涉及到一些比较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方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假冒伪劣情况较为严重，对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构成了一定的困难，这给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所以说，农业企业的经营环境对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4.农业企业的产品类型。产品类型对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具有很大的影响，一般农业企业提供的产品可以包含在较多的分类概念之中，比如快速消费品、日常必需品、鲜活产品、食品原材料等。对于面向大众消费者的农业产品，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与其他类别的一般企业的品牌营销类似，但是如果原材料类型的产品，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则应该有所针对性。另外，具有农业企业特色的鲜活产品则需要根据产品的季节性和特殊性等对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由此可见，农业企业产品类型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会影响到农业企业的品牌营销。 作者：马中超 丁宇 李文胜 单位：新疆农业大学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基地建设发展 中国农业应尽快从当前的小农经济模式下转变为有限的大农业经济模式。内外贸一体的集约化私营农业群体的出现将成为我国开放以来第二次重大突破。拓展国际蔬菜市场,引导国内市场消费趋势。建立蔬菜、良种、育苗基地将成为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快马。 中国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有绝对多数。农业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农业的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种植结构是否符合中国的特点和能否顺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趋势;农业产业结构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并能尽快与先进的国际农业产业结构接轨。 济南一品实业有限公司1993年从事蔬菜生产加工以来的实践证明,蔬菜生产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蔬菜出口量约为进口量的30倍,与粮食进出口相反,差距大,蔬菜的种植出口不仅可为国家创汇,而且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山东作为蔬菜大省,蔬菜出口量和出口额在全国均为第一。中国仅2000年一季度就出口47万吨,增长13%。随着入世和韩国、日本及欧美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蔬菜行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这主要取决于蔬菜生产的特点,从种植到加工、出口,蔬菜等作物的优势将在未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举足轻重。 事实上,国际、国内饮食结构的调整决定了蔬菜业发展的主基调。无公害、新鲜蔬菜已成为现代人一日三餐的主要食品而不是副食品,温饱型的饮食结构以粮食为主,小康型的主食结构已从肉蛋型发展至奶茶型,这证明了人们的饮食已经符合时展的趋势,若我们的产业政策不符合当代人们饮食发展的趋势,将被现代社会所遗弃。欧美市场超越我们较多,中国生搬效仿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也将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我们要把“度”的问题把握好。如何看待欧美市场、学习欧美市场、效仿欧美市场,我们要走符合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特色蔬菜发展的道路。 亚洲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蔬菜消费市场已超市化、商品化、品牌化,各种新鲜和保鲜蔬菜加工制品,大宗蔬菜的产品初加工、包装也达到相当的水平。而无论品牌、品质、品种还是新鲜程度,其要求并非我们不能达到,但他们从育种、育苗到栽培及大面积推广,已形成系列化,产业化。从加工技术、包装方式、运输、仓储、销售均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体系。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方面的因素,在种植结构的调整中就会多走弯路、延缓我国发展的速度。因此,必须找到一条适应国际市场发展趋势,产品结构又适应中国农业现状和规律的农业经济道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经济的未来与我们经济的未来目标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即将入世的今天,农产品如何从农业科研、良种培育、育苗及推广、种植结构及大面积推广方面符合出口标准,从商品生产、初级加工、产品市场化、商品化、最后达到品牌化、市场化、规模化方面下手,形成一个符合中国农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良性循环。从一品公司几年来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拓展来看,应注意采取以下对策: 1.提高质量和新鲜度、包装上档次。对我们来讲食用的黄瓜长一公分,短一公分的价格都一样,而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只认同它们要求的规格,长短一公分都将减少它的市场价值,甚至失去其市场价值。我们要在蔬菜品种选育、优种、加工技术、保鲜处理、仓储运输方面紧跟国际市场。提高包装的水平与现代化,如环保型、拆叠式、可重复利用的包装等。 2.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天品牌、未标明生产厂家或生产者的蔬菜无法在市场上立足。市场既公平又残酷,一流的品牌、稳定的加工质量、企业的信誉,将成为市场的主基调。中国蔬菜产业市场化和商品化,还要有一段短暂的路程,但已为时不远,3年至8年内中国将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蔬菜专业市场,中国的沿海地区成为相连的经济作物带或蔬菜作物带,这就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旋律。 3.建立有序、有益、有节的农业经济发展思路,才能保证人世后的中国农业驶入高速公路。一是有序的原则,二是有益的原则,三是有节的原则。从国际、国内蔬菜市场发展的趋势看,两者既存在联动的市场关系,又存在相对独立的市场关系。十几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开放受中国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如我国农业曾提出以粮为纲,广积粮等,使我们在国际经济大家庭中仍处于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农业经济状况,而改革开放的20年来,国家农业经济政策经过适度调整,又逐步与国际农产品市场靠拢,具备了相互联动的农业经济形态。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经过近10年来的调整,已成为中国的蔬菜大省,在为国家出口创汇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仅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樱桃西红柿3年以前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为每公斤70元至80元的价格,现在国内市场价格已每公斤20元至40元,试想一下8年至10年前的中国市场,大众是不可能接受这种高档蔬菜的,当然,市场之所以能接受,主要还是取决于中国大众收入的增加及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即将加入WTO,绝不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那种封闭的农业经济模式,而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借鉴和促进的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节奏就是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跷跷板,只要我们适度把握好这个跷跷板的节奏,中国农业的经济调整才会赏心悦目,走向一个平稳、安全的高速公路。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战略上的方针和战术上如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是两回事。 根据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初级阶段的特点,先以外保内,推进中国农产品种植系列化、专业化、加工产业化、商品市场化。后以内为主提高加工技术和包装水平,拓展国际市场的农业经营主导战略方向。根据一品公司在近10年来对农业产业的思考和具体经营实践来分析,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扬长避短。山东是中国的蔬菜大省,而在10年前农民对种菜仍是小学水平的时候,我们若想以高科技的农业、加工技术改造我们的农民是极不现实的,也只能造成欲速则不达。以一品公司的主管品种“一品大蒜”为例,临沂种植的苍山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一品大蒜的基地就是全国最大的大蒜之都金乡。从外贸企业的推动试验,大面积推广到现在的商品化阶段,经过15年的时间,形成了几十万人的种植队伍,数万人的加工大军,这是金乡大蒜能出口海外,在国际大蒜原料市场占主要地位的重要原因,也是金乡县在济宁地区经济和农民收入走在前列的保证。随后又涌出许多大蒜产地,周边县区形成的大蒜种植优势、加工优势、出口优势大都是短期的,但金乡形成的优势却是周围区域的基地无法比及的。#p#分页标题#e# “益都椒”是一品公司经营的又一品种,因为这种红的不太辣的辣椒以出口韩国、日本、东南亚而出名,益都即现在的青州(原名山东益都),但大家不要以为它的产地在山东益都,而产地实际在山东的平度和胶州,为何国际市场要“益都椒”,是因为益都与韩国辣椒产区在地理位置上很相近。韩国和日本市场需求量很大,但真正发展起来的是与益都地理位置相近的平度胶州。从此例可以看出政府对一个产业要抓住机遇,否则就会稍纵即逝。当然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种植基地的建设,离开公司(尤其规模较大的私营进出口实业公司)+农户+政府行为的模式,是很难形成一种品种系列化、规模化、既符合出口加工标准又能符合国内市场的需求基地的。当然适时抓住机遇,培养和塑造一个品牌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要想在加入WTO后调整中国的农业结构,必须注意循序渐进的方针,农业战略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稳定的策略,而且不可朝三暮四,搞短期行为。必须考虑: 1.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应从精放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增长方式。只有有序地增长,才能避免无序地竞争。 2.我国农产品相对与需求慢半拍。有力地支持农业种植企业、农业加工、出口企业、农业技术企业,农业外贸企业须采取公司+农户+政府行为的模式。以实业公司为中心,而不是以过去的外贸公司为中心,调整单一的对外贸易思路,这种单一的外贸在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势,随着入世的到来,优势以属强势之未。 3.有步骤地提高蔬菜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序、有益、有节地尽快大力发展农业的专业化基地,形成有比较优势的农业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基地和区域性的初级加工、仓储基地,加适合国际市场的大蒜、辣椒、牛蒡、芦笋已形成了部分专业化的地区就不要盲目扩大跟风。大白菜、萝卜、洋葱、甘蓝等大宗品种,改良后属主力品种加大推广力度,特种蔬菜(叶类蔬菜、无土栽培蔬菜、菌类等),特种经济作物,如特色玉米、豆类等,一旦山东、上海、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形成分门别类的农业经济作物带,中国的经济就会到朝阳之时。只有在种类、数量、产地上有相当规模和梯度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经济才有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不能仅靠中国地大物博的先天比较优势,还需努力取得后天的综合优势。 4.培育中国农产品的优质品牌。坚持在中国农业产业国际化的同时培育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从一品公司从事农业产业方面的经验看,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是保证企业不衰的关键。 5.提高产品竞争力的着力点应转向农业科技进步,特别是良种产业。要进入国际蔬菜市场就必须有符合国际蔬菜市场的品种,我国现有的大部分蔬菜品种品质差,不耐贮,种植品种单一,农药、化肥使用不当,后期及收获期管理差,初级加工落后,造成了许多蔬菜种类无法走向国际市场。要解决好这一点就必须首先解决品种引进、选育改良、消化及繁育、推广工作。建立符合中国土地种植条件的育种、种苗基地就变得更加迫切,否则农业结构调整将是一句空话。同样,我们的农业种植结构、农业经济结构要尽可能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方针,缩短我国农业种植及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建立符合国际市场的种苗基地是当务之急。 6.加强农产品市场专业化。依中国的国情和特点,农产品应从农业产后部门向产中和产前部门顺序推进。(1)产后方面: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初加工和精加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与效用,增强竞争力,增强生产者的收入。(2)产中方面:必须在品种上不断改良和提高,以低投入获得高产出,取得强大优势。(3)产前方面:从土地、化肥、农药、水电、农膜、气象、水文来考虑。 7.政府要建立一套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长期以来,国外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补贴、支持的政策。而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采取了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政策。国家不仅没有给农民以价格的支持,反而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让农业支撑工业发展。有关专家认为,在WTO框架下,农业竞争力要提高,上述政策就必须改变,要建立一套对农业完全支持的政策。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电子商务价值链优化探究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在当今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运作模式。在农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价值链已经很难符合时展的步伐和趋势，传统价值链的不足和缺陷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也逐渐的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商务价值链的出现有效的解决了传统价值链带来的不足，促进了农业企业的发展。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对农业企业传统价值链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分析，然后详细探讨了电子商务对农业企业价值链的影响，最终对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优化策略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农业企业；电子商务；价值链；优化 一、引言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各行各业中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所以说一个企业为了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势必要对自身进行改革和完善，企业的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就包括企业自身的价值链。在农业企业中，传统商务模式下的价值链更加注重分工的细致以及实物资源的分配，依靠人工手段等传统方式实现企业的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商务价值链逐渐的显示出一系列的弊端，比如说价值链过于冗长、内部多层管理结构过于复杂以及各种价值活动协作性不强等，这些弊端的出现严重阻碍了农业企业的发展，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该农业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被淘汰。电子商务价值链的出现能够通过电子手段以及信息工具等将企业中的各个价值点进行紧密的整合，从而形成一条高效的价值链。因此，在现阶段中，深入研究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价值链的优化策略已经成为众多农业企业迫在眉睫的一项工作。 二、农业企业传统价值链中的缺陷和不足 （一）农业企业的价值链过于分散和冗长 我们都知道，农业企业传统商务模式下的价值链中的实体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等部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参与农业企业价值链的企业或者公司数量都会有明显的增加，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网络甚至会包含着多个供应商或者承包商，这些供应商或者分销商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农业企业的价值链增值活动中。农业企业为了有效的解决工业社会信息在交流过程中容易受到时空限制的问题一般会选择制定一些比较分散和冗长的价值链，这些分散、冗长的价值链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过长或者过于分散的价值链却造成了农业企业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明显提高。 （二）农业企业价值链中的各种价值活动缺乏充分的协作性 在传统的商务模式下，农业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其信息的交流比较容易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这就造成了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严重缺乏，进而影响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有的农业企业中甚至会出现生产部门、采购部门以及销售部门等独立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农业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不能对市场风向进行准确及时的把握。作为企业内部的采购部门来说，如果不能与企业内部的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进行准确的沟通，那么在实际的采购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采购过量或者不足的现象，从而导致企业内部出现存压或者运转失灵的现象，最终阻碍了农业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农业企业价值链的内部多层管理结构比较复杂 传统商务模式下农业企业价值链过于分散和冗长不仅与供应商和分销商的数量增多有关，同时还受到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影响。在这种商务模式下，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充分不仅会造成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性比较差，并且还会导致农业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层金字塔式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受到时空的限制，那么为了保证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充分性，企业内部就不得不增加更多的管理层，管理层的层次也就会相应的增加，长期发展下去，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就会形成一种多层金字塔式的局面。这种多层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容易造成企业的管理成本大幅度上升以及面对市场变化时做出的反映比较迟钝，种种现象表明多层管理结构最终会制约了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使农业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处于劣势。 三、电子商务对农业企业价值链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能够有效的缩短农业企业的价值链环节 电子商务在农业企业中的有效运用能够将买方与卖方进行紧密的结合，商品市场由之前的有形市场转变为无形市场，并且开始朝着世界各地扩展。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农业企业价值链中一些不重要的环节或者机能也都逐渐的消失。比如说，传统商务模式下农业企业运行过程中一般需要中间商或者贸易商，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应用，这些中间商和贸易商就会逐渐的消失，电子商务能够有效的取代中间商和贸易商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于中间商和贸易商来说，一些专业行销公司、专业物流公司等企业会逐渐的兴起。电子商务的出现缩短了整个农业企业价值链中批发商和分销商形成的价值链，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成本，为农业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电子商务能够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对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 电子商务在农业企业内部的应用能够实现企业的数字化管理，从而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在电子商务的作用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组织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以及利用信息的方式相对之前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电子商务的应用明显的优化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对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进行了重组，保证农业企业在平时的运行过程中能够对市场的变化及需求做出及时的反映及判断，促进农业企业更好的发展。 （三）电子商务能够实现企业内部营运集成系统的增值 当今社会中，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决定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能够进行信息交流，这种广泛的信息交流范围也就意味了农业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契机。特别是随着电子商务在农业企业中的有效应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获得了极大的缩短并且农业企业获取新技术新思路以及新工艺的速度和效率也获得极大的提高。通过电子商务，农业企业与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还可以取得更为高效以及密切的联系，这有利于促进农业企业及时的了解市场的动态变化，从而针对市场的变化做出最合理的决策。 四、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深化政府对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毫不夸张的说，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主要受到政府部门的推动，在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深化政府的主导地位能够有效的保障电子商务发展方向的合理性以及有序性，实现农业企业制定最佳的价值链。因此，为了有效的发挥政府部门在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相关政府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政府部门应该为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制定一套完整的规划，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制定总体规划时应该注意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相关政策相结合，保证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坚实的政策以及制度作为保障。第二，政府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政策体系。完善的政策体系以及法律制度能够进一步规范和调节电子商务的行为，虽然我国在现阶段中已经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政策保证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但是这些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对电子商务发展的保护力度还有待提高，所以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应该对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更好发展。第三，加强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监管力度。监管力度的加强能够有效的避免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违法行为的出现，保证农业企业电子商务朝着规范化、体系化方向发展。第四，加强对电子商务人才的专业教育，培养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专业化人才。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根据我国农业企业发展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农业知识以及技术的普及和宣传，保证农业企业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深厚的人才资源作为保障。 （二）合理改善和提高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环境 为保证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我们还要对其发展环境进行改善和提高。一般来讲，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环境的改善和提高主要通过发展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建造物流中心两个方面来实现。首先，发展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有效的改善电子商务的发展环境。在我国现存的农业企业中，大多数农业企业都没有自身专门的官方网站，这些企业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和推广时一般都依靠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但是这种宣传和推广方式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所以为了保证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我国应该对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统一管理，确保每个农业企业能够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对自身的产品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广。其次，完善的物流配送环境能够促进电子商务的稳定发展。可以说农业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物流作为基础和保障。而要解决农业企业的物流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农产品物流中心进行建立和改造，包括农产品的储存以及运输等。其次要对农产品的物流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最后就是要培养专门的物流管理人才，保证农产品物流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对农业企业电子商务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 作为一个农业企业来说，如果要想在电子商务模式下有效的管理自身的价值链、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那么在进行电子商务模式的选择时就必须与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相结合，保证电子商务模式与自身的发展相适应。就我国目前的农业企业发展状况而言，虽然电子商务的模式比较多，但是农业企业在选择电子商务模式时却比较盲目，结果导致了所选择的电子商务模式不仅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反而会严重阻碍农业企业内部的结构建设。因此，农业企业应该对电子商务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通过不断的创新总结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子商务模式，保证自身电子商务服务的合理开展。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阶段中，电子商务在各行各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农业企业中，电子商务与企业价值链的结合能够有效的降低农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本投入，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以及营运集成系统的增值，使农业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实现农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穆肇南 单位：贵州商学院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信息化论文 一、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含义及信息化建设项目特点 1.农业企业信息化项目技术复杂程度高。农业企业因为产品为种植作物，其生产经营受种苗、气候、天气、环境、土壤、降水、员工经验、管理经验、植物生长情况等方面的影响比较大，其信息化需求更难以把握，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的难度也比一般工业企业项目管理的难度更高。 2.员工信息技术程度低，导致项目实施难度高。如前所述，农业企业因受制于往前传统的种植和生产管理模式，具体的基层管理人员甚至子公司经理的信息化技能严重欠缺，且年龄偏大。知识转移的工作量困难较大，信息化技能培训的难度较高。 3.信息化建设项目员工参与度低。农业产业由于多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导致企业中存在一定的保守、对新事物接受程度低、接受速度慢等文化习惯，也导致企业员工在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参与意愿较低。 二、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进度影响因素分析 1.信息化项目内在因素对进度的影响。（1）因农业企业的生产特点，导致进度受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因需求分析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①需求提出的局限性。由于负责人职位问题，很少能够熟知全局业务运作，所提出的需求的完整性因人而异。②需求描述的复杂性。需求的完整描述不仅面面俱到，内部的关联性很强，错综复杂。③需求审查的随意性。面对如此繁杂的需求分析与描述举行的需求评审，并不能对需求描述作深入细致的分析。（2）低估了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实现的条件。低估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实现的条件表现在低估技术难度‘低估协调复杂度、低估环境因素这样几个方面。 2.组织保障体系对进度的影响。（1）根本导向问题。在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如果内部协调不力、没有形成合力，则最终很难完成信息化建设项目。这就必须要求项目管理组织必须明确工作基本准则和导向，在项目管理全过程都必需加以强调，否则，对项目管理的进度和成效将有极大的影响。（2）组织结构上的问题及其解决。作为项目管理的组织保证，项目组的组织机构对项目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组织结构是项目管理的骨架，其功能是沟通信息、协调矛盾、控制进度、维持运转和指挥决策等。作为一个日常生产经营工作任务较重的农业企业，不可能成立项目式的项目管理组织，该项目的管理组织成员是由各部门抽调搭建成的，项目的项目组是矩阵式的组织构架，矩阵式组织构架既有项目组织注重项目的特点，而项目成员又是某一职能部门的成员，从而造成协调上的不利因素。 三、信息化建设项目进度控制的管理保障措施 1.农业企业必须做好业务流程的再造和完善。（1）流程重组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分析设计阶段及实施阶段。首先是项目的初始阶段。这时应明确项目的内涵及意义，并由项目团队将需要改进的流程与企业的经营结果如提高利润率、降低成本等直接联系起来，使企业认识到改进流程的意义。然后，正式进入流程的分析及设计阶段。先对现有流程进行分析，可采用头脑风暴法，列出现有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找出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并在其中架设桥梁。然后据此设计出流程的各个步骤及衡量的标准。最后，提出从现状转化到理想状态的实施计划。最后，是流程的实施阶段。设计完流程并非万事大吉，实施阶段是关键。在这一阶段，要先定义实施的组织结构，与相关部门及员工沟通，并提供培训。（2）在流程改造的过程中，有几点关键因素必须注意：一是必须有高级管理层的支持，二是最好是由相关部门的代表设计，而不是完全依靠外力，这样才能保证新流程容易被接受、可实施性强。 2.组织结构上的问题及其解决。（1）在企业内部必须明确信息化建设项目负责人与企业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职责，确保项目负责人与职能部门负责人之间的权利平衡。在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中，项目组成员一般接受两方面的领导：项目组负责人和原所属部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成员对所属部门负责人的忠诚度更高，因此，必须明确项目组成员在项目组内部的汇报关系，这样有助于项目组成员对项目责任心的建立。（2）有效沟通和调节双方矛盾。为了确保项目在时间、资源、效能上的合理平衡，项目组负责人必须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充分沟通，除了让职能部门负责人站在公司全局的高度上理解和认识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重要性，项目组更必须帮助职能部门负责人充分了解项目各阶段所处的环境、工作任务、对资源的需求、项目进展等等，从而使职能部门对项目组和项目有充分的认识，了解项目的资源需求，从而帮助项目组的工作顺利进行。（3）确立项目管理工作的优先机制。在项目管理的实际工作中，随时都会遇到项目组和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要注意到，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容易解决的，或者说不是所有矛盾都是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当两者的矛盾难以解决时，必须有一个机制来保证项目管理工作的优先性，这就从机制上确保了项目管理工作的优先性，从而保证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虽然有种种的困难和不利因素，但是只要从项目管理组织上重视，确保项目管理组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项目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并根据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项目特点，充分做好企业流程再造和项目需求分析，科学编制项目进度，就能最终保证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进度和成效。 作者：孙淑君单位：浙江滕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履责分析及建议 本文作者：彭超1杨皓森2张照新1作者单位：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武汉大学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贡献 扶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以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894家国家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中已经有99.2%的企业建立了企业质量管理制度，90%的企业通过了ISO9000、HACCP等质量认证，69%的企业通过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或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用于质检、认证、检疫等与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支出非常多并且逐年增加，2009年支出总额已经达到50.43亿元。 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实践 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着力控制面源污染，节约农业生产资源，为农业节能减排做出了很多贡献。2009年，“三废”排放达标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已经达到862家，合格率达到96.7%。很多企业通过了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花大力气进行农产品产量环境建设，还有部分企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开展节能减排创新。如，好当家践行资源友好型发展、山下湖珍珠集团发展循环经济等。 3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保障员工福利方面的贡献 农业产业化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农民工提供了很多符合劳工标准的就业机会。2009年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270万个，聘用的季节性临时工68.09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临时工年平均工资为8190元，大大高于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很多企业还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通过多种方式，为员工个人发展提供条件。如，吉林敖东“以人为本”保障员工就业福利，不仅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同时保证员工实现自身价值。2.5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的努力近年来，很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契机，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通过产业带动、村企联动、投资推动、科技驱动、服务拉动和外向牵动等多种形式，实现强村富民、村企共赢，为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贡献。如，中粮(烟台)公司在烟台蓬莱开展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并成立烟台南王山谷投资公司，联合烟台当地3个镇13村集体和1980户农民组成烟台南王山谷葡萄生产合作社，按照“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经营模式，集中建设973.3hm2标准葡萄种植园，成为中粮长城高端葡萄酒的原料供应基地。 存在的问题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还要履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资源环境、保障劳工福利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5大社会责任。然而，根据对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情况的研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意识不强。为了更好地反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笔者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进行了研究，据调研数据统计，2007～2009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78家，从中选取60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总的情况统计如下:2007年，只有两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其中，能够意识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社会责任的企业仅有一家;能够意识到“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还是只有一家。两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都能意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是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没有一家龙头企业意识到“保障劳工福利”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是重要的社会责任。2008年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的一年。一方面，农业部强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有更重大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2008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的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此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发出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这一年，沪深两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达到16家。其中，能够意识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社会责任的企业有9家，能够意识到“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有15家，16家龙头企业都能意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是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仅5家企业意识到“保障劳工福利”是重要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龙头企业数量达到4家。2009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有所淡化。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有关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规定以鼓励为主，没有强制性要求。沪深两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仍然是16家，其中能够意识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社会责任的企业有6家，能够意识到“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有13家，有14家龙头企业能意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是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有3家企业意识到“保障企业员工福利”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是重要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龙头企业数量为3家。 政策建议 数理经济学分析表明: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付出的努力，随着社会责任需求弹性的增加而增加，随着产品价格需求弹性的增加而减小。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意识不强，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环境缺乏硬性约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面临着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制度建设可以增加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为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意识提供外部环境。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植力度，可以增强龙头企业竞争力，为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意识增加内在动力。此外，外向型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意识较强，规模较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更倾向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外向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推行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可以作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的起点。根据研究成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社会责任方面的制度建设，扩大强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范围，工作的起点可以从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和外向型龙头企业开始;二是，继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发地履行社会责任;三是，农业产业化负责部门应主导建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为推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可供参考的标准;四是，外向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其产品出口遭遇外国社会责任标准提高负面影响的时候，应当在争取国内企业缓冲期的同时，组织国内企业积极提高自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五是，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增强信息透明度，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促进消费者“用脚投票”，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来自市场的动力。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文化建构研究 本文作者：张胜荣1,2金高峰3作者单位：1.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2.福建农林大学经管学院3.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CIS与企业文化 1．1CIS简介 CIS是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将企业、机构的经营理念、精神宗旨等文化系统和哲学思想，通过全员的行为表现和整体的识别系统传达给社会公众，促使社会公众对企业、机构产生一致的理解、认同和接纳，从而为企业、机构树立良好的形象，并支撑企业、机构更好地发展。CIS又包括理念识别系统、企业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理念识别系统(MIS)是指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经营理念、经营信条、企业使命、目标、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文化、企业性格、座右铭和经营战略(包括生产和市场的各个环节的经营原则、方针等)的统一化。企业行为识别系统(BIS)是指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有具体执行行为于操作中的规范化、协调化，以便经营管理的统一化。BIS对内包括规章制度、生产经营管理、职工教育、敬业精神、操作技巧、行为规范、生产福利、工作环境、废弃物处理、研究开发等。BIS对外包括市场调查、产品开发、公共关系、促销活动、流通政策、商品及广告商、融资借贷等金融手段的拓展、传媒渠道及传播面的开拓、社会公益性或文化性活动等。视觉识别系统(VIS)是指纯属视觉信息传递的各种形式的统一，是具体化、视觉化的传递形式，是系列项目中最多、层面最广、效果最直接的向社会传递信息的构成部分，包括基本设计、关系应用、辅助应用三个部分。基本设计包括企业名称、品牌标志、企业象征图案、企业宣传标语、吉祥物等;关系应用包括办公器设备、标识牌、建筑外观、衣着制服、展示、陈列等;辅助应用包括样本使用法、物样使用规格及其他附加使用等。 1．2CIS与企业文化 CIS与企业文化相辅相成，CIS将内隐的企业文化，统一并且系统的外化出来，在企业内外进行传播。CIS与企业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2．1CIS与企业文化的区别。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与企业的领导风格、管理方式及行业特点、竞争特性等密切相关。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基本内容是企业精神、经营战略、管理理念、经营目的。虽然企业文化与CIS有共通之处，突出表现在MIS上，但MIS不能反映企业文化的全貌。BIS中行为规章制度部分是有形的，而企业文化是无形的。 1．2．2CIS与企业文化的联系。企业文化是企业构建CIS的基础。企业文化为企业CIS提供了思想条件和创造了氛围，为CIS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组织管理的保障，给予了CIS文化的载体。CIS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种基本方法和重要途径，MIS是企业理念文化的体现，BIS是企业行为制度文化的体现，VIS是企业物质文化的美化。CIS的实施本身就是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传播过程。 2农业企业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企业是指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改革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农业企业出现了多种形式，发展了一大批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但是在农业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09年的“咯咯哒”问题鸡蛋事件、2010年的海南“毒豇豆”事件、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2012年的“皮革奶”事件等。导致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缺乏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前，诸多农业企业虽然在表面上讲企业文化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不足。 2．1农业企业文化建设在MIS上存在的问题 2．1．1社会责任感不强。问题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体现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社会责任感得缺失必然会反映在企业文化的理念建设中。由于整体理念存在问题，导致很多农业企业往往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控制，忽视了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侵害消费者利益。 2．1．2脱离实际。目前，不少农业企业的文化理念脱离实际，企业理念建设没有结合自己企业的特点，盲目的效仿，或者是根据龙头企业来进行模仿，或者是将一些大话和套话照搬成自己的企业理念，只得其形不得其精髓。部分农业企业认为MIS是固定不变的，可以一直使用，因此不注重对MIS的完善。部分农业企业受制于地方政府行政指导干预，将行政指导作为自己经营管理的理念，不能有效结合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使文化建设成为空谈。 2．2农业企业文化建设在BIS上存在的问题 农业标准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农业技术推行和农业行政执法的科学合理，对农业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有重要意义。目前，由于农业行业标准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农业绿色标准未能全面推广，严重制约了农业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建设，也导致农业企业制度文化存在各种问题。 2．2．1管理制度混乱。不少农业企业的制度建设单纯为建设而建设，不能联系企业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在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全面、不系统，不能将制度细化和规范化，难以发挥制度效应。 2．2．2员工培训教育滞后。企业文化是人的文化，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而农业企业员工素质偏低，农业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推广受制，企业理念建设的贯彻实施难以进行，使得企业BIS建设成为纸上谈兵。 2．3农业企业文化建设在VIS上存在的问题VIS是企业文化建设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感官的方面。目前，农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在VIS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3．1VIS设计缺乏个性。农业企业由于产品种类多、同质化现象严重，企业的VIS的个性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农业企业VIS设计也趋于同质化，中小型农业企业的VIS设计往往是对大型企业VIS设计的仿制。 2．3．2对VIS设计成果未能加以有效保护。许多企业在进行VIS设计后都有过被仿冒的经历，而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被其它企业恶意抢注屡见不鲜。 2．3．3忽视了传播媒介。农业企业进行VIS设计，往往只是简单的标准化，忽视了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在形式上不灵活。 3CIS模式下农业企业企业文化构建 3．1基于MIS的农业企业企业文化构建 3．1．1要树立正确的理念。农业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农业企业所有的活动也正是为此而开展的，企业要树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三效共赢”的企业使命，在企业文化建设的理念设计上不能脱离这一根本目的。农业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打造以“绿色文化观念”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在价值观、行为规范、道德风尚、制度法则、精神面貌等方面树立正确的理念。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将企业目的观、质量关、人才观统合起来设计企业理念。 3．1．2要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特点。农业企业经营理念要符合农业行业特点，符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找出不同的侧重点。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消费者的需求制定不同的经营目标。因此，农业企业的MIS建设要根据客观情况和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调整。农业企业的经营战略要基于政府的宏观政策和行政法规，但不能简单将行政指令作为自己企业理念，忽视了自己本身内在的企业文化。 3．2基于BIS的农业企业企业文化构建 3．2．1进行全面系统的制度文化规范建设。强化农业企业内部行为识别系统的制度规范，首先，要完善管理制度和各种规范。高效合理的管理制度，能增强企业凝聚力，发挥协同效应。统一的业务规范能使企业员工业务水平，产品质量、服务质量随之提高。企业的业务规范主要从生产安全规范、生产操作规范、营销规范和服务规范着手。其次，要建立本企业的农业产品技术标准体系，特别是农业绿色技术标准体系。各类农产品从技术标准到生产工艺流程，到包装、保管、运输等方面，建立一定技术标准和规范。再次，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农业企业要建立针对不同部门，不同文化基础的员工建立起多层次，全面可行的员工教育培训体系。 3．2．2加强企业与外部的沟通。农业企业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公关体系，重视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和消费者的关系，完善对外公关制度。特别是要与媒体建立长效良性互动，及时给媒体提供有价值的新闻，邀请媒体参观访问，通过媒体了解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消费者需求和意见。另一方面要多举办或赞助社会公益、文化活动，通过这些途径将MIS外化宣传，成为企业有规划的外部行为识别制度。 3．3基于VIS的农业企业企业文化构建 3．3．1凸显个性。在VIS的设计中，农业企业名称、标志和标准色等方面既要简易，并富有个性，也要名实相符，不要刻意追求名称好听、好看而使公众对企业经营范围产生误解。企业名称一般具有民族性，农业企业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VIS基本要素和应用要素的设计上可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蒙牛的产品统一采用绿色标志，将象形与汉字书法和企业产品相结合，既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与企业实际紧密结合。 3．3．2不断更新发展。农业企业的VIS设计要能跟上企业的发展步伐，及时更新。VIS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但不代表其一成不变，应该在原有的VIS上继承和发展。如当农业企业开始国际化之路，就需要对企业的VIS进行更新，配合其国际化战略。或者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MIS进行了完善，此时VIS也要跟进配合。如伊利集团根据MIS调整成功进行了品牌升级，对标识进行了调整。 3．3．3注意传媒媒介的特点。农业企业的VIS设计应该针对不同的传播媒介进行多方案配套。针对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可以进行动态设计;针对平面媒体如报刊杂志则要采用核心标识做为重点的静态设计;广播媒体则要着重对能通过声音传播的VIS要素如企业名称、产品名称等进行丰富设计。 4结语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日益凸显。农业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必须重要企业文化建设。基于CIS的建设企业文化是对企业文化进行系统的整合，可以明确企业理念，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整体素质，统一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企业能更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运营效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的统一。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技术革新状况与策略 本文作者：韩学忠胡情祖祝玮胡华明余必强作者单位：江西省玉山县农业局 一、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现状 （一）同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江西省农业技术创新水平相对滞后 在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农业增长科技贡献率高达70%至80%，我国仅为30%至40%，而江西省更低，真正具有规模的转化率不足20%。这些事实说明，江西省农业技术创新绩效比较低，创新过程存在许多障碍因素。全省农业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当大，开展农业技术创新工作大有可为。 （二）同农业龙头企业创建之初比较，江西省农业技术创新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中国加入WTO后，相对落后的中国传统农业受到了发达国家高度市场化的现代农业的挑战。现在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全省农产品及加工产品的竞争亟需提高。在市场竞争需求的推动下，全省农业技术创新工作主体已逐步由政府转向农业龙头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的决策管理层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产品只有在科技含量上高人一等，才能在市场竞争上胜人一筹，农业龙头企业必须紧紧依靠农业科技创新，降低成本，优化产品品质，才能增强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以玉山县江西三清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为例，企业起步阶段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初级农产品、贴牌产品，消费对象是旅游团购和机关单位购买，主要是开发本地名特优农产品，由于资源和市场有限等原因，很难进行规模化生产，企业难以做大做强。为了做大做强企业，几年来，公司每年都从企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2002年拿出科技创新资金50万元同南昌大学中德食品工程中心合作，共同研发从红薯渣中提取《高活性膳食纤维技术》，2004年拿出36万元，同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合作，用于研发红薯营养全粉技术。2008年拿出60万元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引进安吉白茶、金观音等茶叶新品种，推广标准化5000亩茶园建设。目前企业拥有的专利有3项：①高活性膳食纤维；②红薯营养全粉；③速溶葛粉。企业由自主研发创新到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姻，对人才使用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先后采用兼职、讲学、科研顾问的方式从科研院所引进高级技术人才9名，采用送出去的办法，企业送出技术骨干30名到科研院所、学习充电，通过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之路。同时公司设有农业职业技术学校、茶叶研究所等开展农业适用技术推广创新。目前销售网络已遍布全国，在全国大中城市设有分公司、办事处配送中心15家，建立销售网点3500多家，设立专卖店8家，产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三）政府扮演角色得到有机转化 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包办一切逐步简化为提供服务，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从政府转变为农业龙头企业。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技术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包括新思想的产生到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生产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有机结合。政府应以市场机制为推手，逐步引导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投资者和受益者。让农业技术创新成为农业龙头企业迅速成长的增长点，优秀的农业龙头企业成为江西省农业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使我省农业龙头企业完成从初级农产品加工到具有核心技术的，以自主创新为发展方向的战略转型。 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技术创新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的农业技术创新制度存在问题 我国现行的农业技术创新制度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虽经变革，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这一制度下的农业技术创新全过程，即从研究开发到推广应用完全受政府行政手段的支配。政府依据资源结构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增长的瓶颈制约，以提高科研资源的利用配置。同时借助行政手段为核心的农业推广网络将技术全面推广。这一制度在基础性农业技术推广上行之有效，但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需求开始演变为市场行为，成本与收益以及市场竞争寻向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风向标。现行的农业技术创新制度暴露出以下问题。1.技术供给的激励结构不合理，现行的农业创新制度不能有效地促使科研机构、企业及科研人员对变化的技术需求作出积极有效地反应。从而造成科研机构技术成果和社会研究资源无法转向农业技术创新，造成技术供给的滞后和短缺。2.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不能及时联姻。现行技术市场未发育，无法利用市场这一信息沟通渠道。 （二）部分农业龙头企业管理决策者对农业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受计划体制思想影响，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决策层还未能认识到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农业龙头企业自身而非政府，因而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严重不足。要认识到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的重任只能由农业龙头企业来承担。只有通过农业龙头企业的农业技术创新，才能带动中小企业和个体农业生产者形成群体规模，最大程度地利用、集成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才能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向农业科技企业发展，把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农民作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发展现代农业要与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生态旅游结合起来。认识到强化技术创新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2.阻碍江西省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①资金缺乏；②信息来源不畅；③技术开发成本高；④缺乏技术开发人员；⑤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⑥缺乏完善的技术市场。 三、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农业龙头企业积极主动开展技术创新 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责任，更应该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龙头企业应根据需要，密切跟踪本领域科技发展国内外动态，积极寻求科技信息，根据市场需要主动开展技术创新；要积极主动地与科研院校联系，有针对性地开发利用科研单位的科技资源，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同时，龙头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也要加强技术合作，共同提高发展能力；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想方设法提高人才待遇，为人才开展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环境。同时通过与科研单位开展联合创新，设立教学试验基地，选送技术人员到科研院校深造、吸引科研单位科技人员来企业工作等多种形式，全面提高技术人员的素质，不断加强技术创新队伍建设。 （二）政府导向与推动 政府部门虽然从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中解脱出来，但也应对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个正确认识。政府部门应从。培育技术市场，国家加大对企业科研项目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对科技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建立技术中介机构，帮助企业聘请专职或兼职科技人才，对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先进单位给予奖励，对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帮助贷款及贴息，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通过以下政策与措施的引导推动，省农业龙头企业必然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为核心，以产业链为主线，通过推进科企联合、科企嫁接和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多种形式，在主要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等领域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等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市场占有率大的农业科技型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促进全省农业经济工作上一新台阶。 总之，技术创新必然促进企业新市场的开拓，提高产品质量，丰富创新产品类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技术创新对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纯利润的贡献率在逐年提高，必将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管理教学体会 一、教学内容上，大胆改革 1．坚持以教材内容为基础，结合本地生产实际，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和地方特色。专业课教材是经过专家、学者及长期从事专业教学的内行研究编写的集科学性、知识性、系统性于一体的教学依据。但从目前来看，教材内容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内容繁杂。大学专业课本中的章节，高职教材全有，涉及内容面面俱到，成了大学教材的缩写本。二是资料落后于时代。这些教材都是几年前编写的，引用资料年代久远，有的已落后了，甚至在教学理论上也过时了，如有关计划经济的内容就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理论，作为两种经济的对比也不必过于繁杂。三是教材内容不能体现“地方特色”。《农业企业管理》教材的编写是立足于宏观大范围，全国各地一致性的内容，没有针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改革的力度做具体的讲解，为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以“教材”为本，把握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二是注意“筛选”，及时补充更新，并注意与课本内容的衔接。 2．坚持以本课程为基础，注重各专业课程间的相关性，体现本课程的综合性。《农业企业管理》是管理类专业中-f-I重要的课程，又是各专业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在讲解时，如果只讲解《农业企业管理》的理论，而不注重其他专业课程知识的应用，将是一种失败的教学，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实际情况，以启发式、提问式的形式使学生不仅学习《农业企业管理》中的理论，同时也要明确知道这部分理论基础是哪门课程中哪种理论、哪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以及各课程间的相关性。如预测决策分析中，“资料”以《统计学》课程中的原理为依据而获得，以《技术经济学》课程中的方法进行资料分析，用《农业企业管理》课程中的理论进行总结。这样一来，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有一个整体化、系统化的认识，体现《农业企业管理》课程的综合性，也巩固了其他专业课程知识。 二、教学形式上。以理论教学为基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是全面系统地向学生介绍专业知识的最重要的环节，是专业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是学生进行专业实践活动的理论准备。但是，高职的教学目标是培养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人才，决定了培养实践操作能力是教学的重点，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中，除珠算、财会等一些技能之外，特别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农业企业管理》课程教学更应注重这一综合素质的培养。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农业企业管理》中的理论与当前的政策及经济理论界的新观点相结合。比如，将《农业企业管理》产业结构这一知识和目前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界提出“以畜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的新观点相结合，这样既丰富了课堂内容又结合了实际，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农业企业管理》中的理论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理论是为实际服务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枯燥的理论，没有实际意义，也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农业企业管理》产品成本费用这一知识的讲解时，可结合农村实际工作中“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引导学生调查、了解、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同时，也把理论界提出的“费改税”的观点讲给学生。 3．精心安排学生实习，做好实习安排和指导工作。结合理论知识适当安排一些市场调查、参观及参与企业生产等活动，使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参加这些活动，比如在农村工业生产过程组织这一理论教学中，结合我院组织在华圣集团进行实践实习这一活动，要求学生了解华圣集团的发展、产品生产线及组织管理过程，以实习报告的形式写出“华圣集团产品生产组织过程之我见”，巩固所学内容，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方法上要坚持启发式教学原则。讲解、调查、专题讨论相结合传统的教法造成学生参与意识差，学习兴趣不高，不利于素质教育，解决的办法就是确立学生主体地位，把教师的讲解与学生的调查、专题讨论结合起来，使教学方法达到灵活、精巧、新颖。首先，由教师向学生系统地介绍专业知识，把学生引入门；其次，根据专业的特点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专题，进行调查。第三，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调查任务，写出调查报告，根据调查情况和专业知识的特点，确定讨论的专题，开展研讨。为了学好《农业企业管理》这门课，笔者常常利用寒暑假等节假日时间，要求学生针对农村经济中实际问题进行调查，如农民负担、农村教育、留守儿童的教育、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农村环保等问题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展开研讨。这样，既能使学生全面地掌握专业知识，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增加内容，精心引导。培养学生课外专业阅读能力及专业写作能力为了使学生理解、加深、巩固所学专业知识，专业教师要增加一些新的内容，特别是理论界的一些新观点，而这些不仅需要教师翻阅大量的报纸杂志，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培养学生的专业阅读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为学生增加阅读内容，对经济专业的学生布置一些《资本论》、《经济学》等专业著作的阅读。要求学生利用空闲时间多翻阅各种杂志，如《经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农村经济探讨》、《陕西农业科学》等优秀期刊，既巩固了专业理论知识，又扩大了知识面，结合了政策实际，也培养了学生阅读、思考、写作专业论文的能力。 五、教学语言的运用上注重语言的艺术性《农业企业管理》课程是一门文字性极强而逻辑性较少的课程，讲解起来比较枯燥，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在教学中不注意教学语言的艺术性，必然产生不良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对《农业企业管理》课程教学应力戒繁冗、芜杂的废话，应该具有悦耳的语言，起伏的语调，适宜的节奏，生动的形象，富有鲜明的情感色彩，更应注重专业课程的普通话教学，这也是语言艺术性的内涵。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职工素质分析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假设 1.员工素质 McClelland首次提出素质概念[4],随后,Boyaztis、Spencer、仲理峰等国内外学者都对素质概念进行了各自的界定[5-7]。这些学者的共同观点是,素质应由动机、个性特征、自我认知、社会角色、知识技能等五维度构成。员工素质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方面。国外学者提出员工素质对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而且随着企业的不断成熟,员工素质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加[8];国内学者认为员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本[9];李书玲、韩践等认为员工素质的提升,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10]。孙建华认为提高员工素质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11] 2.农业企业员工素质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业企业员工素质偏低。具体表现为:1)受教育程度较低。员工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且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1],在企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专或本科员工很少[12];2)忽视教育,放弃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学习,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13-14];3)依赖传统经验,在接受新观念、获取新信息、提高专业技能、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阻碍极大[13];4)重视实践,轻视理论[15];5)求稳求安,不愿冒险[15],缺乏团队意识、协作精神[12];6)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缺乏应付国际市场的基本素质,网络营销、跨国营销能力较差[1]。员工素质偏低给农产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能力低、市场占有率低[2],给农业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在市场上缺少强有力的竞争能力。韩海斌和田建华认为,造成员工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农业企业重资历、轻能力的意识根深蒂固,论资排辈现象普遍存在;员工培训投入严重不足,缺少创新精神、团队协作、市场竞争意识等基本素质,缺少对员工的思维和观念的培训。[12]虽然农业企业员工素质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成果甚少,且所有研究皆是定性的描述分析,缺少定量的实证分析。 3.工作卷入 Lodahl Kejner[16]最早提出工作卷入的定义。之后,Saleh,Kanungo,Lawler Hal,lPaullay,Alliger Stone-Romero等学者也对工作卷入进行了各自的界定。[17-20]但相比之下,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赞同Kanungo[18]的观点,认为Kanungo对工作卷入的界定更精确,即将工作卷入视为个体对工作的心理认同的一种总体的认知(或信念)状态。有关工作卷入影响因素的研究,Brown认为职业伦理认同、自尊与工作卷入有显著相关,而成长需要强度、控制点与工作卷入的关系不显著。技能多样性、反馈、任务重要性、工作挑战性、任务复杂性等都与工作卷入有显著相关性,员工在工作中参政议政的程度和上级对员工的认可程度与工作卷入具有显著相性,工作卷入与人口统计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21]周文霞和李博认为组织职业生涯与员工工作卷入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2]虽然工作卷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研究对象上看,目前仅局限于护士、教师、律师,且他们不属于农业企业的员工,即以农业企业员工为对象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还没有检索到;从行业上看,缺少针对农业行业的研究,这就使得工作卷入的研究,缺少了一般性。 4.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关系 龙立荣,方俐洛认为企业通过开发员工的人力资源,使员工的素质得到改善,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卷入程度。[23]刘雯清提出企业通过培训和企业文化熏陶,来加强员工素质教育,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卷入度。[24]任霞,孙红的研究表明,加强员工综合素质的培养可有效提高工作满意度,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卷入程度。[25]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余琛认为,员工素质的普遍提高,使高素质人才层出不穷,产生了职业高原现象,进而降低了员工的工作卷入程度。[26]本研究赞同上述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即员工素质越高,其工作卷入的程度就越高,因此本文假设:H1: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具有正相关性。Brown把员工素质中的动机、社会角色和知识技能等维度列为影响工作卷入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动机和知识技能与工作卷入关系显著,社会角色与工作卷入的关系不显著。[21]基于Brown(1996)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假设:H2: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中的工作动机与工作卷入具有正相关性;H3: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中的知识技能与工作卷入具有正相关性;H4: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中的社会角色与工作卷入不具有相关性。刘雯清认为企业通过培训和企业文化熏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员工的个性特征和自我认知,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卷入度。[24]考虑到农业企业与国内其他行业企业同处在一个大环境下,因此,可以推断如下假设:H5: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中的个性特征与工作卷入具有正相关性;H6: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中的自我认知与工作卷入具有正相关性。 二、研究方法 1.数据搜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定量研究。调查问卷以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为基础,问卷选项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度量。鉴于农业企业员工中基层员工的人数远远多于管理层的人数,故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的通知》,在2008年6月—9月期间,选择吉林省长春市五家典型农业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38份,逐一审查,剔除无效问卷12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26个,有效回收率85•2%。 2.量表选用 工作动机采用的是张剑和郭德俊开发的企业员工工作动机取向量表,该量表由5个题项构成,经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lpha)为0•66—0•82,平均为0•736。[27]在中国市场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自我认知采用的是Wallace开发的自我概念量表WSCS(WallaceSelf-ConceptScale),量表由15个题项构成。[28]课题组根据农业企业员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很难区分相似词语间的细微区的特点,将意思相近的题项进行合并,最后得到8个题项。经过SPSS软件分析,证明修改后仍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0•652)。个性特征采用的是Lawrence开发的五大个性要素量表,量表由25个题项构成,在使用过程中曾获得很好的信度和效度。[29]社会角色采用的是Rizzo等开发的角色混淆量表,量表由6个题项构成,本研究根据农业企业员工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较强的程序化、不存在繁琐的文字解释、可操作性强的特点,经调整后得到6个题项。[30]经SPSS数据分析,具有良好的信度。知识技能是根据王瑛和张力军对智力素质和能力素质的操作性定义,结合吉林省农业企业员工自身特点而设定的题项。[31]工作卷入量表采用的是由国外学者N•A•Jans开发[32],经河南大学任乐等学者根据我国企业员工自身特点修订的量表[33]。修订后的工作卷入量表含有7个题项,经检验具有较高的信度(0•8972)和效度。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分析的第一步是检验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而说明其在吉林省农业企业中的适用性。 1.量表的信度 信度(reliability)指的是当测量工具在测量任一概念时,检验其是否具有一致性。信度通常以Cronbach’sα的统计系数来进行测定。根据Nunnally的建议,α系数低于0•35属低信度,应该拒绝使用;介于0•35与0•7之间为可以接受;α系数高于0•7属于高信度同质性信度。本文主要研究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之间的关系,所以分别对这两个量表进行检验。Cronbach’sα系数可以看出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这两个量表具有较高信度。 2.量表的效度 效度是指测量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所要测量概念的真实含义。本文采用内容效度来进行效度检验。量表内的项目愈能代表该概念的主要领域或范围,则其内容效度愈好,内容效度通常可以通过经验判断进行。本文采用的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都是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经常使用且得到多次验证的量表。同时针对该项目的研究,在问卷最后形成过程中,根据吉林省农业企业员工自身的特点和东北地区的语言特点,对题项的具体表达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达到农业企业的普通员工都可以清楚地知道问卷每个题项的含义。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的内容效度具有保证,能够反应农业企业的员工素质和工作卷入程度。通过上述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本文选用的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适合于吉林省农业企业。 3.农业企业员工素质及各维度与工作卷入之关系 验证了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在吉林省农业企业适用后,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逐一检验。以员工素质为自变量,以工作卷入为因变量进行简单回归,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利用SPSS软件进行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员工素质回归系数的P值小于0•05,证明吉林省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假设H1成立。以员工素质的各个维度,即动机、个性特征、自我认知、社会角色、知识技能为自变量,以工作卷入为因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利用SPSS软件进行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由动机、个性特征和知识技能回归系数的P值都小于0•05,证明动机、个性特征和知识技能对工作卷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2、H5、H3成立;而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回归系数的P值都大于0•05,证明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对工作卷入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影响,因此,假设H4成立,假设H6不成立。综上所述,数据分析的结果是接受H1、H2、H5、H4、H3假设,拒绝H6假设。 四、结论与讨论 1.研究的结论 (1)验证了量表的适用性。本研究证实适合于西方国家的员工素质量表和工作卷入量表经微调后,在农业企业中仍然适用。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1)研究所选用的量表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农业企业员工素质和工作卷入的程度;2)利用这些量表能够测试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的关系。 (2)测试出员工素质及各维度与工作卷入的相关性和相关程度。农业企业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具有正相关性。即员工素质越高,员工对工作卷入的程度就越大。其中的个性特征、知识技能和动机对工作卷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员工的动机、个性特征和知识技能越高,工作卷入程度就越高。且相比之下,个性特征对工作卷入的影响程度最大,次之是知识技能,影响程度最小是工作动机;而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对工作卷入程度的变化没有显著的相关影响。研究结果的启发:1)农业企业员工素质的高低,将决定着员工对工作卷入的程度。因此,员工素质是影响员工工作卷入程度的重要因素。2)从员工素质角度出发,明确了提高员工工作卷入的方法。即应重点从员工的自我调节能力、交际能力、责任心、随和程度及思维开阔程度方面关注员工的个性特征,努力识别和培养这些特征,并根据员工的个性特征,安排适合于他们的岗位,使其能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针对知识技能的培训,不仅要加大专业技能的新知识、新技术的普及和培训,还要加大市场营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员工改变营销观念滞后,市场营销意识薄弱的致命弱点[1],使员工深刻理解他们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意义,以不断地提升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在提高工作动机方面,应多给员工提供他们能够胜任的、相对比较独立的工作,并及时地给予肯定和认可,千万不要拖欠农业企业员工的工资,因为问卷调查显示,工资是农业企业员工的第一需求。关于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对工作卷入程度的变化没有显著相关影响的结论,本文认为农业企业员工不能通过员工素质中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两维度来预测工作卷入的程度。 2.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1)研究样本的局限性。首先,所选的样本仅局限在吉林省典型农业企业的员工,而没有对其他省份的典型农业企业的员工进行调查,因此,样本的局限性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2)本研究所借鉴的量表大部分来源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农业企业本身具有特殊性,本文应根据其特殊性设计开发量表,从而更加准确地反应农业企业的实际状况。 3)研究对象还有待进一步细分。本研究在样本选取过程中并没有对农业企业员工的层面进行细分,对于不同层面员工的素质和工作卷入的关系,没有分别地做出具体的研究,此局限性可作为以后的研究方向,以使员工素质与工作卷入关系的理论更加完善。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物流成本控制对策 一、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物流成本控制的模式 物流成本控制系统对物流成本的控制模式有很多种，但由于物流战略实施的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周期性特点，农业高新技术物流成本控制主要实施以下模式。 (一)带补偿防干扰的镇定控制模式 该模式首先确定物流成本控制的标准，然后编制物流成本的控制程序，实施物流成本战略计划f包括资源配置、控制步骤与支持政策等)，然后根据预定的程序来实现物流目标成本。 (二)调节偏差的反馈控制模式 该模式首先确定物流成本控制的标准，然后编制物流成本的控制程序，实施物流成本战略计划泡括资源配置、控制步骤与支持政策等)，并根据预定的程序来实现物流成本的控制目标。该控制模式尽管没有防干扰装置，但设有信息反馈系统，预定的控制程序将在反馈信息的作用下自动调整。 (三)紧盯目标的随动控制模式 该模式是在确定好物流成本控制标准后，并不预先设计好物流成本控制程序，控制系统只是紧随着物流成本的控制目标随机应变地决定自己的控制程序。典型的物流成本控制原理就是追捕过程，狼的行为轨迹是随羊的奔跑轨迹随机应变的，并没有预先设计的控制和调整程序。以上三种物流成本控制模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起应用于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物流成本控制。有些物流成本项目在发生之前就可以确定其影响状况，因此，在事前就需设定控制程序，那么就可采用带补偿防干扰的镇定控制模式；有些物流成本项目在发生之前仅能确定部分外界影响情况，在实施过程中会有预料不到的异常情况发生，需要进行事中事后控制，成本支出的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就利用反馈信息进行事中控制，那么就可以采取第二种控制模式；若在物流成本项目发生之前无法预计未来的影响物流成本的外部环境状况，无法也没有必要设定程序进行控制，在成本即将发生时根据预测的结果才随机应变地实施控制程序，这时就可采用第三种控制模式。 二、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物流成本控制的策略 (一)做好物流系统各环节日常控制工作 投资阶段的物流成本控制内容主要有：合理先择厂址，选址时应该重视物流这一因素，事先要搞好可行性研究，谋求物流成本的降低；合理设计物流系统布局，通过各种可行性论证，比较选择多种方案，确定最佳的物流系统结构和业务流程；优化物流设备投资，即在进行设备投资时，一定要注意投资的经济性，要研究机械化、自动化的经济临界点。产品设计阶段的物流成本控制主要内容有：产品设计的多样化；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批量的合理化；产品包装的标准化。供应阶段的成本控制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优选供应商；运用现代化的采购管理方式，如JIT采购和供应；采购途耗的最省化供应；供销物流交叉化。生产阶段的物流成本控制主要有：通过合理布局可以减少物料迂回运输，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过程中的物流运转效率，降低生产物流成本；合理安排生产进度，减少农产品库存。销售阶段的物流成本控制主要有：通过延长备货时间，增加运输量来减少物流总成本；以销售计划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渠道把一定量的货物送达到指定地点；实行差别化管理，根据商品流转快慢和销售对象规模的大小，把保管场所与配送方法区别开来。废弃阶段的物流成本控制应避免废弃物流，严格监督生产过程，提高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质量。 (二)实施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物流成本综合控制措施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物流成本的综合控制，包括了事前、事中和事后对物流成本进行预测、计划、计算、分析、反馈、决策等全过程的系统控制，以达到预期目标。对于事前控制，我们可以采用物流作业成本控制法从物流作业的角度来降低物流成本。物流成本事前控制主要涉及物流系统的设计，如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物流设施、设备的配备，物流作业过程改进控制、物流信息系统投资控制等。据统计，物流成本中有60％至80％在物流系统设计阶段就已经确定了，因此，物流成本事前控制直接影响到成本的高低。事中控制是对物流活动过程中成本的形成和偏离成本目标的差异及其原因及时揭示，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保证物流成本的实现。这一阶段的成本控制主要是针对物流的一个或某些局部环节的支出所采取的策略和控制，以达到预期的物流成本目标。在事后控制中，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首先应当建立奖惩和反馈体系，将企业完成目标后的奖惩条件制度化。然后进行成本考核，成本考核是企业对各项物流作业绩效进行考核，对物流成本控制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价。 (三)联合优化物流成本控制策略组合，降低物流成本 管理者应从系统全局的角度考虑各物流成本的综合控制。在对企业物流成本进行控制时我们必须采取联合优化的战略，既要重视物流成本的局部控制更要重视其综合控制，采用计算机功能软件使整个物流系统化，协调好各要素之间的矛盾，把局部成本控制措施与综合成本控制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优化的整体，促使企业物流成本趋向最小化。 (四)正确把握物流服务与物流成本之间的效益背反关系 企业物流是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整体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总体经济目标的要求，例如，在运输、配送等物流环节成本控制方案实施时，必须满足企业生产和客户需求的及时性等方面的需求，在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物流成本进行控制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考虑降低物流成本与提高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在高水平服务和低服务成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效益背反”关系，即两个事物不相容的关系。高水平、高标准的服务要求有大量的库存、足够的运费和充分的仓容，这势必产生较高的服务成本；而低的服务成本所要求的是少量的库存、低廉的运费和较少的仓容，这又必然会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水平和标准。因此，在农业高新技术物流成本控制中，既不能片面强调服务水平，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成本而忽视服务需要。由于顾客对企业的服务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如果企业的决策者还不尽快转变观念，势必会在激烈的竞争中遭到淘汰。“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理念已成为营销的重要准则，物流也不例外，在物流服务与物流成本之间，应该肯定物流服务是第一位的。物流工作的第一使命就是使服务达到一定水平，而以尽可能低的物流成本达到这种服务水平则是物流工作的第二使命。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确物流成本控制目标是以成本为核心，按最低成本的要求，使整个物流系统化，它强调的是调整各要素之间的矛盾，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提供让顾客满意的服务的同时使物流总成本最小。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SWOT分析 一、农业企业的战略分析 本文通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SWOT分析法,分别对农业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从中发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机会与威胁,找出企业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为企业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外部环境分析 从农业企业面临的外部机会来看,进入21世纪,农业企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首先,中国在成功加入WTO后,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改善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第二,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建设社会时期,农业作为最受关注的产业,农业企业将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也为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第三,在2006年中国将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种田积极性也将空前高涨,农业发展将步入黄金时期,为农业企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第四,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事实上,除了上述有利的机会外,农业企业也将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市场的巨大威胁与挑战。 1.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我国农业企业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进程在全球范围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外国农业企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抢占我国市场,我国农业企业外部竞争环境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动态特点。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对中国农业的强烈冲击使农业企业首当其冲。面对日益开放的市场,面对发达国家农业企业技术先进、资金雄厚和长期积累的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和能力等诸多优势,我国农业企业在WTO原则下失去政策支持与保护后,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严峻挑战。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农业企业能否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依据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和竞争态势以及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将成为农业企业能否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 2.我国农业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绿色壁垒的严峻挑战。由于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消费者的安全消费意识和绿色环保意识日益增强,世界绿色浪潮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以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借口,对产品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复杂的卫生检疫制度或采用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以及绿色补贴限制等,形成了出口国家难以逾越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对其农业部门实施保护的一种新形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对外贸易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挑战。由于我国总体经济水平不高,国民环保意识不强,国家相关法规不健全,环保技术发展和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滞后,发展绿色农业的经验不足,近年来,我国农业企业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因农产品质量问题而被退货和索赔的事件屡屡发生,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声誉及国际市场的开拓。据统计,2002年我国因绿色壁垒而造成农产品出口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100亿美元。如何突破绿色壁垒,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3.技术进步加快使农业企业面临技术创新的巨大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企业的共同发展趋势,其深刻背景就是战后尤其是近十年来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技术变化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加快,技术创新的学科交叉性加强、复杂度和成本增加,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速度不断提高,这些大大地增加了企业之间的互动和竞争优势变化的速度。当前,世界农业正掀起一场新科技革命,主要是生物工程以及计算机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农业生产日益趋向智能化、自动化、工厂化、信息化、市场化。许多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科技先进,农业产业化程度高,既有资源优势,又有科技优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之相比较,我国的技术环境还比较落后,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农业科研经费投入长期不足,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低。近20年来,我国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在全国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未超过0.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倡的发展中国家至少应为1%的水平。在这种技术环境下,我国农业企业难以有跨越性发展。 4.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未来农业企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根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我国农业企业未来的发展必须着眼于农村和农业的长远发展,着眼于农民的现实利益,充分发挥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势,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农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促进和推动农村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二)内部环境分析 我国农业企业除在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外,其劣势突出表现在产品生产、技术研发、管理与营销以及资金等几个方面。 1.产品劣势。目前,世界农产品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价格竞争为主正在转变为以质量和技术含量为主的全方位竞争。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突出品牌优势和特色优势是发达国家在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取胜的法宝。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基本上是以能量高耗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农产品生产缺乏质量规范和安全标准,农药残留量和重金属污染严重超标,农产品在质量、品种等方面远远不能适应农业企业的需求,继而导致农业企业提供的产品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企业生产和出口的产品质量不高,品种单一,名特优新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少,产品缺乏特色。而且,我国农业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当前虽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名牌产品,但总体来看,品牌数量较少,特别是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更少,不利于企业创造品牌效应。 2.技术劣势。技术水平低与产品竞争力弱是我国农业企业的通病。我国大部分农业企业科技力量单薄,各类技术人才缺乏,技术改造和创新能力低,技术储备严重不足,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技术合作较少,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进程缓慢。我国的农产品优良品种和大多数先进加工技术设备主要依靠国外引进,在技术的吸收、消化和提高上较为被动,产品、工艺的更新改造艰难,质量和品种大众化,产品普遍存在增值能力低、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率低等“三低”现象。技术落后的制约还致使农业企业在营销中大多采用相互竞价的低水平营销策略,品牌营销手段落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3.资金劣势。一直以来,我国的农业融资体系建设落后,无法满足农业企业产业化经营深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国家财政对农业企业的支持不足。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一直没有很大增加。尽管2001年八部委宣布对15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给予银行信贷、财政支持和配股融资支持,但国家支持的农业龙头企业不足全国龙头企业总数的5%,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仍不能享受国家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农业信贷资金投入长期不足。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虽然也形成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分工协作的格局,但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进,农业银行的主营业务日益向城市和工业靠拢,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投放主要集中在粮棉基地建设、粮棉油收购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改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囿于自身的经营困难,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信贷支持力度也极为有限,使一些比较好的农业项目和企业难以得到信贷支持。农业企业常常只能在正常资金融通体制外活动,融资渠道狭窄,发展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农业企业的发展壮大。 4.管理劣势。现阶段,我国农业企业生产规模小,生产结构不合理,与国外农业企业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农业企业根植于农业区内,由于受农业生产的自然性、风险性和分散性等自身特点的影响,加之千年的小农意识羁绊,农业企业从管理理念、管理目标到管理策略、管理组织等都较为传统,管理目标短期化,管理组织模式单一僵化,管理创新严重滞后。入世后,随着拥有现代化管理水平的国外大型农业跨国公司的入驻,会使我国农业企业管理创新滞后的负效应更为显现。 二、农业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 农业企业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必须从全局的高度对企业的长远战略取向进行总体谋划,选择制定出能够充分发扬内部优势、弥补内部劣势、合理应对外部威胁、牢牢抓住外部机遇的发展战略,以建立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 1•绿色战略。我国农业企业实施绿色战略是世界经济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我国经济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需要。农业企业的绿色战略包含绿色农产品、绿色生产力、绿色营销三大部分。绿色战略来自于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主要包括绿色生产、绿色文化、绿色管理、绿色认证等内容。农业企业通过创建绿色文化,实施绿色管理,把环保思想贯穿于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之中,把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农业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的前提和出发点,使农产品的绿色生产实现源头控制,同时抓好产后管理,防止农产品二次污染。此外,还要加快绿色认证工作的步伐,不但要加快我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工作,更要加快联得发达国家市场的环境标志,使其成为农业企业开启国际市场的金钥匙。绿色营销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市场营销观念上的反映。绿色营销的过程比较复杂,农业企业需要开展一系列工作如收集绿色信息、拟定绿色计划、进行绿色定位、制定绿色价格、建立绿色渠道、开展绿色促销等,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绿色形象。总之,绿色战略是适应时代要求,反映全球消费趋向的战略。农业企业通过实施绿色战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还有利于形成本企业所特有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超越的竞争能力,增强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技术创新战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技术转移或扩散行为相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水平、成本水平和差异化水平,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选择最能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重点实施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大力研发高精尖产品,加速产品品种和结构的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考虑到我国农业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存在的诸如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障碍和困难,农业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技术创新战略模式的选择和实施。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实践证明,农业企业要实施技术创新,可采取以下有效方式:一是组建专门的研发机构,培养一支有技术实力的科技人才队伍,加强科技开发能力,融科研、试制、生产为一体,实现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二是拓宽技术合作领域,大力推广农科教与农业企业联姻,鼓励农业科研院所与产业化农业企业的产学研结合,实施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科技成果在农产品生产、加工、贮藏、保鲜、运输等环节的应用与转化;三是注意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积极引进国内外农产品加工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改造嫁接传统产品,开发新产品,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 3•信息化战略。目前,我国农业企业信息化工作还处于初级和摸索阶段,虽有诸如后发优势、政策支持优势,以及规模小、流程少的独特优势等,但总体上来说,在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和欧美国家农业信息技术已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的现实,我国农业企业推进信息化建设,既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又要结合国情,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合自己的信息化策略。为此,当前我国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应遵循“局部先行”的原则,实施以管理系统为应用突破口、以信息资源为应用重点、外包服务为技术支持的策略,从最需要信息化的环节和业务侧重点入手,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规范企业管理,实现科学决策,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提升企业内部经营绩效。在实施信息化的过程中,既要提高对农业企业信息化的认识,做到与机制、技术、管理和体制等创新活动相结合;又要抓紧制定、出台农业企业信息化政策框架体系,为企业信息化创造良好、宽松的外部环境;还要考虑资本、劳动力、信息、知识等经济要素和非经济要素,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4•“走出去”市场战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和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我国农业企业不能只是在国内市场上消极应战,而应实施“走出去”市场战略,树立全球营销和绿色营销观念,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化经营,增强跨国经营能力。为了能与国外大型农业企业相抗衡,我国农业企业还必须改变过去规模较小的不利格局,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走集团化经营的道路,加快形成强有力的大型农业企业和跨国公司,增强我国农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合作联盟战略。为了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应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已开始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纷纷从对立竞争转向合作竞争,其合作竞争的主要形式就是建立企业间的战略联盟,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寻求优势互补,实现既合作又竞争从而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我国的农业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充分发挥自身核心专长的同时,必须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设计、新工艺采用、新质量标准控制、新市场拓展等方面与其他企业广泛合作,结成各种形式的企业战略联盟,实现企业间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优化组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实现“双赢”或“多赢”。 6•品牌战略。随着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竞争日渐成为农产品市场竞争的焦点。我国的农业企业经营者必须摒弃那种产品无需品牌的旧观念,按照品牌发展战略,从比较优势出发,培育富有地域特色和差异性的优质农产品品牌,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打造品牌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加强品牌质量管理,运用品牌营销战略,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和产品赢得品牌竞争优势。 三、结束语 农业企业在确立发展战略之后,企业战略管理开始进入战略实施阶段。成功的战略制定并不能保证成功的战略实施。成功的战略实施取决于企业内各职能部门的合作,取决于管理者能否建立有利于变革的企业环境。农业企业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实施手段,确保企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战略评价也对企业利害攸关,及时的评价与控制可以使管理者对潜在问题防患于未然。农业企业应进行及时有效的战略评价与控制,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确保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把握主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创新现状与对策 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科技创新概念内涵 1.农业产业化释义 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和其他各类组织的带动,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经营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农业产业化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是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内在要求。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是农业产业化的探索阶段;九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为第二阶段,是农业产业化的成长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是农业产业化的创新阶段。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有多种类型,但最常见的主要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带动型和专业市场带动型这三种模式。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龙头企业带动型要求企业的年销售收入要在100万元以上,带动农户要在100户以上;中介组织带动型要求中介组织的年经营收入在50万元以上,带动农户在50户以上;专业市场带动型要求专业市场的年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 龙头企业带动的是农户。这种类型是以农副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通过合同契约、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行一体化经营。该类型一般以“公司+农户”为基本形式,这也是当前最常见的组织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特点是,龙头企业通过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户结成紧密的一体化经营体系,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一般来说,龙头企业要与生产基地和农户签订产销合同,规定各签约方的责权利。比如,龙头企业要对农户的产品设立最低保护价并保证优先收购;农户要按合同规定定时定量向龙头企业交售合格产品,由企业加工成制成品出售;龙头企业要实行利润返还,农户可以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销售利润。 2.科技创新概念释义 综合有关创新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科技创新概念界定如下:科技创新是贯穿于整个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的所有创造新知识、产生新技术、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科学技术活动和经济活动。科技创新是为人类创造财富、生存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撑的复杂过程,经历由创新冲动、行为实施到成果转化等不同阶段。经济学史研究认为科技创新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带来经济发展史上不同阶段的衍进—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从资源占有方面来看,科技创新带来经济发展重点的变化,从劳力经济、资源经济到知识经济。科技创新的涵义很广,既包括自身或单位内部研究开发的科技成果,也涵盖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品种、新设备等,如何让技术创新发挥巨大的作用,关键是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速度。中国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统称。 科技创新的构成要素主要由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主体间性等要素组成。五个要素并非互不相干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和互动的、缺一不可的系统,系统各部分必须均衡发展,统筹兼顾,形成有机的协调关系,这样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能力才能得以尽可能的有效发挥。 二.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现状调查 安庆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非常大,全市农产品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棉花、水稻、水产品、林产品等,在改革开放以前和初期,其农产品的经营、生产主要以单个农户或小型乡镇企业为主,其规模小,产品等级差,属粗放经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确立,国家政策引导等因素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我市蓬勃发展,截止到2008年底,全市共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6家(不完全统计),其中国家级2家,省、市级44家。此次以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方式为依据,汇集30家企业资料,分析农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及存在问题。 30家龙头企业状况分布:怀宁县9家,宿松县5家,枞阳县2家,岳西县3家,潜山县1家,桐城市2家,宜秀区7家,市直1家,其中望江县、太湖县、迎江区、大观区和开发区未纳入统计。截止2008年底,30家农业龙头企业年产总值768521万元,年利税总值67732万元,利税占年产值比例为8.81%。其中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17家,利税超千万的企业11家,企业平均产值25617.37万元,平均利税2257.73万元。企业从业总人数17783人,从业技术人员2505人,占企业总人数比例14.09%。(部分企业为2007年底统计数字)。科技人员数比例超过企业总人数30%以上的有3家,占统计企业比例10%,30%—20%之间的有6家,占总数20%,其中有9家企业科技人员数占职工总数比例在10%以下。科技人员结构组成:共有博士10人,硕士36人,大学本科以上682人。有博士人才的企业4家,占企业数13.3%,硕士人才的企业10家,占企业数33.3%。建立专业研发技术中心企业3家,占企业数10%。有专业研发团队的有5家,占企业数16.7%。同各科研院所(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5家,占企业数16.7%,拥有专利技术的企业14家,占企业数46%。2008年底止共投入科技研发经费17516.2万元(24家企业统计数字),年投入100万元以上的企业15家,占企业数62.5%,其中年平均增加投入幅度超过100%有27家,占企业数90%。 通过对被调查企业统计数据定量分析发现,我市农业龙头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度普遍增强,体现在企业对科技投入幅度逐年增加,对科技人员为企业发展所起关键作用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增强。企业决策人对科技创新理念认知有较大提高。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带来巨大效益逐步显现。例如,我市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安徽华茂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就成立了技术中心,下设纺部、织部、棉检等10个试验室,共有研发人员196人名,配置国际先进水平试验检测仪器,是全国同行业中先进的技术中心。该公司通过不断加大研发经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吸引优秀人才,用新技术对传统棉纺业生产进行改进和高度渗透,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到2007年底实现销售收入14.4亿元,利税总额2.6亿元,并创造了连续34年保持盈利的奇迹。宿松泊湖蟹业公司,自1996年成立到2002年,由于该公司实行粗放掠夺式经营,管理水平落后,导致亏损1474万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2003年公司重组后,依照科学发展思路,更新观念,在科技研发、技术、人才方面加大投入,先后同上海海洋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建立技术服务联盟,三年中科技投入经费670多万元,并以每年100多万的幅度递增投入,到2005年湖泊水质修复面积达90%。由此带来产品质量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企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企业一举扭亏为盈,现以成为宿松县的利税大户。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对企业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30家企业在2008年度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仍然普遍盈利,直接解决就业人数17783人,而对于辐射相关产业,特别是农业种植、养殖业的贡献更是不可估量。以宿松泊湖蟹业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从事水产品养殖的农业企业,占有湖面6万余亩,年产值超亿元,直接安排到企业就业人员200多人,幅射周边四个乡镇,带动8个自然村的农村人口就业服务。2008年止,职工年平均收入5万多元。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促进农村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我市二个国家级龙头企业科技创新示范作用 (1)安徽鸿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于1991年,短短17年间,公司由2万元资产、4个员工的乡间小厂发展成为总资产8亿元、2000多名员工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成为国家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首批151家之一。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羽绒被生产和出口基地,主导产品羽绒被的生产出口量占全国总量的24%,连续十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公司建设有省级优秀企业技术中心,产品已发展成羽绒被、绗缝被、化纤被、羊毛被、靠垫、睡袋、床上件套、酒店用品等200多个系列产品,年产水洗羽绒8000吨,羽绒被320万条,绗缝被350万条,90%以上产品出口到欧洲、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香港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鸿润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13.5亿元,其中出口创汇7560万美元,实现利税7830万元,在桐城市内纳税2665万元。“鸿润”商标已经在德、法、英、意、西班牙、瑞士、澳大利亚、日、美、香港等十个国家和地区注册,鸿润集团是国内羽绒被行业唯一集“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三项荣誉为一身的公司。公司已经通过了5项国际认证:国际纺织品环保Oeko—100认证,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美国联邦的法律生产认证、美国联邦的消毒生产认证、欧洲的SA8000社会责任认证。 (2)安徽霞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建于1986年,是以农副产品羽毛绒深加工及其制品出口外向型企业,带动水禽养殖和胴体加工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0年,被农业部等国家八部委认定为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003年初,再次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安徽霞珍集团现有员工105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50人,成立了省级技术中心。固定资产1.1亿元,占地面积10.2万m2,拥有国际先进的羽毛绒加工水洗生产线4条,羽绒制品生产线4条,禽体加工制品生产线1条,各种加工、检测设备1000多台套。形成以安徽霞珍羽绒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拥有七个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在北京、上海、合肥、无锡设有进出口公司、办事处、品牌旗舰店。基地水禽养殖农户已达1400户,年饲养量达210万只,具有年产羽毛绒2000吨,羽绒制品240万件能力。集团生产产品有羽毛绒、羽绒制品、禽肉制品、塑料制品等系列产品,其中拥有国家专利产品3个,主导产品“霞珍”牌羽绒被为省“名牌产品”、省“名牌农产品”,“霞珍”商标为省“著名商标”,羽绒制品90%以上出口至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香港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加拿大、香港等14个国家进行了商标注册,羽绒制品在国内获准佩挂“中国羽绒制品信誉保证标志”,出口产品获国际纺织品环保Oeko—100认证,美国的法律生产消毒认证,在同行中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0环境体系认证。2007年实现产值7.48亿元,出口创汇5187万美元。 3.省、市级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我市各龙头企业在依靠科技创新,将企业做大做强的认识水平不一,发展水平也不均衡,主要体现在: (1)科技创新主体意识薄弱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是千百家农户、植根农村的特定环境,更应该树立技术创新、新技术引进再创新的主体意识。我国科研投入、研发团队等科技研发的主体资源,绝大多数分布在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科技研发的互通渠道不畅是其一,国家为农村一个企业研发量身定做的项目成本可想而知。只有走自主创新、新技术引进再创新的路子。我市两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优秀龙头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建立企业自己的技术中心,是植根农村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必由之路。我市有44家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目前为止仅有一家建立了研发中心,科技创新主体意识薄弱。 (2)人才因素制约 企业科技创新,关键在于人才。调查发现,现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部分没有固定的研发人员,所填报的科技人员组成中,严格意义上绝大部分只能算为企业生产的技术人员,从事研发工作没有资金、场地和设备的企业占90%。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人才需求非常迫切。如宿松泊湖蟹业公司是一家从事水产品养殖的农业龙头企业,企业经过多年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效益逐年提高。在今后的发展问题上,企业负责人直言:最大的问题是人才制约瓶颈,是企业上台阶、往更高层面发展的拦路虎。公司也尝试过多种办法来缓解人才瓶颈制约问题,如到大学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重金聘请工程师以上的水产养殖技术人员等等,效果甚微。这种现象也是我市大多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所普遍存在的。据统计,企业反映人才缺乏的占被调查数90%以上。造成招聘人才难的原因有:一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都在基层,相对工作环境较差,高级人才意愿不强。第二,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还停留在我给钱你干事的原始人才使用模式上,而对现代管理手段经常运用的技术入股等模式知之甚少。第三,由于我市尚处在欠发达地区,薪酬、待遇、保险等标准低,在吸引人才方面无优势可言。 (3)引进、应用新技术不够积极 据调查,我市农业龙头企业产品单一的占70%,有技术产品储备的更是屈指可数,要求获得新技术、同科研部门取得长期合作关系的仅占5%。由此可见,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应该培育引进、应用新技术的意识。 (4)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均衡 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部分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这部分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意识不强。在被调查的30家企业中,虽然有近一半的企业拥有41项专利,但是大部分企业拥有的专利仅仅1—2项,并且以外观设计专利类型为主;企业品牌意识淡薄。30家企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1个,“中国名牌产品”3个,“国家免检产品”2个。省“名牌产品”2个,省“名牌农产品”2个,省“著名商标”2个。已通过国际认证的企业2家,共11项。可是这些品牌均集中在4家企业之中。 (5)科技投入普遍不足 调查发现:在资金投入上,虽然绝大多数企业的研发经费每年都在增加,但由于基数小,相对投入研发的实际数额不大,研发能力相对较弱。政府在对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方面支持力度不大,企业从别的渠道融资投入研发又比较困难,因此企业科技投入普遍显得不足。在被调查的30家企业中,就有27家提出了研发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占90%。研发经费投入缺失,导致企业升级扩张速度放缓,产品更新放慢,企业效益降低,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三.对策与建议 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于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此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是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的必要保证,针对目前的现状和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1.加强引导,更新观点,提高企业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各级政府尤其是科技主管部门应担负宣传、引导、规划等职责。我市农业龙头企业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其创办人或负责人受知识层次、经营模式、生产环境等制约,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工作,建议组织企业负责人集中学习,到科技创新工作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取经学习,增强对科技创新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提高企业决策人的科学决策水平。其次,各企业的决策者应加强自身科学思维能力的提高,自觉将科技创新工作纳入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2.加大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进行企业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科技投入分几个层面:第一是企业自身的科技投入。作为创新主体企业,决策者必须清醒认识科技创新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加大科技投入,应该成为各企业的自觉行为,尽管近几年,我市农业龙头企业对科技投入经费逐年增加,但与创新型企业相比,差距很大。在被调查的企业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制定科技兴企的战略规划,遇到技术瓶颈制约时,普遍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长远考虑。因此,各企业首先要先制定完善科技投入机制,在每年度的企业利润中,按照企业发展需求,按一定比例抽取经费,投入科技研发,引进人才,储备技术等方面工作。此项工作要常态化,要在企业发展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二是吸引外来技术、资金参与企业科技创新。更新观点,运用外来技术入股,借助外来资金研发,产生效益收入分成等方式,提升创新能力。争取金融机构支持,增加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承担国家、省、市科技创新项目,取得项目资金支持,这些都是解决当前我市农业龙头企业科技投入的重要手段。第三是政府投入,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国力增强,国家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度进一步加强,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加大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但受各地产业结构不同、区域发展均衡度不同、各地政府投入状况不同、对发展重点关注点不同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的力度也不同。就我市而言,政府对企业的科技经费支持同发达地区和周边地市相比,远远落后。而对于农业企业就更少之又少。因此,建议政府对于科技投入要切实加大力度,在政策制定,资金安排规模等问题上适当向农业企业倾斜。科学运用扶贫基金、科技三项经费、增加农业金融贷款额度、引导吸引外来资金等手段,解决我市农业龙头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不足的状况。在资金投放方面,切忌撒胡椒面的方式,要侧重扶持那些技术含金量高、产品质量好、发展前途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几个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我市农业龙头企业的自身形象。 3.完善用人机制,建立人才激励制度,吸引高素质人才参与企业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人才是第一要素,在被调查的农业龙头企业中,绝大部分都对人才缺乏,人才难寻,人才难用的问题感到困惑,就现象看,一方面高素质人才大量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各企业又难以得到适用人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破解这种困局,第一,政府应加强引导,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建议政府进一步出台更加优惠的科技人员深入企业,特别是深入农业企业服务的激励政策,在待遇、职称、奖励等市面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引导广大科技人员服务基层,对于大、中专毕业生到农业企业就业,政府应在各个方面给予更加关注,结合就业政策,给予一定补助和奖励,使企业能够更多地吸引这些人才加入发展。第二,各企业自身也要改善用人环境,尊重科技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要拓宽用人思路,除重金聘用、临时雇用、“借鸡下蛋”等用人手段外,加强对本企业的人才培训、挖掘本土人才也是方法之一。建议企业自定职工培训计划,以派出学习培训和聘请专家到企业培训相结合,提高企业科技人员素质;运用科技成果入股方式吸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做到将科技人员的劳动成果同企业发展的利益紧密结合,调动科技人员的服务热情,参与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拿出一部分经费,进行人才储备培训工作:同高等院校联合,以定向赞助与本企业相关学科或资助一部分品学兼优的学生形式,签订相关协议,待学成毕业后服务于本企业。总之,在吸引人才方面,要不拘一格,真正做到招得到,留得住,用得好。 4.加强产学研结合工作,促进科技创新上新台阶。 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目的是要做到效益最大化,而科技人员的研发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其最大的愿望。如何将科研成果与企业对接,大力开展产学研结合活动是最佳、最捷径的路子。政府特别是科技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应起主导、引领作用,建议政府部门集中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主动帮助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争取各科技创新项目,获取项目资助资金。同时企业要主动出击,加强同各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联合建立战略联盟,获取技术支持,开辟科技创新新路子。 5.切实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利用意识,树立品牌观念,提升企业的品位。 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较好的企业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和名牌产品,如华茂集团的“乘风”牌精梳纱线,“银波”牌坯布,鸿润集团的“鸿润”商标、霞珍集团的“霞珍”商标享誉全国,走向世界。但是,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绝大多数企业产品知名度不高,具技术含量也不先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品牌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努力打造知名品牌。同时各企业要切实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利用意识,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使企业产品的质量和品牌领先于同类企业,才能使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成本原因的确认探索 摘要：农业企业由于企业自身的需要，应更加准确地确定成本动因，为成本核算提供依据。文章通过分析影响农业企业成本动因确认的因素、成本动因确认应遵循的原则，为农业企业成本动因的确认及成本核算提供思路。 关键词：成本动因；作业；农业企业 一、影响农业企业成本动因确认的因素 第一，作业发生的原因。成本动因的确认最主要是与发生该作业的原因有关，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来确认成本动因。乳制品、肉制品等农业企业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广告费用在新产品的宣传上，合理的广告费投入应当与每期的收益成正比，即广告宣传费用的发生是为了当期取得更好的效益，所以广告费成本动因可以认为是每期的收益。 第二，计量成本动因的成本。一次分配需要针对每个分配目标采集成本动因数据，无法采集数据则无法分配。所以需要考虑有关成本动因的资料是否易得，事先做成本效益分析。获得成本动因越方便、成本动因信息资料的加工越简单，实行成本越低，这样的成本动因则越容易被选择。 第三，成本动因与作业实际消耗的相关度。在分配过程中假设分配源的成本与成本动因的数量线性相关。在实际中，存在多个成本动因，成本动因数量与分配源成本线性相关最好的成本动因是最恰当的，这样能保证成本信息的准确性。相关程度越高，成本被歪曲的可能性越小，选择概率就越小。 第四，成本动因引发的人的行为。不同的成本动因有不同的分配结果，不同的成本分配结果以及基于不同分配结果的管理决策（如奖金）会对组织和员工的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因此必须仔细分析成本动因的行为导向作用。企业可以利用成本动因的行为导向功能，把员工的行为导向有利于降低成本的方向。另外，成本动因的选择不是单独考虑其中的某个因素，而是受他们共同影响的结果。 二、农业企业成本动因确认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相关性原则。作业成本法的核心观念是根据产品消耗的某一作业成本动因量将作业成本分配给相关产品。这实际上是通过观察产品消耗的成本动因量，推导出每种产品消耗的作业量。因而成本分配的准确性取决于作业消耗量与成本动因的相关程度。 第二，成本效益原则。设计任何信息系统都必须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选择的成本动因数量越多，成本信息相对来说就越精确，但却导致系统的高复杂程度以及高成本。这时，就涉及到了成本动因的合并。可以考虑将一些影响较小的成本进行合并，将具有同类性质的成本动因予以统一，使得计算更加准确，同时降低成本。 第三，易操作性原则。所选成本动因变量的数据要易于收集，并且具有代表性，能把产品与作业的消耗较好地联系起来，并易从现存的资料中分辨出来。所选择的成本动因还要容易计量。如果选择农业技术复杂度作为成本动因，就要求用技术复杂度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的可计量的特性来表示成本动因。 三、农业企业成本动因的确认 成本动因的确定是成本核算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成本动因选择不当，不能反映成本库成本发生的原因，也就无法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下面将农业企业的作业分为七个作业成本库，并选择对应的成本动因。 第一，原材料成本库。农业企业生产中的原材料是指企业耗用的自产或外购的种子、禽畜、饲料、农药、燃料、动力、肥料、地膜及其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一般都是种类多、批量大的，在成本归集时可以使用一种成本动因来分配原材料的成本，为了精确再去细分每种原材料对应的成本动因，就会造成归集费用较大、违背成本效益原则的后果，所以无论是购进的还是自产的原材料，都以原材料的成本为成本动因。 第二，生产成本库。生产环节分为两个部分：机器生产和人工生产。机器生产成本指农业生产中进行耕耙、播种、施肥、除草、喷药、收割等机械作业所发生的成本。机器生产成本主要是由机器开动所引起的，我们就以机器工时作为成本动因。人工生产成本指直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水产业的生产人员发生的成本。由于在此过程中使用的机器较少，主要靠手工，因此，以人工工时作为主要成本动因。同时，企业应该注意避免企业人员为了利用成本动因增加分配报酬的比重而故意加大工作工时，在无法回避这类的成本动因的情况下，就尽量减少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第三，检验成本库。由于农业企业的产品生物性较强，因此在出厂前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过程。检验库成本直接由检验部门结转而来，检验所发生的费用主要是由于检验时间和检验次数所引起的。企业应该采用与分配源成本相关性最强的成本动因，这样才能保证成本信息的准确性。所以，检验部门的成本动因就是检验时间、检验次数。 第四，运输成本库。农业企业的生产部门一般会设在远离城市污染的偏远地区，这就给企业带来了一大笔的运输支出。运输成本库的成本直接由运输部门结转而来。可以作为运输成本的成本动因很多，如运输时间、运输吨数、运输公里数等，但考虑到对准确性的影响，农业企业应该将运输公里数作为成本动因最为恰当。 第五，其他成本库。其他成本库是指难以归集到以上成本库的成本。它包括农业企业的广告费、市场调查费、人员培训费，这些费用都属于为了使企业实现更高的利润而发生的。合理费用投入应当与每期的收益成正比，所以基于成本发生的原因，可以将企业的每期收益作为成本动因。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化研究论文 摘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业企业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也不断深入。 关键词:农业企业化;研究;综述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改造问题又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阶段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家庭经营制度通过两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属于小生产的范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产者,不足以形成农业生产的优化规模,还需要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为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径(罗伟雄,1986;王文彦,1988;宋伍生,1988;张锐,1989);(2)主张积极发展家庭农业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企业具有投资少、费用低、经营活、见效快、费用低等特点,是专业农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形式包括纯农户办型、农户和农户或农户和企业联合经营型等(杨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张德山,1985);(3)提出了农业企业化发展思路。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还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农村培育农业企业,实行农业企业化(张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张锐,1989);(4)主张发展合作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应发展不同于公社化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并非真正合作经济的真正合作经济,发展重点应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乔长勋,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对农业企业化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研究者认为农业企业化必然是规模化生产经营,而这又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为前提,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黄河清,1986;王代,1986)。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并不断完善,同时,中国不仅面临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如何应对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企业激烈竞争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组织改造问题再一次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些理论工作者把农业企业化作为改造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关于农业企业化必要性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从农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论述农业企业化的必要性。认为农业企业化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二是从某个特定方面如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专业化和商品化水平等方面论述农业企业化的必要性(许志平,1993;王洪昌,1997;胡鞍钢,2001)。(2)关于农业企业化条件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资金、土地、劳动力、企业家等农业企业化要素条件的研究。认为推行农业企业化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土地、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和企业家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是推行农业企业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关于市场环境条件的研究。认为只有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尤其是具备完善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劳动力和企业家市场,农业企业化才具有实行的可能性(李录堂,1998;胡鞍钢,2001)。(3)关于农业企业化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有规范性研究,也有实证性研究,提出和归纳了一些农业企业化理论和实践模式。如陈彤(1995)提出了“农户经营企业化—农场制度—农业企业集团”三元结构模式、张杭(1995)提出了“农场化”模式、胡鞍钢(2001)提出了“农户联合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等四种企业化模式等。(4)关于农业企业化制约因素及对策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制约农业企业化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流转缓慢、农业资金不足及来源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农业企业家匮乏及缺少来源等,应以促进土地流转为目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农村金融组织并强化和完善政府投资机制、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地选拔培育农业企业家等(胡鞍钢,2001;何劲,2002)。(5)关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研究机构通过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实证研究后认为,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可以把资金、工业管理理念与经验、技术与人才等引入农业,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应制定相应政策给予引导、规范与扶持(农业部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1995)。 我国关于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以农业制度改革与发展实践需要为根据,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不断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范围,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内容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完整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系统性研究成果,从而使所提出的发展思路和具体对策建议也缺乏系统性,要么过于空泛,要么顾此失彼而难以付诸实践,要么只针对解决特定问题而难以解决全局问题。有关农业企业化模式的研究,实际上也大多是对实践发展形式的一般性描述,缺乏建立在我国现实基础上的规范性理论构想,所以难以形成推行农业企业化的整体性方案,降低了研究的实践价值。因此,在现有基础上,理论工作者还应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 农业企业论文:农业企业化探究论文 摘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业企业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也不断深入。 关键词:农业企业化;研究;综述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改造问题又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阶段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家庭经营制度通过两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属于小生产的范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产者,不足以形成农业生产的优化规模,还需要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为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径(罗伟雄,1986;王文彦,1988;宋伍生,1988;张锐,1989);(2)主张积极发展家庭农业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企业具有投资少、费用低、经营活、见效快、费用低等特点,是专业农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形式包括纯农户办型、农户和农户或农户和企业联合经营型等(杨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张德山,1985);(3)提出了农业企业化发展思路。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还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农村培育农业企业,实行农业企业化(张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张锐,1989);(4)主张发展合作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应发展不同于公社化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并非真正合作经济的真正合作经济,发展重点应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乔长勋,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对农业企业化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研究者认为农业企业化必然是规模化生产经营,而这又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为前提,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黄河清,1986;王代,1986)。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并不断完善,同时,中国不仅面临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如何应对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企业激烈竞争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组织改造问题再一次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些理论工作者把农业企业化作为改造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关于农业企业化必要性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从农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论述农业企业化的必要性。认为农业企业化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二是从某个特定方面如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专业化和商品化水平等方面论述农业企业化的必要性(许志平,1993;王洪昌,1997;胡鞍钢,2001)。(2)关于农业企业化条件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资金、土地、劳动力、企业家等农业企业化要素条件的研究。认为推行农业企业化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土地、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和企业家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是推行农业企业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关于市场环境条件的研究。认为只有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尤其是具备完善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劳动力和企业家市场,农业企业化才具有实行的可能性(李录堂,1998;胡鞍钢,2001)。(3)关于农业企业化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有规范性研究,也有实证性研究,提出和归纳了一些农业企业化理论和实践模式。如陈彤(1995)提出了“农户经营企业化—农场制度—农业企业集团”三元结构模式、张杭(1995)提出了“农场化”模式、胡鞍钢(2001)提出了“农户联合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等四种企业化模式等。(4)关于农业企业化制约因素及对策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制约农业企业化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流转缓慢、农业资金不足及来源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农业企业家匮乏及缺少来源等,应以促进土地流转为目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农村金融组织并强化和完善政府投资机制、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地选拔培育农业企业家等(胡鞍钢,2001;何劲,2002)。(5)关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研究机构通过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实证研究后认为,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可以把资金、工业管理理念与经验、技术与人才等引入农业,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应制定相应政策给予引导、规范与扶持(农业部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1995)。 我国关于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以农业制度改革与发展实践需要为根据,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不断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范围,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内容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完整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系统性研究成果,从而使所提出的发展思路和具体对策建议也缺乏系统性,要么过于空泛,要么顾此失彼而难以付诸实践,要么只针对解决特定问题而难以解决全局问题。有关农业企业化模式的研究,实际上也大多是对实践发展形式的一般性描述,缺乏建立在我国现实基础上的规范性理论构想,所以难以形成推行农业企业化的整体性方案,降低了研究的实践价值。因此,在现有基础上,理论工作者还应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机制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在分析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与成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了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演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了决定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得出了具体的结论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产业机制 一、引言 风险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金融投资产业——风险投资业,并在世界各国形成迅猛发展的趋势。风险投资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是常规产业的数倍,各国都大力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方式与路径各不相同。在美国,市场机制与政府支持相配合,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促进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达;而日本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是在日本政府的强制力下推行和完成的,日本政府是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实施者。因此,研究风险投资产业产生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明确其发展机制,对于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成熟壮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风险投资产业的内涵及其发展 1、风险投资的含义 风险投资是通过向极具增长潜力的未上市新兴企业进行权益资本或准权益资本投资,并通过提供管理服务参与企业的发展过程,在企业创业成功后通过权益资本转让,实现高资本增值收益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又称为风险资本或创业投资。但二者的表述角度略有不同,风险投资从资本的运营活动角度表述,而风险资本是从资本的货币形态描述,两者有共同的本质。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风险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金融运作制度。 2、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与成熟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体现在三个方面:产业规模扩大、投资结构高度化和投资结构效率提高。这三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状况。风险投资产业规模的扩大指标具体包括融资规模、投资规模、风险投资机构数目和风险投资基金数目;投资结构高度化是指投资结构不断从低度水平向高度水平演变的过程,实质是随着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分工的深化,投资结构不断向高度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发展。风险投资结构效率则包括不同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比例、受资行业结构合理性、受资地区重点是否明显、受资企业发展阶段结构是否合理等内容。这三个指标揭示了风险投资业的成长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以上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风险投资产业规模的扩大是风险投资结构高度化的基础,风险投资结构效率是风险投资产业规模扩大的前提,而投资结构高度化又为风险投资结构效率提供了条件。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要综合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单纯的风险投资活动的层次和大量的资金并不足以构成一个专业和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一个成熟风险投资市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法律与法规条件、财政条件、文化条件以及中介组织发展等。同时,由于风险投资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的成熟不仅仅是风险投资产业单独的成熟,而是必须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整体发展相联系,特别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联系。因此,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条件涉及到一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和相关配套机构与设施等诸多方面因素。 三、风险投资产业演化发展的规律 在现实研究中,由于各国的初始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以及风险投资发展阶段与水平不同,风险投资会表现出不同的运行特征和制度内涵,而且由于人们对风险投资不同的理解与界定,在各国会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得风险投资作为一个产业,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总的来看,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演化具有以下规律。 1、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行为,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 从微观的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来看,风险投资主要是包括融资、投资、投资后管理和退出四个主要环节的一种循环运作过程,这一过程都必须依靠市场行为来逐一完成;从宏观角度而言,市场不仅决定了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决定了其最终的发展方向,风险投资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最终还需经受市场机制的考验。 2、政府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虽然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是市场行为,但是其生存和发展却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协调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经验来看,风险投资业诞生到政府支持前,其生存和发展的步伐一般很缓慢;在政府明确支持后,风险投资业得到长足发展。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主要是从创建风险投资市场机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着手,包括经济、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 3、市场行为与政府支持在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中是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与选择的关系 一方面在风险投资运作的主体市场力量相对微弱的前提下,其发展需要外来力量的扶持,政府通过扶持行为,推动其发展壮大;随着风险投资产业的壮大,市场机制的力量增强,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的扶持政策,必须通过市场来检验与筛选,风险投资产业在实践活动中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反映了风险投资行业的演化和进步。市场行为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均衡是风险投资行业最终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 四、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如前分析,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产业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和因素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一些条件和因素,却是所有国家在风险投资发展进程中都不可缺少的。那些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可称之为风险投资的动力因素,具体而言也就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风险投资活动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作为风险投资的动力因素,涉及到风险投资进程中的客观内在动因。可以说,一国风险投资进程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风险投资动力因素的形成及其强弱程度。公务员之家 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因素的基本特征是:长期制约或影响风险投资发展过程的最原本因素,它对风险投资的发动和演进具有决定作用,并规范和决定风险投资发展的形式、速度和方向。根据现有的理论进展和经验分析,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们与风险投资产业的关系可以用来表示。 1、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 任何投资的动力都来自于对利润的追求。但是由于投资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风险投资既有可能增值获利,也有可能遭受损失而决定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投资,风险投资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有可能获得超额的风险投资收益。传统金融机构一般注重资金投放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原则,再加上贷款利率等方面的限制,商业银行一般不敢承担高风险投资于高科技企业,也难以从中获得相应的高收益。但是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可以实现风险与效益的统一,通过有效地控制风险并分享收益。 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能够从根本上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保证风险与效益的统一。一是通过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选择来组合资源,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提高风险投资的运作效率。其中有限合伙制是风险资本的最佳、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二是通过严格的项目遴选机制挑选最有潜力和最符合自己投资专长的项目来进行资本投放;通过各种投资策略实现风险的控制与分散。三是通过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来强化风险控制;通过积极的投资后管理机制来实现资金增值的最大化与风险的最小化。四是通过畅通的资金退出机制渠道实现收益分享。只有在承担较高风险后获得相应的高收益,才能真正实现风险与效益的对称统一。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通过风险资金的退出增值,使得风险投资机构得以分享高科技企业成功后的高收益,使投资者的资本保值和增值有了可靠保障,也解除了风险投资家的后顾之忧。 所以,仅仅有了高收益的预期还不够,只有从机制上为高收益的预期提供安全保障,才能够吸引资本与人才向风险投资领域流动,风险投资产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2、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那些有判断能力、有信心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领导者,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生产要素的群体。而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被认为是具有技术性的,能够打破平衡的好主意。因此,从另一种观点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考和行为方式。百森商学院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在不考虑资源目前是否可得的情况下辨识机会并且利用它,目的是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内创造财富。 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无可置疑地扮演着一个发动因素。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对于风险投资来说,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家的能力;最紧迫的问题是合理而有效的配置现有资源。只有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充分发挥高超的管理才能,风险资本才能产生其应有的高效益。二是风险投资行业的高风险特别需要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的作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应对不完全信息和高交易成本;当市场形成越不完全,就越需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把资本和技术投向最具效率和前途的生产活动中去。三是企业家精神决定着风险投资产业的演化与组织创新。产业是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的一系列组织,产业的演化就是特定组织形式的扩散。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既能够通过创造出新的和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来重新组合现有产业,也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组织形式使产业走向均衡。企业家精神会带来新的组织形式产生,引起竞争环境的变化,导致新组织形式的扩散,从而完成产业的发展与成熟的演变过程。 3、科学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原动力。大量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对风险资本的强大需求,风险资本也由此产生发展,并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风险投资企业应运而生并不断演变发展。 从历史渊源来看,风险投资产业产生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之中。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生。由于技术创新本身的高风险性、高回报性的特点,特别是技术创新活动对资金的客观要求,催生了风险投资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投资方式的产生。二是创新技术产业成为风险投资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技术创新的出现,特别是那些能提供巨大消费潜力以及高收益的技术,能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兴旺和扩大高科技产业化,是现代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劳务的过程。随着高科技产品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和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风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加速扩张。三是风险投资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创新活动。风险投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方式,从融资投资方式、组织管理方式、项目评估决策方式到资本市场运作方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产生出独特的资源整和、资金配置、激励与约束效应。因此,风险投资具有来源于创新活动的文化血脉。风险投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创新型文化。 风险资本只有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实现资本增值,而高科技产业也只有在风险资本投资的前提下才能迅速产生效益和实现持续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经济增长 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教授的经典式定义,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商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风险投资活动的兴衰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风险投资活动产生在一国经济长期快速或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受挫于经济增长的波动过程中,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历史无不揭示了这一点。从长期来看,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伴相生的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对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现代经济增长为风险投资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环境与条件。首先,现代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整体风险,还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最基础的发展条件——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持续供应;其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会导致持续的技术创新,在国民产出量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会出现持续的对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需求,从而促进风险投资的产生;最后,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创新,为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人才培养与制度支持。因此,整体经济环境无论在短期和长期都对风险投资有着最大的影响。二是现代经济增长为风险投资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涌现诸多投资机会,这不仅为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由于这种变化的长期存在,并且处于长期上升的趋势,就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使得风险投资不仅能够在微观层次顺利完成风险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也可以使得风险投资产业在宏观层次顺利完成组织结构的创新扩散和产业形态的变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风险投资业是现代经济增长本身的产物,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当风险投资与新的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形成时,风险投资业作为一个产业就真正发展起来了。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市场机制是风险投资行业产生的基础,而政府的扶持是风险投资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保障,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发展与成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那些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因素中,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需求动力,现代经济增长则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长期动力。 以上研究给予我们以下现实启示。一是要充分协调与发挥市场与政府在风险投资产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也要积极发挥政府扶持的保障与支持作用,既要满足市场主体(风险投资者)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也要实现政府最大限度地获得制度变迁的规模效应,实现制度变迁的效率最大化,路径最优化。二是要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互动效应。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极大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能够真正产生风险投资的需求。要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而且必须建立良好的技术市场机制,前者为风险资本的运作提供丰富的技术产品,后者则使技术创新成为风险投资发展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后盾。三是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关键不仅在于要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培育产生企业家群体的文化环境。一个为开创企业提供动机的支持性的文化环境或是激励是最重要的,而且文化背景决定了具有创业潜质的个人的分布状况。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具有创业倾向的频率越高,它所储备的潜在企业家就越多。因此,进行风险投资和创造企业的概率就越高,风险投资产业就越能够发展壮大。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在分析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与成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了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演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了决定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得出了具体的结论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 产业 机制 一、引言 风险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金融投资产业――风险投资业,并在世界各国形成迅猛发展的趋势。风险投资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是常规产业的数倍,各国都大力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方式与路径各不相同。在美国,市场机制与政府支持相配合,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促进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达;而日本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是在日本政府的强制力下推行和完成的,日本政府是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实施者。因此,研究风险投资产业产生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明确其发展机制,对于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成熟壮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风险投资产业的内涵及其发展 1、风险投资的含义 风险投资是通过向极具增长潜力的未上市新兴企业进行权益资本或准权益资本投资,并通过提供管理服务参与企业的发展过程,在企业创业成功后通过权益资本转让,实现高资本增值收益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又称为风险资本或创业投资。但二者的表述角度略有不同,风险投资从资本的运营活动角度表述,而风险资本是从资本的货币形态描述,两者有共同的本质。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风险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金融运作制度。 2、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与成熟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体现在三个方面:产业规模扩大、投资结构高度化和投资结构效率提高。这三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状况。风险投资产业规模的扩大指标具体包括融资规模、投资规模、风险投资机构数目和风险投资基金数目;投资结构高度化是指投资结构不断从低度水平向高度水平演变的过程,实质是随着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分工的深化,投资结构不断向高度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发展。风险投资结构效率则包括不同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比例、受资行业结构合理性、受资地区重点是否明显、受资企业发展阶段结构是否合理等内容。这三个指标揭示了风险投资业的成长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以上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风险投资产业规模的扩大是风险投资结构高度化的基础,风险投资结构效率是风险投资产业规模扩大的前提,而投资结构高度化又为风险投资结构效率提供了条件。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要综合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单纯的风险投资活动的层次和大量的资金并不足以构成一个专业和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一个成熟风险投资市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法律与法规条件、财政条件、文化条件以及中介组织发展等。同时,由于风险投资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的成熟不仅仅是风险投资产业单独的成熟,而是必须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整体发展相联系,特别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联系。因此,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条件涉及到一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和相关配套机构与设施等诸多方面因素。 三、风险投资产业演化发展的规律 在现实研究中,由于各国的初始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以及风险投资发展阶段与水平不同,风险投资会表现出不同的运行特征和制度内涵,而且由于人们对风险投资不同的理解与界定,在各国会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得风险投资作为一个产业,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总的来看,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演化具有以下规律。 1、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行为,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 从微观的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来看,风险投资主要是包括融资、投资、投资后管理和退出四个主要环节的一种循环运作过程,这一过程都必须依靠市场行为来逐一完成;从宏观角度而言,市场不仅决定了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决定了其最终的发展方向,风险投资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最终还需经受市场机制的考验。 2、政府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虽然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是市场行为,但是其生存和发展却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协调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经验来看,风险投资业诞生到政府支持前,其生存和发展的步伐一般很缓慢;在政府明确支持后,风险投资业得到长足发展。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主要是从创建风险投资市场机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着手,包括经济、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 3、市场行为与政府支持在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中是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与选择的关系 一方面在风险投资运作的主体市场力量相对微弱的前提下,其发展需要外来力量的扶持,政府通过扶持行为,推动其发展壮大;随着风险投资产业的壮大,市场机制的力量增强,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的扶持政策,必须通过市场来检验与筛选,风险投资产业在实践活动中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反映了风险投资行业的演化和进步。市场行为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均衡是风险投资行业最终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 四、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如前分析,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产业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和因素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一些条件和因素,却是所有国家在风险投资发展进程中都不可缺少的。那些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可称之为风险投资的动力因素,具体而言也就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风险投资活动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作为风险投资的动力因素,涉及到风险投资进程中的客观内在动因。可以说,一国风险投资进程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风险投资动力因素的形成及其强弱程度。 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因素的基本特征是:长期制约或影响风险投资发展过程的最原本因素,它对风险投资的发动和演进具有决定作用,并规范和决定风险投资发展的形式、速度和方向。根据现有的理论进展和经验分析,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们与风险投资产业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1、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 任何投资的动力都来自于对利润的追求。但是由于投资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风险投资既有可能增值获利,也有可能遭受损失而决定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投资,风险投资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有可能获得超额的风险投资收益。传统金融机构一般注重资金投放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原则,再加上贷款利率等方面的限制,商业银行一般不敢承担高风险投资于高科技企业,也难以从中获得相应的高收益。但是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可以实现风险与效益的统一,通过有效地控制风险并分享收益。 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能够从根本上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保证风险与效益的统一。一是通过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选择来组合资源,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提高风险投资的运作效率。其中有限合伙制是风险资本的最佳、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二是通过严格的项目遴选机制挑选最有潜力和最符合自己投资专长的项目来进行资本投放;通过各种投资策略实现风险的控制与分散。三是通过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来强化风险控制;通过积极的投资后管理机制来实现资金增值的最大化与风险的最小化。四是通过畅通的资金退出机制渠道实现收益分享。只有在承担较高风险后获得相应的高收益,才能真正实现风险与效益的对称统一。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通过风险资金的退出增值,使得风险投资机构得以分享高科技企业成功后的高收益,使投资者的资本保值和增值有了可靠保障,也解除了风险投资家的后顾之忧。 所以,仅仅有了高收益的预期还不够,只有从机制上为高收益的预期提供安全保障,才能够吸引资本与人才向风险投资领域流动,风险投资产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2、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那些有判断能力、有信心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领导者,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生产要素的群体。而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被认为是具有技术性的,能够打破平衡的好主意。因此,从另一种观点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考和行为方式。百森商学院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在不考虑资源目前是否可得的情况下辨识机会并且利用它,目的是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内创造财富。 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无可置疑地扮演着一个发动因素。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对于风险投资来说,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家的能力;最紧迫的问题是合理而有效的配置现有资源。只有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充分发挥高超的管理才能,风险资本才能产生其应有的高效益。二是风险投资行业的高风险特别需要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的作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应对不完全信息和高交易成本;当市场形成越不完全,就越需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把资本和技术投向最具效率和前途的生产活动中去。三是企业家精神决定着风险投资产业的演化与组织创新。产业是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的一系列组织,产业的演化就是特定组织形式的扩散。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既能够通过创造出新的和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来重新组合现有产业,也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组织形式使产业走向均衡。企业家精神会带来新的组织形式产生,引起竞争环境的变化,导致新组织形式的扩散,从而完成产业的发展与成熟的演变过程。 3、科学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原动力。大量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对风险资本的强大需求,风险资本也由此产生发展,并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风险投资企业应运而生并不断演变发展。 从历史渊源来看,风险投资产业产生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之中。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生。由于技术创新本身的高风险性、高回报性的特点,特别是技术创新活动对资金的客观要求,催生了风险投资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投资方式的产生。二是创新技术产业成为风险投资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技术创新的出现,特别是那些能提供巨大消费潜力以及高收益的技术,能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兴旺和扩大高科技产业化,是现代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劳务的过程。随着高科技产品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和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风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加速扩张。三是风险投资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创新活动。风险投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方式,从融资投资方式、组织管理方式、项目评估决策方式到资本市场运作方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产生出独特的资源整和、资金配置、激励与约束效应。因此,风险投资具有来源于创新活动的文化血脉。风险投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创新型文化。 风险资本只有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实现资本增值,而高科技产业也只有在风险资本投资的前提下才能迅速产生效益和实现持续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经济增长 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教授的经典式定义,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商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风险投资活动的兴衰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风险投资活动产生在一国经济长期快速或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受挫于经济增长的波动过程中,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历史无不揭示了这一点。从长期来看,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伴相生的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对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现代经济增长为风险投资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环境与条件。首先,现代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整体风险,还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最基础的发展条件――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持续供应;其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会导致持续的技术创新,在国民产出量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会出现持续的对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需求,从而促进风险投资的产生;最后,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创新,为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人才培养与制度支持。因此,整体经济环境无论在短期和长期都对风险投资有着最大的影响。二是现代经济增长为风险投资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涌现诸多投资机会,这不仅为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由于这种变化的长期存在,并且处于长期上升的趋势,就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使得风险投资不仅能够在微观层次顺利完成风险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也可以使得风险投资产业在宏观层次顺利完成组织结构的创新扩散和产业形态的变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风险投资业是现代经济增长本身的产物,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当风险投资与新的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形成时,风险投资业作为一个产业就真正发展起来了。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市场机制是风险投资行业产生的基础,而政府的扶持是风险投资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保障,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发展与成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那些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因素中,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需求动力,现代经济增长则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长期动力。 以上研究给予我们以下现实启示。一是要充分协调与发挥市场与政府在风险投资产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也要积极发挥政府扶持的保障与支持作用,既要满足市场主体(风险投资者)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也要实现政府最大限度地获得制度变迁的规模效应,实现制度变迁的效率最大化,路径最优化。二是要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互动效应。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极大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能够真正产生风险投资的需求。要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而且必须建立良好的技术市场机制,前者为风险资本的运作提供丰富的技术产品,后者则使技术创新成为风险投资发展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后盾。三是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关键不仅在于要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培育产生企业家群体的文化环境。一个为开创企业提供动机的支持性的文化环境或是激励是最重要的,而且文化背景决定了具有创业潜质的个人的分布状况。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具有创业倾向的频率越高,它所储备的潜在企业家就越多。因此,进行风险投资和创造企业的概率就越高,风险投资产业就越能够发展壮大。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策略 [提要] 基于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了解，由于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较晚，无论是在投资环境还是在风险投资管理制度上都有一定的不足，导致我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及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正确了解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应当根据风险投资产业存在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奠定良好的风险投资产业发展基础。 关键词：风险投资产业；问题与对策；效益 一、前言 受到投资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在发展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对于政府资金的利用不够充分，很多政府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次，我国风险投资产业专家型人才数量较少，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专业人才孵化机制，影响风险投资产业的专业水平；最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不成熟，无论是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还是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模式都存在不足。因此，只有重视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高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质量。 二、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资金存在闲置的情况，资金利用率不高。为了有效地扶持企业生产，我国政府每年都会划拨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发展和投资。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投资手段以及对企业融资风险了解较少，许多政府资金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既没有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同时也浪费了政府资金。因此，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而言，政府资金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相对严重，只有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做到充分利用政府的配套资金，才能解决风险投资产业中存在的资金利用问题。 按照政府投资要求，各级政府都会在财政专项资金里面划出一定额度的资金用于扶持企业及企业融资。如何做好政府资金的运用，做到根据政府的规划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成为了我国风险投资产业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所以，有效地解决政府资金闲置问题，并提高资金利用率，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要对政府资金闲置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做到根据风险投资产业的实际需要进行政府资金的配套。 （二）我国风险投资产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由于风险投资产业专业性较强，在具体的项目和资金操作过程中，需要专业型人才进行把控。但是从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人才结构来看，专家型人才数量相对较少，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也并不充足，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风险投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所以，有效提高人才质量并做好人才储备，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风险投资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之处在于，风险投资产业需要大量的高端专业人才操作，如果专业技术人才较少或者专业技术人才水平不够，不但无法完成风险投资交易，同时还会给风险投资带来较大的隐患，严重时会引发风险投资金融风险，无论是对风险投资还是对实体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打击。所以，我国风险投资产业人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必须得到有效的解决，如何提高专业人才素质和做好专业人才培训，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而言至关重要。 （三）我国资本市场整体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在资本市场环境上还不够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晚，各项管理机制和管理流程还比较薄弱，距离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管理还有不小的差距。如何有效地缩小差距并健全资本市场环境，对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我国应当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资本市场环境的问题和短板，并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夯实资本市场环境，建立良好的资本市场秩序。 风险投资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参考国外的发展经验，风险投资产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有完善的资本市场作为辅助。鉴于我国资本市场基础相对薄弱，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了制约风险投资产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地优化资本市场环境，培育出良好的资本市场，才能为我国风险投资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策略 （一）加强对政府资金的利用，避免资金闲置现象发生。从我国现有的政府资金来看，之所以出现政府资金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除了政府在投资过程中过于谨慎之外，还与政府的投资机制和投资方法有关系，同时政府也没有风险投资的相关经验，造成了政府配套资金难以与民间资金共同使用。因此，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合理地利用政府Y金，形成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共同参与的风险投资机制，有效地提高政府资金的利用率。 按照风险投资的实际需求以及政府配套资金闲置的现状，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应积极与政府协调，加快资金布局和杠杆资金的运用，利用风险投资市场机制吸引政府配套资金进入，提高政府配套资金的利用率，降低政府配套资金的投资风险，使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做到根据产业要求和市场要求做好政府资金的充分利用，满足风险投资实际要求，为政府资金的利用开辟专门的渠道。 （二）重视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鉴于风险投资产业的实际特点，只有重视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才能做到提高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质量的目的。同时，吸引国外专家型人才进入，形成高端专家带动专业人才共同发展的局面，建立有效的人才孵化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人才体系，建立正常的人才发展机制。 基于风险投资产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风险投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但要认清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应根据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规模及未来的发展走势，确定合理的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做到根据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实际，采取必要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措施，满足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需要，为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三）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建立完善的投资管理机制。考虑到资本环境的重要性及其对风险投资产业的具体影响，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应当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有效地降低风险投资的失败概率，提高风险投资的整体收益，同时也降低风险投资发生金融风险的概率，为风险投资产业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建立完善的投资管理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投资管理机制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培育，对于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保证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能够得到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我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资本市场以及配套机制的完善，保证资本市场能够与风险投资行为相适应，为风险投资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我国风险投资产业要想提高整体的产业规模和发展速度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应当从合理利用政府资金形成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共同参与的风险投资机制、加大国内风险投资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吸引国外专家型人才进入和完善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等方面入手，有效地解决风险投资产业存在的问题，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水平。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瓶颈及途径分析 [摘要]制约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风险资本的来源和获利退出渠道不通畅。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提供投资法律保障，扩大风险资本来源，建立风险企业的“二板市场”。 [关键词]风险投资；　风险资本；　退出 风险投资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直接造就了一大批高科技跨国公司，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晚，自1985年国内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成立至今，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已达50余家，风险资本总额达数百亿元人民币，启动了一批风险投资项目，发展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如搜狐、金碟、联想、方正等。虽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发展很快，但还不能称其为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产业，风险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一、制约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瓶颈 风险投资是通过一定的机构和一定的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所筹资本投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企业或项目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增长率并最终通过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的一种投资体制。可见，进行风险投资的最基本条件是具备一定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然后是具有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和创业企业家以及风险投资实现利益的退出。从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制约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是风险资本的来源和获利退出渠道不通畅。 （一）风险资本的来源渠道不畅 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重要一环是筹资，而不是投资。我国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深度参与的运作模式，政府拨款占据主导地位，通过科研机构拨款、国有资产存量变现后的再投入等方式，直接进入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的研制开发，甚至送达产业化的大路上。国家资本直接进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领域，必然导致有限的政府财力无法满足高新技术成果化对资本投入的巨大需求，风险资本的规模受到抑制。同时，还造成非市场化投资运行机制内部的责任与利益不清，导致资本运行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发展风险投资业，其初衷是充分动员社会资金的广泛参与，而并非政府愿意充当主要投资者角色。风险投资者是否愿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取决于其对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与投资风险的权衡。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风险时，风险投资者才会介入。而风险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投资环境，如政府对风险投资企业或风险投资者的税收政策，以及有关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与完善的金融市场等。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环境还不足以调动风险投资者的积极性。 （二）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不畅 风险投资项目的发展过程一般需要经历4个阶段，即种子期、创立期、扩充期和产品成熟期。种子期是科技项目的发明者或创业者为验证创意的可行性，投人大量资金用于研究之需。创立期是科技发明或专利用于产品开发直至生产开始，投入较大资金购置生产设备、产品开发及推销。扩充期是企业逐步取得经营业绩，投入更多资金用于进一步提高产品开发能力，并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产品成熟期的企业产品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知名度较高，企业可以依靠自身积累扩大规模。对于风险投资来说，种子期是为获取收益的进入，产品成熟期则是为实现收益的退出，从而实现风险资本“投入一一回收——再投入”的循环运行。 风险投资的本质是追求超常规投资收益和尽可能减少投资风险，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投资者进退自如的机制。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公开上市，使风险企业得以确认和独立，并获得在证券市场上持续筹资的能力。二是收购，实现风险企业间的收购和兼并，或被另一家风险资本接手进行二期投资。三是清算破产，使风险投资及时抽身，避免更大的损失。在以上3种退出方式中，收购和清算破产是风险投资者在投资不成功时痛苦而明智的选择，公开上市则是风险投资者最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企业股票上市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没有考虑到风险企业的特殊性。由于成长中高新技术风险企业不具备上市公司的条件，无法像上市公司那样在正式的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或期权的交易，这就使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没有可以使风险资本及时退出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没有合适的退出渠道，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最佳价值。 二、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途径分析 （一）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为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世界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将风险投资资本收益税税率由49.5％降到10％，新加坡政府则规定风险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虽处于初期阶段，但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可以按照风险企业或项目的发展过程降低税率或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免税，以刺激风险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为风险投资提供法律保障 风险投资是集融资、投资、资本运营和企业管理为一体的金融过程，其风险资金的来源、运作规范，以及风险企业的法律地位、风险投资公司的法律定位等，都需要法律、法规予以明确。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至今仍缺乏有力的法律保护，尚未确定一部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法》。为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应以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基础，尽快制定《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同时应对制约风险资本市场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使风险投资在发展初期能运作规范，为其大规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三）扩大风险资本来源 西方国家的风险资本主要来源于养老金、保险基金、金融机构、企业集团、政府基金以及家庭和个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风险资本的来源应是多渠道的。首先，应放宽养老金的投资限制，加强养老金运营的管理，提高养老金的收益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养老金滚存结余不断增加，应当充分运用好这一庞大的资金，使其成为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其次，应引导家庭和个人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截止1999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达6万亿人民币，资本的潜力十分巨大。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私人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使其成为私人权益资本的一部分。再次，应打破企业惜投的状态，鼓励实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参与风险投资，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盈利能力，推动科技进步。同时，要吸引外资参与风险投资，扶持民族高科技产业的成长。 （四）为风险企业建立“二板市场” 开辟“二板市场”，是风险投资赖以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能进行产权交易，使风险资本形成正常的滚动增值，循环发展。“二板市场”不仅为高新技术风险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可能，也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增值提供了“跳板”和“柜台”。美国的OTC、英国的USM等就是在严格控制和管理正式上市公司的股票，以保证股票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为无资格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风险企业进行股票交易而建立的。“二板市场”发行股票的标准低于一般证券市场，只要风险企业的规模和资金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在“二板市场”上发行股票。如香港的“二板市场”对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的上市要求主要是盈利能力，只要连续3年的盈利率在20％以上即可上市。我国“二板市场”的建立，早已是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者所期盼的。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投入、低流动性、高技术性的基本特征。我国风险投资主体单一，资金渠道狭窄，资金缺口大，缺乏高素质人才，运作不够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乏力，中介服务不到位，退出机制不健全。必须发展规范风险投资主体，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培养风险投资人才，完善风险投资法规，培育风险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建立风险资本退出机制，制定鼓励风险投资的财税政策，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特征；问题；对策 一、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 风险投资也叫创业投资,一般是指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高风险性。风险投资的对象主要是刚刚起步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目标常常是“种子技术”或构想创意,处于初始设计阶段,尚未经过市场检验,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失败的几率很大。有些项目在进行一段时间后被证明在现有条件下难以成功。有的项目在立项时是先进的，但到完成时别人已捷足先登获得了专利或抢占了市场，或者出现了更好的替代产品，或者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从而失去了意义，不得不放弃。有的科技成果本质上是成功的，但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尚不能为市场接受，从而难以取得预计的效果。因此，高风险性是风险投资的本质特征之一。 2、高收益性。风险投资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性投资，风险背后蕴含着巨额利润，即预期的高成长、高增值。风险投资项目一旦成功，能够生产出性能优良、价格便宜、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产品，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或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风险投资之所以经受很长时间考验,并没有因为高风险而衰落，反而愈显蓬勃发展之势，关键是其具有风险损失补偿机制。风险投资所追求的收益一般不是红利而是在风险资本退出时的资本增值，即公司上市时以15倍以上的市盈率套现，获取高额回报。预期的高成长、高增值是其投资的内在动因，高收益性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 3、高投入、低流动性。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技项目需要很高的投入才可能获得成功，如集成电路、核电站、航天器、通信设备、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项目，没有相当大的资金投入，就不可能见到成效。风险资本往往在高新技术企业创立初期就投入，此时企业往往出现亏损，随着科技开发成功和产品市场的不断开拓，此时竞争者不多，产品能以高价格出售，可获得高额利润。当产品进入成熟期，生产者逐渐增多，超额利润消失，此时就要清理资产，撤出资金去从事其他新项目投资。往往通过企业上市，在资本市场将股权变现收回投资、获取回报，继而进行新一轮投资运作。若出口不畅，将导致撤资困难、风险资本的流动性降低。 4、高技术性。风险投资大都投向高技术领域，向那些新创立的、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科技性质的企业或产业投入权益性资本，以承担高风险为代价来追求高收益。高技术产业由于其风险大，产品附加值高，因而收益也高，符合风险投资的特点，因而成为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在向高技术企业投入资本的同时，也参与企业项目经营管理，与企业结成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风险投资者要参与企业管理，自身素质要求很高,必须掌握现代科技、金融投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 1、投资主体单一，资金渠道狭窄，资金缺口大。我国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政府和银行资金大约占70 % ，大大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到9 % 的比例。居民投资理财渠道不宽，储蓄存款增速加快，很少用到风险投资领域。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其他民间资金等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渠道和运作机制尚未建立。据统计，2000年末全中国拥有风险投资公司近100家，风险投资资金仅有 94亿元，实际项目投入只有 16亿元，这一规模仅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所需资金的1%。同时，单个风险资本规模偏小，一般只有几千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很难支撑大型科技项目，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要。 2、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运作不够规范。我国风险投资才刚刚起步，缺乏具有相应科技知识、管理经验、懂金融投资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现有的风险投资人才队伍从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及品格特征等方面都还不能完全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现有风险投资机构大都由地方政府创办和资助，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本地的高科技产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搞活地方经济，这与遵循“高风险、高收益”的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基金有很大的不同；风险投资基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通过政府或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管理运作，出资人与管理人一体化，监控机制不完备，资金运作者和政府官员双重身份，使其对投资缺乏责任感，还容易出现行政干预。 3、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产权保护乏力。《风险投资基金法》、《风险投资公司法》尚在制定中。过去制定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专利法》等法规未考虑风险投资的运作特点，在许多方面未能给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一项技术开发成功，立即就有许多仿冒者出现，争夺市场，由于仿冒者不承担前期开发费用，其成本低于原技术开发者，使开发者处于竞争劣势，通过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益，往往又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侵权者尚未受到惩罚，原告方已筋疲力尽。以上这些都阻碍着风险投资发展。 4、中介服务不到位，退出机制不健全。风险投资首先面临的是对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问题，这种认定既包括技术认定又包括价值认定，需要中介机构来协助完成。中介机构对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为以后的经营活动带来直接的影响。风险投资还需要建立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以便为风险资本的变现开辟通道，在这方面还远不能适应风险投资发展的要求。风险投资者冒高风险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是为了在所投资的项目步入成熟阶段时通过企业股票公开上市、协议转让或回购等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目前创业板市场尚未建立，主板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高，上市机会少，产权转换不畅，使风险投资很难退出。 三、发展风险投资的对策 1、发展规范风险投资主体。一是风险投资公司。我国一些风险投资公司是以政府出资为主，由此带来资产所有者虚置、错位和预算约束软化等问题，不利于风险投资发展。需要对这部分风险投资公司加以调整，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治理结构，政府不能对风险投资公司运作横加干涉，经营管理者必须与原所在单位割断联系并作出承担投资风险责任的承诺，政府出资起带动作用，在公司发展步入正轨、能获取较高利润时，政府资本应该退出，让其他社会资本介入。二是风险投资基金。用私募或公募方式筹集风险投资基金是扩大风险资本的主要手段，也是发展风险投资主体的方向。与风险投资公司相比，公募基金的集资规模大，作为一种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具有天然的联系，在设立运作一段时间后可申请上市，这对投资者极具吸引力，容易大规模积聚资金。 2、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首先，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风险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其次，商业银行资金也可以多种模式介入风险投资。第三，积极引导国外资金进入，不仅可以获得风险投资资本，而且可以学习经营管理经验。第四，引导大企业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解决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提供增值服务的问题。第五，引导民间资本投向风险投资领域。第六，证券商可通过发起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入股风险投资公司等方式介入风险投资。第七，发展风险投资离不开政府资金投入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 3、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通过组织专业知识培训，提高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大力发展教育，尽快培养大批既懂金融、证券、投资，又懂财务、会计（审计）、管理、法律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制定优惠政策，提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必要条件，通过招聘或国际交流，引进风险投资专家，弥补国内人才的不足，改善人才缺乏状况；利用社会传媒，大力宣传风险投资知识，培养公众的风险投资意识；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人才成长的环境，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高层次科技与经济管理人才投身于风险投资事业中来。 4、完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必须加强风险投资立法，研究制定风险投资法及其具体实施细则, 规范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设立条件、筹资方式、投资组合、运作程序、内控制度和退出机制等，切实有效地调整风险投资行为及其法律关系，为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法律保障。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十分重要。必须完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的归属、使用、收益等作出明确规定，对创业者的专利权、专有权等提供法律保护，维护风险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其从事风险投资创业的积极性。 5、培育风险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大力培育服务于风险投资领域的各种中介机构，为风险投资提供全方位的中介服务，促进风险投资发展。风险投资所需要的中介机构包括为鉴别风险企业资质和先进性而设立的标准认证机构，为评估风险企业科技成果和无形资产等知识产权而设立的估值机构，为评价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化进度、盈利水平、生命周期等而设立的市场潜力评价调查机构，为风险企业申请上市前和上市后提供决策咨询等服务的金融中介机构，另外还要有行业自律管理服务机构、风险投资法律咨询顾问、会计审计服务机构等。 6、建立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通过柜台交易，鼓励大企业收购、兼并风险投资企业；通过股权回购，创业企业将风险投资机构所持有股份购回注销，或按持股比例分配给其他股东；通过员工收购，创业企业广大员工集体将风险投资机构所持股份收购并持有；通过买壳上市，创业企业通过收购某上市公司一定数量的股权，取得控制权后，再将自己的资产通过反向收购方式注入上市公司内，实现间接上市，然后风险投资机构再通过证券市场逐步退出；鼓励企业在海外上市，充分利用海外市场；清算和破产，可以作为创业资本在投资失败时的一种特殊退出方式；设立二板市场和场外市场，适当放宽风险投资企业上市条件。通过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确保风险资本进得来，出得去，正常循环，滚动发展。 7、制定鼓励风险投资的财税政策。风险投资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世界各国为了鼓励风险投资发展，都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政府为鼓励风险资本的发展，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由49 % 降低到10 % 左右，使风险投资迅猛增加；新加坡政府规定，风险投资最初5­­—10年完全免税。学习借鉴其做法，我国应给科技风险投资提供必要的优惠政策，如对风险投资全额返还所得税、风险投资免征或减征所得税、风险投资贷款实行贴息、发行科技开发债券、设立科技开发基金等，以促进风险投资发展。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风险投资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 [摘要]风险投资对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种股权投资和特殊的融资形式，风险投资不仅仅对高科技公司产生作用，同样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巨大的推动力。文章先提出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投资和民营中小企业，然后分析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和管理瓶颈，最后提出风险投资如何在融资和管理两方面起推动作用。 [关键词]风险投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管理瓶颈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股权投资和特殊的融资形式，在国外的实践中已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创新向现实经济的转化，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同样地，风险投资的性质决定了它也可以在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正确认识风险投资和民营中小企业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也常被称为风险资本、创业投资，关于风险投资基本定义的界定，目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研究风险投资之前对其内涵须有一个正确认识，这样才有利于引导风险投资业在我国的发展。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2000年指出，风险投资企业是由专业投资者提供资金投资并参与管理的一种投资形式，该投资的投资对象为高速发展并蕴藏着有望成为某行业重要公司的潜力新兴公司。经合组织（OECD）1996年定义风险投资为对常被大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忽略，具有高风险和规模较小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并提出风险投资亦可指那些对未上市的初创公司投资并参与管理的资本。我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则指出，风险投资是指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进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以上几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领域是否仅限于高科技领域及是否采用参与管理的投资方式。我们认为风险投资是将资金投入高风险、高潜力的行业或中小企业的并参与其管理的对企业而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融资行为的股权投资。这样的定义突出了风险投资的股权投资性质及参与管理，并且将其投资领域扩大至高科技领域之外。 最早提出民营概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指的乃是一种经营状态。而今日，由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因而此民营是相对于公有制而言，是一种所有制定义，即是私营。过去为了体现计划经济体制的政策扶持和利益分配导向，中国的企业分类长期采用所有制形式。我们现行企业划分标准是依据是1998年制定的《全国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该标准按行业、生产能力、固定资产原值对企业进行划分归类。因而我国各个不同行业界定的中小工业企业的标准并不一致，此种划分有着其浓厚的计划经济背景色彩，今后宜与国际惯例接轨，按企业的资产总额、销售额及从业人数进行划分。目前我国统计年鉴的中小企业仅包括工业企业，在这里我们认为应包括较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包括农村个体和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城市个体企业。根据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提供的估计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总数约在1000万家左右，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中小工业企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部工业总量的60%、57%、40%、60%.从企业所有制性质上看，在中小企业中，国有企业仅占14%，可见我国中小企业的主体为非国有经济，即民营经济。因此推动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极大地影响我国总体经济的运行。 二、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瓶颈 当前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若干阻碍因素，具体来说，主要是管理问题和融资问题，进一步讲，分别是企业内部机制和外部经营环境问题。 1、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及治理结构问题 企业的法律组织形式有三种：业主制（Proprietorship）、合伙制（Partnership）、公司制（Corporation）。业主制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企业只有一个所有者；合伙制为两个或更多的人共同拥有公司；公司制则是把其所有权按照股份来加以分割，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使购买者享有与其所持有该公司所有权份额相称的投票权与分红资格。三者区别在于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债务偿还是负完全责任还是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当然公司制还有可公开交易公司股票以随时变现的优势。在管理上涉及到最终决策时，只有业主制不存在潜在分歧，合伙制的合伙人及公司的股东之间则可能会出现分歧，这就需要借助董事会、经理层等加以解决。 不管民营中小企业采取以上何种组织形式，均要解决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治理结构问题，以完善内部管理来促进企业发展。 民营中小企业的民营特色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此类企业有着充分的灵活性，逐利目的使民营中小企业在获取资金支持情况下能适时根据市场需要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然而这同样也带来短视性的问题，许多中小企业仅仅是逐利，并没有考虑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无法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出发，遇到市场中某类产品受消费者欢迎，即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进行生产。这样还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忽略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在一个产品的成熟期进入该产品市场，一方面要承受恶性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在产品逐渐进入衰退期之后必须逐渐退出市场或者期望收益率不断下降。因此，民营中小企业要取得长远发展还必须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科斯提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产权交易的一种方式。而企业治理结构则是有关企业控制权及剩余权分配的一种制度，这些安排决定了企业目标、谁在什么状况下实施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一系列的问题。不管中小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都会涉及到企业的控制权及剩余索取权的安排问题及如何制定决策、如何执行决策问题。具体地说，要如何解决企业内部的经营者聘选机制与上岗竞争激励，即如何决定经理人选；收益分配激励制度，即激励所有者对企业关切；企业的信息披露状况，大量披露或采取保密措施；具体的财务机制等。 2、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新企业的制定及企业扩大规模皆需要有资金购进投入品从事生产。新企业初设立时可以凭自有资金投入，欲扩大规模之企业亦可动用自有资金即未分配利润或企业股东增持权益资金，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自有资金相对有限。企业还可以考虑取得债权资金或股权资金。前者是从银行借款或通过发行债券直接向投资者借款。后者则是向意欲获得以公司红利形式分配予其所有者的利润的投资者发行新股票。 就发行股票而言，首先是在企业组织形式上要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可分割，并且必须有董事会、经理层，即必须有相对完善的治理结构。另外因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自由流通，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证券监管机构制定了诸多监管举措。例如，准入门槛上对企业的注册资本金、盈利状况等有着严格的限制；在企业获准发行股票之后还必须遵循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这样的一些举措有利于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的建立，然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对这样的融资方式只能是望而生畏，很难能达到要求。当然监管机构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了降低门槛的做法，设立要求较低的二板市场以利于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但在我国，虽然众多企业对二板市场望眼欲穿，然时至今日尚不见踪影，因而我国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只能另辟蹊径了。 由于不能直接从股市融资，我国中小企业只得借助银行。然而由于信贷市场上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的存在，使得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存在 困难。同时，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也不利于中小企 业的银行融资。在我国的信贷市场上，占主导地位 的依然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其背后所有者是国 家，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东也是国家，二者的经济行为里均有政府背景，有了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相对易于取得贷款。再者，在国有商业银行看来，贷款予国有企业相对而言是一种软约束，因为即使出现坏帐，终究要由国家财政解决，那么向国企贷款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财政拨款，这种款取之于民，那是用之不竭的。至于国有中小企业，由于过去国企改革实行“抓大放小”，相比之下失去了政府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产权改革相当一部分转为民营，与民营中小企业面临同样问题。以上分析的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上面临的所有制歧视。 三、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风险投资 前文定义风险投资为参与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融资行为，又指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融资问题及管理问题，如果将风险投资引入民营中小企业则一方面可以解决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由风险投资家参与企业的管理，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1、风险投资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注入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风险投资的介入是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的。 其一，风险投资可以股权投资形式，比如发行可转换优先股或可转换债券的方式投资中小企业。投资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取短期的财务利润，而为了企业进入成熟期股本增值之后的股权转让获取一次性的中长期高额回报。 其二，另外还有一种风险投资形式是提供风险贷款。作为风险贷款者的风险投资家要求资金需求企业提供给自己一个同样愿意投资于该企业的投资者作为合伙人，二者共同成为资金需求企业的股东，后者则受风险贷款人的委托管理公司，其股份不低于前者。并且风险贷款人仅仅要求资金需求企业在合同期内年支付一定比例的固定报酬，合同期末一次性偿还本金，如果资金需求企业获得资金后投资失败，则风险贷款人的本金须由政府担保者支付。 其三，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由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投资中小企业，但是该中小企业必须符合银行的要求，并且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必须投放一定比例的自有配套资金，三方共同签订协议。 风险投资介入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可迂回地克服所有制歧视，原因在于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各国政府均有扶持措施。这些扶持措施比较常见的有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财政贴息、政府担保等。各国政府还通过立法等方式，制定风险投资业发展政策，健全服务和监管体系，规范风险投资的规划，优化其发展环境。民营中小企业引入风险投资相当于间接地获取政府的支持。 2、风险投资提高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 一般来说，风险投资家在投资一个企业时，首先考虑投入高增长的行业，同时企业的业务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企业要在本行业里发展，必须要能够不断挖掘新的机会，这就需要在管理人员方面也要有很好的配置。可能企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产品，但是当这个企业发展壮大的时候就要考虑找好的管理者。风险投资家注资民营中小企业之后，出于把握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参与管理。因为专业投资公司、多数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的发展战略及管理方面必然有着独到见解，对经理人员的聘任、内部激励机制的建议、财务体制的架构等将提供各种有效措施及策略。风险资本在提供资金和增值服务的同时，将自己的技术、管理、营销等理念注入到企业当中，为企业提供一种完善治理的机制，还有后续服务的机制。由于前文述及的民营中小企业本身的管理缺陷，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介入可以有效推动企业发展。 而且，风险投资家的介入可以带动这些中小企业的后续发展。从总体来看，风险投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退出。没有成功的退出，风险投资就很难把自己的资金有效地回报给投资人，管理团队也没有办法获得相应的收益。投资于民营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最后也要退出。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有上市发行股票（IPO）、股权转让、清算、管理层收购等，其中最主要的是股票上市。这些企业可以在国内、国外上市，海外上市由于有二板市场，上市门槛低一点，相对容易。企业要上市，首先就要求它在内部管理机制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要求，包括公司的治理结构、财务安排等。上市之后，市场监管机构对企业还有严格的信息披露等要求，这均对企业的管理有促进作用。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美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研究的发展分析 摘　要　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价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取得的成果，总结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发展经验，并初步探讨了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风险投资　项目评价　评价指标 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过程就是一个评价投资项目的过程，选择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是风险投资获得成功的重要环节。在这里我们把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研究概括为：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过程；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风险投资项目的定量评价方法。我国的风险投资经过近20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尤其是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价及选择，大多建立在风险投资家个人判断基础之上，缺少适用于我国实际的有效的评价方法。 美国的风险投资业开始于1946年ARD公司的成立，其经历了50年代的成型、60年代的成长、70年代的衰退、80年代的复苏和90年代初的暂时低谷，以及90年代末的高速发展，到今天的稳步前进这样大起大落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政策制度，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融资、风险项目评价及选择、风险企业的培育等制度、程序、规则，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业的健康与稳定发展。分析借鉴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经验有利于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 1　美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价发展的历程 考察美国风险投资从1946年ARD公司成立到现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根据项目评价过程、评价指标、定量评价方法的建立及完善与发展，把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是从1946年ARD公司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这一阶段是风险投资家以创始人倡导的理念为投资导向，进行风险投资项目选择的探索阶段。研究主体是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企业经营经验来评价风险投资项目中的风险因素，进而选择所要投资的风险项目。 1946年,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在马萨诸塞州建立，ARD建立的目的是其发起人弗兰德斯和多里奥特所倡导的利用马萨诸塞州拥有的雄厚科技实力，来建立高科技企业，促进新兴工业的发展，以改变当地纺织业和传统机械制造业出现的严重亏损，振兴当地的经济而非赢利。美国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于1958年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创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虽然最终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并不适合风险投资的发展，但在最初却极大的促进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ARD最早、最成功的投资项目———数字设备公司（DEC）的巨大成功不仅使ARD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回报，更是使ARD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为风险投资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向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科技、高风险同时能够获得高收益的项目投资。 从一定意义上说，风险投资项目评价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决定了向需要承担高风险、同时能够获取高收益的高科技企业投资这一宏观评价准则的发展阶段。 1.2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风险投资产生以来，风险投资家如何评价、选择风险投资项目进行深入的分析、归纳，总结风险投资家的决策艺术并进一步探讨评价规则。研究的主体也转变为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是风险投资项目评价过程，以及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多以定性研究为主。 20世纪60年代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大量破产，使风险投资转而采用股权的方式进行投资，197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对通过有限合伙方式进行的风险投资进行行业监督和制约。同时，1979年美国劳工部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谨慎人”规定的重新解释：“养老基金在不危及整个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的基础上，可以投资到小企业和风险投资业”开始生效，这些政策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风险投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成功的投资案例，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应改变，也给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风险投资的巨大成功在证明其投资理念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的杰出代表有Wells（1974）、Tyebjee和Bruno（1984）、Robert（1991）。这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投资的项目评价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风险投资项目评价过程是多阶段的。指出不同的评价阶段应当有不同的风险评价指标，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过程，并对风险项目的定量评价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 其中，Tyebjee和Bruno（1984）在Wells研究的基础上，以调查表的形式对41个风险投资家进行了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调查，经过线性回归分析，他们得出了影响投资风险的因素为管理能力和环境威胁；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为市场吸引力和产品差异度；投资变现指标对投资收益和风险的影响均不显著，由此他们建立了评价阶段的决策逻辑模型。 由于风险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这一阶段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没有考虑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一阶段对风险投资项目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并不多；由于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并不完善，人们对风险投资的认识并不全面，早期的评价过程及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是粗放的，评价因素大多是框架式的（如产品、市场、行业、技术等）。 1.3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今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细化。在对评价过程和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更深入全面研究的同时，重点关注于对项目的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强调在严格定性分析基础上的精确定量分析，强调定量分析方法在风险投资项目评价中的应用。 1997年美国税法的改革制订了对风险投资业非常有利的税收政策。此外，美国中小企业局重新修改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计划，使其更适合风险投资的需要。风险投资的投资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接受，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在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价及选择上，也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偏离了其发起人所倡导的传统的向种子阶段、创业阶段投资的理念，转而投向中后期的风险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养老基金和大量闲散的社会投资资本聚集到风险投资中来，给风险投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投资资本。使风险投资公司有实力去投资需要大量资本的中后期风险企业。另一方面，投资者对在短期内收回风险资本的期望，鼓励了风险投资公司投向中晚期的风险企业;大量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被运用到风险投资项目评价中，风险投资项目定量评价方法迅速发展。一方面，与投资于中后期风险企业相对应，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研究方向就偏向于与中晚期风险企业相适应的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先进的评价方法能够应用到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价中来，比如风险投资项目的实物期权评价方法、模糊多指标评价等等；随着对风险投资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价过程和评价指标也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精确。在这一阶段，美国的专家学者如Hall和Hofer（1993）、 Fried和Hisrich（1994）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价进行了研究。 Fried和Hisrich（1994）采用面谈与填写调查表的方法，总结出了风险项目评价过程。该过程包含了6个阶段，即开始阶段、特别筛选阶段、一般筛选阶段、第一阶段评估、第二阶段评估和结束阶段。同时，他们通过对风险投资家的面谈调查与结果验证，得出了3种通用的风险评价指标。附表列出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是美国学者根据本国实践而总结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对风险投资项目定性分析更深入全面；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分析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同时，在认识到不同评价阶段有不同评价指标的同时，也认识到风险投资项目或风险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指标。 2　经验总结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美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价发展的分析，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并且能够发现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某些发展趋势： （1）政府应当及时地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美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发展是和美国风险投资业的此起彼伏相吻合的。不论是早期的《小企业投资法》的颁布、“谨慎人”的重新解释，还是后期税收政策的改变，都使得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研究深入到更宽更广的领域。低谷时期的经验总结和创造，带动风险投资业进入更高的辉煌，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又使得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从而使风险投资走向稳步发展的道路。 （2）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对象是需要承担高风险，并能够获得高收益的高新技术项目。实践已经证明投资于高新技术项目是一种成功的能够获得高收益的投资理念。这些投资项目没有类似的历史数据可以参考，对这类项目评价的难度较大，需要更新、更适应的理论方法。 （3）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既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又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风险投资家的经验总结非常重要，在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价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时更需要注重专家的意见。 （4）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在全面深入的定性分析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使对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价更准确。并且，在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价中越来越重视定量评价方法的运用。 （5）风险投资项目评价的指标应当是有阶段性的。这不仅要求不同的评价阶段应当有不同的评价指标，并且要求对风险项目的不同发展阶段运用不同的评价指标。 风险投资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美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历史的宏观考察 摘　要：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萌芽与早期发展阶段、低谷与调整阶段、振兴与萎缩阶段、规范与有序发展阶段。各阶段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既与美国的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更与美国的立法与政府扶持政策紧密联系。美国的立法与政府扶持政策对其风险投资业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风险投资　历史　立法　政策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世界上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相关法律制度最为完备的国家。本文将对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历史发展作一宏观考察，并以此说明立法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对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风险投资的萌芽与早期发展阶段———AR＆D的示范效应和1958年《小企业投资公司法》的重要性（1970年前） 对风险投资的起源时间，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财团就将资金投向于铁路、钢铁、石油以及玻璃工业等领域，成为风险投资的雏型。1924年IBM公司的成立，是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发展的典型案例。”①也有的学者认为：“美国风险投资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某些富裕的家族和个人投资者向他们认为较有发展前途的一些新办公司提供启动资金。如美国东方航空公司、施乐公司和IBM公司等，都是当时富有投资者投资过的企业。”②尽管如此，风险投资界和学界普遍认为，1946年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成立的美国研究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 mentCorp.，AR＆D）是现代意义上专业化与制度化的风险投资开始的标志，是风险投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AR＆D的发起人是弗兰德斯和多里奥特，他们和AR＆D的其他创始人都是经验丰富、享有盛名的杰出人才，他们具备技术、管理、财务、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在当时美国的英格兰地区，纺织业和传统机械制造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从而使该地区的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弗兰德斯和多里奥特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该地区经济困境产生的原因有两个：老工业的亏损和新兴工业的缺乏。他们发现，尽管该地区及周围有很多著名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等，拥有巨大的技术和人才资源，但由于对新办企业投资不足，以及缺乏优秀的有经验的企业管理人才，导致该地区新办企业成长艰难。AR＆D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基于发起人的共同认识，AR＆D的宗旨是：募集资金；支持和促进该地区的科研成果向消费者所能接受的市场产品的尽快转化。不言而喻其投资对象是那些科技型的新兴企业。由于AR＆D的宗旨和对投资对象的选择当时不为大多数公众接受，并且处于当时股市低迷的大背景下，该公司想在公开股票市场上筹集500万美元资金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由于创始人的声誉和杰出才能，该公司还是筹到了350万美元。从1946年AR＆D成立到1951年，AR＆D的业绩不佳，股票一直在低位徘徊。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理念的投资公司，很难被公众接受，并且其管理层也在不断地摸索管理方法，积累投资经验。从1951年底开始，AR＆D所投资的公司开始赢利，AR＆D公司渐渐受到投资业的瞩目。 AR＆D的成功开启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大门，面向既有巨大成长潜力、又有很高失败风险的新兴高科技企业的投资从此成为广大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之一。AR＆D成为美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示范和鼻祖。 在AR＆D成立后，美国的一些富裕家族也开始创设私人基金，向有增长潜力的中小新兴企业投资，但毕竟这种私人基金解决不了广大中小新兴企业的资本需求的困难，资本的供给远远小于对资本的需求。很多中小企业因此而被迫关闭，许多发明和创新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正是认识到这种困难，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SmallBusinessInvestmentCompaniesAct），此法创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新的风险投资组织形式。 《小企业投资公司法》授权联邦政府设立小企业管理局（SmallBusi nessAdministration，SBA），经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和核准许可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BusinessInvestmentCompanies，SBICs）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和政府优惠贷款，如SBIC的发起人每投入1美元便可以从政府得到4美元的低息贷款。但SBIC只能为小型的职工人数不超过500人的独立企业提供资本，在投资的企业规模、投资行业、投资时间以及对所投企业拥有的控制权等方面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它们不能永久地控制任何小企业，也不能与其他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联合起来控制一家企业。尽管如此，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投资决策、经营管理等都由自己决定。有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规定的多项优惠条件，小企业投资公司在该法颁行之后就纷纷设立起来。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在1958年到1963年之间，有692家小企业投资公司成立，它们管理着4.64亿美元的资金。美国的风险投资业在相关的法律扶持下迅速发展起来。但是，许多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在设立后运营不久就破产倒闭了。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的时间内就有232家小企业投资公司宣布破产。③其原因在于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设置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缺陷，许多小企业投资公司对高风险、多困难的小企业的投资缺少心理上和管理行为上的准备。小企业投资公司受挫的具体原因有：第一，整个经济形势和市场状况不景气；第二，它们缺乏经验丰富的职业金融家和高质量的投资管理者；第三，它们吸引的资本主要来自于个人投资者而非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往往对股市的涨跌过于敏感、投资期限不愿太长等弱点；第四，许多小企业投资公司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后没有将资本投向新兴的高科技企业，而是投向成熟的低风险企业，违背了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第五，政府提供的贷款期限较短，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长期股权性质要求。 二、风险投资的低谷与调整时期（20世纪70年代） 有限合伙这一风险投资组织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与公开上市的风险投资公司相比，有限合伙制不受1940年美国投资法的约束。有限合伙可以向普通合伙人提供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从而吸引了大量有企业管理经验和投融资经验的精英投身于风险投资业。有限合伙制由于有着内在的管理和制度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进入风险投资行业。从1969年到1973年，有29家风险投资有限合伙成立，总融资额达3.76亿美元，平均每个有限合伙管理的风险资本达到近1300万美元。这与小企业投资公司平均不足1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相比，在资本规模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对风险投资业影响最大的法律变革是1978年美国劳工部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nploymentRetirementIncomeSecurityAct，ERISA）中“谨慎人”（prudentman）规则解释的决定。所谓“谨慎人”规则是指以养老基金投资时必须基于一个谨慎人的判断，即投资的风险必须控制在相当的范围内。根据以前对此规则的解释，养老基金是不能投资于新兴小企业或风险投资公司的。1978年9月劳工部对“谨慎人”规则的重新解释是，只要不危及整个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养老基金是可以投资于风险资本市场的。1979年6月劳工部的这个决定开始生效，小企业股票和新股发行市场立即活跃起来，养老基金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来源。自此，养老基金成为风险资本的最大的提供者。 总体来看，70年代的美国风险投资业起伏很大。既有整体经济不景气、资本收益税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又有全美风险投资协会成立、Nas daq开始运行、资本收益税率下调、劳工部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谨慎人”规则的有利解释等利好因素，这些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的交织造成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风险投资业波浪起伏发展的独特现象。 三、风险投资业的振兴与萎缩阶段（20世纪80年代） 1.税收方面。1981年，资本收益税率从28%进一步下调到20%.1986年，美国国会又颁发了《税收改革法》，规定满足条件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额的60%免征收益税，其余40%减半课税。1981年的《股票期权鼓励法》又重新允许采用以股票期权作为酬金的做法，并规定在实行股票期权时不征税，只有在股票卖出后实行了价差收益时才征税。 2.1980年《小企业投资促进法》。1980年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针对风险投资的特点，将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风险投资公司视为“企业发展公司”，以突破投资者人数超过14人就必须按投资顾问注册并运作的法律限制。这样，一流的风险投资家又纷纷回到投资者人数较多的大型风险投资公司，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业的人才资源。 3.1982年《小企业发展法》。该法规定，年研究开发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机构都要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mallBusinessInno vationandResearch），每年得拨出其研究经费的1.25%用于支持新兴小企业的创新活动。 上述立法及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70年入的风险资本在80年代初期所产生的巨额回报④，计算机、生物技术、医疗卫生、电子和数据通讯等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美国的风险投资业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巨大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每年的风险资本流入量只有5000万美元，到1980年为10亿美元，1982年为20亿美元，1983年超过了40亿美元，到1989年美国的风险资本总额达334亿美元。 风险资本的大幅增长使美国风险投资业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风险投资的重心发生了偏移，投资的主要对象从起步期企业转向发展型的趋向成熟的企业。第二，风险资本的提供者，即投资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78年美国劳工部对“谨慎人”规则的解释生效后，以养老基金为主流的机构投资者成为风险资本的主要供应者。1978年个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资本占整个风险资本总额的32%，到1988年萎缩到只占8%，而机构投资者从1978年的15%上升到1988年的46%.第三，风险投资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加深。以前的风险投资机构一般都规模偏小，其投资理念、投资对象、投资规模大体相似，80年代以后，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方向、投资理念等方面走向专业化，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机构开始形成。风险投资业在经过80年代早中期的急剧增长后，在80年代末期又开始萎缩。萎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优秀的、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家没有随着资本的大幅增涨而随之成比例地增加。投资与管理人才的紧缺使一些缺乏经验的、能力不足的人挤进了风险投资行业，整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随之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步减弱。第二，投资机会的相对缺乏。风险投资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的约束，风险资本的大幅增长使得投资项目变得相对缺乏，投资机构与接受投资的企业之间谈判地位产生了有利于后者的变化，投资机构的投资价格与成本随之增长，从而降低投资的回报率。 四、风险投资业的规范与有序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医疗保健等行业蓬勃发展，美国的经济呈现出极大的活力，得到了持续的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2%.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动了股票市场，美国Nasdaq市场连创新高。美国的风险投资业除了得益于整个经济的强劲增长外，还得益于以下立法与政策制度扶持。 1.Nasdaq的新发展。1992年Nasdaq导入国际服务网络系统，使得全球的投资者可以参与泛太平洋Nasdaq交易网络。同样在1992年，Nasdaq小型资本市场（TheNasdaqSmallcapMarket，也称小盘股市场）设立，其上市标准和业绩要求更低，即时交易报价在Nasdaq小型资本市场启用。Nasdaq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通道。 2.1992年《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美国1958年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法》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许多小企业投资公司在快速发展一段时间后即陷入困境。美国国会在总结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的不足，特别是政府短期贷款支持的缺陷的经验教训，于1992年通过了《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对小企业投资公司以“参与证券计划”的方式给予金融支持。自该法实施后的四年多内，新设立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达138家，初始注册资本达18亿美元，平均每个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达1300多万美元，较1958年《小企业投资公司法》实施后的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规模扩大了十多倍。 3.税法的新规定。1997年美国通过了《投资收益税降低法案》，进一步对减税额和适用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降低了投资收益税税率。《国内收入法》第1224条允许向新兴创业企业投资达2.5万美元的投资者从其一般收入中冲销由此项投资带来的任何资本损失。此外，所得税法允许资本盈利和资本亏损相互冲抵，对于经核准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冲抵8年内的一切资本收益。 4.小企业管理局于2001年颁布了《新市场风险投资计划》（NewMarketsVentureCapitalProgram，NMVCprogram）。其目的是为了使低收入地区及其居民增长财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此类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据该《计划》，小企业管理局会选择那些符合要求的新成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与其签订参与协议，为向位于低收入地区的小企业做股权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担保。该《计划》对美国低收入地区风险投资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5.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nferenceofCommissionersonUniformStateLaws）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修订了《统一合伙法》（UniformPartnershipAct，UPA）和《统一有限合伙法》（UniformLimitedPartnershipAct，ULPA）。它们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合伙法和有限合伙法的内容和精神。《统一有限合伙法》为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制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保障。 6.由于近几年来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国国会于2003年通过了《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该法案把资本利得税从20%下降到15%，这对于风险投资业是一个利好举措，风险投资的动力得以恢复并加强。 五、小结 美国是经济强国，也是风险投资业的领头羊。风险投资业是经济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对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欧洲在高科技及其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并不是由于欧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⑤美国许多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如微软、英特尔、苹果、数字设备、雅虎、亚马逊等公司发展的初期都有着风险资本的扶持，风险投资为这些企业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除此之外，风险投资还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善企业融资体系和优化资本配置、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财富。风险投资的重要作用，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投资的发展主要依靠市场主体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由于风险投资本身的特性以及“市场失灵”等现象的存在，需要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给风险投资提供一定的待遇和发展环境。美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历史表明，美国政府根据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结合风险投资本身的特有规律，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立法和扶持政策。应该说，美国成为世界上风险投资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整个经济水平的领先性、浓厚的创业传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出台的立法和政策扶持。可以说，没有立法与政策扶持，就没有风险投资业的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就不可能有美国风险投资业的今天。这一点，值得我国在制定发展风险投资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立法和政策时认真考量。

管理学相关论文:教学改革的护理管理学研究论文 1护理管理学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改革 护理管理学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强的特点［2］，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知识传授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8］，难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学效果不理想，改革势在必行。 1.1护理管理学教学模式的改革 1.1.1适应市场需求，调整课程结构的教学模式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需求各层次的护理人才，而原有教材的课程结构及形式单一的教学模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各层次护理人才的需求。张丽君等［9］提出高职护理专业课程体系应突出高职教育特点，即以“工学结合、院校融通”，紧扣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整合课程内容，实现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体现“教、学、用”一体化的新型教育模式。 1.1.2拓展教学平台，应用网络系统变革传统教学模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信息科学快速发展，曹枫林等［10］应用计算机设计辅助护理管理学教学课件，实现计算机情境教学模式；王庆华等［11］开发制作成人护理管理学网络课程、方进博等进行护理管理学网络精品课程建设［12］和课程素材类教学资源建设［13］，实现我国高等护理教育不脱产的学习模式；黄秀凤等［14］、姚伟江等［15］、姜小鹰等［16］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开展护理管理学网络教学模式，实现了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变革创新，使护理管理学教学模式融入新的内涵，为学生提供丰富、生动、形象的教学内容及相关知识资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1.1.3融入现代教育新理念的教学模式改革新的教育理念是素质和创新的教育［17］。饶艳等［18］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加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的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随机进入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孙铮等［19］将和谐视角下护理管理学案例教学模式运用于教学；丁永霞等［20］将认识知识结构迁移理论在护理管理学教学中应用；张俊娥等［21］针对护理本科生具有更高层次学习活动的能力，推行融合学习与研究为一体的教学模式。融入现代教育新理念的教学模式改革，极大发挥学生的个体潜能，为学生的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与自由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有利于教师与学生双方最佳状态的发挥，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此外，高玲玲等［22］在护理管理学部分章节中尝试双语教学模式，认为高校应建立鼓励双语教学的机制，积极培养双语教学师资，科学选用教材，以利于培养具有护理管理能力且国际化的护理人才。 1.2护理管理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护理管理学教学方法改革中，莫选荣等［23］应用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判断、解决问题及沟通表达能力，提高教学效果。顾艳荭等［24］应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自学，去独立思考，教师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收到较传统教学方法更好的教学效果。谢延香等［25］应用小组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相互交流思想和感情，接受他人观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及与人交往等综合素质，同时促进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孙铮等［26］应用情境模拟教学法，围绕护理管理中的事件及设定的问题进行论证，为学生提供仿真的实践平台，铺设了一条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有效路径，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起到积极作用。黄芳［27］通过团队组建、制订规则、制订项目、项目探究、成果展示、总结评比等步骤，模拟各种临床团队情境，配合课堂理论教学内容和进度，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业务能力。毛世芳等［28］应用任务驱动法教学，以任务为驱动，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并让学生参加临床护理管理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和职业情感，实现教学目标。马嘉［29］应用互动式教学法，通过营造多边互动的教学环境，在教学双方平等交流探讨的过程中，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和探索性，师生双方共同确认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吕胜南等［30］将模拟面试引入课堂，学生自主选择角色及面试话题，通过模拟面试场景，既能反映学生对护理管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为学生提供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可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和教学质量。范宇莹等［31］在护理管理学实践教学改革中，充分利用8个学时的实践教学机会，让学生深入病房，由护士长负责带教，结合临床护理工作的内容、重点及难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如业务讲座、护理查房、小组座谈、案例讨论、走访护士、文件阅读等进行临床实践教学。 2护理管理学考核方法的改革 考核评价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32］。随着护理管理学教材、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不断探索与改革，摒弃传统形式以考试为主的考核方法［17］，配套改革考试方式［33］（降低笔试成绩比例占30%，提高平时参与、作业、质量管理模拟成绩比例占70%）。多形式考核评价方式的尝试（平时、作业、理论、应用管理学原理进行案例分析的成绩各占10%、15%、60%、15%）对现代护理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32］。余凤英等［17］在成人本科生新的考核模式提出：将一次性理论考试评价（理论、平时的成绩各占90%、10%）改为期末考试与综合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平时、期中面试、期末理论考试的成绩各占30%、20%、50%）。赵士宏等［34］在护理本科生考核应用协作测试法，即在期末考试采用测试Ⅰ（单独考试）和测试Ⅱ（2名/组,讨论协作考试）考核评价。范宇莹等［31］将实践教学考核选择情境模拟法（占10%）计入本课程总成绩。考核方法的改革，既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又增强学生写作、沟通、团队协作及创新能力，同时减轻学生考试焦虑，要求教师突破教材，不断充实知识，提高教学水平，从而更客观、有效地评价学生与教学质量。郝艳青等［35］引入柯氏模型，对护理管理学情境模拟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和比较，充分体现柯氏模型优越性，为教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综上所述，护理管理学是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各层次护理人才的护理教育必备课程。近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护理管理学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及考核方法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改革，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应用管理原理分析、处理问题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值得借鉴。 作者：何旗群单位：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 管理学相关论文:教学改革的管理学研究论文 1教学方式的改进 填鸭式的课堂讲授早已不适应现代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了，需要通过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将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笔者主要采用项目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及案例教学法等三种方法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具体形式如下： （1）做主题报告。课程期间将学生进行分组（4－5人一组），每组需要准备3次主题报告，主题分为自选和指定两种，报告时间为5－10分钟，用PPT进行辅助展示。曾作为报告主题的有：小学生接送拥堵现象分析、新加坡鞭刑是否适用我国、健康协会的组织构建、班级文化与个体行为等。学生的参与度很高，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为准备主题报告做了不少工作，如收集素材、设计PPT、准备讲稿、练习演讲等。 （2）结合具体情境来分析管理理论。将一些比较抽象的管理理论融入到一定的具体情境中来分析有助于学生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以及提高运用能力。如在讲授决策原则时，设置在玫瑰园中摘玫瑰花的情境：一条小路穿过整座玫瑰园，人从入口走到出口（可以停留，但不能往回走），只能摘一朵玫瑰花，怎样才能摘到最合意的玫瑰花？该情境涉及决策的目标、选择标准、决策方法及决策原则。通过该情境的问题思考，学生能够很好地理解西蒙提出的满意决策原则，并经历真实的决策过程。 （3）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选择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在课堂上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一些案例由教师给出问题学生来回答，一些案例不设置问题，学生进行开放式讨论。前者由教师进行限制性引导，后者则类似头脑风暴法，让学生结合案例尽可能想出与管理相关的问题，最后由教师做总结。经过几次案例分析练习，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管理理论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2成绩考核的修正 管理学课程的主要考核方式是考试，平时成绩占30％，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主要包括出勤率、作业以及课堂回答问题等方面。上述考核方式需要随着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调整而做修正，平时成绩比重需调高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积极性，笔者将平时成绩设置为占总评成绩的50％，包括出勤率（30％）、主题报告（30％）、案例分析（20％）和作业（20％），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50％。2．4教学团队的构建管理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不可能是某一位教师能够独自完成的，需要构建一个教学团队来推动该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团队成员明确教学改革的目标及改革路径；其次，将教学改革的内容进行分解，各成员进行分工协作；最后，所有讲授管理学课程的教师统一按照教改后的要求进行授课，并对每位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考核。 3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效果检验 为了对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笔者将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两个班的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一个班（95人）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内容及方式，另一个班（91人）采用教改后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为了简化问题，教学效果直接通过考试成绩来衡量，如表1所示，进行教学改革的班级学生平均分为78．7分，而未进行教学改革的班级学生平均分为65．5分，为了检验两者的平均分的差异是否显著，笔者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置信水平为0．05的独立样本t检验，P＝0，所以两组样本的均值差异是显著的，故认为进行教改的班级的学生成绩普遍比未进行教改班级的学生成绩高。当然，考试成绩只是教学效果的一个方面，在对学生进行大规模访谈调查后发现进行教学改革的班级学生普遍对管理学课程的满意度高于未进行教学改革的班级学生，同时对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更有信心。总的来说，管理学课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成绩考核等方面进行的改革对于提升管理学课程教学效果起到明显的作用。 4管理学课程后续改进方向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开设的专业课的立足点应落实在“应用”二字上，管理学课程的教学不仅要为学生学习其他管理类课程打下理论基础，而且更要为学生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人才提供知识底蕴以及训练管理技能的机会。所以，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在课程里适当引入实训环节，让学生亲身到企业里感受管理究竟是在做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另外，在课堂中可以插入自我管理、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等与管理学有关内容联系紧密，又与学生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内容，让学生通过学习管理学课程不仅能了解和掌握一些管理知识和理论，而且能够较好地管理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为成为一名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 作者：罗明谢丹芳单位：无锡太湖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应用型本科管理学研究论文 1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下，大概可以将应用型本科院校里从事管理学方面教学工作的老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起先是教管理类的其他专业课的教师调动转为承担教学管理学的工作，这一部分教师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教育，不可能站在对应于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高度，教学质量和办法严重不足。另一部分教师虽然是得到了硕士及以上学位，拥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对相对专业方面的知识所要求结构体系和应用型本科生的知识结构方面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教学教师对应用型本科所要求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对管理学的内容及知识存在非常大的漏洞，在教学中很难和实际情况适应，还是不可以提高学生对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教师很难将其上课内容和应用型本科其他相关的专业课内容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进行相对较好的交叉关系问题的处理，不能清楚的明白和掌控知识的深度。 2应用型本科院校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2.1教学方法的改革。以教学对象与课程内容的不同特点为基础，试探性使用以讨论和提问为手段的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等其他教学方法。（1）讨论启发。在学生已经预习过的情况下，以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主动自主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充分体现学生作为主体的关键作用。这个方法不仅对解决学生社会经历少所产生的矛盾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又可以让学生通过讨论发现并解决问题。（2）提问启发。这个需要教师对所教授课程的目的做一个彻底分析，特别是在能力方面，同时以分析结果为根据，在教学过程中把握课程内容中的关键知识点、难点和特别注意点，在授课过程中就可以有目的性的对学生进行提问，从而避免学生是被填充式的吸收知识，这个方式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并且也能很好的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3）案例教学。案例教学的方式在教学手段中加入具体案例，从而让学生从决策者或是解决问题的人的角度出发，对实施的行动进行探究、剖析、计划和做出决定。经过不断的个人分析和与其他学生讨论，从而发现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选择具体的行动方法，判断结果，具体计划实施等，以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经过特定案例的安排，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让学生的理解和认识不限于材料的一般认识。以这样的方式教学，学生增强了此课程学习的兴趣；同时还促进了实践意识，从而让学生理解管理就是生活。 2.2教材的选取要考虑到先进性和适用性。教学的质量受教材的最直接影响，先进和适用是确定教材是否优秀的基本原则。先进性指的是教材内容要与时俱进，以反映时代特点，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对正确的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反映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不仅要体现明显的时代特点还要有优秀的学术特点。适用性是说教材要和培养管理类专业人才的目的和课程的需要相适宜，知识内容深度相宜，和同学们的认知规律相合，要有启发性，能够促进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能力和素质。由此所见，思考教材是否合适，要特别观察是否与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特点所适应。 2.3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最主要的是管理学教师一定要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管理学是个非常特殊的学科，要求教师具有多样化的思维和意识。而这些所要求的思维和意识完全无法通过读几本相关书或了解些相关知识就能得到的，而是必须要通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不仅如此，教师充分清楚学生的知识结构。唯有具备以上素质，教师才能在授课过程中正确分析古往成功的管理案例，才能从中及时筛选适合应用型本科专业的教学内容中去。拥有专业理论知识并从有事过管理学教学的经验的青年教师要求能将管理学在教学过程中与应用型本科专业相融合，从而能更好的和其他相关教师交流，从而整体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2.4加强管理学课程设计。以课程设计为手段，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整个课程的知识体系，以及学生通过灵活运用本课程知识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指导作用。因为管理学和现实社会的管理活动息息相关，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以课程设计为载体的实践教学来不断提高学生对知识运用能力，最终解决实际问题。具体操作可以体现为让学士和教师一起调查和收集一些企业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学生结合管理学知识来找出解决方案。 作者：王征单位：无锡太湖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中医思想下的管理学研究论文 1和谐思想启示 现代管理的最高境界正是这个“和”字，和谐顺畅，老话说“一团和气、和气生财”。现代企业管理最终目标是使得企业完成既定战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保证企业的高效运转至关重要，而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要解决企业高效运转问题，和谐顺畅至关重要，从Google、华为等著名跨国公司的主流企业文化以及管理精髓也是和谐顺畅。企业是一个融入了大量的不同人的大家庭，在跨国公司更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不同习惯的人们，现代企业管理就如同中医使人与企业和谐，人企合一，平和共赢，让不同人们不是融入企业而是与企业融合，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前行。任何企业只有员工与管理层、管理层与董事会、董事会与股东相互和谐统一，才能保证企业高效快速发展。 中医思想中和包括三个层面的，第一与自己和，第二与他人和，第三与天地和。中医思想是对自身、情绪、他人、万事万物的态度，是调节最佳状态的核心管理理念。现代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和谐顺畅的管理思想就是这门科学艺术的核心观点。更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理论。现代企业中很多提到的是“狼性”企业文化，其实“狼性”企业文化在管理上的本质依然是和谐顺畅，草原上的狼群其内部是一个高效的团队，这个高效的团队依赖的就是其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严密的分工合作。高明的管理者也要如中医思想做到三个层面的和。彼得•德鲁克曾提到“有效管理者”以及“管理的有效性是可以学会的”，其实管理的“有效”二字就是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喜爱“和”的民族，有人说中华文明就是一锅熬了5000年的浓汤，融合了大量民族和文化，我们民族的味道就是“和”，从个人到国家的管理都是“和”字当先，更不用说企业管理了。 2预防思想启示 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於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於诸侯。”魏文侯曰:“善。”这则故事大意为，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听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他们两个都没听说过什么出名的事迹，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善于观气，从人的气息就能看出病情，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一般不要药，观观你的气，看看你的神，配合金木水火土五行，用用食疗，即可痊愈，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总以外他是个厨师，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善于观形，看看你的高矮胖瘦，结合五行，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用很少的药，主要调整膳食营养结构，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我看病有两个特点:一要等，二要试。要等到人病情严重，用药还要先试，折腾得死去活来，再用对症之药治病，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文王听后说，原来如此啊，我从中悟到了治国之策。 此故事反映的层面很多，再一次证明中医思想的管理理论，《黄帝内经》中《素问•灵兰秘典论》、《灵枢•外揣》等都描述了中医预防保健观点直接引申到管理思想尤其是治国管理思想上。但我觉得扁鹊的案例和企业的安全管理、风险控制理论很是契合，扁鹊弟兄仨虽都精通医理，但在认识的层次上早已分出了高下，大哥精于防范，目一极十，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就是善于风险评估，制定章程规避风险;二哥则长于事中控制，过程的小毛病及时加以制止纠正;而扁鹊就像救火队员，专于救急，靠着自己高超的危机处理能力来摆脱困境扭转局面。相比之下，三种层次下所付出的成本是不言而喻的。 在现代管理中，有句话“管理永远会出事儿”，所以风险管理意识如同企业战略管理一样重要，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扁鹊的作用，将问题的处理能力或者危机的处理技巧作为体现能力、绩效的亮点。现代企业管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管理、风险控制上，我们的第一选择应是扁鹊的大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绝不能只流于形式，也绝不能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事故一旦形成，损失无法弥补。建立预防机制是根本，过程控制也是有效的手段，而救急只是断臂求生的无奈选择。 现代企业可能起步闪耀、创业时期闪耀、小团队闪耀，可一旦进入发展期、大团队就一蹶不振，从很多案例看来，其原因就是缺乏风险管理。综观全球500强企业其很大精力放在风险管控上，有预防、有措施。中医有句老话“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企业家要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做好风险预防，向前多走几步达到扁鹊大哥的程度，才能保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前进。企业管理的老话“不怕有问题，就怕没问题，不怕有风险，就怕没预防”，现代企业要做大做强、精益求精、走向世界面临着重重困难、千头万绪，难度极大，但“难事都做于易，大事都做于细”、“九层之台始于垒土，合抱之木始于毫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风险管控及预防将是企业管理的第一步。 作者：王俊单位：江苏省中医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知识管理学研究论文 1知识管理的概念及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可行性研究 柯平教授认为，知识管理学是关于知识管理理论与应用的一门科学，其主要内容有［9］：①理论知识管理学（包括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发展研究和知识管理学科体系）；②应用知识管理学（包括知识管理方法论、技术和系统研究）；③专门知识管理学（包括企业、政府和公共知识管理学等）。人类迈入21世纪，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化加速发展，图书情报学终于从以文献、信息为中心走向以知识为中心，呈现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知识管理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它需要凭借一定的信息技术以实现其功能，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最重要的工具。［10］现代信息技术为知识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大规模的知识存储、快速的知识传输成为可能。［11］图书馆正是在技术取得突破进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支撑知识管理的技术设施，才使文献信息知识资源的建设过程与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应用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水平，也为图书馆实施有效的知识管理提供了保证。 2知识管理学科来源研究 2.1哲学上关于知识的认知在西方哲学中，对知识的追求充满了怀疑主义，这使得很多哲学家寻求有助于他们建立不容怀疑知识的终极真理方法。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经过实证的正确的知识。从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开始，认为知识的来源和认识包括主观感受和理性推导两个方面，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和适应的过程。［13］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知识的本质在于它从社会实践中来，正确可靠的知识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2.2经济学关于知识和知识管理的讨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独特的知识并强调组合显性知识的重要性，比如新出现的产品、生产方法、材料、市场和组织等都是源于知识新的“组合”，他关注的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化过程。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退到第二位，信息作为经济资源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信息就是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发现，世界经济的竞争、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理念重放光芒；在后工业社会，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核心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直接放到生产体系中考虑”。［15］1995年，美国许多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已经高达50%～60%，体现于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知识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力量”，知识积累导致技术变革，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11］20世纪90年代，现代企业出于竞争的需要，将知识视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知识管理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2.3经济管理学的知识解释管理是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活动，自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20世纪20～60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20世纪40～80年代的“管理丛林”，到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文化阶段，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管理革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力量，这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理论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需求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管理学大师PeterF.Drucker首次提出知识管理这一重大概念，8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大量相关论文，对知识管理做出了开拓性工作。1988年，他发表《新型组织的出现》，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的信息。［17］1999年，波士顿大学信息管理学家T.H.Davenport出版《营运知识》，标志着知识管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末，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知识经济理论日益成熟，并渗透到企业管理中，使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出现了第五代管理思想，即知识管理。因此，知识管理是时代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5］从思想角度看，当代知识管理有许多渊源，比如抽象性的哲学思考，以及特定工作场所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所引发的某些具体思考。总之，人们在试图揭示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20世纪管理界种种提高效率的努力，都构成了知识管理的重要渊源。 3知识管理学的学科定位 3.1学科定位笔者通过万方数据库，以“知识管理学”为题名，“概念”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987～2011年学术论文140篇，外文文献48篇；通过EBSCO数据库，以“knowledgemanagementscience”为题名,“concept”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987～2011年国外研究文献39篇。这些论文涉及图书情报、管理、制造业、工程、医学、数学、计算机等众多领域。可见，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调查发现，大量的知识管理教育研究项目首先源于图书情报学或信息管理，其次是计算机或工程，商业和管理。集合的课程、宽泛的知识管理技巧和资产清楚地表明了知识管理教育的多学科性。［18］这也与邱均平教授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知识管理是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它对信息管理及其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今后一段时期，信息与知识管理的研究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续以图书馆和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 3.2研究对象从一门独立学科的视角来看待知识管理，整合各个学科优秀学者各有特色的理论和技术，柯平教授提出知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组织、个人和社会的知识过程的学科，在此，知识过程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知识的产生、组织、传播、共享、创新以及知识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估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文化、制度等手段同样重要；同时他还提出了由知识治理、战略知识管理和一般知识管理组成的三层次知识管理学学科体系框架。5案例分析众多企业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涉及企业的各个层面，如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信息系统、业务流程等，它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展知识管理项目必须取得企业高层领导的支持，甚至由他们直接主持推进。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较为成功地实施了知识管理，其主要措施如下。（1）选拔人员。中国海油以年轻化、知识化为宗旨规范干部选拔标准，1999年以来，共提拔近100名较年轻、本科以上学历干部，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干部交流，每年选拔5～10名中高级管理人员到国外攻读MBA。（2）学习型文化。长期以来，企业内部形成了学习型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其敢于承担风险又善于驾驭风险，始终保持创新的热情，勇于超越现状。（3）科学管理。在管理上，制度成为企业运行的根本法则，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制度、科学严格的决策制度、经济有效的用工制度成为企业管理的基点。2001年，在财政部对中直系统资产总额超百亿的62家企业的绩效评价中，中国海油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均为第一，被亚洲权威金融及投资管理杂志Asiamoney评为“2001年度亚洲最佳管理公司”。 可见，知识管理项目实施的决定因素在于：以知识为核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知识管理具体解决方案；与特定业务流程有机结合。目前，我国图书馆知识管理处于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的过渡阶段，实际案例不多。 4知识管理学的研究趋势和现实覆盖力 知识管理学的研究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方法科学和多样化；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研究成果推广渠道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会日益完善，其现实覆盖力及应用前景十分乐观：（1）应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知识管理；（2）应用于高校教育教学、科技管理及图书馆管理；（3）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学习平台，发展现代远距离教育模式；（4）在现代学术交流体系中发挥作用。 作者：常培红单位：河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管理学相关论文:学生为中心的管理学研究论文 1当前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教育理念的更新，传统的简单课堂教学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受体，通过板书或多媒体教学方式，无法适应现代高等药学教育中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的要求。 1.1教学理念更新不够到位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教育观念，对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长期以来着重课堂上的理论阐述，从而在根本上不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理念实施。 1.2教学模式陈旧单一《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一直重视课堂讲授式教学模式。老师通过板书或多媒体进行讲述，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学习状态，不利于充分调动师生之间的互动效果。而且这种教学模式比较机械简单，容易造成培养方式单一化、模式化的问题。 1.3教学效果缺乏延后性《药事管理学》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具有短效性、机械性的缺点。即使课堂教学效果不错，也无法督促学生的课后学习，时间一长，学生就容易忘记上课内容。对于一些不容易掌握的知识点，老师无法对其进行课后的指导与管理。 1.4学生缺少创新能力《药事管理学》课程需要重视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有些院校脱离国际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式仍沿用旧有模式，所培养的学生在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与国际同类人才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因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削弱了毕业生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 2以学生为中心的药事管理学网络教学 2.1以学生为中心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现代教育认为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中心，要根据学生的特征组织教学。要转变让学生去适应教师和教材的观点，应让教师和教材去适应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学生都是参与主体，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老师在知识传授的同时，注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衔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学习兴趣得以激发，思维得以更新，综合应用能力得到锻炼。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颠覆了传统师生间的权力空间关系，强调课堂的双向性、自主性，确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是学生思想意识的培养者、教学过程的协调者、平等的参与者，学生是探索者、创造者和自主者。以学生为中心的药事管理学教学模式重视学生在兴趣、爱好、知识、情感等方面的个性需求，教学活动突出了其双向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优势。这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上的单向传授模式，为老师和学生开辟了交流空间。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个体体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在药事管理学教学中，师生的主动参与、积极交往和平等交流，有助于学生感受自由的学习氛围和创新思维的空间。以学生为中心药事管理学教学是一种交流互动式教学模式，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共同研讨学问，通过运用药事管理学知识解决药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从而达到知识的巩固。 2.2网络教学是时代进步的选择随着网络、多媒体技术的进步，网络化教学有望成为未来主流趋势。多媒体网络可对各种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地组织、利用和管理。网络化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了广阔且具创意的学习空间，使得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得以实现。药事管理学网络教学中，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了认知的主体，从被动学习到带着任务解决实际问题，从按部就班到自定步调、自定目标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药事管理学网络教学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网络空间有利于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有利于培养高度创新能力的创造型人才。信息时代的特征是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学生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网络空间在有利于信息传播的同时，也有利于信息的更新。网络化药事管理学教学有利于锻炼学生在海量信息中筛选、获取自己需要知识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不受时空限制，自由的接受教育、更新知识。网络教学改变了传统教育生态环境，使学习者可以优质、高效地接受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药事管理学网络教学可以有效构建集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于一体的学习时空域，使教学效益大幅溢出，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3以学生为中心的网络化教学实现途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药事管理学的教学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完善中。如何让老师手中掌握的前沿资料快速传递给学生，同时加强课后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平台［2］。网络化自由空间使得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更容易得以实现。 3.1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师生共建药事管理学精品课程网站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的今天，网络教学是课堂教学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利用网络平台开设相关栏目，师生共建药事管理学精品课程网站。在课程建设栏目中，邀请学生共同参与编写课程电子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教师队伍栏目提供本课程任课教师的基本情况、特点、研究方向和联系方式;电子教案栏目建立完整的电子教案，利于学生课前和课后自主学习;习题精解栏目健全课后复习思考题目，供学生参考学习;课外读物栏目中，师生共同搜集相关文献，上传学习资料，研讨最新研究进展。 3.2开设药事管理学课程论坛，创立网络互动式公共学习平台基于药事管理学的课程特点，搭建精品课程论坛，将给学生提供一个深入了解课程内容、更好掌握药事管理前沿知识的场所。课程论坛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所有学生都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参与，就药事管理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畅所欲言，发表见解，老师可以适时点评、引导并加以鼓励。另外，借助课程论坛，组建课程意见回馈系统、完善课程答疑体系。针对药事管理时政性强的课程特征，便于学生了解药事法规更新、修订的情况，还可以在课程论坛中开设药政新规动态网页。 3.3开设药事管理学课程网上实践体验虚拟平台药事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但在现实教学中，由于受多重因素限制，药事管理学的许多实践教学难以开展。为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通过搭建药事管理学课程网上实践体验虚拟平台，为学生提供实践体验的空间和场所。借助实践体验虚拟平台，根据药学实践各个环节的特征设置案例，邀请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情景进行提问与答辩。 4结语 药事管理学涉及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等多个学科，信息量大，用语抽象，知识更新快［3］。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网络教学将改变药事管理学未来的教育形态，便于搭建师生互动交流平台，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学生为中心的药事管理学网络教学模式符合时展的潮流，实现教学内容的优化与补充、促进课堂内外教学过程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实现具有自主学习意识、创新思维、创造能力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 作者：黄和平陶春蕾黄鹏汪电雷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图书馆公共管理学论文 1公共管理学中重要概念解析 无论采用哪种研究视角来阐释公共管理学的内涵，学者们均有这样的共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部门的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主要内容是研究公共组织(主要是政府)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基本依靠系统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验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等，研究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作用、公共政策、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公务员制度等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等基本内容，同时研究第三部门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公共管理伦理等问题，其中“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事务”“公共物品”“治理”等是公共管理学的重要概念。所谓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行政官员或行政人员在这种活动中主要是执行政策和法律，关注的焦点是过程、程序以及将政策转变为实际的行动。所谓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涉及公众利益关系、有明确目的和方向，并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计划、规划或所采取的行动。公共政策既是一个孤立的决定，也是由一系列的活动所构成的过程。公共物品是指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自然垄断性以及收费困难等特征的物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而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经济社会领域，如今在公共管理领域也得到重视，常常取代“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治理指的是政府、社会团体等公共行动者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以公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主要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私域与公域之间的合作。公共管理学的这些主要理论与概念可以充分地应用于图书馆领域，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公共馆”)领域。 2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影响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通过篇名检索“公共管理”“图书馆”，并加以领域限制，得到文献281篇；经过人工筛选，与主题确切相关的仅11篇文献，由此看出这一主题尚没有得到重视，尚未成为研究热点。在11篇文献中，2005年1篇，2007年1篇，2008年1篇，2009年1篇，2010年3篇，2011年2篇，2013年2篇，其中4篇着重介绍公共管理理论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 2.1对图书馆理念的影响 2.1.1办馆主体的明确新公共管理中治理主体、政府作用理论运用到图书馆管理中，确定了政府在图书馆事业中的主体性地位。张静指出，虽然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有所扩充，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但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组织者和监督者的地位没有变化，仍然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主体；同时政府部门介入图书馆很有必要，这是由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决定的，比如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收益性，这些特征决定了无法通过市场进行公共文化信息资源的配置，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来实现统一的资源配置、人财物管理、技术标准和服务规程，才能保证图书馆的顺利运作。2.1.2社会角色的确立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积极探求政府在社会发展变化中的角色转变。这种理念应用到图书馆管理中，要求图书馆应根据社会变化，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定位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需要构建一个将图书馆文献资源和知识服务覆盖到所有地区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坚持读者的导向地位，目的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建立图书馆网点，主要是以省市图书馆为中心馆，同时整合社区的资源，并且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链接，实现公共馆的近距离服务。汤蕾还提出要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树立大图书馆意识，即以人为本和资源共享的服务意识，从而保障公民公平享用文献资源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此为出发点来发展图书馆事业。2.1.3竞争意识的培养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图书馆引入新公共管理中的市场导向理念很有必要。杨小玲、肖希明提出，对图书馆的管理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内部的组织管理，而应在分析图书馆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通过举办活动等宣传图书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比如通过图书馆营销来推送图书馆的服务，以此提高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社会竞争力。在如何提升图书馆的竞争力方面，宋晓蓉则提出应将管理与绩效考评相结合，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增强图书馆的竞争力；并提出构筑图书馆的营销模式，比如通过建立网站宣传图书馆，开展知识讲座、文化交流、专题报告，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调整营销模式。汤蕾提出将公共管理学中的竞争机制引入馆员管理之中，主要通过技能竞赛、轮岗交流、馆际交流和岗位竞争等形式培养馆员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以此树立图书馆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2.1.4人力资源的管理新公共管理对下层管理机构与人员也有新的要求，即要增加下层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权限，这一点反映出对人才的要求。应用到图书馆中，就是图书馆应该建立多序列、多层次、多要素的动态人才结构，以更好地组织图书馆资源，服务图书馆用户。宋晓蓉提出，为了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实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应该从图书馆员入手，为他们提供更多接受教育和升职的机会，以此提高图书馆员工的综合素质，使图书馆员能各尽所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2对图书馆管理结构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中的分权与授权的理论可应用到图书馆组织结构调整中。传统图书馆的金字塔组织结构已不能满足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活动，在管理方式上应更加灵活，主要做法是变纵向管理为横向型、矩阵式管理，适当分权，放宽下层部门的工作权限，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使图书馆的组织结构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2.3对图书馆业务的影响 2.3.1业务的选择性外包业务外包将民事中的合同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之中。周晓蓉等提出，图书馆可引进公共管理业务外包的管理思路，目的是将工作人员从非主流、非技术性、非重点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馆员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图书馆更有价值、更具创新性与挑战性的工作中，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及社会效益。关于公共馆总体外包，陈俊翘等指出，国内研究仅限于新公共管理对图书馆内部管理创新方面，对公共馆整个经营方式改变的探讨较少，而国外学者已注意到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馆总体外包的影响。2.3.2经费的预算与分配经费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是否能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费的预算与分配是否科学合理。从公共管理学角度看，经费是社会公众交付给图书馆进行使用的公共资源，具有公共属性，这意味着公众对图书馆经费的预算与分配具有知情权，其使用应以为读者服务为中心，分配过程应有公众参与。2.3.3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效率周晓蓉等认为，资源稀缺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社会在组织生产各种产品时所需要的资源(包括人和物)都是有限的，图书馆在生产产品(服务)时同样面临资源紧缺和合理利用的问题，比如图书馆观念落后，图书馆的藏书、馆舍、设备、人等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资源共享程度低都会导致资源浪费。 3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 公共管理学对图书馆建设的影响，一方面是对图书馆内部建设的影响，比如，公共管理学中分权和授权理论对图书馆组织结构的影响；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对图书馆制度、人员、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图书馆外部建设的影响，比如，公共管理学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办馆；对于政府间关系的探索，同样对图书馆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笔者采用公共管理学常用的案例分析法，选择几个经典图书馆发展问题案例，试图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进行分析，以剖析公共管理学理论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3．1对图书馆事业整体控制的影响 案例一：文化部组织公共馆评估。2013年全国公共馆第五次评估对2230个公共馆采用新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一级馆859个、二级馆640个、三级馆731个。这是典型的政府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正是新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一方面能对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进行监督，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也能鉴别公共部门决策者和管理人员能力的高低。全国公共馆评估在微观层面是对图书馆个体业绩、社会贡献的认可；在中观层面是对公共馆履行社会职能、执行公共政策效果、项目管理实施状况、提供公众服务数量和质量等的测评；在宏观层面是对政府在满足公民阅读需求时应履行的职责进行评估，体现出经济的健康和发展、政治的民主与稳定、公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 3.2对明确图书馆办馆主体的影响 案例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馆建设。国家在公共馆建设上不仅不拒绝，反而非常欢迎社会力量的参与。无论是2008年的《图书馆服务宣言》还是《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都明确提倡与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馆建设。现代公共馆诞生之日起，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等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持，而公共财政的使用则依靠政府来执行，这就决定了公共馆的发展是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共事务，政府必须扮演公共馆建设的主体角色。当然，在经济尚未高度发达的时期，公共财政投入还不能支撑公共馆所有运行经费，不足以满足所有民众的文化需求，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欢迎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馆建设，以各种资源的投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暂时不足。但是，无论各种社会力量有多大热情和力量，无论在局部区域民办图书馆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从事业发展整体看，政府都必须承担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主体的社会角色。现代社会中，政府扮演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这一重要角色，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公共馆作为公共物品，政府的建设主体地位是不容动摇的。比如，2007年北京市东城区市民中心正式开办，它定位于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建设政府、民间组织与市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窗口、平台与桥梁纽带，以求实现政务公开、政社合作和政民互动的基本功能。市民中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构建了“政府、民间组织、市民”三方协作平台，取得较好的反响。该案例给图书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对于图书馆建设，政府虽然是办馆主体，承担着主要责任，却不能只依靠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力量。 3.3对确定图书馆服务对象的影响 案例三：高校图书馆是否应该完全向市民开放。有人说我国普通高校(民办高校除外)与公共馆一样，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持，因此高校图书馆(以下简称“高校馆”)也应与公共馆一样，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还有人说，高校馆资源丰富，而在寒暑假这些资源无人问津，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所以应向社会开放。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第一，高校馆与公共馆不同，并非向所有人开放，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非常高的门槛(所谓竞争性)，即使高校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撑学校运行，不可否认，学生的学费已构成所有经费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因此，高校馆主要是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第二，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重要的职能。高校馆一直以各种方式(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学术成果、重要文献查阅、书目数据库建设等)对社会提供有条件的服务。公共财政的使用具有非常明确的专指性和纪律性，切块的蛋糕该给谁吃就必须让谁吃、该怎么吃就必须怎么吃。所以高校馆不等同于公共馆。第三，高校馆应不应该与公共馆一样向社会成员开放，这个问题其实隐含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要求高校馆向社会成员开放？是因为公共馆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阅读需求。公共馆为什么不能满足社会成员阅读需求？是因为公共馆现有资源(文献、设备、场地、座席等)配置不足。为什么公共馆资源配置不足？是因为社会公众阅读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存在缺口。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仍然属于公共管理学的问题，仍然是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短时间不可能解决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高校馆在基本满足本校教师学生读者需求的前提下，可将富余资源(文献、时间、空间等———如果确实有富余的话)以特殊的约定来服务社会，但完全像公共馆那样开放则不可能。社会责任不同，社会角色不同，高校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替政府排忧解难，但绝对不可能替政府买单。至于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高校馆承担公共馆职能，或者要求公共馆与高校馆合作承担学校图书馆的功能，笔者只能报以良好的祝福。 3.4对完善图书馆组织结构的影响 案例四：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2014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指出，2014年的一个工作要点是稳妥推进公共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试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等。从国外经验看，图书馆理事会就是图书馆事务的集体管理主体，管理权限一般处于政府主管行政部门之下、馆长之上。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涵义，国内学者已有一些观点，比如蒋永福认为图书馆理事会制度是指由理事会来行使决策权力的图书馆微观管理体制；张洪彬认为理事会制度倡导的是一种开放、民主、高效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运行机制上主要以信息交流机制、公民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为保证；冯佳认为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真正体现了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理事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能否更好地解决我国公共馆管理中的关键问题，这需要通过试点试验后才能得出结论。但从理论上说，政府应该切实履行好办馆主体的职责，解决好市场机制造成的分配不均的问题，充当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保障社会公平，为公共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政策、财政上的支撑。而从组织结构来说，理事会的结构或许更适合时代的发展。不过，效果如何，需由实践来检验。 4公共管理学理论引入图书馆应注意的问题 4.1理论基础层面要注意有所调整 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现代管理学理论及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是经济理论，理念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过度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点与作为社会公益性机构的图书馆背道而驰。杨小玲、肖希明进一步提出，在将新公共管理引入图书馆时需要注意伦理道德问题，因为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理念弱化了传统行政的道德约束。作为社会公益机构的图书馆如果过度引进新公共管理理念，推崇新公共管理的经济价值观，将违背图书馆以人为中心、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理念和目的。所以，图书馆在引入公共管理理论时要有所调整。 4.2组织结构层面要注意适度平衡 图书馆在借鉴新公共管理中的分权理念时应该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把握好度，处理好各部门间的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倡的组织结构属于扁平化、横向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虽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但也容易造成权力的分散、管理层的架空，不利于行政命令的执行，使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不顺畅。在引入图书馆管理中时，不仅需要借鉴新公共管理中关于组织结构扁平化的理论，而且要注意防范上述几种问题的出现，使图书馆的管理活动朝着有利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 作者：王茜杨玉麟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学相关论文:行政学公共管理学论文 一、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概念 1从管理或功能的角度。 在科学管理行政研究时期，科学管理运动蓬勃兴起，要求政府同样实行科学管理，改进行政方法。在这一时期，管理过程研究学者法约尔，他首先提出了管理是经营一部分，并提出管理的五大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同一时期行政学家怀特也对行政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行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管理，都是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通过怀特的研究，他将行政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行政管理内部，转向技术性细节，满足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要求。 2.从三权分立的角度 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通过权力的分立制衡，来达到国家权力的平衡运行。从三权分立角度来理解行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及法院分别行使。那么行政就是与立法、司法并立的三权之一，是国家行政组织（除立法、司法组织以外）所从事的政务管理活动。由此，从三权分立的角度，确定了行政活动的范围。由此，行政本身就是管理，行政管理就是国家行政组织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及其自身事物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和管理活动。 二、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学科名词之间的关系 “行政学”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斯坦因提出，而行政学真正开始成为一门学科，则始于威尔逊。19世纪末，伴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迈进，尤其是在美国，为了反对政治腐败、政党分赃制带来的弊端，要求改革政府体制，扩大政府行政职能。现行的政府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行政学”一词则出现在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之后，根据管理学研究的不同侧重点，有以企业研究为主要对象的企业管理，也有以政府研究为主要对象的公共行政。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性管理活动，具有强制性，管理的是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以及自身事物。当时管理学在我国刚刚兴起，人们通常把政府机关的管理活动习惯的称为行政管理。在政府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很快被确立并发展开来。学者们对其定义为：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及其自身事物。行政管理学作为学科名词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总之，在我国行政学界，不管是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他们所表述的主体都是国家行政组织即政府部门，客体是国家和社会事务及其自身事物，活动准则都是依法管理。因此，这三个学科名词内涵一致。 三、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关系 公共管理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学科。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相同点：在研究范围方面，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都研究政府组织即纯粹的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行政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差别：第一，研究范围不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除了纯粹的公共部门之外，还包括作为准公共部门的第三部门。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公共部门的管理及其规律性问题。前者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可以看作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第二，研究主体和客体不同。在公共管理学看来，管理的客体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并不强调政府的主体地位。而在行政管理领域，政府机构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当政府作为主体时，强调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当政府作为客体时，强调对自身事物的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看来，国家行政组织和企业组织一样，只是在性质和方式上有不同。 作者：李苗苗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管理学科技术经济论文 1研究假设 全世界、研究机构内部、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程度均在增长，合作者通过合作开展了相互的学习并能在学术领域产生比个体更强的影响力。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合作确实能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同时通过合作发文整合合作双方竞争力和技能，进而能攻克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升成功的机会。而两个地方之间的科学合作强度，一方面取决于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则由合作所需的时间与金钱所决定，如研讨会、学术会议、学习交流、研究室资源共享等形式的科研合作所形成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会随着研究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交通及信息沟通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简化科研合作过程，降低远程信息沟通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促进了科研合作这一增长趋势。Hoekman的研究假设指出不仅是物理距离，地区边界、国家边界、语言边界也会影响欧洲科研合作，但这一影响程度随着时间减弱。那么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本文将沿用Hoekman的研究假设体系，形成本文的假设。假设1: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随着距离的增加，在NSFC项目资助下科研合作会随之梯级式减少。假设2: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研究主体在跨越不同边界时，科研合作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4主要结论及展望 在推进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中，项目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支持方式之一，作为学科发展状况的评估的一个侧面，科研合作尤其是项目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评价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当代，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远程科研合作者之间互访的时间大大缩短、便捷性大大增强，而另一方面开展科研合作仍带有地域偏好。借助时空棱镜这一工具，捕捉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活动中所隐藏的规律是本文的聚焦点。那么如何按照研究目的将时空进行不同类型的延展和压缩，以对该聚焦点进行逐步放大?这便形成了本文的研究路径。首先，在Hoekman所提出的两个假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假设，然后分别从地区、省域两个层面相交叉的角度对这两个假设进行了验证，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其次，借助引力模型发现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会呈现出不同规律，假设2成立，如科研合作在短期内存在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在长期里则呈现出滞后效应等。特别是部分地区的面板静态分析结果缺乏稳健性，这一结果表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所形成的科研系统里能够为科研合作创造公平机会这一目标仍然尚远，从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开展项目资助中除了鼓励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更应着重鼓励国内合作以形成良性运作的科研合作系统。另外，本文所用于揭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思路体系及工具，也可应用于中国其他学科抑或总体层面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规律的探寻研究中。 作者：胡琳娜张所地高平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曼彻斯特大学 管理学相关论文:教学管理学风建设论文 一、诚信意识薄弱，考试作弊，学习成绩下降 考试不及格，考试作弊现象时有发生，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处理一批考试作弊的学生。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学生对于自己考试不及格、考试作弊麻木不觉，没有羞耻之心，反映了这些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导致高校学风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这其中也有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对高校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其次，高校学风建设制度不完善，教师管理滞后。对学风建设重要性与紧迫性认识不够，没有付诸实践，教师管理中缺乏考核与监督，部分教师在学风建设中责任心不强，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第三，当前高校学生独立性差，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主动学习的精神。部分学生受“读书无用论”观点的影响，认为学习的知识将来用不上，不必要认真学。同时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有些学生自暴自弃，没有人生规划，虚度光阴，不求上进。 二、加强学风建设的措施 学风建设是学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高校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是一个高校校风的重要窗口，也是高校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1.加强学生管理工作要从新生抓起，做好新生入学适应教育。“加强新生入学适应教育，帮助学生理解高等教育的目标和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学校及专业的任务、使命，帮助学生明确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顺利实现角色转变和角色适应，为树立良好的学风奠定基础。”要加强对学生的课堂管理，规范课堂纪律。严禁无故迟到、早退、旷课，严禁在课堂上吃食物，玩手机等与上课无关的事情。要加强对学生的课余管理，从早操、晚自习考勤入手，突出学生主体性地位，充分发挥学生会和学生干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用，发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加强宿舍管理，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场所。要完善各种与学生有关的制度，出台与学风建设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的放矢，根据新时期学生工作的新特点，突出学风建设和素质教育，激励与约束并重。 2.完善考试制度，严肃考风考纪考试工作能否实现科学管理，能否体现它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正性，首先取决于是否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更取决于制度的严格贯彻执行。要继续坚持现有的有关考试管理规定，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要严肃处理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发挥警示作用，确保考试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要加强监考队伍建设，增强监考人员责任心，完善对监考人员的监督检查与考核制度。 3.加强教风管理没有好的教风，就不会有好的学风。教师在学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要使学生学风有根本性好转，教师是关键。教师道德素质决定了其敬业精神和教学态度，教师自身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没有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是不可能教出好的学生的。所以，要加强对教师课堂教学的监督与管理，首要的是教师要负起责任，维护良好的课堂纪律，不能对学生违背课堂纪律的行为不管不问。其次要加强对教师教学质量、教学效果的考核，完善相关考核制度，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要办好学校各类教师教学比赛项目，树立教学名师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教师教学交流，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4.营造良好氛围，培育优良学风充分挖掘高校现有的人文教育资源，通过大型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营造文化氛围，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同时，要注重校容校貌美化，完善教室，图书馆等学习场所的软硬件设施，让学生有一个优良的读书学习的环境。 5.形成抓学风建设长效机制学风建设任务艰巨，是个长期性的工作，时刻不能放松。要把学风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来抓，不断健全学风建设有关制度，坚持学风、考风、教风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统筹规划，全盘考虑，持之以恒抓学风、齐心协力促学风，不断提升学风建设水平，以形成优良校风。 作者：张中胜韩锦标单位：淮阴工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基于项目化教学的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高职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现状 我们呼吁管理学课程改革，就说明在当前的教学中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只有正确剖析存在的问题改革才有意义。目前高职管理学教学中较为普遍地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方法落后。虽然现在高等教育呼吁教学方式改革，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许多高职院校在课堂上采取的仍旧是传统教学方法，这种模式只有教师输出，学生坐等输入，缺少互动，更缺少深层讨论和教师的启发、学生的思考。即使有些院校采取了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但也只是做了形式上的引进，真正的内涵没有学到，最终产生的作用不大。要是一直采用这种灌输式的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变得更呆板。 2.案例教学法呆板化。案例教学法是具有启发性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可以通过案例清晰地阐释所要表达的主题，允许学生充分地自由发挥，促进师生间的互动，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案例教学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有的教师选择的案例不能准确地反映主题，针对性不够；有的教师案例语言缺乏生动性，激不起学生心灵的火花。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学生最大限度地吸取课程内容，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且，在进行案例分析之时，许多教师仅仅对案例做一个归纳性的总结，没有达到教学目标。 3.师生间的互动性差。我国课堂上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师在上面授课，学生在下面听课，每节课都循环着同一个模式。这种缺乏互动的教学，严重损害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管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理论知识比较抽象，而且还受到组织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一定要把课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但是许多高职院校给学生提供不了一个良好的实训条件，阻碍了教学效果。 二、高职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为解决当前管理学课程所出现的问题，针对管理学课程的特点，结合高职学生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认为管理学课程教学可以采取项目化教学法。 1.项目化教学法的实施。结合具体的工作岗位，项目化教学法在实施中可分为模拟、仿真模拟、全真模拟三个阶段，具体实施如下：其一，模拟阶段。课上实施项目的模拟，让学生熟悉岗位流程、工作思路、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掌握工作所需的理论知识。整个模拟阶段可分为情景描述、情景分析、任务准备、情景展示、情景评价、教师总结。（1）情景描述：运用角色扮演的方法。教师以人力资源部某角色的身份，布置任务。如以北京某旅行社人力资源部招聘科长的身份，为旅行社招聘地接导游员。（2）情景分析：学生分小组，讨论工作思路、完成工作任务需要准备的理论知识，然后每个小组把自己的讨论结果展示出来，教师进行总结，帮助学生理清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以及需要准备的知识等。如接到为旅行社招聘地接导游员这一任务后，学生一方面研究招聘工作流程，另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招聘材料。（3）任务准备：针对情景任务，小组成员进行分工，查找资料，进行工作内容的准备。教师讲解学习的思路、学习方法，如围绕招聘应该做哪些工作，像招聘计划的制订、应聘表格的设计、合同的制定等。（4）情景展示：小组针对情景，进行角色扮演。每个小组成员可以完成一部分，也可以完成整个任务，根据任务情况而定。如招聘可以从选拔、录用、评估等方面进行分工。（5）情景评价：一方面是小组之间的互评。其他小组作为应聘人员，对展示的小组进行评价，包括评价整体满意度和评价小组每个同学。另一方面是教师评价。教师根据小组评价，总结评价的要素，如招聘计划、应聘表格。（6）教师总结：教师对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对学生遗漏的知识点进行补充，为学生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理清知识之间的关系，明确知识的用途，以及知道以后如何创新地完成工作任务。其二，仿真模拟阶段。对于课上的模拟项目，学生课下可以进行仿真练习，如作为班长应该如何管理班级。其三，全真模拟阶段。对于学习的模拟项目，经过仿真练习，可以进行全真模拟。一方面，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如学生会管理、社团管理、班级管理等。另一方面，通过“结对子”工程与单位合作。具体操作程序：第一步，学校通过理事会，召集需求管理岗位的企业，企业介绍自己公司的情况，以及对实习生的安排、培训内容等打算，然后可以通过面试等形式了解学生，进而选择自己的实习生。第二步，学生利用周末或假期进入企业，进行观摩学习，这样对于学习过的模拟项目，有机会独立操作，进行实战锻炼。 2.项目化教学法的监控。综合成绩包括终结性考试成绩和形成性考核成绩，其中终结性考试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的70%，满分70分；形成性考核占综合成绩的30%，满分为30分。其一，终结性考试。终结性考试是笔试加技能考核。具体考试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一般为课程结束后的技能考试周。笔试满分100分，按实际成绩的50%计入综合成绩。技能考核满分100分，按实际成绩的20%计入综合成绩。其二，形成性考核。形成性考核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课堂考核，满分为100分，按实际成绩的30%计入综合成绩。（1）课堂考勤：主要考查学生到课率，计20分。每次上课任课教师都要严格进行考勤并详细记录考勤情况，如总考勤为32次，则到课率分数=学生到课次数*100/32；有班主任或辅导员签字的事假、病假计入到课次数（须注明）。低于10分的，取消本学期考试资格，可随下一年级继续学习。（2）课堂表现：计30分。课堂表现主要包括发言、听讲是否有小动作、讨论是否对任务有建议、玩手机情况、放学时自己的卫生情况和桌椅摆放情况等，共5项，每项6分，随堂考核。（3）课堂考核：计50分。根据小组完成任务情况酌情给小组分，再根据个人完成任务情况给个人分。形成性考核成绩=课堂考勤考核成绩+课堂表现成绩+课堂考核成绩。任课教师于第一次开课时向学生公布本实施细则，期末时认真汇总各项考核的相关材料，统计出成绩。 3.项目化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管理学课程项目教学法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的模拟训练为载体，融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实施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处理好学生活动与教师讲授的关系。项目教学通过情景描述、情景分析、任务准备、情景展示、情景评价、教师总结几个环节的学习，目的是让学生既掌握岗位所需的理论知识，又掌握岗位技能。项目教学需要学生自己查找资料，学习理论知识。由于高职学生入学成绩不佳，学习的自觉性比较差，所以项目教学要处理好学生情景展示和教师教授的关系。针对学生情景展示，可以看出他们自己学习理论知识的结果，同时教师应通过总结对知识进行补充，开拓学生思路，授之以渔。（2）注重点评。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就感，学生通过情景展示，如果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就会更加努力，所以我们运用项目教学法，要注重点评。点评一定要注重鼓励，不要打击，指出学生的不足要委婉。通过点评，学生知道情景展示需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有待改进，以及应该如何去改进等。 三、结束语 高职院校要始终以人才培养为第一发展要务，适应新形势下对需求型人才的要求。因此，在教学中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信高职的管理学课程通过系列有效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应用，能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作者：张晓彬单位：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管理学相关论文:高校教学模式建构的管理学研究论文 1分异性的快乐体验型教学模式 从微观角度来看，学生并非完全同质。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有学者将管理学教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就业导向性的偏重于实践性的教学，一类是继续深造导向性的凸显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③借鉴之，围绕不同学习者的关注点，给予侧重点不同的教学实践。首先，针对初级学习者：（1）针对不同授课对象，兼顾一定的差异性设计案例，能够反映学生相关素质的层次，更强调实战效应。（2）引入经典管理培训游戏，如创新主题的小游戏，令学生能够多视角地看待并解决问题，对于其活跃的思维、开放的态度以及迅速开拓思维大有裨益。（3）构建模拟环境，直探问题的本源，如通过沙盘模拟方法来模拟企业的决策动作，使学生担负着企业面临困境决策的挑战，将抽象复杂的决策理论以最直观的方式融入到学生的体验式学习中，事半功倍。（4）选择合适的受访企业带领学生参观访问，邀请富有经验的管理者与学生座谈，鼓励学生多提问，共同探讨企业面临的问题，利于所学为其诊脉，提出合理化建议。其次，针对发展级学习者，（1）吸纳头脑灵活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强的学生参与横向课题；吸纳理论知识扎实、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参与纵向研究课题，进入青年骨干教师的研究团队；举办本科生论坛，鼓励学生将阶段性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从中评优汇编成集或向学术期刊推荐，为其后续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夯实基础。（2）积极鼓励与组织优秀学生参与案例分析、高校市场营销、大学生物流设计等各种相关竞赛，使学生在实战中迅速提升管理素质及综合能力。 2互动双赢型教学模式 所谓“互动”，师生、生生建立更为合作与协调的关系；所谓“双赢”，教学相长，师生双方均能从中获益。如讲授“控制”章节时，重点学习三个问题：即控制是什么；为什么要控制；如何控制。（1）以描述型案例切入，在“抛球式”的问答中，使学生明晰控制的概念和作用；（2）选择问题型案例或综合性的复杂案例，由学生扮演特定的管理角色，通过参与演示和揣摩体悟来加深对常见的控制障碍及原因的理解；（3）让学生自由结合，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创设任务，分工合作，通过对图文音像资料的自主学习，促使个体进行问题导向式的思考，径小组充分讨论，各个小组推举发言人汇报，形成辩论的氛围，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讨论主题应呈中性，内容避免过偏或过于专业化，以使非管理专业的学生也有开口的机会。 3课程知识拓展型的课外阅读指导教学模式 创办以“耕读会”命名的实践教学平台，旨在将教学经常化、全程化和立体化。将相关书籍发放给管理专业大一到大三的每位同学，定期轮换；学生每半月撰写读书笔记和实践笔记，每月上交；从中筛选优秀稿件编撰《耕读汇》（半月刊）。同时，每半月在专业教师主持下举办经典阅读或管理问题研讨会。为使这一平台能够长期有效运行建构长效机制：（1）成立“《耕读汇》编辑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其中“编辑部”负责读书笔记的收放、统计、筛选和出刊；“组织部”负责活动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宣传部”负责活动的报道及书籍的管理工作。（2）为调动学生参与及其为组织服务工作的热情，将实践教学环节成绩拆分为集中实习成绩（70%）和分散实习成绩（30%）。集中实习内容主要指列入教学计划内的教学实习，分散实习就是指耕读会活动。学生在《耕读汇》发表文章，在成绩上予以奖励，并评选“读书之星”，颁发证书以资鼓励读书笔记质量高和刊登文章多的同学；对于为耕读会服务的同学，也从成绩上予以一定的加分奖励。（3）为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一方面，将“耕读会”的工作量计入实习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将“耕读会”纳入到管理专业的特色实践教学活动系列，争取到相关的资金支持。 4必不可少的教辅支持体系 4.1技术支持在管理学教学中，需要借助现代化技术与手段与之相辅相成。（1）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媒体设备及技术，制作高信息量的管理学课件，图文声像并举，加大信息量的输出，通过感官的综合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2）依托IT技术强大的支撑，通过管理学网站、教学论坛、教学资源库、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传播知识，实现在线实即时指导。（3）借助专业的模拟沙盘教具及各类管理教学软件，让学生开展模拟商战演习，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4）给师生搭建能够及时接收前沿信息及最新资讯的平台，使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与时代、社会保持亲密接触。 4.2伦理支持防范师生学术失范，其核心在于学术诚信教育。学术诚信是指即使在逆境中也必须对诚实、信任、公平、尊重和责任这五种基本价值观做出的一种承诺。④对于学生而言，学术规范意识薄弱是导致其学术失范的重要原因。在对学生进行科研训练前期指导时，特别加入两项内容：（1）围绕学术活动的约束规则，从阅指导读学术论文入手，使学生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明确认知。（2）进行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教育，不断提高学生自身的道德自律水准，克服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自觉杜绝剽窃抄袭、弄虚作假等不端行为，从而使得学生能力构建真正落在实处。 4.3教学保障主要包括：（1）师资队伍的保障。针对高校师资普遍缺乏实践经验的实际，①组建教学团队，吸收一些校外学者和企管人员进来，实行“理论教师+实践教师”双轨制；②参照西方的茶歇制度，利于老师间正向思想与经验共享；③努力促成校企合作，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汲取“营养”。（2）课程考核体系的保障。①除试卷外，还包括案例分析报告、小组讨论提纲、课程小论文、调研报告等多种考核形式；②考核机制方面尽量避免单纯应试教学的弊端，学生课程成绩的评定应涵盖学习态度、掌握知识的程度、课外拓展、创新能力与发展潜能等多个方面。（3）教师绩效评价体系的保障。①逐步提高教学绩效的比重，着眼于激励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师角色定位方面大胆革新，将更多心力投入到教学中；②鼓励教师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去企业兼职，一方面，将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不断丰富教学素材，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作者：王谊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管理学研究论文 1.教材的改革。 “精简理论，突出实务”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编写理论实践一体化教材。 1.1在内容选取和结构安排上，以管理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五大职能为重点，力求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在编写体例方面，力求适应应用型本科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1.2在课程之前、课程内及课程之后设计相关案例，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拓宽学生的视野；在每部分内容之后设计实训项目的训练，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3教材除了包含课程标准规定要求掌握的内容以外，还应该提供一定量的额外内容，供有能力的学生选择学习。 2.教学方法的改革。 管理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应打破传统的讲授法，注重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职业能力。积极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角色扮演法等。 2.1案例教学法。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应用型本科生的特点，突出应用型的教学思路，对案例教学进行变革。管理案例选择是否得当是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管理学教学案例应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案例应具有针对性。所选案例要针对所学理论要点，能够使学生通过案例来掌握理论知识，并能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其专业应用能力；其次，案例应具有时效性。所选案例应该是近几年国内外著名企业最新的管理案例，教师应该注重知识更新，及时把具有时代特色的案例补充运用到教学中；最后，案例应能激发学生兴趣。目前三本院校的学生整体素质相对较低，并且学习主动性较差，所选案例应该比较新奇，激发其学期兴趣。 2.2情景模拟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虚拟的实践性教学方法，教师围绕某一教学主题来设定情景并引导学生扮演角色，将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虚拟再现，让学生能设身处地的利用所学知识来处理实践问题。通过情景模拟，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情景模拟法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来实现：首先，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法是要求学生根据情境要求扮演一个特定的管理角色来处理管理事务，从而增强学生的实践管理能力和技巧。人员配置、领导等内容，可以学生扮演通过扮演管理角色，来锻炼学生的职业能力。其次，管理游戏。管理游戏是根据管理活动的要求，以游戏的形式，由团队独立完成管理任务，达到培养团队每个成员的管理技巧和团队合作精神，从而实现团队任务的一种基本方法。第三，小组讨论法。为解决某一管理问题学生分组进行讨论，通过小组讨论来培养学生沟通、协调、决策等能力，并培养其团队合作能力。 2.3探究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来创造问题情景，让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搜集资料、讨论与交流去解决问题，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探究教学中教师应把握以下两点：第一，充分了解学生的特征。三本院校的学生自主学习型较差，且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不高，因此，在探究式教学中教师应能提出问题，逐步启发，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来解决问题。第二，要努力创造轻松、自由的课堂探究氛围。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下，更有利于学生积极参与，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有利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挖掘与培养。 3.教学体系的改革。 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应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等先进手段，大力推广多媒体教学和互联网教学手段，逐步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学院可以以软件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资源来构建“立体式”教学体系。多媒体教学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生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管理学相关软件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知识学习、运用、判断、整合、创造的综合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课程充分利用互联网知识传播的优势，拓宽学科内容，实现知识资源共享。可以将课程的电子教案、电子图书等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学生可以在网上实现在线学习，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 作者：高立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网络教学平台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网络教学平台模块的设计 为了更好地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活动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要科学地设计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内容。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活动要求老师更改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教学内容能够很好地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在行政管理学课程中的网络教学平台，以下一些模块是必须要的： 第一，学纲。包括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教学大纲有助于学生了解该课程要学习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考试大纲，则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要考的知识点，帮助学生复习，更有针对性，以获得较好的成绩。 第二，课程教案。包括文本教案和ppt教案。传统课堂教学时，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主要靠听和记，学生在课后则对课文内容有一定的遗忘，如果有了这个教案和课件，学生可以一边看教案和课件一边回忆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这样，可以改变以往学生在上课时埋头记笔记的情况，学生在课堂中能更好地听和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使网络课件资源与课堂教学做到无缝链接。 第三，行政案例库。案例教学是行政管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和接触行政管理的实践，更可以使本课程的课堂更加富有趣味和现实性。由于课时的限制，老师在课堂中的介绍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为了使案例教学能获得更好的效果，应该要建设案例库，并把这些案例放在网络教学平台中。行政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可以是文本案例，也可以是视频案例，可以是国内的的行政案例，也可以是国外的行政案例。行政案例库中的案例要有一定的数量，还要有较强的典型性、代表性，更要体现现在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案例库中的行政案例要及时更新。 第四，教学视频。一方面可以把老师在课堂中的教学活动过程制成录像，方便学生课后的学习和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学生在课堂中的一些表现制成录像。比如，我们在教学时，会布置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之后，做成ppt文件并利用一定的时间搞读书会。我们就会把学生讲解的情况制作成录像，并把录像上传到网上。这样一方面鼓励学生认真去读书，认真去准备读书会。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通过录像了解自己讲课的情况，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提高自己。 第五，学习园地。为了更好地拓展和延伸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课程，要好好地建设这一模块的内容。首先，通过这个模块把课堂上不能呈现的内容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能很好地弥补传统课堂课时不足的缺陷。其次，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把行政管理学的一些前沿性理论和实践等信息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部分的内容能够扩充行政管理的知识面，又可以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内容，教材中几乎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补充这部分知识的时间也有限。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老师可以先搜集、过滤、筛选有关于“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和知识，让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大部制改革”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再次，在这里可以设一个网络链接，把中国行政管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网等等的网络链接呈现在这里，让学生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浏览这些网站的内容。由此，可以不断地让学生充实自己和丰富自己，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让学生能及时地了解和关注国家的时事，了解行政管理的现状，了解行政管理理论的前沿问题。通过这个模块，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行政管理的素养。 第六，复习题。要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应适当地安排一些练习题，以掌握这门学科的答题方法和技巧。行政管理学的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有限，练习只能利用课外的时间来完成。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可以安排这样一个模块，在这个模块里，安排一些练习题、模拟试卷等。包括章节练习题、综合练习题，题型应该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析、案例分析、简答题、论述题等。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这个模块的学习时间，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针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学习。如果在做题过程中，有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在网上或是当面请教老师。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帮助学生复习和巩固本课程的相关知识，加强学生对行政管理学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有更深刻的把握。这样有效地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课时的不足，夯实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七，互动模块。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饱满的热情和真挚的情感为晦涩的理论讲解增色添彩，在网络平台教学中同样不能只见其文不见其人，教师要融入其中，跟学生互动交流。通过这个模块，学生可以随时和教师进行互动。学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学课堂中的问题进行互动，也可以针对自己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探讨，也可以针对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新的问题、热点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另外教师也可以灵活设置一些不同的讨论题，让学生根据讨论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互动学生可以及时和教师针对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沟通，教师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学生理性对待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互动，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学习行政管理学的兴趣，也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其他的学习方式不能替代的。 二、对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思考 1学校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要进行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有一个较好的网络教学平台。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模块，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要把这些模块很好地组织起来，还有上传资源、制作多媒体课件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要有专业的技术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人才能完成。行政管理学课程的教师是很难以独自一个人完成的。这就涉及到请专业人员的费用问题，这个费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完全由个人来承担，恐怕不现实。为了更好地鼓励教师多多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应当给予适当的资金或是技术上的支持。现在很多学校是通过重点课程或是精品课程的方式予以资金上的支持。这个支持的面则并不是很广。所以有的学校行政管理学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更多的学校则是没有这个平台。在今后，应该加大支持的力度，使更多学校的行政管理学课程能运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 2加强教师的网络知识培训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作为教师应该能与时俱进，能很好地利用新的技术为教学服务。教师要意识到这是当前大学教学的一种必然的趋势，积极去适应这种趋势。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改进教学方式，充实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首先要求教师能很好地运用这个网络平台。比如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等，都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网络教学平台制作之初，这些专业人员都会设计好和制作好。但是行政管理学的教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网络教学平台的内容。这不可能每次都交由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就滞后了教学过程，不能充分发挥网络教学平台应有的作用。作为教师，要积极学习相关的技能，掌握了相关的技术，才能及时整合资源，上传资源，与学生互动，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基于多媒体环境下的全新教学方式。 3不断丰富和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丰富和完善的教学资源是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基础。网络上关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多如牛毛，但是内容内容良莠不齐并且不成系统，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较好的分辨力，因此很难以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网络上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建构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学生网络教学平台，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在设计网络教学平台模块时，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材料，对网络上的资源和其他来源的资源进行优化，使其精华浓缩在这个网络教学平台上。同时，因为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要及时地向学生介绍前沿性的理论和不断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和内容。所以，行政管理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资源要进行经常性的更新、完善和扩充，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教学活动所需资源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4合理灵活地安排网络教学活动时间因为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是传统的课堂教学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所以要安排固定的网络教学平台的学习时间。首先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合理分配传统课堂与网络教学平台的比例。一般四个传统课堂教学课时，最好安排一次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这样有助于帮助消化传统课堂教学的内容，有助于及时拓展相关的理论学习内容，及时把相关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及时答疑解惑。其次，在安排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时间要灵活一点。学生都有一定的课业，尽量不要太加重学生的学习任务。也不要过多占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不然，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激励网络教学平台学习的兴趣，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 5不断完善网络教学平台不断优化网络教学平台是完善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的保证。网络教学平台因为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一般由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根据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师的规划开发设计的。在设计过程中由于考虑不周详或其他原因导致内容或模块方面会存在一些漏洞或问题，因而不能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因而在实际的教学教程中，要不断地优化网络教学平台，使教学平台更为科学合理，功能强大，教学内容资源丰富，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实际效用。在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要提高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的成效，必然要开发网络教学平台，这是当前课程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离不开教师的组织，学生的主动参与。要取得较好的行政管理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效果，不仅要很好地运用网络技术，更要教师的有效组织、整合教学资源，充分开展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李文钰王经北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管理学相关论文:动感浴室虚拟企业管理学研究论文 一、虚拟企业构建的原则 (一)团队原则成立组织的目的在于实现既定的目标，而虚拟企业就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组成的面向制造性或服务性的虚拟组织。组织存在的意义在于帮助个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个人需要组织这个平台。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经济形势改变之快的现实，团队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虚拟企业这种形式，让学生时刻以团队为主，团队成员及时发现、分析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并集中大家的智慧寻求解决问题对策。 （二）系统原则虚拟企业是一个系统，要产生整体大于局部的效果。虚拟企业中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分工，就像一盘棋一样，每个棋子都应该有它的用处，缺一不可。虚拟企业工作流程一环套着一环，如果少了一个环节，势必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营下去。 （三）权变原则权变一般是指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企业内外条件的变化一般无法准确预期，领导者就要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改变管理方式，而员工要能适应各种环境，来增强自己的应变能力。教师的一对多教学对于学生而言只做到了听与学，没有真正理解，而虚拟企业这种模式，通过团队中不同成员的磨合，面对不同企业之间的问题学习适应，对学生的应变能力有很强的提高，对知识的掌握能力也相对容易的多。 （四）实践原则面对当今社会不断变化的市场，企业需要的是具有实战经验、多元化等特点的复合型人才，而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这就需要学生能够在学的过程中进行角色扮演，通过虚拟实践让学生尽早适应企业竞争、就业压力环境等，对企业内部的操作有一定的了解。虚拟企业构建不能仅有形式，更要有内容的安排，每个企业的运营管理工作要有质有量的要求，学生要带着管理任务去体验与学习。 二、虚拟企业在管理学教学中的构建与运作 管理学教师在明确了管理意识与管理职能在管理学课程教学中的目标与要求后，以一定的组建原则，积极鼓励学生进行虚拟企业的构建。通过一学期的虚拟企业的模拟练习，通过企业不同角色的管理者之间的管理活动交流，使同学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强化，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教师以组织为初始概念，以构建组织（主要是企业组织）为教学活动出发点，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组建虚拟企业，进行产品策划、设置组织结构等模拟企业运作环境，学生运用管理学基本原理尝试开展虚拟企业经营管理，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不同的学生所组建的虚拟企业各有特色，以“动感浴室”虚拟企业为例，首先，要进行虚拟企业的命名与使命阐述。“动感浴室”虚拟企业由6名学生自由组合。该团队以满足消费者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的享受性需求为切入口，通过讨论决定发展浴室产品一条龙开发，以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为主要目的。企业要让人记住，命名很重要，企业命名要响亮、新颖、有寓意，更要让人印象深刻。该团队由“动感地带SIM卡”进行大胆联想，在头脑风暴之后，将企业命名为“动感浴室”，寓意像“动感地带”一样闯出一片天地。同时，团队推出“使你一尘不染”的广告语吸引顾客眼球，一尘不染，顾名思义就是让顾客在使用企业的产品后能够干干净净，保持良好的状态，另一深层意义就是希望顾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细菌的侵入，这些也成为虚拟企业的最初使命。 其次是虚拟企业的目标设定与产品设计。“动感浴室”虚拟企业的宗旨是让顾客在使用其产品后可以心情愉悦，放松身体，让顾客感受企业产品的独特魅力，打造出国内一流的品牌，这也是“动感浴室”的主要目标。“动感浴室”虚拟企业在开始之际主要生产和销售马桶和浴缸等洗浴产品，同时设计部在原有款式上加以设计，顾客不同的品味设计独特的产品，如顾客还有其他要求，企业会为其提别改动直到顾客满意为主。经过创意大激发，企业决定设计一款从未出现的洗澡机，预计在一年内研发出来，让顾客可以不用动手也可以舒服的沐浴。再次是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角色扮演。为了更好的完成组织任务，就要进行一定的组织安排，进行人员的配置与安排。“动感浴室”选择较为传统的职能部门的组织形式，主要设总经理、财务部经理，设计部经理、采购部经理、销售部经理和装修部经理等岗位与角色。根据6人的各自特点分配职务，使得“动感浴室”虚拟企业能集合核心能力与能源，使虚拟企业在管理中能正常运作。为了让每个成员能亲身体会到这种仿真企业的氛围，根据教师的情景假设方案，团队创作情景短剧进行情景表演，通过编剧、排练以及最终表演这样的过程，使团队学会随机应变，增强处事和沟通能力，总经理则体会到了作为企业的高层领导的那种应有的责任感，提高了面对突发事件所应具有的危机处理能力。 最后是虚拟企业的学习管理。“动感浴室”是真实的学习团队，在企业运作之余团队要开展结合实际的理论学习，要以构建学习型组织为目标，开展团队学习。在创建初始，根据各成员提议“动感浴室”制定以下计划：每学年读完两本管理学名著，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每人准备有关管理理论的寓言故事，增强思考能力；每学期出游两次，增进成员之间的感情；每学期进行一次情景剧表演，增强成员的默契；学期期末由总经理对小组成果进行总结并制成学期报告书。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比如在去参观纪念馆时，由于时间掌握不当，错过第一班车，耽误太多时间，团队及时反思总结，在回来时加强了时间控制。课堂上，在教师提出问题后，团队成员根据“动感浴室”管理现状，带着问题进行讨论，体悟其中的管理科学与艺术。 三、虚拟企业案例在管理学教学中的分析与评价 案例教学法，被广泛运用在管理类课程中，但以学生自行组建的虚拟企业作为教学案例则更具有针对性与趣味性。教师以虚拟企业为教学案例，运用管理学基本原理与知识分析虚拟企业中的种种管理现象，与学生共同解决管理难题。在对“动感浴室”的分析评价过程中，学生结合组织环境分析方法，对该团队的宏观一般环境、行业环境、目标市场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对企业产品设计与产品价格等进行了评估。学生充分地认识了组织环境对于开展组织管理活动的意义，深刻了解了产品设计与市场开发对于企业应对竞争的意义。虚拟企业构建与运作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有兴趣参与进去，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从中锻炼、提高自己的创新、实践能力外，也让学生有信心尝试做更多的事。 四、结论 通过半年的管理学课程学习，学生对企业组织管理有了较深的认识，在虚拟、仿真企业管理实际中培育了管理意识，增强了创新与实践能力，感受了企业管理过程的全貌，体会了不同的管理角色要求。“动感浴室”虚拟企业的运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具体的案例。 作者：夏雪芹单位：淮阴工学院

2022年8月26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山东大学承办的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主题为“构建中国特色非遗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出席论坛并致辞，开幕式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炳春主持。来自国内10所高校和两省非遗保护中心的专家学者，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非遗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畅所欲言。论坛由山东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士闪教授主持。 一、非遗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20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有效推进，迫切呼唤非遗学的理论支撑，亟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潘鲁生（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认为，学界亟待从学术层面对非遗保护工作加以规范与研究，非遗学一定要从生活伦理出发，做一门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真学问。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从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的基本方向与问题导向出发，认为应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展现非遗保护传承的中国模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方李莉（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则从人类学视角探讨非遗保护的理论、方法与路径，认为一定要加强跨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融合，促进非遗研究向高水平的理论与实践转型。高小康（汕头大学教授）聚焦非遗学的知识生态整合，提出非遗学研究需要通过探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影响与互动、互补，形成一种新的理解知识、生产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方式，为新文科建设提供智慧。马知遥（天津大学教授）从当代现实出发，认为应聚焦于非遗阐释学、非遗神话学探源等研究，整合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视角，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理论体系。林松柏（齐鲁师范学院教授）则介绍了业已实施多年的武术校本课程一体化建设经验，主张应实现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育评价等密切结合的“三元一体”，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序塑造，彰显“非遗进校园”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非遗保护亟需当代学者建言献 策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进入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相关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则相对滞后，亟需当代学者贡献智慧，继承中国本土学术的“学以致用”传统，观察、总结与反思非遗保护工作的本土实践，努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框架中，促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合理发展与有效运用，服务当代社会发展。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民俗类非遗项目主体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尊重民众自觉自发的文化创造，尊重其文化选择。宋俊华（中山大学教授）提出，非遗名录制度改进要坚持文化自信，明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责权关系，实施动态管理，充分发挥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性。陈华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聚焦非遗保护传承的真实性与整体性问题，认为非遗保护制度从以个体为主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到增加以代表性团体（群体）为对象的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充分体现了非遗分类保护原则、整体性保护理念的深化与落实。 三、非遗保护的地方实践经验 两位来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资深专家，长期致力于非遗项目管理、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服务和组织相关展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谭小兵（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强调，要充分意识到讲好民族故事、传播民族文化、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性，还要注意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傅安平（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研究馆员）则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职能定位进行探析，认为应进一步采取综合性培训、专题性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努力造就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专业化的非遗工作人才队伍。本次论坛的召开，距离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恰好一周年。11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演讲，都立足中国国情，积极建言献策，致力于推动高校非遗学学科建设，探索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新媒体等在非遗保护领域的高效合作机制，体现出了可贵的使命担当精神。 作者:林海聪

一、研究缘起 伴随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影视文化在国际传播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纪录片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家庭相册”，对展现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故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的国家形象长期处于“他塑”和“他者化”的境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借助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改变中国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被动局势？本文以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为例，依托文本分析和符号学的视觉语法理论，探究该片在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模式上的创新之处，尝试挖掘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为我国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启示。2021年7月15日，《柴米油盐之上》作为一部中外合拍的纪录片，经由国内外各大平台播出，广受欢迎。截至2022年6月，《柴米油盐之上》在腾讯视频上的播放量达819.5万次，微博话题#柴米油盐之上#阅读量达381.3万次。作为“国家相册”的纪录片，兼具艺术化加工和影视化叙事的特点，能够真实地记录当下场景内发生的历史，更是凝结记忆的重要载体。不同于电视剧的艺术形态，纪录片的叙事直截了当、主题深刻，情感表达融于叙事话语之中，无需浪费观众过多时间，不需要过多“解码”就能够被观众接受。相较于新闻报道作品，影视化展现、非虚构故事创作更适合价值观的隐性传播，更容易让不同文化背景及意识形态的人们接受，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柴米油盐之上》全篇分为四个章节：《开勇》《琳宝》《怀甫》和《子胥》，分别讲了4位身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平凡却不平庸的小人物。该片通过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存困境和心灵，展示出中国人如何受到小康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携手同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研究综述 （一）多模态分析 1996年，Kress和Leeuween在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视觉语法理论，并出版《阅读形象》一书，对符号意义研究的模态和视角进行补充拓展。视觉语法理论的核心要义主要指：意义的表达不仅通过语言这一种媒介，还可以通过其他的多种模态（如图片、文字、表情符号以及声音等）的结合来实现。视觉语法的理论框架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即再现、互动和构图。而在纪录片中，图像、色彩和文本等不同的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整体意义的阐释需要调动各式元素。纪录片作为影像传播的一种形式，是传播中国形象最生动、最直接的渠道之一，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①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评价纪录片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的传播效果，而研究传播效果的重点应当考察作品和观众建立了怎样一种联系，传递了怎样一种情感，或者构建了怎样一种形象。因此，本文主要从视觉语法理论中的互动意义视角分析《柴米油盐之上》，从该片的内容描写和叙事特征两方面展开，探寻纪录片在建构国家形象中呈现的特点与策略。 （二）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 对外传播本质上属于跨文化的传播活动之一。传播主体和对象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内容和方法，方可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对外传播的旨趣是研究国际传播中的信息输出部分，将大众传播活动放置于国家的视阈下。由此可见，对外传播以国家为主体，受众群体遍布全球，利用新兴媒介技术来传播国家的信息和国际信息。良好的对外传播工作可以将国家形象以最真实的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之上，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赢得更好的舆论环境，加深国家间的交流，促进国际合作，利于国家实现“破局”的目标。②美国学者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KennethEwart-Boulding）于1956年首次提出国家形象的概念。如今，此议题已经成为对外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主体意识，国家形象体现着独有的民族特征与国家气质。国家形象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现代性互动融合，最终凝练总结后形成。③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标签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软实力”。它的强势与否，会长期持续地影响到国家外交策略及战略目标的实施。国家形象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实体形象、国家虚拟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④国内学者对于国家形象建构主体的探讨主要持有3种观点。第一种是“单主体说”。学者刘小燕认为国家或政府是国家形象传播的主体，学者高波认为政府在媒介化社会中担当着超级传播者的角色。第二种是“多主体说”。学者程曼丽认为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全方位成员的参与，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企业组织和普通民众，因此这是一项由上到下的系统工程。⑤第三种是从国际社会视角出发，认为国家形象传播和塑造的主体还应包括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国际规范、惯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这种建构主义视角为国家形象的传播和塑造带来全新的认知，即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国内主体塑造的结果，还是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的结果。总的来说，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视角大多局限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这与国内的发展现状息息相关，因为国家形象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国内怎么做。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建设实践也在不断地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传播依据，国家形象建构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呈现出的中国速度和贯彻“以人民为本”思想的实践，为国家形象的塑造积累了良好的事实素材。尽管大部分学者在理论上提出了国家形象建构国际化主体和国内发展现状是根本因素，但是大部分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政府主导或国内多元主体主导的层面。所以，本文想从业务实践角度切入，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国际化主体取向提供实证依据。 （三）国家形象建构与纪录片的互动脉络 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S.Nye）教授提出的“软实力”（Softpower）概念，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的广泛认可。国家形象是可以依靠视觉符号描绘的生动画面，是由多彩故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民族软实力的象征。⑦纪录片便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传播载体，最早实践可以追溯到1979年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作为一次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成功尝试，《丝绸之路》一度引来日本社会对于中国风光的憧憬热潮，同时也为后面展示国家形象的纪录片创作奠定了宏观叙事的基调。所以，与历史文化相关的议题内容一直是我国对外传播和宣传本国形象的首要选择，力求将中华文明中独有的文化瑰宝呈现给世人。⑧早期的纪录片依赖于语言符号叙事，解说词占据片子的主要部分。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纪录片叙事开始变革发展，并由主流的语言符号叙事向视听符号叙事过渡。⑨但也应该意识到，中国纪录片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传播职责，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品还是较为稀少，中国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面临更为艰难的局势。因此，需要对一些能够展示当代中国民主、法治、繁荣和进步的社会面貌且具有人性化表达的纪录片进行分析总结，把握其中的精华和进步所在，为未来国家形象建构的媒介化表达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作为质性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本分析和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从片中的多要素符号切入，层层深入，发掘文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具体来说，多模态话语分析除了解读文本以外，还要对图像、音乐、动画、姿态、图表等复合符号系统进行研究。因为影像意义的表达是依靠多种模态符号实现的，所以孤立地分析一种符号模态不能解释话语的全部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将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四集的文本内容即由语言、文字、图像等构成的信息结构体作为重点参考的解码依据进行分析。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该专题：对外传播片以中国逐梦小康社会为创作蓝本，展现了中国人民如何凭借自己朴素勤劳的品质和独有的中国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从中折射出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该片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荣获第十一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奖”、第十二届芝加哥独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奖，并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1年度优秀海外传播作品”。《柴米油盐之上》的导演柯文思在影视行业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获2座奥斯卡奖、4次奥斯卡提名以及16座艾美奖等。⑩《柴米油盐之上》作为典型的中外合拍作品，从平民视角出发，抛弃宏大叙事的手法，是一次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尝试。作为展现中国脱贫攻坚的作品，《柴米油盐之上》在海内外赢得了较好的成绩，故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 四、符号分析 符号研究为探寻传播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其中皮尔斯的“三元传播模式”利用符号作为传播基础的特性，来探究传播的多维意义与价值。这一模式是对符号解码的深层解读，即受众对符号的理解包含了感知、认知和行为符号类型相互关联的体系，这种复杂性的解读突破了原有普遍认知中的简单指代关系。11具体解读阐释的过程，需要从符号本身、符号对象以及解释项三方面进行。本研究将《柴米油盐之上》放置于皮尔斯的符号学视域下，从解释项出发，可以看出小康社会下平民文化的传播是传播发送者与解释者之间通过这一符号体系探寻共通意义的一个动态互动过程。 （一）图像符号：具化文字表达，补充传播内容 在纪录片中，图像符号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内容，承载着重要的传播功能。通过分析《柴米油盐之上》可以发现，片中的图像符号主要有自然风光、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生活场景。例如，第一集《开勇》讲述的是云南贫困山区村支部书记的故事，选取了日常扶贫工作中的一件重要事务：易地搬迁。片子从主人公日常出现的场景出发，选取典型的图像符号，例如随时会遇到落石的道路、当地居民坚持守护的危房以及政府为居民安置的新楼房。这集从第一视角出发，让观众穿梭在主人公的生活中，揭开了全民扶贫面貌的冰山一角，展现出基层干部工作的艰苦环境和带领村庄走向美好生活的坎坷路程。第一集《开勇》中出现了居民的棚屋、崎岖的山路以及给易地搬迁的居民安顿的崭新楼房所组成的景观，串联起村支书常开勇的扶贫工作历程。移民搬迁是常开勇工作中的一大难点，他希望村民能住上安全的住房，铆足劲号召大家搬迁，但是村民的固有思想和对陌生环境的畏惧为易地搬迁设置了重重阻碍。在常开勇的劝说和鼓励下，王永洋老人的儿女同意跟随常开勇去看看新房子。常开勇自费开车带他们去参观，一路上经过小干溪村散落在道路旁边的破败简陋的土房，奔驰过泥泞的山路，终于在3小时后看到了设备齐全且崭新的安置点。其中，从泥泞的山路到拔地而起的高楼，选择一路上穿梭变换的场景就是选择典型的图像符号，以此告知观众当下扶贫工作的进度和希冀，即扎根在一线的扶贫干部，期望带领村民们告别贫困落后的过去，前往一个崭新的未来。在《柴米油盐之上》中，长镜头也是图像符号重要的运用技巧。例如，在常开勇书记谈及父亲离世时，影片采用了长达40秒的长镜头，通过捕捉其面部特写，完成情绪的感染。小干溪村贫困户王光富一家在是否全家易地搬迁这一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家里老人对城里生活不适应，但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环境能够得到改善。《柴米油盐之上》还采用了较多的特写镜头，如对准老人忧愁的面部，聚焦女儿憧憬的神情。在第二集《琳宝》中，张琳儿子在初见母亲时的眼神回避，之后在课堂上的无声哭泣，令诸多网友表示“破防了”。人物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所揭示出来的东西与他们用语言讲述出来的内容，在分量上不分上下。 （二）听觉符号：渲染情景氛围，调动受众情绪 视觉可以给受众呈现最直接的信息，而听觉符号对纪录片的氛围烘托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柴米油盐之上》主要的听觉符号来源于片中人物的声音符号。第三集《怀甫》保留主人公台下练习和台上演出的真实音效，辅之以主人公的讲述，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王怀甫儿时的训练环境和表演环境之中，更能立体、全面地了解农村杂技演员的成长经历。同时，片子利用方言的地方性特色，激发观众的共鸣，使观众产生亲切感。片中采访了王怀甫的妻儿和父母，可以看到年轻一代说的是普通话，而父母说的是河南方言，彼此之间的对话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老一代的人含辛茹苦地帮助下一代走出去，而年轻一代希望能够回馈父母，铭记人生的根。故乡农村的喇叭声、鸡鸣声以及父亲劳作的电焊声等典型的听觉符号都能够让观众置身于王怀甫的老家，甚至唤起相似的记忆与往事。除了高还原度的听觉符号，《柴米油盐之上》最具特色的是片尾的导演评述。每集结束时，导演都会对本片的选角、主题和背后的原因进行讲述。导演柯文思多次成为奥斯卡获奖者，其专业性和权威性能使片子的制播得到保障。从国外知名纪录片导演的视角来记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突破性的进步和重大意义，可以让全球看到一个更真实、立体且包容的中国。在接受采访时，导演柯文思表示：“张琳这位姑娘非同寻常，她的故事让人动容。作为一个很独特的中国女性，她身上有着中国女性发奋图强的力量，让人难以忘怀。”12在第二集《琳宝》的开头，导演为了制造视觉上的对比，将张琳娇小的身形与大货车放在一起，引起观众对于这位主人公的兴趣和好奇。这集在表现主人公与其他人物对话时，尽可能地还原他们日常的生活场景，让观众深入张琳的生活当中，并与之产生共情。片中，张琳曾经面临的困境、抉择以及努力都透过细腻生动的场景和其内心独白展现了出来。 （三）色彩符号：彰显历史纵深，拓展影像表意功能 纪录片中的色彩符号对于表达作者情感和传递内容信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故事化表达是《柴米油盐之上》的一个重要特色。色彩是让受众融入故事中的重要方式。该片通过展示一些以往的影像资料，对过往岁月进行追忆，黑白与彩色的渐进体现出历史的纵深感和脉络感。在第四集《子胥》中，频繁的镜头切换配合主人公的讲述，带来一种时光倒流的效果。而暗色调的影像资料和当今多彩生活的对比，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到当时子胥村村民不畏艰苦、抓住机遇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同时，影片运用暖色调来展示他们的未来发展，即互帮互助，在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不忘反哺家乡。这种运用色调差异来表达主旨的方式能够具化一些抽象的概念，让观众在短时间内了解到不断奋斗奔向共同富裕的意义。 五、叙事分析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曾说：“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同我们的实际情形一样重要。正是我们在他人‘心境’中的形象，而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中国故事能否讲好，最主要的是看我们自己所期望的中国形象是否树立于全球认知范围之内。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媒介形象需要符合人类社会共有价值的取向，才能唤起中外观众共同的情感共鸣，提高解码效率。因此，清晰且自洽的叙事逻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性因素。 （一）叙事主题：以小见大，个人镜像凸显社会宏大 主题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纪录片功能性过强，传播效果难以达到预期。传统的纪录片常采用宏大叙事的主题、全知干预的视角等叙事方法，但常用来表达意义的符号较为陈旧，往往会使得纪录片成为“宣传”中国形象的工具，易引发西方世界的排斥心理。这与中国纪录片长久以来的范式和理念密切相关，即以英国纪录片学派为主要范式，沿袭列宁提出的“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这一理念。《柴米油盐之上》讲述的是一系列鲜活的中国基层人物逐梦小康的故事。如何巧妙地展现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时又不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实力的反感和负面联想，需要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第二集《琳宝》通过讲述张琳个人的故事，让观众先对她感兴趣，然后再被故事情节打动。张琳凭借自己的努力，从被家暴的婚姻中逃离，通过开卡车实现了金钱独立和个人成长，最终讲出“女性必须要经济独立……我不会靠任何人”的独立女性宣言，让观众自行体会主人公人格独立后的精神内涵，片子用一个典型人物表达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影片又不囿于对个体的讲述，而会将个体背后的时代背景巧妙地展示出来，微描中国的突破和进步。例如最后仅用简短的一句字幕来点题，即“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从而展现中国社会发展的改变。第三集《怀甫》讲述了杂技演员王怀甫从贫困的农村最终走向国家化都市的故事。片中引用言简意赅的数据，展现出农村人艰辛地融入城市但不忘根的人生历程。纪录片将镜头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当下现象，将个人经历尤其是细节化的故事与历史变迁、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借用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隐喻了中国逐渐摆脱贫困、走入世界的这一历程转变。 （二）叙事视角：中西结合，巧妙借用“他者”思维 我国的纪录片一直因为高语境的问题面临着较难传播的困境，主要以他者化视角进行制作，导致大量文本内容存在着背离中国真实形象的问题，让西方对东方叙事形成了刻板印象。而中西合作的作品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理念———以中国视角为主，采用国际化制作模式，用他者化视角讲述全球观众都能听懂的中国故事。在《柴米油盐之上》每一集的片尾，导演柯文思都会以“他者”的身份讲述创作思路，给中外观众提供不一样的文本解读。例如，在第一集《开勇》中，导演以西方的人文视角进行解读，将更多的镜头留给常开勇和他的妻子，这种表述方式兼顾了中西方的不同思维模式，提供了更广阔的对话空间。中西合拍的国际化制作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表达国家形象的有益补充，作为一种不同于中方的叙述视角，多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注入有助于塑造中国全面、立体的形象。同时，作为奥斯卡奖获得者，柯文思的辨识度和专业度可以为中国“形象宣传”的真实性背书，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这对于纪录片的传播效果也有正向的累加作用。 （三）叙事逻辑：多元化的个体影像叙事展现立体的国家形象 我国早期的纪录片在创作上突出的是解说词，以此追求最大化的共同解释项。《柴米油盐之上》以直接意指的字词作为表意的主要形式，视听符号也同样被赋予直接的表意。这会淡化影视作品本身的艺术审美特质，忽视作品背后的含蓄意指和叙事功能。这种模式透露出一种精英文化的取向，发挥的是单向的宣教作用。但是在《柴米油盐之上》中，这种精英化特质被淡化，而更多地关照个人命运和个人内心感受。在叙事模式上，《柴米油盐之上》较好地平衡了真实故事与鲜明主题。每一组故事都是在讲中国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大主题，但在呈现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同时，也将最真实、最全面的个体细节与中国形象展现在镜头面前。导演从400多个人物中选出4个人物，每个人物的形象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富有坚韧、温良、正直的品格，代表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普通人民形象。正如柯文思所言，“我希望每个故事的主角不是独特的，而是典型的。”纪录片正是通过这些独立的个体故事，展现出亿万中国人奔向小康的故事。在叙事策略上，《柴米油盐之上》也摒弃了以往国内纪录片常用的全知视角，不再用画外音讲解，而是以主人公之口讲述故事。“限制视角”的讲述策略给观众留下了想象空间，让观众和镜头一起去揭秘故事、探索剧情，激发观众对于叙事的主动理解，从而构建完整的叙事过程。 六、结论 作为一项展示国家形象的纪录片作品，《柴米油盐之上》突破了我国传统主流纪录片创作中“自我言说”和硬性传播的单一特性，摆脱了重理深描的叙事窠臼。该片没有过多描述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面貌和工程奇观，而是聚焦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普通人，选择“他者”的静观视角来讲述中国脱贫攻坚的基层故事，充满了国际视野。《柴米油盐之上》虽然运用了国家层面的创作方式，但也宣扬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引发共情传播，通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彰显了一种“人民美学”。从片名到具体内容的呈现，《柴米油盐之上》都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和鲜明的性格，体现出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面貌。此外，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在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流变可以激发国内外受众的共情。《柴米油盐之上》运用个人镜像叙事手法，通过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多元化的叙述方法以及共时性的叙事时空，将语言、画面及各种符号作为隐喻和转喻的载体，在隐喻映射中构建了“国家形象”的意义空间。这些抽象概念通过影像表达出来，将附着于视听符号上的情感意义传达出去，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对国家形象的塑造。透过“他者”的视角，中国元素和中国形象又有了新的象征符号，这种变化和突破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叙事空间，丰富了我国对外传播的传播图式。所谓大国自信，也在盛邀“局外人”讲述中国形象这一实践中展现出来。 作者:董星雨 程欣 刘苏情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