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好新时期的财政文化，我们新一辈的财政青年在探寻财政文化本质的同时充分继承并发扬优秀的财政文化，更应赋予新时期财政文化以新的意义，问新时期财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突出监管重点，健全监管机制，在服务财政管理、保障财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同时，推动财监督事业发展。
关键词：财政；新时期；文化
一、财政文化的本质
说到为财政注入青春活力，我们必须先探寻文化的本质，而探寻文化的本质，就必须从文化说起。文化的定义也许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它本身的定义本就多种多样，它可以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亦或者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可能是人类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社会产物，当然，它更是人类群体所共享物质观，价值观以及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
而财政则是国家为了完成其相应职能对其资源所进行的汲取、管理、分配、以及使用的职能。文化融汇于财政，寓财政之精髓于文化。对一个群体来说，文化是具有灵魂性的，而财政则是具有导向性的，而财政文化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简单的财政，而是财政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从古时担任节用、赋役等职能的官吏，发展到现在新时期的财务人员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造就了这种精神财富，并传承着财政人美好的愿望以及财政文化独特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部分，新时期财政文化无疑是一个行业风向标，是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状态，为了实现为广大纳税人提供高效而科学的服务以此来做好新时期的财政工作，当下的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力加强并推动财政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推动财政事业的发展。
二、新时期财政监督工作的思路
当前，改革和创新已成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财政监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在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财政监督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立足监管，着力创新，服务改革，争做贡献。立足监管”，就是牢固把握中编办、财政部赋予专员办的工作职能，强化财政监督，加强财政管理，积极推进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有机结合。“着力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探索监管新思路，丰富监管新内容，拓展监管新领域，尝试工作新方法，开创工作新局面。“服务改革”，就是要把握大局，抓住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创造性地开展财政监管工作，建立健全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财政监管新机制，服务财政改革和财政管理，服务专员办职能的调整和完善。“争做贡献”，就是要坚持讲政治、讲奉献，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强化中央财政监管和专员办发展做出新贡献。由于财政监督涉及财政管理和改革的各个领域，专员办的工作不可能全面出击，而应该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1.把握全局
根据我国当下的国情已经今后的一个时期的主要表象，我国势必将继续推进财务相关的体制改革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财政收入支出的征管力度，强化有关部门的预算控制管理并完善税费制度，这些相关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将是当下以及未来我国今后财政监督的重点工作。
2.抓住热点
专员办要根据财政支出在编制预算、资金拨付、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加大对部门预算的监管力度，强化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加强对财政支出的专项核查，真正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一体化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并积极参与其中，认真的履行相关的审核调查并保证其的科学性，认真监管财政资金的管理情况。同时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监管工作，按照“审查分离”原则强化初审调查以及监督检查，保证国库资金及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资金申报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实施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3.突出重点
专员办作为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能的专门机构，要根据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责，结合财政改革的总体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强化中央预算收人监管工作:一是加强对中央预算执法部门的监督，重点是税务、海关和国库等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重点中的重点，要实施全面的专项检查并全面规范日常监管工作，健全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报送制度，二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重点是积极参与“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执行《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规范对中央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并纳人专员办日常监管范围，保证国家“收支两条线”政策顺利贯彻实施。三是继续抓好中央财政非税性专项收征管工作。加大征管力度，健全台账管理、专人负责和定期对账制度，定期对各项收人进行清算对账，确保专项收人“颗粒归仓”。
4.加强研究
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管理的加强，财政监督工作也应根据国民经济运行和财政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检查和调研，提高财政监督工作层次。这里面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是加强信息反馈，增加之间的交流，通过监督与交流发现一些重点的倾向性问题，充分发挥其“耳目”的作用。再次便是要积极建议，针对调研情况提出修订完善财税法规制度的建议并提出相对的改进意见促进被监督单位改善管理。
5.主攻薄弱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是“治乱”和“打假”，也就是治理财会基础工作混乱局面，加强财税监督和财会管理，打击会计信息虚假行为，规范行政、企事业单位的财会行为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此我们应该继续强化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更要明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工作原则，把处理人和处理事结合起来，坚持疏堵并重，既要严格处理违法违纪问题，也要促进相关单位加强内部管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实行“上下联动”，而最后更要注意的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国家独资银行、国家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部分中央军工企业的决算审查工作，依法检查处理群众举报案件。
6.加强建设
我国财政系统正在实施的“金财工程”是通过建立包括部门、单位、地域、序号等属性的数据字典，详细记录每个部门、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来龙去脉和每一个时点的资金运动情况，涵盖财政收支管理的全过程，动态监控任一时点的财政收支状况，从根本上防止财政资金的体外运行和被挤占挪用。
三、着力构建新时代财政文化
财政文化作为财政所特有的文化，是财政领域所有别于其他领域的的文化。把财政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公共财产精神的背景下，按照“心系群众，财政为民”的宗旨，做到取众人钱财，为众人办事尽财政之责，这是财政所特有的品质，也是财政核心内容“公共”所在，体现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文化核心理念。
组织国家收入，为支出筹集资金;公共支出，为满足政府职能需求所作的支付;财政管理，为收入和支出制定方针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财政作为一项国家职能，包括了很多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家之根也并不为过，而随着党的重点工作转移和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取消了沿袭2600多年的农业“皇粮国税”，改向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多项惠农政策，而且将民生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等也作为头等大事，列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更是旧时期与新时期之间的重要的改变！财政知识是财政文化建设的支撑力，财政文化建设如果离开知识，将是无迹可寻的空话。在财政文化建设上，财政知识建设才是支柱和根本。财政工作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应重视提高个人素质，积极开展理论调研、文艺演出、体育竟赛，丰富财政干部的精神生活，扩大财政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于财政青年来说，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青年时光，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业余时间，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关注政治时事，将实戏与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
构建和谐财政文化应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对财政工作的要求，着眼于长远。着力建设好为公的财政文化，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公共，时刻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建设好均等的财政文化，保持均衡的理念，达到和谐协调的状态;着力建设好权利与责任并重的财政文化，处处体现责任，为民理好每一分钱;着力建设规范与规则的财政文化;着力建设好服务与发展的财政文化，为民、为公做好服务，促进财政发展;着力做好和谐与合作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勤政与廉洁的财政文化;着力做好诚实与信用的财政文化，讲诚信，树新风，构建诚信文化，做到为民为公。
新的时代赋予了我们财政青年新的任务和新的气象。作为财政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新时代的财政青年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关系到财政文化建设的成致和功效。推进财政文化建设，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财政文化建设的讨论和实践之中，先进的文化必将把我们带入深刻而崇高的精神领地，使新时期的财政事业得到腾飞!
【摘要】1776年，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关公共收支的理论和思想为财政学搭建了基本框架，随着研究领域的发展，财政学逐步由主要采用理论归纳的方法转变为运用数理和计量工具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在对西方财政学理论的吸收和学习过程中，我国财政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在经济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中西方财政学理论出现了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关键词】财政理论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理论 融合
一、中国财政学理论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财政理论迎来了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其理论体系主要受前苏联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进而，初步形成了中国财政学理论的雏型，结合我国财政经济实践活动，对社会主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断进行探索，既而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传统财政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西方财政学，两派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有学者认为，“国家分配论”必须突破过去的认识，打造一种新的财政理论，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财政改革实践，于是，公共财政理论在中国正式作为一种财政理论出现。
随着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建设的推进，对公共财政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认识到，“国家分配论”从根本上讲主要探讨在财政本质上的基本理论，然而“公共财政论”研究的则是财政运行形态的相关问题，两者不是直接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情况
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当时的国家财政理论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在新的社会经济中自由经济理论的终结。于是新的财政经济理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功能财政理论便产生了。
20世纪50年代， 财政学进入黄金时期，公共经济学理论逐渐形成继而成熟。萨缪尔森采用数学方法对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进行了界定， 指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别在于，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此外，蒂布特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上， 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 即如果居民可以在社区间流动，他们就会选择居住在能够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公共产品的社区；罗森提出了鼓励政府间竞争说，他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会使积极投资活动转向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因此，地方之间的竞争会减少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提高经济效率；马斯格雷夫提出了三部分模型：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三个分支。
三、分化与综合-中西方财政理论日益鲜明的融合性
中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这一基础之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融合与趋同。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都是：市场有效率、市场失灵、政府介入、公共财政这四个阶段，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能够最大化利用稀缺的资源，将人们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并实现最大化的制度。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假定是完全竞争市场，而纯粹靠市场机制的调节结果并不理想，会出现竞争的不完全、外部性、信息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危机正是市场失灵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当前中西方财政理论都认为光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自发调节经济至最有效率，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去干预经济运行，发挥财政职能，弥补市场缺陷。
中西方财政支出理论也基本相似。中西方各国财政支出范围大体上均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科教文卫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社会公平调节。
中西方财政除了在财政支出理论上近似以外，在财政收入理论方面也日益趋同。例如，都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采用相同的税收分类方法、相同的税制设计基本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原则等等。
在处理国家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中西方财政也有着相同的财政体制理论，均认为各级政府要明确划分事权、财权是由国家政权结构的层次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和财政职能的层次性决定的。各级政权的事权应等于其财权，否则会引起某一级政权的功能越位或者缺位。在实践上，中西方各国也都采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来处理各级政权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本质的认识，既有一定的共性， 又有一定的区别， 即都以国家或政府为财政主体，而财政客体、财政形式、财政目的， 各有侧重，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财政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财政职能决定于财政存在的依据， 同时又规定着财政活动的方向和范围。至此，中西方财政虽沿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发展而来，但当前二者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这一前提下，出现了基本理论的日益融合和整个理论体系的日益趋同。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