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世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的产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在包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四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时达到的。但是，在今天时兴的新经济中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而在现代中央银行都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基本的货币政策目标中。这也使得央行的职能和运做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联合体和纳斯达克市场的迅猛发展代表了这一趋势。对于那些未参加联合体的证券交易所来说，肯加入其中的肯定是一些经营绩效不好的企业，这就会造成这些市场中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它们也会努力加入到合并的行列中，现在拉美很多国家的交易所也正在考虑合并的前景。我们国家也在积极策划沪市和深市的合并计划。
我个人以为中国政府在策略上很多地方都考虑周全，可是实效却未必很好。例如，货币政策上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许多人认为的单纯模仿美国，而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状况复杂。按理说，中国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就需要减少税收，但是税收少了，国企改革怎么办？社会安定如何解决呢？而利率一降再降也没有拉动需求，就在于收入预期不高。对于此，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连连上升，以财富效应拉动需求，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一级市场常常冻结大量资金，而二级市场又往往是庄家搏杀散户的地方，君不见十年股市，多少违规大事，多少诸如苏三山，琼民瑶的"地雷"让散户撞上，而碰到管金生这样的嗜好的大机构者，创造"三.二七"事件，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不过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中国股市正向理性投资的方向转变。所以面对新经济，考虑这么多的货币政策取向都不是根本的关键，关键在于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改变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提及的缺乏制度改革的"后发劣势"。
摘要：文章论述了产权研究的内容，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关键词：产权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一、研究产权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获益和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与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通常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许多“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其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监督的激励降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高，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是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进行考虑，因而国有产权下产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问题，并选择其认为能使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具体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由其个人来承担，因此，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激励对资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针对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低效率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然而我国特殊的国情，又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地进行国企改革。
二、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一味地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必须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存在着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的严重问题，只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还不明确，以及这种明确的产权该有什么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不确定。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相信在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主体独立化、产权运作资本化的进程中，我国国企产权改革必将探索出更为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产权改革道路。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推动力。
摘要：2009年银监会下调城商行异地市场准入政策，从而加速了中小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热潮。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是跨区域发展的中小银行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入手，提出中小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组织架构中，既要实现垂直向下的部门一体化，也必须相应提高分支机构的管理边界，从而减少内部摩擦和交易费用，提升效率；通过比较当前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分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架构与管控模式。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三、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摘要新贸易理论考虑了技术乃至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其终究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为出发点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摘要简要论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引出产权研究，并着重论述了产权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我国国企改革相联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国企的产权改革要如何进行及如何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1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从交易费用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展了几个重要的分支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意识到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暗含假设的严重缺陷和错误，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产权的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现实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是其代表作，后人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出了科斯定理。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诺思和戴维斯在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下，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了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产权研究
研究产权制度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一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安排如何构成这个经济体中的产权制度，即基本的经济制度。国家与个人、市场与企业，其产权安排如何，是以私有产权为主还是以公共产权为主，产权关系是清晰还是模糊，产权界定成本，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与产权的关系如何，产权制度更替的方式又怎么样。总之，落脚点是哪一种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潜能之发挥。那么什么叫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从这一思想出发，人们开始探讨不同类型的产权安排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一般而言，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如果对他使用共有权利的监察和谈判成本不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个人价值时，由此所产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因而，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由于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由于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权能，就使他对经济绩效和其他成员的监督的激励减低，而国家要对这些人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实体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因而它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因而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的，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他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而且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因此，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从而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如果能够把产权界定清楚，那么提高效率是必然的，这样可以克服很多外部性。就我国国企来讲,由于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因此,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引用产权理论,而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
3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产权”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产权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我国国企改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建议和政策主张。张维迎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私有产权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从而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张五常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还有其他支持国企进行产权改革的学者都认为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清晰引起的。要使国企有活力，必须彻底进行产权改革。他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使传统的国有企业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效果总是不明显，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关系不顺、政企不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其基本目标是：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合理以及产权自由流动，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而且,20多年改革实践也证明，绕开产权谈改革是行不通的，没有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是无效的。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产权进行着，只是程度不同，认识不同和政策不同。
但是产权改革并不是简单的、空泛的、一味的放权，放权并不能使我国国企短期内就能起死回生。我们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必须明确产权改革的真正含义。我国的产权改革还必须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切不可照搬照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等内容，如果产权改革仅注重产权的重新界定而忽略了其他相应的制度建设，那么必然事倍功半，无法达到设想的改革目标。当前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就严重存在这种问题，一味注重产权界定，在明晰产权的同时并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其实，事实上产权是明晰的，就是国家所有。但是，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具体主体来体现国家对整体国有资产“所有”这个权力，这还不明晰，以及这种明晰的产权该有一个怎样的制度来对其进行保护，让其在该有效的制度保护下保值、增值也还不明确。同时，国家一直没有理清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因此人问题一直是一个致命问题。笔者认为这些也是当前改革的重点所在。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产权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产权改革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不应该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政府应以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为宗旨，消除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营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不会使产权改革产生扭曲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为国有企业，也为民营企业营造健康的外部治理环境。现阶段我国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必须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重要思路：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政府机构精简草案，对经济职能部门做了重大调整，具体体现了这一改革思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会从制度上极大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与制度变革，表现在四个层面上：一是产权结构多元化。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传统集体企业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投资主体的相互渗透，使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成为企业普遍的财产组织形式。二是产权主体独立化。无论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都应有清晰的产权边界和独立行使权利的产权主体，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护。三是产权运作资本化。各种金融资本、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的产权，都可作为经营性的资本要素来运行。四是交易市场化。企业改组、联合、并购等都将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方式来实现。市场成为真正影响和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没有学说会凭空出现，经济学的产生都依托于一定的历史环境，通过对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整合而得出的，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和我国政治高度结合的经济制度，其来源除了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外还有现代经济学。
1．1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起源
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在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了中国的特色，让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们拥有了改变生活的武器。社会主义经济是发展的经济，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的精髓，随着时代进步的同时也揭示了资产主义社会的不公平性，社会主义经济更多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前沿性，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看到更多劳动价值理论，甚至是商品的双重性，也正是这两类理论让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完全的站在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借鉴苏联的经验，但是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就将我国的主要力量集中到提高生产力上，所以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包含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但依旧以马克斯主义为主导的政治体系服务，我国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冲突，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太过于信仰计划经济，为了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协调并没有问题。
1．2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现代经济学起源久远，学派众多，在发达国家存有大量此类的文献及报告，本文涉及的经济学是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以私有制经济为切入点，如宏观及微观经济学原理，垄断理论，包括关于此类的著作，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才人类理想社会中最适宜的制度，亚当•斯密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高度总结，并提出了一套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市场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微观经济学并不能解释日后的经济危机，此时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即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合二为一，这种混合的模式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特色，它虽然调和了各个经济学派之间的矛盾，但是也另经济上的滞涨问题只停留在表面。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断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原理，但经过后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却成为了两种差别巨大的研究成果，导致这些分裂的主要原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外还和其立场及研究方向，理论来源等有关。
2．1阶级立场及研究方向不同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一直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了社会中的根本矛盾，而西方社会因为担心此类学说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竭力打压此类学说，并通过大量辩护，以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的社会制度。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经济更在乎人的发展，而现代经济学更注重资源分配。政治经济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此类学科的阶级性，当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那么经济利益也不会相同，对社会的看法自然也会不同，所以不同的阶级不可能用相同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参考，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现代经济是人类社会过渡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和其局限性，从这两点看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完全对立。
2．2理论来源与理论基础的不同
二者均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说，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二者分道扬镳，各自开创一片天地，社会主义经济更注重唯物主义辩证，而现代经济学则试图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是伴随人类而生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经济代表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最高级，是揭示人类世界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类理论是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得出的，批判的接受了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其理论基础也来自于上述原因。同时社会主义更注重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生产这一行为赋予其独有的地位，跟资源分配同等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其理论来源自丰富的文献，现代经济学更偏向于向世界证明其合理性，未来性以及稳定性，西方学者们试图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现代经济学是人类唯一的发展路径，而且他们将古代的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看成是不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将社会主义提倡的人性视为异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多个学派之间研究侧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家财富的积累，而马歇尔则注意消费和需求，凯恩斯则将现代经济由微观经济引向宏观调控，在经济研究者眼中经济所研究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如何分配资源。
2．3分析的研究的方法不同
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更多的谈及整个人类社会，而现代经济学更多的是在研究如何分配资源。从理论经济学来讲经济学的某一部分并不具有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它是一切经济学的基础，但是将经济学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后就出现了分歧。这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利用大量的分析数据建立起自己的基础，从数量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数据分析中得到数据，并根据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经济验算。而现代经济是哲学的类的科学，其以实证为基础，更注重逻辑，以前人的经验，逻辑为研究方法，现代经济更加抽象，更注重某一领域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们不针对群体，而是注意个体的资源分配，现代现代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将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化，弱化，取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和分析，来建立现在的经济模型。
2．4发达国家主义经济在我国断裂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我国断裂最大的原因是我国对经济学的理解暂时停留在表面，大部分只从表面上去理解，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产生排斥心理，同时在我国人们对经济的理解超越了客观，但是生产力却没有跟上人们的认知水平，人们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极度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则造成了我国经济短时间停滞，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视也超越了我国现有的资本累计水平，这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建设，盲目的推崇和盲目的排斥都不适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何我国的学者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融合找出一套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融合的原因
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均是事物的发展和运行，都试图解释规律和变化，同时二者的起源相同都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熏陶，辩证的继承了其中的精髓。我国在提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尤其是我国提出了市场经济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进行了反思，开始将别国的经济制度资源配比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及满足人与物质需求，在满足人与人的需求，这样就相当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这也说明，理论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和不断发挥作用与社会相适应。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社会主义新经济学的特点
我国的特色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延伸，它具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特色，也有“社会主义”这一亮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跟我国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而为了发展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在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人性化光芒的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制度带动企业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经济制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我国近几年所凸显的弊端也和现代经济学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腴，也不仅是精神上的丰腴，不是要求民众去信仰，而是让民众及使没有信仰也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是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耕者有其田，游子能归家的大同社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现代经济中的精华，让这二者更好的去诠释我们社会中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是一种注重研究总和的经济，是以全体为标准来衡量价值的经济理论，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注重个人价值，机制调配，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将二者融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来分析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而现代经济制度则能成为成为分析工具，二者相辅相成，互补性十足。社会主义经济其本质是一个对话类的文明，这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制度，它不是封闭类的，它将宏观调控和微观经济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它不仅着眼于现在，它将人们的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统筹兼顾，它更多的思考着全体人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它强调分配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合理的拉开人们贫富差距，促进工作效率和产出，促进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现代经济制度一样，中国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仅是依靠着马克思主义经济，还有中国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延绵千年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将中国文明从水火中救了出来，生生不息的经济和延绵不断的政治是我国最主要的经济特色，唯有建设一个均富的国家才能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构成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
五、结语
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在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要注意现代经济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对这部分进行分析批判和借鉴，一边借鉴其来丰富我国的经济，另一边则吸取和借鉴现代经济学曾出现过的错误，借鉴的本意是以史为镜，是批判的接受，以此来以长取短，这样才能正确的吸收现代经济学中的精华，并以此来发展属于我国的经济理论，从现代经济经济的不足看到我国经济的不足，避免我们发生同类错误。
作者:许巍 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摘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高新科技，互联网就是其中一种。互联网在近几年间发展迅速，当代经济也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由于互联网的种种优点，其已被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行业中的交易方式、经济活动都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及发展，从而活跃了我国当代经济市场。本文就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并且对经济的发展也作为思考，分析了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以满足目前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学；发展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了传统经济的营销模式、营销策略、交易模式及宣传模式等，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革，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看清方向，深入研究如何能够突破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挑战，把握互联网为企业带来的机遇，从而创新出全新的企业发展理念，使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发展的变化
1.创新了传统的销售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交易模式使用的实体店销售，销售的物品较为集中，实体店重视的是店面的装修和物品的品牌形象。实体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顾客，老板对店面的宣传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就是成本较高的报纸宣传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投入资金较高，但是效果也是最为明显的；其二，就是通过制造店面广告及海报等形式对店中的商品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模式有局限性，那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其三，顾客与顾客之间的传播，这种相比前两种具有实用性，它是以产品的质量及店员的服务质量为基础的，与客户的意识有较大的关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就创新了这种营销模式，扩大了商品销售的范围，并且没有局限性，顾客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等的限制挑选商品并且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多个商品及商家进行选择，销售方可以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供周到的服务，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互联网时代也创新了传统的宣传模式，可以使用微信、网站、微博等多种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其成本少，效果良好，使企业中商品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及销售。
2.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是对商品的生产、定价及销售重视，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企业内部都要进行协调，运用自身的资源使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顾客以不满足传统的消费模式及消费欲望，这也就要求企业要对产品的生产进行创新。另外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中，产品的销售大多以网店为主，商家及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沟通、交流和交易，这就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节约了商家的成本，使消费者可以更好的进行购物，为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3.提高了行业的竞争力在传统的经济中，企业只注重内部的合作，要求企业经济组织集中化。在互联网时代中，重视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及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互相合作，经济组织离散化。在商业合作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可以调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及信息等，是降低商业活动的成本，提高商业活动的利润。通过以上描述可以了解到，在互联网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可以得到实现，完成商品的交易及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我国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挑战
1.协调全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问题
目前在全国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方面还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好，西部地区的发展形势较弱。所以当代互联网下的经济发展，要规划全面，根据不同的产业进行推进。另外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当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推广人民创业，并且对创业及就业给予支持，使企业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以解决。
2.电商企业及物流企业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集聚模式正处于初步阶段，比如类似58同城及拓维信息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但是并没有国际化的领导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有一半都在深圳及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发展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产业优势，使互联网产业都可以实现全面发展。另外，不少传统企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正在找融合点，各企业在线上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线下，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品牌。由于地域的差别，微商分布在不同地区，但是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农村没有正确的电商认知，并且没有专业的电商人才，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三、互联网时代下对经济带来的机遇
1.创新传统的经济局面
相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个人贷款问题及贷款高利息等问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解决这些问题只靠银行是远远不够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政府及领导的监督和管理下，在金融方面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包括融资渠道、信贷资金及降低贷款高利息等问题，创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局面及结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新我国产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迅速，互联网的智能控制系统、新型传感器及自动化生产线再一次创新了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使其逐渐朝着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趋势发展。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技术还创新了传统工业的设计理念及销售模式，虽然对整个生产链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基于此也实现了生产链的创新及完善。从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产业的发展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全新的产业服务形态，并且创新了产业群，扩大了生产型的服务业务。比如一些柔性化的“互联网给+制造业”，创新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及融资渠道，在企业服务、发展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将来还会有智能化工厂及企业不断出现，智能制造将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及机遇。
3.提高了我国经济实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活力，使我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形势中。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发展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想能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附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足够的资源，互联网也突破了传统经济发展问题，使这些资源可以得到合理运用，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
四、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对人民的生活、社会发展、国家的进步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遇，突破挑战，为我国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作者:罗可夫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
财政赤字——华盛顿共识是否适合中国
十二五规划在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大背景下开始实施。目前在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严重，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在国外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消除，部分国家又陷入经济严重衰退的泥潭之中。中国的经济布局从何处着手。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整体良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部分学者甚至借用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认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利无害，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具有成熟的经验，面对目前暂时的价格上涨趋势，决策者不能谈虎色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治理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将很快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价格的不稳定会导致疯狂的投机性购买，而投机性购买会进一步助长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失去国家信誉之后，整个国家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来看，这场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是学术之争，或者说是经济对策分析中产生的分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理论缺陷。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是政府编制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各级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收支平衡的问题，决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由于“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转型国家尝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拉动经济的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为了重振经济中央政府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大幅度地削减地方政府提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例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基本的财政开支，千方百计地通过土地经营、城市经营攫取财富。中央政府为了支持大型工程项目，轰举借债，结果导致中央财政预算出现了庞泰的赤字。为了说服全国人大代表接受赤字财政预算，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反复重申，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是暂时性的，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将不断地减少财政赤字，重新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可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财政一直是“赤字财政”。财政赤字非但没有减少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财政赤字的增加就意味着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债务的增加。中央政府增加的债务主要来自于银行的借款，而中央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看似相对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是紧密的关系。中央银行作为债权人，不得不通过发行钞票弥补亏空。而中央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庞大财政计划，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压力。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剧。所以，国内实行的赤字财政预算，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从国际因素来看，我国实行特殊的外汇管制政策，外贸企业收取的外汇必须存人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收取外汇之后，必须释放大量的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些学者指出，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只是表象，而根源则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外汇管制措施。中国实施赤字财政政策，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货币信号出现了问题。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央政府对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人们宁愿抢购商品房，也不愿意相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主体宁愿囤积居奇，也不愿意增加消费品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打个比方，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试图直接调控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是价格，货币发行量越多、流通的速度越快，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当中央政府大量发行货币，试图提高自身宏观调控能力的时候，市场已经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市场主体通过购买实物资产，抵消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损失。
预期性定价——市场主体的应对之策
不仅如此，在生产流通环节，市场主体发现价格正处于上升的通道，于是，他们在制定价格的时候，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预期性定价”策略——在制定价格时一步到位，通过大幅度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所带来的预期损失。这种“预期性定价”不仅加快了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导致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号彻底失灵。生产流通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加上通货膨胀的预期因素制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殊的定价策略，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根据有关统计，200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控制在3％，2008年控制在4.8％，2009年控制在4％。2010年的预期目标控制在3％，但按照目前的势头，2010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可能要超过4％，甚至有可能超过5％。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将会成为未来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标。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轻微的通货膨胀比如把通货膨胀控制在3％左右，可以鼓励人们消费，从而刺激生产，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曾经一度被中国经济学者奉为经典。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确出现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货膨胀高达5％左右。但是，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外部性”——通过向国外输出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美国政府采取非常特殊的贸易政策，那就是通过增加进口，大幅度地抑制国内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然后将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转嫁到消费品出口国。美国当前就是采用这样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太规模发行美元货币的同时，通过提升外贸增长速度，保持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把国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巧妙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贸易条件。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中国的外贸出口政策受制于西方国家，因此，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外贸输出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正好相反，只能通过贸易输入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国内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而中国千方百计地抑制通货膨胀，国内消费品价格却不断上涨的原因所在。
对付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但是，减少货币的发行量直接受到损害的恰恰是那些中小投资者和普通老百姓。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的融资成本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减少也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提高。普通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而相对保值，但货币发行量的减少则有可能会使他们的就业乃至生活面临新的压力——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资源处于流动的状态，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源流动的速度会相对放缓，普通消费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减少，就业和生活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可以这样说，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先受到损害的可能恰恰是中小投资者和普通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天。这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因此，在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决策者必须充分意识到，此次所面临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所面临的问题迥然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匮乏型”通货膨胀，在整个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属于典型的“剩余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调控不当，有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严重失衡，部分消费者陷入绝境。
因此，必须重新审视我国的财政政策，对赤字财政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很有必要。西方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建立在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不仅强调消费信用，而且强调政府信用，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信用的具体表现。政府通过发行国债，鼓励超前消费，不仅可以兑现政治承诺，取悦于选民，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储蓄经济。中国人强调量入为出，强调平衡的财政观念。如果盲目的东施效颦，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在整个社会信用严重不足，政府权力不受管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失控。
储蓄经济学与信用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储蓄经济学是一种稳健的经济学，它强调政府必须对居民负责，对居民的存款负责。居民将自己的收入存入银行，银行用稳健的投资理念，引导自己的投资行为。政府的信用表现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就是要实行平衡的财政预算，决不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实施赤字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大举借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政府财政信用彻底崩盘。不仅如此，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通过征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拼命地驱赶普通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果导致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量急剧增加。
在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快速增加，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没有提高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这种“货币化”增长，不仅导致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泡沫，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信用彻底破产，结果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土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国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的有偿转让，使得土地的货币化交易很快形成。在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取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炒作土地价格，获得了巨额财富，可是，普通消费者作为国有土地的主人，却不得不承受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这样说，房地产市场的货币化，使得中国的财富分配彻底失衡，社会矛盾空前严重。正是看到这一点，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试图以房地产宏观调控来解决我国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结果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引发社会经济问题的导火索。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理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辉煌的十年。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财政包干体制，有效地约束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在经济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的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逆转，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分配结构，恶化了地方财政状况，而且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几千年中国人的财富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型国有企业包括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使得中国人长期积累的资源几乎在顷刻间成为他人的财富。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当我们奉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上从来都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完全开放的贸易体制。从表面上看中国享受着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货币富裕，可是，在波诡云谲的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却不得不承受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空前压力。这是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是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华盛顿共识无处不在。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既包括完全开放的贸易市场，也包括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华盛顿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乌托邦，但很不幸的是，一些中国政府决策者既是营造乌托邦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制与相对封闭的行政管理体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空前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究竟呈现怎样的形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管制是否属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寄希望于建立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又希望政府出面力挽狂澜。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然会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而政府权力的不受节制不但会导致市场经济信号彻底失真，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改变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构，从而使整个社会分配体制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信用经济学理论，催生了一大批经济政策，包括赤字财政政策。中国一方面采用储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却长期实行赤字财政，这就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居民的储蓄存款越来越不值钱。这种以损害中下层普通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现在社会各界面对政府捉摸不定的财政金融政策，正在寻求自救的良策。所谓“预期性定价策略”，只不过是生产经营者减少政策成本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它同时还是一个兼顾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假如仅仅为了满足经济发展速度的需要，而大量发行货币，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到“悲惨性”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整个国家经济失衡现象就越严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财政与中国的金融之间存在着“直通车”——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之间的关系，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钞票，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必然会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使普通居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西方国家财政与金融之间关系，是一种相互分离、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发行国债，敦促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必须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超量发行货币购买美国国债，已经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美联储主席不懂经济，不懂货币，只懂得增加货币的发行量。这说明在美国由于特殊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发行的问题上，不能只听命于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需求，考虑到本国投资者的利益需要。这种相互制衡的财政金融体制，既可以确保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有所收敛，不能滥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又可以保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配合美国联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能无节制地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体现在宏观调控之中，就表现为美国财政部和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财政金融体制，它确保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又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中国的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金融管理机构与财政管理机构不存在任何的压力，他们既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同时也不需要对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负责。正是这种特殊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令人担心的状态。人们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经济带来怎样的灾难，也不知道宏观调控将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经过严密的论证之后，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坚持数千年来形成的量入为出财政观念，还是大胆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理论，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张政府财政信用，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储蓄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过程中，是否应当鼓励居民适量储蓄，建立稳定的家庭收入结构。
第三，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化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应当把公共资源集中在工业部门，通过优先培育大型城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到生产要素配置领域，中国的工资增长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是否会出现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幅度转移劳动力的长期阶段。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向城市倾斜还是应该向中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倾斜。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还是通过“造城”，实现中国的城镇化。
第四，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是否应该加快步伐。现有的分税制结构是否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五，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的财政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是应该优先利用现有的货币资源，还是通过发行钞票解决政府投入资金问题。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将超量发行的货币及时回笼，在不伤及无辜居民的情况下，尽快地控制通货膨胀。
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或许能够形成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一些经济学者不承认在西方经济学之外还有其他经济学的时候，包括印度学者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开始思考社会转型时期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实践，以发达国家的改革实践丰富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关注现实的经济学发展思路，值得中国的经济学界认真反省。
崇洋媚外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妄自菲薄不可能产生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观点。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挺起胸膛，扪心自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自己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一、中日法学教育模式概观
(一）办学体制
中国目前法学教育体系最为复杂和混乱，多层次（从专科到博士）、多机构（从普通高校到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司法行政学院、电大、党校以及民办高校）、多渠道（正规的普通教育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并存）、多性质（公办与民办并存）、多导向（普通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在职培训）[1]。
中国法学教育以公办高校为主，多种办学形式并存。民办高校为数不少，但无真正意义上的私立高校，大部分依附公立高校以二级学院形式存在。
日本法学教育体系层次清楚，重点突出。
主要教育资源投入占主体地位的全日制本科生培养，教育机构与渠道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的正规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法学院系负责素质教育，法科大学院连接国家司法研修所负责职业教育。官办大学、私立大学二元体制并存，各有千秋，互成均势。
（二）管理体制
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大，从招生、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都受到一定限制，管理机构庞杂，泛行政化。条件不足的高校唯有墨守成规，只求保住办学权，条件较好的高校则在现有体制内小修小补，无力作根本变革。
日本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大学自治制度，高校的设置认可由国家依法掌握，大学设置标准和教育质量评价由民间机构负责[2]。各高校在学制、课程、招生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且管理机构简化，教授治校原则落到实处。
二、模式演进中的知识传承
知识通过社会内部不断的试错过程而务实演化，知识演化有赖于环境的稳定。人类知识的演化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或革命，而应归功于广泛而渐进的适应性变革。知识分散并保留在千千万万人脑中，知识的传承需要环境的大体延续，有关法学的非可言传知识对制度环境要求则更高[3]。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末，纵观近现代法学教育发展史，可谓三部曲：清末民初大泛滥，建国初期大萧条，改革开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泛滥，质量低下，后经民国整顿，形成官办公校、优质私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各校应时而变，先后学习风格迥异的大陆法系（尤以学习日本为甚）、英美法系的教育模式，一时出现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私立法科名校。建国初期，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改造、清除旧司法人员重建司法队伍，引进苏联模式，又经院系调整，以政法教育代替法学教育，直至以政治运动取代政法教育[4]，中国一度进入法律虚无时代。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犹如民初大泛滥：公立高校大上快上法学专业，知识基础几乎一穷二白，私立高校几经涤荡，肢解消失殆尽，大学自治精神难以复归。知识赖以传承的制度环境不复存在，头脑中内含法学知识的法律人被扫地出门，法律职业共同体无从形成，有关法学教育的非可言传知识从此断绝。法学一跃为“显学”却割裂历史、缺失灵魂。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历经缓慢演进。日本私立法教育源远流长，其不但引发近代教育的产生而且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私立法校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载体，饱含强烈的在野精神，又是日本法治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引领时代潮流[5]。日本私学甫一开始便有强烈的独立性、民间性、自治性的品格与灵魂，虽经政府政策统合，屡次整备，但未经大起大落故能顽强生存，独立精神弦歌不绝，知识基因得以延续传承。日本早先的私立法律学校发展成今天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如明治法律学校为明治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为早稻田大学前身，英吉利法律学校为中央大学前身），其学习、整合、继受外国法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法学教育模式兼收并蓄，既引进英美的学徒制，又吸收了欧陆的合理主义理论教育方式[6]，形成法学争鸣。
日本法律共同体亦在不断变迁中逐步形成。既有启蒙思想家、在野的自由民权者举办私校，又有在职法务官僚举办官学，两大阵地交相传播法律思想与精神，法律知识得以扩散、传承。
三、模式运行中的内外制度
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外在设计出来并依靠政治行动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制度一般都包含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内在制度的惩罚一般是分权化的、自发的社会反馈，而外在制度的执行一般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3]。实践中，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灵活转换，外部制度能为内部制度演化提供保护与支持职能。
中国外部制度设计者对法学教育模式的设计主观性强，长官意识浓烈，而国家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因专家委员临时性、分散性、从属性故而影响有限。当局设计的制度追求广覆盖大一统，从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模式都整齐划一，导致千校一面甚至千生一面，完全忽略大学分层带来教育多元化、培养目标多元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多元化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方面、分层次、多功能[7]。又因缺失正式的、有组织的惩罚，外部制度得不到有力执行。尤为严重的是，上层管理者无法关注到基层有益的内在制度，不能将其及时转化为可推广的外在制度，加之外部制度供给缺位，不能很好地保护、培育、支持、补充内在制度。
中国内部制度因历史断层频繁，外部制度保持压制态势，长期缺乏渐进演化的环境，内部制度一直未能成型。各高校竭力迎合上层统一设置的条条框框，未办法学专业者冲刺最低门槛，谋求办学权，已办者瞄准官方评估最低标准，但求合格过关。各高校法学专业坐享人口红利，暂无招生压力，跑马圈地，无需竞争，相互间也未构筑学习、竞争机制。加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分离，司法实务界与法学教育界各自为政，现实法制与理论研究缺乏相互交流与促进[8]。法学教育界行业自律、自治制度及第三方约束机制无从形成。
日本外部制度一直比较宽松。1879年明治政府《教育令》实行教育行政权地方自治，自由主义政策使私立法学教育得以建立并壮大发展。即使政府统合将其纳入国家体制内，仍以财政、政策手段引导为主，不唯强制。至1918《大学令》实行国立、私立大学平等政策，二战后经美国的全面改造，在确立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法制体系同时，保留了私法领域内的日本法律传统，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一直未受根本性的外部制度冲击。
日本法学教育传统不断发展演变，主管当局也不苛求规范化、统一化，内部制度得以多向度演化，形成培养目标、学生特质、学校传统三大差异。第一，各大学基于培养目标的不同定位和思考，纷纷开展差异化发展策略，重于培养法曹者有之，重于培养政府官僚者亦有之。第二，日本法科大学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丰富和自由，造就了其迥异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法科大学生是自己塑造自己[9]。第三，高校间差异源远流长，历史积淀形成的独特传统已深入学校体制、师生内心，坚持和维护传统差异的观念根深蒂固，且有内在制度予以保证。
坚持差异与传统须经得起竞争，日本温和宽缓的内外政策也蕴涵效仿与竞争机制，其逐渐演化成行业自律、自治制度——正式化内在规则（formalisedinteralrules），即教育共同体内在地创造大量制度，由第三方以有组织的方式在中间执行。目前日本法学界有几大法科学院认证评估机构，其中日辩联法务研究财团和大学标准协会较有影响，第三方机构对法科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师资数量与能力、考试状况、成绩评定等作出评估，结果客观公正，一批质量不合格、甚至不符合设置标准的大学法学院名单向社会毫不隐讳公布，促其整改甚至迫其退出[10]。日本私学双雄之一的庆应义塾大学也曾被评定为整改措施很不充分，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令其重新整改。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
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
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官僚主义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白痴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我国近期实行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占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打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集团。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