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上的学习以及其它的对有利的资源,自觉抵制不良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利用网络优势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扩展视野,增长见识,充实大学生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校学生拥有手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学生们对新鲜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潮流,同时也想摆脱学习中遇到的太多的限制。这时,虚拟的网络世界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诱惑力。通过调查研究,大学生使用手机和网络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聊天,打游戏,购物,看电影,查找资料等等。网络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必须正确的面对当今的网络文化。世界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正在快速的增长和发展,未来的世界必定网络的世界,要让我国在未来的信息世界跟上时代的脚步,大学生作为21世纪的主力军,必定要能很快地适应这个高科技的社会,那就需要具有从外界迅速、及时获取有效科学信息的能力,具有传播科学信息的能力,这就是科学素质,网络的应用恰恰符合这个需求。网络是众所周知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在网络里,人们都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和相识与不相识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讨论共同的兴趣爱好。正是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交流产生的碰撞,满足了人们情感的需求,为人们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提供了方便。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与同龄人缺乏交流,导致平时性格内向,遇到困难与挫折容易受伤,恰好网络给他们提供了相对愉悦,平等的交流环境。大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自互联网一出现,便以极大的热情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迷恋它。网络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诸多影响。网络在改变着当代大学生学习、思维和生活的模式,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态度、道德风貌和价值取向。网络给学生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容易沉溺于网络。现在学校重视学业和成绩,部分学生在学业和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就容易沉溺于网络,逃避压力。导致学业成绩下降,无心上课,而通过网络来交友和聊天。他们认为这是交友的最方便的途径。然而,有些学生却认网上聊天是一种消遣方式,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使用网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玩游戏。他们享受在网络游戏中挑战成功的喜悦感,通过游戏排解对现实生活中的不满。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网络信息良莠不齐,泛滥成灾,垃圾信息对高校大学生的心智成长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使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偏移。对新一代大学生的思想和道德文化素养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网络文化给大学生们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网络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自由、轻松、没有压力的学习环境,网络可以让你忘记一天的疲惫,网络可以让你忘记一天的烦恼,网络可以让你缓解遇到的压力,另外网络游戏可以开发你的智力,有助于发挥创新能力;既然刚才谈到网络是一个广阔无比的空间,它的里面一定存在着太多新鲜和一些对于你来说是未知的东西,这就有助于锻炼大学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大学生访问这些网站,参加网站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爱国、爱党意识,有助于强化道德主体意识与地位。同时通过互联网,大学生可以学到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东西,毕竟网络的速度很快,大学生能尽早的接纳新东西。网络通信缩短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这也就是让大学生有了更大交往的范围;新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建立为大学生在现实社会中能更多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更方便的寻找自己的空间;网络还为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操练场”,有助于大学生能更好的表现自己。为了让大学生能够正确的运用网络信息,我们需要引导他们正确的使用网络。 一、引导学生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能力 大多数学生使用网络是来玩游戏和聊天消磨时间。我们应该提醒学生不能沉溺于游戏,这样会对自己的身心有害而无益,适当玩些益智类的游戏,要学会自我约束和控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上面。对游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先从计算机基础学起,为将来自己能够设计一些好的游戏软件打下扎实的基础。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 二、提高网络教育者的教育素质 首先网络教育者应该坚持学习,与时俱进,不断地去学习新的知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帮学生对社会上的现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有助于他们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从而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发展明确道路和方向。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以便于在和学生沟通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有助于扩展他们的网络交际能力。 三、加强校园网络建设 加强校园网络管理,是推动校园网络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目前,我校校园网的建设和管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和薄弱环节,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校园网络管理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深入研究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和网上舆论引导的有效措施和办法,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努力开创我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要努力把我校校园网建设成为系统安全、制度完备、管理规范、内容丰富、信息健康的校园“绿色网络”,拓展“绿色网络空间”,净化网络环境。要加强初中生网络文明和网络道德教育,开展文明上网和文明网站创建活动,引导校园网站工作人员和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讲求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积极传播健康信息,扩大主流舆论,自觉抵制有害信息、网络滥用行为和低俗之风。学校有关部门要深入进行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为“绿色校园网络”建设提供支持,推动学校校园网络建设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四、加强对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网络信息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很大,因此需对学生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校内网络使用远程设置功能,修改学生的服务器的地址。使用web限制功能,对学生所能使用的网站进行控制,这样就能避免不健康的网站的使用。随着时代的更新,网络的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我们只能引导学生正确的去使用网络资源,不要沉溺于网络,要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这样才能把自己学习的动机和目的正确的使用。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1 茶学是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亦是人们修身养性、颐养身心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高职英语课程,承担着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涵养学生的文化品格、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责任,将茶学思想导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应加强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的研究,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将茶学思想不留痕迹地融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茶学思想的意义 1.1茶学渊源 茶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目前已经全面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中,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茶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优良的可传承性与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重的民族色彩。茶学在我国的起源非常之早。早在先秦时期,茶学就已经形成,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食文化,饮茶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有些精品的茶叶,在历史长河中,甚至经常被人们看作供奉皇室的贡品,同时也可被看作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来使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后,饮茶的风气在民间已经十分盛行,隋朝以后,这种风气进一步扩散到了神州大地,唐朝后,民间茶馆越发增多,很多文人墨客都会将饮茶看作一项重要的待客、交友方式,以品茶、喝茶为乐,文人陆羽甚至专门写了《茶经》用来总结唐朝的茶学,这部著作,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茶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人民对茶学的理解,往往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这为茶学的内容,赋予了更多的多元化色彩。同时随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盛行,茶学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具有了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特点,吸纳了中华大地上多地区、多民族人民的智慧,这无形之中,更提升了茶学作为文化瑰宝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茶文化的源头,我国的茶文化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风骨,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其中尤其是普洱茶、龙井茶等知名茶类,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态势十分可观,我国的茶学、茶文化亦随着这些商品的销售,汇入了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的饮食、文化生活带来了增色。在茶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中,饮茶礼仪算是一项关键性的内容。五千年来,我国人民的饮茶礼仪随着茶学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变革,“精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饮茶礼仪的代名词,例如很多人饮茶都讲究“面面俱到”,甚至有很多当代人,将饮茶礼仪与西方国家的下午茶礼仪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饮茶礼仪的创新,使其更具有精致性特点。与此同时,茶学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在各类休闲、会客场合中,茶元素的存在感都很强,显现了茶文化的精神寄托性,这也是茶学的重要价值之一。 1.2茶学价值 唐朝文人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显现了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到了现代,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变得更为丰富。例如,以茶健身、以茶促贸、以茶起舞等活动,就显现了茶学的多元化价值。因此,我国茶学在世界范围内,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很多人认为,茶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茶叶具有健身、养生、待客等多方面的功能,更是因为茶学包括茶道、茶德、茶文化等多元化的内容,在陶冶品茶者的情操、修养品茶者的身心上,具有极为良好的效果,例如茶文化体现的坚韧不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对当代人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总之,茶学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亦是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在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学生能够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获得文化视野的开阔,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同时亦能够在对比学习西方茶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到茶文化的兼容并包,形成一定的传播、发扬中华民族茶学的意识;另一方面,教师亦可发挥茶学的德育功能,陶冶学生的身心,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缓解信息时代、现代社会为学生带来的浮躁心理,让学生早日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新时代进步青年。 2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分析 研究茶学与高职英语课堂的适配性,必须先研究高职英语课堂的现存问题,经实践教学,笔者认为高职英语课堂目前存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2.1课堂教学内容单一 目前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受到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影响过于严重,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过于依赖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法,为学生传授千篇一律的英语知识,久而久之容易降低学生对英语学科的学习兴趣,不利于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2.2学生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 近年来现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的教育理念,逐渐得到了广大英语教学工作者的一致认可。但当前还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未重视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将自己视作课堂教学的主导,盲目依据自己的思路进行教学,导致学生的学情、学习需求,与教师提供的课堂教学的契合程度不佳,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激发,学习质量自然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将茶学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利用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充实学生的知识储备,借助茶文化的趣味性、生动性、多元性,唤起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对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其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得到教师的重视。 3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的实践策略 3.1转变教学观念,革新课堂设计 教师的教学观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英语知识点的吸收效果,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因此,为真正将茶学思想导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中,发挥茶学的价值,实现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需加强对先进教学观念的学习,与时俱进革新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性设计,为学生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效教学,从而取得更为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重新审视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定位。教师应正确认识到,现代化课堂中,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这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肆意为学生灌输枯燥的知识点,以说教的方式督促其学习英语知识。教师应结合现代化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对课堂教学手段做出改良,保证学生的个性化特点能够在课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教师应加强对创新性教学方法的学习与应用。这是因为将茶学思想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本就是一项创新之举,教师应加强对情境教学法、小组探究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等更为先进的教学方法的应用,将茶学深刻融入到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融合到学生对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之中,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应加强对茶学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例如,教师可提前为学生推荐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课外书籍,让学生全面了解茶学的变革历程与历史文化价值,之后组织学生开展茶学读书会,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取得的收获。教师亦可联同校方,开展针对英语、茶学的更大规模的校园实践活动,例如可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充分利用自己在英语课堂中学到的口语技巧,将茶文化传播给外国友人,增强学生对茶道精神与茶学内涵的体会,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意识与文化交流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2利用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为切实解决传统高职英语课堂中,教学内容单一带来的多种问题,教师应加强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优化,将茶学思想,不着痕迹地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带来更具多元化特色的文化知识教育,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备课阶段,可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等渠道,搜寻与英语教学有关的茶学素材,深挖茶文化的教育价值,将其体现于对学生的英语词汇、语法、篇章教学之中,为课堂教学带来一丝文化上的增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与“文化交流”有关的单元内容时,教师可在课堂导入环节,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讨茶学,利用智能设备查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谚语,分享给其他同学,增强学生对本节课知识内容的兴趣。如“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夏季饮绿茶,冬季饮红茶,春秋两季饮花茶)”、“Medicineisthemedicineofdisease,teaisthemedicineofalldiseases.(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等等,都是与茶学有关的经典谚语,教师可鼓励学生,将这些谚语运用到与外国友人的交流中去,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将茶学思想导入到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教学一些与“异国文化”有关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适当为学生传授一些与西方茶文化有关的知识。例如,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是喝早茶、下午茶、晚茶等等。教师可为学生介绍与英国下午茶有关的知识,如人们会在有重要宾客的宴会上安放矮脚桌子等等,教师亦可告知学生下午茶的英译是“lowtea”,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中西方茶文化的认识,让学生更为地道地交流茶学知识。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课堂中开展对中西方茶学思想的对比教学,引导学生仔细分析中西方茶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教师可提前搜集资料,包括与中西方饮茶知识有关的图像、视频、音频资料等,制作为精美的课件,在课堂中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仔细分析、积极发言,讲述中西方茶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差异,这些差异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等。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形成中西方茶文化差异的原因展开思考,鼓励学生在课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探究,通过互联网、图书馆、博物馆等渠道搜集资料,编写调研报告。在下节课中,选派小组代表为全班同学做出分享发言,营造一种乐于分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在增强学生对茶学思想的了解的同时,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能力。 3.3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断有先进的信息化教学设备,被引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之中,为教师改良课堂教学提供了诸多的帮助。教师在将茶学思想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挖掘互联网中的教学资源、教学素材,加强对互联网教学平台的应用,实现茶学思想在英语课堂中的深度融合。例如,教师可利用互联网渠道,搜集丰富的茶学知识,包括我国不同地区的茶文化特征、茶学礼仪、茶道等等,将其整合制作为精美的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现给学生,引导学生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地领略茶文化的风采。在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亦可将这些课件,上传到学生的微信群中,以及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之中,让学生在课下,结合自己的学习需求,自主学习这些内容,增强学生对茶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让学生更好地领会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得到文化素养的提升。此外,教师也应加强对微信群、QQ等互联网交际渠道的开发与应用。例如教师可将茶学视作一项长期的学习内容,组建专门的微信学习群,定期为学生发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学习资料,学生亦可在这一微信群中,上传一些自己学习茶文化的资料与成果,分享一些经典的茶文化知识,给班集体中的其他学生。在学生分享茶学知识时,教师应重视对“引导人”作用的发挥,在微信群中,为学生带来不遗余力、不失时机的点评,增强学生分享、传播茶文化的信心,鼓励学生保持对茶文化的学习习惯,在未来获得更为优秀的学习成绩。在学生参与文化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亦可通过这些互联网交际渠道,为学生带来有针对性的指导,提升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地将茶文化,介绍给学校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外国友人,扩大茶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实现对学生文化品格的培育。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开发互联网教学渠道的基础上,加强对近年来十分流行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例如,教师可提前录制与茶文化有关的微课视频,将其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发送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撰写学习笔记。在这一前提下,英语课堂成为了学生交流茶学知识、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场所,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这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上,有着极为良好的裨益。在学生讨论茶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在班级中不断巡视,观察学生的讨论情况,对于学生产生的一些新颖的想法,应给予鼓励,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也应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此便可进一步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在传承、弘扬茶学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学作为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应用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可发挥出良好的课堂激趣作用、文化知识教育作用与德育作用。教师应加强对茶学的研究,挖掘其中适合被引入到英语课堂中的部分,为学生带来有效的茶学教学,开阔学生文化视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张晓娜 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2 我国高校有着各种各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对于英语学科的学生而言,英语角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实践活动之一。英语角被称为是英语学习的第二课堂,在英语角的活动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将变得更加的自然与流畅。学生在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可以促进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进而激发其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加大对英语角实践活动的举办,可以有效的促进英语教育水平的提升。英语角是一种文化交流性质的活动,而茶文化又是我国杰出文化的代表,英语角活动中对茶文化的充分引用能够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多样性的同时,又能营造出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以全新的角度对英语角的创建进行研究,需要对茶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运用。 1高校英语角概述 1.1高校英语角的作用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必须善于采取不同种类的措施激发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不但如此,还应积极营造各种有利于英语学习的氛围。也正是在这些营造氛围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才会变得更加的流畅与自然。教师可以一改传统教学过程中过于偏重理论教学的现状,使口语的表达得到同等的重视,所以英语角实践活动常常被看作是英语风采展示的第二课堂。在我国大多高校之中,教师鼓励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英语角活动以及英语沙龙,集聚了大量同等兴趣的英语学习爱好者,从而提高了学生英语口语的交际能力。 1.2高效英语角的特点 重复训练高校学生英语表达的能力,是英语角活动的主要特点。通常情况下,英语角的举办都被安排在课外业余时间,对正式的英语课堂起着补充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将英语角活动看作是英语学习兴趣的实践。英语角的活动时间通常是课堂学习后进行,此时学生精神状态完全放松。从而可以更加投入的参与到英语的实践中去。英语角实践活动中虽然也有教师参与的情况,但此时的教师不再是课堂上严肃的面孔,而与学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因此学生将更有勇气与老师谈论学习上的问题。在英语角活动中,教师应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想法、共同探讨英语学习的问题。因此英语角应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努力促进师生之间的交往,对频率最终促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1.3高校英语角活动的创新要求在高校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已然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要辅助形式。但对于不同的学校来说,有的活动举办较为火热,而有的活动举办较为冷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了英语角的举办应与实际需求相符合,并实时进行调整与创新。也只有如此,才会得到更多英语学习兴趣者们的支持。在英语角活动的创建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相应的要素,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英语角对提升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接受度与认知度,应对学生进行充分的思想工作。英语角平台具有对外开放性的特点,针对英语水平的高低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活动举办必须“一视同仁”,营造友好、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每一主题下的英语角活动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因此不同主题的英语角实践中,学生可以获得不同体系的文化知识,因此应丰富英语角活动的话题。而茶文化的融入,可以使英语角活动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2茶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内涵 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根据权威考证,我国茶文化最早应出现于神农架时期,当时的茶文化仅属于小众的王公贵族。直到汉朝时期,民间才开始流行起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并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人们日常最热衷饮用的食品之一。与此同时,与茶有关的诗词歌赋也开始大量涌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多文人墨客们的追捧。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茶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由最初的只属于王公贵族的小众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并且在对国外贸易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的茶文化在海外广为流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然成为传统的文化代表的亮丽名片以及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国的茶文化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上,虽然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一根本性理念却从未改变,并且在茶文化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茶文化中的人为本的思想,其核心只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核心,尊重其切身利益,倡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国茶文化和谐理念中的以人为本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人文方面的原因。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最常用的饮品之一。茶叶品种的分类极其丰富,中外远近闻名茶叶也不在少数。在消除疲劳的同时,又可以净化心灵。我国古代众多文人墨客都以茶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因此我国历史上引用茶的名作不胜枚举。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我国茶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体基础与社会基础,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才成为了我国茶文化首要推动者。修身养性、关注民生、重视人的价值是人的日常饮食过程中经常谈论到的话题,也因此成为饮茶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但如此,茶文化比较讲究礼仪,茶道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茶道正是对茶文化的最好诠释,茶道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自茶,检茶等环节。每一环节对应流程一般都比较严谨,都有其特定的规则。茶道品尝人可以慢慢品味茶的艺术,感受个体与个体间的信任与尊重,亦可以体会质朴的传统美德。通过茶道可以充分感受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茶经》是我国著名的茶文化典籍。重视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生活。各种茶叶制品是茶文化的载体。茶叶的实质便是农作物生产制作而来的。对于饮茶者来说,饮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身养性就是要尊重、顺应自然,然后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3高效英语角活动的问题分析 3.1活动内容比较单一 英语角活动开始时,教师以及相关负责人应主动承担其丰富活动内容的任务。在每次英语角实践过程中,主要负责人严重忽略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从而导致了英语角实践内容过于单一。还在主体上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不利于学生参与热情的调动,最终导致英语学习兴趣的降低。活动任务的单一性还可以体现在受限于传统框架之中,难以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自由的英语表达的平台,缺少对英语角的精心设计。在茶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在举办英语角活动进程中却没有将茶文化渗透到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去,没有充分体现茶文化的精髓,严重影响了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果英语角活动仍然受限于传统的交流方式,则很难体现出那种轻松自由的交流状态,整个活动过程就会显得格外的生硬与晦涩。 3.2管理力度的不足 学校英语角活动的举办,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分配专业的负责人,强化对英语角活动的管理。制定规范的英语角活动参与、活动开展相关制度,从而强化对参与者的支持、管理以及约束。而在实际的英语角实践活动中,通常情况下学生自行进行管理,由于管理效率较低,直接导致了整个英语角活动过程的散漫性。并且一般情况下,学生本身就缺乏英语角管理方面的经验,从而很难实现对英语角活动的科学管理。不止学生,很多教师也缺乏对茶文化内涵的了解,从而使得学校举办的英语角活动越发平淡无奇,最终丢失了自身原有的特色以及价值。 3.3参与度的不足 在英语角的活动中,虽然大部分的参与者是学生,但是在大多数学校的英语角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度普遍偏低,因此直接导致了活动成效的不足。从学校英语讲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发,活动举办的水平逐渐走低,很难吸引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的参与,进而对较低水平学生的吸引力也在降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放弃英语角的学习方式。而在茶文化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因为茶文化融入的程度较低,很难体现我国茶文化的本质内涵,并且在具体的英语角活动中师生之间信赖关系的严重缺乏,也给英语讲的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4高校英语教活动的创新策略分析 4.1英语角策划工作的创新 从我国搞笑的教育现状来看,大多高校都设置了的英语角组织,但对各校构建的第二课堂的作用效果却成千差万别。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很多高校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尤其在针对规范化的条件下,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为促进英语角活动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构建规范的第二课堂,进而发挥其核心的作用,必须实现系统化的管理。例如在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过程中,英语角负责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英语文化素质,从而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组织所具有的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在对相关人员进行筛选过程中,可以聘请专业的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围绕英语角活动参与者这一核心,全校范围内进行选拔,从而确保相关负责人员设置的科学性。同样在具体的活动举办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互提意见。在对整体活动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创建更为规范性的英语角活动。在具体的英语角运行过程中,必须对细节进行相应的补充,并针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确保应与角的规范化管理 4.2英语角活动内容的创新 英语角是我国各校常设组织之一,其目的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自由的英语学习平台,让参与者在宽松的语言交流环境中,锻炼英语交际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在以茶文化为话题的英语角举办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对茶文化内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个浅薄的层面,不但严重忽略了茶文化系统中核心要义的融入,就连最基本的茶文化内涵完全被忽略。因此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必须以茶文化为中心点,并以参与者们的英语水平以及口语交际水平的高低创建具有针对性,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实践活动。杜绝将茶文化生硬的添加到英语角活动中去。英语角活动设计过程中,也可充分的与茶文化相关风俗、习气相结合,通过相关茶风茶俗的融入,举办具有经典性质的英语角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量举办茶文化英语歌唱比赛、茶文化英语演讲比赛以及茶文化英语知识竞赛。邀请相关专业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对参与竞赛的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进行点评。在促进活动效果提升的同时,激发学生英语活动参与的兴趣。 4.3英语教师生参与机制的创新 通常情况下,高效的英语角活动是由参与者以及相关负责人自主创立的,由于其缺乏一个合理组织结构的运作体系,使得这样的组织经常形同虚设,进而导致的英语角活动对学生英语学习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减弱。虽然经过调整后的英语角活动也对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积极的融入,然而如若根本性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管理的极度混乱以及核心领导的缺乏,都将直接给英语角的良性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因此学校英语角活动在积极引用茶文化过程中,必须先组建一个相当成熟的英语角组织,挑选较为优秀的英语角学习者作为组织的核心成员,让其能够以百分百的热忱之心参与到英语角活动的策划与运营中来,从而实现对茶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学校的英语角活动还应加强教师对整个活动过程的积极引导的作用,促进英语角活动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联系,让教师积极参与到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来,推动师生之间的内在交流。总而言之,学校必须促进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充分利用教师的影响力以及号召力,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茶文化英语角的活动中来。 4.4英语角影响作用的创新 英语角属于“二次课堂”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校园活动中常见的学习形式之一。在对英语课堂辅助教学过程中,应促进应于角在全校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知名度,从而对更好的参与者带来正确的影响。例如高校英语角的塑造自身品牌的过程中,积极的融入茶文化的元素,凭借公众号、海报以及校园广播等平台,引起更多英语爱好者的关注。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与各种校园活动相结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办更多英语类型的活动,使参与者加入活动的互动中来,从而促进英语角活动影响力的增强,最终扩大“第二课堂”的教学意义。针对英语角活动过程的设计是影响英语角活动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具体英语角活动的开展的时间与地点上,必须进行精心的设计,从而为“第二课堂”的创建提供必要的条件。例如在我国高校英语角的策划过程中,为了实现英语角活动的教学价值,应以半个月为一周期。这样既确保了学生在轻松环境中学习,又保证了参与者连续性英语角活动中锻炼。除此之外,在场所的选择上,可根据大多数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考量。 5结语 英语角与茶文化貌似毫不相干的两个词语,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有共通之处。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其无论文化教育方面,还是行为意识方面,均有着较高的教学价值。所以茶文化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内容,对英语角的策划不断进行优化,不断丰富英语角活动的内容,并对师生参与机制的进行调整,最后扩大英语角的影响作用,以茶文化融入的形式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创新,从而激发参与者学习的热情。另外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内涵,将其充分融入到英语角的实践活动中去,从而创造一个娱乐、轻松、自然的氛围,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具体活动中参与者的积极性。最后在茶文化视域下,将茶文化与高校活动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创新型的发展思路。 作者:申艺芳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3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技术在我国教育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加强了茶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深刻融入,在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同时,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大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全球化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背景下,促进中国优秀茶文化的宣传与推广,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要寻求合适的传统文化传播路径,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限制,掌握茶文化礼仪、深刻了解茶文化思想,丰富当代学生的知识内涵和文化素养。 1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 1.1作用 通过英语知识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进行有效应用,能够通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确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与推广取得了重大进步。西方的茶文化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新的特点,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享有重要地位,蕴含着独特的物质文化意义,对学生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英语课堂中茶文化的融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履行文化传承的义务和责任。 1.2意义 茶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蕴含着中国独有的风俗人情,在英语课堂中融入茶文化知识,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分析西方国家的风土文化,在语言词汇学习的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 2东西方茶文化的特征的分析、比较 2.1礼仪 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与国外本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逐渐衍生出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茶文化内涵,从茶文化礼仪的差异性分析东西方茶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发源地,茶礼仪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饮茶时间安排上不存在特殊规律,根据个人发展需求确定是否需要准备茶饮,世界各地的饮茶习惯多种多样,我国在每日的饮茶次数上不作特殊限制。结合中国茶文化相关的历史典籍分析,古代文人墨客将饮茶作为一种日常普遍的行为,根据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具有饮茶爱好的群众数量不断攀升,传统的沏茶技艺和茶礼仪得到了广泛发展,茶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十分理想。西方人的茶文化礼仪修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融合了西方古典文化礼仪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其规范性和严谨性超过我国,在英国有特定的品茶时间,根据时间进行饮茶类型划分,一部分西方国家会根据当地的作息规律,不定期举办茶会。与中国饮茶方式相比,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实践机会,但毋庸置疑茶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欢迎,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承发展。 2.2习惯 东西方的茶文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饮茶习惯各不相同,当代中国的饮茶方式会受到民族特色区域文化的影响,例如:汉族人们偏爱清淡的茶饮,采用开水浸泡茶叶这一传统的饮用方式,保留茶叶原始口感;一部分少数民族在饮茶过程中受到饮茶者习惯的影响,在茶水中添加牛奶、水果等其他食品,不同的饮茶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人民的饮用需求。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偏向味道香甜的红茶,在饮茶过程中添加方糖与奶制品,调节茶饮的口感,更加适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食用习惯,一些西方国家还尝试在茶饮中添加酒精、食用油等材料,茶叶的适配性能够满足世界各国人们的口味需求,目前在世界流通的茶品类型多种多样。 2.3精神 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茶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人生哲理,以不同的行为特点展现出来,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涵和精神内容,蕴含着具有一定教育性的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到东西方思想观点的不同之处,中国茶文化传达出集体主义精神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美德,西方茶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主要反映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的仪式感,将饮茶行为作为高贵身份的体现,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可以通过东西方茶文化精神的对比,了解到东西方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3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路径探析 3.1改变传统教学观念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教师想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新课标教育发展背景下,明确现代化人才培养的个性需求,转变当前高职院校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认清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充分发挥出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指导者的作用,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方法创新的过程中,要融合新教学内容,明确学生综合能力与道德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在英语写作教学、口语教学、实践教学等多个环节融入茶文化教育内涵,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以茶文化作为教学指导培养学生综合素养,进行茶艺师职业技能视频演示,让学生了解茶艺师的工作流程,明确未来职业发展规划,通过与茶文化知识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成效。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与茶文化相关的书籍,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悠久茶文化发展历史,感受茶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精神内涵,开展以茶文化礼仪为主题的英语故事讲解活动,要求学生围绕茶艺师的工作内容,以英语的形式对茶文化教学重点进行精准表达,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2丰富英语教学内容 为了改变传统高职英语教学课堂设计存在的教学内容单一化问题,需要丰富课堂教学资源,通过网络融合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英语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茶文化为主要媒介挖掘茶文化教育本质,将茶文化与语法、词汇、口语等多方面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实践的教学形式,探究英语词汇组成的基本规律,将中国经典与茶相关的谚语,通过英语组织的形式进行精准表达“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表达方式,了解颜色词语的应用技巧,掌握英语句式的组成规律),制定出适当的教学引导方案,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例如:在茶艺师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渗透中西方国家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了解中西方饮茶品茶的主要风格差异。在接待不同宾客时尊重对方的茶文化习俗,对制茶、烹茶和茶礼仪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通过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比,要求学生以小组探究的形式,挖掘中西方文化背后所具有的语言体系。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导致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而且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授方法,学生逐渐丧失对英语知识探索的兴趣,信息化教学手段在高职英语教学体系中的深度融合,能够通过多元化教学方式成立第二课堂。利用碎片化的教学时间,引导学生通过视频演示掌握重点教学内容,在教学视频设计阶段,可以为学生播放与茶文化相关的实践内容,将茶艺师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点,作为视频播放的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茶文化的主要特征,分析茶文化礼仪背后的特殊内涵,形成属于自己的茶道思想。在教学开展前要围绕重点英语知识,为学生布置实践任务,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完成教学资源的搜索,扩展学生的视野,明确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在实践探究的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第二课堂的建立,加强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之间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高职英语教学成果,通过茶文化完成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任务,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加对茶文化的正面认识。 3.4阅读中西茶文化文学 想要在高职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地融入茶文化思想,教师可以结合东西茶文化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学生自主进行茶文化文学作品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艺术魅力,主动接受文化熏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茶道思想。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茶艺师这一职业的主要工作技能,向学生推荐英汉互译版本的茶文化作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自主完成英汉翻译,结合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教育素材,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理解能力,扩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对英语语法中涉及到的句式和句型有深刻的了解。英国许多文学作品包含着饮茶、品茶的场景,有助于教师引导学生了解西方人们的饮茶习惯,分析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异同,提取出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元素,为英语教学流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全面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英语文章理解能力,引导学生形成优秀的文化素养。 4茶文化与英语教学的融合发展趋势 4.1茶文化思想教育 将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进行有效融合,首先需要做好茶文化思想教育,茶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茶文化的文化形式十分健全,茶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够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茶文化与高职英语的有效融合,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全面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融入采茶、制茶的技术工艺,建立茶产品营销专业性教学场景,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化知识内容的掌握,充分发挥出茶文化对英语教学的推动作用。新媒体发展背景下,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特点,高职院校英语教师需要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引导学生通过英语对话交流,针对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思考,在实践中掌握英语单词和句型的组成形式。丰富学生个人的精神思想,提炼出传统茶文化的哲学概念,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第二课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复杂的英语知识通过音视频播放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4.2运用新媒体教学工作 新媒体教学工具是打造第二课堂的重要手段,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丰富教学流程,提高教学质量。因此,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之间的有效融合,要在实践教学流程设计与文化交流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将茶文化内涵作为教学切入点,明确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职业岗位工作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通过传统文化内涵的输出与推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入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通过多媒体技术的有效应用构建第二课堂,引导学生掌握传统茶文化的宣传推广形式,采用茶礼仪教学实例,要求学生自主翻译传统茶文化代表的作品,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理解,提高对茶文化精神的认识,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多个国家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促进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高职英语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东方传统茶文化的语言文化教育优势,潜移默化的渗透茶文化思想内涵,提高学生英语知识应用能力。养成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习惯,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内容的了解,在赋予学生传统茶文化精神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邓敏.高职基础英语教学中茶文化的融入研究[J].福建茶叶,2021(03):116-117. [2]姜灿.茶文化视角下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与创新改革思路研究[J].福建茶叶,2021(06):112-113. [3]徐利.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创新路径研究[J].福建茶叶,2020(11):174-175. 作者:屠俊 单位: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2010年,教育部推出《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意见》,其目的是在高校中强化创新创业教育。随着互联网的涌动和兴起,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是高等教育中的一项严峻的新课题。毕业设计创作是需要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综合性创作的重要总结性教学环节。同时,也是学习成果得到全面检验和技能得到全面锻炼与提升的环节。为了与创新创业对接,培养出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人才,作为最重要的全面提升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教学环境改革迫在眉睫。 一、在毕业设计教学中引入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 创新和创业的重要点都是落在“创”字上,其基本点都是培养富于开创、勇于探索的精神,勇于冒险创新才能够抓住改变现状的机遇才能勇敢迎接挑战。创新教育通常需要在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协作沟通能力、执行能力等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开拓,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着眼于时代、着眼于未来进行大胆开创。创业教育的重点是从专业设计与绘图能力转化为商业经营性行为的综合能力教育。更加注重人才从求职者角度向创业角度角色的转变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与商业经营行为密切相关的当代各个艺术设计专业,培养具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独立组织管理工作能力的创业类人才,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更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艺术设计专业中的毕业设计教学环节,是能够从衡量学生专业综合水平出发,并激发学生创造力,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和团队协作并为未来就业和创业奠定基础的改革方向。 二、普通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中创新创业教育现状 创新创业教育始于美国,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模式。美国的模式从创业思路、吸引投资、设立机构、管理机构等角度入手,通常还将商业计划与法律法规、创业领导与教育培训、企业营销发展、创业营销、成长性企业管理等课程融入到教学中。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随着高校供给侧改革的新一轮提速,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与商业发展商业运行密切相关的艺术设计专业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中,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中还缺少全方位的具有新意的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都需要教育者投入更大的精力去研究和改善。特别是在毕业设计这一考量和提升综合素质的环节,创新创业教育的引入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实践中总结和提升。 三、创新创业教育下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思考 设计类专业一直处于时代的前沿行列。毕业设计这一环节是培养考察检验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最后一环,因而,提升创作兴趣,体现个性和风格并适当拓展专业的外沿,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改革。 (一)多种手段激发创新活力 要设计出具有前沿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把握精髓开拓创新是命脉。特别是在引领时尚前沿的设计领域更是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开创。在毕业设计教学中应该考虑到当代大学生对前沿个性事物接受能力较强的特点,适当调整课题,设置开放性课题、交叉性课题,引导学生用符合时代特征的设计元素、多视野多角度进行设计创新。在此之上,继续转换角度、开放思维,从多方位、多手段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二)倡导个性发展、自主选题与自我更新 灵活命题下的自主发展方向选择是激发学生创新的有效方法。3年来,课题小组对3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完成情况进行了汇总,给予学生更多的创作与想象的空间。发现,在选题是针对学生的爱好和特点,在选题方向定位的背景下适当放宽设计限制条件,允许学生结合自己的视角与观点提炼形式语言,大胆创作设计作品。此种方式,有效地提升了设计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另外,部分学生对于商业开发类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类课题的设置多具有市场应用价值,与企业商业运营联系紧密,是实用性较强的课题。 (三)倡导探索驱动下的创新动力 内化动力、好奇、创新是学生创作行为的主线。学习的动力,内化动力也被认为是设计创新的第一动力。细心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设计革新的来源。好奇,被认为是低幼儿童阶段培养的主要任务,同样,青年阶段,好奇往往是学生深入设计细节和解决问题的内动力。好奇方能引发探索性的内在行为。创新,是对规则内外如何引导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是实现毕业设计创新的有效手段。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下达设计任务书,学生按照设计任务书要求创作,对于课题的理解和创新往往受到一定环境的制约,设计作品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毕业设计教改中,可以提倡有创新思维的学生进行适当的课题调整,即结合学生自身的爱好,调整课题的方向、调整课题的设计深度、调整课题的完成方式以及课题的表现形式,以此为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四)积极引导创新的成果转化 根据某大学2016年科技创新成果统计,该高校在校大学生共申请外观设计专利105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其中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31项,无项目97项,成果转化1项。以上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关注当代热点话题的热情高涨,并且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的愿望。但是,对于创新成果的应用、宣传以及商业对接的筹划都没有计划和运作。致使大量的创新成果只能长期停留在知识产权层面,无法通过转化实现经济上的受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加。成果转化属于创新实践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而毕业设计,作为大学生思考最全面而成熟的环节,是学生大学期间最完善的设计。高质量的作品如何实现产业化,使之走向市场得到推广,是高校改革的重要课题。因此,艺术设计专业,可以尝试在毕业设计教学中引入成果转化专题讲解环节,推动学有余力的学生从市场应用的角度学习方法,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应用。 四、促进创新创业成果拓展深化的辅助手段 (一)学科融合交叉与跨专业的合作交流 在以往的创作中,设计类专业学生毕业设计作品,往往强调设计的外部形态、色彩、材质等的处理,即多考虑的是作品外部的“皮肤”设计。由于课程设置或者常规探讨方向的问题,关于内部的功能、结构、机械运行方式都没有进行思考,致使设计作品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可实施性差等问题。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可以推荐阅读相关内容相关行业的参考文献和资料,并鼓励其它专业的学生合作设计相关课题,以此达到交叉学科互相学习、互补进步的目的。当然,如此设置虽然能够弥补不足,但更好的提升能力的方式应该是在低年级的授课中适当开设相关的机械设计、结构设计等选修类课程,使学有余力的学生掌握更多的拓展知识。 (二)以展览促推广、以展览促展示、以展览促对接 东西再好,没有适当的市场推广,也会使设计作品沦为快消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认知已经无法跟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大潮。毕业设计是一个大学生大学四年所学的最高质量作品,能够代表一个学生在校期间的最高水平。互联网时代的毕业设计应该走出自我欣赏的旧模式。走出去,并实现毕业设计与市场的对接,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如何运用最佳的运营方式使之得到展示并达到宣传推广,最终实现与企业对接,展览,无疑是最佳方式。任何一所高校的艺术设计类专业,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展览的环境和机会。无论校内的展示还是校外的展示,都能够成为学生提高设计作品质量的动力。同时,还应注重校际之间的交流,可以适当组织学生与教师,到一流院校参观并学习优秀的毕业设计设计方法和展出方式,开拓眼界,放眼未来。 (三)促进企业合作,使企业课题进入毕业设计流程 高校与企业和地方的合作,是解决毕业设计课题脱离市场、脱离实际最有效的方法。传统的课题设定与市场实践相脱离已经成为制约设计行业发展的因素。高校需要转变等、靠的传统思路,主动制定校企合作计划,将优秀的企业宣讲引入课堂,将毕业设计的调研环节引入企业,以此成为协调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有效链接纽带。设计行业的最终实现是与商业的对接。因而,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将企业营销理念宣讲引入毕业设计调研环节能够有效地促进毕业设计教学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是近年来以及未来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毕业设计教学重要的考核项目之一。创新是立足于未来的探索性课题,创业是立足于现实的应用性课题,二者协调共生才能够达到全面检验学生所学,全面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从课题的制定到设计创作环节的设置,从设计创新的培养到设计应用的体现,都考验高等教育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通过学科融合交叉与跨专业的合作交流、以展览促提升与发展、加强校企合作、加强实题设计等方式全面引入毕业设计,并不断结合市场要求,转变教学方式,将具有创新的课题及能够带动创业的课题引入毕业设计,就会达到全面检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云.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下的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6(3):136-137. [2]李菲菲,索继明,王玉云.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问题分析与对策探究[J].艺术研究,2016(1):150-151. [3]赵念念.艺术设计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改革[J].美术教育研究,2015(13):147,150. [4]魏海春,齐兴龙,杨眉.艺术设计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现状与发展研究[J].美术大观,2014(6):150. 作者:何兰 张旭 沈晓东 杨天舒 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文章针对二者的观念、模式、视野、性质、深度、性能等方面进行了专业的研究和深度探讨,期望能够给相关的管理者和研究者提议一些方法和理论,让大家深化对现代经济下的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认识。 随着经济全球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行革新,可谓日新月异。这就使的服务程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和完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长,但是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最终的核心因素都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说要想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中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和各类企业机构必须深化人力资源的认识,提高其竞争力。在如今发展的态势中,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传统的人事管理的发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有利本质的区别,所以必须对二者的区别进行详细的了解。要不断完善和更新传统的人事管理,减轻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争取实现二者的成功转变。可以说,当今很多企业组织机构都在研究如何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真正转变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的概念有较大区别 (一)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力其实就是指人的力量,人的力量主要包括智力、体力和两种力结合 人的能力主要通过其做事和工作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而智力则是一种抽象的行为能力,主要以一种抽象的软性力储存在其人脑之中,它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导,并且给予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可以说它的潜力变化会随着思维的开发而不断进行变化;体力则可以直接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种以一种较为稳定的硬性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受客观要素的影响较小。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源其实是指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通过自身本来就存在的能力和开发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创造精神文明财富和物质文明财富,另外,可以说它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有利资源。它不仅具有数量特征,而且还有质量特点。从微观层面来说,则是各企业单位对全部职工的照片和录用的所有具有潜在的劳动能力的综合。 (二)传统的人事管理主要是指在完成相关的任务之后,对企业内部的认识关系进行调节和管理,最终使得人和事的充分匹配,从而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 从实际状况上来说,其实就是指在某个企业中的某一点或者某一个部门和雇佣的职工长期保持的一种劳动关系的状态,另外,对职工本人的合法利益、工作业务和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系统的管理。其中包括对工作人员的聘用和职位聘任、职工的工资、职工的培训和考核等。在21世纪以来,因为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事管理的环境和理念的相关要求也有了提高。第一,在管理观念的方面,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则是把工作人员作为唯一能动的资源。它可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提高再生产的无限价值。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则对其管理观念有本质的差别,它是把工作人员作为支付报酬的原始成本的重要资源和一种工具。主要核算的是“人头账”,并非是“人力账”。 二、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在模式、视野和性质上的不同 (一)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别 关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指把人作为核心,把职工作为“社会人”来看待。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人员进行调节和调动。但是所谓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立足于人”,对工作人员和其系统的优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坚持这个管理原则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的相关管理模式、员工职务探究、职工招聘、员工劳动力的开发和培训、绩效考评管理模式、薪酬管理模式、劳动合同、权益保障和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其他相关的管理模式,从而实现人与事最优搭配,最终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观传统的人事管理则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主要以事为核心,不要求人应该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要求人如何适应事情。把企业员工看作是“经济人”,所以通常对人与物的整体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采取单一的静态的管理形式,该种管理形式主要是为了“控制人”。 (二)管理视野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别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在世界市场上联系更加紧密,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加快了开放程度,可以说,在管理视野方面更加具有前瞻性和远程性。这也让传统意义上一些组织的边界和地理位置上的边界更加模糊,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态势有利于培养世界和全球观念。另外也有利于形成团队通力合作的精神,这样就可以实现跨地域和跨文化的系统化培训与管理。这也是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流趋势和主要方向。但是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上却缺少前瞻性,而且没有系统的未来规划,在这方面与前者相比可谓是十分狭窄。相对封闭性的人事管理,在未来发展竞争力日渐下降,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完善,注定会在时展的浪潮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管理性质存在较大的不同 关于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不仅在组织体系上具有经济效益性、系统完整性,而且还具有未来规划性、战略科学性和策略正确性的优良特点。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其战略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它不仅要在总体布局方面上要综合考虑各类人力资源的均衡性和相关比例性,而且它还有利于实现实际工作与发展战略最优组合;换一个方面来说,当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战略的高度不仅分析和研究当前的现状,而且还能为管理阶层提供准确性和科学性的相关人力资源的详细数据。有利于帮助管理阶层制定科学和合理的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施行计划,有利于调动公司内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发展趋势来看,人力资源的管理的发展趋势主要是针对未来的,而且它是基于长期发展为目标的,这就需要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相关环境的变动;从其发挥的作用方面来看,它主要发挥的作用体现在战略性和全局性。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仅仅关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部门的作用,而且它的人事调动不能再整体的宏观层面,只局限于一个小的具体,无法给予相关决策者更多战略性的有效信息。 三、关于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在特征、重点与属性的不同 (一)管理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关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主要属于开放性质的管理模式,存在着较大的竞争性、主观能动性、自我创造性、生产效率性、消费具合理性、动态时效性和社会再生性等多种特征。反观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方面,基本属于封闭性,被动性、理念较为落后,局面的人力调整,不具有市场竞争性,所以说,在特征方面于前者存在很大的差别。 (二)在管理内容的重点上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前者主要把人力看为第一资源,所以特别重视其维护过程、创新和开发力度。未来满足实施战略的发展需要,对人力的素质和质量上也有较高的要求,这有利于维护劳动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样就可以充分保障员工在实际工作的安全性,另外也可以对劳动人员的就业和收入进行保障。在维护人力资源的管理性和维护性的重点上,其中主要包括合同关系、劳动安全保护、人格平等、公平就业等方面。而关于更新和开发方面主要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措施。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主要涉及到工人人员的职业规划、工作方向的引领、教育的不断学习和培训等多方面。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素养,从而提高每一位员工的工作能力,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掘其潜在的能力,最终实现个人与人力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及企业利润的最优。关于创新则是指管理制度的创新和管理手段的创新。这两方面要同时开展,要尽快建立一种全新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制度,在手段上不仅要多层次,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状况而制定不同的手段,对症下药。要丰富多样、层出不穷。例如,建立健全相关的激励手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岗位上不同员工的业绩和工作能力进行奖励,这不仅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且充分肯定了职工的工作能力,这也是人力资源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应该重视的要点。而后者只是简单的把人力资源看作成一种管理的成本和管理工具,,对创新和开发力度方面,往往被忽视,在员工的合法权益方面通常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而且它只是偏重于人力的投入的使用和控制。 (三)二者在管理属性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根据现代化企业的发展态势的研究,可以得知在企业内部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单位或部门被归属到“生产利润的部门”。所以说,关于成本的压缩不属于重点注意的内容。通过很多公司的实际运行状况来看,会发现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产出的仅仅效益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投资额度。所以被划分为生产的效益类型。但是对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单位或部门则被归属到“非生产效益的部门”主要体现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和执行管理方面上,在成本压缩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以最小的人事管理投资实现人与事的最大优化。 四、结束语 在未来的发展中,非常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和人事管理的模式进行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内部的工作动力的提升。二者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区别,例如:地位、属性、方式、要求、类别和功能等方面,但是在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两种管理模式,所以不仅要重视人事管理,而且还要加大人力资源的管理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议在音乐教学中引入流行音乐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学 流行音乐 教学目标 引入 论文摘要:流行音乐的快速发展,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使音乐教学发生了变化。在音乐课堂教学中,选择的流行音乐作品必须有利于青少年发展、内容健康向上、曲调优美动听、且富有内涵。 伴随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流行音乐。相比较而言,流行音乐更重视个体性、时代性、通俗性,这些特征恰恰符合了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和张扬、好奇的性格特征。因此,音乐教师在课堂上怎么都“抵挡不住”流行音乐。与其一味压制、贬抑,倒不如进行细致科学的研究,引导学生“扬弃”式接受,从理念和形式规律上认识流行音乐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艺术价值。 一、流行音乐的教学目标 流行音乐教学的目标不完全等同于传统音乐教学的目标,除了音乐教育的共性要求之外,应该有它自己的特殊目标。对于流行音乐的教学目标,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1.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开展流行音乐教学,首先应当把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作为首要出发点,提高学生热爱音乐,增进学生对音乐美的认识、理解、鉴赏、创造的能力,最终实现他们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人格,成为具有永远追求真善美的人。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渗入和影响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渗入和影响。因此,流行音乐教学还应当通过了解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现状音乐特征及其文化特征,让学生意识到音乐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及其社会性,通过学习提高学生对流行音乐和不同文化的鉴赏能力。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让学生通过优秀流行音乐作品的学习,体会作品中富含的情感教育内容,触动他们的情感中枢;流行音乐的创作背景大多贴近生活,因而更能促进学生的生活体验,形成更加合理、有效地价值观体系。流行音乐之所以广受学生的喜爱,除了旋律、音响效果等外在特点之外,其内在的对社会生活的情感宣泄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方面。正如崔健本人所言:“宣泄乃是人的一种自然需要,正如吃饭一样。所有的宣泄都只是象征,是一种暂时疏导。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宣泄仍是必需的,它可以使积水流出去,而不至酿成灾难”。 3.知识和技能目标的正确把握。笔者认为,应把握三个方面:直接目标、发展性目标、可持续性目标。以歌曲《唱脸谱》为例,这是一首带有京韵味的流行歌曲,教学的直接目标应当是让学生用正确的声音演唱歌曲,并能了解京剧的脸谱知识。教学的发展性目标应把它规定在歌曲演唱形式的创新上,老师通过一定方法和途径引导学生进行歌曲演绎的二次创作,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并能初步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可持续性目标,重点是培养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特别是激发对“国粹”一京剧的热爱之情。把培树立终生学习的愿望作为持续性目标提出,可见音乐兴趣对于音乐学习是多么的重要,流行音乐的学习更应抓住这一点。 二、选择合适的流行音乐作品 流行音乐题材广泛,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大部分学生对于辨别流行音乐的优劣,是有难度的。因此,对作品进行认真的筛选工作,选择合适的作品是音乐教师上好流行音乐课的首要任务,基础之基础;对流行音乐的选择,必须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内容健康向上、曲调优美动听、富有内涵的作品。如《中国人》、《同一首歌》、《让世界充满爱》、《蜗牛》等。对于哪些思想不健康的流行音乐,音乐老师应当明确态度,坚决拒之音乐课堂之外。例如,《那一夜》、《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马桶》、《爱的初体验》等。那么,什么样的流行音乐可以引入课堂呢? 此外,还应注重所选作品的音乐性和风格多样性,挑选的标准应该是“思想性与音乐性尽可能完美统一”和具有多样性的风格特点,可以从旋律、音响、色彩、和声、风格等多方面来衡量所要挑选作品的音乐性,同时更应展现流行音乐风格多样的特点,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三、如何引入流行音乐 这里讲的引入形式和单纯的课堂导入新课是不同的,就其本质来说更具艺术性和内涵。简单说就是老师在推荐一曲流行音乐之前,应当从各个层次和方面挖掘它的内涵,让学生有兴趣的同时,也能有目的去学习。也可以说是具体的教学方式,下面列举几种。 1.从流行音乐的创作背景引入。每一个优秀音乐作品都有自身的背景,流行音乐也不例外。大多数优秀的流行音乐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创作背景。例如:《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以发生在一个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而失去生命的女孩身上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创作的,同时作品也反映了提倡环保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注重流行音乐与其创作背景的结合,不失为一个可以加深学生印象以及对作品认识的极佳形式。 2.从不同音乐体裁的交融点引入。一些流行歌曲由于吸收了民间音乐中戏曲、民歌的音乐元素,增添了几分中国传统音乐的色彩同样也受到了青少年的青睐。例如:《阿姐鼓》、腾格尔的《蒙古人》、李娜的《青藏高原》等。这些歌曲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民族音乐,但也不乏民族的韵味。在课堂上引入这一类型的音乐,不仅能够拉近青少年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距离,同时也能促进学生养成思考的习惯,主动地去研究音乐的内涵和相关文化联系的本质。 3.从流行音乐的特点和优势引入。流行音乐有许多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是其它音乐形式所不具备的,例如,节奏教学中,恰当利用流行于欧美的说唱音乐,其节奏清晰明了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创作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利用流行音乐流行歌曲曲调的简易,词的浅显易懂,一目了然及演唱的口语化自然化等特点,让学生尝试音乐创作。这样的教学可以有效地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也是非常有益的。 4.从组织音乐课外活动引入。我们可以选择适合学生聆听的流行音乐在课间和课外活动播放,这样可以调节学生的情绪,放松学生的紧张情绪,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聆听音乐的情趣和习惯。学生在课外培养了良好的兴趣和聆听音乐的习惯对于音乐课堂的教学做了很好的铺垫,使音乐课也轻松许多。同时,可在学校举办流行歌曲卡拉OK比赛,一方面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流行音乐,另一方面通过比赛训练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和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力。也可以举办“古典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知识问答”竞赛活动,这样可以多角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增加了学生对于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兴趣。 四、引入流行音乐要适度 1.在质量上有适度。不同的流行音乐作品在质量上有高低之分,甚至同一个流行音乐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也有优劣之别。例如网络上曾经十分流行的歌曲《老鼠爱大米》,单从歌曲的旋律上看,确实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但是从歌词上看难免有低俗,过于直白的缺陷,难登大雅之堂。 2.在数量上要适度。流行音乐毕竟是浩瀚的音乐文化中的一部分,音乐课上流行音乐的引入要适量。既不能拒流行音乐于千里之外,也不能让流行音乐替代民族传统音乐和世界古典音乐,让流行歌曲在中学音乐课堂中泛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一节课的主题思想,使当地选择相关的流行音乐参与教学,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总之,流行音乐作为音乐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理所应当在音乐教育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学生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与不可忽视的。因此,音乐教育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学生音乐生活的实际,紧跟时代步伐,正确认识流行音乐,为培养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型、全面型、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结合时代谈谈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 【摘 要】在现今的高职教育当中,音乐作为一门素质教育课程,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在多年从事音乐教学的的基础上,总结了流行音乐的总的发展脉络,四个时期:20-40年代、40-70年代、80-20世纪末、21世纪至今。 【关键词】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脉络 生活中需要有音乐来陪伴,而音乐又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调剂品,以及人们寄托思想感情的艺术品,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众多的音乐种类当中,流行音乐当之无愧的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这些乐曲和歌曲,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 流行音乐起源于美国的爵士音乐。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种新兴音乐,以它独特的演奏(演唱)方式,刷新了听众的耳目,轰动了全美国,又很快传遍西欧各国。 在今天,流行音乐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在音乐作品中,它包括丰富多采的轻音乐、爵士乐、摇摆舞曲、迪斯科舞曲,探戈舞曲,圆舞曲以及各种不同风格的舞曲和各类小型歌剧的等。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迄今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它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30年代至40年代是第一个高峰期,8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期。 一、20-40年代。在我眼里看来,中国的流行音乐,真正能称之为自己的流行音乐的时代,并不是明星云集的现在,也不再纸罪金迷的的台湾,香港。而是在20-40年代的上海。而在这一时期,很多的音乐由于受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虽然音乐的流行程度远远超过任何现在流行音乐的流行程度,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流行,已经不是出于音乐本身的内涵,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需要了。当然,这个时期的音乐流派众多,歌曲层出不穷。难以一一尽述,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应当提提的。音乐家陈歌辛在三十年代被人誉为音乐才子,四十年代被人赞为歌仙,陈歌辛一生创作歌曲近200 首,其中《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夜来香》、《恭喜,恭喜》、《夜上海》等歌曲,至今仍在海外及港、台、澳等地盛唱不衰。一代歌后“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国语流行曲史上一个金字招牌,号称“金嗓子”,不仅音色细嫩、音质甜美,而且吐字清晰,加上电影明星的身份和曲折凄凉的身世,因此深受大众的青睐与关注。这些人无论在何时,都会是站在中国流行音乐,流行文艺的纪念碑的顶端的。他们的音乐,无论在何时,都会有人记忆和传唱着,这些,都是中国流行音乐典藏中,最为重要的珍品 二、40-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是完全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开来的。四十年代,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经历了一个黑暗而又漫长的缓发展时期,因此音乐受其影响,也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而五十年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父辈脑海里抹不去的印记。那时,雄壮激昂的进行曲是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纯净的音符也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时期流行的歌曲绝少儿女情怀,多是抒发对祖国、领袖、英雄、生活的热爱。与此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像《我的祖国》、 《歌唱祖国》、《浏阳河》、《英雄赞歌》、《敖包相会》等等。六十年代,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经过这个不同寻常的10年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年代难以言说,这一期间的歌曲多数都是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流行的歌曲有《社会主义好》、《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大海航行靠舵手》等。1970-1980年,70年代是中国人追求幸福征程的最后的黑夜,许多美丽的幻影划过这夜色,映照着人们,被人们纪念和珍藏。70年代涌动着物质和精神的渴望,这是中国非凡变化的前夜,一个多世纪以来沉郁的辛酸代价,终将有所获得。70年代初期,歌曲的创作已稍有转机,抒情歌曲的创作受到欢迎,题材和手法也见多样。如《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 1976年,冬天过后醒来的是一个红彤彤的年代。施光南心中流淌出欢快的《祝酒歌》旋律,堪称为亿万人民倾情的胜利之歌;而抒情歌曲迎来了一个伟大的复兴??这是历史变化、进步的 个折射,从该角度看,这场复兴的确是伟大的。它的力量足可融化十年的坚冰,吹散徘徊不去的乌云。《太阳岛上》、《妹妹找哥泪花流》、《乡恋》、《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开始响彻神州。尤其是李谷一,她运用了“气声”演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但也更加加强了它的吸引力与震撼力。 三、80-20世纪末。1980-1989是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最为动荡也最为繁荣的10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卡式录音机和电影、电视、广播的普及,港台流行歌曲得天独厚地闯入千家万户,不容分说地叩击人们的耳膜,强烈地刺激了音乐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带来内地通俗抒情歌曲创作的勃兴。重新起步的流行音乐,经历了跟随港台流行歌曲的走向而变化到以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的必然过程。《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小草》、《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作品。伴随着改革开发的步伐,邓丽君美妙的爱情歌曲也像春风一样吹进了祖国大陆。那甜甜的、柔美的歌声代替了《红灯记》这样的样板戏、《红太阳颂》这样的革命歌曲,甜蜜的感动,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美好。80年代中期郭峰以《让世界充满爱》等作品将艺术触角伸向人生、社会、历史,敞开心扉,提示人性,内涵丰富,从而使流行音乐得到广泛、真正的认同,并被得到官方正式命名“通俗歌曲”。接着崔健、徐沛东、苏越等,以《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等作品,把具有西北高原特色的单调置入摇滚性音乐的整体构思中,以民族传统音乐的神韵为流行歌曲注入新的活力,欣起的“西北风”席卷80年代末的歌坛,很快就在听众中引起共鸣。像叶振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张明敏:《我的中国心》、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毛阿敏的《思念》、韦唯的《爱的奉献》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歌曲。80年代的流行音乐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和争执后,“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形成鼎足之势,被列入声乐艺术之“正册”,流行音乐在理论和舆论面前终于获得了一席之地,其价值得到认可。九十年代是中国飞速发展、开放的年代,港台、国外的音乐开始涌入,内地的流行音乐也趋于成熟。流行音乐的发展到了一个小高潮,这时候的音乐不再只是音乐的表达,而带上了很强的感情色彩和社会意识,这是音乐的又一进步。 四、21世纪至今。21世纪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深化,互联网的发展导致网络歌曲的兴起,选秀节目的涌现,如“超女”、“快女”,大力推进了流行音乐的发展。音乐风格的多元化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音乐所独有的特质。在老歌新唱成为一中趋势时,自然是人们怀旧情绪和追求前卫的价值取向的结合,在不断将音乐改革推新的过程中我们会停下脚步,从过去的经典中去汲取养料,去扬弃,去保留一份纯真,同时还在不断加入新鲜的元素,还在不断进步着。这样的作用是巨大的,至少历史不会脱节,传统不会流失,经典在复新中永存。老歌新唱,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回归经典的需要,传承经典的需要。 流行音乐的曲风与内涵,从开始的单一与羞涩,到后来的多元蓬勃发展,再到后来带上强烈情感和社会意识的歌曲,到现在的老歌新唱,她走过的路在我们心中的印记从不曾磨灭。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西方流行音乐的艺术哲学 音乐艺术作为现实的反映形态,它有着自己特殊的物质材料和艺术语言,其通过艺术家所创造的音乐作品被记录和保存下来,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成为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流行音乐属于美学范畴,指的是音乐艺术的一种风格,它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现代艺术文化的潮流中出现,是一种在民间广受大众欢迎并且具有城市商业化性质的通俗音乐形式。流行音乐在本质上,流行音乐绝对追求人生的真实,并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装饰和超现实无政府主义的英雄霸气,给人们强烈的震撼、感受和参与的机会。 在20世纪,西方流行音乐对旋律、节奏、和声和乐器学的新形式试验,反映出了新能源形式和各种新机械发明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有力影响。在音乐领域,20世纪的录音棚制作是流行音乐工业的基础,它往往与音像业、各种传媒连成一体,改变了传统的音乐厅方式,产生了新的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电脑系统的介入,又产生了人机互动的虚拟真实现象,再次解构了作为确实的创作结果的传统音乐作品,这使音乐作品成为了人机方式中主体参与过程所展现的可变事物,突出了观众的参与性、音乐作品的事件化和行为化。由于新技术手段(唱片、ktv、广播电台、广场音乐等形式)的出现,流行音乐大行其道,成为20世纪西方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流行音乐作为世界流行音乐的主体,主要是以欧洲、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以及黑人音乐为基础融合而发展起来的,具有更多的自娱性与商业性,随着其逐渐的演化和发展,产生出多种流行音乐种类:布鲁斯、爵士乐、乡村乐、摇滚乐、雷鬼乐、说唱乐、电子乐、音乐剧、廷潘胡同音乐等。 西方传统音乐的结构一般包括曲式、和声、复调、配器、旋律和织体等,而西方流行音乐的结构,经常需要切入补充新的因素,如线条、音色、时值等。有些流行音乐作品甚至可能是三无的,即无旋律、无调性、无规则,但同时它又有可能是三陪的,即陪伴有图形、文字和现场。20世纪的流行音乐令人眼花隙乱,传统的作曲方法被打破,创作手法不断求变求新,人们普遍个性张扬,音乐观念与审美标准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古典的美学传统,改变了审美形式的表现原则。 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式不同于往昔的社会。20世纪的现代科技直接产出了与音乐相关的重大器具性和观念性的转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和舆论倾向直接影响着音乐的题材、体裁、技术要素和音乐家的思想观念等。在这里,西方流行音乐的音乐因素全面开发,具有大众狂欢与多元对话的性质,流行音乐以新奇、活泼、性感的手段刺激着大众的注意力,同时向实际生活渗透并产生综合艺术。人们力图突破审美范畴,打破雅与俗、台上与台下、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生活、政治与文化、科学与宗教等界限,从传统艺术的形态学范畴转向方法论,用流行音乐来表达多种思维方式,从强调主观感情转向到客观世界,注重作品的复数性和大量生产,从对工业、机械社会的反感到与工业机械相结合,主张艺术平民化并且大量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流行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创作的发展,丰富了演出曲目。另外,它们也并不都是没有思想意义的胡闹和追新求异的音响堆砌,有些作品的确以它们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手法,取得了用传统手法很难达到的某种震撼人类心灵的艺术效果。流行音乐在表现一些重大题材方面,较之传统作品也并不逊色,有许多流行音乐家都创作了体现,诸如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宗教冲突、种族歧视及贫困与灾荒等人类生活中重大题材的优秀音乐作品。就更深一层的风格或个性来说,它们则呈现出雄伟壮丽、悲壮动人、流丽婀娜等多种美学特征,有言志之美。这些优秀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它们已经成为20世纪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经典曲目。 总之,流行音乐在形态上呈现出多样变化的创造性特点,在情态上具有丰宫复杂和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它的意态美将更突出、更深远、更具超越性,其千姿百态的风格美将与新时代人们千变万化的审美需求相适应。人类的文明发展业已证明,由于音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完备的音乐审美心理结构,已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论文化工业时代的中国流行音乐 [ 论文 关键词]流行 音乐 大众文化 “雅”“俗”文化 亚文化 特征 [论文摘要] 一、从解放到迷茫— 流行 音乐 是伴随 现代 工业 发展 而兴起的一种都市音乐,作为工业化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的流行音乐 自然 摆脱不了现代工业文明打上的深刻烙印。流行音乐从创作、制作到生产、消费,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人,制作商、音乐人和歌手之间从一开始就发生了 经济 关系,这一点它同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包括歌手的包装、宣传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无不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可以说,流行音乐在市场的带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蕴涵巨大商业利润的文化产业。既然流行音乐是一种文化商品,就以获取最大商业利润为目的,因此,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就决定了它的消费特点,它以适应人们的消遣、娱乐的感性需要而发展,并不以思想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主旨,这样,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快餐性特征就显露无疑了。 在工业社会,流行音乐和其他商品一样,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当一首歌曲取得成功之后便会成为其他歌曲争相效仿的对象,创作技巧、类型、音乐元素等都成了被模仿的对象,直到最后具化为一种标准,所以模仿也是流行音乐的一个特点,并且是造成音乐结构标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3] p225,另外,流行音乐的娱乐性与其商品性是密不可分的。在消费型的社会中,只要娱乐性 艺术 拥有大量的受众群,就有可能成为获利极高的商品。由于在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的娱乐性功能是其它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无法相比的,它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这也就意味着流行音乐具有其他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所不可相比的市场。流行音乐一旦进人消费市场,以商品的面貌出现时,就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使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较,显得更突出。 (二)流行音乐的亚文化特征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就其存在的观念层面讲,具有人类意识形态的属性,就其表现形态讲,属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外化形式。由于它强调感官刺激功能、娱乐功能与消费功能,而淡化和抑制了 政治 功能、 教育 功能、认识功能,因此,从流行音乐存在的普遍的意义讲,流行音乐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还是文化意识的载体,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流行音乐大多表现的都是“爱情”、“成长”等主题,这些均属于亚文化层,是属于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旋律、权威话语)反差较大的内容,在一些摇滚乐中,甚至出现一些有悖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宜提倡的反文化势态,这些与理想的追求,提倡崇高、奉献以及理性这类受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社会本位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却成为流行音乐主要的价值定位。而这些都被正处于世界观形成初期的青少年视为流行音乐个性的表现,“然而这种个性化却只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模式”,。“因为在阿多诺看来,听众被控制得越严格,他们能够注意到伪个性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小”。[3](p150)大众传媒的力量使得“流行”音乐源源不断地灌输进青少年的耳朵,他们只能被动地在既有的音乐中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否则就无法在自己所处的亚文化中生活[4](p89) 从这种亚文化特征来看,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当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少年的影响越小,流行音乐的亚文化特征就越明显,反之,在一段时期,当社会主流音乐形态对青少年观念甚至流行音乐本身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时,这种亚文化特征便会消弱。所以,在各种流行音乐充斥青少年耳朵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如何利用他们喜爱的流行音乐形式,向他们传达正确的思想内涵,树立正确的审美观,通过流行音乐引领青少年适宜的音乐欣赏方向。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论新媒介时代流行音乐表现方式的变化 论文关键词: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新媒介;文化工业;大众文化 论文摘要:流行音乐的媒介可分为旧媒介和新媒介,旧媒介包括收音机、唱片、磁带等。新媒介包括cd、dvd、mtv、卡拉ok等。在新媒介时代,流行音乐出现了视与听结合、制作与欣赏结合、身与心结合的趋势。这说明了作为大众文化一部分的流行音乐生产与作为流行音乐一部分的流行音乐媒介是分不开的,流行音乐媒介的变化必然带来流行音乐生产、表现方式等的变化。 播放流行音乐的媒介很多,如磁带、唱片、留声机、cd、mp3、md、电视、收音机等等。有些媒介还直接参与流行音乐制作,如电子音乐、flash音乐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流行音乐新媒介的出现给流行音乐表现方式带来的变化。流行音乐旧媒介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大概有一百年左右,即从1870年到1980年,主要包括留声机、收音机、广播、胶木唱片、磁质盒带等。流行音乐新媒介主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主要包括数字媒介,如cd、dvd等;电视媒介,如mtv、卡拉ok等;网络媒介,如电子音乐、fla sh、mp3等;其他媒介,如焕然一新的歌星演唱会等。当流行音乐媒介发生变化后,流行音乐的具体表现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为了对流行音乐的新旧媒介有更好的理解,本文首先介绍一下流行音乐媒介的发展。 一、流行音乐媒介的发展 1.旧媒介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开始进入技术时代,与听觉文化有关的媒介开始出现: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913年,法国人吕西安、莱维利用超外差电路制作成了收音机;1933年出现了调幅广播,20世纪五六十年代胶木唱片出现并流行;1955年,首批晶体管收音机几乎同时在美国和日本问世;70年代磁质盒带产生。这些媒介的出现极大提升了听觉文化在文化中的重要性。因为以往听觉文化之所以不独立,没有像书写文化那么普及和重要,就是听觉文化没有自己可以长久保存的独立媒介,随着这些媒介的出现,歌曲可以保存,人声和乐声可以存留。 2.新媒介时代 但真正使“听”成为与“看”“思”“触”同样重要的乃是当代新媒介的兴起。当代音乐新媒介的兴起成了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些新媒介包括数字媒介、电视媒介、网络媒介等。 数字媒介在音乐中主要体现在cd、dvd上。光盘的诞生,最早可溯自1980年索尼和飞利浦两家公司所共同推出的cd—da(compactdsc—dgtalaudo)。直到1983年,索尼公司才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张实用的cd,并用它灌制了美国著名歌手比利·乔的专辑《第五十二街》。到了1985年,用于资讯产业的cd—rom光盘出现,人们找到了搭乘进入多媒体声光影音世界的快捷媒介。 “dvd”的全称为dgtal versatle dsc(数字通用光盘),是由飞利浦和索尼公司与松下和时代华纳两大dvd阵营制订的新一代数据存储标准。同cd相比,dvd具有更高的存储数据量。1997年,全世界第一批dvd播放机正式面世。到了2002年,为了满足人们对更大容量光盘的要求,dvd又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容量。 电视媒介中的音乐则追溯到1980年底。当时,一段段三四分钟的“可视歌曲”节目开始出现在电视中。表演者虽然打扮奇幻,表演与歌曲的内容也大相径庭,但还是博得了以喜爱新奇而著称的美国人的喜欢。1981年8月,一家专事播发可视歌曲的电视网——音乐电视网(mtv)应运而生。1983年,迈克尔·杰克逊在可视歌曲中大展身手,他那娴熟奇异的舞姿使他赢得了“可视歌曲中的弗雷德·阿斯泰尔”(阿斯泰尔是好莱坞歌舞片中最负盛名的舞蹈演员)的美名。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有影响的歌星没有自己的可视歌曲专辑。可视歌曲已深入到电视网、每个家庭,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mtv,电视媒介还有众人熟知的卡拉ok。 网络媒介中的音乐主要表现为mp3、flash等音乐。mp3全名是mpegaudolayer3,是一种声音文件的压缩格式。1987年,德国的研究机构iis(nsttutntegrerte schaltungen)开始研究一种声音编码与数字声音广播的计划,名称叫做eurekaeu147,这就是mp3的前身。大概是在1999年,mp3这一新玩意儿开始在内地被人们广泛传播,它的出现推进了音乐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推动了音乐的大众化。年轻人开始用电脑制作mp3,开始通过互联网传播mp3,开始兜着mp3播放机,听着mp3音乐散步、旅行。一时间,听mp3音乐成为一种时尚。 flash音乐指乐迷或网虫根据自己的喜好利用fal sh软件给一首音乐配以fal sh动画。由于他们在制作音乐fal sh的过程中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理念灌输进去,所以一首歌可以有很多的flash版本,这正是fla sh音乐最有魅力的地方,它让每个人参与音乐的画面制作都有了可能。 电子音乐指的是一般所说的md,即以计算机为工具,配合md的编译码程序,将所有乐器组合的效果在一台计算机上做出来的电子媒介中的音乐,主要表现为以md为主的音乐。1991年,号称“中国电子音乐之父”的张大为出版了他的首张电子音乐《电子山》。后来有崔健的《无能的力量》、窦唯的《山河水》、王磊的《春天来了》等。 二、新媒介时代流行音乐表现方式的变化 1.视与听的结合 “音乐的本质就决定了音乐比起其他艺术更不易让我们以较一般的方式来把明确的和特殊个别的东西掌握住和说清楚。因为音乐尽管要采用一种精神性的内容,并且以这种题材的内在实质或情感的内在运动作为它所表达的对象,这种内容毕竟是比较不明确的,朦胧的,正因为它是从内在方面(或精神方面)来掌握的,或是作为情感而反映于声音的”。19世纪德国美学家黑格尔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音乐来说的。但在新媒介时代,音乐中“看”的成分越来越突出,如mtv、flash音乐、歌星演唱会都离不开视觉形象。音乐文化出现了视听结合的新趋向,这主要表现在mtv中。 mtv最早开始于美国,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mtv是美国流行音乐工业和电视业双重发达的产物,它结合了音乐、文学和电视艺术,三位一体。十年后,mtv传到了中国。当唱《青苹果乐园》的小虎队在电视中又唱又跳时,人们感受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视听,一种新颖而刺激的传播流行歌曲的方式。这就是mtv。有了mtv,青春、美貌、异国情调、奇异情节以及时尚等直接借助电视画面而不是借助歌词就可以形象地看到。 有了mtv之后,音乐的形象性和可视性大大增加,在mtv的图像中,歌词的诠释也变得更具象、更立体化,也更易理解。尤其在摇滚乐的mtv中,那些歌手的发型、服饰、舞蹈甚至恶作剧的现场表演都增加了人们对摇滚颓废和反叛的文化理解。mtv使歌手在偶像化方面以及发挥自身综艺才能方面提供了难得的舞台表演空间。从流行文化角度观察,mtv完全是一个混合体,它包括了娱乐的一切要素,如通俗、好看、形象偶像化等。mtv作为可视歌曲在瞬间处理上高于其他艺术,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想象力,提供即时的满足感。音乐也因mtv普及化和流行化。为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在制作mtv录影带时竞耗资上百万美金?原因是有了这些雄厚的资金才能把mtv拍得宏大而有气势,让短短几分钟的mtv看起来就像是一部史诗。mtv把流行音乐的发展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音乐中“看”的成分的突出跟整个当代文化越来越视觉化有关。如今,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到处充满了视觉符号——广告、影像、摄影、多媒体、mtv、卡拉ok、电影、建筑、美容、形体训练;到处充满了视觉符号的制造者——电影人、电视人、媒体制作者、形象设计师、广告人、平面制作者、摄影师。看与听也融合在一起,如本来电话属声音媒介,目前亦与影像结合,走向视像电话,又配合遥距传讯科技,推出遥距视像会议(tele.con.ference);电台节目走向跨媒体作业,音乐事业亦十分倚重mtv、广告、演唱会,导致歌手、乐手的外表包装与其音乐造诣同等重要。就连过去要用“心”看的现今也转换成了用眼睛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转化为电视和电影中的明星,歌词mtv化,用多媒体诠释意义和思想,等等。可见,一个看“像”的时代正在到来,对视觉符号(形象)的消费几乎成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促使了当代文化逐渐展现为视觉文化占主导地位,即语言不断让位给图像,视觉美学取代传统美学。难怪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elbel1)得出如下结论:“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由此,“看”成了现代人接触世界的首选方式之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音乐会中“看”的成分的突出也成了必然,而最能激起音乐场所中人们去“看”的无非是身体所展示的系列形象。 2.“制作”与欣赏的结合 在网络时代,你可以用各种软件合成各种声音制作md音乐,你可以利用多种方便的软件来很快地学会演奏,你甚至可以通过采样和计算机结合的技术来合成电子音乐。你可以自己动手参与flash音乐创作,并把自己的一些理念灌输进去,所以一首歌可以有很多的fal sh版本。因此,在新媒介时代,你可以向传统的音乐观念轻松地挑战,你从和声、旋律和节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你摆脱了传统创作与消费分离的模式,你既是音乐的制作者又是消费者,音乐成了你在电子游戏之外又一个集创造、娱乐和消费的文化领域。如网络音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就是一首集创造、娱乐和消费的音乐。这首歌是通过fla sh传开的,而不是传统的通过电视、电台或市场的音像制品。1995年,雪村已创作了《东北人》等一系列“音乐评书”。2001年前后,雪村的朋友戴军将“翠花”上传于网络,有个叫刘立丰的网友又把《东北人》做成了flash。由于歌词、画面都比较滑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网络上由此引发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flash动画风潮,这股风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这首歌的fla sh版本有:左撇子工作室版、行走乾坤版、babylon版、北极天狼刃版等数十种版本。这些版本对这首歌演绎不一,有制作成摇滚乐风格的,有创作成革命故事的,也有演绎成后现代风格的。在制作《东北人都是活雷锋》fal sh音乐过程中,网民把自身对生活的态度也带到对音乐的欣赏和制作中来,如他们对个性和自主性的强调,对生活的一种游戏反讽态度,感兴趣于即兴发挥,等等。这些在传统媒介中是很难体现的,因为在传统媒介中,乐迷形式上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媒介所提供的音乐,而传统媒介以及由这些媒介为载体的音乐也很难反映他们的上述心态。这就是在新媒介时代,自己制作音乐的好处。 3.“身”与“心”的结合 当今音乐会或电视场合中歌手对自己的着装、发型和身材越来越重视,而歌迷也越来越重视音乐会中自己的身体性参与,他们通过身体摆动、蹦迪或卡拉ok的浅吟低唱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一种动态理解。无论是歌手还是歌迷在音乐会中对自己身体的重视,都折射出了他们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即当代人对身体的重视已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他们即使在强调听觉的场合也没忘记自己的身体,希望通过在音乐会中的身体表演和看身体表演来获得某种身体解放,以释放平时被压抑的“身体”。 现今,世界pop舞曲的流行更使歌手趋于舞蹈,演唱反而退居其次。歌迷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歌手的歌唱得好不好身上,他们更关注歌手的即兴表演和临场对大家情绪的调动上。歌手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来带动大家一起动起来。在歌手的狂热鼓动下,很多观众给歌手打拍子,甚至自身的肢体随着歌手肢体的摆动而摆动。 酒吧迪厅中的音乐是所有音乐场所中最能带动听众身体性参与的音乐。在昏暗狭小的酒吧空间里,到处弥漫着暧昧、混浊、带有很强的视听刺激的音乐和色情。四面墙上的电视里播放着摇滚巨星迈克·杰克逊的mtv,迪厅的前方则由几个打扮怪异的dj主持人控制着音乐的节奏,并用人声煽动着舞池里蹦迪的人们一起高呼“one,two,three,four……”舞厅的两侧则站着衣着性感、相貌姣好的领舞者。领舞者往往是那些年轻的、身段较好的、懂舞蹈语言的女孩,这些领舞者随着音乐的节奏跳各种舞蹈,并极尽身体之挑逗。舞池里的舞者就在这混乱无序的气氛中随意扭摆自己的身体。在这里,众多摇摆的身体成了一片欢乐亢奋的海洋。大家谁也不关心对方是否跳得好,而只沉浸在自己身体的摇摆节奏里,什么都可以不想,感觉到的除了自身身体的节奏外还是节奏。这种参与在蹦迪时特别明显,此时你既是听歌者、观看者,也是自身的表演者。这种表演既表现在你可以和着音乐的节拍一起唱,也表现在你的舞蹈行为上。你在聆听歌曲并同步应和中获得了一种对象性的诉求,你在身体的扭摆中获得了情绪释放,你在“窥视”他人中获得了满足。 基于酒吧里音乐与舞蹈的不可分,酒吧迪厅中的一些音乐与舞蹈结合在了一起。如r b(rhythm and blues),中文可译成“节奏布鲁斯或节奏蓝调”。相对于r b音乐的慢速,hp—hop的音乐节奏则快得多。从字面上来看hp是臀部,hop是单脚跳,hp—hop就是轻扭摆臀。这类音乐突出节奏而不是旋律,强调了音乐中身体的舞蹈。 确实,当今的音乐越来越属于体感一代,即用身体而不是耳朵来享受音乐,那些乐迷所希望的就是如《花儿》中所唱的那样“让身体在节奏中快乐地飘荡”。 综上所述,随着流行音乐新媒介的出现,当今流行音乐的表现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如视与听、制作与欣赏都出现了相互结合的情况,音乐中身体的参与加强,如此等等。音乐中视听的结合在某些方面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因为听、看对世界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核查、控制和把握属于视觉,听觉则要求专心致志,意识到对象转瞬即逝,并且向事件的进程开放。视觉属于存在的本体论;听觉则是亲近信仰和宗教的原因。”这意味着,在新媒介时代,传媒技术正在重新形塑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这过程中,就像美国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所说的,文化本身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et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由此,在新媒介时代,与流行音乐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化空间、文化类型(如塞博空间、“e”文化、视觉文化等)出现了。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如何将流行音乐合理地运用于音乐教学中 一、流行音乐进入音乐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流行音乐进入中学音乐课堂的必要性。音乐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音乐教学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通讯传媒的发达,人们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以娱乐性为特点的流行音乐随之蓬勃地发展起来,音乐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然也进入了学校。而对音乐的多元发展趋势:日益丰富的和善,多变的风格,现行的教育模式、教育教学方法、评价标准和现用教材的局限性日益突出,我们不能再沿用陈旧的教学模式,而是要积极进取,创新探索,根据学生好奇心强、喜欢新鲜事物的特点,从学生本身的需要出发,改革教学,让我们的音乐教学与世界接轨。由此可见,流行音乐进入中学音乐课堂,是教育发展的必然。 2.流行音乐进入中学音乐课堂的可行性。节奏是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节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促进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与掌握。除了采用节奏模仿、打击乐训练等方法外,我们也可以尝试将流行于欧美的“说唱”引入教学,“说唱”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和独特、新鲜的风格韵味,更易积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选取合适的流行音乐进行音乐教学大纲,既可以弥补现行教材的不足,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二、如何将流行音乐合理地运用于音乐教学中 1.摆正流行音乐的位置,将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音乐教学内容的多样性越来越为许多些国家所重视。毫无疑问,流行音乐和“新潮音乐”等现代音乐作为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传统音乐、新音乐、欧洲古典音乐等古今中外一切优秀音乐文化成果一起构成了音乐教育。因此我们要摆正流行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地位,给流行音乐一个合理、适当的地位。音乐是相通的,许多流行音乐是由古典音乐改编而来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将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有机地结合起来。 2.以新课标理念为指导,建立“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主教学模式。现代教育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人,学习是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课堂教学过程是由教和学两方面构成的有机活动过程,因此要处理好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关系,变教师为主体为以学生为主体,构建新型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双主教学模式。即教师不以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教学内容,而是要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一切以学生的实际为出发点,不干涉、规定学生喜欢的音乐,不以教师的自我意识左右教学的进行,左右学生的喜好、学生的思想,如教师喜欢民歌,便在课堂上大讲特讲,让学生听民歌,想让学生都喜欢宋祖英、李谷一等:教师喜欢二胡,便在课堂上让学生不厌其烦地听《二泉映月》《良宵》,教师只从自身的兴趣出发,无视学生的情感、兴趣,学生会对此产生厌学情绪,久而久之会形成恶性循环,学生更不愿上音乐课,这样不利于学生的音乐水平的提高,不利于音乐教学质量的提高。我们要以新课标理念为指导,把教师的主体地位变为主导地位,以学生为出发点,客观而理性地看待音乐教学,引进一些学生喜爱的流行音乐,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只是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 3.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改变“重技轻乐”的倾向。这就说明音乐教师要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要从单纯的知识与技能的训练转化为兴趣、素质、能力、个性的培养。而传统的音乐教学在教学内容上重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视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艺术表现和艺术创造力;在教学方法上,重视教学规律的传授,而忽视学生兴趣、喜好的培养及审美认知规律。广大音乐教师应该充分、清楚地认识到: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通过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音乐素养,培养学生喜欢音乐、懂得音乐、欣赏音乐、表现音乐这才是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宗旨。强调音乐教育要以审美为核心,这才是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4.提高教师自身的音乐素养,引领学生步入音乐殿堂。教师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学习新理念、新事物,开阔欣赏视野,加强自身音乐素养,寻找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最佳衔接点,引领学生步入音乐殿堂,让学生欣赏音乐,享受音乐。这就要求音乐教师不能满足现状,固定于自己过去所学的范畴中,而拒绝一些现代的、流行的东西。我们要认识到:大音乐家的作品并非全部都是经典,流行歌曲也并非都是靡靡之音,也有经典之作。对流行音乐要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寻找与传统音乐的最佳契合点,帮助学生找到与传统音乐的共鸣处,从根本上改正学生的欣赏习惯,我们可以从旋律人手,在心理上拉近学生与传统音乐的距离。 总之,社会在发展,音乐也在发展。我们要以新课标为指导,联系学生实际,将流行音乐引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以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为学生喜爱音乐、欣赏音乐、享受音乐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开创音乐教学的新局面。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如何引导中学生正确对待流行音乐 内容摘要:中学生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他们从各种媒介中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形式、音乐作品、创作者及演唱者的相关信息。因此,单一的音乐教学内容,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满足不了学生对不同音乐的求知欲望。引导中学生正确对待流行音乐不仅是适应当今的社会现象,而且能让学生对另一种音乐形式有所了解。 关 键 词:流行音乐 民族音乐 通俗音乐 正确对待 我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是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所不能比拟的,除在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之外,“把流行音乐引入音乐课堂”——这是音乐课程设置中的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笔者的学生王熳在实习期间对初一年级新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95%以上的学生喜欢流行音乐,几乎每个学生都能列举出一大串流行歌手的名字:周杰伦、潘玮柏……对于他们的代表作品,更是了如指掌;就“你希望老师怎样上好音乐课”这一问题,很多学生都希望在课堂上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学校举行歌咏比赛,学生绝大多数唱流行歌曲,较少有学生记得《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人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不能唱全,这不得不让人忧虑和反思。笔者认为,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流行歌曲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树立学生正确的音乐美学思想,提高音乐审美意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流行歌曲是一种音乐形式,将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期存在。因此,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当审美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形成相应的免疫力,对流行歌曲进行鉴别,能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比较是最好的教学手段,教师把词曲俱佳的优秀作品和低俗的毫无价值可言的作品放在一起,和学生共同探讨辨别美丑。教师还可以利用适当场合、如课前课后、课外音乐活动、个别交谈等,向学生介绍一些审美常识,比如:怎样鉴赏歌曲、歌词、歌唱等,指导学生对流行歌曲进行鉴别、分类,让他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帮助学生从中选择适当的歌曲。 音乐教师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学生的基础音乐教育,让学生掌握歌曲的演唱方法和欣赏音乐所具有的常识,多让学生接触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音乐作品,以此来荡涤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的情感通过优秀的作品得到升华,从而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和音乐鉴赏能力。 二、加强电化设备,恰当使用视听结合的方法激发美的感情 音乐教师平时要做个有心人,经常观看电视或专业录相资料带,并把好节目录制下来,通过音乐活动课放给学生看,让学生讨论、各抒己见,老师参与学生的评价,教会学生如何欣赏,从而提高学生的欣赏品位,并能自觉地做到抵制庸俗的流行音乐。如播放我国最优秀的民族歌唱家之一张也演唱的具有我国浓郁民族风味的《茉莉花》《沙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对大西北怀有深厚感情的青年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一些歌曲,充分让学生感受视听的效果。当然,教师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有些高品位音乐学生欣赏不了,例如美声唱法、芭蕾舞剧、大型歌剧、交响乐等,这就需要音乐教师本身具有一定专业素养,对学生进行由浅入深地讲解、引导,揭去其神秘面纱,时间长了,了解多了,自然就会为其魅力所倾倒。 三、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易懂性、时尚性的音乐形式 校园里经常听见学生在唱流行歌曲,说明学生对流行音乐的热爱,但其实学生们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实流行音乐大体来说可分成四种:节奏布鲁斯(r b)、说唱(rap)、摇滚(rockroll)和电子音乐(electron)。在给学生讲流行音乐时,教师尽可能地把较先进的音乐设备带到课堂上,与教学常用乐器相结合进行演示,使一些抽象的概念变得立体真实。如:r b音乐要素构成的分析、rap的即兴创作、电子音乐是通过什么乐器实现的等问题。学生从中可以真正体会到音乐的多元快速发展,大大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使课堂更加富有现代气息。《yesterday》这首歌曲可以说经常听,许多学生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r b的形式,在课堂上放这首歌曲,许多学生一定会觉得很新奇:“老师要给我们上什么课?”然后就可以将学生带入流行歌曲的天地。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哼唱,然后给学生讲解r b产生的时代背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黑人和纽约市外行政区的青年中间开始流行迪斯科、霹雳舞和说唱乐。街区那些去不起俱乐部的青少年,厌倦了迪斯科音乐,他们演奏更重一些黑人流行音乐,来回重复同一张唱片的内容。当在音乐中加入(开始时是用60年代流行的语言朗诵一些街头即兴诗歌)歌词,这种音乐开始成为了说唱。对r b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开始正式上课,学生根据自己的校园生活写一段歌词,引导学生用rap的语感进行说唱,教师和以伴奏。学生一定会感到奇怪:流行歌曲还能这样来演唱?这就从不同角度了解了流行歌曲的各种形态,由单纯的感官欣赏上升为理性的欣赏。 四、引导学生真正认识优秀的流行音乐,适度欣赏好的流行音乐作品 流行音乐之所以被学生所喜爱的原因在于:流行音乐的旋律优美、曲调易于上口、能迎合当代人的心理。但一些流 行歌曲歌词粗俗不堪,内容低下,容易使分辨能力低的学生迷失在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属于纯偶像派,只要是他的偶像唱的,再难听他也会觉得好听。当然相当一部分的流行歌曲写得很不错,如歌曲《出塞曲》,歌词选自我国台湾著名诗人席慕容的一首诗,表现了对自己故乡的思念之情。歌曲分上下两段,第一段将塞外风光描绘得淋漓尽致,第二段音乐变得粗犷起来,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多彩。听时思绪万千,好像自己就正在黄河岸边,似乎看到了苏武牧羊于北海边。又如歌曲《俩俩相忘》:“拈朵微笑的花,想一段人世变化,到头来,输赢有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歌词写得既有哲理性,又通俗易懂。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真正认识优秀的流行音乐。 总之,当今社会是信息的社会,学生对新生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音乐教师应该很好地利用学生的这些特点,巧妙地“把流行音乐引入音乐课堂”,通过缜密的资料查阅、细致的筛选、严谨客观的讲解、极有趣味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从简单地听流行音乐、哼唱流行歌曲到分析其发展进程,学会多角度、客观地评价鉴赏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对现在中学生偏爱流行音乐的正确引导 中学生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他们从各种媒介中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形式、音乐作品、创作者及演唱者的相关信息。目前在音乐文化的选择上普遍存在过分偏爱流行音乐,忽略甚至排斥其它音乐门类学习的现象。为什么在众多音乐中中学生偏爱流行音乐呢? 我对中学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95%以上的中学生喜欢流行音乐,其理由是:亲切好听、贴近生活、情感丰富。每个学生都能列举出一大串流行歌手的名字:王菲、周杰伦、she……对他们的作品,更是了如指掌;就“你希望老师怎样上好音乐课”这一问题,很多学生都希望在课堂上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在学校举行的各类比赛和文艺汇演中,演唱形式和内容最多的也是流行歌曲,较少有学生记得《学习雷锋好榜样》《松花江上》等,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人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不能唱全,这不得不让人忧虑和反思。中学生音乐审美趣味单一化导致了欣赏视野的狭隘,单一的音乐教学内容,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满足不了现在中学生对不同音乐的求知欲望,引导中学生正确对待流行音乐不仅是适应当今的社会现象,而且有必要对中学生与流行歌曲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们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是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所不能比拟的,除在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之外,“把流行音乐引入音乐课堂”——这是音乐课程设置中的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我认为,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流行歌曲应做到以下几点。 1 正确认识、对待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具有它自身的特点:语言生活化、节奏明快、贴近生活、易于接受。虽然没有高雅音乐生命力强,但并不能因为它是流行的,就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一味排斥。把高雅音乐捧上天,在课堂上绝对禁止流行音乐,这样做也是不现实的,学生会产生反感的情绪。音乐教师不能错误认为自己是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就鄙视一切流行音乐,禁止学生听唱。因为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有其独到之处,有相当一部分流行歌曲艺术性较强、 旋律优美、歌词内容健康、贴近生活、容易抒发感情。应让学生们在音乐教师的正确引导下有选择地学唱、欣赏流行歌曲。 2 正确认识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具有很明显的变化,性意识迅猛觉醒,涌动,对异性充满好奇和渴望,对朦胧的爱情生活十分向往,对外界事物产生深厚的兴趣,接受模仿能力非常强。同时他们心理发育和自我控制能力还不够完善,对人生、对生活的思考欠周全。而流行歌曲绝大部分涉及情感生活节奏明快,比较符合青少年十分肤浅的爱情观和欣赏特点,,从音乐审美的心理角度来研究,通俗音乐强劲有力,非传统强弱规律的节奏,优美抒情的旋律,似乎倾诉了自己心声的歌词和现场音乐会的冲击力等,与青少年这一时期心理、生理期待不谋而合,决定了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偏爱。中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还没有具备完善的鉴赏能力,还不能区分它的优劣,按照自己的喜好全盘吸收流行歌曲,难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关键在于教师精心备课,对歌曲和欣赏的曲目仔细推敲和筛选。 3 灵动随机地发掘流行音乐使用价值 灵动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关注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兴趣,尊重学生的审美需求。及时有效的进行教学内容的拓展与延伸。中学音乐教材内容有限,我们要真正培养和维持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还必须注重课外音乐内容的收集,并根据学生的审美需求进行有目的、有选择、有引导的教学延伸。“流行音乐”冲击中学校园,作为音乐教师应变“堵”为“疏”,使“流行音乐”为音乐教学起到作用。在音乐课堂上,应当把这类有健康内容的音乐介绍给学生,丰富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把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出来,这样的情感体验能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学生不再感到音乐课的单调与乏味。 当然,教学中,要尽力把握好“流行音乐进课堂”的尺度,既不应该因噎废食而放弃流行音乐的介绍,使课堂音乐教学陷入枯燥乏味的泥潭;更不能放任自流让流行音乐唱课堂的主角,使得学生的音乐素养停留在流行音乐界定的层次上,偏离音乐教学普及和提高学生音乐素质的基本要求。流行歌曲进入学校课堂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有效手段和途径,它让学生感到教师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兴趣和爱好,而且能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一起共同探讨优劣、辨别美丑,无形中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对音乐课产生兴趣,愿意和老师一起共同探索流行歌曲之外的音乐艺术领域, 奥尔夫说过:“让孩子去实践、自己去创造音乐,是最重要的。”学生是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老师心里想的,首先应该是学生,其次才是音乐,学生比音乐更重要。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音乐的信心和对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享受到音乐艺术带来的无限乐趣。教学活动就是学生的活动。教学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在学生身上体现出来。我也会让流行音乐在学生的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灿烂起来,把课堂变得色彩斑斓、妙趣横生!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地方高师院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迅速发展与变迁,逐渐在人们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生活领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从我国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前景看,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有待于努力。对于流行音乐在我国地方高校音乐教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以规范化、标准化、层次化的模式,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规划,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评价体系,激发学习流行音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的提高我国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水平。 一、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发展概述 我国地方高校的音乐教育是高校实施社会实践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流行音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流行音乐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我国地方高校的流行音乐教育应明确定位在普及的位置上,提高全体学生的艺术修养,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接受流行音乐教育。 (一)流行音乐教育的现状认识 作为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音乐教育,大多数学生对学习流行音乐抱有较大的兴趣,乐于参加文娱活动。大多数音乐教师对工作抱有热情和责任心,热爱艺术和教育事业,但由于一些偏见认为流行音乐教育与就业关系不大,与毕业文凭的获得关系也不大,其成绩难以为社会所认可,一些不利因素有时也使师生对流行音乐在思维、情感、创造力、想象力以及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巨大作用认识尚嫌不足,教学效果得不到正确评价,有时对教师的积极性产生一定影响,学生学习因而逐渐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同时一些高校将流行音乐仅作为自主选修课程也给了一些学生不修流行音乐的权利和理由。 (二)地方高校流行音乐课程体系的构建 由于课程开设因校而异,学生选修因人而异,缺乏统一的教学体系和教材,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学校之间、学生个体之间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差距悬殊,流行音乐教育的质量评定没有基本底线,教学没有动力和压力。目前,像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其它一些高校设置此专业外,大多数地方高校流行音乐课程一般设为选修课,有的高校甚至不开,当然一定程度上主要受到师资队伍和教学条件设施的制约。这样在教学内容上也便产生了局限性,以及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自主性比较强。与此同时,授课过程难免要简化教学内容和手段。 (三)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实施条件 事实上多数高校设立的艺术教研室或艺术教育中心、美育教育中心等,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流行音乐的教学及艺术实践的内容,我们现在的“大学生艺术展演”、“三下乡”等活动,以通过组建艺术社团、举办艺术活动与艺术节等形式以及参加各种艺术表演、艺术竞赛,营造了浓郁的流行音乐文化艺术氛围。虽在指导教师的队伍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师资队伍 ,但相对应的具有流行音乐专业学历、职称层次专业教师队伍还相对缺乏 二、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 地方高校流行音乐和谐发展要求我们认清流行音乐教育发展的规范化、标准化、层次化的思路。为了改变目前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现状,解决存在问题,高校应积极探索提高流行音乐的这些方法和措施,促使流行音乐学科的积极发展。 (一)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 我们对待流行音乐教育要着眼于过程控制,其主要目标以全面提高学生流行音乐素养为导向,解决目前各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内容参差不齐和教学随意性问题。其主要内容,一方面指教学内容体系的规范化,课程设置的规范化,基础教材的规范化,并对教学内容实施控制。另一方面,流行音乐是一个实践和史论相结合的学科,包含了自成体系的技术性、理论性内容,流行音乐的特殊性造成了许多高校流行音乐课程设置随意性大,教学内容缺乏科学性。因此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发展模式的规范化,要建立健全教学体系,包含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使教与学的同步规范化。 (二)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发展的进程 流行音乐的标准化是指实施统一、规范的标准的教学模式,是教学目标管理的规范化,是着眼于教学过程的操作,是对教学效果的衡量与评价,以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是建立一套流行音乐教育的质量评价体系。教育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帮助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使学生从评价中获得激励、自信和前进的动力。科学、公正、合理的评价,是对教师劳动的尊重、是对学生学习的肯定。是使大学生的素质和水平得到社会认可,教师的辛勤工作得到有效体现。特别是我们国家比较重视素质教育的前提下,流行音乐作为素质教育很好体现的学科,在实施标准化的过程中能够增强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使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学模式凸显积极意义。 (三)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发展的价值 流行音乐教育的层次化是着眼于流行音乐本身的文化特征及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与不同的学习要求,指有层次地实施教育教学标准,避免统一规范带来的缺乏灵活性的弊端。 “音乐文化的每一步前进和发展往往与一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观念的激烈冲突是分不开的” ,在确保素质教育的基础上,要有提高型、研究型、创作型等课程开设,使学生在艺术理论、艺术技能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学习提高机会,同时也要有开拓型、综合实践型(指导大学生戏剧、音乐会等综合性艺术实践活动)、兴趣娱乐型等课程的开设,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 三、地方高校实施流行音乐教育的展望与思考 我国地方高校实通过实施规范化、标准化、层次化的流行音乐教育,是流行音乐教育全面深层的组织与建设,从而在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的全面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意义。流行音乐作为艺术学科,确实需要提供较多的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但必须保证教学的基本内容与质量,要求科学规范,不能有较大的随意性。只有加强流行音乐的学习,认清流行音乐发展方向,确定重点、基础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确定教学的层次性结构,组织规范的指导性教材编写,制定参考书目,建立健全教学体系,才能使得流行音乐教育的实施有章可循,避免对流行音乐教学非主流文化的认识倾向。才能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走上了规范、科学、健全之路,艺术教育才能真正起到素质教育的作用,真正提高全体学生的艺术素养,从而真正提高艺术教育在我国地方高校的地位,进一步完善学科建设的长远发展。 我们完善和加强流行音乐教育的倡导和发展,才能更和的体现音乐教育教学的和谐性和合理性,促进教学任务的完成和优化互补。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基础素质课程为主,研究型、开拓型、综合型、兴趣型等课程为辅的艺术教育体系;兼顾艺术学科的自由发挥、富创造性的特点,兼顾参赛培训、社团活动指导等业余的柔性教育体系建设,以点带面、以面促点全面发展提高,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流行音乐的地位。提高自身在社会竞争中的适应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特色的艺术人才。 综上所述,作为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要切实转变思想,更新教育理念,全面实施我国地方高校流行音乐教育改革,进一步完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更好的促进流行音乐的学科发展,以适应社会对各类艺术人才的需要。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当下流行音乐的多元化探索之路 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并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的甚至流传后世的器乐曲和歌曲。流行音乐在西方的发展已百年有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多元文化的作用下,它已派生出众多支系,呈现出众多风格,在各大支系和风格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交织成了一部浩瀚的流行音乐史。 大体来说,西方的流行音乐可以分为爵士、摇滚、乡村音乐三大块,分别有自己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而近年来,中国流行音乐中中国元素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如流行音乐出现了戏曲元素、古典元素等,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我国的流行音乐中的音乐元素也开始呈现多样性的发展景象。 1 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流行音乐兴起于19世纪,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推动了流行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城市化使得大批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为代表着新文化的市民阶层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人们通过音乐,抒发自己思念故乡、怀念平静乡村生活的朴素情感,这也是早期流行音乐的基础。 流行音乐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的因素也源自美国的多元化文化氛围,在这样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各种文化风格兼容并蓄,造就了流行音乐的多样性和长足发展。当时的黑人音乐也给流行音乐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和灵感,爵士乐的起源就和黑人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爵士乐的演奏方式和演唱方式都别具一格,高低音富于变化,风格多样,极大地扩展了流行音乐的发展空间和创作空间。 二战之后,摇滚乐、蓝调、乡村音乐等各种风格的流行音乐蓬勃发展起来,摇滚乐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其创作来源广泛,风格各异,形式多样,适合跳舞,给人强烈的听觉冲击力,迅速流行起来,并形成多种表演风格。1985年在伦敦和费城同时举行的大型赈灾义演音乐会,把摇滚乐的影响力推向了顶峰。几十支不同风格的摇滚乐队,向观众展示了摇滚乐的魅力和感染力,全球观众过亿,演出募得的捐款用于资助非洲忍受饥荒的灾民,这也使音乐的意义得到了升华。 蓝调音乐兴起于美国南部,音乐开始时往往带有忧伤的风格,因此和代表忧伤的蓝色联系起来,被称为“蓝调”。这种音乐强调自我心灵的疏解,崇尚即兴演奏,后来发展成为多种音乐形式。乡村音乐来源于美国南方农业地区的民间音乐,最早受到英国传统民谣的影响而发展起来。最早的乡村音乐是传统的山区音乐,它的曲调简单,节奏平稳,带有叙述性,带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乡村音乐进入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全融入了流行音乐的主流,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听到它,只是少了一些原始的乡土味,多了一些时代感,这种焕然一新的乡村音乐已成为全世界人们共同的乡音。 当代美国流行音乐的外延更加广泛,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器乐作品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音响多变,色彩丰富,织体层次简明,各类乐队规模不大,作品多使用最新的电子设备,而声乐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抒情、幽默风趣、音域宽广,曲调顺口,歌词多用生活语言,易被听者接受和传唱。当代的流行歌手多自成一格, 发声方法各有千秋,不受传统学派的约束,演唱时感情重于声音技巧,自由不羁,亲切自然,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2 当前我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探索 2.1 中国元素融入流行音乐 作为大众文艺的重要部分,流行音乐本来就应该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色,近些年流行乐坛的“中国风”就很好地印证了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周杰伦和方文山共同打造的一系列中国风作品,如《发如雪》、《青花瓷》、《兰亭序》、《千里之外》、《东风破》等等,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风”的追求和热望。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就在于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内容会给听众带来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和认同。现代流行音乐的表演风格同民族音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上方文山那颇具神韵和色彩迷离的词风,都引发了听众对古老文明和文化的遐思,去追寻祖先的印记。流行音乐中国风的兴起,是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和氛围分不开的,近年来国学的盛行以及民族文化的复苏,都使得人们更加渴望在音乐领域寻求一种民族认同,因此,中国风作品能够受到热捧也就变得很自然了。 2.2 古典元素扩展了流行音乐的意境 中国风作品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精致典雅、意境宏阔的古典诗词以及古典音乐的记忆,因此,古典元素也不断地被带入到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当下许多流行音乐作品也借用古典音乐的演奏方式和表现手法,无论在深度和意境上都有很大的扩展和提升。带有古典意蕴的曲调和歌词,都给流行音乐增加了精致、华美和忧伤的基调,扩展了流行音乐的创作空间。当然,流行音乐还是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具有大众性和娱乐性。 2.3 戏曲元素为流行音乐拓新风 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诞生西方的流行音乐看似相去甚远,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近几年的流行乐坛,却出现了不少带有戏曲元素的流行音乐作品。借用京剧的唱腔和配乐来表现流行音乐,把戏曲唱法和流行音乐的唱法交替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比如陶?吹摹?usan说》、王力宏的《在梅边》、陈升的《北京一夜》等都属于这样的作品。这类作品,将戏曲的特色唱腔和艺术魅力引入到流行音乐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使流行音乐的演唱显得新颖、别致,给人深刻的印象,便于传唱。这种歌曲形式,不但很好地传播了戏曲文化,更增加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民族认同感,也是一种颇具新意的尝试。 总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流行音乐的发展和演变都要充分考虑到大众的消费需求和审美需求。同时,流行音乐也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展现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特色以及人们丰富的感情和内心变化。流行音乐的制作者和歌手也应该在不断的探索和革新中,创造出各种风格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流行音乐的生命力。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网络流行音乐海量化对流行音乐的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网络技术及it行业的发展,百姓经济收入的提高,电脑网络传输终端设备的普及,电脑这一高科技的产品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我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在这一背景之下,人们无论是在生活、娱乐、学习还是商业盈利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互联网成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平台。 网络流行音乐的海量化现象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大众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当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伴随着这一时代到来的流行音乐进入了一个“超速”发展的时期。在曾经红极一时的彩铃和后来的网络歌手走红等因素的影响下,网络中出现了网络流行音乐歌手海量化、作品海量化以及创作者海量化的现象。 所谓流行音乐的海量化,在本文中主要指当前网络时代,依存于网络而产生的网络流行音乐歌手的海量化、网络流行音乐作品的海量化、网络流行音乐创作者的海量化现象。 由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平台所具有的交互性、即时性、海量性、多媒体、可检索、下载性等功能,以及网络流行音乐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使得网民们对网络流行音乐传播、创作、演唱的参与性也越来越高。另外,越来越多简单便捷的电脑音乐制作软件在网络中快速传播,为许多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施展创作才能的广阔空间。这一切直接催生了网络流行音乐歌手、创作者和作品的海量化。 在流行音乐网络应用率不断提高和网民参与性日益增强,以及点击率直接带来丰厚利润的今天,网络使得许多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歌手“一夜走红”。如2004年秋季,杨臣刚的原创歌曲《老鼠爱大米》成为网络上最火热的曲目,并且连续几周高居百度中文搜索风云榜的“十大流行金曲榜”第一名。不久飞乐唱片便以500万元与杨臣刚签下5年合约,并计划5年内为他制作5张个人专辑。2005年1月,杨臣刚携其新唱片《杨臣刚·老鼠爱大米》在南昌开媒体见面会。另外,凭借《其实你不是我想要的温柔》《黑色玫瑰》等歌曲,歌手林木也成为网络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并顺利签约北京点金石传媒旗下的金石唱片。 杨臣刚借助《老鼠爱大米》、誓言借助《求佛》、庞龙借助《两只蝴蝶》一举成名,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借助网络传播平台一夜之间成为歌星大腕,众多曾经梦想一夜成名的民间歌手似乎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希望,一时间,有才华的、没才华的,专业院校的、非专业院校的,甚至是只要会唱歌的都涌到了网络中,希望能够借助网络成名。另外,由于网络应用技术的发展、网络的快速普及、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网络流行音乐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为了提高各自的网络知名度和点击率,各大网站都加强了对流行音乐板块的重视,各种服务于流行音乐传播的网络平台,如各种流行音乐网站、论坛、qq群、博客都具备上传功能,这使得网络成为我国目前相对最开放、最大、最方便、最快捷的音乐传播平台。 根据笔者对中国原创音乐基地[1]的调查,截至2011年3月,已有近万人曾经上传作品到该网站。66开心网、66禧音乐网——优秀的原创流行音乐网站也有4000余人曾经上传作品到该网站。原创音乐播客[2]网站有1470人上传作品到该网站。而且网络中的新作品每天都在以数以万计的数量增加,在九酷音乐网中,“今日上传板块”新上传作品为24首[3]。在尚爱音乐网中,“好听歌曲在线视听排行榜”(总榜)这一板块12个月共有2000余首新作品上传。音库网,每天有大约40首新流行歌曲上传,截至2010年12月共有69440首新作品[4]。中国流行音乐库[5]这一网站的“今日最新入站新歌曲,没有经过挑选,或许有你喜欢的歌曲,请自行挑选”这一板块中,一级页面中每天都有60首新歌曲。另外,点击“更多”则会出现包括原有60首在内的100首新歌曲。网络中每天上传的新作品数以千计。中国原创音乐基地每天上传新作品达50首左右,截至2010年12月共有近40万首新原创作品。[6]而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百度的“百度新歌”中,每天都有120首新歌上传。[7] 因此,也正是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促使下,网络流行音乐歌手、创作者和作品都达到了海量化的程度。 网络流行音乐的海量化给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主要得益于流行音乐内在的强大的发展动力,那就是流行音乐能够顺应时代欣赏者的审美需求,并能够以相应的速度不断挖掘、满足大众潜在的审美需求,即流行音乐与社会需求应和。但是,当流行音乐进入海量化时代的今天,流行歌手、流行音乐作品数量的急剧增加,直接导致流行速度的加快。这对流行歌手的演唱水平、演唱风格、作品内涵、作品风格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流行乐坛歌手演唱水平良莠不齐,演唱风格和作品风格同质化,加速了大众审美疲劳产生的速度,不利于欣赏者的选择以及过于追求点击率导致盲目追求新奇和个性致使低俗化等现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分析: 第一,对于一个流行歌手而言,他需要具备良好的音乐感觉、扎实的演唱功底、独特的嗓音和适合他的新作品等基本条件。可是当数以万计的网络歌手出现在互联网中时,必然会导致歌手水平良莠不齐、数量泛滥,这直接影响了流行音乐的发展。众多歌手把网络作为自己发展的重要平台,其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许多歌手在网络中迅速走红后却又不可避免地迅速沉寂。因为在网络中流行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流行音乐流行的正常速度,而网民们面对这一“超速”却又显得不适应。所以近年来,在网络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网络中每年都有一些网络歌手刚刚有点名气就很快被另外的网络歌手取代,犹如昙花一现。尤其是在快餐文化时代,网民们大都没有多少时间,也没有多少耐心通过用心聆听选择那些真正有才华、有个性的网络歌手的演唱。因此,如何在海量的网络歌手中凸显出来,是当今网络歌手成名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第二,网络流行音乐传播特征使得歌手不用现场演唱,只需要现代录音技术将自己的歌声通过数字转化,就可以上传到网络传播分享。而且随着现代录音技术的发展,在歌手进行歌曲的录制过程中,不需要像在舞台上那样唱一首歌必须一气呵成,可以分段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录制,并且录音技术人员还可以通过软件对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修改。长此以往,无疑会大大降低歌手演唱水平,从而影响歌手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 第三,目前,虽然网络中的流行音乐新作品每天都在数以万计地增加,但是这些作品并非都由音乐专业创作人员创作,大多是由千千万万的平民创作者创作。这些业余音乐创作者可能是音乐院校非作曲专业的“音乐人”,也可能是仅仅业余学习过音乐的纯粹音乐爱好者,甚至可能是没有学习过音乐的音乐爱好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进行流行音乐的创作。因为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和一些简单的音乐录入设备,会使用一些简单的音乐制作软件,就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从创作、录制到上传网络这些步骤。这些音乐爱好者大多没有接触过严格的音乐创作技术的学习和训练,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官感受进行自由的发挥。一时之间,似乎人人都可以创作流行音乐,人人都可以实现网络歌星的梦想,但事实上却制造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 第四,从流行音乐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在社会上曾经引起广泛影响的歌手或作品,总是具有明显的、独特的个性。如20世纪90年代的刘欢、郭峰、王菲、那英、王力宏等,又如新世纪的周杰伦、陈奕迅、凤凰传奇、杨臣刚、誓言、庞龙等。但是根据调查发现,在海量的网络流行音乐作品中,普遍存在模仿现象,演唱风格和作品风格同质化现象严重。这样一来,很难满足欣赏者的审美欲望,更谈不上产生审美共鸣。欣赏者自然会像走马观花一样,大多数作品仅仅听完开头几小节便没有耐心听下去,从而加速了审美疲劳。 第五,由于近年来快餐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了求新求怪以引起网民的注意,网络流行音乐作品中内容“无厘头”式的“恶搞”开始风靡,如《老鼠爱大米》《狼爱上羊》等。当然,这种风格在当今快餐文化充斥的时代,能够博得大家哈哈一笑。但是,这种刻意追求新、怪的作品也造成了欣赏者审美疲劳的加速,给网络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第六,对于网络歌手而言,要想成名必须在网络中具有很高的点击率、下载率。随着竞争的加剧,许多网络歌手通过收买网络“代客”、联络亲朋好友等非正常手段提高自己的点击率、下载率,或者通过绯闻等非正面炒作,甚至花钱买“排名”、买“推荐”等贿赂的手段以达到出名的目的。这种不正当手段必然导致恶性竞争,从而影响网络流行歌曲的声誉,导致网民对网络流行音乐热情的降低。 不可否认,网络流行音乐新作品的海量化为流行音乐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丰富了流行音乐风格的多样化,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审美喜好,降低了成名成本以及为众多有天赋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展空间。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网络流行音乐作品的海量化对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结 语 网络流行音乐是在21世纪初才悄然出现的,作为流行音乐中的“新宠”,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在网络传播技术发展的支撑下,发展极为迅速,势头非常强劲。网络这一新的传播媒介以其全新的传播模式,给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因为这巨大的推动作用,造成了网络歌手昙花一现,流行音乐作品风格同质化,作品内容过于苍白无力,刻意追求新、怪,行业竞争环境恶化,欣赏者审美疲劳加速等问题,这些对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对于众多从事网络流行音乐创作、演唱、传播的人士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警示。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流行音乐进入大学生公共音乐课堂的可能性分析 音乐艺术教育对于培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以潜移默化的感染形式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科学必备的两种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与艺术是密不可分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说过:“美国和前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的空间竞争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是军备竞争、是工业的竞争、是钢铁的竞争。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明白,它们竞争最深层的东西是有艺术气质的高科技人才。”可见,音乐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激励创新意识,培养创造力。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大学公共音乐教育的现状 “艺术教育应该充分重视每一个学生的自主和谐发展,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获得艺术教育的公平权利。” ①在大学校园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接受艺术教育,学校应该为每一个愿意接受艺术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基本条件。 大学音乐教育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学音乐教育方式主要是通过大学生的公共音乐课形式来实施,而音乐课的授课内容也主要是传统音乐或严肃音乐。音乐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开发学生智力、陶冶道德情操、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活跃校园文化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情况 近些年来,我国对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在上世纪末,曾把加强艺术教育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和教育法中。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艺术教育要纳入人才培养计划。 我国领导人也很重视和关心大学音乐教育,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曾在2009年2月26日到南开大学与天津各高校的教师学生400多人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音乐与人生”讲座,讲座以欧洲经典音乐为主线,一直到现代的流行音乐。最后李岚清对大学生们说:“音乐的魅力在于使得生活更有情趣、思维更有创意、工作更有效率、领导更有艺术、人生更加丰富。”同时还希望大学生成长为全面的综合素质人才。 (二)大学公共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根据《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中的“艺术教育要纳入人才培养计划”的文件精神要求,我国各高校普遍在非艺术类专业学生中开设了诸如音乐及鉴赏、音乐欣赏、大学音乐欣赏等课程,在这些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大学生的音乐素质有待提高 大学音乐鉴赏这门课程所对应的是大学非艺术专业的理工科学生,需要学生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还要有音乐史、音乐作品分析、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否则,很难听懂像交响乐、歌剧之类的大型作品,更不用说理解。而现代的大学生大部分音乐素质较低,原因是在高中阶段,很多学生没上过音乐课,只是在课余唱过一些流行歌曲,还是为了放松一下心情。 2.大学音乐欣赏课的课时少且教学效果不理想 虽然普遍都认为大学音乐教育很重要,但是许多非艺术类院校还是把它作为选修课,只有36学时左右,而音乐欣赏课涉及的内容太多,既有中国音乐又有外国音乐,在制定大学音乐鉴赏课程教学大纲时顾此失彼在所难免。另外,由于很多学生的音乐知识比较匮乏,在欣赏音乐之前还要占用课堂时间讲解一些音乐知识。 现在很多教师抱怨音乐课不能按计划正常上,原因是大多数学生喜欢流行音乐,而对传统及严肃音乐提不起兴趣。确实,流行音乐由于其时代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等特点,深受现代大学生的喜爱。 3.大学公共音乐教育一直被认为是传统或严肃高雅的艺术教育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教育,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既表达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显示了人们主观上的追求和愿望。音乐的社会功能中最为突出的是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塑造性格和培养良好素质也起着深远而持久的作用。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可以恢复和振奋人们的精神,对生理和心理上起着一定的保健和治疗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只有传统音乐或者说严肃高雅音乐才能产生上述作用。而对于现代的大学生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则被认为是内容肤浅、思想单一、空洞枯燥,没有多少社会价值并缺少审美感。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流行音乐也有精品,如《乡恋》《让世界充满爱》《同一首歌》《绿叶对根的情意》《少年壮志不言愁》等,性格鲜明,时代性强,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当然,由于现代的流行音乐具有商品性,难免会产生一些糟粕,但经过时间的考验,精品最终会保留下来。 (三)国外的音乐教育现状 在流行音乐的冲击下,面对不景气的大学音乐课堂,音乐教师们无法回避大学生喜爱流行音乐这一事实,在谈论音乐课堂内容改革时,不得不正视流行音乐的存在。那么,流行音乐能否进入大学音乐课堂?如能进入该怎样做?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教育改革浪潮,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也比较深刻、全面,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教育改革运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强调:要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音乐兴趣爱好,开发学生的创作潜能,更要培养学生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 “在制定音乐课程标准中,德国普通学校音乐课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培养学生从电台、电视、录像、激光唱片等社会媒体中挑选音乐的能力。” ② “日本强调‘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和丰富的感受音乐的能力,陶冶高尚情操’;美国强调‘开发人的潜能,提供创造和自我表现并享受成功机会’;英国强调‘发展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俄罗斯强调‘培养个性,促进智力发展’。” ③ 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在音乐教育方面有共同的趋势:音乐教育融合本土文化和多元文化,既放弃了对西方音乐的盲目推崇,又放弃了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固步自封。在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理解世界各类音乐。”在日本的音乐教育方面也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 我们可以反思,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已经转变了观念,突出表现在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向学生传授能够积极参与音乐生活和大众媒体所提供的一切音乐的各种能力和技巧。这种可贵的能力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从未得到过承认,甚至没有人去留意。我们都忽视了交给学生一辈子与音乐打交道的能力,也忽视了音乐教育要以学生的兴趣为起点的教育原则。流行音乐属于社会大众传媒,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接触社会大众音乐的机会,更为学生将来离开学校后承担起他们终生享用音乐的最主要的途径。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和音乐教师还在为流行音乐能否进入音乐课堂而争论不休。“在我国的大学非艺术专业音乐教育中,流行音乐能否进入音乐课堂?”若回答此问题必须分析流行音乐的发展规律及特点。 二、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规律及特点概述 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形式新颖、情感真挚、紧跟时代、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广泛传唱或欣赏,流行一时甚至流传后世的歌曲或器乐曲。它根植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因此又有“大众音乐”之称。④ 流行音乐起源于美国的爵士乐,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由多民族文化汇集而成的爵士音乐,这种新兴音乐以其独特的演唱或演奏方式刷新了听众的耳目,轰动了全美国,很快就传遍了西欧各国。我国的流行音乐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从我国港台地区传入,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发展。“在我国从流行音乐诞生至今,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思想,引领着社会文化和时尚,它是对一个时代精神的反映,其多姿多彩的风格、通俗易懂的歌词、紧跟时代的旋律、富有个性的演唱,既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又开拓了人们的艺术视野。现在的大学生可以说是生活在流行音乐的时代,流行音乐伴随着他们成长,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⑤ 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出现了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文学艺术开始活跃,作曲家们创作出了许多优秀歌曲,如《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太阳岛上》《祝酒歌》《泉水叮咚》等。这些反映人们新生活、歌颂祖国建设面貌的新作品,不仅让老一代人重温了他们过去的美好时光,而且让年轻一代领略到了清新质朴的旋律。 80年代,电视机在中国开始普及,流行歌曲有了更方便快捷的传播渠道。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其深情凝重而又不失铿锵有力的歌声立刻风靡了全国。《我的中国心》不仅唤起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拉近了全世界华人之间的距离,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刚刚开放的内地观众从此了解到原来我国港台歌曲不全是“靡靡之音”。此后,我国港台流行音乐大量流入内地,不但丰富了内地人们的文化生活,而且刺激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创造。随后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流行歌手及歌曲,如刘欢及其演唱的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弯弯的月亮》《好汉歌》等,毛阿敏及其演唱的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烛光里的妈妈》《同一首歌》等,李娜及其演唱的歌曲《好人一生平安》《青藏高原》《咱爸咱妈》等。随后,流行音乐也开始步出国门,如郭峰为世界和平年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部三个乐章的大型流行音乐作品,集中了当时中国流行歌坛百名知名歌手共同演绎,气势宏大,主题寓意深刻,成为当时流行音乐经典之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90年代至今,“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生事物不断出现,股票、手机、互联网等,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这些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使得中国进入多元化时期。流行音乐也受此大背景的影响,并加快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特征”。⑥mtv的兴起,使得流行音乐的传播更加立体生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五星红旗》《不见不散》《祝你平安》《幸福快车》《天路》《家乡》,还有奥运会歌曲《我和你》《北京欢迎你》等。 可见,流行音乐的发展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它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时代性、大众性、娱乐性和商品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 三、当代大学生喜爱流行音乐的主要原因 大学生喜爱流行音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流行音乐的语言直接产生于浪漫主义音乐,后来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表现手法,既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如《弯弯的月亮》《绿叶对根的情意》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如《同一首歌》《让世界充满爱》等。其次,流行音乐轻快活泼、节奏鲜明、抒情优美、音响多变、生活气息浓郁、抒情风趣、手法通俗、曲调顺口、易于演唱,歌词多用生活语言,易于为大学生接受和模仿。演唱者多是富有个性、风格各异的歌手,发声方法各有千秋,强调个性,不受学派的约束。电声乐队的强声伴奏与富有个性的歌声融为一体。流行音乐的这些特点很容易和大学生连在一起,无论欣赏水平高低,都易于接受。再次,流行音乐的时代性和大众性很强,既通俗易懂,又易学易唱,让大学生觉得离自己很近,似乎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诉说自己的心声,是自己心灵的独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情去解读自己喜欢的歌曲。 四、流行音乐进入大学音乐课堂的利弊分析 在现代的大学校园里,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利接受到公共音乐教育,不管一个学生是否有音乐天赋,其素质高低与否,接受音乐教育应该是平等的。在大学音乐课的授课内容上加入流行音乐不仅是大学生的需求,而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流行音乐进入大学课堂到底有何利弊呢? (一)流行音乐进入大学课堂的有利之处 1.抓住兴趣,提高大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在现代的大学生公共音乐课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讲课,学生不听,但也不乱说话,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各自带着耳机听自己喜欢的流行音乐,难怪一些老师感叹,真是无奈,没法上课。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兴趣是一条通往欢乐和光明的教育环境的重要途径。”如不顾及学生的兴趣,就会出现“没法上课”的现象。既然大多数大学生喜爱流行音乐,课程内容为什么不能安排一些流行音乐呢?流行音乐不仅适合大众而且具有娱乐性和时代性特点,所以当代大学生很容易接受。当然,流行音乐也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一定的审美价值。只要我们有选择地把流行音乐带到课堂上,一定能提高大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2.创建轻松开放的课堂教学形式,使教师与学生形成互动 经过课堂教学实践,流行音乐进入课堂后,学生们的兴趣和积极性马上就调动起来了。由于学生们都有自己喜爱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他们就能很自信地在课堂上表演,这样师生很容易产生互动。而在以前的音乐课堂上学生们不敢唱,因为他们对传统音乐、高雅音乐不感兴趣更不自信,总担心课堂上被别人笑话。 3.正面引导,宣传教育,紧跟时代,与时俱进 流行音乐的发展满足了大学生各方面、多层次的精神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变迁,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在课堂上有选择性地进行正面的引导,把各种鼓励教育广大学生遵守公共道德,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公益歌曲带进音乐课堂,把宣传中国大 政方针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歌曲带进音乐课堂等,一定会激励大学生们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热情,具有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二)流行音乐盲目进入大学课堂会有一定的弊端 1.有些流行音乐因内容粗浅而不利于大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流行音乐具有商品和精神产品的双重性,一般商品的质量有好有坏,流行音乐既有精品也有糟粕,更有一些没有艺术价值的粗劣低俗的作品。有人把这类歌曲叫“垃圾歌曲”,这些消极粗俗的歌曲会使大学生的欣赏水平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将不利于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 2.有些流行音乐因其商品价值对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流行音乐具有商品性的特点,难免会出现一些怪现象:有的人在特殊的环境或场合仅靠唱一首歌就成名了,不再付出艰辛名利也都有了,成名后,再唱一首歌就能有上百万的收入,而且前呼后拥、光彩照人。这种现象容易让大学生的心理产生错觉,认为成功完全不用艰苦奋斗,运气就是成功的捷径等。这对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影响。 五、流行音乐进入大学音乐课堂必须遵守的原则 既然流行音乐进入大学音乐课堂有利也有弊,就应该积极引导大学生从正反两方面去认识和分析流行音乐,必须慎重且有原则地对流行音乐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在选择流行音乐时该遵循什么原则呢? (一)思想教育原则 流行音乐反映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我们必须选择那些内容健康、积极向上、曲调优美动听的歌曲,如《同一首歌》《我的中国心》《绿叶对根的情意》《让世界充满爱》等。 (二)艺术性原则 艺术性原则是指进入音乐课堂的流行音乐必须有一定的艺术水准,不仅要从题材上、曲式上、创作上、配器上、演唱上进行挑选,而且还要从作品的结构规模、曲式形态以及作品的情绪、情调上综合分析。如《让世界充满爱》《弯弯的月亮》《青藏高原》等。 (三)娱乐性原则 现在的大学生学业和就业压力都很大,能够从巨大的压力下获得片刻的休闲娱乐,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享受。流行音乐可以让高度疲惫和紧张的大学生放松身心、调节情绪、缓解压力。 总之,流行音乐进入大学音乐课堂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在现实生活中,现代的大学生对流行音乐的辨别能力是很强的,对那些不健康的、不积极向上、不成熟的作品,他们能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对待。但尽管如此,笔者仍认为,广大流行音乐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创作出格调高雅、有一定社会现实意义的流行音乐精品,另一方面,在歌曲的商品价值与社会价值相抵触时,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切实关注大学生及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作为大学音乐教师,在音乐课上为照顾大学生的爱好,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流行音乐精品带入课堂,激发他们学习音乐的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良好的道德情操。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谈流行音乐与中学音乐教育 流行音乐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它通俗易懂,很快被人们所喜爱并在我国盛行,较早的“四大天王”成了学生心中的偶像,如今周杰伦的出现更让学生兴奋不已,周杰伦的演唱主要表现在声音的变化上,感染力强。流行音乐为什么能很快被人们喜爱并传唱,这是因为流行音乐的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或抒情优美,演奏方法多种多样,音响多变,色彩丰富。 一、初中学生喜爱流行音乐的原因 中学生们都处于12岁至16岁这个阶段,个性活泼,富有朝气,喜欢接受一些新鲜事物,流行音乐作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色,对社会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思想不稳定的这个年龄段的中学生影响更深。流行音乐恰恰符合了中学生蓬勃向上和朦胧、追求浪漫的心理。也正因为音乐教材中的歌曲内容过于老化、落后,大多数学生对此都感到厌烦,甚至请病假不上音乐课。他们认为听流行歌曲可以解除学习中的疲劳和放松紧张的学习情绪,在欣赏中展示自己、释放自我。 二、怎样处理流行音乐与中学音乐教学之间的关系 如果学唱的歌曲中缺乏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内容,就很难让学生产生兴趣,更难以吸引学生。面对中学音乐教育的这一现象,音乐教师应该怎么做·中学音乐课该怎么上呢· 这些都是现在中学音乐教育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呢·教师要切合实际结合学生的层次特点,注重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参与活动的主人。这样不但可以大大活跃课堂气氛,还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1.明确流行音乐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音乐课堂又是学校培养学生艺术教育的园地,所以音乐教育就会受到社会或多或少的制约。随着音乐风格的不断演化与发展,音乐也面临着多元化发展趋势。现在的中学音乐教学内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欧洲古典音乐及包括流行歌曲与现代音乐在内的古今中外的一些优秀的音乐文化。但是我们在音乐教学中就要有主次之分。近些年来,我国的流行歌曲创作题材大多以歌颂祖国、放眼世界和人生哲理为主,创作上追求民族风格,演唱方面揉合美声和民族唱法。同时音乐家们的精心创作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着提高与发展的积极作用,所以将流行音乐加入到中学音乐教学中,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2.教师要考虑学生的音乐兴趣 初中阶段的中学生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身边的流行音乐也往往是他们所渴望了解和学习的。作为教师,首先应该查阅资料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来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例如,在教学过程中,笔者让学生欣赏雅尼音乐会的演奏,学生看了之后都兴奋不已,特别是音乐会中那个台湾键盘手的精彩演绎更让学生叹为观止。那动感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仿佛把学生带入到了一个情景交融的意境之中。激发学生喜爱音乐、学习音乐的兴趣,更能拓宽学生了解音乐的视野,在学习音乐课本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了解和吸收其他风格的音乐作品。所以说,流行音乐进入到中学音乐教学中是可行的。 3.音乐教师要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 音乐教师要加强专业技术能力,拓宽欣赏视野,做到以学生为主体。据笔者了解,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并没有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堂课都是教师在讲,学生根本没有得到实践锻炼的机会,这样会渐渐地减弱学生学习的兴趣,更会影响学生感受音乐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既有“高雅”音乐,也有流行音乐,但并不是所有的“高雅”音乐都是经典的、动听的,而流行音乐都是所谓的“不健康”的音乐。作为音乐教师不能总是停留在自己所学知识的范畴内,拒听一些现代的音乐,要雅俗共赏,在教学中不断自我充电,同时也能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 4.音乐教材要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变化 一套教材在使用多年之后,进行修订、改版、增添或删除一部分内容,这也是为了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和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其实一些优秀的、值得学生欣赏的音乐以及具有一定教育价值的流行音乐也是可以选入到音乐教材之中的,只要我们明确了流行音乐在初中音乐教育中的位置,做到主次分明,将学校的音乐教育与社会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在流行歌曲方面,社会就会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音乐的机会。在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如果教师能够容纳并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给学生传授一些关于流行音乐方面的知识,引导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音乐,那么初中音乐教学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因此,在初中音乐教学中,有流行音乐的出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意识,拓宽了学生欣赏音乐的视野,更能使学生在音乐课中满怀信心地展示自己,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析流行音乐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近几年来,你是否和我一样遇到过这种情况:每每上音乐课,学生总是埋怨书本教材上的歌曲太枯燥乏味不愿意学。甚至有时学生把音乐课当成了睡觉休息课,讲台下呼声一片。为了改变学生的这种消极的状态,于是我在所授课的学生中进行了一次音乐问卷调查:你喜欢上什么样的音乐课?希望老师教些什么类型的音乐?等等。结果几乎98%的学生答案里都出现了“流行音乐”这四个字,有的甚至为之痴狂。流行音乐,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新生词从它的诞生起,就以通俗易懂性,大众娱乐性等,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在各种媒体不断的传播下,那有感而发的歌词,或优美抒情或大气豪迈的旋律,以及大起大落的情绪等等,对于正处在青春期内心狂躁不安的中学生们,有着强烈的冲击力。他们觉得那些流行音乐似乎就是倾诉着自己的心声,让他们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然而流行音乐中有的雅俗交织,美丑难辨,学生容易误入歧途。最新的《音乐课程标准》倡导综合的音乐教育理念,指出“以综合音乐为教学主线,通过具体的音乐教材构件与其它的流行元素相联系”也就是说以音乐教材为主,其间融入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为辅,达到统一性的效果。与其对流行音乐这一领域弃儿不管,任学生“误入歧途”,造成不良的影响,既然学生那么热爱流行音乐,何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确的引导他们,让流行音乐服务与音乐,走进音乐课堂中去,我相信必会是一个崭新的面貌 。 一、巧借流行音乐,成就师生融洽 新《课标》提出:“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是沟通学生和音乐的桥梁,教师要爱护和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民主、平等、交流互动的师生关系。”音乐兴趣是成功的秘诀,深知学生的兴趣所在,教师必要投其所好,爱屋及乌。虽然学生的兴趣爱好与教学有些相背离,但这需要教师的理解和良好引导。在当今社会就业压力与应试教育下,流行音乐却成了他们可以消遣的对象。故平时除了仔细的选择教材上的内容,我还经常通过多种渠道,留意流行音乐的最新动向,主动学习关于流行音乐的创编、表演等各方面的知识。此外,深入学生的身边,虚心的听取他们的见解,去伪存真的针对某些健康积极向上的音乐素材,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如:有的很多学生比较喜欢周杰伦,我就借助周杰伦演唱的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歌曲,与学生一起探讨。在欣赏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时,我故意问学生这首歌曲讲的什么意思,从而告知学生周杰伦都那么孝顺,你们做到了吗?引起学生心灵的触动。有时我还专门利用一节课的时间组织师生互动,进行“我唱你猜”的活动,把课本教材和流行音乐有机结合,学生的课堂气氛非常高涨。几次实验课,课堂睡觉的现象寥寥无几,一堂课下来学生意犹未尽,学生与老师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 二、巧借流行音乐,提高审美观 音乐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新《课标》明确提出:音乐教育“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强调在音乐教学中应该注意从音乐的情感体验特点入手,来引导学生把握音乐的表现形式和情感内涵,领会音乐要素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以情感人,以美育人。选择优秀的流行音乐走进课堂,并引导学生去正确的对待和欣赏,同样的也能对学生起到审美教育与情感体验。 “5.12”,一个让所有中国人无法忘记的痛苦日子,四年前的5.12发生了汶川大地震,近十万同胞在此浩劫中不幸遇难。举国哀痛,举国沉重! 当时涌现出了大量关于爱,关于生命的优秀励志流行歌曲,结合这些歌曲我加以相关图片和多媒体,举办了一堂“祝福汶川”纪念汶川大地震四周年音乐会。歌曲有《心心相连》、《大爱无言》、《你牵到了我的手》、《生死不离》、《因为爱》等等,配合着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片、感人的mv,学生观看后涕不成泣,当大家一起演唱《因为爱》时,从他们的饱含深情的眼神和专注的精神面貌中,我看到了内心深处情感碰撞的火花。学生总结到:“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让我认识到生命的可贵,我要学会珍爱生命,关爱他人,乐于奉献,顽强不息。”面对“90后”的这帮另人琢磨不透的孩子们,说的这些话让我尤为感动。这堂课上的很成功,学生在自由,自觉的享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熏陶,获得情感的满足,提高了审美能力。又如《隐形的翅膀》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气馁,要坚强去面对;《朋友》告诉我们要珍惜友情;《龙的传人》告诉我们成为中华大地炎黄子孙而骄傲和自豪。 三、巧借流行音乐,攻破理论知识点 长期以来,音乐理论知识的讲授一直是困扰音乐教师难以攻破的堡垒。它以枯燥,乏味无趣等“贬义词”,定格在学生的脑海中。但音乐理论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比学汉语一样,如果汉语拼音学不好,甚至对于某些汉字的读法都束手无策。以音乐理论知识中的“节奏”这一单元为例子。大家都熟知,音乐的时间单位是节拍和节奏,节奏是音乐中重要元素之一。通过节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提高对歌曲以及音乐作品的理解和掌握。 结 语 流行音乐走进校园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法避免。新《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关注和重视学生音乐兴趣,发展学生的兴趣与爱好,既是音乐学习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功,同时亦是学生在音乐上持续发展,终生热爱音乐的根本保证 。”虽然流行音乐也有一些有损学生身心健康,雅俗交织,与民族美声等高雅音乐是无法媲美的。那么我们何不认真的去研究去探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利用学生对流行音乐的喜爱去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以它作为一种手段或途径,课堂教学方面无形中既拉近了师生的关系、提高了审美观点又能巧借流行音乐去攻破理论知识点。只要我们努力发现、反思、改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正确的引导,我们的音乐课才能受到学生的爱戴,才能实现音乐的自身存在的价值。 流行音乐毕业论文:浅议流行音乐进入音乐课堂 随着新课程教育理念和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实施,今天单一的音乐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了,这就需要音乐教师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教学工作中多方寻求突破点,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现今的音乐课本所选的乐曲大部分过于传统和陈旧,使得学生不愿意去学习和欣赏。现在的流行歌曲却深受中学生的喜爱、痴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恰当地运用流行音乐,让流行音乐走进音乐课堂,让流行文化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助推剂呢? 一、正确对待流行音乐,提升学生审美品位 随着网络的应用和发展,信息通道越来越通畅,流行音乐进入校园也成为必然的趋势。中学生正处在青春发育期,他们对待流行音乐有其自己的独特见解,流行音乐这种通俗易懂的音乐形式当然会受到学生们的钟爱。不同的音乐带给他们不同的情感体验,而以中学生现有的知识结构,他们还不具备完善的音乐鉴赏能力,正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才更有把好的流行音乐作品引进课堂的必要,与其让学生不假思索地“来者不拒”,倒不如把流行音乐引入课堂,把那些健康向上,适宜学生身心特点并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介绍给学生,并且把好的作品与粗劣的作品进行比较,使他们对此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教师要担负起因势利导,提高学生的流行音乐审美品位的责任,并力争消除部分流行音乐对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转换我们的角色,做利用音乐资源的指导者和学生音乐生活的引路人。 二、灵活运用流行音乐,将其导入课堂辅助音乐教学 《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该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我认为流行音乐只要内容健康向上,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富有生活气息,就可以选给学生听。例如,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汪峰的《怒放的生命》、汪正正的《超越梦想》、刘欢的《从头再来》等流行歌曲,让学生去品评,这些歌曲的旋律、歌词写得都很好,歌曲本身对学生就是一种熏陶,在欣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意识,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当然将流行音乐引入课堂的时候要把握好原则和标准,要灵活巧妙地与教材相结合,对课堂教学起到补充修饰的作用。比如,在欣赏无伴奏歌曲《牧歌》的时候,我选择了腾格尔的《天堂》、乌兰托娅的《套马杆》、凤凰传奇的《我从草原来》等一些具有民族音乐特点的流行歌曲,导入新课,并对蒙古族特有的音乐风格加以介绍,还充分利用多媒体展示一些画面让学生更加愿意去接受新知识。在教学中我还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流行音乐,并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喜欢的音乐,引导学生谈一谈听后的感受,让学生学会怎样学习探究、鉴别流行音乐的内在美。音乐欣赏是学生学习音乐的起点,又是学生学习音乐的原动力和重要手段,更是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然而学生在面对课本上的经典音乐和严肃音乐时,大多数中学生由于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和欣赏能力,往往望而却步兴趣全无,如果此时把流行音乐与书本上的音乐结合起来,并在欣赏中加以比对,引导学生学习,那么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在欣赏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曲》第一乐章时,提前让学生们聆听s.h.e演唱的《不想长大》,在欣赏肖邦的《e大调夜曲》时,先欣赏周杰伦的《夜曲》等等。在导课的过程中先让学生聆听他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然后再让学生欣赏交响乐,学生会发现一些流行歌曲的曲调原来是来自于经典音乐,从而让学生不再畏惧经典音乐。通过流行音乐的欣赏,学生慢慢了解并喜欢上了学习经典音乐。 三、用流行音乐丰富学生的音乐视野 费提思说:“音乐不只是表达的艺术,它还是能引起激动的艺术。”这揭示出音乐艺术性的本质。在教学中让学生从音乐中领悟艺术,从艺术中领悟音乐,健全学生的人格,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初中阶段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开始占优势,他们欣赏音乐尚属于一种感性的外在欣赏。那么在日常教学中就要让学生加强作品全曲整体欣赏、歌词分析和音乐风格等方面的了解。歌词对于音乐品位的定位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优秀的流行歌曲歌词,本身就是一首非常精美的诗歌或者散文;而有一些作品纯粹媚俗,品位低下,不妨让学生自己分析透彻,自己学会鉴别和欣赏音乐。对于歌词的分析,教师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和一定的分析深度。以便对学生的评价做出正确的归纳和总结。 总之,让流行音乐进入课堂,绝不是放弃教材内容,迁就学生。而是对入选教学的流行音乐进行分析和精心的挑选,让“思想性与艺术性尽可能完美统一”,关注学生实际,注重创新,不断改革探索,让音乐教学充满活力。真正以学生为中心,传递音乐知识,让学生和老师一起去探索音乐艺术领域,真正地享受音乐带来的无限乐趣和美感。
高层建筑提供给了人们更好的居住环境、景观视野,并且高层建筑也能最大化的发挥出土地资源的建筑价值,因此各地均有高层项目在建造施工。但在实际高层项目建造中,由于高层项目的施工量巨大、整体设计结构复杂、施工工序较多、建造质量要求高等方面特点的影响,使得高层项目建造中存在较多难点,需要建造单位进行科学的建造管理。 1高层项目类型以及建造特点分析 1.1高层项目概述高层建筑 在当代建筑领域中地位越发的重要,而高层一般也就指的是建筑物楼层数多于十层或者是建筑高度在24米以上的建筑物,高层建筑的种类较多,包含了公共类型建筑物、居民住宅建筑以及综合类型建筑,现代城市中常见的写字楼建筑、大型商场建筑以及中高档类型的小区均属于高层建筑。 1.2高层建筑建造施工分析 高层建筑在实际的建造中涉及的施工项目较多,但从科学归类的角度来看其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项,分别土木建造施工环节、安装施工环节以及装修施工环节,这三个环节之间相互紧密相连、互相配合,组成了完整的高层项目施工。这三方面施工建造在实际的高层建造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土木建造施工是其中基础性的施工内容,在土木建造施工中需要对建造现场的实际环境进行勘测,在完成了勘测之后进行地基结构等高层建筑结构的建造,在高层项目建造中,土木施工有着施工量大、强度高度特点。安装施工主要是指高层项目建造中管道工程结构、通风工程系统以及电气工程的建造,由于现代高层项目现代程度不断提升,所以安装施工的工作量也有所增加,并且对于安装技术的要求也在逐步提升。但部分高层项目的安装施工中,不仅需要建造人员安装电气工程、通风工程或者是其他基础工程,还可能需要工作人员安装其他电气设备,这也就安装施工涉及的工作内容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而装修工程则主要是对高层建筑进行保护,避免高层建筑受到自然环境气候、天气变化等因素而开展的一系列施工,现代装修领域材料以及装修技术的发展,均使得高层项目的装修工程的质量有所强化。 1.3高层项目建造特点分析 受到高层建筑自身特点以及建筑标准的影响,高层项目在实际的建造中对于项目建造的安全质量以及施工连续性均有较高要求。其次,高层项目地上部分的建造量巨大,这也就需要高层建筑地基有过硬的承重性以及稳定性,使得高层项目地基结构的建造难度也有所增加,需要地基结构的建造从材料到建造工艺都严格把关。第三,由于高层建筑实际高度在24米以上,所以在建造中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大量的高空危险作业,容易给施工人员自身的安全造成影响。需要高层项目建造单位能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保证施工人员均佩戴安全帽等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另外,高层项目往往还有连续施工周期偏长、整体建造技术复杂、各种机械设备数量多等特点。 2高层项目建造管理当常见问题分析 2.1建造技术管理方面问题 当代高层项目结构复杂,需要从整体到细节均保证良好的建造质量,这也就需要高水平的建造技术作为基础,但在实际高层项目建造管理中容易出现建造技术方面的问题。首先,部分高层项目建造技术不过关。高层项目建造工作的需要通过施工人员完成,一旦高层项目建造人员的个人技术不过关,那么就会影响到最终的高层建筑的稳定质量。而建造人员个人技术水平对于高层建筑地基结构稳定性的影响尤为突出,一旦地基结构的建造未能完全符合建造要求,或者未能做好突发情况的应急调整,那么就会导致高层项目地基结构的承重性受到影响,难以完全承载上层建筑部分的重量,建筑注意重量载荷在地基之间进行相互传递的时候也更容易出现质量问题。高层建筑在使用中出现墙体裂缝或者是表面墙皮炸裂等问题均是由于非均匀类型沉降所导致。其次,部分高层项目安装施工方面也存在不足,高层项目在建造中也包含大量的安装施工,由于高层有着较高的现代化程度,所以高层项目的安装施工难度也会有所增加。在当代高层项目安装施工涉及面较广,并且对安装质量有较高要求,需要保证安装的精确。但在部分高层项目实际的安装建造中,由于安装人员个人技术水平偏低,或者是对于安装环境、安装具体需要考虑不周,而导致高层项目当中安装施工质量水平偏低,甚至存在安全问题。另外,部分高层项目的建造企业在施工技术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在项目建造中存在着施工管理不严格、不按照施工图纸进行项目施工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直接导致高层项目实际建造质量受到了影响,缩短了高层建筑的使用寿命。 2.2建造安全管理方面问题 受到高层项目施工高度、施工现场坏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高层项目在建造中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问题,给建造人员个人安全造成影响。而为了保证项目建造过程优良的安全性,就需要建造单位做好施工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对项目建造现场的各方面情况有精准的把控,并能排除在高层项目建造现场当中潜在的安全隐患,降低高层项目建造中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但在实际的高层项目将安全管理中,部分高层项目建造单位未认识安全培训工作的重要性,由于缺少了必要的建造人员安全培训,导致施工人员未能严格的遵守各项安全施工要求,这不仅给施工人员自身带来了危险,同时也不利于高层项目的质量控制。另外,还有部分高层项目建造单位为了降低人员成本,因此减少了高层项目质量管理岗位的人员数量,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的不足就会导致高层项目安全管理管理工作会出现盲区,或者是存在细节安全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不利于项目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 3高层建筑施工管理解决策略 3.1保持合适的施工进度 由于高层建筑的施工工程进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有利于控制进度的也有不利于的。所以想要控制好工程的进度,就要对这些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办法有彻底的了解和分析。并能结合高层建筑的规模大、工艺复杂、周期长等建筑特点,深入分析这些影响进度的因素。在满足质量的前提下,尽量使进度保持做到提前完成施工目标,保证施工竣工目标。 3.2做出完整的施工预案 在工程实施之前,施工单位应当仔细研究高层建筑的特点,再结合其特点做出完整的精细的施工组织管理计划,用此来调控整个工程的施工。通过对工种进入个工地时间的安排、各个工序的顺序安排、部分重要部分的施工方法调整、安全事件的调控处理以及质量问题的预判等,来为宏观调控整个施工预案做准备。 3.3做好施工监管工作 高层建筑在施工过程中,要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管理以及工程造价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其正常进行。所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监理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遇到需要进行设计或者工程变更时,监管人员可根据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使工程决策更加合理。在监管工人员的调控下,工程质量得到保证,工程效率得到提高,整个施工过程的管理更加科学有效,有助于施工管理水平和管理效果的提高。另外,监管单位可在两方之间进行调解监督,保证施工进度的正常完成,把控施工工程造价,使得整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4结束语 各地区当中高层建筑数量不断增多,在高层项目建造施工领域有了高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也需要高层项目能在建造质量以及施工安全等方面有所发展,因此高层项目建造施工管理工作也就有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影响着高层建筑领域未来的发展高度。在开展高层项目建造管理的时候,要能建造技术管理、安全监督等几个方面入手,以保证高层项目的最终质量能有所提升。另外,也需要施工单位认识到高层项目建造管理工作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工作人员不断对高层项目建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找到问题的根源,积极的制定的对策,最终实现高层项目建造管理工作的高水平发展。
大学生成长论文:青年时期的对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影响 【摘 要】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对一生的奋斗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在青年时期就树立远大理想,拥有刻苦求学的精神,磨砺顽强的意志,这对当今青年来说仍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当代大学生应该充分了解当年的成长经历,积极借鉴的成长经验,帮助自己尽快成长。 【关键词】青年 当代大学生 影响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曾对青年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 一、解读青年时期的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的精神品质 (一)立志高远,胸怀天下,关注国家兴亡和民生疾苦。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村的普通农民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在成才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刻苦学习,不停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忧国忧民。青年时代他就远离家乡,放弃最初当教员的梦想;也不选择安逸的图书管理员工作,而是在枪林弹雨中,舍家为国,带领中国的劳苦大众进行革命。 (二)严谨刻苦的求学精神和科学深入的实践精神。读书破万卷,革命万里行。从小就酷爱读书、学习和思考。他读《醒世良言》,一口气通读了十几遍,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民族危难之中 , 感受到国家前途赋予的使 命感,决心为国奋斗。16岁的熟读梁启超和其他启蒙学者唤醒中国青年人的文章和革命党的报纸,立志改造社会,不做迂腐的学者,对学习内容和读书心得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他还注重理论研究,结合革命实践提炼理论精髓,注重舆论导向的作用。青年时期的便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文章以及《沁园春 ・雪》等经典诗篇。 (三)热爱运动,锻炼身体,磨砺意志。读书时期就坚持冷水洗澡,早起晨练,酷爱登山和游泳。他先后游过长江、珠江、湘江、钱塘江、庐林湖、韶山青年水库等大小河流水域,多次到北戴河的大海中畅游,17次畅游长江,73岁高龄还能横渡长江,“胜似闲庭信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感觉欢畅淋漓,气势豪迈,显示出对事业和理想充满信心。 (四)结交良师益友,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读期间,因学习刻苦和才华出众深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器重。他与蔡和森、萧子升、陈章甫等人创建新民学会,随后又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北京会合,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工作,这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革命战友。 二、青年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一)树立远大理想信念,加强社会责任感。从小胸怀祖国,心系国家前途、投身革命。当代大学生应该胸怀祖国,把肩负国家建设、实现中国梦作为己任。不少大学生拥有读书是光宗耀祖、为了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的庸俗观念。大学生应该心怀国家,把国家的发展与自身的理想结合起来。 (二)加强理论学习,刻苦钻研,多读书多思考。崇尚读书,诗词歌赋、文韬武略,主动学习的精神贯穿其一生,这种精神难能可贵。由于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国的学生在其“十年寒窗”阶段,多半都会有“挑灯夜读”的经历,然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似乎就彻底解放了。进入大学后,比起书本知识更关注网络游戏,比起思考书本习题更喜欢讨论花边新闻,工作之后才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 (三)加强体育锻炼,练就健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身w是革命的本钱,真正的健康的身心健康。然而,当代大学生锻炼身体的参与度并不高,大多数的大学生课余时间更多的是选择坐在电脑前,玩网络游戏或看网络电视。每年大一新生军训期间,头晕怕热普遍存在,突然晕倒者更不在少数。 (四)多参加学校活动,多结交良师益友。当代大学生的“宅”,是一个热门话题,很多同学除了上课就“宅”在宿舍。当代大学生应该“宅”在“路”上,“宅”在信息的高速公路上,“宅”在现实的朋友圈,“宅”在求知和反复实践探索中。此时的“宅”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专注与陶醉。 三、结语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发展所需的强大的生力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事关中国梦的实现。尽管当代青年在成长环境和生存环境上与一代伟人的青年时代不同,但等伟人的刻苦钻研、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是值得当代青年去学习和弘扬的。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应树立远大理想,用理论知识武装头脑,磨砺自己的意志,做到身心两健,文武双全。当代大学生要把握好自己和祖国的前途,努力担当起青年应该担负起的责任,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学生成长论文:论长征精神助力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 摘 要 长征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长征精神,有助于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集体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纪律观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长征精神 大学生 成长成才 70 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部队,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战胜千难万险,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不仅因为它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载入史册,更因为它锤炼熔铸了不朽的长征精神而彪炳千秋。长征精神是红军百折不挠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精神的升华。70 年的岁月沧桑,不仅丝毫未损长征精神的神奇魅力,反而更凸现出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价值。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弘扬长征精神,对助力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长征精神内涵 (1)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当时严峻形势的打压面前,革命者并没有屈服,而是积极探索成功的方向,开始战略大转移,漫漫的两万五千里,克服了雄关险隘的阻隔,摆脱了敌人的包抄合围,依靠坚定的信仰,向着理想,不断前进,最终获得了长征的胜利。 (2)百折不系母锩意志。红军长征是在十分艰难的自然环境和战争环境下进行的,遥远的路途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但是这些都没有停滞红军前进的脚步,他们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生与死的边缘,战胜了各种困难。 (3)团结协作的革命精神。长征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域的红军队伍并肩作战,团结协作,密切配合,相互支援,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合力,这种凝聚力帮助他们打败了武力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这种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使得中国红军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集体,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胜利。 (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紧密依靠群众,是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革命者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关爱人民群众,保障他们的权益,同时能够切实解决群众困难,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千方百计的支援红军作战,成就了长征胜利这一伟大传奇。 2 当代大学生学习长征精神的现实意义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和军队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时代的日新月异,其内涵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具体的、以一贯之的。学习实践长征精神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学习长征精神,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长征的历史已经远离我们70周年。很多人心目中的长征是通过书本得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逐渐对长征失去了记忆。尤其当今社会的许多青少年更是对长征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对长征一无所知。面对这种形势,学习长征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2)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条件如何变化,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的伟大长征精神,一直是激励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和宝贵财富。长征胜利70年后的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长征。在新长征道路上充分发挥生力军作用,是历史赋予当代大学生的光荣使命。当代大学生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的,如果不了解长征,就不了解民族复兴的曲折道路、新中国诞生的艰难历程,就难以把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3 长征精神助力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 (1)助力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力量。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红军将士之所能忍饥受冻,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胜利到达陕北走上抗日前线,其根本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对革命理想崇高执着的追求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理想信念的坚定是长征精神的核心所在,更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继承发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对大学生来说,坚定理想信念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四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绝不动摇。 (2)助力当代大学生团结协作的力量。长征是一曲团结协作的凯歌。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风雨同舟、生死相依,涌现了数不清的惊天地、泣鬼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感天动地的故事。当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多数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和判断问题往往都以"我"作为衡量标准,不太懂得理解和尊重他人,导致人际关系交往困难。 (3)助力当代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力量。长征胜利,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胜利。长征前和长征初期,由于党内主要领导者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红军的节节失利。 (4)助力当代大学生心系群众的力量。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这是红军路线坚定不移的出发点,也是红军赢得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宏伟的开创性事业。 红军长征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是不朽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长征精神,有利于培养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鼓舞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大学生成长论文:合理定位支点 为见学生成长助力 [关键词]见学生培养;原则;方法 按上级文件精神要求,我校从2009秋季学期开始接收见学生。到目前为止在我校见习的大学生共有17人,涉及13个专业学科方向,分别是数学、语文、英语、网络、美术、音乐、数控、焊接、物理、体育、模具、艺术设计、经管等。这些大学生深入学校见习锻炼,为我校带来新的气息,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知识丰富,方法多,视野宽,为学校的专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学校通过两年多对见学生的培养与管理,我们认为合理定位支点、为见学生成长助力是加强管理促进大学生成长的最佳途径。 一、建立组织,形成机制,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学校成立了见学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教学校长任副组长、各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组织管理机构,由校办主任牵头成立了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我校接收的见学生的管理工作,形成了见学生管理的网络,便于上传下达相关文件精神,更为及时反馈大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情况信息创造了便利条件,为开展有效管理建立了良好的机制。 学校针对我校见学生青年群体的特点(见习人员数量大、专业覆盖面宽、专业技能层次差异较大、教育教学能力偏低和经验缺乏),学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让所有教师明确:通过学校的见习,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就业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促进大学生就业是服务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大学生是社会中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造性的群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将生力军培养成主力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潜在的人才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见习岗位、见习单位、见习机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如何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搭建好这个学习、工作并从中得到锻炼的平台是我校上下认真思考的问题。平台搭建好了才能为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创设应有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满足从教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迫切心理需求。 大学生见习是大学生进行业务适应及考核的一种制度,不是劳动合同制度下的概念,而是我国现行人事制度下的一种做法,通过在我校见习提高他们教育教学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不久的将来在教育的沃土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做好铺垫。 二、找准支点,发挥特长,为青年大学生成长提供契机 针对我校接收的见学生的专业分布特点和我校各专业学科发展的实际,将大学生按专业和个人能力水平分配到不同教育教学岗位。有教学、实训、培训、招生等岗位,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业成长与个人发展相结合、学科知识与社会知识相结合,专业能力与教学能力相结合。全方位促进青年大学生成长,例如:哈师大数学专业的大学生张静老师,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数学基本功扎实,教育理论应用比较自如,教学方法新颖,班级气氛活跃,深受学生欢迎,见习半学期后学校大胆启用她担任高三数学高考辅导教师,她采用“低基础、小步子、慢行走、渐提高”的原则方法和今年中职升高职考试全区前十名中有七名学生是她执教的,单项和平均成绩均远远高于其他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大学生孙兴旭,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给学校设计彩页的招生简章,连续三年设计制作贺年卡,并给学校工艺美术专业基地进行设计方案的指导,深受师生好评,代表我省参加全国中职学校素质教育类专业学科 说课大赛----美术欣赏,获得二等奖,为省、区、校赢得了荣誉;见学生王中华,在高中学习电工电子专业,在大专学习了计算机网络专业,在两年多见习期间自考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本科,动手能力强,知识面较宽,平时兢兢业业,学校大胆聘请他担任普通高中班的信息技术课,深受学生的欢迎……针对不同见学生的个性和专业特长,给他们创造成长和锻炼的机会,使之在锻炼中成L、在成长中进步、在进步中感受职业的乐趣、在体验职业中创造价值、在品味价值的过程中感悟人格的尊严,使之更加坚定信心,为更好地从教、终身从教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三、全面关注、一视同仁、切实解决见学生的后顾之忧 见学生最普遍、最迫切的心理需求是个人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在见习单位最想得到的是学习和进修的机会。结合见学生的心理需求,学校具体采取了如下办法: 第一,深化见学生的发展规划,从定制个人专业发展规划入手,帮助大学生制定了个人三年发展规划,使之在学校见习期间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为之奋斗。第二,鼓励和支持见学生参加国培、省培以及其他行业职业培训,提高专业教师指导实践教学的能力,三年来见学生中有1 人参加了国家级专业骨干教师培训,13人次见学生参加了省级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参加其他各种行业培训的有23人次,校内培训多次。第三,学校利用创业基地的优势对见学生开展就业与创业教育培训,教育引导见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以进取、求实的心态应对就业、择业、创业带来的竞争和压力;鼓励他们接受社会挑战。第四,学校在职称评定,优、先、模评选、发放各种福利时,一视同仁,与正式职工一样待遇,使之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在他们心中形成了“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荣辱观,加强了学校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年来有12人次被评为校优秀教师,有36人次在论文评选、课件制作、公开课以及其他基本功竞赛中获得省、地级的奖励。上述成绩的取得无疑对专业教师快速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学生成长论文: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目标与过程培养探讨 【摘 要】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人成长与目标实现程度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育人的工作的实施质量,关系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素养、身心健康、社会认可等多个方面。本文试就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及认知的过程、实践的过程、凝练的过程展开探讨。使少数民族大学生重视“目标与过程”,从而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汉区高校 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十三五教育发展纲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大背景下,普通高等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取得了长足进步。为进一步遵循教育规律,适应国家对各类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才的需求,满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渴求。本文试就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目标与过程培养进行探讨。 1 成长的概念与成长目标 成长,即长大,长成成人,泛指动物或事物走向成熟的^程,简而言之,就是自身不断变得更好更强又成熟的一个变化过程[1]。成长的人生意义在于成长中,会学会感恩、学会团结、学会自立,会学会很多很多;在于会认知:真、假、善、恶、美、丑。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一个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必需思考以及亲身经历的过程。但是,很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成长的概念、目标并不明确,认为处理人事等工作能力的提升即是成长。《周易》有言:胜人者力,胜己者强。这说明,工作能力的提升只是一个基本的过程,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能定义为成长。笔者认为,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我、明确自身能力特点,克服短处,改进不足之处,发挥特长优势,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理念,成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这里所说的核心竞争力理念,是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不断地学习、实践过程中结合自身特点,形成的对工作价值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工作模式,是一种在任何工作中都能找到切入点的工作理念,具有一种有自身特色、独一无二的特质。 成长目标,即根据个人兴趣及所拥有的基本能力和当下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生存状态的过程,并找出达成目标所需采取的步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明确自己的方向,选择方向中关键和重要问题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一时的需要或功利目的轻易改变方向。针对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目标分为学习目标和生活目标。学习目标致力于发展熟练的新技能、掌握新方法和新概念。生活目标则通过寻求关于自身能力的肯定性评价,能够顺利完成新任务,适应新环境。心理学家 Machr和Nicholls提出三种目标:任务目标、自我目标和社会目标。其中社会目标包含社会赞许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和社会交往目标。往往社会赞许能促使青少年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面对困难的、没有兴趣的任务时表现出较大的坚持性。人是需要不断进步的,勇于尝试和直面困难才能有长足发展,固步自封则难以为继。[2]因此,当个人的一定成长目标激发出其学习动机时,动机就成为了其成长目标与成长结果中的桥梁,成为实现成功成才不可忽略的因素,有时甚至成为学习的直接目的。由此,不同的成长目标激发学生产生不同的动机过程,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未来。 2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的过程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要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理念,笔者以为,需要经过三个过程:认知的过程、实践的过程、凝练的过程。 2.1 认知的过程 认知是一个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尤其是年轻的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需要首先完成的一项工作。许多刚刚成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同学,创新能力、组织能力都很优秀,但是很难具体策划、完成一项活动,或者策划的活动无法审批通过,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工作基础、背景、环境的认知,以至于设计的活动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具有可行性。认知工作基础、背景、环境,应该是本着客观的态度、平和的心态进行,这是一个“接纳”为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评价”为主的过程,重点要知道“是什么”,而不是“怎么样”。当然,在认知的过程中,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把昨天、今天、明天连起来看,要既看到现状,又要看到发展趋势。 认知首先是对我国国情及当今国际形势的认知。熟悉我国国情,了解当今国际形势,才能知道我国未来发展方向,才能明白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才能站在足够的高度去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才能把握一切工作的大方向、大原则。其次是对省情、校情的认知。各省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其工作重点也各有不同;各地方高校更是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工作重心往往是结合省情、校情决定的。只有把握省情、校情,才能找到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向,才能使自身工作富有意义,才能保证组织活动的可行性。再次是对同学意愿的认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相对更喜欢和本民族的学生相处,只有清楚什么是同学们喜闻乐见的,什么对同学们有益,什么样的方法容易为同学们所接受,才能保证学习、生活影响力和覆盖面,才能起到实际作用。最后,是对自身职责的认知。职责决定了一个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自身则决定“怎么做”。明确职责,辅以合适的方法,身体力行,才能保证成长的真正进行。 认知的过程是一个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的基础过程,也是任何学生工作开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名优秀的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要用丰富的人文素养来积淀自己,要有感恩心、忠诚心、道德心以及平和的包容心,而这一切正是建立在有一个良好认知的基础上。 2.2 实践的过程 实践的过程就是具体开展工作的过程。通过第一阶段的认知,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情、省情、校情以及学生的情况、同学的情况、自身的职责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工作、组织能力,形成了许多片断性的认识。这个时候就需要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运用这些认识去指导自己开展学习和工作,并在实际问题中检验自己的认识。 实践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理性的思维方式,多从自身找问题。很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里不停地抱怨组织、抱怨他人,这是不可取的。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要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认识并不完善,存在片面性、片断性,而且感性认识居多。这些认识并不见得符合实际情况。其次,生活的基础环境是既定的物质基础,并不是能够随意改变的。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实际的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应首先考虑如何改变基础环境,而应当学会调整自身工作方法以适应环境。其实,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要有平和的包容心,而包容心的基础是自省心,吾日三省吾身也。 实践的过程中要学会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自我,找寻自我,明确自身特色。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认知的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是片面的、片断性的、不连贯的感性认识,实践的过程中要注意不断修正自身认识,去繁就简,去伪存真,达到理性认识;要注意将各个方面的认识连起来、融会贯通,形成一个对工作的整体认识。同时,更要从“认识他人”转变为“认识自身”,了解自身性格、做事方式、长处短处、适合的学习生活方式,将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整体认识与对自身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结合起来、不断检验。 2.3 凝练的过程 凝练的过程是一名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最关键的环节。经历过实践的过程后,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身、对学习生活都有了一个理性、科学的认识,凝练的过程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将学习生活与自身的认识结合起来,将这些认识上升到一个世界观的高度,形成一套自己对人生、对工作、对是非、发展、成功、好坏、取舍的一套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独特见解、核心理论,并由此形成一个真正适合自身的学习生活方式、工作套路。核心理论是一个真正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人生的认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理论,是一个能与各种正确价值观相贯通的理论;由此派生出的学习生活态度,是一个在任何工作环境都能找到切入点并和自身特点有效结合的能力。 凝练的过程是不仅仅是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生活能力提升的过程,更是一个成长、成人的过程。是“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的过程。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有着良好的求知心、责任心、进取心,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有着感恩心、忠诚心、道德心,是一个人文积淀丰富的人;有着包容心、自省心,是一个平和的人。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才是一名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的最终目标,也只有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才称得上是品W兼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3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是目标与过程的有效结合 少数民族大学生个人目标实现程度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育人的工作的实施质量,关系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素养、身心健康、社会认可等多个方面。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方面,每位大学生都会有不同的目标,既使目标相同,过程和结果也迥异[2]。少数民族大学生应把对目标与过程的认识有机的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目标―过程”的内涵,在制定目标和执行过程中,对各阶段、各环境、各方面进行有效管理。同时,注意理性的认识、制定目标、量化目标,在学习生活过程中,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及时自省,分析改进不足,以使得目标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善于拥有一个“发亮的眼睛”。发现别人的“闪光点”,以查漏补缺。加大外力的采购,以自身的优点换取别人的优点,使别人的优点为自己的目标实现所用[3]。 总之,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成人的过程,更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过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养成“目标―过程”习惯,并使之形成“认知、实践、凝练,再认知、再实践、再凝练”,不断重复修正,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格魅力。最终,我国高数民族大学生必定大有作为。 大学生成长论文: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研究 【摘 要】在网络快速普发展的现代社会,许多群众在网上所留的网络评论和他们自己的观点成为了网络舆论,而在网络上活跃的网民大部分是大学生群体,在许多大事件的评论中常常有大学生的评论。正因为如此,网民经过许多网络事件过后形成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极端、盲从、不理性的特征,并由虚拟网络潜入了现实生活中,经常引起群体事件。现在的部分大学生群体正在被这思潮所侵害,对学生形成了非常消极的不好影响,并且还影响着高校对学生的教育事业。 【关键词】网络;网络民粹主义;大学生 前言 由于我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在公众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许多民众经过新闻网站的评论、论坛、微博、日志、网络社区等发表自己观点在网络上进行互动,构成网络的舆论,让互联网成为了自由、民主的互动平台。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特点 大学生已经是经常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的主体。这几年经过网络上的一系列的网络事件,网络中的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正有所体现。这种思潮使得网民经常发出充满着语言暴力、进行着人身攻击和煽动的言论,并且这种思潮从网络已经潜入现实生活,引起群体事件。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不公平的事件在网络进行声讨、抗议、发出不满,因网络的过激言论的推动下使群众情绪失控,让网络充满了非理性的言论。并且社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校大学生也收到了很大的影响,使得高校大学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遇见很多困惑,高校的教育正经受严重考验。网络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网络民粹主义的诞生,让它拥有了网络 1.超现实的绝对平等 。 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类监管和制约,而网络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交流平台,它没有监督限制,更没有很好的监督体系。而网民在种自由的网络环境中,就会在网络评论里不会顾及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表面上网络是一个民主、自由、宽容的表达平台。但有一些网民,随意的发泄个人的不满,发出公共事件不负责任的随意言论,浑水摸鱼,利用弱势群体和人民大众的名义实现自己的利益,刻意使得大众群体与精英群体、民间与政府之间形成对立的关系,而在缺少对事件真实的了解的状况下鼓动对立情况,发表个人情绪,加剧了群体的对抗,导致不同阶层的仇视,进而出现信任危机,放大了社会矛盾,很可能制造出分裂社会的结果。 2.无社会责任感以及无意识盲从 。 而网络空间中网民是可以匿名的,因此就引发了法律、道德、责任等监督形式的缺失。并且网民在虚拟网络为了得到认同感,通过跟风他人 、盲目发表言论。那就是没有自己想法的盲从,致使网络舆论出现大量不理性的言论,而且网民在这种盲从中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体现出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很容易被煽动,再加上网络幕后推手根据不同目的和利益造谣生事,造成网民情绪的集中爆发,更可能让网民做出不理性的行为。 3.网络民粹主义的具体立场上表现出反权威、反精英、平民利益至上等 。 网络中社会公共事件、官员、富二代等常常会被拉入网络舆论的中心地带,即使它是在理性和合法的范围内的,并且是一种舆论监督。但在网民之间渐渐形成了极度推崇大众人群利益的观点,认为精英集团掌握了大部分权力、财富、文化等资源,体现对精英群体敌对、排斥的情绪,并且进行批判。而一些官员、专家、教授、富豪等精英人群常常会被拉入网络舆论的中心。只要是精英阶层和老百姓出现冲突,网民绝对性的会倒向老百姓。而大多数批判性的发言论的网民基本不会去核查事件真实性、客观性,只要是精英、权威代表,就会被批判。在网络舆论上常常会发出仇视官员、富商、城管、警察的非常极端的言论,从而在舆论上深刻了精英人群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许多网民在这种网络舆论的环境下,常常会被带入非理性状态中,一些易暴躁的网民在一些极端舆论推动下成为破坏社会的工具,被一些坏人所利用。 二、网络民粹主义对高校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在互联网飞快发展的社会,网络有着开放性、匿名性特点,让网络民粹主义非常难以控制,并且影响非常恶劣。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主要是那些高校大学生,他们常常使用网络来获取知识和信息,作为新一代,他们崇尚个性,并且通过各式各样方法在网络上得到关注和认同,但他们常常不会对网络上的信息加以辨别,非常容易受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不好的影响,进入网络民粹主义的情绪陷阱,给大学生成长带来许多困惑。 1.歪曲学生的价值观和政治认知 。 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公共事件有着不分是非黑白,反对政治权威的特点,对精英人群进行不合理的批判,对平民人群无条件的支持,破坏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及政治制度,大学生持着完美理想主义态度、思维活跃、有责任感,非常需要得到认可,但是缺乏社会经验,理想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因此倾向于网络,成为活跃在网络的主体,他们很容易受到网络言论的影响,为得到网络上的支持和关注,他们总寻找网络评论风向标,受到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情绪影响,不能保持清醒和理智,产生不理性的政治情感,并且加剧了社会精英阶层和平民的矛盾,使仇视富人、排斥精英人群的想法在大学生中蔓延。 2.大学生易受蛊惑 。 网络民粹主义人群会抓住一切机会,对社会公共事件不但发泄极端情绪,还进行对社会的动员,网络民粹主义不只想在网络中,在别有目的和用心的幕后黑手操纵下还准备冲出网络限制,来到现实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大学生由于血气方刚,会容易被这些极端言论迷惑,陷入到传播极端言论的陷阱去,被他人利用,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 三、针对高校教育的一些建议 1.高校需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改进 。 各高校作为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基地。但是目前高校的思政理论课程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教学形式化,许多高校和学生非常不重视思政理论课,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够、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教学效果不够好。因此这就要高校必须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环节,思政理论课程教学应该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联系学生的思想动态,全面深刻、准确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同时创新教学方法,更新教学内容,除了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外,还要进一步把理论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2.要将目光放长远。 为了防患于未然,辅导员要不断提高自己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和能力。除了主题教育、个别谈心、党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外,更应该围绕网络社区运用、网络舆情管理、网上思想教育引导等内容,提高开展网上教育、管理、服务及网络引导能力。应当辩证地看待一定的功利性,因为一定的功利性可以起到促进年轻学子满怀激情为之奋斗的作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要求所有人的精神境界被瞬间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所以我们可以在允许一定功利性存在的前提下,加强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深层次教育,使得他们对名利的追逐统一转化为对实现社会和谐、人民真正安居乐业这一宏大愿望的追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发展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积极的影响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为他们多角度了解社会提供窗口,进而促进多维思考问题,并与主流价值观形成互补关系,促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 四、结语 消极的影响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存在必然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致使他们的价值取向多重、思想观念混乱,以致人心涣散,出现信仰危机,行为错乱等不利情形。为此,更加需要我们进行正确引导,抑弊扬利,让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大学生成长论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导作用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本文提出应针对学生在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对比.找出形成差距的原因,并通过目标导学与学习生涯规划.树立优良班风学风,建立预警管理机制等方式培养大学生。促进其成长成才。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成长成才引导作用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它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辅导员工作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线,其工作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大学生能否成长和成才。高校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在大学生成长成才教育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增强实效性。 一、学生成绩对比调查 我们对同一学院、同一年级、相似专业的学生大学四年的综合考试成绩,以及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和报考研究生的录取情况等作了比较分析。 同一年级,相似专业的学生学习的情况和效果也有很大的差距。 二、产生差距的原因分析 1 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与理想 我国中学教育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使得许多学生以上大学作为人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一旦上了大学,目标得以实现,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奋斗方向,感到不知所措。大一的新生还有对大学生活和专业课程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课程难度也不大。但是新生面临着从对父母的依赖到独立生活的转变等诸多问题,这对其学习效果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二年级之后,大学课程难度加大,自主学习时间增多.一部分学生没有奋斗方向和合理的学习安排,就会落伍;一部分学生掌握了学习和生活的主动权,自然会在各方面取得优良成绩。到三年级。多数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有的准备考研,有的准备就业,有的准备出国,他们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部分学生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学习态度依然不端正,学习动力缺乏.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2 缺乏良好的基础知识和心理素质 随着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扩招,偏远地区的学生和一些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也有很多学生有机会上大学。这也使得同一年级学生人校时掌握的基础有了不小的差距,比如有些边远地区的很多学生英文的英标不会读,最基本的英文字母发音也不准确;由于高考选科的不同,有的学生对大学的一些课程没有良好的基础.需要从中学内容开始自学;还有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把大学的成绩作为考察自己的唯一标准,一次考试失误而一直自责,以致心理压力太大,给学习造成更大的影响。这部分学生就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 三、采取措施。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1 目标导学与职业生涯规划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就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持久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成长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许多学生都为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独自闯天下而兴奋。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大学,已经是成人了,可不知道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不成熟而焦虑,为没有目标而感到迷惑。实际上,19--23岁的年龄是人生的选择时期,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没有准确或固定的人生方向也很正常。但是,在人生的征途上,实现了一个奋斗目标之后,需要及时确定下一个目标.才能使自己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目标导学就是帮助学生树立一个近期的目标,让这个目标来指导学生的生活与学习。 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帮助大学生确立自己的近期和长远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大学生就不会对课余的生活感到空虚。要针对学生所学的专业进行专业教育,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帮助学生了解专业的发展前景,激发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去学好专业知识,以真才实学去竞争谋职。当代大学生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而是要主动去了解自己要做什么。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全程、全体、全方位的教育过程,它通过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形成合理的生涯规划,帮助每一个大学生充分发挥天赋条件,同时弥补和完善本来不具备的或者心理和能力上不足的方面,最终达到个人的生涯发展目标并满足社会的需要。它启发、帮助每一个择业者从自身的愿望和特点出发,采取最佳的途径服务社会.并逐渐实现自我发展的最优化。 对于大学生来说,职业生涯规划可以分为两步。首先,大学生在进校后应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和个性特征尽快确立大学阶段的努力目标,提高自己适应社会和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能力,为最终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大学生在初步了解社会需求和各行业发展前景的基础上,通过自我评估、环境评估等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寻找一份能够使自己施展才华和抱负、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工作。 通过目标导学,很多学生在大二就给自己制定了报考研究生的目标,并在三年级逐步明确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同时进行系统的复习准备。例如A和F班,原本一年级的补考率还高于年级平均,但是进入三年级之后许多学生明确了学习目标,端正了学习态度,最后在报考硕士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 树立优良的学风班风 学生的成长成才受环境的影响较大。学校必须为学生创造一个适合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良好环境。班风和学风建设是首要的。优良班风的建设首先需要一个有凝聚力和责任心的班团组织。班团干部既是班级日常工作的骨干和带头人,又是辅导员和班主任管理工作的助手,更是老师和学生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首先,选任的班团干部要热爱集体,在工作中敬业奉献,敢于管理,敢于负责。他们不仅要在思想素质、学习成绩、组织能力等方面出类拔萃,还要在班级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力。同时,需要加强对班团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帮助他们完善工作艺术和工作方法,做到严于律己,团结同学,更好地起到模范作用。例如举办讲座形式培训教育他们提高自身素质,明确各自责任,组织参加素质拓展训练培养他们的团结合作精神,定期给班长或其他干部召开讨论会议,汇报各班的情况,交流工作心得。 其次,班级要经常组织一些积极向上的活动.让每位学生都参与其中。通过活动来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让他们在合作中互相帮助、团结进取。逐步培养每位同学的集体意识、荣誉感和合作精神,等等。有了良好的班风,好的学风自然就会形成,例如B班的学生干部从一年级开始就发挥了很好的模范作用,每天同班的学生在一起上学习自修,并经常组织各项活动。良好班风让班级的所有同学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因此四六级英语考试通过率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3 建立预警监控管理机制 大学生由于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及生活条件的不同.会呈现出个体差异,这使得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会遇到种种问题。要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或者预防问题的扩大。需要建立合理的预警监控系统。 首先,要做好入学预警教育,也就是用往届学生的典型事例及规章制度中的惩罚性条例来教育和告诫学生.使学生了解动态,明辨是非真伪,并结合自身实际确定成才目标,从而起到检查、监督和激励的教育效果。 其次,辅导员要跟学生有良好的沟通,沟通是思想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让学生愿意讲心里话,主动交流沟通,辅导员才能深入学生的实际生活,确实做到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色和存在的问题。 最后,要将收集到的各种学生反映的信息进行整理归类,并分别管理。例如有些学生家庭贫困,在开学初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的实际情况,建立贫困生档案,通过校内外助学金、教授爱心助学金、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等多种方式及时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帮助。有些学生来自偏远地区,学习基础较差,没有信心,通过谈心、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战胜困难、勤奋学习、立志成材。有些学生迷恋网络游戏或者魔幻小说,先通过教育引导,使其下决心改正,再让班级同学多关心帮助和督促.辅导员老师也要定期检查这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这种预警管理机制的方式,能够及时发现和识别学生潜在的和现实的问题并向学生本人和家长告知,警示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形成合力来预防大学生偏离正常的学业轨道。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管理和教育。例如E班和G班大一的补考率较高,且集中在某几个学生身上,通过预警教育,学生及时意识到问题,及时改正,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 大学生成长论文:当代大学生成长机制探析 摘 要: 大学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他们的成长不同于小学生、中学生的成长。本文从客观社会环境和个人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大学生成长的主要因素,指出了目前大学生成长中存在的几个误区,如功利心强,只顾眼前利益;好高骛远,不思学习;成才的心理素质较差等,并针对现状结合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 成长 因素 一、影响大学生成长的因素 大学生成长的机制十分复杂,影响大学生成长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客观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两方面。 影响和制约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首先是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是大学生成长的首要条件,是大学生成长的土壤。其次是政治因素。当社会政治制度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处于上升的进步时期,就会人才辈出,群雄崛起。再次是思想文化因素。思想文化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精神环境,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他们认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感都有直接的影响。健康的、正确的思想文化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必要条件。 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无法回避和排除的。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成长的空间。高校的环境对大学生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优美的环境、浓郁的学术氛围、一流的设施、优秀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队伍、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精良的实验室等。 在客观的社会环境制约下,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具有更为直接的决定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与人的自我意识分不开的。所谓自我意识,就是人对自身状况的感觉和认识的综合判定,亦即人对自己存在状态的整体意识,进而言之,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和自己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自我意识是通过自己观察、自我分析、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自我激励、自我控制、自尊心、自信心等形式实现的。自我意识是人所独有的,是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大学生可以利用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关系,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进行一定的选择,并通过不同的实践活动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说,人的成长道路是在环境作用于人,人又能动地作用于环境的实践过程中开拓出来的。大学生要充分利用主观能动性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在大学生的成长中,机遇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变化发展如果没有内部根据当然无从谈起,然而缺少了外部条件也难以奏效。如果说一个人的勤奋、才能等主观因素是成功的内因的话,机遇则是成功的外因。一个人的知识、才能等主观因素固然重要,但若没有机遇也是不行的。在人成长和成才的道路上,机遇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大学生要善于把握机遇,抓住机遇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二、大学生成长中存在的误区 各种因素制约着大学生的成长,同时,在复杂的环境下,大学生的成长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并且出现了许多成长中的误区。 (一)功利心强,只顾眼前利益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在专业的选择上,市场上什么热,就选什么学。“专业不深,热门就行”。据有关高校统计,有49.5%的大学生把“经济收入高”作为考虑毕业分配去向的先决条件。现在的大学生中掷地有声的口号是“到外资企业去,到城市去,到最有钱的地方去”。还有一部分学生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勤工助学或兼职上,而忽视了自身专业课程的学习,图眼前之利,而无长远眼光。部分学生的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十分明显,和同学交往相处,对己有利则交,无利则疏,甚至对老师、领导也是如此,为追求个人目的,千方百计拉关系,一旦大功告成,就判若两人。少数学生的功利思想已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它使少数人唯利是图。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学生在价值取向出现了一定偏差,最终导致了功利主义的产生。(2)利益驱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人们的商品意识不断增强,当代大学生也不例外。经商或打工使他们无法静下心来专心读书,经常旷课,成绩、素质都明显下降。(3)家庭经济困难。上大学要缴纳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这使部分学生、家长在经济上难以支付,压力较大。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因打工而花费了过多宝贵的学习时间,荒废了自己的学业。 (二)好高骛远,不思学习 有不少的学生有较高的成才目标,也有较强的成才动机,如有的学生立志考研,有的学生想出国留学,有的学生想进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这其中有许多学生是具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实力的,可是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具体表现就是这些学生不思学习,缺乏脚踏实地的学习精神。学习是大学生成才的主要途径,但部分大学生,虽有较强的成才动机,可是学习能力较差,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求知欲不强,专业兴趣不高,坐不得冷板凳。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不能重视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学习,不是把远大的目标与现在的学习结合起来,仅有理想,却没有刻苦勤奋、求真务实的精神。 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家长对学生的期望过高,影响了学生对自己的正确评价。(2)学生对就业的基本形势和趋势缺乏明确的认识。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职位竞争将加剧等,因而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三)成才的心理素质较差 成才心理素质也是影响大学生成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据研究发现,大学生成才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心理素质:一是坚定的思想、信念,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二是培养自己有益的兴趣爱好和专长;三是勤奋的精神、执着的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四是勤于思考,善于“知疑”,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五是勇于开拓,标新立异,不断探索真理的创造精神。六是受挫能力。在学生中,普遍存在成才心理素质较差的状况,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另外,少数学生的成才心理素质较弱,还表现在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较差,具体表现在无法摆脱种种心理的困扰,无法使压力化为积极的动力,在遇到挫折或不幸时,情绪常常一落千丈,痛苦而不能自拔,对学习不感兴趣,有时会严重影响生活。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高尚的成才品德。品德修养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制约人才成长的方向。高尚的思想品德是激发人才成长的潜在力量,它可以鼓舞人才冲破成长道路上所遇到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使内在智慧和潜能得到全面的挖掘。正是由于缺乏高尚的成才品德才使得学生的成才心理素质相对较弱。 三、建议 针对大学生成长中出现的误区,结合影响大学生成长的因素,笔者从高校和大学生这两方面着手提出一些建议。 作为培养大学生的基地,高校要为大学生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1)学校要正视市场经济给大学生的双重影响,结合社会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判断,提高学生辨别是非、承受压力、迎接挑战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学习为主,提倡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从事勤工助学活动;(2)要利用“两课”或其它课程加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不能贪图一时之利或一己之利,而应把对社会所作贡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3)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为困难学生成才提供帮助。对于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学校可考虑通过多种途径给予他们资助,以顺利完成学业。(4)激发学生的成才意识。其一要引导学生明确成才的方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科学的成才目标。其二要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5)加强对学生成才心理素质的培养。利用“两课”、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就业指导课程,加强对学生成才心理素质的培养。学校要重视,要加大投入,在理论上不断对学生成才心理素质的研究进行总结,这将对大学生健康成才产生深远而积极的作用。 作为大学生,必须着眼于自身,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提高自己,发展自己。(1)要通过就业指导课或大学生成才教育课等形式,认清当前的形势,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成才目标,抛弃一切不实际的幻想,脚踏实地,在立足专业的基础上,做一个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2)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种学术活动,如听一些著名的学者讲学,参加学生自己的科研活动等,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学习和科学研究上来。(3)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学校可组织的一些创业比赛、模拟人才市场等,或参加“挑战杯”、“创业比赛”,让学生在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等。 大学生成长论文: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促进大学生成长与发展 摘要: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的价值偏失、管理的形式主义、管理的封闭性等。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已成为当前大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议题。大学生管理要以生为本,以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主线,引导并加强大学生的自我管理。 关键词: 大学生自我管理成长与发展 1.问题的提出 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模式延伸到高校基层的大学生管理中,主要表现为注重高校学生管理者对学生的管理,忽视大学生自身对管理的反作用;注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忽视自下而上的反馈作用;注重教育管理者的管理功能,忽视大学生自我管理的功能。尽管近年来,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高校对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学生在协助日常的班级管理、社团活动、学风校风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学生管理的权力更多的是在学工部、学生处、辅导员之间游离,学生对自身的管理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并未充分调动大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发挥大学生自身管理的功效。面临新时期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特征及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挑战,有必要对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考察与反思。 2.我国高校大学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管理中价值取向的偏失 我国高校的大学生管理实践中,忽视大学生主体性、个性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官本位”思想严重,甚至把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作为自己的“政绩”来抓,操作上往往不顾学生态度、情感上的接受程度,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学生的逆反心理就必然产生,管理工作也就会事倍功半。同时这样还会导致一些学生功利化倾向,把评优、评奖、入党等作为自己的积累资本。 2.2管理中的形式主义 2.2.1大学生管理者工作的形式主义。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直接从事大学生管理工作的人员对学生管理工作缺乏真正的兴趣和热情,平时很少关心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交友等问题,遇到上级部门检查便临时部署学生工作,应急而设。 2.2.2学生社团活动的形式主义。 在大学校园里,有许多学生社团缺乏严密的监管机制,而且由于当前社团经费基本靠成员集资,实行自负盈亏的方式,为了扩充经费,各社团只是注重自身的宣传,以尽可能多地吸纳会员或社员和吸纳资金为目的,同时社团活动的开展并未做到有始有终。在社团活动中,有些学生社团并不能提供具有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提高学生能力的各种活动。因此,活动的质量、活动的效果难以得到保障,更达不到以此来发展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目的。 2.2.3管理方法上的形式主义。 目前我国高校在对大学生的管理中主要注重特定活动及比赛,而忽视对大学生日常状态下思想及行为的考察。管理育人是高校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学生管理工作者主动贴近学生,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融入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将教育、管理、服务融为一体,而不是仅凭几次活动、几场比赛来实现管理育人。 2.3管理的封闭性 大学生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存在着隔阂。高校领导往往忽视了大学生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互动作用,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学生管理者与学生分开,形成学生管理者阵营和学生阵营。有些直接从事大学生管理的人员往往把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作为实现个人某种目的的手段,因此与上层领导接触多,而不重视与学生的交往与情感的交流,管理的目的意图、方式方法、途径等往往只在管理者中流通,学生对此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大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的鸿沟,往往使管理者和学生缺乏沟通,并在大学生中形成消极影响,致使部分学生个人本位价值观念更加突出,道德行为认知存在偏差,有意犯规行为增多等。 3.以“为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服务”为中心,正确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管理 高校对学生管理的主要功能是正确引导学生,促进其成长、成才,并把社会、家庭、学校等外在要求转化为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高校要以“为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服务”为中心,增强大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评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需要特别重视大学生自身的内化和体验,注重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3.1建立完善的大学生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大学生的思想还处于尚未完全成熟时期,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理论和经验教育,对社会的复杂性和是非性还没有体验或者较深的体验,对一些事物的认识还浮于表面,因此大学生在乐于参与的同时却显得辨别力不足,容易误入歧途。因此,高校要建立完善的学生管理制度,对学生严而有格,取法乎上;尊重、理解而决不迁就,把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起来。 完善的大学生管理制度应该包括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奖惩管理制度、学生社团管理制度、毕业就业管理制度等。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管理制度,必须科学、完善并可行,一方面要符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要符合教育规律和德、智、体培养的目标,并且管理制度要随时代形势及教育发展而不断完善,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了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高校还必须坚持不懈、狠抓落实,避免管理制度成一纸空文。 3.2建立健全大学生自我管理体系 3.2.1加强学生骨干队伍建设。 学生骨干队伍是联系学校、教师、同学之间的桥梁与纽带,起着先锋模范作用,是完成学校各项任务的一支重要力量。学生干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要公开、公平、公正,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杜绝一些学生走后门等不良行为,克服学生的功利化思想,将那些有热情为广大同学服务且责任心强、思想品德好的优秀同学吸收到学生干部队伍中来。 对于学生骨干人员,大学生管理者要尽力创造实践机会,通过实践的磨练,增长其才干,培养其能力,同时开展必要的培训活动,使其尽快进入角色,端正动机,并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与技巧。建立公开公正、操作性强的学生骨干人员考核制度,采用教师、管理者、同学、自身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定期对思想政治素质、学习成绩、工作实绩、平时表现等进行多方面评议,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学生骨干努力学习、刻苦向上、不断进取、奋发成才,防止产生凌驾于其他同学之上的优越感,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能力。 3.2.2发挥班、团学生干部在日常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大学生日常管理是一项繁重琐碎且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如果大学生管理者事事亲历亲为,不仅易于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产生职业倦怠感,而且没有时间对自身工作进行总结、反思与研究,不利于学生管理者能力的提高及长远发展。因此,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生会、班、团干部的职能,大胆放权让学生干部参与学生工作管理的全过程,如早操、寝室、晚自习、上课考勤、教室、班级等方面的管理,发挥他们在处理、解决问题中的主导作用。这样不仅减轻了广大学生管理者的工作负担,而且培养了大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其主人翁精神。 3.2.3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鼓励主动参与,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大学生不仅是高校管理的对象而且是管理的主体之一。缺乏大学生自身这一主体的任何管理活动,其成效必然是微小的,难尽如人意的,甚至管理是混乱的。因此,高校学生管理者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为学生服务的管理意识,做学生自我教育与管理的引路人,充分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全员参与,做自身管理的主人。高校应创造良好的竞争与育人环境,实行班级干部轮换制度,激发全体学生的参与意识和进取心,扩大学生干部群体,给全体大学生以充分展示自身才华能力的机会。高校应通过为同学服务的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与人交往能力等,与时俱进,为学生的成长成才与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3加强管理者与大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力争以心交心,以理服人。 管理活动首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如果在交流中忽视平等性与理解性,管理必然失灵。行政管理与大学生自我管理是大学生管理者们应当考虑的首要关系,学生管理层要简政放权,在学生的宿舍、伙食及环境卫生等方面提倡学生的自我管理,在发挥学生自身作用的同时给予恰当的行政指导及引导,以平等对话代替行政命令。在大学生的管理过程中,管理者要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能够积极进行对话的心理环境和氛围,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关注正在发展、成长的学生,既尊重他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志趣,又尊重他们的个性。大学生在平等交流的对话中即管理实践中,体验人格的尊严,真理的力量,交往的乐趣和人性的美好,进而张扬自己的主体意识,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 总之,大学生的管理理论要与时俱进,管理实践要因时、因校、因人制宜。既要有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又要充分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高校要结合本校发展现状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鞭辟入里,恰到好处。高校应以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主线,把加强管理与教育结合起来,以管理活动来教育学生,以育人来促进更好的管理。 大学生成长论文:公益服务与大学生成长成才 摘 要: 公益服务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公益服务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提升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开辟大学生就业新途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深刻认识公益服务的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公益服务事业中去。 关键词: 大学生 公益服务 成长成才 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有这样的表述:“要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探索和建立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新机制,引导学生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参与公益服务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公益服务从狭义的角度讲主要是指从事慈善、环保、社会服务等活动。从广义的角度讲是指以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的活动。例如:厦门大学“南强乡村学社”以“发展乡村文化事业”为宗旨,以“乡村有所图书馆”项目为载体,引导大学生投身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学社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成100所具备“民间・公益・开放”特征的乡村图书馆。截至目前,学社已在湖南汨罗、福建长汀、宁德和四川什邡成功捐建了四所乡村图书馆。 近几年来,随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公益志愿精神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积极投身公益服务中,在公益工作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公益服务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公益服务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体制转轨加速,新旧文化剧烈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大学生没能抵挡住社会上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价值观被金钱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功利化、自我化倾向,具体表现为重物欲轻理想,重索取轻奉献,重享乐轻奋斗,重个人轻集体,重技能轻道德,等等。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思政工作者责无旁贷。思政工作者不仅要通过传授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来培养大学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要引导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具体的实践中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参与公益服务为大学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些充满激情和理想的青年学子放弃了节假日的旅游休闲,或是不畏艰险,徒步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为灾区的孩子们送去一份关爱、一份温暖;或是振臂疾呼,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环保事业贡献力量;或是学以致用,为医疗保障体系无法覆盖的边远山区带去健康和舒适…… 通过积极主动参与公益服务,大学生能放下功利心态和焦躁情绪,培养起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从而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树立起甘于奉献、以振兴祖国为己任的价值观。 二、公益服务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公益服务,并不仅仅限于为受灾同胞捐钱捐物,帮孤寡老人打扫卫生,顶着烈日在大街上做宣传,等等。公益服务,可以有着更高级的表现形式,如厦门大学“南强乡村学社”运作的“乡村有所图书馆”项目、新农村建设调研和工友培训等。在参与这类公益服务的过程中,大学生不仅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了社会责任感,而且使自身才能得到很大的锻炼提高。公益服务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培养洞察能力 从事公益工作要有对社会的全面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能找出老百姓关注的话题和热点问题。只有好的受关注的公益项目才能引发共鸣,引起关注,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厦门大学“南强乡村学社”敏锐地发现,在当今的中国农村,书籍资源极为匮乏,老百姓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农村老百姓一是无钱购书,二是无处购书,三是虽手有闲钱又有处购书,却没有将资金投资于智力开发的意识。这些原因造成农村老百姓知识面狭窄,农村精神生活匮乏,引发了许多农村社会问题。“南强乡村学社”的发起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始运作“乡村有所图书馆”项目,号召全社会出钱出力,为农村老百姓捐建乡村图书馆、为丰富农村精神生活、提高农村居民知识文化水平贡献力量。 2.培养交际能力 公益人员经常要与社会各类人群打交道,要就钱物的保管方式、使用方法和交接渠道对公益项目的捐献人群和受惠人群进行详细的介绍说明。这就要求公益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汶川地震发生后,“南强乡村学社”成员们在得知灾区临时学校内没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书籍资源极为缺乏后,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灾区,考察灾情,慰问灾民。在掌握了灾区的详细情况后,他们多方奔走,号召社会各界出钱出力,为爱心图书馆和“志愿者之家”购置了电脑、书架、铁架床等用品,终于在四川什邡市马井镇菠萝村建起了第一座震区图书馆。通过慰问灾民和宣讲号召等活动,“南强乡村学社”成员的交际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3.培养运筹能力 公益组织(包括专业公益组织或公益型学生社团)经常会面临资金匮乏、物资不足等现实问题,导致公益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因此公益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充分运用学校资源、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来保障公益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整合学校资源方面,南强乡村学社的发起人曾直接上书厦门大学校长,详细阐述了学社的宗旨、目标和运作模式,受到校领导的重视,从而获得了校方在政策和财务上的大力支持。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学社通过宣传、沟通、协商、说服、互惠与合作,较好地获取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在短时间内筹集了上万册的图书资源和一定的资金资源。在整合人力资源方面,学社用图片展和宣传片等方式介绍了乡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困境,通过责任感召和志趣吸引实现了对大学生志愿者的招募。 三、公益服务有助于开辟大学生就业新途径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通过对全球公益性组织的比较研究发现,公益性组织在吸纳社会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各种社会问题诸如失业、老龄化、贫困群体、社会不平等、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等,积累成为严峻的社会挑战,国家迫切需要公益性组织参与治理各类社会问题。 1.公益行业蓬勃发展 公益性组织是指在市场和政府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卫生机构、教育机构、各种专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环境保护组织、职业培训和中介机构等。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公益行业正在成为朝阳行业。2005年“中国公益事业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层论坛宣布,中国有1000多家专业公益机构,10年来共得到近100亿元的捐赠。2007年,仅在北京登记的专业公益机构就有60多家,其中基金会40多家,稍有规模的公益组织一般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全职人员,志愿者则数量不定。此外,为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不少跨国公司也设有公益部门,如可口可乐公司、安利公司等。 不断增长的公益性组织为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提供了重要渠道,为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提升社会责任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实习平台和就业机会。公益性组织可以提供两种形式的就业,一类是全职的工作,有固定薪酬,目前就业机会正不断增加;另一类是兼职,属于流动性就业。专家指出,公益性组织是蕴藏巨大就业潜力的机构,其发展将为扩大就业开辟新途径。 2.公益创业方兴未艾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在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为大学生营造有利的创业环境,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为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关键。而公益创业正是大学生创业的一种新兴模式。 社会企业家是以社会使命为前提,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社会问题,用商业规则解决社会问题,以公益事业为主要目标,以利润为副产品。盈利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得对社会使命的追求得以持续。社会企业家多为社会公益组织的发起者和经营者,例如:为印度流浪儿童创设24小时救援热线的杰鲁,为南非艾滋病人建立看护网络的霍萨,为巴西贫苦牧民架设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罗萨。他们所发起和经营的这些公益组织,兼顾了公益与效率,并通过适当的盈利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类型的创业就被认为是公益创业。 国外社会企业家的成功榜样和国内公益精神的弘扬必将吸引更多热心公益的大学生投身到公益创业中去。而早年的公益服务经验,将为他们的公益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必有一些大学生通过公益创业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企业家。 四、结语 大学生通过参与公益服务,首先可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并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崇高活动中不断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其次,可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最后,可以了解到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状况,培养公益人才的基本素质,为将来投身公益事业,开辟新的就业渠道作好铺垫。每一位思政工作者都应当充分认识到公益服务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促进作用,积极引导大学生投身公益服务事业中去。 大学生成长论文: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成长的知心朋友的角色实现以及冲突应对 摘 要: 为应对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着力发挥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的作用。本文以辅导员作为知心朋友这一角色定位出发,论述了这一角色的特征、与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存在的异同,同时还着重论述了如何在学生工作中实现这一角色,以及实现过程中如何应对作为学生的上级管理者之间的角色冲突的问题。 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 知心朋友 角色实现 角色冲突 关于辅导员的身份,传统说法有以下几种描述,辅导员是教师,是干部,是教育者管理者及导师。[1]本文所探讨的角色限定为与大学生相处时的角色定位,按照《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所述:“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因此概括地说,在和学生群体的交流中,辅导员应同时担任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这两重角色。本文重点叙述了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这一角色的定位、职责与实现等相关问题。 一、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知心朋友这一角色定位的异同 (一)什么是朋友。 我们这里提到的朋友,可以描述成:同学、志同道合的人,后泛指交谊深厚的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上说,朋友是一个开放性角色,即任何一个人在担任“朋友”这一角色时,社会成文、不成文规定中并没有赋予其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换句话说,“朋友”不是一个规定型的社会角色。我们在与朋友相处中所秉持的处事原则和方法也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为维持与他们的良好关系而总结出的原则和方法,仅仅对自身有指导原则,对于他人来说,一般不具有明显的借鉴性,也不具有更大人群意义上的推广性和普及性。 (二)辅导员作为知心朋友与一般意义上的朋友的异同点。 从工作职责上说,辅导员需要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引导学生,帮助高校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同时也需要立足实际,注重解决学生当下的困难,如经济的困难,心理的困惑等。所以在与学生相处时,我们不仅要以一个“权威者”的身份出现,教育和引导他们的成长,更要以类似朋辈的平等身份出现,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能和辅导员说心里话、说真心话。 1.辅导员也应以真诚为相处基本原则,给予学生切实的关爱。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知心朋友与朋友一样,需要感情的投入,需要在深入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后,从最细微的、最实在的事情入手,给予学生帮助和关爱。同时,与学生相处,和与朋友相处一样,也应以真诚为最基本的相处原则。在学生犯错误时,不应一味地苛责,而要学会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总的来说,辅导员作为学生的知心朋友也应立足人文关怀的角度,真正做到发自肺腑地关心学生,这点与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是类似的。 2.辅导员应以专业知识、人生经验为指导,切实发挥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的工作职责。 首先,朋友的产生具有选择性,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在探索定向、情感交际等过程中逐步稳定下来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朋友是人们根据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兴趣和爱好寻觅出的能够起到交心、互相帮助作用的对象。而辅导员和学生群体是一个预设好的社会关系,关系的建立不具备选择性,也不存在根据人生观、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互相选定的过程。 其次,辅导员的身份定位是一种工作层面上的定位,我们必须明确,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知心朋友”的目的是要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是一种工作意义上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单方向的范畴。它要求辅导员以平等的身份“帮助”和“引导”大学生,绝不等于普通意义上的互相给予、互相支持的一般层面上的“朋友”,同时这种“知心朋友”关系也需要借助于辅导员自身的专业知识、社会经验来驾驭和支撑。我们要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向大学生灌输积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当然,辅导员在学生工作中也可能从学生身上发现闪光点并学习,但毕竟不等同于朋友意义上的互相支持,且辅导员的这种获得是属于工作范畴以外的,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畴。 二、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的角色实现 (一)充分遵循现代管理公平、平等、民主原则,以民主作风管理班级、学生社团等学生实体组织和单位。 大学生在中学时代受“高考棒”的指挥,基本上处于封闭式或者命令式的管理模式之中,习惯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管理,对民主的认识比较模糊和淡化,进入大学后,渴望民主和自由的意识逐渐增强,渴望能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同时,现在的“80后”、“90后”大学生和以前的大学生不同,他们关注自我,有个性、有主见,早已经不满足于“唯唯诺诺”,对教师和辅导员言听计从。因此,高校辅导员应适应现代管理“管理伦理化”趋势,遵循公正、平等、人道、幸福和民主等基本伦理原则,[2]积极推进班级、学生社团的民主化管理模式。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我们与学生的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一方面,辅导员要按照“班级、学生社团民主化管理”的方案,有针对性地主动为大学生介绍学生实体民主化管理模式的宗旨、内容和操作程序等相关知识,还要引导和教育他们弄懂民主与和谐的关系,从而使他们在班级民主化管理中正确对待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形成对班级民主化管理问题的理性认识。要取得理想的效果,辅导员务必做到引导得法,宣传到位。另一方面,要将民主和平等的原则贯彻到任何一个工作环节,保障任何一个工作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使大学生在班级和社团的生活中真正体会到“主人翁”地位。同时,切实保障学生的建议权、反对权,积极采纳学生所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内容。对于合情、合理、合乎规则的反对也应认真倾听,如果是正确的必须采纳。 当然,为维护学生社团和班级的正常运转,我们所指的民主绝不是“散漫”的民主,辅导员在管理过程中,也应让大学生充分理解“民主决策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克服“民主”等同于“我行我素,我当家作主”的错误观念等。 (二)排除偏见,兼容并蓄,能够做到与各类学生的真诚交流。 大学生由于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和生活条件的不同具有较大程度上的个体差异,同时,现在大学生心态开放,在价值观念和人生取向上也呈现出异常繁杂的状态,“80末”和“90后”大学生带有这个时代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鲜明特征,因此辅导员在工作中,不能以老眼光、老标准来衡量学生,而要与时俱进,在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与他们交流。在具体工作中,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掌握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三)切实贯彻以生为本、真诚服务的日常工作原则,做好特殊学生的帮扶工作。 “服务是教育和管理的优化酶,没有服务的教育和管理是枯燥的”,做好学生的服务工作是对高校辅导员的基本要求。[3]因此辅导员应把以生为本、真诚服务作为日常工作的基本理念,这种服务既可以是日常的事务服务,如教务教学、毕业就业,又可以是师生的促膝谈心,无论何种形式和内容,辅导员为学生提供的服务都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被学生感知的、一个个细微的言行叠加呈现的形态。 大学生正处于第二次心理“断乳期”,心理发展的不平衡和情绪的不稳定,使其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容易产生心理矛盾和冲突。譬如,一些学生由于适应能力差而难以应对学习、生活环境的新变化,一些学生对于未来就业压力的恐惧、焦虑、烦躁也会使他们对生活缺乏信心,对前途失去信心,甚至觉得生存没有意义等,还有一些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经济困难,给当下的学习和生活形成了阻力,还有一些学生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急需倾诉和关怀。辅导员要通过定期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心理疏导座谈会、个别谈话和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现状和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严密的防范监控机制。要帮助学生处理好学习、人际关系、恋爱、求职等方面的心理矛盾,减少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增强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和快速适应环境的能力。 具体而言,辅导员的辅导应涵盖以下领域:(1)学习辅导,包括对学生开展理解能力、学习方法、应试策略、时间管理等内容的辅导;(2)心理辅导,包括向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治疗,及时进行危机干预,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问题;(3)生活辅导,包括保健、助学工作;(4)管理辅导,包括对班级和社团指导、社交能力和个性发展指导;(5)职业辅导,包括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就业指导等。 三、辅导员如何应对“朋友”身份与管理者的角色冲突 (一)辅导员作为学生的“朋友”与管理者的角色冲突表现。 “知心朋友”和管理者这两个角色,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实践中,辅导员作为校方的基层管理者,要在校方立场发言,要传达、执行学校的各项制度、规定。但是学校的政策规定不少与学生意愿相矛盾。此时,辅导员处于校方与学生的夹层中,结果往往是学生理解的要执行,学生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二,辅导员着重解决的是学生行为的规范性问题,需要传达、执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使所管年级、班级的目标和学校的整体目标相一致,这就容易使学生对辅导员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其三,如果辅导员过于偏重感情的作用,就会致使其管理者的形象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学生对其毫无惧怕感,丧失应有的权威性。而辅导员对同学要求过于严格,或者过于强调人生导师的师道尊严,扼杀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也容易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 (二)应对冲突的突破口。 那么,如何应对辅导员在与学生相处中的这种角色冲突呢?我认为光靠辅导员自身去调节是很难办到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找工作的突破口,寻找新的方向。(1)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管理意识作为学生工作的最终目标。大学生的年龄一般在16―25岁之间,从人的身心发展阶段上说,已经步入或即将步入成人期。我们不应该仍用基础教育的教育方式对待他们,而要把工作重心落实到培养大学生“自我主体意识”上来。因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无论是理论知识的获得,还是实践能力的提高,都要通过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才能实现。辅导员应该注重培育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意识”,让大学生在校园管理中实现从被管理者到自我管理者的角色转换,通过德育教化培育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规划、自我服务、自我调节意识,而不是靠学校的学工部门、辅导员等人为学生“事必躬亲”。(2)调整学校管理机构建设,全面实现事务化管理模式,以学生事务及其管理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专门设置的机构、职业化的工作岗位和专业化地管理人员为标志特征[4]。我们应将评优、助学、宿舍管理、社团建设等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窗口建设,使这些工作直接面对学生,以工作坊的形式服务于学生,同时强化学生有问题自己找辅导老师帮助、直接进辅导机构咨询的习惯。 对高校思想政治辅导员提出承担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这一身份的重要性,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背景的教育动向,也是为了更好地和在时局激烈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实现沟通和交流。学生工作应因时而变,逐步地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意识。除了保证德育为先之外,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范外,更应该从学生角度出发,立足服务,促进学生成长成才。而这些都更需要高校辅导员以“朋友”的身份介入学生群体之中。当然如何更好地在学生工作中发挥这种特殊的“朋友”的作用,有待继续探讨和实践。 大学生成长论文:加强家校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成长能力 摘 要:长久以来,大学生的行为规范一直困扰着在校师生,近年来大学生文明行为虽有提升,如上车让座、文明课堂等,但生活学习习惯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陋习,有些阻碍个人发展、有些影响他人生活。我们针对大学生行为规范展开了调查,总结得出若干不良行为。 关键词:大学生不良行为 学习态度 公共意识 一、调查方式及结果 (一)、调查对象 省内部分高校在校生、S大学教职员工。 (二)、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自主设计调查问卷,分为网上问卷和纸质问卷。共发放444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39份,回收率98.87%,其中,男生254份,女生185份。 2、访谈法 与S高校教师、辅导员、后勤职工、留学生交谈,详细地记录他们所观察到的大学生的好习惯和不良习惯。 3、观察法 利用日常时间对周围大学生进行观察,直观了解日常行为。 (三)、调查结果分析 1、学习态度不严谨和公共意识不强是不良行为的主要表现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对待学习与考试上大多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对于公共场合或非直接涉及到自己的事情都表现的是事不关己的态度。这说明当前大学生的不良行为主要表现在学习与公共意识上,即学习态度不够认真,公共意识不够强烈。 (1)大学生对考试、学习的态度问题 如何看待大学生逃课或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近15%的同学对平时学习持不重视态度,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不对的行为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大学生经历过高考后,由于部分高中老师的误导,认为考上大学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便不再重视课堂,对待学习也不像从前那么努力,开始了别人口中的“享受人生”。 如何看待大学生平时不学习,考试前两天临时抱佛脚的现状? 结果显示有四分之一人的认为大学的考试不重要,混混就过去了。经历过高考,很多大学生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门考试,但其实并不是,那只是一个门槛,过了那个门槛才能见到外面的世界,大学里的考试是对平时学习的一种检测,并不是想要证明什么,平时好好地学习,考试才能不担心,但接近半数的人表示对大学生临时抱佛脚的行为表示理解,说明大学生们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比如玩游戏、各种社会兼职等。大学生,作为成年人的一份子,自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大学生的公共意识问题: 怎样看待大学生不爱惜公共财产? 对那些在课桌上,墙壁上随意图画的大学生怎么看? 从这两个问题的结果来看,在公共场合以及对待公共财物上虽然表示反对的人很多,但是仍旧有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人的态度不够坚决,对不爱惜公共财物的行为表示忍让,我们不仅自身要提醒自己注意公共场合自己的素质,更要提醒那些自制力不强的同学注意素质,通过自己影响他人,才能提高大学生的整体水平。 2、大学生不良行为男生高于女生,且大一和毕业班问题较多 从在对学校辅导员与教师的采访中我们得知,大学生不良行为的群体分布具有如下特点:从性别比例看,男生不良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女生;从年级的分布来看,呈现“两头”(大一和毕业年级)较多、中间较少的分布特点。 二、大学生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环境因素 不少老一辈家长和亲属都经历过艰苦和贫乏的岁月,所以十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也经历贫苦,同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工作那么好,学校那么好,不免心生攀比,于是便只想着要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找份好工作,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时刻与别人对比,对孩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可避免的对孩子内心造成压力。一心只想着孩子将来能找个好工作,而不顾孩子自身的想法,从而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导致现在的大多数大学生们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从小就遵循着与别人的对比,做着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的事,以致现在精神寄托不强。到了大学,没有人再一步要求你做什么,而只给你一个最后的目标,便有很多大学生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留下深深的遗憾。 (二)、学校教育因素 1、高中教师的误导问题 高中阶段不少老师为了鼓舞学生,便说着“这是你们最后的努力了,坚持坚持,到了大学就可以放松了”、“现在好好学,到了大学就好好玩”等等口号,确实误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这种想法,就很有可能在大学快节奏的生活中落伍。 2、忽视大学新生适应问题 高中时,每天的任务单一,不停地重复做题,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步入大学校园后,课程减少,无人监督,自理能力弱,一段时间内会感到空虚和失落,无事可做,有些同学便开始变得懒散,放纵自己,经常迟到、旷课,出入网吧等娱乐场所,荒废了学业。 (三)、家庭因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行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一直只想着孩子将来的现实生活,只关心孩子将来是不是能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而不注意孩子的心灵成长,孩子的性格可能会被扭曲,对孩子的一生都会造成影响。 (四)、个人因素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学生也属于成年人,需要为自己将来规划,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一味地遵循他人安排的道路终究不能成长,大学生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从以前“别人给我安排路,我来走”转变成“我为自己选择喜欢的路,勇敢地走下去”,不能终日沉迷网络,只图享受,而放弃自身的努力。大学是成长的过程,而不是享乐的过程,我们应该在这里学习安身立命的本领,找到自己内心所想,而不是提前预习老年生活。 三、对大学生不良行为的改进对策与建议 大学生不良行为的表现各异,引发不良行为的因素众多,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充分了解大学生不良行为的现状,根据不良行为的表现与特点,重点分析其成因,积极思考对策,对症下药。 (一)、严肃大学生对学习与考试的态度 调查了解中,我们发现很多大学生对待学习持放松态度,紧张的高中生活随着高考的过去也跟着过去,来到大学以为一切都是轻松的,这致命的一点如何改变,对大学生来讲尤为重要。 1、积极宣扬学习的正面典型 不少学生对待学习不认真主要认为学的都没什么用,以后又用不上,那么多大老板有几个是读过书的,在这种心理态势下,加上社会上那些“大学生找工作困难”“没人没关系找不到工作”等言论,遇到学习上的挫折便开始自暴自弃,久而久之便对学习失去信心。所以在学生中要宣扬学习对大学生来讲很重要这种观念,可以宣传学校的学术成就或学校的科研项目,以学术氛围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重视日常管理加强考前复习 对于大学生来讲,考试前的复习尤为重要,在考试周来临前,督促和营造良好的复习氛围,日常管理中,加强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管理,考试挂科率定将减少。 3、考试规则严格执行 考试时要严格执行考场规则,对待违规舞弊的学生严肃处理,平时不努力学习,考试时轻松过关,这是对平时努力学习的同学的一种不尊重,对规则的藐视。如果平时不努力的同学成功轻松过关,无疑会让更多人不重视平时学习,只关注考试时的手段,那样学习的意义就不复存在,因此严格执行考试规则,是保证对大学生学习态度的一种强力手段。 (二)、提高大学生的公共意识 不少大学生对身边发生的不良行为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不管不问,确实让人担心,大学生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冷漠? 1、积极宣扬爱国主义教育 在大学生中时刻宣扬爱国,爱党精神。宣传积极正能量,激起学生的爱国热情,热爱国家,就会热爱社会,人也变得高尚起来,对公共财物的感情才会加深,才会对社会充满希望,对他人更加热情。 2、歌颂英雄,对服务他人的工作给予支持 歌颂英雄们正义的一面,丑化英雄、恶搞英雄的行为要坚决抵制。学校、社会对那些帮助他人的人要予以支持,加以鼓励。倡导大家帮助他人,共建和谐社会。 (三)、加强对大学生平时生活的教育 1、与学生平时的沟通 大学校园里,老师与学生之间已不再是中学时那种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学生与老师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学生的社会经验不如老师,大学的老师都是高素质人才,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多沟通,多交流,不仅让学生与老师的感情加深,更能让老师的做人理念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会做人。 2、对学生家庭的了解 学院一线的学生工作者应当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有大致了解,当学生有某方面的不良倾向时可先向其家庭了解,一起寻求解决办法,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学工人员更懂得如何处理学生问题,两者的相结合将更有助于解决学生的不良行为。 大学生成长论文:当代大学生成长特点及基本规律探讨 摘 要: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群体,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烙印,又有着独特个性的群体。了解和把握他们成长和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心理特点及群体特征,是科学开展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关键词: 大学生 成长 特征 青年是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希望。用的话说,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面对全国两千多万在校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有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行之有效,首要问题是了解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规律,使得教育工作能够做到因材施教,以便切实提高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青年大学生已经从“80后”慢慢转为“90后”了。他们远离祖辈们成长时战火纷飞的岁月,也远离父辈们从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所以,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已经没有了拥抱革命和无私奉献的澎湃激情,也缺乏对新中国成立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切身比较和反思。但是,他们有着祖辈、父辈们所没有的崭新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含量,有着新颖的科技认识手段,有着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飘逸和青春热情。 1.青年大学生个体成长特点 当代大学生的年龄基本在18―22岁,正处于青春发育接近完成阶段,其个体成长过程呈现明显的特点:一是个体生理发育的成熟与心理素质的未成熟状态共存。他们的生理机理已具备了成年人的体格及种种生理功能,但其心理素质尚未成熟,尤其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意志力的培养和心理综合素质的增强都远未与生理状况协调。二是自我意识的增强与认知能力的不协调共存。大学校园环境的特殊性,给予大学生充分独立生活、注重自我确立的机会,许多大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由于大学生所处的独特的学习环境及文化氛围,使他们对社会事物有着自己独立见解,他们看问题的视野可能与一般大众有所不同,开始培养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心愿。然而,由于生活阅历有限,社会实践能力不强,他们在评价和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带上空想的色彩,对事物的认识,表现出一定的片面,还不能深刻、准确、全面地认识问题。三是思维活跃细微与不稳定共存。大学生正处于个体心理敏感的成长阶段,其内心体验极其细腻微妙。随着文化层次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大,他们的思维活动极度活跃,视野大为扩展,其情感越来越丰富,丰富的情感和奔放的青春活力往往影响思维的稳定和理性的提高。四是社会需求的迫切感与同社会的相对割裂现状共存。按照各专业的系统设计,大学生必须耐得住寂寞,在校园里接受相当程度的封闭式教育,这使他们相对被隔离于社会之外。但同时他们也迫切渴望加入社会。他们在校园里关注着社会,评判着各种社会现象,并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各种令人不满的现象,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迫切的社会需求与大学生正在形成的价值观相互作用,一方面构成他们走向社会的重要心理动力,另一方面也往往由于未能立即如愿产生种种心理焦虑。 2.青年大学生群体成长的阶段特征 大学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变化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系统,是随着不同的年龄增长和学习任务的调整不断成长的过程。不同年级学生面临的问题不同,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同层面的内容。 大多数学生是独生子女,少儿时集百般宠爱于一身。进入大学校门,一年级大学生处于过渡适应阶段,思想单纯,可塑性和可变性很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有明显的反差。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环境,面对新的师友同学和新的学习方式,他们有着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对终于获得的大学生身份,普遍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同时,部分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出现环境、学习方式、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的不适应。这些适应问题使他们在入学后处于苦闷、压抑、焦虑、消沉等消极的心理状态,有时会出现心理障碍等问题。二年级学生基本适应了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也伴随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确立,大部分学生对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有初步规划,多数学生积极上进,自我发展和塑造的愿望强烈,自我表现和独立意识逐步突出,积蓄着成才的动力。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和社会活动机会增多,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班集体荣誉感和合作精神不断增强。同时,群体中由于学习的深入和人生的展开,开始出现多层次的分化,学习目标、态度、人际关系等出现了差异,人际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容易出现冲突。由于异性间紧密往来,部分学生之间开始产生朦胧的爱情,但恋爱观尚未成熟。三年级学生的专业学习已经进入新的层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本定型,学生差异性增大,分化明显。随着接触社会层面机会的增多及参加部分社会实践,他们开始面向社会和现实情况思考问题,有自己的见解。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进一步增强,注重自我发展,个性凸显。他们开始主动设计,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充实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学生社团活动中,能力明显增强,创造性及组织性上了一个台阶,是学校和院系学生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类社团中担当重任。在感情上更加成熟,是恋爱高发期和分手多发期,因此,也容易造成面对这些人生问题时一些学生陷入无法解脱的境地。四年级学生的学识进一步系统和丰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本形成,已经掌握相当的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思想方法,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维能力有很大提高。临近毕业,学生们更加关注毕业去向和个人前途,关切自己的成才机会,渴望在社会生活中一展身手,集体观念逐渐淡薄,对担任学生干部、参加集体活动的积极性急剧下降,同学间由于就业竞争增大而影响人际关系,升学或就业的不同人生渠道的不同选择,使得关注焦点不同。 3.青年大学生成长的共同特征 尽管青年学生有成长过程的个体特点,有学业不同阶段的群体成长特征,但从青年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看,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处于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不断碰撞中,是在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完善过程。其中有几方面带有共性特征。 一是社会存在对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在校园生活环境中,社会存在通过人的社会活动和交往等实践方式,直接规范、约束大学生的言行举止,同时也将主流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品质要求,通过系统学科的学习及社会实践逐步渗透到人们的行为中去。这种时代品格的赋予是不以大学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简单举例说,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校园,很难产生只懂得四书五经的士大夫。 二是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他们可以根据自我内在需求,选择和接受外部信息,为自我完善提供养料。当代大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对人生目标的长远期盼,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利益驱动,他们往往只对那些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信息和领域感兴趣,他们思想领域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往往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相连。他们对旧事物进行大胆的舍弃和淘汰,拥抱感兴趣的新事物。成长首先是他们独立自主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是大学生的成长就是自身矛盾的运动过程。知、情、意、行的矛盾冲突一直贯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代大学生富有正义感和求知欲,敢想敢说敢干,内心充满了为真理而奋斗的大无畏气概,但他们缺乏韧性持久性,缺乏扎实的理性基础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往往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困难的增多而失去信心。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下,使他们更容易奉行功利原则,主张奉献和索取并行。他们对很多问题有理性思考,但在对待自己时却又常常自我否定。种种内在矛盾的冲突,使得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历程显得更为绚丽斑斓。 以上对青年大学生成长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的一些分析,应该为我们研究如何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基本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本着以学生为本、尊重青年大学生自身成长规律的基本着眼点施教。高校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应该充分考虑不同的个体成长特征,关怀、包容、引导和扶持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在不同年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如在一、二年级价值观、世界观初成阶段以科学理论的教育为主,在高年级巩固阶段则应多安排系统的理论研习和社会实践生活。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青年大学生政治综合素质的提高、理想信念的培养不是单纯靠课堂的理论灌输所能收效的,还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潜移默化,靠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靠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牢记,我们是在为祖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英才,才能沉下心努力交出满意的答卷。 大学生成长论文:论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成长 摘 要: 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极其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该深刻认识并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当代大学生应该利用科学发展观这一先进的理论武器武装自己的头脑,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立身社会大环境,立足于自身实际,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未来,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力献策。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科学发展观 健康成长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为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先进的指导思想,为大学生的成长指明了方向。当代大学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我们当勇敢地肩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自觉学习并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在学习和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一、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紧紧抓住发展。 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一第一要义,就要时刻牢记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发展对于我国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乃至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就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做到又好又快。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发展存在发展不平衡,出现只顾经济发展,不管环境承受力,不管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前的这种不计代价、竭泽而渔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孤立的、片面的。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推进科学发展,就要采用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要坚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就要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把“快”建立在“好”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四)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做到统筹兼顾。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处理好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在发展的同时总揽全局、统筹规划。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要求做到五个统筹,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二、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告诫大学生树立终身学习观。 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学习永远是学生的天职,学习始终是学生的第一要务。上了大学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学,因为“不学,无以伟大;不学,无以高大;不学,无以重大。如果一所大学思想不伟大,人格不高大,贡献不重大,那么,其境界就不宏大”。 科学发展观告诉当代大学生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大学的学习。大学的学习一定要区别于中小学的学习,它不再是灌输式、填鸭式的学习,而是一种自觉性的学习。 自学的过程就是在培养自己学会如何学习的过程。大学是每个人自求学以来到达的最高学术殿堂,是最后一次接受系统学习的地方。上大学并不只是混个学历就结束了,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因此,大学也是每个人真正开始培养学习力的净地。 (二)科学发展观帮助大学生赢得未来。 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当代大学生做到立己达人,即一方面要促进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发展。 促进自身的发展,首先要充分认识自我、认识他人,然后才能改造自己,并充分合理地利用身边的资源发展自我,成为心中满意的自我,赢得未来。 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就是在发展自我的同时,积极影响他人,倡导真善美;就是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回馈他人、回馈社会。 立己达人,能够帮助大学生克服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服务他人和奉献社会中去,帮助大学生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赢得美好的未来。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大学生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当代大学生应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就是以学为主,全面加强德、智、体、美、劳这“五育”的培养,实现专业水平和人文素养的全面提高;协调,就是统揽全局、监观各方,促进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专业学习与人文生活相协调;可持续,就是站在长远的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做到提前有准备,促进大学生与社会大环境的和谐,使大学生在社会中始终保持有战士的激情和勇锐,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 这要求大学生既要对自身发展统揽全局,统筹规划,力求全面提高,不偏废其一,又要合理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在特定阶段抓住对自身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一方面,并在这一方面加大力度,重点突破。 三、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基本方法与重要途径 理解和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明白了科学发展观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后,我们必须探讨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基本方法与重要途径。 当代大学生应自觉树立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科学发展观这一先进的理论武器武装好自己的头脑,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实践,促进自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积蓄能量。 那么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如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呢? (一)统筹德与才并行发展。 21世纪无疑是一个人才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当代大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之上,应该发展非技术素养,练就一双好眼、一句好话、一笔好字、一手好活儿和一首好歌儿,把自己培养成兼具“谋才、口才、文才、干才和艺才”的全才,使自己静下来能思、站起来能讲、坐下来能写、走出去能干、闲下来能玩。 有才无德便是祸。学富五车、样样精通,如果没有好的德行,那么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就不是福音,甚至会是灾难。人格高尚的大学生乐观向上,积极热情,心胸开阔,善解人意,宽容他人,尊重彼此,自信但不自负,自尊但不自大,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为他人和社会着想。 有德有才,才会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和超越自我的意识和动力,并使自己呈良性发展,时刻考虑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树立真善美的价值观。 所以,当代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有用的人才。 (二)统筹优势与劣势协调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未来社会就是追求“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过于追求自身的偏好,个性张扬,出现优劣势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木桶原理告诉我们短板效应的重要性。 大学生一方面要努力发挥自身特长,使自己在以后的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要兼顾自身的弱点,克服自身不足,着力改进,尽量使自己在今后的竞争中无刺可挑。 (三)统筹硬件与软件同时发展。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学生在提高自身各种品质的同时,还应注重自身体质的增强。 当代大学生应该合理规划好自己的时间,良好的作息习惯能够使自己既不懒散又不疲惫。 现代意义的健康不仅指身体,而且包括心理。心理健康,人格才不扭曲,内心才会快乐,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身体的生理健康。大学生应该多和同学、老师交流沟通,提高自身心理调节能力,做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实现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只有兼顾体质这一硬件和其他科学文化素质(软件),才能有效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统筹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 理论服务于实践,实践完善理论。大学生一方面要学习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要应用理论知识。 学习理论知识,要求我们在课内要认真听讲,在课外要自觉探讨、认真分析。 应用理论知识,要求我们主动培养自身的实践动手能力,既要在专业上多动手操作,做到学有所悟,又要在其他实践方面自觉发展。尤其是学生干部,更应学会如何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团队管理能力等。 社会迫切需要具有“真功夫”的人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五)统筹个人与集体同向发展。 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的发展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发展的积累构成社会的进步。国家花费大量经费投资到教育上,大学生走出校门后,理应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为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大学生一方面要注重自身的发展,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考虑,另一方面要促进集体与社会的发展,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同向发展。 大学生也是人,也要生存,基本的物质需求无可厚非,但是不应该铺张浪费,奢侈生活;大学生的发展不应该建立在损害他人、集体或社会的利益之上,而应该使自己的发展有利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统筹个人与集体发展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努力践行的,因为促进社会的进步是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指导老师:雷体翠 大学生成长论文:谈高职大学生成长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的构建 【摘 要】本文以《高职院校大学生成长成熟问题研究》课题组对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轻纺系学生素质、心理、思想现状调查为基点,发现高职大学生较为普遍的存在心智不成熟的现象,从而提出了将“心智成熟”作为高职人才培养具体化目标的这一构想,由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展开了对高职大学生实施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构建的论述,以此解决高职人才“高素质高技能”培养目标这一问题。 【关键词】高职 成熟教育 第二课堂 教改方案 构建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才培养事关高职教育的生存发展。如何将高职大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将是高职院校永恒的主题。 基于人才培养这一主题,《高职院校大学生成长成熟问题研究》课题组(下称“课题组”)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轻纺系学生为调查对象,了解到高职大学生或多或少存在心智不够成熟的现象。由此进行成因分析,从而产生了将“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具体化为高职大学生“心智成熟”的“成长成熟教育”设想,并对如何实现高职大学生“心智成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成熟教育第二课堂进行了教改方案的构建,实施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此验证成熟教育对高职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一、对高职大学生心理不成熟现象的实证调查 课题组以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轻纺系400名一、二、三年级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选取该系学生的原因,是因为该系学生多数是来自农村,且根据平时观察,相对其它各系学生而言,该系学生学风好、心理成熟度略高。这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使用封闭式问题设定问卷,针对学生素质、心理及思想三方面进行了调查。通过三项调查,发现高职大学生或多或少的存在心智不够成熟的现象。 1.学生素质现状调查 调查结果表1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在思想、道德、心理、业务及其它素质(劳技、审美、身体和政治)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态势。但也存在部分学生不尽人意,而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的素质状况略好。 2.学生心理现状调查 调查结果表2显示,多数学生在自我评价、适应能力、情绪稳定、智力正常、人际关系、心理行为与年龄的符合程度等方面表现正常,但一部分学生在适应能力、情绪稳定等方面存在问题。 3.学生思想状况调查 调查结果表3显示,大部分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危机感和竞争意识,他们渴望成长成才,并且在个性、智力、能力等目标追求上也呈现出差异,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较为强烈,但也存在着部分学生有着一定的自卑与压力感,自我控制力较弱,对个人的就业前景信心不足,甚至害怕就业。 综合以上学生调查情况来看,高职生在思想、道德、人格、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成熟欠缺。 二、高职大学生心理不成熟的成因分析 探究高职学生心智不够成熟的原因,作者认为这既与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有关,也与其家庭、社会及学校教育的外部因素有关。 1.过分溺爱孩子会对孩子的成长成熟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因此很多家长会宠爱孩子。这会导致孩子在独立生活、计划用钱、吃苦耐劳、责任意识、学习动力、与人交流、人际交往以及意志力和挫折感等诸多方面出现危机。特别是高职学生在有了较好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往往生理发育成熟较早,而心理发展则表现为不太成熟。表现为学生怕脏怕累、过分依赖、消费随意、胆小怕事、封闭自己,导致自我意识强、人格健全却会出现障碍等现象。 2.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是构成学生成长成熟负面影响的重要诱因 如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思潮,往往导致学生对任何事都会从是否对自己有利这个角度出发,很少理会他人的态度和感受,加上自私心态,宽容、理解、谦让、换位思考等建议就较难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对外界有益于心智健康的信息接纳也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学生的思想较为功利,健康心理成长较为缓慢。 3.多数学校的教育行为总是注重学生的智育发展,而忽视学生德育和心理素质的提高。这往往不利于学生的成长,甚至还会延缓他们的成熟。 比如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一类学生:他们头脑聪明、能干,但工作却平常,甚至会经常性地出现一些纰漏。究其原因,就是缺乏责任感。还有一类学生,无过人之处,但做事目标明确,坚毅果断,由此赢得同伴们的肯定。究其原因也很简单,这类同学对人、对事、对工作有强烈的责任感。那么这两类学生的差异,就是源于我们的家庭及学校缺少责任意识的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应注重学生的智育发展,但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缺乏德育和心理健康的教育,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高职教育。比如我们较少的关注学生的挫折教育,而往往导致的就是学生在遇到挫折时会气馁,甚至轻生。如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加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加强学生参与竞争和适应竞争的生存与就业能力教育。人人皆知“适者生存”这个生物圈法则,如果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在面对挫折、面对竞争、面对压力时,没有应急应变能力,那么我们的教育对学生的基本生存能力会起到什么积极影响呢?因此缺失生存教育的高职教育,也将不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此外,大学生在恋爱以及性心理、性道德上的不成熟,也要靠心理学科教育的积极引导来转变。 4.个人能力提升与人格健全,是学生心理发展与成熟的关键。 高职生在能力与人格上之所以存在欠缺,一是学校在人格教育上缺少引导,而有利于提升学生能力的相关活动也较少开展或者开展得不够有效。二是学生对人格问题的认知深度不够和能力提升的动力不足。这就要强化心理健康教学,借助心理健康知识解答与解决学生客观存在的认识与不足等,以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乐观心态,更好地让学生认识到心智平衡发展,对于个人成长成才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解决心理成熟问题的一个关键。同时,利用学生第二课堂,开展有利于学生心智成熟的相关活动,则是对高职学生成长成熟最好的教育载体形式之一。 三、高职大学生成长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构建 1.成长成熟教育的意义 (1)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早在1999年,国家教育部把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后将“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变更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那么,针对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作者认为可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概念具体转化为“心智成熟”概念。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一是心智成熟对个体发展的程度进行了界定。尽管它是一个相对概念,但这个概念对个体发展的程度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即达到“成熟”,且不违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本意,还符合时展的需要。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只是界定了个体发展的全面性,并没有对个体发展的程度进行明确,也就是对个体全面发展的程度多少没有提出要求。二是心智成熟所具有的内涵更为宽泛和全面。它包括了“德、智、体、美”,且融入了知识、能力、素质要素以及强调的是心理因素,特别是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符合职业岗位的需要。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心智成熟的前提依然不能脱离对德的要求,不能离开“智、体、美”这些条件。三是心智成熟的含义更为深厚、具体。“德、智、体、美”的含义只停留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较为肤浅的表层,采用的是设置课程、考核成绩的手段,突出的是对四个主要方面的知识掌握,而对心理以及四者之间的融合与运用要求不够。而心智成熟则是对“德、智、体、美”的深度扩展,更为具体化,它是以活动方式为载体,综合评价为手段,突出的是对“德、智、体、美”的综合运用能力,强调的是心理因素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2)成长成熟教育意义。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特别是强调心理的适应、能力的符合、素质的满足,就需要对高职大学生进行成长成熟教育。因为充满竞争的现实社会,更需要的是具有良好心理素质、拥有高尚职业道德、具备较强职业能力的高素质高技能的“适应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建设者。因此,面对高职大学生进行成长成熟教育,就具有突出心理素质、突出职业能力的教育作用,以满足现实社会对人才的要求。 2.成长成熟教育的载体 构建成长成熟教育教改方案的最好载体,就是借助学生第二课堂,开展有选择性的、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以实现第一课堂所难以达到的快速成长成熟的预期效果。 3.心智成熟的主要内涵 根据“美国生命教育之父”詹姆斯•唐纳德•华特士的生命教育理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就是“意味着能和自己,和他人建立起愉快和谐的关系”。而建立起和谐关系,关键在于能否使身体、情感、意志力和智力发展出成熟的品质,也就是使个体在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方面得到平衡发展,并达到健康、固化和稳定。以此我们将心智成熟理解为成熟教育,而这可通过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来实现。 4.方案构建的原则与方法 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方案的构建,是按照“身体、情感、意志与思维”和“知识、素质与能力”相融合以及有利于大学生快速、更好地成长成熟的原则,采取分期分类和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构建的。 5.构建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 根据以往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情况来看,一是缺少对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内容、效果、构成要素的理性思考,即缺少对开展什么活动以及什么活动产生什么样的素质与能力收效,或对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有无影响和有什么影响的思考。二是缺少对活动对象、形式、时间、次数的思考。以至活动开展,始终没有上升到有效促进高职大学生快速成长成熟的理性高度。 构建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的内容要围绕学生的“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这四个方面来展开,而其构成要素要围绕学生心智成熟所必要的知识、素质、能力三个方面来组织。对于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心理健康知识、道德法律知识、管理学知识、安全知识、营销知识等,不过,在选取知识时,可根据情况进行适当的侧重;对于素质,主要包括八项素质,即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同样,在素质培养上也要有选择的重点,对于能力,主要包括智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运用能力、信息查询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策划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就业技能等。 构建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要对“活动对象、活动形式”进行分析和选择。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成熟主义“幼儿教育理论”,即“身心发展是按照年龄顺序进行的”。因此,在第二课堂活动安排上必须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即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所以就有必要对活动对象进行有效分析,以考虑某项活动的开展是否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活动形式进行分析,就是要依据活动对象的特点来选择适合其生理与心理要求的活动形式,以使活动的成效更高。 对于人的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这四个方面,也是有层次关系的。身体为最低层次,情感为第二层次,意志与思维为第三层次。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层次之间并没有断然的界限,因此,活动选择与编排可以在层次上做适当的调整。但一定要注意人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构建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要对“活动内容、活动成效”进行有效分析。即哪些活动会涉及到“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四个方面,而这些活动会有什么成效,需要训练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心智趋于成熟这个目标。当然,活动内容的选取必须是具有健康积极意义的,活动时间要适度,活动成效须较好。活动成效应包括活动的教育意义和促进作用、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任何一个活动所牵扯的内容会涉及很多方面。比如开展一项体育活动,既会涉及到学生肢体相配合的训练以及眼力、听力之间的协调,也会涉及到简单的逻辑思维判断等。这就是说一项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等若干个方面的训练,也会有知识、素质与能力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训练。因此,一项活动不能简单而断然地将其归纳到某一个方面,但可以通过其活动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而粗略地将其归类。 6.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活动分类 (1)按“身体、情感、意志和思维”分类:以下活动分类只是一个简单并粗略的归类。①涉及学生身体训练的:文艺表演、体育比赛、趣味游戏等活动。②涉及学生情感训练的:心理剧表演、主题教育、朗诵比赛、娱乐活动、书画赛、黑板报、主持人大赛。③涉及学生意志训练的:体育运动、劳动、做某一事务的持久性的体会、感受现实生活挫败与承压的经历总结、坎坷意识教育、军训等。④涉及学生思维训练的:中英文演讲、辩论、讨论、主题班会、讲座、工作总结与表彰会、实习成果汇报会、学习座谈交流会等。 (2)按“素质与能力”分类:①自我意识与仪容仪表素质的训练:各类表演、比赛、主题班会、自我介绍、礼仪主题表演、主持人大赛等。②语言表达与文字运用能力的训练:中英文演讲、辩论、主持人大赛、主题班会、读书心得征文征稿、广播稿等。③知识运用与智力提升能力的训练:知识竞赛、生活常识比赛、安全知识比赛、读书学习竞赛、模拟招聘等。④人际沟通与组织协调能力的训练:各类活动的组织策划与举办、常规学生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等。⑤身体素质与艺术鉴赏能力的训练:体育比赛、运动会、拉歌、文艺汇演、表演秀、作品展示等。⑥心理健康与思想道德素质的训练:问卷调查、学习、讨论、讲座、干部培训、主题班会、劳育课等。⑦逻辑思维与意志品质素质的训练:演讲赛、辩论赛、军训、劳育课、工作总结与表彰会、工作成果汇报会等。⑧创新能力与动手制作能力的训练:手抄报、设计大赛、技能大赛、寝室与教室文化比赛、烹饪大赛等。 鉴于以上认识,课题组针对轻纺系学生构建了针对性强的成长成熟教育第二课堂教改方案,并从2009年3月至2010年3月分期分类实施了该方案。经过一年的训练,该系学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学院各类大型活动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也赢得了多数任课教师对该系学生基本素质的好评。 由此,课题组认为,在高职大学生范围内开展心智成熟教育,有助于高职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助于高职大学生成为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特别是对高职大学生的心智成熟将起到极其有效的促进作用。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说到茶,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一种日常饮品,但更多的时候茶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追求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的。所谓茶文化就是以茶为载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随着当代社会人们思想的逐渐缺失,茶文化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也被作为引导人们思想正确形成的重要道具。而高职大学生作为最需要被正确引导,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群体,茶文化对其的思想道德的培育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1文化所蕴含的人生价值体系 1.1茶文化尚“德” 人们认为,茶之本性即德。茶圣陆羽就曾在《茶经》中夸耀茶的德行高洁,值得人们学习。“德”是我国茶文化中的主要精神。人们通过像质朴、坚强的茶树学习生于深山乱石却养出如此清香迷人的茶叶的“德”之精神以修炼自身,从而实现精神的升华。在我国各类的茶事活动中,融入了儒家、道家、释家等重要的思想精华。如儒家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人们通过从事这些活动来体会我国优秀的哲理、文化,实现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得到提升,寻求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达到茶文化的“德”的境界。 1.2茶文化尚“和” 一般来说,茶文化的“和”体现在茶事活动的以茶示礼、以茶传情之中。人们通过茶礼、茶宴、茶俗等多种茶礼仪来创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比如,“流觞曲水”就是茶文化尚“和”的表现之一。另外,茶文化的“和”还体现在人们的思想之上。如佛教的“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思想。人们通过品味茶文化中“和”的内涵,消磨自己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的浮躁之心,与他人建立和谐平稳的人际关系。同时,人们也能够从烦扰的都市中脱离出来,更好地体会到自然之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1.3茶文化尚“俭” 相较于茶文化中修炼自身的“德”的内涵和注重万物和谐的“和”的内涵,“俭”的内涵更多寄托着古人对国家的忧虑之心。在《茶经》中就讲述了晏子养廉喜茶,陆纳以茶待客等例子。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今人眼里,日益强大的祖国似乎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忧虑。但实际上,对水、电等资源的浪费也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人们应该通过对古人忧国忧民思想的学习和爱国情怀的追忆,进一步体会茶文化中“俭”的内涵。饮茶、事茶不仅有利于自身的身体健康和心情平和,更有利于营造节俭的社会风气,推动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2对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要求 2.1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是高职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的第一步。它是由学校根据对市场导向的分析和大学生对自身的能力强弱、知识水平高低等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的。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首先就需要大学生认清当今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在校就读期间可以抓住一切社会实践的机会,积累较多的社会经验,为自己的就业做充分的准备。在竞争上岗时,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市场需求,降低对自己就业的期待值。高薪是每一个人都想拥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大学生就业不一定非高薪职业不可,而是应该视市场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理想职业的范围。接着,高职大学生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理想的职业岗位,就需要大学生根据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提升自己的就职实力,如专业技能、语言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2.2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职业价值观中的劳动观就是人们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对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看法和相应的认识。它反映了从业者对工作的态度,由态度决定了从业者在工作中会做出的行为。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首先就需要大学生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岗位,不存在对不同的岗位进行三六九等的区分的情况。没有一项工作是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到高薪的,都是需要从业者付出相应的劳动去换来的。此外,大学生在从业过程中不应该以基本的工资数额作为评判职业的标准,更要重视该职业所包含的精神财富。高职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就既要重视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更要重视劳动对自身精神的锤炼。 2.3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对大多数仍挣扎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劳动观的高职大学生来说,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还为时尚早,但这恰恰是在大学生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确的发展观决定了从业者的实践意义和实践目标。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需要大学生发展的看待所从事的职业的前景、所呆岗位的上升空间、工资待遇的变化等客观因素,在职业生涯中遭遇困难、深陷困境的时候能够较为积极地看待这份职业。大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将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并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根据自己设定的越来越高的目标不断前行、发展。 3茶文化对高职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3.1茶文化“德”的内涵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 在当代大学生中,频繁跳槽、改换工作的不良风气日益盛行。茶文化中“德”的内涵强调自省,它将引导大学生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认识自己实际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寻找恰当的、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不是一昧的追求高薪和良好待遇,将从业时间一拖再拖。茶文化中“德”的内涵还强调立志,它引导大学生设定相应的求职目标、划分从业范围并为之努力奋斗,而不是沉溺于打游戏、看电视剧等娱乐活动中,就职后发现不喜欢所就职的职业而不知目标地频繁改换工作。 3.2茶文化“俭”的内涵对大学生劳动观的影响 在当代大学生中,利己主义普遍存在。茶文化中“俭”的内涵重视节俭。它将引导大学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不铺张浪费,减少骄奢的娱乐开支,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自身的社会价值之中,而不是贪图享受,缺乏积极上进之心。另外,茶文化中“俭”的内涵重视集体。在现在的许多高职大学生中,往往会因为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或是对所从事的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对自身工作消极、懈怠,只关注自身的利益是否增加而不关注因为自己消极怠工而损害的集体利益。茶文化中“俭”的内涵会引导高职大学生重视集体利益胜过自身的享乐,明白只有集体利益增加,自身的个人利益才会增加的事实。茶文化中“俭”的内涵还会引导大学生不要太过重视岗位的物质条件,功利心过重,而应该更多地看到这个岗位能够对自己起到的锻炼作用。只有自身的实力增强,才能够获得更优良的待遇和条件。 3.3茶文化“和”的内涵对大学生发展观的影响 在大多数在家被视为中心、在校如鱼得水的大学生中,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会站在他人的视角考虑事情的情况难免发生,而要想在职业岗位长远地走下去,这样的处事方式不可取的。茶文化中“和”的内涵强调礼节。礼节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它影响了大学生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如果一个人尊礼、守礼、处事有度,那么他绝对会比一个行为粗俗、处事不考虑他人感受的人获得更多的好感。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与同事、客户等形形色色的人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无疑是有利于自身的职业发展的。待人以礼,也必将收到别人的亲和的回应。在职业生涯中,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只有建立一个和谐、强大的团体,吸收他人的长处、学习他人的经验、借用他人的知识才能弥补自己的短处,更好地完成工作。另外,茶文化中“和”的内涵除了强调人与人的和谐,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工作的事永远是纷纷扰扰,让人烦心的。从业者要学会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去体验自然的美好,在自然中放松工作的压力,一张一弛方能走的更远。 4结论 有关茶道精神的内容在历时弥久的茶文化中是十分丰富的。在高职校园中,清冷的茶文化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平心静气地度过校园生活,还对高职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高职语文教学篇1 高职院校教学体系中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教学的比重较大,而作为基础性学科的语文课程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这既会严重影响高职语文教学实效性的提升,也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通过传统文化中的语文教育元素的有效利用,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进一步提升对于语文教学的兴趣和主动性。 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 1.传统文化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媒介 作为大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教学的重点应向阅读和写作能力倾斜。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养成学生的阅读习惯,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渗透传统文化,就赋予了高职语文教学以更加丰富和生动的载体和媒介,让高职语文教学的效果和方式更加灵活和丰富,这对提升语文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2.传统文化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在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还是教学内容的拓展和凝练,高职语文教学都承担着宣传、推介、实施、引导学生熟悉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职责。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教学创新和探索的一种途径,更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种必然使命,这让语文教学可以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作用,对学生产生更加积极的文化熏陶。 3.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德育功能 需要看到的是,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重要的文化课程,更承担着较强的德育功能,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语文教学,可以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高职语文教学不可能是通过灌输等方式而实现,必须要借助更加积极有效的内容来实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借助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德育功能和内容,进一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平进行正面和积极的引导,更加有效地推动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发挥。 二、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1.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从高职语文教学的对象来看,很多高职在校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相对不足,有的甚至对语文存在一定的畏难和厌学情绪,这给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对传统文化中一些故事、人物、风俗、传说等元素的引入和讲解,让学生能够更加感受到语文教学的魅力和温度,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积极性,有效地激发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2.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随着网络的普及,高职在校生的网民数量不断提升,学生依托网络进行学习和生活的时间不断增加。而在网络环境中,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效果不断强化,很容易让学生产生错误的思想意识,进而产生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盲目贬低。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地位,进而树立起较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个人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3.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高职语文教学虽然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但是语文教学的目标却是终身的,如何更好地拓展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识,树立独立阅读的习惯,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是随着学生对传统文化逐渐产生了学习兴趣和正确认知,就会大大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未来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中,也可以不断强化自身对于语文的自主学习,从而对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渗透中存在的问题 1.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者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和作用认知不足,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不仅对高职学生语文素养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学生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在语文实际教学中更愿意照搬照抄普通高等教育的语文模式和教学内容,没有从高职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有益的文化元素和教学内容。这就造成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相对模糊,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德育等功能的有效发挥。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体系来讲,语文教学的地位和作用无法与专业技术理论和实践教学相提并论,很多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校企合作和顶岗学习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因此,导致高职语文教学的教学资源相对不足,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也存在短板,这就使高职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显得相对单一,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教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新媒体、大数据、云平台等网络技术的普及,高职语文教学的手段则显得更加落后,无法为高职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3.教学的载体相对不足 由于高职院校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专业技术教学方面,因此,语文教学的载体则相对有限。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无法有效完成语文教学的全部任务,无法激发学生对语文教学的参与意识,导致语文教学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大大不足,让一些学生一旦离开语文课堂就将语文学习抛在脑后。 4.教师素质还存在短板 相较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高职语文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方面是优秀教师人数不足,常常一名教师要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导致教师的精力和积极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语文教学在高职教学体系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语文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前景相对不足,因此,高职语文教师从事教学探索和创新的动力大打折扣,导致很多优秀年轻教师常常跳槽,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结合的实现路径 1.不断强化和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思维 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教学,更重要的任务则是文化的熏陶和传承,作为高职语文教学也是如此。一方面,高职语文教学教师要通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和内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渗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传统文化思维的培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引导学生树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2.努力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创设传统文化环境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等教学方式,将语文教学内容转化为直观具体的视频影像资料,并将传统文化内容融汇其中,让文本内容变得更加感性,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教学内容,体会课文背后蕴藏的深层次含义,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加深传统文化的印象。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语文课文中蕴藏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重点强化讲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文化感染和熏陶。 3.努力开阔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 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是非常不现实的,必须要扩展教学资源,开拓学习视野。一方面,要通过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和传统文化内容,给学生布置有针对性的课后作业,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鼓励学生高标准地完成,巩固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推送传统文化相关知识,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作为课堂教学之外的重要补充。 4.努力发掘培养传统文化的德育功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元素,更有很多优秀的精神文化元素,这些内容涵盖了历史、人文、精神、礼仪等各个方面,教师要善于从中发现适合语文教学的内容,提升传统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和德育功能。比如,在学习一些爱国题材的课文时,教师要通过对课文作者、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文化风俗等传统文化的拓展介绍,进一步引导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自觉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进而树立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5.组织丰富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由于高职语文教学的时间相对不足,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社团等组织进行合作,利用节假日等载体,在校园内组织丰富多彩的以语文为内容,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学生活动,比如:语文经典诵读大赛、诗词朗诵会,通过拓展课外活动,渗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物质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参观、实践活动,并让学生写出参观感受等,使其在各色语文活动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综上所述,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既需要广大教师提升责任感和紧迫感,也需要广大教师提升创新能力,探索创新路径,让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促进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传承。 作者:张华 郝建英 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语文教学篇2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要求所有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职责,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与思政课程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协同效应。高职语文作为面向全体高职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高职语文教师应当与时俱进,主动出击,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为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注重价值引领 (一)革新课程理念,树立发展性课程观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导下,高职语文课程应当树立发展性课程观。长期以来,受到“以技能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影响,高职院校非常看重教育的实用功能。在公共基础课程要为专业、就业服务的语境下,高职语文在实际教学中不得不弱化自身的人文性,被大量地加入应用写作、实用口才、职场语言交际等内容。发展性课程观就是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既重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又关注学生人文素养、思想品质、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 (二)明确教学目标,着眼价值引领 理顺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要从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着手。一直以来,语文教师都很熟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备课时撰写起三维目标驾轻就熟,可是一旦回到教学实践中,知识讲授、传授还是成为了课堂的重心,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教学现状。人民教育家于漪说过:“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培养有人性、人品、善心、善行的人,是人之完成、追求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高职语文教师应当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尤其是要明确课程思政目标,在教学中充分体现语文的人文性特征,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领。 二、提升教师素质内涵,增强育人能力 (一)重新定位角色,坚定理想信念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高职语文教师不能简单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政课教师的事,要努力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不仅学习了相关知识,而且实现了精神成人。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著作《大学》开篇就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师要教育学生弘扬高尚德行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传道者要先明道、信道,这就要求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把“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使命。 (二)提高教师素质,拓宽文化视野 教师的素质高低决定了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改革的成败。高职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和德育能力,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语文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还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努力修炼自己,争取成为智慧型的教师,具备学习、生活、为人、处事等方面的智慧,能够给学生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同时,高职院校要启动语文卓越教师培训工程,在注重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培训的同时,增强对高职语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和德育方法的指导,为教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创造条件。 三、精研教学内容模式,挖掘育人元素 (一)找准思政契合点,注重当代阐释 在高职语文课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在于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熏陶感染,切忌机械灌输和空洞说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高职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是最值得挖掘和阐发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更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例如在《渔父》一课中,我们不是要学生简单地评判屈原和渔父的选择孰是孰非,而是要引导学生理解屈原和渔父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让学生在面临人生抉择时能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坦然。 (二)开展模块化教学,推进全过程育人 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还要系统整合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那些特色比较鲜明、主题比较一致的作品编制成一个模块,进行模块化教学。例如按照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公正法治、与人为善、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这些模块来进行教学。同时注意结合高职学生的专业背景,培育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模块化教学能够使高职语文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更加明确,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贯穿于高职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强化德育效果。 四、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关注学生获得感 (一)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要在高职语文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教法是核心。教师要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教学方法,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无形之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教师要善于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发现新方法的生长点,例如,将传统的讲授改造成有师生互动的讲故事。高职语文课堂本该是充满生动故事的课堂,其中有古今中外作者的故事,有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还有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教师要善于用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情感来引导学生向上向善,求真求美。比如,介绍作者苏轼的生平,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呈现给学生,除了教师讲,还可以请学生讲。学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了解了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宦海浮沉的经历,更体会到了他在逆境之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荡旷达,在无形之中引导学生乐观面对挫折,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问题导向。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需求,善于收集学生的各种问题,还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发现问题,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在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求知的火焰被点燃了,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获得感和成就感也得到了增强。 (二)利用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学习环境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今天,学习方式日趋多样,陈旧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吸引学生,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想方设法以新颖、便捷的形式吸引学生。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充分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智慧学习环境。例如,借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网络平台开展教学。上课前,教师在超星“学习通”平台网上建课,建课时要提前做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把富含思政元素的内容巧妙地安排进课程中,学生进班后,可以利用教师发布的视频、课件链接等资源自学,并完成课前测试;在课中,教师可以布置学习任务,学生也可以提出疑问,再利用平台进行小组讨论等活动,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在课下,学生可以在线进行拓展阅读,或者检索自己感兴趣的学习资料,利用平台私信功能与教师交流讨论。教师可以随时观测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数据,及时帮助学生改善学习行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关注学生的互动体验,尊重他们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在增强学生的获得感的同时,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五、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延展育人空间 (一)师生现场研学,实践悟出真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才能悟出真知。教师结合高职语文课程内容,运用项目化、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生走进马王堆汉墓、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杨开慧纪念馆、第一师范学校等历史文化遗址,引导学生记录研学过程,撰写心得体会,增强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让他们在实践中触摸历史,尊重历史,感知现实,把握当下。 (二)师生共读共赏,坚定文化自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泛阅读优秀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润物无声地滋养学生的心灵。在语文课堂之外,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教师可以给学生开书目,鼓励学生利用新媒体读书打卡;开展线上线下“诵读我最喜爱的红色家书”“中华经典诗词朗诵会”“当代文学读书会”等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和人文涵养,坚定文化自信。总之,要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要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提升教师素质内涵,精研教学内容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手段,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如此,高职语文课程才能发挥好育人功能,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统一,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夏侯南希 高职语文教学篇3 前言 我国拥有极深的文化底蕴,所以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很多人文知识,特别是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当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有关内容。伴随素质教育以及课程改革逐渐深入,高职教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视度不断增强,而思政课程就是把思想当作出发点,对语文教材当中含有的思政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在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同时不断助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为此,对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展开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的意义 1.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主要培养的是实践操作性、应用型、有效服务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人才,其人格以及素养对祖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伴随着经济实现信息化以及全球化,西方文化渐渐渗透到国内社会当中,对我们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一直以来,高职院校开展的语文教学都具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传递的作用,承担着潜移默化培育熏陶高职生的健全人格、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尚健康道德情操等职能。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可结合教材当中包含的名言警句帮助学生树立起健全人格与坚定信念。 2.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兴趣 高职教师以往进行思政教育期间,主要对一些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此种教学方法过于枯燥,和学生生活严重脱节,教师单一性的理论讲解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同时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一般来说,语文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对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活泼、与学生生活十分贴近的语言艺术进行学习,促使学生循序渐进主动学习和接受思政知识和理论,让学生通过欣赏语言艺术,逐渐感染其心灵,促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对语言艺术进行欣赏的同时,对语言艺术当中的乐趣进行体会,并且对一些思政知识进行理解以及掌握。 3.有助于培养高职生科学的历史观 如今,高职院校选用的语文教材当中多数文学作品全都代表某一历史时期著名人物的智慧与思想,对这些作品进行讲解之时,教师可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运用,借此引导学生,促使其对历史材料进行充分体验。通过教材当中包含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发高职生的民族认同感以及责任感,在情感上接受我国历史,从而养成正确历史观,可以通过切实体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体验。 4.有助于帮助高职生树立高远志向 现阶段,高职院校的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各个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中含有不少名言警句以及励志文章。特别是励志文章,高职生进行学习期间可以产生极大的情感共鸣,将英雄人物当作自身榜样,进而树立起一个远大志向,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语文教材当中的优秀作品有助于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帮助其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认清自身得失以及进步,培养其宽广胸怀,并且树立正确三观,培养其越挫越勇的精神品质。 二、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 1.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 在信息时代之下,语文教师需学习前沿教学观念,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建立更加创新化、多元化的网络课程,借此来进行文化传承,对思政教育当中含有的精神加以渗透,促使教学品质不断提高。站在学校层面而言,应当和其他院校进行联系,构建语文学科思政教育的联盟,创设一套高职院校教育资源网络共享系统,对数字化这一平台加以运用,借此实现慕课、微课、文档与图书这些资源共享。而且,学校还需投入更多资金,给高职生提供一个更加丰富的网络课程,及时存储网络上的优秀案例,借助现代教学软件实施辅助教学,协助教师浓缩课堂之上没有必要讲解的一些理论知识,让教师能够集中有限时间和精力对学习重难点进行突破教学,进而增强语文学科的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2.对信息技术进行利用,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 实践表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而且,现代心理学也指出,多变新奇的事物有助于强化大脑皮层刺激强度,让学生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就现阶段来说,各地高校当中的语文教师普遍存在着年龄较大这种现象,高校普遍缺少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同时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年轻教师。此种情况之下,必须把实际当作立足点,对信息技术加以充分利用,构建年轻化的师资团队。同时,还需对各类新兴技术加以运用,给教师创设一个良好学习以及再教育的环境,给其提供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学习平台,并且在日常管理期间开展关于语文知识和思政教育进行融合的培训,逐渐建立完善科学实用的培训机制,高效服务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实施翻转教学,积极借鉴吸收新的教育模式 针对翻转课堂,实际上并无固定教学形式,翻转课堂的核心就是帮助教师打破以往教育形式的束缚,对以往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构建应用价值较高的思政教育系统。语文教师可主动利用好多媒体技术,精心制作和思政教育有关的视频或者PPT,并且在其中添加一些有趣新奇的内容,如年轻学生非常喜欢《秦时明月光》这部国产动漫,教师可在字幕当中添加一些古诗词和思政教学结合的内容。这样一来,在课堂之上,高职生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吸收其中的知识点内容,进而实现翻转教学。同时,语文教师还可对网络微课以及网络教学这些形式加以利用,借此打破以往教学空间以及时间限制,促使高职生在寝室或者家中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教育服务。除此之外,此种教育形式可以促使高职生主动学习,更加准确的找到自身想要的内容。对于学习中产生的疑惑,高职生可以及时借助线上提问这种方式得到答案,这样可以促使教学效率有效提升。 4.把学生生活和社会热点进行结合 把语文知识和高职生生活以及社会热点进行结合,除了有助于激发高职生学习兴趣之外,还有助于提高高职生思政水平和道德水平。思政教育、文学修养以及生活实践相互促进、有效衔接,三者必须进行紧密结合。比如,开展爱国主义这个专题教育期间,语文教师可关注相关的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紧密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与高职生生活组织相应的教学活动。例如,教师可对《燕歌行》这个文学经典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对怎样做到理性爱国这个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及时纠正一些学生的过激想法,站在和平角度看待战争问题。结论:综上可知,把高职院校的语文教育与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同时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高远志向。为此,教学期间,高职教师可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实施翻转教学等创新模式,丰富和发展自身教学模式,积极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强化突出教育育人这一功能,对学生的道德素养进行全方位得有效培养。 参考文献: [1]杨扬,王德祥.中医药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改革实践与思考[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4):40-42. [2]石淼.探究大学语文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现代职业教育,2021(30):20-21. [3]王淳婷.大学语文课程思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新课程研究,2021(18):47-48. [4]傅瑶,林赛.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探析[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03):91-93. 作者:德吉曲珍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及发展浅析:关于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现状与应对策略的探讨 摘要:我国现代的工业建筑与过去相比无疑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我放眼望世界就会发现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通过对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现状的分析,然后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完善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应对策略。 关键字: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现状;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工业建筑的环境与需求也在不断地在进行各种转变。首先,在现代工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飞速发展,工业产品进一步要求精密化、自动化、微型化且环保化,工业生产变化的同时使工业建筑设计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次,在各城市都有着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现代工业聚集地,人们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对城市的风貌也随之有了更高的追求。再次,企业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工业建筑设计是因为其建筑能够有效反应其企业文化及精神面貌,是企业外观形象的重要部分。 我国工业建筑设计的现状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建 在进行现代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都会将新兴的工业区纳入,不仅仅是生产建筑,同时还要对辅助配套建筑进行完善,并且还对厂区环境进行更具精密的设计从而将城市现代化的风貌以及企业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例如武汉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八卦岭综合工业小区等。工业新区的建设还可以有效推进城市住宅区、商业区以及能源供应区的开发与建设。 2.旧城区改造的完善 在我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都新建了许多以某个大型企业骨干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或者工业城,例如武钢、宝钢、包钢、中国一汽、东风汽车公司、金山石化公司等。改革开放以来,旧的厂房都进行了一系列挖潜改造与生产结构调整从而使之焕然一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便是最好的例子。旧城区的老厂房有的就地更新有的易地重建。例如北京的大北窑金属结构厂就更换地址进行重建,而旧址则成为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整体建筑面积多达40多万平方米,如此看来易地重建有时候还能促成双向的发展。 新型工业建筑的兴起 在施工工艺技术的大力发展下,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的现代工艺。将高新科技与新工艺融合到工业建筑之中,从而促使工业建筑的形式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促使现代工业建筑更具多样化、标准化与定向化。当前就出现了现代交通能源建筑、高多层厂房等新型工业建筑,它们不仅结合了通用性与灵活性的建筑要求,同时还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应对策略 坚决遵守城市设计原理 所以,城市化要给予多方面的考虑,否则只会使这个国家的城市化陷入混乱的境地。现代城市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中,属在城市中心的工厂或者是工业生产项目所造成的困扰最大。工厂不仅会给城市带来直接污染,同时还牵扯到城市机能与城市交通,对城市品质还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工业建筑设计的时候要充分结合城市设计理论,有效协调城市与工业建筑的关系。在选择厂址的时候必须具备科学论证且通过了严格审查;城市中原有的工业厂房,影响不大的小型企业应该对其发展进行限制,敦促其进一步完善科学技术从而减少对城市的影响;而对于影响较大的,如生产规模大、污染干扰严重的重型企业则应该促使其进行逐步外迁。另外,还要有效利用城市设计原理来处理城市与工业园区的关系,积极吸取国外经验同教训。例如,苏州工业园的规划就十分成功的展现了文化古城同新型工业园的和谐共存。 注重工业建筑造型设计的个性特征 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是不尽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基本原理确实一致的。它们虽满足着人们不同的需求,但是应该同时具有时尚、优美且富有文化内涵的环境与建筑空间。所以在进行工业建筑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同时赋予其艺术性,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在创作中可以将人文因素引入其中,并重视对地域性以及长索性的了解。同时,建筑师为了使自己的视野更为开阔,还要对地域文化脉络进行延续。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开拓了视野,还能有效地改造与保护传统建筑,并且增进了工业企业与公众的沟通,对企业形象的树立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2000年建成的广州羊城晚报印务中心,建筑师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以展现工业美学与企业文化为中心,做到高感情与高科技设备的功能的有效融合,从而成功建立其了一座赏心悦目的新型工业建筑。 充分贯彻可持续性思想 由于经济与认识的原因,我国许多工厂只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场所。不仅选址不当、环境恶劣、设备陈旧、污染严重从而给城市环境质量带来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类工业企业还带来了论巨大的废物排放量。所以,在现代工业建筑中贯彻可持续性思想无疑具有着重大意义。首先,要工业建筑的热功能性要得到充分加强,并且促进被动式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化工业建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一家细部装饰处理,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其次,关于工业建筑设计的指导思想方面要有机结合发展、环境以及人类等因素,从而使工业建筑在满足生产的同时还为劳动者创造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并且还要使自然免受侵害。再次,要对落后或者旧建筑的改造与再利用引起重视。建筑并非一次性消耗品,为了促使其充分到达自身使用周期,要对一些废弃的工业建筑进行改造,从而满足其他用途。例如中山岐江公园就是建筑师创造的一个特殊遗址公园,建筑师将已经废弃的粤中造船厂利用进来,然后对原有的机械设备、自然环境以及工业建筑物的景观进行了一系列设计与改造。 总之,建筑不仅仅是建筑,同时它还是一项艺术。建筑是在设计的时候不仅要结合高新技术凸显现代化还使建筑富含文化底蕴。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若要进一步完善,所采取的策略应当建立在其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还要与我国的理论基础、技术水平以及经济基础充分结合起来。 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及发展浅析:浅谈现代工业建筑设计 【摘要】回顾工业建筑发展历程,展望工业建筑设计发展趋势,总结目前国内工业建筑设计不足之处。 【关键词】工业建筑设计;趋势;不足 工业建筑的发展进程 十八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技术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大量的使用机器,带来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许多新技术与新形式产生,工业建筑也从此诞生了。它更加注重功能与形式相互适应,大胆尝试新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建筑造型开始净化,摒弃了传统繁琐的装饰手法。 1909年德国现代设计奠基人之一的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在柏林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所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AEG Turbine Factory)被西方称之为第一座真正的“现代建筑”,成为现代建筑史上的里程碑。 作为包豪斯(Bauhaus)创始人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于1911年和梅耶尔(Adolf Meyer)共同设计的阿尔费尔德的法古斯工厂(Fagus Werk,Alfeld),采用非对称的构图;简洁整齐的墙面;无挑檐的平屋顶;大面积的玻璃墙;取消柱子的建筑转角等处理手法,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玻璃、金属协调统一,产生了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美,它也成为第一次时间大战以前最先进的一座工业建筑。 大跨度建筑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有了很大的创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又有了新的突破,此时利用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来覆盖大空间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多。工业厂房为了节约空间,倾向于坡度平缓的扁壳。1945~1951年的英国南威尔士布林马尔橡胶厂(Bryn Mawr Rubber Factory),通过采用厚度为9厘米的扁壳,柱网尺寸达到27×21米。 1955年由丹下健三设计的原町图书印刷厂是一座新型的工业建筑,在90米跨度悬臂钢桁架中部由一对钢筋混凝土柱支承,整个屋顶由十一件这种钢桁架构成,四面为玻璃墙面带遮阳设施,内部空间开敞灵活,反应了当时日本工业建筑已经步入现代化水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正值英国电子时代的没落,政府为了发展电子工业,投资建造了Inmos微处理器工厂,把这个项目委托给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Inmos微处理器工厂的前身是罗杰斯十年前建造的Reliance Controls电子工厂,这个工厂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可以生长的建筑,一个单层的钢结构厂房,36米跨度、中间无柱的车间,可以根据生产要求不断地灵活调整生产路线。 随着现代科技、工艺的发展,国外的工业建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建造联合厂房、多层或高层厂房,实现对土地的节约利用;通过对厂区绿化,把绿植引入车间和生活空间;通过对废气、废水、废渣等的排放进行综合治理,严格控制标准,避免由于现代化大生产,工业高速发展,对环境和生态平衡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另外,工业建筑的设计思路已经更新,更加重视艺术创作,发挥建筑师的作用,工业建筑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 我国现代工业建筑的发展 我国自1949年解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量的工业厂房和工业基地诞生。从最开始的效仿苏联工业建筑设计,到期间的、赶英超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60年来,我国的工业建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很多代价。随着中外设计合作的增多,更多的国外先进的技术被引进,我国的工业建筑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新兴的经济技术开发工业区拔地而起。这些新兴的工业区都纳入了城市总体规划。除了生产建筑之外,还有完善的辅助配套建筑、精心设计的厂区环境,体现了企业精神和城市现代风貌。工业新区的建设依托于旧城,同时又带动了城市商业区、住宅区、能源供应中心以及大市政的开发建设。例如深圳的八卦岭工业小区、蛇口工业区、厦门湖里工业区、沈阳南湖科技区、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高科技的现代工业建筑蓬勃发展。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大量的高新技术被采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建筑类型: 多高层厂房,如河南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是单多层结合的工业建筑,总建筑面积达17.31万平方米;上海丝织厂织机大楼为7层25米单跨的高层厂房,车间内部无立柱,全空调系统,技术夹层设在大跨桁架结构空间层内,采用钢绞线曲线后张预应力大跨度框架剪力墙体系。 灵活通用车间,如1986年建成的兰翔机械加工车间,宽72米,长192米,柱网为12米×12米,能承受不大于1吨的悬挂吊荷载。厦门工程机械厂的柱网扩大到18米×18米,灵活布置的悬挂吊起重荷载可达5~10吨。漳州港机厂的柱网达24米×36米,用悬臂吊和龙门吊解决15吨的运输问题。上述车间全都采用轻钢网架结构。 洁净密闭车间,如友达光电(苏州)有限公司、摩托罗拉南京研发中心等,造型简洁新颖、色彩明快、功能合理、技术先进,体现了现代工业建筑特点。 现代交通能源建筑,如北京空港四机位机库、北京与上海的空港配餐楼(工业化厨房)、波音747模拟培训中心等航空附属建筑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至于城市热电厂、水力发电站和核电站等在规模和技术等级上都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现代仓储建筑,如大型冷库、民航货运库、观光平台等都有了较大发展。 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趋势 融合性 工业园区的形成,使不同功能建筑相互交叉。与城市的交通、市政、科技、文教和服务设施相依托;共同带动城市经济、技术、社会服务的发展。生产和生活、产业与科教、工业与民用等不同功能内容相互交叉、相互渗透。 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其基本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从广义来讲,可持续发展战略诣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 1993年美国国家公园出版社出版的《可持续发展设计指导原则》(The Guiding Princip of Sustainable Design)中列出了关于建筑设计的六项指导原则: 完善建筑空间使用的灵活性,以便减少建筑体量,将建设所需的资源降低到最小; 针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采用被动式能源策略,尽量使用可再生能源; 树立建筑材料蕴含能量和循环使用意识; 增强适用技术的公众意识,结合建筑功能要求,采用简单合适的技术; 重视对地段的地方性、地域性理解,延续地方场所的文化脉络; 减少建造过程中对环境的损害,避免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及建材。 属于广义建筑学范畴的工业建筑,同样也应该遵循这些指导原则进行可持续设计。 文化性 纵观当代建筑的发展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到高技术派。到新理性主义,到解构主义,甚至这些年重新引起人们关注的新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发展沿着一条不确定的轨迹一直向前,但在最近这十年,建筑思潮已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明显,而是各种风格和理念的混杂,我们很难分辨出那一个是当代建筑思潮的主流。 从深层的原因分析,这种局面的到来是90年代以来文化及艺术多元发展的结果和最终反映,而对于建筑来讲,建筑思潮不过是艺术更新与变革的一种反映,建筑本质上最终仍然是功能,空间这一类东西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形式和视觉上的形象对人类的生活不起作用,从这个层面去说,综合性可能正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当代建筑发展到今天,在注重功能技术的同时,越来越关注有关未来发展的种种因素,除了生态建筑和可持续建筑持续,有关建筑的种种探索一直未断,作为文明载体之一的工业建筑,承担的责任不仅仅是生产,工业建筑的设计实践已经成为现代建筑思想理论的核心。 创新性 现代社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孕育新材料的诞生,并且运用到实际的工程中去,材料技术的进步,迫使新的施工工艺的出现,从而带动了工业建筑外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随着网壳结构、膜结构等新型结构形式的产生,一大批造型新颖的建筑纷纷涌现,多彩炫目,夺人眼球。 人性化 人性化设计的本质就是将人类工程学引入现代工业建筑中去。“人类工程学”作为一种边缘科学、方法论,是随着大工业生产和军事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人性化设计必将要求建筑师摒弃传统的重生产工艺、轻人的行为、心理要求的倾向,将建筑设计的中心从以往的生产设备转移到以人为本的理念上来,重视并努力体现对人的关怀。在工业建筑空间设计上,创造让人产生归属感和亲戚感的良好生活环境,最终达到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及工作效率的目的。 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强大的现代资讯技术使得远距离的模仿成为可能。建筑可以超越其所在环境和地点的限制,人们能够随心所欲的得到需要的形象。当代建筑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不在是各民族间差别迥异的传统建筑,而是全球性趋同的方格子建筑,这说明建筑趋同现象已经跨越传统和地域的界限,而成为全球性的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是一体之两面”。 我国工业建筑发展的不足 我国正处在“十二五”期间,面临着建设宏伟蓝图的大好时机。工业建筑在取得长足的进步之后,要寻找差距、承认差距、扬长避短,走向世界。在市场化、全球化、地域化的世纪网络中,我们面临诸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观念上的不足。工业建筑属于建筑范畴。建筑设计中的一般规律,工业建筑都存在,但工业建筑还有它自身的特点。对建筑师来说,工业建筑与体育馆、医院、住宅一样,都是不同功能、不同工艺类型的建筑。在建筑艺术上,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在功能布局、空间处理上是相通的;在新技术、新材料、整个设计程序、方法上也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呼吁管理者、开发者和建筑师不带偏见地共同关心和提高工业建筑设计水平。 教育上的不足。工业建筑设计水平和建筑师的水平、学校教育、在职培训有着密切关系。在学校教育期间,应让学生对工业建筑有全面的认识。通过建筑史、设计原理、材料构造、工程实践等环节,让学生了解工业建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通过对工业建筑的了解,培养学生运用科技新知识解决好工业建筑的整体性、综合性、灵活性等问题,并学会运用“工厂美学”、“机械美学”的观点来处理好工厂建筑大尺度、大比例、大色块、大空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训练其发展思维,鼓励其独创性。 建筑师发挥的作用不足。一般说来,工业建筑项目中的总设计师往往是由工艺专业人员担任,建设师仅仅负责参加前期工作,对地方规划局、建委的审查申报;在施工过程中进行综合协调。建筑师在工业建筑设计中的地位尚未被确认。另外,受到工艺、总图、结构和机电等专业的限制,建筑师的作用仅仅是对工业建筑外观形象加以修饰,对上述专业的设计内容一般没有发言权。而且建筑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业主的服务存在误区,一种是缺乏服务思想,粗放设计,缺乏对建筑合理性和科学性的推敲,在工程设计中留下许多隐患,造成使用上的不便;一种是过分迁就业主的眼前利益,为节省投资成本,降低装修标准,放弃造价较高的新型材料,去掉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辅助用房、福利用房,使建筑本身失去内涵。 结束语 本章一方面从历史发展角度,谈论国内外工业建筑的历程,同时对国内近期的发展趋势做出一番阐述;另一方面总结归纳出国内现今与西方的差距。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之下,我国建筑行业不断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在新的时期内,建筑师们应该不断学习、取长补短,从而设计出优秀的工业建筑作品。 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及发展浅析:探析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新思路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工业厂房设计从以往的以生产设备为中心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人的因素在建筑中越来越重要,创造让人产生归属感和亲切感的良好生活环境,最终达到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及工作效率的目的。本介绍了当前我国工业建筑的现状, 从建筑设计角度探讨了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设计思路。 关键词 :现代工业建筑; 设计思路; 发展趋势 正文: 经过近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工业建筑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建筑出现了新的面貌,无论在量还是在质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以往在工业建筑设计中只考虑满足企业生产工艺和生产空间的要求,就是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在设计中建筑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工业建筑几乎成为生产设备外壳的简单包装。 现代工业都以电子信息工业、化学、生物、金属机械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即由劳动密集型提升为技术、咨询密集型。因此,现代工业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生产需要,同时还应满足生产产品的微型化、自动化、洁净化、精密化、环境无污染等要求。纵向与我们自己的过去比,成绩斐然;横向与发达国家比,在观念上、体制上、技术上和教育上还在较大的差距。 1目前国内工业建筑的现状 1.1新建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些新兴的工业区都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除了生产建筑之外,还有完善的辅助配套建筑, 并有精心设计的厂区环境,体现了企业精神和城市现代风貌。 1.2旧城区改造 我国在沿海和内地都已建成许多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中心的工业基( 工业城) ,如宝钢、 鞍钢、武钢、包钢、一汽、二汽、一重、二重、金山卫石 化公司、扬子石化公司等。通过改革开放,近年来又使这些老厂房调整生产结构、挖潜改造焕发青春,如长春一汽——大众新厂。城中的老厂房有的易地重建,有的旧貌换新颜。 1.3新型工业建筑蓬勃发展 随着施工工艺技术的发展,引进了不少国外现代工艺工业建筑中大量采用了高新技术, 新工艺使得工业建筑形式不断发展,日趋完善,实现了标准化、定型化、多样化。例如多高层厂房、现代交通能源建筑等一批新型工业建筑的出现不仅满足灵活性、 通用性的要求, 还节约了土地。 2工业建筑设计的新思路 随着全球经济观念的推广,给工业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想,工业建筑必然也会受到新思潮冲击而发生一些变化,工业建筑形象、空间的多重性等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1注重与城市规划相结合 工业建筑的规划设计必须依托于城市总体布局环境设计,工业建筑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新建厂还是改建厂,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近期建设还是长远规划,都必须纵观全局、统筹安排,特别是对产生有污染源的工厂,要进行全面整治,达到国家治污排放标准,才能保证城市环境不受污染。 2.2大力贯彻可持续性思想 我国的工业建设在几十年的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由于经济上和认识上 的原因,许多工厂仅仅是单纯的生产场所,存在着选 址不当、设备陈旧、环境恶劣、污染严重等问题,极大地影响着城镇的环境质量,亟待加以改造。同时,工业企业的废物排放量也十分巨大,在工业建设和工厂设计中增强环境意识,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设计工作,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2.3突出工业建筑造型特征 工业建筑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用建筑,但其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它们在满足不同使用要求的同时,也应创造宜人、优美、时尚、有文化内 涵的建筑空间及环境。因此,工业建筑同样具有艺术性,也是一种文化的 表现。其次,从工业建筑的形象意义看,工业建筑尽管以生产为基本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总是以粗、笨、重、脏的建筑形象出现。在工业建 筑创作中引入人文的因素,重视对场所性、地域性的理解,延续地域文化脉络,有助于开拓建筑师的视野,有助于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改造,电有助于加强工业企业与公众的沟通、 树立企业形象及得到公众的认同。 2.4注重建筑空间 空间具有多重性,对当前的中国工业建筑姑且可分为三种——室内 空间、 室外空间、 过渡空间。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有多种分法,但马丁·海德 格尔认为“ 空间从位置取得其存在, 而不是从空间本身。” 也许这正是空 间的基本所在。空间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性,其大小、比例、形态、质感、颜色、环境、光线、空建筑与结构设计气质,都给不同的人以不同感受,或给同一个人不同时段以不同的感受。尤其在工业生产车间里面,这点更为显著,也许在工作的时间里,空间的本身和感受无时不在变化。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空间的可变性和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其包括所有空间、也涵盖了所有空间的所有品质。 2.5重视建筑设计理念 (1) 构建开放的空间形象和集中的建筑布局,例如,在方案设计时可以考虑以线性的空间布局,生产区沿发展轴的排列、带状的绿化、沿城市道路的景观带等,形成园区开放、动态的空间体系。生产区内相对集中的布局方式, 以便为实现资源共享(动力、超净工房)和废水等集中处理提供保障。 (2)塑造优美的环境和 良好的城市景观:营造良好的园区环境,并注重建筑群体与环境的融合。一方面是工业生产的要求,另~方面也是现代高新企业展现自身形象、塑造标志性景观的需要。 (3)营造适于交流的场所和人性化的空间努力创造一个鼓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园区同城市之间相互交流的空间,并将对人性化的设计始终贯穿在每个空间中,使园区成为具有吸引力的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聪明才智的场所。 3对工业建筑设计发展趋势探讨 为适应现代工业建筑的总体发展,工业建筑设计必须在符合我国经济、技术水平需要的基础上,朝以下趋势发展: 3.1现代工业建筑向大、高、轻方向发展 大:指的就是大空间、大体量和大跨度。高:指的是高层厂房和空间。轻:指的是轻质材料和轻型结构以及轻巧的造型。大空间和大跨度的设计使得工厂内容空间更兼灵活和充足,更能够适应现代化大型机械设备的更替,提高了厂房的利用价值。修建高层厂房可以减少土地的利用,节约道路投资,以此来扩大绿化用地,改善工厂环境。开始采用轻型的结构骨架,以及轻型的材料为主,比如带保温隔热材料的钢板等等。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革,运输工具的不断革新,生产设备的自动化进程不断加快,厂房所能承受的负荷也大幅度减小。因此,很多工厂采用了轻型钢结构代替厚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对加快施工速度和保证施工质量都有着重大的推动意义。同时,由于轻型结构的厂房拆装方便,也有利于厂房的改造和扩建。 3.2工业建筑设计中贯彻可持续性思想 在工业建筑设计中贯彻可持续性思想:①必须加强工业建筑的热工性能,发展被动式能源利用技术。作为生产空间的工业建筑,因其投资大,容量大使用周期长,对企业的节能增效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新建工厂因产品精度要求和工艺水平提高、大都采用人工空调来调节室内温湿度,这样使得能源的耗费大大增加。因此建筑师在进行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时,从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到细部装饰处理,都应尽量从节能考虑。②在指导工业建筑设计的思想上,应将工业建筑与人类、环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做到工业建筑既能适应生产工艺的需要,又为劳动者创造符合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环境,还不会使自然环境遭受侵。 4 结 语 建筑需要回归艺术,工业建筑也需要回归建筑。随着高科技产业区迅速蔓延、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工业建筑的使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不断增长、产品生产和更新换代周期的不断缩短,对工业建筑以及工业建筑环境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及发展浅析:浅谈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趋势 【摘 要】 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建筑也要根据环境和企业项目的需求进行设计,本文对工业建筑设计的心要求,以及工业建筑的总体布置、内部空间设计、节能设计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 工业建筑 节能设计 一、现代经济发展对工业建筑设计提出新要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建筑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其设计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现代工业聚集区、各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城市工业新区,人们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越来越关心,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工业新区的城市面貌和城市景观也有了更高追求。 2、工业建筑作为工业企业外观形象的重要因素,反映一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和企业文化,越来越被企业重视。 3、现代工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工业生产产品向的微型化、自动化、洁净化、精密化、环境无污染等发展,工业生产的变化,对工业建筑设计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建筑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对工业建筑设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工业建筑的总体布置 工业项目特别是电厂项目的总图设计一般会有总图专业设计专项布置,总图以工艺流程为主,综合考虑经济、使用方便,合理地进行布置,建筑师在此阶段也需参与其中,与总图专业一起结合工艺管线环境要素,因地制宜地综合考虑建筑的单体布置、群体组合、道路形式、 空间序列安排及环境绿化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厂前生活办公区与厂房区的位置关系处理、人流进厂的视觉感受等,通过对总体布置的参与设计,可以提高整个厂区的功能空间及环境设计质量,增强工业项目总的人文关怀。 三、建筑内部空间设计 工业建筑其主要功能是生产,根据工艺设计体块布置相应的模块,如火力发电厂,主厂房一般由汽机房、煤仓间、集控楼、锅炉房等几大模块组成,整个设计一般以工艺流程的安排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建筑师一味地按工艺管道布置图被动地进行设计,建筑师应该与工艺专业进行沟通和配合,在不增加管道费用或者只是稍微增加个别费用,但能达到很好的空间效果的情况下,对设备、管线进行合理有序的综合布置,避免杂乱无序,特别是主要的疏散通道楼梯等人员流动比较大的地方,应尽量营造宜人的工作空间环境,以电厂设计为例,汽机等工艺专业应根据大的原则将各种类管道布置好,建筑师此阶段必须介入,与工艺专业进行沟通协调,在不影响大的原则的情况下,调整各类管道布置,营造一个好的空间环境 同时主厂房内部也有一些功能房间,如主控室、值班室、休息室、工具间、卫生间、工程师室等,这些房间人流相对比较集中,其位置主要由生产工艺的安排,工业设备的布置情况而定的,但其平面和外型只要用心设计,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创造出优美的室内小品,既可以满足生产使用功能的要求,又调节了厂房内部建筑空间效果。 同时,建筑师应通过色彩对室内空间进行设计,但在颜色使用时须统一协调,与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相符,如通过颜色对各类设备进行区分,将比较危险的设备管道涂以警示颜色,其他管道使用暖色,室内地板、天棚、柱子涂以相应的颜色,合理的颜色有助于美化室内空间,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形象另外,建筑师应重视对采光、照明、通风的设计,以避免出现眩光、通风不畅等,努力为生产者提供舒适的室内工作环境,实现建筑的人性化设计理念在进行室内空间设计时,建筑师可以借鉴我国传统园林的一些设计手法,如渗透、借景、对景等来引进自然风光,改善内部环境。 四、工业建筑的节能设计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消耗越来越大,工业厂房的建筑设计需在满足经济、安全、美观几个原则的前提下,力求在设计阶段做到以最小的资金投入去获得最大的使用效益。 以电厂为例,我们在建筑设计中,一般采取以下措施来达到节能的目的: (1)围护结构材料的合理选用。对有空调要求的建筑物的墙、天面隔热层等围护结构的材料,采用导热系数低、热阻值高、质量轻的隔热保温材料,如加气混凝土砌块、复合泡沫隔热板等新型材料;对综合办公楼等公共性建筑的设计,执行GB50189-20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门窗采用涂膜玻璃、中空玻璃等材料,以有效地降低建筑物的能耗损失。 (2)充分考虑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对厂区有人值班的建筑物或房间设计,充分考虑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尽量减少人工照明和机械通风 (3)尽量降低建筑日常的维护管理费用。根据工业建筑的特点,在满足工艺及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尽量简化一般附属建筑的体型设计,减少开窗面积,采用稳妥可靠的构造措施 耐久实用的装饰材料,以降低日常的维护管理费用在节能设计上,建筑师应与工艺、采暖等专业共同协调设计,通过合理布设厂房剖面,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采暖和空调降温的能量消耗。 五、对工业建筑设计发展趋势探讨 为适应现代工业建筑的总体发展,工业建筑设计必须在符合我国经济、技术水平需要的基础上,朝以下趋势发展: 1、现代工业建筑向大、高、轻方向发展。大空间和大跨度的设计使得工厂内容空间更兼灵活和充足,更能够适应现代化大型机械设备的更替,提高了厂房的利用价值。修建高层厂房可以减少土地的利用,节省占地面积,节约道路投资,以此来扩大绿化用地,改善工厂环境。开始采用轻型的结构骨架,以及轻型的材料为主,比如带保温隔热材料的钢板等等。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革,运输工具的不断革新,生产设备的自动化进程不断加快,厂房所能承受的负荷也大幅度减小。因此,很多工厂采用了轻型钢结构代替厚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对加快施工速度和保证施工质量都有着重大的推动意义。同时,由于轻型结构的厂房拆装方便,也有利于厂房的改造和扩建。 2、现代工业建筑常采用单元化设计。单元化设计是指采用标准柱网设计成标准单元。单元化设计是为了适应建筑构件的工业化生产和机械化施工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设计方式,它可以减少装配式构件类型和规格,适应厂房的扩建,增加其通用性。常见的单元化设计方式有两种: (1)一次性规划,分期按单元建造。为了便于分期投资、简化设计,适应工业化生产构件和机械化快速施工的要求,可采用一次性规划、按单元分期建造的方式。这样不仅方便设计和施工,而且扩建时对工厂原有的生产影响很小,各期建筑也可以保持相对独立和完整。 (2)由若干个定型单元组合成厂房。这种方式在缩短设计和施工周期、满足工艺要求和使用灵活性等方面,都有较突出的优点。这种单元是多功能单元,在满足多种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应做到结构基本统一。 3、重视工业建筑的人性化设计。人性化设计的本质就是将人类工程学引入现代工业建筑中。工业建筑作为生产资料,理所当然要为生产服务。在生产过程中,操纵生产的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以人为中心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我国现代工业建筑的人性化设计,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出发:首先是人与内环境的关系,即作为工业建筑使用主体的生产者与生产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指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人与外环境的关系,即生产者与工厂外部环境、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 4、工业建筑设计中贯彻可持续性思想。在工业建筑设计中贯彻可持续性思想,首先必须加强工业建筑的热工性能,发展被动式能源利用技术。作为生产空间的工业建筑,因其投资大,容量大使用周期长,对企业的节能增效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新建工厂因产品精度要求和工艺水平提高、大都采用人工空调来调节室内温湿度,这样使得能源的耗费大大增加。因此建筑师在进行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时,从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到细部装饰处理,都应尽量从节能考虑。其次,在指导工业建筑设计的思想上,应将工业建筑与人类、环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工业建筑既能适应生产工艺的需要,又为劳动者创造符合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环境,还不会使自然环境遭受侵。 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及发展浅析: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方法与特色塑造 内容提要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工业建筑,然而它们大多面孔近似于民用建筑的“简化版”,缺乏自身特性的确切表达。作为工业产品(商品)设计、生产的“容器及载体”,工业建筑设计不能仅限于满足其功能工艺等物质诉求,在建筑形式上必须“量体裁衣”,满足特定产业、企业个性表达的精神诉求。本文以某科技产业园区规划设计方案为例阐述了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方法和特色表达的途径。 关键词工业建筑、设计方法、特色表达 一、前言 19世纪欧美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化大生产逐步取代了小规模手工作坊而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作为装载生产机器和劳动工人的“容器”——现代工业建筑诞生了。工业建筑为了追求生产的功能性与经济性,它与当时的先进技术紧密结合,造型简单,便于标准化快速建造,这一优点非常适应当时城市化扩张的需求,很快被吸纳到“民用”等其他建筑领域,逐渐形成了一套功能至上、带有技术主义倾向的现代建筑美学。新中国成立后,建设部紧随世界现代建筑发展的步伐,提出了建筑 “经济、适用、美观”的三个基本原则。这一方针在此后若干年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发达城市的建筑形式作为一种时尚文化符号在全球各城市间迅速传播普及,千城一面的现象日愈突出。此时人们开始反思现代主义建筑过分强调功能理性,而漠视地域、人文等因素的弊端,寻找建筑除其功能之外的“意义”。时至今日,民用建筑领域对现代建筑理论的修正以及对“经济、适用、美观”原则的重新诠释已卓见成效,大多民用建筑正朝着“朴素的个性”方向健康发展。而工业建筑领域,建筑形象的转身却良莠不齐,大多工业建筑的面孔仍近似于民用建筑的“简化版”,缺乏自身特性的确切表达。 那么,如何才是工业建筑正确的设计方法?又如何进行建筑的特性塑造呢?为了更直观阐述作者对这两个问题的观点,下文以某TFT-LCD偏光片产业园区规划设计作为实例进行探讨。 二、规划实例分析 (1)项目背景 偏光片(Polarizer)是液晶面板关键零件(材质与电影胶片和相机胶片相似),其主要作用是可以将不具偏极性的自然光转化为偏振光,透过液晶的转向,来控制光线的穿透与否,进而产生面板明暗之显示效果。液晶显示产业的飞速发展促生了对偏光片的巨大需求。而在中国大陆,偏光片的生产厂商只有深纺乐凯和温州侨业公司。但这两家公司原有的生产线及工艺技术落后,只能生产低阶的TN-LCD型偏光膜,不能生产高阶的TFT偏光膜产品。该项目的建设投产,有望改变偏光片产业的原有格局,从而实现TFT上下游整个产业链全部国产化、高端化。 (2)地理区位 项目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聚龙山片区,用地呈南北向不规则扇形,地势平坦。南面是园区主要道路青松路,毗邻已建成的赛格三星园区,远处是群峰连绵的马峦山景区;基地东侧与建设中的湿地公园相接;其余两侧均规划有园区次要道路,西侧毗邻商住区,北侧毗邻聚龙山公园,区位环境优越。 (3)厂房栋数层数分析 根据TFT类产业生产工艺的要求,厂房的建筑层数不宜超过3层,而且单栋厂房平面尺度要求较大。构思初期我们进行了多种总图布局比选,发现布置3栋厂房时,单栋厂房平面尺寸最大仅能达到120×90米,尺寸稍小,可能制约将来生产线排布。因此最终采用了布置两栋生产厂房的方案,这样单栋厂房平面尺寸可以到达150×120米,给日后的生产线灵活排布及施工建设带来便利。 (4)功能分区与建筑布局 项目用地南临主干道清松路,布置研发办公区,利于烘托园区建筑形象。用地北接聚龙山公园,布置员工生活区,适合员工休息及活动。生产区位于地块中央,西面临接规划七路,货物进出便捷。生产区两栋生产厂房根据地形特点呈夹角布置,在中部设装卸货场,生产配套用房布置在货场东端,位于两栋厂房之间,管线短,对其他部分干扰小。 研发办公区西侧布置研发楼,东侧布置办公楼,两栋建筑与生产厂房共同围合成庄重大气的入口广场,提升园区建筑形象。 用地东侧毗邻湿地公园,适合人行及休憩活动,因此,用地东侧沿河布置休闲景观带,实现园区景观与湿地景观渗透融合,构成一个无明确边界的开放自然景观系统,体现高科技园区的人性关怀,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现城市、自然、企业的利益共赢。 整个园区根据其产业特点因地制宜布置为研发办公区、生产区和生活区三部分。各个功能区对内形成有机组团,对外形成富于韵律的完整界面,由东侧休闲景观带将整个园区串接为一个有机整体。 (5)建筑空间与景观 研发楼与办公楼围合的入口广场,一面迎向城市道路,另一面与优美的河面形成对景,如同园区的“客厅”与城市空间交融、对话,构成园区开放型空间节点。 两栋生产厂房之间的生产辅助用房周围不宜作为活动场所,但该空间却有利改善厂房通风、采光条件及景观视野,而且可以使硕大的厂房凭添了几分张力,此处构成园区私密型空间节点。生活区宿舍、食堂及北侧厂房共同围合出一个较大的生活庭院,为内部员工提供休息及活动场所,属于半开放型空间及空间节点。 各个景观节点采用点、线、面的手法由用地东侧的休闲景观带将其串接为一个抑扬有序的空间及景观序列,人们在轻松愉悦中沿河岸树木与草地到达园区的各栋建筑,体验高科技园区的人性化魅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 新词语 比喻 借代 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 拳头产品 窗口行业 星火计划 胡子工程 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 ,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 窗口 龙头 新星 拳头 黄牌 气候 余热 婆婆 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 大气候 小气候 新星:网坛新星 影坛新星 诗坛新星 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 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 歌坛 影坛 泳坛 足坛 网坛 ~星:歌星 明星 笑星 舞星 泳星 新星 ~霸:电霸 水霸 车霸 鱼霸 油霸 波霸 声霸 ~~热:武侠热 英语热 中国热 琼瑶热 追星热 足球热 旅游热 ~~族:上班族 追星族 红唇族 推销族 打工族 工薪族 ~~风:吃喝风 麻将风 浮夸风 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 、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 ,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 酒吧网吧 货的 陶吧 残的 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 的哥的姐 廉政廉业 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权谋私”、“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 “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性功能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性功能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以权谋私”。鲜明的感情色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 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 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 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选题能力的培养 古代文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学科。该课程开设周期为四个学期,学时为288学时,周期与学时数均超过中文专业其他学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近几年铜仁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相关论题的毕业论文撰写数量却只占到每届学生总人数的10%左右,明显低于语言学科中方言学的50%以上。据调查,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地方,他们普遍认为对方言学的相关问题比较熟悉,收集、整理资料较为方便,而古代文学学科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此外,即便学生以古代文学相关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论题,若没有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学生自主确立的题目往往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由此,培养学生的选题兴趣以及选题能力成为培养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首要解决的问题。兴趣固然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性格、积累与学识相关,但毕竟古代文学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中占了两年的时间,学习兴趣在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性学习的习惯。可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前,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增进对所学内容的了解;也可以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后,留下若干思考题,逐渐养成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毕业论文的选题,如在讲述辛弃疾词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辛弃疾词风豪放的原因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学生在课外仍旧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并有意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这便是学生主动对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的一个鲜活例子。另外,鼓励学生将选题的方向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不但论文撰写过程会具有趣味性,还可为活跃当地文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如有的学生就以收集当地史志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明了其变迁发展为选题,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具体选题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选题大小要合适,得量力而行。切忌选择选面太大、问题太深奥、自己把握不准、难以驾驭的论题。例如,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某位古代文人人生经历的触动,以《青楼名妓促生古代文豪》为论题,想要研究古代文豪产生的动因,并将原因归之于青楼名妓的推动,显然过于片面。并且古代文豪何其多,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全面把握。第二,选题须有一定新意。或新题新作,或老题新作,尽可能在观点、材料、研究方法、立论角度之上有所创新。就近几届学生的具体情况看来,他们往往在选题之前没有很好地研究选题资料的综述,不仅论题创新不够,且研究意义缺乏。第三,命题用语要准确、精炼,不能含糊、晦涩、啰嗦。有的学生以《论纳兰词之美》为题,题意就比较含糊了,到底是要谈论纳兰词的情感美、意境美、意象美,还是其他的呢?相应地,命题不清,与之对应的论文主体内容也就不会明确。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 水浒传 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 古诗十九首 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发情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二)语言不宜太俗、太白,宜讲究生动形象 语言太过口头化即太俗太白不好,有些学生甚至将日常口语引入论文之中。如“苏轼因其才华卓越,笔走龙蛇,作词时并不完全依照音律的规则‘出牌’。”“出牌”二字就过于口语化,用在句子中致使句子表意也不清晰了。与太俗、太白相对,论文语言应尽可能地生动形象。“古今中外的语言大师,都非常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在他们的文章中,总是通过他们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做到绘声绘形,使人仿佛亲临其境。”有学生会说他们远非语言大师,但却毕竟是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从头到尾平铺直叙、语言枯燥,就会使读者兴味索然,更谈不上让读者赞赏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了!若在清晰的论证之上再添生动形象的语言,无疑是锦上添花,让论文增色不少。因而在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所谈是古代文学学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几个关键点,以近几年来铜仁学院该学科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现状来看,选题、收集、整理、阅读材料、提纲撰写、科学论证以及规范写作语言的能力都有待培养和提高。教师必须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两学年中,有意识地通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或学年论文的方式刻意对学生就以上各环节能力按上述方法进行培养,学生则必须养成探索性学习习惯,培养问题意识,经常思考、摸索、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不断互动,一定会逐渐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论文撰写的兴趣与能力。 作者:余颖 单位:铜仁学院文学院 文学类毕业论文: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摘要】《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其人文素养。但在教学实践中,此目标常难以实现。基于此,论文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常见问题 改革 《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目标是通过简要介绍英美文学历史阶段的特点以及重要作家和作品,使学生对英美文学有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欣赏能力,进而感受英美文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以提高。然而,大部分学生在结束该课程学习后,并未达到课程学习目标。以邵阳学院为例,很多学生在结束《英美文学史及作品选读》课程学习后,且不说他们的人文素质得到了提升,就连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都没有显著提高。可见,英美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该从何下手?这也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本文拟从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入手,探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容和方向。 一、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 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学生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高低的直接反映。通过分析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不仅能看出学生在思维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上的不足,更能发现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问题。 1.选题范围狭窄。笔者以邵阳学院2016届学生的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分析,发现327个毕业论文题目中以文学研究作为论文研究方向的有139个,这些题目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对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的研究,如:“The Passwords of Happiness to Jane Eyre’s Marriage in Jane Eyre从《简爱》看简爱婚姻的幸福密码”、“Pure Woman’s Tragic Fate:Study of Fatalism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纯洁女人,悲惨命运――《苔丝》的宿命论解读”、“On Human Nature in Oliver Twist论《雾都孤儿》中的人性”、“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On the Source of the Heroine’s Tragic Fate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学生的选题范围相对狭窄,且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大部分学生的研究重点都是婚姻和女性。 2.内容深度不够。内容深度不够是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又一常见问题。多数学生仅对文学作品中的某一问题进行表层讨论,未涉及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次探讨,如:“An Analysis of the Marriages in Pride and Prejudice浅析《傲慢与偏见》中的不同婚姻”,此论文实际上就是对小说里四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梳理,是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述。这样的论文不仅内容深度不够,也没有任何研究价值,因为它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性的启示。 3.语言表述欠佳。论文的语言表述欠佳主要体现为语法错误过多、中式英语表述明显、论述的重点不突出以及文章层次混乱等。如:“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first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Macbeth. Finally, a brief view is given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nd the great meanings of the study.”此段来自一个学生毕业论文的摘要,是语言表述欠佳的典型。语法错误、中式英语表述、论述重点不突出以及层次混乱问题在该段都有体现。 二、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启示下的英美文学教学改革 选题范围狭窄、内容深度不够、语言表述欠佳是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启发了英美文学教学,为其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1.扩展教学内容。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之所以出现选题范围狭窄的问题,就是因为学生阅读量过小,视野不够开阔,仅知道几本谈论得最多的文学作品。基于此,文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扩展教学内容,如在讲授简・奥斯丁及其作品时,除了重点讲授奥斯丁最有名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也可涉及她的其他作品的简绍,如《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此外,奥斯丁的作品多探讨女主角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因此,教师也可以适当介绍一些其他带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小说,如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作品――《夏日鸟笼》、《登台表演》、《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冰期》、《中途》、《闪光的路》、《自然的好奇心》、《象牙门》、《磨盘》等。通过教学内容的扩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了解数量会大幅增加,其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也会得到相应扩展,选题不会再局限于那几部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 2.开展研讨式教学。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的内容深度不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层次思考,因此,在文学课堂上,教师应开展研讨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反思能力,尽量避免教师一人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被动吸收的填鸭式课堂教学模式。 研讨式教学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如分组式研讨教学。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几个讨论组,每次课前先布置要讲授内容的一些思考题,让各讨论组自行探讨思考题的答案,下一次上课时,各组就这些思考题进行回答和讨论。通过分组式研讨,学生的视野能够更为开阔,因为每一个小组都有可能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会让学生对文学作品有更多更为深刻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启发式研讨教学。每次上课时,让一个学生对某个作家的作品做一个十至十五分钟的陈述,然后启发其他学生找出该学生所讲内容的不足,并通过讨论进行进一步的内容扩充。 研讨式教学能让学生主动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思考,让他们找到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发掘学习文学的意义所在。但是研讨式教学也有其弊端,少数学生可能会在研讨式课堂上滥竽充数,没有积极地参与到研讨之中。因此,教师需要更合理地设计课堂活动,保持课堂讨论气氛的活跃,确保每一位学生都是讨论的主体。 3.以文学作品为范文,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毕业论文里出现的一系列语言表述欠佳问题归根结底是学生英语基本功过于薄弱。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让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训练,使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提高。仍以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为例,小说的第一段就是一段很好的仿写范例。“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学生可仿照此段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段落,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或是“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water is the mother of life.”这样的仿写既能避免各种语言表述欠佳问题,也能让写出来的文章更具文采。再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典散文――“Of Studies”,这也是一篇相当好的仿写范文。散文从“读书”的功用立论,分析了“读书”对人生不同凡响的意义。学生可以仿照散文的篇章结构和经典语句,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优秀散文,如“Of Life”、“Of Success”、“Of Failure”等。 三、总结 总言之,在邵阳学院英语专业文学类毕业论文常见问题的启示下,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有了思路和方向。首先,英美文学教学需要扩展教学内容;其次,英美文学教学需以研讨式模式展开;再次,教学中可督促学生以文学作品作为范文进行仿写,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文学类毕业论文: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与实践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是近年来备受独立学院关注的话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从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特色、论文选题、论文质量、论文呈现方式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效地促进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独立学院 汉语言文学 毕业论文 实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师、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职业都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人才培养方案拟定、教学过程监控、考核评价体系等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否能满足相关行业的发展需求,便成为诸多院校关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作为本科阶段最后一个环节的毕业论文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办学之初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存在学生入学语文成绩较低、教师对高中与大学之间的知识衔接了解程度较浅、学生文学功底不够扎实等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缺乏与高中语文新课改的有机结合。自2004年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开始实施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基础教育过程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倡导“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的互动性学习到情景教学方式的充分运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举措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了极大改善。但接受了新课改教学的学生升入大学后,受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为主的高校教育思想影响,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出现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实践能力不强、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等诸多问题。 (二)缺乏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体系整体把握的师资力量。因独立学院近年来的主要师资为外聘教师和自有师资,外聘教师由于有本职工作在身,很难有时间参与独立学院的毕业论文改革工作,而独立学院自有的年轻教师多为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由于缺乏足够的授课经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把握,难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改革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思路 (一)确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理念。要进行毕业论文改革,必须有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否则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价值就无从体现,包括毕业论文工作在内的诸多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在经过对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毕业生、行业专家等多层面多角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确立了该专业明晰的办学理念,即: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其核心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明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有了明确的专业发展理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目标才能随之明晰,即“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良好的文学功底和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具备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要实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而毕业论文又是这一培养目标的综合体现方式。 (三)在教学实践中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队伍。通过课堂实践教学、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训练、文学作品解读、诗词创作、诗歌情景演绎、地方民俗文化调查、方言调查、地区教育调查、社会规范用字调查等诸多方式提高师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科学的整体感知,从宏观角度规划、微观角度入手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努力,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的实践措施 (一)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学教育意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承载的专业使命,在开设《中国文化通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便于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课程同时,增设《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周易》研究、《孟子》研究、《论语》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唐诗宋词研究等系列国学选修课,强化国学教育。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不但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还从中发现诸多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写作的选题和素材。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意识到优秀的国学文化不但需要了解,更需要身体力行去实践、去传承,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二)夯实读、写、说为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重要。要写出一篇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四年的知识储备必须充足,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尤其是长期的练笔,方能达到写作能力的真正提高。为此,开设了基础写作、应用公文写作、科技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四年中不间断地进行写作训练。 同时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名中文人最基本的能力,即:了解经典,规范用字。要求学生每天习得一定数量的规范汉字、诵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名篇,将专业基础能力的强化常态化。 (三)发展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提高的师生团队。在师生共同发展的工作思路指引下,尝试以了解基础教育新课改的专业教师带学生团队的形式作为师生共同发展的主要途径,经过逐步摸索,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如开办学生讲坛,学生从选题、搜集选取素材到完整地向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学生完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必备的读、写、说综合训练的过程,经过指导教师与学生的多番打磨,主讲人不但在讲坛的举办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及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学科论文写作能力。其实,学生准备一期讲坛的过程就是一篇毕业论文完成的过程。 写作学教师在讲授《基础写作》课的同时,为学生搭建稳固的课外实践平台,即办系刊、系报、年级刊、专业刊、甚至鼓励学生以宿舍为单位办舍刊。从刊物的组稿、装帧设计到内容选取和校对等工作都由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日常作业练笔中出现的高质量作品也被选入系刊、系报,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写作热情,很多文章的质量已超出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四)开展旨在强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能力的田野调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之所以出现毕业论文抄袭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掌握有效的科研方法,故我们试图传授给学生一种科学的探究方法,与新课改进行有机的衔接,尝试走出校门,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将《田野调查方法》作为必选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以确保调查工作的方向性和有效性。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改革中取得的实践效果 经过系列改革探索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在进行广泛调查或认真研读国学典籍的基础上,真实性选题量呈逐年大幅度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 (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锻炼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应变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更体现出学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就业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如“基础扎实,踏实勤奋,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 (二)培养了一支熟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对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带领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这些实践经验提升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同类院校中进行推广,加深了教师对汉语言人才培养的深层理解。涌现出了一批教学效果好、科研能力强的优秀教师,成为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育人骨干。 (三)探索了一条适合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师生在共同进行毕业论文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规律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教学――课外实践――调查训练――论文写作――答辩提高”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发现有意义的课题,通过教师带队进行田野调查训练,在掌握了翔实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这一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发展、课程改革、教风建设、学风建设、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等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踏实勤奋、求真务实的系风,营造了良性循环发展的育人环境。 五、结语 通过系列改革与实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不再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通过学生扎实的专业基础、深入社会的田野调查、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论文的实践与改革中来。尽管其中存在这样那样需要修改完善的细节问题,但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的毕业论文改革思路与人才培养目标是相吻合的,强化国学基础、重视与高中新课改的知识体系衔接、进行田野调查等系列改革思路是可行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思考 【摘 要】毕业论文是对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检测。我院2012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培养信息素养、提高检索能力等关于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以期能够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 写作现状 监督管理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必经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因此,撰写毕业论文不仅是“对学生四年学习成果、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检验,也是对教师四年教学质量所进行的全面、综合的检查”。历年来,毕业论文已成为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随着伊犁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陆续离校,对2012届毕业论文的整理工作也告一段落。本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共有163篇毕业论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些论文的选题、文献综述的写作、论文写作质量及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借此考查目前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现状。 一 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论文的选题 汉语言文字专业论文选题大体上分为语言、文学两个方面,但长期以来,文学类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语言类,2012届的毕业论文也不例外,语言类的论文仅18篇:现代汉语方向10篇,古代汉语方向8篇;文学类的论文达113篇:现当代文学方向28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40篇,外国文学方向34篇,文艺学方向11篇;语文教学论方向的论文32篇。从学生的选题方向来看,存在着两个不平衡:语言类的论文大大低于文学类;而在文学类内部,文艺学方向的论文明显低于文学文本研究。此外,中教法研究方向的论文明显偏多。这些不平衡不仅在本届如此,近五年来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都存在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1)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均为专业基础课,但由于语言本身的枯燥使学生不感兴趣。(2)之所以会出现第二种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理论本身的难度大,学生对理论文章的理解和阐释都非常吃力,更谈不上提出原创性的观点。(3)造成很多学生选择中教法研究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学生就业的方向是中学教师,出于对将来工作以及特岗考试面试的需要,很多学生会选择这个捷径。 就选题的内容而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过于重复。很多学生的选题非常接近,如《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和《浅析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这两篇论文的选题几乎一致,还有很多选题相似度很高,如《论语文教学中的成语教学》和《论中小学语文学习中的成语学习》《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情结》和《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等。指导老师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是造成选题重复的主要原因,每个老师关起门来指导自己的学生,到小组答辩时才发现选题重复,但为时已晚。 第二,选题的陈旧性。在163篇论文选题中,大多数选题都集中在已成定论的那些大作家身上,选择的角度也缺乏新意,诸如“陶渊明诗歌的哲学意蕴”、“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的词探其人生态度”、“论陆游、辛弃疾诗词的悲壮美”、“论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探析”等。大家、名家资料丰富翔实,查找起来非常方便,很多学生图省事,随便找一些资料拼凑完事。 第三,选题贪大求全。科学研究的问题分属于学科历史、基本理论、实践应用等不同的层次,也就存在着大小难易的差别,一些同学的选题贪大求难,失之于笼统,如《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解读》《试论苏轼的诗歌意象》《浅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等,这一类选题涵盖范围广。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中,所谓的“小”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是针对所掌握的学识而做出的这种区分。一般情况下,小题目易做,大题目繁难。关键是大小适度、难易适中,如果没有老师适当的引导,学生在选题时就很难驾驭,写作时难免迷失方向。 2.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是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的前景进行系统的叙述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要求作者既要对所查找资料的主要观点进行综合整理、陈述,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予以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不仅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帮助写作者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在文献综述写作中,我院学生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以下几点: 第一,没有中心、缺乏层次的材料堆砌。很多学生的文献综述不是围绕相关选题有目的地展开阐述,不去注意寻找文献资料中相互间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只是把相关文献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每一篇文献中的中心论点简单复述一遍,诸如“某某在文章中提出……”,使文献综述变成一个没有中心思想的大拼盘。 文献综述的写作缺乏层次感,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如何突出中心,前后如何呼应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构思。以《试论赵树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局限性》为例,在这篇综述中,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小说创作,然后逐一介绍对其思想和创作的评价,在介绍的过程中,不分轻重、主次,更没有体现出时间的延续性,读后令人不知所云。 第二,缺乏自己对文献资料的阐述和评价。文献综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评述性,所谓评述性,是指专门、全面、系统地论述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所综述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反映写作者的观点和见解,并与综述的内容构成整体。综述必须具有写作者自己的观点,写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相关文献资料加以归纳总结,作出相应的评价,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当是既有观点又有事实,有血有肉的好文章。 从学生的文献综述来看,一部分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文献资料予以阐述,如《浅析“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有关“大陆新武侠”的女性意识中那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而且还在阐述的过程中适当加进了自己的理解。但明显缺乏对文献资料的评价,只有“述”,没有“评”,对所研究的课题,研究者们分别从哪些方面展开的研究,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又有哪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哪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留有哪些可继续研究的空间等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出全面的评价。而大多数的综述仅仅停留在对文献资料的介绍,甚至很难做到用自己的话解释作者的观点,造成综述的质量很差。 第三,选择性地探讨文献。许多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时往往希望查到与自己的题目直接相关甚至可以直接应用的文献。但实际上如果这样的文献非常多,说明这类论题已经比较成熟,进一步研究的价值较少,而很多有研究价值的题目往往不具备这个特点,需要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而此时学生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文献综述中投机取巧,选择一两篇能直接应用的文献,概括主要观点,遇到观点相悖的文献,只选择自己认同的观点,舍弃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写出来的综述缺乏价值。 第四,文献本身质量不高。部分学生在检索参考文献时,忽视了文献本身的代表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阅读和选择文献资料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很多学生的参考文献一栏里填的大部分是教育学院学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专科学校学报等层次较低的刊物,很难体现出该选题学术的前沿性和代表性。 3.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 纵观今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63篇毕业论文,总体质量较去年没有明显提高,即使是获得“优秀”的毕业论文,也很难达到在正规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创新、普遍抄袭。创新不仅是指提出新的观点,也可以指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对于本科生而言,提出新的观点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从新的角度论证已有的观点。学生对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比较、鉴别的过程,通过对文献资料的阅读,学生要掌握的不仅仅是对这个领域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同样的观点,不同的文章怎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证,这些都需要仔细揣摩,加以学习。但是从本届学生的论文来看,几乎很难看到视角有新意的文章,大部分学生都是东拼西凑,稍微好一些的论文尚能做到段落之间衔接自然,差一些的论文连衔接都很难做到,有的甚至干脆把整个分论点都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以至于在答辩时漏洞百出。摘要是学生唯一无处可抄、必须要自己写的部分,没有指导老师的帮助,很多学生根本写不出能够简要概括中心论点的摘要,勉强写出来,也有诸多病句,如:“《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功名富贵’为中心,知识分子在对待功名富贵的考验时,呈现出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狡诈无理,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在这些人物形象演进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造成知识分子命运的最直接、最深远的因素便是八股文化,也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八股制度对整个社会人的影响的原因。”在这段不足200字的摘要中,语句明显不通,只要稍微多读几遍,即可发现问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对毕业论文的不重视。 第二,缺乏论文写作的基本功。中心明确,论证充分,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是对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的评价,但不少学生明显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虽然,从大一开始,每门课程都会留几篇小论文作为考查作业,但学生不够重视,随便从网上找一篇敷衍了事,老师也无法一一核对。近几年,有不少任课老师为防止学生的抄袭行为,干脆不让学生写论文,改用其他的考查方式。平时缺乏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到毕业时,学生也就很难写出合格的论文。 第三,论文格式不规范。自从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之后,人文学院参照学术论文的一般规范,拟定了详细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格式,从论文字数、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到各级标题的书写、参考文献的格式,甚至字号的大小、行距的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今年的毕业论文中,完全符合格式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说论文内容的好坏和写作能力的高低有关,那么格式的不规范则与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二 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建议 1.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考核制度是切实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早在2004年以前,我院就制定了《伊犁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后来又有相关的补充规定,对于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期的检查、毕业论文的答辩以及指导老师的责任,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导致对《工作条例》中的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对毕业生放宽要求。多年来,本专业从来没有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及格的情况,这并不是因为论文的质量高,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无论多差的论文都能及格。而且,毕业论文的成绩与学生平时成绩绩点不挂钩,“优秀”与“及格”没有区别,长此以往,学生对毕业论文不予重视,这是造成毕业论文质量无法提高的根本原因。 因此,首先我们应当加强对毕业论文工作的监督管理,各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完整的《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细则》,对论文考核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尽量予以量化,如开题报告中的文献综述应当不少于多少字,论文中引用他人的字数不得超过多少、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答辩等。标准量化,既有利于对学生提出实际的要求,也有利于实施监管。 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是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切实保证。首先应当将论文成绩与学生绩点挂钩,以引起学生对论文的足够重视。其次是实施导师负责制。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学生,也要考核指导老师。过去,我们往往把责任都推到学生身上,其实,指导老师不愿意得罪即将毕业的学生,对学生要求不严格,给学生评分过高,也是造成论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考核制度中要明确师生双方的职责,如选题陈旧、偏离本专业、论文格式不规范等等,都应当追究指导老师的责任。最后,应当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范围,消除学生的过度依赖心理。让学生明确指导老师的职责在于帮助学生确定选题,给学生讲解撰写文献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提纲、调整论文框架,而不是帮助学生写论文,让学生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完成毕业论文。 2.建立毕业论文评优奖惩制度,引进激励机制 答辩结束之后,在由指导老师推荐、对论文进行公平合理评价的基础上,评选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优秀指导老师,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推荐给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同时,在全院范围内召开优秀毕业论文公开答辩会,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摩,为他们将来的论文写作打下基础。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送往其他本科院校进行盲审,寻找差距,以便于提高。 奖惩并重对于保证论文质量必不可少。毕业论文质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独创性,而抄袭严重是本科毕业论文的通病,互联网的普及在为学生查找资料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学生抄袭大开方便之门,指导老师在网上逐篇查找,工作量很大。目前,包括我院学报在内的很多编辑部都已使用学术论文打假防伪软件,我院也可将此软件应用于学生的毕业论文,对疑似剽窃、抄袭的论文进行鉴定。对抄袭他人成果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论文不能给予“及格”。这样,不但从根本上杜绝学生的依赖心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为他们将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高学生文献检索的能力 将文献检索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文献检索教学应当把对信息资源选择和鉴别能力的训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学生能够从丰富的网络资源和电子资源中鉴别各类信息源并找到准确的入口。同时,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也要有意识地把信息素养的培养融入教学当中,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层次的信息素养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这样既节省了教育资源,又能实现良好的培养效果。 综上所述,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校的监督管理、学生的认真态度及指导老师的严格要求这三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文学类毕业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当前高校的长线、传统专业,相对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文学科势微、片面突出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地方重视经济发展主义的今天,其命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据最具公信力的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调查,在2007~2009年连续三届就业率最低的五个文科专业中就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该机构2011年的调查中,汉语言文学专业被列为就业“黄牌专业”。这固然与该专业设置较有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专业在学生能力培养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坚持能力为主”的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也强调“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和实践能力”;2011年6月,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能力为重”,要求着力增强学生“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可见,“能力培养”已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时代关键词,俗话说,花无百日红,曾经在1980年代引起“轰动”的文学,今天也遭遇了寒冬。但是,压力既是考验生存的试金石,也是转轨并绝地奋起、浴火重生的动力,因此,挑战和机会并存,新建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办学及其专业、方向设置必须牢牢抢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期,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本位,以时不我待和急、争、抢的精神,实现快速地与市场人才需求、与地方行业链、产业链的对接,及早与地方性的行业、产业老大进行校企合作,产学研协同,引进地方文化(文产)行业的大佬,对该专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从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方向、课程体系、教学质量监控、教材体系、实践环节、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各个环节进行,以企业行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倒逼该传统专业的改造。 一般而言,新建本科的定位大多设计在“地方性”(区域性)、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我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四会”(会做人、会学习、会应用、会创新)、“三欢迎”(学生欢迎、家长欢迎、社会欢迎),顶层设计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绿色强校”,并通俗地将其理念概括为“做武夷文章 办绿色大学”。缘此,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符合海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需求、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否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对新建本科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必须树立一种观念:我们的人才是直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毕业后大多不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是直接进入市场经济主战场,散播在相关行业、产业的生产部门,为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直接服务。 一、毕业论文的“原创”困境与耕作盲点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此外,教育部2012年的《本科教学水平合格评估标准》中,也进一步提出,文科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有50%左右的选题与实践性、应用性挂钩。这些要求的提出,既为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具体的指标,也指出了此类学校文科毕业论文(设计)转型的根本出路和方向。 总体而言,我校历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的讨论多,实践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制度多,模式研究少;学术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制度、质量监控制度出台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少。作为转型后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存在种种弊端,该专业很明显地不适应应用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新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瞄准在“应用型”,也就是说,像武夷学院这样升格不多久的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站位要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不能如211、985高校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最终多数通向“硕士生”、“博士生”,就业以科研院所、大中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高层主管为主导,也不是像高等职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型”行业、产业一线人才的培养,就业直接面向工厂一线车间、流水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既要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优势在于,既要适应相关行业的岗位素质要求,又要能迅速缩短“就业到岗”的时间,为用工单位节约员工培训资本,上岗即为熟练员工;办学方向能与今后的就业紧密结合,使得学生有广阔的就业前景,提升就业质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要以行业产业要求、就业要求、职业能力素质“倒逼”人才培养的规格、定位、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教材建设、实践环节等等。 按此顶层设计、中观发展思路和微观个体培养三个层面的要求,我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新精神,能在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育教学的语文教师,以及能够从事秘书、记者、编辑等实际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针对以往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选题范围越来越窄、优秀论文越来越少、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我校应以“应用型”为突破口,避开自身的弱项和“盲点”:少一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一些地域研究、特色研究、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特别是在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就要符合“应用型”、“适用型”、“技能型”的能力素质和就业类型的要求,而不是片面地追求与老本科大学中文系看齐。要在搞好社会调研的前提下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的方向。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转变对该专业人才类型的认识,扩大调研视野。人们一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应培养的人才类型不外乎文秘型、记者型、教师型、编辑出版型、组织宣传型、文学创作型等,事实上,除了这些类型之外,还有管理型、服务型、综合型、自主创业型等多种“业外类型”,这是由该专业的基础性学科特征决定的。因此,办学者的社会调研首先要正确认识“守业”与“业外拓展”的关系,将人才类型的弹性空间收入视野之内,弄清该专业的毕业生究竟能够干什么、都在干什么以及干得怎么样,从而为拓展毕业论文选题开辟空间,打破该专业人才培养路子越走越窄的尴尬局面奠定良好基础。二是要了解社会对各种类型人才的能力期待。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的封闭化、学究化的办学模式,使其人才能力培养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境遇的一种自认自定的标准,办学者并不了解社会对各类人才究竟有着怎样的能力期待,因而在毕业论文的指导上,补上这一课也成为其必需的选择。三是要把社会调研纳入人才能力培养的常规机制中,不仅要注重事前调研,还要注重事后调研与跟踪调研,尤其要重视周期性调研成果的总结,并根据调研所获信息及时调整培养目标。 笔者从教20年,一直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任教。就历年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来看,学生大多阅读量少,除了极少数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对学术前沿知之甚少,许多同学不是选择一度“热门”的张爱玲、严歌苓、余华、虹影、莫言、卫慧等当代作家来说事,就是选择沈从文、鲁迅、老舍等几大家做文章,既无法推陈出新,偶有创见,也无法另辟蹊径,洞幽烛微,陷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境地,或者干脆就是是剪刀加浆糊的干活。 从“顶层设计”层面而言,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基本脱离“应用型”的基本要求,出现“原创”的困境和创作的盲点。首先,就“原创”方面看,新建本科的培养目标、师资水平、课程设置存在较大“缺陷”。特别是从师资看,我校长期办的是师范专科,老师以教学为主,学生未来就业以当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导向,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明确的要求和定位。而部分老师由于长期囿于课程教学,加之外出学术交流、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学校又无这方面的激励机制,多年下来,其知识结构陈旧、学术功底薄弱,本身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不甚了了,当然不可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之昭昭。 此外,要注意有意识地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人文社会科学周边的某些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综合研究,产生新的结合点。这既是与四年培养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尤其是与选修课程体系、应用实践课程体系(环节)的呼应,也是检验培养方向设置效果的显示器。比如,可将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与高级文秘、新闻、广播电视编导、文化创意产业的某些选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如“武夷文学中的文化创意原点和文化产业关联性研究”、“武夷文学与文化中的电视改编和绘本化”、“新闻报道中的文学化手法”、“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等等。事实证明,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来培养的专科人才,有较多在南平市的新闻行业集聚和“扎堆”,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南平市广播电视台系统,有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近30人,他们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因为工作需要和市场召唤,逐渐向相邻专业或者学科靠近,并将二者结合得十分紧密。在研究方法上,既要让学生了解、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学术理论,更要学生学会“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为学作风。 二、毕业论文的“应用”要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大文学”与“大文化”、“区域性”乃至闽北“民俗学”、“地方志”等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调研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要在论文的选题、材料的收集、学科(术)前沿的跟踪、田野调查、访谈采访、论文撰写等环节具体体现出来。 所谓的“区域性”,要求学生将论文选题切实与地方文史、武夷文化、朱子理学、茶文化、旅游文化、当代闽北作家作品、闽北神话传说及其传播、闽北历史人物研究、闽北书院文化、地方风物人情、黄峭文化、闽北地方戏曲、闽北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文学、大学生文学阅读与创作、农民工文学阅读、当代闽北民众的“文学生活”、网络文学与文化、手机短信文学、博客原创文学、武夷学院院系学生自办文学文化刊物研究、武夷学院文学社团的活动与创作、闽北现当代作家行至考据、武夷旅行文学等,具有“闽北地方”特点的选题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闽北政和四平戏、邵武、光泽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戏”、“傩舞”、中原入闽且独树一帜,在东南亚各国颇具影响的黄峭文化、源远流长的武夷文学、张三丰的道教文化(文学)传播、朱子理学中的文学、武夷茶文学与文化、古诗词中的“武夷”形象研究、文学中的闽北神话传说人物研究、武夷山儒释道文学研究等等,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最最现实的问题和迫切需要切近的课题,是与武夷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最直接价值血缘的题目,也是慷慨的“大武夷”给我们最无私的馈赠,更是实现高校四大职能之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体现。此外,南平市为了积极对接福建省十二五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攀高 攀精”的思路,在南平各县市布点,实现产业承接和产业聚集、差异化发展。武夷学院在武夷山办学,理应首选为武夷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南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武夷山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养生、商业贸易、物流产业等,特别是“武夷新区”发展的一日千里,更给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该学科要注意在上述的各种产业链条中,发掘和寻找人才培养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比如动漫产业链中的“文学故事”编辑、文化创意产业链条中的文案、乡土文学人物塑造、民间传说改编以及旅游休闲产业链条中的文化元素的融入、挖掘和升华。 此外,当前南平市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教研教改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良好毕业论文(设计)选题。 所谓的“应用”,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要摒弃剽窃、抄袭的恶习,杜绝“假大空”的论文选题,抛开正确的废话,告别陈陈相因的凌空虚蹈,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并在指导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会开展或者从事应用型科研,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基本导向,以解决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难题为切入点,主动融入地方工作的大局,在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文化创意艺术、武夷文化与文学、地方文史发掘整理等畛域,这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向“应用型”靠拢的第二步。毕业生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选好题、选真题、选对题为标准,可以采取团队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系列题目,也可以单打独斗,集中攻破,努力在服务社会、贡献地方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学会逐步掌握开展论文写作的一系列方法:调查问卷的设计、采访访谈的课前准备、田野调查的进行、材料的收集、辨别和使用、文献的阅读甄别、综述报告的撰写、观点的提炼、开题报告的写作、论文的修改等等,通过较为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达到既能部分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学会做人(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和谐的团队合作精神等)、学会学习(论文的全程如何展开与推进)、学会应用(学以致用,用四年所学来解决实际问题)、学会创新(在前人的应用型科研基础上再推进一步),为能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有更大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采访访谈的全过程的学习运用,学会了在未来可能的新闻、文秘工作岗位上,较为熟练地迅速进入岗位角色,增强就业竞争力;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通过在大学四年开设选修课,较为系统地学习“期刊编辑学”、“办刊办报”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将应用性的就业所需能力或素质培养的端口前移。 最近,在业界颇具知名度的文学评论杂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的一组7篇文学研究论文,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北京大学中文系前主任,著名的文学教育家、文学史学家温儒敏以《“文学生活”:新的研究生长点》为题,作了开篇的导言,其他文学研究界知名学者黄万华、贺仲明等分别以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调查、茅盾文学奖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网络文学生态调查、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状况调查为题,对“学院派”近年来少有接触的选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研究,而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题目,是与地方、民众具有血肉亲缘的选题,与时下某些学者关在学院围墙内,津津乐道的“现代性”、“纯文学”、“德里达”完全不搭界,也从而开启了现今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和“新视界”——是具有革命性的、振聋发聩的召唤,来自生活和人民的感召。在学理和学术掘进的畛域,敞开了过去自命不凡的纯文学研究者所未曾识见的全新的“文学生活”。这既是新的时代命题,也是新的文学研究论题,它的开启,无疑给了我们这种“地方性”、“应用型”新建本科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办学新的思路:贴近群众、贴近现实、贴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寻求。 学者张未民指出:“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了。网络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它们在文学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们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可以说绝不在“精英”文学之下。《读者》发行有千万份,《故事会》发行有三百多万份。其实,这样的文学期刊还有,比如武汉的《今古传奇》,仅‘武侠版’每月销量就在40万份左右。我们凭什么把它们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有谁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另外还有大量的‘泛文学’,比如《家庭》、《知音》以及大量的‘晚报’、‘早报’,它们的虚构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不论是在写作的层面,还是在阅读的层面上,它们都具有文学性,所以有人说当代最好的小说在《南方周末》,这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的意义上讲的,但《南方周末》上的很多故事都富于文学色彩,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这却是事实。因而,以‘新文学’为本位,用‘新文学’的标准来评价‘另类’文学,这是不公平的。”[1] 在这里,张未民实际上触及到了如何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这对我们开阔思维,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新的畛域和方法。 三、毕业论文的师生参与与全程指导 由于我院学生对应用型科研的“陌生”和对区域文学文化的生疏,在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师生的互动、借助外力的支持、外出考察以及实证性研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指导方式,较之“纯粹的文学研究”这种较为封闭的、自说自话的方法,具有较大的进步。 第一,以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进一步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试讲等实践活动、文艺创作与科研创新有效整合,全面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破解当前文化产业人才紧缺,及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等难题。 第二,以毕业论文(设计)全程化为契机,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贯穿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改变以往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在毕业前完成的惯例,促进学生写作心态的转变,提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质量;改变过去简单的,毕业论文写作的“解决最后一公里”式的师生合作、校企、校地合作,实行“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高度融合”的新型多角度、多面向的合作。 第三,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实战性毕业论文(设计)达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突破传统文科类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的“天经地义”,不仅考核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还要考核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创造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设计的崭新形式,也能为其他应用类文科专业毕业论文(设计)改革提供思路。 某位学者的一句话,笔者是很赞同的:“大学的文学教育必须随之作出调整、深化,让文学在大学的“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中,在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中充分发挥它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学类毕业论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指导 在高等院校中,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成为其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通过的最后一关。在大多数以学分制为教育模式的院校里,本科论文所占学分比例相当高。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普通的必修课程每学期为四个学分,一学年为八个学分,而毕业论文一项就占了八个学分,相当于一门必修课一整学年的学分总数。这足以体现出其在本科培养方案中的重要性。 毕业论文的写作水平,不仅仅能够体现出一个学生四年学业当中所学所思所得,其总体水平更代表着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与否。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即作为检阅本科生毕业成绩最后一环的毕业论文质量却持续走低。文科类毕业论文尤其如此。仅就笔者所在的文学院毕业论文现状而言,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在写作能力上有很强的优势,但一谈及论文撰写多数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迷茫。很多学生对论文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面对毕业论文时只能手足无措;更有一些学生投机取巧,东拼西凑甚或全文抄袭草草交稿了事。纵观笔者所在学院近几年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指导,使之在写作论文时能够了解学术规范,确立合适选题,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篇论文着重从如何写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论文这一角度入手,根据现有的学生论文状况,分析其选题角度、撰写方法等存在的诸种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选题方法 从2008年至2012年,文学院各届毕业生选择外国文学方向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比率由4.2%至9.1%不等。其中最低数据为2012届学生,汉语言文学与对外汉语两个方向共377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仅有16人。最高数据为2010届学生,同样的两个专业共284人,选择写作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有26人。单从数据来看,外国文学方向受学生关注较少,遭遇冷门。从指导学生论文以及平日上课跟学生交流时得到的信息反馈来看,造成此类情形的最大原因在于,学生认为外国文学的论文难度大,材料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而言较少,甚至需要部分外文资料,为了避免麻烦,选择研究国内文学更为方便。但这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窘境,即每年类似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的论文数量极大,甚至同一指导老师手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大致相同的论题,因而造成撞车现象。如果能有更多同学对诸如外国文学、文艺理论方向感兴趣的话,这种撞车现象多少会有所减少。 当然,在选择以外国文学方向为论文研究对象的学生论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笔者在对目前所能掌握的五年内文学院毕业论文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将从如何选题这个角度探讨毕业论文的写作。 选题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写作价值,是写作论文的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和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好的选题才能造就好的论文,而在现有的汇总资料里,我们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往往较为保守,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去发现问题,因此造成了毕业论文选题过于陈旧,有些甚至没有任何写作价值和认识意义。 凡是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基本上不是论及安娜的爱情悲剧成因就是论及其人物形象;而分析《简·爱》的,关注的中心多为简的爱情观;以《呼啸山庄》为论题的论文,则多从希斯克利夫形象入手,分析其命运与爱情。其他的论文中,包法利夫人、于连、斯嘉丽、苔丝轮番登场,而对他们的研究并未有任何新意,多数都是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做一番梳理、拼凑,只能沦为老生常谈。 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选择外国文学方向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时,选择什么样的论题才能开创出新意,使自己的论文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呢? (一)新作家、新文本、新阐释 这里所谓的“新”,未必是开创式研究。因为我们写作毕业论文的主体是大学本科生,并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之提出过高的要求无疑是不合理的。但在选择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人们熟知的作家作品,而去选择一些知名度较小的作家作品,或许能有更宽阔的阐释空间。 从上表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批评视野历来关注的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而是更多扩展到诸如清少纳言(B1)、山崎丰子(B2)、凯尔泰斯·伊姆莱(B3)、保罗·奥斯特(B4)等较少为读者所了解的作家身上,这样所作出的论文至少在选题上是很有新意的。 当然,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也并非不可以作为论题。只要找到新颖的角度,阐释出新意,也可以产生优秀的论文。例如B5和B6,一个论及福克纳,一个论及杰克·伦敦,二位作家的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但两篇论文都避开了学界讨论最多的话题,选择了较有新意的内容,仅从选题上来看,已经成功了一半。 (二)新的研究范围:比较文学的视域 很多同学认为比较类的论文容易写作,A作家与B作家、C作品与D作品比较一番其相同点及不同点,再总结论题,既容易凑字数,又仿佛比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有学问”。 但实际上,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难做。比较文学的论文,首先要确定几个跨度: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只有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才能称之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化研究、阐释研究等研究领域,对于本科层次的学生而言,平行研究看上去相对容易操作,但据同学们写作的毕业论文现状来看,《夏目漱石与川端康成的比较研究》(2011届毕业论文)、《和比较研究》(2010届毕业论文)不叫比较文学的论文,它们缺少比较文学的几个跨度,充其量只能算作简单的比附。 其次,在比较的视域中,被比较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否则二者的一般性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者,比较文学的论文,如果在一番比较后没有得出任何有升华价值的结论,仅仅是将相同、不同列举出来的话,也是没有价值的。 以杨周翰先生的论文《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1]为例,论文以弥尔顿的悼亡诗入手,分析了中西悼亡诗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对诗歌类型产生的影响。中西悼亡诗的话题符合比较文学里的“可比性”,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丰厚的文献资料作支撑,最后又能得出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的论文才是高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 因此,同学们在选择平行比较的论文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能有缜密的逻辑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做出相当出色的论文。例如,2011届王春强同学的毕业论文《论在东西方现代化承继中的差异性——以芥川龙之介和卡夫卡为例》,不仅仅剖析了《聊斋志异》广泛流传及被国外作家承继的原由,进而又以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为例,深入研究两者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以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论文选题不仅新颖独到,且达到相当高度。论文首先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分析了《聊斋志异》被东西方接受的事实和产生影响的原因;继而从“本属文化圈内的现代性更新”和“异域世界的现代性繁衍”两个方面对比了《聊斋志异》在东西方文化中产生的不同魅力,通篇论文紧扣“现代性”字眼,分析详尽而具有深度;在最后部分中,作者又将论题提升到“一部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跨越世界的界限,跨越地域的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的高度,完成了一篇相当优秀的毕业论文。 总而言之,好的选题是一篇论文是否可写、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在选题上,如果能够尽量选择新作家、新文本,或者使用新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也就在论文写作伊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撰写方法 诸如上文表1提及,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最大问题在于选题过于陈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同学们在平时的阅读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问个为什么。读作品时很多同学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角色,跟着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而很少有人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其题外之旨、韵外之意。因此,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首先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一)发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常常以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这样论点比较具体明确,论证起来范围不需要太广,操作难度上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接受阐释定见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需要更深厚的阅读功底。只有对所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了解,才有可能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料,在其中找到可以探讨的具有新意的论题。 即便仅仅是研究某位作家的某首诗歌,也必须对此位作家的生平资料、创作历程、大部分作品和对其研究的现有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在掌握如上所述文献后,还需要论文作者有对材料的整合分析能力,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动向,接受新思想、总结新材料、使用新方法使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所变化,这样才能为发现新问题提供更大的可能。 以申丹教授的论文《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的深层意义》[2]为例分析其选题价值。首先,此论文选题足够新颖,凯特·肖邦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作家,国内对她的引介几乎为空白。这样的论题,自然可以说是开创国内研究新领域的尝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次,这篇论文虽然仅仅只是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分析,申丹教授却熟悉肖邦几乎所有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地分类,而对于学术史更是如话家常。在掌握了这么多材料后,申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的阐释是有误区的,由此提出自己发现的新问题并展开论证。 因此,在写作论文之初,不要妄图省事,将眼光仅局限在要研究的对象上面,甚至连相关的学术资料都不去搜集和加以认真研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没有价值的陈词滥调。 从图表3可看出,虽然近年来选择写《简·爱》的毕业论文数量有所减少,但大家还是将论点集中于简·爱的爱情观和对女性主义的贡献,这些早已是批评界的定论,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阐释空间。早在1966年,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就写作了小说《藻海无边》[3](Wide Sargasso Sea),将人们的眼光引到隐匿在勃朗特文本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伯莎·梅森身上。在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出版了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4]则从理论上探讨伯莎·梅森所代表的女性作家在表述女权主义观念时受到的时代的种种束缚。而我国学者朱虹女士也于1988年撰写论文[5],率先在国内将《简·爱》研究与国外前沿理论接轨,其后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阶段,无视新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动态,这种研究只能遭遇失败。 当然,新的研究方向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瑕疵和漏洞,如果在对材料进行仔细甄别后,我们也可以以指出其缺陷为主题,推出自己的结论。 学术研究要从问题开始,没有问题意识就无法使自己的研究立足。但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是自己的问题理论上是否符合逻辑,其次是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事实。笔者2008年指导的一个毕业生,执意要写《雷雨》中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关系研究,由复杂的逻辑关系,最终推理出二者极有可能为同父异母的兄妹。经过仔细地审阅,笔者发现其论题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写出来只能成为笑谈,于是让其换了选题。 (二)化解问题,选择小切口 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是写作论文的开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化解问题了。此处所说的化解问题指的是如何将提出来的问题具体化、微观化,力图做到小切口、深挖掘。 上表所列举的三个题目,犯的就是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错误。例如D1,当代女性生活指的是什么,又可能包含多少复杂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小小一篇论文中展示出来?如果能给它加上定语,比如爱情生活,范围立刻就缩小了,也就容易操作了。至于D2和D3,且不论其是否有可写性,单就题目而言,几十万字的学术论著或许都无法阐释清楚,明显超出了本科生的能力范围。 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之前,一定要了解论文所要传达信息量的大小。如果要在不足一万字的论文中面面俱到,必然面面不到,最终只能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在这一点上,有些同学做得非常聪明。比如2008届高欣同学的毕业论文《梦魇与现实——论博尔赫斯作品中的镜子意象》就避开了博尔赫斯研究中较为宽泛的论题,转而选择了较小的话题——镜子意象——作为论文的中心论点,既能够让原本难解的博尔赫斯作品化作具体可感之物,同时又能在本科论文的篇幅内将此问题提出论证并加以解决。 而2012届吕钊同学的论文《论保罗·奥斯特中的偶然性因素》也没有全面阐述保罗·奥斯特的创作特点,而是将《幻影书》写作中的“偶然性”作为剖析的主题,力图从小切口入手,深入分析奥斯特的小说创作技巧。通篇论文紧扣这一主题,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奥斯特使用的这种所谓偶然性因素对于其建构小说世界的意义,论证了偶然性在奥斯特创作中的独特文化品格及意义。 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尽量选择学生能力能够承担的内容,论题明确而不要太过宽泛,切口要小但需力图深入,泛泛而论的教材式论文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三)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层次 文科类的学术论文实际上就是一篇较长篇幅的议论文。议论文同学们都很熟悉,就是对某个中心问题或事件进行分析、议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论证的过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层次是否合理都会直接决定论证成功与否。 学者马征的论文《重建生命的神圣———纪伯伦中耶稣形象的隐喻意义》[6]在行文过程中,首先指出在“神圣感”消逝的20世纪西方社会,纪伯伦仍然不辞劳苦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建生命的神圣”,继而从数字“7”入手,指出其在基督教义中的神秘性和启示意味,接着证明文本中对数字神秘意义的沿用喻指了作家的历史循环思想,这种循环思想又进而意味着在神圣历史的重现中,象耶稣一样的人们的降临,将向神圣缺失的现代人重新确证神圣,至此,耶稣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沟通了有限的人与神圣的无限和永恒(上帝)。由以上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马征向我们指出:在纪伯伦的作品《人之子》中,耶稣是作为神和人的双重形象出现的。这一论证过程因为有深入的文本细读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论据,又有层次清晰的逻辑顺序,使得论文严谨可靠、说服力强。 除了这种递进式论证结构之外,较为常用的还有并列式论证结构。在并列式的论证结构中,为了能够将问题谈深谈透,需要将分论点并列起来,共同说明主题。有时候也需要将递进式论证结构和并列式论证结构综合起来运用,将论题分析得更透彻。例如,在2011届法萌同学的毕业论文《试论中文化身份的迷失》中,作者就采取了二者结合的论证结构。大的层次为递进式,在每一个层次下为并列式,层次安排条理清楚,论证充分。 (四)总结问题,深化主题 一篇完整的文章,一定要有头有尾,学术论文也是如此。任何类型的论文,即便有好的开头、好的论证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尾,也只能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成品。上文提及比较文学论文时,指出最后如果没有表明比较的意义,将主题深化,那么通篇论文价值折损过半。 例如,2010届一位同学写作了《和中的女情观》一文,这篇论文首先并不符合上文曾提到的比较文学的论文范畴,最多只能算作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姑且不论其写作价值,单看其行文方式,我们发现,作者将《简·爱》的爱情观和《傲慢与偏见》的爱情观逐一列举出来,然后又逐一分析相同点、不同点,最后却无法提炼出更高的主题,比如:比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中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等等。 深化主题对学生的素质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地把握,掌握更多更广的研究资料,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内容,自然可以将问题拓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中的女情观》一文中,作者只涉猎了这两部作品,对于两者的研究资料几乎没有了解,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 而在王志耕和段守新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不同结构的“为人生”———两篇的文化解读》[7]中,作者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对现有的对果戈理和鲁迅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成果进行了审视后,认为厚此薄彼的研究成见不可取,以驳论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后,作者最后将论点深化,得出结论:果戈理和鲁迅两位作家的思想尽管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但都体现出对人类日益堕落的强烈忧患,由此也就给当代人以鲜活的启示。 由此可见,做好结论能够使一篇论文生色,相反只能将之毁损。 三、结语 毕业论文等于是每个人毕业式上的一次大检阅,即便大多数同学将来并不从事学术研究,不需要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学到很多在课堂上无法得到的东西。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可以使人从中回顾自己四年学业之所得、之进步,并学会如何利用积累的文献资料帮助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机会。本篇论文仅就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的选题方法和写作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期望能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敏 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 文学类毕业论文:中国语言文学本科毕业生语言类论文写作要点 每年都有一些同学选择语言方面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但是,语言类论文和文学类论文具有明显的不同。文学类论文往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分析,这种分析是以论文写作者本人的文学理解和鉴赏为基础的。说白了,文学类论文属于艺术研究的领域,这类的论文往往是以阐述或描述论文写作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感受为。但是,语言类论文与此恰恰相反,它不允许写作者纯粹发表主观意见,而要求在调查研究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拿出反映语言事实的结论。说白了,语言类论文属于科学领域,要坚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原则,不允许没有客观根据的任意发挥。正是因为如此,语言类论文的写作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要克服这一困难,就要了解语言类论文的写作要求和写作程式。本文试图就语言类论文的选题、语言研究的程序、语言类论文的写作程式等问题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 一、论文选题 学术论文的写作和一般文章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你要写一篇议论文或者一篇杂文,有了观点之后,就可以展开思路、信手写来,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反复修改。需要什么材料,还可以查找一些工具书。 语言类学术论文,首先是一篇科研报告,它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一定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报告出来,这就决定了语言类学术论文是研究在先、报告在后,也就是先进行研究,再写论文。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类学术论文的选题,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写作的题目,而更主要的是选择一个研究的题目。 这样,就要求语言类论文的选题,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题目要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可行性。这样就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占有的材料等等。比如《某某县方言音系调查与研究》,题目很好,但是,如果作者在方言调查以及辩音、记音方面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的话,这样的题目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如,笔者曾经指导的一个本科生的创新支持项目,几个同学打算做这样一个题目《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该计划中包括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高校大学生的调查,这对于几位在校大学生来说,是无法进行的,所以笔者就让他们改成《曲阜师范大学文科大学生使用新词语的调查与研究》,这样,题目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完成项目就不那么困难了。 2.题目要具有一定的新意。这就是说,要尽量避开那些热点、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除非自己确实有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理论、方法或材料,否则还是选择冷门为好。有一年笔者指导了一批自考生和函授生的毕业论文,其中不少学生写了“四大名著中的佛道描写”之类的题目,这当然不是语言类的,是文学类的题目,但是由于写类似文章的太多,许多文章都给人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很难写出新意的。那么,怎么保证选题有新意呢?那就是尽量避开热门问题,比如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尽量选择别人不太关注的。例如,关于《红楼梦》的语言大家研究的比较多,你可以选择《儒林外史》或《儿女英雄传》等。 3.选题宁小毋大。不少同学喜欢选择大的题目,比如《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古汉语“俗”字研究》等题目,这些是08级毕业生的论文选题,这三个题目都是太大,让人感觉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第一个题目《论汉语新词语的产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题目中的新词语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新词语?如果不限制时代,所有的汉语词汇都曾经是新词语。再说“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社会哪个方面的发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这样宏观的题目,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研究。第二个题目《现代汉语语法方向》,这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方向还是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哪种意思,都是语法学家们也不敢进行的研究,我们的本科生选择这样的题目,只能暴露对语法研究的无知。第三个题目《古汉语“俗”字研究》,古汉语有那么漫长的历史,指的是哪个时期的俗字?历代文献中都有大量俗字,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的专门研究碑刻的俗字,当然里面又分汉魏碑刻、唐宋碑刻等。有的研究敦煌俗字,有的研究近本的俗字等等,选择这样的题目,也暴露了学生对“俗字”研究领域的陌生。 有的同学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相比以上题目就要好的多:《〈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中的通假字研究》,《中的骂詈语研究》,《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这些题目都比较“小”,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如果这些题目没有人写过的话,就可能写出不错的论文。 4.明确研究对象和取材范围。这个要求在上文已经涉及到,就是选择研究的题目和对象是明确的,搜集材料的方向和范围也是明确的。比如上面列举出来的选题《〈论语〉中代词的用法研究》:研究对象是《论语》,研究的内容是《论语》中代词的用法,搜集材料的范围是《论语》一书的代词。这样的题目,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选题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译本比较好的《论语》文本,进行语料的搜集,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研究。而另外一些题目,比如《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就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题目中提示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但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大概念,包含大量的书面文献和口语材料,怎么去搜集“现代汉语”的材料呢?搜集书面材料还是口语材料?普通话的材料还是方言的材料?哪一个方面的材料都不能代表“现代汉语”的全部,所以肯定会让人感觉“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 二、开展研究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首先,研究课题的基础工作——搜集资料。在确定了选题之后,就可以进入研究阶段,进行资料搜集了。 搜集材料的工作其实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始语料。比如《中的骂词研究》,就要通读《红楼梦》,尽可能完全地搜集《红楼梦》一书中的骂詈语,一条材料用一张卡片,把包含骂詈语的句子完整地摘抄下来,并标明例句的出处,哪一回以及所依据版本的页码等等。再比如《安丘方言语音特点及音变研究》,题目确定以后,作者就要到安丘进行语言的田野调查,不要以为作者自己是安丘人,就可以不进行调查了,同样需要调查。因为研究者对自己的语言往往缺乏认知敏感,许多现象未必能够明确认识到,只有进行调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和丰富的语料。在进行方言调查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发音人等,其中从事方言语音调查还要有专门的听音、辨音、记音方面的训练等等,这都要利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了。 二是已有的相关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前人相关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方法和成果,也是为了了解前人的研究,以便自己的研究不重复别人。比如《中的骂詈语研究》,很可能已经有些学者对于《红楼梦》的个别的骂詈语或某些骂詈语进行过研究,也有些版本的《红楼梦》的注释中对一些骂詈语进行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前人的相关研究,都要尽量搜集到。搜集这些材料时,学生可以去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资料,最好把想要搜集资料的文献目录、详细计划都列出来。查阅资料时要熟悉、掌握图书分类法,要善于利用书目、索引,要熟练地使用其他工具书,如年鉴、文摘、表册、数字等。 学生中有把以上两类材料的搜集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少同学认为搜集资料就是到图书馆、资料室借阅书籍,抄录、复印论文。比如,有一年,有个研究生的选题是《现代广告语言研究》(其实这个题目太大,是很难做的,但是只要坚持搜集大量的广告语言,也是可以进行的)。笔者问他:你搜集了多少材料?他告诉笔者说:他从网上下载了多少篇广告语言研究的论文,又复印了多少本广告语言研究方面的著作,总共也有30多万字的资料。笔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现代广告语言”?他无法回答了。因为,他没有去搜集原始语料——广告语言,而只搜集前人的研究论著。所以,最终他的论文不是在研究“广告语言”的基础上写成的,而是在阅读前人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所以论文只能是拼凑而成,至多只能写出一篇研究综述。没有进行第一手原始语料的研究,肯定写不出不同于前人的新意。 其次,研究课题的重点工作——研究资料。学生要对搜集到手的资料进行研究,首先要进行分类和再分类。把原始的、无序的材料按一定的线索和顺序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材料,相同的材料太多时,可以考虑列表或统计等等。把原始材料整理出一个眉目之后,一篇论文的雏形就出来了,然后是对每一个小类的材料进行总结和研究,得出结论。 在搜集原始材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自己费心选定的题目,居然有人已经做过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要认真阅读前人的文章,同时认真研究原始语料,看看自己会在哪些方面和前人的研究不相同,然后尽量突出和放大这种不同,这就是创新。 三、论文写作 研究工作进行到基本结束时,论文的雏形就已经具备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论文的布局谋篇、格式完善的工作了。 一般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方面内容构成。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摘要即摘出论文中的要点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研究这一课题的理由、意义,要写得简洁。要明确、具体地提出论述课题,有时要写些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作者本人将有哪些补充、纠正或发展,还要简单介绍论证方法。本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即表达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篇幅较长的论文常用推论式(即由此论点到彼论点逐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写法)和分论式(即把从属于基本论点的几个分论点并列起来,一个个分别加以论述的写法)两者结合的方法。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束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只要坚持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语料,论文的正文部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需要注意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两个内容的撰写: 一是摘要。学术论文的摘要是全文要点的摘抄,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但是,很多同学往往把这一部分写成“论文简介”,往往是这样写:“这篇文章以……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为依据,对……进行了研究,论文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二……,三……。”这样写其实是“论文简介”,不是“摘要”,怎样写才是摘要?可以尝试这样写,把论文中反映主要内容的句子按文章内容的顺序拷贝到一起,然后进行一下文句上的贯通,这样差不多就是一篇不错的摘要了。 二是论文的引言或绪论。一般来说,论文的引言或绪论部分,往往要明确说明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综述。什么是文献综述呢?就是关于自己研究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这一部分内容解决的问题是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研究的接轨问题,同时也是自己的研究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部分,要充分利用搜集到的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论文和著作),把前人研究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在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贡献和功绩的基础上,指出前人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空白点或者不足,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和前人不同,这样就能够把自己论文的创新性体现出来。这样写可以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本论文的研究是在充分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具有创新性的。 另外,还要强调一下语言风格。学术论文,尤其是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一般的散文、随笔、杂文的文章风格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语言研究的论文是科研报告,所以不主张使用活泼的文体,句子宁短毋长。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有感情色彩。不少同学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写的跟散文、随笔似的,一看就不象一篇学术论文。 四、完善格式 学术论文写作不同于一般文章,讲究立论新颖,与前人研究结果有区别;证据要确凿,要注明引文或旁证思想的来源;数据收集合乎规范,论证有力,不牵强附会;分析严谨,不留漏洞或把柄;内容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等。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1.少用“我认为”“众所周知”等表达,不用“有人说”“一位著名语言学家曾探讨过”“二十年的外语教学研究显示”等说法。 2.旁征博引,但不能生吞活剥、东拼西凑。 3.注意简洁,对发展文章主题没有作用的引文坚决不用。 4.认真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一手资料直接引文:引用内容与原文完全一致时,用引号,注明来源及具体页码。一手资料间接引文:归纳他人观点,解释性引用他人成果,不用引号,注明来源(及页码范围)。二手资料间接引文:在阅读某人A的文献中发现被其引用的另一作者B有值得引用的观点,表述方式一般为:“B(1989)曾指出/认为……(转引自A 1995)”,A和B均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中。 5.避免无意剽窃与抄袭。有时,作者将以前从某本书上学习到的观点、理论用于行文中,忽略了其来源,造成无意剽窃。如“语言有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之分……”,这一广为引用的观点并不是普通常识,而是Chomsky(1965)的著名观点,因而必须查找原文,注明来源。 6.杜绝剽窃与抄袭。有意剽窃通常有以下几种:①观点剽窃:将他人某一观点据为己有,不注明来源;②整篇剽窃:将某人整篇文章翻译或摘译,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③针对某个学者的组合式剽窃:将某人多篇成果的有关要点或段落翻译后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④针对某一类研究的组合式剽窃:从不同作者的成果中挑出一些段落、论述,翻译并组合在一起,不一一注明来源,作为自己的成果发表;⑤伪引式剽窃:从某著作中看到另一学者有价值的论述/观点,在没有直接读到该学者著作的情况下用编译的方式将观点组合进自己的文章,不注明为间接引用(即不写明“转引自……”),而是在参考文献中若有其事地列出从未真正阅读过的文献。 7.在不剽窃的前题下,鼓励模仿相关重要文献的格式、行文方式。 8.避免证据不足、想当然的观点。不用“我/笔者始终(或者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等虚张声势的表达式。 9.任何一个观点必须有来源,或者得到作者的论证。如“随着语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智中不断构建和整合一个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如何证明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总之,论文的写作,对初次尝试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只要用心思考,认真对待,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写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学术论文,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学类毕业论文:高中毕业冲刺阶段语文学科的有效复习 语文学科第一轮复习是针对各项知识点进行的细致而又系统的复习过程,时间长,知识细化多,所以现阶段已经进入综合测试、查缺补漏的至关重要时期。但是在本阶段中首先发现了部分学校大考小考连续不断,几乎是周周有测验,老师更要每考必批,这一做法我认为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备考能力与水平,而且会使得语文教师教学工作产生更多的批改负担,对语文教师的备课造成冲击,进而影响查缺补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此,首先建议各学校语文学科的综合检测每两周做一次即可,而且要针对曾发现的存有缺陷的知识点进行针对性强的补充式指导训练及检测,可适当在两周时间内安排小测验,这样批改量会有所减少,又保证了补漏的针对性,便于后期的指导与提升。 其次,教师在冲刺阶段要有侧重点,并保持预防变化的思想意识,即根据近三年高考试题的平稳性与微调性着手应对。高考试题中语言表达运用的16题,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始终是基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而设题,但是命题方式始终是绝不雷同的。所以,要结合全地区、全省的模拟考试题进行预防性补充指导及训练,加强图文转换、语段压缩与扩写、应用文稿修改等方面的指导训练,这类知识点应该予以关注。但也要注意该知识点所投入的时间不宜过长,可是当结合在小测验中进行补充训练。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还存有低效的问题。主要是课堂的教学方法欠缺考虑――教师主讲,对学生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知识进行泛泛的讲解,学生还是被动地接受着,缺少主动体验生成的过程,而且学生曾经出现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多少只是借助测验看到,而不是借助指导逐步解决掉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练习题或是检测题的讲解问题,部分教师习惯于逐题讲解,这种做法还是说明教师对学生得分丢分状况缺乏了解,所以处理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未形成重点解决、难点突破的教学风格。建议:教师要了解试题中学生丢分较为普遍的试题,并依此确定课堂指导的重点、难点,还可以在准备中把典型的学生答案以课件的方式或集中印发的方式展示给学生,更为直观,而且针对这些问题答案,教师在讲评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对此类答案修改完善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个修改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认知才会从理论真正上升到实践能力层面,他的认知才会更为全面系统、深刻扎实,也能够真正解决教师经常碰到的“翻过的错误怎么又出现了”的问题。这样还能回避教师一言堂的问题,在教学中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体,既是被关注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收获的主体。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们还应该注意,作文复习指导的策略与方法。首先,是要总结一轮复习中教师所做指的写作指导,诸如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选用论据、加强论证、构思结构等细节,是否真正化整为零地进行了知识讲解阶段的指导训练和讲评阶段的指导实践。建议教师们在考前阶段,结合大测验进行作文几个主要环节的适应性训练,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审题立意的指导,让学生对材料的解读能力得以提升,从材料内容及含意中确立话题及立意,要力求不跑偏、抓重点、呈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要力争做到限时写作中确保“确定立意、构思结构”,就是在指导提炼话题及立意之后,要同步训练学生据此立意而开展的后续写作准备,确定怎样有效果的标题,选择哪些有力而又新颖的论据,侧重哪个分论点,如何安排才能形成有深度、有梯度的论证,最好是形成书面的纲要:标题、分论点及论据、开篇结语的设计等。教师指导学生养成了这样的写作准备习惯,到考场上学生就能够有效解答写作试题。 最后,针对如何提升阅读能力提出建议,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的能力水平。无论是现代文还是古诗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出现丢分情况后,我们会发现,就是源于学生解读能力出现不足,致使答题失误而丢分。所以,建议教师在最后阶段不能只是追求各类文章练习的数量,一定要本着养成读懂读透的原则进行指导。在文言文的讲解中学会抓重点段落、重点句,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不必全文每一句都翻译,浪费时间,冲淡学生注意力;诗词鉴赏,着重指导学生学会抓意象,成意境,看注释,借想象,析手法,看题材,真正读懂诗词作品内容。唯有真正读通读懂了作品,学生的解答才会力保高效。对论说文与实用文的阅读还要养成圈画批注的好习惯,为解题提供清晰的纲目。保证了内容要点更加醒目,会帮助学生提高答题的速度与效率。 文学类毕业论文: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的提升 [摘要]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受到师资、生源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在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针对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毕业论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并改进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升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 毕业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不少学生毕业论文在选题时都以古代文学作为方向。因此如何让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提升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在新升本科院校中显得极为突出。 一、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 (一)课程本身因素 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对于文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出现,而千百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热度也从未消退,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更是各朝各代名家辈出,有些名家甚至是用尽自己毕生精力去研究某部作品或某位作家,所以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已是硕果累累。但这种现状对本科生来讲却是相当尴尬。本科生学习古代文学是两年时间,就这门课程本身来讲,两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少重要知识点在老师讲解过程中是走马观花,学生的吸收更是大打折扣,很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学生自身因素 由于高考扩招使大学入学门槛明显降低,所以学生在进入大学时综合素质已是良莠不齐。在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又往往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英语等过级考试上,对于自己的专业课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忽视,老师要求读的一些专业书根本无暇顾及,长此以往,学生连教材中的基本知识点都无法记住,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 (三)指导教师因素 新升本科院教师从事的科研活动较少,因此特别是年轻教师对于学术活动了解不够,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前沿,这些也都成为制约教师无法较好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性因素。再加上文学院的学生偏爱选择古代文学方向作为毕业选题,所以古代文学老师常常出现一个人要带十几个学生的情况,这样老师既要保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往往最后力不从心,在给学生指导时由于精力达不到而存在一些漏洞,造成一些学生浑水摸鱼,毕业论文蒙混过关。 (四)学校体制因素 一般学校将毕业论文安排在第八学期,而这一学期往往是学生考研、就业的重要学期。参加考研的学生一味关注自己的考研而无心做毕业论文,多是草草应付了事。就业学生存在的问题更多,很多学生为了找工作往往最后一个学期就离开学校,手头资料严重缺乏,因此毕业论文的水平更令人堪忧。另外,学校对于毕业论文的不及格率缺少严格规定,有些老师为了不影响学生毕业,把原本应该不及格的毕业论文升为及格,这样毕业论文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失去了意义,这些体制上的因素也成为制约毕业论文无法做好的原因。 二、提高新升本科院校古代文学论文质量的建议 (一)健全学校管理体制 不少学校对于毕业论文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如《关于印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条例〉的通知》《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等一系列规定,但很多老师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来执行。面对这样的状况,学校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规定,细化毕业论文工作条例,并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步骤进行严加审核,防止不认真的学生和老师钻空子。另外学校应该推行盲审政策,在答辩前组织本校专家或是兄弟院校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盲审通过之后方能参加答辩,这样给学生及指导老师无形中增加一些压力。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指导水平 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的科研水平普遍不强,因此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成为重要任务。学校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到知名高校进修、访学,感受名校的学术氛围。只有教师的学术视野开阔才能够有足够的水平给学生介绍本方向的学术动态,指明现阶段依然存在的学术空白点,探讨更有意义的科研选题,提升学生在学术领域的水平,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 (三)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加强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功应是学生入校起就应该强化的基本功。学校应开设论文指导课,增强学生对论文写作课的重视,平时多布置一些小论文,及时指点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防止出现题目过大、过于老套、无研究价值这样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学生自身水平的提高。 三、小结 做好本科生毕业论文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仅重点探讨新升本科院校文学院古代文学方向论文就发现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学生、教师、学校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只有经过各方的互相协调、配合,毕业论文的质量才会有提高,才能推动学校综合教学质量的提高。 文学类毕业论文: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尝试,是检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它直接影响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教学能力、科研水平的提高。遗憾的是,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认为毕业论文只是对毕业设计的记录和整理,忽视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的特点,在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上出现低级错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势在必行。 一、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性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各职业技术高等院校对于本科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应该采用量化的方法,在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过程中,分项、分栏列出对论文评阅的要求,对毕业论文选题的先进性、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及主要贡献、论文的错误及有待讨论的方面、对论文的修改意见等分项评审给出鲜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做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更有依据,一方面要求作者综合考虑论文的各个方面,不应忽视论文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也激励评审人尤其是专家提出具体中肯的意见,使论文评审更有针对性。 5.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制度规范的建设。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制度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管理:(1)明确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整体要求,建立完整的工作规范和系统的管理制度;(2)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评价体系。为使成绩评定达到客观、公正,还应建立成绩评定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指导教师评分项目分值和答辩委员会评分项目分值及二者在总成绩中的百分比,做到成绩评定不偏不倚,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3)设立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管理和指导机构,保证这些制度标准的具体落实和严格执行;(4)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及淘汰制度等。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严把质量关;(5)成立的各专业的答辩委员会,答辩时按题目类别分组进行,答辩小组教师姓名提前公布,且实行指导教师现场回避制度,答辩现场肃穆,并对答辩过程做认真记录;(6)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后,在指导教师评语的基础上,先由评审人进行评阅,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类毕业论文:加强大学生毕业论文学术规范的探讨 【摘要】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本科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本文分析了论文学术不规范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论文学术规范的措施。 【关键词】毕业论文;学术规范;探讨 大学生毕业论文是本科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的“收官之作”。毕业论文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面检验,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毕业论文质量的高低是反映高校教学质量、学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必须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学术不规范现象非常普遍,已经严重的制约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学生学术诚信欠缺,论文抄袭现象比较严重,高质量的论文不多,因此,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加强学生论文的学术规范。加强学术规范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植学术文明;是高校诚信教育、学生能够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有助于学术创新与文化创新。 1 毕业论文学术不规范的原因 1.1 学生对毕业论文重视程度不够:学生迫于就业压力, “考研热”、“考证热”、“出国热”是当前大学的普遍现象,学生无暇顾及毕业论文的写作,只能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一篇论文了事,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非常严重。一些时间充裕的同学对毕业论文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毕业论文是非课堂教学环节的学习要求,只是为了凑学分用来拿学位用的,不用投入太多,随便弄一篇就行了。 1.2 指导教师指导不力:一些指导教师不认真指导学生,老师忙于自己的科研、教学,不愿意分出精力做其他事情,而且指导本科生论文只是学院分配的临时性任务,所以不认真指导,对学生论文疏于管理,对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放任不管。一些指导教师本身学术水平不高,没有指导论文的经验,对学术不规范行为认识不是很到位,不能严格要求学生。 1.3 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学生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意识欠缺。一些学生在大四还完全不知道毕业论文的写法,不懂论文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和功能,不知道该如何引用别人的成果。比如像如何写注释,参考文献类型的标识,以及掌握符合规范的学术话语等。一些学生学术规范意识模糊,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认为抄一下没关系,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2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的措施 2.1 提高学生对毕业论文的认识:学校要让学生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使学生把已经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质量的优劣,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学生优良的思想品质、责任感、使命感和进行综合素质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综合训练,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准备。 2.2 选派高素质的指导教师:高素质的指导教师是大学生写好毕业论文,做好论文学术规范的重要保障。学校应选派学术水平高、职业操守好的老师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认真负责、严格按照论文学术要求来指导学生。为保证质量,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应超出5人。学院要对论文指导教师规范管理,要建立论文指导教师的评价体系,评价结果和评奖评优、职称评定挂钩。同时应给与论文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待遇。 2.3 加强学生学术规范教育:现在,很多高校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学术规范教育课程,学生学术规范知识欠缺。事实上,在2009年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就要求“要把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教师培训尤其是新教师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并纳入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教学之中,把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学风建设绩效作为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方面,形成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因此,高校要开设学术规范教育课程,使学生受到专业的学术规范训练 2.4 严格毕业论文管理:当前,我国很多高校毕业论文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学校制定了很多有关毕业论文的规定,但是对论文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严格执行,导致了学生论文学术不规范现象突出,论文质量不高。严格的管理是提高论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严格执行论文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学术规范意识深入学生内心。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旅游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形势大好。在新常态下认真审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方向,既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从文化旅游类公司自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文化旅游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较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渗透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新的要素的投入用来拉动整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金融、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可以说,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效果。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金融市场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优势又有反作用与文化旅游类的公司,因此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旅游企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绝对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撑,包括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一套有序、积极的国家政策,会使得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相关行业的公司可以紧紧抓牢政策性的优势,投入国家政策的洪流,充分利用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提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到:完善文化旅游类投融资机制,整合现有部分文化资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充分发挥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方法参与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根据发展需要,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可下设各种子基金,推动构建完善的文化旅游类公司投融资机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酒店与宾馆,并在宏观层面对于融资的阶段性困境,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外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于研究政府行政干预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之间的联系,以本国的客观国情,对于融资产生的影响要素展开分析。J.A.Bodlender 对旅游项目融资问题从宏观、微观方面,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Larry Dwyer and Peter Forsyth (1994)通过分析行业动机,确定了外部资本对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合理利用外资的情况下,其旅游业发展都会从中受益;但他忽略探讨了对外资投资的负面影响。[2]Kumi Endo (2006)研究表明旅游企业投资中,与其他产业的外资引进成度相比,旅游业的外资所占规模较小。但作者表示,在未来旅游企业引进外资是今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会更明显,但吸引外资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警惕外资带来的消极作用。Sanford and Dong (2000)分析了美国的旅游业融资状况,得出其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与其外部的融资量呈现同方向增长的结论。[文秘站:]然而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又反作用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之中。服务与旅游在融资发展中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因果分析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体现。[6]Song[7](1997),Witt[8](1995) Shan and Wilson[9](2001)釆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联立方程研究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投资激励影响投资力度,其减少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加强投资担保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投资激励的主体。 第二章 相关理论 2.1 文化旅游融资概念与特点 为推动旅游产业向一个新兴方向发展,全面提高旅游业的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十二五”期间,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是“文化旅游”。从此,全国旅游相关部门把“文化旅游”的地位提高到以往旅游的顶峰。一些着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也纷纷将文化旅游列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文化旅游的和谐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文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精髓,传统的旅游产业是其必不可少的载体。早在 2005 年,Khalid 在已经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官方的定义,国外多数学者也是以“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文化旅游”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文化旅游以及旅游景区的相关文献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建筑等具有密切关系。顾名思义,文化旅游来源于带有历史文化颜色和旅游景区的双重结合,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2]。根据《2010-2015 年中国文化旅游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所述,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摩擦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教育性。文化旅游实际上可以说成是游客亲临某种文化资源,亲身感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是以某个景区作为支撑的。某项文化旅游景区拥有一定的核心景点,并且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本文案例中的 QJ 文化旅游景区,除了以景区为中心的服务以外,还衍生出 房地产、饮食、酒店、会所、影视以及商业圈。文化旅游公司涵盖的文化精髓和辐射力,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不断的挖掘改造,可以产生很多后续的旅游产品,从而抬高了旅游景点的层次。同时,它与我国许多产业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坚实的后续保障,第二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产业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因此,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它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做出巨大的贡献,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 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将融资定义为是资金从资金剩余部门向资金匮乏部门流动的过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购买力有效转移的过程。融资方式说的是利用何种途径筹集资金。本文试图所提到的 QJ 公司的融资方式是指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选择哪一种融资方式,这几种融资方式怎样排序才能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当然,现实中,融资方式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排序,融资渠道的拓展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根源。现有融资方式为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之路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其融资。由此可见,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必须增加新的融资方式,为了保证该景区今后可以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为后文制定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方式提供了选择。 文化研究论文: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微文化也随之诞生。新媒体技术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美术家们只要将作品上传至微信或微博等新兴媒体软件,就能与广大的网民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已经有许多美术家利用微博举办“微展览”,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而以“微动漫”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以活灵活现的视频,动人于无形,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在“微动漫”创作的过程中,美术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让作品充满灵魂。素材取源于生活,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暗讽、比喻,常常对广大群众起着教化的作用。不管是静态的“微展览”还是动态的“微动漫”都是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微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创新。 一、对微文化的分析 (一)微文化的本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聚积起来,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微文化。 (二)微文化产生的背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后,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内容贮存量也越来越大,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凭借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交换交融,在这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必定孕育出新兴文化,所以说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微文化产生的条件。近几年来,出现了QQ、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让信息传播变成“弹指一挥间”即轻轻滑动手机,发条微博就能同时把信息告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个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经济效益高、运用广泛等特点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微文化产生的意义。厚积薄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积蓄许多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斗转星移。微文化就是积累微小的力量,不经意地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微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微文化应运而生,它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对美术类微文化产业的分析 (一)微文化创新产业的理解。微文化创新产业,主要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即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凭借个人或着团队运用电子技术、创意理念和生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推广,并且通过新型媒体技术载体来营销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业。微文化创新产业有微电影、微动漫、微电台、微电视剧、微漫画、微视觉艺术、微工艺与设计、微雕塑、微广告、微建筑等。 (二)微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微文化给美术带来了崭新的存在方式,不但放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让艺术品大众化,让艺术随时随地地走进人民群众中。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艺术家只有放弃旧观念,带着创新精神,关注人民群众,放低身姿,走进生活,和观众对话,心交心,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微文化作为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沟通平台,给艺术创造者带来了更多展示自己艺术作品的机会,微文化的产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 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的创新要素 (一)创新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激起了其创造新生事物的欲望,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意图、希望和假定,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的,在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创新的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新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微动漫”这一美术类产业,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富有强烈的讽刺感、幽默感和隐喻的作用,而被人民群众喜欢。一部值得一看的微动漫《子狐物语》讲述了小男孩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小狐狸,并驯养了小狐狸,与之成为朋友,最后由于分开而领悟到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的道理。导演塑造了一个天真,向往大自然的男孩,也暗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去交往,同时讽刺了当今社会快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动漫是改编自日本电影《生命奇迹的小狐狸》,但是翻拍的动漫却比真人原版更加感人,主要因为在原着中一笔带过的对话情节,却可以做出几十幅颇为有意思的画面,这就需要“漫画家”具有创新理念,跳出原着,琢磨情节,夸张化加入浪漫主义,把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主流的新思想,在画中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原着电影画面情节完完全全地照抄、照描,拍成动漫,这样制作出来的动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换种画风把原着“录”了下来。想要成功,创新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微动漫是从原来的动漫中创新而来,比原有的动漫更具夸张化、幽默化、戏剧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才使得微动漫得到发展。因此,美术创造家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微动漫制作的过程中多动脑,时时刻刻保持创新意识。 (二)知识储备。具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创新成果,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足够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创新成果才能出现。着名导演卡梅隆给人开过卡车,当过机械维修人员,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电影并且开始尝试写剧本,后来又对电影特效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主攻电影特效,到后期他又发现当导演不错,于是他开始尝试导演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知识有机结合,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仅仅从《阿凡达》分析,就有了故事情节的创新、特效的创新(3D技术)、人物性格的创新。因此,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新成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灵感尤为重要,而灵感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内在修养,微文化创造者要明白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三)独特的眼光。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成果,否则就会使文化脱离艺术的轨道,走向庸俗化。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就是看其本身是否存在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过于庸俗的文化是不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微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想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抛弃庸俗化,而美术离不开微文化,微文化也离不开艺术。因此,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庸俗化,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独特眼光,看准主流方向。 (四)敢想敢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的理念,都要敢于尝试。中国最成功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全片运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来制成,这就是创新,做别人没做成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美术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不同的途径,虽然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美,要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途径。只有抱着敢勇于尝试的心态,才能有机会走向成功。 四、结语 曾几何时,微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微文化的重要性和时展的必要性。而以微展览、微动漫、微信、微博、微电影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是微文化的组成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过程中又离不开创新意识、知识储备、独特眼光、敢想敢做等要素。因此,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道路。 文化研究论文:对加强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财政研究 一、对当前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 国税文化是国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实践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共同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税收工作特色的理念体系。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为基本特征的税收文化建设,一方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及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环境,这是开展国税文化建设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约束性,有一套保障税收工作正常运行的规程体系,是国税机关编织的一张有形的网;第三是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凝聚人们的向心力,达到提高素质的效果。 对于“国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这一术语本身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认为所谓“国税文化”,就是指国税机关在长期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独具税收特色的优秀物质成果和先进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税收文化现象,包括价值观念、行业精神、治税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技能、行为规范等一切观念意识的成果。国税文化,是实现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是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观念基础,是税务机关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是税务机关活力的内在源泉。税收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国税机关的文化,更是每一位国税干部的文化,需要全员发动、全体参与、共同努力,采取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方式,建立全体税务干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全体国税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局一盘棋。 二、国税文化建设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文化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 物质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能使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能提高工作效率。物质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由表及里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做好税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干部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组织税收收入,为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征管措施,不断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组织收入工作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职工在工作生活中,不仅具有组织税收收入的义务,也应有物质、安全、情感、自尊和价值体现等方面的权利,税务机关的决策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最大程度地满足干部职工的各项需要,从而使税务干部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个人和税收群体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全力。 (二)制度文化是税收文化建设的核心。 制度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关键和保证。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一定比地狱更详细。就是说唯有制度和标准,能守护一个良好的集体。制度文化是税务系统在工作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它是税收经济活动中的必然产物,对于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工行为、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正常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规章制度是税务机关决策层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章制度一经制定,要求每位干部职工都必须坚决遵守,不得违犯。任何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在一个阶段和条件下对干部职工行为的明确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便于操作。对税务干部行为的强性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推行税收文化建设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才能使税收工作高效、有序地运转。 (三)精神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灵魂。 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国税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培育和谐进步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可以对内感召群体,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形成团队的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国税良好形象精神文化建设是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群体感悟税收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组织情感,以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税收核心理念是税收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这是税务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是与每一位成员关系联接和维系的纽带,促使他们自觉为税收的发展而努力。要特别强化以人为本观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出发点,来创造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及和谐高效的“团队精神”;把税收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其相适应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税务干部既有精神文化的情感陶冶,又有精神文化外在表现的美感享受。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跨文化交际英语语用的研究 一、企业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二是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三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跨国经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践意义要大于理论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有:第一,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得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推断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企业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如何恰当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或误解,实现成功交际。Thomas在1983 提出“二分法”的语用失误。他认为语用语言失误是和跨文化失误相联系的,而社交语言失误(socio-linguistic failures)是由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导致的,属于非文化因素。比如同一文化的两个朋友之间产生的语用失误属于社交语用范畴。社交语用失误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根据社会距离,误判了自己的相对权利和义务,以及言外之意。 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时往往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对方不同而产生一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称呼﹑介绍﹑关心﹑谦虚和打电话等方面。比如说中西头衔称呼习惯不大一样,中国喜称主任、书记类,老外听起来非常官僚,外国商人特别是美国人讲究实效,第一次交流就给人留下不好的阴影。其次是介绍,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这与中国的介绍顺序也有些差异,稍不注意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三是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一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他们很重视个人隐私,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根据他们的习惯,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否则就是失礼。再者是谦虚,中国人认为谦虚是美德,当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外国商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一场交流失败而告终。最后是打电话,许多企业员工不知如何与外商通话,他们常用中国式的方式接听电话,这样的交流可想而知。 三、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 文化冲突是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观念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着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中西方交往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败。 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文化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往往特别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推测别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处,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模式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是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语用失误。二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人格取向各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方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和重实用,西方文化发展取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东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三是行为规范各不相同。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提高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 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两中不同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其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有: 第一,识别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由于语用失误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因此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企业跨文化交际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融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美国语言 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产生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五、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跨文化交际时,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与母语中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因此,企业涉外员工要进行成功交际,除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外,必须要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认真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文化研究论文: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动机、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的分析,认为《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是一部集时代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语言文化词典。 随着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5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中首次提出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2004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不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无法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英美语言文化词典》是向英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专门词典。一部好的英美语言文化词典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英国语言学家D.H.Hyme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他对乔姆斯基“能力”和“表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指出交际能力是一个说话者所具有的语法,社会和心理文化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此后,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 Guo-Ming Ch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能有效、适当地实现交际行为并达到一定的预期设想的能力。Lustig和Koester把跨文化能力描述为语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都强调两点——特定语境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Samovar等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动机,是指交际者在情感上对交际活动持积极的态度,有为了交际的成功进行而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的意愿。知识,指交际者为实现成功交际对交际对象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以及地理、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了解。技能,是指在行为上,交际者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和交际成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技巧。英语学习者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有效与得体。 二、《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由林明金、霍金根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简明》)。该词典专门介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内涵,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简明》的编写宗旨是增强读者的文化习得意识,使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帮助读者切实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层面出发,就其实用性进行解析。 1.动机层面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外语学习者有意愿和热情去掌握跨文化交际活动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待掌握对象的新鲜度和趣味性。《简明》所收录信息截至21世纪初,如George W.Bush 20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Michael Jordan 1998年退役后于2001年再度复出加盟华盛顿奇才队等都被收入,时代性较强。另外,编者收录了许多时代特色鲜明的词条,如美国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奖项之一Grammy(葛莱美奖、金唱片奖),着名杂志Fortune(《财富》),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Isadora Duncan,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这些信息的收录使英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前沿,大大激发其兴趣和学习动机。同时,这些内容也将充分满足读者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使其免于因信息滞后和缺乏而导致的交际失败。 2.知识层面(1)内容丰富。在内容的广度方面,这部一千多页的词典包含了涉及英美重要地理名称,英美着名人物,与英美两国有关的事件、条约、组织、会议等11个文化领域的2万多词条。仅宗教习俗一项就涉及近千词条,其中300多条是一般英汉语文词典所不曾提及的,近600条比一般英汉词典内容丰富。如apple of the eye条的释文中,编者除了解释其含义为“掌上明珠”、“心目中的宝贝”,还加入其出处“源自《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之歌》(TheSong of Moses)中写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He found him in a desert land,and in the waste howling wilderness:he ledhim about, he instructed him, he kept him as the apple of hiseye. ) 。” 同时,为了对词典正文所涉及的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补充,提高词典的使用价值,《简明》附有十个附录,包括:莎士比亚剧作篇名及其简称;英国各郡名称;美国各州别名及加入联邦时间;英国国王及其在位时间;英国首相、所属党派及其任期;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及其任期;英美制度量衡表;柯林斯词典选出的英语百年百词(1897-1997);圣经新旧约全书篇名及其简称;西方婚龄简介等。 可见,这部文化词典包含的文化内容之广、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所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几乎涵盖了使用者在实际交际中所能遇到的所有相关领域。 (2)对普通词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简明》注重对词目词内涵的深度挖掘。除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词语和专门词汇,《简明》中还收录了许多普通词语,但其释文却是从不同于一般双语词典的视角来设计的。如hello一词,《简明》提供了其词源方面的信息: 这个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法语的ho和la,后来逐渐演变为hallow和hallo,到了19世纪美国人见面时,就开始用hullo打招呼了。再过100年左右,hullo又变成了hello。据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第一个使用hello的人。 再如gun一词,大多数英汉词典都会解释为“枪,枪支”。《简明》中gun的释义为:“据说是由北欧古时一个女子的名字Gun -hild简略而成。Gunhild意为‘战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gun成为武器的名称。”此类词条还有freshman、gossip等。这些独特的内容是大部分双语词典都不曾涉及的。《简明》通过挖掘普通词语的起源和深刻内涵,增加了它们的文化色彩,不仅对普通双语词典起到补充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积累。 (3)注重对英汉共有词语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比能够提高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有些词语是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和用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这类词语,《简明》在释义中指出了其不同文化内涵。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有学问的人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尽然。《简明》告诉读者:该词在英语中略含贬义,意指一个只知探讨理论而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人。这个词源于intelligence(智能)。在英语国家,intellectual通常释义为:一个自称属于特殊知识阶层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常表现得很无能。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intellectual广泛,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只要是教师或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都包括在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因此我们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之分,而在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于所有汉英两种文化的共有词条,比如颜色词、动物词,《简明》都做出了这样的跨文化对比。这样一来,读者对在异域文化中如何使用它们就了然了。 3.技能层面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技巧的传授,二是交际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通过外语教师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学习者在交际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来实现。一部语言文化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交际技能提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传授准确全面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上。而目前,大部分语言文化词典重知识轻技巧,重意义轻行为。笔者认为,《简明》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词典的最大特色在于对读者交际技巧的传授。在介绍知识的同时,《简明》教读者如何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交际任务,对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例如,词条the finger shake(微伸手指的握手)的释义: 在交际中,握手时手不是完全伸开的,抓住对方的整个手掌,而是轻略地抓住对方手的几个指尖。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不礼貌的握手方式之一,给人一种十分冷淡不情愿的感觉。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愿意真正握手,是出于勉强,因此往往会被对方理解为害羞。自信心不足或是不尊重对方。女子与男子、被求者与求人者、地位尊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握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化研究论文:探析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 !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着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对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扞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媒体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强大影响也受到了多方关注,但媒体文化到现在仍游离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之外。即使是已经出台“媒体教育”政策的港台地区,也难有进展。台湾2002年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然而由于“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而在台湾教育理论界,虽然1993年起就有人在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却常常是机械照搬英美理论,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的探索仍处于“迷失”状态。[19]上述教育实践领域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在目前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少数学校自发设计的媒体文化教育也值得去改进。不过,这都需要教育学界首先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理论,将媒体文化研究引入教师教育课程,完善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学的媒体文化教育输送优秀师资。近些年,大陆也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文化教育,有的还在探讨将媒体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防止学生“沦为媒体的俘虏”,使学生“对隐藏在媒体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批判精神”。[20]这些探讨表明,中国大陆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已经形成两大议题,即考察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和发展批判性的本土媒体文化教育。但由于时间不长,在这两大议题上,相较于欧美及台湾教育学界,大陆教育学界的积累都显得十分有限。本文认为,在中国教育学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以便发展相对成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首先,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的情况看,在面对媒体文化时,常常抱有法兰克福学派式过于武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态度,导致媒体文化教育演变成单调的说教,无法引导学生走进复杂的媒体世界及其多元内涵。就此而言,凯尔纳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倒是可以提供启示。为了揭示到底有哪些客观存在的观念、力量在媒体文化中发挥作用,凯尔纳主张放弃高低贵贱的文化两分法,同时广泛吸收各家理论,提高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有益于本土教育学者形成适宜的批判观,以便游刃有余地走入纷繁复杂的本土媒体文化世界。其次是确立明确的教育宗旨。已有的本土探索均强调,媒体文化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些探索并未进一步分析,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得指向一个进步的教育目标。后期伯明翰学派便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常常只是坐视学生肆意宣泄自己的批判(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而正如凯尔纳所见,杜威以来的教育学往往是在两大宗旨中选择一个,一是引导个体认识自我,探寻真善美的主体存在方式;二是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苦难与不公之处,培育有益推动社会平等与民主化进程的意识与能力。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了后者。中国媒体文化教育学也应从这两大宗旨出发,进一步明确究竟为 什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再次便是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形成理论(知识)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开发)模式。这可以说是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一大难点。吉鲁最初决定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曾发现,由于学科、专业界限过于牢固,教育学界看不到任何文化研究理论,而文化研究界也不会思考教育,所以他花了许多精力将文化研究引入教育学界。[21]应该说,国内目前的情况比吉鲁当初在美国教育学界遇到的情况好多了,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等概念,都早已被国内教育学界接纳了,而这些概念所指的媒体文化经验在中国也存在。遗憾的是,国内提倡媒体文化教育的教育学者尚未尝试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验证或重构,进而发展理论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为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提供课程。更进一步说,可供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十分充裕,而本土的媒体文化现象也丰富到了能够进行任何理论实验。如“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便值得启用。该理论探讨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动中种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以及何以可能获得意义与价值。而这一主题已在本土电影界得到深入探讨,例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便是以近乎客观的叙事手法揭示:在由专制统治、进步运动及黑社会等势力主宰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各类普通个体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史。不仅如此,侯孝贤等电影创造者还会在电影中探寻某种自觉且极具道德或美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并将它暗中赋予某个角色身上。这类电影无疑可以为本土教育学者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合适的文本,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媒体美学教育或主体认同教育的课程资源。最后,发展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还需要在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将它引入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西方教育学者在这一点上已有近三十年的积累。例如,在凯尔纳的开拓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便成了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与教师教育的重镇,加上吉鲁、麦克拉伦等人的持续努力,美国教育学界及教师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学派。中国教育学界也需要凯尔纳式的教育学者:既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又能发展知识结构清晰有力的媒体文化研究,以此改变目前媒体文化研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空缺状况,使媒体文化研究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指向,培养教育宗旨进步、媒体文化研究能力优秀的教师,从而优化国内目前教育观念及媒体知识与西方相比均显得模糊的媒体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研究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跨文化交往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重要任务。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泰勒认为,文化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戴昭铭,2003:3)现代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语言是音意结合的符合系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养料。 (二)国内外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研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Hall和Trager提出“文化地图”概念,列举出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与本民族文化的比较来分析和描写目的语文化。(陈申,2001:32)六十年代,对语言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文化在语言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80年代,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我国学者中,胡文仲最早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问题,从语言功能上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说的建立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多名学者都对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光磊界定了文化导入的内涵,林汝昌详细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层次问题,赵贤洲、束定芳、鲍志坤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文化导入的原则问题。(赵亮,2011:43)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导入的原则 1.交际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双方无障碍的顺利沟通。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导入有利于交际双方进行交流的文化知识。教师应该着重介绍那些学生在学习或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或是失败的相关文化知识。 “猪”在中国文化中有“懒惰”的含义,中国人常用“懒得像猪一样”来形容某人的懒惰。而在德语中,人们常说“Er hat Ein Schwein.”意思是“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中世纪体育竞赛的失败者会得到一头小猪作为鼓励,久而久之,猪在德国成为幸运的代名词。如果教师在授课时没有讲解 “猪”在德语中的这一含义,就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相关情况时不能领悟对方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影响交际的成功进行。 2.适度原则 文化包罗万象。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任务和授课目标,以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时间和导入的文化内容,避免盲目或无计划的延伸文化内容而影响授课进度,同时,要掌握好单个课时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生的接受效率。 3.渐进原则 文化导入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应以阐释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为主,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知识,避免出现日常交际失败。中级阶段主要介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成语、俗语及运用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熟悉并深入理解外语表达蕴含的文化内涵。高级阶段主要揭示中外交际双方在思维方式、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了解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的深层次模式。(谭志明、王平安,1993:74)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1.语言文化 (1)语构文化 蕴含在词语、句子等语言结构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叫做语构文化。吕必松讨论“语法系统中的民族文化因素”时,从“词形变化的有无”、“句子的组织方式不完全相同”、“方位、数目、顺序等的表达方式不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吕必松,2007:51)语构文化包含在构词、句型、句式等各个方面中,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的同时,要同时介绍相关的文化因素。如:德语是典型的屈折语,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变位规则常常令德语学习者无所适从。这种繁复的词形变化与德意志民族严谨、刻板的民族性格形成不无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语言单位的形态变化,用不同的语序和虚词表述时态、语态。汉语轻形式、重意义的“意合”特点就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 (2)语义文化 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最常见的语言文化因素。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很多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别的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是字面意义对应但深层意义不同。如,德语中的“Drache(龙)”指的是带有翅膀的,会喷火的怪兽,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口语中用来形容泼妇,贬义词。而汉语中的“龙”指的是带有五爪的,能够行云布雨的瑞兽,常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禁止普通民众使用其形象。德语中的“Hufeisen(马蹄铁)、Marienk?觌fer(瓢虫)”是幸运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无此意义。这类词语易给交际带来障碍,教师在讲解此类词语时,必须详细解释该词语在目的语和母语中语义文化的异同。 (3)语用文化 语用文化指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决定的,语言交际中产生的语用规则和文化归约。常用的基本语用文化包括:称呼、问候、致谢与道歉、敬语与谦辞、褒奖与辞让等。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意义的词语其使用范围和场合往往不尽相同,如,德语中的“du(你)”不仅用于朋友、平辈间,还是家庭成员间包括祖孙间的称呼用语,而汉语中,孙辈就不能用“你”,而要用尊称“您”来称呼祖辈。又如,汉语中“老先生”中的“老”表示尊重,德语中的“alt(老)”则无此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模式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以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为辅助,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共生单元主要是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中介组织。资源是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围绕资源结成不同的共生关系。在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间艺术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纽带。当前,对民间艺术进行市场化开发,结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形成的旅游演艺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这一产品的创作和经营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学研合作,是产学研共生模式的典范。本文以广西桂林阳朔县《印象·刘三姐》为例,分析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关系及其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地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办学情况分析目前这种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视角下的民间艺术内涵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张道一则将钟先生的定义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其狭义则专指民间美术。梁玖从艺术学角度提出:“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定媒体, 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风俗性的艺术形态。”这一概念没有列出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产生途径、特质和功能方面对之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但从艺术学对艺术门类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所指,民间艺术应包含民间建筑、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民间雕塑和民间戏曲,以及被民俗学界排除在民间艺术范畴之外的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民间艺术因其特有的娱乐、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宠儿。取材于民间艺术的影视剧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表演作品、民俗文化村、服装等商品在市场上显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因此,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民间艺术应包含可以被包装成文化商品的民间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和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民间语言、信仰等观念艺术。 二、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关系分析 1.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结盟的必然性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创造,其传统受众为享有民间艺术品的主要群体。由于受到地域、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间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特性对民间艺术的大众普及形成一定阻力。因此,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必须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与包装,才能成功推向市场,实现创收。文化创意即为沟通民间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作为一种融合高科技和高智慧的活动,文化创意不仅需要对包装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还要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规律,同时还要求开发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和高超的创意资源管理能力。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必然将有雄厚的科研人才优势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入其中,产学研合作也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的开发手段。 2.《印象·刘三姐》: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 1961年,以广西桂林山水为背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改编的彩调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及东南亚。此后,刘三姐和壮族山歌已然成为广西的两张文化名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刘三姐景观园、刘三姐香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品牌。1997年,由广西区文化厅组织,总策划梅帅元、导演张艺谋、樊跃、王潮歌组成主创团队,经过精心选址和长达5年零5个月、多达109次易稿的创作,《印象·刘三姐》(以下简称《印象》)终于于2004年3月20日在阳朔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这一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专家搜集民间文化、创作改编成的电影《刘三姐》作铺垫。而主创团队中张艺谋、樊跃为拥有众多优秀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的着名导演;王潮歌曾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为国家一级编剧,当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是广西民间艺术界的优秀专家;广西区文化厅所成立的广维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则作为企业角色负责相关支持和管理工作;演员除当地居民外,多来自配套成立的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 《印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效应,还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获得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和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会议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等多项荣誉。同时,桂林乃至广西各大高校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纷纷以之为实习基地。业内专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印象》系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高质量的民间文化产业化开发形成良好的引导,文化产业为此被定位为高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朝阳产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印象》的成功表明,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无论是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内涵挖掘还是文化产品创作与包装,都离不开科研专家、一线艺术家及民间专家的合力创新。而当地居民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参与演出之外,演艺产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还需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类及专门性管理人才。在演艺类旅游产品的经营过程中,经营部门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实践基地和就业出路;科研机构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则可为该产品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保证。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办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3.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运作中的 不足 从产学研共生模式角度而言,在寄生、偏利和互惠三种模式中互惠模式是产学研合作的理想方式。因为互惠模式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既产生新能量,各方又能分享收益,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维持产学研三方长期合作。当前民间艺术演艺产品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只作为创意提供者得到一次性收益,后期管理与利益分成则不再拥有权利。这样,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得后期经营资料,造成产学研三方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合作互惠模式的形成。 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基本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化类等几大门类,涉猎广泛却学之不深,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会做”,无法胜任民族艺术产业化开发相关工作,大学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需求。 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角度而言,目前全国普遍存在工作待遇与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不对等的情形。高校人才考核科研、教学双方面并重,导致高校教师任务繁重,脱不开身去做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研究。同时,高校对服务地方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远不如由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科研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所需要的巨大学科跨度,对术业有专攻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有一定的难度。 三、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持续共生模式构建策略 1.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后期经营管理 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认为是人才和智慧的孵化园,这在对人才、创意要求极高的文化产业领域尤为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共生模式”。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后期经营管理脱节易导致文化产品创新动力缺失。因此,为了加强文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参与民间艺术后期管理经营,这样就可以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为文化产品的运作经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2.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基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广而博的特点,各高校可与文化企业合作办学,根据地方特色设立专业方向,全日制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培养某一领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例如旅游演艺发展较好的广西桂林地区、湖南湘西地区高校即可培养旅游演艺项目策划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高校应在硕博阶段的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丰富的实践发展理论,从而继续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并行作为考核标准,以满足业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3.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地方创造政策条件 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服务社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转变观念,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地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同时,对服务地方卓有成效的教师可享受“调研假期”等优待政策,减轻其教学方面的负担;对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提出服务地方的工作要求,以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素养的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成为企业管理建设的重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员工素质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员工素养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素养;企业文化发展策略 0 引言 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成功往往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为企业文化的失败。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日本公司的成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为外人知道的秘方。不是经营理论,不是企业计划,而是人,员工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经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命运意识的企业。”而企业文化正是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1 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和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和物质形式,包括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等等。物质文化是企业的“硬文化”。一般地,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外部设施看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从漂亮的厂房、干净的车间,整齐堆放的产品都可以看出企业严格的管理和职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制度文化,即企业的规章制度、条例等管理手段、企业的领导组织体制等。它介于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它是为了规范人们行为而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组织机制,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规章管理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高于一切”应当成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制度文化能够有力的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 精神文化,即狭义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财富,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的“软文化”。 2 员工素质的内涵 员工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员工素质的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品质、道德情操等等。当前,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遵循二十字《纲要》,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爱岗敬业的道德氛围。科学文化素质是员工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知识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几天,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员工的身体素质常常是被忽略的部分,但是员工的身体素质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 3 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3.1 导向和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对于员工素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导向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于每一个员工的日常习惯中,是在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滋养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他表现了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在长期的工作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或者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又或者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中,新员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浸染,这对于新员工的成长十分有帮助。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还对员工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价值观决定的人们日常的行为取向和人们自我实现的形式。在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下,新员工很容易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在一种追求严谨、高效的风气中,员工的工作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后,企业文化还能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必然会在员工中形成良性竞争的风气。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引导员工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的当前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形成团结互助的工作氛围。 3.2 激励和娱乐作用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对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信念和意识,从而使其处在一种积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使员工在工作中勇攀高峰。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员工公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公平的企业制度,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员工必然会苦练技术和能力,以期在企业中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劳动模范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企业文化精神的人格化,榜样的力量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企业文化的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来体现的。职工的娱乐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文体活动一方面对于员工的素质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比如,体育比赛等活动必然能够在员工中形成积极锻炼的风气,从而提升了员工的身体素质。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必然能促进员工苦练武艺,一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的文体活动对于员工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企业负责人的组织和参与,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爱,在春风化雨的企业环境中,员工的潜能必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健康向上的情操必然得到培养。 4 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着名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指导员工向杰出人才一样出色的工作。如果企业是一条大河,那么高素质的员工就是企业这条大河的源头。可见,企业管理工作的要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的知识和 技能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样,企业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具体地讲,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应当着重建设企业温馨的集体文化、人本文化、学习文化。 4.1 通过温馨的集体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应当是企业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环境,即企业生产和生活场所的环境,二是企业的人际关系环境,即精神环境。企业的物质环境是企业给员工的第一印象。整齐有序的工作现场布置、清洁合理适用的设备,能够给提升员工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场所应当以建设花园式工厂为目标,生活场所则应该以建成绿化美观的文明小区为目标。美好的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适宜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美好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优良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员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以人际关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环境同样重要。实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留住企优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平等、理解、包容”的人际关系环境。平等既体现在领导和员工的平等,有体现在员工和员工的平等上。领导应当改变统治者的形象,在委派任务时,应当形成“我们一起干”的形象,而不是“我监督,你来干”。另外,应当设立意见箱,让员工提出对于当前企业环境的意见和见解,从中发现员工的思想动态。在处理问题时,要处处为员工着想,才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归属感。员工和员工的平等,则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企业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能够使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之间便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拆台,这有利于和谐的工作氛围的形成。 4.2 通过人本文化来成就员工 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管理的是指不是“压制人”而是“成就人”。因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始终以员工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使员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岗位,而是一个发展的平台。首先,应当通过培训等手段使员工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应当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没有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自己人生愿景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应当以严格的“硬管理”为基础。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开放科学的组织管理平台,特别是要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通过一定制度形成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提升他们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积极性。还应当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和分配制度来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能够自觉地学习和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技术素养。 4.3 通过学习文化提升员工的素质 学习文化的构建,首先应当完善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这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最基本途径。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应当包括继续教育、培训教育和再次求学三种形式。继续求学和培训教育是提高员工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再次求学(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对学习的投资来提高员工的价值的必要手段。我国《教育法》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应当为优秀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专业技术人员则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培训教育是训练技术工人和培养专业干部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严格而高效的企业培训往往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的培训手段,应当尽量和国际接轨,通过和外资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引进到我国。这样,也增加员工学习新技术的压力,同时扩大学习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到,对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产出。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的建设。不管是为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企业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组织方式的建设,还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要通过企业文化来教化人、培育人、成就人,使“人”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研究论文: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 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着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非物质文化美术教育的研究 一、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美术教育可以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术教育中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研究论文:对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 1客家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 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行业管理。加强旅游法规与制度建设,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制订《客家文化旅游服务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管理,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2)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长效机制。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的旅游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游客满意度调研,定期对客家文化游客满意度进行评价,以适时修正旅游发展策略。提高旅游管理效率,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感知度。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提升旅游的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从而使游客产生归属感。建立旅游咨询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咨询和投诉管理,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妥善处理游客抱怨,提高游客忠诚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 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化研究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二)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争论 1995年,加恩海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和分开》一文。加恩海默在“两次发展”指出,文化研究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被极大地精细化,第二次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和性别。加恩海默指出,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实践之间由意识形态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加恩海默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还可以与文化研究相容。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它拒绝通过统治方式及文化实践是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进行思考。其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实践也一定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相对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在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一节中,加恩海默提及了文化研究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的原因,一是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文化研究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它在把大众文化不加以区分的介绍进课堂时,牺牲了教育方面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在统治结构中,加恩海默认为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等差异制造者看作不是被阶级决定的统治结构,提出了存在的两个问题。加恩海默最终指出,不对性别、种族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环境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的起源、形式和关系。 文化研究论文:对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研究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 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属于此列。实际上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它什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好比哈姆莱特的恸天一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就是问题)。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如何精制,都恰恰是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至少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这些莫衷一是的方案反倒增加了我们认识该问题的难度。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现代性能够从主体性、理性等方面予以界说,但现代性同时又包含着自一开始就从未间断的对这些确定性内涵的颠覆行为。 这种颠覆行为同样属于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显然同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面,是现代性的自我异化。由于这种颠覆行径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诉诸感性的因素,而感性因素多为审美所笼括,因此我们在经典现代性之外发展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后者无非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如果说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最终形成,并最终对人及其理性予以高度的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需同时看到,作为现代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简单地说,审美现代性在逻辑上肯定是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性,并更多地具有否定性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 面对人类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不断攀升而至僵化后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人们通常采取了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的两个阶段中,以席勒、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现代性强调理性在文化上的构建作用,而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人则开创了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的高压,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对感性的作用极端化,就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审美主义潮流,因为审美总是从感性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古典现代性的反叛,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的那个否定的方面。 因此审美现代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他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以及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于传统道德的目的,其极端形式就是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 把审美问题本体化,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审美,作为一个从独立精神王国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是出于知识学上的考虑,即,对审美的自主特质的强调本身,既是为了从知识学上为审美勘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以审美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来重新勘定理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所谓Lebewelt)的边界,为进一步从审美的也即感性的或生命意志的角度来确立新的价值原则和世界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理性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使人背离了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成为自己所构建的外在世界得奴隶。审美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与现实社会以及其他知识体系相对的精神性风向标,而是超越于其他存在方式的新境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美的世界。 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界定比时下普遍的三分法更加可行,在理论上更为简洁和直接,在实践上更易把握和操作。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本来又该以什么样态出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理论指归牵涉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夸张地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确就是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极端爆发,最后终于显现出生死临节点的特征。 二、的背景 “现代”一词的诞生就已经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和风格上的巨变,或者说“现代”一词的创制就是为了承担某种思想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凡是谈论“现代”,不管是“现代性”、“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时间之流的截断、观念上的颠覆、记忆中的告别以及价值上的“今是而昨非”。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最深刻的背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细微的历史事件,并拘泥于个别现象的启示,反而忽视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以说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在于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颠覆”、“反叛”和“重建”。从根本的方面来看,的背景不只是直接引发这场灾难性运动的那些因素,诸如“反右”、“”、“庐山会议”以及“中苏关系破裂”,而在于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当时的“现代”观念,尤其是自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通常被理解为“富国强兵”。加上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世界性全面反传统浪潮,的发生和激化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当然,在所有的背景中,不能不考虑到作为发动者的的个性特征、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等等。 的真正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抽象为这样一个说法:在传统观念已经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时,人的自我持存何以可能。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最终逐渐地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性折中方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否定了英美模式,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人连最后一个学习的榜样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出路就变得非常地让人困惑和踌躇了。从时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段经验的空白处离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打苏联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要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摸索出并预见到中国的道路,为自己做出恰当定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的确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加平实可行的中国道路,想想这段殊不平凡历程,真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这种屈辱的感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就成了人们蒙昧以求的现实目标,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种屈辱记忆的邪恶发泄,也是中国现代性极端诉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得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领域中,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而那种东西恰巧能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暴力工具。在强调圣人教化的儒家治国方略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属基本教导,看不起诉诸力量的“暴汉”行径,也因此拒斥作为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中国人因此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也并没有通过采取英美那些假道日本而来的观念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还进一步遭到了日本和美国不同方式的重复侵略,加深了那种民族屈辱感,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情感上,中国人显然都不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强烈的。 而这种民族自尊心还体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资金、技术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打击来说,实在不亚于晚清的割地赔款。同样地,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是一种根本价值观的倒塌,至少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虽然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却让刚刚找到明确奋斗方向的中国人一下子又陷入极度困惑、迷惘和思想混乱中,而的混乱无疑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混乱状况的外化。民族自尊心再度受挫,终于激发了万丈的豪情、奋发图强的决心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狠劲,决不效仿任何模式而将凭自己的力量再创“中国”的辉煌(其实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独立建设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用不着在任何方面向帝国主义学习或乞求),其间中国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殷海光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被压抑至深的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头来了一次总暴发。 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相反,在日渐加强的民族自尊心中倒是已经异化成一种严酷的伤害——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践踏,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制造的巨大辉煌中已暂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有能力也有经验和信心进行新的伟大的革命,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政权的统一、内忧外患的淡化和经济的稳定,为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以及背后的民族屈辱心理的集中发泄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人们进行伟大试验所必须的一些条件,这种历史使命的伟大使得中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也就难免不过度兴奋,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仅把“”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错误,显然太高估个人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的事实,尤其是中国人的屈辱与自尊的积累。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可以算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期殖民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反响。 总之,“现代”的方针就是反传统,西方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只不过在中国的现代化反传统任务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因而显得更加怪异。从总体上看,是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终于产生了极度可怕的后果,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方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的“文化”内涵绝非子虚乌有——虽然这种最表面化最直接的含意已经被严重受伤的意识所遮盖,人们认为(独立的)现代化“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达到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的特色:“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他还通过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认同了早在50年代一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惊人预言:“到21世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5]此即刘小枫先生在“”研究中所得出的“成圣人论”观念。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彻底改观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所有背景中,列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实际造成民族屈辱和自尊心就成了最隐秘的动机结构,而不择手段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了几乎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戈尔巴乔夫语)成为了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总而言之,的背景不仅仅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它的发生是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为背景的,它的起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的(尤其是民族心理的)原因也不可不察,甚至更为关键。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的目的 如果把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任何简单草率的结论无疑都对不起中国人在这段期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并不赞赏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Jameson)对“”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 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与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发动“”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的“”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在那份后来成为“”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中铺天盖地的“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中处 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必然中肯中綮。 现代性的动荡特征几乎完整地再现于“”的方方面面。这种动荡便来源于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虚无,而这种怀疑便直接来自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根本性危机,怀疑便成了现代性自身所内含的颠覆机制。所以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最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这种内在的怀疑原是一种健康的机制,它作为时代的基础同时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它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接引者,是一种邻近本体境域的“精神接生术”(苏格拉底语)。因此笼统地说,普遍的怀疑具有方法上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8]难怪胡塞尔发现,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最终使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的“破四旧”、“反帝反修”等,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的“破”的观念就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邓小平指出:“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19]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全面破坏的后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似乎是新思潮的通病,正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鼻祖尼采就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在身上体现出的唯意志论思想(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必然产物,西方思想从康德发展到叔本华、尼采,就是明证。至于“”中“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奋斗目标,更是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祛魅”――它的本意就是祛除鬼魅――的最直观的表达。韦伯如果活到80年代,他必定会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当作他的现代性思想的绝佳注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理论找到现实的回响更令人愉快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启蒙的特征。在方法上,“”是想通过彻底的“破”把整个世界变成纯之又纯 的人间天堂,因此就把历史、传统和他者的观念变成一堆瓦砾。这种“打倒一切”的方法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方法,即tabularasa(白板)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妄自尊大的现代性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极端的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20]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那种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而“”的“打倒一切”就是现代启蒙观念中的tabularasa的同义词,后来在《决议》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于“”本来是要破除(反动)权威,消灭封建思想,但最后却导致了个人崇拜这种被批判东西的恶性繁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一般理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封建的遗毒,但这些遗毒为什么会在“”这场以“全面消毒”为己任的运动中大行其道,却往往不甚了了。其实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中恰好就体现了“”的现代性实质。霍克海默过激的启蒙批判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毁的神话却已成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的自立自主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强权统治,理性是靠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膜拜仪式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因此理性又变成了新的神话和新的蒙昧。启蒙自身成了新的文化咒语,或者说是后神学时代的泛神论巫术。启蒙成为新的权威,导致新的神话。启蒙一步步深入地卷入神话学中,从方法上说,霍克海默认为,在于“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它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20]看来在神话与启蒙、解构与被解构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报应,或者扬弃,以及历史无情的翻转。霍克海默的理论还很粗糙,还有很强的伤痕意识和情绪性体验,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个人崇拜”这种欲被解构的神话最终成了新的神话,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传统成圣人论的“神化”作用,以及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严重的失常,等等,这也是第二、第三代领导人正着力解决并已大有成效的问题。 表现出了极强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与其发动者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如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以文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目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唯美向往,等等。加上以诉诸感性的解放以达到颠覆传统(理性)的目的,也无非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即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产物。美学、文学在20世纪成为学科主流,与现代性的旨趣变换是同步的。从“”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来看,它具有极其典型的现代性内涵,只不过它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的产物。 从审美现代性的逻辑来看,对个体和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是其实现社会功用的必要中介。但是,这同样潜伏了以精神变革代替制度和器物层面的全面变革的思想因子。无疑,如下文所示,这当然是一种浪漫情怀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片面强调,使个体权力意志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审美的和谐世界,事实上因为这种个人意志的极度膨胀而成为一个幻影。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其后中国在中所发生的精神万能的悲剧,都明显地展示了极端审美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政治审美化的可怕结果,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如更正确地说是把精神的目标建立在了易逝的个体感性之上。简单地说,单纯地强调理性固然毛病多多,那么片面地强调感性,其毛病也必然所在多有。 政治审美化所导致的乌托邦冲动为自身的现代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最终达到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为自我的扬弃准备了各种混杂的因子,终于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化成了历史的云烟,并以此昭示了世人:现代性的游戏是轻易玩不得的。历史在付出代价后,应该要有所收获。 结束语 对于的研究,我们不仅是要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要寻求时代精神的一般法则,从而为极不确定的明天带来一些至少在心理安慰上是必需的思想参照。正如马克思在他名垂青史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2]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就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关现代性的整体图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历史规律、历史教训。 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反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反对本质性的思想方式,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发展,相反它只是“造反有理”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文化革命”全盘否定历史的遗毒。为此,我们要重申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历史主义,就因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类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23]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潜力之所在。通过对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有恰当的定位,才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些什么以及还需要干些什么,大套点说,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和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现代”就是意味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许多可贵结论才不会显得如此沧桑。“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那种“发射和回声”,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勇敢的认识才是从现代性之梦醒来后的现实定位,尤其是关于历史使命的深刻感受和对未来艰巨任务的论述是对政治审美化的(即对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超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研究既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更是我们建设初级阶段需要告别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作为现代性开端事件的法国大革命极其相似,在理论上深入比较便会得出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般风采,也会有更为深刻的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气质上,我们就能在两者的比较中有所触动。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惊奇感受就是,“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25]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如《决议》所言,“”是某些旧观念的回光返照。同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灾难性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 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文秘站有”版权所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欣赏能力培养初探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创新,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实施,各学校都在提倡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就初中美术教学来说,传统的初中美术教学仅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播,而忽略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而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符合当今的教学理念,在美术课堂教学活动中,老师要充分尊重学生,重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本文就探究初中美术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以及培养这种能力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初中美术教学活动培养美术欣赏能力研究意义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老师不应该仅传授给学生绘画技巧,更应该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发现美。初中美术这门学科的教学目标,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而发生改变。学生提高了美术欣赏能力,才能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价值观。美术这门学科是初中教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美术这门学科的教学符合当今教育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我国初中美术教学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初中美术教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老师和学校过于重视美术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的绘画技巧,却忽视了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我国初中美术教学的现状主要表现在: 1.对培养美术欣赏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我国多数初中学校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学生欣赏能力的重要性,没有顺应新课标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初中美术老师的传统教学理念过于深入,仅仅重视对学生的绘画技巧的培养而忽略了审美能力的培养。 2.学生自身的素质不足。 由于目前中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中习惯了娇生惯养,在初中学习过程中很多学生吃不得苦,缺乏毅力,不能很好地完成初中美术教学活动。此外,初中学生的本身性格特征有一定的缺陷,他们对有趣的学习内容才会有学习兴趣,学习质量才会得到提高。 三、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路径 1.提高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重视。 家长首先要明白孩子掌握美术欣赏能力的重要性,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更需要全能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为了学生将来的发展,家长必须了解当今社会形势,支持学校的美术课的教学活动。初中美术老师也应该努力转变自己的思想,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不再一味地追求学生的绘画技巧能力,而应考虑到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初中学生们的眼中,世界是美好的,他们的美术欣赏能力得到培养,才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好。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美术课的教学活动中,提高美术课的教学质量。 2.增加学生的课后实践活动。 在美术课的教学活动中,要丰富教学形式,增加一些课外写生活动练习,让学生在美术课中体会生活中的美好。课外写生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活动响应了新课标提倡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形式。课外写生活动可以让学生们多多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品德。学习来源于生活,课外写生活动和学生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培养学生生活中观察事物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 3.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 初中美术教学活动要想顺利的进行,就应该树立学生先进的社会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三观做指导,美术这一实践性强的学科教学才能顺利完成。初中美术老师在引领学生学习的同时,也应该指导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品德,让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初中美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利用生活中的美好、美术艺术品的美好等来帮助学生体会生活中的美。 4.丰富初中美术的教学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初中美术的教学方法也应该不断丰富。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创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美术欣赏能力为教学目的,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合理使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说,在讲解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时候,老师可以用多媒体将图片呈现给大家,并搜集这幅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幅作品。初中美术课堂教学方法的丰富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初中美术的教学在当今社会形势下必须得到改革,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需求,我们要重视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重视到美术学习和生活的紧密相连性,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总的说来,初中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美术欣赏能力是一件艰难的工作,需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以及实际生活的观察能力、想象力等。 作者:侯爱群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学资源有效整合 一、充分整合网络资源,为教学设计汲取更多营养 网络可以带来海量的信息,可以实现交流的及时性、互动的有效性。网络已经融入了中学美术教学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广大教师应当充分借助于这一先进的媒介,丰富和拓展自身教学工作,让美术教学向着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在美术教学中,我致力于从两个方面着手体现网络资源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或借助于网络资源不断完善自身教学设计。教学工作是一项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工作,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之间,美术教学都有其具体的要求。教师要时刻注重教学理念、方式方法与资源等方面的更新,切实有效增强教学的科学性、针对性。对于美术教师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教学经验,要想取得更大的突破与创新,难度显而易见。此时借助于网络手段,充分浏览他人的经验技巧,能够对自身教学工作的完善起到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教师可以浏览一些知名中学的教学网站,了解他们的教学方法模式,以及在线与其他美术教师开展互动交流,这也是增强美术教学设计有效性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我重视在网络中搜集教学的补充信息,例如向学生出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优秀美术作品,从油画、水墨画到雕塑等等。网络资源可以为教学工作提供丰富的影像资料,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能够更加有效辅助教学工作开展,对整个教学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支撑作用,充分体现了网络手段促进教学的功能。 二、充分整合情感资源,为教学开展激发内在动力 情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促进因素,如何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调动他们美术学习的兴趣,对美术教学工作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学生进入了青春期,他们的思想情感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教师要充分整合教学中的情感资源,使其有效推动教学工作开展。首先,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可以通过美术作品的展示,让学生有效增强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学会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从色彩、明暗、线条、造型以及蕴含的思想情感等方面感悟作品的魅力,投入到艺术的殿堂之中,在感悟其魅力的同时增强美术学习的兴趣。其次,我在教学中注意发掘教学内容自身蕴含的情感因素,从古代艺术成就感悟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不同国家的艺术发展感悟艺术无国界的理念,感悟艺术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瑰宝。这些内容中的情感发掘,可以为学生深入学习美术提供重要的支撑。另外,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还要重视对学生的激励,通过正面为主的评价方式,让学生充分感悟到学习活动是一项快乐的事,自己所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同学的肯定,这种因学习的成功而带来的快乐,将会形成学生最为强劲的学习动力。在教学中我注重整合这些情感资源,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更加投入。 三、充分整合载体资源,为教学互动提供有力帮助 中学美术教学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为承接,让学生形成扁平化的学习集体,相互之间讨论分析、研究深入,既能够有效策应教师启发引导活动,也能够开动脑筋、拓展思维,增强教学的互动热烈程度。我在教学活动中结合学生实际学习状况进行了载体的丰富设置。首先,在学习载体设计上注重创新,以小组这一形式作为整个教学活动组织开展的主要单位,安排6人或8人一组,每个班级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还安排了牵头的学生。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的布置落实,要求他们开展自主探究活动,对教学工作的顺利推进设置了较为科学的组织体系。其次,我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这些合作小组的作用。每一个小组就是一个独立的学习集体,教师在美术课堂上出示需要探究的内容之后,要求小组进行合作研究,由小组每一个成员进行共同讨论,针对其中的难点开展研究。这样的合作载体可以在集聚学生集体智慧、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每一位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有效进行分析研究,思维的深入程度、拓展程度都有了明显提高。另外,我还发挥合作小组在学困生转化方面的作用,组织学生开展结对。每一个小组都是一个整体,学生遇到美术学习方面的难点时,教师要进行引导,让小组里面的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结成帮助群体,这也是增强教学平衡性、促进整体教学成效提升的有力抓手。 四、充分整合活动资源,为教学深化巩固拓展空间 美术教学与学生的思想成长、观念形成、审美情趣等方面息息相关,是对学生实施美育熏陶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教师一定要重视整合各种课外活动资源,让学生既在课堂上学得扎实,又在课外活动得开心,从而为他们的美术素养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我在教学之余指导学生开展各种类型的课外活动,主要以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学生对哪一方面感兴趣,就可以组织他们成立相应的兴趣小组,拟定计划与进度安排,确定活动内容,有效开展研究活动。我所任教的班级曾经组建了多个兴趣小组,其中印象较为深刻、成效较为显著的是一个班级的雕刻兴趣小组。我在课外进行了技巧的指导,学生兴趣也非常浓厚,学习了篆刻等多种技能,有效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养。有的学生在毕业多年后还提及这一兴趣小组活动,养成了他们一生的兴趣爱好,可见课外拓展活动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还针对部分有志于未来从事美术专业发展的学生进行了专门辅导,针对美术专业考试的项目内容进行强化巩固,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尽可能拓展空间,让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 五、充分整合乡土资源,为教学理解掌握丰富素材 各地区在长久的发展中都积淀了丰富的艺术精华,各种美术表现形式成为了美术教师教学中应当充分吸收借鉴和运用的重要素材。结合这些乡土内容,教师可以开展校本课程活动、专题研究活动等,以满足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提高教学的素质化程度。例如本地在蓝印画布、板鹞风筝、邮票设计、木板画等具有显著特征的乡土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学生也非常熟悉这些艺术形式。我组织学生开展了专门研究,在教学内容中增加这些乡土教材。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并带领大家一起研究这些乡土艺术的操作要点,使美术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乡土文化与美术教学融为一体,较好地体现了美术教学素质化的目标。综上所述,美术教学中具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发掘,每一位教师都要重视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服务于教学工作。 作者:施静 单位:江苏省通州区金沙中学美术组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农村中学美术教学方法探讨 由于农村中学的教学设施相对陈旧,教学资源相对落后,再加上地域特点、学生经验等因素的限制,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美术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更新农村中学美术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是目前各农村中学美术教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应用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方式 有效评价美术课程教学,不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还能促使教师改进教学,进而推动美术课程迅速发展。因此,美术课程教学评价的基础应是学生学习美术课程的客观情况,这就要求教师在重视学生掌握美术技能和知识情况的同时,还要着重关注学生在美术价值观、学习能力、情感、学习态度方面的表现,以体现评价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合理的评价能使个性特点和自身素质不同的学生在美术活动中都能得到锻炼和发展,同时使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带来的自豪感和喜悦感,进而树立学习美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此外,教师还可通过给出等级的方式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并运用一些带有丰富感情色彩的积极评语辅助评价,不仅如此,还可采取座谈或互评的方式进行评价,以肯定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促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需要改进之处,摒除只求共性和标准答案的评价方法。 二、制定适度、有效的教学目标 一般来讲,教学目标的主要制定依据是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目标具有指导性作用,也可作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标准。因此,学生制定合适、准确的学习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农村中学的美术教师应当明白,完全依据教材要求制定教学目标,很难让无任何基础的学生有效理解和学习美术课程知识。同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未从实际出发制定适于农村学生学习的教学目标,农村中学美术教学效果必定不理想。所以,农村中学美术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制定适当的教学要求。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促使美术课程教学面向所有学生,以降低相关技能和知识的难度,确保学生不断发展、进步,同时具备成功的体验和挑战能力。如,教师在国画课教学中,切不可要求学生开始就进行专业作画,一定要在让学生体验国画笔墨乐趣的同时,逐步提高学生的作画要求。第二,选择合适的授课内容。在农村中学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灵活选择课程内容,切不可完全照搬课本内容,而是要在紧抓基本知识点和技能的基础上,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学生的兴趣和基础,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新的知识点。总之,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结合其生活环境,选择能激发学生兴趣且能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内容。 三、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其一,改变教育观念,革新以往的教学模式。在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以防过分灌输知识而使学生局限于教师所授;创新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改变不讲个性、重视共性的培养目标,不强调标准化、同一性和同步化,以保证在关注学生共性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个性。教师应具备全新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教书与育人兼顾,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有效实现素质教育。其二,教师提高综合素质,拓展教学眼界。教师只有具备广阔的视野,才能真正成为教育能手。农村中学一些美术教师缺少精湛的专业技能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很难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锻炼技能、发展兴趣。因此,农村中学美术教师应在课余时间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强化绘画实践能力,进而顺利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其三,结合生活实际,灵活使用教学方法。第一,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中学生正处于心理逐渐成熟阶段,因而其非常在意教师的态度,这就要求教师构筑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错误,促使学生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有效激发创作灵感和创新精神。第二,走进现实生活,让学生感受美术学习的乐趣。美术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学生在美术实践活动中能获取丰富的知识和创作的源泉,进而享受美术学习带来的乐趣。第三,因材施教,以分层次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由于中学生的爱好倾向和审美素质各不相同,因而教师要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实施分层次教学,进而让学生在完成相应学习目标的同时,享受成功的喜悦。 四、结语 各农村中学美术教师应不断实践、学习和探索,以便更好地应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从其生活实际和兴趣出发,不断探索、设计美术课堂教学过程,同时了解创新教学的重要性,从而实现美术课堂教学的创新,推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稳定发展。 作者:蓝国萍 单位:四川内江市市中区龚家初级中学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学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浅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很多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不了解,甚至无法理解和认同。中学美术课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中学美术教师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全面健康的审美观念。 一、传统文化对于中学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中学美术教学既要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要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文化和中学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二、当今中学美术教学与传统文化结合丞待加强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中学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低云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吸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无庸质疑,当前我国中学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三、中学美术教学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举措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中学美术教育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工夫。 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中学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术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工夫。 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中学还可以鼓励学生呢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接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 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中学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中学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四、结语 总之,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应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让我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传统文化赶上时展的步伐,植根于当代人们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光彩。中学美术课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中学美术教师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全面健康的审美观念。 作者:腾达 单位:重庆市云阳县教师进修学院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材教学 当代中学美术教育课程标准,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首先,新课程中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的转变,现在的美术教科书都比较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激发学生参与表现与鉴赏活动欲望的思想,这一角色的转变,充分发挥了学生在美术课程学习中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创造了发现自己个性和创造能力的空间。这样使得学生们在表现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创造的喜悦,在自己制作的过程中发现艺术的丰富性、深度以及魅力。这一点的发展正是美术教育在制作创作领域中突飞猛进的结果。说实在话,美术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单纯依靠老师的教是无法激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只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美术的魅力就是体现在运用、制作、创作的活动过程中,而从事这一过程的是学生,因此学生的“学”便提高到一个高度,成为美术教学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一环。发展到现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求知欲,这不仅对于美术学科的学习,对于其它学科的发展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其次,便是教材中美术与音乐的融合。之前,美术课和音乐课是各属一家的,而现在中学的美术教材中却将美术和音乐融合为一体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艺术课。教材里面,美术和音乐分别以一个个小单元互相交叠穿插出现,让学生得到视、听觉美的全面感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开辟了艺术教学在新世纪新课程中的新的天地。让学生内在思想与感情得以表现,进而发展他们的个性。学生在追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能洞察音乐的韵律和调和,从中又感受到情感的线条和协调色彩,动感地带。而在动感和美妙的音乐氛围中挖掘美的内涵,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说实话,音、美本一家,将它们割裂开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说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感人的戏剧中没有透漏出美的含义吗?而精彩的绘画中,强烈的色彩、振奋人心的设计中没有音乐的动感在里面吗?一个好的网站,精彩的图片、完美的排版、优美的文字、动听的音乐,都是构成一个成功网站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将美术、音乐的融合作为艺术课向学生传导,不仅锻炼了学生,也给老师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给教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深度。 另外,音乐、美术在融合的同时,自身内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如美术除了保留传统的美术史(古今中外历史),美术作品的欣赏、素描、水彩绘画外,新增加了雕塑、工艺设计、建筑设计、动感网页制作等一些很新潮的内容。而音乐中除了保留传统的音乐歌曲外,新增加了各民族的舞蹈(孔雀舞、傣族舞、新疆舞蹈、藏族舞蹈),地方戏剧(包括沪剧、昆剧、越剧、京剧、黄梅戏),世界性舞蹈(有伦巴、芭蕾舞、恰恰、街舞)等一些很独特、时尚的内容。同时美术与音乐的内容还作了融合,如描绘京剧的脸谱,画出芭蕾舞的造型,舞蹈中服装的穿着,颜色的搭配。走进大自然中聆听大自然的音乐,描绘大自然的风景等。这些都是新课程中艺术课的新特征、新特点。这些新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见证。 最后就是,对于学生作品的评价方式多元化了,传统的教学中给学生布置美术作业就象一件任务一样,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一味让学生临摹书上现成的作品而忽略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创新。而现在就学生作品来看,非常全面地从色彩、形状、构图着眼,并表现在创作作品中的美感特征为标准,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的美学知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善用各种美术材料,从而创作出具有美感的作品。新的评价标准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是值得肯定的。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信息都飞速发展的世纪,美术教育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跟上时代的步伐。本着创新和跨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并树立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我认为新世纪下,中学美术教育发展的新的方向应该是: (一)进一步确立与终身学习,信息化发展相对应的美术教学目标,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美术的生命就在于和社会的接轨,离开了社会生活这片土壤,美术就如一朵枯萎的花朵毫无生气可言。适应社会,就要适应广大人民的口味,生产的产品,创作的绘画作品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甚至它还可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落实在美术教育中,为了培养新世纪的优秀人才,教学目标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密切联系。 (二)不应该忽略美术的历史潮流,要注重发掘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有着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的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一点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并可以向国内甚至国外传播中国的艺术渊源和艺术精髓。贯穿在我们的美术教材中,这部分内容是永远不可缺少的。 (三)更加重视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美术的本义就是美好,因此创造美妙的东西、创造美好的生活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分开。所以美术教育中应该贯穿一些和日常生活联系的知识,才能发挥它的本质含义和现实意义。 (四)进一步扩展美术教育的内容和表现手段。简单的讲,美术课程中不能纯粹地总使用老一套内容,局限于欣赏和绘画,而可以适当导入摄影、漫画*卡通、陶艺,以及计算机多媒体以及走出课堂等表现手段,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也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全面地培养学生,扩展他们的视野。 (五)注重美术学科与其它艺术学科(如音乐、体育)的渗透和融合,甚至可以与其它非艺术学科进行关联。这样不仅使美术学科自身发挥作用,还可以多渠道地收益不少。 (六)灵活利用社会教育的设施,进一步普及美术馆、博物馆。书本的知识毕竟没有实践来得真实有效,学生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欣赏,在博物馆看到的要比书本看到来得激动、兴奋。因此可以适当制造一些机会,让学生可以去美术馆或博物馆欣赏文物、字画,这样不仅完善课本上缺少的内容,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增长了见识。 (七)开展一些比赛性质的美术活动,鼓励学生踊跃参与,丰富他们的课余活动,也锻炼他们的创作能力,培养他们对美术的热爱,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是我在中学美术教育中提出的一些看法。总之,目的就是让学生成为美术教育的主体,让他们内在的创造性、造型表现欲望与外部存在的美术相碰撞,让“美术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包括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相沟通,从而使学生真正意义上获得对他们终身发展有益的美术能力,从而达到人格的完善的终极目标,我觉得这才是21世纪我们教育者所追求的共同方向。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教材里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所要采取的一些解决方法,并指出现今美术教材中出现的一些好的发展趋势,并展开一一分析,最后我对此提出,在二十一世纪,美术教材应该有新的突破,并提出它的新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确立目标方向。 关键词:中学美术教法教材教学改革 引言:21世纪,各地的美术教育者都在积极地探索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教育方向。回顾20世纪,中国的美术教育领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本着大家对美术教育共同的话题,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观阅!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国家,这使得我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以往的美术课程中导入了有决定性比例的传统美术内容,让学生以美术鉴赏为出发点,从而了解中国的文化,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这固然很重要,但很明显的是,其中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传统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使用的方法太单一,只是一味地灌输,说教或强制,这样只会让学生产生反感心理,只能收到事倍功半乃至相反的效果。曾经看过有一篇调查报告中陈述一个调查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所“赞许”的,同他们在闲暇时间中所热中的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出在教师使用的方法上。其实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趣味故事,动人、通俗的陈述使学生对艺术品和艺术家先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用分数或其它奖惩方法使学生按课本,大纲或教师的要求来对艺术品做出真实的评价。相信在理解基础上的评价会来得真实,而并非弄虚作假。这样才能真正养成比较高的艺术品味。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式也不能一成不变,它还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在现代,老师还可以在教学中融入幻灯片的欣赏、多媒体制作的课件、亲身绘制的图片来提高学生的兴趣。 其次,教材内容方面较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倾向和心理水平,违背了教育心理学规律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宗旨,造成了揠苗助长与停滞不前的后果。教师让学生欣赏艺术品,主要不是培养职业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但经常对各种审美类型和特征作比较与鉴别,经常对各种艺术作品优劣之处进行区分与评价,确实有助于审美趣味的敏锐化。但这种审美趣味的培养,要充分尊重和爱护学生个性独特倾向。教材切忌简单划一、强求一致、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倾向,应该由简至繁、循序渐进式的递进,充分考虑儿童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发展水平。 接着,还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美术教材过多地引入中国古代、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排斥了中国现代的、以及外国的艺术作品,这是不对的。美术应该注重历史性、民族性,也该注重时代性、世界性。中学的美术教材应该古今贯通,中外联系,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但由于学生比较容易喜爱当代的和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重要因素。因此从吸收当代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入手,由今至古,由中及外地培养,这才是一条符合审美趣味的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正确之路。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美术教材在历史领域,批评领域很重视,即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及培养学生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却在制作领域、创作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一片空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美术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体验美术、工艺和设计的不同方法,参加各种小组、班级的艺术活动,并运用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技能创造出各种艺术作品。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爱美、爱艺术、并积极地投入到创造美好生活中去,树立真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审美意义上的提高。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材教学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教材里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所要采取的一些解决方法,并指出现今美术教材中出现的一些好的发展趋势,并展开一一分析,最后我对此提出,在二十一世纪,美术教材应该有新的突破,并提出它的新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确立目标方向。 关键词:中学美术教法教材教学改革 引言:21世纪,各地的美术教育者都在积极地探索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教育方向。回顾20世纪,中国的美术教育领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本着大家对美术教育共同的话题,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观阅!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国家,这使得我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以往的美术课程中导入了有决定性比例的传统美术内容,让学生以美术鉴赏为出发点,从而了解中国的文化,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这固然很重要,但很明显的是,其中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传统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使用的方法太单一,只是一味地灌输,说教或强制,这样只会让学生产生反感心理,只能收到事倍功半乃至相反的效果。曾经看过有一篇调查报告中陈述一个调查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所“赞许”的,同他们在闲暇时间中所热中的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出在教师使用的方法上。其实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趣味故事,动人、通俗的陈述使学生对艺术品和艺术家先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用分数或其它奖惩方法使学生按课本,大纲或教师的要求来对艺术品做出真实的评价。相信在理解基础上的评价会来得真实,而并非弄虚作假。这样才能真正养成比较高的艺术品味。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式也不能一成不变,它还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在现代,老师还可以在教学中融入幻灯片的欣赏、多媒体制作的课件、亲身绘制的图片来提高学生的兴趣。 其次,教材内容方面较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倾向和心理水平,违背了教育心理学规律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宗旨,造成了揠苗助长与停滞不前的后果。教师让学生欣赏艺术品,主要不是培养职业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但经常对各种审美类型和特征作比较与鉴别,经常对各种艺术作品优劣之处进行区分与评价,确实有助于审美趣味的敏锐化。但这种审美趣味的培养,要充分尊重和爱护学生个性独特倾向。教材切忌简单划一、强求一致、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倾向,应该由简至繁、循序渐进式的递进,充分考虑儿童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发展水平。 接着,还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美术教材过多地引入中国古代、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排斥了中国现代的、以及外国的艺术作品,这是不对的。美术应该注重历史性、民族性,也该注重时代性、世界性。中学的美术教材应该古今贯通,中外联系,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但由于学生比较容易喜爱当代的和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重要因素。因此从吸收当代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入手,由今至古,由中及外地培养,这才是一条符合审美趣味的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正确之路。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美术教材在历史领域,批评领域很重视,即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及培养学生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却在制作领域、创作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一片空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美术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体验美术、工艺和设计的不同方法,参加各种小组、班级的艺术活动,并运用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技能创造出各种艺术作品。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爱美、爱艺术、并积极地投入到创造美好生活中去,树立真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审美意义上的提高。 当代中学美术教育课程标准,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首先,新课程中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的转变,现在的美术教科书都比较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激发学生参与表现与鉴赏活动欲望的思想,这一角色的转变,充分发挥了学生在美术课程学习中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创造了发现自己个性和创造能力的空间。这样使得学生们在表现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创造的喜悦,在自己制作的过程中发现艺术的丰富性、深度以及魅力。这一点的发展正是美术教育在制作创作领域中突飞猛进的结果。说实在话,美术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单纯依靠老师的教是无法激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只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美术的魅力就是体现在运用、制作、创作的活动过程中,而从事这一过程的是学生,因此学生的“学”便提高到一个高度,成为美术教学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一环。发展到现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求知欲,这不仅对于美术学科的学习,对于其它学科的发展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其次,便是教材中美术与音乐的融合。之前,美术课和音乐课是各属一家的,而现在中学的美术教材中却将美术和音乐融合为一体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艺术课。教材里面,美术和音乐分别以一个个小单元互相交叠穿插出现,让学生得到视、听觉美的全面感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开辟了艺术教学在新世纪新课程中的新的天地。让学生内在思想与感情得以表现,进而发展他们的个性。学生在追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能洞察音乐的韵律和调和,从中又感受到情感的线条和协调色彩,动感地带。而在动感和美妙的音乐氛围中挖掘美的内涵,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说实话,音、美本一家,将它们割裂开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说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感人的戏剧中没有透漏出美的含义吗?而精彩的绘画中,强烈的色彩、振奋人心的设计中没有音乐的动感在里面吗?一个好的网站,精彩的图片、完美的排版、优美的文字、动听的音乐,都是构成一个成功网站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将美术、音乐的融合作为艺术课向学生传导,不仅锻炼了学生,也给老师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给教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深度。 另外,音乐、美术在融合的同时,自身内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如美术除了保留传统的美术史(古今中外历史),美术作品的欣赏、素描、水彩绘画外,新增加了雕塑、工艺设计、建筑设计、动感网页制作等一些很新潮的内容。而音乐中除了保留传统的音乐歌曲外,新增加了各民族的舞蹈(孔雀舞、傣族舞、新疆舞蹈、藏族舞蹈),地方戏剧(包括沪剧、昆剧、越剧、京剧、黄梅戏),世界性舞蹈(有伦巴、芭蕾舞、恰恰、街舞)等一些很独特、时尚的内容。同时美术与音乐的内容还作了融合,如描绘京剧的脸谱,画出芭蕾舞的造型,舞蹈中服装的穿着,颜色的搭配。走进大自然中聆听大自然的音乐,描绘大自然的风景等。这些都是新课程中艺术课的新特征、新特点。这些新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见证。 最后就是,对于学生作品的评价方式多元化了,传统的教学中给学生布置美术作业就象一件任务一样,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一味让学生临摹书上现成的作品而忽略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创新。而现在就学生作品来看,非常全面地从色彩、形状、构图着眼,并表现在创作作品中的美感特征为标准,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的美学知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善用各种美术材料,从而创作出具有美感的作品。新的评价标准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是值得肯定的。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信息都飞速发展的世纪,美术教育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跟上时代的步伐。本着创新和跨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并树立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我认为新世纪下,中学美术教育发展的新的方向应该是: (一)进一步确立与终身学习,信息化发展相对应的美术教学目标,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美术的生命就在于和社会的接轨,离开了社会生活这片土壤,美术就如一朵枯萎的花朵毫无生气可言。适应社会,就要适应广大人民的口味,生产的产品,创作的绘画作品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甚至它还可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落实在美术教育中,为了培养新世纪的优秀人才,教学目标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密切联系。 (二)不应该忽略美术的历史潮流,要注重发掘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有着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的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一点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并可以向国内甚至国外传播中国的艺术渊源和艺术精髓。贯穿在我们的美术教材中,这部分内容是永远不可缺少的。 (三)更加重视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美术的本义就是美好,因此创造美妙的东西、创造美好的生活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分开。所以美术教育中应该贯穿一些和日常生活联系的知识,才能发挥它的本质含义和现实意义。 (四)进一步扩展美术教育的内容和表现手段。简单的讲,美术课程中不能纯粹地总使用老一套内容,局限于欣赏和绘画,而可以适当导入摄影、漫画*卡通、陶艺,以及计算机多媒体以及走出课堂等表现手段,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也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全面地培养学生,扩展他们的视野。 (五)注重美术学科与其它艺术学科(如音乐、体育)的渗透和融合,甚至可以与其它非艺术学科进行关联。这样不仅使美术学科自身发挥作用,还可以多渠道地收益不少。 (六)灵活利用社会教育的设施,进一步普及美术馆、博物馆。书本的知识毕竟没有实践来得真实有效,学生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欣赏,在博物馆看到的要比书本看到来得激动、兴奋。因此可以适当制造一些机会,让学生可以去美术馆或博物馆欣赏文物、字画,这样不仅完善课本上缺少的内容,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增长了见识。 (七)开展一些比赛性质的美术活动,鼓励学生踊跃参与,丰富他们的课余活动,也锻炼他们的创作能力,培养他们对美术的热爱,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是我在中学美术教育中提出的一些看法。总之,目的就是让学生成为美术教育的主体,让他们内在的创造性、造型表现欲望与外部存在的美术相碰撞,让“美术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包括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相沟通,从而使学生真正意义上获得对他们终身发展有益的美术能力,从而达到人格的完善的终极目标,我觉得这才是21世纪我们教育者所追求的共同方向。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课教学 我国美术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美术课是我国目前普通中学的一门基础文化课,是对中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要课程。在普通中学的教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作用:即通过审美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良好地思想品德,并能促进其智力的发展;通过对学生审美知识的传授和美术技能的训练,对将来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也是极为有益的。这点,中央在1985年“教改方案”、1989年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规划”和1993年“中学美术教学改革”等文件中都再三强调和肯定了,并确立了相应的《中学美术教学大纲》,要想严格按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精神完成其规定的教学任务,达到其预定的目的,中学美术教学就应该结合美术教学的特点,认真遵循美术教学的原则,选择并运用好相应的教学方法。 一、严格遵循美术教学的原则 美术是选型艺术,也叫视觉艺术,它具有视觉艺术的直观性和具体性,而且其形象的表现又是静止的并对物质具有特殊的依赖性,从而决定了美术教学的特点。如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思维的自主性、技能教学的实践性、创造性思维的特殊性,以及个体操作与集体教学要求的矛盾性等。中学美术教学就是根据其自身的这些特点而确定了符合其自身规律的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在我国古代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如孔子提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的“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等等。现代又提出有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性原则,量力性原则等等。他们当然都可以适用于中学美术教育,但美术教学毕尽因其自身的特点和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性,而教学上又有其自己的一些原则。中学美术课的教学原则,是根据教学方针、教学的目的任务和教学过程中学生对美术认识活动的规律提出来的,是美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指导中学美术教学活动的一般规律。认真贯彻这些美术教学原则,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各种矛盾关系,为矛盾的转化创造条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保证。 中学美术教学究竟主要有哪些原则,遵循这些原则有些什么要求,笔者有如下认为: (一)审美性原则。1989年中央颁布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明确规定:“中学美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文化素质”,并再次要求把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作为主线贯穿于美术教学活动的始终。可见,审美教育,是中学美术教学的首要任务,它起着决定本学科教育性质的作用。 贯彻审美性原则,应该做到: (1)把审美教育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到美术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即要求教师从备课、上课到作业批改、辅导课外美术活动及教学总结,都应该注意给学生传授审美知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他们认识美、创造美和应用美的能力。 (2)把审美教育同思想教育和传授知识、技能训练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陶冶美的思想情感和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方面的特殊作用。恩格斯说:“美育就是美学方面的教育”;蔡元培说:美育,“可以用它来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人格,发为伟大的行为”;康德也讲:“美是道德的象征”。 审美教育,既是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养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也是提高社会主义公民的审美文化素质重要途径,全社会都应引为重视。 (二)直观性原则。美术教学中首先要求的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美学问题、技巧问题,又往往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这就只有借助直观教学的手段引导学生深入地观察、感知客观现象去形象地认识世界。如把握构成美术的基本因素—一形体、比例、结构、空间、明暗、色彩、笔、墨、线条等,才能获得较明确的概念。 这就要求教师在贯彻直观性原则时,应尽力作到: (1)语言的表述应形象、生动,口齿清楚,能深入浅出,简明扼要。 (2)要尽量采用多种直观教学手段。如实物直观,模象直观,示范直观等,并能做到把握好关键,适时展现。 (3)要教给学生掌握好感知物象的正确方法和培养他们的艺术感知能力。 (三)启发性原则。教与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而教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教师必须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以调动其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填鸭式的满堂灌是起不到美术教学效果的。 贯彻启发式原则,要求教师应做到: (1)教师必须胸中有学生。班上有多少学生,他们对美术课学习的兴趣爱好如何,掌握的知识、水平情况怎样,心中有数,教学时方能作到有的放矢。 (2)启发学生的思路要定向,前后所提之问题要有连贯性,而且只能围绕主题进行,否则,会漫无边际,无法收拾。 (3)不墨守陈规。即所提问题的方式、方法要多一些,形式变化要大一些,以拓宽学生的思路。 (四)精讲善练原则。中学美术教学多属技能性的内容,而且技能的本身就在于多练、苦练,但每课时又只有45分钟,要腾出尽量多的时间让学生练习,不精讲就完不成教学任务。“精讲”,就是要求教师在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高质量地少讲,把所用之道理讲清楚,把重点、难点讲透,把方法、步骤和要求讲准确,以达到指导“善练”的目的。“善练”,就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有明确的训练目标,有严格的训练计划、方法步骤,按质按量地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 贯彻精讲善练原则,要求做到: (1)明确所讲理论与其指导实践的关系,绝不能为讲而讲,更不能有与练无关的讲。 (2)精讲善练,讲是关键。讲的内容是为了解决学生的认识问题,是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去认真地多练、苦练,使练的方法步骤正确,达到“善练”的目的。因此,对“讲”,一要求精炼、概括、扼要;二要有真知灼见和规律性的知识。 (3)要保证学生练习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要认真做好辅导工作,即在学生练习时,要求教师认真巡视,看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所学知识,并能否运用于指导实践;是否理解了训练的目的、要求和作画的方法步骤;学生观察、理解事物的方法是否合理;对工具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是否恰当等,并能及时地予以辅导、肯定或改正。 (五)以点带面,面向全体的原则。我国现行的班级教学组织形式,基本上是以年龄为基准组建的,由于学生的来源及其生活条件、所处之社会环境的不同,对美术的兴趣爱好乃至天赋差别,造成水平的参差不齐是必然存在的,而教学活动是集体的,要求也是以统编教材为依据即划一的,这便产生了统一要求与水平程度参差不齐的矛盾。然而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教学必须面向全体,唯一的办法,只有以点带面,抓两头带中间,在不同基点上去要求、提高。 贯彻这一原则,教师应该做好: (1)善于选择典型。上一节课,学生多,课时短,每人都能享受到教师的辅导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选择典型来启发大家。选优者,以用作模范,激发大家学习。有不足之处,可以通过辅导使其更完整,也可以给其加大学习份量,提出更高要求;选差者,指明缺陷,通过辅导纠正,一是在做差生的转化工作,使其跟上趟,二是启发大家改正自己不足,作借鉴之。 (2)注意加强辅导的针对性。教师经过巡视检查,已基本上把掌了全局,对反映练习的目的、方法、步骤和要求方面的情况业已掌握,这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辅导对象,或是对训练目的的不明确者,或是对方法、步骤掌握不正确者,或是不按要求去做者,进行重点辅导,可以达到启迪多数,面向全体之目的。 (六)创造性原则。创造性是美术学科的显著特征,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才能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创造性才能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智力结构中最主要的因素。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发展学生智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时代和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切不可忽视。美术教学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 贯彻创造性原则,应要求教师做到: (1)正确认识美术教学是培养全面发展有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教育。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审美文化素养的提高,离不开美术教育;社会的生产技术也离不开美术。 (2)培养创造性才能需要从创造性的学习开始。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讲,学生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不断发展,也需要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的智力和才能,都得从小开始培养,这就需要教育,其中包括审美文化教育,教师在对学生的培养教育中,既要注意尊重学生的创造个性,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以上之中学美术教学原则,既有他们间的区别,但又是互相联系的,教师要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他们配合起来,灵活地、创造性地遵循和运用。 二、认真研究和选择美术教学的方法 美术教学原则是美术课教学的基本准则,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用于指导中学美术教学的一般性原理,也是具体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依据。认真贯彻教学原则,有利于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教与学的关系,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美术教学法是教师根据美术教学原则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当然,教学方法本身又是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和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所谓“教学有法而无定法”,就是这个道理。教的方法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方面,这进一步说明正确选择教学方法对于完成预定之教学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教师应认真研究和正确选择美术教学方法。 中学美术课教学方法很多,但根据《中学美术教学大纲》精神的要求和笔者长期从事美术教学的经验体会,最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讲授法。这是一种由教师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即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方法。它包括讲述法、讲解法、讲读法等。一般理论性的讲述、美术常识、欣赏教学以及技法课训练前的讲解,都采用讲授法。用这种方法教学的长处是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强、效率高,照顾面宽。但其缺点是容易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缺乏感性知识,如无法解决怎样画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使用这种方法教学时,应该注意下述情况: (1)对所表述的内容要有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以给学生一个合符逻辑的完整的概念。如中国人把描绘大自然为主的作品称之为“山水画”而不叫“风景画”,学生肯定会问一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一是从中国人的情感习惯去讲,在通常情况下,“山水”、“山河”、“江山”、“河山”是“祖国”的同意词或同义语,因此山水画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艺术中的反映;二是山水画的画家经过拟人化加工处理了的作品,它是画家艺术修养的表现。而风景画属西画的称谓,它是写实性作品,是自然的客观表现。经过分析和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山水画”不能叫作“风景画”。 (2)语言的形式要符合语法,要清晰、准确、精炼,要通俗易懂,要形象生动,要富有感染力。 (3)要善于组织学生听讲,所述问题能引进学生的思维共鸣,要善于洞察学生的反映,及时调整讲授的内容,变换讲授的方式。 (4)可以借助板书、板画或示范图等直观教具,以加深学生的印象,达到帮助理解的目的。 (二)演示法。演示法是为了配合讲课和练习,通过操作性的示范表演,使学生增加感性知识,加深印象,明了作画(或其它美术作品制作)的方法步骤。这是美术课尤其是技法课教学常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当堂作画要求之全过程演示;按作画步骤要求学生跟随教师一起进行的同步性示范;有意识地找准难点作局部演示。 运用这种方法,应该做到: (1)演示的内容必须与课堂讲述的内容和要求完全吻合。做到“讲”是“练”的前提和基础;“练”是“讲”的深化,是所学知识的表现、运用和实践。 (2)课堂演示要做的简明扼要,要图象清晰、准确、生动熟练,并能使全体学生都能看到、看清。 (3)为节省时间,有些示范可以在课前先制成毛坯、半成品,在课堂上选择关键的过程适时演示。 (三)练习法。练习法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以达到巩固知识、形成各种技能技巧、把新知识变换为能力之目的的一种方法。这是中学美术教学活动中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练习包括视觉观察练习、造型技法练习、工具材料之操作练习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练习等。按新编教材的要求,它在整个初中的教学活动中要占80%以上份量。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要求特别讲究: (1)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并且目的要求恰当,引起学生在心理上形成共鸣;还要注意组织教学,以便提高学生练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切忌盲目性和单纯的为练习而练习的作法。 (2)应注意指导和检查学生掌握练习的方法、步骤的情况;要科学合理地分配作业练习的时间。 (3)教师对学生练习中存在的问题及优缺点应予及时总结,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可以个别问题单独讲,普遍问题集中统一讲。 (四)谈话法。谈话法是通过同学生互相交谈来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包括启发式谈话法、提问式谈话法和指导式谈话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启迪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积极思维和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信息的积极反锁。但谈话法的缺点是意见容易分散,不易控制,运用不好还容易使所传授知识支离破碎。因此,运用谈话法应做到: (1)教师要有充分的准备,提问的目的要明确,要带有启发性,并且难易得当,要切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和知识水平,还要注意对学生回答问题可能出现的麻烦情况要有充足的预计,并为此还要准备好正确的答案。 (2)对此法的运用要带有启发性,所提问题要构成前后连贯,层层深入、逐步引向结论的问题系列,还应讲究谈话技巧,要面向全体学生。 (3)提问要注意让学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应搞突然袭击,而且谈话的形式要活泼多样。 (4)对学生回答的问题,正确与否,教师均应有明确的表示,要鼓励他们敞开思路,大胆发言,错了也不宜过多批评。 (五)参观法。参观法是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扩大视野,使教学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并从中受到实际教育的一种方法。其内容有参观书画摄影展览、作业观摩展览、还有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建筑物体、自然风景、动物花卉等。这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热爱生活教育的一种较好的教学形式。 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时,应注意下列要求: (1)教师对参观的内容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其参观活动要有充分的准备,并有明确的目的。 (2)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切不可放任自流。 (3)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认真讨论,结束时教师要认真总结。 上述教学方法具体怎么选择,可以根据教学的内容、目的、任务,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灵活选择运用;还可依据课型,有时仅用一种方法即可,而有时两种甚至三种联用。 总之,中学美术教学的特点决定了美术教学的原则,其特点和原则又确立了符合美术教学规律的方法,作为中学美术教师,只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实事求是,遵循中学美术教学的原则,灵活机动地选择最佳之教学方法,切实上好每一堂课,方能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欣赏教学艺术 [内容提要]: 《美术课程标准》提出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欣赏评述活动中来,激发他们的兴趣,产生从艺术形式上分析、探讨美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自发欣赏进入到自觉欣赏。那么在此过程中教师如何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欣赏评述多元化艺术,并从艺术中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建构一个多元化艺术观念,是课程标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 [关键词]:创新、教法 中学美术欣赏课在整个中学美术教学的位置极其重要,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欣赏教育,对他将来的艺术观点、艺术修养的形成,完美人格的健全有重要影响。 在中学美术课上,我们教师大部分采用传统的教学法,即“传递----接受式”。这是最常见的绘画欣赏教学类型,其特点是以教师讲解说明为中心,学生只需全神贯注的听,思考和记诵。其教学基本变式是叙述或描述画面----形式分析----解释意义----总体评价。此类型操作程序及要领是明晰的,只要吃透作品资料,在欣赏画题方面下功夫,具有良好的演讲能力,一般效果不会差。但我们是在认识论方面过分强调理性思考方法,在教育上过分强调传授方式,把学生看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这种欣赏课剥夺了学生自己体验和理解美术作品的权利,那就谈不上是欣赏,而是美术理论课,从而导致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受阻碍。 新的课程标准特别强调体验是艺术课程学习方式之一。因为体验意味学生积极参与到欣赏和评述活动中来,能够自主的对美术作品观察、理解、思考、分析,意味着学生们一起讨论、比较、操作、尝试甚至争论,一句话,强调体验,强调学生理解,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的学习逐步转向以自己已有知识和认识经验为基础,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本人在平时教学中,根据新教材的内容和学生心理特征,对美术欣赏课方法作了一定尝试,使学生积极地从多角度观察、思考、判断美术作品,充分尊重学生自身感受和体验,使之形成主动积极的学习观念。从而愉悦的获取知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问答型“引导、发现式” 这是一种学生在教师诱导下发现并解决问题为中心,以发展视觉感受能力,形象识别和理解能力为目的地教学类型。其特点既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强调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思考。如果学生在此过程中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教师可采用:设问、反问、诘问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贴近作品隐含的问题,这种类型有助于学生学会怎样欣赏作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例如:上七年级《劳动----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中,《纺织女》这课时,让学生先观察,接着提问学生,全画面可分为几个部分?前景妇女和后景妇女的衣着有什么不同?后景壁毯上表现了什么内容?你对作品中的人物心情有什么感受?前景纺织厂条件如何?从何处判断出来?在提问中,让学生个人思考和小组讨论相结合,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视线会扫过画面每一个角落,并认真收集知识,根据信息分析解释画中所给人物,景象的意味。许多同学能从画面穿着分析出前景纺织女工在马德里简陋的条件下劳动,后景则贵妇们欣赏由妇女织造出的壁毯,并指出两个场景,代表不同的阶级,隐含着对比,甚至有同学通过自己搜集资料知道壁毯表现的神话故事的内容, 整个是为前景纺织女陪衬这个故事而安排的。这样的回答欣赏教学,使欣赏者认真细致的面对作品,不仅充分调动视觉直感和想象力,而且也能从理性方面把握作者通过画面传递出来的信息。 二、讨论型“创境----领悟式” 这是充分显示了教师创意造境的能力,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性的欣赏教学。其特点强化了欣赏教学的赏悦性,教师应根据教学任务需要和欣赏对象的性质,采用多媒体教学,语言描绘,为学生创设一个生动的审美情景,教师可以出一些背景材料,学生畅谈感受和领悟,教师启发总结,使学生领悟所欣赏对象的深层意蕴。 1、创设正确的审美情境 对于初步具有美丑好坏判断力的学生来讲,要进入美的欣赏,首先要求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创设情境,使其摆脱日常意识状态。 例如:在欣赏七年级课本杜健作品《在激流中前进》时,播放乐曲《黄河船夫曲》,此时学生进入某种情景,自觉体验船工的艰辛, 产生审美意境。此曲和《在激流中前进》题材相同,作品表现情绪相同,《黄河船夫曲》声音浑厚,有气势,通过短促的喊号声和渐强的梯度节奏,表现了划船的动作,感受经过紧张的险滩战斗,船工们心里充满着愉快,希望与光明。《在激流中前进》色彩凝重,用笔粗放,运用衬托和对比手法表现船小、浪险、人艰,两件作品都表现了船工惊人力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学生积极的认同心理活动,由于理性参与了欣赏活动而推向深化,从而获得艺术作品内层意蕴的领悟和审美想象。 2、共鸣和理解 在审美体验中使学生的审美想象融入作品本身的情感中,使学生用整个心灵去关照、体味、理解,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例如:欣赏七年级油画《粮食》时,因学校地处农村,可带学生参观农民在田间劳动的场景,从农民挥动手中镰刀割稻、收稻、挑稻等一系列农忙收获的场景以及农民收获的情绪中获得初步审美情境,然后结合苏联的历史背景,让学生体验到作品创作于卫国战争之后,从而体现出苏联集体女庄员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崭新的生活面貌,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在日趋异新社会我国劳动人民对于收获的喜悦以及劳动人民耕作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美好的生活,爱惜粮食。 三、自由型“指导----自学式” 这种欣赏教学类型是个更高的要求,随着学生知识面的扩大,教师可让学生一开始就自主欣赏绘画作品,而且允许学生按自己的意愿对作品从美术语言角度、从历史背景角度、从美术家生平或创作心理角度进行观赏、分析和讨论。中学生由于性格、文化修养方面的差异会产生不同见解或不同评价。当学生在这方面倾向性不断增强的时候,就说明他们在审美趣味和价值方面有自己较稳定的“标准”,审美意识也逐渐形成。对于学生的见解,教师应尊重、保护,引导、鼓励学生以创新精神从多角度理解作品,发表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张。结论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的过程。在探究过程中开发学生求异思维和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例如:在欣赏梵高油画《播种者》时,教师可把它和米勒油画《播种者》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事先让学生分组查出梵高、米勒的生平,作者的代表作,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的艺术流派、风格。在课堂上,让学生自由把研究成果组合起来进行自由讨论、交流、比较,并让小组推选学生演示播种者,推选学生分别对梵高《播种者》和米勒《播种者》大胆进行评述,从而了解作品既相同又有区别:作品构图相似,描绘内容相似。米勒以伦勃朗灰暗的风格,用雕塑般单纯而简练形象概括表达耐人寻味的内容。梵高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品以明亮的黄色基调和灿烂的色彩表达画家内心强烈的情感,把油画的线条和色彩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共同参与过程中,产生思想交流和碰撞,加深对学生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综观新课程,在欣赏教学中,本人认为:美术教师只有准确的把握初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目标,积极探索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注重美术与其她学科特别是子门艺术学科内在联系的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了解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共性,并且激励学生研究美、探索美,善于结合艺术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从艺术史、艺术批判的角度,采用联系比较的方法和各种手段使学生对艺术家、艺术品、艺术现象有综合、立体的认识,才能逐步提高学生的视觉感受能力,掌握运用语言、文字和形体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的基本方法,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崇尚文明,珍惜优秀民族艺术与文化遗产的态度。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尝试教学法运用 摘要:新课程标准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习方式的改进和指导,明确“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尝试教学法”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概括出以“尝试”贯之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在中学美术教学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害词: 尝试教学中学美术教学主体尝试作用 中小学教育改革轰轰烈烈,但传统的“注入式”、“—言堂”仍普遍存在,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学生自学能力弱。创造能力低,这种情况在我们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在当前美术课教育中,也存在同样的弊端,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绘画爱好,束缚学生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开拓型人才。尝试教学理论,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自由探究,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具体操作是“从尝试入手,从练习开始”,采用灵活多样的尝试策略,为教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笔者认为美术课以练为主的学科特点非常适合运用“尝试教学法”,中学美术教学界有借鉴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必要,“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有利于推动美术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促进全体学生在素质教育中均得到同步发展和提高。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 “先试后导”是指让学生根据教学目的先自己进行尝试。教师根据学生的尝试情况再进行指导,强调先让学生试一试。以练习为主的美术课正适合充分运用尝试教学法,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先不讲绘画技法或制作方法,而是让学生自行观察范作先试着画或试着做,这样一开始就把学生推到了主体地位,而教师则退居”幕后”,对课堂实行监控,及时指导.及时矫正,发挥主导作用。“先学后教,以学为主:先练后讲,以练为主”,充分体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的精神,改变了教师主宰课堂的现状,实现了教师角色的换位。这正是当前实行创新教育所必须的。 二、“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 “先练后讲”是指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先练习,教师在学生练习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当前,许多学生在美术课上习惯于听教师讲解后才进行练习,根本谈不上动脑筋自学。而尝试教学法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尝试教学法,从问题开始,经自学自我解决间题,再经讨论才去听教师讲解,是有主体意识的学习。“先练后讲”的教学模式非常符合学生熟悉事物的一般规律,在其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非凡具有深刻性,它不仅使学生学会一些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在学会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把握思考方法,发展智力,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本领,达到叶圣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如笔者在《美术字》的教学中,就是鼓励学生一边看步骤图及课本中的美术字写法与步骤,一边进行练习,给于尽可能大的空间发展其自学能力当学生碰到了百思不解的难点时,教师再及时给予讲解,这样在学生学会写美术字的同时培养了自学能力。 三、“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先学后教”是指让学生先自学,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墓础上再进行全面系统的教授、尝试教学法冲破了“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的束缚,先让学生大胆去尝试运用绘画技法或进行手工制作。对于没有教过的绘画技法,看不懂的画面效果或脑中还未成形的制作方法,学生能够凭借已有旧知识大胆地尝试,通过自学相互相讨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尝试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新知和能力,注重培养他们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了创新精神和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美的能力。 在中学美术课中运用尝试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自主性、学生艺术思维能力的创造性等,着重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轻松,视学习为乐趣。尝试教学是察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模式,只要我们美术教育者不断摸索与实践,定能让这颗现代教学中的明珠放射出刺眼的光线!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的创新思维 [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美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美术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传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创造力是艺术的生命力小学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设计游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走出课堂让学生在生活中放飞想象的翅膀在联想中迸发创新的火花另外教师要结合小学美术特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设开放包容的情境以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 [关键词]美术教学;创新思维;小学美术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首先要了解创新思维的含义和特征创新思维是人们在创造作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形式创新思维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灵活性在解决问题时善于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提供多种解法第二精致性主要表现为对作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精致的效果第三流畅性主要表现为在学习与创作过程中能够比较快速地产生许多想法和念头第四新颖性主要表现为在学习与作品创作过程中能大胆尝试以求作品及创作方法新颖独特第五敏捷性主要表现为在创作过程中能快速地用各种策略解决出现的问题且效率较高美术学习中的创新思维更多地体现在学生的作品中而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与美术教学过程、美术教师的修养等因素息息相关 一、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教学方法 (一)设计游戏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爱玩是儿童的天性儿童都喜欢玩、喜欢动特别是游戏更能让他们在快乐的过程中得到感知并获取经验游戏也能较好地解决小学生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问题因此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游戏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游戏中来在游戏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笔者在教学湘版小学美术二年级上册«大嘴巴»时就是通过一个小游戏引入课题的:上课前笔者将事先做好的“大嘴巴”的教具分给几位学生请他们上台表演童话剧其余学生当观众参演的学生努力表演台下的学生看得入迷精彩的表演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参与兴趣表演结束后笔者不失时机地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让他们自导自演童话剧、课本剧并指导他们制作“大嘴巴”道具这样每一位学生都有参演的机会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他们认真地做道具、排练、表演他们的表演精彩极了不知不觉他们在游戏中学到了相关的美术知识游戏化的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个性化的审美情趣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要合理设计教学游戏让学生集中注意力保持课堂秩序的稳定 (二)走出课堂 在生活中放飞想象的翅膀艺术源于生活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教师要让学生在生活中放飞想象的翅膀这样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丰富的想象力正是创新思维的原动力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对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传统的美术教学方法是在教室中临摹现成的作品练习表现技法很少有教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生活中进行创作作品的临摹与技法的练习固然重要但它们不是美术教学的全部教师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才是美术学习的目的和动力因此笔者提倡教师应根据课程需要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让学生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去让他们亲近大自然在自然界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在现实生活中学习美术例如笔者在教学湘版四年级美术下册«春天来了»一课时让学生走出了教室在校园中寻找春天的气息感受春天在校园里学生用他们独特的眼光去找寻春天他们认为春天在草丛里、水池边、天空中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网络文化发展模式的探讨 [摘 要]近几年来,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迅猛,不仅成为文化产业的基本的形态,而且可以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探索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意义重大,为此本文对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探索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网络文化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与分析 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及产业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差别,与传统文化产业相比,网络文化产业有自己独特的产品生产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此外,区域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网络文化产业模式的多样性,参考和借鉴国际国内已有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有效整合区域内各种各样优势资源,研究适合于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笔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网络文化的发展模式。 一、在宏观层面,网络文化产业应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网络文化消费日益普及,广泛的社会需求为网络文化产业化提供了市场基础。事实上网络文化消费与现实文化消费异质同一,在基于网络环境的文化市场中,也会产生现实的商品交易和资金流动,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行为。网络文化市场中的信息流、资金流、交易流自由流动,构成了独特的网络市场环境,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成为网络文化市场繁荣的有利条件。市场经济对网络文化产品生产的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发展虽然降低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力,但网民所倡导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却通过产业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政府在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监管的同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加以引导。 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突显网络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努力寻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用市场机制引导网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在中观运行层面,应培育和完善网络文化的产业链 发达国家的网络文化产业拥有完整、绵长的产业链,从产业的架构上看,网络文化产业涉及制造、运营和服务三个层面 ,形成自下而上的产业链,有上游、中游、下游和周边产业的区分。上游产业主要是网络文化(包括软件)的设计、开发和制造:中、下游是指网络文化产品的接入、支撑和服务;周边产业是指以网络文化产品为核心延伸出来的产业(如网吧等),上述四个方面互动成一个动态的产业生态圈。由于网络文化的产业链很长,涉及面很广,各地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架构产业链,选择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环节切入网络文化产业,从资源的开发、加工整合、中介营销到创造知识产权各个方面进一步提高完善。目前以动漫产业园区为核心产业聚群正在形成,并已吸引大批动漫企业入驻,怎样构建动漫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及动漫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孵化、产品展示、信息交流、体验等中心仍需进一步探索。由于网络文化产业链涉及面较广,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上、中、下游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导致网络文化产品开发商、运营商、渠道商等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之间的脱节。因此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强产业链上各企业间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信息的有效畅通,从而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三、在微观操作层面,强调三点 首先,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是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网络文化产业是个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甚至蕴涵较强艺术特色的产业,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在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培养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是快出人才的途径之一。目前,大专院校都设立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将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高层次人才。此外,各地还可以大力引进国内外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其次,网络文化产业内容“本土化”运营模式。与国际和国内竞争者相比,我们最了解本地的用户,最了地方网络文化市场,因此,特色鲜明的本土化运营模式是增强地方网络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法宝,应给予高度重视。再次,建立以网民的网络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根据网民的文化需求,通过提供适合于网络消费者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如用X-PLUS杂志制作平台打造品牌网络杂志定期出版发行。如果网络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够像工业产品一样按特定的规格规模化生产,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降低成本,更好地满足网民文化消费需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网络文化产业有较快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数字显示,中国出版物版权引进势头趋缓,版权贸易逆差已有所缩小,从2003年1:15的输出与输入比下降为2004年的1:8.6。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在政府的关怀下,在服务商、网民的精心呵护和创造中,也正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电影业“盛况空前”,中国国产电影仍然被排除在西方主流市场之外。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增强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首先要开发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 为了促使网络文化产业流金淌银,快速崛起,不仅需要加速文化业向网络领域的拓展,而且还要加强网络文化产品的推陈出新,选择高效的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引导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进而提供优质网络信息服务,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实力。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正视网络文化发展 正向引导中职学生 摘要:中职学生的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学习压力轻,行为偏差较多,认知力和自控力不强,如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极易被迅猛发展的网络文化所困,从而直接影响其日后成长的质量。因此,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都应关注网络文化,共同努力,创建一个良好的、相对科学完善的网络社会文化环境。 关键词:网络文化中职学生影响措施 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网络文化迅速形成,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已经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左右着当代中职学生的成长。网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使他们开拓了视野,更新了观念,为中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娱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但事物有利必有弊,网络给学生带来了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网络上的内容拥有多元化和多样性,不同的民族观、价值观、宗教观、道德观强烈的撞击在一起,加上网络无序、虚拟、隐蔽的特性和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导致部分中职学生出现了思想混乱、道德感弱化、责任感下降、网络成瘾等问题。因此,加强网络文化建设,探索网络环境下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正视问题,正向引导,对促进中职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文化的积极影响 1.改善人际交往关系 网络文化为中职学生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通过网络可以实现与众多素不相识的人广泛交往,大大地丰富了人际交往的渠道。虚拟世界能够满足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愿望,相互之间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思想,有益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平等意识。所以网络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职学生的性情,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态变得平和,缩短了心理距离,特别在缓解心理压力,调节同学之间关系等方面,更显示出优越性。 2.拓展知识视野和思想空间 网络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的共享局面,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接 触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信息。鼠标一点就可以获取自己喜欢的各层次、各专业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极大提高了未成年学生的判断能力和现代意识,开阔了视野,促进了其思想观念的更新,为他们全面了解社会开辟了新的窗口。他们可以在网络上了解到书本上、课堂上所没有的新知识。网络文化的全球性与超越时空性,让中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人和事。 3.提高了综合素质 网络文化大大提高了中职学生的知识占有量,增强了其思维的多样性、灵活性。全方位多角度地接触网络文化,有助于知识的及时补充与更新,可以改变以往接受知识的滞后现象。网络实现了人类文化的互补。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载体,更为文化和思想交流提供了“阵地”,网络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刺激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出他们创新意识和探求新知的浓厚兴趣,为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及机遇。 二、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 1.价值观取向多元化 网络的多元化,对中职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化的冲突、各种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价值选择更加困惑。学生在接受时会感到目不暇接,有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囫囵吞枣,有时甚至饮鸩止渴,最终导致丧失是非、美丑的判断标准与判断能力。较大地影响了学校德育育人的环境,使青少年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面临很多新的困难。 2.人际交往的亲和感下降 网络提供给我们新的情感沟通方式,而中职学生恰恰容易在这种交往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甚至感受到自身价值和终极关怀,从而陷入“网”中,产生虚拟的依赖感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一旦出现网络交往的失败,往往容易对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产生怀疑、敌意甚至悲观的态度。因此,长期通过计算机做媒介与人交往,容易导致无视幸福存在、精神麻木和道德冷漠的现象。 3.道德意识呈现弱化趋势 网络文化可以使学生以虚拟身份在网上选择信息,参与活动,发表言论。网上行为空间的自由度大于现实社会的自由度,网络中暗藏的大量不健康信息和网络相关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够有力,技术支撑不强,这些情况极易导致少数中职学生道德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下降,使道德失范现象严重。这些孩子往往认为观念“越新、越奇、越异”就越好,对谈论理想、信念以及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等观念毫无兴趣,甚至认为是“不识时务”。久而久之,这些人的道德品质不但会失去“本”,而且会丢掉“根”。 三、应对网络文化消极影响的措施 网络使得青少年与世界联系更加广泛,网络文化对正在成长的中职学生来说,其影响力正处于初期,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教育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网络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1.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充分认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通过网络上的非强制性的,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方法,将其渗透在校园文化的各项活动中,达到教育目的。让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学会鉴别,学会选择。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校园网络,校园网为学校德育工作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健全校园网,高度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有利于中职学生在网络时代健康成长。 2.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提高中职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认知能力,减少网络不道德行为,特别要发展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自律能力。随着网络文化不断渗透,学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把网络道德教育作为日常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网络道德知识,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健全学生网络道德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的网络社会,都需要法律和道德来规范。 3.引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利用网络文化 职业学校应该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利用网络优势来推动素质教育,让学生明确网络真实价值所在,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在资源共享中获得自我教育。网络资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学生在丰富的网络文化面前往往会不知所措、盲目浏览,浪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学校应该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积极寻找各种有利的网络资源,自觉浏览那些文化层次较高的网站,为自身的成长发展服务。 网络文化对中职学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既要有超前意识,更要有现实的态度及科学的方法。网络文化十全十美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法规建设和网络伦理教育,提高中职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和网络行为自律意识,推动网络文明建设,发展健康向上、科学、大众的网络文化;另一方面要切实结合青少年学生的实际,建立信息更多,质量更高的中文信息网,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要加强校园网的建设,树立科学网络文化导向,加强网络管理,规范学生网络行为,使学生在"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中汲取“营养”。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用先进理念引领网络文化发展 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惊人,“网络化生存”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所具有的影响力,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政府组织的运行,影响着执政思维与执政方式,这是我们思想文化和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阵地。高层领导对网络舆情非常关注。2008年6月,总书记前往人民网,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今年2月28日,温总理在两会前夕走进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实际行动,给我们适应时代特点、引领网络文化做出了榜样。 但是,我们还有些同志对网络媒体、网络舆情存在着误读和不适应现象。比如:其一,片面理解网络,缺乏相应工作机制。毋庸讳言,现在还有相当~部分人不会或不屑于使用网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网络存在偏见,不愿意接受来自“虚拟世界”的声音,认为网络世界是虚拟世界,网络民意也是虚拟的,不用理会,因而消极对待,对网络舆情置若罔闻,反应缓慢。有关方面也没有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引导、应对、应用的工作机制。据报道,《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推出了“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你们那儿通了吗”的网络调查,7天共有7111人次参与调查,96.8%网友认为政府社情民意不顺畅,而反馈不及时、遭遇推诿塞责、沟通渠道形同虚设,是网友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一边是高达近100%的政府网站普及率,一边是96.8%的网友认为社情民意通道不畅通,这说明包括政府网站在内的社情民意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其二,被网络舆论牵制,丧失舆论主动权。一方面认为,网民的言论只是片言只语,觉得无所谓。有的充满猜测、谩骂、荒诞低俗、比较偏激的言论,与其看到和听到不那么“顺眼”、“顺耳”的“坏话”、“恶言”,不如不看不听,“眼不见为净”。另一方面,不清楚在网上发言的群体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可能会误导社会,我们就会丧失舆论主动权i意识不到,在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谁就能掌握舆论导向的主动权。 其三,跟不上业态发展的速度,疲于应付。一方面不了解网络媒体的“对话”方式和业态发展,对其应用和管理,赶不上网络媒体的发展变化,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另一方面不懂得如何过滤失真信息,主动预防。遇到突发事件,一味删帖,一味封堵信息,降低了新兴媒体的影响力,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针对上述问题和倾向,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应着重抓好这样几项工作: 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建设。加强对重点新闻网站的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利用传统新闻媒体人才和技术的优势,整合网络资源,实现新闻网站之间、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增强新闻网站的地方特色和互动功能,做强主流网站,吸引更多网民。建立政府网上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切实增强重点新闻网站的公信力、影响力。 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互联网产业突飞猛进,但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互联网管理多头运行、责任不明,亟需创新,制定适应地区网络发展与管理的制度。应建立网络阅评制度,定期对重点网站开展阅评,通过对网站舆论导向、编辑技巧、网页质量等点评,改进网站报道质量,把握正确舆论导向;逐步实行论坛版主实名制,重点版块发贴先审后发;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制度,收集研判涉及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网上舆情,并及时处置:落实有害信息处置制度,各部门通力加强信息沟通,规范查处流程,发挥整体效能,及时封堵删除各类有害信息,净化网络环境。 加强行业自律、坚持文明办网。互联网业务经营者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加强自律,文明办网。互联网协会制定文明上网公约,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开展绿色上网活动,倡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开展文明网站、文明频道、文明版主等网络文明创建活动,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阵地。 加强人才引进和队伍建设。人才和队伍是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重要保障。加强网络舆论引导,需要既懂技术、更懂新闻传播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目前网管队伍中懂技术的多、知新闻的少,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无法很好地预防。一方面,应多渠道引进既懂技术又懂新闻传播的复合型人才,优化现有人员结构;另一方面,应对现有技术人员加强新闻业务知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增知扩容,提高职业敏感性,打造强有力的网络舆论引导队伍。 制定网络舆论应急预案,实行分级制管理。与各大网络加强沟通联系,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建立网络舆论应急预案制度,及时、准确有关信息,澄清事实,解疑释惑,主动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社会稳定,最大程度地避免、缩小和消除突发网络舆论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按网络舆论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可将其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和一般(IV级)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一旦遇到突发网络舆论事件,及时启用对应级别预案,积极稳妥处置好。事件处置后,转入正常管理。 浅谈网络文化发展模式:以网络文化发展促文化强国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国已成为一个有五亿网民的网络大国,互联网不仅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而且作为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一种新兴的文化――网络文化也随之而兴起,渗透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并强调“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这不仅为网络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深刻阐述了网络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网络文化,提升先进文化的传播力 网络文化既是种精神文化又是种物质文化,是建立在现代传播技术基础上的新型文化,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大众性,在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书记在视察人民网时曾提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网络传播具有时效性、海量性和时空压缩性等特点,在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是现代传播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代表着现代传播事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这些优势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民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深入持久地开展网络文明建设,大兴网络文明之风,在网上大力倡导和谐文化、诚信文化、廉政文化,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抵制网上黄赌毒等不良文化;在网上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发挥网络文化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发展网络文化,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力 网络文化是种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体的多媒体的文化形态,因其大众性、参与性、娱乐性而深受广大网民的欢迎,人们不但能上网读书、看报、听音乐、看电视,还能聊天、交友、从事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网络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文化消费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方式。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也是网络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力。 要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制作适合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传播的精品佳作;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批有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培育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有社会责任感的网络内容提供商;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既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学习借鉴国外文化创新的有益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增强网络文化产品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还要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的业务,扩大网络文化的消费市场。 发展网络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 互联网是种极具个性化的传播工具,特别是随着博客、播客、微博的出现和普及,使网络文化更具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特征。网络传播的交互性使置身于网上的每个网民都可能成为家出版社、一家广播电台、一家电视台,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创造者、传播者;网络传播的虚拟性能大大节省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的成本,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使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自由的发挥,使人的潜质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网络传播为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提供了广阔而现实的空间,我们要加快互联网的普及,大力缩小地区、城乡之问的数字鸿沟,让更多的群众参与网络文化的建设;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鼓励网民创作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要积极发展新的网络文化样式,在网上开展各种网民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发展网络文化,增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互联网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这决定了从网络文化诞生之日起就与网络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中,网络文化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广告、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并已成为文化产业中最有活力的新军。 据对北京市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分析,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的收入占文化创意产业总收入的37.6%,远远高于新闻出版的8%和广告会展的11.7%。不仅如此,网络文化产业还加快了向传统文化产业的渗透,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艺演出的技术改造、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推动文化产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移。 从更高的层面看,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网络文化产业不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对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要把发展网络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重点扶持批科技含量高、竞争力强的网络文化企业,建设批特色鲜明、创新性强的网络文化产业基地,打造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网络文化品牌,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的示范、引领、集聚作用,提高网络文化产业对文化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发展网络文化,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 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网络大国,但不是网络强国,不仅表现在互联网的普及率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也表现在信息输出输入流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所造成的势能,为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提供了条件,他们在输出信息的同时,也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文化,企图把西方文化渗透进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识当中。 在网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新形势下,网络文化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不仅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关系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发展网络文化,不仅要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还要采取走出去的策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在网上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话,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借鉴;要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网络文化企业,支持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还要抵制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入侵,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让网络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乡村振兴战略篇1 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旧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城市建设在不断迈进,而农村则没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对于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值得研究的一项课题。 1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开展乡村战略的可行性 首先,为乡村战略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高校思想政治课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并且贯彻国家的政策方针,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充分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和历史性,从而为学生奠定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这些学生正式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为乡村振兴培养思想高尚,立场坚定的高素质人才,高校思想政治课以培养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从而构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树立为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价值观。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需要这种具有高尚人生观、世界观的人才。 2依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 2.1培养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操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帮扶农村振兴的高尚情操,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时,可以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学习每一阶段不同指导思想的来历,通过再现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让学生树立深刻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国努力的动力,从而为振兴乡村奠定思想基础。 2.2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 村委会在乡村振兴这项工作中中发挥着领导人的作用,也是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基层组织,积极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有利于了解农村的现状及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为乡村振兴培养政工人才,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振兴乡村。 2.3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学生和相比其他学生,更了解农村,更具有改变农村面貌的动力,因此,在农村大学生中培养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有利于大学生更好的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4培育具有乡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的精神作用,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培育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可以利用高校思想政治开展有农村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培育学生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高尚品格。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的历史出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村开始,长久以来,我国的农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保障,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这些都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因此,我们现阶段应该反哺农村,支持农村的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其次,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一致,纵观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水平不断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多,素质低,技术落后造成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乡村振兴,我国提出了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大学生作为建设祖国、促进祖国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渗透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乡村振兴战略只有被这些充满热血、饱含奋斗激情的学生深刻地理解并接受后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很好的完成。 4结束语 振兴乡村建设对于优化我国经济结构,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才,贯彻国家政策方针的思想阵地,必须立足课堂从我国的历史出发,培养大学生帮扶农村的高尚情操,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加强与农村委员会的交流,促进乡村发展。 作者:田双双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篇2 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教育、经济、文化等相对落后,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更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乡村振兴实践内容广泛,层次丰富,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任务重大,所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共同推进。高校思政教育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宣传践行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校思政教育自身鲜明的特点使其能够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独特的功能,高校思政教育应该在助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立足课堂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只有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才能得到切实的拥护,才能有较好的实施环境。思政课堂是创造这一环境的理想阵地,要充分利用思政课堂深入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和意义。第一,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历程[1],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2]等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农村的落后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了城市化,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使西方国家发生革命性突破。我国是一个依赖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国家。思想上的小农经济观念和农业生活方式的惯性作用加之当时的动荡时局,使我们没能搭上工业文明的顺风车。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国家政策,农业为当时的国家的生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城市在这种历史原因的作用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当前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使得工业反哺农业非常重要。第二,从中国共产党人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的政治目标、均衡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3]等方面阐述振兴农村战略的政治逻辑。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不协调的二元结构社会,使城市的发展机会高于农村发展的机会,直到今天,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结构的组合仍然是二元的,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差距,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第三,从中国挖掘自身发展潜力,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国民整体素养等论述振兴农村战略的现实逻辑。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较快,但是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问题仍然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通过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和建设历程,论述振兴农村战略色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现实逻辑,让高校学生成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和拥护者、倡导者、支持者。 二、培育农村发展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 农村基层的政工人才是农村振兴战略的直接实施者,优秀农村政工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与振兴农村战略实施效率直接相关。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各种群众关系更为复杂[3]。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政治素养高的优秀青年人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去,以青年人特有的青春与激情,良好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知识投入到乡村振兴的政治工作中去。开展思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政工作者自身的素质非常关键,思政工作者自身的建设至关重要,高校要切实担负起培养马克思主义政工人才的任务。高校的思政教育,要培养高校大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去剖析各种社会问题,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素养。要以扎实当代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为基础,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情怀感染或熏陶高校学生,在高校学生心中种下为农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种子。高校思政教育应鼓励学生投身到中国的农村建设中去,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一线就业或创业。 三、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情怀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生力军,大学毕业生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4]。乡村振兴战略能得到大学生广大群体帮扶,其实施就具有了强劲的动力。要使这种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就需要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情怀,激发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热情。要让当代大学生充分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最终目标等。通过剖析乡村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使乡村发展滞后,要认识到乡村对先进知识的渴求,对先进技术的渴望,乡村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乡村发展的短板瓶颈,乡村落后的现状等,同时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让学生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有自发帮扶乡村发展的愿望,有自发地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从多种渠道帮扶乡村的发展,必定会给乡村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提高乡村振兴的速度和质量。从历史角度激发大学生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情怀。中国的乡村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井冈山,中国革命的火种逐渐以燎原之势散播开来;在延安,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在东北的崇山峻岭,中国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和农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战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绝大部分为农民子弟,农村人民的牺牲和奉献,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农村的发展相对落后,农村需要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当代大学生应该以饱满的热情、真诚的态度、创新务实的精神支持农村的发展。 四、引导和培养农村大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宣传者 乡村振兴战略,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是提升乡村的精神风貌。因乡村发展的历史因素、发展惯性、乡村文化传统等原因使局部残留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等在乡村地区相对更为突出。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使农村人对于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农村大学生在乡村人眼中是知识分子,是社会栋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大学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政治素养扩大这种影响力和说服力,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针对农村建设的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政教育要引导农村大学生积极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者。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修养,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多方面系统的培训,让大学生成为乡村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最靓丽的风景,从而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 五、积极开展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充分发挥农村马克思主义特色政治文化作用 农村村委会是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农村村委会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绩效。高校思政工作者和教育者积极与农村村委会交流,通过座谈、宣讲、走访、实地指导等形式推进农村村委会的工作。通过与农村村委会的交流,详细了解当前广大农村居民的状态,了解他们的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更好地针对实际状况制定出适合的工作形式。同时,针对农村居民群体的群体性特征,根据他们的实际学习和接收能力,制定更加适合的形式和内容,这就对高校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政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通过乡村宣讲的形式深入农村,锻炼自身能力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高校思政工作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视野、更为广泛的信息来源,及时输送乡村发展的有益信息,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 六、积极开展新时代背景下培育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研究新时代孕育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针对乡村文化的现状、乡村文化的特点、现存文化发展的困难等开展科学研究,探索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让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通过乡村文化的研究,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提出助推乡村发展的对策,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引导乡村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发展。 作者:张瑞瑞 韩东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区域产业生态发展湖北工业大学 协同创新中心 乡村振兴战略篇3 一、通过课堂向高校学生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政治、现实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只有被广泛的认可与接受才能获得切实的拥护,建立良好的实施环境,而通过高校思政课堂这一阵地去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缘由与意义正是创造这一理想条件的有效途径。首先,我国受小农经济观念、农村生活方式的惯性与动荡的时局影响,错过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契机,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农村为工业发展输血的时代,当时农村为国家、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原材料与生产、生活必需品,城市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目前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也提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性。其次,由于历史因素我国形成了城乡之间具有不协调性的二元结构社会,城市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机会远高于农村,行至今日,城乡人口的比例、工农产业的结构仍然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化,农村劳动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仍有较大差距,这样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稳定。最后,尽管我国的城市与城市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村与农业的落后问题依旧对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产生了较大的滞缓作用。通过上述三点的论述,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对振兴农村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产生深刻的认知,从而将其转化为振兴农村战略的认同者、倡导者、践行者与宣传者。 二、树立高校学生帮扶乡村发展的高尚节操 大学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劲动力,这是因为掌握着前沿科学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有生力量。如果要将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在帮扶农村中发光发热则需要充分激发大学生群体扶弱济困的高尚节操。首先,高校思政教育应让当代大学生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最终目标,在此基础上剖析乡村的现状与解决策略,要让其认识到因二元结构带来的乡村发展落后现状以及乡村对先进知识、技术的渴求,同时还要让其深刻感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背景下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此外,还可从历史的角度激发大学生振兴乡村的情怀,例如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延安将中国革命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是井冈山将中国革命的火种燎原散播;是众多农村子弟为抗日战争冒着风险和作出巨大牺牲才让中华民族得以战胜外敌,中国乡村是中国振兴崛起的摇篮。因此,我们要反哺乡村,为其发展与未来的建设谋取更大的福利。通过让学生理解上述社会现状及思想文化可以激发其帮扶乡村发展的自发意愿,为大学生帮扶乡村发展创建更多的机遇,以此来提升乡村振兴的速度与质量。 三、培养与引导农村高校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受历史因素、传统文化以及发展惯性的影响,乡村文化中还残存了部分本位主义、小山头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升乡村精神风貌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人对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尊重感,所以农村大学生在其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与说服力。对此,高校思政教育要着重培养农村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让大学生积极主动的成为该理念的倡导者与宣传者。大学生则应加强针对农村建设和各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素养与专业知识来扩大对乡村的影响力,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为构建乡村新时代所需的精神风貌添砖加瓦。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为建设强国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深刻长远的意义。因此,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进展,通过高校思政教育培养农村大学生是一个必然的手段。为此,思政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来探索出不同乡村地区的文化发展之路,针对乡村文化的特点、现状、现存问题制定发展策略,从而为培养农村大学生人才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资料,从而避免乡村发展走弯路、走错路,让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邵晨曦.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和实施路径[J].现代化农业,2018(10):49-50. [2]李明.职业教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支撑研究[J].现代商业,2018(16):160-161. [3]文丰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之理性审视[J].重庆社会科学,2018(04):16-24. 作者:俞茜 邓丽娟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理论分析论文:理论分析与中国选择讨论 基于改革的市场取向,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可以被极为简练地概括为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多表现出的是市场力量的不断加强和政府干预的适当淡出。然而,对于银行等金融部门而言,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却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从国际社会来看,也存在着这一看似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伴随金融全球化、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国际金融业也正在向强化监管复归,强化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同步发展。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行监管的基本逻辑依据是什么,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基本意图与动机是什么?归根结底,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能正确解决怎样进行监管的问题。也即监管目标的定位是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监管目标明确定义,并且准确无误地将实现监管目标的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监管才有可能有效进行”(Goodhart,1998),才可以围绕这一目标而有针对性地对具体监管内容、对象、方式、技术、方法、手段以及监管组织形式进行选择取舍,才可能确保监管效率甚至整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提高。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 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 ,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 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2、银行监管的目标体系代表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基本共识,反映了我国银行监管与国际接轨的积极开放姿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作为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而言,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金融风险和银行业国际竞争的挑战,不可能也不允许置身事外。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目前国内规则已在逐步放宽,而国际监管规则却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必须积极推进银行监管的国际化,研究评估国际监管的先进经验,积极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银行监管理念与技术,在监管中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惯例,提高监管政策有效性和本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上看,英国、韩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基本都具有与此相同的监管目标体系;美国、日本、德国等基本都明确地将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银行监管的首要目标。因此,我国确定这一银行监管目标,反映了我国监管目标甚至整个监管体制、监管法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反映了我国在开放的格局中建设一个适合国情的、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的积极姿态,体现了为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监管保障的客观要求。 3、银行监管的目标定位反映了规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方向的必然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在于其股权所有者、债权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之间恰当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安排。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更是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的债权人结构,债权人自发的外部监管往往较弱,需要政府为此提供专业性的外部监管,以保证各方权力的均衡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残缺、内控体系薄弱等问题相当严重,从而导致大股东、经营人员侵犯存款人利益问题屡见不鲜。如某些地方政府借股东身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经营,强迫商业银行向一些质量与效益无保证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提供贷款,导致贷款由于无法及时收回而造成资金损失。再如银行经营人员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威胁着广大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因此,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的确立,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把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从业的最高目标,并以此规范经营行为和经营方向。当利润最大化或效应最大化与保护存款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牺牲存款人利益换取利润或效应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稳健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中国的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分析 从学说史角度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因阐述系统、分析精辟而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前者被视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①、乃至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发源地②,后者的相关论述则被国内外学者广为引用。因而,对这两个文本的解读自然就成为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在这方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当代阐释》颇具代表性。不过,诚如日本学者伊藤诚所说,探讨新时代对世界的认识时,《共产党宣言》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应当重视《资本论》对相关论述的深化。③在这个意义上,梳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下简称《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或全球化思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着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着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 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 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马克思的批判表明,由于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概念中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外化、现实化。斯密、李嘉图推崇的所谓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实质上就是资本的自由,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消除障碍、提供保护。但资本是一个矛盾体,它试图打破任何界限,无限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种种界限。因此,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而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主体力量则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彻底批判立场,不仅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区别开来,而且也标明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下种种全球化理论根本差异。其次,应当结合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确定《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位。不可否认,国内学者先后提出了“深化和发展说”“、发展的转折点说”“、潜在整体说”等观点。这些概括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还不足以彰显《资本论 》在世界历史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笔者以为,《资本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推进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性的,是马克思这一理论发展的制高点和科学形态。(1)根据列宁的研究,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时“暂时还只是个假设”,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特别是“自《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轨迹自然也不能例外。(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预备性研究成果,马克思称其为“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对此论断,研究世界历史理论时必须给以高度重视。(3)从马克思思想演进来看,揭示资本世界历史性的生存逻辑及其限度,离不开对世界历史的“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对此虽有分析,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资本逻辑的科学认知是在《资本论》中达成的。(4)《资本论》对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批判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马克思以“资本再生产”为着力点对世界历史进行总体批判,形成了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以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限度为核心内容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再现了资本从历史生成、本性绽放到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包括:关于资本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关于资本再生产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的世界市场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关于“物役性”关系下世界历史性个人的悖论式发展与“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的理论、关于资本的极限与“自觉”的世界历史的形成的理论等等。最后,应当结合资本全球化当展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发展、新问题的研究和批判。 主要表现有(1)对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新概括,如帝国主义论、晚期资本主义论等,对不同阶段出现的国家垄断、不发达问题等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2)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多维批判,代表性的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等。(3)借鉴《资本论》思想研究全球化趋势。沃勒斯坦着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受益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剩余价值论等思想。鉴于此,国内学界应当站在时展的高度,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资本批判视域,直面当代全球化及其问题,提出具有的启发性的理论观点。譬如,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单质化(美国化或西方化)?资本再生产批判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如何基于《资本论》视域评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如何看待“消费社会”理论与消费主义批判?如何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审视金融风暴?如何立足于资本世界历史极限理论评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等。通过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深化、而且能够发展马克思开创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使其焕发崭新的时代价值 理论分析论文: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不同视角的分析 摘 要 商业银行营销活动是商业银行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之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银行必须对其营销活动进行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五个方面对营销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商业银行营销中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营销 金融创新 随着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银行间的竞争逐步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世界大型跨国银行的进入,我国的商业银行面对的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在新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日渐活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各商业银行纷纷结合自身优势,革新和提升营销理念,推进CI 建设,重塑公众形象,营销层次迅速提升,国内银行业开始迈入了营销时代,而经济活动又是基于经济理论的指导。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争夺客户的重要手段-营销,必须不断进行创新。商业银行营销理论主要涉及金融营销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客户经理制度。 1 金融营销理论 金融营销或商业银行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支。相对于其它行业,金融行业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比较晚。这和商业银行的政策管制和金融业的产业结构相关。因为在以前,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受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只能被动提供国家规定的产品,商业银行分工非常明确,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的客户是广大农村。而现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原来的市场划分已经不存在,如何争取更多的客户是商业银行工作的重点。 事实上,金融营销是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的移植,同时根据金融行业的特点进行理论行业化。金融营销是商业银行运用一定的公关技术(关系营销),通过服务手段(服务营销),有目的、有选择地筹措资金,开展信用往来,实现资金增值。其过程包括营销体制的构造,营销机制的确立,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信息的收集,营销方案的决策,营销策略的谋划、营销预算的实施和营销绩效的评价。 金融营销理论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由服务营销理论、关系营销理论和网络营销理论三大理论组成。商业银行营销的设计就是三者的整合运用。 2 金融创新理论 对于金融创新的表述比较复杂。商业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产业,其创新只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创新。由于各国对银行管制的差异,所以,对银行创新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和厉以宁借鉴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的概念,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创新组合,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进行的市场改革。其涵盖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方式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美国的银行词典把金融创新定义为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作为资金供求中介作用的削弱或改变。其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技术创新;风险转移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和产生股权的创新。创新理论主要分为以下学派: 2.1 西尔伯的约束诱致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W.西尔伯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利润最大化,减轻外部对其压制而产生的自卫行动。商业银行通过创新来规避约束。约束来自于外部的政府约束和内部的自身约束。为了规避约束,银行从机会成本和金融机构的影子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中进行最大限度的金融创新。微观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行为的逻辑是与约束相对应的影子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持续上升导致金融创新。西尔伯认为美国60%的金融创新可以用该理论解释。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其观点是片面的,不能解释基于市场变化和经济环境变化的金融创新活动。 2.2 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主张从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认为金融创新是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金融创新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制度学派认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才会存在。即政府的管制本身就是金融制度领域的创新。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管制妨碍金融活动时,银行会试图进行金融创新来规避管制。 2.3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金融创新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一切经济活动领域,金融自然也不例外。希克斯和尼汉斯1976年提出的金融创新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决定了基于金融创新的产品服务创新是否具有实际价值;金融创新实质是技术进步导致交易成本下降的反映。希克斯认为交易成本和货币需求与金融创新的逻辑关系是:交易成本是作用于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求会产生对不同类型金融工具的要求,交易成本的高低使微观主体对需求的预期发生变化。交易成本的降低使货币向更为高级的形式演变和发展,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金融创新的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该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寻求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过程。 我国的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的特点是国家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有限的创新。由于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作为金融创新的主体的商业银行的创新产品是非常有限的。同时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商业银行产品或服务的同质化,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基于自己资源优势的创新产品或服务,通过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创建竞争优势。 3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逆向选择”开始,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t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并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以及“委托———”理论等基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是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 信息不对称性的概念来自信息经济学,是指交易双方不能同等地具备或掌握做出实现交易决策所需的全部必要的信息,而是处于信息在主体间的不对称分布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的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是不对称,从而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营销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难以避免的。在商业银行营销中,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商业银行方面,由于客户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 ,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基本的存贷款业务,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必要的了解,同时由于商业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不同商业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过多,作为客户没有时间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扩大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度,针对目标客户开展营销是商业银行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必要手段。同时,作为客户而言,由于潜在客户数量比较多,如何更多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目的,通过商业银行营销,促进彼此间了解,更大程度降低客户与商业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根据现代营销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营销的过程实际上不断了解客户需求和市场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改进现有产品服务的过程。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营销过程就是商业银行客户间信息交流的过程。信息交流是降低彼此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营销只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是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可以忍受成本最大的消除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营销的原则。同时信息不对称的与信用密切相关。现在通行的信用评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规范化设计。 4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银行营销 Michael E.Porter(1985)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Jef?鄄fereyF.Rayport和JohnJ.Sviokla(1995)提出了“虚拟价值链”(Virtual Value Chain)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进行竞争,一个是管理人员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资源世界,称之为“市场场所”(Market Place);另一个则是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的出现导致电子商务这样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场所,他们将这一新的信息世界称之为“市场空间”(Market space)。它们通过不同的价值链开展价值创造活动,前者通过“有形价值链”(Practical Value Chain),即采购、生产与销售,后者通过“虚拟价值链”,即信息的收集、组织、筛选与分配。两条价值链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前者是由一系列线形连续的活动构成,后者则是非线形的,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 利用价值链对商业银行营销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所谓“业务流程”,是指“为特定顾客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在商业银行营销过程中,一个业务流程就是以一组以顾客为中心的从开始到结束的连续活动。顾客可以是外部的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户,也可以是业务流程内部的产品的使用者。业务流程重组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即通过降低顾客成本,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价值链理论中的顾客价值相一致。事实上,整个价值链就是一个创造的价值工作流程,在这一总流程基础上,可把商业银行具体的活动细分为生产指挥流程、计划决策流程、营销流程、信息搜集与控制流程、资金筹措流程等。其中有些流程是特别重要的,决定和影响着形成商业银行独特性或竞争力的因素,称之为“基本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其他业务流程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经营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的,称之为“辅助业务流程”,对应于价值链中的辅助活动。业务流程重组,就是通过重新审视商业银行的价值链,从功能成本的比较分析中,确定商业银行在那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顾客满意为出发点进行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改造原有流程的路径、工作环节和步骤划分,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最优化。 5 基于关系的客户经理制度 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综合服务体系的主体,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经理为先导,以所有业务操作柜员化为保障,以后台支持系统和全过程风险监控为依托,为客户提供集成式、全方位服务的服务体系,其核心是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营销代表,他能够熟练掌握并组合运用商业银行产品,积极拓展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多功能、多层次金融服务,是积极发掘、采集、评估并满足客户需求的客户服务业务主办,是商业银行与客户沟通的桥梁,客户通过商业银行客户经理就能得到全部的金融服务。客户经理的基本职能是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双方创造商机,把握商机,商业银行与客户是一对利益共同体,为客户负责,同时也是最大的为商业银行负责;第二是要巩固银企关系,维持和发展与客户的良好关系,同时不停地发掘优良客户资源;第三是管理客户,掌握客户的所有信息,建立客户档案,不断地进行评价,从而提出商业银行对策;第四是服务客户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要开发客户的需求;第五是控制风险,当客户情况变化,对商业银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调整商业银行策略,规避风险;第六是促进创新,因为客户经理不停地在客户那里进行需求的开发、挖掘,对商业银行的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总的来讲,客户经理要对商业银行、客户双方负责,而且是把这两种职责相统一、相结合、既负责采购又要负责营销,既要拓展市场,又要控制风险,这就对客户经理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理论分析论文: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摘 要 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目前已经成为重要问题,不但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存环境。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的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实行环境税。虽然我国在环境税方面的立法非常薄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实行环境税是势在必行的,本文就针对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与环境税经济效应进行浅显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环境税 理论基础 经济效应 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为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进行严重的破坏,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行环境税是通过税收手段来保护环境,改善我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以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资源作为代价的,严重破坏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了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我国出台了环境税,对耗能高,污染高的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行为进行重点监控。所以,我国出台环境税是非常必要的。 一、环境税及其理论基础 环境税也被称为生态税和绿色税,是20世纪末在国际税收学界兴起的新概念。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并且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在一些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以及垃圾税等。在我国征收环境税主要是更好的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于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其开发和利用资源的程度或者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费用。我国环境税的种类主要分以污染物排出量标准的直接课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以及环境减免税。其中以污染物排出量为标准的直接课税主要是排污税,通过征收排污税能够有效的降低征税成本,更好的控制污染,能够较好的保护环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主要是适当的改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环境减免税主要是政府对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和个人保护环境,控制环境污染。 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庇古税。庇古税是由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庇古税主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范畴,庇古税是根据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确定纳税义务,因此,庇古税可以作为一种从量税。对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是按照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的均衡点确定的。按照庇古的理论,经济活动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是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政府应该通过征税的手段或者补贴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从而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达到一致,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庇古的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被称为庇古税方案。庇古税可以通过对污染产品进行征税的方式,使污染环境的外在成本尽可能的转化成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由此可以使经济当事人的边际净收益得到有效的降低,进而控制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由于庇古税的提出,政府对生产污染产品的私人征收污染税,能够有效的减少私人生产污染产品的产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虽然,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主要是通过税收形式控制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从而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所以,庇古税是可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环境污染达到最优水平。由此可见,庇古税的外部性理论就是环境税的理论基础。 环境税的设立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市场提供一些其不能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但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讲,私人的最优选择往往与社会利益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相互背离。因此,仅仅通过市场的作用来保护生产环境是不可能,无法做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征收环境税,运用税收收入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必然会带来相关的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环境税收的价格效应 随着环境税的出台,国家在征收环境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并且在商品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环境税,如果需求弹性不断变大,那么生产者的所承担的税收就会增大,消费者所承担的税额就会减少。如果征收的是直接环境税,就会对生产者治理环境污染的刺激性作用就会增强,国家在获取税收的同时还能取得不错的环境效益。如果征收的间接环境税,生产者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重视生产无污染产品,尽可能不生产污染产品,从而非常有利于改善或者减少生产者对环境的污染。 (二)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 环境税收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环境税收影响生产者的生产量。通过分析供求均衡,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价格的影响,从中也可体现出环境税收对也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生产量。环境税的产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减少生产者的生产量,控制环境污染的排放量,能够达到控制生产者滥用资源,有效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运用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合理的设计税率,能够使生产者重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改变经营策略,控制生产量,有效的治理污染,进而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 环境税收的替代效应主要分为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和环境税收的消费替代效应。首先,环境税收的生产替代效应主要是指环境税收对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就会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下降,产品的生产总量就会下降,导致生产者的经济利润下降,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必然会调整产品结构,寻求替代品,生产无污染产品,朝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面发展。其次,环境征收的消费替代效应主要是国家在征收环境税过程中影响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环境税收的课征会导致相关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在经济水平不变的条件,就会减少对课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对非税消费品的购买量就会明显增多,从而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消费替代效应。由于消费替代效应的产生,就会使得高污染的消费品的购买数量下降,生产者也会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减少对高污染消费品的生产,那么污染物的排放量就会降低,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结: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了更好的保护生态环境,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环境税,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控制环境污染程度,达到环境保护目的。所以,采用征收环境税来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措施。 理论分析论文:信访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对信访制度进行必要的反思和重新构建。本文首先评述了我国信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学界观点,以阐述信访制度的基本法理为基础,重点揭示信访的概念、调整范围、信访人的权利、信访机关的权力以及信访的功能,进而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三种模式:集中统一模式、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以及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 [关键词] 信访,制度,权利,权力,模式 一、信访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必要性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是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我国目前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中产生许多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备、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和政策偏失等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信访部门,使信访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发现,在众多的矛盾面前,原来寄托希望的信访制度已经滞后于时展,表现出对解决问题的不力和不适应。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故应对信访制度进行大力整合,以制度创新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继瑞典首次建立申诉专员制度之后,芬兰、挪威、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很多国家纷纷仿效,或者建立议会体制下的监督专员制度,或者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监督专员机制,甚至在欧盟这一超国家的体系当中申诉专员制度也得到采用。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为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模版,但在制度背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与我国信访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可比性,因此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特殊宪政体制和政治法律文化背景,无法真正将各国制度的精华提取出来,难以创立适应我国国情的信访制度。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提出何种改革方案,都应当符合一个标准,那就是新的信访制度一定要与我国现实的民主环境、法治目标以及宪政体制相吻合。目前我国学者一般在“法治”与“人治”相对立的语境下探讨信访制度,认为信访兼具“法治之友”与“法治之敌”的两面性,[1]并以此为前提,或者提出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或者主张干脆取消信访,另建他制。[2] 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制度的研究要避免进入如下误区。误区之一是设想信访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所有的问题全部推给信访解决;误区之二是让信访成为一种十分专业化的法律制度,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清清楚楚地将政策等处于边界的问题剔除出去;误区之三是让信访仅仅成为信息通道,而将信访的救济和监督功能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院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笔者以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误区,主要是于如下原因所导致,一是没有站在我国的宪政背景之下,没有全面地了解我国宪政制度的特点,将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运作模式机械地套用于我国;二是只看到信访制度的一个片面或一个局部,没有与我国立法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以及地方制度相协调;三是将信访制度目前表现不佳的功能当作信访不应当具有的功能而简单加以抛弃,将本来有多种功能的制度变成没有实在生命力的制度“稗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使信访制度获得较大的改进,首先要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现实制度,注重研究信访制度本身的法理基础,区分表象和本质、实然与应然;同时以目的论的观点,从信访制度所要实现的保护公民合法权利、改善国家权力体系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和互动,消弭紧张和冲突;最为重要的是,采用系统论和过程论的观点建立新的信访制度体系,使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宪政背景下,与现有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等专项法律制度相衔接,在较小的社会震荡、较少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逐步走向完善。 二、信访制度建构的理论分析 (一)信访制度的概念 199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界定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而从广义的信访来说,信访还包括各级党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国有企业进行的信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信访成为联系党与人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阵地。 根据当代救济制度发展趋势并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将信访制度界定为:公民和组织在其合法权利受到各类公权力侵害致损时,选择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寻求补救,接受来信来访的机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予以协调、督促和帮助,促成其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之法律制度,它是其他法定救济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如下事项,可以作为信访制度的调整范围: 1.在没有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提起申诉、起诉或控诉之前,信访人可就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公或失当的行为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2.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的审理、判决和起诉等行政或司法程序终结之后,信访人认为行政或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的违法、失职、 不公或失当行为有所不满时,也可以向信访机关再次寻求救济。 3.对于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法院、行政监察部门或检察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在上诉或复议之后仍得不到受理时,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 4.对于不合理的政策、抽象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可以向信访机关寻求救济,并可提出建设性意见。 5.信访机关可就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给予相关机关以批评或建议。 (三)信访人的权利 信访人的权利,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是公民和组织在其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侵害时,以书信和走访的形式反映事实,表达意愿,要求国家给予有效救济的权利,同时信访人有权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一概念当中包含着如下的关键要素: 1.信访权利首先是一种寻求救济的权利。在从宏观层面,它属于一类诉权,与民事诉权、刑事诉权和行政诉权、行政复议申请权、民事仲裁申请权等程序性权利有着相同的属性,其共同的特征是:公民和组织可以由这一权利直接导致相应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于自己受侵害的事实给予救济。 2.在信访权利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权利背后,还隐藏着其他众多的权利群,这些等待救济的权利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3] 3.信访权利是一种动态的民主权利,公民除了通过选举制、代议制、复决制等方式参与国家的生活之外,还可以通过这种权利来保持日常当中对于国家生活的参与。 4.信访权利从结果上说,具有双重性,一是直接实现了对私人权益的救济,二是通过这种争取权利恢复正义的过程而间接地实现了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总之,信访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它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具有一种复式的包容结构。从表面上看,信访权利是程序性权利,但它却以实现实体权利为根本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复式的结构,使权利行使的结果一方面使公民受侵害的基本权利获得恢复和救济,同时使产生侵害结果的国家机关受到监督和约束,并以此作为政府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之鞭策。这项民主权利与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相比,更富于动态性,它更侧重于从日常生活和具体的案件中建设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与其他的救济性权利相比,信访权利救济范围更加全面,公民通过行使信访权利,可以得到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多的救济机会。 (四)信访机关的权力 信访机关的权力,从规范的角度讲,是信访机关在接到信访人的信访要求或建议时,为实现其职责或目标而应当具有的解决问题的实际手段或能力,具体表现为信访机关能够以多种手段实现信访功能的能力。这一概念揭示了信访机关的权力具有如下性质: 1.信访机关权力是处于第二层位的监督权 (1)从逻辑上看,监督权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性质有所不同,这后三种权力在宪政体制当中,属于第一层位的权力,而监督权则是属于第二层位的权力,第二层位的权力有两种方式与第一层位的权力发生关系,既可以内涵于系统,也可以外设于系统,第二层位的权力以第一层位的权力的行使为基础。 (2)从宪政构架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的目标是形成一定的规范、事实和判断结果,而监督权则是对已经形成的规范和事实及判断结果进行反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通过矫正正义而实现公民个体的权益,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达成维护民主秩序和宪政制度的目的。 2.信访机关的权力是间接权力而非直接权力 (1)不论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些权力对它们所调整的对象都是采取直接的调整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形成力,亦即它们可以直接对相对方的利益作出分配。当行使这种直接分配的权力时,权力的主体常常以“我有权力让相对方服从”的姿态而出现。而监督权显然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事后监督和纠正才能使利益得到重新的分配,它的作用只能在事后通过对第一层权力的纠正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权力是直接指向公法上的国家权力,也就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影响对公民利益分配。在信访人员的思维当中,其考虑的问题常常可作这样有表述:“你(指国家权力机关)让相对方服从你这公平吗?还有更合理的方式吗?” (2)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行使对象往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往往是对私法上的法律关系进行公法上的调整,可以用国家对个人的向度来表示,而监督权则是通过对公法调整后的法律关系再度以公法手段进行调整,前者的权力结构中有两重架构(国家公民),而后者则包括三重架构(国家[国家公民])。 3.信访机关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 从现实功能来看,不能认为信访仅仅具有行政或司法方面的影响力;从信访所救济的对象来看,也不能只把信访简单归结为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信访的历史来看更不能把信访看作是只对部分国家机关和部分公民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以为信访实际上关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还关涉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整体关系。因为从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可以检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情况,也可以检验“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制度建设情况,更可以检验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程度。前述关系是如此复杂、如此重要,以致于只能用政治性来表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访机关的权力属于一种间接的、第二个级别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处于国家权力架构的更高一级层面,直接面对国家制度的整体及间接面对人民利益的全部,它可以通过对公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对私权的保护。因此,在设计信访的权力组成时,不宜像第一个级别的机关一样具有直接的形成性的权力,而应当考虑配置协调性、督办性、民主性、建设性的权力,否则便容易冲击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第一层面的权力,造成制度混乱。但这并不能认为信访的上述权力是软弱无力的。实际上,信访的上述权力在民主国家当中借助于民主大众的力量,借助于执政党政治力量,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五)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1963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是年10月15日由国务院秘书厅整理出《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条例(草稿)》,其中重申了人民写信或上访的民主权利,并对信访功能做了更全面的总结,即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群众监督的方法、思想政治 教育的途径、调解矛盾的手段,同时指出信访还可以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心的作用。从上面文件所反映的理念来看,信访具有重要的民主建设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民情民意,排解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一信息渠道,起到监督和改进制度的作用。分别从信访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制度的功能,大致可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对公民而言,信访意味着一项简便、经济、有效而全面的救济方式,具有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功能。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来说,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实现。这一点已为2004年通过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就我国目前总体的法治状态来说,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制度之间还有一些互相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同时,从法律体系的运行结果来看,并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司法机关审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获得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可以说公民现实权利还不能全部得到顺利实现和救济。因而一项更加简便有效,也更加全面灵活的救济方式,就成为必需。这一点就是信访对于公民而言所能够提供的制度功能。 从整体论的角度来讲,法只是生活的一个局部,在法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文化和习俗以及政策等等。在一个完整的生活领域当中,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为非唯一性、非最佳性和非最终性,亦即我们可于法律之外寻求其他的、更好的和今后的解决方案。因而如果从法律有限性的角度来看信访,能够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信访看作是寻求法律解决之前的一种权衡,如果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无需进入法律的救济程序多费周折;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性和落后性的存在,也可以让信访在法律所不能涉及的政策领域里保持一定的救济能力;最后,法律并不能保证对生活是非问题的判断到此为止,因而对无尽生活保持一种不断的反思也应是人类精神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信访可以成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可以受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不受理的案件,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国家权力行为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以成为信访的关注之焦点;同时,司法程序所不能实现的正义仍然可以在信访的制度中继续探讨。可见,正是在法律所不及或法律不能发挥理想效果的地方,信访起到一种补充的权利救济功能。 2.对公共权力而言,信访是一项温和的、反思的、高效的制度更新机制,具有稳定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功能。 (1)信访可以充当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协调器。我国目前还没有协调公权力之间冲突的专门机构,现实中许多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管辖权冲突和权力不作为等现象还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常常只能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加以协调。从制度的整体角度来看,这种协调性制度的缺位是很不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在信访案件的处理当中,信访机关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该哪个部门管”,亦即“哪个机关对此负有法定的职责”。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公权力协调的部门才能有资格进行判断的问题,显然信访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协调责任。 (2)信访可以充当整个制度的保健医生的功能。按照过程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在途中”的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制度的不完善性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因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来说,都需要用理性的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以务实和不断完善的精神去实践,用零星的社会工程[4]的方法去改造现实当中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在一个宏观的制度体系当中,应当设置某种特殊的机制以完成制度的内在反思、缺陷查找和及时补救的功能。通观我国各种制度和各类公共组织,似乎还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对于信访制度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改革机遇,如果信访能够承担这样的制度功能,就可能大大提高我国民主制度的整体水平。 三、信访制度改革模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笔者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举措的三种构想供选择参考: (一)集中统一模式——大改模式 所谓集中模式,是指将现在分散的信访机构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专门处理信访个案的专门委员会。具体来说,可以国外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作为参照,建立我国的信访委员会制度,将其集中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人大的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信访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的各类案件,以调查、报告、公开、建议、调解等方式指导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作出更符合信访人合法利益的改进建议和指导。这种建议和指导不具有当然的法律强制力,但其结论应当公开并受有关国家机关之尊重。信访人有权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之前、之后向信访专员寻求救济,但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之中则不得进行,除非法院认为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的情况。上述构想的理由是: 首先,这种模式与我国宪政体制相符合:(1)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这一规定,说明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同时宪法还为人民参与国家生活规定了广泛的参与渠道,上述规定恰恰与信访制度的实质目标相吻合。(2)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享有选举权、罢免权、质询权、立法权、调查权、审议权等专项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意和事实为基础,而信访个案则正好提供这样的案件事实和民意信息,从而可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衔接。(3)我国《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委员会。这一条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的委员会可以按分工设置,这就为信访委员会的建立留下可操作的空间。 其次,这种模式有利于信访制度发挥功能优势:(1)信访委员会设在人大,有利于发挥信访的信息沟通功能,便于人民群众反映民情民意,及时将好的建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制定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法律。(2)从信访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脱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干涉,保持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利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另一方面也方便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3)信访委员会成为专门受理信访案件的机关,有利于信访事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样可以集中处理热点、难点问题,节省社会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这种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正处于社转型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制度还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更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机制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对国家制度的冲击力,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稳妥的制度来吸纳社会的不满,促进社会公平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于信访制度来讲,其汇集信息、舒缓矛盾、矫正不公的制度功能正好可以发挥优势。 信访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是作为关心民间疾苦、听取人民意见的渠道,向人民提供简便、高效之权利救济,监督国家机关合法公正地行使国家公权力、协调国家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信访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制度的根本目标,为信访人提供高效而便捷的救济。(2)信访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问题,救济权利,提高效率,而非找出违法行为和失当行为的罪魁祸首。(3)信访委员虽无直接作出具有强制性决定的权力,但具有法定的调查权,责令被信访的机关作出书面报告的权力,以及公开调查报告的权力。(4)信访委员受理的案件范围十分广泛,使社会基层的不满和不公正可以有渠道得到发泄和纠正。(5)信访委员制度可以对执法和司法起到补充作用和监督作用。一方面信访委员可以受理没有向行政或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行政申诉或起诉的案件,并可以以调解的方式处理违法和行为失当,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信访对于进行过司法救济的案件仍有权力进行再次处理,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6)信访委员不会造成对行政和司法的干涉。因为信访委员不受理已经处于司法程序之中的案件,同时由于信访委员不具有执法权和决策权,而只是通过建议、因而不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造成干涉。(7)信访委员可以报告的形式向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提出建议,对于国家的制度构建缺陷提出改善意见,完善国家整体的制度架构。(8)信访委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可以采取包括转办、督办、调解、和解、奖励、批评、建议、调查、公开、安慰、抚恤等多种方式。(9)信访委员会不受理民事案件,不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等国家事项,已经处于行政、司法等处于之中的事项或案件,信访委员会也不受理。 (二)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中改模式 所谓以点带面的整合模式,是指将现在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总协调点,统一受理信访案件,而其他部门的信访机构则作为人大信访机构派驻的工作部门,建立一种以人大信访为中心、各部门信访为具体负责办事机构的联合模式。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人大和各国家机关几乎都有信访机构的设置,现成的组织和现成的人员是进行整合的现实基础,而将人大的信访作为信访体系的中心也有宪法上的依据。(同上) 其次,这样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信访制度容易接轨。我国目前的信访机构分散于各个国家机关,但各信访机关之间却没有工作联系,信访案件的处理效率十分低下,这就不利于信访制度统一优势的发挥。将人大的信访机构作为主要负责机构的同时,再辅以各部门的信访机构,统一对人大的信访委员会负责,这样配置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将信访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访处理体系, 再次,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使现在不独立的信访机构相对地超脱出来,不再对原来的国家机关负责,从而为信访的公正和效率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三)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小改模式 所谓分别改进的分散模式,是在维持目前多系统并存的信访格局前提下,制定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将信访案件的受理、处理、终结等一般过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亦即以法律为形式统一各部门的信访行为,不求机构的统一,但求整体行为的协调一致。这样设计的理由是: 首先,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信访法》,而只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和某些部门的信访规范。信访机构的层次不一,权力不一,如果制定出统一的信访程序法,就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信访案件管辖分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处置,可以防止信访案件的交叉,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这种模式与我目前的信访格局最为接近,实施起来也较为方便,可以节省社会资源。 综合对比上面三种模式,笔者以为从长远考虑第一种模式最为理想,这种制度的设计对于增强民主、提高效率、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增加国家宪政制度整体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上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模式是一种高层位的宪政制度改革,因而需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很高的,一是需要配合我国的人大体制改革,二是需要培养和挑选高素质的信访专业人员,三是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相比之下,第二种模式则稍微现实一些,这种设计直接以我国现阶段的信访制度为基础,突出在各种信访机构的断裂处和交叠处进行整合,明确主从关系,从效果上看,这种模式也可以基本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三种模式侧重于从信访的内在处理方式上进行统一的规范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程序上的统一。如果说前两种方式是外延式的整合模式,则第三种可以看作是内涵式的整合模式。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并且这两种模式都可以与第一种模式在未来的时期里互相衔接,同时也都可以为第一种模式的建立准备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田文利 理论分析论文:美学理论分析布莱希特和京剧的关系 一、布莱希特的期待———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 在其重要的论文《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姚斯引入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据他看来,期待视野可以“从三个普遍的前提因素中获得:第一,一种文体为人熟知的准则或者其内部的文学原则;第二,与文学历史环境中着名作品的隐含关系;第三,语言的虚构和现实以及语言的文学作用和实际作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作为一种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对于在阅读过程中积极思考的读者而言一直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期待视野分成两种:来自文学经验的和来自生活实践的。前一种指读者文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后一种指读者身上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一方面隐蔽地影响或限制着期待视野的形成,另一方面决定文本接受的深度和广度。这两种视野共同作用,不可分割。对于布莱希特而言,其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想法的产生具有必然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之前就有莱辛、席勒和歌德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莱辛在《汉堡剧评》反对机械的模仿,认为观众不应被演员的模仿完全吸引,应保持清醒的姿态。因此,戏剧作品的情节应事先公布,以便观众熟悉情节内容,避免被完全同化。他倾向于将叙事性因素带进戏剧,因为一部叙事作品而言,所有段落都同等重要,这与戏剧作品所要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结构不同。歌德和席勒在对古希腊戏剧和近代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也指出了叙事诗和戏剧的区别,得出了与莱辛类似的观点。前代伟人的观点迥异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而布莱希特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充斥着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论史,“现代主义”一词是多次文论变革的筋骨。与现代主义关系暧昧的文论流派均明显地反传统,追求新式的文学理念、形式和风格。俄国形式主义尤其以“陌生化”一词深远影响了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更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布莱希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这些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布莱希特,他决定创立一种新型戏剧。布莱希特熟悉过去旧的戏剧及其形式,他认为它们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并非社会现实,而且通过演员机械的模仿,观众在舞台前处于麻醉状态,并未对舞台所演有理性的思考。因此,布莱希特全力批判资本主义世俗化的德国戏剧及其表演艺术。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所有手段,新的和旧的,试过的和没试过的,来自艺术的或者其它地方的,通过它们把现实成功地交给人们。”②而展现现实只是第一步,艺术更重要任务是展现产生这些现实的原因,“如果原因不明确,那么就达不到效果……现实主义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研究驱动力,并使其发生作用。”③由此,引出第三步:使观众产生改变现实的想法。观众必须认识到现实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实现的是一个建构。人们不能总是适应现实,必须要积极行动。“当你谈及一个过程的时候,请你一开始就这样设想:你是作为一个主动行动的被动参与者。请以主动行动的形式来说话。”④然而,光用所熟悉的旧的戏剧形式和手段,布莱希特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他的目的。期待视野包含着接受者的一种愿望,他希望在文本的意义解析过程中证实其事先形成的解读方式。接受者从根本上想要同化文本所展现的世界,使之向自己的理想形式转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期待视野事先就决定了接受的结果。布莱希特旨在创立一种消除共鸣、启发思考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即“叙事体戏剧”,这一期待视野深远地影响到他日后对于京剧的接受行为。 二、京剧的召唤结构———布莱希特邂逅梅兰芳 自立志创立“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开始,布莱希特在“叙事体戏剧”上,特别在其重要根基“间离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囿于各方面条件的桎梏,其关于“叙事体戏剧”和“间离性”的理论远未完善。直至1935年布莱希特在前苏联偶遇梅兰芳且欣赏了京剧演出,大受启发。“根据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理论的成熟过程,我们可以说他建立的叙述体戏剧理论受到了梅兰芳这一次演出的影响。”笔者试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中对于布莱希特的“文本召唤结构”,阐释其如何“误读”京剧的本真内涵。根据伊泽尔的思想,一个文学文本提供了很多空白点,它们等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补充。所谓的空白点,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中没有表达或者没有清晰表达的内容,它们可以通过已被表达的内容暗示出来。空白点制造出了意义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想象,赋予阅读一种动态活力。伊泽尔把空白点和不定点看作文本的基本特征,认为文学文本的不定点数量实现了“必要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必须在与文本的交流行为中得以保证,目的是‘信息’能够相应地被接收和处理。”空白点和不定点即文本的召唤结构。京剧演员的表情、身段、唱腔、念白,这些都属于表达出来的内容。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京剧演出中的空白点在于哪里?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概论篇《中国戏曲》(张庚撰写)为中国戏曲概括了三个特征:综合性、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毋庸赘言。京剧的虚拟性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概括、提炼、升华。程式化,就是在京剧表演过程中组织程式性的戏曲艺术语言来进行唱、念、做、打。事物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外化、表象化的手法转化成可以感知的、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对于布莱希特来说,东方的京剧艺术显然是新鲜的“东洋镜”。他对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化的接受、理解根本不能与京剧票友同日而语。舞台上一桌二椅包罗万象;以马鞭代马,挥鞭走圆场表示纵马飞奔;净角的不同脸谱有不同隐喻含义……戏曲程式和虚拟的外形对于布莱希特都是费解的空白点和不定点,它们在布莱希特接受京剧的过程中是巨大的障碍。伊泽尔还认为,空白点来源于文本结构的否定性。它具有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大多数文学作品具有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已有准则进行挑衅的功能。“因此,否定性在阅读行为的纵轴上制造出了动态的空白点。”受已有社会准则和规范羁跘的读者带着某种期待进入文本世界,但在阅读过程中,他的期待一再受到文本的破坏或者否定,由否定衍生的是就是空白点。读者此时必须通过继续阅读获得新的视点,调整旧的视点,以扫除这点空白点障碍。京剧这一美学形式给布莱希特带来了不同于往日的生活经历和美学经验的社会准则以及美学形式,京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规律一下子把他有生以来接触、学习、感知、领悟的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全部否定掉了。因此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他必须时刻调整其视点,从而完成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过去若干年的戏剧实践中总结的有关陌生化的理论和表现形式在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他带着寻找陌生化的期待来看戏,看到的京剧舞台必然写满了“陌生化”隐喻。“促使他创立自己的理论的最终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⑤他的视野调整得如此犀利,迅速弥补 了京剧艺术于他而言的空白点,对他而言,京剧几乎等同于“陌生化效果”的代名词。 三、“误读”也是创造———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 “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一三角关系中,读者不仅仅扮演被动的角色,并非单纯反应链中的一环,他本身即是文本再次创造的能量源。”读者的任务在于从其期待出发挖掘文本诸多阐释可能性中的一种。伊泽尔把这种制造意义的活动看作文学的基本结构,并且给了它“隐含的读者”这个概念性称谓。他认为:“1.这一基本结构可以并且确实总是历史性地被不同感知。2.隐含的读者指在文本中预先规定的阅读行为特性,并非某种类型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既不是阅读的现实读者,也不是能完全解密作者要义的理想读者,它受到文本的限制,但并不完全被文本支配。这一概念包含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因此意味着文本潜在意义的诸多阐释可能性。布莱希特在接触京剧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中表演技巧和间离性,如《论中国人表演技巧中的间离效果》,其中蕴含着他对于京剧的理解和接受。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和观众主动间离。演员在表演时主动“不体验”角色,与角色保持距离,且演员必须给予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观众主动、“理性”与角色和剧情保持距离,他们观剧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舞台角色同化,并不断进行批判思考。但是,京剧的间离性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戏剧界都知道,‘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在我国戏曲理论中是不存在的”⑥。“京剧的虚拟性和程式性决定了间离性,同时影响着舞台、演员以及观众两方面。首先从舞台方面来讲,它们产生了两个舞台效果:第一,演员得以用有限来创造无限;第二,舞台上的一切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其次从观众这方面来说,虚拟性和程式性启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和审美思辩。”“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必须要以演员情真意切、真实感人的表演为基础。”“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他的表演方法是以程式化的动作为基础的,但对于演员的要求,必须能掌握程式而不为程式所限,必须要能从生活体验中去刻画剧中人物,分析剧中人的心理思想,发现剧中人的独特之点,以及在剧情进行中的变化反应,从这里出发去运用程式,以鲜明、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典型。”因使用程式而在真实性上打折扣,意味着观众不可能一下就入戏,他们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演员到底想要表现什么,然后他们会设身处地体验角色,与剧中人共鸣。但是,京剧表演特有的艺术性会使观众不断地脱离剧情本身,把注意力转到演员表演技巧上来。这样,观众便不会完全入戏,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与剧情保持距离,从而进行批判。这样,京剧就合理地实现了其间离性效果。“陌生化效果”就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期待视野为出发点,在接受京剧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视点,以期能够理解京剧,克服其空白点和不定点。因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强调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因此,即便“陌生化效果”并非京剧刻意为之,但布莱希特从京剧中把这一美学思想误打误撞地阐释了出来,由此走向了自己的创新之路,不由得令人感悟:“误读”即创新。 理论分析论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1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 全国统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公共课老师要在总体上把握其特点,一是统编教材充分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二是统编教材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所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全国统编教材,以它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并突出教材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教材为依据,但又不能简单照搬它的内容体系,应从实际出发建构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体系。教材体系具有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体现普遍性要求。具体的教学体系的构设要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为我们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作指导,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和体系进行总体把握,对高职学生在中学学习政治课效果情况和现时思想政治素质进行总体把握,在具体操作上应是依据教材体系的目的、要求、重点,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包括学识基础、思考理解能力、思想疑虑等等来构设。它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做出的具体实施的体系。笔者结合本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在高职思政课教材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高职院校“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教学内容体系设计上应针对高职学生的政治理论基础较为薄弱这一实际,尤其是“05方案”减少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不单独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教材编排中应安排专门章节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代史知识,以作为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失的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铺垫。改进高职院校“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内容体系。教师在构设教学内容体系时应该要注重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状况的密切联系;注重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有机统一;注重突出职业教育特点。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构设与安排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在教学内容上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较大的动态性。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结合本人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应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政策观教育,了解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政策观点和理论常识;第二,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作适时教育,可以在讲课过程中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背景趋势等;第三,结合当前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国际国内纷繁复杂动荡变化的大背景形势,施展时事政策教育。这样去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或许能够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收到更好教学效果。 2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实践教学的领导和管理 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教学方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原因,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着力加强和改进实践教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抓教学领导与教学管理:首先,我们思政课教师需要提高认识,可以组织校领导、管理干部和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其次,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实践教学的实质和关键。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质;要科学有效地筹划、组织和落实各项课内外实践活动,这是思政课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为此,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要完善实践教学的管理办法,制订科学、可行的实践教学计划,为实践教学做好充分地准备。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精选实践内容,促进实践教学形成高效的运作机制,确保活动落实,增强实践效果。最后,针对当前高职学生的实际状况,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可以安排好以下几项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可以通过建立校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训基地,把爱国主义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使学生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联系实际。二是社会主 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教育实践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参观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建设新成就,特别是参观高新科技企业,了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3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教学,增强感染力和互动性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现代化手段教学,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影像视频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等施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内容用生动形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使学生们对思政课学习的增加兴趣、增强感染力,减少一些纯粹说教的内容,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如果要做到这些,我们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努力建设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网络教育阵地,对广大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计算机网络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教师队伍利用高科技教学手段的水平。其次,要重点培养一批熟练掌握运用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课件制作人才。集体精心制作思政课各科目的精品课件,各负其责收集各科翔实的资料,然后教师资源共享开展教学。再次,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内容的教育教学。我们思政课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在努力发挥交互功能的情况下尽量使用多媒体教学,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运用那种教案搬家式的多媒体教学。先进的科学技术毕竟是手段,只有在先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才能运用好。最后,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今后还可通过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网页来构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阵地,利用网络特有的适时传输性、共享性等特点,使政治教学真正提高实效性。 理论分析论文: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宏观层次上,是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微观层次上,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尤 其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进行理论分析,探索如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反思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改革思路决 定的。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反映了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演变 和发展。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 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以前,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党的十四 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相应地,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三个阶段。下面依次对这三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进行分析。 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1984) 早在改革以前,人们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得过多过细的弊端。在 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 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注:《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73页。)孙冶方在60 年代就提出要以资金价值量为标准来划 分“大权”和“小权”,认为“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的事是国家的‘大权’,国家必须 严格管理”;“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大权’,国家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注: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基于当 时这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是很自然的事。 国有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1978年10月四川选择了宁江机 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六个 单位,选择首都钢铁公司、 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试点得到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1979年7月, 国务院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 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 、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 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 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年1982年在工交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以及从1983年开始试行的利改税试点 ,也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 月国务院颁发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 9月, 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 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十四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我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曾进行过改革,但当时的改 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 与企业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 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 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在一些改革搞得好的企业,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例如首都钢铁公司通过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增加了留利,改进了管理,提高了经 济效益。1979至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首钢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 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了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注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经济管理出版社版,第472页。)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我们历来都把国有企业称为企业,但 是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 标。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例如,1979年7 月国务院在《关于扩大困境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 ,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指的是指令性 计划。1981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营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 又明确要求“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求生产, 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这都表明这一阶段的改革是维护(或改善)计划经济体制 而不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文件中一般也不提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而只提 “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学术界早有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和可以“自负盈亏”, (注: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人民日报》1978年12 月31日。)但是在计划经济框框内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决难做到一点的。实行“适当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是困难重重,尽管不断颁布文件要求这样做,但有关政策常常很难完全 落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1984年8 月给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目前大企业组 织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着很大困难,如指令性计划比重大,指标下的次数多,变化多, 层层加码,行政管理方面婆婆多,干预多,摊派和罚款也给企业造成很大负担,等等( 注:《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第498页。)。 这充分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连 最起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也难做到。 第二阶段:实行两权分离 阶段(1985—1993) 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有所有权,企业有经营权,所谓两权分离主要 就是这个内容。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 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决定全 面推进以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 济体制改革。并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 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围绕着这一改革目标,从1984年底 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两权分 离,试图以此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对于深化改革中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使国有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当时有种种议论,曾经确定在小企业中主要搞租赁,在大中型企业中主要搞承包。1986年12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 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年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责任制。主要形式有:(1)“双保一挂”。双保, 即保上交税利,保批准的技术改造 项目。一挂,即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2)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在核定上交利润基 数的基础上, 逐年按规定递增率向财政上交利润。(3)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收分成 。 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进行比例分成或分档分成。(4 )微利亏 损企业的利润包干或亏损包干。(5)行业投入产出包干, 实行的有石油、煤炭、石化 、冶金、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 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企业的承包面已达78%,大中 型企业达80%。1988年2月27 日国务院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 行条例》。1990年第一轮承包到期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有3。3万多户, 占承包企业总数的 90%。接着又开始了第二轮承包。到1991年第一季度末,90%以上的到期企业签订了第 二轮承包合同。 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当时 人们认识到了过去的企业改革偏重于单纯的扩权让利,而未能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目 标。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因而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1992年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条例》。《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 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两权分离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承 包制来评析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对于承包制的看法理论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一 种意见完全肯定,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管理的基本制度。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这是从 利改税向传统体制倒退。但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意见都有片面性 。承包制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它可以使《企业法》中规定的企业自 主权得到落实,可以增强企业的动力机制,可以加强企业的财务责任,可以明确主管部 门的责任,特别是使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不再完全听命于政府,可以促 进政企分离,等等。不过承包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仍在相当 程度上隶属于政府机关;经营自主权仍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 实行自负盈亏;会使产业结构固定化,因此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要求相矛盾,等 等。 这一阶段对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提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要求,还提出自我发展自我 制约的要求。作为真正的企业,是必须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但 当时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 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如滥发工资奖金、投资不计效益相当普遍地存 在着。后来大家关注的内部人控制失控现象,在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就种下了根,而这 一阶段更具备了迅速滋长的条件。 承包制的种种缺陷,是同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局限性有内在联系的。两权分离的改 革思路和以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相比,是一次重大的飞跃。这是承包制所以产 生积极作用的原因。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 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 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 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第三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阶段(199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调整国有经济 布局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的。 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进行产权和所 有制结构调整。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 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要求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 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指出 :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 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价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 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 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由于承认国有企业不仅有经营 权,而且有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 历了一次飞跃。 为了落实《决定》精神,国家选择100 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试点。在试点中发现,仅仅从企业层次着眼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必须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才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成改革的任务。1995年3 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就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 ,而不是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 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 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企业结构同优化投 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同志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它概括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 国有企业”,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由此可见,调整国 有经济布局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样,也是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 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是要使国有企业也成为真正的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通过调整国有经 济的布局,把原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 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后一方面的工作属于国有经济定位的问题,制约 着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 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一条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 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取得成功 。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国企业改革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路,虽然 和以往相比有很大进步,但是这两个阶段的思路都是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务的。而这两 个阶段经历了15时间。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层次 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明确要在宏观层次上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改组 ,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顺利建成。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 步明确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但是实现这个指导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一是把正 确的指导思想变为完整的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贯彻政策还会遇到思想认识、利 益矛盾等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传统体制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如企业资金短缺、人 员过多、办社会负担重等,以及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起来也要 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又要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锲而不舍地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们有理由坚定 信心,经过努力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是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 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这里的国有企业改革同已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 是必须不断改革的。现在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已建成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 离应该达到的目标更有相当大的距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10年,国有企业 改革的目标是基本完全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 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了顺利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 的条件问题是很必要的。 下面主要根据我国20年来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所必要的若干条件 进行分析。这些条件是: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明确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 制格局。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 开。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1。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经验表明,正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而这又要以正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为条件。因此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 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前提的。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排斥商品倾向关系和 市场机制的作用的,故称为产品经济。它的优点是可以集中使用资源,有利于完成某些 国家规定的任务。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体制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存在着 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不利于发挥地区、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经济改革就是要 在体制上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尤其是让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 作用,克服以上弊端。 但是,我们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伊始我们就认识 到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农村、城市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此创造条件的。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 济是公有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更是自觉地实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日益扩大 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大家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要不要起基 础作用却长期没有取得共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其他有些同志也说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提法并未及时被人们普遍接受。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清除了错误的传统观念, 这才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提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商品经济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 发展过程。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市场机制还不能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 这时候的商品经济还不能称为市场经济。而当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市场机 制就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成了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就成为市场 经济了。因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们都要有市场,都要 实行等价交换,都要开展竞争,都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些是共同点。但并不是任 何商品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小商品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和市场 化相当发达,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商品经济才成为市场经济。市场机 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例如,既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 还要有发达的要素市场;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要有相应的微观机制即现代企业;要有 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必要条件;还要有正常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健全的市场管理制度。为 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克服其消极作用和弥补其不足,还要有正确的宏观经 济管理制度和政策。可见,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相当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发达的商品 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应是市场经 济。 如果只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在商品经济和市场 经济之间划了一条不该划的鸿沟。由于这种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曾经非常流行,因而使得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理论有局限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明确或不够彻底。例 如,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些同 志进而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难以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作用。又如,一种流行意见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有相对的独立性。所谓相对 独立,就是相对自主经营而不完全自主经营,相对自负盈亏而不完全自负盈亏。这样, 国有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 也难以使市场机制发挥它应有的调节作用。再如,我们曾规定劳动力、土地和企业等都 不是商品,这样就难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难以使国有企业优胜劣汰,难以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既有行政管理权,又有财产所有权 ,同时又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法人财产权,这就难以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而政企职责 分开则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理论上的局限都曾影响到改革的实践 ,增加了改革的困难,造成改改停停的局面。后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克服了这些局 限,在继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并据此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改革以及价格改革、市场培育、宏观管理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才比较顺利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现在记住这个经验教训,还是 很必要的。 2。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 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 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 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 的手段,例如用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经营资源垄断性行业,进行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建设,从事某些高科技产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的产品等等。这一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国有企业经营内容经营范围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佐证。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 导地位。 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 济放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 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主观 上要求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 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 的问题。1998年,在608个工业小类行业中, 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有604个,占99。3%, 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足的有533个,占87。7%。此外,国有企业还分布在商业、服务业 等领域的众多行业。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事 实上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限制国有经济优势 的发挥。 我在1994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 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 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有些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 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注: 周叔莲:《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后,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 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主张国有经济应 该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我认为,国有企业确有其特殊性,但是即使如此,考虑到我们 是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分布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区别 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在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意见可能是未必正 确和现实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 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我认为这是慎重考虑客观现实因而比较切实可 行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要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 来,这将促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国有企业改革 的成功提供条件。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有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 要体现在控制力上。(1)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 更要大力发 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2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 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3)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更要有分布的优化 和质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在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比重可以有所差别 ,其布局要相应调整。”因此,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 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 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 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 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 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以来,曾经实行过放权让利、承包经营等措施, 但都未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故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的同志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在功能和地位上都是不同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 业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这种意见值得重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全民 所有,并由政府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因此,它的特殊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考虑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导作用,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数量较 多的现状,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除了少数企业(如有些自然垄断性质、公益 性质、军工性质的企业)要继续国有经营,不宜或不能成为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外, 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还是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有些国有小型企业改制后成为非国有 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分类指 导的问题。 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说改革前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意思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自 主权,也不能创新,名义上是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这话是1985年说的,很快得到人们 的赞同。其实在此以前我们已明确了国有企业应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 者和经营者 ,以后又明确了企业要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企 业的主要特征。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行产权改革,而这个问题也是长期有争议的。党 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产权清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后争论仍时断时续。有 人不赞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不赞成产权要清晰,不赞成企业产权改革。反对产权 改革的意见甚多。例如,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产权是明确的,不存在清晰产权 问题,主张产权清晰就是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问题,说 到底是个能否真正狠抓管理的问题;产权清晰与效率关系不大,甚至无关。按照这些意 见去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也建不起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仅属于国家,这是明确的。但是产权和所有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资产流失严重,却找不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经 济效益差和亏损严重的责任也大都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种情况,怎么能说 不存在产权清晰问题呢? 所谓产权清晰与效率无关的说法是违背历史和违背现实。诚然,私有制和公有制都 会出现产权清晰的问题,产权清晰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高效率。但决不能否认产权清 晰的必要性,不能否认产权清晰是企业普遍有效率有活力的前提之一。对于“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句话应该全面理解。鉴于不少企业存在以“改 ”代“管”、“以包”代“管”和管理滑坡现象,必须强调管理和狠抓管理,反对那种 以改革代替管理的现象。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另一种倾向,即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 能达到搞活企业的目的。如解决问题只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加强企业管理就行了,还有 什么必要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呢? 应该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特征中,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在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作为企业改革的要求提出来了,有的明确提出,有的实际上已经提 出,而产权清晰则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新提出来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产权清晰是研究总结国内外企业演变历史的结果,是认识 深化的结果,是思想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要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之成为真 正的企业,还必须找到恰当的形式。实践表明,股份制是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种好 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一种好形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股份制 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 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并指出: “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 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也是改革实践的总结。 对于股份制的性质也有过长期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股份制性“私”不姓“公”, 姓“资”不姓“社”,一种意见认为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一种 意见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存在姓“私”姓“公”,姓“资”姓“社”的问题,它的社会 性质要由谁控股来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 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创造。它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保留 了合作制中劳动联合、按劳分配、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等优点,又吸取了股份制筹集资 本、产权清晰、分散风险等长处,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符合小型乃至 中型企业特点的企业组织形式。1995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以后,各地加快了放 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到1997年底,一些地区的小企业改制面已达50%以上,有 的地区超过90%。在很多地区,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小型企业的首选模式。 以上说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一种形式,决不是说这是唯一形式。 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国有企业的情况也是差别很大,因此,不论是改革国有大型企业 还是改革国有中小型企业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形式,而必然会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各个 企业应该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形式,而决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行 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时也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强迫命令。而要从实际情况 出发,采用既积极又稳妥的办法,促进改革的深化和健康发展。 4。进行配套改革,尤其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它有许多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微观基础 的,同时它的成功也有赖其它方面改革的成功。因此,进行配套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 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任务时,就同时提出了培育和发 展市场体系,包括推进价格改革、改革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商品市场、发展金融市场、 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任务,并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 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届四中全会根据当前的情况,又把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 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等要求。 我着重谈谈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问题,因为这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 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明确了实行政企分开的方针,并一再提出了促进政 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有些同志举出种种理由说明国有经济不能和不应实行政 企分开。我认为这些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他们列举的理由或则以偏概全,或则似是 而非,是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改革的要求的。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国民经济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成分共同发展。它既不同于资 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一般数量很少的格局,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为主体,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因此,我国不仅要 在非国有经济中实行政企分开,而且在国有经济中,也要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实行政 企分开。这样才能使我国国有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健康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政企不分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例如:第一,难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 分开,管理科学。政企不分不仅违背政企分开的要求,也会妨碍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的要求。真正的企业必须做到“四自”。政企不分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实现 “四自”。第二,市场体系难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发展健 康有序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第三,宏观调控难以正常进行和顺利实现目标。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宏观调控要以政企分开为前提,政企不分,政府既当“球员”,又当“裁判”, 宏观调控也难搞好。第四,政企不分,权钱结合,为腐败提供了有利的土壤。这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寻租”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第五,企业难以增强活力,国有资产流失现 象难以根治。企业不能实行“四自”,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企职责不清,谁都管理谁又都不负责任,则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六,不利 于政府实现管理现代化和提高工作效率。政企不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就缺少重要的 前提条件,也必然会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对政企不分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但是实现政企分开是很艰巨的任务。一是由于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是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且涉及法制建设等等问题。二是它涉及很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理论,而且涉及政治学、行政学、 法学、社会学等理论。三是它涉及到深 刻的利益矛盾。四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好的途径和办法,能够处理好人员安置 、利益调整等等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现象也还相当严重。1998年国家为了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 ,加大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取得了成绩。但是,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等单位对千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对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 和效果表示满意的仅占8。49%,基本满意的只66。25%,不满意的占25。26%,这说明, 在各级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目前仍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妨碍国有企业成为真正企业 的问题,一些地方仍沿用多年来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企业。因此,当问到“通 过政府机构改革,企业改制能否实现政企分开”时,有12。81%的经营者回答“不能”, 58。68%的经营者回答“不能确定”,仅有28。51%的经营者回答能。 表明国有企业经营 者对实现政企分开的信心不足。 针对现实情况,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并提出 “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等 意见和措施。认真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将会促使政企进一步分开的进程。但是,由于如 何实现政企分开以及与此联系的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等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的问题,对于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 5。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 我们进行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改革本身是把生产力从传 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使得解放的生产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实现发展生产力 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则还要通过管理,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即通常 说的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所以,改革和管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才能使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尤其是在适应和开拓市场、 提高竞争力方面,这是改革以后面临的新课题,一些企业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管理 方法、管理手段以及调整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实行名牌战略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 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 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根据一些单位的调查分析,企业中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管理思想落后,经营观念陈旧,决策能力 差,失误多也是普遍现象。这是导致一些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现在企业向经营管理要 效益的潜力确实很大的,狠抓企业管理确实是会见实效的。为了扭亏增盈,也要狠抓企 业管理。 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抓企业管理都是必要的,而在深化企业改革时期,抓企业管 理更有重要的紧迫的意义。这是解决企业面临困难的要求,也是推动企业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要求,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 三、努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2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 丰富的经验,当前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例如,相 当一部分国内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 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艰难,经济效益下降,一些职工生活困难。 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已成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 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概括而又科学的说明, 提出全党既要充分认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清醒地看到这 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决定》的精神。 目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决定》对此也都作了全面深刻 的分析。并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是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极大的有利条件。 《决定》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上面说过,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重要方面,一 是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一方面的任务就是使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国 有制经济是主导,但不是主体。如果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是难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前一方面是制约着后一方面的。以前对于这种关系并不十分 明确。《决定》中把“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列 为最优先的两项任务,放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进一步发展了十四届三中全 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关于国有经济 的定位,《决定》也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十五大把国有经济定位在控制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决定》概括为主要包括四个行业和领域。《决定》还指 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 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战略思路进一步 科学化明确化的表现。 2。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行路径。《决定》重申了十五大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解 困和改革的任务,同时新提出了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这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完成长远的任务结合起来。《决定》还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的十条指导方针,坚持这些方针,将能保证三年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目标的实现,《决定》提出的十条指导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规划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 条科学并可行的道路。这十条方针体现了国有企业改革要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要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合起来,要和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尤其是转变政府职能结合 起来,要和深化金融改革结合起来,要和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实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 起来,要和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等正确战略思想。从国有企业本身来说,国有 企业改革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三改一加强,这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主要出路。三 改一加强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早就提出来了,《决定》则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例如在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这一部分,提出了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和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狠抓管理薄弱环节、广泛采用现代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具体要求,很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总结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 中不少是成功并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尤其对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难题有指 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决定》认真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科学地提升到方针政策的高度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分类指导,这个重要问题过去却重视不够。《决定》贯彻了分类指 导的要求,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决定》强调“要确保 出资人到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 公司”。这些也是成功经验的总结。其他如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做好减员增效、再 就业工作、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 面,《决定》也都总结了一些有推广价值的好经验。《决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问题还在于,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重 要的不在于新提法还是旧提法,而在于提法是否正确。那些过去已经制定而《决定》中 又一次重申的方针政策,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像对待新提法那样认 真学习和贯彻。 4。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 空前艰巨的事业,尽管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但不能说一切问题都找到 了妥善解决的办法。因此,《决定》一再提出要对一些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进行探索。例如,《决定》中要求“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允许和鼓 励地方试点,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还要求:“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 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 起来。”《决定》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地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列,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认真改进领导作风,从 工交、商贸、金融等各行各业国有企业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开拓前进。”这是完全正确 的,必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在深化国有企业中发挥首创精神。 应该指出,《决定》也是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各国的国有 经济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规律性。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曾概括一些 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国有经济存在如下一些规律性现象:一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 有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二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国 有经济从事着不能让私人经济搞、或私人经济不能搞、不愿搞的经济活动。三是各个产 业部门和国有经济的相容性是不相同的。四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 小越好,它是受多种条件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制约的。五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 重的变化与工业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的联系。六是各国发展国有企业都有其社会目标,许 多国有企业就其自身的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好的,需要财政补贴。但从国际经验看,国有 企业是可以搞好的。除定位恰当,搞好的主要条件是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有明确的财务 责任,参加市场竞争。七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情况的变化,如社会对国有企业需求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熟程度的变化,国有企 业必然会发生调整改革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又是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产业结 构的变动等联系着的。八是国有企业采取的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发达国国家越 来越多的采取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形成。《决定》符合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的客观 规律,因而能够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起正确指导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决定》是一个好文件。但《决定》对改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还决定于学习和 贯彻的情况。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决定》的精神,排除各种思想障碍,把 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然后坚决贯彻《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解决改革中 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是认识问题的解决也要依靠学习和提高思想认识来解决。 为了学好《决定》,应该把《决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十五大报告联系起 来学习,尤其要认真领会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科学论断。现在国有 企业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还是“恐私症”。有些人总是把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 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来看,从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来看, 从当代经济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及从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时期能不能和该不该彻底消灭私有制是值得 研究的。这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无论如何,在我 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再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不能忘掉非公 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和十 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真正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不断深化,圆满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理论分析论文: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 在现代边沿-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家结构经历着从传统的文化-国家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中逐渐达成的,因此,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而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党化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1 那么党化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2 可以说,中国现代运动显现出的“现代性”特质,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形态所注定的。而党化国家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迟滞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因。因此,分析党化国家形成的历史与理论成因,并促使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从党化国家蜕变,实现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再次转变,就是重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的兴起 以现代国家-不能是在民族-国家还是在政党-国家的意义上而言,“国家”在中国都有一个兴起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两种实质构成明显不同的含义:古典时段的文化-国家结构,现代时段的党化国家结构。两者之间以“现代”划界,显示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古典国家形态与后来兴起的现代国家形态的根本差异,以及现代国家形态兴起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古典国家运作特征的本质不同。 就前者来讲,古典的文化(文明)-国家(culture/civilization-state) 无论就国家的结构还是就国家的作用方式来说,都具有与现代国家本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在国家统治理念上,它依赖的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华优夷劣”的古典国家基本价值与“华而夷者夷也,夷而华者华也”的关系对置结构,显示了古典国家认同的特质,也显示了古典国家对于政治对峙的淡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框架,来阐释古典中国无论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的非冲突性质,以及其中具有的融合性大于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特质。3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制上,它设计的是一套道德感化的机制。尽管从国家资源的占有来讲,古典中国的私有性质不容否认,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这种所有权仅仅具有形式意义。“仁心-仁政”、“内圣外王”的古典制度建构基本精神贯穿古典中国的整个历史。而制度安排上的“皇权”与“相权”的对应结构,也使得治道“民主”的色彩较为浓厚。至于制度举措上的“为政以德”、“与民休息”等等,都体现了古典国家的德性化定位。4 再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它显现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这由古典中国国家“家国同构”的特质显示出来。作为社会的自然结构的“家庭”与作为政治建制的国家,在古典中国以混用、结合、同构的诸种方式紧紧地统合在一起。进而以日常伦理、联系方式、法律机制、经济活动、社会心理强化稳固这种国家形态。5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归纳,可以说,中国古典国家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结构的差异,就是一个“自然”结构与一个人为结构的差异。而古典中国国家结构所具有的以文化的基本价值支撑国家机构的特质,也从中鲜明地显示了出来。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地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 就后者来讲,即就现代中国国家-尽管是在变型的政党-国家意义上而言的国家的兴起,是有一个历史的中断与自身渐进的发展历程的。首先,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以中国古典国家的历史中断为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中断,一方面是因为古典国家的内在资源长期消耗,已经差不多内源耗尽了;晚清政府迟滞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6 而中国人对于新兴现代国家的热切期待,对于古典国家无力拯救中国的共识,也证明了这一点。7另一方面,是因为建立在惯性基础上的中国古典国家遭遇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政府)契约基础上而具有的力量感,在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而向国际突进的时候,中国古典国家的自在运作就势必陷入他在力量的制约境地。西方列强瓦解中国古典国家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8 两个方面和合作用,导致中国古典国家无法维系自己的国家体系完整性,中国国家从古典的文化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就此显示出势所必然的态势。这是因为,前者显示了内在自我复制的不可能,后者显示了结构替代者的出现。设定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必须,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古典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彻底重构。 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向党化国家逆转的两次转变。前一次转变为中国现代国家兴起做好了精神和制度准备。后一次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国家-党化国家的兴起做好了观念与体制筹划。前一次转变显现为近代吁求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跃升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一方面对于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如孙中山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阐述;另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9 后一次转变显示为以党建国的思想领袖和政治行动家合一角色对于党化国家理论的构造和党化国家的组织行动。比如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以及他对于国家建构的努力。又比如共产党领袖人物对于同样问题的类似反应。10 这一转变从时间演进上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描述。第一阶段,晚清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古典文化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从三个方面体现其促使中国国家形态转化的特质。一方面是晚清政府对于国家形态转换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它展开的新政实践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问题与国家建构问题的交错作用所体现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以及在这种泛滥中日益高涨的国家认同。再一方面是促使现代国家发育生长的社会新阶层诞生了,诸如商人、工厂主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他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乃是一种促使工商业发展的现代国家,而不是限制工商业发展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传统国家。11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从建构民族国家受挫到尝试建构党化国家的时期。第三阶 段,1949年以后至今。这是一个党化国家建构成型并走向成熟的时期。后两个时期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因为它对于现代中国国家形态之定型于党化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不同,党化国家具有其特殊性。民族-国家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但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却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民族主义就是这种设计的观念工具。但是,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或政党萌芽状态的各种组织)的领袖人物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影响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最重要的二十世纪政治人物,如国民党时期的孙中山、,如共产党时期的、邓小平,都是党化国家的自觉阐述者和实践者。没有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我们还真难以设想中国国家建构的实际形态又会是怎么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古典时代的文化民族转变为现代的政治民族,这中间也内在地蕴涵了一个文化民族的唯道德思维对于唯道德定位的现代政党认同的天性有利因素。政党之作为政党的利益团体定位之隐而不彰、之作为振兴国家民族的主体的定位,从而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2其二,制度供给。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足以供给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它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即晚清时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化国家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党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从传统的会党转变为现代的政党,政党的现代组织方式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驱使政党与现代国家运动合拢。可以说,从党化国家兴起的历史合理性上也能够推出党化国家兴起的理论合理性。在中国从传统的文化国家转变到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政党取得了建构国家的优先权,政党由此替代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中心作用,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规范结构转换为政党-国家的现代国家变型结构。将民族、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结构,从民族国家的“民族”到“国家”再到“政党”的三者递进秩序,改变为从“政党”到“国家”的二维传递关系。因此,在中国人获得足以反省党化国家弊病的教训之前,党化国家的历史与理论正当性是不会遭遇普遍怀疑的。 二、党国一体 现代中国历史上,政党对于国家的支配、以至于政党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党化国家建构,可以从两个角度得到认识:一个角度是从历史经验的视角,另一个角度是从国家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视角。从这两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党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建构都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走向最关紧要的两个政党的政治取向,是我们分析政党、民族与国家关系结构的历史演变最为紧要的经验事实。 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具有草创之功。这种草创,一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理论设计,二是基于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前一方面来看,决定国民党政党形态的两位政治人物的党化国家理念值得分析。从后一方面来看,国民党的国家统治定位、策略、举措值得研究。就前者讲,在国民党作为现代政党成立之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设计,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建构本应是作为两个问题处理的问题,直接地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的。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理念,具有粗略的民族-国家轮廓。只是在孙中山意识到严密组织起来的政党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候,他的党化国家思想才趋于成熟。对此可以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党到组建改建国民党的思维演变逻辑上认识。而孙中山党化国家思想的构成大致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孙中山的党化国家思想强调政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3“党有力量,可以建国”。14 而党的力量便来源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15 另一方面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16 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17 再一方面,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一者“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18 二者不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借才于党外”。19 三者政党治理本身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20 孙中山奠立的党化国家格局,在后来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坐实在什么状态中,其结构与功能的匹配基本坐实在什么形态上。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就前者而言,他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就后者讲,国民党乃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对于全党、全社会取一种“保姆”和“导师”的姿态。21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两者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从评价的角度看,早期国民党建党的混乱,使得国民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既在理论上也在政治实践上严重滞后。加之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建构属于晚年的政治应急举措,对于国民党党化国家的强化属于急功近利的安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民党并没有完成党化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国家内在化于政党的周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阐述,一直是他们基本不变的思想取向。以中国共产党建国时期的领袖代表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 以证明这一点。在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2 因此强调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宗旨的内在吻合,因此“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3 所以,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4 故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上实践党化国家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水到渠成。至于邓小平,他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定位在五四以来唯一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位置上,另一方面则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连接起来,再一方面更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25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的明确的党化国家理念,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家形态,便日益明确地走向党化国家的定格境地。 定格了的中国党化国家形态,乃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垄断中国社会所有资源的形态。这种垄断,不惟是对于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也是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更是对于精神的、制度的与日常生活绝对统治的垄断。达到这种垄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异己思想与异在政治力量的成功挤压。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各种统治资源。就前一方面来讲,不论是1949年前的思想运动,还是1949年以后的思想镇压,都使得中国人可以选择的政治理念日益陷入一个逼仄状态。1949年以前的运动,使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练习了党化国家的运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尤其是潜在的政治竞争力量-知识分子习惯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惟命是从。而这种党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旦掌控了整个社会,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性。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政治控制、思想教育,便成功地将约束在党化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跑马圈地”里。与这种思想控制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为党化国家的严密控制体系。26 从存在上讲,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讲,党又在国家之中。党化国家的成熟形态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成功得建构起来。 无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党化国家的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体的举措也相差很大。只是从党化国家建构的结构上来审视两党,我们不能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一方面,我们就政治竞争的角度,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几十年的政治冤家。而且从两党的政治-思想领袖的自我政治表白与相互指责来看,他们对于彼此的差异也都有自觉的陈述。27 但是另一方面,从政党的基本结构上分析,两党的同构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异质性。其一,从政党的基本政治理念上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两党都信奉真理独占和军权至上的列宁主义原则。恰如孙中山总结的。俄国革命之成功“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备。”28 对于党来讲,党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既牺牲个人自由,又贡献能力。“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9 在国民党的党制建构中,孙中山因此占据一切重要职位,有独裁空间。后来忠实遵循孙中山的建党思路,而且更加强化了独占真理的政党性质。虽然说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弃置不顾,但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建构方式国民党是完全承接下来了。后来共产党所走的路,更是一条自觉的列宁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因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和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改造。“支部建在连上”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主义信条,自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中的支点。其二,从政党的国家理念上看,党化国家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所共同认可的国家建构原则。政党意志即国家意志、政党意识形态即国家意识形态是党化国家的理念结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是党化国家的当然权力布局。党化军队在作为党化国家的支柱上完全一致。所认定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与在时期所主张的“军管”,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控制方式上来看,一方面两党都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高度关注,以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居高临下地下贯到国家组织结构,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将国家意识形态通过党化教育的方式,再次下贯到整个社会。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即是奴化教育,“本党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的政治能力”。30 这样素质低下的人民就可以全心全意跟随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化教育也同样是灌输奴化意识,从中共执政前“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整顿到执政后的反自由化运动就说明了一切。31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同构性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审视党化国家的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结构及其运作的机制上看党化国家的状态。简单地讲,其一,从国家统治的政治理念上看,这是从观念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审视。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具有在思想世界运用纯熟的政治控制技术的能力。它将思想形态的政党与思想形态的国家完全合而为一。其二,从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占据上看,这是从制度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考察。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一切权力收摄于政党,从国家暴力机器的独占、到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利用(计划经济最直接体现出这一特点)、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理独占,国家与民族均退隐到政党的背后。其三,从政党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机制的形成上看,这是从日常生活层面对于党化国家的描述。独占性地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将国家政治生活、组织行动方式与日常生活贯通起来,将所有关乎“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方方面面连接起来,加以高压控制。党化思维、党化制度与党化生活成为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日常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力。其二,从国家运行结构上看,全能国家的定位,使得得以将国家党化的政党全方位地渗透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党纲-党权-党化教育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特质。“党纲”显示了政党对于民族采取拯救姿态的道德依据,“党权”显示了政党对于国家采取大权独揽统治方式的凭借,“党化教育”显示了政党在物化权力之外的思想上统治全民族的驯化进路。“党纲”将建党与建国相统一,“党权”将党内支配与 党外支配相统一,“党化教育”将党员驯化与民族驯化相统一,从而使得党化国家的运作显得自然而然。前者作为党化国家的结构状态,后者作为党化国家的运行方式,两者结合,就使得党化国家具有了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再简单地归纳一下,在现代边沿上的中国,政党何以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呢?这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政党将自己人为地提升为一个代表了民族未来的理想主义团体。这使得它可以自恃自己的理想主义而具有一种领导全民族的极端道德优越感。的国民党是这样看问题的。“我们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而我们国民的智识和普通的教育,却又这样的幼稚和缺乏”,不经过党化的及时训练,“国家也就亡了,我们种族也就灭了,当然再不能有独立的希望了”。32 邓小平的共产党同样是这样看问题的。毛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与邓的“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33 的论述都潜蛰着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领袖那种高于全民族成员,而有资格训导全民族成员的极端道德优越意识。另一方面,由于政党先于国家而成立,并且成为国家建立的动力,因此政党的行政建构就成为后起的国家行政建构的原型,以党代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前引孙中山、关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一致性的论述,已经可以证明。后来共产党领袖也一再强调将党内的优良作风带进执政之中,以便将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转换为“执政为民”的为政方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相同原则的归并,也显示出以党治国的大思路。再一方面,政党具有组织社会的社会动员“先天”特质,因此,当政党占据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绝对有利位置之后,它对于社会秩序就具有了设计、指引的自然先导权。这是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得以有效动员社会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党化统治的原因。这就是为中国政党领袖所强调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34 三、国家二型 我们强调,从政治学理论上讲,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并以民族国家为审视坐标,指出变型的现代国家是“政党-国家”即党化国家。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的规范形式,规范就规范在,其一,它具有先发性。这是一个时间向度的分析。不是说先发的政治生活形态就一定具有规范性。但是,就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正是由于它的先发,使得它的发育生长方式变成了后来巨型的显现代政治组织结构-国家的一个原型。现代国家无疑由民族-国家催生,而又由民族-国家作为标志。由一个主体民族在其语言文化历史的基础上达成建构严格国家组织的“国家认同”,迄今为止,还是建构国家的基本方式。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的定义,几乎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给出的,“由这一领土内的居民和政府组成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35 而政府也不过是“在一特定领土内成功地支持了独掌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以实施法规的任何治理机构。”36 当我们将国家看作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府的现代组织结构的时候,它与民族和国家两个端点的观察口径是具有一致性的。其二,它具有成熟性。这是一个结构状态的分析。民族-国家既然是以一个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体系,因此,它的建构方式就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体现为一个民族建构政府体系时的诸社会政治原则。一方面,社会契约构成它组织起来的基础论证。另一方面,政府契约构成它促使成员们认同的政治基础。前者成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分野的标志。后者成为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分界的象征。自由平等博爱之成为现代政治理念,宪政法治民主之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流之成为现代政治格局,都是因为它们规定了契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组织的国家性格。37 其三,它具有相对优势。这是一个比较视角的观察。后发的政党-国家与先发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都获得了自己的历史理由而具有了共时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个比较问题。比较是一个经验显示的结果问题。在两者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式对抗的形态对峙了几十年之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政党-国家进入一个转型的阵痛之中。后者进入转型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集权的政治形式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僵硬的计划经济形式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封闭的文化建制锁闭了社会创新的通道。这与民族-国家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政治机制、依据于价格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文化建制具有的文化自我更新无法长久地对峙。起码可以讲,政党-国家所依托的传统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是彻底地终结了。 政党-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变态形式。它变型就变型在,一方面,它是后发的。后发如果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倒也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犹如美国相当于英国是后发的,但是国家结构都是民族-国家的。只是后发的政党-国家,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民族的政治动员滞后,需要一个自觉建构国家的强势政党来号召建立国家,政党占据了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以“民族代表”的身份获得了建立国家(政府)的特权。这样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政党-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的产物。政党替代了民族作为国家建构活动的主体。政党意志又恰恰是在与民族意志的形成中扭转民族意志、以至于高于民族意志的情况下引导民族转向国家的。所以,它的后发使得它必然变型。另一方面,它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是因为它是在出台条件不足的情况下的“早产儿”。社会主义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依托,共产党是政党国家的组织依托,落后国家是政党国家的既有国家基础,集权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与封闭的文化是政党国家的社会结构形式,分析起来,这些条件给政党国家的建构提供的生存土壤实在是相当贫瘠的。社会主义的混乱状态,不足以给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营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足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方案。而且它作为革命政治哲学,实在是将自己的理论构造轴心安顿在革命的正当性上面。国家建设的问题深深地隐匿在革命的激情后面。政党国家建构起来之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远远没有提上台面的机缘。所以当政党国家如此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政党领袖一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喜悦之中。38 再一方面,它显示出相对的劣势。这种相对劣势是在政党-国家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之后显示出来的。政党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大都没有发育健康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和弹性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非宪政安顿,使得它们均成为某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政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投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转换为国家的中央控制结构,使得社会政治活力被这种政治制度所窒息。政党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此具有一种脆性特征-它在可以维持自己的范围内,可以从容复制自己;一旦它到了脆性的边沿,谁都无法拯救它了,对于它的改革,也就只能是对于它的颠覆。而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刚性计划制度,也因为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实际水平,显示出它无法支持社会经济继续有效地发展的需要,以及它无法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至于这种经济形式无疑要走向它的终结点。至于上控制方面,由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方式被楔入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全方位的社会强控制是这种国家社会日常生活的必须。一种完全缺乏抵抗空间或非暴力反抗余地的日常生活,使得社会生活也显示出常态下的控制有效性和非常态下的完全失去控制的两极跳跃状态。这些劣势,使得它在与自己敌对的制度竞争中,必然处于失败的境地。而且它的失败,因于自己内在的缺陷或相对的劣势,而不是因于外部的压力。 比较分析民族-国家与政党-国家两种国家类型的结构与功能,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两者具有的差异性和比较特点。这种比较,可以从三个角度着手:一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与组织结构的差异。二是国家基本政治 制度的安排的不同。三是国家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状态的区别。 第一,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指足以使得国家之作为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对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之基本价值的共识。无疑,现代国家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观念基石。假如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这种观念基石,就等于没有国家的感召理念,国家的精神形态就建立不起来。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而言,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型民族主义与权利型爱国主义。权利型民族主义指的民族共同体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民族任一成员都在这个共同体内获得了同样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以至于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的这种自由平等地位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共同体。假如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共同体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政治权利,他们对于民族共同体就有采取拒绝认同态度的权利。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属于这个共同体而遭到民族的人格蔑视和权利践踏。以此为基础,权利型爱国主义,是指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国家共同体,必须是一个保护共同体成员政治权利的组织建制。国家与组织国家的成员个人,具有握权和授权的关系结构。国家之获得人民的爱护,就是因为它保护了人民。人民之爱护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安全、尊严和生存发展资料。不是因为国家凌驾于人民之上,因此人民必须服从它。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关于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 39 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在此也就获得了理解的理由。在这样的国家框架之下,一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都只具有相对于国家组织的次生性。相应地,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组织对于国家组织具有忠诚伦理导向,而不是相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困境是,它从古典的文化国家转型为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没有原来国家结构中内生的转型动力。因此,它得依赖于相对于原来国家结构而言的外生力量来动员资源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独大政党就有了代表民族利益与愿望的机会空间。在民族危机中,道德自我正当化的政党就有一个要求民族成员跟随这一政党的理由。所以,当通过政党力量建立起国家组织架构之后,党化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撑也就通常是义务型民族主义与义务型爱国主义。所谓义务型民族主义,就是不问民族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不问他们作为个体活动者是否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而只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被政党动员起来而成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民族救亡者。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机,遭遇了究竟为民族大我牺牲小我、还是为小我一己牺牲民族大我的“权利难题”。于是,大我胜过小我,义务替代了权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人没有思考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性的空间。而义务型爱国主义,是由义务型民族主义自然引导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40 它主张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它所建立的国家共同体来讲,必须无条件地采取爱护的立场。它将爱国与卖国作二元对峙的理解-要不你履行爱国义务,要不你就是出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家就不能质疑它对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问题,而只能质疑自己热爱国家的忠诚程度问题。而且“国家”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祖国”之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应被忽略。与之伴随,独大的政党之政党组织是在国家框架之上和之外运作的。“之上”,是指政党占据了国家建构的优势资源。国家之作为号召民族凝聚为政治实体的道德主体,转换为政党之作为号召建立国家的道德实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与组织的“寡头统治铁律”发生作用的机制特别明显。41政党领袖在政党国家的建制中,发挥着“导师”与“领袖”的共同作用,他就此成为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于是,两条对划而过的线索就显现出来:一条线索是国家建立的线索,这是一条从民族到政党、再到国家的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从国家到政党、再到政党领袖的线索。前者构成了国家形成的过程。后者构成了国家运作的过程。前者支持了党化国家结构。后者支持了领袖专制机制。绝对忠诚的政党伦理因此转换为绝对忠诚的国家认同伦理。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结构也就完全没有建立而起的可能性了。这样,党化国家的精神僵化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第二,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指的是关乎国家政治生活的那些基础性结构,比如宪法的制定与宪政制度的运行,比如法治精神的建构和法治状态的维持,比如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民主的改进等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共同体关爱其成员的基础之上,因此,将这种关爱落实为一种保护共同体成员的国家基本制度,也就是国家(政府)有效运行的前提。宪法的制定与实施,宪政的建构与运行,就是在这种驱动力之下产生的。它是民族共同体,进而是国家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以便达到捍卫其成员支持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基本制度基础。宪法,就是建立在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权利的基点上的。之所以宪法的基点必须是维护共同体成员基本权利的,就是因为惟有这样它才足以维系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共同体之“共同”究竟何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宪法绝对不能是对于共同体成员社会政治义务的硬性规定。它一定是对于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保护性规定、对于国家组织建制的限制性设计。在此基础上,宪法通向宪政才是可能的。宪政制度乃是一套健全的国家基本制度。它对于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财产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主权在民原则具有鲜明的强调、对于权力的分割制衡具有刚性的要求、对于法治的治国方略具有综合的支持。42 经由宪法的良法建构和宪政的实施,国家的法治状态维系着国家的良制情形,而国家的良制情形支持着国家的优良秩序。一种对于共同体成员毫无例外的法治治理结构,使得共同体成员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共同体成员支持共同体运作的内在动力形成逐渐强化的趋势。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有了永续的动力。并且,因为宪政支持的法治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制一般会表现为低调的代议制民主、程序性民主,而不是高调的直接民主制、实质性民主。43 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 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 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 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 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 四、党化国家的转型 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 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1950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30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年和1968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 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 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 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 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 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 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理论分析论文:对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功能理论 文学翻译 适用度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 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理论分析论文:CAPM理论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应用的分析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CAPM只是最近几年才被引进并应用到各个投资决策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难以满足CAPM理论严格的基础假设条件,所以CAPM理论在现实市场中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对CAPM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分析。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 (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 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 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着。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 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 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 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 1982.4 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 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E(Rp)=E(Rom)+β[(RM)-E[(Bom)] 将无风险收益率Rf换成了市场组合中的零β的资产收益Rom.这种模型适用于市场中不存在无风险利率或存在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限制的情况。此外。当证券的流动存在交易成本,包括交割费用、手续费、佣金、信息费用等,这些都获影响风险证券的收益率,CAPM因此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不同资产都持有共同的系统风险时,交易成本便可以升水形式加到期望收益率上,即:E(Ri)=Rf+β[(RM)-Rf)+f(ci),其中f(ci)表示交易成本的函数,表示受益升水。经过改进的CAPM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的证券市场环境,使得CAPM应用的效果得到改善。相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CAPM模型本身的不断改进,CAPM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更加符合现实,CAPM模型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我国历史上的人本理论 一、管理学发展中对“人”的概念 管理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近一百年来管理理论学派林立,但大致可分为4个发展阶段: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为泰勒;行为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为梅奥、马斯洛等;管理科学阶段,代表人物众多。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理论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在我们过去所学的管理课程以及管理学普遍提及的管理理论中,“人”最突出的时间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管理学说风行企业界,人们开始接受科学管理学说中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开始意识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对被管理者认识的深化,这一假设的被接受带动了管理的一场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试验”纠正了人们对工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偏见。并且由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人的管理方式方法,引发了对人管理的新革命。但“以人为本”的管理的明确出现还是人本管理思想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只以人的全面的自在的发展为核心,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和工作任务,一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以组织共同愿景为引导的一整套管理模式。 这里对“以人为本”的概念是明确的在企业中对员工的态度。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政府治理中,不但借鉴了这个概念,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从最根本上来讲,政府的管理治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人民的安定、幸福;国家的强大、兴旺。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免都会因为形式而忽略了原本的目标,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新把以人为本带进了政府的管理之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重视的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就是对西方学者的借鉴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相反,以人为本恰恰是我们的老祖先早就提出并强调过的概念。像我们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等典故,无不提醒着我们这点。 二、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体现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当代创造出来的,而是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并且一直深远的影响着中华文明。孔子以及儒家的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应该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主要包括:“民为贵”的人本论思想,“举贤才”的人才管理思想等。《礼记?中庸》也曾记载“为政在人”,就非常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 孔子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理论基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小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也就是愿意为了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同时,他又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也就是说要选拔政治的人,罢黜的人,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也能管理好国家。而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反对论资排辈的观点则在现代企业管理学中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制定良好的管理条例,管理规则仅仅是有效管理的第一步,而真正要想要管理好,甚至能弥补管理规则中的某些缺陷的,却在于管理人才的运用。先秦儒家思想的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重视人的因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出发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工作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二是管理工作要依靠人才来办好。儒家思想的这一个特点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此后历代贤能的君主都注重用贤能来管理国家,而此后的科举制也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其次是重视管理中领导的作用。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领导者要对被领导者起表率作用。 不论是国君还是庶民都要从自我“修身”做起,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充分强调了领导者的良好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其二,领导者要宽以待人、取信于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以民为贵作为了其仁政管理思想的中心,以得民心作为其仁政管理思想的原则,才能更好的维持其正常的管理。其三,领导者主要应该做好领导工作,而不要包揽具体工作。孔子认为,担负全局的领导、指挥工作的领导者和担任各种具体工作的工作者必须有所分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思想——各司其职。 同时儒家思想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荀子的“上不失天时,下布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如何使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之间,管理者之间,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传统儒家管理思想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无论在行政还是经济军事管理中都借鉴了其中的很多思想。 三、结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只是国外的学者为管理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突出的人本管理科学的闪光点:儒家思想。这不仅是属于中国的管理先进思想,也为管理科学的整个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丰富了管理科学体系中的人本管理。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重视儒家思想对国人的影响,运用相关的理论事例来规范当权者以及造福民众;很多企业也把儒家思想当做企业文化的精髓,团结激励团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 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管理会计研究状况而言,学者的研究可以根据方向不同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是注重在企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尤其是管理会计在中外合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应用经验,从理论与经验方面寻找其共性所在,并将之推广;另一类则是以欧美管理会计发展为中心,推崇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从而形成系统评价,以此对国内的实践活动进行指导,进而分析国内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后提出解决措施。 1.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会计假设脱离实际。会计假设是一种逻辑性的命题或者推断,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会计领域中存在于某一时期内无法验证或者尚不能确定的事项,会计人员在面对这些事项时需要以正常情况下的客观实际或者发展趋势为依据,作出会计假设。会计假设同样存在于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中,包括货币时间价值、变动成本法以及成本习性分析等假设。然而,部分假设与企业中会计实践活动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以本量利分析为例,若企业对单一产品的产销,需要假设产量与销售量之间存在平衡关系;若是企业进行多种产品的产销时,则需要假设这些产品具有稳定的品种结构,换而言之,即是假设在企业的总销售收入额中,多种产品的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不便。本量利分析只有在这些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才能够顺利开展。然而企业行政管理与业务招待等费用没有准确的开支数额,因而企业每个会计月的固定成本额不是相等的,此外,人工效率、运输方式以及进货渠道等因素也会对单位变动成本发生改变。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假设,但是这些假设脱离了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对于管理会计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 2.管理会计方法中引入复杂的数学模型后,其可操作性将降低。由于学者在进行管理会计理论研究是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研究人员在管理会计理论中设计了较多复杂的数学模型,为会计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困惑。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这些数学模型严重缺乏实践基础,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疑,极大地降低了管理会计方法的可操作性。例如,概率分析法往往在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中用于决策与预测分析,理论研究中能够将各个事项的概率直接设定,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管理活动中,事项的概率难以准确界定。这些问题都会在实际中应用管理会计方法产生不利影响。假如在会计实践中,会计工作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学模型的了解,但是这种定量分析方法难以将信贷利率、市场供求、经济环境以及国家颁布的方针政策等非计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决策或者预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难以得到保障。 3.管理会计不能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部分管理会计方法若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需要付出较大代价,这些经济性较低的方法难以在会计实践活动中应用,还有部分方法与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需求相关性较低,这都导致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积极性不强。就目前情况而言,管理会计教材多是将工业企业作为编写范例,而在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商品流通等企业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机构与服务行业中,大多数管理会计方法难以较好地满足管理者的决策需求。例如,理论上对于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应当是单位质量的损失成本与检验成本、单位预防成本相等时存在。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于单位质量损失成本、检验成本以及单位预防成本的计算十分复杂,最优质量成本的确定知识在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是缺乏实际操作性。就算是按照以上方法确定了最优质量成本,理论上能够保证企业的质量成本最低,然而对于最佳合格率不能保证是100%,这是由于企业若要满足质量上的高要求,则需要增加成本投入,这种做法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具有经济性。 二、管理会计理论前瞻 对于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方向的探讨,应当从会计实践出发,提高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寻找理论方面的原因,不断进行改进,而不应寻找客观原因或借口进行开脱。因此,在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实践需要为向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理论对于会计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 1.规范化研究。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保证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其主要内容是规范化管理会计理论以及方法体系、管理会计与其他学科划分以及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从哲学角度来看,实践决定理论,因而管理会计规范化研究是把以往会计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汇总,将之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现。 2.提升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对于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改变以往过度重视学者而忽视会计工作者的参与,应当提高会计工作者在研究中的参与性。为提高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实际操作性,应当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创造机会是理论研究人员进入企业进行实践验证,在理论研究人员与会计工作人员的共同工作中,以实际 调研结果结合理论研究成果,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3.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在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工作中,应当首先确定明确的管理会计目标,以此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处于管理者的控制之中。同时,还应该不断完善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基本原则以及方法与智能等内容。除此之外,在进行完善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理论服务与实践的原则,明确对“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认识,切实发挥在实践活动中管理会计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提高管理会计方法的实际操作性是管理会计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关键所在,应当明确管理会计方法体系中经过实践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其于实践活动中的应用水平,使管理会计及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理论分析论文:分析翻译中的文本分析理论及其案例 一、概述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理论分析论文:陆学艺社会建设重要理论的分析 陆学艺晚年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了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创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社会建设的思想构成了陆学艺学术成果的重要板块。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支柱之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研究,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尤其是现时代,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等主题已经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应当继续深化,学术界不应当在热闹了一阵后归于冷寂。 今天,重温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仍有启发意义。 一、当代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阶段 所谓新的历史阶段是说时代开辟了具有相当程度新意的境界,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陆学艺认为,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并重的历史新时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般是由若干个历史性发展阶段所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任务。在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又一个历史新阶段,就是进入经济、社会并重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着的提高,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小康;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第三次历史转折,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 “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 ‘和谐起来'.”[1](P4)这一战略性转变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经过了三十余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人瞩目,但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越加突出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严重不相协调,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进行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具备了进行社会建设的多方面优越条件。当代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时代要求将社会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新的高度。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可见社会建设对现时代的重要和不可或缺,到了十八大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新发展。 所谓历史新阶段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质的提升阶段的刻画,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崭新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应当转向一个质量全面提升、社会各个方面全面改善的历史时期,应当走向建设和谐社会、精致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建设具有必然的要求和时代任务。 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社会建设之所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只有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只有将社会建设做好了,才能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才能造就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崭新形态。 陆学艺认为,正确认识新的时代,认识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认识社会建设的意义,就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才能将时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社会与经济的严重不协调,是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不相匹配。在陆学艺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2](P34)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历史长时段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形成了似乎难以理解的怪现象。按说经济快速发展了,社会领域的变化、改善应当与此相应,而且经济发展了,也会为社会的改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社会领域出现的问题却使得经济与社会不相协调,这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 1.经济发展成就卓着,社会问题越发增加 我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建设,成绩斐然,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工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然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则越加突出,历史长时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差不多都出现了,有些矛盾还非常尖锐、加剧。 收入差距扩大, “城市病”加剧,环境污染突出,官民矛盾激化,违规征地拆迁剧增,劳资纠纷普遍,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影响极大的群体性事件逐年递增。 2.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 1978年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总值增长近80倍,①但城乡差距拉大,城乡经济增速不平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方面资源配置不均现象更加突出,“城多乡少,城优乡劣”的态势日趋严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了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经济建设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又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而且往往成为城市问题的渊薮。 3.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社会体制改革滞后 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尝到了甜头,但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则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一套,学校基本还是公办一统天下,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致使大量年轻人花大钱出国寻找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劳动 力配置基本市场化了,但劳资关系、按照户籍配置社会资源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城市涌入了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但人口管理仍沿袭着旧的一套做法。人的基层生活空间在形式上改为了社区,但自治性不足,居民参与不够,政府与自治体功能划分界线不清,社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这样,社会活力受到抑制的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展开。改革开放政策消除了人员城乡流动的限制,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民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造就出来的一大群体,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社会管理增加了很大的困难。社会生活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管理人口的方式、管理城市的模式、配置资源的方法、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事业的投入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老办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了,有的城市甚至外地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但医院、学校几十年却没有增加,城市的各项设施严重跟不上人口的增速。这样,大量社会问题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4.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 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企业,企业的数量、组织化程度、市场参与度已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得到充分发育,但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反映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活力标志的社会组织的数量、社会事务参与度却很低,我国的社会组织数量严重不足,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本来应当由社会组织起作用的领域却因社会组织的缺位而错位现象严重。现有行业组织、自治组织存在运行不规范、功能错位的问题。政府、市场、社会应有的现代格局尚未确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领域的治理结构远未建立起来。 5.经济结构日趋现代型态,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大 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 “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的产值结构从1985年的 “二一三”转到了2011年的 “二三一”,2011年农业产值已占不到GDP的10%.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比达到50.1%,二、三产业名副其实成了就业的主体部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29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显示社会人群组合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初级阶段水平,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在28%-30%,距离中产阶层应在工业化中期要达到40%的水平还有不小差距。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12∶1,城乡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城市人口虽首次超出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40%多的农村人口的总产出却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②,说明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仍相当低。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事实与农民工体制问题并存,现代化的 “国际大都市”与城中村同时出现在城市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内部的所谓新二元结构,加上本来就有的、现在尚未改变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变得越加复杂。目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 构 是 “中 间 小 底 层 大”的 结 构 与 形 态,该“大”的地方没有大起来,该 “小”的地方没有小下去。人群的阶层结构距离现代化社会应具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对称。 6.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但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建立 市场经济追求平等交易,公平竞争,率先优先,优胜劣汰,这些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日显突出,但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也是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诚信、守则、自律等社会规范则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日常生活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滑坡,法治松弛,商品交易活动中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通过不规则手段暴发与不健康的仇富心理同时并存。 7.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但社会体制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领域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尚未破题。政府很强,社会很弱,政府 “包打天下”、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事务,无限责任,任务重,压力大,运作成本高,管的多,而不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反而没有管好;另一方面,政府一方独大,钳制了 “社会”的发育壮大。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政府应着力放权,做好本职工作,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责任和发展空间,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认清现状的基本要求,是理清社会问题进而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也是把握时代走向的必要环节。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变革,社会体制改革严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进行社会建设,从而使得社会与经济相协调、相匹配。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着重于社会建设的新阶段 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一般注重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积累资本,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面临社会问题往往增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进入讲究质量提升型的发展,从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到进入社会全面进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标志着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社会全面进步、重大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这符合现代化国家演进的一般规律,美国就有所谓的“进步运动”[1](PP.7-8)。时代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现代化要求将社会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新的历史阶段要求充实社会建设的内涵,要求社会领域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按照一种理想的模式来展开。人们希望平平稳稳地发展,发展过程非常理想,完全符合理性,发展过程非常协调,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但这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展开过程常常出现各种不平衡,有时甚至是严重的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则是普遍的规律,现代化就是在曲曲折折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一部分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一部分是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还有一部分是先释后用的术语。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二是人化倾向,三是长期延续性。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另外,文学批评文章读者面越广,它所起的作用越大,批评的价值就越能充分突出。文学批评不应该只在学者圈子孤芳自赏,自言自语,它更主要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批评家所使用的概念,“不应该艰深得使人望而生畏”,即使是技术性很强的科学术语,在使用时也要经过批评家的消化,使其适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批评话语系统的笼统含糊、以简驭繁的特点,尽管不利于理论学术研究,但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来说,又往往具有其适应批评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可取之处。它可以作为现代内涵界定清楚的各种批评学派的术语的补充,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大小谢对诗歌的追求看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演变 论文摘要:谢灵运的山水诗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谢眺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追求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由此可见南朝文学批评意识从逐步淡化社会功能到追求美学价值的轨迹。 论文关键词:谢灵运;谢胱;山水诗;审美意识 在南朝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追求形式美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格外突出的特征。“从宋初到陈末,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是社会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学价值却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历程。谢灵运与谢眺同为南朝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且兆的诗风,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从二谢的诗歌发展的历程可窥视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变化规律。本文就谢眺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与发展来探讨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 东晋时期,玄言诗中的景物描写主要是为体悟玄理而服务的,它们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地位,玄学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思而编排景物,这些景物通常是不具备有特殊性,而是抽象化的。东晋诗人还未能将具有季候色彩的山水特色很好地表现出来,有些玄言诗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大同小异,玄学家甚至为了体悟玄理而组织罗列自然景物。只有到谢灵运时,山水诗才真正成为独立的一种诗歌类型,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客体,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对应物,他笔下的山水是真实具体的。谢灵运对大自然十分热爱,如陈祚明说:“千古好游,无如康乐。”(《采菽堂古诗选》),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并序》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其《山居赋》日:“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他在山水中获得惬意闲适的心境,达到了适性逍遥史称“灵运多想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谢灵运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自视甚高,他纵游山水,一方面是为了欣赏山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抚慰受伤疲惫的心灵。在游览山水时,他可以暂时忘却尘世间的那些烦恼,获得心灵的平静,他深深陶醉于山水的清美当中,如: 烯裕虽凄其,授衣尚未至.感节良已深,怀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既及冷风善,又即秋水驶.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对玩成可喜。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江山胜景如画,宽阔的江面与巍峨高山的壮美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云彩和太阳在天空中自在嬉戏,多彩的天空倒映在柔波中,显得多么的甜美秀媚。诗人坐在顺风的船上欣赏着这一切,心情十分愉快。 这些景物带有令人喜悦的色彩,“媚”字用得极到好处,仿佛云和水自来亲人。山水以其明媚的色彩感染了诗人,让他只是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忘却了红尘烦忧。谢灵运在山水景物描写中常透露出这种对山水的喜好,如:“山水有清晖,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作》)这些山水就像他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他和山水互诉衷情。《登上戍石鼓山诗》一开头便说:“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陆不可涉。”表达了他对前途的担忧,可是诗人在游览的途中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石鼓山的美景让他目不暇接,“白芷竞新苔,绿苹齐初叶。”他笔下的山水是那样充满着生机,“竞”、“齐”字将新春万物生长的清新烂漫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山水并没有因心绪不佳而染上愁苦色彩。 古人常以秋为愁,“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天到来,万木萧瑟,出门在外的游子,见群鸟归巢而自己仍在外飘零,不由愁思万分。谢灵运在山水诗中有不少黄昏景色的描写,但他笔下的黄昏少有落寞的情绪,如:“秋岸澄夕阴。火曼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人被黄昏绚烂绮丽的景色给迷住了,“澄”将秋高气爽中的美丽的彩霞与明净的湖水形象地表现出来,“团”极好地将露珠之精莹流转勾勒出来,丝毫不见有衰败气象。谢灵运在游览山水时,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观赏景物,并从中领悟到山水中所蕴含的大道。他诗中的山水景物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占主导地位,不是为了印证玄理而编织的。他是按照一路上所见的景色细致描绘,并没有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中,还没有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他把山水当作客体,他对山水的态度主要是观赏,而不是领会。因受到玄学的观物方式的影响,他的景物是客观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载体,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沈德潜《古诗源》),加之政治上的失意,他的山水诗并非以写景为目的,而是通过山水发泄心中的怨愤,因而他的山水诗常常与其理结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在谢灵运笔下,“山水自然的审美价值已具备了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官直觉到的愉悦;第二层次是精神的净化,主要表现为“忘忧”:第三层次是哲理上的升华,亦即谢灵运强调的悟道作用。他把这种理性的会悟和升华视作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这似有玄言诗流弊,但谢诗“以自然风光与玄理佛旨前后呼应贯通为特征,有别于玄言诗枯燥、抽象的说教,因此,其问世令天下人耳目一新”但是,无论“娱人”,还是“忘忧”,抑或是“悟道”,都可以发现灵运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倾轧、仕途的无望和险恶才转向山水的。“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七里濑》),“莫辨百世后,安知干载前?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渥,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己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凡此种种,在他的山水诗中迭出不穷。谢灵运写作山水诗的目的是要借山水体悟玄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也毕竟刚刚脱胎于玄言诗,况且他还是一个精通玄言、佛理、《易经》、《楚辞》的大学者,老庄哲学中重精神、轻物质及贵道贱迹的内容也是他思想的真实体现。正如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地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齐梁时期,“性情”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表达感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钟嵘《诗品序》强调“吟咏性情”;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强调“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谢且兆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多地以山水见性情,抒写个人身世感怀。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写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他不像谢灵运那样,以故作超脱的姿态从山水中寻求哲理的满足和解放,而是以审美的态度在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契合,以寄托自己的忧惧愁怅。一个要寻找解脱现世烦恼的理,一个要寄托现世愁怅之情,这里便有了理趣和情趣之分。因而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l25页》)。在他的山水诗中把描写景物和抒发感情自然地结合起来。他浮沉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出对于宦途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眺是以一种朝隐的态度来欣赏风景,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来欣赏自然,所以即使是在办公时间,谢跳也有闲情来欣赏窗外美好的景色,如:“案犊时闲暇,偶坐观卉木。”(《冬日晚郡事隙》)、“昧旦多纷喧,日晏未逞舍。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落日怅望》)正如王瑶所说:“(谢胱)他写山水,也写都邑;既写仕宦,也慕栖遁;而且在两者间找到了妥协。这妥协,就是虽然身居都邑,从于仕宦,但仍可领略山水栖遁之趣。小谢屏弃了公务的烦俗,透露出悠然自得,如:紫殿肃阴阴,彤庭赫宏敞。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玲珑结绮钱,深沈映朱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兹言翔凤池,鸣佩多清响。信美非吾室,中园思偃仰。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骀荡。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 ——《直中书省》 诗人曾经担任过中书郎,这是清闲的高职。天气清和,春光明媚,房间内肃静清冷,窗外阳光灿烂,东风摇荡着万年枝,金色的阳光照耀,仿佛仙人掌都特意展开了手心来承接着这美好的春意。台阶边上是大朵的芍药骄傲绽放,红艳欲滴,仿佛都要翻到台阶上了,台阶上则是绿苔日日不息地生长,一步步往上爬着,虽然缓慢却能持久。一“翻”字形容出芍药的烂漫绚丽,而“砌”字则写活了青苔的幽密苍翠,一动一静,一红一绿,色彩极为绮丽。诗人看着这浓郁的春光,心情十分舒畅,仿佛整个身心已飞出中书省,漫步在华妙奇艳的大自然中。谢且兆深深陶醉于自然给他带来的美感享受,花开花落的季节里,他欣赏着余花的轻扬,落日时分,他沉迷于不断变幻着颜色的天空,彩霞满天里,他凝眸着澄静的江水。他将自己融入了自然,自然就像是他久未相见的朋友,他用心细赏着山水,而山水也回报他清美的姿态。年华暗换,人世几回,不变的是清秀可喜的山水,还有走入山水中得到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悠然兴会。 小谢生当门阀贵族衰落之势已成定局的南齐,其精神气度己不像灵运那样矜持得近乎狂傲,他把用世之心收拾起来,转向个人审美体验的自由表现。他用自己萧散而灵秀的气质去感知和欣赏自然风物,在他眼里,山水风物都不是没有生命的冷漠的东西,而是通了人性的、与他同样深情的灵物。如《送江兵曹檀主薄朱孝廉还上国》,诗中香风、鲜花、小鸟似在展示自己的魅力以挽留即将远去的友朋,它们与小谢的感情可谓息息相通,有着无限的情韵。与大谢相比,小谢同样认识到山水娱人、忘忧、悟道的审美功能,但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指归的境界。 罗宗强说:“文化的发展过程当然是非常复杂的,它各个环节的前后衔接,有时几乎找不到明显界限。以玄对山水,和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这两种态度之间也没有一个截然的标志,只不过侧重点的变化而己。在侧重点的变化中间,它往往是并存的。整个南朝山水诗创作便体现了这一过程,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为初始时期,还受到玄学的很大影响,士人在观照山水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玄对山水,把山水当作体玄悟道的客观物。随着玄学影响的逐渐消释,士人们以朝隐的态度来欣赏山水,山水不再是体悟玄理的媒介,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到以审美看山水,无需进入深山老林里,在自家的庭园里便能欣赏山水、享受自然,南朝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态度逐渐由以玄对山水逐渐转向以审美对山水。 大、小谢与山水在文学层面上的异同及继承发展关系若提高到哲学的层面来观照,也许可以这样说,大谢玄悟了自我,小谢则消融了自我,大谢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小谢则超越了单纯的悟道,以人情美与自然美的契合为基础,创作具备情、景、理交融的意境美的山水诗,从而达到了以审美创造为审美指归的境界。从重“道”到重“情”,从感悟玄理到审美刨造,这是山水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南朝文学批评意识的嬗变的具体体现。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文学批评论文:试析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中世纪的诗学是在语法课上出现的,并且在语法课上占据着最传统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将语法学定义为正确言谈的科学,是诗人的学问,为诗学与语法学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基本公式。维克托瑞纳斯在《论语法艺术》中把语法学看做是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由此,语法学的批评传统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载体,众多的学者将文学研究或阅读诗人看做人文学科的中心。 诗歌与语法学的这种联系产生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批评类型。 第一种是评注和注释,即对某些文本进行评注和解释。尽管这些评注和解释并未形成一篇独立完整的文章,但在当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文本批评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简述作者生平,然后评论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风格,而主要部分则是对文本中个别词句的注释。这些评注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作品的审美特征,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以增加文采。这些注释可以用来定义生僻的词句,解释复杂的语法结构,指明修辞手法,有时还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当时的作家们注解了维吉尔、特伦斯、贺拉斯等古典主义后期的作品,由于中世纪文学处于基督教的语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对作品的注释显然是为解释《圣经》做准备的。l2世纪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圣经注释》是中世纪“圣经注释”一部公认的力作。 第二种是音韵学批评,即评价诗的韵律。古典语法学包括拼写、音节划分和元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后一种研究的扩展形成韵律学,它的基本理论是:诗歌不是内容和方法的,而是韵律的;它对应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说,形式重于功用,我们说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诗”是囚为它使用了六韵部英雄诗体的格律,而不仅仅是依据它的内容。当时的诗韵学论文主要有奎尔的《拉丁语法》、贝德的《论韵律》、但丁的《论俗语》、德肖的《修辞艺术》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特瑞希诺的《诗论》和贝勒的《保卫和发展法兰西语言》以及盖斯克因的《教育笔记》中都还明显保留这种批评风格。 第三种批评类型可以称作作家比较。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是可以比较的,昆提良在《雄辩家的培养》中列举了作家名单,目的是将一部罗马作品与其所模仿的希腊作品作修辞学方面的比较,这可看做这种批评类型的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基督教作家继承了比较的传统,并将比较转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来作家之间,而且他们的视阈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异教徒作家,兼容了基督教经典和世俗文学,尽管他们提醒人们说,研究世俗文学的主要理由是为注释《圣经》作准备,但这种对不同作家兼容并进行比较的批评传统与前两种批评类型一样,成为中世纪人文主义产生的温床。 2.诗与修辞学 语法学批评的类型有着明确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诗与修辞学的关联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义时期诗与修辞学的联系比中世纪还要紧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完全借助于修辞学的。许多被视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作品,如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其实都是关于修辞术的批评,只不过是运用于诗的文本罢了。 古典主义后期有三部正规的修辞学批评作品。第一部即传统上认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论崇高》残稿,该作品宣称天才胜于训练、想象重于布局,这些问题在古代修辞学中都讨论过;第二部是多纳图斯的《维吉尔作品释义》,文中盛赞维吉尔堪称修辞学大师;第三部作品是迈克罗比乌斯的长篇对话《农神节》,讨论“维吉尔是一位演说家还是一位诗人”?该作品论证了维吉尔对论辩风格的运用能力,认为他尽汲十位阿提卡演说家之所长,这部作品修辞学批评论述的广泛和细致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中是无可匹敌的。中国文论界所熟知的贺拉斯的《诗艺》从罗马修辞学中得益甚广,所谓模仿、诗人的修养、天才与学养的对立、寓教于乐原则等话题在以往的修辞学中都有论述,这部作品成为整个中世纪修辞学批评的母本文献,成为中世纪语法课的必读教材,学生们详细钻研它的修辞风格,并由此产生了大批论诗艺的著作。古典主义修辞学习惯引用诗歌来证明表达效果,而语法课上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们熟悉修辞格的运用技巧。尽管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后,纯粹的修辞学批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于修辞学的语法学论文,但诗与修辞学的这种联系从古典主义时期延续下来并贯穿于整个中世纪。 3.诗与逻辑学 诗与逻辑学的联系早在古典主义后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就已经建立,不过,在中世纪早期这一联系并不被重视,直到12世纪才隐约可见它的影子,到13世纪,人们已经更乐意用逻辑体系而不是修辞方法来划分修辞格的类别了。实际上,将诗重新定位于逻辑学领域的契机也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并被人们从阿拉伯注释和译文大量译成拉丁文。“诗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命题从此被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义的因素:把诗学看做逻辑学的一部分就是说诗只是一种“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内容”;只是一种像形式逻辑、辩证法和诡辩术一样的制造象征符号的“技艺”,而不是像政治学和天文学那样的“科学”;同时,这种定位也否定了“寓教于乐”的传统。在整个中世纪,阅读诗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诗不仅教给人们一般知识,还能通过实例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诗歌的教化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们阅读异教作品也是为了把其中的道德内容像“埃及黄金”一样带走,为己所用。 然而,当诗被纳入逻辑学之中,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这对于中世纪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理论矛盾到圣托马斯和培根那里终于稍得缓解。他们采取折中的立场,承认诗在科学体系中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一门技艺,可归于逻辑学,同时又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具有道德价值。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们却不屑于这种中庸态度,但丁就明确宣称《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莫萨多和薄伽丘也支持他的观点,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认为诗是神学的同盟。 4.诗与四学科 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中与诗关系较近的是算术和音乐。数,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用数创造”被认为是一种模仿手段;音乐,更是诗的要素的一种,圣奥古斯丁的《论音乐》就详细分析了音乐节奏和古典主义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并不是中世纪批评家们的兴趣所在,他们所做的是把诗独立于四学科之外,视之为哲学或神学的一个分支,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批评类型:讽喻批评。 我们知道,原始诗歌常常被当作预言和启示,体现着某种世界观。古人们把诗人的智慧分成科学知识、伦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与此相应哲学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理性哲学。既然诗是哲学的一部分,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诗的文字背后的哲学意义。讽喻,因此成为他们最有效的工具。对古典主义后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批评家来说,讽喻不单是经过伪装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宜于理性推论的真理的神秘流露。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柏拉图。原始诗歌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思想的神秘主义倾向在中世纪这个神学至上的特殊时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贯穿着整个中世纪。普鲁克拉斯的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诗是一种启示,诗人是具有灵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讽喻犹如一道面纱遮掩着神性的真理。不过,他并没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图主义极端神秘的一方,尚能承认伦理教化是诗的重要功能,只不过不是最主要功能罢了。 讽喻批评传统在中世纪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异教徒是否也可获得灵感?灵感的真正源泉是什么?除了一些极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们对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救世主》,它被认为是对基督诞生的预言。许多中世纪圣经批评和中世纪中期的神秘主义思想都赞成对异教文学进行讽喻性的读解。讽喻批评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者那里仍然颇受青睐,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主张预示着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出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这说明,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批评形态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显然,中世纪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对后世近现代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有某种源流关系,如果斩断这种关系就如同断根失源。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文化探源 论文摘要:Feminism到底是女权还是女性?从女权到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后就温婉得多。这要从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方知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巨大差异的文化原因。 论文关键词:女权;女性;文化差异 Feminism到底是什么?女权还是女性?一般来说,Feminism对于西方是女权主义,在中国就是女性主义。Feminism由女权主义变为女性主义,温和、委婉了很多,似乎少了许多政治因素,多了许多文化内涵。可是,“女权”还是“女性”不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且在翻译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差异。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家庭观念、个人价值、历史和现实发展,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Feminism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社会文化角度探求中西女性主义境遇差异的根源。 一、哲学层面上:中西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女性被迫站在与男性截然对立的关系上。整个的思维模式也让女性习惯在两极模式中审视自己及与男性的地位关系。当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地位时,她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反抗,试图从根本上对男女秩序进行颠覆。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调和。虽然也强调事物的对立面,但更强调其相互转化性。老子的“福祸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就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在两性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观念也根深蒂固。《周易》就从天地、乾坤、阴阳等天人秩序来论证男女尊卑、贵贱的关系。汉儒从阴阳五行论证了“三纲六纪”、“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从“道不变,天亦不变”来论证秩序的永恒性。宋明理学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将男女不平等制度当做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但中国哲学更强调天人合一,阴阳中和。董仲舒认为阳贵阴贱,阳尊阴卑,同时也讲阴阳调和,认为阴阳中和是阴阳运行之道。“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必生于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因此中国妇女意识到自己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时总是以和为贵,逆来顺受,很难奋起反抗,向男权社会发难。 二、家庭观念上:中西家庭对抗与“家天下”的差异 西方家庭成员以对抗为主要特点。古罗马“家庭”即“奴隶”的意思,家长就是奴隶主。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她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体的希望和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差遣十二门徒出去传道时,明确告知他们说:“我来,是叫人与父母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家天下”、“家和万事兴”,以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平天下”成为每一个人(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家国观念中,家国是第一位的,个人是第二位的。小家要服从大家(国)。在这种服从中,就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处在最底层的无权地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女性虽然处于无权地位,但中国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将忠、孝视为至上的美德。儒家将孝作为一切德行的总纲。孝亲观使女人成为母亲后,可以利用母亲的名义得到一定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诸多不满情绪,相对于西方家庭中男女两性直接对立,矛盾要缓和一些。 三、个人价值追求上:中西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差异 西方强调个体性价值的实现,强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古希腊罗马城邦文化,西方私有制易形成个体独立。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张扬人性、个性的时代,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倾向。个人价值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渗透到西方文化的血液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个人主义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受这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影响,西方女性能自觉地站在自我的立场,反思和反抗父权文化的压制。当认识到自己地位低下时,她们奋起反抗,发动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大胆地向男权世界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 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忽视个人价值。“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宗旨的道德人本主义。”4家国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深入骨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通过基因一代又一代地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自一降生就被纳入到家族伦理中,个人身份消解在人伦关系中,以关系而不是个体本位的人生观很难让性别突出为社会身份的中心。中国女性在这种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男人视为“天”。女人自我在温顺贤淑下,消解在男人的世界及人的世界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极大地压抑了人尤其是女人作为个体的自我个性的发展。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价值观念被中国妇女普遍接受,而且内化为她们自己的需要。 四、历史现实上:中西不同的妇女解放运动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运动中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当时许多女性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革命活动,在和男性一起争取权利的奋斗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她们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给予男性的权利,女性不在权利的范围内。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女权宣言》参照《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精神,力争“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力,应该同男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尽管当时古日要求的平等权利还仅仅局限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但她的论争在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在179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主要针对女性应该与男,性受同样的教育,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从而使女子与男子在社会、生活、职业等方面达到真正的平等,指出传统的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性如何取悦男人,传授给女性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和真理,而是要把女性培养成男性的附属品。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主要的还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两次大的妇女运动浪潮。第一次妇女运动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法、英、美等国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主要要求改变妇女在政治、教育、就业和家庭中的不利地位。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的废奴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契机兴起的。 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都是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男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协同作战,与民族解放、国家存亡交融在一起。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男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为参照,思考中国妇女地位,认识到要改革必须先解放“奴隶的奴隶”——妇女,将妇女解放纳入到向封建礼教发难的行动中,将男女平等思想融入到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为妇女思想解放做了积极贡献。随着中国民族革命进程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也不断发展,妇女权利也通过立法等制度形式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中国妇女广泛走向社会,参加各种社会生产。而西方妇女为争取各种权利进行了各种游行、抗议,许多人还进过监狱,相比之下,似乎中国妇女权益的获得是那么的轻而易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严重的自然灾害、极端的政治运动,消解了人的地位,更不用说女性意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确实得到很大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就业状况等都得到广泛的改善和提高,女性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自由择业,妇女权益更好地得到了保障。此时的中国,面对西方贵族气息的女权主义,中国女性无法理解和接受,以至于许多女作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 综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现实历史事实又独具特色。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女性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激进的理论和主张时显得温和而平静。她们不是站在男性的对面,而是和他们共同探讨,寻求出路。这也决定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文学批评论文:简析人的存在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论文摘要: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主体性的活动,这一观点已被大家普遍认可。但是这种主体性具体如何、为什么会产生,却没有人具体分析。所以可以从人的存在这一角度来论述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具体阐释人的存在的的特点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学批评;影响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主要分支,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判断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以阅读文本为基础的,无论是以文学现象还是以具体作品为批评对象,作品阅读都必不可少。要作出判断和评价,就必须理解文本。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也就是说,理解是由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交流而产生的,是双方互动的平等对话。而文学批评要以理解作品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对话活动,是批评者与作品的一种交流和情感的融合。人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是文学批评的发起者,那文学批评对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作为世界的一种实体存在,又是怎样影响文学批评? 一、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时代性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看出,人不但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并且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既是自然存在的具体的个人,又是社会的历史的人,当人作为精神存在时,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历史性上。作为社会历史的人,人更多地体现出集体性、群体性。不同时期的人们总会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积淀,也就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我们把它叫做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即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精神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这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学创作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适合自己的文学批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但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文学繁荣时代,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多如繁星,那一时期以社会政治功用道德批评为主,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以及文章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如《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等。魏晋时期,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有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的艺术美、形式美,而不光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曹丕的“诗赋欲丽”、钟嵘的“滋味说”,等等。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朝以后形式主义极度泛滥,所以以陈子昂为首的文学家们又极力提倡文章的内容,认为文章道弊,已五百年,主张学习建安风骨。后又通过“初唐四杰”的努力,形式之风得以扭转,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大高峰——唐诗。而后的朝代因为各种因素,尤其是创作实践,又出现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等。 (二)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不同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思想、不同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所以对同一作品的批评也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话,对同一作品,不同时期的人与作品的对话内容是有差异的,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以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评论为例。在明清两代,《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列为禁书,因为它鼓舞被压迫者的反抗,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在近代中国那种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时期,《水浒传》被赋予了革命色彩,许啸天甚至在《水浒传新序》中说:“《水浒》一书,可以抵得上一篇人民索债团的宣言书,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民意。”解放以来,它的主题又出现两大阵营:农民说与市民说。农民说把它称为“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认为它再现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以前一个主流观点。而在1975年伊永文提出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著名学者欧阳健也提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在期间曾经有一段叫做评水浒,当时的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认可的观点。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因为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批评和阐释。 二、人的存在的具体的个体性决定文学批评的多样性 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还表现在不同的批评家有不同的批评思想和方式。文学批评是一种在尊重作品客观性基础上的主观性活动,它虽然以揭示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为宗旨,但活动本身却具有强烈的个体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批评者都是具体的、区别于他人的个人,都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生活经历、思想意识、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和市美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他们所发表的批评也必定带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活动是以作品阅读开始的,所以批评家首先要是一位作品阅读者,他需要经历一个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的过程,然后在感性的基础上,以理性的态度去判断、评价作品。因此,文学批评是允许这种主体性、个体性存在的。周作人就曾说过:“客观的批评如同客观的艺术一样并不存在。”法朗士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许多杰出的作品中去探险,加以叙述。”圣佩士甚至认为文学批评意味着“一种发明或永恒创作”,主张“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下面我们将从人的思想差异、文化修养不同和所采取视角不同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批评的个体性。 (一)人的思想差异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 在《水浒传》的批评史上,出现了李贽和金圣叹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家。二人对《水浒传》都推崇备至。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焚书》,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金圣叹则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两人对《水浒传》的整体评价大致相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环境不同和各自思想的差异,在评点的过程中又流露出不同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梁山起义以及招安问题的看法上。李贽满腔热忱地歌颂起义,在批评中灌注自己强烈的政治情感,认为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才导致梁山好汉的起义,同时也赞同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认为是改邪归正。而金圣叹对梁山好汉起义的态度则充满矛盾,既有同情、欣赏的一面,又有痛恨、诋毁的一面,他强烈反对朝廷招安梁山好汉,认为招安有纵容起义的副作用,对梁山好汉应该杀之而后快。 (二)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导致文学批评的不同 人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偏好和选择,这与人的身份、地位有一定关系。不同的文化修养会让人对作品有不同的阐释。以对《红楼梦》命意的评论为例。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认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花月痴人在《红楼幻梦序》中则说:“《红楼梦》何书也?余答日:情书也。”而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王梦阮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中,指出:作者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对此,鲁迅归纳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由此看出,一个人的批评意识是其身份、地位的反映,也是其所受文化教育的反映。经学家的文化修养必定会让他看到《易》,风花雪月的才子则看到的更多是恋人的缠绵,而作为民族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蔡元培看到的则是小说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气节。 (三)采用批评视角的不同会导致批评的不同 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批评家对同一作品采用的批评视角不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批评,有两个大的视角:一是社会历史角度,一是文化文学角度。社会历史角度研究一直在红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以索隐派和考证派为主;而文化角度的研究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社会历史视角是把小说等同于现实生活,把《红楼梦》看作是一种历史文件,而非一部小说;而文化视角则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重视其理想性与虚构性。 即使在同一大视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派别和看法。如在社会历史这一视角下,对《红楼梦》的研究又产生了索隐派、考汪派和斗争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持民族主义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历史,是清初政治小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持“自叙传”,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仅仅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感受;以李希凡为代表的“斗争论”则认为《红楼梦》是部描写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必然灭亡的趋势。 文学批评主体的个体特征都是相互联系的和相互影响,如生活环境和经历会导致思想的差异,而思想和气质个性、文化修养又会影响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人的各种个体因素会综合形成人的潜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人的前理解”,它会导致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批评是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并不表明文学批评可以任意随个人的喜好。批评者不同于一般的读者,不能仅仅跟着感觉走,要从整体去把握作品,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判断。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英国华裔文学批评的透视与恩考 [论文摘要]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其文学性的诉求,与国外研究发展相比。国内研究相对滞后,作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与族裔性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帮分,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的研究应从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揭示作品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彰显作品的艺术魅力。 [论文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文学性;族裔性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的族裔文学,现已成为美国亚裔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部分作品被选人美国主要文学选集之中,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引起了美国读者以及学界的关注,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反响。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话语不断地在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摆动。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冒现(emerging)的文学,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对于少数族裔政治及社会现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随着华裔文学发展的成熟与研究的深入,批评话语开始转向对文学性的诉求,可以说,华裔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批评话语的多元,而批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又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思考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转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美国华裔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产生为华裔文学的“冒现”奠定了基础,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学术建制的组成部分,应归于华裔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批评文本,而没有早期批评家的努力,美国华裔文学也许还要沉默更长时间,正是由于赵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让美国华裔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到读者面前。因此,回顾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梳理批评的轨迹。从时间上看,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较少,形式多为口头文学,歌谣,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华女阿五》等,这些著作引起渎者关注的往往是其写实特点,对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写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学性相对较弱;从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视为转折期,该时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较强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学性明显增强,汤亭亭与谭恩美两位女性华裔作家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进入繁荣阶段,作家及其创作均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论从体裁还是题材上较以往更加丰富多样,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汤亭亭、谭恩美的新作明显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书》、《拯救落水之鱼》等;同时,新一代作家不断涌现,以任碧莲、雷祖威等人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则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华裔身份,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看来,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这一时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异军突起,然而他们的创作没有讲述“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华裔文学。还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创作称为“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新移民文学给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轨迹。在美国,许多研究者把华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当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的内容,美国学界曾硬性地把《中国佬》划归为少数民族研究的范畴,使之接近于历史文本,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学性,对于《女勇士》,学术界往往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女性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作品文学性的探究。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根据“亚裔感性”判定华裔作家的“真”“伪”,他们编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从90年代开始,随着以任碧莲为代表的新一代华裔作家的崛起,美国的亚裔文学批评开始向“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1)”视角的转换,研究者对于族裔性的关注随之弱化,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及流散批评取代了单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作品的形式研究,这无疑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可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研究难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为前提吗?没有了华裔族性的文本还属于美国华裔文学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表里,互相影响。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作有促进作用,同时,前期的研究成果对于后续研究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然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话语的重复与研究视角的相对单一,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多元相比,美国华裔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创作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不同的华裔作家,而同一位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亦有不同的特点,这都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说哈金早期的作品《等待》是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英文创作的中国故事,哈金的新作《自由生活》则是作者站在华裔美国人的立场上描写的移民生活,属于典型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然而,哈金描写的新移民生活与汤亭亭、谭恩美等笔下的移民生活不同,也与赵建秀等人描写的美国经验迥异,解读这类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研究范式。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哈金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人”,他所描写的真实的“中国经验”不正反映了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吗?的确,哈金的作品带有写实的特点,但过于突出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虚构性,因为他的作品属于小说范畴,不是生活实录,不属于人种学研究的内容,也不是社会学资料大全,研究人员对于作品“中国性”(Chineseness)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二、族裔性与文学性之间 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是伴随着对于族裔性的争论发展起来的。1974年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美国日裔诗人稻田等人合编的《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集》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文集,“标志着亚美文学作为被承认的研究领域的开端”。该书的序言常被看作亚裔美国文学的“独立宣言”,堪与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相提并论。但是,赵健秀对于“亚裔感性”的界定引起了评论界的一场论争,习惯上被称为“汤赵之争”,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真正的亚裔美国作家的界定,对于这一点,张子清教授曾经提到:赵健秀与汤亭亭就美国华裔族性的争论之激烈,没有任何其他亚裔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一批华裔/亚裔美国评论家,如:林英敏(AmyLing)、黄秀玲(Sau—lingWong)、张敬珏(King—KokCheung)、金惠经(ElaineH.Kim)等。 其实,美国华裔文学的命名本身就暗含了一种特殊性的政治诉求,国内学者蒲若茜认为,赵健秀、徐忠雄等致力于建立“亚裔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少数族裔追寻族裔性的胜利”。的确,族裔性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20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崛起,迁徙、越界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国家、民族具有时代性、虚构性,个人的国族归属也非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族裔性遂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属性,许多亚裔学者也积极呼应这种观点,评论家林玉玲(ShirleyGoek—linLim)就明确提出:“属性本来就有些暖昧……属性的意涵一直在变,而且属性建构不免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属性不是天生注定,更不是亘古不变”。研究者在构建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同时,也在努力超越“族裔性”给研究带来的种种限制,众所周知,文学研究的是普遍的人学,对于特定群体经验的言说如果缺乏普遍意义,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 金惠经1982年发表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介绍及其社会脉络》被认为是“第一部完整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作”,也被看作是第一部主题学研究专著,该书超越了赵健秀等人建构的亚裔“英雄传统”,突出了亚裔美国文学的多样性,但她的研究与《唉咦!》文选一样,亚裔美国文学与主流文化的“同化”或“抵抗”构成了二者关系的主体。虽然金惠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赵健秀等人的民族主义偏狭,开拓了研究的视野,但其多样性分析仍仅局限在亚裔美国文学内部,亚裔美国文学在改变美国文学传统、重构美国文学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90年代以来,亚洲移民在美国的人口数量激增,美国亚裔文学创作也进一步繁荣,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亚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显然不能适应亚裔文学快速发展的势头,受后殖民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跨民族主义和离散视角”的转向l6J,许多研究表明,亚裔美国文学并非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之外,两者之间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亚裔美国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特点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开始把华裔美国文学纳入美国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中,重新审视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如TinaChen的《双重能动性》(DoubleAgen—cy,2005.)重新思考亚裔美国主体身份;KandiceChuh所著《另外的想象——论亚裔美国批评》(/mag/r~Oth.e一DnAsianAmericanistCritique,2003。)以及周肖劲等人编著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形式及流变》(FormandTransformationinAsianAmericanLiterature,2005.)均突出了亚裔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学间的互动研究。而2005年出版的《文学姿态——亚裔美国写作中的美学》(LiteraryGestures:TheAestheticinAsainA.n~canWriting,2005.)则鲜明地突出了对作品文学性的诉求。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江小明在1981年第1期《外国文学》首次介绍了华裔作家汤亭亭:“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这标志着国内华裔文学引介的开始,早期比较完整评介美国亚裔文学的论文应为吴冰教授在1995年第2期《国外文学》上发表的“哎一咿!听听我们的声音!一美国亚裔文学初探”一文,但研究发展的速度很快,从90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译介,教材的编写,研究机构的成立,专题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和形式的多样,有不少专著问世,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硕士论文数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国内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及其作品,相对忽视了其他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者更多地从中国文化视角观照作品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怎样表现,相对忽视了作品的形式研究。国内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专著多集中在作品的文化内容,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受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对立起来,认为“美国亚(华)裔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化和文学相互对立或者毫不相干”…,受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影响,批评话语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及作品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话语的独白和研究范围的相对狭窄。 三、批评话语的融合 综合国内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美国华裔文学批评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许多研究者——通常是国内美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资深学者,他们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边缘”文本,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族裔文学更多地被看作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新兴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构文学经典,改写美国文学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兼具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文化知识,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拥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权利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应被“边缘化”,而应当成为批评的中心话语。 究竟这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所采取的立场及视角不用,研究者得出了迥异的看法。造成两种观点的对立主要原因在于把经典文学与新兴文学对立起来,其实,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也非互相排斥,美国文学经典的形成不也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吗?美国文学从英国文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家更是民族繁多,人种也绝非同源。经典文学研究无疑能够给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提供借鉴,而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则有助于丰富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的疆界,丰富研究的内容。因此,经典文学研究与族裔文学研究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参照,相互融合的。 批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文本的主题内容或者阐释其特有的文本结构,更在于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因此,美国华裔文学批评既不应仅限于族裔性的争论,也不应为探求作品的文学性而无视其族裔性,因为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一方面带有了时代的特征,同时,它也拥有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文学性,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部分,缺乏华裔性的文学文本,不能够算作真正的华裔文学,而缺乏文学性的华裔文本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在一定意义上依托其族裔性,而族裔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着作品的文学性,只有族裔性与文学性结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经典之作。 一般说来,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族裔性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突出作品的族裔性即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族裔性并非总是显性的,如任碧莲创作的《莫纳在希望之乡》、《谁是爱尔兰人》等作品,无论是作品的主人公还是内容,作者都有意淡化了作品的华裔属性,这与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的创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作者本人如何不想被看作是华裔作家,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她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隐含在作品其中的,但正是作品族裔性的含混、模糊给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拓宽了解读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样,对于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研究人员应该更多的关注作品中的“中国经验”背后表达的心理层面的“美国经验”,不能简单的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把他们的创作剔除出研究者的视野。 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与文学性并不冲突,美国华裔文学既不应仅是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也不应仅限于反映华裔内容的美国文学作品,只要是站在美国华裔立场上进行创作的作家,其创作的文本均应纳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范畴。美国华裔文学批评从族裔性向文学性的转向,既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繁荣的结果,也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深度发展的表征,跨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作品的族裔性与文学性融合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批评可以更好的揭示美国华裔文学的复杂内涵,彰显美国华裔文学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学批评论文:简论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 摘要: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世纪指出,如何加强对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加强对文学批评的机遇的运用从而实现更加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发展过程中,想要进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我国本土化的思想文化语境的建立,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嬗变。本文通过对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旨在加深对文学批评的理解。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挑战 一、当代文学批评受到的制约 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比如现代化的心态、进化论的思维习惯等。加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现代化”心态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在我国的本土语境中,人们对于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比较片面,认为现代化的思想就是一种新和一种时髦,但是这种现代化的理解是十分狭隘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追求一种新颖和时髦,并没有为思想文化增添一些新的东西,因此这种所谓的新颖以及时髦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任何一种时兴的东西都十分短暂。最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颖并一定是有价值的,对思想文化的内涵的衡量,并不是以时间上的新颖以及时髦作为标准的,往往是时间越久越有历史沉淀的东西更有价值和意义,这种经时间沉淀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因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现代化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的限制。 (二)进化论的思维习惯对文学批评发展的制约 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时间的一种非线性的累积,由于人们在思考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界以及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对这种思维定势进行突破,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一种规律,往往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目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当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 (三)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缺乏批判精神 近年来,我国的本土文学批评界在积极倡导一种宽容的精神,即主张不予外界进行争辩,对外界的任何道理都应该要理解和包容,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促进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这种宽容精神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体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宽容就会被看成是不识时务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宽容反而导致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将宽容精神运用得好,则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宽容”的精神与文学批评的职能是不冲突的,宽容意味着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不同的观点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种不同的理论在相处的过程中也应该要积极保持对外界的一种批判,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做到理解与批判共处。然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就是一个圆润的时代,更加注重技巧的圆熟,加上各种商业利益以及体制化的生存方式的存在,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 二、当地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 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应该要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传统以及特征,进行有创造性的转化,倡导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土的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但是在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存在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带来的挑战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的是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并且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已经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指责,这种理论在外界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完全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各个国家和民族被卷入到对外开放潮流中,任何一个国家以及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保持一种绝对的独立,都会受到外来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就产生了一定的碰撞,然而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够被拓展。我们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接受的同时也应该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即吸收其他文化中的好的一面,对不好的影响进行降低甚至是消除。当前文学批评界在发展时有的学者就存在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排斥的,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思想文化的建设以及各种理论的创新,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体制化生存方式带来的挑战 体制化的生存方式是当前我国本土的学者以及文人在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体制的约束下,人们的活动往往都会按照体制的各种需求,进行量化,在这种量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就会为了社会上普遍追求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生活中原本应该有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往往更加注重追求“量”的指标,而缺乏对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理论进行辨证思考,这样导致泡沫式的学术开始泛滥,很多文字垃圾出现。在这种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中,对文学批评理论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挑战,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异化。并不是在追求知识、构建思想。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下要想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批判精神,并且以这一种独立的精神来应对这种体制化的社会。 (三)简单经济决定论带来的挑战 用简单经济决定论来对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是当前社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将近五十年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理论中一直都是在用这种理论对文学批评进行支撑的,这也使得文学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土的文学创作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使得理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此外,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很多观念与我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传统也存在一些格格不入的状况,因此,如果不能对这种模式进行突破,则很难促进各种理论的创新。 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目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积极的创新,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得理论有更好的发展。文学批评理论是我国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应该要针对当前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挑战,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应对,促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 文学批评论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与对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及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进 与借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 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批评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西方女性 主义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从孟悦、戴锦华、朱虹、李小江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的尝试与探索,到90年代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推动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学术专著就有盛英 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王绯的《女性与 阅读期待》、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 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林丹娅 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徐坤的《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张岩冰的《 女权主义文论》、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等。从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视角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论文也层出不穷,壮大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声 势,使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热潮,也使在西方影响下的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一、在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理解中,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内涵、 特征等有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奠定和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研究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当代中国女性文学 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摆脱男权意识统治下的文学史写作传统中突出 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三、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 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在关注女性意识 和女性文本中,呈现出一道新的靓丽的风景线。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当 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 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缘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在意 于通过文学批评为争取女权的政治运动提供思想武器,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 是对男权意识、男权政治的颠覆,倒不如说是意在对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强调、推崇 与展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始终基本囿于文学的范畴之内,并未走向文化学、政 治学的视阈之中,在“双性同体”、“躯体写作”、“性别政治”等话语运用中,却也 常常潜在地、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的视阈与价值体系的规范之中。 综观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就与现状,我们也看到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中国的理论与话语。由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基于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的理论、话语、方法基本沿用西方的, 有时甚至可以说全盘照抄。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 于东西方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 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二、中 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是基于对女 权政治的关注,对妇女解放的关注,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某种视阈看是一种政 治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因此大多忽略对于女性文学的诗性观照。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 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很少从文学特性的角度研究女性文学,而往往 仅从女性意识、性别抗争、女性命运、婚恋主题等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而甚少从文 体特征、叙述方式、语言风格、象征隐喻等视阈展开批评,以致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疏 离了诗性观照,仅仅成为了一种社会学的批评。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缺乏更为深 入的文化观照与探析。女性文学的创作是深刻地烙着民族文化烙印的,每一个民族的女 性文学总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一定的文化也规范着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创作与嬗变。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关注文化,从文化视阈观照女性文学,从女性文学视角探析文化的 特性与流变,才能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走向深入。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着力于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 歪曲的揭露,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倾心于以女权的视角解读经典作品,到80年代 中期以后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深入到“性别诗学”的研究。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 尔瓦特的著作就以《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为题。从诗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 ,成为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文体类型等视角,研 究女性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 女性诗学”,在接受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 的诗学传统,努力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既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地位和角色,也不放弃对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研究;既强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诗性的分析与探究,又加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化的关 注。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形式都不能是截然独立的,它与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这正如肖尔瓦特所说的:“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 它的另一对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肖尔瓦特《新女性主义 批评》)我们既不能忘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妇女运动的背景,也不能无视古老的 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 谈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乔以钢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经过近20年实践,初步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 域。其主要标志是: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对其所进行的 研究不再仅限于具体作品的一般性评论,而是已推进到对相关理论体系的探询和基本理 论问题的探讨;研究者从多方面审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现实意义,尝试在“拿来”和 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实践,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范畴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自的方式对女性文学 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研究成果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出版、发表,初步展现了这 一领域的学术生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工作:一是讨论界定 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阐发有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产生发展的现实依据,探 讨从事有关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二是批判文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揭示其对女 性形象的歪曲以及对女性创作的压抑,呈露女性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话语中的处境;三是 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经过诸多学 人的共同努力,以上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而另一方面,在研究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困惑和问题。在此,仅就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建设谈一点自己 的看法。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确立。一个研究领域的确立,总须以特定的研究对象为前提。 就女性文学这一范畴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女 性写作等)来说,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一直处于多种理解并存的状况。对此,现阶段 很难加以统一的界定,而这毕竟是一个关系到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笔者认为,该领域 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宜过窄,而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研究对象自身 所具有的丰富性给予充分肯定。尽管就研究者个体来说,完全不妨各自有所专攻,但若 从整体研究格局考虑,关于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理当全面涵括女性文学命题的各个方面 。这不仅对学术视野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女性文学创作及研 究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只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避免对女性文学作过于狭隘的理 解,才有可能将研究引向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不宜轻易将大量非典型女性立场、女 性视角的创作排斥在外,不可轻视甚或菲薄部分女作家超越对女性本体问题的揭示、主 动面向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的颇具开放色彩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加强对男作家 创作中所表现的性别观念、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形象等方面内涵、特点的分析,从而更为 充分地展现出女性主体性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丰富多采的表现形态。 第二,关于理论资源的清理。在中国女性文学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演变 轨迹: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时代阶级议题压抑性别议题的反拨,“人性”话语 体系中的性别差异论压抑了阶级话语;9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一 定影响、同时也显露出种种问题,不少学人开始强调个体女性的多重“身份”以及女性 内部阶级、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并由此出发考察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那么,如何“既不 放弃历史唯物论脉络上的阶级批判话语,又能把批判性别歧视制度的女性主义理论纳入 讨论当中”(贺桂梅语),就成为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我们致力于将马克 思主义脉络上的阶级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上的性别理论、女性写作理论有效地 整合起来为我所用时,或许同样有必要付出极大努力,去发现、梳理和认识中国历史上 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从而避免仅以西方女性主义文 学理论和创作为参照系,而忽略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实际。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综合性的女性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多样化的女性文学批评方法 的确立。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与互补。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思路和方法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丰富与更新。此间西方女性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研究 者尝试以女性视角剖示长期以来男性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奴役,揭露传统女性形象塑造中 存在的种种问题,鼓励强化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体现了对压抑妇女的传统文化的 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本身即带有综合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无疑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正如同任何其他方法一样,它在具有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于任何女作家在任何状态下的创作,也并 非任何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创作的所有侧面都只能用它来加以评说。从研究对象的实际 情况来说,创作主体的内部构成及文学产品的具体内蕴极为丰富复杂,这就决定了研究 方法不可简单化。在具体研究中,从对象的实际以及具体的研究目标出发,完全可以采 取多种多样的操作方法。事实上,每一种视角都有其独到处,也都有其遮蔽点。当然这 之中视角和方法的选择存在着能否尽可能优化的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特定的文化目标 ,现阶段借鉴女性主义视角和批评方法或许确实是一种颇为有效的选择。但即令如此, 依然不宜片面推重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模式而轻易否定运用其它方式方法进行研究在多角 度认识研究对象方面的价值。多种方法的综合、互补、灵活运用,恰恰是女性文学研究 赖以赢得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 第四,关于研究主体的学术素养。女性文学研究与人类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具有十分 浓重的文化色彩,带有一定的跨学科性质,这就对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同时,自觉避免陷入女性本质论?如何防止在 肯定女性视角时,无形中把妇女看成一个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整体,认同实际上并不存在 的“统一的女性经验”,而忽视了女性内部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在 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女性批评标准与文学审美标 准的关系?如何大力增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由于有关 问题自身十分复杂,理论本身尚不能相对自足;同时也与国内的研究实践终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研究队伍的学术修养、整体素质亟待提高有关。女性文学研究事业任重而道远 。唯其如此,更须实践者具有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研 究对象的同时,同样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弱点,在扎扎实实的学习、思考和创造中前进、 积累。 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 丁帆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反对以男性文化话语霸权为核心的女性文化与文学研究取得了空 前的进展,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了人类两性的和谐进程。但是,我们似乎却要警 惕另一种极端给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阴影! 据报载:今后女人生孩子将不再需要男人了!因为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一种不使 用精子就可以使卵子受孕的新技术——单亲无精生殖技术。看来,这一技术的诞生,对 于那些女性同性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人类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依赖物质的赐予,逐 渐丧失了人的自然本能。婴儿可以定制、人可以克隆、胚胎可以进入生产流水线(据悉 :未来婴儿可能在电脑控制的芯片上受孕,成为一个“胚胎加工厂”,婴儿们将在这一 条条生产线中诞生),这些人类的奇迹都在一个个发生着,但是,谁又能考虑到这样一 个奇迹呢?——人在充分物质化后,除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全面蜕化外,人类的情感即将 被消灭!人类最崇高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即将被那个巨大的电脑储存 器所删除。 当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当女人决定退出这个鲜活的情感世界的时候,那么,这 个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色,成为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是这样,这并不表明女权主义的 胜利,恰恰相反,它将预示着女权主义的彻底失败! 人类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把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主义思想遍布了整个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即便是后现代主义时空下的西方社会,男权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也仍 然没有太大的改观,应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集体无意识”植入了每一个人的 灵魂深处,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概莫能外,她们心灵的臣服,更加构成了男权文化 的扩张性。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使世界和谐起来,这才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 同时也是她们最后的目的终端。 然而,在反抗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有些持女权主义极端理论的人, 总是将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 难免就有了些自掘坟墓的意思了。要想用男权主义的霸气来雄视这个世界,以满足一下 称王称霸的欲望,这是犯了与男权主义政治文化同样的历史性错误。 最近,一直在读“人文与社会译丛”中的一些书籍,其中一位波兰学者弗•兹纳涅茨 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说道:“以古老的常识‘真理’——女人低男人一等 ——为例。在任何一个社会,女人从属于男人都是社会秩序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上述 ‘真理’是不能怀疑的,因为怀疑它就意味着对两性之间的所有关系模式提出了疑问。 特例只是证实了上述‘真理’,因为任何男人——比方说一位怕老婆的丈夫——从属于 女人的关系,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一普遍结论容易与强调低层——比方说与贵族形 成对比的恶棍——天生低人一等这一观点共存。因为高级阶层的女人简直根本不与低级 阶层的男人相比较。社会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比较,因为低级阶层的男人在社会上从属于 高级阶层的男人;如果偶尔由贵族妇女统治恶棍,那么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比 如男人不在、死了或未成年。”“这些对个人之‘优越’或‘下贱’的判断是评价性的 ,价值判断构成了所有常识性知识的核心;因为总有一个价值判断直接包含于一个行为 规则之中。” 实际上,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经被这个社会的知识界所否定,这个 “真理”早已成为一个伪问题了,不存在任何假说的可能性了。因此,当今天的女权主 义学者如果不是针对社会和那些非学术界的大众发问与诘难,而是针对学术界的公理( 除极个别的男权主义者之外)而责难,似乎是找错了对象,有点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因 为我们在知识界的学术领域内,已经有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化价值命题—— 男权主义是封建的、腐朽的、垂死的、不合人性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谁违背了这一学术 公理,谁就要受到不仅是外界舆论的压力,而且又会受到来自内在的良知的谴责。 反之,如果女权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 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 次悲哀,我不想也不屑用吕后、武则天之流来作比附,因为这种比附本身就暗含着一种 不平等的男性文化视阈,以为女权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是大逆不道的,是应该全民共诛 之的,女性应该也必须是受压迫与奴役的。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悖论是,即便如此, 吕后、武则天之流也正如那位波兰学者所说的那样:“她是作为男人的代表出现的。” 由此,当我们来重新检视许许多多“五四”以后女性主义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 可疑的问题。“五四”时期许多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化退潮以后 ,乃至于到上一世纪的后半叶,完全依附于男权主义的统治文化而不能自拔,甚至同流 合污,成为帮闲与帮凶? 我倒以为,当今的女权主义者们目前所要思考的一个深刻学术与学理的命题是——在 女权主义理论甚嚣尘上之时,在其激进的理论之下,有多少理性与情感成分是“作为男 人的代表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女性研究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隐 藏在其潜意识中的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如果这个问题都得不 到深刻的反省,而最后走向平权主义,恐怕一切都是徒劳的。 君不见,如今一些标榜女权主义和“新新人类”的先锋派的女作家们,在其大量的描 写兴奋点中,是以臣服与取悦于男性文化视阈而兴奋不已吗?!君不见,有许多女权主义 的批评家们实际上是在用男性化的喉舌,言说一个“女奴”的义理吗?!真理往往向前跨 越一步就是谬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力倡者和代表者的理论急刹车与急转弯,给中国的 女权主义者带来的深刻经验教训,应该作为前车之鉴。惟有此,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才 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愈来愈物质化的时代里,女性主义的研究切不可走向走火入魔的理论疆域。女 性只有与男性携起手来,面对不合理的以男性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格局,面对物 质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共同侵害,作出共同不懈的努力与奋斗,才能完整地表现这个时代 真正的人性内容。 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 就愈来愈近了。 谁最愿意看见这悲剧的一幕呢?! 有差异的声音 ——女性主义批评之我见 张凌江 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与突破性成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 崛起与繁荣理当为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醒目的成果之一。女性主义学者(包括认同女性 主义理论的男性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重新梳理,发掘被宏 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写作的历史轨迹,重建文学史的大厦,从某种角度说是填补着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之页”,使历史不再是缺失女性参与的叙事(如刘思谦《“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等);或与 女性写作互动共振,分享、感应与品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本独特而神秘的生命律动与鲜 明的美学取向,阐发对女性文本隐喻与象征的理解上的共性与亲密关系,敞开被遮蔽的 女性写作(如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索》,徐坤《双调夜行船》等);或采用现代女性 主义立场和术语,重新切入男性书写的文本,考察其性别表述、书写女性的视点与态度 、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分布等,辨识隐藏于各种堂皇叙事中话语霸权对于女性的压迫 ,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执拗地打开了一个历来被男权文化有意无意折叠的阐释与 批评的扇面(如王家平《鲁迅性学思想论略》、刘慧英《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 化》等)。这一系列女性主义批评实绩,标志着女性学者性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她们 颇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与不同的责任关注,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审美范式与解释权威 的颠覆,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分离出“自己的声音”,“有差异的声音”,在一向是男性 中心的学界竖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旗帜,显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创新活力与理论先 锋激情。 然而,既使是在女性主义批评风头正健的今天,它依然遭遇众多的误解、诘难和某种 优势话语的抵制,感受着压抑、边缘、弱势状态的艰辛,它在固若金汤的父权制政治与 文化体制内部寻求突围而又由于过于暴露身份陷入攻讦与重围之中,它在男权话语网络 的雷区地形图中闪烁其词、跳越行进而又难免触雷倒毙。如今审视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的现状,评估其得失,并规定其发展趋向似乎为时尚早,并且有悖女性主义批 评反体制、反规约的形象。笔者仅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立场、批判姿态与批评实 践的内在矛盾作一描述(而非评判),以激发学界探讨。 一、拆解与建构。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责难之一,是它在批判男权文化这一否定过程中 缺乏自觉的建构意识,在拆解、颠覆男权文化主宰的批评话语与审美范式的过程中,无 意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体系与女性诗学规范。女性主义原则认为任何理论的建构, 都不可避免地联结着男权话语的知识网络,并转化为新的权力话语和权力体制,压制新 思想的萌芽。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在理论建构的无为姿态,与其“拆解性”文化策略有 关。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它所持的叛逆的彻底性原则主张:“有 效的女性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张京 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女性写作与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强调疏离、变异、流动、另类的游击战术,显示了它的不可界定 与不可规范,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空间,形成“众声喧哗”、多元并举 的“有差异的声音”,当然也使它在男权制文化体制下无所归属、无从着陆,成为拒绝 建设自己的空中花园的精神孤儿与学术孤岛。但问题是如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永远“在 路上”流浪,不屑于建立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会永远是支离破碎的断章碎片,永远 处于他者和边缘而无法介入主流社会,无法纳入历史视野(也许根本就拒绝被吸附进男 权制宏大历史叙事的主流框架之中),取得学界的合法地位,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永 远承受不可言说、无家可归的隐痛。 二、滞后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前卫的女性写作。纵观当代文坛,空前活跃的女性写作显 然超前于女性主义批评,它的前卫与激进姿态,使批评显得滞后、被动甚至失语。如上 世纪末卫慧、棉棉横空出世,震撼文坛,而女性主义批评却无法快速、有效、合理地从 理论上阐释、驾驭、主导。回顾当年的评论界,无论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批评者,几乎都 是站在被男权观念整合过的“男性阅读”立场,对她们的文本施行扭曲与强暴,充斥着 泛道德的、因袭的男权的声音,皆不得要领,各说各话。笔者认为,卫慧们恰是后现代 理论消解深度,追求平面化与流畅浅显的叙述方式,以消解中心、解构主流的“中国宝 贝”,她们的文本彻底颠覆了男权权威话语和道统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他们对理想的 破灭、个性的沦落、生活的无意义等等后现代症侯发出了锐利的“蝴蝶的尖叫”。至于 她们如何迎合市场规则与“男性阅读”——窥视与意淫的误读,那是男性市场规则与阅 读伦理的谬误,正是由于这种偏离文本主旨的炒作,才使谬种流传,如何能归罪于女性 写作?“男性的阅读”无法思考女性写作的反抗内质,不熟悉进而排斥女性文本中与性 征有关的女性体验的象征系统。由此可见,“女性阅读”立场与“男性阅读”立场,其 政治设定与责任担当是错位甚至对立的。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可 能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估上更有意义,女性主义批评正是要通过强调对社会、文化的边 缘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将女性体验合法化,通过对女性文本的疏离性的发掘实现社会批 判、与改造的目的。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研究者的批评,正如 女性写作不是女性的写作,而是以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观念、态度和立场从事的批评 活动(包括男性学者),与女性写作一起分享知识禁果,感受文化和历史的压抑,参与她 们的反抗,主动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促进女性写作的特殊价值的实现,在批评界发出自 己的“有差异的声音”,而不是将女性写作整合进男权体制与宏大叙事,祛除其“剩余 价值”,在日益机构化、学科化、精英化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男权文化的附庸。所谓“ 有差异的声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的独特的或女性的规范,那种对自己的性别更具自我 意识,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对妇女利益更关心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声。同时也体现了男女 体验的差异,其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思维方式、责任担当与关注焦点等的不同。女性的主 体、女性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价值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点之一,它与现实政治体制、文化 网络、学术语境形成的紧张的张力关系,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写作追求的最佳 状态。 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所有的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没有一种批评能够像它那样贴近生存本体论的关注。作为人类的一半──母亲、妻子、女儿,女性不但是女性自身说不完的话题,也是男性说不完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女性问题就永远会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用不着作任何一点夸张,女性的生存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初关于它的话头一提起,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探讨它,不断地深化它。在本章设置的批评题目中,没有一种的资料──从论文到专著──在丰富性上可以跟它比肩。仅仅梳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的论文就有数十种。而且耕耘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知名度较高的男性批评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也给我们设置了难以超越的高度。我们只能放宽对自己的要求,作一次简单的描述。考虑到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研究文章较多,一些明显的演进轨迹已被说清,我们这里准备从共时性角度展开思考,抽释出女性主义批评的模式化特点。又考虑到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是女性自身的话语,所以尽管男性批评家有不少精彩的发言,我们还是以女性批评文本作为评论的对象。 一、打开一个美丽、富有创造力的世界 文学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实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的同一性书写造就了人类的未来,也造就了组成一体的爱情、婚姻、家庭的文化模式。 但是由于野蛮人遗留下来的价值观长期地支配人的意识。所以女性在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作用反而被忽略了。男人无端的成为历史的唯一主宰,并且自我编撰着第一创造者的神话。 进入现代社会后,男女平等的观念虽然被提出,但由于女性的社会实践历史的有限性、女性自我话语形成的艰难性,女性的作用仍然处在被遮敝状态。直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意识、语言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包括写作,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才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如火如荼阶段,我们目睹到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发掘妇女文学著作,描绘妇女想象力的版图,分析女性的情节结构,使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探索领域展现在世人面前。” 比之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崛起稍晚。在开始还明显地缺少理论体系性。可是由于大量的成功的女性创作的出现,由于批评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一开始就特别看重对女作家创作成就的张扬。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李子云追逐着每一个女作家的脚步,留下了一篇篇关于她们的评论。她独具慧眼的文字揭示了她们独特的风格魅力和独特的艺术创造。进入她批评视野的作家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文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们有张洁、王安忆、茹志鹃、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韩蔼力、戴晴等等。一九八四年,她以《净化人的心灵》为题将这些评论结集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震动,为女性主义批评开拓了道路。一九八六年在联邦德国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她又全面总结了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七年来女作家创作的发展。她指出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并且有两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女作家仍然沿袭了几十年来所惯用的超越女性意识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从选材到处理题材的立场、角度与男作家没有多少差别。其二,‘女性文学’开始兴起。有些女作家开始站在妇女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了妇女的特殊问题与心态。” 对于每一个特点她都作了具体的阐释。尤其对于第二点,她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她说:“‘女性文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大陆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女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几十年来带有女性特色的作品被指责为消极、颓废、情调不健康,因而几近绝迹。一九七九年张洁发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冲破这一禁区之后,这一类型的作品有增无已。” 李子云深刻挖掘了这类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原因及性别原因:“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世俗偏见,维护男性利益的道德规范,在家庭范围内从家务劳动的不合理的承担到性方面的不平等关系,等等。有些习俗相当落后甚至野蛮。” 李子云还细致地辩识了女性文学伸展的两个维度。一是“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诉不幸的婚姻带给妇女的痛苦,要求婚姻自由,其中包括正当的离婚权等等。”一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 她热情地肯定了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在处理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来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认为她们提出了人类文明不能不给予足够重视的重大问题。 新时期另一个较早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吴黛英更为全面地描述了女性作家在审美领域的突出贡献。比如“女作家一般来说比较喜欢并擅长于写‘小题材’、‘小人物’和‘小事件’”。还有“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特别擅长于描写女性的感情活动”。再有呈示着“美丽纯净而又宁静的新境界”。最后富于“纤细柔和”的美。 吴黛英批评的价值不单单表现在她对女性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挖掘,更在于她引入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点,说明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必然性。吴黛英认为,女性“独特的心灵敏感区和艺术天地,主要是由女性独特的生活视野和心理视野决定的。” 例如“国外心理学家曾对男女两性在梦境内容上的差异作过统计和研究。结果证明,女性在梦中的视野小于男性。女性的梦多数发生于熟悉的室内环境中,男性的梦多数陌生、奇异、而且多在室外发生。而且,女性在梦中的活动规模也小于男性。”“这决定男女作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女作家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走一条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创作道路,”即“通过细小平凡的题材,从一个侧面来把握和反映时代的脉搏。” 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这是女性独有的优势,这个优势并非每个男作家都能够做到的。又如,就注重情感来说,女性同样胜过男性。她引用瑞士心理学家云恩的话来作证实:“若就情感无可争辩地是女性心理学的一个比思维更加明显的特殊性来说,最显著的情感型,也是发现于女子之中的。我能想到的这种类型的事例,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妇女。” 同时她又以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研究作为佐证:“他……发现女青年的日记中,自我描述比较主观,基本上是谈过去体验过的感情;而男青年的自我描述比较着重活动,重点在于表现新的兴趣和活动种类等等。” 女作家的心理特点决定她们的作品在情感上更为丰富、细腻,尤其新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以情感人,“给文苑吹来了一股温馨的和风,使刚刚从紧张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广大读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的抚慰,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吴黛英的某些观点未必能赢得我们的全部赞同。但是她这种札实、严谨的学风却十分令人称道。和那些为女性主义而女性主义的文章相比,即使到今天也能给人更多的启发。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给出较高评价的还有许多批评家。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带着感佩、骄傲、自豪的语调来谈论姐妹们的创作。间或还让人感到,有些人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向男人世界发出冲击和挑战。她们似乎不是在描述文学,而是在炫耀女性的自我、女性世界的美、女性的才能、女性的创造力。像金燕玉对田野、陆文婷、金鹿儿、岑朗等美好女性形象的复现,简直就像一首首诗,引人无限赞叹,无限神往。 有时我们还能从这些批评中读出一种女性的自恋。这种自恋使她们相信,女性作家是描写和表达女性心灵、愿望不可动摇的权威。任何异性都不要闯入这个领地,冒犯她们、歪曲她们。徐坤就曾对张宇进行过“温良”的颠覆,同时向下个世纪的男性书写者发出了警报。 在张扬女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热闹的景象,就是广泛挖掘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女性作家的创作。这里有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刘思谦的《“娜拉”言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等等。 二、挑战:对准男权文化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男权文化给女性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以至在她们的内心里积淀起对男人的仇恨。这种仇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地留给了后代女性,使她们在遭逢不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暴发出来。而与她们感同身受的作家也就很容易在这种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文化进行起诉和抗议。这种起诉和抗议经常能够在女性主义批评家那里获得反响和回应。 或许也是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李子云保持同样认识的缘故,她们一般说来总爱把自身的不幸原因归到男性身上。李子云的话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妇女逐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以至参政权。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可能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活动,并且具有同样的社会责任感。” 李子云在国外发表的这番话究竟出于本心还是策略性语言,我们不好揣测,不过它基本上支配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维运转方向。那就是对准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要求解放、平等和自由的呼声。而张洁的《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是她们抨击男权文化的典型文本。李子云评论说:“张洁的《方舟》……描写了三个离了婚的妇女在社会上为个人事业奔走的‘苦难的历程’。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妇女很容易得到起码的工作,但谋取称心的工作并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则很不容易。某些职业妇女即使摆脱了家庭的大男子主义,却摆脱不掉社会上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更令人苦恼的是,她们还得耗费一定的精力来应付某些男子视女子为享乐对象的轻簿态度……张洁的《方舟》多方面地表现了妇女在争取女性尊严和实现自身价值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这些磨难几乎使她们频于心力交瘁的地步。” 王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及相近的语言揭示王安忆《小城之恋》的内含。她认为“力之于男性总是侵略的、进取的、自私的;男性即使沉溺在最无廉耻的贪欲和肮脏的欢情之中,亦能完整地保持住一个原本的自己”,“女人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用一整个身体独自去承担那‘罪孽’,被损害的最终是女人。” 她高度赞赏王安忆在《小城之恋》里对女性所特有的“母性博大无私”的描写,对男性卑微渺小的讽喻,说这是一个女作家才可能有的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李子云对《方舟》的评论只是小说意义的一个方面;王绯对《小城之恋》的剖析只是小说表层的内容,实际上两个文本都还有更深的东西值得我们思索。但从她们的关注点来看,我们能够触摸到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一般特征。 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初始阶段并无深厚的理论背景。所以她们对男权文化的批判,言词不很激烈,态度还比较温和。从一九八八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女权主义的政治色彩被洗净,而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好像让她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所以一时激烈起来。一九八九年在《上海文论》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专号上,王绯鲜明地举起了反父权、反男权的旗帜。她宣告:“自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便把许多残忍的清规戒律只施加于妇女身上,这便注定了永世的夏娃们特别的不幸。父权文化在推进文明进步的同时所留下的罪恶,突出地表现为对女性的戕害。……我认为,创作和批评一旦冠之于女权的时候,便意味着它们的目的首先在于解构父权文化之于罪孽,伸张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人权,其次才是文学和批评自身。” 这里的“父权”只是“男权”的别名。王绯借戴晴《中国女性系列》报告文学所讨罚的都是男性的现实问题。比如她猛烈地抨击男性的“处女膜”情结,说“对处女的嗜好在本质上是男性的嗜好,男性的观念。……对于女子的贞操从行为、观念集中到生殖器官上的苛求,造成了两性对抗于文化中心的状态。中国女性正是从这时开始,在父权文化中受到难以测度的摧残。” 戴晴的《幼年即遭强暴》写得触目惊心,其对人们的陋见、习俗的批判入木三分。王绯对男人们狭隘的“处女膜”情结的批判,也非常富有力度。然而对于她忽略了男人要求女人“纯情”的合理性一面,宽容地对待女性“多男子”方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由此可以看出反男权主义背后的一个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 这种反男权话语到九十年代更加极端。它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因为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所有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完全是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糟踏。徐坤比较绝对。通过小说《游行》女主人公几次性经历的失望,她宣判了男人的卑鄙、无能和死亡。又通过《从此越来越明亮》的理性言说表示“不再反串什么男性叙述者,把那伪装和铠甲全部揭去”。到《狗日的足球》,她发明了女性自己的诅咒男人的语言“狗日的足球”。这还不够,回应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斯丹达尔、克劳代尔、劳伦斯、布列东的颠覆,她无情地解构中国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主义角度宣判他们价值的丧失。在《双调夜行船》里她把张贤亮、贾平凹、莫言、张宇尽收眼底,随后一个个拆除。她认为,这些男性作家都是在“男性躯体修辞学”的支配下写女人的。张贤亮把女人当作了男人受难时的肉体安慰。贾平凹把女人当作了玩物及生殖器展览的理想对象。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把女人当成性亢进的摹本。最不可饶恕的是张宇,他的《疼痛与抚摸》篇幅不长,“却富含了所有男权视阈下的女性躯体修辞学符码:渴望强奸、受虐情结、恋物癖、偷情、、裸体游行、反抗、自杀、一妻多夫的‘三人行’……作者想藉由这些,……来完成一部对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苦难历史的揭示和抒写。然而……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男权自我反思之前,任何一种居高临下的‘大男子主义’的体恤都可能使书写者本身滑入性别歧视的误区。” 徐坤抓住张宇的一个叙述句“水家的女人都活得很苦很贱”,说,一个“贱”字一下子暴露了他歧视女性的立场。有鉴于此,徐坤对张宇及下个世纪男权书写者发出警告,否则她似乎会有更大的颠覆。 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反男权文化模式上走向的第二个极端是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在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的生存目标一直被写成“寻找男性”。包括张辛欣的女主人公们在内“时时渴望着寻找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 但是九十年代的女作家和批评家从传统的文化指认中超越出来,毅然绝然地表示可以抛开男性。这种情形非常像富有思辩理性的批评家陈虹所描述的那样:“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差别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 对于女性否弃男人的意识刘慧英简直视为绝对律令。并将其与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相比肩。她说:“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忤逆被看作与亵渎上帝同样是严重的不轨。男人是女人的上帝,失却男人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子汉’的否定与尼采的这一真知灼见相提并论。它们有着同一种精神,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进行更为自由的生存选择。”她还认为这是女性“自立的现实举动”,“标志着女人性……走向新生” 。这不仅仅是理论申张,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实践。林白、陈染、海男都有回到母系血统,回到女性姐妹怀抱的描写。关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三、解放与自由:归入感官写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要求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这一目标从一始就很明确,到后来愈加彰显。但由于社会环境、伦理观念和思想解放程度等等的限制,在不同阶段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内容限定也不同。当女权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主义”两字也没有作为女性的后缀而出现时,解放和自由,大致是要求有爱的权利、发展事业的权利,稍后还有“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权利。诚如李小江所言:“‘寻找自我’是女性艺术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母题。它来自生活,源出于女人的历史……正因为女人无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人格价值,才使得‘寻找自我’成为女人精神探索的前提。” “寻找自我”是个很现代的概念,把它说成是“母题”,显然并不合适。但正是这一强硬的表达,反映了特定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解放和自由的要求上的激进色彩。那时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获得了新的肯定性的阐释。自然,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被认为是表达了女性寻找自我的经典文本。再稍后,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渗透,还有对父权制文化──男权文化的批判,她们对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更进一步了。所说进一步,即人身的彻底解放──爱可以不受男权的干涉、自由进行。换个说法是,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女性在爱情选择中的多恋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多变也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女性主义从后现论中吸取营养,此时的批评已不大关注女性的社会成功。这些往往被当成旧话语、属于伟大而堂皇的叙述。在删除了女性追求的社会维度之后,又赶上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勃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解放和自由增添了更新的内容,叫私人化写作,亦称感官化写作、肉身化写作。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在走上自觉阶段后努力向西方女权主义靠拢。除了女权主义的政治色采不予吸收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加以实践,以争得同步发展。关于感官化写作亦如此。感官化写作在西方也叫“躯体写作”。西方的女权主主者认为,女性从自身经历出发进行写作,应该也有权写自己的性感受。运用这种躯体语言写作不但不是罪过,反而能真实地揭示女性世界的秘密。迪迪安指出:“性力量不过是一种压迫人的神话,不再令人恐惧;因为我们从一个女人把一场后婚姻恋爱视为被解放与解放的描述中得知,性关系实际等同于‘说俏皮话的欢笑’及‘躺在一起,而后跳起来去弹唱整本的芝麻歌曲集’” 。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海男是感官写作的大胆实践者。陈虹指出:“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人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林白……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密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种神秘的召唤,……,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 陈虹还特别揭示了海男文本的一个模式,就是从爱情上的无穷逃亡,又无穷地逃到爱情。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使海男的女主人公疯狂地占有爱情、享受爱情,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恐惧、驱散恐惧。然而爱情的失望又加剧了她的恐惧,于是她出逃。可是出逃之后寻找不到消除恐惧的方式,她于是又寻找爱情。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赞扬海男写出了生命本体的困境,然而我们看到的精神内核却是性欲的贪婪。只是为了遮蔽它的不雅,批评家给它罩上了宏大叙事的光圈。这种伪饰与她们主张大胆、坦率地抒写肉体感受的语言形成了悖论。 解放和自由的内含不只是指两性间的交欢无拘无束,还指同性恋能获得广阔的天地。九十年代的另类作家林白、陈染、海男、徐坤、徐小斌、卫慧、棉棉无不把笔墨伸入到这个领域。她们打破了几千年来由男性的性征垄断所造成的沉默,把女性同性恋的“温柔”、“温婉”的感觉传导给读者世界。戴锦华曾以“姐妹之邦”为题阐释陈染此类写作的意义。她说,陈染的世界“渐次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其间有绝望、有温情、有获救的可能,姐妹之邦开始被构想为一个归所,而不是一个少女生涯的过渡”。这种姐妹情谊超出恋母带给人的愉快。在《凡墙都是门》里“雨若成了‘我’与‘母亲’共同的朋友,是她再度带来这一女人世界的温情与和谐,并且支撑着一个美好的女人之家的畅想。” 陈染和林白、海男、徐坤等一样,被认为是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作家。正因为如此,戴锦华联系她的写作主张进一步指明这种“女性情谊”的抒写意义:质疑男权、超越男权;它“已不再是在于某种‘解放’与‘平等’的幻觉,基于某种花木兰式的情境与心境,”而“是反抗与解放的强音” 。作为作家,同时也是批评家的徐坤非常赞同戴锦华的阐释,并在关于母女恋、姐妹恋的宏观研究论文中强化了这种写作的意义。她引用戴锦华的话说:“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 随后补充道:“女性本文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 四、认识论上的空洞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疑是非常富于趣味的批评,即使在那些令人困惑的提法和鲜见的语言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某些真理和新的文化信息。但是,可能与它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又分明地感到它的某些不成熟性。这些不成熟性不但表现在它因为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结果造成了女性一元绝对论上,而且表现在它常常用理论观点强硬剪裁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上。因而它也带来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和悖论。也许这也反映了女性唯意志论的一般特点。为了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能够扩展更大的空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存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她们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维度。如果说女性的不幸命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和男权文化统治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权力话语被普遍推行后,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了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力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力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匪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所以杜甫那句诗“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几乎成了天下父母的共识。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像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里所写的女人,是有的。她们没有爱的权利、没有自我实现的权利。因此张洁的描写、张辛欣的描写很有意义。但是不能把这说成是两性间唯一的事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深最远的原因是社会。当时不但女人没有爱的权力,男人也没有爱的权力。《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方文煊就是被政治文化阉割的典型。说到个人的事业,女人没有过,在社会的统一安排下,男人何曾有过。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这种文化机制在一元化的领导体制里得到了庇护,遭受其害的往往是男人。男人较多的不驯服性、女人较多的柔顺性(也有不少靠色取媚领导的),使他们的命运向不同方向偏斜,造成了严重的“阴盛阳衰”的现象。不敢问津于社会而把矛头对准男权,颇有点像进入无物之阵,其文化颠覆的勇敢性要打上许多折扣。比起所源出的西方女权主义还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最后只剩下一个维度,就像一些女小说家把男人所写的那样,反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谋取性自由。然而如此一来,中国的女性主义就只能将女性贬入到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偏瘫也是九十年代至今整个文化偏瘫的一种反映)。西方的女权主义也有过视男性为仇敌的偏激阶段。但多数人醒悟较早,认识到两性间的爱是无可逃避的,因而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与男性沟通、友好交往的阶段。据《中华读书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世界图书》专栏报导,英国的女权主义老祖母莱辛等人深刻反思过去运动的偏激,坚决“反对所有打击男人的行为。”另外三个著名人物贝克维尔、韦尔登、托马斯也表示站在她的立场上,为“今日男人辩护。”中国的女性作家、批评家中王安忆、陈虹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认识。但愿她们的态度不再被同性所拒绝,但愿女性主义者能够思考建立“双性文化”而不是单性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所谓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是指她们简单地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在反男性中心论时暗自举起了女性中心论的旗帜。从这一立场出发,从女人是仙女的先验观念出发,她们无视造成女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及性别因素,把一切祸源都推到客观、推到男性文化上。这就让人感到有一种极端自恋主义文化及女性唯意志论的东西作怪。由此她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带有片面化、带有推理和演绎的特点,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波伏娃的研究特别令人首肯。她一方面猛烈地轰击男权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比如女性好“趋时”,还颇“传统”、“保守”等等。女性身上的弱点有时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包括男人的歧视造成的,但也有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不研究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寻求克服的办法,不仅会在两性间产生是非,就是在同性间也会产生是非。那种家长里短、传闲话、眼皮浅、好忌妒、小心眼就常常招惹事端。认真分析起来,林白、陈染、海男等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一种自我扩大症、妄想狂心理,还有一种多疑的毛病和被迫害狂症状。对她们的描写有时还能显示出独特的审美蕴味,但艺术上的偏颇和高频率的重复、模式化往往使人看上两、三部就会产生厌倦。对它们毫无挑剔地推崇不但令读者倒胃,还会对批评的有意操作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女性的解放必须获得男性的同情、认可,就如男性的权力必须有女人的理解和支持。以意为之,甚至把病态的心理当真理不会获得通行的绿卡。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也不是离不开谁,谁又都不能漠视别人的意志。健康的心理是在两性之间建立起能够沟通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出现了不少时髦的倾向。它应该适当观照一下生活实际,再考虑今后的振飞。 最后一个问题也颇令人费解,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缺乏自信力。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的研讨会上总是爱找男性批评家作中心发言或指导性发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女性文学研究部仍由男性批评家给他们当“领导”。不知作这种选择时她们是怎么想的。 文学批评论文:关于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察辞于差”的观点是在阐述刑罚判断的思想中提出来的,其意思是于差错中考察其辞的真伪,从而判断实情所在。孔氏传云:“察囚辞,其难在于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察辞于差”的思想虽然来自“察囚辞”,亦可推向对一般文章及文学作品的语言考察,通过对其语言表达的考察来判定其情感表达及内容表述的真伪。语言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工具,是文学作品创造形象、表达情感、表述内容的主要手段,语言运用得如何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成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创作了内容不真实、情感不健康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对其语言的分析而找出差错所在。另一方面,语言同思想是一致,思想如何,往往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这即是孟子所说的“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思想。由此可知,“察辞于差”思想的关键在于通过语言考察而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作者深刻的思想情感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并不十分可靠,但总体上还是通过反映我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通过对《尚书》中文学批评思想的探讨,我们或可进一步探索我国文学批评思想萌芽时期文学批评思想的体情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是零散的、宽泛的和芜杂的,但其基本思想已经萌生,并对后世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丰富我国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 文学批评论文:试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论文摘要:几十年来,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短篇小说《摸彩》因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论坛上获得了经久不衰的关注。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了作品中体现的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的反抗意识。 论文关键词:《摸彩》;雪莉·杰克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著名的、多产的美国女性作家,一生写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摸彩》是她的成名作与代表作。1948年6月26日,《摸彩》在《纽约人》杂志上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的轰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选人美国中学教材,吸引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评论家的青睐,一度成为评论的焦点。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摸彩》进行分析评价,如Grifin等对文中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讽刺反语、寓言、叙事风格等写作特点的分析,Alfred等对文章揭示的“暴力与残忍”、“牺牲与欺骗”、社会制度的不公、人性的麻木冷酷等主题的探讨,Thomas等¨对作者写作意图的猜测、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刻画的深入了解等。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挖掘《摸彩》中体现的性别差异等,进行评价赏析。 一、故事简介 在一个晴朗明媚的盛夏的早晨,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里,男女老少的村民聚集到一个广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摸彩”活动。摸彩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连续进行了77年,甚至更久,因此人们对整个活动仪式的细节都很熟悉。今年举行的摸彩也毫无例外,一切都同往年一样,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村里的孩子、妇女、主持人Summers先生、邮局局长Grave先生、Hutchinson太太等人物一一被介绍,正当读者满心欢喜,猜测着谁会中彩,会得到什么奖品的时候,中奖的Hutchinson太太却大呼“it’sunfair”,令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中彩其实是个灾难:Hutchinson太太因为抽中,而被她的村民们用石头活活砸死!而造成这样的荒唐行为是因为一个可笑的信仰:“六月彩票抽,粮食快丰收(LotteryinJune,col beheavysoon.)”。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文学著作进行评论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基点,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并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是始终伴随女性运动而存在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是指专门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和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一些著名理论家预言它还将是21世纪中主要的批评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力量之一”。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强调男女平等阶段、强调男女差别阶段和主张运用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提倡多元共存的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并作为批评方法之一成为“21世纪的显学”。 三、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摸彩》 很多文学批评家谈到了故事中体现了男女性别的关系。例如,FritzOehlsehlaeger在EssaysinLiterature中说明,彩票的故事描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性征的控制”。 1.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父权制的等级体系中,男人是主体,女人则是他者,女人总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而被动地存在。 首先,从整个摸彩仪式的规则来看,男人代表整个家庭来抽签,而女人只是被看作男人的财产或附属品。摸彩一共分为三轮:首先是家族的头领,其次是各个家庭的男主人,第三轮才是抽中的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在首轮抽签中,有两个特殊情况:Dunbar太太是唯一参加抽签的女性,因为她的丈夫摔断了腿,而她的儿子还不到十六岁,尽管大家都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Summers先生还是一再询问确认,妻子为丈夫抽签成了不得已的选择;而Watson小子的母亲的命运则由她儿子的运气来决定,因为Watson小子今年可以为“母亲和自己”抽签了。在第二轮抽签中,Hutchinson太太的女儿没有参加,因为“女儿是随丈夫家一起抽签的”,换言之,女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Stnumers先生对Hutcihnson太太说“Youknowthataswellasanyoneelse”o可以毫不夸张地说,Hutchinson太太被抽中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丈夫的坏运气带来的。 其次,从称谓上看,女人们都被冠以“某某太太”的称谓,如Mrs.Delaeroix、Mrs.Hutchinson、Mrs.Dunbar等。当TessieHutcihnson赶到广场时,其他的男人们冲着比尔说:“你的妻子来了,哈钦森。”没有谁想到先称呼“特西”,只因为大家认为她是“属于”比尔的,是以比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尽管这些妇女们“穿着褪了色的家居服”,Hutchinson太太“在围裙上擦擦手”,这些细节都说明女人们也在劳动,但男人才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维系着村庄和家庭的经济命脉。 在这个村子里,政治经济大权掌握在三位男性的手中,而各个家庭的权力也由男人们牢牢地控制着。一贯主持摸彩仪式的Summers先生,“ihswifewasascold”,他妻子是个泼妇,这样一个看似无关主题的细节,却暗示着:即使是个性强悍的女性,在摸彩等重要仪式上,也是毫无任何权利可言的。 2.女性的反抗意识 男人正是通过不断排挤、压抑女性这个他者来稳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妇女总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女性被男人视为劣等的性别,而她们自己也甘愿顺从于这种性别支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只有学会等待、服从、接受。 在文章开头介绍的小孩子玩耍的和谐景象中,当男孩子在搬运和堆积石头的时候,“Thegidsstoodaside”,女孩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长大后也要像其母亲一样,所以从小就学会自我克制和屈从于男性的权威;女人们“继她们的丈夫之后不久也来了”,然后“加入到她们丈夫的行列里”,并且“standingbytheirhusbands(紧紧地跟在她们的丈夫后面)”。软弱、无用和温顺的所谓“女性气质”,成了女性的一种美德。 在小说中,主人公TessieHutchinson是唯一表现出了女性反抗意识的角色,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对“彩票”提出异议。首先她姗姗来迟,“Clena forgotwhatdayit wsa(把日子整个儿给忘了)”,她解释迟到的理由是“不能把那么些盘子扔在水池里不管”,一个勤劳务实的家庭主妇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触犯社会习俗的行为显然被认为是对“彩票”及“彩票”所代表事物的一种不满;当丈夫抽到纸片时,她立马对抽签的方式提出质疑,“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挑他想要的纸片”,而她的丈夫却叫她“shut up”,因为这违背了他作为丈夫的尊严;在第三轮抽签后,丈夫Bill“走过去到他妻子那儿,从她手里夺过纸片”,并“举起它”,向众人再次表明他对这个不服管束的妻子的控制。 杰克逊让TessieHutcihnson当了“彩票”的替罪羊,Tess.ie试图反抗自己所处的地位,但却是社会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 雪莉·杰克逊是一位女性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她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彩票》中,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明显地贯穿于整个故事。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 文学批评论文: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五四”说,后来“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五四”说之所以被“晚清”说代替,是因为其具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它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五四”说存在的根据主要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盛行和政治家对历史的划分,但它们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笔者认为,检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有着学术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检讨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是“五四”说,即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这以我们众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五四”说遭到质疑,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晚清”说逐渐占据主流,即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晚清时期。但是,当历史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再来冷静清理其中的曲折是非,或许可为文学批评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况且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仍然在学界有一定的残余影响。 一、“五四”说的局限 所谓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现代性因素的萌生,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因素,又主要是指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和“人本化”①。但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五四”说,不能解释五四之前中国文学批评中萌生的“科学化”和“人本化”因素。因为五四时期的学人虽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早在五四之前便已响起于中国大地。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重要理论文献,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文合一”,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文学语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提出了“三大主义”,不但批判了旧文学中雕琢阿谀、词多意寡、铺张空泛、师古蔑今等文风,而且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如“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此外,胡适还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了《〈晨钟〉之使命》等提倡和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诚然,这些文章以“科学”的精神,为当时文学及批评的困境寻找出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献计献策。但是,此种文学批评转型的思路并不始于五四,也不始于这几位大家,早在他们之前,就已有人作出了类似甚至于等同的思考。首先,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底蕴,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在反封建方面,最主要的是“打倒孔家店”。然而,章太炎1906年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就彻底剥去了几千年来披在孔子身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我们试读《新青年》中发表的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其中不少论点“就是本于章太炎的,不过是根据当时新的形势,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罢了”②。当然,章太炎后来又转向了,1917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亚洲古学会”,强调要“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保持“国粹”之源远流长。到了1922年,他更是致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征,对自己当年订孔、反孔表示忏悔,这些又另当别论。其次,五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主要是“改良”和“革命”。但是,无论是的《〈晨钟〉之使命》所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等论断,无一不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宣言的翻版③。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也说:“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④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主张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倡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第二,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学。文章列举了十种“非人的文学”之后,指出这些“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坏东西,统应该排斥”⑤。后来,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文学》,认为与贵族文学不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和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⑥。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为文学革命时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提倡个性解放建立了理论基础。此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于死亡的中国文学的命运。 但是,无论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还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它们并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本”精神的源头。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学习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对文学中的“人”进行了美学思考。他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⑦夏中义在《世纪初的苦魂》一书中,把王国维的美学(含文学批评)称为是人本—艺术美学的准体系。而所谓人本—艺术美学,是指王国维美学是在人本忧思即对人的价值关怀的水平上去展开对传统艺术的研究的⑧。 二、“五四”说存在的根据 既然“五四”说具有如此局限,那为什么它还在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呢?笔者认为,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提倡白话文”的口号在五四时期喊得非常响亮,而许多人又以为是白话文使中国文学批评发生了“型”的转变。二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的结论,因为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在五四时期出现了质的变化。 “提倡白话文”确实是五四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时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以法令形式规定先自小学一二年级起,逐步改用白话文的国文课本。此后,无论是应用文还是文学创作,白话文都取代了文言文。但是,现代意义的白话文,也不是自五四才开始提倡。晚清维新派在倡导“诗界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提倡用白话文写作。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适用范围不仅在诗,《日本国志·文学》中即表示了可能产生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的期望。谭嗣同的《管音表自叙》是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它详细论述了“语言”与“文字”统一的重要意义,表示了对“文言文”的不满。但正式高举“崇白话,废文言”旗号的是裘廷梁,他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中,他首先尖锐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政治目的是救国;继而论述了语音、语言、文字的关系,即所谓“因音生话,因话生字”,“文字之始,白话而已”⑨。裘廷梁最突出的贡献是他的白话胜于文言之说。而且由于众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提倡,那时就已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报纸。 上述事实说明,现代白话文早在晚清就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并不是自五四时期才开始的。而且即使使用白话是在五四时期首次提出,也不能说“五四”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为使用白话与否并不能作为文学或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白话文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虽然现在很多学者高喊语言本体论),它与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正如郜元宝所说,“运用白话文写作与否,真可以做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是否“现代”的标准吗?鲁迅1912年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不是被誉为现代小说卓越的先驱吗?‘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不是照样可以用成熟的白话文炮制毫无现代意识的小说吗?”⑩当然,他所针对的是文学创作,但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五四”说存在的另一根据,可能是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划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之后则是新民主主义。他说:“在一九一九年以前(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11 显然,的这一分期是为了把当时的革命活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与历史有个区隔而选择的断限。但是,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1919年的中国社会,除了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开始发生以外,中国社会本身没有重大的变化。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前有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社会变化,后有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在短短的时间区隔内,发生了两次较之1919年更明显的社会变迁,选择1919年就有其不合理性。”12我们不论把中国历史从“五四”前后划开是否科学,单就这种划分而言,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并不一定符合史学、文学等的基本规律。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虽受政治的影响,但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任何把文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三、检讨“五四”说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起源于五四,文学批评现代转型最初发生于五四的诸种理由都难以立住脚跟。那么,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清理和检讨,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和具体层面上的意义呢? 其一,从学术史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正确评价五四,有利于正确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承。从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晚清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运动催生的结果。五四反传统运动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规模效应,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与否定的彻底性激烈程度,它未必超过此前的反传统主义者。因此,“‘五四’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而在于它集激情与理性、破坏与建设于一身,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批判历史、开拓新路。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教材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个虚假的‘五四’,不是政治神话,就是文化神话”13。同样,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而“五四”又以激烈地反传统为主,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是一种“裂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间出现了“断裂”,到了20世纪末,有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失语”。其实,无论是“断裂”说还是“失语”说,都是以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于“五四”时期为前提,假若我们放眼“五四”之前的晚清,就会发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不是“断裂”,而是“潜移”,是一种“合力”(即复古、改良、西化等)共同作用下的潜移默化的演变。 其二,从学科建设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甚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门日益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学科。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述大多以古代为主,近代部分一般只作为古代的依附和尾声而存在。例如侯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黄保真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都是如此。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如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玛利安·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它没有“断裂”,倘若从“五四”强行分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将会给人一种突兀之感。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整个20世纪批评的著作,如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等,这些著作抹去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人为的“五四”裂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另外,批评史的分期意识及其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成就及本身在众多人文学科中的地位。 其三,从方法论来看,对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的检讨,有利于厘清文学批评与政治的界限,保持文学批评研究的独立性。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georgekubler)在其《时间的形状》一书中认为,艺术史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描绘时间,艺术史学者注定要探索和勾勒时间,这也就是艺术史学的分期问题。但是,艺术史学的分期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艺术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相仿,受到特定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特别是艺术作品)的归类与阐释。另一方面,艺术史在关注政治和社会的历史的同时,还须留意文化史、美学史以及艺术运动本身的历程。为了使这些方方面面各得其所,艺术史学者就要利用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否则,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就无以充分地揭示出来”14。但是,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艺术做政治附庸的情况比比皆是。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而论,那种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探究的分期标准,事实上不过是政治史概念的简单搬用而已,美国学者阿恩海姆就曾慨叹:“在寻求不偏不倚的鉴识时,艺术史学者常常以艺术繁荣于其中的政治或文化的时期来界定风格。宋代的艺术即被描述为一种风格。但是,并没有任何前提可以认为,一个长达三百年的时期中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应符合一种特定的风格。在探讨是否有这样一种风格时,我们不能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推论宋代风格即是由宋朝诸皇统治下完成的某种艺术。”15阿恩海姆所针贬的是艺术史学中以政治史涵盖艺术史的错误做法,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不但体现在艺术史学上,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许多学者之所以把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定在“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的论述和定性。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对“五四”说的检讨,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对整个中国文学甚至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五四”说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但对“五四”说的历史退场,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否避免了历史的错误的继续流传和泛滥?现在众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应如何发展,大家是各抒己见而莫衷一是。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回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的语境,重新审视和检讨各种原初现象,深挖其中的规律,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资源。 文学批评论文: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进一步厘清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些论题的特定历史内涵;一方面欲通过指明这些在八十年代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特质论述,若何制约、影响着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观念、思潮的嬗替与开展,以对当下文学困境问题提出和强调时势、强调理论观念自身的不成熟这些通常议论角度不同的讨论来,就是:时势只是决定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观念反思是否既承担又提升了时代赋予它的课题,才是决定一思潮是否具备历史深刻性和美学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而观念的是否成功首先在于它能否既内在于此历史要求,又超越历史事变自然给出的简单力学反应关系。相对于此,对理论与观念的学院式静态衡量,无疑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一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这样论断,意味着承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要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必然使得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才获得历史有效性的理论和批评,在观念方向、观念前提惯性顺承、缺乏足够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开展中,陷入缺少足够真实历史有效性的困境。因为先前理论和批评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时刻。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后对的反拨,首先是对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文学欣赏论文:表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论文 关键词:表象 文学创作 文学欣赏 作用 论文摘要: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其独特的特点,创作者根据文学创作 规律 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塑造出丰满、形象各异的文学形象。表象的存在也是读者欣赏的基础,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表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文学创作和欣赏就其过程而言,都是综合了多种因素,诸如作家读者的生活、经验、学识、兴趣、感知、理解等,都是各种因素经过复杂融合的过程。我们无法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的要素进行单一、细化、明晰的分割,形成 科学 定理、公式一样的内容。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细小的点出发,来认识它们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更好地促进或完成文学的创作和欣赏。 什么是表象?表象是保持在记忆中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即当感知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在脑中再现出来的形象。表象与感知种类一致,可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觉表象等。表象有具象的表象和抽象的表象,它不仅是一个或几个画面,一个或几个形象,还可以是一段故事,一段情节、一种体会、感触甚至可以是一种意境、一种寄托、一种憧憬。表象具有五种形态。第一,个别表象,即是某一个具体、个别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在大脑留下的印记,它具有定性的特点。第二,概括表象,它是指记忆中某一类事物的形象。它比第一种带有概括性,带有类的特点。第三,回忆表象,是指头脑中重新浮现出的过去生活经验的积淀,如,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头脑里可以呈现出小时候玩伴的形象、自己以前住过的房间的布局及各种用品的模样等等。它是再生的表象。第四,想象的表象,是指大脑中未曾记忆过的凭借联想和想象创造出来的内心表象。例如,日本的富土山,即使是没有登过它的人,也能在头脑中浮现出一座巍峨的雪山。第五,不同感官感觉知觉的表象,即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和通感所获得的不同的表象。 文学创作不像其它科学创造发明,是直接对物质实体的加工、改造,那么,文学创作的对象是何物,我们从直接来源上看,就是表象(当然是源于对生活感知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表象就是文学创作的基源,没有表象,文学创作就无以为托,缺少了加工的原料。当然,如此说,也不是有了表象就有了文学创作。表象不仅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源,它也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金开诚就说过“从量上说,文学创作的自觉表象运动贯穿于全过程,无所不在,因此它在整个创作的心理活动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自觉表象运动本身就是反映客观事物、进行 艺术 构思、结出艺术成果的主要手段。rr (1]101文学创作不是一毗而就,它是个过程,这里试从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文学欣赏来分析表象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基源和手段作用。 在文学创作的发生阶段,首先是材料(信息)储备,无论作家的材料是来源于自身的直接感知,还是源于间接的文字阅读,他们都终将转化成一种记忆表象,作为材料存储在作家的头脑中,黑格尔说过,艺术家需要“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灵里”,川形成创作的基础。普希金娜的相貌表象存储在托尔斯泰的脑中,几十年后,作家依此创造了安娜的相貌;凡尔纳在书刊中获得的信息表象,成就了他的一百多部(篇)幻想小说。 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数量不可计数,不是每个都转化成了作品,这就要经过艺术发现阶段,也可以说成是,作家对表象的意义的一种发现,周敦颐在莲花身上看出了君子的本色。有了这些,在一定的动机下就可以使作家投人文学创作中,在这个过程中,表象有时可以成为创作的诱因、动机。巴金一次夜里醒来,看到黑暗中湿流流的闪着微光的抹布,在这一表象的触动下(创作时离开了具体事物存留的就是表象了),开始了小说《抹布》的创作。 具备了上述内容后,文学创作进人了构思阶段,开始形成创作的内在意象。“意象对于任何物象的再现,本质上都是主体对记忆痕迹的再现”,〔’〕所以说,构思阶段就是对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就是各式各样的自觉表象运动,主要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这常被说成是运用想象(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创造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创造新形象的过程。创作中将形成的形象都非作家头脑中储存的表象,它已注人了情感、思维的改造。关于构思中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结合实际的 艺术 经验做过生动的描述。歌德在讲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夏绿蒂形象塑造时,就说得极为明确:“我写东西时,我便想起,一个美术家有机会从许多美女中撷取精华,集成一个维纳斯女神的像,是多么宠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模仿这种故智,把许多美女们的容姿和特性合在一炉而冶之,铸成那主人公夏绿蒂;不过主要的美点,都是从极爱的人那)l撷采来的。好诊索的读者因此可以发现出与种种女性的相似之点,而在闺秀们中,也有人关心到自己也许是个中的人物。 . y ) so这是构思中表象自觉运动(分解和综合)的很好诊释。构思过程中,无论是表象的分解和综合,还是表象的深化、异化,都是创作构思 中对表象的加工,正是因对表象的创造,才有了文学形象的胚胎。 内在的构思要借助语言文字外化于笔端,才算完成了作家角度的文学创作。“语言的斟酌是始终联系着作者的表象运动的”,f}lu2 贾岛在创作“僧 敲月下门”一句时,对“敲”的选择到底是“推” 或“敲”,他总在做手势,这不难想象他脑子里正 在进行相应的表象活动。还有,作家根据情感进行 创作,一定要把情感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种意 象。“他自己对于这个情感一定要变成一个站在客位的观赏者,然后才可以得到形式的完美。.. }a)作 家需要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反复思考,所描绘形象是否贴切、真实传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这一过程是必要有表象的参与。还有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创作手法,如比喻、象征就是各种各样的表象联想。 从狭义上可以说,文学创作就是积累表象—加工表象—创造新表象的过程。 二、表象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按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家完成创作并不等于真正完成了作品,作品需要读者的阅读、欣赏,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表象在创作中是创作的基源、手段,并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在文学欣赏中表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其它 科学 、 哲学 著作的阅读,文学以形象性为主,为更好地欣赏作品,同样需要借助于表象。这里表象的作用可以作为一种更好阅读、体味的手段使用吧。例如,读一首唐诗,大概只要几十秒,可如果人们真的只用这短暂的时间去读,那就决不能算作欣赏艺术。“只有对诗句进行反复的吟咏和玩味,才能由本身并不具形象性的语言符号引起相应的的表象、联想,从而产生丰富的形象感,并领略其中的意境或理趣。a [1)373表象可以加深你对作品意韵的体味,并形成深刻持久的阅读记忆。 表象有其独特的特点,具象性、概括性、可塑性、间接获得性。因具象性,创作者通过感知觉的注意,把现实世界里丰富多彩的图形印人心里,使文学形象的创作有了资源;因表象概括性,使表象具有个和类的特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切实符合文学创作 规律 (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内容;表象存储在头脑不是一层不变,可以对它进行加工,这样就使表象成了构思艺术形象的最理想而适当的材料;因表象的间接获得性,使经历有限的创作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表象储存,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有意义的。 表象的存在是作家创作和读者欣赏的原动力,而情感是写作和欣赏活动的决定因素,一颗麻木不仁的心灵是不会有抒发和阅读的渴望的。表象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形象性,既有可储存性又有可塑性,在文学欣赏中,读者只有借助于他头脑中固有的表象,才能将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奇异美妙的世界还原成一个形象生动的审美世界。总之,表象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问题分析 一、英语文学欣赏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能使学生形象地感知语言的逻辑性,在文学故事的叙述线索中反复揣摩人物的性格,在人物交谈中找出语言背后的知识信息。通过英文语境的植入,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必要的语感。乌申斯基提出的“兴趣学习论”就充分说明了培养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英语文学欣赏有原著书籍、影视作品等内容,都是通过英语语境的引入,将英语文字转换为形象的故事情节,烘托学生学习英语的氛围,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长期兴趣。现代多媒体技术将英语文学名著以影视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得文学欣赏方式多元化,使英语学习具有了形象化氛围,通过标准的美式或英式发音,训练或纠正学生的英文发音,避免了在课堂教学中受到的汉语语境影响。英语文学欣赏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突破了传统英语教学在环境与方式上的局限性,从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英语学习上的瓶颈。另外,英语文学欣赏通过培养学生对语言艺术的兴趣,促使学生长期保持英语文学欣赏的习惯,从一定程度上积累英语成语、俚语以及国外民俗等知识信息。学生在考试或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吻合度高的情景再现,立刻回顾与使用对应的正宗英语表达。尤其是在英文写作上,“触景生情”的英文句式应用将切实提高英文写作表达,随着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优化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英语文学作品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学表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英语文学作品对时代的反馈,为读者描述的西方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积累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知识。对于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通过文学作品激发想象力除了有助于英文写作之外,其文学素养也会随之提高。因为英语文学作品总是一段时期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通过高超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描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的社会背景与人文风情,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潜意识。而跨文化背景的历史文化知识熏陶,会使学生在文学素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另外,典型人物当中的优秀代表也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对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树立也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 (三)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作品是集合了历史、民俗风情与语言的艺术表达成果,受汉语环境影响的英语学习,需要营造英语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纯英文氛围,以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良好语感。同时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跨文化交融,能够使英语教学通过知识性内容的传授,拓宽学生的眼界,学生既学习了英语的表达,更获得了了解国外文化的途径,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的来说,英语文学作为外国语言与艺术的结合,传递了异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是通过纯粹英语环境与氛围的营造,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语感,从而提高学生英语表达应用能力。二是学生通过欣赏英语文学,领略中外文化差异,逐渐加大学生英语知识的积累,提高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调动学习英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三是英语文学欣赏课程融汇多种文化,可以提高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突破英语学习的瓶颈。 二、英语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应注意的问题 英语文学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而结合方式的多样化及其效果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将英语文学作品的优美句式放在英文句式学习中,通过英文句式的分解与组合,了解文学作品句式的结构,欣赏文学句式的特殊用法,可以加深学生对英文句式的理解与应用。第二,可以将英语文学段落植入英文阅读理解之中,通过对文学经典桥段的阅读与分析,了解其文学架构手法,为英文写作提供框架思路。第三,可以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阅读,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欣赏文学艺术的价值。换言之,通过英语文学的句式、段落与文学整体的解构,在英语教学之中融入不同层次的英语文学内容,提高英语学习的文学艺术性。但应该注意的是,英语文学欣赏融入英语教学需要一定的步骤,逐渐渗透在英语教学中,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 (一)控制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 语言学习本身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英语文学对于英语学习来说,是在规范性学习过程中通过营造英语语境、交融国内外文化以及英语语言内容的综合推进,实现英语教学中的词汇、句式等英语学习内容的传授。如果一开始就将英语文学欣赏作为全部的英语教学内容,将大段大段晦涩难懂的内容提供给学生学习,不仅提高了英语教学的难度,也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降低了英语教学的效率。一般而言,文学欣赏在教材中有具体的进度安排,要遵循教材内容的设计,使文学作品不脱离教学目的。所以,应该注意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节奏,如在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步将文学欣赏有计划地融入英语教学之中,通过教学过程让学生熟悉某部文学著作,并在一定阶段对著作进行全面解析,通过逐步推进学习,实现文学与教学的整体结合。 (二)教学方式与手段的多样化 文学欣赏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通过书籍的阅读直接感受英语语言的魅力,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对文学名著的形象化再造为英语学习营造出纯粹的英语语境,还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经典桥段的戏剧化表演,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在日常教学中,要将文学作品内容呈现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成为必需。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呈现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内容,引发学生思考。同时,通过文学内容进行语言训练,既改变了纯粹的死记硬背式教学的单调性,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场景的结合,文学是提炼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缩短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学生在理解作品过程中增强人文意识,更便于学生通过语言学习嫁接艺术与生活。 (三)注重发挥教师的教学能动性与创造性 英语文学融入英语教学,既是对传统教学内容与模式的挑战,也是突破教学瓶颈的途径。对于教师而言,不仅仅是要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的知识性引入,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动性,自身也要注意培养对英语文学的理解力,通过加深对文学内容的理解,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点拨,提高教学效果。而教学模式的改良往往需要教师能动性地创造,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的应用,丰富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相长。 三、结语 结合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及英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探索英语文学欣赏融入教学过程应当注意的细节问题,以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效果与应用能力。显然,英语文学欣赏的引入,对于教学来说,是将文学与艺术引入了语言学习,极大地提高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当然,文学欣赏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词汇、句式与语篇结构需要渐进式地引导学习,学生才能逐渐领悟文学艺术的美感,从整体上把握英语文学的价值。实践中,英语文学主要通过语境训练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应用能力,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的语感能够帮助学生对英语文章进行有效地理解与分析,因此,文学欣赏与英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学习英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作者:宋相瑜 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文学欣赏论文: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革新 一.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教学现状及症结 1.内容脱节 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然而,现在的教学内容与职业脱节,与社会生活脱离,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缺乏针对性,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个性特点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课上教师只是就文本本身进行鉴赏探究,缺少与学生专业特点相关的研究性课题,也缺少吸引学生关注兴趣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热点话题。为此,学生出现了厌学心理,课堂教学效果低下。 2.教法单调 文学欣赏课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教法单一,缺乏灵活性、丰富性与自由性。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知识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状态,课堂缺乏交流、讨论与合作。整个教学过程处于知识输出的单向状态,漠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特点。学生的创新思维、交流合作能力、自主探究能力被抹杀,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二.学前教育专业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改变文学欣赏教学的现状,提高教学效果,应把文学欣赏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置于同等地位,让学生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学习文学欣赏课,有助于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启迪心灵、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审美能力,受益终身。 1.编写校本教材 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从2012年开始,课程组成员在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寻找文学欣赏课程与学前教育专业的最佳对接点,进行校本教材的研发,2013年7月课题组编著的《文学鉴赏与解读》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教材在编写时侧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以人文精神为主线,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为素材,按主题划分单元,在每个主题单元中形成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鉴赏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自主阅读为拓展,以实践活动为提升,以书目推荐为指南,五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凸显课程特色的课程模式。教材将亲情、友情、爱情、生命、理想、人生等诸多人文主题囊括其中,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生命意识的陶养。在篇目的选择上,还将专业元素融入其中,增加了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张秋生的《妈妈睡了》、金波的《在我和你之间》、齐默尔的《小丑的眼泪》等篇,为学生今后的自我学习与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往往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相联系。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转变观念,改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本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职业素质和能力,激活学生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才能的原则,来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如“项目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等,把能力目标“溶解”在学生自我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里。如开学初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选取成员共同感兴趣的课内外经典幼儿戏剧作品进行合作探究学习,并制作PPT课件,利用课前10分钟,开展读书汇报会。此次活动既拓展了学生的阅读空间又优化了课堂教学内容。同时,利用第二课堂,引导学生自编、自排、自演经典幼儿戏剧,如《寒号鸟》、《葡萄仙子》、《白雪公主》、《丑小鸭》等,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3.改变教学手段 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以其特异文化,让高校大学生在虚拟世界中无缝式交流,共同分享各种文化,在没有制约机制和无评价指向的网络浪潮中接触并熟悉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可以说,互联网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观念。为此,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拓展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将“时代的活水”引入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接受和处理信息。教师可以在网上建立QQ群、微博、博客等平台,将课上教学课件、教学素材、视频资料等内容进行资源共享。 4.注重实践活动 在文学欣赏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可以发挥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在经典阅读中与文学大师对话,感受别样人生、别样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完善人格、提升能力,如在“至爱亲情”单元中,开展“诗意年华•感恩你我”的诗歌朗诵会;在“以爱之名”单元中,开展“爱的思辨•温暖如棉”的辩论赛;在“感悟生命”单元中,开展“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的演讲比赛;在“理想信念”单元中,开展“青春旋律•有你相伴”的幼儿故事创编活动;在“人性之光”单元中,开展“放飞梦想•演绎你我”的幼儿戏剧编演活动。在多元化的活动体验中,学生更加自信、乐学,创新能力、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5.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由于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所以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博览群书、加强交流,广泛涉猎各种人文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与文化视野。正如布鲁纳所说“:教师不仅是传播者,而且是模范,看不到语文的妙处及其威力的老师,就不见得会促使别人感到这门学科的内在刺激力。”同时,教师还应具有跨学科的素质与能力,能根据职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需求充实自我,这样在教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用“跨界”的方式思考、解决问题。 作者:伊彩霞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文学欣赏课程是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方式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积极研究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注重加强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学欣赏;教学方式;转变;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 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 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 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 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语文教学中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 摘要:影视艺术是当今主流艺术形式,而电影文学是影视艺术的前身与基础。普通文学作品,多数只能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来欣赏文学的魅力,即“独乐;电影文学作品则可以在阅读文本后“众乐”———共同观看同一部电影。欣赏电影文学会对学生的创造能力、分析能力有所提高,对生活的感悟与情感的理解也会更敏锐。 关键词:电影文学;语文教学;故事;欣赏方法 一、电影文学 (一)电影文学的概念 电影文学是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主要指电影剧本,还包括影片中的解说词、歌词等。 (二)电影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异 (1)作品容量不同电影文学多数是以剧本的形式存在的,剧本则是为故事而生。可以理解为电影文学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故事和诗歌散文不同,有其固有的架构,必须包含人物塑造、情节推进、故事高潮、故事结尾。相比普通文学形式,电影文学讲求故事性,想要有好故事,就不能用“堆砌”的形式创作,不该有的部分一定要舍去。例如史书作品与改编电影文学作品的区别:前者讲求更全更细的记录,后者讲求改编出有艺术价值的故事。突出故事那就必须要突出主要人物,列出一至两条主线,所以电影文学的容量比其他文学形式小。电影文学的容量精简使得读者、观影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体验到到一个故事完整的情节推进、跌宕起伏。由于电影文学的写作形式,作者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让观者看到什么,做到烘托中心、突出主题的作用。(2)人物塑造普通文学形式,以抒情、悟感为主,电影文学以突出人物来推动情节。人物塑造是电影文学必不可缺的,不论是交待背景、推动情节、提出主题都能在人物形象中体现,所以人物塑造上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好故事它需要丰富的剧情、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和曲折的冲突感。只有把人物性格和形象塑造得很复杂很立体,才能对读者有具有吸引力。 (三)电影文学的特点 电影剧本运用文字来创造艺术形象,以此反映社会生活。作者本身的艺术品味、人生观念、认知态度就是一种艺术作品,通过剧本的方式创作并记录下来。和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电影文学创作完成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新艺术形式的开端,通过电影文学能创作出影视艺术,用视听的方式让阅读者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作品体验。运用独特的视野去欣赏文学,当文学阅读和影视欣赏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为语文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审美是影视艺术和文学作品教学的共通追求,将电影片段巧妙的引入语文教学,可以使两者很好的融合,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解深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提升。 二、语文教学与电影文学 “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①人教版语文必修四的“梳理探究”栏目中设置了“影视文化这一章节”。其中设有对影视艺术的历史、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介绍。设有写影评、朗诵对白和分角色表演等实践要求。依据现有的情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语文教学发展中,影视艺术的学习会越来越重要,而电影文学则是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的交叉点。通过对两门艺术的观析、审美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分析能力、审美高度。 (一)对故事的背景预习 故事的背景蕴含极大地信息量,让学生在学习电影文学前进行故事背景的预习,对学生在学习中的分析能力、联想能力、记忆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影视作品既是艺术又是文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首先要有剧本,而剧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小学语文中好多课文就是根据影视作品节选或改编的,观看这些电视电影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还能增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所以对背景有了了解,会对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人物是故事的灵魂,对人物理解得越深、对故事的艺术性体验得越强。 (二)电影文学阅读与排演 阅读和排演两者表面上看没有多大联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教学要求的目标上都是指向———利用影视艺术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在观影中受到教育、教学中需要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有明确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因此电影文学的阅读是使学生在文字上对影视艺术的欣赏,而排演是使学生在实践上对影视艺术进行体验。两者看似没有联系,但没有阅读打基础,排演无法顺利进行,而没有排演的电影文学阅读,似乎少了一些趣味与深度。 (三)写作与创作 电影文学结合观影可以在学习后布置影评写作,及时的感悟写作,有利于加深教学效果。让学生即欣赏又写作,将学生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拉近一步。“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视觉阶段而不能深入下去,不能让学生领悟其中的艺术魅力并感受理解最终养成审美判断的能力,即使把它组合到教学过程中,那也只能算是一种“花边语文”而己。”② 三、结语 电影文学在语文教学中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不仅能从文字上学习,更能通过影视欣赏达到综合学习的目的。电影文学的欣赏方法包括背景预习、阅读与排演、影评写作与故事创作等,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才能达到提升审美、训练综合艺术感知力的目的。所以电影文学的鉴赏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作者:杨翠平 文学欣赏论文:国内影视艺术的文学欣赏透析 然而两者又存在着很多差别,首先他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所采取的塑造手段是不相同的,文学作品通过作家的语言文字来进行人物性格和生活现实的塑造,而影视艺术则是通过导演和剧组的通力协作,用直观的画面和语言来对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当然在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两者各有侧重,也各有自己的观点。文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而影视艺术的作品则以空间和画面的形式来进行形象塑造。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只能是使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进行思维的想象,所以文学作品具有个人主观的推断性,在读者的心目中语言文字所塑造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在读者的思维空间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而在影视艺术中是没有作者主观推断性的人物形象的,导演和演员们用直观的方式来进行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另外影视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使用现代媒体的广告效应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迅速及时的传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大面积的传播,让大多数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影视的文化特性。而文学作品却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限制,不能够和影视艺术相比,文学作品需要通过印刷、销售等方式进行传播,在时间的限制上面就出现了间隙,进而慢于影视艺术的传播。影视与文学在时间推进上彼此相似,文学才有可能反过来学习影视的表现手法。由于文学与影视同有时间艺术的美学特征,所以它们将继续在互相影响中并肩而行。 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待影视艺术 现代社会生活脚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于影视艺术的期待值在上升,人们往往很难从文学作品中吸收和构建自己的文学欣赏,但是影视艺术的发展却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文学的色彩。很多时候影视艺术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艺术,人们可以通过电影院进行文学的熏陶和文学传播。将影视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高雅的文学进行广泛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人们通过自己的欣赏,对于其中的电影艺术进行思考和评述,达到文学性的欣赏。从影视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将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改编是影视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编剧和导演对影视题材和文学名著进行选取的过程就是影视艺术创作和发展的过程。文学与影视创作通常是影视艺术将过去的文学作品经过改编而搬到银幕上来,同时也是我国电影创作的重要来源。我国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可读性,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红楼梦》,这些经典名著为影视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文学欣赏的基础。当受众通过这些电影的传播,可以从中找到文学欣赏的动力,这样不仅仅让影视的受众增多,而且也起到令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的作用,同时文学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使影视艺术的受众人数增多,这样可以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提升人们的文学欣赏水平。在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传播过程,是影视艺术传播的重要使命,文学作品搬到银幕上的过程就是文学欣赏大众化的过程。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欣赏提高影视艺术的欣赏能力,受众感觉自己在欣赏大众化、娱乐化的影视艺术作品的同时,其实就是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进行电影的观赏。影视艺术是一门集文学、现实生活、理想化的想象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它传达给受众的是生活的艺术和精神领域的上层建筑,而受众应该本着去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欣赏,这样才能够将电影艺术上升到精神需求的高层次发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述评,也是对于影视艺术欣赏的一个新的角度。总之在电影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抛除了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将会使原本活生生的影视艺术空洞化,不能达到原有的传播艺术、提升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手段。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是在运用创造性思维挖掘文学作品背后深刻的内涵,使广大观众对其进行一次新的心灵感悟及审美享受。 影视艺术应该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 文学对于影视作品的滋养是多方面的,从诗歌那里借鉴了含蓄生动的比喻;从散文那里领略了清淡的风韵;从戏剧那里学到了紧凑顺畅的整体结构和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从小说那里懂得应该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我国的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带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较多,如在文学经典著作中的王熙凤出场和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手法在一些影视作品中被广泛借鉴,成就了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从这些角度来看影视艺术是来源于文学的,文学为影视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和完善。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对于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的重大历史活动都有文学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丰富多彩而又透穿古今的,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上都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的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节选都可以完成一部影视艺术的创作。文学作品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思想内涵的渗透、故事和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滋养,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用的完美题材。影视艺术的发展是来源于文学作品的,就应该从文学视阈中发掘创作的源泉,影视艺术的生命与文学基础是高度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文学性的支撑,电影只会变成空洞的想象,而不能够高雅地进行传播,人们对于影视的需求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欣赏,而是对于故事情节后的人性的思考和哲理的阐述,这才是影视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国的文学作品通过历史经典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来描述故事情节,透过文学作品把人们共同价值的存在内炼提升达到传播的目的。文学的心灵诉求、理性思索、人性关怀精神,提高了影视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思想的丰富性及深刻性。影视艺术的发展需要在文学的视野中成长和发展。结语我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在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着不时的改善和发展,同时透过文学欣赏的角度进行影视艺术的创作和欣赏,对于提升影视艺术的创作和完善,让影视艺术能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长青不老。影视艺术在当今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直观或迅速地通过感官传达着咨询、情感、刺激,使人们能通过视觉、听觉去感受图像画面传导的信息。从受众出发,利用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影视艺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创作更加贴近文学作品,让影视艺术不仅能够在场面上打动观众,更能从故事情节和蕴涵的哲理中打动观众,这样的影视艺术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影视艺术,透过文学作品在影视艺术中的渗透和发展,让受众在文学欣赏的角度来完成对于影视艺术的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影视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并能在受众的心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作者:范振坤 单位: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文学欣赏论文:深究文学欣赏课教学形式革新 艺术家萧乾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文学欣赏课本应该调动学生使用自己“银行”的经验去兑现隐藏于“文字”这张“支票”中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但是,传统的文学课程模式多是围绕作品背景、主题归纳与艺术手法等进行探析,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故此,本文拟从文学欣赏的性质与课程构成要素入手,结合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对课程教学模式变革进行新的探讨,以期对提高文学欣赏课程的教学效果有所裨益。 一、文学欣赏课程的目标特征 朱光潜《谈美书简》说:“文学欣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是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它以把握形象为起点,而又自始至终离不开形象。”指出了文学欣赏的基本性质是一种“认识活动”,主要是途径“通过对欣赏对象的感受、体验与想象,通过感性形象来认识社会生活。”欧阳友权等主编的《文学原理》认为“文学欣赏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从而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满足的一种特殊心理活动。”认为文学欣赏的性质是“一种特殊心理活动,”其过程主要是“读者透过语言符号去感受、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审美意识”。王先霈、王耀辉主编的《文学欣赏导引》说“文学欣赏实际上是一种读者以自身修养为基础进行的主体实践活动。”“主体实践活动”强调了文学欣赏的个体行为方面。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文学欣赏的性质是读者个体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与欣赏能力,它绝对不是一种出于娱乐目的而进行的文字消遣或观赏,而是需要付出相当努力去理解的“主体实践活动”。 毫无疑问,文学欣赏课程就是教授文学欣赏的一门课,课程的目标一般在于培养欣赏的兴趣与能力。这可从教材的说明中得到印证,如《文学作品欣赏教程》前言说:“本书一方面全面地介绍了中外文学作品的全貌,使大学生对人类的文学作品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作品欣赏实例分析,因势利导地发现和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兴趣和能力。”该教材强调了课程目标“全面地”介绍“中外文学作品”与发现和培养“兴趣和能力”。《文学基础理论与作品赏析》前言说:“本书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为出发点,旨在通过对有关文学欣赏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具体作品的赏析,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不难发现,“培养学生审美,提高文学艺术修养水平”成为其主要追求。这二者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要培养文学审美。《文学欣赏与创作》在绪论中说:“希望读者通过本书有关作品的欣赏,能够提高文学修养,获得精神享受。”其目标似乎更在于文学修养与接受效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基于以上认识,遵照文学欣赏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我们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进行了变革,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注重文学欣赏“主体实践活动”规律与实践性的课程教学模式。 二、文学欣赏课程的构成要素 传统的文学欣赏论主张“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是“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篇”)。正是由于“知音难”的文学欣赏现实,才需要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与指导。 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认为进行艺术鉴赏涉及到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要素,他用这四个要素建立了一个坐标图式,认为作品居于坐标中间,说“运用这个分析图式,可以把阐释艺术品本质与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世界、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镜与灯》认为鉴赏涉及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四个方面,通俗一点就是指作家、作品、读者、现实这几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中,作品即欣赏对象成为核心。 当然,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个体文学欣赏而言。但是,文学欣赏课也必须同样面对“作品”这个文学欣赏的形式与内容共同体。然而,由于课程教学的构成要素与特殊性,它显然与个体欣赏的“主体实践”有所不同。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中的教师、学生构成了欣赏的双主体,或者说文学欣赏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欣赏活动,它更承载了教学目的或学习要求等诸多具体实践要素。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教材作品、学生构成了文学欣赏课程的关键要素,如何设置这三个要素,则是课程教学模式必须解决的问题。 教师,在文学欣赏课程中不再仅是一个个体欣赏者,他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欣赏经验、理论、文本等内容与他的学生分享,并且成为课堂的主导,即他既要自己欣赏文学作品也要担负引导、指导学生共同欣赏所学习的文学作品,进而启发、推动学生去赏析其他推荐或学生自选的文本。《文学欣赏导引》认为进行文学欣赏一般需要三方面的基本能力与素养,即“首先是艺术感受力”、“另一种基本能力即艺术推想力”与“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其中,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是需要通过课堂教学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来获得与提高。因此,教师在课程教学构成中要发挥引导作用。 学生,已经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根据文学欣赏课程的实际,他们已经成为文学欣赏的参与者,在教师引导下参与欣赏并得到“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锻炼,能够初步进行文本欣赏,努力实现“通过语言的阅读,准确把握这个语言组合体(文学文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本语言符号的提示下,调动自己的艺术感受力去感知文本形象,展开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进行形象的再造,从而尽可能完整、清晰地将作品形象、意境‘复现’在自己的意识屏幕上,并对文本意义、意味做出解读。”学生成为课程实现的终极目标。 文本,是指课程教学使用的文学作品,它不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却是文学欣赏教学活动的主要构成,也是教师与学生进行学习或欣赏的共同对象媒介物,在课程教学中充当了一个赏析样品,一个教学案例。因为文学文本“是由语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成的结构性的能指系统,”它需要教师和学习者一起完成对其“能指”意义的解读。如此,这个充当了案例的“文本”,对于教学双方,对于课程教学的效果,对于教学模式的设置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教师、学生、文本作为文学欣赏课程的主要构成要素,只有恰当地发挥各自的课程教学功能,才能够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而教学模式的设置,则是合理调配这三个要素的关键所在。 三、教学模式的变革与确立 传统的文学欣赏教学一般是教师代替学生进行文学欣赏,就文学作品进行所谓主题、结构、手法等方面的分析,课程互动一般就是提问与回答问题。其教学模式表现为单一而固定的课时内容、平淡而乏味的教学过程、照本宣科式的授课方法等,这些都必须在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进行变革。 根据文学欣赏课程教学的实际,我们将课程定位于文学欣赏与创作并重,设置了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将教学、学生、文本三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三位一体的中心是赏析文本,它是欣赏课程模式的关键要素。 据此,我们首先在文本选择上采取了师生选择互助模式,即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内容共同就赏析文本进行选择,重点是选择具有新颖与“可写的”(需要积极思考去进行创造性解读)文本,如郁达夫《水样的春愁》、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林耀德《宠物K》、琦君《髻》、闻一多《发现》、徐志摩《偶然》、郑愁予《错误》、顾城《一代人》与《远和近》、舒婷《惠安女子》、朱定《关连长》、汪曾祺《受戒》、陈启佑《永远的蝴蝶》、郭美玲《有毒物品》、秦俑《我的网恋手记》、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东西《不要问我》、金庸《倚天屠龙记》、都梁《亮剑》等文学作品与《大闹天宫》、《黄飞鸿》、《大话西游》、《霸王别姬》、《十七岁的单车》、《围城》、《情深深雨蒙蒙》、《中国式离婚》等影视作品。教学内容的新颖,使得学习者耳目一新,也增强了学习兴趣。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侧重文本赏析互动的模式。2010级以后的新生大多数是“90后”,他们是伴随游戏、影视等媒介长大的一代人,对于声像等媒介与手机信息等具有更独特的认知需求。因此,我们申请了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以教师个人空间为平台,让学生进行注册并登陆教师个人空间,参与课堂赏析活动,发挥欣赏实践的主体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针对学生开设的文学欣赏课程,其欣赏过程中必须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参与赏析。正如艺术家萧乾所说“文字好像是支票,银行却是读者的经验库。‘善读’的艺术即在如何把握着支票的全部价值,并能在自己的银行里兑了现。”让学生利用手机通过中国数字大学城个人空间参与文本赏析互动,以自我的“经验库”兑现“文字”这个特殊“支票”艺术的“价值”,如此才会形成“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欣赏个性。 第三,为拓展课程空间,我们变革了课程作业与成果展示模式,建立了课后文本创作促进模式。课程教学的延伸可以拓展学习空间,为便于教学与学习,课程建设了专门的课程网站,除常规的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案课件等项目外,在网站上还开设了课程电子媒介栏目,包括网络周报与电子月刊,既可以将学生优秀作业刊载出来作为创作成果,由学生自己进行选稿、组稿、编辑、上网,还提供大量的供学生选择的欣赏文本、课程网站链接、讨论争鸣信息等资料。这样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文学欣赏延展,而且也激发了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情。因为,文学欣赏并非欣赏者的最终目标,由欣赏感悟到写作表达才可使欣赏活动获得延伸与升华。 从传统教学转变为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重的是学生主体文学能力的培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制定的《职业核心能力培训测评标准》指出:从事职业者应具备的七种能力,包括与人交流、信息处理、数字应用、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创新。其实,文学欣赏与创作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推想力”等能力水平,而且对于促进“自我学习和创新”意识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 文学欣赏论文: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实践 【摘要】英语是高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除了基本的词汇、语法等知识外,还有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阅读教学。当前高中英语都引入优秀文学作品作为阅读教学的补充,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和提高学科素养。对此本文则从科学选择文学作品、采用合理教学方法以及引导学生理解共情等分析高中英语文学欣赏课教学策略,望给予英语教师提供教学参考。 【关键词】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相对于以往也逐渐呈现快餐化和碎片化等特点,高中学生也受到影响。对于英语课程而言,其教学主要集中于词汇、语法以及写作中,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忽视语言的社会文化、认知和生物属性。如果教师仅仅将英语作为工具,那么无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学赏析课对养成深刻语言教育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选择文学作品增强学科核心素养 一般高中英语选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优秀名著,牛津高二英语教材中就针对文学作品设置单独的教学板块,其中包括电影《哈利波特》、狄更斯《远大前程》、歌剧《图兰朵》、彭斯的诗作《红红的玫瑰》,其他教材版本中还收录了马克吐温《百万英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莫泊桑《项链》等。如果仅仅借助教材课文根本无法提高学生文学欣赏能力,教师可在学生课外阅读和选修课中并结合学生特点选择相对合理的文学材料。选用课外阅读作品的原则为根据循序渐进的规律和由浅至深的特点学习语言,教师就可根据学生实际英语能力选择和学认知水平相符以及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文学名著,如词汇量在2000~3000的简易英语读物和英汉对照读物。英语文学阅读应放弃传统阅读教学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逐渐向提高人的素养方向发展。主要因为文学欣赏课的核心为人物特征、故事情节以及优美语言等,往往围绕人物、故事、语言等文学元素的阅读教学和学生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影响学生现实生长,促使学生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在此过程中提高生活质量。文学阅读和其他阅读相比有一定的自主性,理解作品方面也十分个性化,可以说这种自主阅读过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进一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提升学科素养。 二、采用合理教学方式提高学生鉴赏能力 高中英语文学欣赏教学也分为多种途径:首先阅读方式;对于短篇文学作品,英语教师应保证学生有充足时间阅读,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方运用20~30min时间阅读作品,或者可以将作品布置成家庭作业。当学生阅读完毕后可要求学生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大致含义,一方面能增强学生口语能力,另一方面能增强英语水平。中长篇文学作品可先让学生在英语课堂中概括文章内容,之后再补充相关课文阅读文章作为补充。以《远大前程》一课为例,教师在让学生在教学中概括小说主题和内容,同时安排学生在学校的阅览室中阅读理解小说的简写本。其中小组拼图阅读也是较好的阅读途径,即将阅读作品分为2~4部分,小组学生先自行阅读一部分,之后和小组成员展开交流,最后整体理解作品。虽然这种阅读无法和学生自主阅读方式相比,但在感悟作品方面却更加透彻,对于时间紧和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而言十分有用。其次课堂讨论;理解作品是高中文学欣赏课的重点之一,教师在课堂上可让学生根据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基于学生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尤其对于复杂的阅读问题,可先尝试分组后再让学生解答,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在文学欣赏课中普遍倡导学生从审美角度学习文学作品,例如让学生找出文学作品中描写景物和刻画人物以及表达情感的段落,进一步引导学生赏析作品语言。还可让学生运用画画方式刻画作品中关键人物和场面,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作者刻画的人物特点,最终达到品味作品情感目的。 三、引导学生理解共情培养学生文化意识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当前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之一为文化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倡导具有文学视野的英语教育。因为文化和人类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英语教学中泛指所学语言国家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方式等。对于文学作品阅读而言,此类学习是构建在异域文化基础上,作品中涵盖作者所在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说明作者所处时代等隐藏信息。长时间有规律地阅读文学作品对学生而言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因为有的文化具有隐性特征,例如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只能在文化语境中理解其内涵。有了隐性文化,自然然而也会有显性文化,例如生活方式、节庆活动、历史文化等。《简爱》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作品,那个时期是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阶段,作品中大量刻画当时环境下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以及女性作为家庭教师的爱情观。除了《简爱》,这个时代也出现过如《大卫*科普菲尔》、《呼啸山庄》等,只能通过英语教师的指导和启发展示其中的隐性文化,学生才能从整体角度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学特征和社会面貌,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文学作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是不可多得的课程资源,更是学生十分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英语教师应充分结合学生学习英语心理特征以及文学作品材料,科学指导学生选择和自身英语情况相符的作品,促使学生大量输入阅读信息后运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作品梗概,从而建构属于自身的文本理解体系,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文学素质。 作者:李素香 单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对提高青年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性 《回族文学》2017年第2期 摘要:通过欣赏、品味文学,青年人可以在各方面能够有所提高,特别是对综合素质的重要影响上。通过品读文学,青年人可以在与作者的无形交流中增加自身的文学素养,对于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都有正确指引作用;在品味文学中,他们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宣泄自己生活中的压力,心灵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学习感人事迹,获得正能量,感悟生活,感悟文学带给他们的积极力量;也可以获得荣誉感,丰富自己的生活,修炼自己的品行,利处很多。 关键词:文学欣赏;青年人;综合素质;重要作用 品味文学,无论古今中外的,在欣赏中青年人均可以读有所思,读有所悟,在品读中可以去深深体味作者在写作文章时的时代背景、时代感情以及作者内心深处流漏出的辛酸苦辣。这些对于青年人来说,益处无疑是巨大的,文学作者把自己一生的阅历,所学等汇编成文学供其欣赏,虽然纸上得来终觉浅,但是这些文学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文学基础,对于他们的学习乃至生活成长很有好处,有利于他们培养自身的人格、为人处世的方法,稳定他们的品性,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引,同样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心胸得到了开阔,很有益处。 一、感悟生活、明事理 在欣赏文学时,可以较好的了解文学反映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还可以了解某个时期的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可以了解许多现今社会没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欣赏文学的内涵,可以令自己对生活有所感悟,学习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欣赏中成长与进步。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欣赏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兴替,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人物中,去反思自己,好明白自己的得失,然后加以改进。不如《史记》,写了很多的人物传记,有许许多多的王侯将相,他们的成长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只要我们善于“吾日三省吾身”,发扬自身优点改掉自身缺点,这些对于我们的成长益处是颇大的。欣赏《诗经》,可以了解学习的很多方法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教育我们学习应该经常的去温习去回味,好可以稳固的掌握知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教育我们对待朋友应该真诚,应该欢迎朋友的到来,好好招待,为人处世道理不言而表。读《二十四史》,青年人可以清楚的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细细品味他们兴衰的缘由,其中很多道理可以用到他们自己身上,比如有些王朝帝王贪婪好色导致王朝腐败最后失败,教育我们应该勤奋自洁,时刻与贪婪好色保持好距离;为何会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源于帝王勤政爱民,这在我们成长中应该时刻谨记,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应该坦诚相待,互相交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够明事理,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三字经》、《读“三言”,长见识,明事理》等很多教育我们明事理的文学作品,只要我们熟读几次,明白其中道理,对于我们的成长好处是一生相伴的,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 二、满足精神需求、愉悦身心 品读文学作品,这其中的乐趣太多,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李白旷达诗句:“大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我们心中压力巨大时,读到这样的旷达的文字,青年人会感悟到生活乐趣其实是固定的,只要我们身心开阔一些,很多压力只是“纸老虎”,根本不足为惧,然后微微一笑,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游离在外的青年们,每逢佳节不在家乡思念家乡时,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像千百年来专门是为他们所写一样,读到这样的文字,游子们心理上会得到许多安慰,精神需求的到满足,身心的到愉悦。文学欣赏给人以情绪的激动和感觉的快适,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常年工作在大城市,工作圧力巨大,周末去野外散心,这时候一本《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体验到陶渊明先生当时田园生活是何等的潇洒,然后青年人心中的工作压力会慢慢得到释放,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好景物,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心情愉悦了起来,社会上又多了些笑容少了很多愁眉苦脸。在文学的欣赏中,青年人不断感悟人生,感悟生活,一个个文字是对他们精神的极大迎合,心情在文字品读中得到释放,变得无比愉悦,文学对他们的作用是利处极大。 三、培养坚强意志 欣赏古典文学,体会名言警句,用于青年人生活学习中,好处随处可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教育青年人应该放弃常立志应该立长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国著名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年龄虽大,处境岁危险,仍然在与大鱼的搏斗中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对手,坚强的意志对于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必须时刻的加以保持加以自固。青年人只要记住这许许多多名言警句,用于生活学习中,何愁不在人生道路上绽放色彩,何愁得不到成功。 四、结论 好好地欣赏文学作品,在与作者无形交流中,去感悟生活,明事理,培养自身坚强意志,身心总会得到极大安慰,精神总会得到满足,时刻三省吾身,总结自身不足,青年人会有很大收获,成长中会少很多挫折,道路会更加通畅。 作者:王子琦 单位:莱芜市莱城区凤城高级中学 文学欣赏论文:汉语言文字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离不开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与壮大也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背景,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呼应、不可分离的关系。汉语言文字内含汉字和汉语两个重要分支,整个语言文字系统是我国文学欣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要前提。汉语言文字是专属于我国的一种特殊语言和文字形式。 一、汉语言文字的特性 (一)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艺术美感汉语是从单音节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汉语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极易获得音乐性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与韵律,而且通过排比对仗产生视觉上的平衡对称和整齐的形态美。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其他文字所难以做到的。 (二)汉语言文字的独特思想性汉语言文字和其他语言存在不同之处:汉语言文字以其丰富的字义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字义延伸广阔。“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也可以理解为做了某些好事,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也得到了升华。 二、中国文学欣赏与汉语言文字之间的联系 汉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人和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有人的存在才会有社会,社会才能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能让文字不断的丰富。汉语言文字能够组织成优美的文章,诸多美文又组成了中国文学欣赏。汉语言文字的存在让中国文学欣赏有了存在的基础及发展的源泉。由此而言,汉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起进步。 三、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字的影响 (一)使中国文学欣赏成为世界文学欣赏的“奇葩”汉语言文字无论是语言分支还是文字分支都是属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系统。且由于汉语言文字无论是在读音上还是在拼写上,抑或是在结构上都与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着天壤之别。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具有这种特殊的性质,所以以汉语言文字存在为发展根本前提和条件的中国文学欣赏得以产生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语言构成的文学欣赏,从而也就成为世界文学欣赏上的“奇葩”。总之,汉语言文字为我国文学欣赏的绚烂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为中国文学欣赏艺术魅力的展现创造良好基础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后,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些语言通过各种类型组成的方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辞藻。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从这些有限的词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意境,这些特性是世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欣赏的这种拥有无限美妙意境和艺术魅力的形成正是源于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若没有这种一个字可以看到一个世界的语言文字,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学欣赏令人无法不景仰的艺术魅力之存在了。 (三)促进中国文学欣赏实现质的飞跃在经过古今上下几千年的不断更新和完善后,汉语言文字越来越精炼,形成了很多词汇极少却内涵无限大的词语。比如“牵一发而动全身”“厚积薄发”等。这些词语在中国文学欣赏和使用上,使得文学欣赏内容更具深意,意象更加鲜明突出,且更多时候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又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味。 (四)推动中国文学欣赏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汉语言文字在经过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洗礼后,不可避免会在不自觉中彰显着中国的韵味,即便在西方语言介入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甚至是西方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科学化道路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语言文字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处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下,中国语言文字才能够真正发展。而反过来,只有在中国语言文字不断成熟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欣赏才能够依靠更加成熟的文字实现自身的飞跃。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字是文学欣赏产生的前提,而文学欣赏又是诠释和发展文字的重要媒介,只有两者相辅相依,才能够推动中国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发展。 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文字之一,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所沉淀来的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字。它以其独特的音形字义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文学欣赏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作者:李技 单位: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欣赏论文: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文学欣赏课程肩负着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它在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判断能力,尤其是道德情操熏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作为当代高职学生,无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必须加强语言文学欣赏这方面的修养。众所周知,高职院校学生在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三张“通行证”:一是学科性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个人事业心、责任心和开拓能力的,而第三张“通行证”就是要求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因此,高职院校必须重视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从而促使其全面可持续的发展。2006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规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当前,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应对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变革,教师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联系现实生活,培养学生文学欣赏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传统文学欣赏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职院校的普遍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达到开设文学欣赏课程的真正目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传统,教材缺少时代气息文学欣赏多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课本版本缺乏变化。近几年,虽然文学欣赏也不断涌现新书,但是课程教学内容传统,教材没有时代感,所选文本和当下的生活联系甚少,实用性不强,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材内容也不太适合高职院校学生使用,内容程度深浅不一或前后缺乏内在逻辑层次,不利于学生学习。而且,多年来,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始终按照一个大纲、一本教材进行教学,无论什么专业、什么职业岗位,一律是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课时、统一的考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诚然,当前各高职院校普遍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存在随意减少课时的现象,有些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仅安排12周24课时,如此有限的课时学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素质教育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提高。 (二)教学方式单一,能力训练缺失文学欣赏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教师的授课多以大班教学,方式比较固定规范,多数以经典导读为主,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的参与程度很低,这种教学方式单一,枯燥乏味,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教师整节课讲,学生不停地记,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学得费劲,学生是被动地灌输,授课教师根本没有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学习需求和兴趣节点,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反而会使学生失去学习乐趣,不愿意投入文学欣赏课程的学习。 二、对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随着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模式必须顺应时展,和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和高职的实际相契合,改变单纯的理论教学现状,联系生活,接近地气,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充分体现高职职业教育理念。 (一)教学内容兼顾经典与流行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高职学生不喜欢阅读文学欣赏课本,但却津津有味地看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作为教师应多了解当前学生的关注点,主动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文学作品,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通俗文学或网络文学等是无法与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相比较的,但是学生喜欢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当前流行的,学生看得乐此不疲,教师不应熟视无睹,应调查了解,想办法引导学生。如通过经典传统和当下流行相对比的方法,和学生共同讨论,让学生逐步感悟到经典的魅力和永恒,比如《红楼梦》和《甄嬛传》的对比赏析等,多方面、多层次地为学生学习文学欣赏提供便利。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藏书资源,引导学生多读书,在广泛接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增加或融入现当代作品赏析,让学生了解现在,感悟当代风貌。兴趣是学习的最好老师,只有和当前相结合,与时俱进,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爱学并且学好,高职文学欣赏的教学才能有新的突破。 (二)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一是联系实际重视能力培养。文学欣赏课程普遍存在重传授、轻实践的现象,这样反而无法展现文学本身的美,学生也会心怀厌倦。诚然,文学欣赏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文学作品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课堂教学还远远不够,应打破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变一味的照本宣科,教师可以少讲,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进行自我展示,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不间断地适时加以引导和点拨。另外,还应将文学欣赏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等新兴方式,为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将文学欣赏与实践活动相联,结合实际,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感悟能力。二是多使用任务驱动教学方式。传统的知识理论授课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无兴趣,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主的多维互动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布置和完成任务的探究式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要求学生运用生动形象的模拟,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教学中教师是主持人和组织者,学生拥有学习的主动权,学生在自主协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理解分析,发现感受,更能体会学习文学欣赏的成功和快乐。如赏析外国作品《玩偶之家》,教师可以在班级布置任务,以表演的形式再现原著,放手让学生自己分组,阅读讨论,分析排演,师生共同参与,教学互动,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手段已经在教学中普遍使用,文学欣赏教学可以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通过影视动画,将文字、图片、声音和图像综合直观地展现出来,带给学生多彩的视觉听觉体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赏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教师分析诗文,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可以在上课时插播一段精选的影视剧《杨贵妃》的相关情节,通过视觉让学生有切实感受,如临其境,有感性理解才能进行美的赏析。 (三)作业形式应多样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文学欣赏课程,但是课时普遍较少,大多集中在20个学时左右,而且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文学欣赏课程的作业只有靠课余时间完成。为了使学生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作业布置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写作阅读心得、读书体会,可以让学生收集资料,编撰欣赏专刊等,可以组织学生演绎经典作品,独立或小组集体完成,可以采取自评或相互评定的方式,最后再由教师点评。作业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促使学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文学欣赏作业。 (四)考试内容和方法应更新传统的文学欣赏课程的考核内容以理论知识为主,书面测试和平时成绩比例为6:4,考试方式主要是通过一次笔试,一张试卷完成,单一刻板,这种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今高职素质教育的需要,必须进行改变。应建立灵活多样的过程性评价体系,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考试内容上要减少理论知识测试的比例,加大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查比例,增加学生平时写作练习、作品表演时的表现评分及其在相关竞赛中的得奖情况。考试方法上可以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这既顺应时展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人之成才,重在素质。文学欣赏课程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作用很大,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晋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政府管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摘要]政府管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经济、社会、垄断三个方面来探讨政府管制的积极作用,并提出通过规范政府管制的依据、方式和标准使得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有效功能,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关键词]政府管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失灵 反垄断 一、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作为行政机构依据法律对企业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与规范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府管制包括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和反垄断。经济性管制是以某个具体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社会性管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对环境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管制。反垄断主要研究对象是具有市场垄断力量的垄断企业及其垄断行为,特别是市场集中形成的经济性垄断行为。 二、政府管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 (一)政府管制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失灵的手段 市场失灵包括自然垄断、不完全信息、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方面。 首先,自然垄断方面政府管制的作用。不被管制的垄断会造成社会损失,因为垄断者凭借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剥夺消费者的福利。对自然垄断企业的某些决策行为尤其是价格行为进行政府管制是为了防止垄断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力可能造成的资源无效配置。 其次,不完全信息方面政府管制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不完全信息对交易的双方都是存在的,而在政府管制领域里讨论的“不完全信息”,则强调的是一种信息偏在—即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在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的缺乏。一般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的位置。政府管制的目的是降低得到信息的成本,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提供公共信息来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出理解、信任和安全的环境。 再次,外部性方面政府管制的作用。负外部性的经济后果是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产生很大的偏差,没有排污装置的企业和个人为了降低成本而污染了环境,但他们不会承担周围受害者在防治污染、医疗等方面的损害费用,其结果造成污染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当消费单位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该单位的消费,而且取决于其他单位的效用时,就存在着消费中的外部性。政府管制可以使外部成本和外部效应内部化。如知识产权方面,政府管制通过建立专利法和专利制度,让应用新技术的人向发明新技术的人付费的方式使科技进步的收益部分地内部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最后,公共物品方面政府管制的作用。公共物品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管制对于公共物品提供很有必要。政府收入中有一部分用于公共物品提供,为社会公众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市场经济中实行经济管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缺陷。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和发达,有其特殊性,在我国政府管制更是进行经济调节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政府管制在社会领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性管制不是以特定的产业为研究对象,是以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进行全方位、跨行业的管制。政府管制在社会领域主要是作用于如食品卫生、工作场所和环境安全等与生活息息相关方面。 社会性管制在食品卫生方面作用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较为普遍,一般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不完全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强药品质量监督,提高食品卫生方面进入门槛,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工作场所安全与居民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是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工作场所安全主要体现在矿产工作场所。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政府管制方面也存在不足,需要积极地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环境安全方面的社会性管制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性。负的外部性在环境污染表现最为典型。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管制体现出其重要作用。环境管制主要有制定标准等手段,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和防治,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环境。 (三)垄断行业进行政府管制是必要的。 政府管制主要适用于全部自然垄断和少数合理性的行政垄断行业。因为完全靠市场化不合适,政府管制仍必须存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垄断性行业市场体制的建立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部分,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改革目标考虑,建立比较完善、规范的政府管制制度是必需的。 三、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构建规范的政府管制 规范的政府管制对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建立科学的政府管制依据。政府管制依据科学合理,才能保证政府管制的执行和结果的有效。我国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和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科学合理化,使得我国政府管制能够更为规范的执行。 (二)建立规范的政府管制方式。政府管制方式有进入管制、价格管制等。进入管制的形式有国家垄断、营业执照等。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进入管制。政府管制方式规范能够更好实现政府管制的目标。 (三)建立合理的政府管制标准。政府管制达到的效果有赖于合理的政府管制标准。标准有悖于公平原则,就会违背政府管制最终目标的实现。合理政府管制标准的制定需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政府管制标准应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符合其发展的目标。 四、总结 政府管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作用体现在它对经济、社会、垄断行业的作用。经济性管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失灵的手段,社会性管制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反垄断解决垄断行业存在的资源配置失效问题。政府管制有科学的依据、规范的方式和合理的标准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构建规范的政府管制,发挥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 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当今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如今存在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应用,所以对其进行创新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系统的工作过程。经济管理制度的管理理念的创新是必然的。经济管理内容创新的概念,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定义,则是创造的价值在初次分配中的成果,也就是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情况下,独特的经济功能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则在日益彰显。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显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经济总量,人民的生活标准,经济结构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地成果,但区域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存在有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穷人更穷,富人变得更富”的现象更加的显著。这一差距的产生是受各种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的,这些差异的存在是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的。因此对于经济管理体制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今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因此对于它的创新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系统的过程。由于中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仍然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社会主义还是被世界资本主义所包围。旧体制下的经济管理理念并没有改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新概念尚未建立,创新管理体系的国家制度是很难启动的。 创新管理体制管理方面的一个经济概念 管理内容的创新经济概念。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的主线是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输入和输出,从宏观上把握国家的天然资源及采矿,国家的物力,国家的货币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以及股票存款总量和结构的全国流动和资本市场的存量,主要是集中在如何调动物力以及如何进行货币的流通。对于管理的人力资源一般是在货币基金和货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输入和输出,劳动和物质资源的配置。经济管理的概念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效调动和配置。然而,在一个以知识和信息的输入输出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生产要素不再是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当今时代人类的知识和创新已经成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来源。符合人力资本的输入输出的系统主要是围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配置,将货币资本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能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经济管理是以人力资本作为主线的。经济管理首先应要考虑的就是我国的人力资源有多少,创新的潜在的知识资源有多少,知识和管理业务的创新构成国民经济的核心,人力资本的潜力的开发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线。因此,看一个行业是否存在主导产业,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看放入材料和金额的多少,而且还要看寻找到的知识有多少,人力资本投资有多少,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经济中主导产业的排行。 国家经济管理视觉观念的创新。从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的空间视野,主要包括经济管理和国家管理的时间跨度。从空间国家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观点认为主要是国内范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主要表现是视野比较窄。从的空间状态来看,在传统的工业结构运作中虽然也存在有进出口,但在未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仍然大多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的外国企业和大批的外国公民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开始大量的进行边境贸易。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提高,开始具备了参与国际贸易,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开始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网络体系之中,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较量主要集中在从事经济创新,在信息经济中,国家的经济管理和知识管理越来越受重视,经济的管理必须从一个纯粹的国内角度转向国际化的视野,在全球范围内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的规划,目标是提高国民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从国际创新的高度出发。 从时间的状态进行分析,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工业结构的传统管理的运作,传统产业结构所具有的技术条件都比较落后,传统产业的经营效率和体制结构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对于经济管理或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主要是对材料的货币流通,或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模仿,总是处于跟进状态,未打破时空格局,主要是引进跟进。经济管理不只是专注于技术的现状,资源的当前状态以及现在的制度状态,当前的系统状态质量,而应该是注重对所引进技术的发展,了解未来的技术状态,进行原始创新,力争再创造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寻找更多的未来的资源,不单纯是着眼于现有的天然资源,物质资源,对于人力资本也要通过创新活动,重新生成更多的新经济资源,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等主要经济资源的生产潜力,从而创造在传统的模式下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力,创造未来质量的状态,改变为外国品牌服务的状态、OEM的地位,努力创造中国品牌创造知识产权,用自己的品牌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竞争,注重从世界强国着眼,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体系并进行创新探索,寻求未来的系统状态,将不利于创新转化的体系变为有利于创新的体系,提供激励机制,打破传统,鼓励创新,将经济管理系统的创新作为主要宏观管理的中心任务,坚持创新导向,而不是简单的坚持传统的类型。微观主体的创新可以继续被认可,宏观体系机构将给与更多的支持,宏观本身主要包括创新预知,鼓励创新,宏观能够在微观主体战略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创新的预见规划方案是一个新的国家的经济管理功能。 国家的概念,创新管理体制运行链接 政府组织的变化。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分开。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经济组织合理的分离,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应该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退出对直接的经济活动的管理,使民营企业进入该领域的经济活动自由化,最大限度地鼓励公众创业,为组织创新消除障碍。特别是政府组织领导人可以通过组织结构革新从经济中退出,打破行政垄断的现象。国民经济管理结构改革要求政府的其他组织能够到位。若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过多,就会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阻碍人性化功能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人们可以自由退出竞逐的经济部门,进入政府支持的经济部门,这样就直接创建了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如对公共机构的支持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公共业务平台支持公共组织的生产和创新,例如,创建中小企业支持基金,基础设施用于公共消费投资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启动投资。 社会自组织系统建立。社会自我组织的兴起是国民经济管理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这也成为了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管理组织模型是系统的行政组织,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出现了行政层次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出现,便于中央政府发出的行政指令从上到下的执行,这种组织的基本形成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是比较适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要求行政组织结构类型的人力资本的集中,向自主权横向合作发展。管理层致力于对国民经济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了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律师协会、文化组织和其他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都是自组织网络,其主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建立经济的法律和经济秩序。这样政府的宏观责任可以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同时也扩大了经济和政治的民主,法治,是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形成。因此就必须有一个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的社会自组织,是国家的经济管理的组织保证。新的国家管理机构的重点不仅仅是对下级领导,更注重创新的活力,微观管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仅要对上级的意图进行执行,而且也是聚合微观和宏观的主体使其能量达到最大化。 权利和权利部门协调制衡的组织结构。在自组织网络的基础上,设立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主要包括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都是权利制衡和平衡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是从事行政组织的主体,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后,也有一个新的组织功能。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管理任务,但它不能由行政部门完成,但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共同完成的。因此,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中,权力指向应该更加明确。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本质上是创新管理体系的概念链接 国家创新管理理念的功能。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微观管理职能,是建立经济主体的需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财富的需要,实现在宏观层面的供需平衡。为了达到这个平衡,经济管理就需要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种物质财富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管理职能,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能够满足供应需求。有效的经济管理,不仅涉及人民的物质需求,而且还关注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物质的材料供应和产品需求的一个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是建立在人民的需求平衡的基础之上的,以建立社会精神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了解人民的物质需要,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不断地引导和挖掘人们的物质需求,以便指导和挖掘人民的社会需求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求。 特性的经济概念,创新管理体制。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非常明显的行政管理特点,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级别的管理体系。宏观经济管理是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要组成的部分,行政的上下级关系是从宏观和微观上构成的主要关系,经济管理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管理,行政命令,成为最常用的和最好的宏观调控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既与中国的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重合,也与我们现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一个以现代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传统的转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管理的行政特征。 宏观管理功能变动的同时,而宏观主体的和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宏观管理机构,已经不再是单纯使用上级行政机关控制下属的经济活动,但在微观经济权利的经济实体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谈判体系,微观和宏观的主体意图在谈判中达成一个统一的格式建立契约,运用法律规范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也就是说,宏观微观主体的权威主要是来自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使得行政机关具有了权威,行政权威在法律的权威之后。宏观调控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依靠过去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而是要依据法律规范,在调节国民经济的管理时必须采取行动,是依据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做为法治监管的基础,即使在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必须是在明确授权立法的基础上实现。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具体实施方案分析 摘 要:在金融危机时期,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管理在促进经济复苏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国民经济管理更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本文根据我国环境下国民经济的现状,总结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理念以及常用手段,并对其具体的实施方案做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 经济管理 实施方案 1.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分析 1.1国民经济的概念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国民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等,产业、行业间既有分工,又相互配合。一般地,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主导是工业,然后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结构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也代表着国民经济现代化水平。 1.2我国国民经济的现状 (1) 经济实力和发展速度大幅度提升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获得相当显赫的成就,不管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发展速度方面,都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过快的发展会导致原有的经济体系更不上时代的变化而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 (2) 过度自由的经济已经无以为继 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金融危机的产生于是着粗放经济将要走向尽头。虽然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不赞成在经济活动中加入政府的调控,但是事实证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离开政府这只“有型的手”的控制,经济有可能会走向崩溃的极端。 (3) 不协调状况日益加剧 我国原来实行“以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弊端现在已经凸显无疑。贫富、城乡、区域发展之间差距越来越来大,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治安。 2.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理念以及常用手段 2.1国民经济管理的概念 国民经济管理,就是要国家这个社会经济体出发,对全局进行统一的控制管理,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畴。这要求管理者有很好的大局观,有扎实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深入了解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才能对国民经济进行高效的管理,促进其健康向上发展。 2.2目前国民经济管理常用的手段 (1) 财政手段 这是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管理最常用的手段,常利用国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影响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如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就是采用增加在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来拉动内需。政府也会采用对某一行业的补贴等来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2) 金融手段 这一手段,我国在国内用得比较多的是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都是“重料”,见效也比较快。在国际方面,多是控制汇率以及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 (3) 政治手段 我国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政治手段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及政策法规。我国不仅控制了对市场经济制度如工资制度等的管理,而且会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来实现对市场的调控。第二,采用政治强压的方法实施某些经济上的管制。我国的社会权利距离比较大,在某些时候,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时候会采取强制干预的方式。 3.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分析 3.1对国民经济的整体监督协调和调控 国民经济是一个大的系统,下面有很多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各自运行。国家和各级政府管理的根本就是要从整体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监督、协调和调控,实现子系统之间的良好沟通协作,在个体最优和总体最优方面进行权衡。现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由于体制的落后,也给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一些隐患。在管理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是要利用国家机关的力量,尽量消除这些隐患,保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2对国民经济内的各部分进行管理 只有保证每个子系统自身都能良好的运营,才能去支持国民经济整体的良好发展。 (1)市场管理 首先,政府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市场,使得市场交易能够顺利地进行。然后,要建立并且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主要有“两只手”来控制。“看不见的手”是潜在的经济规律,而政府就是要很好发挥自己“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了解市场动向,完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 产业管理 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现代化运作,产业管理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国家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剔除一些对环境污染大、效益低得产业。第二,国家要提高国民经济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一直以来我国依赖低成本的制造出口来赢得市场份额,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没有发展潜力,政府要有意识地对其进行调整。 (3) 区域经济管理 现在通过中国版图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程度相差是很大的。为了达到平衡协调的发展,国家一方面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开发模式,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经济体制,实现内部的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优先发展科教文卫事业,吸引资本的流入,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4.总结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属不易,是全国人民几代人艰苦奋斗出来的结果。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科学地管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这个成果延续下去,值得后来的人们不断地研究和改进。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浅析轻重论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现实意义 摘要:轻重论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封建垄断的专制主义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形成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从分析轻重论的概念、内涵入手,着重分析该理论指导下的汉朝经济改革实践及其特点,最终落脚于探讨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现实意义及启迪。 关键词:轻重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 一、“轻重”概念及轻重理论概述 “轻重”是《管子》轻重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定概念。它最早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轻重,后来渐变为价值大小即贵或贱的同义词,即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成表现商品的贵贱的概念。 延伸到轻重理论,其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是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封建国家如何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故称之为轻重论。 二、西汉武帝时期轻重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轻重理论早期最深入的实践运用要追溯到汉王朝时期。它直接指导了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力地扭转了汉王朝财政收入不足的局面,促成了汉朝的鼎盛发展。当时桑弘羊对轻重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盐铁生产放任。到了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不足问题,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由政府收购,由均输官将其运往贵价地区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克服了贡输中存在的中途损耗、运费高昂等问题,还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益。 第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桑弘羊实行的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国家呈现“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的繁荣景象。 三、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呈现出的新特点 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同时,也经过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从而不断呈现出与《管子・轻重篇》即前期轻重理论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不同 前期轻重论认为,货币和粮食是封建王朝控制全国经济,夺取“轻重之势”的关键。但是,这种把货币和粮食视为重心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封建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一方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二者的轻重变化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封建国家人为地制造货币流通量的时多时少,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落,以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必然会引起市场活动的严重混乱,引起国民经济的剧烈的震荡,其结果弊远大于利。历史上,汉武帝几次在货币上做文章,实行货币减重。但事与愿违,却方便了富商们浑水摸鱼,是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在西汉时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中仍然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很小比重的粮食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 鉴于封建国家通过垄断货币来掌握粮食并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故而,桑弘羊把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转向盐铁、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控制工商业,打击富商,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二)对盐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行全面控制 前期轻重理论提出的“官山海”,主要是对盐铁的流通方面加以垄断,通过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铁的生产,而是提出与私人三七分成。 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进一步发展到干预和控制盐铁的生产过程。当时工商业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不仅在盐铁的流通方面采用奴隶制经营,而且驱役大批奴隶,从事盐铁生产,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后则用“发征”、“更徭”等徭役取代了奴隶劳动。这更彻底的铲除了奴隶制残余,使封建生产不仅在盐铁的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桑弘羊的官营盐铁工业,还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较好的保证,有雄厚的资金和齐全的生产设备等,因此官营盐铁工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起私营有更大优越性。 (三)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前期轻重论虽然提出了调节物价的要求,“贵贱可调”,以打击富商巨贾的投机活动。但是他所着重分析的是封建政府如何人为地造成物价的涨落,掌握时机,贱卖贱卖,以增加国库收入,稳定物价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他比较重视稳定物价,保持市场上商品供求平衡。即使对盐铁这样为广大人民所必需的东西,也不任意加价,而是主张平价销售。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建立了平准机构,调节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使“万物不得腾涌”。同时沉重打击了富商豪民的不法投机活动。他关于平衡物价的改革为封建政权经营商业,获取巨额盈利,提供了更稳定更充分的基础。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比较注重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搭配使用 《轻重篇》极大夸大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作用,认为借于号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前期轻重论中,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并没有很好结合。 桑弘羊担任经济领导职务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把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主要是依靠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桑弘羊取消了告缗令,盐铁、均输等方面的经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和法令的权威作用,采用行政命令、规定等强制性手段,垄断工商业,有效地实现了西汉王朝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以古鉴今,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启迪 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还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轻重论,因为“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轻重之制导,而利害之分明也”。轻重论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今天仍有启发。认真剖析轻重论的思想内核,对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轻重理论的实质便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同时,也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最后,轻重理论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 (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措施 第一,轻重论要求封建国家掌握流通手段――货币。在现代经济中,国家也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对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进行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轻重论主张国家掌握货币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现代经济保持货币稳定也有类似意义:首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和换算手段,便于企业换算成本和盈亏,有利于国家测算和确定主要经济比例,促进经济协调增长;其次,为商品交易提供稳定交易手段,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商品顺畅流通;再次,提供一个有效的支付手段,组织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轻重论主张封建国家对盐、铁实行集中控制,实行国家经营,依靠官营工商业控制市场和物价。在现代社会,国家必须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及某些重要行业加以控制或垄断,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以此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三,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高价收购来调节供大于求的商品的供求关系,用低价抛售来抑制求大于供的商品的价格的飞涨。现代经济中,这同样是政府影响和干预市场价格形成和价格水平变动而采取的一项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粮食收获季节,我国政府总是要求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农产品市场供求矛盾较大时,通过政府吞吐储备的农产品缩小市场供求缺口,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作者:许妲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充实和完善路径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结构,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协调等,均与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设计直接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相应地改变发展战略,更新发展观念,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以符合新时展的要求。 充实和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现实性 (一)社会问题的突出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服务于社会发展 总体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包含有直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经济活动,又包含对生产力进步起间接推动作用的社会活动,或曰非经济活动。前者主要指全部的物质生产、交换、分配、生产性消费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服务与管理活动;后者是指与物质生产只有间接联系和非物质的分配、交换和生活性消费活动,以及与经济活动在形式上全然无关的其他活动[2]。这二者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整体内容,当然也内含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必须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是一种相辅相成和彼此依赖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经济活动是各项社会活动的源泉,社会发展总是依赖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看,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但同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又有自身特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取代。所以,二者之间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步协调的,相反,社会活动同经济活动则往往保持着超前、同步或滞后的关系[2]。不管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都可以看到二者协调与非协调关系的存在。 尽管理论上讲,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应该同步发展、协调运行,但现实中真正将二者很好地兼顾起来则是较为困难的,多数时间往往是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结果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历的道路来看,这种情况不乏其例。迟至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才日益意识到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把包括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为此,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涉及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如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会议、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的开罗世界人口大会、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尤其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把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定为此次会议的议题,尽管会议只是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文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也未因此完全消除,但是这次全球性的会议无疑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发展问题普遍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诸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化与转型。虽然我们在“六五”计划以后就将社会发展计划从原有的经济计划体系中划分出来,计划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实际工作中仍未将其置于与经济计划同等重要的位置,人们的认识也未真正到位,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不明确、全面,措施更不得力,以至于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与经济的非协调发展至今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改变经济与社会相互脱节的现象,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社会发展。 (二)资源与环境已成为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均离不开资源与环境的因素。资源是人类生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要素之一。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具有整体性、持续性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能力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巨大的投入,要求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更要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目标,并从环境的质量改善中得到进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有效保护共同构成了含义更加广泛和完整的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 与上述轻视社会发展的问题一样,长期以来,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样没有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甚至还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所谓的高速度,这种增长实际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极端不平衡的基础上,使全球资源和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浪费和破坏,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环境噪音、气候变暖等,不仅使当前人类的现实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加剧了代际公平的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实施的发展战略忽视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治理难”的惨痛之路。这本是前车之鉴,应当汲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挤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选择了赶超型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多以极端追求高速度、高增长为目标,其结果是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日益付出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沉重代价,诱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经济结构仍旧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缺乏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问题困难重重。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通过环境道琼斯指数──“生命地球指数”①来反映环境破坏的情况,结果表明,20世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世纪[2]。 人类为了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忽视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污染,反过来,环境污染又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革命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性工商业扩张活动热衷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很少有人认识到人类也只是自然的一体和组成部分,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以后,人与自然失衡的加剧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才促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迫切与重要,也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直到1978年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实现的前景和途径。9年后即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才对人类发展及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并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为“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求的发展途径”。用我们现在公认的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可见,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通过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二是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利益为代价,要为后代人的发展能力考虑。可持续发展虽然起源于环境保护问题,但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它要求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游离于管理者的视野之外,必须把其纳入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我国长期以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协调,这主要表现在以往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比例分配失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缺乏环保指标等的约束,使得诸如“生产挣钱,环保花钱,经济上不去,环保搞得再好,也不能算政绩”的竭泽而渔式的观点在地方发展中流行。结果是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十一五”规划前,虽然也召开过数次全国性的环保大会,制定了若干个环境保护发展规划或计划,但总的来说,落实效果非常不理想,一直到“十五”计划结束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完成的较好,但唯独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未完成。近几年我国才十分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其提到是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并按照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考核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指标,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三)经济结构优化与升级严重滞后 人们一般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改变,世界经济更趋于一体化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的高变动率这两大基本特征。长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如早期的威廉•配第,后来的克拉克,近代的库兹涅茨和钱纳里等,且观点较为一致。但触及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学家则出现了较大分歧,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总量增长的过程,总量增长比结构变化更为重要,后者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则把结构变动的过程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离开了结构分析,就无法解释总量为什么增长和如何增长[4]。 表面上看这种孰轻孰重的争论意义似乎不大,然而,这场争论的焦点绝非仅仅停留在国民经济的技术剖析层面或方法论意义上,其现实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启发我们必须从总量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和交替演进中来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这自然便是与现代经济发展实践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必然有一个总量问题,但它又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人们就难以正确解释经济总量增长的原因和途径。因而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应该是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总量变化的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总量与结构本身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共同决定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及质量。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依附的关系,其中总量是结构的基础,而结构则是总量扩大的必要条件。但是,二者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一致,所以把总量与结构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动一般是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进行:一是由新增投资的边际推动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二是由传统产业的存量衰减而导致的结构变动。当一国结构变动以前一种方式为主时,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动与结构变动便出现不等的非对称性,且结构变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要大于总量变动的作用。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动基本上是以后一种方式为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调控的重心必须移到调整与优化经济结构上,否则,就会影响调控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技术创新对总量增长的作用只有通过结构的关联效应才能实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新的技术引进一般只能是在某个或某些产业发生,不可能在所有产业之间同时平均分布。因而技术创新也总是首先在特定产业内部出现后,通过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向其他产业不断拓展,这样就会猛烈激发和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动,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如果一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关联度小甚至产业链条断裂,那么就会使技术创新的扩散受阻,也就不可能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经济结构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因此,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决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政府可束之高阁,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来进行调节,它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市场变化的要求而自觉、主动地进行调控与管理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其纳入到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之中,否则就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进一步的发展。 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的反思,笔者认为,应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完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1.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现有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四个内容,仅充分就业目标部分反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状况,其他三个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方面的,这是造成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重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加大社会发展方面指标的比重,并逐步将其量化,以引起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对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社会发展是复杂、多方面的,难以通过某一单项指标来反映,开始可以选用若干个指标来反映其主要方面,如国民受教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居民收入差距、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率、国民社会保障程度等。随着发展逐步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计算“国民幸福总值”①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以及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和谐程度。 2.增加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指标。如果说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中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涉及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指标(如充分就业)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指标则基本上是空白,上至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所制定的目标,下至对各级政府的具体考核目标,均未考虑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环境保护程度,只重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总规模的扩大,而并不关心取得这些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资源与环境代价,投入与产出严重脱节。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密切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增加这方面的指标,可遵循“先单项,后综合;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首先考虑采用“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待条件成熟后,也可考虑用上述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所倡导的“生命地球指数”来衡量。只有加大对各级政府环保方面考核的力度,才能逐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3.引入能够反映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以后,结构性矛盾会愈加凸显,乃至会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正因如此,各国都把结构是否优化作为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和竞争力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内容中仍只有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缺乏反映结构性变化的指标。对此,应增设此方面内容。经济结构的内容也很广泛,鉴于我国目前情况,可先考虑选用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三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反映区域结构变动的“三大地带经济占全国经济比重”来作为此方面的代表性指标,今后可视发展再进一步细化。(本文作者:胡荣涛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论文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还要能够将创新融入进去,使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体现着健康的创新气息。它还要能够在一些新产业新产品爆发出巨大经济力量的同时,凸显出文化的内涵,甚至于让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产业。另外,我们希望,将传统的一些产业也要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时代内涵以及意义。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要以信息化,生态化,知识化,自动化来改造,并且寻找合适的切入口,与主导产业链接,使之在总体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才能让它维持作为最基础的产业的地位,让它不衰落下去,还能在这个社会获得好的发展。不过它已经获得了新的面孔,有了新的面貌了。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转型不应该彻底抹杀以往的旧产业,旧产业应该存在,只是它存在的方式较以往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我们当然也不能以这些传统产业尚存在,尚落后为借口,去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这个必然趋势。之所以会有人否认,是因为先前的旧观念实在是太过于根深蒂固并且强大了。 二、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有着一种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所谓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指的是和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一定的继承,与我国传统工业经济粗放式的经营相匹配。仔细看就能发现,行政指令几乎是宏观调控中十分常用和十分好用的手段。缘何?因为我国这一套国民经济管理几乎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向里追溯又能发现,因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系统是带有很强的封闭性的,类似于行政登记管理系统。现在,我们站在的是现代新经济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行政惯性特征。在能够把握这个特征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自从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们的政府将服务两个字提出地很多,尤其在与经济层面,政府确定了自己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不是主导,不是上位者,它应该放权,在保留必要的法制管理,契约管理的基础上,将权力大胆地交给市场,交给企业。这样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它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比的优越性。并且,它也和西方以前鼓吹的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政府无用的论调不同,我们的政府并不是在现代的经济管理中将行政管理彻底放弃,而是要在法治的前提下。这是依法的,合乎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的。因而现在宏观调控的主体该明确了,只能是立法,执法,司法这三者。与之一起改变的,还有一些关系的变化。比如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它们之间,再也不是类似于行政管理的那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宏观主体不会再有那种上级的权威,而微观主体将得到充分尊重,它再不是被控制的对象,它有充分的自主权,有充分的的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天地中一展手脚。因而我们能够预料,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将被或者正在被建立,这个协商谈判程序,类似于契约的形式。那么现在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宏观主体能够对微观主体产生规范的,唯有法律手段,而不是先前的行政手段——这体现出我国法律体系更加健全,法治社会更加健康发展——进而,我们能够以更加深层的角度来看待二者关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一个进步是先前所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第二个进步,则是由第一个进步衍生的。因为宏观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微观主体的经营者是来自于人民,那么,现在的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有了那种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宏观主体自然要依照法律程序对微观主体进行管理和引导,而微观主体却也自然拥有监督宏观主体的权利了。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的回归(说回归而不是出现,是之前这种关系本来就存在,只是长期被淹没在旧的体制之下),将会比较有效地促进宏观主体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因为现在这个创新是来自于人民的诉求,是人民为了自身利益的呼声。那么这样的创新则势必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总之,在新的形势下要对经济管理制度做一个创新,进行一个突破,这样才能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新格局。 作者:李闯 单位:黑山县委党校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的创新重要性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 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 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 二、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宏观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一、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的指标分为直接指标以及间接指标,如产业结构、国民收入(NI)、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如表1所示。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见表2),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地区间货物及服务的流入流出问题是很多的核算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计算GDP核算的一个准确性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统计部门缺乏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统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核算的方法单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为缺乏年度财务统计,推算系数使用时间过长。针对流入流出核算等长期估算和推算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核算人员应该考虑国家各个部门的实际核算状况,协调好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系统的不同,核算实际状况的差异,“自上而下”的提出相关的要求。当地的长驻单位要向统计部门提供相关的统计报表与财务指标,解决上级部门的资料供应问题。此外,加强完善服务业的统计工作,高度重视服务业统计中出现的难题。服务业市场增加值核算分为市场产出、自给性产出、非市场产出三个部分。关于市场产出,如金融保险产业,应该建立起它的财务指标统计制度。对于自给性产出和非市场产出,要积极的研究改善统计工作的方法,运用多元化的数据搜集方式,让数据更好的反映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作者:许妲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理念思考论文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 论文摘要:为适应新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制度理念需要系统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职能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特征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理念的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官商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公务员之家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一是政府组织的变革。组织结构的另一种特点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适度分离,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要退位、正位、到位。退位,就是政府组织从直接经济活动领域退出,让民营企业最大限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竞争,为民众创业、创新在组织上扫除障碍,提供方便。特别是政府组织的一把手通过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结构改革的另一方面是政府组织到位。当政府过多地在经济领域活动,甚至与民争利时,国民经济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职能没法尽到,退出民众可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进入需要政府直接扶持的经济领域,创建政府的社会公共经济组织,比如扶持公共消费的公立组织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园,扶持公共创业平台的公立生产组织,例如,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基本建设的引导投资、战略产业的前期起步投资。 二是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模式是行政组织系统,从企业到各级政府基本上形成行政等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便于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行政指令的下达,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时期比较适合。知识经济的人力资本的集约经营需要的组织结构不是行政等级型,而是横向合作的自治契约型。国民经济管理致力于在企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建立大量的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法律社团、文化社团等非营利的第三部门为自组织网络,承担建立法治经济秩序的责任。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宏观秩序责任可以交由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承担,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民主,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一定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企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依法进行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保障。新型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注重的不单是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更注重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微观主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不再只是被动的棋子,组织结构不只是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而是为了微观与宏观主体的聚合能量的最大化。 三是在社会自组织网络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是包括立法组织、行政组织、司法组织,权利分割与权利制衡相协调的组织结构。政府从事国民经济管理的行政组织本身,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后有了新的组织特色。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经济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任务,但却不可能由行政部门完成,而是立法、执法、司法共同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力可能分得更明确,同时,在只能分得更明确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国家机构的各部门统筹运行的综合部门,国家机构之间的扯皮现象应该减少。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文化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当代世界的文化产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向前发展,引起了各国之间新一轮的文化和经济的竞争。这一总体的态势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进步。但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制约或阻挠着这一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假如在20年前,某一县市提出以旅游业为地方经济的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那简直是天方夜谈,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在今天,它已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实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首先表现为市场占有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从日本就业人员构成比来看,其第三产业就业者占总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90年代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韩国最近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正在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在美国,资料显示,过去一年内新经济已为其140万“知识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NP的70%,加拿大GDP的60%。1997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美国的广电、娱乐、报刊杂志的总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前年风靡世界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15亿美元的票房价值,仅一部影片即可与我国几大产业的利润相敌,且预计收入可达50亿美元,其中索尼公司单靠发行其一首主题歌原声带已收入2亿美元。美国《读者文摘》已发展成年收入25亿元的国际性大企业。至于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计算机信息产业,更是来势如虹,在97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独占鳌头,数家企业跻身世界前十强。据称,美国的视听产品已经成为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换汇产品。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毫无疑问,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而文化产业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60年代以后,美国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坚持进行产业调整,将发展高科技高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好莱坞大片《豪门恩怨》之类的肥皂剧、迪斯尼乐园、流行音乐、全球传播业、《时代》杂志和《读者文摘》......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席卷这个世界,甚至抵达非洲最贫困的角落。再加上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牛仔裤,美国文化走进了世界每一个家庭。迪斯尼的主题公园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令人神往。1997年到迪斯尼乐园参观陆游的人数达到3800万,而同期到英国旅游的人数才1920万。所以英国记者迈克雷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是文化与知识财产这两个非常人性化的资源”。英国也不示弱,其文化产业在80年代便已达到170美元的年产值,仅次于其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文化就是经济,文化就是市场。传统观念中根本无法被称作产业的行当,今天已是世界顶尖级的跨国企业。娱乐产业迪斯尼,1994年以190亿美元收购ABC(美国广播公司),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在家徒四壁、困苦无依之际,一只在墙角爬来爬去的小老鼠成了他的安慰。于是,这只小老鼠在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中亮相,从此风靡世界。谁能想到,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迪斯尼的经营策略说起来也简单,这就是不断创造明星品牌然后授权开发,它仅靠收取版权费就已财源滚滚而来。今年,他们把眼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已经在发掘“花木兰”的经济价值了。 NBA不过是美国国内的篮球联赛,而它现在已无疑是超大型的“跨国企业”。这个每年经营几十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运动队是其小小的核心部分,它的周围是一些更大得多的信息业。比赛是核心企业,但周遭的信息企业则更具发散力。这些信息企业包括发放零售业执照,家庭录像和光盘,生产电视节目,出售比赛活动,出售广告权、版权、转播权等等。过去,乔丹每年从公牛队获得3500万美元的年薪,而这一令人心惊的数目竟然还远远不如他将自己的形象卖给耐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得多。易言之,作为CI的乔丹要比打球的乔丹更有价值。今天,姚明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更清晰地揭示了文化作为产业的秘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的现实,这就是所谓文化心理学要替代经济学的所指。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推进的历程,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准备阶段。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这就表明了文化艺术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从1985年到1991年,我国文化产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服务、消费场所。如唱片公司、歌舞厅等。这一阶段以文化流通领域的发展为标志,特别是由港台歌曲的进入带动的娱乐业从无到有,有力地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文化观念。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 1992-2000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其后,以国有大型文化单位的转轨或转型为标志。1996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组建报业集团,先后成立的南方报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4家报业集团,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从多种所有制企业向国有骨干企业延伸,从较小规模的事业单位向大的文化企业集团扩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都在增强。 在这一阶段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并不迟缓,《中国文化报》早在1994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征文和讨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我国总体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至今,以中国入世为契机,以文化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为标志,以不断加深和推进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期。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令人瞩目地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建议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才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11月,党的16大明确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把文化产业定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们党在文化产业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与突破:“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报告还指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加强宏观管理,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总体指导意见,明确地将文化产业纳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16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贯彻和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决定》指出,要“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这是继十六大之后,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作出的又一战略部署。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再次突出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不仅是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概念和范围所做的权威界定,而且为建立科学、系统、可行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推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紧接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一系列思路。这不仅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文化)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伟大品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随着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才能获得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没有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 纵观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徘徊但不断推进的发展道路。应当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至今仍不是十分雄厚,市场程度不高。但是,1.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3.特别是高新技术如IT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4.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也提供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模式:形成阶梯式发展与跨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格局;5.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的确是我们最足以援用的真正的财富,5000万全世界华人及亚洲汉语文化圈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6.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必须同时实施文化产业与文化艺术保护的双向对位性互补的策略。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大大解放了文化生产力,我国文化市场迅速开拓,文化产业迅速壮大,呈现出充满矛盾又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景观。其基本态势是积极、稳步、适时、渐进,发展势头总体呈现良好态势。 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文化市场。音像市场最早脱颖而出,初具规模;演出市场(以至商业体育比赛)渐趋成熟,冷冷热热;图书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工艺美术品市场沟通海内外,机制健全;而文物市场与艺术品拍卖市场则从无到有,起点不凡;电影电视市场起起落落,交易热烈;娱乐、旅游市场遍及全国,迅速壮大;文化广告传播市场,异军突起势头凶猛,特别是与网络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游戏、手机增值业务等一系列文化市场的建立健全,开拓了文化发展的现实途径,为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准备了现实条件。 其次,与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相适应,我国一大批文化产业也逐步建立起来。他们要突破改革初期以文补文,以多业助文作为文化“谋生”的权宜之计的思维框架,而开始全方位的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迅速发展起来。其中网游业、广告业、音像业、图书业、高档娱乐业、电影业、电视业、信息内容业等率先走上产业化道路。 目前,我国以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为创作演出和制作主体的传统格局已被打破。过去在舞台演出和影视制作领域中,国有文化单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它们确定创作项目,申请国家经费,组织艺术生产,通过上演、播放推出作品。现在,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方式已经改变。一大批民营机构凭借资金、机制特别是人才优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近年以社会力量参与为主摄制的电视剧和电影在影视作品总量中的比率越来越提高,已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与我国其它产业门类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起点低,不仅有与其它产业相同的资金筹措、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还受到原有的“计划”文化观念的影响制约,因而在产业规模、经营水平、运作方式和经济效益上都无法与我国经济领域其它产业相媲美,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强大的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能力。 随着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之相应的文化机制的变革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各业经纪人、制作人、拍卖人、人等新的文化经营者和经济流通经营环节逐步产生和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文化企业逐步发展,多种文化经营的运作方式也开始大胆探索、实验。可以说,我国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而又生机无限。 从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2004年,是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新的发展时期的第一年。从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一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结构依照产业发展下游化与需求的上游化、高档化、文化化的规律,将逐步向发展型、娱乐型升级,将带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成为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基本也最可靠的推动力。 《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披露,根据2004年初的2003年的数字,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结构都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11.6%,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52%,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于首位。尽管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后,这一增长具有恢复性质,但仍能说明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增长开始提速。当然当前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旅游和餐饮娱乐服务费用支出,适时调整消费结构,解决当前教育收费等问题,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状况也有较大改善。2003年人均收入2622元,实际增长4.3%。2004年上半年人年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收最多的一年。 据《200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 从结构上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特点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行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 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985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所以,实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不仅仅是在文化产业中提高高科技含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观念、形式、体制、管理到操作实践全面实施文化创新工程。文化领域必须积极参与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参考借鉴科技创新工程的成功经验,建设国家文化创新生成体系,丰富、扩大和补充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内容与含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风行的经济类著述,都没有把文化产业列入研究和发展的主要范畴,知识经济所指的高新科技也仅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等硬科技,而没有把社会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等软科技包括在内,它所标榜的高科技产品也主要是指物质产品等硬产品,而没有把体现“软实力”的社会产品、精神文化艺术产品等软产品包括在内。这是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物。其经济观念无疑也是狭隘的,仍然没有超越物质经济的片面认识,没有深入到大经济和大生产力观的层次。这不仅是从事经济、科技工作的人们必须注意的,就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和决策责任的人,也必须认真注意,更新观念的。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经济管理论文: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绝大多数来自政府垄断行业和公司。对于这个经济现象,读者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垄断行业的巨额利润,拖累国民经济的增长。 利润是他人的成本 让我从一般的道理下笔:天下所有的“利润”——不论来自什么行业、什么部门——统统构成他人的成本。这个论点不容易反对。不是吗?你在报摊上买的这份《21世纪经济报道》,市价2元,是你获得阅读满足的“成本”;这2元钱进了卖家的口袋就是“收入”,减去开支,就是报社的“利润”。很清楚,报社的利润构成读者的成本。 买报如此,买其他产品和服务也如此。燃油公司购买油轮的运输服务,所付费用当中,含有后者的利润。航空公司购买燃油,燃油公司的利润因此打进航空服务的成本。电力公司的老总乘飞机出差公干,他的机票费用是电力成本的一部分。电力公司再向燃油公司卖电,顺手把电力利润又“装进”了燃油成本。 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市场里,上述游戏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节日期间外出旅行度假吗?车马费用、住店开支、饮食购物等等,就是我们获得闲暇的代价。不要说休闲不是生产就谈不到成本:上班时间一到,你我要工作就不得不放弃闲暇。因此,闲暇为工作之“成本”,其中包括了旅行社、交通运输公司、饭馆商店等等机构和个人赚取的利润。 卖家利润以少为佳 如此说来,卖家的利润怎么可能是“好事”?从买家——包括为卖而买的买家——的角度看问题,最佳境界是天下卖家的利润全部为零。不但利润为零,最好他们的成本也为零,买家可以免费得到产品和服务!两年前“免费经济”大行其道,欢呼者众,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现实世界不是理想国,免费经济不能普遍而持久——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然。退而求其次,我们希望卖家的成本和利润小一点、再小一点。要是你象我一样对减少卖家利润念念不忘,靠什么可助我们如愿以偿? 市场拉低利润 中外经验的答案是一致的。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卖家要谋得利润——全部经营收入比开支多一点——殊为不易。好不容易争得了利润,要保住更是难上加难。合并起来,市场竞争好象是优先保佑买家的。 先说市场竞争中卖方的利润来自不易。试想诸多卖家彼此竞争,物买价廉的供应商为胜,哪里轻易就要得一个好价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年的掌门人斯隆先生有言在先:在商业世界里要创造滚滚财源,首要的法门是“与众不同”。这就是现在大家朗朗上口的“创新”。不错,创新可能获取特别的报酬——所谓“创新利润”是也。但是商场很无情:标新立异固然不难,但在市场上要人买帐的创新就绝不容易。 让市场买单的创新可遇而不可求。世人英雄惜英雄,所以总把眼光盯着商场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怎么可以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教训?每一个成功的商界故事背后,有多少雄心勃勃、富有新意的商务计划泡了汤——血本无归,到哪里去谈利润?打平了算,市场给“独到”付报酬的时候,吝啬得很。 更多的情况,还是我们山西前辈商人讲的“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通过不断降低成本获取赢余。不要以为这一套很“土”,它与斯隆先生另外一个现代赢利策略——成本优势——暗合。也不要以为“不断降低成本”很容易,在保证产品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成本领先是大学问。无论如何,卖家争相节约成本来图利,对买家是好事。如果下周每份报纸的利润提高5毛、但成本降低1元,你不会不赞成吧? 最重要的是,无论因为独到、还是成本优势取得赢利,市场总会把信息透露出去。由于市场是开放的,利润信息就刺激别人进入市场争利。就是说,竞争把卖家的利润不断往下拉,直到“平均利润趋近于零”。1985年前,在北京随便开一间小饭馆的毛利率总在50%以上,现在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 另类“利润”拖累经济 但是,政府垄断行业产生的“利润”是另外一回事。利润在这里被打上引号,不是说它就不是经营赢余。而是说,行政垄断下收入大于支出的的赢余,产生的根据及其变动的逻辑,自成一家。严格一点,这不是什么利润,而是“行政垄断市场权力的租金”——实在过于拗口,我们还是叫“行政垄断利润”吧。 “行政垄断利润”是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市场禁入或限入的产物。在政府垄断市场的条件下,在位卖家的地位非常特殊——远离价格竞争压力,无须不断节约成本,也可以将“平均利润趋向于零”的市场威胁屏蔽在经营活动之外。在这些约束下,希图卖家利润小而又小,等于与虎谋皮。市场的禁入和限入削弱了竞争的压力,行政垄断利润哪里会有“趋向于零”之理? 拖累国民经济的“利润” 这不是说行政垄断改变了市场供求规律。只要买家拒绝购买——因为买不起、或者买得起也不买——行政垄断利润是无法找消费者报帐的。几年前我在中部地区农村看到拉上了电线的村子不点电灯,知道当地农民对付高电价使的就是“不买”这一招。问题是,“不买”意味着放弃消费——进而就无法从事相应的生产,对经济的损害很大。 消费者也可以买替代品。广东、福建沿海的乡镇企业,家家有自用柴油发电机——高价电的替代品是也。不料许多电厂并不好惹,他们要政府发文、以环保名义禁用柴油发电机。类似的戏文——行政垄断部门“打击”替代品——在许多地方时有所闻。要是替代竞争的大门不能洞开,可选的替代品质过于低下,对经济还是有损害。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还有两处。其一,许多行政垄断部门在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依然不降价、不让利。典型如民航运力供大于求,管理当局还是坚持机票禁折令,好象誓与降价为敌。其二,政府垄断的行当多为国民经济的上游、上上游,现在这些部门成了“创利和资产增值”的主力,一大块硬邦邦的“利润”要下游千家万户买单,把国民经济顶得浑身难受。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利润拖累国民经济增长。现在论千亿人民币计的燃油、电力、通讯等国有部门的巨额利润,不是国民经济之喜,而是国民经济之忧。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弹性理论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摘要:数学经济理论有非常多的分支,弹性管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经济理论当做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和理念。文章在探讨弹性的应用的时候,分了很多方面,包括利率弹性、税收弹性、价格弹性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国民经济的管理发展运用弹性管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关键词:弹性管理;国民经济;税收弹性;贸易条件 一、前言 除了可以作为基本理论基础,还可以将经济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度量指标,来评价现代经济决策的各种活动,经济决策的很多不合理性需要用弹性管理来弥补。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一项不同于原来的崭新体系。经过优化的各个领域都应用了弹性管理。虽然弹性管理应用的时间并不早,但是弹性管理这个概念提出的早,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是由法国的古诺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可以说1838年就已经有了经济理论。 二、对于弹性的理解 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首先就是交叉需求弹性,其次是价格弹性,最后是需求弹性。在运用弹性理论之前,需要明确弹性理论的内涵,这样才能在企业实践中将弹性理念当做工具,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应用提出已经是一种新的尝试了。弹性实际上就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描述的是一种敏感程度,也可以说描述的是一种反应,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变量之间的互相影响。需求弹性就可以理解为,需求弹性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敏感程度的表达式就是用需求变量的百分比作为被除数,将影响需求变量的百分数作为除数,所得结果就可以表示弹性敏感程度的大小。 三、国民经济的作用 国民经济主要有三个作用,第一方面就是在宏观经济循环中的应用,第二就是核算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第三就是在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1.在宏观经济循环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其实是设立了许多目标的,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正在慢慢改变方向,所以在国民经济的管理方面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计算,全面的描述。宏^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内在联系都可以通过国民经济管理发现规律。 2.核算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国民经济的系统性安排都是有预算的,对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主要有国民经济综合性生产分析,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分析,国民经济消费支出分析,国民的储蓄与投资分析。在宏观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生产的分析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牵扯到了国民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反映了经济的主要内容。收入分配主要包括结构方面和增长方面,在分析各个阶层的收入时要制作成动态的分析,国民经济核算其实只要核算主要经济体就可以,而主要经济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结构分析主要是从结果入手,然后多次考察增长的趋势。 3.国民经济核算在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应用 在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其实是一个变化过程,由定性到定量的变化过程,并且需要不断地精化发展的方向,数据基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了,宏观经济需要的是内在平衡、有逻辑、思维谨慎的系统。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管理有自己的模型,主要模型就是投入生产模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最优化模型。 四、弹性理论应用的三个方面 1.需求收入弹性 在需求收入弹性这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到控制变量原则,前提就是假定其他的变量不变,之前提到过的弹性系数大小也就是弹性的敏感程度,需求收入又可以继续细分,主要是收入单位弹性、收入富有弹性、收入缺乏弹性、收入负弹性、收入无弹性。对于富有弹性这一类,这一类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收入弹性的商品就包括衣服等。缺乏弹性的这一类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最后一种负弹性就是一种呈下降趋势的劣质产品。 2.需求价格弹性 价格变动的百分比,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各个百分比之间的比率,都是反应商品价格和商品需求量的互相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正常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得知,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商品的卖量减少,从而使需求量减少。相反,当价格降低时就会使价格产品的需求量上升,一定程度上就增加了国民经济管理。但是价格的上下浮动,并不会影响总收益的太多变化,价格高卖的少喝和价格低买的多实际对于国民经济而言都是一个意思。 3.需求交叉价格弹性 需求交叉就是把产品分类,文章在这里将产品分为了互补品,替代品与无关品。根据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可以知道,带动产业的影响对于国民经济来讲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一种产品迅速收到大家的欢迎,那么这个产品的有关产品需求量也会随之增长。但是对于与从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产品,需求量就会大大下降。我们将互补品和替代品都看作分析国民经济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 五、需求弹性在决策中的应用 弹性需求在国民经济中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给产品定价,对产品的新开发,确立主要的竞争关系都非常重要。 产品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价格定位方面,有些需求量特别大的产品,最好不要最易变动价格,尽可能维持住价格。比如有些产品缺乏弹性就应该相应的提高价格,然后是价格具有弹性变化条件。产品的开发方向非常多,所以弹性需求有助于确定一个主要方向。 六、结语 综上所述,弹性管理在国民经济中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国民经济这个抽象性的全貌被弹性管理系统而生动的描述了出来。经济运行过程的平衡与否和结构的合理性都可以通过互相比较体现出来,既可以跟国际从横向对比,也可以跟中国自身的发展进行纵向对比,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管理得到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核算的价值分析 摘 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宏观经济管理调控的作用,其也是保证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宏观经济管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使其稳定、快速的发展,而国民经济核算也直接影响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进行。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了国民经济核算所具有作用,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分析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价值,并从几个方面论证了国民经济核算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国民经济核算;价值;分析 国民经济核算是对社会资源、投入产出等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总和的核算,也是各个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由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产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因此需要制定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宏^经济管理体系,而这离不开国民经济核算的作用,其实际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管理展开。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为了更好的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的价值进行核算,我们必须要首先准确的了解并且掌握我国整体国民经济的综合生产形势。众所周知的是,如果我们要评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综合生产形势的所有成果,以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状况,我们就必须要首先明确国民经济的具体价值,然后根据国民经济的具体价值确定出一个合理的经济评估指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决定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市场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这一因素更是不能忽视的。通过对国民经济价值进行核算,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并且掌握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状况。由于是国民经济价值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进行国民经济的核算过程中,必须要注意核算的基础,即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并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永远是相同的。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平衡,目前我国对于投入产出制定出了许多相应的政策,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部分是对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对经济产业的分类核算,确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所占的比例数据,利用这些信息对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中还可以对国家经济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确定,以此来对国家经济结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而在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时候,投入产出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国民经济价值核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在使用投入产出表进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投入的来源和投入的使用方向。这种投入产出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并且掌握我国所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投入以及经济产出,同时,通过这一投入产出表,我们还可以更好的准确了解各个部门经济投入的来源以及经济产出的方向。 三、国民经济价值核算对于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效益分析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宏观经济效益的分析可以对我国的经济产业的运行情况、投入产出等进一步的了解,以此来确定宏观经济管理的走向。宏观经济效益内容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国民经济价值核算主要就是宏观经济效益中的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对比的核算,其也是进行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基础。 当今社会,宏观经济已经成为了评价一个国家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之下,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很好的衡量一个社会的总产出,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也这个国家相对应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也就会越来越大。目前各个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与其它资源的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不能只注重社会经济效益的价值,还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环境与资源的效益,需要综合考虑环境以及资源等其他因素,并且减去相应的成本。 四、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经济价值核算的重要意义 1、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管理工作,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得到国民消费支出的相关指标,其所产生的各项指标数据可以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供真实的、有效的、原始的消费支出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了极高的参考价值。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消费支出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国民的消费水平,并且通过核算数据可以分析出我国居民各部分消费占比,例如日常食品、休闲娱乐、生活通信等方面所占比例,利用消费支出的占比可以有效的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作用,对各项产业的生产进行调控,扩大内需,从而促进消费。同时也不能一味的以发展经济为前提进行投入产出,还要提倡居民进行适当消费,形成适当的消费观念,这样才能保证消费支出的合理性,使国家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 2、核算信息对于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居民在进行储蓄与投资时可以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了解对我国经济形势、资金储备量、储蓄率及固定资产等进行分析,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中的各项指标及资产形成总额等进行储蓄及投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中可以提供国家经济动向的各项指标,这样可以使居民对国家经济有一定的了解,在储蓄及投资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并且国民经济核算还可以对居民所产生的投资及储蓄情况进行统计,以此来掌握居民在经济活动中储蓄及投资所占据的比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所得出的信息数据,可以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对货币供给及需求进行更好的控制,并通过对相关财政政策的调整,增加居民增加储蓄与投资量。储蓄与投资与税收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对居民储蓄及投资信息的确定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税收政策,帮助居民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国家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3、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增加了收入分配的科学和合理性 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现出的一种特有性质,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来进行收入分配可以保证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呈现出更健康的发展模式。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使其可以正常的运行,其内容则是通过生产增加消费,再利用消费刺激生产。在生产及消费的过程中需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其最后部分才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享有,而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相应的数据进行收入分配,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生产活动的进行,并且还可以更好的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 结语:从经济形势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经济效益分析等方面可以看出国民经济核算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国民经济核算是建立国家经济分析模型及宏观经济体系的基础,其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宏观经济管理的运行。宏观经济管理作为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需要有完善、高水平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此来保证国民经济核算分析在其中起到的价值,从而促使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可以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 国民经济管理论文: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简介:赵航澜(1994-),女,四川合江人,学生,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经济管理系财务管理1303,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会计这个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祈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不可缺少,会计行业的崛起也经历了两个高潮和低谷阶段,这对会计行业来说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会计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和缺点,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应该进一步摆正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会计;国民经济;地位;作用 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形式和内容在逐渐发展、丰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会计是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管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讲求经济效果的基础,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今天,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重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地位 (一)会计可以维护我国的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奉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国的所有制是以集体主义为主,公有制经济下也产生了许多其他的生产资料分配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税收的形式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些国民收入又将以财政分配的形式分配到国家的各个行业,以促进国家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缴纳税收时可能会存在一些偷税漏税或隐瞒真实收入的情况,这就要求会计行业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严格的进行会计检查,将一些损害国家经济利益的情况间距揭发出来。比如一些公司或者企业只顾自身的利益,使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增加自身收入,截留、挤占财政收入或者滥发奖金、补贴等。此时,国家应该在会计检查过程中对一些违法的企业进行严惩,同时制定相应的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如果企业或公司违反了该条例,则会依次为准绳给予其严重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会计行业维护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重要手段的职能。 (二)会计可以加强 国家或企业的经济管理并且提高其经济效益 我们知道除了国家会设立专门的会计检查部门,各个公司或企业也会设置会计财务部门。因此,我们可知,会计除了帮助国家审查一些非法公司偷税漏税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各企业进行成本预算,经济预测,促进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等。我国的各企业先前对会计行业的重视不足,因此导致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资金消耗高、收益低等情况,但好在后来国家以及各企业在不断探索中了解了会计对于降低运行风险,控制成本的重要作用,开始设立会计部门,加强对其的管理。充分发挥了会计行业的加强 经济 管 理、提 高 经济效 益 的重要职能。 二、会计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一)会计可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计划性作用 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发展和资金投入,如果超出了规定的比例,就会为社会所不允许。在这种全面的计划的管理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经济的在发展过程中最不可能缺少的部分就是对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核算监督。这样的经济体制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在列宁看来,要想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要做好经济的控制和安排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核算和监督控制要精确到每一件衣服,每一份产品,每一份粮食。将列宁的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要进行精确的核算和严格的控制监督。然而当前,我国已经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而采取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条件下,会计行业有了其存在的必要,会计能够对企业所拥有的资金进行仔细的预算,对企业的利润成本等指标进行计算,同时还可以对企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产量等进行调节。总的来说,会计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其的重要功能,作为企业必不可少的部分,会计部门应该得到企业的支持和管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需要会计行业进行国家审计,企业也需要会计部门对公司运营情况进行计划。 (二)会计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贯彻的重要作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所有部门一直坚持着勤俭建国,勤俭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为了保证和促进我国医疗、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发展,每年话费了数以亿计的国民收入在这些方面,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国民收入都被充分的运用到了所需的地方,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放弃对国家的政策的执行,对国家发放的资金进行了挪用或是不正当使用,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了国家的重大的经济损失,也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国家设立的会计审计体系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对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审计,是监督各地方部门彻底贯彻和执行国家政策的有力手段。可以防止一切贪污、盗窃和侵吞社会主义财产的破坏活动。 (三)会计行业发展新趋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计行业不再是依靠传统的手工作业的形式来实现工作,转而会依靠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把整个企业联系成一个组织,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的预测和重要决策方面,如此,会计将会在企业和国家经济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一、“互联网+”概述 “互联网+”是信息时代所衍生出来的新形势,所指的即为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总和。随着时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已经开始逐渐融合。金融、交通、医疗、教育行业等等,均在“互联网+”背景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从而为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以及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如今,我国中职英语教学也有了明显的创新,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教学模式变得更加多元化,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了明显提高,更加符合新时展对于中高职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在“互联网+”背景下,中职英语教育一直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优化,虽然互联网与传统教育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冲突,但却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迸发出了更多的灵感与火花,一方面加速了知识信息的共享速度,另一方面还促使教育模式不断朝向服务型方向转变,为师生提供了更多表达自己与相互交流的平台,有效提高了中职英语课程的教学效率。 二、“互联网+”背景下中职英语教学的改革建议 (一)科学运用微课来辅助英语教学 在“互联网+”背景下,微课是一种十分常用的教学方法,由教育者根据课程内容来设计并录制微课内容,学生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自行观看即可。微课的长度较短,大多在十分钟以内,因此不仅不会占据学生过多的时间、增加他们的学习压力,而且还能够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反复观看知识点,以此来提升自学效率。纵观现阶段的中职英语教学,很多学生都不具备自主学习意识,在没有教师的督促下几乎不会主动学习,而通过科学运用微课教学,能够有效增加学生课下学习英语的时间,同时再辅以实时交流软件,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良好交流与互动,帮助中职英语教育者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二)巧妙应用微信助学新模式 1.创建微信公众号。中职英语教育者可以创建班级微信公众号,同时设立班级英语学习群,将学生都组织到一起,让他们可以通过浏览微信公众号中的知识信息来完成英语学习任务。英语教育者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来设置公众号中的文章主题,同时也可以向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人物生平以及真实故事等,通过公众号的留言功能来让学生将学习难点提出来,以此来更好的掌握中职英语课程的教学重点,让教学内容更加符合中职学生的学习特点。2.开设班级微信群。中职英语教育者可以在微信群中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的发音问题。此外,英语教育者还要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与思想变化,了解他们在学习英语课程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鼓励他们在班级群中多提问题与意见,帮助学生树立起主动说英语的信心。3.拓宽教学内容。中职英语教育者可以利用微信向学生推送一些与课程相关的知识点,从学生的学习基础、兴趣爱好以及性格特点出发,激发他们对英语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进一步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例如在教授Shopping这一课程时,教育者就可以当下比较火爆的“双十一”“双十二”购物节为例,在微信群中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的“网络语言”,例如“再购物就剁手”“刷我滴卡”以及“清空购物车”等等,将学生的兴趣激发起来之后,借此机会来让学生掌握更多与网络购物有关的新词汇,例如“fatcat”“swipecard”“faceswiping”等等。 (三)积极强化英语学习实践 归根结底来看,中职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当是着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但现如今的中职英语教学情况却不容乐观,“哑巴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互联网+”时代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教育者也要以此为契机,积极强化中职英语课程的教学实践。首先,英语教育者要为学生创设职业情境,根据学生所学专业创设出真实的工作情境,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掌握更多商务英语的运用技巧;其次,英语教育者还要为学生创设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以班级群为载体,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来进行对话训练,并通过完成不同的口语表达任务来提高他们的语言水平;最后,英语教育者还要多多挖掘一些优秀的英语学习软件,同时与校方商量来设计开发符合中职学生群体的英语智能学习APP,让英语学习的难度有所下降、趣味性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华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中职英语教学初探[J].当代职业教育,2016(2). [2]钟珊珊.“互联网+中职数学”:中职数学教学改革新方向[J].知识经济,2016(4). 作者:吴祥潭 单位:福建省大田职业中专学校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音乐类论文:音乐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学风建设研究 音乐类大学生同样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些学生不仅与普通高校学生一样具有年龄、体质、思想等方面的特点,更是在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具有着同样鲜明的个性。然而,需要正视的是,音乐类大学生同时也有着不同于普通高校学生的特点。首先,音乐类大学生有着更加活跃的思想活动与相对淡薄的政治意识。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都是从其对音乐的热爱与对理想的坚持体现出来的,对于时政关心较少,更加专注于专业训练而不重视文化学习,因此形成了较为鲜明的音乐类学生的特征。其次,音乐类大学生相较于普通高校学生在对张扬个性的态度上显得更加突出,与这种突出的个性相对应的就是其集体观念的淡薄。由于音乐类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专业训练以个体为主的特点,再加上音乐为其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他们往往出现集体观念淡薄,缺乏团队意识,在生活和学习上习惯独来独往,在客观上也影响了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再次,音乐类大学生往往具备较强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但是与此同时却呈现出较差的组织纪律性。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较快,思维发散,但是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性较差,甚至作风较为懒散。此外,存在于新时期音乐类大学生群体中且对其思想政治教育与学风建设产生一定影响的特点还包括:音乐专业素质过硬,但是文化课学习水平不足;思维开阔但是对于事物的分辨能力较差等。 一、音乐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相对于音乐专业的技能训练和专业学习,音乐类大学生对于文化课学习的动力不足,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课程学习的认识程度不够、重视程度不足,这种特点甚至在一些音乐类专业教师的身上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从事艺术工作的师生往往对于政治和思想教育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斥,因而在当前的我国音乐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无论是日常的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还是音乐专业教师对学生的日常潜移默化的影响中,都有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偏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于学生的全面素质的提升作用认识不足。 (二)音乐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堪忧 由于受到来自于外部乃至音乐专业教师的影响,新时期的我国音乐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堪忧,主要体现在:部分学生政治立场不坚定且缺乏合理的政治热情,只关注自身未来发展而忽视对事物的深层次分析;在音乐类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着重视专业学习轻视乃至忽视思想政治学习的现象,这种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轻视甚至导致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滑坡,造成其不讲职业道德的问题,影响其长远发展;部分音乐类大学生由于经常受到外部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出现道德底线降低,产生急功近利思想,追求在“走穴”表演中的经济所得而忽视通过思想政治学习所培养的正确的价值观。 (三)教师素质与学生管理工作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的音乐类大学生还普遍存在着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组织与集体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业余工作与日常学习的矛盾较为突出等问题。很多学生宁愿把自己封闭在琴房和声乐室里也不愿意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同时部分学生专注于走穴表演,学习时间被动压缩。此外,部分音乐类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教师由于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不足、政治立场不坚定,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学生健全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乃至整个职业道德的坚守。 二、加强音乐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学风建设的对策 (一)强化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 思想政治课程是所有高校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培养大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主阵地,因此在对新时期的音乐类大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及学风建设工作时要首先重视并充分发挥这一主阵地的作用。在我国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深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改革,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学地位、丰富并更新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转变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方法、通过不断加强教师自身的个人魅力,让学生更加生动且全面地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在思想政治教师的正确引导下逐步形成对于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并以此来不断推进音乐类专业的学风建设。同时,要不断加强音乐专业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提高音乐专业自身课程教学对于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作用,不断提高音乐类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水平,通过把思想政治教育与音乐专业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推进音乐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 (二)不断提升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在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中需要转变工作思路,更加充分且准确地认识并定位大学生自身的学习主体地位,教师需要更加充分地在尊重这一主体地位的同时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对于音乐类大学生而言,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加积极地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的功能。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同时,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通过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式与方法,提升学生对于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从而不断推进我国音乐类大学生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学风建设工作取得长足进步。 作者:李男 单位:通化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类论文:音乐在广告影视剧中的用途和分类实例 一、影视音乐的内涵 影视音乐,就是为影视作品创作的音乐,它是根据影片剧情的需要而创作出来的。影视音乐不是纯音乐,它是为影视作品表达需要而存在的音乐。影视音乐的构成主要包括:主题音乐、背景音乐、叙事性音乐、情绪音乐、节奏气氛音乐以及时空过渡的连续音乐等。影视音乐的片段性、不连续性和非独立性特征成为它区别于其他音乐的重要标志。影视作品中的音乐,一部分是参与故事情节的有声源音乐,在画面中可以找到发声体,或与故事的叙述内容相吻合;另一部分是非参与故事情节的无声源音乐,主要起渲染情绪,突出主题,刻画人物的作用。音乐主要表现在听觉上,影视主要表现在视觉上,音乐艺术与影视艺术相结合,可以在时间上弥补二者的不足,然后再建立起冲击人们眼球的视听空间。在影视作品中,影视音乐不是自成系统、独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组成元素,为影片主题、人物、情节的塑造和发展服务的。因此,影视音乐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完整演绎,而是靠复杂的配琴和强烈的音响去与画面争夺观众,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林格伦所说,“最好的电影音乐是听不见的。”好的电影音乐能使原本平实的电影回味深长,熠熠生辉。好的电影音乐更要符合观众的心理,使他们产生共鸣,能够完全融入电影情节中去。电影有了音乐的进入才使其作为视听艺术显得更加丰满,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影片中音乐创作的方式来划分,电影音乐的创作可以分为原创音乐和非原创音乐。由作曲家为影视作品中的某些片段专门创作的音乐我们称之为原创音乐,由影视创作者从既存的音乐素材中所编的音乐资料我们称之为非原创音乐。根据音乐介入影视作品的方式来说分为有源音乐和无源音乐,有源音乐是指画面内出现声源,无源音乐是指画面内没有声源出现。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往往都有一首令人津津乐道的音乐,音调可以澎湃、激昂、也可以低调、委婉,加之与剧情紧密相结合,从而造就出经典的影视作品。 二、音乐在广告以及影视剧中的作用 音乐在广告中能起到几个方面作用:首先,在广告的创意过程中,音乐的融入有助于广告作品表达思想,烘托广告气氛,渲染广告作品的情感,以此来起到听觉上的宣传作用。其次,在广告中,音乐的使用还能够有树立品牌的作用。如果在同一条广告中长时期使用特定音乐,就能为商品树立品牌商标,这样听众在任何情况下,听到熟悉的乐曲就知道是何种品牌的商品,不仅有助于加深消费者对商品品牌了解认知,也能提高商品知名度。第三,音乐能突出广告主题。在广告片中大面积使用音乐,对音乐美的感受会很大程度的被调动起来而广告内容一旦与音乐紧密融为一体,就会给予广告产品以有力的支撑,使广告形象深入观众心中,成为消费者潜移默化的说服者。音乐在影视剧中的作用,一般来说,片头音乐起开场白的作用,主要用于给观众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主题音乐贯穿影片始终,用于辨识,加深观众对影片的记忆;插曲音乐调节气氛,对影片情节推波助澜,增加整部影片的节奏感;场景音乐是渲染气氛的不二选择。而从艺术角度来说,好的影片应从多种角度入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中音乐所具备的作用不容小视。具体表现如下:1.揭示和深化主题。主题音乐揭示影片主题,影片的主题音乐没有随意性,它需要根据影片的需要,来创作主题音乐,音速是急是缓,则由剧情所决定。而深化主题多由片尾音乐来表现,片尾音乐是在主题音乐的基础上对影片的进一步阐释,具有推进作用。2.渲染气氛。一般的电影音乐都具有这种作用,它使电影的情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从而吸引观众注意力。优秀的电影音乐,总是会增加故事的感染力,把镜头所无法涵盖的意境用音乐在无形中呈现出来。3.交待背景、推动情节发展。背景音乐也是影视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具有交待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影片的高潮往往需要背景音乐的烘托,从而带动观众观看影视的情绪。 三、音乐与广告设计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广告行业快速发展,人们对广告的需求量逐日增多,这使得广告设计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专门职业。广告设计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来完成,所谓广告设计就是指从创意到制作的中间过程。广告设计除了要求创意必须严格筛选外,在音乐的运用上也十分重视。广告音乐是指媒体在对广告进行宣传过程中所使用的音乐。它与影视音乐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对广告音乐的选择,必须根据所宣传“产品”的需要来进行添加,与影视音乐的不同之处就是广告音乐可以加强受众对广告信息的记忆同时又辅助画面塑造出某种情感氛围。 四、影视广告音乐在众多现代广告形式中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为四大媒体之一,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品牌蓝皮书2009—2010的调查中对消费者喜欢观看的电视频道所作相应调研显示,综合类电视频道和娱乐类电视频道都很受人们的欢迎,其中综合类电视频道的普及率更高达75%。电视广告构成的基本元素是语言画面、屏幕文字、音乐音响,这些因素既能够融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于一体,又可以把文字、声音以及音乐、诗歌,甚至是舞蹈绘画等一切艺术手段加以综合运用,以便形成十分主体化的高效传播,达到视听合一的效果,这是其他媒体所无法实现的。音乐是影视广告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影视广告音乐运用电视广告节目这一大众传播媒体,通过音乐的传播功能与电视广告节目画面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在打造优秀的电视广告节目的同时,对电视广告节目本身传播的产品内容进行辅助传播。我们知道,声音一般都要和视觉形象相对应,而且可以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视觉传递出的信息。于是,在有声和无声电影的论战中,有声电影的最终胜出实际上就是对音乐之于视觉效果的肯定。由于音乐本身富有的强烈的和其他艺术结合的特点。一般来说,一个创意新颖旋律动听的广告音乐,很容易引起人们超出画面内容以外的联想,使观众快速理解商品、引起思想共鸣从而对作品产生好感。 五、影视音乐广告的分类与实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成为了像半导体一样成为在平常百姓家里最普通的消费品之一,当然这也提供给了商家一个最直接的宣传机会——电视广告。广告吸引人的除了美丽的画面以外当然不外乎广告当中的音乐,广告音乐同样给了无数艺人一个最佳的宣传机会,Feist通过ipod的广告家喻户晓,《1234》也在一时间内成为了全世界大街小巷都在哼唱的歌曲。毫无疑问,好的广告歌曲会给广告增色不少,甚至每当我们看到某件商品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想起它的广告音乐,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音乐一直围绕着我们的生活。 1.休闲类广告绿箭口香糖《RhythmOfTheRain》广告中,《RhythmOfTheRain》这首歌曲的旋律所有人都不会陌生,JasonDonovan所演绎的这个版本清新无比,没什么能比清新作为口香糖的广告歌曲更加合适了,绿箭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不管过了多久,这首歌曲的旋律依旧是那么美丽,经历岁月的洗刷,依旧存留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 2.科技类广告苹果笔记本电脑以一种从来不屈服的姿态屹立于如今眼花缭乱的电子市场,并拥有全世界无数的粉丝。当然选择YaelNaim所演唱的《Newsoul》作为苹果MacbookAir的广告歌曲,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的用意,“我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希望自己可以辨清真实与虚幻。”三星手机i908E热播广告曲《MeleeBuilttolast》的演唱者是美国摇滚团体Melee。流畅的摇滚音乐线条中流露出乐团沉稳、明快的歌声情感,让听者找到共鸣。Melee的流行音乐有着一份难以抗拒的自在快感,还有一份触动人心的真实感动,尽情地挥洒着当代英式乐团以钢琴与人声创造动人歌曲的神采,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加州活力。 3.其他综合类广告譬如立邦漆广告中,《WhatAWonderfulWorld》配合纯净的图像画面给了我们极其温馨的视觉冲击,原来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多年以来,立邦漆用他的广告告诉我们身边存在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立邦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爵士大师louisarmstrong的《WhatAWonderfulWorld》,温暖沙哑的声音非常适合这则立邦漆的广告。而耐克广告中《ALittleLessConversation》是为纪念猫王逝世25周年而制作的首张历史性混音作品。这则广告的画面以灰色调为主,这个用意大概在于纪念已经逝去的猫王,很难想象曾经的经典歌曲会在今天的游戏片头中使用,但是这则广告中不失节奏感的画面给人一种紧张的运动刺激感。 综上所述,在当前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广告已经不再是一种商品宣传,它日益成为一种影像文化,多媒介的呈现方式,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应用于创造性的商业广告中,会成为实现商业广告创作效果的一条十分有力的捷径。现今社会,网络发达,电子媒体仍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视听技术不断被运用于广告媒介中,媒介特征正在向一种整合性方向发展。城市公交带动的广播媒体复兴,给音乐带来更大的机遇,同时也拓宽了音乐在其他领域发展的空间。 音乐类论文:高校音乐活动课程类型 内容摘要: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类型设计是实现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教育价值的有效前提。在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类型设计的研究中,科学、合理地规划音乐活动课程的总体结构,设计出相应的类型结构,应该站在现代课程理论的大背景下,结合活动课程设计的思路,基于普通高校学生特点和音乐教育的特点,对各种普通高校音乐活动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并将其进行分类。 关键词: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音乐活动课程类型 分析当今普通高校公共音乐课程现状,对普通高校音乐艺术活动现象进行研究不难发现:今天的普通高校公共音乐艺术教育还是以老师的课堂教授为主要形式,学校团委组织的学生音乐活动和学生自发的音乐团体具有非教学目的特性。而伴随着我国高校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视、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笔者分析了普通高校公共音乐课程现状,并对普通高校音乐活动现象进行研究后认为:今天的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更应该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普通高校学生亲身参与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的音乐活动,实现以普通高校学生获取与音乐相关的直接经验和即时信息为主要内容、以普通高校学生主体学习活动和体验学习为主要形式、以促进高校学生认知、情感、行为统一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而设计课业和其进程,这就是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 一、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分类的理论依据 (一)笔者经过仔细分析后,将普通高校各种音乐活动归为三类:按主题纪念日进行的分类;按照活动的组成方式进行的分类;按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各类课外音乐活动项目进行的分类。但是不难发现这三种分类并不十分健全,还缺乏整体性。第一种分类的缺陷在于,不可能将所有的音乐活动都进行归纳,不可能概括所有音乐活动现象。第二种、第三种分类的缺陷在于,活动项目之间出现相容现象。因此,明确高校音乐活动课程类型不但要借鉴各种活动现象,而且要依据合理的设计思路。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活动的分类理论。在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在总体上是双重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依据此理论可分析出五种人的活动形式:以变革客体为主的改造(创造)活动;以反映客体为主的认识活动;以占有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欣赏(审美)活动;以检测客体为主的评价活动;以“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结构为运作机制的人际交往活动。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活动的分类理论作为我国高校音乐活动课程分类基础,解决了该课程的设计思路问题。 (三)我国相关学者对活动课程的不同分类。依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国相关学者对活动课程的分类大体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侧重人际交往的活动课程;侧重认识对象世界的活动课程;侧重体验对象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欣赏(审美)活动课程;侧重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课程;侧重评价的活动课程。第二种,活动——学科辅助课程;活动——经验中心课程;活动——素质发展课程。第三种,常规活动;联科活动课;科技活动课;社会实践活动课。 二、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的类型 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可以参照以上分类和理论,根据普通高校音乐活动的特点,将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可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普通高校音乐联科活动课程。1.校音乐学科知识辅助课程;2.音乐综合活动课程。第二类,普通高校学生音乐兴趣活动课程。1.各种音乐类协会活动课程;2.各种音乐社团活动课程;3.各种音乐俱乐部活动课程。第三类,普通高校社会音乐活动课程。1.结合学校艺术周、艺术节、节假日的音乐活动课程;2.学校艺术团、校、系、班、组开展的社会性质的音乐活动中的课程;3.各种义演音乐活动课程。第四类,普通高校学生“业余生活”音乐活动课程。1.听取各种“直接面对作曲家、演员、大师们”音乐讲座中的音乐活动课程;2.亲临现场演出中的音乐活动课程。三、四种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类型的进一步说明 (一)普通高校音乐联科活动课程。联科活动,与学科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可以发展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特长,并可以深化、补充和应用学科课程内容,因此它类似于学科活动。联科活动的内容远远比学科活动内容更为丰富,它既可以与某一门学科配合,形成单科活动课程;又可以同几门学科配合,形成综合(合科)活动课程。体现在普通高校音乐活动课程中的联科活动可以理解为,与普通高校音乐学科课程有着紧密联系的音乐活动。根据音乐活动所配合的学科数量,可将高校音乐联科活动课程划分为音乐学科知识辅助课程和综合(合科)活动课程。 (二)普通高校学生音乐兴趣活动课程。普通高校学生音乐兴趣活动课程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由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共同参加的一种团体性活动课程。因此,它更能体现音乐活动的社会性,更能反映人的活动的本质。该课程在总体上是通过专题音乐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生的特长,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性。同时,它有着只分专题不分年级的优势,可以促成不同年级水平的学生各方位的交往,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交往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团体凝聚力。普通高校中各种音乐类协会活动、各种音乐社团活动、各种音乐俱乐部活动是该课程的理想模式。 (三)普通高校社会音乐活动课程。普通高校社会音乐活动课程,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课程,更是带有强烈的“社会”色彩的课程。社会活动包括交往活动、欣赏(审美)活动、甚至还有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普通高校社会音乐活动课程,能够帮助学生走出教室,步入社会,实现学校、社会、家庭的沟通与联系,使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对社会的认识能力,并通过社会活动,巩固学生已学的知识,增添新知识,锻炼各种能力。该课程有着丰富的内容,有结合学校艺术周、艺术节、节假日的音乐活动课程,有学校艺术团、校、系、班、组开展的社会性质的音乐活动中的课程,有各种义演音乐活动课程。 (四)普通高校学生“业余生活”音乐活动课程。普通高校学生“业余生活”音乐活动课程,主要指在校园内,利用大学生业余时间所举办的各类名家、演员亲临现场的各种讲座和表演活动。学生通过与演员、大师们面对面的交流,较之通过教师讲解、各种媒体播放等的音乐信息的体验,更容易与音乐交融,更容易产生兴趣,更容易被震撼。这种“直接”的力量,是其他课程无法代替的。 音乐类论文:音乐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观点分析 【摘要】音乐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民族音乐学,其主旨是将音乐融入到文化中来看待。梅里亚姆的著作《音乐人类学》是该领域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音乐和他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包含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此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音乐人类学。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音乐、人、文化的三重特征。本文拟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今音乐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和方法。 【关键词】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人”;文化 21世纪的音乐教育学,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理应成为一门涵盖多种门类的学科。随着音乐学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人和文化,音乐教育学作为音乐学的分支,也逐步意识到文化、社会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照本宣科的机械化教学。音乐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或很有可能是音乐,是人类文化中的音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体。音乐人类学不仅包含了对音乐本身的研究,还包括音乐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之间的研究,人类学的视野可以为我们挖掘更多的音乐内涵,从而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灌输到整个音乐教育活动中。 一、“田野工作”中的音乐教育学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指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在特定区域或社区中进行的调查工作。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田野工作也是民族音乐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是一种以达到人和人之间交流为目的的现场工作,研究者是构成这一交流的媒介,在考察的同时也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而在互动中认识和阐释音乐文化现象。当然,这里的“田野”并非指的是“乡村山野”,而是指一种音乐实践方法,即对音乐对象文化背景相关的研究。巴西人类学家佩雷诺对“田野”的解释为:“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于自己的不同,那里就是人类学的田野。”音乐教育中的“田野”,一方面是课堂,即教师的田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主动地参与到学生的课堂行为中去,进入学生的世界,和学生形成一定的互动,以期寻找到更好的现场教学效果,而不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其次,“田野”的另一方面则是课外。通过走出教室,走进社区,探究周围的音乐世界,实践性地接触民间音乐文化,教师才能更好地进行音乐教学活动。“田野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在音乐教育中贯彻中国音乐本土化的思想,融入民族的概念,体现了音乐教育的民族性。柯达伊说过:“民族文化是表明民族本性、民族尊严、民族意志的标志,民族音乐具有民间意义,而且更具有民族意义的一项财富,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民族音乐作为音乐教育的第二课堂,同时也是我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通过对民族音乐体验式的教学,不仅对音乐教学有着直接的帮助,还能使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我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情感。把一些优秀的民族音乐带进课堂,不仅能让学生了解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还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要面对现存的传统音乐中的社会以及生存问题,就不能仅仅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态度,而必须走进‘田野’。”“田野工作”不仅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音乐教育学的基本方法。他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也提出了一种对音乐事项本质探究的要求。 二、人性化角度中的音乐教育学 人类学、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人,因此要把研究“人”的音乐、“人”的文化放在首位。音乐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不包括人类。在基础教育的艺术课程改革中,《艺术课程标准》在第三部分内容“艺术与文化”中也提到了艺术与多元文化的内容。“艺术是各种不同文化的符号载体,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艺术与文化的连接,可以增进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加强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郭乃安先生也说:“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把目光投向人,不仅意味着在音乐学的研究中关注人的音乐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方式等,还意味着在各种音乐事实中去发现人的内涵,或者说人的投影。因为,人的音乐行为,不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活动,也可以表现为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活动。”由此可见,对人的研究是音乐教育学研究的根本。最早由德国哲学家亨德提出的“人类学”观点,是指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音乐教育的研究也是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研究,而不仅仅依靠对书本、对课堂的教学。其目的是通过音乐来培养性格品质,陶冶情操,使人的身心得到益处。众所周知,经常参加合唱、合奏排练的人不容易得孤僻症。正如周杰伦在《放牛班的春天》中所说:喜欢音乐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在音乐教育中,广大的教育者应秉承着“人文关怀”的宗旨,将“人”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现在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无非是人的教育,在教育中应注重人的心理和情感。一个教师的教学价值追求必将最后落实在学生身上。在这个的舞台上,音乐教育是非常公平的,没有行业的偏见,没有性别的偏见,没有年龄的偏见,也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以来表演,人人都会得到一份尊重。人类学主张注重个体,平等地对待一切文化。音乐是人类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人的创造,音乐也将不复存在。 三、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 200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在精心培育人才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平等待人更要善于发现和开发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创造性品质。教师和学生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讲究的是平等和包容。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往往是以教师为本位,虽一直提倡以学生为主,但总改不了教师居高临下的局面。在大多数的音乐课堂中,教师完全是依据教材照本宣科式地教学,很少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和计划。从而使原本活泼生动的音乐课堂,变成了学生枯燥无聊的硬性任务。音乐教学,本是一种美育的过程,引导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同时他也融合了乐理知识、民族文化背景等内容,是一门工具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学科。音乐课堂除了让学生学习掌握音乐基础知识外,还应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启发学生,形成一种互动、平等的课堂情境效果。对话视域下的音乐教育学,小的方面体现在教师和学生的课堂中,往大了说也能体现在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话语权上。“欧洲文化中心论”一直传播至今,被冠以世界通用的文化标准。在此标准理论下,许多音乐工作者往往持有西方的价值观和方法去研究中国音乐。近年来,随着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欧洲文化中心论”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和反驳。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标准。受音乐人类学影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性已经被当代音乐家们所关注,许多音乐学家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发掘、搜集了大量的世界民族音乐,将其制成录音、电影、录像,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在不少国家“世界民族音乐”已被纳入音乐教育体系中。在音乐教育学理论中,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已普遍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中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中,大量地学习和模仿西方音乐理论,造成了我国传统音乐的日益衰微。正如管建华教授在前几日的古琴研讨会中提出:中国音乐及文艺诗学注重语义、语境、意义的表达。而西方音乐分析则注重语态、语法形式的分析,这是中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⑨。在人类学讲究“话语权”的当代,音乐教育学也应倡导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平等对话,而不是文化殖民。 四、结语 音乐教育学是研究音乐教育过程中教育现象的一门学科,他兼具音乐学和教育学的性质。音乐人类学,则是把音乐置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来研究。教育的目的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更好地为音乐教育打开了人的视角。面对多元化的当今社会,唯有守护好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 作者:朱晟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类论文:高校音乐类学生管理探究 一、音乐类学生的特点 音乐类大学生是大学生中的特色鲜明的一个群体,在综合类大学,他们与普通文理科专业学生相比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是辅导员管理的难点。音乐类学生总体来说他们的优点是:思想活跃,乐观向上;情感丰富,热情奔放;意识独立,富于创新;缺点是:集体意识淡泊,理想信念模糊;自我意识强烈,吃苦精神不足;专业功底扎实,文化基础薄弱。独立性和抗挫折能力较差是音乐类大学生教务突出的问题,能够进入音乐艺术高校学习的学生,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独生子女居多,他们从小就没有经受过挫折,所有的困难都由父母解决。因而在遇到问题时,表现出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特点。 二、音乐类学生管理措施 1.结合专业特色,加强以乐育人。 首先,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作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通过音乐作品赏析等形式,将乐曲中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挖掘出来。专业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水平足以使学生折服,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足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思想教育与人性管理相结合。在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中,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开展工作,随机教育与个别谈心相结合,寓教于乐与典型示范相结合,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充满“人情味”,以情感人,要坚持热心、专心、细心、耐心、真心、爱心的基本原则,思想工作者对学生有深厚的感情,以情感人,使学生感到心悦诚服,防止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最后,艺术修养与道德修养相结合。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令众多大学生无所适从,由于认知水平的限制,面对纷繁甚至冲突的道德价值,大学生时常陷入两难或多难选择的境地。 2.结合职业规划,强化师资建设。 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尊重个性,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相互兼顾,引导学生做好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对于学生而言,第一,完善知识结构,能熟练掌握所学的基本理论,提升自身专业技能,能够独立登台演出。其次,发展人际关系,主要做好职业生涯的基础工作,加强沟通,虚心求教,努力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广泛积累人脉资源;第三,形成比较有规律的良好个人习惯,并参加健身运动、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最后,积累基本的资金,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及办事能力,同时磨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涵养。对于教师而言,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将学生培养成为有一定专业能力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首先,提升专业教师的求知欲望。作为教师,要热爱音乐,要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感知,歌唱要有饱满的感情,时刻保持强烈的求知欲,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感染学生。其次,苦练内功,提高文化修养。多聆听国内外优秀作品,不断探索音乐教育领域未知世界,并不断提高自身演唱能力、准确范唱。最后,勤学苦练,提高专业能力。以身作则,加强专业能力的培养,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多登台、多演出,提升实战能力,知行合一,教学相长。 3.结合社会实践,提升综合能力。 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原则,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社会实践应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以及其他多种实践能力为目的的更为广泛的实践形式。首先,社会实践能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了解国情、接触人民群众,有助于他们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增强勤奋学习、奋发成才的责任感。其次,社会实践能促进专业技能水平提高,通过实践的检验,使学生看到课堂教学和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从而积极主动地调整知识结构,提高舞台表现能力,增强学生基本艺术素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社会实践能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进行音乐学实践能及早接触社会,增长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对自身的全面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以实践为窗口,架起沟通的桥梁通过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架起了学校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有利于促进就业,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4.注重心理健康,提升抗挫能力。 音乐类大学生作为大学生当中特殊的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根据当前音乐类大学生心理素质现状和特点,广泛深入地开发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应该把心理素质教育渗透在各科教学之中。注重学生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知识内在的教育意义内化成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其次,开设心理教育必修课。心理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相应知识的掌握,系统学习心理、卫生、健康等方面的知识,有助于学生了解自身心理发展的规律,掌握心理调节的方法,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再次,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咨询的作用。学校心理咨询是增进学生心理健康、优化心理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咨询可缓解学生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为学生排忧解难,开发身心潜能,有效地适应外界环境。最后,在教学实践中,要遵循学生的心理变化发展规律,通过各方面的系统教育使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其抗挫能力,将其真正培养为心理素质好、专业技术过硬的技能型人才。 三、音乐类学生管理的保障 1.坚持思想引领,有效服务大局。 高校学生的管理必须要以思想引领为核心,强化“三观”教育,深化音乐系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养青年学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凝聚青年学子,建设有为队伍,不断增强党团组织生机和活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学子全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着力夯实思想引领的工作基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不断深化爱校荣校教育,激发当代音乐青年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巩固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成果,大力加强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建设,准确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要求,加强基层党团建设,服务学校发展的大局。 2.落实经费保障,开展社会实践。 提到社会实践与专业实习,就绕不过经费这一问题。不少高校,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视仅仅落实在纸上、嘴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教学实践环节的经费问题。高校应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经费来源体系和稳定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首先,硬件保障,校内的实验基地、校外的实习基地的建设,为音乐类学生的实习实训提供舞台。其次,师资保障,实训教师的培养和引进,缓解高校实训人员的缺乏,为音乐类学生提供具有实战能力的指导老师。最后,实习经费的倾斜,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目的,就必须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没有资金的保障,必然导致社会实践的缺斤短两,致使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3.加强创新融合,提升校园文化。 将古典音乐文化、西方音乐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使音乐成为校园文化的载体,创新校园文化弘扬的形式与内容,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首先,音乐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不同的音乐都包含着不同的情感和思想。其次,以音乐为载体的校园文化,着力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从歌曲中获得德育力量,增进学生对校园的感情和认同;在音乐中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音乐中汲取人类大爱的情操,践行社会主义会核心价值观。最后,深入基层,成为引领校园文化的排头兵。本着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专业技能的目的,脚踏实地,做群众路线的践行者,推出多样化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 4.强化师资队伍,提高服务能力。 由于音乐类学生的专业课是“一对一”的教学,专业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相当大,同时也对专业教师的能力要求比较高。首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体现新时代的价值观,更加强调人文精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承担着学科的德育任务,需要教师善于发现学科知识的道德价值,把德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中,使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真正落实。其次,培养自己具有较强的教研员的专业素养,作为专业教师,一定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要粗谙本学科的发展史,了解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因此,教研员必须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横向应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在纵向应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最后,作为辅导员必须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合理开展学生日常工作,才能够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使工作游刃有余、事半功倍。总之,综合类高校音乐类学生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培养人才的重大课题,必须建立起一套系统、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则强调“以人为本”,进行柔性管理。除此之外,高校应加强专业教师和辅导员两支队伍的建设,树立以人为本的全新教育管理理念,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创新音乐类大学生的教育管理模式。 作者:张伟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 音乐类论文:音乐艺术类教材问题与改进路径 本文作者:朱叶莉、张译文 单位: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为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近年来又在各教学领域实行新课程改革。2005年,教育部颁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在教育部的指导下,高校音乐课程改革的步伐逐步加大,改革力度也日渐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在课程改革的同时,各高校在音乐艺术教材中也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针对其中的问题,及时作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对于深化课程改革非常必要。 一、高校音乐艺术类教材使用现状 自改革开放后一些高校开设音乐艺术教育课以来,由于教材建设没跟上时代的步伐,很多学校都在使用音乐专业的专门教材。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才有了一系列针对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教材问世,现将80年代至今公开发表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教材列表如:左面这个表格并不能全面反映大学音乐教材使用的情况,但可看出,无论是出版的数量还是规模,近年来音乐艺术类教材都有“百花齐放”的趋势,这也造成各高校教材使用的鱼龙混杂。综观高校音乐教育,教材的使用往往根据教师自己的意志,很少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况,对学生所缺亦无针对性的举措。 二、高校音乐教材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一)高校音乐艺术教材存在的问题。 1.教学理念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由于教材建设的不完善,各高校所使用的音乐教材也都相对落后,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材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对此,《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一2010)》强调:“重视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教材建设,逐步建立高校艺术教育教材的评审制度,积极推荐一批质量高、特色鲜明、深受学生欢迎的艺术教育教材。”音乐并不单纯只是音乐,而是融合了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在内的艺术感官享受,应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和科学性。另外,高校音乐艺术是针对大学生的,教材的开发也应有针对性地符合和适应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2.教材设置不规范,内容单调陈旧。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音乐教材的编写依然沿袭了过去“正统教育”的模式,教材所选歌曲大都以歌颂、赞扬为主,对民族、民歌、民间生活的关怀不够,且依旧趋向于集中思维,缺乏个性培养。一些音乐入门所须掌握的内容没能在教材中足够体现。[1]但这一内容在大学音乐教育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普通高校音乐教材谈之甚少,因此,高校音乐教材的编写和使用,还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不规范性。 3.教材的结构和内容与学生身心发展不符。说话办事要讲究因人而异,教学也应根据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内容和方式。具体说来,教材的设置和编排应最大限度地符合所针对对象的心理特征和年龄特征。高校音乐教材的教育对象是20多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已形成了尚不完善的对世界和对人生的看法,教材的内容会使之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形成一定影响。综观当今高校音乐教材,其内容有很多不适宜大学生之处,有的过于浅显,激不起兴趣;有些内容过于专业性,超出了理解能力;还有一些内容民族性、社会化过强,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这些问题都不利于高校学生音乐素养的提高。 (二)音乐艺术教材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面对高校推行艺术教育改革大潮的步步逼近,音乐艺术教材的改革不单单源于当今教材中的种种弊病,而且也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上亟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种发展应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教育层面,音乐艺术教材的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 1.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需求。“艺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实施手段,而音乐教育则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科目。”[2]由此可知音乐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美育功能实施的要求。新时代的优秀人才,不仅要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且应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高雅的艺术情操,而音乐艺术教育则是培养学生高雅情趣和人格修养的不可替代的因素。因此,新课程改革要求音乐艺术教材能够从培养学生想象力、创造性、动手能力等方面入手,力争做到与时俱进。 2.音乐艺术教育功能转变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已越来越不满足于“死读书”“读死书”,无论是时代的需求,还是自身发展的必然,不得不承认传统的读书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追求新知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完善逐渐成为大众追求的人生理想,完善自我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读书娱乐,可以是运动锻炼,在人类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艺术教育成为大众的首选。蔡元培认为:艺术教育不仅仅有助于美育的发展,还能够帮助德育的培养,能够通过艺术美发展真知、启迪人的善良品质。也正是源于此,艺术教育的功能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传统观念里,音乐艺术是正统教育的附属品,具有陶冶情操、培养情趣、休闲娱乐等种种作用,如今,音乐艺术已不仅仅依附于正规教育,而是同正规教育趋于平等,且成为人们追求完美人生的必需,是一个人人生发展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正是音乐艺术教育这一功能的转变,要求相关教材也能跟上人类思想的脚步,朝着面向人的完善发展的方向迈进。 三、高校音乐艺术教材改革的构想 (一)转变教育观念,重视普通高校音乐教材的编写。我国艺术教育之所以起步晚,就是源于在人们的观念里并未形成真正的艺术教育思想,多数家长依旧认为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等同于“玩儿”,与学习无关,更与教育无关。虽然有些人已意识到了艺术教育对于培养全面人才的必要性,但由于力量不足,没能推动整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国家把艺术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是必要的,通过政策导向指引各地、各校切实推行更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只有这样,高校教育才会真正把音乐教育纳入其教育系统中去。另外,国家应通过奖励、经费资助、政策激励等措施加强音乐艺术教材的编写力度,并从中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书籍作为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指定教材,改变高校教材使用混杂不堪的现象。 (二)新教材的编写要适合大学生的身心状况。作为一种教学工具和教学手段,只有适合学生的教材才是好教材,且教材的合适与否直接影响到课堂效果。目前高校开展音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中存在着的诸如内容、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不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也不适应时展的要求。因此,变革或重新组合音乐教材中的内容、结构是必要的。新教材应考虑到教育对象是基础薄弱非音乐专业学生,内容应以简单欣赏艺术作品、介绍作品创作背景以及讲述基本乐理和中外音乐发展史为主,不应涉猎过多的音乐流派、音乐风格等内容,这也是超出学生能力和知识范围的。总的来说,应以学生的现实需求来编写合适的音乐教材。 (三)教材内容要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音乐教育同样不例外。因此,为教育服务的教材的编写也应以“育人”为原则。显然,作为艺术教育中一个重要的分支,音乐教材无疑应当以艺术型为主。 总之,要切实落实素质教育的成果,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改变当今高校音乐艺术教育薄弱、落后的现状,以政策为引导,以经费为补充,以教育改革为理念导向,以科学性、艺术性为指导的新教材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在认真研究大学生思想现状和素质教育改革方向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变革旧教育体系的不合理内容,添加适应时展的新教学理念,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美育”的功能,实现素质教育新发展。 音乐类论文:少儿电视音乐类节目研究 摘要:随着国内外现代流行歌曲愈来愈热,“霸占”各类电视节目荧屏,然而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音乐反而显得“小众化”,日渐式微。尤其对于从小就被通俗歌曲耳濡目染的青少年来说,民间音乐是童年的空白。国内首档原创少儿民间音乐类节目《歌声的翅膀》在江苏卫视的播出,则有利于缓解上述现状,并为我国传统民间音乐在电视节目中延续、童声中流传,提供范本。本文试将《歌声的翅膀》作为案例,分析民间音乐在少儿电视音乐类节目中呈现的特征与运用的手段,以期唤起公众保护传统民间音乐意识,同时获得制作传统民族音乐电视节目经验。 关键词:民间音乐;少儿;歌声的翅膀;音乐特征 一、前言 (一)民间音乐发展现状 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领域的瑰宝,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截止目前,国务院先后公布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简称“非遗”),经统计为1372项,其中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一共170项,占比总数的12.4%,重要程度可见一斑。值得一提,按照国家“非遗”分类划分,民间音乐不含曲艺音乐及戏曲音乐,尽管如此,该名录下的民间音乐仍占“非遗”总数超过十分之一。由于不同语境下的民间音乐定义各有差异,为了更好地叙述民间音乐发展现状,结合个人看法,本文最终采用音乐理论学者吕骥对民间音乐的定义:“民间音乐是各族人民表现他们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他将民间音乐分为八类:民间劳动音乐、民间歌曲音乐、民间说唱音乐、民间戏剧(戏曲)音乐、民间风俗音乐、舞蹈音乐、宗教音乐及民间乐器音乐。相比于“非遗”名录的划分方式,后者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范围更为宽广,笔者认为曲艺、戏曲中的音乐同样可以表达人民的思想动态、生活方式、民风民俗,故不应该排除在“民间音乐”领域之外。由此视阈,展开叙述。放眼今日音乐歌坛,国内外通俗流行歌曲成为引领,能够被观众所熟知的大部分歌手演唱的正是流行音乐,相反致力于传播民间音乐的艺术家逐渐被人所淡忘。在电视节目中,流行歌曲似乎才是音乐主旋律,民间音乐更像是节目花絮与插曲,甚至成为部分综艺节目主持人调侃、恶搞的对象,完全将民间音乐文化内涵抛之脑后。纵观我国现有的电视音乐类节目,以民间音乐为主打的栏目并非完全存在,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为例,现有《风华国乐》(民族器乐类)、《民歌中国》(民歌类)、《曲苑杂坛》(戏曲、说唱类)多种类型栏目,但相比于其余类别节目,面临着收视率低的情况。所以,解决民间音乐在当代电视荧屏中的传播困境迫在眉睫,今年江苏卫视原创民间音乐类节目《歌声的翅膀》的播出,恰恰提供良好示范与经验启示。 (二)《歌声的翅膀》节目概述 2017年4月30日,《歌声的翅膀》首次在江苏卫视开播,这是国内首档原创少儿民间歌曲音乐类节目,其固定于每周日晚上八点三十分准时播出。每期节目均会邀请五位年龄在16岁以下的少儿音乐爱好者,以童声的方式对山歌、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等多种类型的民间音乐进行全新的独唱演绎,同时也会和明星辅导员(如阎维文、伊能静、孙楠)合作演唱。节目突出“少儿+民间音乐”的复合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的电视音乐类节目领域,同时取消残酷的竞争赛制,让少儿唱将能够全身心投入至歌曲当中,也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一首首具有别样风格的民间音乐本身。 二、《歌声的翅膀》呈现的民间音乐特征 (一)曲目包容性 中国国土面积广袤,人口众多,各个地区和民族社会生产行为相异,造就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民间音乐相互影响,呈现多样形式。例如,代表着本民族传统音乐的民歌,虽不知歌曲作者,但却能以号子、山歌、小调的方式为人民所传唱;地方戏剧中,为叙述故事、推送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表演者将民间戏剧音乐融入剧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舞蹈动作配合打击乐器组成的民间舞蹈音乐,节奏鲜明,有利于舞蹈动作协调一致等。民间音乐表演形式丰富,在不同民族、地区又得到不同的创作、继承与发展,故民间音乐种类、数量繁多,扩大《歌声的翅膀》原始曲目素材选择范围。每期《歌声的翅膀》中,节目组陆续安排五位少儿歌手登台,先分别独唱一首民间音乐,紧接着再清唱或与明星辅导员合唱另一歌曲片段,整期节目至少容纳十首主要及次要演唱的曲目,包容性强。可以说,一位少儿歌手就是一种民间音乐的推动力,把无形的民间音乐由幕后引入台前,缩短民间音乐的时空距离,提升观众对民间音乐的认知感,一方面明白我国民间音乐杂而不乱,另一方面打破对其的刻板成见,切实感受到我国民间音乐的优美。 (二)音色反差性 音色是指乐器、嗓音的音质,节目中突出的是演唱者音色的对比和变化,形成反差感,丰富和加强音乐的表现力。1.年龄层间的音色反差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变化影响声音音色的变化,特别是经过青春期后,人们的声音由稚嫩的童声变化成为成熟、稳定的男声或女声。《歌声的翅膀》中来自河南郑州的“豫剧票友”王子辰,最喜欢的事情是每周末到公园里和爷爷奶奶一起唱豫剧。他年仅两岁半,咬字还不是很清晰,演唱了河南戏曲《花木兰》,该戏曲本是表现木兰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形象,成年的男性或女性声音底气足,容易唱出该戏曲中昂扬的气势。王子辰仍处于幼声,唱戏曲时气息短浅,声音单薄,尾音拖拉长,音色童真,但正是因为这样区别为成年人且具有反差的音色,让观众觉得耳目一新,认为其歌声有板有眼、有腔有味。2.男女性别间的音色反差性别间不同声带构造决定了男性与女性音色的差异。来自山东烟台的九岁男孩黄星诚演唱了创作于1980年革命体裁电影《小花》的插曲《绒花》,该首歌曲融入了淮河一带山歌音调,具有浓郁的民间韵味。此前,中国女歌唱艺术家李谷一用柔和的音色、真挚的情感,尽情演绎《绒花》,用歌声赞扬女主人翁何翠姑拥有绒花树般坚毅的品格,从中可听出一丝忧愁的旋律,牵动听众的心。与作为一名女性的李谷一而拥有的尖细音色不同,男孩黄星诚音色圆润,歌声洋洋盈耳,男性版的《绒花》童趣十足。3.原唱与翻唱歌者的音色反差笔者认为,原唱与翻唱之间的关系,实则是对一首歌曲继承与发展。演唱主体音色的不同,引起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一般情况下,后者在掌握了原唱中的重要技巧后,能够根据自身音色特质,再加入其余歌唱技巧,以期实现每首歌曲的个性化风格。借着参加《歌声的翅膀》节目机会,马来西亚第四代华裔谢淑恩第一次回到祖国,湖北鄂西长阳地区民歌《山路十八弯》是她经常演唱的曲目,谢淑恩保留了这首土家民歌的原汁原味曲调,同时利用自创的“海浪音”(类似颤音),演唱到“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时等歌词时,特意连续重复歌词最后一个字达近十次,音色清脆,易引发观众联想,仿佛眼前的山路更加曲折悠远。 (三)配器丰富性 节目一方面运用民族乐器伴奏,如铃鼓、圆鼓、镲、砂槌、音树,其中由长度不一的金属细管按照音高有序排列而成的音树(风铃)最经常被现场乐队使用,用木制鼓槌轻轻划过,能够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声音,这类声音可以成为歌曲中的点缀,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另一方面,《歌声的翅膀》加入西式乐器伴奏,包括电吉他、吉他、电子琴、架子鼓等,均被在节目中使用。现场配器丰富,中西合璧,并有选择性地融入歌曲当中。当然,节目最突出的仍是少儿唱将独具个性的音色,主次分明,配器伴奏音量灵活巧妙,目的为了保持观众注意了始终能够集中于演唱者的嗓音。 三、结语 用童声传递民间音乐是《歌声的翅膀》能够区别于他类电视音乐节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曲目的多样、音色的个性、配器的丰富,让我国民间音乐的特征在当代电视节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得到更深远的传播,为其他传统音乐类节目转型提供经验参考。与此同时,节目取消了激烈的淘汰赛制,拒绝“儿童明星化”的打造,也为喜爱民间音乐的青少年能够专注于自我演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他们继承与发展民间音乐的信心。客观而言,《歌声的翅膀》并非十全十美,如何保持受众对该档少儿民间音乐类节目的持续关注度,值得节目组深入思考。根据《歌声的翅膀》在腾讯视频客户端的播放量,第一期节目得到727.5万次播放,而第二期节目为152万次,仅首期节目播放量的五分之一,第5、6期节目观看人次甚至低于一百万次,每期节目观看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需制作方引起注意,加强宣传或许是可实施性的手段之一。 作者:林溪漫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音乐类论文:高校音乐类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 摘要:随着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践的不断深入,高校也充分的意识到了创业创新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基于此,笔者也在工作实践中,针对音乐类人才的创新创业开展进行了总结,从而进一步的为高校的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和改革提出了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拓展了高校音乐类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 关键词:高校;音乐类;人才;创新创业;实践 随着国家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指导,高校在音乐人才培养方面也逐步的加强了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工作,成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国家新的发展历程需要更多具有创新意识、创业头脑的青年人才参与其中,因而对于高校来说应该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中逐步的引导音乐类学生加强创新创业的思想,用实际行动进行创新创业的实践,从而深化和改革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为国家培育更多知识全面、专业过硬、充满创新的优秀人才。 一、高校音乐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制约因素 第一,高校在对音乐类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缺乏重视度,将教学重点集中放在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上,而对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欠缺,尤其在相关的课程设置方面缺乏系统性。就现实情况来看,只有个别学校针对音乐专业学生的特征和特点进行了专门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然而也不难看出有功利性的因素,过于宏观而实用性不突出。但是不难看出高校的创新创业课程开展也在逐步的发展和延伸当中,给音乐类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创业创新指导的机会,学生在系统的培训中提高了创新创业意识,加强了创新创业技能,并将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纳入培养方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第二,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师资力量薄弱,专业的教师团队人才匮乏,缺乏能够胜任此门教学课程的专业教师,使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在软实力方面不足。再加上学校对于创新创业教学的条件和设施不完善,这也使得相关教师的创新创业教学实践开展面临诸多困境。我们在调查中不难发现,很多音乐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较强,然而很少有人获得职业指导的培训机会,相关师资建设尤为薄弱。而在学校担任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教师,大部分都是由文化课教师担任,他们对音乐类学生群体的综合性特征和就业动态缺乏了解,只能从宏观大方面对学生进行一些指导,所以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很难满足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从另一方面来说,很多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硬件设施匮乏,很难对创新创业教育开展进行保障,难以满足教师队伍、教学平台的充足供给,这也使得各个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效果参差不齐。第三,高校领导层面自身对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认识不足,再加上教师和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薄弱,观念传统,很难对音乐类学生的就业发展产生长久的规划,所以创新创业教育在学校的实践开展中很难得到渗透。现今高压的就业趋势对每一个音乐人才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在严峻的人才竞争中,音乐类学生的就业目标都是非常高的。我们对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分析,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创新创业教育意识的欠缺和薄弱,很多学校并未在此方面做出调整,而是沿袭了传统的观念和模式,对创新创业教学制度缺乏深度的挖掘,难以在音乐类人才的培养模式中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势和作用。 二、高校音乐类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策略 第一,高校应该在后续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将重点放在健全的模式构建上,为学生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创新创业意识,从而作用于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高校应部署相应的创新创业部门,专门针对音乐类及其他专业学生的就业指导,逐步的推进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的系统化构建,拓展和延伸课堂内容。学校可以通过创新创业大赛等一系列活动,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平台,挖掘和展现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给更多的学生创新创业梦想助力。此外,学校还可以借助广泛的学校活动来深化和推广创新创业实践,使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获得创新创业经验,能够在将来的就业中契合社会创业趋势,实现创业理想。第二,学校针对音乐类学生的创新创业指导应该紧紧的围绕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在正确的导向作用下进行目的性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尤其是要根据音乐专业的特殊性,而进行特色性的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实践开展。使音乐类学生在循序渐进的教育中,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当然,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开展也要与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匹配,夯实音乐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够在艺术实践中拓展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展现高校音乐类学生高超的才艺,使音乐人才更适合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教师要将创新创业理念逐步的渗透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中,深化创新创业课程的发展,使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中更加的普及,鼓励和鼓舞每一个具有创新创业潜质的年轻人。第三,高校还应该结合现在学校的创新创业教学目标,根据音乐类人才的就业发展趋势来打造一支专业的创新创业教师团队,从而不断的提升学校的创新创业实践效果。具体到实践环节,高校可以在教师团队的建设上采用培养和引进的双重模式来稳定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团队。一来是在本校现有的师资基础上挖掘创新创业能手,让更多经验丰富的教师参与到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当中;二是广纳贤才,引进社会或者团体中的优秀人才来担当学校的创新创业教师,使学校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得到良好的补充,构建一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水平团队,使学校针对音乐类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更加具有时效性,能够真正的帮助高校的音乐类学生拓展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三、结语 总的来说,对于高校的音乐类人才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开展还处于完善阶段,我们应该在不断的教学活动的中加强创新创业意识,总结创新创业经验,帮助学生能够在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中不断的进行充电,发挥自身的优势,能够实现自身的创新创业目标,从而也进一步的提升了高校音乐类人才的创业创新能力,为社会音乐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作者:尹子燕 单位: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类论文: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问题和对策 摘要: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国内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有所进步,在培养的人才数量上和招生的规模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综合培养音乐人才,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帮助我国的音乐事业、文化事业取得更大的进展。文章针对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问题、对策展开讨论,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问题;对策 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对学生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他们必须提升自身音乐能力,进而更好的教育未所要面对的学生。在此种情况下,很多学生的学习压力都比较大,这是教育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应尽量采取积极手段进行解决。 一、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问题分析 (一)培养目标不明确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高校教学体系的丰富,师范类音乐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是从社会上的调查来看,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表现出的“外强中干”状态是比较明显的。一般而言,大部分高校的师范类音乐教育专业,都没有进行一个系统的目标定位和培养,以至于学生在音乐能力、师范能力上,都表现为中等水平,甚至是中下等的水平,这种“半吊子”的情况比较严重,直接促使很多学生没有办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1]。综合而言,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突出展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专业班级划分上,表现为过多的现象,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开展相关的教学和训练,对学生的特长和学习情况,都做不到一个深刻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任由学生自己去发挥和学习,但实际上得到预期成就的学生,表现为寥寥无几的现象[2]。第二,在培养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没有进行积极的落实。很多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断的开会,不断的讨论,但是对于实践工作的开展,却非常的不充足,这就促使师范类音乐教育工作,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没有办法在最终的成绩上得到更高的水平,获得的认可也比较低。 (二)教学态度不明确 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培养,本身是常见的培养方向,可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很多教师的态度都出现了不明确的现象。例如,音乐教师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中,应该有一个侧重点,可以将师范作为侧重点,或者是将音乐技能提升作为侧重点。可是在调查后发现,音乐教师并没有侧重点的选择,而且在两种内容的教学开展上,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经验来开展,对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学生本身的需求,直接呈现为置之不理的状态[3]。在这样的情况下,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各项工作,根本没有以一个合理的秩序来执行。首先,教师教学态度的不明确,直接导致学生的学习时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比如,有些教师在需要开会,或者是有重要工作的时候,没有对学生提前告知,而是要求学生等待,在课堂上既没有可以锻炼的乐器,也没有其他人来指点,学生浪费的时间也没有被教师重视,后期无任何弥补措施[4]。其次,教师针对学生的个人喜好和特长培养,未做出充分的把握。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开展,有着非常远大的目标,可是教师仅仅顾及到个人的工作成绩,对学生的培养特别不重视,以至于很多学生的学习,都是在浅显的层面上努力,整体上的成就非常不理想。 (三)学生的个人实践能力偏低 就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本身而言,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去积极的钻研,而不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模式来学习。现下的很多大学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是在没有课程学习的情况下,都是出去玩乐,或者是在寝室中发呆,根本不思考如何强化自己的专业能力,也不去校外积极的实践,最终造成自己的竞争力下降,能力不足,无法得到应聘单位的青睐[5]。首先,学生在学习基础的知识以后,总是停留在理论上的锻炼,或者是在校园内部借助于一些教学器具来开展,这种学习的方法,仅仅适用于最初级阶段,后期是要求学生不断的进入到社会实践,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有效转化,从而增加教学经验和工作经验。其次,有些学生虽然在音乐特长上表现明显,可是在锻炼和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强的随意性特点,根本没有与导师讨论,也没有接受系统化的培训,造成了自身特长的荒废现象。 二、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对策 (一)明确教育思想和培养目标 在现代化的教育中,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关注度也比较突出。我们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为了更好的培养人才,必须将教育思想、培养目标进行双重明确,由此来将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工作,能够按照体系化的标准来执行,防止造成严重的冲突和不足。首先,高校必须在招生过程中,积极宣传正确的教育思想,要让考生了解到其办学的宗旨和意义,要理性招生,绝对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过分的扩大招生范围。其次,在培养目标的设定上,要从3个方面开展,分别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对于短期目标的培养,要求学生快速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锻炼模式,从而能够在基础的师范能力、音乐素质上得到提升,减少长期在基础上锻炼的情况,要将教学的效率做出明显的提升。对于中期目标的培养,在于更好的发掘学生自身的潜能与特长,要积极关注学生在哪些方面的成绩上突出,结合学生的意愿和个人能力,做出综合化的培养。对于长期目标,必须将师范类人才和音乐类人才更好的划分。现下的很多学生在思维能力上比较突出,可是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开展,一定要设定长期培养人才对象,必须做出侧重点的分析和执行,避免对学生的前程造成不利影响。 (二)提高教师待遇,壮大师资队伍 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占有的地位是决定性的,如果教师方面的工作不理想,那么其他方面的工作开展,也难以得到预期效果。经过大量的讨论与分析,认为必须将教师的待遇提升,同时在师资队伍的壮大上有所努力。第一,要结合教师本身的业绩来提高待遇,包括其在日常工作是否努力、是否能够按照规范来培养学生、能够获得多少荣誉等等。教师待遇的提升目的,在于敦促教师更好的开展教学,所以绝对不能盲目的落实,要积极的结合教师本身的特点和成就来完成。第二,在壮大师资队伍的过程中,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实施内部的肃清处理,针对不负责任的教师、没有能力的教师、滥竽充数的教师,必须进行开除,避免对教育工作和教育任务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必须从社会上的多个领域,积极的选聘音乐教师,要观察选聘者的个人素质、音乐能力、教育水平等,由此来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多的后台支持。 (三)重视理论联系实践 要突出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师范性”,就必须要加强高师教育音乐学科公修课的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化、多元化,尤其是要加强即兴钢琴伴奏课程的学习。还要确切地认识到教育实习的重要性,理论离开了实践就只是一层干壳。因此要重视教育实践,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去检验理论、发展理论。最后,应多了解国外高师教育培养模式,学习他国的先进方法,以加强我国的高师教育培养质量。 三、总结 本文对高校师范类音乐教育的问题、对策展开讨论,现下的教育体系比较健全,在很多方面都解决了以往的问题,整体上的效果比较突出。日后,应该深化该项专业的研究,要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引导和训练,培养更多的人才。 作者:苏志灵 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音乐类论文: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 [摘要]本文从音乐类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入手,指出了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同时为了音乐类大学生实践活动的开展能够富有特色和成效,提出了内容高雅化、交流双向化等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走入社会,深入实际,识国情、受教育、学知识、长才干、做贡献的一系列物质与精神活动过程的总称。大学生社会实践,对于将大学生的学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了解社会生存规则、提高综合素质、促进教育教学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005年3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意见。音乐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包含着生活、文化、历史的各个基因,是一种浓缩的艺术,又是一种夸张的艺术。作为一种和谐元素的载体,音乐与大众生活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脉联系,它更容易走进群众的生活,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并起到熏陶和感染效应。同时,只有真正走进生活,走进“下里巴人”的群落里,才能够激发创作热情,才能提高创作水平。笔者对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出以下建设性意见。 一、数量扩大化,质量精品化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出现了送科技下乡、义务支教、理论宣传、慰问演出、社会调查等传统的活动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间歇性、偶然性的社会买践活动,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形式性的,容易出现应付、杂乱的问题和弊端,不能够在思想宣传、精神娱乐等方面真正起到作用。大学生社会实践应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体系,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检验平台,做到经常性、秩序性,在数量上有所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展现的是一个社会知识群体的精神风貌,标榜的是社会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在质量上更应该把好关。 二、内容高雅化,形式大众化 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带给大众的音乐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娱乐、消遣的层面,而是应该上升到高雅艺术享受的阶段和境界。大众对于流行音乐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感情,但是,高雅艺术的普及和宣传,是音乐类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要重点去做的工作。可能内容上的高雅化会使社会实践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是,只要选择了适合的方式,社会实践不但可以顺利进行,而且可以更加具有生命力。在最初阶段,可以采用观看、欣赏的形式,把交响乐演出搬上舞台,拉进社区等实践地点,现场演奏《田园交响曲》、《命运交响曲》、《黄河》、《粱山伯与祝英台》等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然后进行经典曲目、知名乐器的基本知识讲解,让受众真正建立对高雅艺术的感情和兴趣。为了克服内容高雅化带来的普及阻力,在活动形式上要考虑尽量采用大众化形式,将高雅艺术间接、抽象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精髓变为直接的、具体的,可以非常容易地被感受、被接受并被记忆的“俗文化”。 三、活动长期化,精神导向化 2004年,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曾登载过一篇题目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别玩虚的》的社会新闻调查,在肯定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同时,对一些形式化、过于功利性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调查与评论。大学生社会实践虽说是一项在自愿前提下进行的实践活动,但也应该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并追求长期化、深入化,而不能仅是蜻蜓点水式的即兴化活动。作为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者,应该提前制订好活动规划和时间安排,在正常的学校授课计划外,大学生可以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走出校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使学校和社会、学生和社会之间的变流更加具有自己的时效性、长效性。天津音乐学院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直有着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天津音乐学院师生自2003年开始组织“阳光音乐课堂进社区”社会实践活动,用音乐传播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与民众同奏乐,同百姓齐欢歌,使得音乐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群众基础。“阳光音乐课堂进社区”活动开展以来,保证每周都要走进社区,定期进行文艺演出、举办音乐课堂;在重大节庆日期间还会举办大型演出活动,带给社区群众健康、科学、高雅的精神享受,把音乐艺术植根于大众,切实践行了“为人民服务”这一艺术工作者的宗旨。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具有精神导向性,担负起重要思想、先进文化的宣传责任,将“教育型实践”落到实处,用生动活泼的内容、形式诠释和表达理论化的精神含义和思想认识、文化意义。天津师大管理学院的大学生连续7年到天津蓟县下营镇太平安村参加社会实践,从最初的支教、文化下乡到后来学生自己搞调研、做分析,提出以旅游业带动脱贫致富的方案。同学们真切地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真理,并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把这种精神领悟传播给了当地的群众。 四、交流双向化,成效纵深化 在天津音乐学院“阳光音乐课堂进社区”实践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阳光音乐课堂”的参与者们休会到了质朴和天然的民俗音乐的魅力,并与自己的专业学习融会贯通,寻找到了艺术创作和音乐表演水到渠成的完美感觉。一位同学这样谈自己的体会:“音乐是每个人的文化,应该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甚至时刻相连。我们是幸运的,可以天天与音乐相伴。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种幸运分享给更多的人。而且这也是我们响应中共中央、天津市委员=的号召和倡导,加强我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建设的大好机会。同时,在与社区百姓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质朴化的音乐元素,这可以直接地正面影响我们的学习,对完成我们的学业有很大帮助,我和同学们就是在社区活动中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了《老少同乐》、《一家人》等质量上乘的作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应该以人生规划与职业导航为切入口,为“日日与书本相伴,年年以学校为家”的学子们提供一个亲身体验社会竞争、直面社会真实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会自己给自己上一堂就业指导课,在书本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反差,提前感受来自社会的压力。锻炼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不至于摔倒在从学校踏进社会的门槛上。以往,活动组织者比较注重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的经验总结和创新;现在,成效应该成为另一个关注重点。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大多在精神领域和文化界面,其效果具有隐蔽性、暗含性、潜移默化性,可能在成效评判上不容易把握,或者成效评判不能与活动同步进行,甚至在活动结束的近期内都不能够进行。为了检验活动成效是否具有纵深化,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等形式,对活动进行跟踪调查,从而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进行活动调整和改进。音乐类专业大学生是当代大学生中一个活跃的群体,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达到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同时从社会中吸取营养,并对教育部门和教育机构、教师提供建设性意见等多重效应。希望在这个前提和指导思想下,音乐类专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搞得更好。 作者:蒋诏宇 音乐类论文:师范类高校音乐教育的美学思考 摘要:师范类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作为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主要输出地,必须首先承担起揭示音乐的美,实现音乐艺术功能的任务。本文针对现行高校的音乐教育美学缺失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师范;音乐教育;美学 师范类高校音乐教育专业,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主要输出地,必须首先承担起揭示音乐的美,实现音乐功能的任务。现行高校出现的音乐教育美学缺失的问题只会遮蔽音乐艺术的美,使音乐艺术走向工具化,功利化。 一、当下师范类高校音乐教育的美学缺失 (一)注重音乐形式轻视音乐内涵 音乐的形式和内容是音乐艺术表现的两大因素。音乐形式是构成音乐各种元素的组织和安排。即力度、速度、节奏、音程等要素通过一定的法则构成旋律、和声、复调、曲式等。音乐内容指音乐的内在含义,其中一些可以用文字、绘画来描述,一些无法描述,只能靠接受者自己感受。内容依附形式而存在,形式也因内容的表达才具有价值。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而在目前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实践中,重音乐形式,轻音乐内涵的情况比较普遍。学生将精力过多地放于乐曲的力度、节奏、速度等音乐形式方面,看似弹奏得流畅熟练,脑中却空洞贫乏,音乐缺乏表现力。音乐大师们的作品大都包涵丰富的内容。其中音乐性的内容包括基本情绪、风格体系、精神特征等;非音乐性的内容包括绘画性内容和文学性内容等。音乐的内容表现了作曲家的情感。《乐记》中写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从此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就认为,音乐是人情感的表现。如果不能透过音乐的形式去探索、熟知乐音背后深刻的情感表现,弹奏者便不能完成一场完整的演奏。 (二)局限音乐本体缺少人文素养 作曲家在进行创作之前必定怀有浓烈的创作热情,这个热情来源于对所处社会、身处境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体悟和反思。作曲家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愤懑或抗争用音乐的形式展现出来,音乐是他们的表达自我的途径。音乐作品因此是现实生产、生活的艺术展现,有着丰富生动的人文内涵。一些学生常误认为眼睛所见的乐谱上的音符即全部的音乐,只需按部就班将谱面上的音符、节奏、力度、速度等信息处理准确,就可以完整诠释作曲家的意图。其实不然,乐谱背后是作曲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对人生境遇的哲思,对所处历史社会的反照。在音乐教育中首先应注重拓展学生的人文知识,使其理解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应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情感培养,关心学生从音乐作品中获得的体悟。 (三)关注具体乐音缺乏审美意识 音乐艺术因其特有的美的属性使人为止倾倒,艺术化的声音组合是音乐表现美的载体,情感美是音乐美的表现核心。贝多芬等伟大的作曲家们为我们留下了浩瀚如烟的音乐作品,绝大部分作品可被我们称之为“美”的。因时代的差异和作曲家经历的不同,音乐作品的美又不尽相同。钢琴曲《彩云追月》的优美、《国际歌》的壮美、贝多芬《欢乐颂》的崇高之美、穆索尔斯基《跳蚤之歌》的喜剧之美、钢琴曲《春舞》的欢乐之美、二胡曲《别亦难》的悲剧之美等等都让人们为之动容。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止步于将乐曲完整弹奏(或演唱)的阶段,较少地主动发掘音乐的美。这造成他们在演奏的时候,发出的往往是干瘪的没有生命力的乐音,人和音乐完全是貌合神离的状态。若自身没有领会到音乐的美,更无从打动听众。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注意引导学生增强审美意识,加强音乐审美体验,提高音乐审美趣味。 (四)强调理论知识疏忽音乐实践 在音乐实践的三大环节——创作、表演、欣赏中,音乐表演对师范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音乐是表演的艺术,必须依靠演奏者的参与即时地为听众展现音乐艺术魅力。演奏者是音乐艺术传播的桥梁,是连接乐曲创造者和音乐欣赏者的纽带,对音乐的表现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实际音乐教学中,教师可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音乐表演是二度创作的过程,意为在尊重和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演奏者可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对原作予以补充。不同的演奏者因个人文化素养,性格特征的不同对同一作品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是正常的。教师可对学生的差异性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鼓励。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对原作的认真研读和准确传达是好的音乐表演的绝对前提。其次,音乐表演是一种能力,需要锻炼。实际教学中,大多学生在期末考试时才有公开演奏的机会,他们对舞台非常陌生,突发状况不断并难于应对。对音乐演奏者来说,平时的完美练习不一定能换来一场效果尚佳的公开演奏。舞台表演与平时练习相比,听众、周围环境、甚至乐器都存在较大差异,不经过多次的实践,很难要求学生对突发状况应对自如,将自己平时的练习成果正常地发挥出来。另外,表演技巧和艺术表现对音乐表演同等重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技术是基础,是艺术表现的前提,艺术表现是音乐表演的灵魂。学生若将表演技巧等同于音乐表演,所演奏出的音乐必定是空洞的、缺少生命力的。技巧既然是工具,那么是否应该在弹奏者将这个工具完全掌握后再去追求艺术的表现呢?笔者认为为时已晚。技巧的提升和艺术表现的丰富并非对立矛盾的关系。学生在学习音乐之初,便可以在两方面同时要求自己,只有这样学习,音乐表演的发展才是全面的,健康的。 (五)关注外化表演淡化心理过程 心理问题是音乐表演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音乐表演的成败。而在实际教学中,心理问题被淡化了,在学生临场心里紧张时才受到教师和学生的关注。其实音乐表演的心理问题包含多个层面:投情、想象、直觉和临场心理等。其中,笔者认为想象能力的缺乏是目前大多数学生在学习音乐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音乐因其非语义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音乐感性材料通过对表现对象的模仿、象征、暗示等达到艺术表现的目的。缺少丰富的想象力,这个过程很难实现。音乐的想象没有唯一答案。同一个音乐片段,学生可产生不同的想象内容,教师只需从大的方向给予引导和启发即可。 二、重塑音乐教育的美学特性 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具有认识、教育、审美三大功能。师范类院校音乐专业的学生是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他们担负着对孩子们进行音乐美教育的重担。高校的音乐教育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充分发现艺术美、感受艺术美的能力,发展他们高尚的审美情感,培养他们审美的想象和联想能力,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及文化素养,从而完成美育任务。 作者:严琦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音乐类论文:谈音乐艺术类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 高等院校辅导员身兼教师、干部双重身份,是在一线具体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管理的教育工作者。与其他普通高校相比,由于专业的特殊性,音乐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也有其独特性。当前,在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辅导员队伍建设越来越重视的大背景下,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不断加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使各级各类辅导员培训也逐渐增多。但笔者发现,尽管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甚至成倍增加,但与其他普通高校学生相比仍是“小众”,因此,当前针对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研究仍然较少,而且研究的深度、广度还很不够,专著更可谓凤毛菱角,辅导员培训班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成功经验也基本上是基于综合类普通高校学生总结得出的,专门针对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特点的还不是很多。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规模宏大的文艺工作者队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繁荣文艺创作与推动文艺创新要有大量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这为音乐艺术院校辅导员工作指明了方向———培养德才兼备的音乐艺术专业学生,音乐艺术类院校辅导员要在工作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音乐艺术类学生的特点,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形成一套适合音乐艺术类院校辅导员工作的方法。 一、音乐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与问题 在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深刻的国际背景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较量越发激烈;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的多元、多样、多变特点更加明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多重矛盾交织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心态越加复杂,信仰迷失者有之,心情浮躁者有之,底线突破者有之,在一部分人的心中物质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唯一追求;新媒体的诞生使鱼龙混杂的新闻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围观效应,围观时受观察力和情绪的影响,人们往往忽略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各种评论是否合理,而使网络上纷繁复杂,有时甚至失控。当前,音乐艺术院校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是积极向上的,在重大活动或灾害面前,我们能看到他们作为志愿者的身影,在他们身上正义感和奋发有为的精神有时也令作为老师的我们动容。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功利化、散漫化、学习缺乏动力的现象突出。例如,与前辈们相比,现在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比较优越,衣食无忧,如果说他们的前辈是为了将来在社会上凭专业立足,赚钱养家糊口的话,如今的在校生即便“宅”在家几年,他们的父母依然能为他们提供比常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一部分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动力。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与其他大学生相比,思想道德束缚更少,更加热衷于追求新思想、新事物,更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上述问题如不加以足够重视,并予以正确引导,将必然会对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音乐艺术类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其一生的发展。 二、音乐艺术类院校辅导员工作的关键点 (一)工作的“灵魂”是价值观引领 正如前文所述,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期,大学期间学生树立怎样的价值观意识,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就将会以怎样的态度行事。对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给学生讲深讲细讲透,利用传统教育活动方式和新媒体方式,不断潜移默化的传播正能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形成良好道德行为习惯。 (二)工作的“关键”是解决问题与沟通 一线辅导员是与学生联系最紧密、接触面最广、接触时间最长的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注意树立导向,形成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大多数教师、干部、学生眼中,辅导员的工作是非常琐碎而辛苦的,作为在一线工作近十年的辅导员,我认同这种看法,并有非常深切的体会。辅导员的工作虽然琐碎,大要管学生的思想、奖助等工作,小要管学生的衣食住行,但必须要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事情中提炼出一条主线,也就是要弄清楚辅导员做这些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培养德艺兼备的文艺工作者,明确了这一目标,就要在处理每件细小工作中注意树立导向意识,达到处理一件事,影响一批人的目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处理原则性、大是大非问题或对学生价值观影响深远的事情时,辅导员必须见行见态、敢于“亮剑”,通过亮明自己的观点来与不良思想作斗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此外,要重视为个别同学解决个别问题,这也是辅导员的优势。只给学生讲大道理,不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的老师不是好老师,更不是合格的辅导员,对于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这一“感性”更加突出的群体更是如此,为他们解决一件事情,在他们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会在他们内心生根发芽,从而有助于配合思想政治教育和对学生的日常要求,使工作事半功倍。加强与学生沟通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可及时有效的了解相关学生信息,另一方面,向学生及时传达学校的相关信息,保证信息在学校与学生中传输顺畅及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三)工作的“特点”在于换位思考 音乐艺术类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较大不同在于两点,一是学生鲜明的个性,二是主课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点,换位思考对于音乐艺术类院校辅导员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个性非常鲜明,简单粗暴的批评只能适得其反。换位思考,从学生角度想,了解它们的特点,更利于有针对性做好工作。由于专业特点,音乐艺术类院校绝大多数专业还采用“一对一”授课的方式,主课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辅导员与主课教师有些分歧在所难免,当出现这一情况时,沟通与换位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换位思考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共识,用一个声音对学生说话,这样对学生的影响更加明显、有效。音乐艺术类院校辅导员,工作在培养艺术家的摇篮里,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过程中也要求我们讲艺术,力求通过巧妙的工作方式方法达到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音乐艺术类院校大学生也发生着明显变化,在工作中,唯有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才能将培养德才兼备的文艺工作者目标落到实处,才能不辜负党、国家、社会和家长的重托! 作者:西家鹏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音乐类论文:音乐人类学视角下世界民族音乐教学 一、我国高校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由来 我国学校的音乐课程是以学堂乐歌为开端的。西乐东渐,促进了西方的音乐的发展与传播,很多留洋教师在学校开设音乐课程。直到今天,我国的学校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依然是参照当时西方课程体系,如西方的五线谱、基本乐理、视唱练耳等,用西方的节奏规范和记谱法等来教练中国歌曲。这种模式的教学是纯技术性的,很少关注到文化的功能。但是,“音乐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界定或解说的,因此,学习任何一种音乐,没有对文化的充分理解,是不可能掌握音乐的文化系统价值意义的”。随着多元文化教育在当今音乐教育中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知识观开始向后现代转型,而文化知识型的教育方式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音乐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的《国家音乐课程标准》中,将“理解、尊重多元文化,树立多元文化观”作为“新课标”中最为重要的理念加以强调。2002年后的中小学的音乐课本很好呈现了多元的音乐的特点,课本内容涵盖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的内容。2004年12月,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各类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把“世界民族音乐”课程作为《指导纲要》所要求的12门必修课程之一,于2007年新学期在全国普通高校正式实施。同时,下发了《〈外国民族音乐〉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用以指导高等院校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实践。 由此可见,多元化教育理念也是国家教育政策的一部分。“世界音乐”,顾名思义,是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音乐作为研究范畴的。为了强调和突出其“音乐文化平等性”的价值观念,专家学者们对其概念的涵义,普遍达成一个共识,即“世界音乐”主要是以所有欧洲的艺术音乐和流行音乐以外的民族音乐和乐器作为研究对象的,这种音乐的传播与传承方式以传统的口语传播方式为主体,以大众传播方式为辅助。除此之外,从1990年代开始,民族音乐旋律和现代流行音乐创作方式相结合进行改良创作的现代风格的民族音乐也应该纳入“世界音乐”的范畴。对概念的进一步梳理,我们发现,世界音乐是研究世界上各民族、民间音乐的。所以,在我国对世界音乐的课程称谓有世界民族音乐、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外国音乐、民族民间音乐等概论,但是其研究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世界音乐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以平等的价值判断、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以平等的价值观来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已成为时代要求。国外进行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课程一般叫做《世界音乐》。在我国为了与西方艺术音乐相区别,增加了“民族”二字,即《世界民族音乐》。 二、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世界民族音乐教学 在《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视频、音响的剪辑、课件精心的制作等,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即便这样,学生也未必“不领情”,学习兴趣未必多高。究其原因,无非是陌生的音乐、单纯的音响、视频资料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学习兴趣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教授世界民族音乐课程,老师如何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关键。必须明确我们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形成音乐的世界文化视野,培养尊重多元文化观念,提高人文修养等。所以,在教学设计中,要以文化理解为前提,引导学生探究异族的音乐的文化内涵,而不是纯粹的音乐本体的分析与欣赏。 (一)以文化理解为前提 首先,我们要摒弃传统的异国、异族音乐的技能性训练和欣赏的做法,而要综合教育学、文化人类学、音乐哲学等学科的知识,建构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音乐人类学教学模式。世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乐文化,不同的音乐文化又有着各自的表达方式。所以,面对多元文化世界的时代语境,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针对不同的音乐文化,以不同的观察目的和不同的方式去感受和理解不同的音乐文化。其次,我们的很多传统音乐的主要传承模式是口传心授。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所描述的:“在《世界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中,音乐教育方法的构成要充分顾及这些音乐的审美真实性,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充分尊重他们正宗的传承过程。”而这种传授方式与西方音乐记谱法有着鲜明的区别,教者通过示范、模仿、记忆等一系列口传身教的方式直接传授给自己的子女或学生,这种方式,使得个体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个人创造性得到了充分挖掘与发挥。所以,对很多传统乐器的传承,我们不能单纯采取乐谱视奏的方法,而应该更多关注对传承者演奏的访问、记录方法。第三,要牢牢把握音乐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音乐人类学将音乐视为文化,文化反映现实的世界生活。音乐文化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传递着艺术之火。音乐作为文化,承载着人们的习惯、信仰和情感,广大人民在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传承着这种文化。 (二)以多样的教学方式为依托 首先,视听结合。音乐课当然要听,在世界音乐课上更要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但百闻不如一见,只听不看绝对不行。看的范围包括图片、幻灯片和录像带,内容不仅包括音乐表演和乐器、面具、服装等与音乐有关的物质文化,还应包括有关文化背景的照片和影片。如在教授印度音乐的时候,让学生观赏印度的风光片和其乐器图片,加深学生对印度音乐的理解,使其不仅知其然,还能够知其所以然。对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的设计,可以采用先说后听后看方式。首先是讲述,教师按照书本内容讲述约三分之一时间,然后为学生选取具有地方代表性的音乐、舞蹈等让学生欣赏。在欣赏的过程中,老师辅以讲解,尽量融入地理、历史等背景文化知识,使学生有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其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师的理论视野必须开阔,教授世界民族音乐的老师,得对世界民族音乐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无疑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地读出资料内容,依赖音像资料,就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进行深层次的文化解读是必须的。如在看完或听完某国或某民族传统乐曲以后,给学生展示该地方舞蹈动作或乐器,这一定会吸引学生的兴趣。所以,教师与学生一起观摩视频,学习几个舞蹈动作,每个学生都参与到群体活动中,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还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三,开展音乐会观摩活动。对于学校或社会上举办的地方戏曲民歌等演出,要组织学生观看,学生能够亲眼看到、听到、感受到他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有利于学生理解相关的音乐内容。邀请一些歌舞演员、音乐家等到学校进行民族音乐的专场表演,能够开阔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使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学习世界传统音乐,要以其文化特征与民族精神为切入点,从而深刻体会其文化内涵,这是学好这门课程的关键。 三、对世界民族音乐文化教学设计的思考 对于异国或异地音乐文化的学习,其实可以使我们反观自己、认清自己,有利于我们的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首先,对于一直在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下的学习者,我们的耳朵已经习惯于西方音乐了。西方音乐理论被视为普遍真理,西方音乐似乎已经是“世界语言”。所以,在教学中,要帮助学生树立“音乐文化平等”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长期的、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其次,教材匮乏。据笔者了解,几所开设世界音乐课程的学校所使用教材主要是日本JVC的音响资料和福建师范大学的王耀华教授的有关世界传统音乐的文字资料等。虽然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专题的研究,由于涉及知识产权、版权等多方面原因,使得世界民族音乐资源的共享有一定难度。再者,学科参照系方面。在专业的音乐院校中,中外音乐史、和声、曲式、音乐美学等课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而《世界民族音乐》这一相对新兴的课程却没有成熟的学科参照,也没有成熟、多样的教材,也没有专门的学科老师,这都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世界民族音乐的课程并不是一门简单的音乐欣赏课,它蕴含着历史、地理、宗教、哲学等多学科知识,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学科。对这门课的教学,我们要引导学生理解那些对他们不熟悉的音乐文化,克服因为文化习俗不同而造成的理解障碍,避免产生误读。通过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音乐文化的学习,使我们学会相互=理解、尊重,认同各自独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形成音乐文化平等的价值观念。 作者:许海燕 单位: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 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与文化创建 摘要:衡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尽题材和资源。但是,目前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呈现散乱的状态,还没有形成规模。美术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衡阳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应有的动力;因此,衡阳市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文化建设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之南,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一、衡阳人文历史 衡阳是湖南文化资源最丰富的聚集地区之一,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文化,“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①,衡阳有很多书院,如石鼓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杜陵书院等,其中石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地位极高,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流传至今;同时,衡阳还是宗教圣地,五岳之一的衡山即坐落于此,它是“天台宗和南派禅宗的发源地”②,深刻影响了我国佛教的发展;衡阳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歌谣、舞蹈、工艺美术、地方戏曲等,这些都是衡阳文化中的瑰宝;还有很多美术资源也是衡阳丰厚历史积淀的体现:如木雕、窑瓷艺术、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等;同时,衡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衡阳文气郁郁,才俊辈出:古有辅佐蜀国的大臣蒋琬、改造造纸术的蔡伦、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等;近代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夏明翰、唐天际、等。与此同时,衡阳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城,1944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展现了衡阳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现状 衡阳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良好传统,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将衡阳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丰富多彩,但仍然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行为,表现手法也欠丰富,每个画种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表现,总体上只是反映衡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多样性。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将其灿烂丰富的人文历史展现出来。自建国到当下,在国内反映我市区域人文历史的美术作品零零散散,且为数不多。2011年9月,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主办。同年11月,衡阳召开了创作动员会。目前有一系列反映衡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正在进行中。比如衡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颜志武与赖尚平、李清白等几位画家合作创作的作品《衡阳保卫战》,这幅作品场面宏大,画面中、等一百多人点缀其中,没有一丝杂乱的感觉,那段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凝固了下来。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有何润成的《庆功会上》、肖一丹和肖健创作的《火种———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张宗秋创作的《彭大将军》等。他们的创作填补了我市红色历史资源大型美术创作的空白。但是面对衡阳如此悠久丰富的资源,这些创作只是表现了本土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美术创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加强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来满足和丰富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衡阳的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必要性 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美术创作对于增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衡阳地区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1.美术创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美术创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更好地记录和反映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敦煌壁画、四大石窟、永乐宫壁画、汉代石刻、各代的绘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得以体现、传承,而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衡阳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尤其是一些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其传统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诸多的选择,美术创作则是其中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记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美术创作可以将衡阳区域文化艺术记录下来,传承具有衡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实现其文化意义。 2.美术创作的教育意义。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美术作品不仅仅只是用来装饰、欣赏,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教育后人、陶冶情操。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其本身的绘画价值,同时也拥有教育与熏陶的价值,它让后人看到祖辈的辉煌事迹,可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例如,大足石刻的警醒世人、中国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性等。美术创作利用各种表现方式将人文历史展现给世人,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内蕴。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全面地展现衡阳人民的勤劳、淳朴、智慧,特别是抗战阶段的历史,在表现衡阳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方面是很好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3.美术创作的经济意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需要提高文化为之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行业持续增长,传媒、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是一面旗帜,加强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挥其推动作用,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带动或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应成为政府招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③,同时要以文化理念为导向,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衡阳地区加强文化建设应该以区域文化为依托,构建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队伍、挖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相关产业。衡阳拥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书院文化、船山文化、南岳文化、革命文化等都是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资源;衡阳的瑶民在居住、服饰、饮食、婚姻、喜庆、禁忌、宗教信仰等方面风情各异;衡阳剪纸、版画、皮影戏、渔鼓等都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在省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用美术创作的方式展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向往衡阳,以此带动衡阳的区域经济发展。美术作品是一种最直观的展示手段,可以通过美术创作加强衡阳本土文化的传播,再辅以现代传媒和各种手段,使衡阳的特色文化更好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有利于提高衡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下,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衡阳文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把衡阳优秀的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能力,并运用产业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④,如是所说,加强衡阳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可以进一步促进衡阳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打造、提升衡阳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为衡阳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对策 面对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的立体规划开发。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鼓励艺术家进行创作,美术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发的进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人文历史资源的搜集,整理规模较大,必须系统有序,因此,建议由衡阳文化部门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统筹规划,组织有关专家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确定重点,同时将有志为衡阳美术出力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创作,将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的心血与荣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手段,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时代与使命。2011年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的大型专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吸引了众多省内外优秀艺术家创作完成了一批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也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为例,无论是在教育功能还是艺术审美功能较之以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值得延续和发扬的。目前,衡阳美术界对本土人文历史题材已有所重视,诸多本土知名画家对此进行了创作,从绘画到雕塑、从中国画到西画、从城市主题壁画到城市主题雕塑……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都零零碎碎,收效甚微,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多样性,都成不了系统化与规模化,更形成不了产业化。因此,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将衡阳本土的人文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比如:首先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根据具体的资源特点包括环境地理位置进行不同创作表现,或打造成城市壁画、或打造成主题雕塑、或打造成工艺品产业、或打造成绘画展览等等;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建设和开发。 3.加强与外界的美术活动交流。美术创作不能封闭在自我狭小的空间当中,应加强与外界的学习交流。衡阳的美术创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不断为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这就需要向外界学习,在与外界美术界交流中,吸收外界优秀的艺术创作资讯和艺术手法。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向外界展示衡阳、宣传衡阳的人文历史。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与外界交流,使外界了解衡阳,让衡阳走向全国或世界。 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当下,现代传播渠道众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美术创作与现代文化传媒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展览、各种活动等等,根据不同媒介和平台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全方位地传播信息,让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深入民间,引导人们对衡阳人文历史资源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本土人文历史资源是本土特有的宝贵资产,优秀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食粮,因此,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是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衡阳本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将这一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以便为加强衡阳本区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促进衡阳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尹小平 蒋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20世纪前期美术史的思考 摘要:该文从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出发,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艺术,着重阐述了20世纪几位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并对比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追求,从而得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 关键词:中国近代;20世纪前期;美术史;当代艺术;时代产物 谈及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那个时期的艺术受到政治、外来文化、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励精图治、效法西方、西为中用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也成为救亡运动的载体和武器。 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中,美术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热血志士留学海外,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通过绘画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李叔同、高剑父、何香凝等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把西方的裸体艺术传播到了中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裸体艺术在当时算是中国开启文明的一个时代标志。而今天的学院教育仍然坚持百年前的人体艺术教学模式,很多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画人体、怎样画人体,现在所画的人体和以往古典的人体、后印象派的人体、立体派的人体、超现实主义的人体有何不同,这是当今的学院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在美术教学中,如何实现个人的绘画语言与当下的时代性有机融合也是值得思考的。20世纪初,上海开埠以来,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文明及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与传统中国画不同的海派,其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蒲华为代表。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海派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相同的时代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的书籍、画册涌到中国,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学习、借鉴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艺术样式和图式风格,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在当时,“当代艺术”这个词就像洪水猛兽,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近30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社会、个人生存体验及人文关怀的思考。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就是批判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价值凹地。张晓刚的油画作品《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近百万美元成交成为拐点,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至2008年迎来了市场的井喷,大量的资本涌入这块凹地,泥沙俱下,甚至不少人改行来做艺术。艺术品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天价的作品频频出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普通老百姓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明白了艺术可以多元形态出现,不是像以往只有一种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民智的开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早的实用美术或者叫商业美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张光宇、丁聪、丰子恺、叶浅予等杰出人士。他们通过报刊漫画等形式,发表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时看到叶浅予的几幅水彩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画的是那个时代农民丰收的景象,技法娴熟,画得极好。形式风格很有夏加尔的感觉,即便放在当下也一点不过时,笔者不由地心生敬佩。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品都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阅,沉淀下来,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叶浅予等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大都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的漫画得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往往关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他们的进步思想也得到了空前传播。这和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下、表现当下,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谋而合。回顾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可以发现,时代造英雄。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的,经济、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艺术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当下的事物?生活在当下,不管你身处何地、愿不愿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浪潮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美术馆、798艺术区、艺术北京博览会等处,都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如“从提香到戈雅”“里希特个展”等,人们能近距离地欣赏大师的作品,揣测那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情绪和社会背景。 随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先锋艺术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指向变得更加重要。艺术家须置身于当今的文化环境中,思考社会形态的变化,艺术已经变成个人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的载体。观念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风格的一种形式。可读性和可识别性变成了绘画的主体,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是一个画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主要标志。艺术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品位的高低之别。什么是高品位的作品?笔者认为,技术与思想完美融合,同时符合时代特征,表达个人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高品位的作品。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如先辈那样崇高的历史责任,把绘画变成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关注当下的社会并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艺术作品. 作者:吴双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性 摘要:美术史论体系框架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和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价值;应用性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艺术学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美术学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持续受到理论界学者们的关注,美术学科史论体系的研究范围也愈加明晰: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史、论、评”三个领域,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以美术史论为基础理论所构建的现行美术学科教材体系,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更是承载着传播经典美术范式、承继国学传统、传递人类审美情感的重要意义。 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人类美术实践在时空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的认识与研究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之相伴产生的美术史论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美术学科领域内快速地扩张。作为高等院校美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必影响着高校美术人才的理论水平与创作能力。第一,作为承担高校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承担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批评、探索美术创作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理论支撑。可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知识承担了美术学科体系大厦构建的基础工程,没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支撑下的美术教育,必然沦为技能传承的职业教育,这将违背本科教育中关于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第二,通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可以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精粹,及时掌握当下美术作品、美术理论范式的经验与技巧,在最新的美术批评理论引导下创作出符合现实审美要求的美术作品。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无疑充当了文化艺术积累与传承的最坚实的后盾。第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美术创作者指导美术实践的理论向导。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美术门类正在不断涌现。在日新月异的美术实践作用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善于辨别美术门类、适时总结实践规律的美术人才是每一位美术专业人才培育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此时美术史论知识的总结作用与引导价值分外凸显。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指引美术人才培育者与美术专业实践者最重要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撑、和最准确的航标。 三、当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应用性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支撑,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是推动美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美术史论类教材,是系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当下美术史论教材在美术史论知识的教育方面,在美术技法训练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具有其他相关知识内容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与应用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它是美术生人文素质提高必要的理论来源。艺术教育(包括美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可靠手段。美术史论以自身丰富的理论涵养帮助人们弥补文化素养的缺陷,尤其是高校美术人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其二,它是学科体系建构不断完善的必然选择。美术学科的门类的持续衍生,必然促使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美术史论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必将促使高等院校美术史论教材体系走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境地。其三,它是当下高等院校美术教育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当今美术教育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又不得不归咎于现有美术史论知识的陈旧与教材体系的僵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明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实际操作方面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应让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中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实时地指导美术创作实践。其次,我们应建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相关制度,强化高校美术教育培育者对美术史论教材建设的意识,注重美术史论研究人才梯队的培养与构建。再次,我们应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范式,建立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美术史学观和美术理学观。最后,应不断扩充适应新兴美术门类的美术教材内容。通过必修、选修、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在美术领域的各专业学生中开展史论教育,破除美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壁垒,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美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美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它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美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即从微观上帮助当代美术教育走出困境,从宏观的层面上让美术人才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从而以以清晰、丰满的创作状态投入到美术创作实践中去。 作者:张焱 美术史小论文:西方美术史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纵观西方美术史可以发现,其美术作品的主题大多以人文主题为主,这种主题表现形式的应用是通过人文精神的渗透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对不同表现形式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渗透的研究看成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美术史的概述入手,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人文精神;渗透 西方美术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艺术家创作理念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西方美术作品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特点。然而,人文主题却是大多西方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遵循的一种主题。从整体角度来讲,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 一、西方美术史 (一)西方美术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术史中,人们发现的创作时期最早的美术作品是于旧石器晚期被创作出来的。在西方原始美术中,获得大众一直认可的美术作品被发现于西班牙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洞窟中。西方美术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当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1。 (二)西方美术史的阶段划分 西方美术史大致包含史前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今。在史前时期中,西方创作者在旧石器时期所选择的刻画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创作者通过不同形象、体态动物的描述满足自身的创作需求。在该阶段中的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创作者的雕刻对象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就该阶段以女性为原型的美术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这种以性表现独特人文主义内涵方式的应用,主要与时人的生殖崇拜仪式有关。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创作者美术作品中反应的主题主要与战争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就古希腊美术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为原型的美术作品数量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创作与现实人性之间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自17世纪开始,西方美术作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该阶段出现的。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为众多艺术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致力于将人文精神渗透在自身的美术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西方美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人性表现形式 人物是西方艺术家完成美术作品创作的首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所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等将所要体现的人性表达出来。这种以展现人文精神为目的的人性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和价值。 (二)性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是指,艺术家通过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画,实现人文精神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融入。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在为欣赏者带来一定视觉冲击的同时,不禁引发其对艺术家所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生活习惯等内容的反思3。 (三)个性表现形式 相对于其他表现形式而言,个性表现形式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得自己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家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于西方整个美术作品创作群体而言,能够实现利用个性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在美术作品中的创作者极少。但当美术作品创作者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之后,他们的作品内涵和价值也会发生显著提升4。 三、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史中的渗透,这里将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分析依据进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纵观西方美术史,性属于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渗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知较为出名的应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腊早期美术作品、奥地利原始雕塑。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中经常描述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当今人们对维纳斯形成的圣洁、端庄印象之前,维纳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倾向于以为毫无贞操观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亚特》中记载,维纳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会利用一条能够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带施展魔法。当维纳斯把目光转向宙斯时,这位地位无限崇高的万神之王也败在了维纳斯的石榴裙下。而荷兰著作《奥德赛》中则记载,维纳斯在维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间,同时与阿多尼斯、赫尔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尼多斯的维纳斯》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维纳斯肌肤、体态以及身体各个部分比例的合理处理展现出维纳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为以性表现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维纳斯并没有穿衣服。这种表现方式的应用将维纳斯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5。奥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术作品无疑是被学者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在这个全裸的女性雕塑中,创作者将整个女性形象的高度设置为11厘米。通常情况下,这种比例设置会让观赏者产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视觉误差,但创作者通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弥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个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头发盖住,但观赏者仍然能够从这种若有似无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象征含义。除了手臂、膝盖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处理之外,创作者用突出生殖与性的方式完成对该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这个范围的处理。这种弱化与突出融合的创作方式为观赏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由于该美术作品的出现时间较早,其创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与生殖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意义。创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这幅雕像作品的创作,而西方美术人文主义的体现也是通过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目的实现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人性表现形式无疑是西方美术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用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人文精神向美术作品渗透的行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术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术作品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以该期间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例。就拉斐尔而言,这这位画家在当时的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从这幅作品中,拉斐尔用精湛的笔法刻画出一应人物形象。从抱着圣子的圣母来看,拉斐尔通过动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赏者几乎能够想象出圣母与圣子从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过程。而在帷幕周围的男性正对圣母与圣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拉斐尔还通过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状态的刻画,将一个信徒对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来表现出的恭顺和尊敬逼真地展现出来。拉斐尔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作品本身蕴含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7。达•芬奇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则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关于这幅作品有一种著名的解读:一千个人可以从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状态。与大部分画家的人物画作创作相同,达•芬奇的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这位能够为人带来平静和喜悦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也可以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眉毛的处理中看出——当时以没有眉毛为美的化妆风格正受佛罗伦萨妇女的一致追捧。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站姿的处理中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正面站立的方式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微微侧站的方式使得蒙娜丽莎这个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动。这幅作品与当时西方大部分美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达•芬奇对透视点的应用上。在大多数创作者都将人物的胸部作为整幅作品透视点的背景中,达•芬奇大胆地将人物身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作为欣赏者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点。从细节的角度来讲,达•芬奇对蒙娜丽莎手臂的细腻处理也是大多数欣赏者喜爱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观念流行的当下,这幅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的手部也能获得时下流行的手部审美的认可。欣赏者从蒙娜丽莎这一双可爱丰满的双手,大致可以得出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断。从作品价值的角度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8。米开朗琪罗以人性为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末日的审判》。从这幅作品的组成人物数量就可以判断出画家对该作品倾注的心血。的确,绘制这幅作品用了米开朗琪罗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信仰人数众多的一个教派,米开朗琪罗将基督教作为整篇画作的背景,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米开朗琪罗分别刻画除了天堂、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以及地狱这三种不同的景象。在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部分中,大多数人类都是赤裸或者身上仅仅残余一小块布料。米开朗琪罗用这种绘画方式暗示这些人类的身份:他们身上背负着背叛上帝的罪恶。虽然米开朗琪罗将这些人类的肢体动作、神情神态等刻画得十分可怜,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反讽人类本身以及时人的处世态度:明明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却在即将被送入地狱时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夸张。在《末日的审判》中,悲剧色彩不仅仅是通过米开朗琪罗对地狱情景的精致刻画体现出来,这幅作品为欣赏者产生最大冲击的位置在于,米开朗琪罗以一张皮囊的形象将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开朗琪罗通过四百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处于信仰上帝和不断背离上帝过程中,到这个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会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米开朗琪罗对人性的剖析虽然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通过画面布局、内容设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审判画面能够对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冲击9。 (三)个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在个性方面,西方美术史中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荷兰画家梵高。就毕加索而言,从美术作品风格的角度来讲,毕加索通过自然主义、抽象主义、古典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应用,使得自身个性在不同美术作品中得到良好体现。从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最初抨击当时西方美术作品创作主流的作品为《亚威农的少女》。在大多数画家都将定点透视作为主要绘画原则的1907年,毕加索用这幅以动点透视为原则的立体化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毕加索对不同图形及其组合的应用创建出一个全新的画派——立体派。当立体派成功便成西方美术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之后,毕加索并没有停止自身追求个性美术作品创作的脚步。到了1918年,毕加索开始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功创作出一种被后人称为新古典派的美术作品。以毕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赛跑》为例,在这幅美术作品中,毕加索通过两个四肢伸张,处于奔跑状态的女性人物体现出赛跑这一主题。其中,毕加索除了通过阴影、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之外,还通过女性乳房的暴露以及两人手部的交握体现出“赛”这个主题。从毕加索漫长的创作历程来看,转换美术作品风格已经成为他彰显作品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这个特点也是毕加索与西方其他画家之间的最大区别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探索绘画以及探索画作的个性发展中渡过的。在创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梵高在创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妇女们》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梵高通过装着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妇女表情和动作的刻画,将劳动人们的艰辛充分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较为拙劣的绘画手法不被时人接受,梵高甚至还拒绝了皮特森牧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梵高就开始在追求绘画作品个性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创作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磨难。这些实际经历使得他对美术作品创作以及创作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开始通过创作自画像的方式达成追求个性的目的。在梵高的众多自画像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出名的是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梵高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处于被癫痫以及经济困扰的窘迫期,虽然无法从这幅作品中判断出梵高当时的真正想法,但从梵高对自己独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绘画中,依然可以发现梵高对个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绘画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馆》也彰显了他对个性的追求。这幅作品取自真实的法国兰卡散尔咖啡馆。这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是梵高命名这幅作品的主要依据。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画了六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边,唯有一名身着白衣的男性处于视线中间位置。作为与作品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其对借助该咖啡馆的追忆。这种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绘画风格的人一眼就能从众多绘画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史,虽然不同时期创作者创作出的美术作品存在一些差异,但人文主题是大多数创作者会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渗透主要包含性、人性与个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性而言,当时的创作者主要是通过突出人物形象生殖器官或者裸露身体的方式实现的。相对于这种方式而言,人性与个性的应用和实现难度较高,创作者需要利用适宜的透视角度、刻画方式等实现渗透人文精神的目的。 作者:赵红娇 单位:苏州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与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概况介绍及现状分析,指出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该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对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授课内容的架构特点,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尤其是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改革措施 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概况及面临的困境 1.“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基本情况 在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有5个专业类,33种专业。其中设计学类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8个专业。根据新的专业目录要求,各个高校的原艺术设计专业都在修订新的培养方案,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依然是这些设计学类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所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对于设计类的各个专业而言,能够为学生铺垫重要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课程性质上,“中国工艺美术史”属于学科基础课,笔者所在学院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开课,共36学时,2学分。在教学目标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工艺美术自原始社会起,在陶器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建筑工艺、金属工艺、染织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掌握工艺美术的基本属性、形式特征、发展规律和艺术风格,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古代工艺美术进行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古代工艺美术作品从造型、纹样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2.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专业的美术院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开设的类别相对较少,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是相对来说开设频率较高的几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编制对课程的价值与地位认识不足、师资队伍的不足、学生对艺术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几个方面。在编制培养方案的时候,有的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类专业去掉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新颖、更前沿的课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这门课程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不足。在设计类专业的课程结构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往往被分配在基础课范畴,即打基础的课程,是与专业课相对而言的,就像是理工学科的高等数学一样。这一类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对于设计类专业而言,又不是一门简单的一般性基础课,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中着重于专业理论讲解的基础课程。师资的匮乏是造成“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各个高校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大都由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并不是由专门的史论专业老师担任,这就造成了在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存在不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法进行小班上课,只能几个班级合成大班上课,人数在100人左右,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多客观问题需要慢慢地去完善,在现有条件下,任课老师可以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教材建设、授课重点、考核办法等。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由许衍灼编译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工艺史专著。在内容上,它涉及范围非常广,甚至还包括自来水、电气、煤气等领域。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徐蔚南编写的《中国美术工艺》,书中介绍了玉器、刺绣、陶瓷等工艺门类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曾组织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相关教师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陈之佛、罗尗子和王家树先生分别以油印本印刷作为教材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著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上海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田自秉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龙宗鑫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由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由王家树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系统研究、工艺美术史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经典范本。随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建设也越来越繁荣。目前不乏权威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教材,如尚刚、朱和平、刘世军、陈鸿俊、姜松荣、华梅、要彬等诸位学者都分别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尤其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刚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作为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版本中,除了延续传统的通史研究方法外,也在门类史、断代史等方面加以尝试,如200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开始尝试从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等工艺门类展开论述。这些教材从再版的次数、数量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大家的认可程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不同,尤其在对待基础理论课程的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在学分设置、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授课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试想,在有限的36个课时中,完成一本大部头“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识的讲授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教学实际,笔者在自编教材中尝试了以门类史为主,通史为辅的架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主要包括陶瓷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家具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器工艺、织绣工艺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八章,前面七章按照原始社会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时间脉络设置每一节的内容,第八章则涵盖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苗族服饰、苗族锉花、土家织锦、侗锦等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并且将笔者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呈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最本真的艺术描述。 三、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笔者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内容体系该如何重新架构?新的教学模式该如何建设和应用?这些问题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内容侧重点的调整。“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境界,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的理论,始于庄子,《易传•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上”的;“器”则是具体的、有形的、“形而下”的。“器以载道•道以器载”,“器”,也就是工艺美术作品,它始终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内容,“器”以有形的语言传达着无形之“道”,同时,深厚的无形之“道”也要依附于有形之“器”来展现。而这里所说的“器”与“道”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具体来讲也就是关于造型、设计创意、设计思想和理念等相关的知识,这些对于设计类专业显得尤为重要。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运用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代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设计的功能、原理、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解读和诠释,这些成果都为我们今天的设计史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实际教学中,内容上可以侧重各个工艺门类主要作品的工艺分析和设计理念讲解,突出“器以载道•道以器载”的基本原则。比如商周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传达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治国礼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演变而来的,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例如,代表性器物“鼎”,它同样是由生活用品演变而来,成为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再比如明代家具,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造型中用线的特点,欣赏明代家具,犹如品一杯好茶,可以让我们回味悠长。造型的简洁、选材的考究、做工的精细,无不体现了匠人的独特构思在“器”物上的延续。经典之作圈椅更是把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靠背与扶手、“S”形的背板,体现出独特的文人气息。从现代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而且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享受。而将艺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长信宫灯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不愧是古代青铜灯具的珍品。课程中对这一作品的讲解要注重其造型特点和设计原理的分析。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总体上属于人物形灯的类别,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造型设计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的神秘厚重,造型设计轻巧华丽,优雅迷人。在功能性的体现方面,要着重强调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以及对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考虑。长信宫灯通体鎏金,集中体现了浪漫与华丽的艺术境界,它的铸造方法采取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先将头部和身躯、右臂、灯罩、灯盘分别做好,再与灯座等六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设计和结构便于拆卸和清洗,制作工艺水平之高,是汉代灯具中首屈一指的作品。灯盘设计为能自由开合的弧形屏板,以调节光线方向。宫女左手持灯盘,灯盘中心有一个烛钎,在灯盘上设计有一个短的把手,通过把手地来回转动来调节灯盘上两片弧形屏板的开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方向,类似于今天台灯的功用。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举,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形成铜灯的灯罩,燃烧的烟尘,通过宫女右侧手臂的袖管进入体腔内,烟尘通过灯体底部水盘的过滤之后排出,会减少烟尘中细小颗粒和异味,减轻了对室内环境和陈设品的污染。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烟道,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实在是可以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说明中国早在西汉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整体结构上,还应该考虑加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学生,这些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使学生切身了解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悟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魅力。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指出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其中就有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进行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的写作,无疑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有益补充。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相信中国工艺美术的研究视野将会愈发的开阔。 作者:周亚辉 贺炜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高校美术史课堂教学提升策略 一、内在觉醒: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八大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八大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八大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美术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提升与教师的业务素养和知识储备密切相关。无论教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画家生平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儒道禅三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阐释,抑或是中西美术发展面貌及形态的比较……都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知识量直接相关。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灵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课堂教学效果得到真正的提升。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开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注重采用图像解读方式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的共建,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相联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等策略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性提升。 作者:刘恩芹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在国内文化历史中的背景 作者:林早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之初才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从其界定生成上可说是典型的“跨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美术”一词对应着西文中的“fineart”,但在外延上“美术”小于“fineart”小于“art”,汉语中的“美术”专指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对译上的非一对一状态,暗示着中国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发生了误读。“文化‘影响’的真正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影响者’一方,‘影响者’并不能主导整个‘影响’的全过程,因为接受者一方也具有‘主体性’……‘接受者’如何转述、翻译、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他者’,就更深地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存在对异文化‘他者’绝对客观、毫厘不爽的叙述、翻译和解释。”[1]根据“影响研究”方法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国在跨语境实践中所发生的“误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对这种跨语境实践的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状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艺术主体性。 一、“美术”生成的西学东渐背景 十九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处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的状态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自动自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命运,几千年以来超稳定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反思和质疑。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然而从文化输入的方向上看,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纯粹两极的西方———(东方)中国直接文化对接。事实上,在中国的西方文化输入中,我们的邻国日本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深受日本刺激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邻国“明治维新”的卓越成效,遂把“取经”的重心从英美等国转换到了距离自己更近一些的邻国日本,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竟达8000之众。[2](P36-39)如此一来,发生在中国“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一个“大东方”概念。从中国本位出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中,除了西方———中国的两极状态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个西方———日本———中国的“二度转手”状态。如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半以上的术语来自日文对西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二度转手”的物证。据相关考证,梁启超是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3](P206-215)。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当时并不懂日文的他借助假名和汉字的组合接触了日文书籍,并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于1898年—1899年之际,借《清议报》向国人输入了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相对于西方原典来说,梁启超当时所从事的翻译是标准的“二度转手”。用今天“翻译”专业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引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词汇,在翻译上是不免有失轻率。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日后的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围绕“美学”学科合法性的争论。由上述背景,我们要追溯“美术”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就不可不考察“美术”概念在日本的生成。 二、“美术”在日本的生成 “美术”在东方语言中的首次亮相是与艺术展览密切相关的。“在日本,‘美术’一词的起源,一般说是明治六年(1873年)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时,将参展规则中的德语词汇Sch?neKunst(英文FineArt),译成日文而产生的。但是,当时所谓的‘美术’一词,却是意指包含音乐和诗在内的所有艺术。”[4](P45)1871年,日本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并收到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2年,将参加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之举的明治政府下发了动员、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分类分项说明日文译文,在日文译文中“美术”一词首次出现:“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又,第二种:各种美术品比如青铜器与烧画陶器各类形象等。第25区今世美术品。”[5]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美术”译文生成于“展示”(需要/空间/机遇)并不是一种翻译上的机缘巧合。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术”,乃是与公共领域的艺术制度紧密相联的。其中对艺术品的公开展示可谓是现代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对东方的“美术”输出,输出的不仅是以“油画”为代表的“画种”、以“美学”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念之下还潜伏着一套西方现代的文化体制模式。这样说起来颇有些当下“视觉研究”所关注的“视觉政体”意味,但彼时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博览会的重视和效仿所反映出来的利用视觉传达进行社会启蒙的文化措施却足以证明我们对“美术”与公共性“展示”的强调并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过度阐释”。日本“美术”一词在产生之初,其含义是与西方的fineart十分吻合的。然而,日本在将“美术”融入本土的现代性文化建构过程中,却使“美术”与fineart的原意发生了一些偏离。“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6]刘剑虹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在设立“美术”科目中表露出来的功利的文化建构心理,这种“功利”色彩是有悖于西文中fineart的原意的。然而结合当时日本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来看,日本人对于“fineart”的偏离并不是出自一种文化翻译上的轻率,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不存在被动的接受者。结合日本人将“美术”科目设立在工科之下的学科建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美术”是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但是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在民族自立、自强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文化功利心态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正是当时中国迫不急待地接受了包括“美术”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式西方外来词汇的深层原因。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游学》,这种文化功利心态表露无遗:“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三、“美术”在中国的生成 根据邵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是向中国引进“美术”日文译语的第一人———“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书后所附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art’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8]1904年,王国维在其连载文章《<红楼梦>评论》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一词。王国维主要在三个层面来使用“美术”,一是接近于西方的“fineart”———“而美术中以诗歌、小说、戏曲为顶点”;二是艺术、艺术表现———“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以及解脱之道”;三是美学———“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5]而在王国维发表的以“美术”为题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文中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9](P105),可见,“美术”在学者身份的王国维那里尚处于一种含混使用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含混中更偏向于“美术”的“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是从日文译词中接受了“美术”,但是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却更多地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这里就又给我们呈现出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美术”一词在日文中一开始便被用于艺术(品)的器物层面,而在中文中一开始则被用于艺术(品)的精神层面。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撰文《图画修得法》,其中有:“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并称法国为“世界大美术国”。[10](P116)画家身份的李叔同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要相对接近一些。但在文章中,对于什么是“美术”,李叔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王国维与李叔同在使用“美术”一词上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学者与艺术家在“美术”认知、体验上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作为艺术而非美学的“美术”认知是由刘师培来促成的。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从中国本土的艺术出发,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美术”及其范畴。“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皆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以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即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又有,“汉印、汉碑,所图之物,不外指事象形……汉代美术,至此可窥。”另,在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中,提出“美术”是“乃以饰观为主者也”的原则,这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造型艺术”了。[5]在此,刘师培通过金石、水墨、书法、印章中国传统艺术来讨论“美术”的文化自觉与同期日本将传统的水墨画排除在“美术”之外的作法又形成了接受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间”实践中的一个比照。作为舶来品的“美术”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中,鲁迅对“美术”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12年,鲁迅为刚成立的“美术调查处”拟定的工作中清楚表明了“美术”是指雕刻、绘画的现代立场。1913年2月,鲁迅以周树人本名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美术”既泛指“艺术,”又专指“造型艺术”,在用法上与fineart的原意非常接近。《意见书》共分四段,分别阐释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在讨论美术的普及中,鲁迅在“美术”的“造型艺术”意义上提出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对二者作出了区分———“所列物品,为旧时中国固有之美术品”(美术馆)与“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美术展览会)。 四、“美术”的生成与文化操作 在将“美术”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放到一起来阐释的意义上看,“美术”在中国历经王国维、李叔同、刘师培等先贤的阐释,其内涵逐渐从一种美术之“道”落实到了实物的层面。从“美术”的“西学东渐”历程上看,“美术”在东方语境中的首次亮相是伴随着博览会上的艺术品展示而来的。而当“美术”在中国开始“播布”(普及),美术又一次显示了与“展示”的联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美术”从哲学意味、艺术学意味转而进入实物层面并得到最终的确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思维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美术”的“西学东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体制模式输出。在这种文化体制模式中,“美术”与对美术(品)的公共“展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设想一下,只有西方“油画”,而无对西方“油画”所作的公开“展示”,作为一个外来画种的“油画”如何能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取得“先进性”和“合法性”。并且从文化体制模式的输出上看,只有将“美术”作实物层面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体制模式才能真正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美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能来进行理解。1911年,第一套《美术丛书》编著。1912年,国民政府设立“美术调查处”。同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会;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17年,第一部美术著作撰写。1918年,第一本美术杂志发行……虽然同期,音乐、文学并没有完全从“美术”中脱离,狭义的“美术”与“图画”并存,“画会”与“美术协会”并存,但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包括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展示空间、艺术批评、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和公众的艺术世界体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现。如果说在对于“美术”的最初选择上,日本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初衷,那么在后续的现代性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性格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不同选择,中国的“美术”发展与日本又渐渐形成了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美术馆馆藏品中没有一件西方艺术作品。这与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用以立馆的日本美术馆实践形成鲜明的反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清洗,“美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最终界定。1919年,紧随“文学革命”之后,吕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窃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art),此通行之区别也……尤亟宜革命……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枯荣也。”同刊同期,陈独秀撰文《美术革命———答吕澄》:“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说起美术革命来……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12]在吕澄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美术革命”的紧迫性;二是将“美术”与“文学”并举。并且这两点又共同指向了“美术”的“写实性”,而“美术”的“写实性”是对应当时文化传播中的“可操作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彼时文学和美术对“写实性”热烈追求并不出于一种理想状态的纯粹审美判断。同时,撇开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谈,当“美术”界定经一本刊物的发表在民众中形成了普遍认知这样一个事实成立的时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美术)机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何以“美术”在中国会缩小了外延并最终界定于造型艺术、甚至绘画———这背后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主体在文化体制操作中的理念。这个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荣《绪言•革命军》)“美术”在东方民族国家最终被界定为“造型艺术”的专指,乃是出自一种功利的文化建构考虑。此前,我们已经知道“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初,虽然在概念上与美学、艺术表现等混生,但外延上与fineart是基本吻合的。使得专指“造型艺术”的“美术”从泛“美术”中独立出来的,是附带在“造型艺术”身上的最能适应文化建构需要的“展示”、“传播”功能。其中,造型艺术的公共“展示”特别暗示出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领域”。因此“展示”是“传播”的基础。中国的艺术批评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木刻家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前卫”在这里作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解,然而联系左翼木刻家联盟的倡导者鲁迅的提倡新木刻运动的初衷———“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难见出艺术现代性追求背后为革命所“用”的功利目的。再进一步联系“美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基本分类———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其中版画、连环画、宣传画这三个画种由于媒介上的“工具”意味,都暗示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化普及意识。这种美术分类思路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展览组织原则之一。明了“美术界定”历史生成的“跨历史文化语境”实践,明了民族国家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困顿和选择,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艺术现代性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推动国家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在20世纪后期饱受当代艺术家诟病的向国家意识形态投诚的根源所在。 美术史小论文:地方美术史研究状况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经典意义上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人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人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人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赛《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桃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12环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e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版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裹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人。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肪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铺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41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撰文强调了这种关联: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一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人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人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蔽与全貌。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人。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872一1911 申报 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篇、李松主编的 ((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6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揉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 ((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篇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 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人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昊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人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其((古代艺术史》(月殆勿尽oIAn~tA材,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人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一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干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人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人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 home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赛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察之偶异,南人北察,北人南察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川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人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饭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人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人,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美术史小论文:民俗美术历史命运 一、泥人张彩塑艺术综述 1、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 “泥人张”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简称,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是中华民族雕塑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徐悲鸿先生称赞泥人张彩塑为“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不足多也”,又称“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徐悲鸿《对泥人感言》,收入《大陆杂志》第一卷1期,1932年7月1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道光和光绪时期,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性彩塑泥人雅俗共赏,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张明山被时人称作“泥人张”,他所创作的泥塑艺术被称为“泥人张彩塑艺术”亦简称为“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被张明山的子孙继承,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六代,各代艺术家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尽管每一代的泥人张艺术家们的艺术制作水平各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各代泥人张的艺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一些共通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因素,因而是可以从一个“流派”的视角上来对“泥人张”艺术加以考察。 2、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定义及特征 泥人张彩塑艺术是民间美术中较高级层次的美术类型,它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产生的,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市民的精神、审美的需求,甚至是部分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精神需求,它是一种高雅化了的民间艺术。“狭义的泥人张彩塑”就是指张明山和张玉亭二人创作的,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高度写实风格的,强调比例准确,敷彩雅丽,以反映清末民国初社会生活的泥质雕塑作品。由此可以引申出“广义的泥人张彩塑”概念: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风格写实,形象准确,敷彩雅致,有张明山明确师承关系的传人的作品的泥塑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郎绍君先生认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敷彩、泥塑、小尺寸、形象的真实性。(《天津文化史料》第四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3年,第37页。) 二、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面临问题及原因 1、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泥人张彩塑作品良莠不齐,名称使用混乱。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品是有其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样式的。不是泥塑制品、泥塑工艺品就是“泥人张”,现在很多泥娃娃、泥制脸谱都不是泥人张彩塑,即使是某些大型泥塑制品,自称是“泥人张”彩塑作品也多是一些伪劣之作。第二、传统泥人张彩塑艺术制作水平正在下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高度写实的小型彩塑,其技法是复杂的,其制作技术是高难度的,但目前具有传统泥人张彩塑制作水平的艺术工作者非常少。第三、缺少继承者,后继乏力。泥人张彩塑艺术同其它很多民间、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继承者,尤其是缺少优秀的、有天赋的继承者。社会在转型,传统民族艺术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没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喜欢和想去学习民族艺术了。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了解民间艺术理论,正确对待民族艺术。“泥人张”艺术是由张明山创建的,后以家族方式传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应该重新审视民族艺术,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泥人张艺术的发展现状,明辨是非,分清真伪,正确对待民族艺术。 2、泥人张彩塑艺术现状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文化转型。泥人张彩塑艺术同中国其他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生存问题,其最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民族艺术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正在消失。以泥人张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正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文明、文化正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第二、随着经济型社会的来临,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影响泥人张彩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在促进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所谓大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衰微的原因。某些艺术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很好的生存,某些民族艺术却因市场经济而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对待有能力自我生存的民族艺术,国家、政府应该让它们自由的生长。第 三、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研究不够。 国家、政府应该给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民族艺术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条件研究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分析其价值与意义,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确实是民族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应该让其传承、发展和延续 三、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命运 1、泥人张彩塑艺术正处于一个衰落的势态。泥人张彩塑艺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后期,正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本质还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们对民间美术的需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况,泥人张彩塑艺术确实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趋势。 2、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优秀的民族艺术,是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优秀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非常值得去保护和发展。 3、泥人张彩塑艺术正趋向高雅化、纯艺术化,重新成为商品型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代表,当泥人张彩塑艺术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之后,创作者的精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加强,泥人张彩塑一开始就是处于雅化了的俗艺术的状态。泥人张彩塑正趋向纯艺术化,所谓“纯艺术”,简单讲就是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都是被当作雕塑艺术品来收藏、欣赏或作为礼品来传递的。 4、泥人张彩塑艺术趋向旅游商品化。泥人张彩塑在其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是作为精神性商品而存在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精神性商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商业社会,泥人张彩塑艺术品作为天津地区的特色艺术品而再度成为商品,其生产和销售成为天津文化产业中很重要的旅游纪念商品经营实体。为了满足数量巨大但购买能力小的旅游者们,泥人张彩塑“变形”出来了大量的泥娃娃艺术品,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了巨大冲击,假的泥人张彩塑——泥娃娃、泥脸谱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而成为“泥人张彩塑”的代名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旅游纪念商品化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护、延续了泥人张彩塑艺术;但另一方面,泥人张旅游纪念商品化促使泥人张彩塑产生了低端变形,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里所讲的“异化”现象,艺术品不再以客观审美作为唯一标准了,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经济的影响而转变成为纯粹经济的产物,很多所谓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粗制滥造,甚至是以假充真。泥人张彩塑艺术因旅游纪念品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艺术格调与品位。只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呈现了没有传承人尤其是优秀传承人的困窘局面。正是泥人张旅游商品化导致了如今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混乱现状。如果现在不去及时纠正而且还是一味去袒护这种错误,天津将失去“泥人张”这个民族、民间艺术瑰宝。 四、正常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建议设想 1、认真执行国家所制定的艺术政策、法规。国家、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了很多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是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项民族文化之上的,这就需要依靠天津市政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法规、措施。 2、真正关心、重视、研究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对泥人张艺术的研究成果已不能满足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也影响了现在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正确认识。只有依据正确、客观、详尽的理论分析,政府才能更好解决泥人张彩塑所面临到的问题,更好的发展、保护泥人张彩塑艺术。 3、正确、合理的控制利用泥人张文化经济资源。鉴于泥人张旅游纪念艺术品存在着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应该由专门组织来控制“泥人张”这个重要的无形资源和由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把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资金进行正确、合理的使用,使资金能去资助那些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真正传承人,去资助泥人张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展示和维护。 4、成立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由此机构总结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确定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标准和泥人张彩塑艺术传承人的标准,梳理明确的泥人张师承关系,确定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去伪存真、去劣存优。 5、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认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征和意义。以泥人张彩塑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知识必须由整个中华民众自发、自觉、自愿的去喜欢,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广大民众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土壤、根基,民族艺术的普及性教育是弘扬、保护民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6、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为主,发展为辅。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色就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保护为主,而不是求新求变。当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变,泥人张彩塑艺术也应该有所发展,但此发展不应该脱离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标准。 五、当代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 1、民间美术正失去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濒临灭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民间美术中所依存的大环境、建筑、生活方式、人生观、社会观、精神消费方式(娱乐)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被引进了中国,它们逐渐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和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自强发展。 2、传统民间美术亟待普及、传播。人民大众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传承者,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民间的美术几乎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民间美术的土壤是民间,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使民间美术能够长久传播的基础。 3、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过大。首先,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现在民间美术的艺术作品已经都只是为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外国人来生产制作的,这种购买群体的变化必然使民间艺术生产者的审美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艺术风貌,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稚拙的美。 其次,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的表现是制造“伪民俗”。现在很多地区借助旅游热的兴起而大搞“伪民俗”,单一的经济目的驱使使许多民间美术开始走形变味,许多地区以虚假的民间美术代替了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以质量次的民间美术作品代替质量高的民间美术作品。 4、 对民间美术研究不够,缺乏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的民间美术浩如烟海,而真正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少之又少。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够,自然也就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缺乏专业人才是中国当代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混乱的重要原因。 美术史小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史小论文:现实主义美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摘要: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对于欧洲美术乃至世界各国的美术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德国、俄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给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该文对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及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 关键词:现实主义美术;欧洲;亚洲;地位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取代了长期占据核心的浪漫主义美术的地位。通过研究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背景下现实主义美术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从中掌握一些核心的美术史论观点;同时,这些对于今天美术史的发展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值得深入研究。 一、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 1.注重现实 从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背景和选材来看,该类美术作品主要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描绘,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眼中的现实生活。另外,其美术题材也大多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都市生活。 2.尊重客观 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其作品与史论著述中都必须客观地贴近现实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福楼拜就曾经说过杰出的艺术应该高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并且应具有明显的科学、客观性等特征。 3.重视科学 纵观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社会围绕科学发展,因科学而繁荣,也因科学而进步,因此这些核心价值观也深深印在了艺术家的心中,并表现明显。4.勇于批判热爱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社会中种种恶习与束缚人性的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开始追求视觉上的真实性,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与欺骗展开批判,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1.法国 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诞生于19世纪,具有代表性艺术家有柯罗、卢梭、米勒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大自然和浓浓的乡土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美术创作,热情歌颂人们的朴质生活和劳动价值,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美术作品。 2.英国 英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是欧洲大陆之外,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发展的现实主义美术。集中表现在风景画大师康斯太布尔、荷加斯等人倡导的自然风光作品中,并以康斯太布尔的代表作《运干草的马车》等最具影响力。 3.俄国 19世纪的俄国深受沙皇统治的压迫,其现实主义美术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以特罗平宁、列宾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与人民的善良品质,对腐化的社会形态予以批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俄国虽然并不是最先发起,但依旧有卓越的影响力。4.德国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平静。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如门采尔与珂勒惠支等。《织工暴动》等美术作品批判了冷血的反动统治者,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 三、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1.中国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美术家根据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内心情感现状等特征,以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展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其中以徐悲鸿、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影响最为深远。 2.日本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流传到日本时,日本已是明治维新之后充斥矛盾的社会。基于日本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日本艺术家借助有识之士的民主主义思想,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日本诸多艺术家中,以喜多川歌麿、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的作品最有说服力,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当然,受现实主义美术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现实主义美术,可以发现现实主义美术也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主流的美术流派。 结语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世界美术领域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过分关注形式语言等。但是,现实主义美术及其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环境,坚持以一种科学、批判的艺术创作思想进行创作,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引领人们不断朝着健康、幸福的未来前进。这些放在当下的美术发展进程中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作者:黄永成 美术史小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 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教学历史文化论文 一、信阳地区的民间艺术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师要改变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结合信阳地区的美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放映影音、照片资料等,也可以就地取材,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美术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在上建筑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利用信阳鸡公山上的“万国建筑”讲解各国建筑特色和建筑构造;在上手工艺制作课程时,教师可以教学生制作皮影,这样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民间手工艺。利用这些民间手艺结合教材开展美术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家乡艺术的了解,从而使学生发现自己身边就有这么出色的艺术,更能深刻地明白、体会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教师可以把美术课堂移到室外,进行野外考察和写生练习,让学生感受信阳的自然风光之美,了解信阳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积累文化知识和创作灵感,提升文化素养。如,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进行景观理论知识的传授,然后根据信阳当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进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考察信阳市浉河公园,分析公园的整体景观设计,这样的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信阳毛尖茶叶全国闻名,在信阳,茶叶生产非常广泛,茶园遍布。茶文化是信阳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由“茶文化”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教学科研活动。如,教师可以讲授茶的历史以及与茶有关的古诗词,然后引申到信阳毛尖,讲解信阳毛尖的发展史,使学生对信阳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带领学生到信阳市博物馆中的茶文化馆参观茶叶的制作技艺和过程,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阳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信阳毛尖”为主题,让学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或是茶叶标志设计。由于前期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创作出有内涵、设计感强的包装作品。同时,教师可以将课堂练习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信阳每年一度的茶文化节的宣传海报设计,并联系信阳本地茶厂和茶叶经营企业,推荐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争取投入市场,变成真正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信阳本土茶文化的传播。信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美术教学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仅可以拓展美术教学的范畴、优化美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信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作者:甘露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与对策:探讨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 【摘要】企业如何接受和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并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方案,迅速执行,持续提升,最终形成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是企业得以“长寿”的关键所在。如何全面的构建企业系统化的运作方式和工商管理体系是当前企业所必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 【引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科技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唯一不变就是改变”这一观念也以及逐步深入了各个企业的建设当中。在当今社会巨变、快变的环境当中,许多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更加难以预料和捉摸,如果企业始终保持固有的发展方式而不进行主动的创新或变革,那么这些企业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发展速度。 鉴于当前企业内部管理的工商登记工作的起步发展较晚,在这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监督和管控能力。因此,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加强对工商管理每项活动中每个环节的行为规范,同时常见与企业相适应的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不仅有助于企业对自身的组织行为进行监管,而且对于提高企业的工商管理能力和健全建立企业不同部门的管理制度而言也是极其必要的。 1.企业建立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意义 1.1建立工商内部登记的管理机制 创建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能够使企业集团公司充分认识到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在防范企业法律风险,对煤炭企业的管理在改革发展方面及控制方面起到了的有效的促进作用,形成一个将独立、综合、系统的工商管理工作,并使其纳入法律事务部的业务职责范围[1]。 1.2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的创建是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 保证企业合理存在并持续经营的资格和对外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是依法办理企业设立、变更、年检等工商登记事项。因此加强工商管理登记工作、创建系统化模式,是减少企业集团在组建和并购以及资源扩张等方面存在的风险的必要条件。 1.3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的创建是提高企业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需要 工商登记内部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对企业及所属子分公司涉及的企业设立登记、注销登记、变更登记、年检、备案等工商管理登记活动进行管制。各种资质证照与工商执照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企业内部的工商登记管理与投资管理活动、项目管理活动、人员管理活动、机构管理活动、股权管理活动、以及财税管理活动各项管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1.4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的创建是实现工商登记内部管理转变的需要 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工商登记管理也是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重要环节。企业公司本着控制事前、事中为主的工作原则以控制法律风险,实现管理人员的工作模式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阶段到全过程参与的转变,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控制能力。 1.5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的创建是提升企业的内部监管能力的必然要求 工商登记内部管理模式的建立是适应企煤炭业集团管理体制要求的管理,并且保障各企业为公司顺利推进各项改革发展工作做出积极贡献。使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2.系统化的企业集团的工商管理模式 创建的内涵及主要做法系统论要求将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统筹考虑的理论是适应企业管理和控制要求的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运用到企业工商登记管理中,也就是在办理工商执照及各种资质证照的时候需要进行协调推进和统筹考虑。 2.1加强工商管理意识 加强企业工商管理工作的意识和认识及重视程度,加强对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的大力宣传,引导相关责任人树立依法加强工商登记管理的意识,为公司顺利推进各项改革发展工作做出积极贡献。以观念创新为先导,拓宽管理视野。树立现代管理观念是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前提,先进的管理观念才会带来先进的管理模式,落后的管理总是因为落后的观念而导致。 管理观念的创新要求企业管理层必须树立四种创新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坚持科学发展观,放弃权力本位的思想,管理要以人为中心,把提高员工的素质,满足员工的需要,不论资排辈,唯才是用。二是拓宽管理视野的理念,改变过去管理视野的局限,积极主动拓宽市场,寻找商机,实行全面管理的新理念。三是与时俱进的观念,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当代企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趋势、新动向,摒弃守旧的生产经营观念。四是树立在发展中壮大的观念,管理层应该致力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不断深化改革,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2建立健全企业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体系 2.2.1加强工商管理的队伍建设 开设针对工商管理员对工商登记管理业务的相关训练班,聘请经验丰富的工商管理人员讲解工商登记业务知识,及时向各个部门关于工商登记业务的法律法规,以加强业务交流与培训来加强工商管理队伍的建设,以提高工商登记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逐渐形成一支懂业务、懂法律的管理队伍[3]。 2.2.2建立健全工商管理机构,有效完制度体系的建立 大力发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对工商登记内部管理的主管部门办理集团公司自身登记事项的职责,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的职责,参与相关法律文件的审查论证的职责,审核分公司工商登记事项的表格材料的职责等。如为加强企业子分公司的管理提出清理整合的意见等以完善工商管理的制度体系。 2.3协调整理工商登记业务与相关业务的关系 企业工商登记业务与许多相关的业务关系有密切联系,因为企业主体资格的全过程包括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等环节,参股、控股公司的工商登记事项也要经过本企业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策,甚至有特殊的工商登记事项还要上报省政府国资委审核批准。这些业务会涉及到包括人力资源部门、企业管理部门、资本运营部门、战略发展部门、审计部门、战略发展部门、资本运营部门、房地产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工会等部门。 2.4加强分公司管控,缩减工商管理链条,防范开办企业集团法律风险 为防范法律风险、加强分公司管理,应重点对分公司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分公司的设立进行严格控制,整顿清理注销部分子、分公司,严格分公司管理,减少对外经营主体。 2.5规范和保证营业执照注销工作的程序 企业单位应规范其营业执照的注销工作,并作出明确规定,对子、分公司需要注销的营业执照的情况必须依法履行注销程序,在工商机关吊销之前应妥善做好管理人员的安置工作、相关档案的交接工作、一些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以及资产的处置工作等,保证营业执照注销工作的规范性。 2.6严禁无照经营和杜绝违反工商登记的行为 为了有效地保证煤炭企业合法持续经营的资格,不管是企业还是所属各个单位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按照正规的程序、期限、条件办理设立、变更、注销、年检等工商登记事项,必须保证其合法性。如果未经工商机关登记办理经营执照的,企业机关或者所属单位一律不得以公司、分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已经办理营业执照的不允许把其出借或出租给他人,或转让给他人使用。 3.结语 就目前许多企业的实践情况而言,建立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是未来发展的必然目标和趋势。但由于很多企业存在着基础管理体系较为薄弱等问题,许多核心业务的管理活动不能进行有效的提升和开展。所以,如何依据权变思想和系统思想的概念并以此为指导,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从实际上解决企业的提升和发展问题,同样也需要受到各企业主的关注与重视。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与对策:刍议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构筑方法 摘 要:在企业中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不仅能够良好地控制企业本身的组织行为,还能在企业中各部门制定管理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在企业中构筑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并阐述了构筑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意义以及构筑方法。 关键词:系统化 工商管理模式 构筑方法 健康发展 目前,在很多企业中都没有形成对工商管理的正确认识,甚至不清楚工商管理的性质与工作内容,对工商管理的忽视导致管理部门形同虚设,这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企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工商管理的重视程度,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 一、构筑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1.为企业实现发展目标创造前提。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环境下持续经营,必须把握好存在上的合法性与永续性,同时还要积极扩展外部市场,而要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年检或企业变更等工商事项的办理。这样,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并强化工商管理方面的登记等工作,就能减少在组建企业或者并购其他企业的过程中的风险,还能够为扩展外部市场创造必要的前提准备。 2.是企业加强管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必要条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工商登记管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环节,也是对企业以及企业的分公司等在设立、变更以及注销方面或者年检等工商管理活动进行合法的管制。在企业中,工商管理执照与企业所涉及的各种合格证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同时,工商登记管理也与企业进行的各项活动的管理如投资管理、机构管理、项目管理、股权管理等都息息相关,是保证各项活动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 二、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 1.强化管理意识。要构筑企业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必须强化企业对工商管理的意识,并加强企业对工商管理相关工作部门的重视程度,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使他们不断加强自身的工作责任心,积极做好各项登记管理活动,为企业各项发展与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从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就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的管理观念要与时俱进,能够不断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需求。管理观念适应时代就能创造符合时代要求的管理模式,从而对企业发展起促进作用,而落后的观念必然导致落后的管理。为了保证管理观念能够与时俱进,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并满足工作人员的正常需求,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贤,不论资排辈。 其次,要不断拓展管理视野,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管理视野也要不断改进,工作人员必须突破原有视野所具有的局限性,不再被动的等待商机,而是要积极的投入市场,了解市场动向,并寻求商机,从而形成全新的管理理念。 再次,观念要与时俱进,能够对时代的发展走向进行适时分析,从而创新经营理念,随着企业管理领域不断的产生新趋势,工作人员也必须针对这些新趋势做出积极的管理调整,使经营理念能够不断满足时代的需要,市场的需要。 最后,要树立远大的目标。管理层的工作人员应该将自己的前途与企业的前途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树立远大的目标,在企业的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为企业的壮大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不但能使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使自身的竞争力不断得到加强。 2.健全管理体系。健全管理机构。(1)在企业中要强调法律事务部的职责:为企业自身办理登记相关事项,在相关的法律文件的制定过程中要积极的参与并进行审查与论证,为企业内部制定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对企业分公司的各项工商登记事务所产生的表格式的资料要进行严格的审核等。将工商登记管理事务纳入法律事务部的职责范围内,从而为企业把好关,使企业避免出现法律风险等问题。 (2)完善制度体系。要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不断完善企业的制度体系。例如,为了加强企业对分公司的管理,可以采取清理整合的方式。 (3)强化队伍素质。在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时,必须把握好工作人员的素质问题。企业可以定期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充分掌握工商登记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可以专门聘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来为工作人员传授相关的知识及经验,使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同时,还要不断加强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业务工作。通过这几项措施,不断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及法律意识,长此以往,使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从而在合法的范围内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效益。 3.规范执照注销程序。在企业及企业的分公司中,要严格的规范各种执照的注销程序。必须针对注销程序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在注销执照时要严格的依法进行操作,而且在执照被吊销前,必须保证相关的管理人员已经被安置稳妥,做好相关资料的交接任务,并对原有的资金、设备等进行妥善安排,不断规范执照的注销环节,使其合法、合理,使企业更加规范。 4.协调与其它业务的关系。在企业中,工商登记业务并不是孤立的一个环节,它与很多业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相关业务又涉及企业的很多部门,例如人力资源部、资本运营部、审计部以及法律事务部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缺少任何一个业务部门都无法保证企业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在构筑企业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时,必须协调好工商管理与其它部门的关系,使各个业务部门都能积极的配合新的管理机制的建立,从而保证各项事务能够正常有序的运行。 5.杜绝违法行为。为了保证企业能够持续合法经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各项业务都应该在法律规定的合法范围内运行。企业要按照法律规定来办理企业及分公司的设立、注销及变更等事项的登记活动。没有经过工商机关进行执照办理的单位,企业及相关部门都不能向外界进行经营活动,当然,成功办理好营业执照的也不能再向他人进行出租或转让。 三、构筑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意义 1.利于转变工作模式。工商登记内部的管理工作是法律事务部所承担的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在防范企业发生违法犯法等现象的过程中,工商登记管理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为企业避免出现法律风险提供基本保证。因此,企业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使工商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改变了只参与登记手续的办理工作的模式,而是积极的参与到整个工作的过程,采取事前进行良好控制,发展过程要重点把握的工作原则,这样就能够保证企业避免法律风险,有效的增强企业在管理上的控制能力。 2.利于创建初步的管理机制。在企业中构筑企业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能够使企业对工商登记管理的实质得以充分了解,加强对工商管理的重视,明白工商登记管理能够促使企业避免出现法律风险,还能对企业的改革发展过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样就能使工商管理的工作成为一个综合兼独立并存的过程,并成为法律事务部所负责的职责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工商管理机制得以初步创立。 3.利于提升企业控制力。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的构筑是在企业管理机制的要求之下进行的,能够为企业进行各项工作的发展与改善提供必要的前提准备,并能够对企业在进行营业执照的注销等活动时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并对企业其他各项事务进行登记管理,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控制能力及管理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企业中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能够在企业进行各项工作的发展与改革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不但能够转变企业的工作模式,还有助于企业建立初步的工商管理机制,从而完善企业内部的法律结构,提升企业对各项事务工作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为企业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能够屹立不倒提供基本的保障。因此,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构筑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不断健全管理体制,强化管理意识,并规范营业执照的注销程序,协调好管理与其他业务之间的关系,严格杜绝违纪违法等行为,使企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与对策: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下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对策 【摘 要】我国经济结构体系正在发生着转型与变化,企业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形势下,面临了更多的经营风险与发展机会。工商管理作为一个新的管理热门,已经逐渐的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的重视,并且成为管理者的重要管理内容。本文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形势下企业工商管理模式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有效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经济结构转型;企业工商管理;发展;对策 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主体,企业的发展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在对于企业自身发展与成长的过程中,管理因素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提高企业自身管理水平,一直以来都是企业管理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工商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对于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与建设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形势下,企业如何更好的运用工商管理模式,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更好的适应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当下企业发展所应该考虑的重要内容。 1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内涵 企业工商管理的概念是指企业利用现代的管理思维与管理方法,对于企业的经营决策、运营管理以及企业生存发展进行有效的控制。企业工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学习的课程内容,其蕴含了企业的经营发展、文化建设、影响力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实现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在高校教学工作中,工商管理是一项常设的课程专业,具有较高的价值,是企业管理者应该重点学习的内容,并且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企业工商管理专业的内容涉及了企业组织活动、财务会议、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日常工作等多方面的管理内容,是促进企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企业工作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有力保障。 2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作用 2.1 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运用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成本控制能力,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企业通过运用先进的工商管理理念,可以对现有管理流程进行精简,合理规划管理工作,有效的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流程的效率,促进企业更好的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2.2 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发展目标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运用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制定发展方案,并且对自身的运营情况进行清晰的调查,保证企业日后发展目标的科学与合理,对于企业的走向进行明确的把握,避免企业由于发展道路不明确,影响企业的良性成长。 2.3 充分地挖掘员工潜能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运用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更好的挖掘人才潜能。人才是组成企业的重要部分,工商管理模式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划,通过确定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让员工积极的参与到工作当中,进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的发展。 2.4 明确企业财务状况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运用可以帮助企业认清自身财务状况,并且合理地构建资本结构。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对于企业的日常运营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企业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性保证。工商管理对于企业的资产结构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保证了企业投资应用的合理性。 3 我国企业工商管理模式的发展现状 3.1 管理水平不足 很多企业自身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忽视市场调研,不能顺应市场需求对于自身业务方向进行调整,使得企业的生产与市场出现脱节的现象,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企业的管理水平不足还体现在企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质量管理以及销售管理不够深入,难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持久化。 3.2 缺乏清晰的管理定位 现阶段,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正处于一个较大的变化形势当中,企业的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要求,企业管理主体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企业的重要追求目标,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如果不能清晰的对于自身管理进行定位,企业就难以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形势下完成自我发展。 3.3 企业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企业的管理制度是企业开展管理工作的基础,优秀、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保证企业政令通畅。部分企业的管理制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不足,致使企业管理工作相对混乱,企业的日常业务开展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大大的降低了企业的发展能力。 3.4 企业管理实施水平有待提高 有了管理制度需要管理人员具有良好的实施能力,目前企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管理人员自身素质不足,难以真正的将管理制度进行有效的执行。如果不能贯彻工商管理制度,就难以达到其应有效果,提高企业发展水平也就成了空谈。 4 如何更好的发展企业工商管理模式 4.1 加强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 优秀的人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新经济体制下,知识资源已经成为了企业的重要资产。对于企业的管理人才培养上,要给予管理人才足够的参与培训的机会,为企业提供更多、更优秀的工商管理人才。在对于培训机构的选择上,要保证培训机构的正规,并且保证管理机构具有良好的教学质量,培养专业的工商管理人才,为企业的管理提供良好的服务。 4.2 转变管理理念 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在大的经济环境体系下,企业管理工作也要积极的对于原有管理理念进行转变,并且正确认识到塑造企业品牌、文化,提供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性。工商管理工作的开展,要对于现有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并且以开放的意识来接受国外先进的管理意识,开放管理视野,真正的从思想意识层面上,提供企业的管理水平。 4.3 完善管理制度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保证企业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的基础,只有保证企业管理制度的有效性,才能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效的依据。企业管理者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企业管理效能。在管理制度的制定上,要明确不同岗位的职责划分,通过结合有效的激励制度,真正的让企业的管理工作得到贯彻与落实。 4.4 管理工作与人性化相结合 企业开展管理工作时,要以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来推动管理工作的进步。很多企业的管理工作仅仅以提高企业经济利益为目的,管理过程过于死板,造成企业人才流动率过高,人才队伍不稳定。由于管理工作缺乏人性化,使得企业人力资源不够稳定,给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人才断层。在企业进行管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应该将以人为本作为主要的原则和精神,通过开展人性化管理,进而体现工商管理制度的先进性。 5 结束语 企业要想真正的实现管理水平的提高,就必须要重视工商管理模式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形势下,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明确,应用工商管理模式对于企业的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并且培养先进的工商管理学人才,对于企业现有管理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改进,进而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将企业的员工价值进行充分的发挥,让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与对策: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创建研究 摘要:企业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并对各项工商管理活动中的各个环节的规范行为,不仅对煤炭企业集团自身组织行为的管控,建立健全各个部门管理制度以及提高煤炭企业工商管理的能力都是必要的选择。 关键词:煤炭企业 工商管理 系统化 1.企业集团公司创建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的意义 1.1创建工商登记内部管理机制 创建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能够使企业集团公司充分认识到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在防范企业法律风险,对煤炭企业的管理在改革发展方面及控制方面起到了的有效的促进作用,形成一个将独立、综合、系统的工商管理工作,并使其纳入法律事务部的业务职责范围。 1.2有利于实现工作模式在工商登记内部管理的转变 法律事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工商登记管理也是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重要环节。企业集团公司本着控制事前、事中为主的工作原则以控制法律风险,实现管理人员的工作模式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阶段到全过程参与的转变,有效地提升了集团公司的管理控制能力。 1.3有利于提升煤炭企业集团企业控制力 工商登记内部管理模式的建立是适应企煤炭业集团管理体制要求的管理,并且保障各煤炭企业为公司顺利推进各项改革发展工作做出积极贡献。使煤炭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2.系统化煤炭企业集团工商管理模式 创建的内涵及主要做法系统论要求将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统筹考虑的理论是适应煤炭企业管理和控制要求的工商管理系统化模式。运用到煤炭企业集团工商登记管理中,也就是在办理工商执照及各种资质证照的时候要统筹考虑,协调推进。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创建的主要做法是: 2.1加强工商管理意识 加强煤炭企业工商管理工作的意识和认识及重视程度,加强对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的大力宣传,引导相关责任人树立依法加强工商登记管理的意识,为公司顺利推进各项改革发展工作做出积极贡献。以观念创新为先导,拓宽管理视野。树立现代管理观念是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前提,先进的管理观念才会带来先进的管理模式,落后的管理总是因为落后的观念而导致。管理观念的创新要求企业管理层必须树立四种创新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坚持科学发展观,放弃权力本位的思想,管理要以人为中心,把提高员工的素质,满足员工的需要,不论资排辈,唯才是用。二是拓宽管理视野的理念,改变过去管理视野的局限,积极主动拓宽市场,寻找商机,实行全面管理的新理念。三是与时俱进的观念,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当代企业管理领域出现的新趋势、新动向,摒弃守旧的生产经营观念。四是树立在发展中壮大的观念,管理层应该致力于企业的发展壮大,不断深化改革,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2建立健全集团公司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体系 (1)加强工商管理的队伍建设。开设针对工商管理员对工商登记管理业务的相关训练班,聘请经验丰富的工商管理人员讲解工商登记业务知识,及时向各个部门关于工商登记业务的法律法规,以加强业务交流与培训来加强工商管理队伍的建设,以提高工商登记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逐渐形成一支懂业务、懂法律的管理队伍。 (2)建立健全工商管理机构。大力发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对工商登记内部管理的主管部门办理集团公司自身登记事项的职责,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的职责,参与相关法律文件的审查论证的职责,审核分公司工商登记事项的表格材料的职责等。 (3)制度体系需有效完善。如为加强煤炭企业子分公司的管理提出清理整合的意见等以完善工商管理的制度体系。 2.3协调整理工商登记业务与相关业务的关系 煤炭企业工商登记业务与许多相关的业务关系有密切联系,因为煤炭企业主体资格的全过程包括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等环节,参股、控股公司的工商登记事项也要经过本企业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决策,甚至有特殊的工商登记事项还要上报省政府国资委审核批准。这些业务会涉及到包括人力资源部门、企业管理部门、资本运营部门、战略发展部门、审计部门、战略发展部门、资本运营部门、房地产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工会等部门。 2.4加强分公司管控,缩减工商管理链条,防范开办企业集团法律风险 为防范法律风险、加强分公司管理,应重点对分公司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分公司的设立进行严格控制,整顿清理注销部分子、分公司,严格分公司管理,减少对外经营主体。 2.5规范和保证营业执照注销工作的程序 集团公司应规范其营业执照的注销工作,并作出明确规定,对子、分公司需要注销的营业执照的情况必须依法履行注销程序,在工商机关吊销之前应妥善做好管理人员的安置工作、相关档案的交接工作、一些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以及资产的处置工作等,保证营业执照注销工作的规范性。 2.6严禁无照经营和杜绝违反工商登记的行为 为了有效地保证煤炭企业合法持续经营的资格,不管是集团公司还是所属各个单位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按照正规的程序、期限、条件办理设立、变更、注销、年检等工商登记事项,必须保证其合法性。如果未经工商机关登记办理经营执照的,企业机关或者所属单位一律不得以公司、分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已经办理营业执照的不允许把其出借或出租给他人,或转让给他人使用。 企业工商管理模式与对策:浅谈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创建 摘要:本文主要对企业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创建进行了探讨。文中首先分析了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对于企业的重要性,然后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提出了实现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有效措施。 关键字: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系统化、管理模式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加,通过工商管理培训,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已经越来越重要。但实际上,目前还有很多企业没有对工商管理形成正确认识,也就根本谈不上创建系统化的工商管理模式,企业的管理部门依旧按照以前的传统模式在运行,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管理效率,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这种状况亟需改变。 一、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分析 1、明确工商登记内部管理的重要性,完善管理机制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发展意义,它不仅能够使企业明确自身的经营范围和职责所在,还能够对企业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防范,避免企业陷入法律纠纷中,影响企业正常运营。同时,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经营模式的改革创新,为企业注入新的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效率。通过这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保证企业时刻具有新鲜的发展活力和充足的动力,推动企业快速、持续发展[1]。 2、通过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实现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 就目前企业管理情况而言,通过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实现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是企业内部管理工作中,做好法律事务管理环节的最佳选择。在对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的控制管理工作上,应该通过工商登记内部管理工作,建立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对潜在的法律风险,从传统的事后解决转换到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进而有效提高对法律风险的控制管理能力,提升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 3、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可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 自从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企业就已经开始逐渐实现跨国经营和国际化经营,所以,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和提升企业控制能力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具体如何才能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集国际金融、财务管理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为一体的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进而保证企业内部经营模式和管理机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控制能力,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实现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有效措施 1、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工商管理意识 意识形态决定着企业发展的方向。为能够尽快适应时展以及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的需求,保证企业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落后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树立起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创建工商管理模式将是最佳的方法和手段,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这种模式的建立从改变意识开始。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工商管理意识,明确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的创建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并对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性;其次,要保证企业改革的创新性。如今的经济发展形势千变万化,所以并不是说企业创建了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应该时刻关注经济变化,在实现工商管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对当前管理模式进行适当改革和创新,保证管理模式应用的高效性,有效促进企业发展[2]。 2、健全工商管理机构,完善管理体制 工商管理人才缺乏,是当前我国企业在实现工商管理模式上的最大阻碍。为此,现在很多企业开始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并大量招聘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以期通过这些方式来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工商管理意识和工商管理工作效率。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在加强人员培训的同时,不断优化管理机构,完善管理体制。第一,从企业内部着手,改变管理机构冗杂的局面,建立健全工商管理组织机构;其二,按照工商管理机制的要求,制定可行性的参考标准,促进工商管理制度的可实施性,保证工商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第三,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在工商管理机构框架下的所有流程能按照规定实施和运行。 3、对工商登记业务与其他业务进行协调处理 在企业的工商管理工作中,工商登记业务一定会跟其他的一些相关业务之间拥有一定联系,要妥善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就要协调好工商登记业务与这些相关业务之间的关系,避免留下隐患。比如,在企业工商登记业务中,一定会涉及到企业的设立、经营模式的变更以及相关业务需要注销等事情的处理,而这些事情,可能就需要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资本运营管理部门、企业发展战略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进行业务上的接触,而当此时,就应该协调处理好彼此之间的联系,做好业务,杜绝出现隐患。 4、保证企业依法经营 企业的经营应该严格按照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依法进行运营。首先,企业应该依法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按正规程序,对企业的设立、经营模式的变更以及相关业务注销等相关事项进行办理,保证企业合法经营,不会出现法律安全隐患。其次,如果没有得到法律允许,企业不得借用他人的营业执照进行经营,也不得私自将运营执照转借或者是租给他人用以企业经营使用[3]。 5、加强对企业子公司的控制管理 对于企业子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定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首先,对子公司的成立要进行严密把关,确定其合法性。其次,要做好过程管理,保证子公司运行的合法合规。最后,如果某些子公司需要注销,也要进行严格管理,依法对人员的交接手续进行办理,并妥善处理好子公司的债务、债权问题,依法注销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注册信息。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我国企业所要面临的挑战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为了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企业必须尽快创建系统化工商管理模式,并不断加以完善,以顺应时展需求,推动企业发展。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前景探析 [摘 要] 成人教育的目的是实施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具有社会性和正规性等特性;成人教育的类别和形式是多元的;成人教育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 [关键词] 成人教育 终身教育 发展前景 中国 探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教育也出现了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成人教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人教育发展迅猛,硕果累累,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将从成人教育的基本概念、特性、形式、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国成人教育壮观灿烂的前景。 一、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 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终身教育,是贯穿个体生命全过程的教育。其组织包括学龄前教育、学龄期青少年的各级学校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则是终身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业余、脱产或半脱产的途径对成人进行教育。终身教育的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生活质量,以适应社会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而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却在于:实施终身教育。成人教育更偏重于获取学历文凭,以满足社会及个人的需要。可以说:终身教育是教育观念和思想意识的问题,这是世界潮流;而成人教育则是具体教育环节和教育方式问题,是被国际公认的“顶点教育”。 二、成人教育的特性 成人的年龄、心理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成人教育的特性。 (一)成人教育具有“社会性”和“非正规性”。这是成人教育最主要的特性。 成人教育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质的教育活动。是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的、民间的教育。它的学习对象最多,并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及成人学习者教育的需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成人教育又是一种非传统的教育方式。在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上有较强的灵活性。它能够满足社会及成人学习者的需要。 (二)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成人学习者由于工作和自身条件的不同,自主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以满足生活及实际工作的需要。成人学习以自学为主,虽然有面授和答疑的机会,但毕竟有限,因而靠学习者自觉地学习。因此,成人学习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三)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成人教育有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之分。但当前成人选择学习的方式,一方面是为了自身工作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取得学历文凭。更多的成人学习者由于学历不达标而不能从事更理想的工作,也有一部分成人学习者则是由于工作的实际压力所迫而不得不再学习以增长知识,以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成人教育体现成人学习者的“创造性”和“成就感”。由于年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决定了成人独特的思维能力。因此,成人教育应该体现成人的“创造性”和“成就感”,让成人学习者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及对问题的分析研究以获得独特的见解,突出其独特性。同时成人教育学校还应该提供一定的平台,让学习者有机会把自己的创造成果展现出来,使其获得成功的喜悦。 (五)成人教育体现“时代性”和“变革性”。成人教育通过各种形式让学习者从思想上更新观念,明白今天投身于成人学习是时代的潮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理,成人教育更要从成人学习者的实际出发,对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使成人学习者乐于学习、勤于学习而又学有所获。 三、成人教育的类型和形式 成人教育的类型是多元的。成人教育的类型按其功能可概括为:补偿教育、继续教育、成人职业教育和社会化生活教育。 补偿教育包括扫盲教育、文化基础教育、学历教育。其目的就是使那些因各种原因失去教育机会或未完成正规基础教育的人提供第二次教育的机会。 继续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那些已完成正规学历教育的人继续提供学习新知识,提高专业水平能力的教育。继续教育是当今成人教育的主流。也是成人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成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成人就业或从业的能力。它能扩大成人就业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在职人员的职业能力。 社会文化生活教育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个人的教育需要。这是非学历的、非功利的、最自由的一种素质教育方式。 成人教育的形式也是多元的。目前我国成人高校类别繁多,其形式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职工高等学校、民办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教育、卫星电视教育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成人中专学校、成人中学、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中专自学考试等成人中、初等教育。此外还有网络大学及各种进修、培训辅导性质的函授、面授学校。有的学者还将“视听学习”“业余学习”“脱产学习”等方式视为成人教育的形式。 四、成人选择再学习的目的和心理 (一)学习目的 读书使人充实,读书使人快乐。离退休的老年人,或有一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或还感受到精力充沛,尚可发挥一点余热;或想为子孙后代做点表率――因而选择了上老年大学再学习的方式。他们通过学习,既可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又找到了乐趣,还充实了自己;既可关注社会和国家大事,又思考了人生,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还保持了大脑生机,延缓了衰老,促进了健康。 为学历达标,减轻工作压力。成年人读书,除老年学习者外,多数人学习的目的都在于获取学历文凭。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错过了正式的普通高校的学习机会。因学历不达标而不能进入更理想的部门工作,也正由于未能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原有的知识适应不了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因而需要再学习以获得更高的学历文凭,从而适应更理想的工作需要。 为履职晋级,获得更好待遇。成人学习者为获得文凭,丰富知识,充实自己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因为学历不达标而职称上不去,因而只有再选择学习,以满足晋升职称的需要。 (二)学习心理 成人选择不同教育形式的心理,由其年龄、工作性质等因素决定。 1.成人选择自考是由于自考不设门槛,没有入学考试,又不受年龄、性别、职业及原有学历的限制。同时,考试过关一科在几年内都有效。正由于入学容易,且灵活,故而自考人数多。 2.成人选择电视大学是因为电大招生形式灵活多样。成人专科生:招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及广大社会青年,参加全国统一成人考试,上线录取,并按学习形式(脱产、业余)修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课程,成绩合格就可以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证书。 普通专科生:招收普通高校录取线下考生,经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后按新规定的电大录取分数线录取。学习形式一般为全脱产,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证书。 注册视听生:招收高中毕业学历或相当于高中毕业学历的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实行免试入学。学习形式一般以业余自学为主。学习成绩合格后颁发中央电视大学专科毕业证书。 第二学历:凡持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选择第二专业学习者,可免试入学。学习形式与成人专科相同。 开放教育生:凡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均可报读开放教育本科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实行免试入学,宽进严出。修完规定课程,达到毕业最低学分要求,颁发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高等职业教育生:招收中等专业学校、职高、技校等相关毕业生或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电视大学发展迅猛而且形式灵活多样,为成人考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因而报考人数较为可观。当今远程教育已实现教育的全球化。 3.成人选择函授大学,是因为与自考和电大相比,函授大学是以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的自学为主。函授虽然要参加全国统一升学考试,但取分线并不高;每学期所学课程都由任课老师事先拟出计划,学员可在面授前按老师的要求自学并完成作业;考试过关率较高。所以成人也较喜欢这种方式学习。 成人除选择以上几种方式外,还选择夜大学、视听学习、业余学习、脱产学习辅导等非学历教育学习。成人通过非学历教育培训,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加之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方式较灵活,因此成人也较喜欢参加非学历教育培训。 五、成人教育现状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教育。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在发展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教育统计: 1978年――1998年:全国扫盲7693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992.21万人。 1992年:全国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81.43万人;成人中等学校在校生91.47万人;成人初等学校在校生828.89万人;农村接受各种实用技术培训农民达4400万人次;城市接受各种岗位培训的职工达4000多万人次。 1998年:成人初、中、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分别达到538.55万人、67122.77万人、282.22万人。 2001年――2007年:全国扫盲1200万人;全国开展实用技术培训4.13亿人次; 2005――2007年: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06亿人次; 2006年:参加各类培训和学历教育的企事业职工共计9174万人次; 1999年――2007年:电大系统开放教育累计招生458万人,毕业学生达238万人,在校生200余万人,电大培养的高等学历毕业生突破600万人,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超过4000万人次。 近年来,农村成人学校均规模已达到7000万人次。 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有962所,教职工20.39万人,兴办函授、夜大学历教育高等学校1311所,各类成人中等学校40余万所,成人初等学校18万所。 我国成人教育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然而,面对激烈变动的社会环境和日益迅猛的社会发展,面对社会竞争、潮流和变化的威胁和挑战,我国的成人教育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具体表现在:1.人们对成人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缺乏一定的思想高度。2、政府对成人教育的经费投入尚不足,许多成人学校在设施等多方面的条件都还很落后,难于适应快速发展的网络教育的需要。3、成人教育培养计划滞后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4、成人教育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5、一些成人学校办学宗旨出现变异。成人教育的宗旨在于发展成人高教事业,为那些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而未能获取高一级学历文凭的各方面成人提供条件,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一些成人大学办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只重数量不重质量。6、管理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办学网络尚不完善。一些成人学校在教学和管理方面都不严,授课教师的随意性很强,而且教考还不甚分明。这就容易让一些平时不上课而又善于投机的学员钻空子。7、大多数成人教育学校还主要使用普通教育的教材,显现不出成人教育的特点;8、成人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很落后,还不能很好地调动学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成人教育是多元化、终身化、弹性化、动态化的。纵然成人教育当前还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体制、规范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人教育网络,有待于进一步革新教材,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然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成人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教育类型和多元的教育形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各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专门人才,为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新中国成人教育政策法规透视 摘 要: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是维系成人教育生命的最关键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不断调整,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成人教育法规建设需要建立以《成人教育法》为主干,以各种成人教育“条例”、“规程”、“办法”等具体的政策、法规为支撑的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体系。 关键词: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文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人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不断调整的历史,也是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研究不断发展的历史。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文本及其特征 1.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使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身,明确地把发展成人教育作为建国初期的重要国策。1951年10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决定》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成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同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和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政务院、教育部分别颁发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发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及《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条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会同教育部等颁发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筹办扫除文盲协会的通知》、《关于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关于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等。同期,党和政府分别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通知》、《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1956年党中央决定按照高级党校办学模式,在基础较好的工业大学开办领导干部特别培训班,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2.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成人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成人教育的发展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客观上使成人教育由最初的工农文化翻身的政治需要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实现了成人教育在办学方向和目的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扫盲教育和知识分子再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二、“”前十年成人教育政策法规及特征 1.“”前十年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1958年,随着“”的出现,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农村业余教育的通知》。1958年5月,刘少奇发表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另一种是跟这种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拥护和支持两种教育制度的改革构想,《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举办半工半读工人学校》的社论。此时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已经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 为加强函授教育管理,196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函授、夜校教育的通知(草案)》,由此,函授教育管理步入规范的轨道。 2.“”前十年主要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起初,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使得当时制定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超越了历史条件,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1962年我党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提出“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有效地调整,明确了整个民族的教育制度――半工半读制度,启动了函授广播电视教育,在办学形式上提出“三结合”、“六并举”,于是,由国家、社会、企业、农村组织共同参与的各类各级教育、成人教育很快在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 三、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及其特征 1.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主要文本 自1987年开始,中国成人教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多次召开成人教育重要会议,并出台了一系列成人教育改革政策。1985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成人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987年,由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又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这在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提出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支持、积极兴办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成人高等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1)加强职工岗位培训。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同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加强岗位培训管理工作的意见》。1994年,劳动部、人事部印发了《职业资格证书规定》。1995年,中央组织部、国家教委等5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干部培训管理的若干规定》。同年,国家教委印发了《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岗位培训规范(试行)》。1996年,劳动部、国家教委印发了《企业职工培训规定》。这一系列文件规定,推动了我国岗位培训制度的建设,成人教育不断取得进步与发展。 (2)扫盲与堵盲并重。1978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正式提出“一堵、二扫、三提高”的扫盲基本方针,从指导思想上清除了以往“重扫盲轻堵盲”的错误认识和在巩固提高工作方面存在的弊端,加强了扫盲的法规建设。我国政府有关或涉及扫盲教育共制定了七部法律,它们是《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监狱法》,两部法规,即《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残疾人教育条例》。扫盲教育成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 (3)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决定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1993年,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中明确规定:“要完善和发展自学考试制度,鼓励自学成才。”1995年,国家教委了《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工作的意见》。1996年,正式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这些指导性文件和管理措施,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4)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针对民办教育在恢复起步过程中管理和办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国家教委依次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关于社会力量办学几个问题的通知》、《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从此,社会力量办学迅猛、健康地发展起来。 (5)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深化。在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办学资格审批权限、规范管理、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过程的实施、证书管理、成人高等教育评估等方面均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如:1985年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不得自行组织国家承认学历的统一考试的通知》,198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及《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函授和夜大学审批手续的通知》,1990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治理整顿工作的若干意见》,1992年国家教委的《成人高等专科教育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1993国家教委制定并印发的《函授教学过程实施要点(试行)》、《关于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统一负责制及加强管理的若干规定》及《关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评估工作的意见》等。 2.改革开放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 (1)对成人教育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成人高等教育与社会各方面都具有紧密的联系。 (2)解决“”遗留问题。职工双补教育作为解决“”遗留问题的重要举措,将扫盲教育与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后巩固提高的继续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3)成人教育开始履行新一轮的使命与任务。成人教育已不再是过去的工农教育,也不是对未接受学校教育的成年人实施的补习性教育,相反,它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提高素质与能力的教育。成人教育工作的重点实现了由对青壮年职工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向开展岗位培训的转移。加强岗位培训,实行持证上岗,进行制度化管理。 (4)成人高等教育经过实践――调整――再实践,在办学形式、办学层次和规模上得到更大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在招生、审批、管理、评估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自学考试作为一种广受成年民众青睐的新型方式在全国蓬勃兴起,力度不断加大。农村成人教育纳入绿色证书计划、星火计划。社会力量办学采取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明确了社会力量办学应当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学前教育为重点,使民办教育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联。 半个世纪以来,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始终紧紧围绕巩固民主政权、解放生产力、振兴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基本目标而展开,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任务而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依然坚定不移地与经济结构改革同呼吸,与经济制度重构共命运。同时,它又义无返顾地以践行科教兴国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神圣使命,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为光荣职责,通过维系成人教育的发展,促进人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目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成人教育的服务对象已经从早先的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科技人员扩展到了更多的社会人群,尤其是社会转型期需要得到特别关注的失业与创业人群、妇女与老年人群、流动人群与社区人群以及社会归正人群等。因此,制定成人教育政策法规的视野应扩充到对就业、再就业、创业培训、资格证书培训、干部培训、执政管理能力培训、党员先进性教育、社区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弱势人群教育、社会归正人员教育等方面。在成人教育法规建设方面,需要建立以《成人教育法》为主干,以各种成人教育“条例”、“规程”、“办法”等具体的政策法规为支撑的,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摘 要:在新中国建立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成人教育既有迅猛发展的“凯歌行进”时期,亦有迅速下滑的低谷阶段,其发展过程的高低起伏及阶段性特征与我国特定时期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可以使我们高屋建瓴,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从高峰中汲取经验,从低谷中汲取教训,为未来成人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阶段;特征 成人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教育体制中正常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一个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城市和工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家庭、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诸领域内发生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穿越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透过历史发展的脉络回看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可以得知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国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从历史的角度品评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程及特点,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天我国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有益启示。 一、1949-1966年,中国成人教育的产生阶段,以“掌握技能,扫除文盲”为特征,成人教育迅猛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在战后废墟上,巩固政权、解放生产力、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与生活水平。为此,1949年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50年,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指示,确定把工农教育列为国家教育工作的重点。针对当时文盲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严重状况,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了“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号召。在此期间,广大人民群众欲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但苦于知识与技能的不足,因而纷纷投入到夜校与农校中来,掌握技能、扫除文盲、学习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前10年,急躁冒进一度使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遭到挫折,但是,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党的八大仍然明确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方针,由此,知识与人才备受尊重、“两条腿走路”深入人心、半工半读广为推广、工农业余教育蓬勃发展、函授广播教育初露锋芒,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号召: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于是,极具创造性与极富特色的事关国家、社会、企业、农村等各级各类教育、成人教育的“三结合”“六并举”实践,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从而使得1949年至1966年间成为新中国成人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时期。 二、1977-1985年,进入中国成人教育的“成长期”,其主要特征是以学历补偿教育为主,呈“饿汉扑食、迅猛发展”之势 1966年至1976年,因受“”十年内乱的影响,我国成人教育难以正常开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面对“”10年这场“灾难”过后的精神萎枯、文化饥渴、经济孱弱、人才匮乏、教育缺失以及与国际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艰难境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进入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规模宏大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需要亿万劳动者政治思想、文化知识和技术技能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然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因“”破坏造成的各类人才严重匮乏、劳动者素质同现代化建设需求远远不相适应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十年积压了大量渴望知识、渴望接受更多教育的人才,这些因“”而“被耽误的一代”人的“大学梦”,出于“将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补偿心理,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求,而一两年的高考,不可能容纳那么多人对高等教育的渴求(1977年高校招生不足30万人)。为满足社会对知识和学历的需求,1980年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提出“积极恢复、大力发展”高等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方针,并将函授、夜大纳入高等教育事业计划。此后,普通高校先后恢复了成人教育,到1985年全国开展夜大、函授等形式的高校达591所,各行各业举办的管理干部学院102所,电大、农民高等学校、职工高等学校迅速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在全国逐步推广,从1980-1985年,各类成教高校和办学单位已有1 800个。1979-1980年,成人高教迅速铺开;1981年报考人数突破百万;1982-1984年,报考人数持续增长;1985年达到巅峰,当年报考人数超过170万,录取新生78.8万。这一时期成人高教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有力补充,为在“”中被耽误学业的成年人提供了一个继续教育的平台,同期,初等、中等成教也蓬勃发展,形成了我国“第一轮成人教育热”。 三、1986-1991年,中国成人教育步入低谷,其主要特征是成人教育“泡沫化”,学员学习积极性下降、成人高教报考人数迅速下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1986年12月,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确立了“成人教育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确定岗位培训、成人基础教育、成人高中等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社会文化和生活教育为成人教育的主要任务。在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和《决定》的推动下,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校相继进行调整、规范和改革,以提高质量和效益,地方、行业、部门和社会力量举办成人教育的积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出现“泡沫”现象的同时,成人教育学历也开始“泡沫化”,社会上文凭之风劲吹,人们对于文凭的渴望远远高于对知识的追求,社会上乱办学、乱发文凭、办学单位乱收费等“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为文凭而学的局面。由于社会对文凭的畸形需要,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学制越来越短,价格越来越高,各教学机构之间为了争取生源而不择手段,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背离当初兴办的初衷。在此情况下,一些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加大了对职工学习的限制,加之1986年夏季开始实施的全国成人高教入学统一考试和招生计划的“刚性控制”提高了“入学门槛”、成教的“普教化”以及连带产生的“学用脱节”“工学矛盾”制约了成人的学习积极性,使成人教育市场疲软,报考人数连年下滑。1986年,成人高教报考人数迅速降至130万,录取56.4万;1987-1991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年报考人数均徘徊在110万~120万之间,年录取人数不超过50万。成人教育的滑坡,促使成教界进行反思、调整,1990年国家开始治理整顿三乱,至1990年10月全国1 300多所成人高校自查抽查结束,三乱现象得到遏制, 118所成人高校被取消建制,经过整顿,成人教育逐渐走出低谷。 四、1992-1997年,中国成人教育“梅开二度”,各级各类成教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齐头并进,成人教育热浪滚滚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掀起新高潮,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做出了“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经济建设隔几年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战略决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类从业人员提高素质、培训技能的需求比改革开放之初更高。顺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也认识到,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就必须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此后,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对成人教育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1993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要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办学体制的重大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改变了以往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为全民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渠道;1994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制度”。政府的政策支持致使各级各类成教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报考和招生人数不断攀升。1992年成教报考人数144.3万、录取59.2万,“二轮成教热”初露端倪;1993年报考170万、录取86.3万,势头猛进;1994年报考189万、录取近90万,掀起热浪;1995年报考216.6万、录取91.4万,持续高涨。到1997年,成人高校录取新生首超100万。与此同时,成人高等自学考试也不甘人后,1993年秋季报考人数突破200万,1994年春季达到276万,秋季上升为295万,1995年春季增至365万,同期的岗位培训、继续教育也持续升温,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在成人教育顺应经济、社会需求蓬勃发展之时,来自传统教育观念对成人教育的种种争论也此伏彼起,引发了成教机构自上而下的撤并改组,致使从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成人教育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五、1998年至今,中国成人教育进入曲折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成人高等学历信誉下降、招生数量滑坡,成人教育理念急需转型 9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要求国民素质同步提升,加之十五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精神鼓舞,也为成人教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然而,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大学在校生人数从每年500万人扩大到了每年800万人,2001年教育部又取消了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冲击了成人高考。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盲目追求文凭和高层次学历等不良办学思想,过度扩张成教招生规模,损害了成人教育的声誉,甚至出现了成人教育商品化的现象,致使成教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也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此外,在成人教育的管理体制上,政出多门、为基层服务不够,缺乏有力的宏观指导和管理,致使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正确引导,以上诸多因素致使1998年以来我国的成人教育规模出现低迷,大批成教、职教办学主体陷入困境。正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竺鹏所说:“成人高校正以每年10%的速度减少。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成人教育急剧滑坡,目前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大政治学系教授张鸣也认为,“成教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异化了,成教文凭根本没有市场……,成教必须转型,否则总有一天会寿终正寝。”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全国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比上年有所减少,招生人数也呈下降趋势;成人高等学校505所,不到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学校总数的1/4;成人高等教育共招生221.16万人,仅占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的1/10,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总之,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发展滞后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创新的步伐,成人教育尚未真正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配置教育资源、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办学机制,仍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人教育发展的要求。有鉴于此,成人教育理念急需转型。 纵观建国50多年来成人教育的发展历史,我国成人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如何面对新形势、从战略的高度转变成人教育理念是我们当前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十二大趋势 摘要:21世纪的成人教育已经和正在发生若干重大变化,展现出多彩光芒的美好前景,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开放化、产业化、自主化、终身化、社区化、网络化、高端化、国际化、法制化、学科化等十二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21世纪;成人教育;发展趋势 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正在显现若干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它既受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及科技文化知识发展的总量和速度等系统外部条件的影响使然,又受教育系统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和探索中国成人教育变化演进的规律,有助于从总体上准确预测科学把握成人教育实践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在推进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综观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态势,具有以下十二个明显的趋势和走向。 一、多元化 成人教育作为建立终身教育大厦下的一根重要支柱,仅靠大众化的成人高校和开放化的电视大学两极支撑是不够的。在建设学习型社会、扩充成人学习机会的宏大使命中,国家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是缓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学校及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正日益增强,社会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的参与和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行业团体、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培训单位、民营办学机构乃至于广大企业,将在政府的提倡、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广开财源,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设计成人教育产品和多元化课程,强化服务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成人学习联盟及支持服务体系,为成人教育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使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二、多样化 21世纪的成人需求的多样化、个性的差异化、工作环境的复杂化、职业生涯变异的快速化决定了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层次等必定是丰富多彩的。办学规格多样化,既有多层次多规格的成人继续教育,也有多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函授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网络教育;有集中培训,也有实践考察;有学校培训,也有电教培训;有级别考试,也有职业资格认证等。教学活动多样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教学的内容着重于学员的应用,教学的组织方式既包括课堂的面授指导,更侧重于课堂外的观察、讨论、座谈、实验、实习、讨论、研究、协作、网上教与学的交流等,以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办学形式多样化。按需要办学,如订单式培养、菜单式培养、套餐式培养、模块化培养等等。 三、开放化 按照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构想,在21世纪初,将建设世界最大的“中国开放大学”,由教育主管部门主管或主办的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系统、函授教育单列机构等教育形式将划归中国开放大学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目前的实践特征审视,包括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广播电视大学、部分教学研究型普通高校的成教学院、网络学院、民办高校成教部门等是成人高等教育实施开放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处于一线的开放大学,是大众化教育的主力军,将在体制的开放、对象的开放、时空的开放等方面做好文章。服务学习型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普及实用性技能,构建高等教育层次丰富专业多样的教育“超市”,努力为各类求学者、从业者的知识更新及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转岗就业提供便捷的教育服务。因此,其开放的重点将在投资管理机制的改革、教学机制的优化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有所作为,在招生制度上有所突破,在课程设置上更为灵活,在学生的入学资质、学分制管理、教育技术应用及考核评价方面形成自身的特色。成人教育开放化的历史变革还存在以下潜在可能,即入学由考试录取制变为选课注册制,管理以班级和专业为主变为以课程为主,学制由学年制变为学分制或成绩累计制等。政府将加大成人教育的开放和改革力度,使成人教育向所有成人、向全社会开放,机动灵活交替循环无始无终地为一切有教育需求的成人提供教育服务,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四、产业化 穷国办大教育,办全民的终身教育,完全靠国家投入是不切实际的,庞大的教育需求与国家财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在短时期内也难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教作为服务产业的基本属性为成人教育产业化铺就了道路,知识资本成为生产力、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知识消费群蓬勃兴起,成为家庭个体仅次于住房、医疗、轿车之后的大宗消费项目。成人教育从公益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复合型转化。面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成人教育服务需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将通过法人制度,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求学者,为就业、转岗、创业、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各类成人学习者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持服务,按照等价交换、供求平衡、优胜劣汰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运作,走出一条规划、开发、品牌、服务、自律、完善、提高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五、自主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市场调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下岗失业现象司空见惯视若平常。加之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人事、劳动、医疗、福利、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成人要适应现代社会职业的可变异性,就必须提升自我的可雇佣性,从而自觉更新知识和技能。成人学习动机由过去为国家为人民为单位为现代化建设而学转变为为个人生存和发展而学,由过去的组织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由单位支付学费转变为自己掏腰包,学习完全转变为个体人力资源开发的私人消费行为。在职业生涯的有效管理中,结合工作实际,个人对未来学习目标的期望、学习计划的安排、学习时间的选择、学习方式的确定等带有浓郁的自发性和自主化、个性化色彩,沿袭数百年以来的班级教学制、整体化、齐步走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指定老师大规模集中成人学习指定内容的方式将不受欢迎并将逐步淡出21世纪成人教育大舞台。 六、终身化 终身教育不仅是成人教育的世界潮流,而且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21世纪初以来,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的进一步加快,社会产业结构的不间断调整,我国进入了一个职位成为“稀缺资源”的“危机社会”,个人和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必须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准,进行终生的职业生涯开发。由此引发和带来的人们工作的流动和岗位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将伴随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落实,按照“活着生活乐活”三步曲的阶段目标追求改善生存状况、提升生活质量的欲望更为迫切,学习型社会的类型也逐渐从学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成人着力于全面提高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终生学习成为全体公民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终身教育与终生学习两股潮流汇聚奏响的时代强音,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的主旋律。 七、社区化 成人教育将是社区教育的主要方式,发达的社区成人教育成为学习型社会的一种重要特征。社区政府根据社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和财政力量主要举办成人学历教育、扫盲教育。社区办学机构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情况主要举办各种满足成人职业和闲暇需求的继续教育。成人高校将全面突破围墙,将教育向社区中心延伸直至边远地区的居民区和农村,形成集约化、社会化、合作化的办学态势。社区图书室、文化站、体育中心、娱乐中心、成人培训中心等各种社区教育设施和机构,将积极吸纳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集成社区教育功能,开展娱乐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法律教育、民生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使教育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融为一体。社区成人教育将向全方位、多样化、实用化方向发展,将在扩大成人教育为社区服务的范围和方式、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建设、承担社区的科技开发、咨询和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八、网络化 为缓解庞大的高教需求与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非常有限的矛盾,成人教育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在现代远程教育方面实现突破,必须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我国的普教及各类优质教育资源得到高效率、大范围的利用,使大众真正共享这些资源。同时,借助信息技术在全社会的广泛应用和现代远程教育的巨大张力,为有效解决成人学习突出的工学矛盾也提供了可能,为成人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人人乐学的宽松自由个性化自学创设了条件。“国家将把发展网络教育作为国家信息化的一项基本国策,加大对网络教育的投入,大力加强成人网络教育”。67所试点高校将通过网络教育与函授教育的整合再造辉煌,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机构通过通信系统直接将课程或教学视频输送到单位和个人的学习终端,奋力打造E―Learning时代的新型成人教育。未来成人教育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卫星网、无线网、多媒体、数码光盘和电子课程等手段,建设资源丰富的教学网站和方便快捷的教务管理支持服务平台,大量开发基于B/S模式的网上练习考试系统,为各类成人开拓远程学习新时空,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将演绎为成人教育的主流形式。 九、高端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成人专科教育的普及化和本科教育的大众化,伴随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拉动,以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中低层次成人学历教育的市场将逐渐萎缩乃至最终在省、地级中心城市走向消失,成人教育学历层次需求呈现向高端迁移的趋势。世界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经验表明,高度普及的和高端发达的成人教育是维系和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不竭动力。大学后高级进修培训、企业高级技术管理培训、国外中短期培训、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将成为成人继续教育的新趋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2004年以来先后取消成人学历教育,转以高层次创新拔尖人才的高级培训为主。持续升温的MBA、MPA热也是成人教育高端化的标志之一。 十、国际化 WTO的飓风将教育国际化的制度屏障一举打破,成人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前沿阵地率先敞开了胸怀。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落差,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已作为先头部队以迅猛之势在我国成人教育的各个领域抢滩成功,一场输入与输出不对称竞争的序幕业已拉开。由于成人的支付能力较高,国外教育投资集团在我国高级成人职业教育方面已占据有利地位。经济的全球化要求我国成人教育目标上培养具有开放意识的外向型专门人才和劳动者,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适应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一时代命题昭示成人教育必须国际化。然而,国际化也是一面双刃剑。为避免师资及资金大量外流,我国成人教育也必须奋力拼搏,发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自建和引进结合,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还要吸引外资独立办学,尤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企业,在教育走向世界方面负有重任,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国外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提升成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十一、法制化 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先后批转、颁发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两部面向21世纪的《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都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地位和任务。21世纪初以来,全国和各地频繁密集的职业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文件,国家、省(区)先后出台的成人教育机构设置管理条例、办学评估方案等,尽管尚不完备,但从法律、政策法规的层面为成人教育的发展营造了初步的法制环境,成人教育将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式到精细型、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竞争到依法办学、从市场准入到过程监管认证督导实现一体化的根本转变,走向社会监督、齐抓共管、质量优先、责权分明、监控有力、自我约束、规范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十二、学科化 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使成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变得独立突出,学科边界从模糊变得清晰。本世纪之初,在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众多科研学术机构、团体、刊物、成果和一大批热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已为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创立包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在内的中央部委及省、地成人教育协会、学会、专业机构团体70余个,创办成人类学术期刊50余种,出版大型成人教育专著、译著20余部、论著文集200余种。仅2000年以来2万余篇,设立国家、部(委)省、厅(市)级成人教育类研究课题百余项。此外,以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设立我国第一个成人教育学硕士点为标志,成人教育的学科地位得到确立。目前,除华东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第一个成人教育学博士点外,北京师范大学等8家高校在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冠盖了成人教育方向,并在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的39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点(含方向)。以这些硕士、博士点的建设与发展为平台,成人教育学将跻身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成人教育的学术研究将活力倍增,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期和发展期,将有效促进成人教育办学的职业化、管理的专业化和发展的科学化。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新时期中国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与实现 摘要: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成人教育主体与成人教育客体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文章从新经济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视野分析了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经济时代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实现的思路。 关键词:新经济成人教育 经济功能 实现 如今以高新技术、信息、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初见端倪,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教育成为重要的生产力,价值的创造已越来越转向智力劳动,教育水平的高低对一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教育投资的不足和教育事业的落后都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谁拥有优势人才谁将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占主导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世界各国和地区更加重视对以传播知识、创新知识为己任的教育, 尤其是与经济直接交融的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特有的教育培训功能使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得到实现与提升。 一、新时期成人教育的经济价值功能分析 1、成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助推器; 成人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 相当比重的成人教育是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 直接为产业部门培养劳动力,具有明显的职业性和生产性特点,可以有效提高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和择业能力, 以及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国属于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劳动大军持续不断汲取新知识, 掌握新技术, 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艰巨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成人教育的大发展是关键。 2、成人教育是实现人全面谐发展的动力源; 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拥有的信息量无限扩大,知识更新频率明显加快,社会分工更加精细。职业的不断多样化和就业机会的急剧变动,使通过学制教育中一劳永逸获得终身受用知识或技术的做法过时,人们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进程。 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成人教育促使每个教育对象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能力和行为规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使他们理解并形成社会协作所必需的共同价值观念、政治方向、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和行为方式,使教育对象在与社会相适应发展的同时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品格,具有个体所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共同特征。 4、成人教育是拓宽人才资源开发的关键点 。 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半衰期的缩短,人们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补充新的知识,接受新的信息,加强技术培训,以适应这种新环境的快速变化。尤其是各种在职人员必须不断接受新的教育,补充新的知识。而成人教育是拓宽在职人员知识,增加技能,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科技、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力手段。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培养和造就新经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发展成人教育既是基础,又是关键。为此,成人教育应该成为人才资源开发、创新人才资源增值最重要、最快捷的途径。 二、新时期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功能的实现 1、确立“以人为本”、“适度超前”的成人教育思想; “以人为本”指不仅尊重和满足成人教育主体作为独立的社会存在自身的合理需要,还要要考虑到教育对象作为主体的内心认同和接受问题。成人教育的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目的性较强,他们往往通过工作时间或社会交往清楚地了解自身发展需求,因此对教育教学中各个环节具有能动的影响力和潜在的作用力。因此,确认“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成人教育的实施。 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导致教育功能与本质发生变化,使教育成为事关知识经济发展全局先导性的产业。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现代化的教育―高科技的知识――高素质的人才――高质量的经济”。知识经济要求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即“适度超前”发展。 2、积极推进终生教育体系和制度的建立; 知识与智力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智力的不断提高。学习与教育是迎接知识社会来临的重要策略与措施,学校教育无法给予个人一生所要的知识,个人工作上与生活上的实用技能大多数要在离开学校后的成人生涯中获得。成人的继续学习至关重要,成年期的教育与学习活动,亟须加强,更需顽强,教育模式必须由单一的经院式封闭型,变为多样化的家庭、学校等社会一体化的开放型,把从婴儿教育直到老年教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所有的教育加以组织,形成一体化的终生教育体系。 3、制定面向个体和服经济发展的成人教育目标; 新经济时代要求成人教育的重点,必须由学历教育转向职业教育,要以个体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来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要面向教育对象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即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具有符合现代技术与现代服务的知识和技能。所学的知识能快速及时地应用于所从事职业的实际工作中,知识面不仅要“专”而且要“博”,要有敏锐地选择知识、辨别知识的能力。面对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局面,要学会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能力,应具有较强的自我知识更新能力。[1]另一方面,成人教育的教育目标又应该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成人教育要实现“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成人教育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革和调整专业结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和技能支持。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通过优质教育服务培养优秀人才,为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4、创新成人教育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 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加快,要求增强成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前沿性。成人教育应及时把握人类知识的发展动向,不断吸纳新研究成果,对原有教学内容进行更新、补充。成人教育本身就具有开放型、现代化及覆盖面广等特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概念的“函授”,已经越来越显得乏力,前景不佳。必须加大投入,最大限度地借助广播、电视、卫星、数字通讯、多媒体及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和设备,实施教育,赶上现代化步伐,追求最佳教学效果。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引示 摘 要:总揽当代成人教育发展史,即可至言,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总是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影随形。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契合与互动中,不仅屹立了中国成人教育跨越发展的里程碑,更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倾入了新的动源与活力。在此意义上,本文试图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视域下,清朗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为当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抉择提供益实参考。 关键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文化引示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成为充满激情和理性的历史潮流,它向世人宣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是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教育转制的亘久根基,更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动力。从此视阈上,也佐证了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不断推进,中国成人教育才完成了由“工农教育”到“专业教育”再到“国民教育”发展方式的恢弘转变。同时也申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下,发展方式转变又成为中国成人教育的战略抉择。因而,如何清朗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脉络、文化动因、文化诉求,如何追索中国成人教育发 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文化价值、文化路径,应是当下中国成人教育亟待解读又必须解决的时代命题。 一、建国后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动因与启示 建国后直至上世纪未,中国成人教育已有过两次历史性发展方式转变,每一次转变,既是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由趋势,又是其时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就此意义而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当是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推手与主导力量。 (一)“双百方针”与中国成人教育第一次发展方式转变 遍览建国后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历程,细检中国成人教育的文化存遗,应该说,上世纪五十代穿空而出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才是中国成人教育呈给中华文明和世界教育最具个性的文化笺页。历史脉络昭明,中国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出现,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教育或社会事件,而是党的文化“双百方针”在教育领域的花繁锦簇。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然而,“双百方针”推进与实施,也促发了对500万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团结问题的争鸣,更凸现出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的极端重要性与极其紧迫性,引发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问题的战略思考。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对普通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另一方面,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全国现有高校的人才培养潜力,让更多的在职工农和干部通过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培养为无产阶级新一代知识分子与专业人才。由是,函授大学与夜大学的创办被列入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函授大学与夜大学创办的历史意义深沉而悠远,它不仅意涵着中国成人教育层次的提升,内蕴着中国远程教育的起足,更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向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升华,显扬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与成人教育发展的必然联系,实现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由“普及化的工农教育”向“专业化的学历教育”的绚烂腾跃。尽管它还带浓酽的政治时味,在创办初期,全国也只有58所高校举办了函授教育,36所高校举办了夜大学教育,拢共招收了35,000函授学员和12,000夜大学员,却宛如飞鸿印雪,在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 (二)“双为方针”与中国成人教育第二次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后,“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确定,是中国成人教育走向时代前沿和世界舞台的最关键跨越,而这个跨越的伟力源于党的文化“双为方针”。直面十年内乱后的文化凋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推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双为方向”,摒弃了既往文化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文艺从属并服从于政治的口号和观念,使“文艺属于人民”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论依据和有力实践保障。以此相适应,关于“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等论断,也升华为国家的战略思考,并聚发为党在考虑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时,对非传统意义上的成人高等教育的高度重视,创造性提出了“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的主张,催生了“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国成人教育从此进入光耀华夏的发展期。 从上而论,是党的文化“双为方向”,以她的宽厚和深邃托起了中国成人教育,并以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凝远与文化基因,孕育着中国成人教育的“重生”,滋哺中国成人教育的“成长”,展示着中国成人教育的“灵动”!其核心价值在于,以此为界,中国成人教育“政治化”专业教育蝶变为“规范化”的国民教育,不仅校正了自近代以来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向的几处偏差,厘清了中国成人教育历史上的留遗的一些深层问题,纽正了社会对中国成人教育的种种认识误区,而且还为未来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取向、价值、地位和脉息,笃定了一个“流传百世而不朽,放之四海为皆准”的逻辑原点。也正是这多重意义的交相辉映,中国成人教育才可能在中华文明的邈远空际,赋予“五大”教育(高等函授教育、夜大学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教育、业余大学教育),以风云万里的充沛元气和一往无前的不竭动力。才有了农村教育、扫盲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弱势群体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远程教育、终身教育等等的百花吐艳,才有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发展。 (三)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历程的文化启示 进入新世纪,历经了“一波五折”艰辛发展的中国成人教育,又直面新一轮发展方式的转变。今天,当人们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徜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常常会与中国成人教育不期而遇,它那多姿多彩的人文衣袂,时时敦促人们深度思考,应如何将以往所积获的文化启示,汲集为当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源头活水。 启示一,阐明了文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取向与趋势的核心力量。所有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都是用它所处时代的朴质文化来刻版的。作为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共同朔造的中国成人教育,对其发展方式转变的多棱炫色,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可以感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单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必要,更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使然;也有人可以读到,一个与文化血脉情结的成人教育,在文化上的自信、自觉、独尊与高贵。而教育与文化的神会心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风韵,让发展方式转变产生了永恒的文化魅力!在中国文化和教育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兼容并蓄的显著特质,不仅使当时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涌出了一片耀眼曙色,更雏型了它未来发展的趋势。 启示二,印证了文化是考量发展方式转变价值与作用的基本尺度。不同的文化个性,是每个教育类型的特征和标识。舍弃这种文化个性,此类教育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摹本。从此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式如何转变,文化总是评价其价值与作用恒定杠杆。成人专业学历教育的举办,将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镌于门楣,中国成人教育正式纳入国家社会文化发展战略,迎来了发展的首期辉煌。“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确立,又将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化生为中国成人教育挺拔修直的脊梁,使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成人教育,从此有了规圆距方的诗意,所传承的文化涵义,得以细腻感人的展示,成就了今天中国成人教育在国际领域的风起云扬。 二、当前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与诉求 上述史实引示,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下,文化仍是现时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基准符号,尽管转变的背景波谲云诡,影响转变的因素变幻莫测,但文化的操守与坚持,应是其中永不坍弛的津梁。因而,如何厘清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蕴义,对接它的文化诉求,应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无法远避的实践话语。 (一)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回眸与回归 没有文化的回眸与回归,就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历史曾有幸见证与纪录过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后的煌煌盛景,但见政府引领,全民勇跃、亿心凝聚、势如燎原,与现代文化发展紧紧连在一起,共同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中国成人教育还以它独有的沉稳与持重,磊落与厚实,使人们顿悟“文化回眸”的蕴义,领略“文化回归”的逸韵,泽惠“文化正源”的灵光。使全社会认识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是中国成人教育追崇现代文化发展潮流,航向的重新调整,篷帆的重新扬起,而那蓄势待发的各类成人教育雄浑军阵,更是旗擎万众气如虹,正在翘首期盼征战的号示。 这个号示就是文化的回眸。转变发展方式,有必要重索中华文明与成人教育历史重合的轨迹,以清澈中国传统文化,诸如“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空灵淡雅”的艺术境界,等等个性特质,对发展方式转变的营养与滋润。同时,又需要以更为宽广的思维与视野,深切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例如不重视纯知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与探索创造之乐,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创的精神等等,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干扰,从而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教育的纵横捭阖中,撑控当前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这个号示更是文化的回归。转变发展方式,还有必要向社会宣言成人教育的文化回归。这种文化回归,不是对文化简单的重复,是有目的的文化创新和文化推进,是人文精神对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关切。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摒弃曾有的固步自封的意识,把已往的光辉历史作为新的发展起点,顺应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潮流,以“推陈出新、百柯争流“的气势,表征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规律和特点,促进发展方式向更高阶梯的转变。 (二)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争鸣与争翔 没有文化的争鸣与争翔,仍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成人教育作为多元现代教育的集合体,是现代文明内涵与外延持续扩展,生成了“百教齐放、百教争春”的空前盛况。从国家相关统计数据与资料细分,这种多元成人教育的竞放与竞争,不仅表现了广大民众对接受高质量文化教育日益增长的渴求,也照印了,只有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赋予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以鲲鹏九天的勇气与坚韧,使它每一根骨骼(体系),每一节肢体(类型),每一条筋脉(机制),无一不贯穿着欣欣向荣的盎然生机。 这个生机源于文化的争鸣。长时期来,人们总是习惯从成人教育本身寻找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因,漠视甚至无视成人教育与所处时代文化发展的血肉关联。因而,在回应“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的诸如,为何要转变?要转变什么?怎样转变?等等关键性问题时,无法从文化制度建设与文化精神塑造的界面给予有力应答,只能“以已论已”,甚至挪用其他理念“缘木求鱼”,致使塌失了参与社会化文化争鸣的对接平台。然而,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潮涌下,只有不断强化自身参与社会文化争鸣的地位与法码,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融汇于社会主流文化领域之内,纳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构架之中,始终处于政府与社会关注焦点之下。 这个生机源于文化的争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类教育的市场竞争早已司空见惯,但社会乃至行业内的一些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竞争的理解,却显得片面而庸俗,把“生源竞争、效益竞争”当作市场竞争的全部寓义,而对蕴涵其中的文化竞争则表现出整体性缄默,致使中国成人教育搅入功利性的“恶性竞争”旋涡而至今难以脱身,消解了文化品质,丢却了文化品牌,从“规范化国民教育”退化为“非正规市场教育”的生存危机已现端倪。从战略高度上解析,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是要通过倡导和促进不同的领域文化、行业文化、事业文化、学校文化、企业文化等等的比翼争翔,在争翔中让文化成为一切领域和事业发展的软实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而绽放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盎然生机,必定是文化争翔应有之义。 (三)发展方式的转变应是文化的坚守与坚持 没有文化的坚守与坚持,还不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人教育”早在我国“元典文化”时期,就被定义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时值今天,尽管古今中外的专家与学者,对成人教育的定义林林总总,各独风骚,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若干次的发展方式的原初变体,但始终没有脱离这条“文本”主线。由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成人教育虽为寻常之草,但它们却以自尊、自强、自信的傲世激情,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元推力。自春秋战国,历朝历代,总有那些不沽名利、重望高名之士,以满腔热情与毕生心血,耕耘与浇灌成人教育这块园地,播种风雅,收获文明,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瑰丽奇伟的史篇。继古开今,当下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以文化作为永远一致的符号,以文明作为永远统一的头饰,去展示成人教育生命原力的内动。 这种内动离不开文化的坚守。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一种文化行动纲领,所倡言的文化的坚守,既强调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和扬弃、又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借鉴与博采众长,使得中国成人教育所蕴藏的文化元素像井喷一样尽情迸发,在其领域内,每一种教育类型,每一种教育方式,每一种教育层次,都成为人民大众乐而忘返的“伊甸园”。同时,又可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之初,学习与借鉴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仿品”,变成具有原创色彩的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正品”,且为以后中国成人教育,在如何对待“发展方式”这个事关成败的大课题上,提供不可或缺的“真品”与“珍品”。 这种内动离不开文化的坚持。无须讳言,进入新世纪,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传统文化失忆的悖象,成人教育也身陷其中。办学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并没有成为提升成人教育文化品性的支撑,反倒成为加速下挫文化品味的累赘。其悲哀不在于本身物质条件增长多少,而在于对物质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文化坚持的力量,致使成人教育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相剥离,滞顿了与社会主义文化和谐发展的进程。因此,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所吁求的文化的坚持,既注重文化传承的开放与开明,更强调在寻获和探究文化创新的思维与行动中,再续成人教育文脉,重振成人教育文风。 三、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文化使命与责任 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是文化形式的简单复制,其核心使命与基本责任在于,在社会文化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精准把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战略意图,为中国成人教育明确新的发展基点,寻到新的发展路向,铺就新的发展平台。 (一)在文化大发展中明确“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发展新基点 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现代文明桁架中,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成人教育专有的广泛、持续、务实、多元与灵活的个性,。但作为曾经非传统的新型国民教育,如何得到全社会认可,进而得到全民拥戴,这是一个或比成人教育本身发展更难上百倍的历史大课题,需要中国成人教育以明确的发展新基点,作为合格答卷的扉页。 “文治初兴正急贤”,在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骤合空间,“推进人的现代化”炳明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基点。这是中国成人教育基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的深刻认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始终没有解决好人的现代化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受过系统社会主义文化熏陶和严格受过市场经济文化教育的人才,显得严重匮乏,而再完美的制度、再先进的技术,若没有合适的人的利用和推行都如同镜花水月。由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预征着中国成人教育须将以往概念模糊的“培训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实用人才”,变迁为个性鲜明的“推进人的现代化”。 就哲学而论,“推进人的现代化”应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的延抻,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成人教育发展中不拘一格的实践化与明晰化,它不仅对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教育形式的不断变革,教育手段的有效更新,等等问题给予更为人文的关注,更别树一帜的把人的培养与现代文明发展密切起来,既具自然美,又富规范美,澄明不再培养应试教育的人,而是充分发挥流光溢彩的本体特色,以传统文化的魅力,以现代文明的张力,现代科学的重力,教育人们冲破封闭保守、等级特权等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禁锢,生成自强不息、自由民主、平等竞争、时间效率等新的观念,掌握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知识与技术,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专业和敬业的职业化的现代人才,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因子。 (二)在文化大发展中寻到“推进教育的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向 文化发展实践证明,教育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文化大发展的主动轮。党在擂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鼓角时,时刻鸣响起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集结号。当然,推进“教育的现代化”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路向。然而,就目前发展现状而言,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现代化,则必须在教育定位与教育体系两个现代化方面有破冰之举。 推进教育定位的现代化是宏章序曲。迄今,中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已过而立之年,但其有教育性质与社会定位却尚在歧义之中,时时被“补偿性教育”、“市场性教育”甚至“休闲性教育”,等等主观臆断所缠挠,并由此牵引出政府教育管理机构撤并、教育产业化思潮冲击总总的波涌浪汹。以上状况显露,发展方式转变的首发任务,就是要在社会认知与理论阐释两个层面,廓清中国成人教育的社会性质与阶段任务的本质区别,明辩中国成人教育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的现实差异,其中刻不容缓的是,要广泛宣喻社会和人民大众,中国成人教育的性质是现代国民教育,“补偿性教育”只是其中阶段性任务;中国成人教育的历史使命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市场化教育”也只是其中局部责任,至于其他不胜枚举的继续教育形式,具为成人教育内涵之意。这些概念决不可混淆一谈,否则,不仅贻笑后人,还会给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障碍。 推进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是黄钟主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千帆竞发,万象更新,惟有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建设却涛声依旧,仍是枯守着计划招生、依托高校资源、利用大学师资、达到全日制同等水平等等计划经济的遗风余象,凭借历史惯性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随波逐浪。这些缺失与漏隙,不仅使中国成人教育神浮气短,还落为了某些人诋诘乃至颠覆成人教育的“口实”。值此时艰,发展方式的转变,则是中国成人教育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大潮的挈领下,以迈古超今的坚忍,去面对时代的挑闼、社会的挑剔、市场的挑战,以凝合与凝练现代社会发展必要的现代教育管理体系,现代市场经济必需的现代资源融投体系,现代文化建设必有的现代文明传播体系,现代法治社会必备的现代教育法律体系为抓手,锻铸为现代成人教育体系新航母,奔向未来、奔向世界。 (三)在文化大发展中建构“推进服务的现代化”的发展新平台 在”文治从今遍九州“的大势下,推进“服务的现代化”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义诠注,更当是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平台。尽管目前中国成人教育还是服务机构遍立,服务招牌争竖、服务宣传震天的风生水起,尤其是那些高端市场服务、高端培训服务,需求旺而效益佳,一度成为市场的热点,其他机构争仿的标本。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旗鼓大张的发展平台却没能让中国成人教育迈入文化殿堂,只能杠着“市场服务窗口”的名号,流落于社会主流文化体系之外。痛定思痛,我们似乎能达成某些共识,即中国成人教育所构建的发展新平台,不是刻意它的层次高低,规模大小、效益多少为着眼点,而是以“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教育人民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作为核心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实施原则。 引往证今,有人或问,“推进服务的现代化”作为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新平台,其究竟新在哪里?以一言蔽之,新就新在它的文德闳阔、文情深沉。首先,服务理念的现代化所张扬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贴近社会、贴近市场,贴近人民群众的服务宗旨,坚持真诚、高效、快速、周到的服务方针,坚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为社会文化发展创造价值的服务目的,给予我们的是大澄澈与大气势。其二,服务形式的现代化所涵盖的,现代远程教育服务、现代学历教育服务、现代移动式教育服务、现代传媒教育服务,现代社会培训教育,等等灿若繁星,给予我们的是大对接与大视野。其三,服务特色的现代化所展示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全、人全我变的时代个性,给予我们的是大从容与大变革。唯有如此,中国成人教育才可文旨重宣,文辉重光。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 摘 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凸显出文化资本重构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变革中的核心地位。在文化资本重构与改革变革的援接中,不仅彰显出激活中国成人教育文化记忆的极其重要性,更表襮出以文化资本重构解决变革诸多难题的极端紧迫切性。本文试图从现代文化资本理论出发,着力解读成人教育文化资本重构的文化理论和文化价值、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多元文化与多极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诠释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社会诉求、现实困惑与未来趋势,从而开创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关键词:文化资本理论;中国成人教育;变革 时序今日,随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文化资本重构已然成为推进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源头活水。从文化资本理论引抻,文化资本重构不仅是激活中国成人教育传统文化记忆的灵药良方,更是破解长期存在的时代使命与教育变革相隔断、社会责任与发展目标相剥离、文化传统与人才培养相鸿沟等等顽症固疾的必奉圭皋。因而,如何引用文化资本理论,对成人教育变革的社会动因、外部动力、内涵动态进行理性透析;如何以文化资本的重构,推进中国成人教育的理念认知、取向趋势、行为方式的实践变革,正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激清扬浊、革故鼎新不可迥远的重大前沿问题。 一、文化资本要义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认知 “文化资本”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创造性的将“资本”的范畴由经济领域扩展至非物质的文化领域。他指出,之所以将文化称之为资本,是由于它的获得和积累都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这种特殊形式的劳动过程的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对于重廓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认知大有裨益。 (一)“形式转化”观念彰显变革动因 就当代中国成人教育而言,发展变革的重要性已然是社会共识,但对变革动因问题的认识却一直是仁智各异,始终未能在社会或业内达成必要的共识。有人只是简单的把变革动因归结为社会发展的要求,又有人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建中寻求答案,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从成人教育发展本身找根据。不可否认,这些对变革动因的探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又存有重大缺撼,即对变革动机的核心内涵诉求与基本时代价值缺乏合理阐释。而文化资本关于在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形式由虚拟向实态,由物质向精神的转化过程中,能有效促进其价值内涵的持续彰显与价值外延的不断宽阔,并能聚化成为一股强大的核心内驱力的观点,应对解读并彰显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动因有着特殊意义。 其一,关于文化资本由虚拟形态向实质形态变革,是实现其文化价值的最重要环节的概念,诠释了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动因。从哲学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虚形向实态的跨越,将中国成人教育内涵的文化元素由隐性的默会性、整体性、情境性、个本性状态下解脱出来,蜕化为可以触摸的发展目标与发展动力,进一步厘清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方向、价值、范畴,有效规划当代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新起点、新过程、新结果,从而使“文化仍存在之本”成为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基石。 其二,关于文化资本由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的转化,是彰显其文化价值的必由途径的理念,鲜明了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动因。在此视阈下,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实际上是倡导构建一种“以文化求发展”的社会情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现时与未来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永葆浓厚而恒久的文化精神,更要以坚持传统文化传承,促进现代文化发展、推动未来文化变革为现实印鉴,充分发挥自身所承担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并内化为社会发展核心价值的重要部分,继而使“文化仍发展之本”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圭皋。 (二)“内核转变”理念清扬变革动力 实践显示,要切实推进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就必须在变革动力问题上有所破题,尤其是要在理论界面上弄清变革动力源自何方与如何凝聚等等关键性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以往人们总是把眼光聚焦在教育理论甚至成人教育理论范畴之内,以致陷入了“以成教解释成教”的认识怪圈,不仅提出的理论依据苍白无力,甚至对成人教育变革实践有误导的之嫌。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把文化资本理论关于“内核转变”理念引入其中,也许能有“蹊径另辟”之效了。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内在核心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不仅能够实现已有文化资本的进一步增殖,更能够孕化出新的文化资本。由此推引,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其内涵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既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现有文化资本增殖之本,更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动力之源。 一是有利于变革动力源自何方问题的解读。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潮下,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作为一种教育变革的实践活动,尽管物质动力作用巨大,但精神动力却不可或缺,它不仅可以补偿物质动力的缺陷,且本身就有巨大的威力,在特定情况下,它也可以成为决定性动力。而文化作为精神动力的核心元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失去了文化根基,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正与文化资本理论关于文化资本活动不只是停留对外在世界的模仿或简单的摹写,一种主观创造性的活动,蕴含着人独立的精神内涵的观点不谋而合,有力注脚了变革动源之何方的问题。 二是有利于变革动力如何凝聚问题的诠释。文化资本理论关于由文化资本孕育而成的文化成果,不是对原先所依据的文化资源的重复,而是对原先文化资源在形式、样态以及内容的进一步缜润与提高的论点,又从另一个方面阐明了变革动力的凝聚问题。既以文化资本构建为核心,“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与“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不仅要对中国成人教育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必要梳理,更要借鉴、融合和吸收多元的优秀文化成果,融汇各种文化的新个性,为变革动力凝聚的内涵深厚与外延宽阔提供必要条件。 (三)“场域转化”理念明晰变革动态 长时期来,如何把握成人教育的变革动态趋势,是当代成人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争鸣问题,争议的焦点就是变革的自主性问题。有不少认为,中国成人教育变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变革过程中,外因推动力量无疑大于内因的激活作用,成人教育的变革动态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由外因刺激引起的非定向的随机活动状态。也有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变革是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内因是变革的主导冲动,变革动态就应该是一种自主性发展过程。而上述两种观点的此消彼长与风骚各领,就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忽而变身为市场化教育,又忽而变体为社会化教育的认识论根源。从某种意义上,引入文化资本理论关于尽管文化资本所处不同场域的特征各有不同,但自主性则是这些场域间共有的最本质特征的“场域自主”理念,或有裨益于这个棘手问题的阐微。 首先,它解释了变革自主性发展的必然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场域的自主性与场域内个体所获取的文化资本的程度成正比,因此,特定场域的自主性越高,就越容易实现文化资本的聚合。以此推廓,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这一具体场域下,自主性发展必定是实现变革各类要素聚合的认知基础,它要求中国成人教育以“敢为人先”的探究精神,主动实现自身变革目标与社会发展潮流的深度对接;还要以“敢于实验”的索隐态度,自觉寻求变革过程与社会其他系统衔接的平衡点;更要以“敢于失败”的务实传统,规划变革发展的行进空间,预测变革发展的未来前景,让变革真正成为成人教育的一种自性行为。 其次,它解注了变革自主性的必要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一个场域越是自主,行动者在场域内获得文化资本价值与实现自我增值的机会也就越大。以此延拓,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领域内,这种场域自由与获得文化价值和实现自我价值呈正向发展的观点,申明了中国成人教育自主性变革发展极其必要性,没有自主性发展,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就难以坚持重正文路的改革取向,重振文风的改革思路,重调文心的改革行为,只能在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的波谲浪诡中随波逐浪,谈不上在现时发展中以文化资本的重构实现自我增值。 二、文化资本特征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问题 引入文化资本理念,不能仅局限于廓清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的理念与思维,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对文化资特征的透析与把握,反思与叩问变革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一)“认知聚合”特点与变革目标困惑 无须讳言,在关于如何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目标的问题上,无论是在社会还是高校领域内,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迷惘与困惑。从我国高校成人教育领域来说,一些人片面认为推行教育市场化是变革主要目标,甚至误读为就是“发展高端且高价的市场培训”。由是乎,国内主要高校纷纷进行以做大培训收入为目标的成人(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单单北京大学每年举办的培训班个数,就从2003年的100多个,增长到了2010年的500多个,年培训人数从1万人增长到近4万人。尽管这种天价高端培训一时间风生水起,但由于只是一味关注巨大培训市场蛋糕的争夺,各高校基本上都扎堆在国学、工商管理、私募等几类所谓的热门项目内,课程模块设计几乎同出一辙,甚至连授课师资也大量重合。这种严重同质化造成当前高端培训的竞争成了单一的高校“品牌竞争”以及领先“返点”争夺市场渠道的竞争。反观这些悖相,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深度把握成人教育变革目标实质所在,简单的把变革作为一种谋求更多经济效益和更大市场份额的市场拓宽活动,而不是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文化发展活动”,导致中国成人教育“推进现代文化发展”变革目标的失落。上述现状也从另一个侧面显明,文化资本理论关于文化资本“认知聚合”特点的判断,或是有助于这一状况的降解。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活动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群体的共同心理情感和价值观念的塑造、传承、发展和变革之中,文化资本正是在文化活动中被赋予了文化形式和文化内涵,使得群体认知高度聚合其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系统。这种论述恰恰从顶架层面上阐明了,永葆自身文化资本的生机与活力才是中国成人教育变革目标要义。深而剖之,就是要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要树立“以文化建设谋求更大发展”的变革精神、突出“重振文风、重续文脉”的变革态度,形成“以文化资本聚合为核心”的变革意识,倡导“以文化引领变革风气之先”的变革信念,不仅以此汇聚为一盏驱散以往变革目标困惑的明灯,更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中,将新的发展理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业风范,萃化而成为一种“文气昂然、放歌时代”变革目标。 (二)“资源聚合”特点与变革路径困忧 勿庸置疑,“通时达变”是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变革方式的方法论选择。然而,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过程中。如何将“识时求变”作为变革路径抉择的基本尺度上还存在重大缺撼。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一些人产生了“不知该从何处入手变革”的迷茫,对如何调整现有的办学格局都不知所措,更何谈在社会转型中发掘变革路向了;还有一些人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环境,产生了“不知何种路径适宜变革”的困惑,搞不清楚在变革过程中,到底是从满足市场需求入手,亦或从推进经济发展着眼;更多的人则是习惯性地在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上作文章,把大搞联合办学、变换招生宣传花样、简化教学程序作为变革主打路径,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等等诺是,这些变革路径的困忧与滞顿,所产生的直接因果就是导致成人教育变革效果消溶,无效变革或低效变革现象普遍。而要从根本上决解这个难题,关于文化资本“资源聚合”特点的论断或有拨乱为治这效。 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指出,文化资本能够通过主体间的转换,将不同主体所特有的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流动、共享、互动和重组,从而使个体在这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中,丰富了文化占有、提高了资源聚合效能。文化资本“资源聚合”的这种“互动共享”特点,给中国成人教育探索变革路径应有光前启后之义。一是提示人们要善于在成人教育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对接与碰撞中发现变革路径。强调“成人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成人教育与市场经济”、“成人教育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对冲与衔接中寻求变革路径的极端必要性,期愿通过此类“金玉集糅”,照亮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之路,引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之道。二是喻示人们在变革过程中,要把文化资源的共享、文化价值的重组、文化信息的流动作为变革的主渠道,让“以文促新、以文求新”成为评价变革路径的基本指标,在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架设一座“殊途共轨、异路同韵”的变革立交桥梁。 (三)“效率聚合”特色与变革行为困顿 反躬自问,在中国成人教育变革历程中,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变革行为抉择问题。尽管近些年来,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内,变革政策密集出台,变革举措不断推进。或是把高等函授教育作为变革的突破口,以函授教育的现代教育技术改造传统成人教育;或把发展远程教育作为变革的主要方面,以现代网络教育改变成人教育传统结构;或在社会考试中发展不同类型和不同结构的高等学历教育作为主线,以综合课程考试改革和证书互认改变成人教育评价方式,等等难以枚举。不可否认,上述种种变革行为在短时期内确有“流火之效”,例如某个远程教育试点高校一年就招生十余万人。但从长远上看,这些变革行为由于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不仅难以获得标本兼治的效果,一时间还很难推行下去。这些变革行为之所以“雷大雨小”甚至“有雷无雨”,溯起根本,限阈于成人教育外部表象调整应是其中主因之一。这也昭示,中国成人教育的变革行为,如果仅着眼于现代教育技术引进,或开发新的教育形式,或其他外延的伸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内涵文化着力。从此而言,引入文化资本“效率聚合”特点,或能为新的变革行为的甄择提供思路。 文化资本理论阐明,文化资本的获取是一个需要个体通过相关实践活动,使自身文化资本持续增加,从而保持相对优势的过程。这就要求个体在不断提高自身积累文化资本效率的同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做到“效率快”与“效果好”的有机结合。这就提示中国成人教育在确定和选择变革行为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态势,促进既往的外延式变革行为向内涵式变革行为的转变,尤其是要从文化资本聚合方面寻求行为的灵感与启示。另一方面,则是要在成人教育文化建设实践中,让文化资本聚合贯穿于成人教育变革行为全程,进而在文化与实践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不断丰盈变革行为的科学性,拓宽变革行为的可行性,凝练变革行为的可操作性,为当代成人教育变革行为的择优拓出一条理性之路。 三、文化资本互动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趋势 时下,文化资本理论正向一个更高更广的领域推进,“三个互动”即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互动、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互动、文化信息与文化传统互动则是其核心蕴意,而这些关于资本重构理念的引远,必然对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变革产生重大影响。 (一)有利于变革理念的文深义远 突出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重要走向,即在凸显文化资本“文化性”核心元素的同时,又注重文化资本活动价值的生成与增长,既考虑文化资本的本元意义,又强调这种本元价值的物化。这种无形与有形文资本的转换论述,对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理念的变革有着举重若轻的时代意义,不仅使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目标、创新动机、创新精神与创新意志的外延得以不断完善与臻萃,更促使创新理念的内涵向着纵深展拓,即由单纯的“为了成人教育发展而创新”,抻延为力求实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科研价值”的多维共进而创新,进而将“教育创新锐化为文化创新”。精而拣之,“三文重启”当是创新理念“钩深韵远”的原初因子。 “三文重启”以“文化视野重开、文化传统重光、文化精神重朔”为基本格调,强调“文化眼界决定创新高度、文化传统决定创新出路、文化精神决定创新成败”,着力在思维意识层面为中国成人教育创新打造“文长意远”之路。深而索之,不仅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漫漫修远”的创新途中,以“文化通达”的高情远志,树立起“传承传统优良文化为核心”的创新意识,培育“推进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为主导”的改革精神,规划“创造未来文化元素为蓝图”的变迁思路,并以鲜明的文化自信对创新中所遇到的,诸如创新动机缺乏、创新信心缺失、创新意志缺陷等等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与及时校正。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迭次反省与勘误纠失的实践过程中,在深化文化价值聚集与事业发展关系的认识,精确把握自身无形文化资源向有形文化资本转化的承继节点,最终汇聚为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理念所特有的“文化性”精粹。 (二)有利于变革取向的钩深蕴长 彰显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又一趋势。它主要倡导个体不但能够将所获取的文化知识、文化经验、文化技能等文化性资本,聚汇成为巨大的文化能量,并通过整个文化资本活动的运作实践,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文化修养。换而言之,就是在文化资本聚合的过程中,要实现“储聚能量”与“提升修养”的有机结合。以此引袂,在中国成人教育领域,这种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相互连通的观点,当对中国成人教育创新取向的明确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以其独有的理论魅力影响着中国成人教育创新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思考,更有利于中国成人教育在创新中生成“成人为本、教育惟真”的质朴文风,从而确立“教书育人”与“文化修身”同存共进的变革取向。 展而言之,“三文归一”应是主要路径。一是以开阔文化视野引领变革取向。要求摒除变革中“利益决定方向”或是“跟着市场走”的陈旧意识,从根本上转变“追高、求大、涉多”的偏激倾向,善于自觉从文化角度出发,发现变革走向问题和发展态势矛盾的背后有哪些文化的原因,然后从文化的角度给以及时校正或扭直。二是以发挥文化职能主导变革取向。强调要让文化职能发挥成为改革战略贯彻的先行铺路,注重文化职能和发展战略的相互联通与相互影响,即文化职能的发挥一定要体现出改革战略目标的要求,并在文化层面上对其进行分解。无论是使命、责任、规划、核心价值观的顶架部分,还是效益、质量、教学、科研等实践部分,都应该体现出改革战略的要求,使成人教育文化真正成为可执行性文化。三是以凝炼文化精神支撑变革取向;要求从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和社会层四个层次梳理成人教育现有的文化状况,在对原有文化传统吸收、扬弃的基础上孕育新的文化精神,以此凝炼成人教育自身鲜活个性,并在与原有的价值观相融合后,聚化为改革取向确定的精神支柱。惟此,中国成人教育方能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胸襟与气魄,在社会风云变幻中扬帆彼岸。 (三)有利于变革方式的境宽韵阔 强调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的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最终目的。它指明文化资本的不断流动和循环是其永葆动态性存在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关键,即文化资本可以纵向的从一个时代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形成从古代至未来的多极文化体系;又可以横向地在不同的范围和场域内传播,成为多样表现形式的多元性文化。这种不同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纵横捭阖、珠浸玉澜,共同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也对中国成人教育变革行为变迁带来新思维。其中,关于如何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如何生成中国成人教育“敢为人先、敢于实验、敢于失败”的行为个性?如何将中国成人教育具体改革行为升化为特色文化行为?等等问题的演释与阐明,都是文化体系与文化传统互动的蕴涵之义。上述这些问题也正好说明,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方式变迁过程中,“三个重塑”当是要冲。 “三个重塑”主张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的“开放、笃行、克难”,强调改革行为不仅要与现实发展相适应,更要使之与未来文化发展相关联;明确改革行为不但是“发展之本”,更是“创新之本”。因而,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改革中,一要注重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塑。大力发扬文化传统的正向功能,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整合功能,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结构整合,由此在领域内构建经由统一文化熏陶而在基本方面大体一致的改革行为调节体系。二是要重朔文化品牌。成人教育要根据已有的条件,推进自我文化个性与和改革行为有机融合,重视通过改革行为的拓展,发掘自身特色的人文资源,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激活现代文化的核裂变,在全社会树立不可替代的文化品牌,以获得的更广泛的认同感,产生更大的辐射力,更强烈的吸附力。三是要重塑文化价值。不仅要使改革行为能够满足成人教育发展的特殊文化需要,或者能够反映成人教育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要激活改革行为的文化创造功能,在不断深化改革行为文化传承与保存功能的同时,要进一步锐化它的“文化繁殖”的文化更新功能,通过改革行为的重组,适时把成人教育改革擢升为文化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为实现中国成人教育向“面向世界、展示特色、勇于竞争、开拓未来”的跨越提供必要价值肇基。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中国成人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 摘 要:通过分析成人教育生态的多维性以及成人教育生态的层次,探讨了成人教育生态性下的规律,即成人教育各级学校之间的比例不平衡、成人教育课程与正规本科教育课程的不平衡、成人教育拨款的不平衡、如何达到相对平衡,以及成人教育的迁移、潜移和富集作用。 关键词:成人教育;生态环境研究;成人教育规律 成人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正规教育的教育,其生态环境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生态环境。现以生态环境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成人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生态环境是指生态因子综合在一起,构成影响某种生物(包括人)的个体、群体或某个群落的环境。 一、成人教育生态的多维性 教育生态学把受教育者——成人,既看成社会的人,又看作是生物的人。在教育的周围存在着三种环境圈层,即自然的、社会的和规范的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成人的自然环境不同于一般校园环境,成人的自然环境也是社会环境,农民的自然环境在农村以及农民可能要迁移的城市,企事业职工的自然环境在企业、在其所工作的宽广的工作场所。而普通学历教育的学生其学习环境是在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象牙塔内,其受社会的影响并不太大,而且其学习环境容易控制。 社会环境又称结构环境。成人的家庭环境可以促进也可以制约着成人的教育,在不同阶层的家庭环境中,可能对孩子的期望值不一样,以至于影响到孩子将来的教育与发展。而正规学校的成人教育是非常少的,大多数的成人选择由社会机构举办的学校进行教育,因此一些政治、经济因素对成人教育的影响直接而又深刻。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与气质、观念。在对待教育问题上,中国的价值观念,不同时期的认识和态度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对中国人教育观影响非常大,自然参加成人教育的成人会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学习目的。而有一段时期,在“读书无用论”思想泛滥,“体脑倒挂”的社会,大多数成人则选择直接就业,以赚钱为目的。中国的民族性中,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而不是为了“生活”。当今社会,不仅重视人的学历,也重视人的能力,所以许多成人不仅选择学历教育,也选择了能力教育。 关于生态因子的性质和作用探讨: 在成人教育中,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这三种教育生态环境,组成多维复合的生态环境,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生态因素,分别满足成人生物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生活需要。当整个成人的教育生态环境由这三种环境交织融合组成时,就和成人教育相互作用,组成成人教育生态系统,形成竞争、协同进化和生态平衡或生态失调等复杂的情况和关系。 社会环境影响着成人学生的教育动机,成人教育参与者的动机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为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优化自身知识结构,属于求知动力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工作的要求;第二种需求仅仅是为了获取文凭,有部分成人学生为了提升职务、职称等原因而参与成人教育。第三种类型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取得精神上的享受。 成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影响着成人学生的学习基础,成人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从生源上看,成人教育的学生一般来自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各种技校的毕业生及已经踏入社会许多年的在职人员,年龄跨度较大。成人教育的学生也可以来自不同的阶层,如来自农村、来自企业、来自教师行业等等,而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学历水平,不同的年龄,决定了成人教育学生无论在生活阅历、学习精力、原有的学习水平、接受新事物的水平与层次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判断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根据社会目的不同,成人教育的形式可以是政策教育、法治教育、人口教育、妇女教育、老年教育、家长教育、培训教育等等。我国现在仍有20%的人口属于是文盲和半文盲。依照教育法的规定,具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公民,应当接受扫盲教育。因此,在某些教育不发达地区,成人教育担负起扫盲教育的任务。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成人教育的民办非学历高校,与正规学历教育竞争的问题。民办非学历教育,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学内容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但不具备颁发国家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资格的各类培训、进修、辅导、补习等非学历高等学校教育。 总之,事情的发展变化,协调失协都是与外部和自身的因素相互作用的。 二、成人教育生态的结构层次 (一)成人教育的宏观生态与微观生态 从宏观上可以看出,国家对成人教育是十分重视的。1993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成人教育纳到“终身教育”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开展成人高等教育意见的通知》将成人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鼓励公民通过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实现终身教育;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更进一步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重点为职业资格、岗位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将成人教育重点放在提升劳动者素质与业务水平上;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年)》均将成人教育与就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创业教育联系在一起。国家是把成人教育与其对国家的人力资源的发展规划联系在一起的。就地方法规来看,我国仅福建、北京、上海三地制定了地方性的成人教育法规。 但是从微观上看,成人学历教育却已呈萎缩趋势。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231.7929万人,与2001年的719.0658万人相比,增长近2倍。相比之下,成人高校的招生却出现了“滞胀”,如2010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在读生总数为536.0388万人,而2001年在读生总数为455.9809万人,10年来增长不到80万。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成人学历教育已经成为学生差、层次差、学历“水分大”的代名词。相对成人学历教育的萎缩,而非学历的继续教育却如日初升,方兴未艾。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的推进,继续教育在国际化的发展上也加快了步伐,各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机构依托本校优质师资与丰富底蕴,加强国际继续教育的交流、沟通与合作。 (二)教育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 教育的个体生态属于微观生态。现代教育科学非常强调教育过程的个体化问题,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而成人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由其教育对象——成人决定的。成人教育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以成人的方式指导教育的过程。诺尔斯认为成人自学者拥有着和正规学校的学生不一样的物质,他们能够系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活动,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具有丰富的认知能力,而且成人是一群主动学习的人。正是这样一群人影响着成人的个体学习生态。 中国的成人教育的群体生态系统有多种,具有中国特色。其成人教育的主体主要定位在普通高考落榜生、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职人员,甚至还有把军队的官兵作为成人教育的一部分,高校继续教育也是一种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多维的复合网络,在网络系统中,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使人才培养由基础向专深发展。 而现在远程教育更快捷地把分散的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在时间、空间上进行组织并加以协调,使教学得以实施,并且其实施的内容和方法更加有人性化,更针对不同学生的能力与个性实施。 三、成人教育生态的规律 (一)成人教育生态的平衡与不平衡 1.成人教育的各级学校之间的比例 成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不平衡。成人学历教育主要是指成人高考性国民教育系列,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国家承认学历,参加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各省、自治区统一组织录取。成人高等学校教育类型有:远程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职工医学院、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普通高校的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学习形式分脱产、业余(包括半脱产、夜大)和函授、远程教育4种。但这类成人学历教育已经不断在萎缩,甚至被许多职业大学所取代。 但是现在的培训教育却方兴未艾,针对青壮年农民广泛开展的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对农村基层干部、技术员、企业职工进行岗位培训,而且这些培训教育也不能完全满足成人对知识的渴求。这种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势必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其平衡的标准就是适应社会、广大成人对求知、求学的需求。 2.成人教育课程与正规本科教育课程的不平衡 从湖北大学继续教育所提供的课程来看,多属于面向社会需求的,急需型的课程,如旅游管理、建筑工程管理、电力工程管理、应用电子技术、学前教育、物流管理、通信技术、数据技术、市场营销等。 而本科专业则侧重于哲学与基础学科:法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材料化学、材料物理、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 正规本科的课程则还有基础和哲学方面的考虑,可能成人教育的举办者认为,满足社会的一般技能和学历需求就可以了,而人们追求更高、更精深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满足,另外所设课程也与某些本科实用性课程一致,这样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本科的教师。这种课程的不平衡必然会被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所牵引,从而向更高的平衡进发。 3.成人教育拨款的不平衡 这种拨款与收费并行的方法持续到20世纪末,此后成人教育学员的学费收入成了高校成人教育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成人教育本着“谁受教育、谁出钱”的原则,由接受成人教育的学习者支付学费。目前,我国成人教育的办学经费来源主要有函授和夜大学费、成人脱产班的收费、中小学师资培训费、专修班或联合办学的收费等,可以说成人教育基本上没有国家拨款。而高等院校学历教育拨款虽然偏低,但是国家也按照“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来对不同类型高校进行经费分配。 (二)成人教育的迁移、潜移和富集 成人教育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径流,即比较明显的迁移,也可以把这种径流看作是成人教育中的人员流动;但在微观上表现为潜流,即不明显的迁移,也可以说是成人学生思想上的迁移、道德上的迁移。生态学上的富集作用,又称生物放大作用,意思是有益的或有害的物质,通过食物链而逐渐浓缩,使其含的浓度成几倍或几百倍的增长。 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09年教育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和2010年工作计划的通报》记载,2009年,教育系统共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4249.31万人,与2008年统计数据比较,总人数增加300.10万人次。共有16.44万所职业、农村成人学校参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这样的人口大规模的转移,与我国的城镇化经济策略是相合的,在城镇化中,成人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成人教育中,一个人的成就受文化传统、社会风气、大众传媒、兴趣价值以及家庭环境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正规学校教育更直接和强烈。虽然有些文化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当这种思想的影响被学生慢慢地沉淀,到一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富集作用。如当一个农村成人在不断地接受教育,到一定时候,就有可能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一个学历不高的学生,在不断的接受成人教育中,可能会超过比自己学历更高的人,达到自己事业上的顶峰。 四、结语 成人教育的生态环境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成人教育是正规教育后教育,是人的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从其生态学中来探讨成人教育,给了成人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成人教育论文:浅谈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摘要】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变化正在显现若干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它既受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及科技文化知识发展的总量和速度等系统外部条件的影响使然,又受教育系统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和探索中国成人教育变化演进的规律,有助于从总体上准确预测科学把握成人教育实践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脉络,在推进经济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成人;教育;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未来社会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中国成人教育要想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使自己在日益竞争激烈的未来社会中脱颖而出。就需要增强自己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去顺应时展的潮流,那么我国成人教育在应对社会变化这个过程中,必将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 多元化和多样化 在世界成人教育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各级政府、学校及社会各界对成人教育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正日益增强,社会各个层面对成人教育的参与和合作将更加充分。高校、科研院所、社会行业团体、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培训单位、民营办学机构乃至于广大企业,将在政府的提倡、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广开财源,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有针对性地设计成人教育产品和多元化课程,强化服务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从而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成人学习联盟及支持服务体系,为成人教育不断注入新生力量,使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走上多元化的道路。 办学规格呈多样化,既有多层次多规格的成人继续教育,也有多层次的学历教育;有函授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网络教育;有集中培训,也有实践考察;有学校培训,也有电教培训;有级别考试,也有职业资格认证等。教学活动多样化。教学以教员为主导,以学员为主体,教学的内容着重于学员的应用,教学的组织方式既包括课堂的面授指导,更侧重于课堂外的观察、讨论、座谈、实验、实习、讨论、研究、协作、网上教与学的交流等,以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提高教学的效能。办学形式多样化。按需要办学,如订单式培养、菜单式培养、套餐式培养、模块化培养等等。 2 开放化和产业化 按照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战略构想,政府将加大成人教育的开放和改革力度,使成人教育向所有成人、向全社会开放,机动灵活交替循环无始无终地为一切有教育需求的成人提供教育服务,从而成为21世纪成人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成人教育从公益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复合型转化。面对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类成人教育服务需求,政府将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人教育的办学主体将通过法人制度,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求学者,为就业、转岗、创业、提升和完善自我的各类成人学习者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持服务,按照等价交换、供求平衡、优胜劣汰等市场规则进行经营运作,走出一条规划、开发、品牌、服务、自律、完善、提高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3 自主化和终身化 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市场调节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下岗失业现象司空见惯视若平常。加之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人事、劳动、医疗、福利、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成人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职业的可变异性,就必须提升自我的可雇佣性,从而自觉更新知识和技能。 终身教育不仅是成人教育的世界潮流,而且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是我国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紧迫任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要求。 4 社区化和网络化 成人高校将全面突破围墙,将教育向社区中心延伸直至边远地区的居民区和农村,形成集约化、社会化、合作化的办学态势。社区图书室、文化站、体育中心、娱乐中心、成人培训中心等各种社区教育设施和机构,将积极吸纳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集成社区教育功能,开展娱乐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法律教育、民生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及青少年教育,使教育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融为一体。 为缓解庞大的高教需求与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非常有限的矛盾,未来成人教育将充分利用互联网、卫星网、无线网、多媒体、数码光盘和电子课程等手段,建设资源丰富的教学网站和方便快捷的教务管理支持服务平台,大量开发基于B/S模式的网上练习考试系统,为各类成人开拓远程学习新时空,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将演绎为成人教育的主流形式。 5 高端化和国际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成人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随着成人专科教育的普及化和本科教育的大众化,伴随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更新换代的拉动,以及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加快,中低层次成人学历教育的市场将逐渐萎缩乃至最终在省、地级中心城市走向消失,成人教育学历层次需求呈现向高端迁移的趋势。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落差,我国成人教育必须奋力拼搏,发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自建和引进结合,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还要吸引外资独立办学,尤其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企业,在教育走向世界方面负有重任,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国外成人教育市场,努力提升成人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6 法制化和学科化 成人教育的法律地位将进一步确立并不断完善。成人教育将从关注数量到注重质量、从粗放式到精细型、从无序到有序、从恶性竞争到依法办学、从市场准入到过程监管认证督导实现一体化的根本转变,走向社会监督、齐抓共管、质量优先、责权分明、监控有力、自我约束、规范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在国际成人教育协会及其理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人教育众多科研学术机构、团体、刊物、成果和一大批热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已为成人教育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成人教育学将跻身于我国社会科学之林,成人教育的学术研究将活力倍增,理论研究更为系统,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繁荣期和发展期,将有效促进成人教育办学的职业化、管理的专业化和发展的科学化。 综上所述,多元化和多样化、开放化和产业化、自主化和终身化、社区化和网络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法制化和学科化将会成为中国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纵然成人教育当前还存在诸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体制、规范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成人教育网络,有待于进一步革新教材,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然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是健康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终身学习的大环境下,成人教育将以其独特的教育类型和多元的教育形式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各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的专门人才,为建立学习型社会,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把当代少数民文学创作界定在特定地域内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少数民族创作多样化的审美意蕴,多元化的风格彰显,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得到审美的体现。文本试以乌江流域当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佐证,从学理上论析其审美意蕴,以期对当代少数民族地域文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青年作家;地域文化;审美意蕴;风格多元化;民族文学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不同的民族都有独自的历史和文化,有他独自的生存语境、族群记忆、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会不自觉的凸显其创作的民族独特性。本论文试以当代少数民族区域规约下的民族文学为出发点,并以乌江流域部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为例,探询其创作的审美意蕴。 从事乌江流域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作品大都散见于国内一些大型期刊上,有些作家还是该期刊的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在最通透的认识里,在现代性和地域文化双重审美烛照下,让世人将富有灵性的目光投射到具有原始风光的神奇乌江流域,让它在宁静的沉睡里由“困豹”穿越到“后现代的香蕉”,由清新空灵的“雨季”游弋到老庄自然哲学的“漂泊心情”。由“高原梵歌”吟唱到“激情的岁月”,由“行吟乌江”牵引到“天上种玉米”,由神奇的土地里冒出的“红枫林”絮语“花灯”的历史沉浮等全方位的审美探寻和开拓,企图给予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灵的生命一个实惠的继续。今天,在全球化业已到来,在“物质”与“心灵”逐步形成强烈反差的前提下,人们在“夹缝”中“奔命”似的“跑着生活”。一种欲望感、焦虑感、迷茫感越来越沉浸在我们心底时,让我们抛弃烦躁的都市感,利益感,来到静谧秀丽的乌江边上,追思作家饱蘸情感的心迹,去解读一个个古老民族的生存状态,品尝其风景、风俗、风情画,领略自然、悲情、神性色彩,捕捉古老而又现代的民俗文化中美的信息,“在这些充满神奇效力的形式面前,会感受力的宣泄与幸福,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在宁静田园里解脱近乎地狱般的沉重和心酸时,更为重要的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有力媒介,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本民族地区审阅交流发展的同时也突破乌江流域地域的限制,进而推想全国,走向世界。几乎同时,它还具有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的开拓意义。 一、探寻与抒写:少数民族知识话语在创作中审美体现 基于建构在汉语抒写平台上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当代乌江流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中得到文学性的审美体现。认真阅读这块领域的少数民族创作,我们就会捕捉到土家族、苗族、侗、仡佬、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区域的古老歌谣、民间故事、谚语、神话传说乃至一些方言土语,窥见其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古老的生活习俗。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离不开生育养育他的这块净土,从水质的滋润浸染到成长过程民风民俗的浸透,都一直伴随着作家的成长发展。少数民族作家的诞生,也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记录着祖祖辈辈人民的生存命运的轨迹和心灵情感的变迁,他们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民族风情忠实记录者和传播者,也是这块土地上热情的讴歌者和抒情者,同时,他们在汉语抒写的平台上,在执著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也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和良知。他们或许没有运用自己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而是借助汉语言来抒发自己生命意识的感悟和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独到阐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恰恰相反,这是对民族语言文字另一种赓续和继承,更有利于自己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审阅,从而扩大了本民族文学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也有利于对本民族创作存在的不足给予修正,从而鼓励和鞭策自己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如果说科学凭借时空、力、物质、运动、质量、惯性等概念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话,那么作家的想象是藉以心灵来感悟、审视、体验世界。综观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创作,他们在进行汉语抒写的同时,也没有扔掉本民族语言的思维模式。相反,少数民族中的神话、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土语、谚语等民族性知识话语在汉语抒写中得到文学的审美体现,给整个民族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不仅赋予了生存本身以极其浓郁的艺术化品性,而且在为更深刻的层面上激活了艺术本身所潜存的人性能量——生命的自由表达与艺术的自由表现在此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仡老族作家赵剑平、王华,苗族作家赵朝龙,土家族作家吴加敏、蜀虎、赵朝龙小说创作上。赵剑平的《困豹》以乌江流域为创作背景,以疙疤老山与木家寨人的恩怨、令狐荣和木青青与当地政府的不和谐为线索,展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环境失衡现状,揭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发展重重困境,试图指示现阶段人类走出困境、走向和谐的理想之路。小说在文字的不厌其烦的叙事中,渗透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和哲学的思辨气息。在目前乌江流域内,算是一部老道、情真意切柔和似乌江水地域文化生态小说,由于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方言土语和歌谣情诗等少数民族知识性话语不自觉地进入小说写作的视域。《困豹》小说的审美特色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于民族民间语言的炉火纯青的运用上,作为在乌江乡间成长起来的赵剑平,本身的语言就具有一种质朴的野性,行文中缓缓流淌的方言土语,突破了常有的习惯性语言审美愉悦,以一种民间姿态使小说流溢着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族地域色彩。如“扯拐”、“呻唤”、“阴悄悄”、“挞斗”、“裹跑”、“衩衩裤”、“牢实”、“松活”、“活路”、“滚水”、“跑不脱”、“果子泡”、“黑不溜秋”、“喔嗬连天”、“活摇活甩”、“挨邻则近”、“忙天火地”、“吸吸呼呼”、“打酒只问提壶人”、“烟搭桥,酒开路”、“倒大不细,两头受气”等等诸多俗语、俚语、口语土语、谚语,这种民族语言只有在渝黔交汇的地方出现,如果用本民族语言表述出来是很难达到交流效果的,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更能传达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民俗风情。这些方言词汇,经过地方文化长期浸蚀逐步形成的可口的语句,是黔渝边地人们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语言的特殊表达,是乌江地域文化积淀与本土文化代码体系的自在流溢,是在人们长期劳动过程中生存体验的凝练和简索,是其他民族无法替代的生存法码。 在王华的《傩赐》中一些充满巫性和民间文学色彩的儿歌民谣和山歌,机智幽默,和谐铿锵。在傩赐这个地方,哭丧有哭歌的,各人家的丧情不一样,哭出来的调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词差不多变化了,例如四仔爸爸死后,四妈这样伤心哭到:“叫声哥哟我的君,我说你才没良心。哟——没良心/跟着你来已十年,你好生站着没十天。哟——没十天/吃好睡好还不算,还抛下我们上了天。哟——上了天嘞!……”。道士雾冬在四仔爸发丧出门时,高喊一声“起”,管材被壮年抬起来,紧接着唱道:“走吧!大鸡带你走到冷水谷,大鸡带你走到冷水冲,那里有黒竹一对,你去摘根做杖柱,拄着它去过奈何桥……”这种悲壮氛围更加浓烈起来,周边的人也收到强烈感染,都流着伤痛的泪水。 在《困豹》中,也写了木青青娘的去世,端公在开坛时,唱念到:“端公是神又是人,人不人来神不神,法事开坛不敢停,要停必定有原因。待吾神转回仙山,屙一泡屎哟!/此水为非凡之水,乃天宫闪电之水,左边洗过招财路,右边洗过招财来,天瘟扫出天朝去,地瘟扫出地府门,人来有路,鬼来无门,主人清洁,四季平安。……”这在幽默中渗透着喜剧因素,把主人的悲伤情调通过端公的诉唱转化为感激。 还有在《傩赐》中,对爱情的表达,也是通过山歌表露出来的,秋秋在拒绝岩影的爱意时,岩影一转身就唱起山歌来:“自从那天见妹面,哥哥魂儿就被美妹牵。朵儿妹呀朵儿妹,哥哥的魂儿你要好好管。……”在岩影被“我”妈拖出后门进入睡房后,他坐在床上给秋秋唱起来山歌:“小妹好像花一朵,开在哥哥心房处。哥想妹唉,想得心尖尖痛!那是花朵朵处生了刺。/妹朵朵生的娇,哥哥的手生得糙。有心想把妹妹搂在怀,刺就扎进了哥哥的手。妹朵朵啊花朵朵,妹朵朵啊花朵朵……”山歌情意绵绵,歌声寥寥,忧伤回荡,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秋秋的心。傩赐庄,在叙述者看来,“桐花节”是傩赐人民重要的节日,当然也是几个男人娶一个女的发端,秋秋的到来,无疑成为“桶花姑姑”,而“桶花姑姑”就得为傩赐人民过一个晴朗的桐花节。过“桐花节”就得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对歌,藉以表达一种纯真的爱情,歌唱美好的生活,“表现了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对纯真爱情的执著向往” 赵剑平《困豹》口语土语的娴熟运用:“老表老表,下河洗澡,毛巾捂到,帕子耷到。”“想你想你想死你,找个画家画个你,把你画在杯子上,每天喝水亲死你。”,在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中,作者从生活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白粉墙村的真实故事出发,以四代花灯艺人的艺术人生为线索,饱蘸着近百年土家族人事的沧桑,着重对土家族原始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展示和重振,文本中渗透着大量的土家族民间花灯口语民间调子,涉及到爱情、农事等,仅仅关联着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历史沉浮。 田永红小说《沉重的航道》,月光下谷底躁动喧哗的江涛,那一泓悠长坎坷的航道实际上承载的就是船工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奋斗史、苦难史。那一声声山歌“半夜三更(哪个)睡不着,打开窗予(什也)望月落。打开窗子(哪个)月落了。月下无妻(什也)怎奈何?”叹出对生命的无奈,仿佛又只有认命。 这些口语化的汉语抒写,是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的从民间提炼出来的出面语言文字,增强了文学性和表达力,美的质感也正出现在这里,通过汉语抒写的传达,尽情展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本质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和触摸特定的人文语境,领略和享受排斥在都市外的“活”的民间艺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母语的写作意味着创作者自觉地确立了他与活生生的民族生活的精神联系。母语的言说能唤醒我们最亲切的情感,在母语的神思过程中,人的整个心灵都充溢着活生生的意象、活的人、活的声音构成了最亲切的母语写作情境”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信息承传下来,而且也方便了与汉民族进行传播和交流,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以继续的缘由。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思维逻辑在于真实地描述本民族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挖掘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化,热爱尊重自己的民族,企图把本民族纳入一个多民国家体系的构架中,以期完成民族和谐的审美动态叙述话语,从而使自己的表达情愫和思绪能够被汉语读者理解、认同甚至得到扶持。 二、凝视与反思:挖掘底层求生者的苦难历程及生存命运 凝视底层,纵览宏宇,响应当代底层求生者的心声与道德良知,叩问底层人魂灵与生存命运。底层写作者注重发掘底层求生者的生存状况,对其心灵的苦痛和肉体的折磨作出独到的挖掘和审视,遂成为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的一幅独特剪影。进入新世纪九年多来,底层文学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当代文学发展必然的收获,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今日,底层文学虽然遭到了一些学人的批评和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文学给近十年寂寞而不景气的文坛带来了一丝灵气和生机,这几年最能撞击人的心灵震动的小说还是出自底层文学。在少数民族写作者中,也并不是不关注现实,反思现实,整天沉浸在津津自乐的民风民俗文化的挖掘中,相反,他们也更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境况,对其道德良知进行拷问。 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中篇小说《回家》《在天上种玉米》,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赵剑平的长篇小说《困豹》,田永红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林照文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罗漠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等等。这些作品都渗透着底层写作者更多地将目光由细碎的人性内部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延伸,打通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地域之间的重重阻隔,探索我们这个时空领域里底层求生者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历程和生存现实,深入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求生者的欢乐与梦想,焦虑与孤独,愤怒与抗争,欲望与追寻内在的复杂性、斗争性、荒谬性和尖锐性。 在王华《桥溪庄》中,开篇就定下了底层人生存苦难的情感基调,“黎明无风。茫茫雪野在朦胧中沉睡,但桥溪庄无雪”,这预演着人事的悲哀与无奈,临近的厂房,打破了宁静的山庄,染黑了清新透明的空气,桥溪庄人寄托于厂房的梦想恰恰是他们人生命运低谷的开始。雪豆、雪果等雪字辈的孩子们是生长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受害者,雪豆的到来也注定村庄人们恶果的到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作家,王华对农民生存的欢悦与哀痛,追寻与失落是深有感触的,心理凝固着一团火热的“农民情结”。尽管她笔下的李作民、陈大懂、陈小路、兰香和雪字辈们对生活执着追求,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他们表现出的刚毅、本真、勇敢、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的希冀都沉默地狱。《村小》、《天上没有云朵》、《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家园》和《傩赐》都是用汉语抒写底层的作品。《傩赐》作为描述一个傩神赏赐的村庄,带着底层写作者浓重仡佬族符号的记忆和追思,描绘一个村庄外乡女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懵懂嫁给了兄弟三人,他们拼命挣扎求生存甚至几乎付出生命为代价,仅仅是追求一种一妻一夫的正常生活的理想,作品在“白太阳的美丽和忧伤”中开始,在“白太阳显得很单薄,单薄得若有如无”中结束,像一首挽歌,奏响沉重低沉的哀乐。《回家》和《在天上种玉米》是作者09年分别发表在《当代》《人民文学》上的两个中篇小说,同样是关注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家园”“村庄”苦难叙述的话,那么这两篇主要倾诉的是底层求生者流动的生存本相。前者阐释的是一批“向城市求生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在“回家”的艰难路途中的一副痛苦相,由于在工厂上班,一夜之间倒闭,身无分文,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回家”,然而“回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后者仍然抒写一群熟悉的乡村“进城求生者”在“天上”种玉米遭受阻碍的滑稽相。 冉正万中短篇小说《高教女人及其他》《奔命》《跑着生活》等在充满一种乡村气味生活气息的境况下更多关注的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的命运,作家付出的同情感时更多体现的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长篇小说《纸房》试图在建构和谐家园意识时对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引进进而扰乱纸房村民生活造成生态破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的一幅人生悲哀图,土地原生态的彰显与现代商业的的浸淫产生强有力的张力,一种乡村“Gemeinschaft”正在遭受解构。赵朝龙小说集《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忠诚于生养他的故土乌江作为他的创作源头,因而他的小说创作的资源来源于乌江,写乌江人,写乌江两岸的风物山川,写那些绞滩人、信号工、走江汉子、农夫农妇……写他们生活中的欢乐与痛苦,焦虑与孤独,忧伤与喜悦,追求与无奈,力尽描摹一幅低层劳苦人民悲欢离合的画面。龙潜《铁荆棘》以一个少年的记忆和回味,抒写记忆中的苦难。田永红《走出狭谷的乌江》中的人物,大多为乌江边的人,关注的都是底层人的命运。潮砥滩的石柱,洋荷滩的山妹子,宋江灵,葫芦滩的秋嫂,市场上的牛贵,月门洞河的地主子女,苦竹寨的杏花和桃花、于家岩的于二毛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村民,它们生活的本真,实在,给人一种忧郁、阔达的调子。罗漠中篇小说《大雨瓢泼》,给人一种内心的涌动和震撼,小说写的是底层文人生存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群当下社会底层文人的众生相,体现了他对当下的文化关怀。 三、展示与创新:艺术风格多元化 展示艺术的多姿多彩,承传古代文人底蕴、文风、诗学价值,在生存境界中领悟人的生命真谛,述说真诚话语,阐释生命哲思,坚持艺术风格的多元化,文体的多样化,在创作中逐步摸索适合于自己的艺术开拓模式,这是乌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地域本色,也是他们的自觉追求。乌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体裁不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这些作家在从事这一创作的同时,也把笔墨伸向了戏剧领域。各种体裁的作品不仅处处流露出少数民族作家厚重而又令人景仰的生命体验,而且也鲜明打上了各个时代、乌江流域各个角落思想文化层层嬗变、层层演进的深深烙印。老庄佛禅文化、土家舞曲、民歌,苗族舞曲、红色文化、傩文化、“萨母”文化、独特的生态资源多种在发生学上界限严格的文化形态,都可以在乌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找到相应的佐证。由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纷纭错杂的地域文化特征,加之个体独特的审美爱好和审美倾向,想象意识浮现,按照审美符号和语言的图式,共同造就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学艺术风格多元化的综合表象。现就诗歌和散文作简要的艺术剖析,主要体现在民族性,古典性,乡土性和风俗风景风情交媾磨砺出的神性,通过再现和表现有规律地表征在其创作中。 就诗歌而言,冉冉诗集《空隙之地》、冉仲景《从朗诵到吹奏》《众神的情妇》,周建军《穿越隧道的歌吟》,向笔群《武陵山,我的保姆》,喻子涵《孤独的太阳》,宁坤强《情满乌江》,王新华《高原梵歌》,何小竹诗集《写到1000首诗之后》,马仲星《漂泊心情》,何炬学《走过界面》,杨见《五种声音》,王晓旭《后现代的香蕉》,蔡劲松《人在边缘》、白沙《玫瑰园》,林亚军《爱在雨季》,赵朝龙《梵天净土》。散文集主要安元奎《行吟乌江》,魏荣钊《独走乌江》、刘照进《陶或易碎的片断》、王鹏翔《村庄的背影》,马仲星《黑白乐府》、龙志敏《松桃舞步》等,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在原始文化和现代性二重背逆下,诗文家们自在自乐的构筑地域文化世界,他们带着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血液,美丽的山水,独特的民风民俗,原始生态资源,从梵净山脚下到乌江之滨,从故乡的江到中国的雪,从土家山寨到苗家、彝族风情,由对人生的诗心感悟到高原梵歌行吟到激情的岁月,寻找古老的民族精魂,在绮丽瑰异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必然在其诗歌中交织和穿插着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历史考察。“真实的东西——包括大自然或者说自然风景——就其自身来说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想象,就其本质结构来说,包含着对世界的否定’但是,如果说美的东西必定是想象的,那就一定要求观察者通过他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这一群体上的作家正是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去构造审美对象的。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生命之根,存在着血脉与归宿形式,关照民族身份,和作家通过他们的沉思行为所建构的审美对象——地域文化民族风情铸造了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 在刘照进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断》中,作者祈求在土家族的乡俗生活中追寻一种历史沉淀的感伤情调和记忆童年的刻度和亮度,“留在村庄上的”是苦难、亲情、温情,一种怀恋,一份感恩,一片沃土;城市速度、包容力、现代、虚浮给予作者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灼痛,同时,也充斥一种现代性的张力。魏荣钊《独走乌江》,体验更多的是孤独,作者的思绪紧随乌江跳动的脉搏,用写实的笔法记录了两岸的历史、自然、风俗和人情,丰富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在喻子涵的散文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出作者深受佛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散文诗中可以找到证据,《野火》一诗意象“野火”,“石头”,从石头中产生又轮回到石头中,这正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表露。王新华《梵歌》组诗,《梵净山》组诗直接把佛写进诗歌中,成为一种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彝族作家王鹏翔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更多的借助往事、花事、农具、人畜、节气、庄家、风俗风物将村庄的背影诗化,尽力挖掘对模糊村庄的记忆,在心灵的村庄寻求栖居之地和灵魂的归属。少数民族诗人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构筑诗性的乐章,他们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交结中也身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是用汉语来抒写土家族、苗族、仡佬、彝族、侗族的民族,其宗教、谣曲、舞蹈、法事、安葬、哭嫁、乌江风景等凝聚着诗歌、散文的梦想,在地域风情和文化记忆中熔铸于土家族、苗族、仡佬、彝、侗族与汉族并共同赋予其生命意象。“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在周建军的诗中,对民族地方色彩的挖掘较深,他的诗《采石艺人》、《摆渡江湖》、《打铜老人》彰显着对本民族化传统的忧患与礼赞,其主人也就自然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代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贡献。“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冉冉《一只母羊和三只小羊》,碧绿、杏黄、白色涂成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一只母羊与三只小羊在缓行,在这种诗情画意中,最伟大的母性在她心中全部唤起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甜蜜柔情,其心灵与大自然的邂逅,执拗地向生命情感的深度大踏步的推进,企图达到现代批判精神和向古典乡情韵味、难以压抑的乡情和异常纯净的山涧景色、永恒的爱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主题之间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何小竹诗集《六个动词,或苹果》中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质素,《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体现了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对“乌江文化精神敏锐的观察和表现” 冉仲景的组诗《土家舞曲》“灵魂里安家/舍巴!舍巴!舍巴舍巴舍巴毕兹卡!//霞光走来一群收割燕麦的女人/她们腰肢丰腴:乳房硕大/被鼓点激烈的脚步/刚好踩在了恋爱、婚姻、生育的节奏上/朴素和清白,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更是她们的肉体和节操”。传达了土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的情愫或语言的“密码”,更深层次的体现了生存意志和蕴藏于社会的生命潜力的内在张力。从词义里表达出的地域风情、文化和内在精神,散发出诗意的民族地域色彩,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民族个性,正如茅盾早期在强调小说的地方特色时指出“一处的风俗习惯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这一个性也正好体现了乌江流域诗歌创作独特的审美意蕴。 情来自于对物的感触,诗文“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诗文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农家、山歌、唢呐、芭茅、对牛哥、梵净山、乌江等等都是来自于自然之象,是诗文家切身的体悟进到人生哲理的升华到达的一种生存境界。林亚军的《乌江呀乌江》,宁坤强的《情满乌江》,马仲星的《乌江月》,赵朝龙《乌江吊脚楼》等诗作更是对“自然之象”的真情表达,而安元奎《行吟乌江》更是将乌江浓郁的地域色彩、神秘的灵魂作为自己追索的家园意识的精神烛照。 思乡是中国古代文人常常产生的一种孤独情绪的生发,在少数民族诗歌中我们感受着“民谣淹没月夜的苍凉/不再孤独”(《异乡望月》林亚军)在“在高高的天穹下面/一朵花,鲜艳的绽放/孤独地/它使我深深地牵念”(《故乡印象》马仲星)“还有许多的语言之外的东西/关怀和鼓舞着我们”(《想念家乡》王新华)的家乡,然而,面对家乡,特别是亲人,“我”似乎有种内疚,因为“这些年,流浪在外/背着的,一直是/空空的行囊”(《我把故乡的风丢了》末未)。 四、困境与突围:捕捉多领域题材,凸显现代性 在以宽阔的胸怀挖掘民族民风民情,静心描摹生态图景,透视民族生存历程时,以更加切身的感受,开阔的眼光审视世界,将创作主题延伸多领域,凸显现代性,这是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所警觉到的,因为“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这就难免造成作品的形式的单一和内容的静止”。然而,我们审视一些乌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创作,会隐隐觉察到他们在陷入民族创作困境的危机感时,猛然意识到不能全面的复制民族地域风情,沉默在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中,题材不能单一化,在技艺上应该有所突破和创新。从目前出现的作品看,作家在创作题材上出现了新的迹象,而迹象也表明,这种创作趋势、创作手法的运用,题材的选取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在谈到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困豹》的创作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乌尔沁认为“身为少数民族作家,赵剑平是从整个现世人类的高度,审读和透视我们国土上面变革中的旷野乡原,作者的笔力重重地击破了地域的限制,民族局限乃至文化局限”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存永恒的家园。他笔下的木家寨不仅仅是乌江边上的民族生存的乡村,它是中国整个乡村的缩影。一只“疙疤老山”的豹子企图寻求“又纯洁又宁静”的一片栖居之地,如今遭受人的破坏和霸占,于是寻找曾经的家园,可遭受到的正是现代性观念和行为侵略处境。令狐荣作为民办教师,抱着良知去寻找救助三个被拐卖的无辜少女,闯入城市,屏气凝思,一方面展示了国际化大都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和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以木家寨为代表的穷乡僻壤的与世隔绝和孤陋寡闻,这在他纯净的心灵里投下了一丝阴影。这部小说尽管作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谚语、歌谣的表述,但丝毫没有影响它的大气和质地,相反,透视出一种浓烈的当代意识,“困豹”不仅困的是豹子,它还困着民办教师令狐荣、木青青,也困着这个贫穷的山村。这是一部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穿透着诗性的力量,具有浓烈地域色彩与现代气息的奇异偶合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文本风格。 从上世纪末,何小竹逐渐把笔力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企图投向大都市的怀抱,创作了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弥》及中、短篇小说《圈》、《天堂旅馆》等,诗人注意力的转移,我们不妨猜测到视为都市的欲望和市场的诱惑使然。在冉正万、王华和蔡劲松的创作上,他们不再固执地将笔力集中在展示民族风情、古老地域文化上,而着重关注当下底层求生者的生存命运,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困境的二重思考,由地域生态资源描摹转移到生态平衡与人的和谐建构上来。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由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农村田园的美梦,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比,“我九岁的时候,纸房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雨滴是干净的,下雪时,每一粒雪米都晶莹剔透,晶体里仿佛有一根细小的秒针在滴答作响。现在呢,山变样了,水干涸了,雨水浑浊。雪很少下,即使下一点也敷衍了事”,表露出作者道德良知的呈现和灵魂拷问,充溢着焦虑感,给即将破坏的生态家园一种人道关怀和警示。作家蔡劲松是目前侗族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创作风格多元化。其小说题材完全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在小说中主要围绕大学校园、研究所、遥远的武陵边城、古都西安等不同地域,人物主要落笔在大学生、教授、土匪、石匠、屠夫、卖鸡蛋的盲人、下岗职工各种人上。他笔下的“历史”已有了新的内涵,更多的是人的欲望的体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更为熟悉的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写出了《屋檐记》、《大桥上的新闻》等。王华的小说创作,驱魔了传统的技艺手法,在取材上她逐渐转移了视角,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大家所关注的底层求生者的生存轨迹上来,特别警觉到“民工”在“家园”追寻上的拷问。土家族作家蜀虎的长篇小说《武陵的红》以两支红军曾经在武陵土家山寨留下的足迹和民间传说为原型,以侠的形式构思文本,企图对历史的重构,而长篇新作《酒脸》在涉及历史的叙述上更宏大,对土家山寨民风民俗民情,土家人的生存境遇的惦念,表达出土家人的文化意蕴和生命诗学,因此“这部小说还有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价值”(陈晓明语)。 总之“优秀作家首要的品质是真诚,真诚面对和继承自己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也要勇敢地正视自己民族的糟粕和劣势,更敢于面对现实变动对自己民族的冲击”,乌江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应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始终把握民族脉搏的跳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借鉴西方现写作作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至于今后创作文本质量、影响广度和深度怎样?诸位读者将以博大的彼岸之神对之试目以待。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中土族文学艺术 [摘要]土族民间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土族人民用“花儿”、宴席曲、安召、叙事诗、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谜语、谚语等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土族人民同大自然、同旧制度、同反动统治阶级所作的斗争,表达了土族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了土族人民生产劳动的场景和生活习俗。新中国成立后,土族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赞颂新人新事的文艺新作不断涌现。 [关键词]土族;文学艺术;详解 “花儿”是甘、青、宁三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特别是甘肃河川、青海湟水流域的“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奔放、比兴运用自如、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土族“花儿”独具一格。它既不与汉族的“花儿”类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曲调优美,婉转动听,如“土族令”、“互助令”、“尕马儿令”、“绕三令”等,颇为流行。另外,土族还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传统情歌,“嘎达古道”,唱起来亲昵委婉、曲折悠扬、倾诉男女青年相互爱慕的心声和愿望,如“玛森格”、“蒙古尔孔尼阿姑”、“阿甲哟”、“阿柔洛洛”“阿吾烈”等。土族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不论田间地头,还是在庙会山岗,都是“花儿”赛场。演唱者自编自唱的能力很强,一般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解放前,土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男女把“花儿”作为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也把“花儿”作为评击反动统治的有力武器。 长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祁家延西》、《拉仁布和琪门索》、《土族垦荒歌》、《登登玛秀》等。其中《拉仁布与琪门索》堪称土族长诗的明珠,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首抒情长诗以深沉悲壮的曲调,优美动听的诗句,道出了他们纯真的爱情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向万恶的封建社会控出了强烈的控诉。《祁家延西》则歌颂了德高望重的延西将军,不顾年迈体弱,率众击退入侵之政的勇敢精神,充分体现了土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安定和谐的强烈愿望。 宴席曲是土族人民在喜庆婚嫁时,邻里亲戚前来庆贺,表达他们对主人的祝福所唱的歌。土族也把宴席曲称为酒曲、喜曲。主要分以下几种: 一是赞歌、赞词。是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歌词以华丽的词藻来宣染夸张,如主人赞颂客人德高如兰天,恩深似大海,意志象雄鹰一样坚强,知识象大海一样渊博;客人赞颂主人的殷情款待:檀木的桌子,放了宝贝般的酒具,吃了肥美味醇的羊肉,喝了醇香的美酒。宾主互相赞颂,增添了喜庆、热烈而欢乐的气氛。 土族人民举行婚礼时,不论新郎冠戴、拜天地、还是款待宾客、谢媒人等,都有整套整套的赞颂词,语言精炼、比喻优美、贴切,仪式庄重。 二是对答歌或对唱歌。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又有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类型。对答歌含蓄而生动,曲调悠扬而多变。它是宴席曲的主要组成部分,流行的对答歌主要有《腾德尔格玛》、《霍尼》、《青蛙》等。 三是婚礼歌。是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它有固定固定的曲调和歌词,歌词的内容随着婚礼的程序或场面不同而异,有些歌词生动活泼,有些却很风趣,有些则严肃庄重。婚礼歌主要有十二首,如《纳信妥若》、《拉隆罗》、《阿依姐》、《纳信斯果》等。婚礼歌最能体现土族人民的习俗人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土族人民逢年过节,喜庆婚礼,都聚集在打麦场或庭院里,纵情欢唱、翩翩起舞,洋溢着十分欢乐的气氛,充分显示出以土族人民乐观豪放、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色。歌舞是一种诗、歌、舞相结合的形式,一般由一个歌手领唱,众人挤在歌手后面边舞边唱,所以往往以众合的衬词为曲调名,如“安召”、“召应召呀”、“拉热拉莫”等。 土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条件下,以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却很丰富,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等流传很广,深受土族人民欢迎。神话如《阳世的形成》、《黄牛的故事》、《唐德格玛》等。《唐德格玛》描写了少年开荒种田,先到天上捉青龙,青龙逃走了;又到山里捉野牛,野牛又跑掉了;最后到了平原捉黄牛,终于将又肥又壮的黄牛捉住,架起犁开荒种地。展现了土族人民披荆斩棘、辛勤劳动的品质。 民间故事有直接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揭露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剥削的,如《狗气杀地主》、《红水沟》等;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蟒古斯”作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蟒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为了摆脱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向不合理的宗教道德观念挑战,蔑视权贵,不爱金钱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登登玛依》、《阿丹寻妻》、《青蛙女婿》等。 土族寓言《想吃太阳的鸠》、《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等。童话如《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都是以物语理,形象生动,含蓄深刻,富有哲理性。有的寓言还映射旧社会的社会现象,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地主、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尔虞我诈、凶恶残酷的本质。新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族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涌现了一批土族业余作者,创造了一批好作品,如《雪里送炭》、《金色的长城》,《拉线琴之歌》,《劳动的歌舞》,《流水欢歌》等。 土族人民特别酷爱艺术,不论修房建寺,还是衣着服饰,刺绣图案,争相斗姘,巧夺天工。土族历来多项式能工巧匠,如互助的土族阿姑,从小学习刺绣技艺,个个都能绣出“玉瓣梅花”、“转魁子”、“太极图”、“富贵不断头”,也有“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石榴寒雀探梅”等各种刺绣图案和花纹,尤其绣的盘绣美观大方、耐久朴素、细致匀称、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在党的民族政策下,土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土族人民译制出了土族电影《雪山泪》、《闪闪的红心》、《山寨火种》、《喜盈门》等四部,深受群众的喜爱,还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土族风情》和青海电视台摄制的《土族婚礼》;互助文工团排演了歌剧《拉仁布和琪门索》和东沟公社大庄大队业余文工队排演了土族歌舞《迎亲》,还有大型的土族歌舞剧《彩虹部落》,这些都丰富和活跃了广人民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使土族文化走出了土乡,走向了全国各地,使土乡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幸福的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高校汉语言文学课程改革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面临着诸多困境,然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期望通过对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改革实践,突破困境,实现办出特色、更好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新晨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在审视2007年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或许会感到一些欣喜和宽慰。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默默执守、不懈努力下,我们在不断收获:理论创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作品研究的力度与广度的深入开拓,族别文学和区域文学的回顾与展望,都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不断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等文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以改变以往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意义在于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张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已不合时宜,少数民族文论研究应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 和开阔的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知名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及人生观都有决定作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论述其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分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纪实之作。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认为栗原小荻站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遥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论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摘 要: 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多样,通过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实现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建设。 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文献资源 共建共享 民间文学,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包含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长篇史诗、寓言、戏剧、曲艺、诵词、风习歌、谚语等。少数民族文献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好的依据。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聚居着以汉、壮、瑶、苗、侗、京、回等12个民族,是壮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壮族的文献最为丰富,也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最为悠久、珍贵的文献。 文献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与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探索建设良好的资源共建共享模式,寻求文献信息资源效益最大化,不仅能促进跨时间、空间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而且能够降低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成本,弥补馆藏资源不足,从而实现图书馆之间文献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减少重复浪费。 一、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基本情况 广西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在远古社会即已产生,但是对它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却很晚。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出现于春秋前期楚国南部)及汉译,被认为是最早的壮族口头文学整理。北魏、唐、宋、明、清的一些作品也偶有涉略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但都未有完整的整理和研究专著。在广西,真正大规模搜集、整理、研究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1950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从1958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广西壮族文学》,全书31万多字,是中国探讨和论述壮族各个时代民间文学演变和发展历史的第一部著作。 “”期间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陷于瘫痪,直至1976年粉碎“”后民间文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研究成果多而且突出。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主要有壮、瑶、仫佬、毛南、京等5个民族的文学概况以及《壮族文学史》和《瑶族文学史》,80年代起,相继出版了《广西各族民间文学丛书》、《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布洛陀经诗》、《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广西民间文学散论》、《歌海漫记》、《壮族文学概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壮族文学史》、《瑶族文学史》、《瑶族歌堂诗述论》、《侗族民间文艺美论》、侗族长篇创世史诗《嗄茫莽道时嘉》等专著和《广西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及古歌价值初探》、《壮、侗、瑶族创世女神的比较研究》、《回、 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间故事巡礼》、《孟姜女传说在壮、侗、毛南、仫佬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壮族青蛙神话剖述》、《瑶族歌堂诗述论》、《漫谈瑶族造人神话》、《论侗族琵琶歌》、《桂西苗族民歌初探》、《毛南族民歌初探》、《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等文章。 纵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涵括内容有:壮族民歌、歌圩、歌会,壮族神话和传说故事,瑶族民间文学,瑶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侗族民间文学研究,侗族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毛南族民间文学研究,仫佬族、彝族、京族、仡佬族、水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现阶段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情况 目前,广西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主要有:广西文化共享工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西科技文献共享与服务平台、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桂林市工程技术文献信息平台、广西医学文献信息服务平台等,由全区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科研系统图书馆、高等院校、高校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协作共建。从整体上看,广西区内的文献资源体系共享平台建设仍不够完善,在公共图书馆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等均有自建的地方特色资源专题数据库(以多媒体专题资源为主),但是地方文献资源的数据库和专题收录有限,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源尚无共建共享。 那么在文献资源流通便利、共建共享发展兴盛的今天,极具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共建共享?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认识意识不强。21世纪是全球网络化发展的时代,追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人们的需求和目标,但是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共建共享的认识意识不够,局限于以往单一的“人有我有、人无我无”式资源结构,各馆故步自封,认为地方文献资源为本馆的馆藏特色资源,缺乏开放和共享意识。 二是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组织。广西的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各类图书馆馆藏数量不少,但各类图书馆之间、公共图书馆中省馆与市馆、市馆与县馆之间缺乏整体的划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搜集和建设缺乏标准,没有组织和统一协调。 三是实践中遇到困难。目前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资源尚待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仍然很多;广西部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研究中心馆藏机构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但整体上资源分散、集中收藏难度大;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级图书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发展不平衡,导致资源整合、共建共享难度大。 三、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对策和建议 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成为现代社会文献信息资源传播和传递的载体,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网络化建设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丰富,实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可以缩短广西少数民族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同时也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广西少数民族提供信息平台,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承传播。基于此,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的“赋”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传统修辞表现方式之一的“赋”,在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也被大量运用。这些作品通过“赋”的运用来达到对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的模仿,并在仪式、表演中得到加强和确认。“赋”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整齐、秩序与协调,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质。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赋 自然 一.口传文学中的“赋”:对自然力量的模仿 自古至今诸多学者们对赋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其涵义主要是“诗文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笔者认为这里应包含两个方面:一、直书其事;二是铺陈其事,通过对事物的铺陈或直书以达到强调或重复的目的,铺陈与直书有时分别用之,有时兼而有之。除具有以上涵义外,从现代修辞学的角度看,赋涉及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排比、反复或重复等。 人类在自然之中生存,面对的环境是众多的自然物。一方面,面对缤纷复杂的自然物,人类的意识或感觉到的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人类最初对此无能为力。当语言产生以后,人类以修辞的方式来表现自然物,语言和修辞的魔力让所有的自然物似乎都变得秩序井然、整齐划一了,人类主动地从混乱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中看到了秩序与谐调。另一方面,自然物还以规律的方式让人感知,随着人类意识活动的继续、观察能力的提高,人类感知到某些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日月更迭,花开花谢、生死交替等,这种规律性的运动、变化让人类相对被动地从自然中发现秩序与谐调。 自然生命秩序和事物运动规律让人类感到了自然的力量,并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去摹仿这种自然的力量,以便语言也能在摹仿中拥有这种力量,于是作为表现自然物的修辞就在摹仿自然生命、事物变化的同时具有了自然化的力量。赋的手法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赋的特征是直书和铺陈,这是修辞表现和自然力量的结合,修辞表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事物的指称和意思表达准确,直书其事是对事物或意思的直接指称和表达,符合语言产生的目的和人类沟通的需要;铺陈其事是人类摹仿的自然的力量,因为人类感知到的自然力量是一种集合的或普遍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单称事物”,“审美的对象都是个别事物或个别形象显现……审美判断却不然,它虽是单称判断,却仍带有普遍性。”[1]人类对自然物的认知虽然没有达到审美判断的阶段,但是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既然能将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也能将不同自然物的种类分离开来,以类的或量的概念去认知,由此自然的力量就在此显现出来。 自然的力量不仅显现于上文所说的秩序、谐调,还显现于其混乱和荒凉,正如康德认为“大自然通常激发起崇高的理念毋说是在它的混乱中,或在它的极端狂暴、极无规则的无序和蛮荒中,只要可以看出伟大和力量。”[2]自然以其数量和力量显现出崇高,并给人类以震撼。如在傣族民间长诗《RM罕》[3]中就有大量的例子既说明赋的表现形式与自然生命结构的关系,又说明人类早期的原始观念。诗中写道,当坤贺罕的君王西里南达纳坤召(又称召贺罕)生了王子之后非常高兴,甚至在王子苏旺纳长大之后,将“两年一次、三年一回”的拜祭勐神寨鬼、地神家鬼的规矩忘记了。勐神寨鬼和地神家鬼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希望给忘记祭神的国家带来灾难,文中用了一组排比句来形容生命的死亡,从不下雨变成干旱,然后草木、庄稼、花儿、绿枝、鸭子、鸟儿等等的死亡,让人意识到死亡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最终让人类感到恐慌,不敢再忘记祭祀鬼神。 二.口传文学中“赋”得以强调的原因 从现代修辞学和文学的角度理解赋,赋可以被细化为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修辞手法,人类为何要用铺陈或排比、反复或重复的方式去指称事物、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在口语文化(口传文学)中,人类主要运用的感觉器官是听觉。听觉不像视觉那样精确,不要求表达必须严谨,有时需经过不断重复才能使信息被接收,这不断重复的信息是几组意义相近的词语。人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需要通过不断地重复,才能达到语言运用或信息传递的目的。还是在《RM罕》中,当RM罕被猎人带走,母亲痛哭起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时[3](p77),一方面是通过不断回忆女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希望能够以此唤回昔日女儿在身边时的情景;另一方面这种描绘让歌手在演唱的过程中,即使听众没有听清其中一部分内容,但是只要能听清其中某一句,就可以明白母亲对女儿思念的痛苦之情,让听众心灵触动,唤起情感的共鸣。 又如在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也运用了一系列“赋”的手法来描绘各种植物和动物的出现或产生是由于厄莎种的树而形成的。[4]这就是因为在歌手表演过程中,信息通过听觉被听众所接收,也需要一定整齐、和谐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表现为排比和反复等平行关系的句式,“利奇将平行关系称为‘最显著的规律性’。它涉及带有系统性差异的重复,比如语音的重复,语义的重复,或者韵律结构的重复,是一段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不变的和变化的因素的结合。”[5]琅琅上口并符合语音押韵形式的语言在表演过程中由于更容易被接收,所以在口传文学中,修辞表现和句式长短也显现为整齐、谐调。 在口传文学中,文学的创作、表演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地重复,史诗的掌握者,如年长的歌手要将所掌握的史诗知识传授给年青的歌手,年青的歌手要通过不断地记忆、反复地吟诵、经常地表演歌中的程式和主题。“歌手对程式和主题有一个不断积累、重新组合和反复修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丰富他的演唱艺术。”[6]固定的程式、相同的主题,稳定的句式等都必须反复被记忆、创作和吟诵,年青的歌手才能成长,而歌也才能被不断地传承。 歌的表演场景也会不断地重复,有些歌只能在某些场合才能被吟唱和表演,有些歌只能被某些歌手表演,这些场合和歌手都必须在固定的仪式中才能吟唱和表演这些歌,有些歌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表演,在神圣的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表演的歌反复地被记忆、表演和传承。“史诗的吟诵不仅有曲调和内容的不同,同时还有传承场的规定。以梅葛为例,婚丧嫁娶、敬神祭祖,要吟唱不同的梅葛……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场合是截然分开的,梅葛吟唱的方式和内容也因之而严格区分。”[7]通过对神圣仪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分,重复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在神圣的仪式(通常表现为节日时间)上,通过歌的演唱,人类追思先祖逗留过的无数地方来重温先祖在神话时代所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从而形成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和信仰力量;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认同和信仰可能被销损,但是通过节神圣的仪式(节日),它们会被重新回忆并得到加强。 三.小结 赋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摹仿,也产生于歌的表演和传承,更产生于仪式的铺陈和重复,在这些过程中,都需要反复、排比等类似于自然力量的行为,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体察,民族内部的关系得到加强,也才能使排比、反复的手法被重复使用,最终在口传文学中,排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被加强和确认。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自然美的和谐、整齐能给人以震撼,“自然美的抽象形式一方面是得到定性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一种统一和抽象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但是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按照它的这种定性和统一,去调节外在的复杂的事情,可是这种定性和统一并不是本身固定的内在性和起生气灌注作用的形象,而是外在的定性和从外因来的统一。这种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与和谐。”[8]讲究直书其事和铺陈其事赋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整齐、秩序和谐调,这是人类从自然中看到的,希望能够摹仿并像自然一样生态地可持续发展;也是人想要得到的,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如此的一种表达和愿望;更是人类一直想要做到的,希望自身能够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作者单位: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摘要】不同的民族,其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本文围绕新疆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结合作品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探析新疆蒙古族文学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新疆蒙古族文学;传承与发展;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还应包含为祖国繁荣、富强、独立献身的伟大精神。具体内涵概括来讲,有民族自信力、抵御外辱、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建设祖国等内容。不同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蒙古族文学中爱国主义优秀文化的最初基调是讴歌新生活,赞颂伟大的党 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爱国主义精神都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新疆解放之初,蒙古族作家们发表了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以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等作品,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新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 浩・巴岱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写出的文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他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随处可见,他在小说《昵美尔山风云》中描写老爷根登巴音的二子乔龙拒绝父亲最后的嘱托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您不是再三表示过,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咱们可不能忘记,是穷人的血汗把我们养大的。”这样的话,是年轻一辈对老一辈权威的挑战,也是对他们顽固与腐朽彻底的反抗,同时,也是借乔龙之口,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热爱,更是代表一种新的年轻的思想发出的声音,他们对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份自己的理解,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走向末路的谎言。还有小说中莫尔根在包勒德和齐布嘎婚礼上说的一段:“旧社会,我们草原虽强大,穷人却连搭蒙古包的地方都没有一块,连肚子也填不饱,要背井离乡到处流浪,如今在党和的领导下,穷人才当了草原的家……”新与旧的对比,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来自普通民众的说法,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牧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他们犹如新生的婴儿,需要国家的关注与疼爱,对国家也有着热切的盼望和美好的幻想,他们相信在强有力的政权体制下,他们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这种孩子般的依赖,使他们对伟大的祖国产生了深沉的爱恋。在《“傻瓜”贡且》的故事里,也有相似的情感表达,小说中,小伙子贡且运用智慧和力量,不畏艰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而这种勇气的来源,是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想让牧民们远离苦难的折磨,想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和富饶。 在诗歌中,浩・巴岱的这种爱表达得更为强烈,《在喜庆的日子里》说:“论起过去与现在,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的社会多黑暗,现在的生活多幸福。”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家乡的变化,富饶的生活,对现在的满足,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祖国的感谢溢于言表,在《开都河颂》中,作者也表达了对故乡深深的爱恋和不舍,他这样写道:“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怎能把故乡的河水忘记!即使经历千秋万代,怎能把自己的故土遗弃!”对故土的爱已经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对伟大祖国的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感情在《迎接牛年》中就更明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前途光明远大,国家繁荣富强,气象万千更胜一年”,是对祖国母亲更为诚挚的祝福。 在新疆大量优秀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它们的这种想象和情感在新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否定了旧文化价值规范,同时,也为新文化的价值规范体系增添了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形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在新疆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对新时期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诗歌里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使文化大系统更为多姿多彩,更加充实、丰富。 英雄精神是蒙古族文学的基本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基本的体现 这与北方游牧民族中普遍流行的英雄崇拜有直接关系。不论是蒙古人原始信奉的萨满教中的保护神,还是歌颂英雄的蒙古民间文学,以及蒙古人民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都不难发现英雄崇拜的盛行,更不难发现英雄精神的影响之大。 研究蒙古族文学,英雄史诗是不容忽视的,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篇英雄史诗,都刻画了一些虽名字不同但却有着相同历史责任与使命的英雄,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同敌人战斗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乡与亲人。 当时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文化价值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价值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对个人的能力和勇猛有一种强调的意味。而在蒙古族的英雄史诗中,刻画了不少这样的英雄,体现着当时的文化价值。作为一名英雄人物,是个有地位的人,要能通过竞技的测验,这是对其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的基本评判标准,也是普通男子成婚的必修课――考婚(各种技能竞赛)。这或许是遗存下来的一种古老的成人仪式。在上述考验的基础上,英雄们还要独自承担起保卫国土亲人的重任,借助于各方面的力量独自同敌人作战,最后取得胜利。 在新时期的蒙古族文学中,英雄“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而是时代的、社会的新英雄”,英雄“从神坛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百姓中的一员”。长篇历史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是继《命运》后浩・巴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反革命武装镇压革命力量,欺骗和拉拢民族上层人物,企图分裂革命队伍的反动本质。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热情地歌颂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生动的民族语言,记录了这场斗争的真实过程。作品展示了革命队伍中不同阶层人士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充分证明了广大牧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一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英雄典型形象,身上具备了社会公有的文化价值,集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于一身,同时集真、善、美于一身。这些典型形象具有文学教育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成为社会行动范式,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嘎・贡巴在他的系列中篇小说《边防哨所》和《拜格孜吐山的雄鹰》里成功地塑造了达答、阿拉西加布等察哈尔蒙古部落的英雄形象,他们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不屈不挠地与沙俄侵略者进行血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概。长篇小说《小溪》以三区革命为背景,以额尔德尼领导的蒙古骑兵团战斗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居住在博尔塔拉一带的察哈尔蒙古人民悲欢离合、流血牺牲、不屈战斗的感人故事。故事之复杂,人物之多,在新疆蒙古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蒙古族文学爱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家乡之爱 祖国是十分广大的,而每个人只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里,人们对祖国养育之恩的体验,也总是首先体现在故乡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祖国养育之恩。从普遍意义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条件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先天土壤,因此展示文化现象的文学作品,必须在作家具备一定的情感、理想、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学作品创作工具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文化是文学作品的助推器,文化的演变直接助推文学作品的演变与发展。 早期的蒙古族文学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以赞美共产党、,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尼・索苏尔先后发表了《好马・好汉・哥哥》、《蒙古人及其酒和歌》、《有一种声音总使我疼痛》等散文,主要是对故乡之爱。作者在“游走”家乡的“文化群落”、在9000多字的散文里,以动态的笔触――似乎带着读者一起骑着马,漫游在作者怀念故乡的思绪中,明写对过世哥哥的追忆、对兄弟深厚感情的回忆,暗写作者在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个体孤独、人性思索;明写哥哥对牧马的热爱、对草原的热爱、对游牧生活的热爱,暗写作者内心深处埋藏着的对给予生命和爱的亲人及家乡的愧疚,对浸润在血液里的游牧文化的难舍难弃;明写哥哥作为一个优秀牧民对牧马的依恋和赞美,暗写作者对都市纷繁、浮躁的厌倦和对自由快乐的精神解脱的向往;明写作者寻找家中丢失的马,暗写作者捡拾心中失落的情。 另一位作家特・那木吉拉写有《春的思索实话实说》、《牧民话》、《希望・花・坟墓》、《留恋戈壁的诗》等长短诗200余首。他的诗歌在蒙古族读者中颇有影响。诗作大多是描写戈壁小村的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简练、表现手法和形式多样,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作者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突然有一天,有人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他诚惶诚恐地抬头,才发现世间还有这样的去处,于是他紧随而行,并且矢志不渝,恰巧的相遇,成了维系一生的信仰,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党,而那个家就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用一生的时间去感谢这样的一个归属,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为之动容。 但是,仅有故乡之爱,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如果把自己的思想仅仅局限在“故乡之爱”,而不爱祖国,就是狭隘的。要把“故乡之爱”上升为爱国主义,就必须把对故乡的热爱扩大到对整个的祖国之爱。 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尽管尚处于一种“弱势者”的文化状态,面对外来的“文化霸权”的强势渗透,有时会表现出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面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新疆各民族共同形成的边疆文化,并没有进入“主旋律”。因此,在采摘能够引以自豪的所谓“文化资本”,比如有关狩猎、语言、建筑、音乐、沙漠、戈壁的知识,有关屯垦戍边、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精神,这些初步构成了新疆人共同的生态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都要勇敢面对世界“大文化”的挑战,敢于面对冲突,积极反思,弘扬优秀传统,增加文化的新鲜血液。 综观新疆蒙古族文学,无论是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还是一个作家的各类作品,大多都包含有英雄题材,他们歌颂英雄、怀念英雄、崇尚英雄,这种英雄情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集体的地域观念,特别重视乡音、重视故土、重视历史遗留物,沉浸在“英雄”过去的恢弘时代。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迅猛冲击,受到了文化量变和历史量变的冲击。如果说“文化”是一种习惯,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发展出来,是以社会记忆的形式积累下来的集体知识,那么,面对开放性强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积极行动起来,挖掘和传承优秀文化精神,使“英雄”永远光照世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编校:董方晓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 近日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喜人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特殊魅力,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家们表示,要倍加珍惜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加强学习,潜心创作,以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贡献,开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新局面。 “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认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纳入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回顾过去,少数民族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正是新中国的产儿,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正是长期受到和中国作协的关心支持才走到了今天。他说:“没有任何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一支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具有创作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形成规模。这些,正是我们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指引的结果。”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土家族作家彭学明说,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不断加强,许多母语创作作品及时得到了翻译介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坚持“三贴近”,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努力在创作中体现更加浓郁的时代气息,有力地唱响了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说,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的中华民族大文化建设,对于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都是民族文化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是指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继承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作家本身,他们也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启后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不断发展、弘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相信少数民族作家们可以创作出更多表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见证本民族时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本身,也应该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努力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自觉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创作风格、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当然,前提是要艺术地体现,要合乎文学规律地体现。” 作敢于担当的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少数民族作家要不断见证、记录和表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进行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伟大创举。我们要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不同生活背景的民族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和文化上的包容沟通,从而促进民族团结、增加民族和谐,营造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吉狄马加说。“贯彻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少数民族作家都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创作的感情来源,用它去观察生活、深入生活、分析生活、感悟生活、提升生活。但愿我们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成为优秀的作家。”玛拉沁夫说。 彭学明说,我们要做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文学成果的使者。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电子化的背景下,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和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各民族作家要更多地开掘积极的、美好的民族情感,展示伟大的民族精神。要让广大外国读者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和感受到一个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充满活力、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 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做好事实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努力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造条件,营造良好氛围。除了与国家民委合作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共同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还举办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和“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大团结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繁荣。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的学员们表示,能够来这里学习提高,深深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的光荣。大家表示,一定认真学习,潜心创作,拿出真正的好作品,唱响“祖国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 《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作家叶梅说,和中国作协领导对《民族文学》一直十分关心,《民族文学》近期已经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刊号,近期将出版蒙古文、维吾尔文和藏文版,把多民族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以上三种文字,促进我们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交流和繁荣。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说,在今年的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中,又增加了塔塔尔等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从而实现了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中国作协会员的目标。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色彩丰富着祖国文学。作协要广泛团结各民族作家、翻译家,将我国各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多地介绍给全国读者,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 据悉,在今年国庆节前夕,中国作协还将推出20卷本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其中将收录55个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这是少数民族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巨大收获。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生逢其时,将迎来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一定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穗召开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发展格局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其语言文学)也面临着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冲击,有的被更加边缘化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与汉化及其他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共同发展,有的被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有的经主流语言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态势,搞好相关学科建设,2009年4月10日来自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共50余人,在暨南大学举行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多民族语言文学发展关系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面临的濒危、传承、发展、教学、现代化、族群冲突与认同危机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空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有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概念的确立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和谐统一关照及全面平等对话的学术可能,但其文化多元融合的历史是有层次的,仍需做细致深入的研究。我国历史上有过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学史料和文本,还有丰富的口头叙事作品有待整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现代学术阐释。以呈现各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并使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格局中。有论者提出,由于民族文学研究分布于现当代文学、民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需要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叙事学等资源,置于古今中外的跨学科视野来审视。才会有益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与此相应,应在汉语言文学系也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正式课程,才便于有效推广。有论者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诗学也形成了多元发展格局,包括口头诗学、经籍诗学、同韵诗学、劝喻诗学、《涛镜》诗学、回回诗学、南夷诗学、八旗诗学、新变诗学、史诗诗学、族类诗学和文化诗学等。还有论者指出,濒危语言研究有多种目的,含维持语言活力、延长语言寿命、维护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保存语言文化遗产和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服务等;其语言学价值包括语言类型转换研究、语言接触与混合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等价值;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软实力,要确立本民族信心,实行标准化、文字规范化,开发工具书,通过媒介实现资源共享。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中国作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 提起少数民族青年文学创作,《民族文学》主编叶梅首先对记者谈起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她说,这些诗读了一次就让人忘不了,少数民族作家有着本民族非常独特的表述方式,这是其他民族的作家代替不了的。对于近10年来涌现出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叶梅和很多作家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文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和创作水准的提升。 叶梅表示,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在近10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 “过去很多族别出现一个作者就非常不容易,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青年作者。少数民族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创作不断繁荣发展的态势让人欣慰。” 记者从中国作协相关部门了解到,截止到2007年,中国作协会员8129人,少数民族会员885人,青年作家(40岁以下)61人。在本年度发展的新会员中,民族分布广泛,新会员中包含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布依、朝鲜、满、土家、哈萨克、达斡尔、羌等16个少数民族作者。目前55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都有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叶梅表示,正是因为有了数量上的基础,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也越来越多。比如在今年审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的入选作品中,10位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中,就有4位是少数民族作者,如壮族作者李约热、纳西族作者和晓梅、仡佬族作者王华等。 “像女作家和晓梅,年纪不大,但作品带着浸入血液的纳西族文化符号,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关注。这一是说明少数民族作家里还有非常多的新星等待我们去挖掘,二是说明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准已经非常高了。”叶梅表示,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数量的增多和作品质量的提高,除了时代大背景的因素,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和保护措施,比如举办研修班、讲座、采风等等。 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作家之家,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为全国各民族作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努力扶持新人队伍,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合作先后召开了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翻译工作会议。举办了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24个少数民族的50余位作家参加了学习,并且在每期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阿昌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42位作家参加了学习研讨。组织了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颁奖活动,举办了“繁荣西部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积极支持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少数民族文学馆建设。同时还选派少数民族作家出国访问。 中国作协还分期分批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深入生活。去年组织了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东部行采风活动,今年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赴东部采风。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以及研究和教学,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有序的规模和体系。已有30多个民族出版了本民族的文学史。 创作园地方面,专门开设了《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和中国作家网少数民族文学专栏。《民族文学》仅去年来就邀请了近200人(次)的民族作家进行交流。为了打破本民族评论家评本民族作品的局限,杂志社在活动中还专门请来很多汉族的著名评论家和学者、出版家。同时邀请《人民文学》《十月》等杂志参加各项交流活动,吸引他们对少数民族作者的关注。 “各项活动对扶植少数民族新人的效果都非常显著。比如说鲁院的高级研修班,很多作家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成熟。今年举办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上,赫哲族作者参会,被当地政府和群众认为是极大的荣誉。这个作者回家后写了非常多作品,还写了一封很长的非常感人的信,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恩。系列采风活动和交流活动,更是扩大了西部作者的眼界,提升了文学修养。”叶梅说,从去年第7期开始,《民族文学》开设了青年佳作专栏,专门针对35岁以下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青年作者、较少少数民族作者和母语创作作者,将始终是刊物关注的三大主线。 据了解,在继续开展好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中国作协还将注重扶持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加强与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省区市作协的合作,实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每年翻译出版一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明年将编辑出版一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把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列入当代中国百部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等,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如何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时期下,我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应当如何改革创新,转变思维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而培养出更多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汉语言文学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改进和转变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交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问题;转变 汉语言文学是传承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门重要专业学科,其主要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古代诗词、文学作品、成语、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常识,这对于我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础作用的。目前我国的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学效果并不能达到满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来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对人才的需求,这时加快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的转变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下本文笔者就在结合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分析新时期新形式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来探讨如何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1、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学科种类划分上来讲,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属于一门人文学科而非自然学科,其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化流传下去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与不足的,教学思维较为固定和守旧,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大概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约束,在现阶段不少高校教学中都是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想和积极性。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在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地滔滔不绝,将各种知识点分解为条条框框逐一的列举在黑板上,下面学生通过对黑板上知识进行记录的方式来对各知识点进行理解,这就造成了学习的被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不主动。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头抄写笔记,等下课的时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对知识点进行交流和探讨。一个学期下来,师生的彼此认识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见,这种教学模式明显地存在极大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师永远是高高在上。缺乏应有的互动,有趣的人文课程变得刻板地抄录笔记,无法激发起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学习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师忽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将来的社会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对各种专业知识点的教学,同时还要教学生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掌握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具体来说就是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上。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师往往只重视教材上的知识传授,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课,完全缺少对问题的思考,没有小组讨论和交流的训练,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到了实习的时候,方知道在讲台上非常害羞,说不出半句话来。至于书面的创作,更是少,连实习学校的教案都不会写,更不用说学术论文的发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师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完全忽视学生的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 1.3教师不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是客观实践的高度总结,对实际运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如今不少汉语言文学的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导,譬如。学生还没认真把文学作品原著浏览一遍,教师马上向学生总结出该作家以及相关流派的特点、思想意义和历史地位,到考试前,学生只要死记硬背一下课堂笔记。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的查资料、筛选资料、归纳总结等基本动手能力根本没有调动起来。至于调查报告、撰写公文、新闻稿等贴近实际需要的应用写作,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指导和训练。 2、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若还是一味沿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在当前的教学方式基础上着手改进与完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点,能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充分发挥其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此笔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转变当前教学模式的方法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2.1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 思想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想要转变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教师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师与学生的联系就是传授知识,教师和学生是上级与下级的不平等关系,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以教师、知识为主体的陈旧教学观念,直接导致课堂的教学活动只存在着教师的单向传授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自然较低,对知识的理解只是处于表面的识记层面,缺少应有的深入反思。 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2转变落后的教学法,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 至于在教学法上,我们必须转变落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尝试具有开放性的探究型教学。探究型教学就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性的引导下,主动地参加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并且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与结论型的灌输教学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学的最大的根本区别是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自主地探究问题的存在,寻找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培养起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学的步骤口以分为:选择课题(发现问题)――收集、分析资料(分析问题)――总结归纳结论(解决问题)。 2.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作为理论性较强的一门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若一味的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则违背了我国“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导。由此就需要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既要力争“实践、创新、应用”还要遵从我国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将汉语言文学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尤其是发挥“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留学生因学费问题与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伤母亲。这虽是个案,但也要引起重视。教师教授先秦诸子散文孔子的《大学》:“为人子,止于孝”时可将“孝”作为一个专题。让学生认识到符合孝道,是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爱父母焉能爱他人?不爱家庭焉能爱祖国?以此类推,将“爱国”、“礼仪”等美德也作为专题,既学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学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为此,在转变教学模式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需求转化成实践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辅助教学来使学生更加全面与客观的了解到汉语言文学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这样才符合新时期社会对人才能力的需求。 3、结语 总之,汉语言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化传承来讲是非常重要且关键的一门学科,为了在保持我国文化的传统与特色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发展,改革转变落后的教学模式,积极利用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理念,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水平。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 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言的教学,其中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想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要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物、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得过多、过繁,讲得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得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的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可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要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地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地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的内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辨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要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简论 摘要:本文分析了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的起因、发展和未采的发展趋势,并说明了借助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天然优势,内蒙古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前沿性价值,对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 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为生态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搭起了一座桥梁,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提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并以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生态哲学思想催生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一批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诞生。美国亨利・大卫・索罗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中国作家的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贾平凹《怀念狼》、张炜《九月的寓言》等,这些作品虽然基调不一,感情各异,但关注的都是生态问题。随着生态文学的发展兴盛,内蒙古生态小说创作开始崛起。 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与国内生态文学的创作同步,甚至早于全国。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阿云嘎等作家以小说、散文、随笔的形式展示民族风情,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中表现出的种种生态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民族宗教文化的濡染造就了作家的创作灵性。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接触较多的是萨满教和喇嘛教,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平等相待;喇嘛教提倡众生平等,宣扬普度众生。这些宗教教义与生态文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相一致。其次,自然的珍贵启示滋养了作家的心灵。与工业发达的中东部相比,地处边疆的内蒙古更好地保存着原生态的大自然。一大批作家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在灵魂深处仍保有一份与自然水乳交融的亲密。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对于生态意识的追求以及对草原上的生灵的理解和亲和,笔下万物皆有灵,草木皆有情。再次,现实的冲击更多的触动了作家敏锐的思维。近几百年来,人类违背草原生态规律大肆垦殖,导致草原的沙化。50年代的,向草原、沙漠要粮,导致生态危机加剧;“”时期,知青以改天换地的斗志,以“人定胜天”的呓语,制造了更多的荒漠;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为了发家致富,草场、牲畜包产到户,一望无际的草原被分割成一个个网状的格子,每个单元格承载了载畜过量的牲畜。草原沙化,草原生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上三个原因,更为直接地催动了内蒙古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当然,中国古典文学、西方当代生态文学思潮以及国内外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 二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锋,其作品《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乌热尔图以森林为背景,描写了鄂温克人狩猎和驯鹿生活。他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出发,展示了鄂温克人与森林互养互惠的生态整体观,森林养育了鄂温克人,而鄂温克人也与自然呼吸、共命运。这是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铸就的生态文学作品。乌热尔图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作品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对话中诠释人与生态的关系。《七岔犄角的公鹿》里,“我”放走了美丽、骄傲、强壮的七岔犄角公鹿,而换回了继父特吉扭曲人性的舒展。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人与自然生灵和解了,人与人和解了,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人类自身的和谐。《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老奶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奔向虚幻的驯鹿奔跑的世界,在灰暗的丛林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将最后的温暖留在了那里。她死后被放在“给徒具四壁的木房添了几分暖意”的驯鹿皮上,人与驯鹿真正地融为一体,肉体与周围环境完美地融合而实现灵魂的再生。老奶奶的死隐喻个体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在宗教精神的感召下,真正的鄂温克人告别世界的同时亦融入大自然,他们并没有与自然真正分离。 80年代兴起了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人对于自然地破坏的生态文学,而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更多的是描绘曾经存在的美丽和温馨,在回忆中唤醒迷失的精神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表现族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性之美。乌热尔图后期的作品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用震撼心灵的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化其美学意义。《胎》里猎人舒日克捕获一只怀孕的母鹿,他想到了自己正怀孕的妻子。他一直在跟这只母鹿喃喃而语,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它,体会着它的烦恼和恐惧。舒日克最后射死了母鹿,但他的眼睛里却是妻子的幻影,他觉得杀的是自己的妻子,心灵不断颤抖。疑虑、麻木、懊悔、悲哀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冥冥中害怕自然报复的恐惧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乌热尔图以人的情感去体味动物,亦以动物反观人性,人不能善待自然生灵,亦不能安抚自己的灵魂,揭示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精神危机,预示着人类内在生命系统的崩溃。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以《大漠狼孩》、《大漠魂》、《沙狐》、《银狐》等生态小说而声名远播。他的小说围绕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对日益荒漠化的故乡土地的哀叹,对现代人性的反思,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关注。郭雪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被流沙掩盖的古城遗址,像一首首哀婉的歌,重复着沙漠吞噬草原的悲剧:沙漠步步紧逼,人类步步后退。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揭露了违背生态规律给人类带来的恶果。《沙狐》中那只具有灵性的老沙狐,《大漠狼孩》中的那只蔑视人类的公狼,《苍鹰》中的母鹰,它们与人一样,体验着自然大化赋予它们的盎然生机;同时,也显现着它们自然自在,天真无邪的野性。以动物未泯的真纯反观人性的卑微,呼唤具有真正生态人格的人。“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具有生态人格的人都是自然和大地的看护者。《沙葬》中的云灯喇嘛,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看护着自然生命,这是郭雪波生态理想的实践者。 面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后果――沙地,面对精神危机的直接后果――道德沦丧,作者呼唤的是对自然地敬畏与感恩之心,呼唤回归传统的宗教文化,追随萨满教的教义――信奉长生天为父,信奉长生地为母,信奉闪电雷火,信奉山川森林土地,信奉万物有灵。只有信奉这些,尊崇这些,人类才能控制自身的欲望,以感恩和敬畏之心,与自然达成和谐,从而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终极生命的意义上来,这是郭雪波生态小说的起点和终点。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阿云嘎是用母语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家。语言的隔阂,使得他们在中国生态作家的名单里缺失,但并不影响作家以更传统、更诗意的笔触关注草原生态、地球环境以及现代人类生态文化。 满都麦以神话世界的古朴和苍凉叙写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性的沉沦,透视着沉郁的救赎意识。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揭示诗意的破碎,在破碎中以悲剧的审美,探寻生态危机的内涵,寻找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和神性的和谐之路。满都麦的小说多以“仁爱”为主题,《瑞兆之源》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马嘶・狗吠・人泣》描写了人对自然之爱,《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狼”在嗅出了“恩人”的味道后知恩图报,揭示了“狼性”之善。《人与狼》中,他揭示了“人类那种极端自私、无比贪婪、肆无忌惮、绝无仅有的卑鄙秉性”,充满母爱的年轻的灰色母狼惨死,年幼的两只小狼崽只为了人要做皮帽子、大衣领子就被活活剥皮。“朝克始终替两只小狼在难过,感到非常愧疚”,而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东日布老汉最后因无法承受活剥狼皮的罪恶自杀身亡。人类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就轻易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准则,造成人的主体结构的内在性缺失,精神危机随之产生。满都麦小说在描写人性之善恶和“狼性”之善恶中,是对诗意的过去的追念和当前人类走出文明困境的反思。爱的撒播与人性向善的回归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出路。善是“一种神性领悟,一种诗意情怀,一种人性的博大和完美”。满都麦以诗意的笔触表现诗意的破碎,更是在追求更高意义上的诗意重建。即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建构生态自我,从而达到生态境界。所谓“生态境界”即指“人体验到与自然万物的大生命融为一体、主客不分、大化流行、生机盎然的境界,这是生命意义的最终圆满的境界”。其小说所思考的不再是民族生存的现实问题,而是人类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 阿云嘎的生态小说《燃烧的水》、《有声的戈壁》以戈壁为背景,围绕生态与权力、生态与伦理,在平实生动的描绘中表现深刻的人文内涵。“浓烟和烈焰像数不清的巨大怪物,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在那里相互缠绕着,扭动着,膨胀着,疯狂着,整个大院变成了魔鬼的舞场”。这是对油田大火的描写,更是象征、隐喻人与自然、人与人裂变之后的恶果。作者在对恶的揭示中重新思索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的辩证关系。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能不能在更高意义上回归生态文明?作品在质疑中探寻人类的救赎之路。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根植于民族长久的信仰和大自然的质朴,这一天然优势使得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走在全国的前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即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关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与世界、人与万物之间的同一性、亲缘性的情感关系”。以诗意的笔触描写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共兴共衰,体现了生命整体意识。这有别于80年代以揭露批判为主的主旋律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即“生态中心主义”。作品中对人与自然朴质、真纯,充满诗意的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艺术性,从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革命,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性和独特的文化气质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间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叙述,使边缘的内蒙古文学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内蒙古作家应从更高意义上重塑自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从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看待现实问题,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和生态人文观。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探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课程的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其任务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特别是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汉语言文学 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提高师资水平。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教学结构的改善。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3.在抓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教学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将汉语教学与他们的母语及其它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例如老师可以指导学生将汉语与母语的语法及修辞特征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克服母语负迁移,并深化对汉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技巧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总之,各个方面都与教师素质及对汉语文化背景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学习语言最基础的是学习文化背景,尤其是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韵内涵之深,其概括力,语言弹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学习上的难度,因此对教师及其相应教学措施的要求也比较高,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有一套扎实系统的汉语理论知识,同时汉语语言的实践性也必须结合起各种教学手段表现出来,这是汉语语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样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才会取得最佳效果。 少数民族文学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摘要】凉山少数民族初中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到了地域和环境的影响,同时因为他们自己民族的母语的影响,学习语文普遍感到吃力,提不起兴趣。因此,我们应加强他们对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培养 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老先生曾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而教师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自己就得继续不断养成这些良好习惯。”目前在少数民族班教学的我深感语文教学的难度。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又受自己民族母语的影响,大多学生连基本的汉话也不会讲,书写中错别字较多,字音不准确,每周作文句子完全不通顺……面对这种情况,就更加需要培养他们的良好学习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完全是听之忘之,读文章时不懂的字词不去查工具书,只读不思,读完后不知所以然;写字马马虎虎,极不认真,作文应付了事甚至学校的正式考试中也有学生在作文一题完全空白!这样的学习态度,怎能学习好语文?对刚跨进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同时,首先抓他们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比如:指导他们预习课文时,会使用工具书排除阅读上的障碍,每周阅读课学生都须带上摘抄本摘抄好的文段;对部分书写不认真的同学,每天要求练一篇小字。语文学习中的每―个环节,都要求学生独立认真去完成。整个过程老师都只作为一个引导者。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口语交际习惯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完都有口语交际训练,《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口语交际的总目标,其中,对初中生的要求是:“能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会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续,不偏离话题;注意表情和语气,说话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交流过程中,注意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方式,不断提高对话的能力,能说适当的话题,作即席讲话和有准备的主题演讲,有自己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课堂内外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有中心、有条理、有根据的表述,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有针对性的发表意见。”由此看来,必须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要阵地,用好教材中的“口语交际”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各种典型话题的实践,积累丰富的口语交流经验。同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交际活动,我们必须要引导他们利用这些活动来开展学习和锻炼。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交谈中都是使用的本民族语言,这就使得他们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也不敢使用汉语进行交谈。这样,教师就应该利用学校中的有限时间,多深入到学生中去主动的和他们谈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并鼓励他们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并及时纠正他们因母语而导致的―些语法错误。口语训练中我还采取了多种训练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我利用自习时间,放一些范读材料给他们听,让他们复述所听内容,进行3分钟课前演讲等活动,让每一个同学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三培养学生“写”的习惯 “写”,不仅仅是写作,还包括了“写字”。许多少数民族学生书写较差,为学生选定一本规范的临帖,每天指导学生练一篇小字。但很多同学自觉性太差,往往应付了事,因此,这个过程就必须要求教师亲自督促,只要你持之以恒地抓下去,成效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所在。近些年来,作文教学似乎让老师们费尽心机,学生却越写越不知怎么写。我要求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坚持写周记,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还要求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摘抄本,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词好句,每天下午饭后由值日生或课代表宣读优秀作文,并摘抄一篇自认为的佳作。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写作素材,而且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可根据课内阅读的内容,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课外练笔。例:读冰心《谈生命》时让学生写出对生命的理解;学《愚公移山》时让他们讨论愚公真的不愚吗,你怎么看?;讲到《夸父逐日》时让学生讨论夸父的行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通过一系列的练笔,逐步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兴趣,使他们的语言及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 四培养学生“读”的良好习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明多读书对学生的极大益处。对汉语都不能顺畅表达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应抓好阅读的培养。《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加强朗读,老师应很好指导学生完成教科书的课内阅读,把读教材放在首位。要让学生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遇到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语、不明白或含义深刻的句子就圈画下来,或在旁边做好批注,借助工具书,疏通生字词,了解文章基本含义。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应该是时而书声朗朗,时而静而无声,时而讨论论激烈,而不是老师的独言堂。 鼓励学生去阅读课外书籍,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作为老师应经常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要求学生每个月看一本名著,并作读书笔记。通过课外知识的积累,将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好素材,成为语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旦被激活,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 五培养学生综合性学习习惯 新课程学习理念中,强调学生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语文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要迷信教材和老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问题”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关键,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也才能激发学生对问题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应同学生一起探究,为此,老师要在行动中放手,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好奇心。比如:我给学生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有许多同学就认为里面的私塾教育太过死板,让学生失去了自由以及童年的乐趣。我抓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展开辩论,真正达到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过程中,老师一定要多鼓励学生,利用好的评价来激发学生。可为每―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把他们每一次成功的作品、每一次讨论的素材都装进去,让他们看到自己学习成长的足迹。 总之,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老师耐心的引导,需要学生循序渐进地转化。也希望我能在自己的教学中让少数民族学生真正体味到一些学习语文的乐趣,真正养成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论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文人画在中国的绘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人画自宋代兴起以来就一直受着文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其中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作为艺术审美价值的一种尺度,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的美术教育的发展。本文旨在将宋人“尚意”思想进行剖析,从几个“尚意”特征入手来谈其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尚意;美术教育 文人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的称谓,而且这个称谓里包含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做一个文化人)。自隋唐开科举取士之后,便开始形成了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一阶层的文人们一直都很注意修养的提高,其中培养自身修养的内容就包含着有诗文、书法和绘画,这些就很明显地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一大特征,就是“一体化”――官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鉴赏家为一体的全才,也可说中国的文人是具有诗情画意的政治家。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文人、士大夫所画的画,有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是中国画的一种。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文人画的兴起则在宋代,到了元代文人画进入了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印信一逐步正式进入画面,诗、书、画、印成为一体标志文人画的完善,在明代文人画成为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与审美取向。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叫:“书画不分家”。元代杨维桢在《图绘宝鉴》序中,对书、画之分合,以及士大夫之书与画的沟通,有一段极精辟的说明:“书胜于晋,画胜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可以说中国的美术是“中国画”和“书法”的总和,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也从未被隔断过,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美术教育也可以说是“中国画”和“书法”的同步教育的总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一体化”文人大家的推动,其中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对后世的美术教育影响就比较深远。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从总的划分,可将唐代的颜真卿作为一个分界点,以前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以后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的发展主要倾向为书体的沿革,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风格流变时期的书体已经具备,无须再创一种新的字体。在经过晋、唐“尚韵”、“尚法”之后,于是书法家就提出“尚意”的主张,“书体”已经固定,而“意”是活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主体作用。 所谓“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情怀的表现,这种重主观、重个性的美学思潮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这样,书法艺术就与人的品格性情有了直接的关系,书法的美就不仅在于其外在的形态,更在于其内在的神韵,即它所传达的情趣、学养、品性、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 如果说唐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求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和 “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宋代书法“尚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是重哲理性,二是重书卷气,三是重风格化,四是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的体现。北宋四家(无论是天资极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他们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水墨画技巧,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 宋代文人们的美术作品中无不散发着“尚意”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的作品和著作,加之宋元时期的美术教育主要是以画院为主,这样就更为集中系统地将这种“尚意”思想进行传播与发展。 《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取其意气所到,说明了“意”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绘画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具体的形。东坡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所指亦是不以形似与否为意,不以形似与否为衡量标准。即如张彦远所云:“以形似之外求其画”。这样的艺术追求下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成为士大夫文人人品才情的寄托。 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毫无疑问地也继承了苏轼的这种求“意”的思想。黄庭坚论学书,首重胸次、书卷,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又云:“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说的就是要注重哲理性和注重书卷气。 南宋时期的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古画辩云:“今名画工绝无,写形状略无精神。士夫以此为贱者之事,皆不懈为。殊不知胸中有万卷书,目饱前代奇迹,又车辙马迹半天下,方可下笔。此岂贱者之事哉?”说的也正是文人重书卷气的尚意追求,其中也渗透着文人们的修养方式和品格修养的基本途径。这些也是区别于画工匠作之处,在宋以后广受推崇,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思想内容。 “重意境”是“尚意”的重要特征之一,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苏东坡在跋王维《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后世人将王维奉为文人画之祖是因为王维诗品画品的高迈,也是因为王维将诗与画融为一体进行沟通的功劳。自此后,“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立意造境观念便成为后世文人的文化依托。苏轼、黄庭坚坚持倡导诗画一律,国子监画学也例以古人诗句进行命题考试学生,其录用考试的标准发展了“师法自然”的艺术主张,即要求状物绘形的严格写实技巧,有强调立意构思。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共同课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此外设问答(绘画理论)。可见当时的美术教育不仅关注绘画的技能技巧,也关注绘画的理论,更关注画家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画上题诗,这对之后的美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画中有诗”,不仅从立意取境的艺术品格上,也从画面的经营样式(构图)上,都对文人画有了新的要求,与书法一道,从意、象两端构筑中国文人画特殊的艺术气质。这样“重意境”的艺术要求促进了后世对画理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从而形成了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哲理”、“重书卷气”、“重意境”的“尚意”要求在无形中也就对艺术家进行了塑造,也就形成了注重个性发展和独创性的“重风格”的审美意识,也就在艺术追求上形成了注重艺术家个人艺术风貌的特征。注重个性发展的思想也成为了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北宋的文同、苏轼、米芾等人在文人画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的影响,使文人画成为一股相当有影响的艺术思潮。到元代文人画达到了鼎盛时期,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精神调节的手段。赵孟、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多数画家则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更突出的表现。宋代的“尚意”思想发展到明代被董其昌精辟总结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八个字,为后世所尚,成为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这一思想影响到了清代的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宋元以后的文人都以鉴赏古人名迹、博览时贤作品、赋诗作文、品评题跋为好,题跋其书法诗文之讲究,画理书义之趣旨,品评识见之高下,都对文人画家提出了书法、诗文、理论、眼界等综合素养要求,成为文人画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 总之,宋人的“尚意”审美价值中体现出来的对“哲理”、“书卷气”、“个人风格”、“意境”的重视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对后世的美术发展及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文明从后现代艺术的此消彼长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尴尬时期——大师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亚里士多德、尼采或达·芬奇那样的人,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离我们远去,可我们又没理由因此而怪罪自己亲手发明的新经济体制。值得当代中国人重视的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心浮躁,自身文化丢失以及对外来文化一知半解。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我们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状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内涵以及再次审视西方文化意识,我们和世界重新站在同一个起点,而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可以出现大师的环境,而这个建造过程的核心环节也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美术教育。 一、什么是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一种制度,在这一系统下,培养出更多的艺术家,但这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也是可变的。从古代的师徒模式到近代的学院制,这种制度通过变革延续了自身的存在。在大学美术教育中,从事美术教育的人一般都具备两种身份——艺术家和教育者。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对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对艺术有独立的评判;其次他也是一个教育者,为自己的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作为他们在艺术活动中成长的参考。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自身的构成基础是艺术家,核心是教育者,这两种身份的价值是并存的。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者,他的职责在于牺牲的勇气,以肯定的方式教育年轻人正确地分辨艺术的价值,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否定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不仅具备专业水准,更要有一个堪称典范的人品。 二、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这也是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开端。在制度更迭之际,中国人的救亡图存也直接导致美术教育跟随社会文化范式的变迁而变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教育在废墟中移植了一套全新的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平淡稳定后,教育者们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这个平稳的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接受国外的艺术思想,缺乏思考与解构的能力。思维空白已经是艺术家感到无奈的事实。学院内的教育者不仅发现了中国美术的残缺状态,更要面对大学教育制度下来自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制度的变质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年轻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扩招使得更多的学生选择了艺术专业,社会矛头直指美术教育。 三、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虽然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已经伤痕累累,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部分教育者在坚持美术教育的初衷,他们更多接收及时的对外信息并思考、批判地理解,在基础教学外增加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法。这已经足够预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中,设计教育的革新最为突出。正如工业革命后设计的出现宗旨一样,它更接近于应用,与社会接受能力最大限度调和,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设计教育率先改革,教育者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像绘画那样宣称艺术的精英属性的借口,设计首先是为应用而产生的,大学越来越多地邀请从业设计师授课,使得设计教育更具时效性。 美术教育的其他门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的学生们最大的压力就是生存,4年的本科教育能否完成这些教育者最迫切的愿望。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任务也以此为开端,已经存在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可能被瞬间改造,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投入几代人的努力的过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接受真正来自当今社会的信息。中国的学院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实践转化成学术成果。 目前的设计实践中,以靳埭强先生为开端的一批设计师已经开始着重发掘中国本土艺术语言的尝试,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这些文化符号的重新应用,甚至打破原有的设计与绘画的分科,这种学术尝试显然对起初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这也确实带动了学院教育进行新的变革。在未来,中国教育将首先使年轻的艺术家生存下去,给与他们更多的“儿童般的自由”和人文关怀,而后才能真正诠释本土艺术的内涵。 四、新教育精神下的教育方法 任何艺术创作或艺术教育都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它无法回避与时代的血肉关系。这首先是对教育者的要求,成功的教育应该是在不断的突破之间完成的,教育者必须使学生清楚地知道当今社会美术思潮的最新动向,基础训练应被保持在最低限制的分量上。美国有一位教授曾经让学生在破烂不堪的纸上做素描练习,在我看来,这类方法完全可以使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基础训练在整个美术教育中实际的位置和作用。我们更应当明白,基础训练不是一个阶段或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 事实上,美术教育应该是打破现有学科分类的,用各种方法来完成视觉艺术基础课的尝试,向学生提供社会方向的课程参考议题:生命、生存、人格、疾病、微距、信仰、文化、战争、生态、自由、地球等。学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技术和私人的情感价值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和社会议题进行直接的沟通和对话。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核心是文化教育,而非单纯的技术培训。还有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在对社会进行思考后,不局限于绘画技巧或设计语言等的分类,甚至尝试新的视觉元素的创造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体制的作用,造就出懂得独立思考而又不惧怕时代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设计学院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当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教育学科在中国不过两百余年,借道日本取法“西洋”,后又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教育著述也是由先编译后编著的路线,中国教育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在译介西方教育学科的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从学院的学生、教师、评价体制包括作品评价、美院教育与师范教育来探讨中国美术所面临的问题。 拔苗助长的考前美术教育 青年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而我们的太阳,考前的考生们却在不断训练概念性的考前素描中抹杀了学生发现自然的能力,使学生训练了一套“好活”,从而失去了自身发现世界的眼睛。最好的年龄,最有发展的年轻人只为功利考学,在不断的考前重复的概念性的训练中葬送了自己本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感受力,而现行的素描、色彩、速写的考前模式与中国自身美术观念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我们为这样的考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几代人的将来艺术前景堪忧。 大学本科的教育问题 1.美术教育没有自身的教学体系。现今的学院教学是百年前引进西方的学院的写实造型、写生训练并借助民族传统形式与材料加以表现,逐渐形成了临摹、写生、创作的中西结合谱系,现今体系与百年前学习西方的体系的并没有太多改进。体系落后,方法老化,专业教学与史论教学互不相干,没有产生互渗关系,中国传统画论美学更没渗透到艺术理论的教学中,美院之所以比其他综合类美术大学“好”,主要是靠美院有一批名师,而不是美院的教学体系。 2.重“技术”的培训,不重“人才”的培养。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其次才是专业或技术。现今的美术学院是“技术学院”,是“绘画技术”、“雕塑技术”、“设计技术”、“计算机技术”学院,仅是技术的训练,也提高不了学生的素质。再加上学生高中之前及家庭教育的综合素质没有跟上,想在大学提高,只是天方夜谭。 叶圣陶说,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大学教育是“人”的教育,而不是“技术”或“职业”的培训地,也就是说,即使你毕业不从事你的专业,你也能很好地完成、做好你所想做的其他行业。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完成自我的人格与意志品质等,你不但本专业学不好,更干不好其他专业,那么这样的结果必会为社会造成后患。这种教育不只是大学单方面能完成的,它需要我们的社会、家庭、学校及本人共同完成。 硕士、博士泛滥 盲目的提高学历层次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造成了硕士、博士泛滥,出现了绘画水平硕士水平比不上本科生,博士水平比不上硕士生。实际上美术学博士原本就是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 现今,艺术升级为一级学科门类,全国美院或地方院校拼命争设博士点,许多并不够条件的也在争抢这份“羹”,又并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也能享有“博导”的头衔,这样的“博导”在制造一批一批怀揣着不同目标的“博士”们。官方高举引导名利的大旗,并设定了名利等级,高等美术教育便成为了集体追逐名利的竞技场。 不规范的评价体系 1.学科、教学评价体系。以往美术学在学科制度上一直在“文学”门类下作为三级学科方向,而中国的教育是起步是引进西方的,现在艺术学科升级,各方面也都是在探索过程,关于学科评价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合理的现行方式。要建构中国自身的教育谱系,艺术理论思想与有系统的教育教学观念、方法、目标,有与之配套的实践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成果如何评价?教师的创作成果、设计作品,靠获奖。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价?靠分数。 2.职称评定体系。这是一种不平和的体制,休想让教师清闲,大学教师的任务繁重,要教学,要教好学,又要搞好“科研”,“科研”这一词界定本身就存在问题,艺术家要搞“科学研究”?“体制”希望大学教师:(1)有出色教育教学能力;(2)又要有超群的外语水平;(3)还要有顶级的绘画水平;(4)还要有“高级”的“学术”水准,要求教师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或者CSSCI的期刊上,才算有学术水准;(5)要有“科学研究能力”在职称评定过程中要求美术教师要有省级或者国家级的“项目”方可符合所谓的相称的职称。 教师大量的时间忙于论文、项目及参加美协的展览活动,自由的时间被迫出卖。无欲则刚,给教师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让高校美术工作者静下心来做事吧! 3.艺术创作评价体系。中国近百年美术评价体系也是西方的,又是在浅层的画面制作效果或工作量多少来“计算”作品的“优劣”。国家展览给艺术设定了错误的目标与错误的导向,展览多是虚假的矫情之作,没有深入骨髓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见不到也不存在传统中得“逸品”的作品了。现今,急需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美术作品评价体系,即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要引导提倡创作符合中国自身审美要求的有相当艺术格调与境界的美术作品。 学科与职称评定的结果:1.对高校教师的身心压力;2.忙于职称,疏于教学;3.为社会制造更多“著作”、“论文”垃圾;艺术评价的结果是为社会制造了一批虚假的“大垃圾”。 给九大美院自由,他们自身更懂得评定体系。下属师范类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定位要准确。 研究学术需要评定吗?学术研究首先是自身的爱好与兴趣,再加上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它不需要哪个单位或机构来评定这属于什么。不能一味地追逐而要问为什么追逐?大学沦为了实用与适应主义,变成了世俗化与功利化的场所,大学应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是引领而不是去盲从。康德认为艺术和审美具有超越功利性的“自由”秉性。太多实用与现实而缺少精神,缺少那自强不息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也正是我们的“大学精神”。 师范教育的问题 师范类学校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教育应把培养目标确立明确。 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没有教学法。高等师范类美术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育实习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相脱节。一方面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小学的问题,中小学、高中对美术教育不重视。美术在中小学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必将影响将来的发展前景。现今美术被升为了一级学科,是否在中小学中,美术也可以从“副科”升为“主科”呢? 师范类院校培养目标应该明确: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育人才,而不是把目标定的跟美院一样,大学教育有其共同性和一致性,但各个大学办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更应该发挥自身的地域及历史文化优势。 解决的出路 1.爱好从小培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美育可救国,从幼儿园开始着手对孩子进行美育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要逐步加强,而不是到高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那么赶快学美术吧,家长、学生都有这种心理,学生不爱自己的职业,没有兴趣一定学不好。米开朗基罗十三岁进基兰达约工作室学绘画,老师认为他学晚了,毕加索十三岁的素描作品已经相当于世界级大师的水准了。艺术是一个高尚而崇高的行业,不要玷污了她,想要成才,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2.大学前的多样化的学习,国画、版画、油画、雕塑、设计等要在考前有相当的基础与熟悉程度,而不是到大学毫不知其主业为何物。 3.建立“大美术教育”系统。 中国美术教育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连贯的完善的自成系统的整体体系,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连贯的培养计划。而现今,这几个环节互相并没有干系和联系,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小学、初中、大学他们之间要形成一个纽带,他们之间要建立一种纽带关系。如果形成一个“大美术教育”的系统,那么美术人才会从小学或幼儿开始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起步,通过初中及高中的逐渐的美育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实践能力绝非今日的考前一两年所能企及,那么大学美术教育就自然可以想象。 中国在两千余年以前就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但现今美术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中国自身的体系,这需要一批人或几代人来不断地完成。发现问题是未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国美术教育不断前行,它会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陕西西安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解构与重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分析与改革 摘 要:美术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艺术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作为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某些方面上也阻碍了美术教育发展的进程。而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美术教育研究才能蕴含着高目标的要求和超前的思想意识、进而提升知识文化教育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关键词:民国;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历程;改革 教育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它泛指人类社会活动中专门培养人的一种活动,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其中隶属教育系统的“美术教育”则是社会教育活动中培养学习者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增进学习者的美术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活动。 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的开始形成是在民国前期,这是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救国”的号召下,从外国留学的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庞薰琹、刘海粟等美术家毅然归国,希望通过引入西方美术教育来改革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他们一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精神为主题,消化和融合西方文化艺术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并将毕生主要精力用在革新美术教育事业上。在这个过程中,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美术教育形成了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特点。但凡是人,总存在差异性,艺术工作者更是如此。中国的美术教育家们在当时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主张一方面有着共同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差异性;在这个教育背景下,这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又有消极的影响。比如: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推崇“写实主义”,也就是外国古典写实主义;但是林风眠则侧重“现代主义”,即西方19世纪印象派以后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在这两个美术教育家的教学改革下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在教学风格上依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差异性。现在,中国美术教育从20世纪初发展至21世纪的今天,已经是跨过了一个世纪。那么,它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方式可以说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阶段。当我们把视野转从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转向现状,从中可以发现它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一方面传承了传统的艺术教育理念,但抛弃了其中更为重要的人文观念;另一方面对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艺术教育模式缺少革新和变化。当人类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新技术和信息不断涌现的二十一世纪,未来的美术教育观念较之以往旧的美术教育,也必然要发生其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首先,我们要知道,美术教育的特点及其功能所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美术教育在社会上的内在意义和其本质功用是必要的。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包涵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两个方面,它延伸和发展美术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满足人类社会经济、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以及通过美术学习影响学习者身心发生良性变化,形成他们的基本美术素质和能力。其次,美术教育在每个时期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是要重视的。因为美术教育本身就是社会活动之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美术教育的推动作用,从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美术教育不只是为了培养社会中的美术家,实际上应该更加认识到它可以通过美术绘画语言提高大众的审美修养,通过美术活动中的观察记忆活动来启发大众的智力,通过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等来促进大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道德品质。再者,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教育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对提高和完善人的人文素质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当准确地把握美术教育发展的脉搏,确定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让美术教育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体现其价值。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注重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而作为美术教育体系的主要实施者——当代美术教师在进行教育活动时应站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调整其教育策略,注重综合性美术素质教育和美术基础教育。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认识到改变美术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才能深入文化理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加强美术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着手,以推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创造教育为核心,素质教育为目标,培养全面发展、适应性强的现代高素质的素质教育人才。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培养问题意识乃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511442) 摘要:当今中国美术教育,培养国人问题意识促使本国美术教育有新之转机,注重图像之读解,关注美术与文化之积淀,重塑观察世界之眼光。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问题意识;变法;图像;文化传统;观念;媒材 一、问题意识与美术教育的关系 (一)当今中国美术教育需要变之缘由。 中国几千年的璀璨文化,美在很早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原始人制作的器具中便可寻找到他们审美的趣味。商周青铜器造型之多样,鼎上饕餮纹之神秘;唐朝白瓷、青瓷、釉下彩瓷的雅致;明清家具之精巧、简练等都流露出中国人对美的本质的执著追求。在古代,中国画和书法是得到普及教育的,也是考取功名的重要途径。到了近代的中国,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等历史原因,美术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脱节。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提倡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也就是教育应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在审美意识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相对比较弱,这样的美术教育要需要改革和变化。 (二)当今中国美术教育之变法――培养问题意识。 蔡元培认为“学校美育分普通美育和专门美育两种。普通美育属于小学到中学这一阶段。专门美育属于大专阶段。这两个阶段是衔接着的,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美育的内容和标准也要随着加深和提高。”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我们已经在门面上达到了,但从内容上看却还有长远的距离。当代父母都很注重子女儿童时期的艺术教育,且不少家长愿意资付不少金额请艺术家庭教师。这符合了蔡元培的理论:“儿童时代,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在当代社会人云亦云的大环境中,很容易缺乏独立思考,变得墨守陈规、麻木不仁,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看清事物本质的关键。中国当今的美术教育有部分只是浮于表面,如果加强培养问题意识,对事物深入研究,中国美术教育会有更好的发展。 二、具备问题意识,看透事物的本质――问题意识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 (一)对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1.图像问题。 绘画是要把事物的真实表达出来,但并不等于把事物现实的造型、色彩等外观逐一刻画,达到“一模一样”。这里的真实是指表达真实的情感,是一种触动心灵的震撼。吴冠中要求自己做出撼人的作品而不是娱人的作品。娱人之作只达到趣味的层面,撼人之作乃大师人格之流露,有感染的力量。图像在艺术中就象文字在文章中一样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靠视觉来再现的,往往不是直白可得,需要观者去“读解”。当然对观者的要求很高,他必须了解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找出相应的关系。 (1)技术与观念问题。 前面说到绘画不必将具体的事物如实地绘制在画布上,可是当我们在幼儿时期还没学习过画画时,也不能忽略模仿这一重要步骤。只是提醒大家在掌握了绘画技法之后不要过度炫耀这种技能,应该注重观念的表达。对于“当代艺术”的评价众说纷纭,假如我们没有意识探讨当代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对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话,很容易把“观念”概念化。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价,而是从作品中找寻艺术家看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地把技术与观念分开来讨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技术与观念的结合,它有艺术家独特的视野,并用符合表达这一概念的技术来完成,虽说高超的技术不容易,但找到恰如其分的技术却更难。 (2)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今天“传统”一词也被广泛运用。可是,不是所有的传统都可以直接拿来用。必须了解其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美术教育中做得不够成熟。首先,国画在中小学没有得到普及教育。其次,教授国画只教技法缺乏国学教育。学习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领悟其精神的真谛。中国人的宇宙世界观源于《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地之气而生。这种精神渗透在水墨画中,强调直觉、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学习国学,领悟水墨精神,对于人生态度有更深层的意识探讨。 三、培养美术领域中的问题意识 当今物质消费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了,这种购物的行为已经不需要问为什么,潜意识驱使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对早已习惯的产生疑问,新的东西才会出现,进步才可见。“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观看世界的角度。大自然的观看术是靠学而知之,问题意识也是靠学而有之。 (一)中国美术教育应重新调整对图像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有清晰的概念――图像不只是技术和技法。中小学是认识事物的最佳阶段,绘画中模仿事物能让他们认识物体,可仅有这种方法会抹杀他们的创造力。在教学中应该培养他们怎样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他们产生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图像会深刻得多。通过美术史,使我们提高自身的艺术眼光,面对现实生活提高问题意识。大学美术学习应注重问题观看之方法,从纯绘画来说不可只针对图像的表面,更应注重图像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从设计来说,不能总是设计符合大众口味的图案,要以引领潮流,提高大众欣赏能力为目标,也不可仅追求设计图案之精美,而是透过设计传达观念。 (二)中国美术教育应与文化紧密结合。 陈丹青说过: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在美术教育中培养洞察力可引发自身的问题意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也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普通事物创作出伟大的创作的。埃舍尔观察阿尔汗布拉宫发现了规则空间分割的关系,根据简单的“上下前后左右”来探索灭点的相对性等。香港设计师余志雄利用点、线、面来探讨艺术的故事,他对日常各个细节很敏感,例如看到线会联想到他的各个空间,它不只是一条平面的线。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并坚持的,重要的在意识中对文化传统有执著追求的信念。 (三)中国美术教育要发挥媒材的魅力。 有位学者曾经说:“艺术家是通过媒材来思考的。”媒材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另一种途径。日常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实物如果了解其特性可以加以利用来创作,只要能表达好的观念,任何媒材都具有价值。毕加索是首个在绘画上加入现成品的人,他加入了廉价的稻草,却打破的对绘画的理解。塔皮埃斯的创作总是“变废为宝”,传达任何东西都有其自身价值的概念。在美术教育中注重给学生多种媒材的尝试机会,例如把报纸变成蔬菜、透明胶片代替画中的窗户、牙膏盒子做机器人、锡箔纸做肌理图案……多种材质引发学生的联想力和创造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所有新颖形式的转变、高新技术的引进、人才出国深造等之变法是进步的一种策略,提高图像读解能力,注重美术与文化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培养细腻的洞察能力找寻媒材的各种关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进步的长远之计。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观看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是人格培养的磨练过程,培养对艺术执著追求的坚持态度。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中国美术教育三十年发展变化研究 【摘 要】 本文主要回顾了我国美术教育和教学30年的发展变化历程,认为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国的美术教学主要强调美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九十年代注重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美术教学体系;新世纪注重以学生发展为本,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充分体现了美术教育与时俱进的色彩。 【关键词】 中国;美术教育;三十年;发展变化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美术教育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学校没有专职美术教师,基本由各科老师代上,教师往往是在小黑板上画几个简笔画到教室让学生临摹。 八十年代,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教学条件差别很大,国内各地美术教学处于不一样的发展状态,记得在笔者以前工作过的中师,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中小学都没上过美术课,当年笔者给普通师范学生上课,第一节课是教学生怎么选购铅笔、画纸、橡皮等常识。后来,国家提出素质教育,中小学普遍都开设了美术课,中师也开办了美术专业班,为提高美术教师水平,各地主办各种教师培训班和讲课比赛;少年宫、私人画室也给学生提供了学习美术的地方。到了九十年代末,小学、中学美术对教学方法、学生心理方面研究系统深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美术教学体系,但目前高校专科、本科教学与中小学教学却有些脱节,相比较,当年中等师范学校对学生素质的培养模式更适合中小学教学需要。现在高校毕业生专业性增强了却忽视了全面的素质提高,特别是专业美院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及教学方法的学习研究更少,以至于有的毕业生在教学中抓不到重点难点。 九十年代的大学学习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观念上也有了新的突破。相比现在高校有的学生每周两天的专业课,还有学生逃课,觉得不可理解。看到现在美术高考的繁荣景象,使人并不乐观,在升学机率上升的同时,艺术生源的质量却在下降,部分学生并不是因为喜欢美术,而为了考上大学而选择美术,因基础不扎实的,也不太喜欢美术,以至于进了高校后就没有动力,不愿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薄弱,以致到了毕业找工作都困难,于是有的学生不得不改行。加上多元复杂的环境给学生带来影响,使学生考虑的很现实,只考虑为找工作需要,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或认为学设计都用电脑了,学理论和绘画没用,缺乏对美的认识,这其间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同时高校教育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专业美院过分强调专业性,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而有的综合类大学的公共课程开设太多,专业课不足,课程结构欠佳,忽视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普遍重视技法不重视理论,更不重视美术教育教学理论,高校教学与中小学美术教育实践脱节。 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 2004年,在笔者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有机会进行更细的专业学习研究,图书馆国内外的研究资料也比较多,一些名画的原作可以在各种展览上和博物馆看到,加上网络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机会学习。但笔者感觉即使在师范类大学的美术学方向研究生的培养重点是注重专业性,教学侧重于培养专业绘画工作者和研究型人才,忽略作为教师素质的培养,而现实却是大部分研究生最终进入高校担任教学工作,以至于有的研究生对高校教育教学不适应。笔者毕业后进入高校工作,感觉到在部分学校,教师也因职称、科研等压力,大量时间投入学外语,考计算机,发文章,参加画展等,而忽略了对美术教育及教学方法的研究,以至于职称和专业水平高却不善教学。要改变这一现状,调整教师评优、评职称的导向,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构建美术教学理论课程链,把高校教育(特别是师范类大学)和中小学教育挂钩,注重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注重教学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学生实际生活环境,在专业教学中利用乡土教材和民间美术资源,从传统美术中挖掘资源;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兴趣、情感、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提高学习效率;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将专业技能,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相结合。 三、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有不同的特点和社会意义 看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有不同的特点和社会意义: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条件的限制,美术作品多以版画为主,表现当时的社会现状,主要用于宣传;期间美术教育和美术作品曾经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作品人物多是“红、光、亮,高、大、全”的形象;六七十年代美术都是以写实为主,风格单调,重思想内容,当时对国外的作品、流派几乎没有介绍;八十年代以来,作品的开始多样化,但多以写实为主;上世纪末,各种流派的作品在国内一些杂志上开始介绍介绍,各种抽象的、表现性的作品开始被大家接受,之后出现行为艺术、后现代主义,尝试中西绘画结合,否定架上艺术等各种观念,美术呈现多元化。总之,美术作品折射出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以及我国教育、教学观念的变化。 四、结语 纵观近三十年美术教育的变化发展:七十年代末我国的美术教学主要强调美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九十年代注重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科学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观,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小学要加强美术音乐课堂教学”;2001年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注重引导学生体验各种工具、材料和自作过程,激发创造精神,发展美术实践能力,使学生逐步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并首次提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标志着我国对美术教育的重新认定,是美术教育观念的重大突破,看我国教学大纲的修改过程,可以看出从强调社会功能到注重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体现了美术教育与时俱进。同时,美术教育、教学也随着现代网络发展、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发展,美术教育在提高公民素质教育和公民美术素质方面也将越来越被重视,美术教育也将发展得更加合理化,科学化。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互通性研究 摘要:茶文化思想包罗万象,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造就了与其他行业相通的地方。其中,与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就存在很多相互借鉴的地方。本文尝试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来探究两者之间的互通性。首先,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方面,总结了美术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然后将视角转向茶文化,在分析茶文化思想的精髓的基础上,找到与中国美术的融合点,用实例论证了茶文化在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最后,得出了茶文化融入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方法。 关键词:茶文化;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 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队伍,直接关系我国美术行业教学的发展。其职业素养,成为每年为美术行业输送学生的关键。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之间存在相互交融的关系。利用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的互通性,将茶文化的元素融入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中,实现职业技能的应用性创新。 1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 美术专业人才,承担着中国美术教育的未来,因为其专业的素质、职业的能力,对美术专业学生的教学起着不能替代的作用。其职业培养,就是作为美术教育人士,所应该具备的教学能力和水平。 1.1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必要性 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简言之就是提升其本身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后者决定了专业人才对美术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驾驭能力。例如:有的美术教师,其本身的专业素质不过关,对绘画的基本功掌握距离教学要求相差甚远。一方面,在教授学生相关的绘画技巧内容时,不能具备比学生更高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当学生问及绘画相关的问题和知识点时,该教师也不能提供准确的答案。这不仅耽误了学生对美术知识的学习,而且还会使学生失去对美术的兴趣。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队伍不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也就不能称之为美术教育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加强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是教育学界应当重视的问题。在很多地区已经将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作为美术教师职业的上岗必备条件之一和职业发展方向。 1.2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内容 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内容,主要涉及其在美术教育过程中的基本美术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的培养等等。在美术专业知识方面,这是其能成为专业人才的基础,具体可以包括对点、线、面等造型因素的应用,对素描、油画、中国传统画的基础掌握,对印象派、抽象派,以及人物画、风景画的基本了解等。在美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中,作为专业人才,应当有区别于一般普通美术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如何提高学生的兴趣,如何使学生快速掌握美术基础知识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技巧。在美术教育的职业道德中,除了具备普通教师应该有的师德,还应当树立起让学生产生对美术的兴趣和喜爱,决心在美术的道路上走下去的远大目标,将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发扬光大。 1.3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方法 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应当建立在灵活性和自觉性的基础上,具备系统的培养体系。所谓灵活性和自觉性,就是指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必须有美术专业天赋,对美术基础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敏感,先天基础好;其次,就是有主动学习的自觉性,具备对美术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汲取和钻研的精神,后天知道努力。系统的培养体系是对专业人才,开展职业培养的规范和升级。应当有对美术专业教学技巧的专门化培养,包括直接培养和实践化培养方法。对职业道德的培养遵循先有师德,然后才是人才技术的顺序,以专门化的教育方式如模拟教育等实施职业培养。例如:在河北的高校中,对于美术教师的上岗要求就是必须经过事先的职业培养,具备一定的专业教学素质以后才能开展美术教育活动,保证了美术的授课质量。 2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的共通点分析 茶文化与中国美术教育的渊源可以追溯很久。茶文化中有很多与中国美术可以相容和共通。2.1茶文化思想的精髓中国的茶文化思想有很多涵盖。例如:对茶叶质量的追求,人们除了精益求精之外,还对茶叶的口感、色泽和营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茶文化的思想之一就是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现代实例和医学能够证明,茶叶中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元素,而这些有益成分是从大自然中天然获取的,并非人为合成。茶文化的思想之二,就是对于健康和天然的追求。人们从饮茶的过程中提取出了很多艺术化的产物,例如:茶艺表演、茶道、饮茶环境的背景音乐和装饰品等,艺术化的演变使得茶文化与传统思想的结合,以及与艺术文化的结合。综合来看,茶文化思想的精髓,就是人们从自然中获取健康、获取哲学、获取真理的过程,衍生出了与艺术的结合。这就为美术艺术与茶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2.2茶文化与中国美术的融合点 茶叶中本身就含有许多美术的融合元素。茶叶本身的外形就具备一定的艺术形象,茶叶的枝叶外形、嫩绿的色泽等,带给人一种生机和生命力的情感。因此,茶叶在许多绘画和影视等可视化作品中,经常以一种代表生机和希望的植物来出现,背后也承载着类似的寓意。另外,茶文化的形象内涵也能作为中国美术的艺术特点来加以应用。茶文化讲究柔和、和谐的饮茶文化气息,这在中国美术作品中,对于笔法、结构等方面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在美术雕塑作品中,作者将雕塑作品以一种灵动、柔和的方式来呈现,不重视雕塑的细节处理,更多体现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这与茶文化讲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 2.3茶文化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作用 茶文化对人的文化渗透作用,加之其与中国美术教育的共通性,使其在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中有特殊的效果。虽然茶文化可能在直接提高专业人才的职业素质能力方面作用有限,但是其对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以及抽象的教育内涵却有深远的作用。例如:茶文化中平和、自然的内涵元素,要求教授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在具体的美术教育教学活动中,要以智慧的、平和的教学方法来使学生掌握。而如果以简单、粗暴的教学方法,体现不出茶文化的思想精髓,也起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茶文化融入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 茶文化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有许多可融之处。但是要注意融入的途径的方式。 3.1教学素质的结合 茶文化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的教学素质融合,主要体现在茶文化中的艺术元素对美术基础知识的融合。例如:河北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茶文化浓郁,茶艺等艺术表现形式历史悠久且声名远播。而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如果需要对某项美术艺术技艺熟知,就必须从亲身体验这项技艺开始,作为美术教育专业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对茶叶形象、茶艺表演等艺术形象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运用,应该深入当地茶叶种植生产的地区进行了解,亲身感受茶文化带来的艺术文化熏陶,在感同身受之后,才有可能对茶文化中的艺术元素进行了解和体会。掌握了全方位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素养,才算是具备了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素养。 3.2教学方法的结合 人们在饮茶的过程中,往往不把饮茶作为主要内容,而是常当作配角出现。人们在会客、交谈、聊天甚至是观看茶艺表演的过程中品茶。茶叶中的清香和营养,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被人们所感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正是中国美术教育需要的。河北地区风景秀丽,学校在开设美术户外教育课程时经常将学生带至户外,让学生们亲身感受自然之美,从而发掘出对美术课程的灵感。而如果只是让学生们在教室内接受抽象和枯燥的理论知识教学,则属于知识的灌输,与对美术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教学效果自然不好。因为学生们的感受不深刻,即使当场能够记住一些理论知识,但是过后也会很快忘记,教育效果不佳。 3.3职业道德的结合 茶文化中的营养元素,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文化体验。这对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培养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在素质教育的今天,美术课程的教育还停留在辅助课程的地位,还在扮演着调节学生们学习生活的角色,而没有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大部分美术教育教师,都是将基本的绘画技能教给学生,再由学生们自由发挥,然后便没有了下文,这并不利于中国美术教育的长久发展。茶文化带来的职业道德,要求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将发展中国美术后备力量作为己任,激发出更多人对美术的兴趣和热爱。在课堂上能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让一部分学生真正从美术中找到了快乐,甚至成为今后的发展和从业方向,这便是对中国美术业的最大贡献。 4结论 茶文化被所赋予的丰富内涵,使其与中国美术教育具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从中国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职业培养为例,可以将这些共通之处作为茶文化融入职业培养的着力点。茶文化本身的艺术形象、茶文化的内涵等,可以在美术教育专业人才职业培养中成为促进点。以茶演绎出来的艺术形象能够进一步提高美术教育专业人才的素养,以茶文化精神完善教学方法,以茶文化内涵提升美术教育的职业道德。 作者:刘会瑜 单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蔡元培\林风眠的交往与合作 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文章简要介绍了蔡元培、林风眠的交往、合作经过,重点分析了两人的合作在促进了中国绘画教育由“图画”向“美术”的观念转变、实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由日本模式向欧美式体制的过渡与转变、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美术家与美术教育家等三个方面对中国美术教育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蔡元培;林风眠;美术观念;美术教育;欧美体制;新型 翻开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史,蔡元培、林风眠的名字屡被提及,他们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所起的拓荒、扶植、培育作用不容低估。蔡元培(1868-1940),满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12年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林风眠(1900-1991),广东省梅县一个山村的学生,两人年龄、地位悬殊,却缘于一个自上而下发起“留法俭学会”运动、一个自下而上积极响应“以苦求学”而最终有机缘走到一起。1924年5月,留法五年的林风眠与同学刘既漂、林文铮等准备筹办旅欧中国美术展览会,其时蔡元培移居此地从事著译事务,经展览会筹委会推举并由林文铮函告蔡先生为该展事名誉会长①。蔡元培不仅为展览撰序,还亲临展览现场,林风眠的带有中西调和色彩的油画和彩墨画作品就在这时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称许,自此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交往(时至1940年蔡元培逝世为止)。 1926年1月,教育部在征询各方人士的意见后,由艺专全体学生投票,选举林风眠为北平艺专校长。林风眠为一介走出山村的留学生,在国内并无什么背景,是什么原因使他受此重用呢?据其好友林文铮在《蔡元培器重林风眠》一文中说:“由于蔡先生在法国器重林风眠,1925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易培基即电聘林风眠为北京国立专门美术学校校长”,一语揭示了蔡元培的提携之功②。此次,对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林风眠也用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报。在北平艺专的教学改革方面、激起民众对艺术的关注以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响应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北平艺专成为两人在中国美术教育方面首次携手的见证。 1927年,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干预下,北平艺专的艺术运动无法进行下去,林风眠辞职南下,写下了著名的《致全国艺术界书》,在文中,他意识到兴办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艺术运动如果想很快发生一点作用,国立的艺术教育机构是必须的”,“大规模的艺术展览会,也是必须的” ③。当林风眠南下时,恰逢蔡元培被民国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大学院院长,蔡决定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聘林风眠为主任委员主持工作。当年冬天,在艺术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林风眠筹建全国艺术大学的提议。1928年的春天,蔡元培先生出席了国立艺术院的开学典礼,豪迈地宣布:“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藉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当晚蔡元培便下榻在林风眠的简陋的平房里,此举不仅能反映出蔡元培对这所新学校的支持,也更能传达出他本人对林风眠的信任及两人的深厚感情。在林风眠的主持下,新学校依然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建校方针,提出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奋斗目标,可以说,杭州艺专成了实现两人同一理想的试验田。 蔡元培为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比林风眠整整大了32岁,在他看来,林风眠是晚辈,是勤勉刻苦的学子,是热情张扬的青年,更是他的教育思想得以撒播的火种;而在林风眠的眼中,蔡元培是长辈,是上司,是其艺术抱负得以施展的重要扶植者,也是其事业上的精神依托。因为两人的社会地位及责任意识,他们的交往、合作不仅只局限于两个人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还对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了中国绘画教育由“图画”向“美术”的观念转变 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因中西冲突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封建文化的落后性与资本主义新生文化的先进性有了直观的认识,形势所迫,改良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方案,将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上。1901年,清政府将“所谓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④,1903年,由张之洞、张百熙拟订的《奏进学堂章程》中规定了“高等小学堂一、二、三、四年级图画课,每周各两堂”。自此,学堂中开始学习“图画”一科。为培养师资,1912年,经亨颐、姜丹书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中创办了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1915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三年制手工图画科;国立南京师范学校开设三年制图画手工科,等等。 在这些学堂中,以“临摹”为主,强调技术,这一方面与中国古代对艺术的看法相关,“艺”即为“术”,《辞源》中说:艺术就是“泛指各种技术技能,……《注》:艺谓书、数、射、御,术为医、方、卜、筮”,礼法与实用的色彩较为浓厚,传统的学画之法,也是重视“笔、墨”等技术的修炼,以“临摹”作为学习的主要方法;另一方面,提倡改革的人士中影响最大的康有为从西方的艺术中看到了只有体现“五体不备,无美不臻”的写实原则才能改进中国画,认为中国士大夫文人“安能专精体物,……以气韵自矜,……此中国近世画所以衰败也” ⑤,“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可见,改良绘画是康氏“物质救国”理想的一个具体实施步骤,其中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⑥的“土山湾画馆”,其传授方式也是“博采名家”和“培植成技”,因此,这一时期不管是对中国画还是对西洋画的学习,皆以“技术”为主,以实用为目的:师范学堂的图画科为的是尽快培养师资,满足中小学堂的需要;土山湾等画馆则求完善技法,适应市场需要。此时,中国实用功利的图画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Art”的内容尚有很大差距。反观日本,用西方“Art”的意义来改造东方艺术的人首推冈仓天心,正如伊福部隆彦所说:“冈仓天心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发起了将一般匠人的美术变革为艺术的革命。面向西欧艺术的觉悟运动,是冈仓天心的美术运动。今天,绘画、雕刻和工艺等美术成了艺术,其作者成了艺术家,这是他的功劳” ⑦。 而在中国,蔡元培起了与冈仓天心一样的作用,即引导人们觉悟,将技术型的“图画”概念转变为文化型的“美术”概念。1916年,蔡元培旅法回归,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新青年》杂志3卷6号上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一文,把广义的美术(包含音乐、舞蹈等)放到维系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论述,希望通过科学和美术两大支柱共同作用,来教育、感染、陶冶国民精神、振兴民族活力,并最终成为改造国民性的手段。至此,中国人的“美术”观念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Art”的内涵和外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对接,从根本上扭转了图画手工科的教学管理模式,探索艺术向文化转型的道路。在蔡元培的直接扶植与呵护下,以刘海粟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林风眠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为代表的艺术学校秉承了这一理念,而林风眠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建校方针与“创造时代艺术”的学术目标符合西方文化中艺术强调的“自由”精神,与蔡元培“陶冶国民精神,振兴民族活力”的思想最为合拍。 二、实现了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由日本模式た始向欧美体制的过渡与转变 提及中国美术教育,人们都会自豪地宣称我国始建于北宋太宗雍熙六年(984年)的“翰林图画院” ⑧,宋徽宗时期,又于国子监另设画学,专门培养宫廷绘画所需人才,画家地位有所提高。综观历史,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是以临摹入手的师徒、父子相承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其人才培养规模较小,也无完备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始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洋学校教育为开端,也有了图画课程的设置,编写了相应的教材⑨。学堂体制的建立为普及美术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时,美术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的选取等基本模仿日本,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学堂中聘请日本教员来从事教学活动,如三江师范学堂聘日本人菊池谦二郎为总教习,垣理宽之助、杉田捻为手工教员⑩,两江师范学堂所聘教授中,有日本人盐见竞、垣理宽之助等B11,这些教师将富有日本特色的教学体系带到了中国。另一方面,20世纪之初的留学生赴日求学的较多,尤其是美术开拓者几乎都去日本留学或考察过,如陈师曾、李叔同、高剑父、陈树人、丁衍庸等,有的还是肩负着改造中国艺术及社会的理想而去的,学成归国后,留日生们革新中国画,取法东洋高等教育的先进管理方法,试图以日式教育体制取代国内的陈规陋习。如高剑父于1912年回国后,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开创了现代的“岭南派”;李叔同也于1912年在他所任教的浙江两江师范学堂中引入石膏模型写生。这些构成了美术教育上日式体制在中国的滥觞及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日为邻国,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去日本相对容易些;二是历史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屡见不鲜,中日美术亦有许多共通之处,故留学生倾向于去日本;三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全面开放,艺术上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因此赴日学习也能了解先进的西方世界。因此,日本是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 但这种间接的“转口”文化毕竟有取舍的成分。民国成立后,一些学者掀起了直接取法欧美教育的浪潮,蔡元培是此风气的发起人。当他就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草拟《教育独立议》,特附注说明:“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的事,用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用英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B12,并于1912年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初步实现了中国近代教育从日本体制向欧美体制的转型。在美术上,“民国以来,最先提倡美术者为蔡元培。蔡元培曾以高年留学德国。甚留心于西洋美术”B13!1906年蔡元培以40岁的年龄赴德留学,1908年又入莱比锡大学,所听课程几乎涉及全部人文学科,1913年,他又赴法国游学,在此过程中,他很留心德、法的美术教育。1917年,由他鼓励、促成的美术青年游学欧洲,是实现近代美术教育向欧洲学习的关键步骤和重要途径,林风眠即是赴欧学习者中的一员。蔡元培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式演说中强调了赴法学习的重要性:“同人度提倡留法何故?曰:同人均经留法,于法国教育界适宜吾国学术之长,知之较详,则举所知以介绍于国人。”B145绷址缑哐С晒楣后,无论是在北京艺专还是在杭州艺专,都大刀阔斧地改进或建立教学体制,以欧美的“写生法”为教学手段,提倡艺术的自由与创造,聘请法国人为教员B15!T诖艘郧,正如徐悲鸿在1925年所抱怨的那样,“远自郎世宁,中自上海土山湾西洋教士之画室,近至两江师范之艺术科,周相互和聿光诸先生所凤初期美术学校等等,皆有数十年之历史,但其影响终不显著。无它,因西洋美术实未到中国也。”B16U饫,徐悲鸿所抱怨的是我国只学到了西洋美术之皮毛而无其实,可以说,林风眠所引领的杭州艺专真正能着眼于欧洲艺术的精神,在整体引进欧洲现代艺术教育观念和教学管理模式方面,最具代表性。它开创了中国专业美术教育学习法国的历史时期,预示着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新纪元的到来。从此,中国美术教育之舟也就渐渐驶向现代,开向未来。 三、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 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汉代以前的从业者多归为工匠类,名不见经传,魏晋以后,由于一批士大夫参与绘事,才出现了史籍上第一批有确切记载的画家如曹不兴、顾恺之等。此后,画家与画匠渐渐分流,直至北宋苏轼提出“士人画”(即文人画)的概念后,“行家”、“戾家”的区别更加明显。士大夫文人家学渊源,民间工匠则难登大雅之堂,加上中国传统绘画传承方式主要以临摹、师徒相授为主,出身下层的老百姓既无银两聘师学艺,更难接触卷轴画,更遑论名家精品了。 当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先生振臂一呼,提出了“人皆平等,人皆受教育”的人文思想,从此,在他的扶植和过问下,大中小学堂普遍成立,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像林风眠这样的山区孩子,亦能就读中学,并在政策的扶植下留学法国。可以说,林风眠自身就是蔡元培教育思想及政策的受惠者。当他自己也执掌教育权力时,必将以个人心血反馈社会。在北平艺专尤其是杭州艺专中,他奉行蔡元培“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的新教育思想,学习蔡氏海纳百川的胸襟及开放的心态,开创新式美术学校理念。 新式美术学校的建立,导致了传统艺术观念的转变,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所谓“新型”,指的是他们既不同于自逸放任的狂狷型文人,更不同于“唯承上意”的宫廷画家,也不是重视技术不求创新的匠师,既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或以革新艺术为己任,或以艺术服务社会、改造社会,或投身于艺术教育,培养中国美术人才,其中著名者有(皆毕业于1926―1937年的杭州艺专)李可染、阎丽川、力群、胡一川、王肇民、王朝闻、赵无极、群、吴冠中、罗工柳、李裕、苏天赐、席德进等。他们有的以自己的画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增添光彩,有的执教于艺术学院,进一步扩大了群众受美术教育的基础,以使中国美术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现代美术“在更大程度上应该是满足人们精神、职能、身心等方面和谐发展的需要”,“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每一个受教育者必须具备的能力”B17,今天,全国各地艺术院校林立,一批批学子进入、走出校园,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当我们处在因为艺术的发展而多姿多彩、生机蓬勃的世界,饮水思源,当记前辈奠基之功。(责任编辑:陈娟娟)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浅谈中国美术教育对西方的借鉴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国的美术教育还是处于危机当中,如何面对新的危机,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外国高校的教育来完善我们的美术教育。 关键词:文化相结合;多样性;新角色;保持特色 早在西周和春秋初期,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而形成了规模体系的美术教育。美术教育在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并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使原本处于相对滞后的美术教育,瞬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在这表面繁荣的下面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相较于西方国家的美术教育,我国的美术教育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艺考热不断升温,招生规模不断加大,一部分学生和家长认为考普通大学无望,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艺术专业考试上。而这部分学生往往是些文化素质低下,也并没有什么艺术天赋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个专业,一心只为了圆大学梦。而这也恰恰偏离了美术教育的真正目标。正是艺考热,因此美术教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久而久之,在教学当中,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传授。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传授对学生所带来的作用。因为这是基础,我们常说要盖好大楼,必须打好地基。美术教育也不例外。但是,问题在于,单单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传授是不够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造葫芦画瓢”,他们缺乏自己的主观能动意识,遇到新问题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应对。同时,他们还缺乏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试问,被教育者缺失了在接受教育中最总要的一个要素――学习兴趣,那么学生接受教育的结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虽然现在都在实行素质教育,但是真正又有几个学生被素质教育了呢?学生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只知道埋头画画,这与我们21世纪要培养的人才目标已相背离了。 然而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钱学森曾说过:“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有评论曾写道说钱学森的这句话抹煞了所有大学校长的辛勤劳动,甚至也抹煞了正在被我们歌颂着的“教育改革”。鲁迅美院的院长韦尔申曾说过,“我们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我们的美术学院教育都是从建国之后开始,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的美术学院基本是在前苏联美术学院的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到目前为止,它的这种基本架构可以说涵盖了中国所有的美术学院。”然而,随着世界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恪守老规矩。近些年来,许多的学者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美术教育状况进行了考察和了解,那么这些国家的高校美术教育对我国的美术教育有什么借鉴作用呢? 一、把美术视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把美术教育真正的和文化相结合 在我国,社会上还是存在许多对于美术教育的偏见,如很多人认为学美术就是只要会画画就行,所以,大家在美术专业课上认为画画就是画画,久而久之,学生也是会累的,有的甚至还会认为什么都没学到,造成了美术教育与文化脱离了。尹少淳认为美术与文化结合,体现了一种体用关系、技法与表现的关系。如果我们只知道一种事物而不知道其用途,只知道掌握技法,而不知道表达什么,那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外国的高校把美术和文化这一关系看得非常的重要,他们认为 “美育”的目的并不是传授一门谋生技艺,而是为了增强学生对于美的认知能力,陶冶人的情操。列宾美院引导他们的学生学习美术就是在研究生活、研究现实和研究自然规律的成果。而研究的对象是人,研究他们对现实生活、对发生在他周围或他亲身经历事情的态度。他们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列宾美院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教授在指导学生进行创作的同时,他们不仅仅只是在技法上给学生启示,而更多的是传达给学生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为自己祖国创作,因此他们经常要求学生在进行创作的同时最好结合自己的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风貌。美国当代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罗恩菲德曾说过:“在艺术教育里,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富有创造力,而不管这种创造了将施于何处。”假如孩子长大了,而由他的美感经验获得较高的创造力,并将之应用于生活和职业,那么艺术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就已达成。由此可见,美术和文化是一种不可脱离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我们在进行美术教育中该去建立的。 二、教学方式多样化 在我国许多的院校中,教学方法依然以师徒式、作坊式的,以教师传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教学方法所带来的作用,但是这种教学方法更多的是会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发掘。在《美术教育展望》一书也曾提到说,由于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处理艺术信息能力、口头表达自己对艺术问题见解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美术教育采用的都是统一的教科书,美术教育的观念传统。在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的美术课程已不再称“美术”或“美术与设计”,而是称为“视觉艺术”,从中可见他们的美术教育已经超越了传统“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领域。美术教育的多样性是为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发展服务的,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要求教学方式要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美术教育的真正目的。在外国的一些高校的教学方式采取的是开放性的和因材施教的教学,即在教学当中,不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而是非常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参观、讨论、分析、评论等方式来了解和感受艺术作品。同时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而这无疑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我们必须打破传统的模式,倡导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三、作业评价的方式多样化 在我国的一些高校,还存在着对于学生的作业评价方式非常单一,学生平时上的专业课只需要到期末交其相关的作业即可,而教师则根据学生的作业打分。显而易见,这样的作业评价方式不仅削弱了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和参与美术活动的积极性,而且无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法国不仅是高等的美术院校,就连中小学的美术教学大纲都采用综合性的评价方式。即作业评价不仅仅是根据学生的作业打分,同时还包含有口试,如让学生就一件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是说明艺术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还有就是教师根据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创新性以及一些技术的掌握程度来给予综合评价。美术作业的评价方式它能影响学生个性的形成和思维的发展,因此我们对于美术作业的评价方式要予以重视,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教师扮演着新的角色 师资的优劣对于学校教育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一个教师的自身素质与他本身的文化素养、思想境界、专业技能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的一些美术院校面临着师资质量下降的问题,存在着一些老教师手捧一本教案30年不变的问题。显然教师自身都没什么超越,也怪不得许多学生抱怨在学校其实学不到什么,有无老师都一个样。然而,在国外的一些高校里,每位教师却是都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教学一丝不苟,对待每位学生都是持以公平的态度。在列宾美院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到,“在这里,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遇到院长还是其他老师,只要你有问题,都可以去向他们请教,他们都会耐心地和你探讨问题。”梅尔尼科夫曾说过,“作为一位教师只注重表现自己,是不正确的,因为学者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是很难取得自己的新成果的,即使不是艺术家也是一样的。”里德的教育观主张自然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强调教师只扮演鼓励的角色,依据学生的感觉、直觉、感情、思维去分析器性格类型,并按其类型给予顺应的指导,以帮助发展其个性。 五、在教育中保持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 现今,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文化发展也向多元化和相对主义发展。这种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就决定了各国生活方式的民族性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这是与他们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而他们则根据自己本国的情况,从而制定一套符合自己本国的教育标准,如美国的《艺术教育的国家标准》,它是在总结美国学校艺术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英国也是根据自己本国的背景下制定了《国家美术课程》。对于这些国家的教育标准,我们可以去借鉴、去学习,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别人而失去了自我,我们在学习的同时,要看到自身的长处。在《人类生活方式的前景》一书说到,21世纪的美术教育就应包容各国的艺术,继承全世界的艺术教育成果,同时也要继承本国艺术的成果,保持中国艺术教育的特色,并把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文化特色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新时代特色的美术教育的新格局。 不管怎么说,在教育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迎来了新机遇、新挑战。如何应对新的机遇,如何让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这就需要我们要完全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在美术教育中要多借鉴、多学习,要尊重多元,重视反思。同时要保持本民族特色,走自己的路。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关于中国美术教育的几点思考 摘 要: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不过中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发展中国美术教育,相关教育部门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以改善,这样可以更好的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文章详细的介绍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现状,同事还对中国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分析 一、前言 二十世纪之后,在中西文化双重的影响之下,中国美术教育开始拉开序幕。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非常,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此开始人们不再盲目的追求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越来越重视精神领域的生活。后期,美术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美术教育未来的发展前景。 二、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现状 1.美术教育低效 众所周知,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直以来,美术教育的功能都相对来说比较单调。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各大流派的作品进行相应的继承和模仿,这其中并没有融合一定的创新灵感,毫无疑问,这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的发挥出美术独特的一面。这些因素的存在,毋庸置疑会直接导致中国的美术教育相对来说比较低俗,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完全不利于培养出具备高内涵和特点的艺术类人才。另外,美术教育由于长期受到中国教育体制的制约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学校对美术教育的态度也不太重视,有时候为了应试考试,会毫不犹豫的取消学生应该开展的美术课程,这种现象的存在,毫无疑问就会直接导致中国美术教育出现发展的缓慢的现象,最终严重时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发展不平衡性。 2.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落后 众所周知,我国的美术院校主要是以八大美院为主,各大美术院校的院系设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比较统一的,而且总的来说美术教育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各大美院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利用前人的经验进行到后期实践的。另外小学院式的相关办学模式,一直以来都处于一般的办学规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这样毫无疑问根本不利于相关的理论教学。在具体的基础理论教学过程中,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仍然依靠着以课堂写生为教学,并没有融合进去一系列的创意,间接的让教学模式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美术教育的教学内容普遍存在着陈旧落后的现状,毫无疑问,这些现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制约着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 三、中国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美术,目前来看,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整个过程可以说经历了很多,不过却一直保留着原有的艺术本体,这样可以更好的遵循艺术主体。众所周知,艺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艺术。可是现在有很多美院直接混淆了,于是就慢慢的远离了本体,虽然艺术仍然存留着一定的科学框架,不过就是空有框架,而没有实质性的艺术内涵主体,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美术教育的传播。另外,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经济,这三者在一定条件上都和艺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要知道这三者可以反映艺术,但是并不是等同于艺术,所以我们教育部,不能盲目的一再强调美术教育,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后期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会让美术教育偏离艺术的真谛。最后,我们知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可以促进艺术的发展,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还可能毁掉艺术,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两面性。最近几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经济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另外我国开始走出去,走上世界这个大舞台,为了能够获得西方的认可。中国的有些艺术可能会为了追求外国的步伐,盲目的照抄照搬,这样下去,毫无疑问就会直接导致中国艺术的缺失。为了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毫无疑问,需要我们能够在学习国外艺术作品的同时,需要始终秉持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这样不但可以很好的学习国外先进的美术文化,而且还可以汇集充满中国创新的内涵的美术作品,可以说一举两得。 四、总结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美术教育不但走出了,我国独特的艺术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不但为现代社会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艺术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间接的满足了当代人们对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精神需求,这些历程毫无疑问为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中国的美术教育,这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以身作则,从自己开始做起,从而可以为未来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一点建议与思路,从而让中国美术教育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历程 摘 要 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美术教育教学模式逐渐走向近代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受“东学西渐”思想的影响,中国美术教育突破了宋代以来画院教育的固有模式,使得美术教育日趋普通化、教育模式日趋学校化。 关键词 中国美术 教育 近代化 1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过渡阶段 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其自身早期的形态来看,它是在五代的画院教育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宋代画院教育模式的确立为中国美术教育近代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对比古代的画院和近代的美术学校,从性质上来看,两者都是以培养专门的绘画人才为目标的专门机构,虽然在教育对象的范围、教育模式以及专业化程度等方面,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性质的趋同化使得中国美术教育模式走向学校化成为可能。 宫廷画院正式设立于五代,两宋期间最为繁盛,其在为皇室提供绘画作品的同时,还承担了皇家藏画鉴定、贮藏以及培养画徒等重任。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画院是由后蜀蜀主孟昶所创立的翰林图画院。宋徽宗时期,画院制度的确立不仅为后代画院的建设提供了典范,而且标志着我国美术教育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为近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明、清时期,画院虽然逐渐走向衰落,但其雏形仍然对美术教育学校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思想准备阶段 明代中后期,西方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开始传入中国,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先进理论、艺术技巧开始影响较为先进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艺术人才。如明万历年间,西洋画随着教士被带入中国,上至宫廷、下至普通百姓都对这与中国写意绘画大相径庭的写实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传教士为了进一步地传播西方文化,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教会兴办学校、画坊,以培养西画人才。久而久之,美术教育学校化便成为民众可以接受“非异端”思想。入清以后,中国向西方绘画“取经”、与西方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从理论成果来看,有年希尧的《视学》(系以画家安德烈奥・波佐的著作《透视画法和构图》为蓝本转译的);从交流合作来看,当时有许多西方绘画人才担任皇室家族绘画人才培养的老师,如Lgnatius Sickeltart、Denis Attiret、Joseph Panzi、Joannes Damascenus Sallusti等。显然,西方的教学方式也随着这些教师渗透到学生身上,并为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契机。由此可见,自明清之际,讲究透视、色彩、光线的西洋绘画开始不自觉地渗透和影响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视觉方式,为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变革阶段 3.1 西方美术教育模式真正付诸实践 鸦片战争使得先觉醒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正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的发展情况,并逐渐地意识到本民族多方面的诟病。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在击碎了“泱泱大国”美梦的同时,也促使一些先进人士向西方文明低头,主张“师夷长技”来寻求自身的变革。 洋务运动期间,东学西渐的风气日盛,政府不仅在器物层面下功夫,而且在文化教育上也大举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工业技术学堂以及军事学堂。绘画虽然并没有以一种“纯艺术”的正统身份正式地进入到整个课程体系中,但其是造船、设计两门课程必须所要掌握的技术,因而其作为一种服务性或技术性的学习内容成为课程的一部分,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江南陆师学堂以及天津中西学堂等都设有绘画课。 “经世致用”以及“实业救国”是当时特殊社会环境下必然的趋势,因此绘画课基本上是作为一门技术性而非艺术性的课程展开教学的,比如机械制图。纵然如此,不能否认的是,其确实将美术引入了学校教育体系中,成为课程的一部分,更难能可贵的是,西方美术教育形态也在真正意义上付诸实践。 3.2 美术课堂进入普通学校 从制度层面来看,癸卯学制的实行对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功不可没。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是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的学堂章程,其于1904年1月开始公布施行。该学制在明确了学堂立学宗旨的同时,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相互衔接和关系,为中国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的操作提供了指导。这一新式学制将教育分为三段,分别为小学教育9年,中学堂5年以及高等学堂,并确定了不同段级的课程,其中图画在初等学堂中是作为机动性的课程出现的,学制中注明“可增加手工、图画1科或2科”;在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中,图画则是主要的课程之一;至于高等学堂,图画不设专门教学门类,但在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以及建筑学等工科大学中开辟有绘画的课程。虽然,图画在教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新式学制在制度的层面上将其纳入到学校的教育体系之中,成为学校化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之后,1906年颁布的《通行各省优级师范选课章程》、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以及1907年颁布的《奏陈初等小学教科书情形》等分别对图画课的设置、图画教员的考试科目以及教科书的设置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 从具体实践来看,两江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原名为三江师范学堂,由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开始筹建,并于1904年10日正式开学。学堂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近代化的特征,如全堂分设有3科,分别为3年毕业的本科、2年毕业的速成科以及1年毕业的最速成科,主要有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图画、体操等几门课程。从课程的设置上,我们可以发现图画已经被纳入到整个的教学体系之中。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同时,在教学体制上也有所创新,如教学宗旨由培养高、初两级小学堂教员转变为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在图画课程上的改革也有目共睹,如增加了图画手工等选科和补习科,延聘日本教员担任图画等学科的教学等等。在图画教育的性质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小学所开设的图画课程具有了美育启蒙的性质,美术艺术性的特征较为突出,这也成为我国最早的美术课。这既是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实践。 3.3 专业美术教育学校化 3.3.1 私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建立 私立美术专门学校是指由社会个体或私立机构出资创办的专门化的美术学校。私立学校往往比国立学校更加灵活,因此其往往比国立美术学校出现更早。中国较早出现的私立美术专门学校是由周湘留学回来后于1910年在上海创办的“海油画院附设中西图画函授学校”(1917年改名为中华美术学校),其不仅给给中国新兴的美术教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私立办学风气的盛起。中华美术学校初设图画科预科一班,学制半年,1918年夏,又增设图画科本科、图画手工科,主要教授滑稽画、背景画、照相术等。正如他人所说,“周湘的弟子占了油画界的半壁江山”,像刘海粟、陈抱一、张眉孙、丁悚、丁健行等受其教诲者都成为中国画坛的一代名家,由此足可见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在培养美术人才方面的优越性。 1912年,由刘海粟所创建的“上海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图画美书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以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革命式的教学改革和开放的教学理念成功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如其首创国内s体女模特人体写生课程、旅行写生教学模式以及首创专业性美术杂志《美术》等等。其大胆突破封建传统的勇气和中西合璧的包容情怀为中国美术教育的创新和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人评价其为:“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了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从而构建了一个确立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造就未来的美术大师的实验平台。”自此之后,私立美术专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冒芽,如1918年创办的私立北平美术学校、1919年创立的武昌美术函授学校和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创立的苏州美术学校等等。 3.3.2 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的建立 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是指由国家出资创办的专门化的美术学校。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是由蔡元培先生所倡导创办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于1918年成立于北京,后曾多次更名和迁址。其将本科设为中国话、西洋画以及图案三系,倡导图案和绘画平行发展,实现“以书法专科助中国图画之发展,以雕刻刻助西洋图画之发展”。 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乃至现代美术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928年由蔡元培所创建的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院的前身),著名画家林风眠担任该校首位校长,后又更名为杭州国立艺术院。其设预科2年,本科3年,设有国画、西画、雕塑以及图案四个系以及预科和研究部,其在《艺术教育大纲》中指出:素描即使造型艺术的基本;注重中西艺术的交融,重视理论和文化的学习。国立艺术院在培养专门艺术人才的同时,更倡导艺术运动为促进社会美育的主张,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4 结束语 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过程既是教学模式的学校化过程,也是美术教学体制制度化的过程。在其演变和进步的过程中,其一方面以西方美术教育模式为先导,汲取其精髓,如国人到欧洲等地留学,另一方面勇于打破旧的教学体制,在借鉴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教学实验,如开办学堂等。总而言之,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发展。 基金项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艺术学院设计学重点扶持学科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当代语境下中国美术教育的反思与展望 【内容摘要】关于中国美术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已有很多,多对现有的教育模式不足之处,强调改革,进而提出许多改革办法。文章通过对中国美术基础教学的发展情况及现状进行考察并梳理,反思问题的同时提出一点思考、一种可能,即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引进到教学中,让其与当代美术教育有机对接。 【关键词】改革 探索 传统文化 美术教育 基础教学 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千百年来靠的是“师徒相传”的教育模式,通常都是师徒间一对一的口传心授,徒弟将师傅的经验、技法继承下来并加以弘扬。到了近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有识之士开始引进国外的美术教育模式,为中国的美术教育做出很大贡献。我国现行的美术教育体系是沿着“艺”和“技”两条脉络发展,对应着美术教育效能的两个侧重面。当代中国的美术教育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现行教育体系的薄弱之处,也是当下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美术基础教育历史发展脉络及状况 1.新式美术教育模式的引入及发展状况 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美术教育基本上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这里所指的“中国人”是指有民族文化自觉,并且有着中华传统文化根基的几代人。他们在国难家仇面前,希望以文化的改造来救中国。他们留学欧洲、美国、日本,学习西方绘画技法,引进西方教学制度,开展课程改革,教育美术新人。但很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为我所用。 在康有为的举荐下,清朝开始依据日本实行的“癸卯学制”,引进图画课教育,沿习以临摹为主的西画教学框架。自此,日本的美术教育体制成为我国早期新美术教育的模式。 此后,公、私美术学校纷纷出现,如1913年建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来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18年建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1922年建立的苏州美术学校、1928年在杭州成立的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等,这些学校的探索与发展,为促成新型、更高层次的国立高等美术专门学校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新式美术教育引进初期,社会发展、思想活跃,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严谨、慎重地看待来自西方及日本的模式和理念,不断甄选、吸收,取舍进而调和,美术教育体系在冲突、争论中逐渐成熟。 2.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美术教育发展状况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国家政府重视美术教育,苏联的美术教育模式被系统完整地引入中国,成为教育样板。此时美术教育强调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打上了较深的阶级烙印。美术教育模式从多元走向了统一,普遍推行现实主义美术教育,这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具有深远意义,影响至今。 1966年到1976年的“”期间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遭受严重破坏的十年,各级美术教育,尤其是高等美术教育停滞不前,教学上技能训练取代了艺术素质、修养的培养,大大抹杀了艺术的个性、原创性以及风格的多样化,美术教育的功能弱化、服务单一。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的美术教育状况 “”结束以后,国家非常重视美术的发展,强调“美育”。美术教育开始向其他高校如普通院校、综合性大学以及社会各界推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界思想空前开放活跃且丰富,因此产生了诸多美育新主张。综合性、整体性的认识美术教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共识。在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艺术形式、风格、主义与思潮包围中国,互相渗透影响,美术教育开始打破写实美术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元化和综合化倾向再一次出现,创新思维活跃。中国美术教育的思路开始从只注重传统的造型艺术教育走向“大美术教育”。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包括高等美术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美术基础教育的模式基本上是对“”前的苏联模式的恢复,加上新兴艺术家的进步思潮,同时也有将西方当时的教育模式结合进来,加入了西方学院派的教学,但就其本质几乎没变。 二、当代中国美术基础教育基本现状及探索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办学热潮――各地纷纷开办美术学校,综合性大学也相继开设美术系科,美院的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原有的美术专业不断细分出更多专业,招收更多的学生。高校美术扩招导致美术高考方式趋向简单化,应对考试的培训方法也越来越简单,形成了系统化、规模化、产品化的模式,培养的学生千人一面。这些都带有很强的社会功利性,给高校美术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扩招引起社会连锁反应,很多家长和学校将报考美术院校作为孩子的一条升学出路,甚至有“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报考美术院校”的偏向,这类考生在集训几个月、掌握某类普遍的考试风格后,就能参加并轻松地通过专业考试。这些学生只要能升入大学,是否具有艺术天赋、能否成为艺术人才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美术教育面临质与量的严峻矛盾。而这种考生的“速成”必然导致生源素质不高。 同时,美术教育当中各个环节之间的脱节现象严重。高等美术教育与培养目标、社会需求等也存在脱节。教育模式上延续了从苏联或欧美引进之初的西方教学体制和框架,甚至只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基础性的素描、色彩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而学生文化素质、理论水平和艺术素养的课程却很少。 扩招也带来教学资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理念、方式、方法不成熟等问题,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有些“粗制滥造”造成学生无法深入学习、研究而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才。 美术生扩招以后的问题很多,可以看到,改革的声音以及现实当中的实践从未间断。例如,现在有些美术院校采取“两段制”教学,为学生的基础培养打下更扎实的基础,同时也给盲目升学的学生有一段重新审视自己的缓冲期,为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做更充分的准备;如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提出“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治校思想,其核心在于强调不同文化传统的艺术,要相互借鉴、互相吸收,不同的艺术形态和谐共处却不消灭各自的特点。另外,他提出的“四通人才”培养目标,即“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等思想在教学中的实践;还有如新专业的设置带来的教学模式转变,调整课程设置,改变观念、方法,以适应新专业的特点;有的则以中小学基础美术教育为突破点,试图从源头上来扭转现在的美术教育趋势……无论如何,这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都丰富了目前的美术教育内容。这样的尝试和努力非常好,显示出中国美术人的自知与执著。 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美术基础教育的困境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迎来新一轮的改革大潮,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高等美术教育提出新的需求,加上各种外部信息的刺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迎来发展的新契机。 进入21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同样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考验。文化、经济的发展带动着人们意识的改变。社会开始意识到前面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一种文化觉醒越来越强烈,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艺术以及对未来文化、艺术的发展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表现就是所谓“中国梦”的本质,在文化形态上具体表现为中国特征和中国精神的艺术。 近年来,国内外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迅速,盛况空前。国内的主流意识,比如中国美协、画院的重大展览,宗旨里都会提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等对美术作品的定义,这无疑对美术作品提出了具体的本土定义,把民族性提到了关键位置。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来说,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逐渐重视起来,人们将“国学”的继承和发扬提到了重要位置。从根本上而言,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文化、历史的普遍要求。 同样,中国的美术要发展,需要强大的美术教育做后盾。怎样让中国艺术与他国艺术区分开来,展现出“中国”的独特性?这是中国美术教育的重中之重。“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的创造,必须要具有中国基因,同时兼具中国思想、中国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艺术家来完成。如何培养这样的艺术家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的美术基础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当代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前面各个时期的设置都有不同,课目更多,课时也发生了变化。表面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改革、试验,这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或者说不因循守旧,但同时也可以发现,中国美术教育从上世纪延续而来的主线、脉络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些所有的改革、试验都没有涉及中国美术教育模式的根基,其核心内容――西方的造型观念。 然而,中国目前的美术教育模式是对于日本模式、前苏联模式以及西方模式的一脉相承的基础之上的部分改造,它们在产生之初就有其相应的地域性,也是以其本土文化背景来设置,对于这些模式的承袭,在根本上与中国文化是有相异性。用拥有外来根基的教育模式培养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本土艺术家无疑是不可能的,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 四、我国美术基础教育未来改革发展的可能性思考与展望 如何改变中国目前的美术教育状况是几代人一直在努力研究的课题。我们看到很多研究者发表了看法、观点,也有形成论文、集成专著的,为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好建议。当然,近几年来国家对基础美术教育的改革措施也在不断加大,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工作在大学美术基础教学一线的笔者而言,也看到了目前中国美术教育的弊端,同时也有关于教学改革方面的思考。笔者认为,要创作“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关键要解决创作者的文化根基问题,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解决良方。如何将传统文化运用到中国美术基础教学中?这是关键所在。对于现在已经思维西化的新一代,要培养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新一代的中国人的生长环境是向西方模仿,无论衣食住行,也包括思维模式、评判准则,这可能成为对国人的一种改造,尤其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近乎毁灭性的断层,这从根基上改变了新一代中国人的思维构成,要想扭转这样的局面非常艰难。 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坚持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的重点是,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美术教育有机对接,将现行的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全盘否定、推翻,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新一步的教学改革,可以更多地引入中国的传统元素进入基础教学。中国的传统艺术,如中国画中的线描,还有书法、雕刻、塑像的造型,以及墓室、洞窟壁画和平面线刻、版画中的线条、平面色彩构成等,将这些有机融入现行的美术教学,这样的改革不仅仅要在大学基础美术教学中推广,更应该推行到中学、小学,让学生从小接触传统艺术,从小培养传统土壤。这样一来,让人们逐渐接受并认识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美,进而体会到其博大精深,并能去接受、弘扬,从而创造出有传统来源并富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这才是成功的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 结语 美术教育过程只是手段和条件,不是目的,其目的应该是影响到整个人生,架构一种对生活美的憧憬,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价值取向。而从美术的长远发展来说,真正创造美的作品不仅仅是简单创作,还需要一种民族自信的撑持。 总之,中国美术教育的前路我们已经看得足够清楚,接下来如何走好才是成功的关键。研究切实可行的民族美术复兴之路,不断加强理论和实践联系,真正引导美术学科的发展,完善美育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这将是美术工作者无可推脱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学院基础教学部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探析中国美术教育 中国的美术教育发展有一个世纪之多,中国美术教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美术教育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论文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三阶段、中国美术教育存在问题及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方向进行阐述,希望为中国高校美术教育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比较快,中国美术教育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绘画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美术有灿烂的过去,一定辉煌的明天。中国美术教育在我国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高校美术教育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本论文从不同层面阐述中国美术教育。 中国美术教育的三大发展阶段 1.科学主导艺术 第一阶段是1919年开始到1942年,这时期的中国美术教育主导是科学艺术,具体从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中国美术教育受到的影响,在中国这个时期发展比较快,发展事态比较好,在旧中国中,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美术方面重要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悲鸿、林风眠等。这些典型代表人物有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各个层面的快速发展,科技发展,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艺术比较重视,美术教育是艺术生活中的一种,对人们的精神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正确的精神思想能主导中国的历史变革,在中国历史时期,中国的美术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 2.政治主导艺术 第二阶段是1942年开始到1978年,这时期中国美术教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在一定时期内是政治的工具,统治者借助于艺术思想,表达一定的意义,政治艺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达统治者的思想。 3.多元共存、经济主导艺术 第三阶段开始1979年,这个时期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各个层面都是百废待兴,中国美术教育也发生一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把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上,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到了新世纪以后,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一定贡献,很多美术作品,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繁荣景象。 当前中国美术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科学、政治、经济的相继主导,使美术教育背离了本体轨道 在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轨道上,在一定时期内分别受到了科学、政治、经济的影响。艺术在一定时期内以一个层面为主导,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关系。艺术是为三者服务,但科学、政治、经济本身不是艺术,对中国美术教育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美术教育尤其绘画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在先秦时代,一些画家的作品就是反映当时的文化,作品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因素参与,反映社会发展状况。中国美术教育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发展,不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这是理论的可能,但现实中,美术作品肯定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美术作品脱离社会发展,就没有了现实意义。 2.美术教育体制缺乏系统性、全局性,各个环节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中国美术教育发展大局观不强,缺乏系统性,主要表现在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脱节、大学教育与社会需要的脱节、美术评奖与大师道路的脱节、儿童画与成人画的脱节、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脱节、纯艺术和实用艺术的脱节。以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关系为例,在遴选学生上,大多数院校遵循着固定的考试模式,使得很多文化成绩差而转向艺术类考试的考生在急训个把月、掌握某所院校的所谓风格后,就投其所好地参加并轻松地通过专业考试。而这些学生是否具有艺术天赋、能否成为艺术人才就不是这些院校所关心的了。 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通过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首先要弄清楚中西两种学科内涵及其差异。西方美术教育较早确立了逻辑分析的学科体系,这是它的长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在绘画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传统西方绘画的物理自相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附于物理学、数学、人体解剖学等自然科学,这使得它所必经的学科训练没有一门真正的艺术学课程。由于绘画艺术学科体系被自然科学代替,西方现代诸多画派的产生仍离不开数学、材料学、工艺学等,致使西方至今也无法完成艺术绘画学科建设的任务。 总之,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艺术作品具有一定时代特征,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国美术教育在一定时期内,以科学、政治、经济为依托,发展中国美术教育。 (作者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作者简介:李君红(1986-),女,山东寿光侯镇人,初级\助教,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 试论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变迁 摘 要: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发展处于欣欣向荣的阶段,人们的美术教育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对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出现了兼存并需的现象。这极大促进了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人们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出项模糊和不确定性。从利于美术教育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厘清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和价值变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美术教育;历史发展;价值;变迁 在学界关于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但从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国内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解释、辩证和划分阶段。如何将美术教育的历史性发展与不同阶段的价值取向相互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把握美术教育的发展进程和脉搏,从而不将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当成是孤立的问题对待。正是基于此种现实需要与研究现状,本文拟以“概述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变迁”为题,进行比照分析,希望以此来促进当代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确立,促进美术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1 美术教育的历史源起与发展 1.1 美术教育的形成 随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和深刻,人们用美术手段装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需要将自己的经验横向传播,纵向传承,口传、身受等方式催生了美术教育。由拜师学艺的形式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目的、有标准、有组织、有场所、有评价的形式化美术教育。这些方式现代仍然存在。中国美术教育按历史断代划分,有古代美术教育、近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教育几个阶段。众所周知,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基础要素支持的,尽管这些要素需要我们一层层的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甚至要透析其中的文化原因,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我们需要的资源和佐证,正如我们所要论述的美术教育历史与发展,从存在中找到我们需要论证的具体内容并在其传承中找到逻辑即可。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显然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依存于人类自身的进步,究其关键要素就在于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出了具体的价值。我们经常会讨论美术教育的价值问题,关于其取向如何,如何通过教育来达到发展的目的,这同样反过来支持了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问题。所以,研究美术教育的变迁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其历史的起源和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 美术教育从具体层面上讲同其他各类教育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一种思想和意识上的培养,比如说游戏有游戏的发展方式,巫术也存在巫术的产生基础,美术教育的关键在于其思想来源和意识上对人类产生的贡献。 1.2 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种:以博雅为目的,和以实用为目的美术教育。以博雅为目标的古代美术教育又可分为宫廷画(或院体)与文人画之分。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传授方式多采用师徒或家族传承;注重技艺的训练与精湛。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存在两种教育观念:一是以图画教育为特征,我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地位由此确定;二是以美育观念为特征,近代教育学家蔡元培曾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主张美术教育要摒弃纯粹的实利主义。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渐变为兼及审美需求与体验的教育。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以1949年建国为分水岭,美育被国家定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模仿、提高、深入、完善等过程,美术教育改革也加深了广度、力度和深度,美术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 2 当下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2.1 传统的延续 现实背景下,我国美术教育一个重点就是要大力建设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承续了美术教育“教化和共性”的特征。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学习者个性得到重视和尊重,有关鼓励个性发展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也被认同与接受。这种价值取向积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大胆实践,鼓励学生发挥个性追求。至于有关谋生与追求利益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可以透过美术专业报考与招生火爆现象,以及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美术专业等现象了解。 2.2 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增长,一种有关谋生与利益实现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在当下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流行。这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出现,平衡了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个性而个性的极端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了美术教育活动的物质空间与生存基础。然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容易走向另一种偏激功利主义,从而给当下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与损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中考、高考前的各种美术考前强化班。家长和学生追求的不是审美熏陶与个性表现,而是前途命运。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我们所面临或者说需要好好考虑把握的一个主要矛盾与问题,便是如何平衡各种有关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问题。 2.3 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与思考 当前,因受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和开放的文化背景,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反对将美术学科教育课程再禁锢于单一化、风格化、样式化的藩篱,从尊重人性鼓励个性的层面,提出和实践一种有关表现与个性发扬的美术教育。我们暂且放弃遵从那种价值取向之争,结合世界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史和演进,便不难理解和明白,那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之争以及无原则的折中思想,对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中庸之道符合孔子的思想,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之间的简单平衡和折衷。 如前所述,中庸之道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会产生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孔子强调“过犹不及”,思辨事物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因此,美术教育也应符合这种规律。只是我们要把握好尺度,采取积极主动调整的态度,当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越过了中心线后,不能让其自由发展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及时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发展的方向做出调整和改变。 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过程中,美术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主动承担起指导和推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任务。常锐伦说过,中小学美术教育从事的是人生的美术教育,区别于专业学校的职业美术教育。美术学科的“双基”目标的提出便是中庸之道的最好例证。知识基础:是以与目标密切相关和必备的,且对其后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基础。造型基础:是以对美术和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在任何空间皆可以和容易运用,长久时间不过时,诸多职业可以其作为表达手段的内容为基础。这是我们当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中所需要的积极思想和实践,能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参考。 如果说对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做出预见性的思考,坚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建构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并能满足新时期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对于大学生的国防思想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地更新,目前最适合学生的一种思想就是结合茶文化,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目前的国防教育的认知程度提出了一些在茶文化的基础上而展开的相应的对策。 1引言 大学生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学校的教学理念不断地丰富,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因素,在健全教学理念及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完善国防教育的体系,让学生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让思想教育的工作融入新的茶文化的内涵。大学生的思想得到教育才是保证国防教育成功开展的基础。 2大学生国防教育的欠缺以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各大高校对于教育体系以及教学的规模都有很大的改进,并且教学的理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进步,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国防教育来说还是不够完全的。知识为核心内容的教育体系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并不是比较科学的,高等教育就更加注重于思想教育和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现在高校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这方面还不是特别完善,特别是国防教育,还存在许多的不足,这样就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环境以及教学课程的开展。总的来说,这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国防教育方面,没有与实际的综合素质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脱节,让学生没有准确的掌握到学校想要传播的教学理念,然而对于大学生来说,学生的实践活动是比较系统化的,系统的教学模式不允许脱节的产生,这样必定导致学习的不连贯,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国防教育的发展。再者,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没有准确地与时代接轨,并对时代的内涵没有掌握,这样使学生的学习层面仅仅存在于表面,没有深入。思想教育没有满足实际的教学需要,这样对学生身上出现的众多问题都得不到最合适的解决方式。而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导致很多教学因素出现不稳定以及复杂的状况,学生对于应对这种元素缺乏认知。传统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基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各大高校对传统文化的涉及程度调查发现,高校对于传统文化的涉及不超过46%。这样的教育现状无疑是不太乐观的。对于大学生而言,思想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教学活动,更是一种引导性教学。所以,国防教育的内涵想要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引导性,就需要增添一些新鲜的活力。教师需要在传导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时候,要积极有效地引导,让大学生能够主动的自愿的去参与进来。但是针对于目前的教育方针以及教育理念,这方面的元素还有很多欠缺。 3茶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是从唐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具有悠久的历史。饮茶,作为一项大众的嗜好健身活动,其在历史的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理论体系。随着人们对茶文化的不同的理解,茶文化元素也在其中不断地被丰富,内涵也逐渐明确。当今,茶文化已经被应用于生活中,在国防教育中也可以看见茶文化的核心元素。茶文化体系从表面看来是对饮茶、泡茶、斟茶等等的一种文化,但是从其核心可以看出茶是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的,能够借助于茶杯、茶具等去表现这一核心。在茶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去探索与之相关的艺术,比如说茶画、茶歌、茶乐等等。这样的茶文化内涵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能为教育提供一个特有的方向与启发。当然,茶文化的精神理念也是十分丰富的。茶文化相对于那些比较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具有极大的优势,因为茶文化比较系统,能够在运用中让人们形成比较系统的精神价值观。特别是在快节奏的时代,茶文化里面所倡导的内涵能够针对时代的弊端提出一系列的方案。茶文化在我国目前存在的文化精神体系中来说,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4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对策及益处 4.1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对策 对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应用需要针对于学生的培养活动出发,并让大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进来。所以,首先需要在国防教育中加入茶文化的多种元素,从而创新目前的教育理念和机制,着重从以下一些方面出发:第一步应该对大学生目前的精神状况以及思想教育体制现状进行剖析,去发现大学生在这些方面思想教育的不足之处。在这个过程中首要注重是否融入茶文化元素,让综合的素质能够得到提升,这样的国防教育能够让大学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促进自身在思想教育方面的发展。然后要注重于创新,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体系以及实践方案。要及时将时代的新要求融入进去,还要充分地结合茶文化的积极元素。因为伴随着大学生思想环境的多样化,让思想教育变得更加复杂,而想要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要求,就需要创新。引导学生去了解和应用茶文化的内涵,主动地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从而帮助大学生能够从自身的成长环境出发,让自己能全面发展起来。其实总的来说,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的精神风貌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教育中没有融合传统的文化因素,这样就达不到古今结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学生的自身兴趣爱好,在紧密结合茶文化因素的时候,也需要掺杂学生的喜好,将学生的兴趣特点加入在里面。要做到茶文化对于大学生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元素,最重要的是茶文化里面的精神内涵,这些都是学生在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想要最大程度上发挥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就需要从茶文化的体系内涵出发,让大学生在思想教育学习中去探寻属于自身最好的国防教育机制。从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的整体性以及复杂性看来,想要让学生更好的发展出一套属于自身的思想教育体系,就要全面地融合茶文化的内涵。要让学生主动地参与进去,尽可能把茶文化的因素应用到整个教学过程。所以,面对我国拥有的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因素,需要最大限度地应用起来,融合进我国的国防教育中去。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只有青少年意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地去接受思想教育,才能对我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2茶文化融入国防教育中的益处 众所周知,茶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以估量的,特别是在近几年,我国的国家主席也在发言中多次提到茶文化,并在国外都大肆推崇我国的茶文化。很多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认知比较片面,认为喝茶,看一些茶的相关资料就是对茶文化彻底了解了。其实,学校要引导学生在了解茶文化时,让学生知道茶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博大精深,这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及国防教育都很有帮助,能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茶文化从古至今与文学、艺术、教育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播茶文化能够将更多的未知的领域都打开,能够借助于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建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传承下去。将茶文化充分地融入到我国的思想教育中去,能够让大学生增长他们的见识,开阔他们的视野,让他们在时代的发展中,能够充当引路人,能够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茶的功效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不陌生的,特别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富足。人们就逐渐开始注意养生,茶对于养生而言就是最好的补品。茶不仅仅是减缓压力、健胃消食的良药,茶文化更是学生们精神的桥梁。在茶文化中,人们逐渐自发地形成一种情操,结合于思想教育中就更加明显,能够让学生在国防教育的学习中增强自信,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发展。大学生面对现在互联网时代丰富多样的信息,较容易迷失方向,容易放弃课堂上以及课本上的知识,但是茶文化就能在其中指明方向,让学生在繁杂的知识中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茶文化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能够帮助学生的思想建设,能够通过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强对国家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的信心。 5结论 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教学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这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国防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面临着更巨大的挑战。所以,为了迎接挑战,需要借助于茶文化的力量。学校需要通过了解和融合茶文化的内涵,创新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方针以及体系。把茶文化的内涵价值发挥到极致,让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够得到提升,思想体系能够得到完善。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图书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乡镇 产业结构调整 文化建设 和谐发展 精神动力 论文摘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乡镇图书馆作为最贴近农 民的基层图书馆,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它在提高乡镇农民的文化素质 ,促进农民知识更新 、创新 ,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农民所需竞争情报和对称信息,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乡镇和谐发展等方面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营造读书氛围,提高农民素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八亿多人 口在农村农 民文化水平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须看 到,我国许多贫困乡镇 的农 民,文化程度都偏低 ,文盲和初 中以下文化人 口所占的比例很大。这不仅直接影响农村人 口的终生教育、知识创新与致富脱贫,而且制约着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对竞争情报 、对称信息的需求。要改变这一落后状况 ,在成年人 中单纯依靠成人教育 ,显然不现实 ,也不太可能。作为基层文化活动的依托和载体,乡镇图书馆已被群众视为知识的大课堂、思想 的加油站 、精神的栖居园、孕育和催发文化创造的发祥地 ,是增进身心健康 ,调适社会关系的文化港湾。乡镇 图书馆既是农村中最基层的公共 图书馆 ,又是传播科学、文化、教育知识的重要阵地。它面向基层 ,无偿或者部分有偿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及其整个人生历程。它丰富的藏书,是农村的一个知识宝库 ,通过书刊流通,可以逐步培养一大批喜欢读书的读者群,进而在农村营造 出良好的读书氛围,发挥社会教育、情报 服务和文化娱乐的职能,开发读者智力 ,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在信息化社会中,随着各类教育的开放与融合 ,乡镇 图书馆还将成为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及其他社会教育的技术支撑和有机组成部分 ,成为学校 以外 的社会教育 、继续教育的重要场所。此外,它还能为农村学生提供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科技知识、天文、历史、地理 、动植物学 、英语电脑知识、科幻故事、侦探故事、幽默故事、人文故事和小说等书籍以及视听资料,有助于农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优秀人才的培养。 二、振兴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 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广大农民要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人,参予市场竞争,就需要可靠的产 品信息、技术信 息和加工信息 。乡镇 图书馆通过报刊 、图书借阅及编印农业技术信息资料,举办科技讲座 ,开展 定题定点跟踪 服务 ,解答信息咨询等服务 ,让农民群众广泛地接受信息、开拓视野,增 长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 ,使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生活观念逐步得以改善和更新 ,让广大农 民生产有方、销售有路、致富有 门。科技兴农是发展我国农业的长期战略方针。农民是发展农业的主体 ,又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最终载体。乡镇图书馆能够积极 引导农 民主动地学科学、用科学 。通过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 ,用现代科学文明打破他们的传统心理,引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激发起强烈的科技意识和商品生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培养了一代有文化、有理想、有智 慧、有创新能力 的新型农 民,但城市社区的继续教育之风尚难以吹遍乡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 乡镇难以为继 ,众多已经毕业的初 、高中生其所学的书本知识随着繁杂 的农 事劳作不 断退化,所剩不多 ,创新能力难 以萌芽。乡镇 图书馆可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功能和作用 ,多为农 民采集 和输送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帮助农 民更新知识 ,提高创新能力 。利用馆藏信息资源,通过摘录、摘要汇编等方式,编印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特点的科 技信息资料 ,及时提供给农 民和专业 户等等。在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中,农民们能够开阔视野 ,增长知识 ,更新观念、学到致富本领。 随着我国加人世贸组织 ,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愈显迫切和重要 。目前,我国大宗粮食产品的品质优势不如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小国,而价格优势亦不如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大国,因此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已势在必行。而产业结构 的调整必须以对称信息和农业订单为依据,由于信息不畅和因特网尚未普及到农村,利用乡镇图书馆网络,可以为农 民输送种植、养殖,提高农副产 品附加值的信息 ,同时也使乡镇图书馆走向千家万户。当前我国农副产品的发展面临着 巨大 的挑战 ,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面I临着巨大的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谁最先掌握了竞争情报 ,谁就 掌握 了发展 的先机 ,赢得竞争的优势。有识之士看到,不对称信息是农村致贫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农 民对现实 中存在的事实缺乏 了解,另一方面是涉农 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掩盖信息 ,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以致农民上 当受骗,造成农 民不必要的损失。面对这种矛盾,乡镇 图书馆可以在对称信息方面给农 民提供定额服务 ,送信息上门,从而减少或杜绝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三、丰富乡村生活。构建和谐家园 图书馆以文献资源丰富、知识门类齐全而著称,常被人们称为“教育机关”、“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不但具有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些农村歪理邪说盛行,封建迷信 回潮,严重地腐蚀着一部分农 民群众 的思想。坚决抵制和摒弃落后腐朽 的文化和思想糟粕 ,全 面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的科 学文化素质和现代 文 明程度,事关新农村建设之成败。乡镇 图书馆通过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健康而优秀的报刊书籍,使他们在阅读 中陶冶情操 ,获得愉悦,汲取知识,从而使通俗文化得到引导,“黄、赌 、毒”遭到打击 。丰富的书刊与各种读书活动 ,吸引农 民走进图书馆读书看报,使其远离牌桌、赌场和低级庸俗的活动,让文 明健康 的文化活动 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乡镇图书馆不仅是党的路线、方针的宣传基地,也是提高广大农 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基地。 利用报刊、图书积极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用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通过报刊阅览、板报、读书心得展览、图片展览、演讲会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知识,反对封建迷信、赌博及一切不良行为,引导农 民创建一种健康的、积极 向上的先进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发农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 ,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农村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健康发展。”乡镇图书馆在提高农 民文化素质、更新农民传统观念、帮助农 民脱贫致 富、促进农 村经济腾飞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农村的主体文化,乡镇图书馆只有健康协调蓬勃的发展,才能实现广大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的全面发展,也才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随着国家的富裕,农村乡镇财力的增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是我国乡镇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世纪,乡镇图书馆将真正成为广大农民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最佳场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必将出现新的高潮。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乡镇图书馆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农村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乡镇图书馆为核心,探究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进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乡镇 图书馆 新农村建设 作用 作为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乡镇图书馆可以有效推动和谐农村建设,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进程与建设速度。同时,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分支,乡镇图书馆是实行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设施,调动农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营造农村浓郁的文化氛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乡镇图书馆可以为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供更为快捷的信息服务,进而实现新农村建设。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研究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一)信息作用。图书馆是知识储存与文明传承的主要方式,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多样,作为人类知识沉淀的结晶,具有无法取代信息功能。在这一思路延伸下,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信息资源核心,以各种类型文献信息为平台,为农村生产、生活等内容提供重要的信息依据。在实际运行中,这种信息依据不仅包含印刷纸质产品,还涉及到音像产品、网络信息产品、电子产品等内容,以满足农民群众的多样化信息需求,为农村继续教育事业提供重要保障和依托。对此,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教育职能、服务职能以及文化职能。 (二)文化作用。实现新农村建设要以发展农村文化特色为基础,而乡镇图书馆可以促进本土文化的传承。我国具有庞大的文化资源体系,其民族多样性与地域的复杂性形成了各个地区庞大的文化资源,并散步在我国的各个地区中。作为文化财产的一部分,农村文化可以借助乡镇图书馆的形式得以传承与发展,建立具有文化特色的新农村,进而促进农村的长久健康发展。从另一方面上看,乡镇图书馆可以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科技能力,尽可能缩短城乡文化差异,消除二者的隔阂,将朴实农村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城市文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以实现城乡文化的共同发展。 (三)工具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乡镇图书馆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肩负着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首先,乡镇图书馆要充分发挥出自身使用性和工具性,在调研农民信息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知识收藏和知识传播等特点,做好文献信息管理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所需的知识资源。其次,乡镇图书馆拓展农民获取知识的渠道,建立参考咨询平台,可以让农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先进技能和知识,并应用在日常生活、生产中,提高农村整体生产水平,进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提高。 二、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挥乡镇图书馆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规划方案,加大宣传力度。乡镇图书馆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对农民思想意识和知识技能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相关政府部门要做好乡镇图书馆规划工作和宣传工作,进而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与发展。首先,相关政府部门要将图书馆乡镇工作划分到农村整体规划中,重视乡镇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并将规划方案进行细分,落实到各级政府单位和基层工作人员中,实现乡镇图书馆规划方案的落实。其次,制定地方性信息服务政策,将乡镇图书馆建设事业划分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中,为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重要的政保障,促进乡镇图书馆的快速发展。最后,加强乡镇图书馆宣传工作,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对图书馆形成初步认知,提高农民对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关注度,并积极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乡镇图书馆建设管理中,进而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功能。 (二)做好经费筹措,加大投资力度。在乡镇图书馆经费筹措方面,一方面可以采用众筹方式,发动群众进行筹资办馆,根据当地农村人口明确图书馆规模,并做好建馆预算,现有政府出资,不足的由群众进行筹资补齐,充分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办馆。在相对较为发达乡镇地区,可以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投资办馆,或者是企业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图书馆可以为企业员工进行自主培训,实现企业内部员工的自我优化,提高企业整体经营水平和运行效率,促进乡镇图书馆的稳定发展。同时也为政府投资有限弥补不足,政府可以与当地企业形成合同合作,予以企I运营一定的优惠政策,进而实现双赢格局。 (三)优化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为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和优势,可以实行分层次管理方式,建立图书中转站,提高乡镇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各个乡镇图书馆可以定期进行图书调配,实现资源共享,文献数量与类型要根据当地图书馆实际供应需求而定,将农村文化特色融入到图书中转站中,使其可以充分体现出农村文化与民俗风情,形成乡镇图书馆特色,提高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同时,要建立乡镇图书馆业务辅导机构,规模较大的乡镇图书馆可对综合实力较弱的图书馆进行辅导,优化图书馆管理结构,完善管理制度,进而提高乡镇图书馆规范化与服务化。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乡镇图书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从信息、文化、工具等方面论述乡镇图书馆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制定规划方案,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经费筹措,加大投资力度、优化管理方式,提高运行效率等有效措施,不断优化乡镇图书馆的管理结构和运行模式,进而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传播与服务 【摘要】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知识中心,对提高当地人民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乡镇图书馆为核心,探究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传播及服务,进而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乡镇图书馆 文献资源 建设 传播 服务 乡镇图书馆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有效措施,进而完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从微观角度上看,农村建设要以农民为核心,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加需要大量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就要不断学习和掌握先进农业知识,以科学知识丰富大脑,以突破农村发展困境,而其中乡镇图书馆为新型农民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平台。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传播以及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思路 (一)设立专项经费,丰富文献规模 在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当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扶持力度,设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专项资金,并安排专门管理人员进行的经费拨款和管理,为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保证,进而保证乡镇图书馆的整体发展。从乡镇图书馆的角度上看,在得到政府扶持资金后,要创设文献资源经费项目,由专门的财务人员管理文献资源资金,防止图书馆将文献资源建设资金用于别处,保证购买农用图书、更新设备、培训馆员等支出,为农民有书读、读好书提供条件。同时,乡镇图书馆要与其他公共图书馆加强联系和沟通,建立文献资源共享运行模式,二者可以根据现有文献资源情况,签订文献资源互借协议,实现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共享,节省一定的文献购置费用,进而有利于乡镇图书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资源结构,提高运行效率 在现代化信息社会的视角下,乡镇图书馆可以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引入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由于乡镇地区电子阅览室的不足,乡镇图书馆可以将乡村网吧划分到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中,以代替乡镇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实现乡镇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现阶段的,乡镇网吧多是私人经营,在管理运营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影响电子阅览室策略的实施。对此,政府部门可以介入,使得私有经营转化为政企合作经营方式,这样不仅为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提供重要基础,还拓展图书馆经费来源渠道,同时网吧经营者也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一举三得。文献购置是图书馆主要支出之一,在文献资源购置方面,相关管理人员要根据农民实际文化娱乐兴趣和学习需求进行图书引进,并购置针对儿童、青少年的有益图书。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务于农村文化事业与经济建设,对于农民身份和工作属性,图书馆在开展文献资源建设中,要重视农村技术等方面文献资源,根据农民群众综合阅读水平、书籍基本属性、学术水平等方面进行考虑,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最终目的。 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 (一)完善激励制度,强化馆员素养 在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的过程中,要完善图书馆激励制度,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综合素养,以实现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水平的提升。首先,图书馆要根据现有资源特点和经营情况,对馆员开展一系列培训工作,重视馆员知识与的技能的培养与提升,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业务培训,组建高素质图书馆管理队伍,提高乡镇图书馆管理水平与服务水平。其次,丰富培训方式与内容,省、市县级图书馆应该对基层图书馆通过小型的研讨会、培训会、讲座以及大型的年会等形式组织培训。并在实际培训过程中,提高馆员的综合性信息处理能力,灌输人本化服务理念,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认知,在解决农村生活问题与农作问题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建立长期激励制度,加强乡镇图书馆馆员的整体薪资待遇,激发出馆员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服务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为乡镇图书馆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二)做好宣传工作,拓展传播途径 在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中,为了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作用,乡镇图书馆要做好知识宣传工作,强化当地农民的图书馆意识,以促发农民学习行为。首先,乡镇图书馆要与当地广播电视台进行合作,加强传统媒体宣传力度,积极组织农民开展下乡送书活动,以达到知识宣传目的,获得广大农民的P注与重视。其次,结合农民知识需求,根据农村发展的态势和方向进行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结构调整,不断挖掘农民的知识需求,将图书馆发展与乡镇经济文化发展融为一体,用乡镇图书馆的快速发展带动乡镇整体发展,拓展图书馆文献资源,以发挥出乡镇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最后,由于乡镇交通存在一定的便利性,图书馆要加强物流体系构建,实行上门送书模式,与当地电子商务企业进行合作,拓展图书馆销售渠道,扩大乡镇图书馆的影响范围,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结合农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 针对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服务方面,为了实现农民素质和农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图书馆馆员要走出馆门,加强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与互动,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有效避免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浪费,进而提高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服务水平。一方面对农民读者进行细分,制定农村阅读标准,优化文献资源体系,创造和拓展图书馆读者群体。另一方面图书馆馆员要专门创造一批读者,利用实地考察、发放问卷、电话热线、QQ 咨询等方式,把握不同读者群的信息需求内容,并且建立数据库,适时进行数据更新,为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更新提供有力的依据。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及传播与服务的研究,在分析乡镇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思路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激励制度,强化馆员素养、做好宣传工作,拓展传播途径、结合农民需求,创新服务模式等有效措施,进而实现乡镇图书馆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浅谈乡镇图书馆的建设:浅谈乡镇图书馆地方文献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 摘 要 通过开发地方文献,探讨地方文献在发展地方经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乡镇图书馆 地方文献 开发利用 当代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显得至关重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尤其是地方文献资源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利用,地方文献在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为本地区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领导决策离不开国情、地情,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文献中的地方史志,就具有这种“资政”的功能,不仅如此,史志蕴藏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尤其是志书,记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基本面貌与历史发展趋势,领导者可从这些发展变化中找出规律,借鉴历史,吸取教训,避免决策时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如《伊克昭盟志》系统地记载了伊盟的地理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所载事业的盛衰得失,人物的是非功过,对当代及后世均有借鉴。又如《鄂托克旗志》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既记述了清代始建旗制到新中国成立300年的历史,突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4O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历史经验,反映客观规律,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真实地反映了鄂托克旗今昔面貌及历史发展过程,为我旗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历史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改善领导作风提供历史借鉴。由此可见,志书类地方文献所提供的借鉴作用,能帮助地方当政者着眼于整体、全局、长远,避免全局决策上的失误和独断专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地方文献为决策者提供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二、为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信息 地方文献特别是有关矿藏、物产、畜牧业、农业、冶金工业、气候水利、人口等有关经济发展资料的原始记录和官方统计资料,翔实可靠。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地方文献所提供的有关经济发展的信息,透过事物现象看本质,从而制定出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1、利用地方文献开发地方特产,发展 地方经济各地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沿革的不同,决定了各地经济发展的途径不同,有的地区以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有的地区以发展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为主,有的则以发展传统的手工产品脐身国内外市场。例如根据《鄂托克旗志》记载我旗以畜牧业为主体。曾以“水草丰美,土宜产收,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称著,经过长期选育,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定型为“内蒙古白绒山羊阿尔巴斯型”。阿尔巴斯白山羊绒,是轻工业最佳高档原料,在国际市场被誉为“纤维宝石”。1985年获意大利柴格纳纺织公司“国际白绒山羊生产奖”,1989年获国家农牧渔业部“白绒”增长技术应用—等奖,不失时机扩大影响,成为知名品牌,走向世界,为鄂托克旗经济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2、利用地方文献,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地方旅游业正在悄然兴起,各地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可开发修复历史文物遗迹,风景名胜等旅游景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根据《鄂托克旗文物志》、《鄂托克旗志》记载的百眼窖遗址、百眼井、阿尔寨石窟探秘成吉思汗遗迹,等历史遗迹,通过对这些地方文献的挖掘可以制定具有鄂托克订旗特色的旅游发展计划,将对鄂托克旗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为研究历史文化遗迹提供资料 在古代,中国天文学研究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卓越的天文学研究成果与各地人民长期观测记录有一定关系,《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一书中介绍,“在今呼和浩特市‘金刚座舍利宝塔’(既五塔寺)内砖砌照壁的东侧嵌着一副阳线雕刻天文图,图上用蒙文标出各种天文学名称”。这幅少有的蒙文天文星座图的刻制,说明蒙古族对天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为研究蒙古族天文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宝贵的乡土教材 地方文献所记载的爱国英烈和革命传统,灿烂文化以及先进思想等观念和史实,是生动活泼的乡土教材。恩格斯说:“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这些是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史实,易于激发人们的爱乡,爱国之情。《伊西革命根据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伊盟西部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蒙汉各族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地方志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是图书馆重要的文献资源。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地方文献载体日趋多样化,因此,除继续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外,不断扩充和补充视听、电子文献和网上信息的收集已成为在新技术环境下,确保地方文献内容和系统完整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网上地方文献信息的收集,它不仅需有高新技术硬件设备的支持,更要求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对工作要有求实精神,不断掌握新知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图书馆工作的需求,尽快实现本地区地方文献的网络化,进—步提高地方文献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浅谈大学生创业与就业: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研究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是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重要措施。通过开展大学生创业就业状况调查,深入了解大学生创业就业的现状,探讨分析目前大学生创业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中存在问题,并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政府政策资金支持,校企拓展合作空间和学生个人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完善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 创业 就业 指导服务 体系 对策建议 大学生创业就业难是社会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举措,是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重要措施。当前,大学生创业就业的指导服务工作已经成为高校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目前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存在问题,如何构建大学生创业就业指导服务新体系,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课题。 一、大学生创业与就业形势分析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客观存在的状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经济结构优化发生变化,第三产业主体发生变化。2016年,受到国内经济影响,大学生创业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作为高校毕业生这一就业群体,这将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很大压力,大学生创业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我们通过组织对广州地区有关高校和招聘单位的专题调查,了解到大学生创业就业难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创业困难主要体现在:创业意识较低,调查结果显示,39%学生认为高校创业教育宣传工作开展不够广泛,大学生创业意识缺乏,而且,创业实践基地少,没有机会参与创业活动;创业激情较高,有24%大学生有创业欲望,而且表现比较强烈,大学生创业激情逐年增多,创业人数不断增加,但实际参与创业的比例还是很低,统计创业人数不到2%;创业环境欠佳,目前,大学生创业还没有得到社会、家庭和学校完全认可和积极支持,大学生创业还没有得到高校、地方政府和家长的大力鼓励和足够的资金资助;创业资金短缺,调查数据显示,38%的学生认为自己想创业,但没有资金支持。处于创业期或准备创业的毕业生,资金短缺是创业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资金资助政策,帮助大学生创业融资,但整个资助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得到落实。二是在就业方面就业困难主要体现在:工作经验缺乏,调查显示,有51.2%学生认为工作经验欠缺是求职过程中最大的困扰,没有得到企业的认可,平时也没有机会参与实践活动,动手能力较差;专业能力不足,有31.4%学生认为个人专业能力不足是求职过程中主要障碍;缺少求职技巧,数据显示,有25.1%学生认为求职技巧的欠缺对就业面试时很不利;冷门专业困难。调查结果有25.4%学生认为社会需求量饱和,对一些专业相当不容易就业;毕业学校歧视,专访中发现,36.7%学生认为非重点院校毕业生就业更难,很多大型企业在招聘时,一定要985、211工程院校毕业生,这些要求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影响较大。 二、当前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力度不够,创业就业指导服务水平较低 1.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存在不合理现象。有的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存在很多比较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改革力度不够,未能做到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去设置学科和专业。 2.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未能得到全面开展。主要体现在高校的创业指导课程设置不明确,对创业指导课程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有些高校未开设相关课程。创业指导服务观念落后。有些高校还是被动,他们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第二课堂活动,缺乏对学生创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3.创业就业指导服务难以满足学生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就业创业指导内容单一。面对创业就业指导服务问题,学生最需要的,就是学校给予指导服务工作是多样化、全程化的指导服务,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创业就业政策与形势、创业就业技巧、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创业就业需求信息、职业适应能力、就业创业心态调整等等内容。但从目前有的高校的情况看,指导服务内容比较少,这显然很难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二是创业就业指导队伍较弱。高校创业就业课程指导老师,有的是学生辅导员、有的是行政管理干部,或者兼职教师,这些老师缺乏专业知识、缺乏实践经验,综合能力不强,比如很多老师都没有懂得最基本的教育学、法律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又没有了解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所具备的创业就业知识,很难保证创业就业指导课程教学效果。三是创业就业服务形式落后。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指导服务老师,受到工作要求和专业知识局限,在全程化的创业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上,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和问题,造成指导工作和服务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 4.高校创业就业实践基地未能满足学生需求。目前,高校都能通过各N方式和形式设立大学生创业就业实习基地,比如:大学生创业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但有的高校仅仅是形式上的做法,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且,基地数量也不多,仅能供一部分学生实习或实践,未能满足大学生的各种专业学生的需求。 (二)创业政策落实程度较低,创业就业环境未能得到较大的改观 1.产业转型升级不合理。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大学生创业就业难与经济转型升级速度缓慢有着密切关系,地方经济产业层次偏低是导致对大学生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5.提升创业就业指导服务质量。高校创业就业指导老师必须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和服务作用。因此,一要提升指导老师专业水平。加强指导老师的专业培养和培训,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培训研讨会,更新知识结构。二要做好兼职教师聘请工作。邀请各行各业优秀人才、创业理论专家、创业企业家担任学校兼职教师,进校指导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三要创新创业指导服务方式。高校要建立校园创新创业QQ群、微信群,搭建创业信息网络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加强创业信息交流,建立创业项目指南库,提高学生创业工作服务与指导的有效性。四要加强个性化创业就业指导。加强大学生创业就业个性化指导和服务,是做好毕业生创业与就业工作的重要举措,高校要深入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农村生源学生、以及少数民族学生、边远地区学生等创业就业困难群体,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做好他们的个性指导和服务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全力帮助他们充分就业,实现创业愿望。五要做好学生就业心理调适工作,为大学生自觉树立良好的创业就业观,自觉调适在创业就业选择中的不正确的心态,树立务实的创业就业理念,顺利实现创业就业。 6.开拓学生创业就业渠道。高校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挖掘发现各个领域的创业就业岗位的就业机会。高校要落实好“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和“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基层项目岗位,切实做好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基泳鸵怠⒌街行∥⑵笠稻鸵倒ぷ鳌M时,要发挥农业院校的优势,引导大学生到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研发和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等领域创业就业,真正实现学有所用。 7.扩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高校要建设和利用好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加强产学联基地建设,加强与企业协同发展,加强产学研教学基地建设,为学生提供实习见习实践活动场所,为大学生做好创业就业准备和实训提供发展平台。高校加强创新创业基地培育指导工作,大力促进产、学、研等多方面紧密结合,采用多样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活动以及实习实训活动,不断增强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以提高毕业生创业就业质量。 (二)完善学生创业就业政策体系,建立健全良好创业就业环境 1.加强创业就业法律法规建设。针对我国大学生创业就业法律建设落后问题,国家要加强大学生创业就业的法律法规建设,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法律保障。构建比较系统完善的大学生创业就业法律体系。针对我国大学生创业就业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问题,加强创业就业法律法规建设,比如创业就业市场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对暂时失业大学生给予提供失业保险救济、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等相关指导与服务问题,都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法律法规保障构建完善的创业就业体制机制,加强宏观调控责任,逐步扩大创业就业需求,创造更多的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机会和平台。运用政策倾斜、鼓励投资兴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以达到扩大地方创业就业需求。进一步完善企业补贴制度。大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为调动大学生见习单位的积极性,政府要提高给予企业适当补助资金,并根据企业单位接收毕业生实习人数及实践基地设施建设、职业培训指导的情况在财政与税收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资金资助,保障大学生实习顺利进行。 2.加大创业就业政策宣传力度。政府部门要大力宣传大学生自主创业宣传,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通过网络或电视等多种渠道,及时帮助大学生或企业深入了解和掌握国家及地方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引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创业信心,更好地开展自主创业,实现创业梦想。同时,通过创业就业政策的宣传,让社会和家长都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形成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大力宣传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典型经验以及大学生创业就业典型,树立典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的良好氛围。 3.解决创业就业困难学生实际问题。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目前大学生创业就业困难的根本情况,出台一些符合地方实际的大学生创业就业政策,着力解决困难学生的实际问题,到达精准扶助创业就业困难大学生,增强他们创业就业信心。提高创业资金资助标准,增加优惠政策补贴和低息贷款,扶持大学生进行创业就业。对于一些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毕业生,要扩大对他们的经济资助力度,提供未就业大学生社保补贴,增加财政资助资金。在大学生就业落户方面,各级政府要消除毕业生流动限制政策,比如取消高校毕业生毕业后跨省跨市区域创业就业限制和取消户口指标限制,以及一些不合理行政管理收费,让高校毕业生扩大创业就业选择的发展空间。 4.加快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和充分就业提供基础条件。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政府要推动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引导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调掉落后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通过企业产业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能增加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创业就业。 (三)着力拓展学校企业合作空间,强化用人单位社会责任意识 1.加强校企协同创新工作。加强企业与高校创新协作,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促进企业发展,为企业培养人才提供人力资源。校企双方给学生提供到企业实习的机会,让大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能力与见识,同时,能够增长大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协同机制可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优秀创新团队,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也可以为企业产出一批标志性的创新成果。 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目前,在大学生实习见习环节,有的用人单位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实习见习机会,大部分用人单位认为过多的实习生会影响他们正常的工作秩序,或者担心商业机密泄漏,或者认为学生理论水平虽然较高,但实际经验确实缺乏,帮不上什么忙,在实习见习中会增加工作成本,不肯接收实习生。在这一点上,用人单位应把向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些实习岗位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地为社会培养储备人才,以增强大学生实践经验和提升实际工作能力。 3.消除单位选人偏见。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进行监督,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招聘行为。公开招聘信息,规范招聘程序,杜绝灰色招聘、公示录用结果等程序,为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价值取向营造公平、公正、安全与和谐的创业就业环境,构建大学生创业就业保障机制。 (四)学生个人做好职业规划准备,不断提升创新创业就业能力 1.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高校大学生要提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通过对影响个人职业目标的因素和能力需求进行分析,初步明确个人将来发展目标,并在大学学习期间根据个人的发展和兴趣情况对规划进行不断比较、修改个人的目标要求,重新审视自己,结合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给自己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符合实际的创业就业定位。这有利于今后的创业就业目标的实现。 2.转变创业就业观念。毕业生要明确高等教育已不再是过去的精英教育,要面对现实,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现实,在创业就业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要退缩,要正确认识理想和F实的问题,做到客观公正地认识社会,适时适度调整创业就业目标,对就业期望值要有一个准确的估算,做到心里有底,积极主动寻找机会,实现创业就业意愿。在创业就业领域方面,不要将创业就业范围局限于少数行业领域里,要拓宽创业就业范围视野,坚持多元化创业就业理念,积极主动地去迎接激烈的市场竞争。 3.提高创新创业能力。在当前毕业生创业就业困难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对招聘大学生的条件要求越来越高。毕业生也要相应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培养和塑造自身的综合素质,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参加专业实习和技能实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开拓创新创业思维,培养自身的创业就业竞争力。 4.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从进入大学读书起就要有意识进行创业就业规划,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将来的创业就业做好必要准备。积极主动参与校内和校外的社会活动,比如社会企业兼职活动、校内勤工助学活动、参与老师课题研究活动,通过加强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熟悉各项事务和项目工作流程,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提升个人创业就业能力有很大推动作用。 浅谈大学生创业与就业: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与对策分析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得到普遍关注,大学生创业是大学生通过自主创办服务项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就业的重要形式。高职院校作为大学生培养的重要场所应该着力加以解决,定量研究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效应状况。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促进社会就业的增加。文章对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行研究,对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就业;效应 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是指通过大学生自主创办新企业来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实现自身就业的同时带动更多大学生(或其他人员)就业。不论是针对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已经完成教育的大学生,把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摆到就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倍增效应又称乘法效应,可吸收更多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提高大学生就业技能。使其获得就业机会,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通过新成立的企业雇用更多劳动者,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新创建的企业会从原本单纯就业的人群中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创业主体,有效改进从而实现就业者的持续增加。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进一步提出创业带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和加强创业教育、完善创业体系、改善创业环境等措施来促进大学生创业等对策,从而缓解大学生就业紧张的现状。 1对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效应问题研究 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前的一个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各级政府和各个高校都在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各高职院校也都致力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千方百计地挖掘就业岗位,以期为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参考思路。针对建立和完善机制方面阐述了高职院校毕业生创业带动就业问题,有效改进从而实现就业者的持续增加。统计分析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方面的影响因素,实时发现创业薄弱环节。 第一,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需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但当前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的创业思想较为保守并且创业的积极性不高,大学生创业氛围不浓厚。大学生创业可以很好地缓解就业压力,扩大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改善学校教育的弱势与学生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构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评价体系基础上,对大学生创业进行指导,利用其知识和技能开创事业。针对高职院校的相关指标进行研究,改变很少有学生愿意投入到大学生创业的浪潮的现状,帮助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方向。就可以通过由点扩大成线、由线扩大成面的方式吸纳一部分大学生进入到相关岗位,从而促进大学生创业的进展,不断优化创业环境和氛围。 第二,通过动态地创业观察,对大学生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存在大学生创业的素质和知识匮乏的现状。就业观念不开放,无法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无法利用知识和技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创新并开创事业,对创业的认识还是比较片面。对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创造就业岗位的办法,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加上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覆盖面不够和力度不足,无法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社会经验的掌握不足,创业知识更是缺乏。导致无法开展创业带动就业行动,影响了大学生创业工作的进展。 第三,大学生创业缺乏系统的服务平台,无法更好地缓解就业压力。加上当前各地设立的服务大学生就业人才的交流中心较为虚设,无法帮助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方向。服务平台的相对较少、相关服务人员素质也普遍不高,更加没有办法促进大学生创业的进展。难以对大学生创业进行相关指导,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服务平台难以发挥作用挫伤了社会服务平台建立的目的,影响了大学生创业工作的进展。没有解决就业问题的大学生数量逐年累加的问题,无法增加创业拓展就业机会并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限制了大学生创业工作的开展,创业支持力量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2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对策实施 创业者通过自筹资金、自找项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创办企业和开展个体经营,通过加强政府的支持并出台相关的鼓励创业的政策等改善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局面。通过创业活动实现劳动者自主就业,并付诸实践。创业拓展就业机会并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改善以往创业支持力量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的问题。通过增加企业数量或开辟新的行业来增加就业岗位,加强政府创业支持的核心力量。不仅仅把鼓励创业作为一个口号,还形成“扶持一个大学生创业,带动一批大学生上岗”的效果。 2.1改革大学生创业教育内容 创业带动就是指劳动者创办新企业(包括合作组织、个体经营和项目)能促进就业,因此需改革大学生创业教育内容。创办的企业越大,为学生创业实践提供机会越多。创业改变就业格局,在大学生在校教育中要把大学生创业教育作为重要的教学板块。创业和就业之间存在函数上“一对多”的关系,可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逐步摆脱死板的课堂理论教学。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注意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承担起创业教学的任务,开展专门的创业教育课程。鼓励相关教师进行系统的学习并对大学生创业进行指导,提高学生的动手和动脑能力。使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有利于对创业教育工作的开展。把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逐步形成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在此基础上,专门为学生设计一些创业计划大赛和企业调研活动等。促进大学生以创业带动就业,使学生能够自主参与到实践活动中。 2.2提高教学团队中师资人员的素质 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从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入手,提高教学团队中师资人员的素质。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有利于发挥大学生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在实践中增加阅历和经验,从有关部门或者企业以及成功人士中聘请专家组建创业导师队伍。在专门课程的开设过程中系统地对创业教育的内容进行整合,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创业教育核心力量。增加实训课的比重,选择高素质的教学团队进行教学。创业导师在进行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帮助学生进行创业前景分析,分析当前大学生创业面临的困难。把团队建设、公司结构、市场分析和预期以及风险评估等整合成为一套体系,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帮助学生学习知识。使学生能够更容易掌握企业的基本结构和框架,帮助其建立创业的信心。从而保证学生在今后创业的过程中有章可循,吸引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从而掌握创业的动态。把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定期选派教师到企业进行调研和学习。保证教师能够充分了解一线信息,进一步开展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研究。 2.3推进创业教育实践平台的建立 高职院校推进创业教育实践平台的建立,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教育。在大学生创业教育中,创业带动就业的教育体系、核心价值观需要学校不断推进创业教育实践平台的建立来实现。这种服务平台应该有助于为大学生提供一些就业和创业的指导,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项目。创业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和师资是创业教育的核心力量,可将创业教育真正融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去。真正切实开展相关工作,在老师的带动下组建创业团队。结合国内创业教育的形式和现状进行分析,需要深刻了解和掌握其特有规律。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切实感受组织的作用和力量。服务于大学生创业和就业压力的缓解,帮助学生培养一些创业者的素质。实现创业带动就业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成倍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搭建创业活动载体和平台,保证学生能够正确对待创业。使高职院校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投身各种创业理论和创业实践培训活动,并且自愿投身到创业的实践中去。在加强自身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的锻炼的同时,缓解就业压力。 2.4重视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 为进一步提高创业成功率,需重视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扩大创业对就业的带动效应,结合国内外最新理论和成果。强化全民的创业意识,提高创业教育的效果。从过去消极被动的对待转变为积极去推动,把优秀的理论和方法编入到教学课程当中。加大创业宣传力度,及时进行内容的更新。建立数据库资源和信息共享平台,保证学生所学知识的前沿性。转变关于创业的教育观,充分改革教学模式。将创业教育真正融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去,对一些成功的创业案例进行分析和整合。完善创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建立校友数据库。构建包括创业理论、创业实训、创业文化在内的课程体系,提供创业团队进行学习和参考。完善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加强与成功创业校友的联系。除此之外,通过培训为学生配备专门的创业导师,邀请成功校友进行讲座。鼓励大学生创业,认真钻研和分析正反案例。积极与政府、企业实体做好协调工作,从而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创业的意愿。不论是针对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是已经完成教育的大学生,主动学习创业的各项法律法规。注重案例教学,深刻了解和掌握其特有规律。进一步开展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研究,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 3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展望 创业带动就业中的倍增效应是指创业者通过自主创业,有效改进从而实现就业者的持续增加。通过新成立的企业雇用更多劳动者,从而缓解大学生就业紧张的现状。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把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摆到就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吸收更多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生。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当前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至少需要从政府、高校和学生三大主体做工作。随着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政府方面首先需转变观念。解决社会创造的就业岗位难以承受数量巨大的有就业需求的大学生的问题,做好顶层设计。高校方面建立创业师资队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校外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途径。学生方面转变观念并树立创业教育与创业意识,通过大学生自主或以其他合作形式创业,形成“一人创业带动多人就业”的良性循环,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来,解决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题。 浅谈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浅谈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教育 摘 要:我国自扩大高等学校招生以来,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学生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促就业”则逐渐成为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创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鼓励大学生创业“以创业促就业”成为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是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课题。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是新时期就业工作的新增长点,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阵地。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及大学生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先导,创业基地为支撑,创业指导服务为保障,来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 创新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性,创业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实践性,因此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性、实践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传统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忽视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普遍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 二、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我们力图通过教学来提高和增强学生的素质、能力、创新性、实践性,但却没有系统地加以培养和强化,大学生毕业后要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成功,更应注重能力、创新性、实践性。 三、我院人才培养的定位主要是培养应用性人才,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我们实现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所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实用性更加关注,并且能激发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创新创业的热情。 四、根据我院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在新时期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办法。 (一)构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激发师生创新创业兴趣 1、增设有关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丰富学生创新创业理论知识。采用创业案例进行教学,展示成功创业者的创业精神、创业方法、创业过程和规律。可以定期请创业成功人士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帮助学生分析创业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为学生提供理论指导。 2、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聘请社会上成功的创业人士或校友为老师做创新创业专题客座,带领教师学习创新创业相关理论和技能知识,使教师首先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以便在向学生传授创业知识时,能够有的放矢,从而增强创新与创业教育的有效性。 3、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建立全面的素质教育观念,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注重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将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与其他方面的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通过大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开阔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素质,形成创新创业的文化良好氛围。 在校园文化中开展各种创新创业教育专题活动,将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任务、内容、要求有机地融入到校园文化中来,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如参观创业成功的企业,请创业成功者介绍创业的奋斗历程,鼓励在校大学生创业,大力营造创业光荣的氛围,带动更多的学生勇于创业。 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以技能竞赛为依托,培育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依托校园各种技能竞赛,充分发挥创业计划大赛、室内设计作品竞赛、大学生就业创业论坛、设计论坛等大学生创新创业课外活动,推动学生积极参与到创新创业的课外活动中来,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搭建实习实训平台,提高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通过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高校与企业联姻,企业走进高校,共同探讨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学生创新与创业能力。 如何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除了进行校企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外,还必须树立起由创业导向模式向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人才模式转变的新理念。只有将第一课堂课程和第二课堂有机结合起来,从深层次不断唤醒、启发和挖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潜能,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团队训练、岗位见习、创业实践等实践活动,逐步培养出创业领军人物,才能在大学生中塑造创新创业理念,从而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整体水平,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品格和创业能力。 (四)重视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五)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建立就业与招生的联动机制,用就业水平调整各专业的招生规模,形成招生与就业的良性循环。 (六)广开就业渠道,大力开辟毕业生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建设工作一直是学校就业工作的重点,今后,我院将在现有基础上,以学生培养目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力度,追求细致、周到的就业服务,不断探索就业工作新思路。 业教育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新形势下,创业教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大学生可以成为创业的主体,也应该成为创业的主体。创业教育不仅有助于优化个体素质,激发青春能量,而且有助于把知识转化为国家的实力、社会的财富和人民的实惠。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主阵地,必须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推进授业、创业、就业的相互渗透和整体优化;必须树立“大创业”的理念,引导学生强化创业意识,敢于创业、勇于创业,能够创大业;必须进一步注重学用一致,培养学生依靠专业打基础、依靠创业打天下,通过创业牢牢把握就业主动权,提高社会贡献力。 浅谈大学生创业与就业:浅析当代大学生创业就业难题与解决途径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开展,高校学生能接受到更为广泛、且更为专业的优质教育。现如今,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同时愈来愈多高校毕业生的未来发展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与棘手。如何才能在众多创业就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下学生最为关心的话题。本文将对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创业就业形势、遇到的难题以及解决途径等内容做出分析,旨在为广大毕业生提供正确的创业就业指导与参考意见。 关键词:大学生 创业就业难题 解决途径 一、当代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69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而历年数据表明,大学生毕业人数创历史新高已不是新鲜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工作任务将更加艰巨。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更是新时代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劳动力资本水平, 理应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群体。但随着我国整体劳动力发展水平的提高, 当代大学生必须具备更全面、更能满足新经济发展要求的核心就业能力才可能成功就业。但是,现有高校教育培训体系仍比较缺乏必要的就业市场需求导向, 缺乏对学生创业就业行为的深入研究, 因此,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结构上与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脱节,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二、大学生创业就业难题及产生原因 “创业”与“就业”的抉择 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会有产生一个矛盾的问题:究竟是要工作还是要创业?对于广大大学生来说创业即意味着向社会上其他企业发起竞争,而就业则意味着将在浩浩荡荡的人才竞争市场展开角逐。在这看似进退维谷的局面下,不少大学生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中。 首先讨论创业,大学生创业一向被列为国家重点课题,不少国家政策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业,但大多数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 1、大学生创业路形单影只 大学生创业往往是一个或者几个大学同学共同经营管理一家公司,依靠彼此 之间的默契合作与努力工作将公司维持发展下去,较少大学生创业团队能得到同行业其他竞争对手的帮助与合作。在复杂的行业竞争情况下,大学生创业显得势单力薄,市场的过度挤压与竞争者的强力竞争都十分容易造成稳定状况的破坏。有些即使能维持正常运营,也未必从中获得利益。 2、眼高手低的创业项目 大学生创业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的通病就是盲目选择创业项目。部分大学生创 业计划缺乏对实际及未来情况的规划,凭着对从事创业行业获取利益的可观估计便盲目下手,最终草草收场。也有的尽管对前期规划与市场预期做了较好的分析,但在项目可行性上却大打折扣,往往产生眼高手低的情况。 其次是就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显得更为普遍。正是因为大多数学生对复杂的创业模式感到惶恐,他们便会选择更为直观的就业模式。但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便一直是困扰国家和政府的难题。面对庞大的大学生毕业人群,究竟应该怎样安排岗位、安排多少岗位。从另一方面说,要想获得良好的职位不能只靠国家,更得靠自己,试考虑大学生不能笑傲职场的原因又何在? 3、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脱节 据了解,80%的毕业生认为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未来的就职毫无关系。其实,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都是为未来就职做铺垫的,理论知识都是为实践打基础的。正是因为不少学生缺乏对实践知识的积累,才导致学生在踏入职场时觉得与专业对口的职位少之又少,同时入职门槛却高之又高。 4、阅历少,心气高。 不少大学生认为自己的高学历能带来竞争上的优势,因此应当在岗位选择以 及薪资待遇上从优。因此,部分大学生对自身的就业定位较高,不愿意从基层做起,不接受低薪待遇,通常成为降低大学生就业率的两大杀手锏。此外,大学生对本专业的一味依赖让大学生失去了接触其他岗位的机会,例如有些管理学学位的大学生就很难接受从事基础工作的行业。 5、就业规划的盲目性 当代大学生中,很大部分缺少对自己未来的就职规划,思想一直停留在校园 学习的进程中,导致对自身就业方向的极度缺乏规划。不少学生到了毕业都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如此盲目如何对自己未来从事事业准备,从而导致就业时的巨大压力,促使就业不顺。 大学生就业的另一大问题就是父母干预。由于学生自身的规划不慎,导致无法就业,此时父母往往扮演救星的角色,不少学生最后总是在父母帮助下“被就业”,而如此这般学生究竟是就业还是帮助父母完成任务就成了最大的问题。若仅仅是为了就业而就业,相信是得不偿失的。 三、创业就业难问题的解决途径 1、端正态度,制定规划 想要提高大学生创业就业水平,必须从大学生本身入手。所有大学生都必须 在大学期间就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应当十分重视高校开展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大学生对创业就业的规划并非一朝一夕完成,而是要进行日积月累的修改与完善才能实现。学生应当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为日后的就业做准备。而想要创业的学生则应当提前制定创业计划,了解市场信息,尝试模拟经营,收集创业信息。 2、注重实践,拓宽视野 高校学生必须加强社会实践。学生必须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社会实践。在达成课程目标的前提下,制定实践目标。对每一次完成的实践经历进行总结,从而寻求正确的适合自身的就业方向(或者创业方向)。若学校无安排,则需要自身对市场信息始终保持敏感度,一有实践机会就需要积极出动,只有掌握社会动态,培养职业实践能力,方能在日后就业竞争中运筹帷幄。 3、放平心态,开辟新径 学生在初入社会时一定要放平心态,切不能心高气傲。凡事从基层做起,不断积累经验。勇于尝试,不局限于本专业,开拓多条就职道路。此外,新时代高校学生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途径进行求职申请,增加就职机会。一旦有机会时应当努力工作,体现自身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