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浅谈新时代人际关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摘要: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生活中重要的一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有他们独特的特点,在形式、内容、目的上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要根据当代大学生的 l~-关系特点引导他们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他们心理健康成长。 关键词:大学生;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心理健康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人际交往广泛、合作和竞争的社会。随着互联网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感受到了社会的压力,而当代的大学生又以独生子居多,个性张扬,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问题成为大学生最大的一个问题,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而不良的人际关系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他们必修的课题。 一、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与现状 (1)大学生人际关系注重平等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更注重自我,张扬个性,在人际交往中大学生更强调平等交往的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更加注重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们更注重在人际关系中要求交往双方地位的平等和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同时,也由于大学生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并且他们具有共同的学习任务和较一致的学习目标,加上老师和学校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给予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因此,他们的人际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友谊比较长久,这也使得他们能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圈,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充分体现自己的人格独立性和平等性。 (2)大学生人际关系形式多样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的时代,科技、信息、网络快捷发展。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新形势下,当今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形式不断丰富且越来越多样化。与传统的人际关系相比,当代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不仅是在宿舍、本班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会在QQ、微信、微博上交朋友,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似乎就不是现代大学生的生活,网上交友已经成为他们的新模式。 (3)大学生人际关系内容丰富 由于大学生处在青春期,加之现代的时代特色的影响,他们的兴趣广泛,情感丰富,精力充沛,求知欲强,他们对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现象都很关注,希望自己见多识广,其结果使他们交往的内容比较丰富。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多样化爆炸化的发展,微信公众号的开通,改变了传统传媒对生活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会在微信平台上寻找自己喜欢的群体,加入其中或关注自己喜欢的公众号,在微信社群中定期参加活动,交到自己喜欢的朋友,并且在网上他们更能敞开心扉,无所顾忌的进行情感的交流与宣泄,发生思想的碰撞和融汇。 (4)大学生人际关系目的多样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经济利益已经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大学生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下,他们的人际交往目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人际关系是以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有的则是以家庭的社会背景而建立的起来的,“二代们”可能更倾向于在一起玩儿;还有的则是以金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钱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更主动、更奢侈,有调查显示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谨小慎微,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中更被动、更内向;还有的大学生交往目的比较功利,在大学人际交往就是是为今后就业做准备的,反是对他就业有利的他都会主动去交往,反之,则不去交往。总之,新时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目的性已经不再单纯,而是呈现出多样化和功利化。 二、大学生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人际关系的建立首先是从交往开始的,人际交往过程是彼此交流信息、知识、经验、情感和思想的过程。大学生通过人际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以各种方式快速的获取各种信息,有利于大学生认识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世界环境。同时,在一个人际关系和谐、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群体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就会感到心情舒畅,学习效率也会提高,大学生还能通过同学对他的评价改正缺点、积极提高自我,同时,也能以优秀的学生为榜样,学习他人良好的为人处世方式、积极的态度、正向的价值观等,形成良好的品质。总之,良好的人际关系能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更加积极丰富,能使大学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从而有助于他们心理健康成长。 (2)不良的人际关系阻碍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爱与归属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每个人内心都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接纳,但是愿望和现实的差距会使人的心理产生不平衡感和冲突。如果在一个集体中,由于缺乏人际交往技巧或者是因为性格问题导致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那么归属和爱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容易形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引发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情感上的孤寂、惆怅、空虚就会经常出现,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的情绪反应。严重的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处理,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而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因此,不良的人际关系会阻碍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会与人交往的技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健康人际关系模式 (1)正确的认识自己 在人际关系建立之前,大学生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有深刻而正确的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自己才能去体谅别人,有些事情才能感同身受,才能在有冲突的时候理性的处理冲突,才能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才能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 (2)把握交往的尺度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交往的尺度,说话办事都要有分寸,都要经过大脑思考,在交往中掌握“求同存异”的原则,允许别人犯错误,能容忍别人的缺点,同时,要做到不滥交,多交积极向上有益的朋友,交往不过密,保持适当分寸,给别人留有隐私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好的人际关系。 (3)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 大学生在进行人际交往的时候要学会并良好的交往技巧,首先,要学会恰当的自我表露,自我表露会让对方感到你的真诚和信任,有助于人际关系的稳定。其次,要学会积极的倾听,理解别人的感情,倾听的时候要做到全神贯注,并能够做到积极地思考和回应,同时,要理解别人表达的情感,通过言语和表情等告诉对方你能够理解他的感受,有效的倾听会让对方感到被尊重,促进更深层次交流。最后,学会表达对对方的支持,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支持,在人际交往的时候要要真诚的对待别人,在对方需要支持的时候要积极的给予支持,而不是敷衍过去,真正的朋友就是遇到困难时,能支持你的那个人!因此,大学生在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要掌握良好的人际交往技巧,同时,要付出真心,这样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就能促进心理健康成长。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阅读方式及特点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介绍了传统阅读环境与网络阅读环境特点,结合两种不同阅读环境各自的特点,分别从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习惯、阅读倾向、阅读指导和阅读能力六大方面总结了“90后”大学生在两种不同的阅读环境下生活特点的异同,这对研究“90后”大学生网络生活特点以及制定合理的对策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传统阅读环境;网络阅读环境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学生阅读方式呈现多元化:在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不仅可以选择传统的纸质阅读,而且还可以选择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等网络阅读。由于阅读环境的差异,大学生的阅读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传统阅读环境与网络阅读环境的特点 在传统阅读环境下,读者的阅读介质主要是传统的纸质读物,阅读地点也主要是教室、寝室、图书馆等有形场所。总的说来,其包含封闭化、单一化和规范化的三大特点。 在网络环境下,可供阅读的内容更加丰富、交流更加便利、环境更加开放。总的说来网络阅读环境包含开放化、多元化、快餐化、方便化、虚拟化的五大特点。 二、 “90后”大学生在网络生活中保留传统 1.阅读内容 专业阅读仍是大学生投入时间最多的类别。因为他们认为专业书籍可以帮助自己了解和掌握更多的专业前沿知识、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对所学知识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对课堂学习起到很好的辅助和推动作用。名人传记、励志类书籍也仍颇受大学生们的青睐。因为这类书籍可以帮助大学生汲取精神营养,在他们遇到挫折或困惑的时候可以帮助其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在那些成功人士的身上可以寻找一些成功的因素,这有助于大学生寻找成功的动力。 2.阅读指导 传统的阅读指导方式差别在于是否采用或仅仅采用“书单”、“书单+点评”的形式。网络阅读指导与传统阅读指导之间的差异不大。因为就阅读指导而言,不论其在传统环境下还是网络环境下,都只具有唯一的理解方式,即对人们的阅读加以指导,以解决某个问题或达到某一目标。在这两种阅读环境下阅读指导的实质并没有变化。 3.阅读能力 不论是在传统环境下还是网络环境下,大学生都应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重视高效阅读训练。由于常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学生大多重视课本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而课外知识的阅读则较少。很多学生根本不具有科学高效的阅读方法,限制了阅读的速度和质量,无论对其知识结构的建立,还是社会化水平的提高都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三、 “90后”大学生网络生活新特点 1.阅读内容 第一,读图类书籍成为大学生们的新宠。虽没有高深的内涵,但幽默风趣,篇幅较为短小易读,能有效地缓解大学生因激烈竞争和生存压力所导致的各种不良反映。而这种作为视觉传达信息的图片,可以作为一种通用语言,比较容易传达作者的思想,不会受到民族、语言的限制,从而突破了在文字传播上遇到的各种障碍。 第二,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的人数越来越少,且阅读数量和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发现:一方面,大学生由于课程紧张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静静地坐下来重点阅读一些文学经典著作, 同时也受到了这个功利化社会的影响,文学经典著作不能迅速地成为自己升学和就业的筹码,故学生们大都避而远之;另一方面,目前图书市场上出版的文学作品虽已汗牛充栋,但大多数形式呆板、雷同,真正能够迎合大学生口味的名著并不多。 第三,时尚生活类读物较传统环境要更丰富,而大学生对这些读物格外关注。现在的高校学生大都是 “90后”,他们标新立异,喜欢过不平凡的生活,渴求紧贴时代脉搏。他们热衷于追求、引领时尚,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有新的思想,喜欢体验新的生活。时尚生活类读物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阅读需求,因此此类读物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格外关注。 2.阅读方式 第一,从精读、深度阅读走向了泛读、跳跃式阅读。由于阅读内容的多样化、复杂化,且大学生背负繁重的学业、就业负担,他们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取尽可能充足的信息。而在传统阅读时代,阅读内容相对有限,阅读成本相对高昂,买一本书通常要阅读好几遍。这种精读、深度阅读的方式在网络阅读环境下的大学生读者群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 第二,从朗读走向了默读。在网络阅读环境下,依赖于网络而产生和传播的网络文学作品受到大学生们的喜爱。这类文学作品的作者大多都是与大学生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作品中所描写的内容也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比较接近。因此,大学生们都乐于尝试这种新鲜的文学样式。而这种文学样式易于理解只需默读浏览即可。另外,大学生们上网阅读的内容还有新闻信息、社区论坛、电子邮件等这些内容。因为网络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碎片式阅读,面对这些海量的网络内容,大学生读者更多的是选择对阅读内容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很难像传统图书那样进行深层次的心灵交流。在浅显的阅读内容上只要浏览即可,默读可以提高阅读的速度,所以在网络阅读环境下无声阅读越来越多。 3.阅读习惯 第一,不规范语言成为“流行语”。在进行QQ聊天、论坛交流等网上沟通时,人们的思维往往是片断的和“闪烁”的。深有体会的是QQ聊天中,完整的一句话通常只用简单的半句话来表达,而且习惯用一些符号表示意思,如“9494”、“LZ”等网络用语随处可见,而且错别字的运用成为了一种时尚,如“同学”非要表达成“童鞋”等。这样一来就养成了一种不良的表达习惯乃至思维习惯。 第二,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浅显化、功利化,对一些严肃、有深度的书籍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远离。譬如,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习惯晚上不睡觉,在网络上游逛到很晚,聊QQ,根本无心去学习。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这上面,结果导致他们很难进行较强的逻辑思维。 4.阅读倾向 第一,大学生阅读倾向于网络化。由于网络文化具有交互性、开放性、匿名性、自主性、多元性等特点,可以同时集多种传播介质于一体,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能够更加充分地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所以网络阅读深受大学生读者们的喜爱。另外,由于大学生身处好奇与时尚的年龄段,更加喜欢接收新鲜、时髦的事物,所以网络阅读对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学习内容的丰富乃至思想观念的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实用性阅读。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学生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诱惑和越来越丰富的休闲娱乐方式使得他们缺少时间来仔细规划阅读。另一方面,他们面对严峻的学习和就业压力。在校期间不仅要花很多的时间阅读教科书,以便获得好的学习成绩为就业加分,而且还要阅读一些与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直接相关的实用性书籍。因此他们重视阅读一些实用性书籍也就不难理解。 5.阅读指导 传统阅读环境和网络阅读环境下阅读指导的差异是由其作用的环境、技术、方式和对象的不同所引起的。虽然阅读指导的实质没有变化,但形式已经发生改变。网络超文本、信息量大、传播更加广泛等特点使网络阅读指导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网络阅读指导形式更加短小。因为网络链接功能使网络信息量更加丰富,影响了读者在网络上注意力的集中。读者不习惯长时间地关注同一屏幕上的内容,而转移成本却很低,只需轻点一下鼠标。因此,相对传统阅读环境下的阅读指导方式来说,网络阅读环境下的阅读指导更加短小、精悍。 第二,网络阅读指导要求实时性。传统阅读指导只提供书名,并不提供图书,一般也不会指明如何去获得这些图书。指导与阅读行为在时空上是分离的。而一份网络阅读指导一般都会提供相关链接,或指明途径,以便读者可以进行实时阅读。网络阅读指导的实时性,使得网络阅读更加便利。 第三,网络阅读指导内容复合性。传统的阅读指导大多是在专门领域进行的,而在网络环境下,读者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转换注意力,获取更加复合的信息。 第四,网络阅读指导推出的快捷性。一份传统的推荐书目可能会成为经典,而网络阅读指导讲究的是新、奇,较少有精雕细琢之作,更新频率快,会较快地相互取代。 6.阅读能力 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与互动性使得阅读的广度无限扩大,网络信息复杂多样,没有统一的管理,没有统一的目录和一些其他的检索工具,制作标准也各不统一,大量实用信息分散在巨大而又无序的“信息海洋”中。而大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相比传统环境下更加重视对阅读能力中选择能力的要求。另外,由于网络信息的自由性和随意性,信息资源质量堪忧,色情、暴力、欺诈以及种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比比皆是。大学生读者好奇心强,判断能力相对较差,因此更要加强对其选择能力和评价能力的培养。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SWOT分析 摘 要 移动互联网,就是把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体。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商业模式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并实践的活动。而移动互联网创业,是指利用这种用户手持移动终端提供增值服务从而获取利润的一种方式。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量创业者涌入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创业大潮中。然而根据今年的行业观察,移动互联网创业充满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这一群体,他们年轻有理想但同时缺乏相关经验,因而在移动互联网创业成功的并不多。本文立足于移动互联网的创业现状,通过对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创业方面的SWOT分析,从而为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 移动互联网 大学生 创业 1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现状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约从2009年左右开始,那时候3G正式在中国启动,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国悄然流行,中国一夜之间涌现出了数以万计的移动开发者,再加上资本向这一领域持续投入,中国移动互联网迎来了黄金的5年爆发期。随后,智能手机的价格一路下跌,使其普及率越来越高,手机终端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此打响。以往在电脑客户端的各大门户网站、购物网站、服务网站纷纷开始构建各自的手机网站,互联网2.0时代正式开启了。 青年大学生们纷纷摩拳擦掌,想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之中大显身手。然而据统计,目前移动互联网创业成功率不足10%,不少大学生提出项目时踌躇满志,真正实施起来才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手机智能化升级,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密,大学生们移动互联网创业呈现多元化趋势,大体分为以下几类:(1)基础需求类。娱乐社交这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传统互联网的主要服务内容,他们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很自然地提供了这类服务。娱乐除了游戏,其他主要包括视频、音乐等产品。例如虾米音乐、优酷等是行业的佼佼者。另一大基础需求就是社交,但社交平台已经被大公司垄断,大学生创业项目在此无发展空间。(2)记录信息类。上班族每天忙于工作,学生每天忙于学习,根本无暇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信息,由此痛点产生除了另一类创业的大项――信息记录。有帮助学生顺利找到教室和老师的“课程表”有管理信用卡的“51信用卡管家”还有记录每日消耗卡路里帮助减肥的“咕咚运动”等等,帮助人们更方便快捷地记录信息。(3)找商家类。买家和卖家永远是共生存的,这类APP就是帮助有各种需求的顾客,快速精准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或者服务。例如,校园里点外卖,可以上手机上找;校园里想理发,也可以去手机上搜索;走出校园,想出去逛街,当然也可以在手机上搜索。(4)直接购买类。这个项目是大学生们最熟悉也是最容易上手的类别,从最初的网页淘宝开店,到现在淘宝APP,微店,美团等等 ,用户只要找到相应的平台,就可以直接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并且物美价廉。 2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SWOT分析 2.1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优势 2.1.1 作为主流网络消费群体的大学生更易掌握消费心理把握商机 知识青年成为网络购物的主流群体,在校大学生在年龄和知识层次以及消费观、审美观等方面与消费者相仿。所以,在选择售卖的商品时有针对性,更容易符合买方的需求。而且买卖双方也较容易沟通和交流,使彼此都充分理解对方的意思,建立更大的信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的成交。选择对的商品在网上售卖是成功的关键,只有迎合市场的需求才能取得成功,而大学生恰恰充分掌握了这一优势,所以很适合在网上创业。 2.1.2 丰富的专业知识为电商经营提供了保障 目前我国高校广泛设置了电子商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这些专业课程可以和学生创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课堂上学习相关理论,马上应用到实践中,而在创业过程中出现了相关问题,也可以马上回到课堂进行学习研究并可以马上请相关专业课程的老师给予现场指导。 2.1.3 移动互联网创业与当代大学生个性契合 90后的大学生是张扬个性的一代,这种个性与网络的精神是十分契合的,再加之移动互联网也是伴随着当代大学生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他们见证了移动互联网的萌发与兴起。作为新生代的90后,他们乐于接受新兴事物,把握时展的脉络,因而更容易在网络空间上有所作为。总之,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可以激发学子开拓创新、自立自强的精神,并帮助更多优秀学子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 2.2 大学生在移动互联网创业中的劣势 2.2.1 启动资金不够,风险投资情况不乐观 移动互联网创业初期需要大量的投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烧钱”,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在一两年内很有可能无法盈利,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要有风险投资或是天使投资的支持,而当前全球大部分的风险投资基金都处于一个相对紧缩的状态,对于我国来说,投资者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投资相对谨慎。再加上大学生自身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缺乏资金更是天然的劣势。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创业者们怀揣着激情与梦想以及理想中的创业计划开始大刀阔斧地进入移动互联网行业进行创业,僧多粥少的局面短期内很难缓解。 2.2.2 商业化道路通行不畅 在移动互联网行业,成熟的商业模式极其稀少,即使是当前规模最大的BAT大佬公司也难以做到快速盈利。植入硬广、付费经营等都是移动互联网企业的传统盈利模式,但绝大多数国内用户早已习惯免费服务,一旦收费,用户活跃度必然大幅下降。因此,对于创业初期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商业模式,迅速走上盈利的道路。 2.2.3 移动互联网方面知识经验不足 虽然大学生对于一般的创业者来说,有高学历和优秀的文化素养,但是对于能够真正运用到实践中的知识和人际交往能力都有所欠缺,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这一块的知识特别注重实践性,很多技术难题都是在实际操作中解决的。另外由于大学生第一任务是完成学业,在社会上的实践最多也只是暑期兼职,打打杂工,难以学到货真价实的经验。 2.3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机遇 2.3.1 政府大力支持,推行创业新政策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对创业项目的大力扶持,我国高校越来越重视创业教育,通过开设创业教育课程指导大学生参加创业大赛,举办创业成功经验分享会等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各级政府不断开发与完善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并相继出台了税收减免、提高担保贷款的额度等优惠政策推进大学生创业,有力推动了大学生创业的蓬勃发展。 2.3.2 高校大力加强创业教育 自十八大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作出重要部署以来,国务院对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加强,取得了积极进展,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把创新创业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件从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九个方面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 2.4 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威胁 2.4.1 巨大的家庭压力 很多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思想,许多家庭并不支持,主要理由是担心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碰到挫折和打击。据统计80%以上的大学生父母,都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获得稳定的工资。 2.4.2 大学生经验不足,对新兴市场认识浅薄 面对新兴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大学生们往往是空有一腔热血,但缺乏脚踏实地的市场调研,还没有对市场有充分透彻的了解,就开始进入市场。这样直接导致公司成立后难以盈利,人员流失严重,技术难关难以突破等问题。 2.4.3 国家出台政策,真正落地实施有一定困难 目前大学生自主创业虽然有政策上的大力扶持,但是对于资金和设备场地等资源是否能真正到达每一个创业学子的手中,具体流程应该如何办理,办理完毕是否能够真正起作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再加上学生人际交往单一,仅有教师和同学,得不到社会上有经验的人士扶持,单单依靠国家的政策支持,可能也是远远不够的。 3 对大学生移动互联网创业的建议 (1)在正式投入创业项目之前,可以去相关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实习,在实践中摸索工作方法,探索企业管理的门道,避免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同时也加深对市场的了解,找到自己创业的方向。(2)寻找在你想要创业的行业当中的优秀人物,阅读他们的成功事迹,学习他们身上的良好品质,分析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扬长避短,最好还能和他们取得联系。(3)利用现有的开放平台,寻求商业巨头合作。移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寡头垄断,BAT三个大佬公司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流量,比如微信、新浪微博等,与行业巨头寻求在现有开放合作的基础上的合作,实质上是利用渠道资源,为自主创业求发展。 大学生创业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学生们在创业中遇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客观的深入分析,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移动互联网产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笔者相信,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的加大,与高校创业教育的共同扶持,大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在移动互联网的战场中开辟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提升探析 摘 要:当今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在知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培养切合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是时代所需。创业教育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的重要方面,对于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新时代条件下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新时代创业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创业服务机制构建的视角探讨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当今时代,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国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是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创业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提高学生的创业素质能力、创业实践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高校开展创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等各方面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时代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的重要意义 1.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 创业教育是学生进行学习、提升自我的良好机会,是大学生学习知识、加强锻炼的良好机会。通过创业教育的开展,通过创业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活动的参加,大学生既可以培养自身创业意识、获得创业思想,又可以结合实际进行创业实战磨炼。在创业实践过程中,可以提高学生敢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观念,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大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将理论加以应用,同时获得创业相关知识,夯实自身知识结构,培养创新思维,增强综合素质,全面提升自己创业就业的能力。在创业学习和创业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各方面的能力、素质都能得到提升,创业教育的开展是大学生增强自身综合能力素质的重要平台。 2.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利于深化高校教育改革 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对于提升高校的办学水平、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教育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大学生理论知识方面的培养,而对于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在培养教育的过程中,方式也比较传统,教育水平不高,培养效果不佳。当今社会更加需要创新实践型人才,需要高校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创业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通过结合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于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改进高校培养教育模式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创业教育的开展,通过各种项目实践教学方式的实施,都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创业教育的过程,也是高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改进和提升,对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起着促进作用,对于深化高校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有利于高校进一步有效开展教育,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高校教育改革。 3.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 创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有效途径,通过创业教育实践,大学生一方面可以发挥理论知识优势,在创业过程中学以致用;另一方面,大学生也通过创业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从而缓解就业问题。 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人数多,就业率在降低,当今大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学历人才在急剧增加,而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从而导致就业困难。同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用人追求的是实用,更加重视大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这一时代特征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创新型实践人才。高校通过创业教育实践的开展,能够培养出更加适应时展需要的大学生,为促进学生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能够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二、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容 1.创业意识和创业观念的培养是首要前提 创业意识的树立,创业观念的培养,是大学生进行创业的首要前提。意识是先导,观念很重要。要进行创业,首先只有具备了创业的自觉性自主性,大学生才能更好地开展创业工作,才能正确地对待创业,积极勇敢地去创业。在创业教育过程中,高校首先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观念,引导学生端正创业价值取向,自觉做出创业选择。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创业观,明确创业的意义和作用,指导大学生结合自身特点,焕发大学生的创业自觉性和创业潜能,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增强创业主体意识,提高创业认识。 2.创业知识和创业政策的掌握是重要方面 作为创业者,创业知识的积累是开展创业的重要方面,没有丰富的创业相关知识的积累,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创业过程中需要丰富的创业知识,创业知识包括各个方面,比如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法律、经济学、市场调查等方面的知识。对于相关创业知识的了解是创业者所必须首先掌握的。大学生创业要有丰富的创业知识积累。 同时,对于创业政策的掌握也是创业教育过程中要涉及的重要内容。创业政策包括国家与地方政府颁发的相关创业相关法律法规、条文规定等。大学生要进行创业,必须对相关创业法律法规条文掌握好,在创业过程中才能做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事。大学生要了解创办企业过程中的相关规定、程序,一方面,结合对相关创业法律法规的了解,充分利用法律法规提供的条件,积极利用相关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其对自身创业的有利作用;另一方面,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也要遵纪守法,按章办事。 3.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提升是关键部分 大学生进行创业,除了具备正确的创业意识、具备相关的创业知识、了解相关的创业政策之外,创业素质和能力也尤其重要,这是影响创业的关键部分。高校在进行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就要以提升大学生创业素质能力为目标,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和学生的特点,通过各种创业实践教育形式,全方位提高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创业能力、创业素质和创业技巧,培养学生在创业方面所需具备的各方面能力,这才能切实促进大学生实际创业的成功。 三、新时代大学生创业教育实效性机制构建 1.加强重视,转变观念 自主创业不仅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就业机会减轻社会就业压力的有效措施,更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新观念。尽管创业教育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已经全面铺开,但是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并未得到各高等学校的足够重视。目前一些高校在进行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存在把创业教育等同于就业指导的现象,没有全面认识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实质内涵。加大高校创业教育重视程度,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深化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树立起既要就业也要创业的理念,从教学理念上重视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2.营造氛围,增强意识 在校大学生创业圈规模小、氛围不佳,不仅受传统观念影响,比如考研、直接就业等观念的影响,多数人缺乏开创拼搏的精神。高校要营造良好的创业校园文化氛围,要树立尊重创业、勇于创业的精神,要大力开展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基本创业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通过各种宣传途径,合理利用各种载体来营造大学生创业氛围,培养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识。 3.完善制度,加强保障 创业教育开展过程中,完善科学的制度是保障,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才是开展好创业教育的有力保障。高校要重视创业教育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视创业相关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提高创业教育开展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各方面工作开展的制度保障,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4.夯实队伍,设置课程 创业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创业课程的设置都对于创业教育的有效开展有着重要影响。一方面,高校要结合时代要求,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创业教师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专兼职创业教育师资队伍,提高教育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水平。高校要加强对创业教师的专业培训,并将创业教育贯穿于课程教学过程中。另一方面,高校要结合时代特点,科学设置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课程设置来传播创业的相关理论知识,科学设置创业教育课程,有效开展创业教育教学。 5.创新形式,提高成效 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注意避免流于形式,避免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创业教育要注意结合时代要求和学生特点,充分运用课堂、校园、校内外实践平台、网络媒体等载体,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形式,提高创业教育的实效性。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的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摘 要: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当前的大学生影响更甚,大学生已经成为网络文化消费的主力军。网络文化的盛行,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但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也有消极的作用,对大学的思想教育容易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文化,是当今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一部分。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生;思想教育 1.网络文化的特征 网络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视野广阔性、内容多元化、情景虚拟性和文化功能渗透性。视野广阔性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不仅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都纳入到网络之中,还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天文地理以及突发的各种信息都包括在内,具有海纳百川的特点。 内容多元化指的是网络文化没有中心性,除了包含多种文化内容之外,还有信息传播的多样性,通过文字、图像、视频传播,方便受众从多方面了解信息。 情景虚拟性指的是每个网民在网络上表现出来的自己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并非一致,网络上表达的可以是虚拟的,是现实生活在网络上的反映,但不是真实的存在。 文化功能渗透性是指网络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来选择对信息的获取,但同时网络文化也能间接地影响网络主体。这种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经过长时间渗透慢慢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2.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可以丰富大学的生活,方便大学生获取多方面知识,缓解心理压力,开阔视野,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个性发展。 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各种思想观念充斥,对正在成长的大学生而言,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于一些思想观念正确与否没有判断能力,早已沉淀的文化和观念容易在外来文化面前产生动摇,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混乱,有的失去了自我,而有的又存在着自我观念膨胀,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由于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一些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出现了一批“宅男”“宅女”,这类人心理成熟比正常人要晚,缺乏生活中的独立性,容易出现心理疾患。还有些青少年过度迷恋网络游戏,有的为了上网打游戏出现辍学甚至抢劫杀人的恶性行为,这都是网络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3.网络文化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对策 网络具有多功能性,并且内容广泛,深受大学生喜爱,在今天的思想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网络文化的优势,努力克服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因为网络文化具有渗透性,因此在利用网络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进行。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应该自己先掌握网络知识,然后指导孩子正确地使用网络,让孩子利用网络文化来拓展知识面,不能因为出现了有网络问题的孩子就粗暴地杜绝孩子上网,这样常常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反而使后果更严重。家长在指导孩子上网时,要帮助孩子选择他们喜爱的内容,对一些低俗的、带有暴力并容易上瘾的游戏要进行约束。对孩子的上网时间也要规定,不能让他们将所有课余时间用在网上,鼓励孩子进行现实中的交流。 在学校里,学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能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应该利用网络文化,以现实生活的事例进行道德教育。学校应该要建立自己的校园网络,利用网络文化的影响力,以网络为平台来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还要丰富网络上的学习教育资源,建立一支精通网络技术的道德教育工作者队伍,要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优势。 在社会方面,要做到净化网络运行环境,一是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大学生的上网行为,这样便于学校对学生的上网行为进行有效管理。二是要建立一批适合学生使用的网站,把我国优秀的文化作为网络源泉,将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知识向学生进行传播,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加强他们的个人修养,也可以让他们远离低俗文化,提高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网络文化还要增加一些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网络文化,让学生的心理压力能得到正确缓解。对于一些品味不高的网站,国家应该要定时清理,净化网络环境,这样不仅对学生有利,也对所有网民有利。 (作者单位:长江职业学院)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考 摘 要: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具有时代的特点,也表现出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情况要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引导与教育,这对培养合格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 大学生 特征 引导措施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这极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提出了文化强国大战略。而处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线工作者们,我们面对着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大学生,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面对尚处于象牙塔的大学生们,我们作为一名师长,必须意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正确对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出思想成熟、行为正直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一、新时代的特征 1.网络信息的大爆炸时代 21世纪是网络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通过网络铺天盖地的迎面扑来,虽然从一方面来看,这方便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宽了大学生视野,为大学生培养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便利。然而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的宣传暴力、迷信、色情的因素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部分大学生还会沉迷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从而耽误学业,更是影响了自身的职业发展。 2.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 新时代的经济方面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极大的丰富了每个人的生活,大学生处于这样一个极度自由富裕的环境下,或许会受到国外电影、动漫、韩剧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对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小部分同学会对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坚定的疑虑,甚至产生怀疑,向往国外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都极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3.以人为本的时代 这是一个讲究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幸福的时代,时代赋予了大学生足够的自由。然而这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并不是好事,其对大学生的人生观的影响是好是坏也需要辩证考察。 二、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征 1.心里变化复杂,健康状态令人堪忧 我们的大学生多是处于从少年时代步入青年阶段的重要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大学生心里敏感而复杂多变,难免发生一些内心的矛盾进而导致心里问题。据山西新闻网调查统计报告,目前基本上大学生人手一部电脑,网络虽然赋予了大学生一定的便利,但部分大学生不能辨别网络信息的垃圾信息,自控能力差,也有沉迷网络无法自拔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帮助大学生及时解决,以免产生严重的后果。近来,新闻里报道有不少大学女生由于会见网友而造成失联的悲剧,让人不禁扼腕叹息。 2.个性突出,集体意识淡薄 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到时代赋予的自由的影响,导致其思维较为活跃,也不愿意被传统习俗观念约束,注重个人感受,较少的换位思考。表现出来就是自我为中心、爱出风头,集体意识淡薄。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我们必须及时帮助大学生解决,不然也会酿成惨重的后果,对大学生的人生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3.政治观念基本正确,容易受到误导 绝大部分大学生是爱国的,但是由于很多大学生的认知水平还相当有限,再加入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不断对我们的文化入侵,一些大学生很容易被误导。比如前段时间香港发生的事情,由于缺少认识,对时局缺乏正确的判断,一些不明真相的大学生很容易被误导。我们必须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观念,并培养其具有一定的分析辨别能力,对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要高度认同,对提出的“中国梦”充满信心与美好的憧憬。 三、新时代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 1.提升自身素养,正确引导大学生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鉴于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到为人师表,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这决定着整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既要有着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又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教育理念。 2.加强师生交流,发展多种渠道教育大学生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从业者必须积极及时的与大学生交流心得、体会。首先,可以从教学课程方面创新,与大学生开座谈会,面对面的交流,尽早发现问题,提前解决隐患。其次,可以在生活中以微信群、QQ群等科技手段关爱大学生生活中的情况,对一些难点问题有所把握。最后,可以积极举办一些班级的比赛,比如篮球赛、歌唱比赛班级小游戏等,培养大学生的集体荣誉感,避免大学生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习惯。 3.建立反馈制度,让大学生自主成长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大学生自己。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做工作了,而是要求我们要让大学生自主的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被强迫的接受。首先,我们可以给与大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鼓励大学生讲述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认识与小故事,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可以建立大学生之间的合作互助小组,让大学生互相关心其他人的思想政治情况,做到大学生与大学生之间的无障碍交流。最后,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优秀参与者,要积极给与奖励,从实际方面起到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四、结束语 新时代里,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线人员,这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挑战与责任。我们必须不断提升自身认识与素养,直面挑战,无私的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奉献精神,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浅析新时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新时代网络文化随时随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生活。而新时代的大学生对新事物,尤其是网络有着较强的接受力,在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面对这些影响,高校要做到因势利导,充分探索运用网络文化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创性结合。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文化是现代社会标志性的革命成果,是通过当下的科技手段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不仅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更创造了现代化的教育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正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而创新,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网络文化凭借着丰富而又全面快速的文化信息影响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网络文化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衍生并传播着一些负面的信息,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诱导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网络文化的发展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一、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网络文化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也有着很高的覆盖面,让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获得大量信息,了解最新的时事新闻,最前卫的文化思想,也可以对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进行改良变迁,从而使大学生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的提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转变为互补与补充的作用。 (一)网络文化为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素养提供了动力。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更新与发展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其通过多媒体技术让单纯的图片、声音完美的结合,构造出一幅幅形象的画面,让高校学生有着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精彩而完美的展现在学生眼前,让大学生群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主体。与此同时,网络文化凭借着多种多样的传播渠道引导着高校学生,这让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无可比拟。 (二)网络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网络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它不但为高校学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信息,同时也为高校学生带来了沟通上的方便,由此出发,介于网络文化的交互性、隐蔽性和开放性,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有利于高校师生之间进行双向交流。网络文化的隐蔽性和开放性往往可以促进高校学生坦率的去吐露真心,将自己的见解、情感以及诉求真实而有力的吐槽出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观察及了解学生的这些诉求,借助网络工具进行交流引导,在沟通中鼓励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有针对性的对那些消极而悲观的思想状况进行疏导,及时了解与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关心的问题,从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联系的实时性和高效性。 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一)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丰富了高校学生与外界联系沟通的路径,是校园文化变得更加有趣充实,而网络世界的绚烂多彩极大地诱惑着高校学子的好奇心,这种无拘无束的网络文化满足着高校学子的各种兴趣和爱好。从而导致传统校园主流文化的内容和传承的载体受到极大地冲击,加之西方文化思想的大量掺合,使得东西方文化进一步融合,高校校园主流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受到从未有过的威胁。因此,高校学子对网络文化的支持与参与同网络文化对高校学子思想政治状况形成冲突,深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二)网络文化的发展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观念、行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挑战。网络文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时空概念,让传统意义中空间和时间所涵盖的文化、经济、政治概念发生转变与偏移。西方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价值观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极大地冲击,同时也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德育观念产生极大地影响。导致高校学子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懈怠,以及在道德观念上和行为规范上产生懈怠。同时,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现实生活形成鲜明的差别,让高校学子沉溺于网络文化,而网络文化中不健康思想的趁机而入,让缺乏自律性的学子对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冲击,从而导致高校学子的社会意识、集体意识下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极大的挑战。 三、加强网络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补 (一)从思想上疏导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思想活跃,有着较强接受力的群体,对社会新事物、新思想充满着好奇心。随着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新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凭借着各种媒介的传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要从根源上认识到新时代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信息化与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让高校学子从思想上去认识区分网络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学会如何汲取网络文化中积极向上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也要学会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中探索和学习。 (二)借助网络文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同网络文化有效的结合起来,探索发现适合现代教育模式的授课方式方法,让高校学子在不排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汲取现代网络文化,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把新时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结合网络文化推广到高校学生群体中去,从而有效的减少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被网络文化阵地侵占或者取代的危险。 新时代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与实时性对于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于加强对大学生正面思想的引导与构建新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既有着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引导的同时也要加强学习,主动的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开展富有成效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者单位:东北石油大学)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及其特征因素分析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的普及、各种文化的涌入以及大学生个性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当前,研究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及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价值观;特点 一、大学生价值观的含义及结构 大学生价值观是在大学生自我和外界事物及外界环境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客观事物、现象和对自我行为效果、自身价值进行认识、判断的评价体系。大学生价值观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三部分组成。 价值目标始终贯穿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是他们行为活动的动力源泉及最终目标。大学生对价值目标的追求是一个由低层次逐步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并通过一个个具体目标的实现而最终达到总体目标。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评价主要由评价对象、评价标准和评价内容三部分组成。大学生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客观事物、自身行为以及事物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做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即为价值评价。大学生只有掌握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价值取向是大学生在面对和处理各种事物、矛盾、关系时所持有的一种倾向性态度和行为选择。它具有决定、支配主体价值选择的作用,具有具体性和不稳定性,常与价值观发生矛盾。因此单从价值取向来看,很难判断大学生价值观的具体状态。 总之,三者缺一不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大学生价值观结构体系。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 (一)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当前,大学生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逐渐转向对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关心。他们了解社会、讨论社会热点问题,更多的是为自己将来如何尽快的适应社会而做准备,并注重实现自我的个人价值。大学生既不以绝对的社会奉献程度来考虑自我价值的取向,也不完全以自我索取程度来确定自我价值,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倾向于奉献和索取并重,并寻求兼顾二者的价值选择,强调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多样化。当代大学生已不再完全坚持一个真理、固守一种价值观,而是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中,选择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形成多样化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在价值目标的追求上,多数学生能以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多样性。在价值取向的选择上,既要顾全大家、也要快乐自己;既要国家安定、又要个体幸福的并存选择,成为一部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三)价值评价标准多样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大学生对过去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提出了挑战,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接受新鲜的事物,他们所进行的价值评价活动,往往以个人利益为主,从他们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评价标准的选择上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绝对,而是表现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和宽容,他们理解和接受任何现存的事物,他们的价值评价标准逐渐多样化。 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特点的成因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影响下,人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激励人们前进。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价交换原则、主体意识、自主观念、竞争观念、效率观念等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 (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飞速发展,改变了大学生传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求知欲、丰富了他们的知识。但同时,网络也为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并不断冲击着他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因此网络对大学生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多种文化的影响。首先,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传统文化热这一现象普遍出现在大学校园,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和认同实际上是出于社会文化惯性力量的推动,而并非是由于对传统道德理论的深刻理解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其次,大众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可以满足人们对文化消费及休闲娱乐的需求,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同时,它的商业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物欲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冲击社会主流文化,甚至使大学生的价值观面临重构。再次,西方文化的影响。丰富的西方文化,既包含人类先进的文化思想,如自由、平等的价值信仰;又包含由资产阶级局限性而带来的糟粕,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文化潜移默化地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并为他们审视人生和社会提供了新的参照标准。 (四)大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在认知上,大学生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创新精神,但缺少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这就造成了他们在认知上的矛盾,使一部分大学生容易被一些貌似新颖的文化思潮所吸引,并接受其中的某些观点,从而导致其价值观发生改变。在情感上,大学生的情感具有鲜明、激烈、丰富等特点。大学生不断接受先进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面对社会所产生的问题时,他们还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这一切会造成大学生在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中的波动。在意志上,大学生关注自我发展,有较强的自信心。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自律意识,使他们的自我调节、自我评价能力没有与其较强的自信心获得同步的发展。因此,对自我价值的高标准追求,与相对缺乏的意志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导致他们理想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使一些学生出现消极情绪,影响他们正确价值观的确立。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及对策 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价值观念并存的状态。在社会文化新浪潮的交叉冲击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积极认真地探索当地大学生价值观有着极大的意义。结合探讨得出的价值观分类,加以客观谨慎的数据分析,对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合理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价值观;大学生;思想观念;新时代 价值观是指主体对自身及外界事物的价值定位,它是人类永恒的研究话题,是人们乃至国家的精神支柱,起着行为导向、评价标准的作用。价值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了改变,呈现出多元化价值观念并存的现象。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的建设发展的接班人,也是极其敏感的一类群体,其价值观关系到祖国未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也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如何正确对待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客观审慎地分析其原因,积极探索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对策,是新世纪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具有极大的社会和教育意义。 一、对价值观的研究 1.价值观的概念 在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学者交流研究过程中,对于价值观的理解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其中,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khohn,1951)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显形或隐形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一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动模式、方式和目的中做出选择。”这是一个比较准确并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义。罗基奇(Rokeach,1968)于1973年提出罗克奇价值观调查表(Rokeach Values Survey),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价值观问卷。他的价值系统理论认为,各种价值观是按一定的逻辑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按一定的结构层次或价值系统而存在,价值系统是沿着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的连续体而形成的层次序列。而在1960年以后国内对价值观探讨过程中,由于刚起步,不可避免地借鉴了国外的理念和方法,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在各个方面都不断突破。1990年以来,国内关于价值观的讨论和研究趋向于热烈,这和国际形势演变、中国改革开放顺利开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代表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1994)曾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 2.价值观的分类 追溯对价值观的分类研究,佩里(Perry,1926)最先提出将价值观分为认知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六类;罗基奇(Rokeach,1968)认为价值观应分为工具价值观和终极价值观两类;而帕森斯(Parsons,1937)等人则把价值观分为个人取向价值观、集体取向价值观和社会取向价值观。 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希庭(1994)在《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与教育》中把价值观分为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人际关系价值观、审美价值观、婚恋价值观、宗教价值观、自我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十类。 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以及不同领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和定义,对价值观的深入研究不仅要在多个层次和维度上进行,同时也要考虑特定人群的特殊性。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 1.环境因素 本文以新时代下大学生为研究主体,而由于中国包括恢复高考以及改革开放初等特殊时期并不能客观地评判和研究,所以这里将新时期定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在社会环境方面,在这段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已经逐渐深入,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大学生价值观也趋向丰富化和多元化,大学校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教育渐渐凸显出大众化的、朴实化等特点。 在家庭环境方面,当代大学生出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年代,安逸富足的生活让他们从小就很少经历苦难,但是也更为依赖父母和家庭,同时这一代的大学生几乎是独生子女,这也导致了他们心理较为脆弱,在利益面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进而大大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环境方面,教育制度以及学校办学制度、教学方式的变革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人才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也提高了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庞大的就业压力。据教育局统计,在2013年699万的创纪录毕业生人数之后,2014年毕业人数突破700万,其就业难度可见一斑。在就业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毕业生希望留在沿海发达地区,忽略了真正需要人才的西部地区,问题的滋长也引发了现在学生心态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冲击和西方资本主义以及网络文化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互联网以及科技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网络的便捷与自由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日渐更新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交流方式的改变和变化万千的网络游戏以及各类娱乐综艺节目的出现不仅“造就”了社会上一大批不愿与人际交流的“宅男宅女”,也一定程度上将大众的审美观由积极、正态的改为消极、负面的,甚至是病态的,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 2.大学生价值观特点 为了更加合理、深入、实际地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笔者对家乡约15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参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来自山东、安徽、江苏三个省份10座城市约20所高校;年级分布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人数比例约为1:1:1:1;文理专业比例约为1:1.3;男女比例为1:1,基本符合分层抽样客观性、随机性的原则。 问卷共包含20余个主客观问题,参考国内外价值观分类将问题合并分为5类,分别是人生、自我与幸福感,宗教,政治与道德价值观,人际关系与职业价值观,审美与婚恋价值观。 (每一列以当列类型为单位1) 3.现状分析 由以上归纳数据看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主流仍然是积极向上的,大部分人有着主流正确积极健康的审美观念,并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提高,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持有肯定态度。同时,当代大学生普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肯定、积极的态度,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进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是当代大学生的突出表现之一。从调查结果看,大学生普遍都拥有着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对于宗教观念不强烈,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意识和爱国热情,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敢于担当国之重任的勇气和决心。 在人生、自我与幸福感这一方面可以发现,男生中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人数较多,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能够认识自我的优、缺点的人数也逐渐增加,但是对幸福感,却没有明显的轨迹可循。不难发现,大四即将毕业和大一初入高校这两种人群占据了最高点和最低点,这表明在面临择业压力、考研压力或生存压力的人群面前,幸福感并不高,甚至很低,但对于大部分刚入校园的人来说,新鲜感和解除高三束缚让他们的幸福感大大提高。结合前面,当对自我认识并不完全清晰、人生规划并不完整的一类人往往能够表现出高度的幸福感,我们可以猜测这和学生长年在“象牙塔”中学习生活,在良好的家庭保护和学校教育下,与外界复杂多变的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调查显示,即使随着年级的增长,大部分的大学生也无法正确对待不同职业。大部分人都向往找到高薪体面的工作,不愿意接受一些低调朴实的工作,真正愿意前往乡村偏远贫瘠地区支教的学生人数不多。这说明大部分的大学生没有“职业无贵贱”这一意识,不能正确坦然地选择职业,不愿艰苦奋斗,也不愿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这也与大学生面临的对于未来迷茫无措的困境有关。 在人际关系选择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大学生大部分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虽然并不强烈,但是仍然有部分存在,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情况依旧存在。同时,在婚恋观上,由于认知不清加上社会上拜金主义的流行,一部分女生代表不能正确看待婚姻,将婚姻和金钱紧紧相连,同时男生把恋爱当儿戏、过场、不负责的现象也有部分存在,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复杂肤浅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对策 1.在思想上加强正面引导 外界环境的客观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是主观思想才是造成价值观出现问题的根本,从源头解决问题也是改变现状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高等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择业观,通过讲座或者辩论比赛等形式将正确的理念灌输到学生群体中,并且鼓励他们以校园文化周等形式来提升校园整体氛围,增强大学生参政议政的意识,积极弘扬爱国主义、八荣八耻等正面思想。 同时,高等院校也可以通过现代网络技术,在不侵犯学生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对学校网络进行净化,将不良思想最大可能地排除校园群体,通过校内报纸杂志等读物积极宣扬正面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强调人生价值实现的意义以及及时做好人生规划的重要性。 2.实践检验真理 当代大学生的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甚至是匮乏,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或者说校内团队竞赛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有助于学生走出校园体悟社会人情冷暖,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该鼓励并支持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培养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在潜移默化之间传授他们的生活技巧和生活常识。不仅如此,家长们更应以身作则,创造和谐美观、尊老爱幼的家庭环境,对学生未来的人生选择做出正确引导但不过分干涉,不强求,不给大学生制造过多的压力,经常与子女谈心,了解子女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无故横加指责也不过分溺爱。 大学生与新时代论文:新时代下的大学生自我教育法 【摘要】自我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法之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环节和重要方法。理论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完善自身。本文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法,希望能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时代;大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方法之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环节和重要方法,对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一、自我教育法的发展 (一)古代的自我教育法 我国古代的德育思想理论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儒家德育思想是我国传统德育思想的主流。而儒家的自我教育思想是儒家德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先贤以自己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对道德自我教育进行了阐发,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自我教育方法。儒家自我教育思想发端于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主张德性发乎人的内心、基于人的本性。 从孔子到宋明理学,儒家心性之学关注的核心是人自身内心的教化,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儒家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这意味着儒家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强调自我内心的一种“定力”,主张在人的内心中寻找善恶美丑的标准,诉求的首先是人的“自律”而不是“他律”。这就为儒家道德自我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自我教育法 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自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拓展以及新时期大学生的新变化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法的运用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当今的教育研究只是注意探讨教育如何激发学生的方法,往往不去研究如何使学生掌握自我激发的方法。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大学生有了自我教育的要求,即有了充分的自觉性时才是有效的。促进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因素有二:一是外界影响,即是社会和家庭、学校的要求。二是内在要求,是指大学生自身对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因此,教师运用这个方法时,要激越大学生的进取心,要提出对其品行的具体要求,要指出大学生的缺点和弱点,使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教育。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自我教育的倡导和研究确立了教育史上又一里程碑,他的“表先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而下的灌输“成为合理的自我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和自我教育是传承人类文化的两种途径与手段。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性愈加凸现,因此对自我教育的研究与剖析将有助于高校对教育的重新思考。 二、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教育的内涵 汤秀云认为,“自我教育是人们为了自己的思想进步而进行的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活动。”。兰刚认为,“自我教育,就是以自我价值判断为标准,在原有观念和价值图式的基础上,对外来信息进行反应所形成的品质的过程。”。 顾名思义,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法是大学生按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主动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以及自觉改正自己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通过大学生自身思想的矛盾运动开展的,也是大学生自觉接受先进思想和正确行为,克服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促使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品德向良好的方向转化、发展的教育方法。 (二)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进入大学的青少年年龄基本上在18岁,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在身体和心理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身体发育已经成熟,机能基本成人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逻辑思维发达,越来越富于独立性、批判性;情感丰厚奔放,文饰性与开放性并存;自我意识增强,独立意向显著;富有远大理想,注重面对实际;世界观趋于成熟,可塑性依然存在。大学生的这些身心上的变化,为其进行自我教育提供了可能性。 三、新时期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 第一,自我修养。所谓自我修养,就是大学生在其思想、道德、政治以及知识等方面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而达到的一定程度和水平。大学生可以通过反省、反思来提高自我修养水平。 第二,自我总结。大学生在学校里每天的生活丰富多彩,因此,大学生要善于每天进行总结,在总结中发现自己近期在思想、道德、政治和学习上的进步与不足。通过自我总结,提高和完善自身的反思能力。 第三,自我改造。所谓自我改造,是指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主动地进行自我剖析,自我批评,提高自己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教育方法。自我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 第四,自我鉴定。自我鉴定即是个人在一个时期、一个年度、一个阶段对自己的学习、思想、工作、生活等表现的一个自我评价。大学生要养成在每一学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礼拜进行自我鉴定的良好习惯。自我鉴定有利于大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及时纠正自己在思想、政治、道德上的偏差,更深入地进行自我教育。
影像民族志(visualethnography)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影像化表述①。“影视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结合赋予了影像民族志这一人类学方法以双重意味,摄像机等视听技术手段赋予了影像民族志以经典民族志无法比拟的现场描述能力,人类学的学科基准则要求影像民族志发挥出与经典民族志对等的异文化解释功能,在与文化现象“同真”的基础上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充分阐释,与经典民族志形成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关系,实现跨文化理解的目标。影像民族志描述性的功能依托于影像技术媒介,其对异文化的阐释离不开人类学方法的运用。本文聚焦影像民族志对异文化的阐释策略,以顾桃导演的“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以下简称三部曲)为例,从立场、方法、范式三方面,探讨影像民族志对异文化的阐释模型。 一、立场:相对主义与整体视野 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中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①世代以传统游猎作为生产生活方式,其狩猎生产工具以枪、驯鹿、桦皮船为核心。传统的游猎生产方式使得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群在文化进程中形成了以狩猎、驯鹿为旨趣的文化体系。但狩猎经济具有依赖自然、极不稳定、难以扩大再生产的特性,加上族群人口稀少而分散,这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社会发展。 (一)文化相对主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游牧社会普遍经历了由定居引发的社会变迁及定居后再社会化的过程②。这一过程伴随着采猎文化类型的消亡,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民族文化也经历着变迁与转型。学者王俊敏认为,促发其变迁的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机制:“一个是‘单面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现代化进步观’的话语支配,一个是我族群与他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不对等的制度安排”③。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狩猎文化的核心是与自然交流互动建立起来的生命体验与精神结构,这种业已消逝的文化模式能够为定居文化类型提供珍贵的参照系统。文化相对主义涉及文化价值判断,是人类学异文化研究的核心立场。它主张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因此不能用普遍、共同、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④。如学者范华所言,影像“性灵”⑤的本质是“真”,“真”意味着尊重、相信异文化前提下达成的跨文化理解。导演顾桃在记录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这个文化上的“他者”(Other)时,首先采取的立场就是文化相对主义。从2003年至2011年,导演顾桃每年定期前往敖鲁古雅猎民点,长期与猎民同吃同住,一边参与猎民的劳动,一边拍摄他们的生活,与许多猎民成为亲密的朋友与家人。在尊重和认同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最终通过长达9年的拍摄,顾桃用超过500小时的影像素材剪出了三部自成一体的纪录片,即“鄂温克三部曲”,客观、真实地以整体观的视野展演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文化变迁。 (二)文化整体观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主张各个文化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能因为其他文化的好恶而有所取舍,应按照每一文化的原样、来龙去脉去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本身⑥。这就涉及人类学异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基本立场:文化整体观。“影视人类学主张把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少数民族群体中生存环境、生计模式、宗教仪式等因素在同一种文化内关联集结,人类学片创作者经过长期缜密的田野工作,往往以一个或多个田野点的文化事项总结出少数民族文化社区的普遍性规律”①。文化整体观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民族文化也是一个整体,整体并不意味着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要从整体出发,将文化元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放在文化整体中分析。三部曲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记录是在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历时、共时的双重维度使得三部曲能以宏观、整体的视角呈现异文化的文化脉络与精神结构。在历时性的维度上,三部曲的拍摄时间长达9年。《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拍摄于2003年,这是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集体搬迁进行“生态移民”的年份。影片记录了生态移民后部分猎民因不适应城镇生活,重返阿龙山猎民点进行季节性定居的回迁现象。影片通过对回迁现象的群像式观察与总括式记录,展现了猎民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雨果的假期》拍摄于2010年,展现了生态移民后敖鲁古雅鄂温克两代人的隔阂:新一代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长大,与森林中父辈母辈所坚守的狩猎文化完全背离,现代与传统的文化差异与冲突导致两代人之间出现了难以跨越的隔阂。《犴达罕》则通过记录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猎民维佳的心理状态,展示了当代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精神结构及其狩猎文化的生存状态。三部曲的历时跨度将敖鲁古雅鄂温克的大事纪囊括于影片中:从响应政府号召进行集体生态移民,到不适应现代化生活选择回迁山林饲养驯鹿,形成独特的“回迁现象”,再到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代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文化断裂,通过对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群像观察,将整个族群置于“生态移民”的政策背景下,清晰呈现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在社会变迁下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共时性维度中,三部曲通过狩猎文化与现代文化、敖鲁古雅鄂温克老猎民与年轻人、猎民黄金时代与猎民酗酒时代的全方位对照,挖掘出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精神状态:对传统森林生活的怀念、对民族文化流失的无助、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不适、对民族未来走向的迷惘。三部曲对异文化信息的完整表达使得观众能完整地接近敖鲁古雅鄂温克的文化行为。信息完整性是区分影像民族志与一般纪录片的关键②。第一,三部曲采用同期录音的“视听全息记录”,保留了非语言交流等多感官信息的完整性;第二,影片通过追踪拍摄与长镜头的使用,保留了被摄对象行为过程的完整性,使视觉记录与真实的时空流程达到高度统一;第三,影片结合个案拍摄与群像描写,保证了中心人物和群像人物的完整性;第四,影片使用真实电影(cinemaverite)的叙事话语,在多声部表述的基础上,完成了“非语言交流领域”中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捕捉与文化符号的主体性阐释,保证了“关联域信息”③的完整性。三部曲在真实环境下,追踪真实人物,记录真实事件,阐释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真实内涵,最大程度接近了被拍摄对象的文化行为,实现了影像民族志呈现文化整体的重要使命。 二、方法:文化赋权与符号“深描” “互为主体性”是文化相对主义在人类学“写文化”领域的延伸,涉及异文化作为“他者”的文化表述权力与伦理。在影像民族志实践中,存在两重文化权力关系:“失语”与“赋权”。摄像机具有极强的现场描述能力,隐藏式与参与式两种摄像状态,使其作为技术媒介联结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两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处于创作对象位置的被摄者,作为文化持有者,拥有文化表述的主体性权力;处于创作主体位置的拍摄者,作为异文化的局外人,使用摄像机等技术媒介,拥有影像生产的主体性权力。创作者中心主义下“主体性”的影像民族志摄制,往往会过滤掉被摄者的逻辑系统与话语体系,从而使文化主体处于失语状态,造成文化的他者化与奇观化表述;而文化相对主义下的“互为主体性”的影像民族志摄制,追求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分享与合作关系,以影像为媒介完成了对拍摄者的文化赋权,推动“他者”主体化与主位、客位多声部的协同表述。 (一)文化赋权 “在人类学方法中,主位的观点被延伸来代指被研究者(局内人)对自身文化的看法,客位的观点被延伸来代指这个文化的局外人的解释”①。三部曲中,导演顾桃通过与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长达9年的定期同劳同住,与猎民建立起了朋友式的分享与合作关系,这种分享与合作的关系,使得参与摄影机能够进入本地人视界,完成了对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的文化赋权,因此能看到,维佳对着镜头吟出写给大兴安岭的诗、柳霞请求镜头转达她对雨果和维佳的想念,导演顾桃通过镜头与维佳、雨果进行交流……三部曲从“主位”视角的文化理性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概念、语言和符号去构筑世界,表述文化,进而阐释族群的社会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观;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又遵从客位的科学理性,即在“毛片”剪辑中,打破对故事性的追寻,避免传统电影叙事思维框架,对复杂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了客观呈现。文化赋权下主客协同的多声部表述,使得三部曲对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得以完成。“深描”是美国符号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用以进行文化解释的方法。格尔茨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概念,他认为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应该追求“析解”,“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②,在此基础上对其意义进行推测,从而得出解释性的结论。格尔茨进而借助吉尔伯特·赖尔“深描”的概念,作为其文化析解的方法。赖尔在《思考与反思》和《对思想之思考》两篇文章中对“深描”进行了讨论,如果只是对相同的动作进行记录,这是“浅描”,而对其相同动作后不同的文化符号和意义结构进行描述和解释,即为“深描”。 (二)符号“深描” 影像民族志要尽可能做到深描,即厘清文化符号的意义结构,这是其异文化的方法。而“深描”势必要通过民族志主位、客位视角的结合才能完成。在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表述下,象征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文化符号:“枪”“鹿”“酒”在影像中浮现出来,三部曲以主客协同的文化赋权,阐释了符号背后的敖鲁古雅鄂温克公众约定的信号密码与意义世界,即狩猎文化的失落、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社会变迁下的心理失调状态。“枪”:狩猎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精神秩序与价值体系的核心之一,关乎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身份认同。敖鲁古雅鄂温克人无论男女都自称“猎民”,猎枪是狩猎文化的象征,也是猎民身份的标志。2013年下山定居后,禁猎收枪随之而来。猎民维佳为守住自己的猎枪,甚至不惜抱着猎枪跳下悬崖,誓死守卫自己的猎民身份。猎民身份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民族标识,其背后则寄托着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生命哲学,即“人与森林的互渗”。“鄂温克”是鄂温克人从古至今的自称,意为“住在森林中的人们”。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对森林具有深厚情感,狩猎活动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与森林进行沟通的方式。《雨果的假期》中,维佳觉得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和以前的猎民青年不一样,因为禁猎收枪、生态移民后,以雨果为代表的新一代敖鲁古雅鄂温克青年“跟森林的感情疏远了”。“鹿”: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驯养驯鹿的族群。驯鹿俗称“四不像”(鹿角、马头、驴身、牛蹄),以苔藓、地衣等地表植被、菌类植物为食,善于在沼泽、林海中穿行,是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迁移和游猎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同时,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将驯鹿视为神鹿,既尊崇驯鹿自由迁徙的天性,也顺应它们昼伏夜出的生活规律,与鹿保持着上千年的共生关系,形成了民族独有的驯鹿文化。在三部曲中,鹿有两层含义,既指被饲养的驯鹿,又指他们的传统狩猎对象犴达罕,即驼鹿。片中多次呈现“鹿”这一文化符号:在生态移民前,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驯鹿被偷猎者滥捕滥猎,数量骤减,同时又因为生态破坏,驯鹿放养面临着许多困境(《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在生态移民后,驯鹿因不适应圈养生活而大量死亡,不得已回迁山林(《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回迁后,又因大雪封山,无法从外界获得饲料而大量死亡(《犴达罕》);柳霞热爱驯鹿,而驯鹿不再被雨果所代表的年轻一代接纳,放养驯鹿的劳动力老化、缺失(《雨果的假期》);为怀念狩猎的黄金时代,维佳和他的猎民同伴毛谢,牵着驯鹿,背着口粮,进入原始森林,寻找犴达罕(《犴达罕》)。三部曲通过驯鹿与驼鹿的双重寓指,揭示了“鹿”和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命运的一致性: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如同驯鹿一般,因不适应定居生活而回迁至山林中,他们不适应现代化又和驯鹿需要外界饲养输送一样需要现代化体系的支撑,同时面临着文化断裂的发展走向。“酒”:文化符号“枪”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文化的标志,文化符号“酒”则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生存状态的缩影。现代化进程的干预瓦解了鄂温克以狩猎为核心的精神秩序,精神内核的缺失、精神秩序的崩溃使得禁猎收枪之后鄂温克猎民酗酒现象严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记录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回迁后日常生活中的一条主线:酗酒、斗殴和死亡。在猎枪被没收后,许多无法狩猎的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因内心压抑、空虚,开始酗酒。维佳和柳霞几乎终日处于醉酒状态,其他猎民也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喝醉之后便开始打架斗殴。但是,三部曲并未从局外人的角度强调鄂温克猎民酗酒的越轨性,而是着眼于被摄者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本位话语权,向观众呈现出其民族精神失调的根本原因。 三、范式:文化整合与阐释路径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各自不同的旨趣,这种旨趣是文化在各自的进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①。三部曲通过对文化主体的文化赋权,“深描”出敖鲁古雅鄂温克文化体系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核心符号:“枪”“鹿”“酒”。这三个符号围绕着敖鲁古雅鄂温克的文化旨趣“狩猎文化”,在三部曲中得到有机整合。猎枪是敖鲁古雅鄂温克“狩猎文化”的表征物。在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心中,猎枪和猎民身份是捆绑在一起的,狩猎活动是与森林交流的智慧,体现着敖鲁古雅鄂温克“狩猎文化”的本质,即与自然和谐共生。驯鹿、驼鹿都是与敖鲁古雅鄂温克“狩猎文化”息息相关的动物,驯鹿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狩猎文化”的图腾,驼鹿是敖鲁古雅鄂温克狩猎文化“黄金时代”的象征。“鹿”这一符号揭示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族群命运,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以鹿自喻,表达了对于自身“狩猎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担忧。而酗酒现象揭示了生态移民下整个民族的心理失调,标志着敖鲁古雅鄂温克“狩猎文化”的消亡。现代化进程势不可挡,从游猎到定居,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完成了从猎民身份到生产者身份的转变,“狩猎文化”的消亡造成了敖鲁古雅鄂温克生命哲学“猎人法”的失效,族群的文化失调随之而来。“枪”“鹿”“酒”串联起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文化断裂、心理失调、社会变迁等众多领域之间的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立体地呈现了当代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文化模式与发展现状:在生态移民、禁猎收枪的政策背景下,敖鲁古雅鄂温克社会形成了“定居—回迁”的二元现象。世代居住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以“狩猎文化”为旨趣的鄂温克猎民,挣扎在游猎生活方式的终止和现代化生活的不适应中,以酗酒来逃避“狩猎文化”的消亡。同时,年轻一代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现代化的教育中与母体文化逐渐疏离,敖鲁古雅鄂温克文化面临着断裂和休克。在“枪”“鹿”“酒”文化符号的有机整合中,当代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文化样貌得以完整而客观地清晰呈现,即“传统—现代”“定居—回迁”“传承—断裂”“适应—逃避”并存的二元现象,归纳来说即现代化和民族化长期并存的二元文化结构。至此,三部曲为观众呈现出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近乎完整的文化行为与模式。综上,三部曲完成了影像民族志异文化阐释与跨文化理解的使命,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为前提,在整体观的视野中,通过文化赋权下主客协同的多声部表述,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深描”异文化的文化符号及其背后的意义结构,得到异文化的文化旨趣并对其进行有机整合,使异民族的文化样貌、社会心理和精神气质得到完整和客观地呈现,最终实现视觉与现实的共鸣,使观众对异文化形成一种“理解之上的理解”,即跨文化理解。这一阐释模型可以概括为:赋权——“深描”——整合——理解。它既强调宏观上整体论的视野和文化的有机整合,又注重微观上对于文化符号的“深描”,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影像民族志对于异文化的阐释模型。 四、结语 “所有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群体规范。当特定社会规范得以实施后,那些违反规范的人就会被群体视为异类并受到排斥,成为了局外人。同时那些违反规范者会将那些实施规范者视为局外人”①。在“人定居、鹿圈养”生态移民的政策背景下,选择回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回到山林中,选择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局外人,并且这种越轨并非偶然因素刺激下的即时性越轨,而是出于驯鹿保护和文化自卫动机和利益下的持续性行为。导演顾桃的“鄂温克三部曲”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选择从本地人的视角出发,在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以文化内部符号和价值体系的微观阐释,带我们走进了“局外人”的世界,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阐释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精神世界与文化内涵,为影像民族志对异文化阐释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与模型。 作者:王新宇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文学鉴赏论文: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及阅读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现代人格养成具有重要影响 (一)现代人国家至上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爱国是现代高尚人格的集中体现。热爱自己的国家、捍卫祖国的尊严、维护祖国的利益、反对国家的分裂仍然是现代中国人的共同情结。当我国经济不断走上富强、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领先世界、体育竞技摘金夺银充分展示大国风采时,中国人是举国欢腾为之欢呼雀跃;当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时,中国人热泪盈眶;但当台独的呼声不断叫嚣之时,中国人是强烈抗议并且义愤填膺。这些爱国情愫就是源于古代文学倡导的爱国思想。“正道直行”的屈原,其爱国的赤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一心报国而终不为皇上所用的陆游,临死前喊出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心声,其满腔的爱国热情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见《愤》《示儿》)。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就是这样在古代文学所弘扬的爱国人物的爱国思想积淀及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慢慢孕育而成。 (二)现代人自强不息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会低下坚强的头颅。在解放战争年代,凭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彻底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同样凭自强不息的精神,独立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神舟六号、七号、八号宇宙飞船乃至实现了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从而震惊了全世界。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永不服输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性格特征的养成,也同样离不开古代文学的涵养。儒家经典《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表现。《列子•汤问》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每日孳孳”的大禹、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都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化身;从古到今无数骚人墨客所吟咏、所描绘的青松、翠竹、红梅、苍鹰、雄狮、奔马之类,也都是古人托物言志借以表现自己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志。现代中国人就是在古代文学所传扬的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熏陶下而具有了人定胜天、绝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性格。 (三)现代人厚德载物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非常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受人敬重的人。在评价一个人时,人们往往把人品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品德高尚的人,自然会受到人们的爱戴与尊敬,反之,品德低下的人则难以得到单位的重用与人们的赞赏。厚德载物精神还广泛表现在中国人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外来文化上,凡事兼容并包,体现了中国人恢宏宽容的气度。现代中国人的厚德载物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文学作品中浓墨重彩所赞美的都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如大舜的后母、父亲和异母弟弟屡屡加害于他,而大舜一次又一次地以宽厚的胸怀和崇高的德行感化他们。尧也因此最终把天下让给才德兼备的舜。除此之外,古代文学还通过品德高尚的人的言论来教育我们要厚德载物。《论语•阳货》:“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言论中都渗透出厚德载物、宽以待人的精神。而《老子》:“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则教育人效法大地是最高的胸怀。 (四)现代人以和为贵的人格源于古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中国人非常注重家人与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曾有“和气生财”、“和顺满门生百福”、“家和万事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之说;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人主张与别国友好、平等相处,不称王、不称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些都是当代中国人以和为贵的高尚人格的体现。这种体现也是离不开千百年来古代文学的感染与熏陶。“和”、“同”在儒家的经典中是出现得比较早的,在《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当中都可以得到佐证。如《尚书•尧典》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君陈》中说:“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礼记•月令》里说:“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在《礼记•乐记》中:“乐文同,则上下和矣。”“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以上所谈及的都是“和谐”、“调和”、“融合”之意,实际上这是儒家“和同”思想的较早表达方式。儒家“和同”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之精髓,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道出了世界只有“和合”才能发展的真谛。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宣传这种“和合”思想与人物的文章比比皆是,其中《史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蔺相如为了“和合”,早朝时不与廉颇争列;在路上与廉颇相遇时引车避匿,他的这种为了国家安宁而争取内部团结的高尚行为已经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对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影响相当深远。 二、传授学生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方法 (一)教育学生阅读和鉴赏古代文学,首先要过文字关 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及繁体字写成的,由于年代久远,当代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与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相比较,已发生较大变化。要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首先必须过文字关,只有过了文字关,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因此,教师首先要给学生传授过文字关的方法及技巧。一是教会学生认识繁体字,让学生多观察、多比较或可通过《现代汉语词典》及许慎的《说文解字》来认识繁体字。二是教会学生掌握一些意义实在、指代明确、直接关系到语句理解的常见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包括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文言实词,避免发生“望文生义”的错误。三是教会学生正确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倒装句五种句式。可推荐学生参考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一书,该书讲述了字、词、句的使用以及一些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对过好古代文学文字关有极大的帮助。#p#分页标题#e# (二)教育学生要主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 多读多背是掌握文言知识,理解文意,培养语言感悟能力的好方法。教师要传授学生朗读的技巧。一是借助注释,粗读课文。粗读的首要任务是疏通文字,然后在此基础上感知课文,从整体上初步把握课文结构。二是质疑、解难、细读课文。通过细读,能准确地正音、正形、断句,解决粗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对文章结构进行分析,增进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三是深入领会,精读课文。精读时力求读出语气、语调和节奏。通过精读,更深入地感悟、理解作品,体会文章的情感,把握文章的特色。四是熟读课文,要熟读成诵,强化文言字词的学习效果,深化对课文内容、结构的理解。要求学生诵读时要做到:眼观其义,口读其声,耳听其言,脑思其义,把眼、口、耳、脑都动员起来。 (三)教育学生要学会分析与判断,正确区分对与错 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文学也存在着一些糟粕,对古人及至今人人格都产生了一定不良影响。如《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成玄英疏曰:“为善也无不近乎名誉,为恶也无不邻乎刑戮。”其意是说为善为恶都不好,只有走“中虚之道”才能养身、全生;有用之大树被伐,无用之小树被当为烧柴,有用无用都难以全生,庄子教导人们最好的办法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些言论对现代人格产生不良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些人擅长于察言观色,不发表意见,不表达自己的观点,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形成一种明哲保身的圆滑人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宣扬了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思想使现代人格掺杂进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因素,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金钱至上、贪赃枉法,置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自我失范、道德沦丧,价值观崩溃,人成了“物欲”的奴隶……为此教育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分清良莠,不能一味地全盘接受。 (四)传授学生阅读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方法 1.从作者的人生经历去思考。由于作者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得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性。对作者的人生经历进行探究,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如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却不被楚怀王理解,甚至“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因而他的作品充满着忧愤。又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受到过生与死的考验,因而把生死置之度外,其作品也显得豪放从容。 2.从作品内容、形式去分析。拿到一部作品,应对它进行整体阅读,熟悉它的内容,进而思考作家选取了什么题材,表现了什么主题,塑造了什么形象,这些形象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3.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品味。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教育学生用心去读,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捕捉作品的意象,去品味作品中蕴涵的情感。这样就会感受到“蒹葭苍苍”的淡雅,“鸷鸟之不群兮”的高洁,“脉脉不得语”的哀怨,“南望王师又一”的期盼,“满纸荒唐言”的辛酸,进入作品营造的意境,与作者同悲同喜,以此体会作者纯洁高尚的情感以及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等,从而净化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人格。 文学鉴赏论文:高中英语教学中引入文学鉴赏的作用 摘要:在语言实践的活动中,文学鉴赏是一种高层次的活动,除了使得一个人的语言感悟能力得到提高,也培养了学习者在“交际、意识、民族的差异、敏感性,以及人文的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在高中英语的教学中,传统的界限需要不断突破,视野需要拓宽。在教学中,可以充分融入英、美文学评价的价值,使学生对于文学评价的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关键词:高中英语;作用;探究 一、文学作品鉴赏对于高中英语教学的重要作用 (一)对学生兴趣培养的作用 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其实属于一种艺术再现的过程,而学生在欣赏时,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联系,从而展开对文学、作品的想象与理解,加上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合其中,从而能够深深地体会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领略到作品中的文化情境,感受英文语言带来的影响。 (二)不断提升高中学生对英语阅读的能力 对英文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感觉最难的就是阅读理解。在平时练习中,英语教师让学生多阅读一些英、美文学的著作,从著作中可以理解、感受他们的文化、习俗,逐步提高对英文阅读的理解的能力,对文章有个整体把握。 (三)提升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 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与文学、历史和文化修养紧密结合,有了英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化的前提下,学生所进行的写作技术训练,就是在一个有着文化和文学积累的层面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教师在教授时,学生对其记忆与再表述,也是借助于相应层面的表达能力而完成的。 (四)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需要 要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就必须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对异国文化的了解,这是必备的基本素质。学习英美文学,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的程度上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他们的视野也会变得更加开阔。 二、英、美文学知识,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渗透的具体措施 (一)英文影视赏析地合理应用 教师结合课本知识选择一些优秀的英文影视作品,让学生学习英美的文化、风土人情,使得学生对这些国家的文化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能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比如,《最蓝的眼睛》《秀拉》等作品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对文化冲突、概念的理解。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要把重点放在阅读上面,对于文学的知识、文本的分析作为一个辅助的方面。 (二)给学生创造机会学习文学鉴赏的能力 广泛意义上的能力是指:“在实践、活动之中,逐渐养成一种能实现一定活动的技能。对于学生来说,在阅读中能够最初去感知文中的大意,逐渐养成好的学习方法。在实践之中,往往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掌握了一定的方法用于学习,或者是否能够运用这些方法在活动中。因此,不仅仅针对课文之中的阅读部分,还是关注学生对课文的一些题目进行审题的方法,最终为了学生能够很好地去体会课文的真正内涵,以及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通过对课文仔细地分析、了解,从而逐渐总结、归纳出英语阅读方面的规律,即精华部分。最终促进学生的自主、探索等能力被更进一步得到提高。一切措施,均是为了把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能力提高。所以,对学生来说,通过课外的阅读来提高能力,或者通过读一定数量的读物、课外的读物等来进行。这样,学生不仅学习了在课文中的一些语言方面的知识,还能让学生更多去体会课外的知识,最终促进学生在智力方面的发展,以及提高他们在自学方面的能力。 (三)创设学习文学作品的真实情景 一般而言,在高中英语的教学阶段,对于教师来说,要设计一个能够吸引学生学习的情境,能够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就要多进行相关的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可以将枯燥、静态的剧本,要以学生的身份去扮演、展示,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使其能够主动地参与进来,让他们自己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深刻地感悟着当时的文化情景,更加对文学作品有了自己的理解。 (四)采用现代电子媒介,深化文学名著的评价教学 在高中英语学习时期,对于学校,应开设多方面的“英语世界、文学名著等鉴赏于评价”等课程,让学生在阅读、分析、鉴赏当中对英语世界文学名著进行评价,使得学生在英语阅读方面的能力得到提高,也促进学生在文学鉴赏、评价等方面的能力。同时,把学生在文学方面的审美能力发展了,培养了学生的素养,包括文学的鉴赏、评价、创新等方面。从内容上来看,从希腊神话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包括欧洲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西方文学源流、演进的过程。总而言之,在高中英语文学评价、应用的教学与研究中,需要突破传统语言的研究模式,在传统语言教学的内涵、研究层面得到拓宽,从纵向和横向方面不断拓展;开展具有“多科性和跨学科”的研究,或从文学、文化、心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开辟出一条新的、具有研究性质的领域与课题,来发展学生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提高新时代高中英语在文学教学、研究、评价、应用等方面的水平。 作者:哈静 单位:河北怀来县沙城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服装设计论文 一服装设计形式美和文学鉴赏的相通之处 1对称和均衡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的服装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每一种服装形式都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点,服装可谓是展现时代全貌的重要形式。不仅能够对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形式有所表现,还可以对社会发展中的审美和文化思潮进行解读。形式美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服装设计的对称性和均衡性是其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是传统的造型艺术还是现如今的服装设计都会涉及到对称性的特点。服装设计中对称性的设计主要是以人体本身对称的特点为依据。另外,自然界中的对称形式多见,比如花草、飞禽等等,服装设计的对称性也是为了和自然界中的对称形式相呼应。均衡性主要是指服装设计所涉及到的各种元素之间的均衡性。比如门襟,修饰手法等等,服装设计的均衡性不仅要体现在空间感上,还要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在文学鉴赏中,对称性和均衡性的特点也比比皆是。文学形式包含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等等,对称性特点比较明显的就是诗歌,无论是五言律诗还是七言绝句都表现出一定的对称性。可见,文学鉴赏和服装设计都体现出一定的形式美,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对称性从总体上看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严肃性,有时甚至会过于单调,而均衡性则表现的十分灵动。二者的融合体是艺术表现的重要特征。 2对比和补充 所谓的对比,简言之就是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事物放到一起进行分析,通过直观的效果的比对,找到相同和不同之处。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对比关系能够对审美的个性进行突出表现,同时还能够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在进行对比的时候,主要进行色彩对比,款式对比以及面料的对比等等。对比的目的就是提升视觉上的震撼力,实现服装造型的新颖性等等。每一种服装品牌都有其独有的设计方式,在各种服装设计中都要融合对比的方式。而补充则是针对服装设计艺术中一些规范和原则,来对一些构成元素进行排列和组合,使得设计工作不至于更加单调。在文学鉴赏艺术中,采用的对比方式主要是动静对比,虚实对比等等。这是比较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法。实现动静的对比是对景物、场景、感情等进行有层次的表现,让人们感受到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主要内涵。另外,虚实结合与对比,也是为了增添文学作品中已有状态的灵活性。可见,文学鉴赏和服装艺术的形式美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通性。 3节奏和夸张 在服装设计中,运用节奏和夸张的方法比较常见,主要是通过对直线、曲线以及褶皱变化的出现形式来提升服装形式美,服装就如果山水画,富含一定的韵律感,强化服装设计的什么(改成审美)和艺术。当然,文学作品中的节奏感和夸张的形式更是突出。文学形式只有具有节奏感,才能够朗朗上口,富有韵律。每一季每个品牌每个服装设计师都会运用自己擅长和青睐的形式美法则在自己的服装设计中,极力做到运用的合理、和谐和完美。当然在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高雅与低俗,稳重与诙谐,活泼与呆板的冲突,应该在融合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新构思,打造现实,用新的内容突破原有的观念形式,合理的运用服装的形式美法则,丰富和发展服饰文化的内涵。 二总结 形式美法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设计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欣赏与批评艺术作品的一个角度,或是作为一种美的形态来对待。服装设计的形式美和文学鉴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设计人员要对其加强重视,相互吸收借鉴。 作者:杨晓菲单位: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当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作品鉴赏高中语文论文 一、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的学习 (一)要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学生的知识水平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对文章的理解外,还要加强对作品的各个角度的了解。比如说,从文章的主题方面、材料的选择方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鉴赏方法。教师这这些方面,可以设计一定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将这些知识拓展到生活当中,这样,在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了。同时,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将这些文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二)学生不仅要学会课上的内容 更要对课外的知识进行积累只有越来越多地获得知识,才能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能力提升。学生可以通过扩展阅读量来增加自己的积累,这对文学作品在感悟力上也有提高。 (三)了解文学作品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写作文学作品的作者,进行一定的知晓,知道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在什么环境下创造的,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才能把握作者的撰写思维,不至于对主题理解偏,我们才能更容易去理解文章的内在含义。 (四)文学作品的意义 文学作品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出来的物质,作者通过表达,反应自己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同态度。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创作的文学,有其历史下的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的内容。即便是处于同一个时期,每一位作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对作品的理解也有出入。因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时候,要对作者,以及当时的创作环境有所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二、鉴赏方法 (一)着眼整体 鉴赏局部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先确定其中心,从整体出发,再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的分支构成一个作品。针对文学作品的某一方面,我们要找到其特殊之处,将隐含的情感和局部内容进行连接,共同表现主题思想。所以,当我们在鉴赏文章的一部分的时候,要根据文章的整体内涵来把握,结合文章的主体,对局部内容进行比较好的了解,最后融入整个文章的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体会和把握作品,在思想感情方面进行理解。 (二)根据文章的体裁 进行鉴赏针对表现手法不同的文章而言,学生在对此进行鉴赏的时候,要根据作品的重点内容进行欣赏。对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表达主题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在运用的表达手法上却几乎相同。所以,在鉴赏文章时,根据不同的体裁,我们要抓住表达的主题,尤其在表达方式上,围绕主题的中心、思想,对文章运用的表达手法进行分析。所以,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刻的理解,就要把握不同题材的作品的重点内容,体会当中人物形象的设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当我们教学生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要有一定的基础,即对文学作品的知识内容有所了解,然后在平时的学习中,要积累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学习语言的感受能力,同时要结合文学知识,对文章中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理解,最后,把握总体思想,逐步实现对文章的鉴赏。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意识。 作者:吕淑艳单位: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第一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对学习语文的好处 一、诗词类文学作品之鉴赏 纵使相逢应不识,我不再往年之模样,即使相见了也应该不认识了吧?细想又怎么还会见面,进一步突出作者的哀悼之情。下阕中,小轩窗正梳妆,这是在作者梦中出现的场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即使相隔十年作者也一直在幻想能够有重逢的那天,好不令人心痛!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没有话语只是静静看着对方,我们丝毫没有感觉突兀,因为一个眼神就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表露无遗。最后一句,把读者从梦境拉到现实,在完全相对的两种情况的对比下,想到每年只有凄美的月和小松岗陪伴自己,柔肠寸断!总体来说,这首词的整体基调是悲伤,句句都透露着作者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全词如诉家常,却字字血泪,平淡中寄予着真淳,情意缠绵中包含着无尽的思念。读这首词时,深入到作者描绘的意境中,我们也会有垂泪的感觉,这就是意境所能带给我们的,能更好理解一个作品所要说明的部分。 二、散文类文学作品之鉴赏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不讲究音韵、排比,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散文是优美的,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优美的意境外,还有质朴无华的文采。多读一些好的散文还有助于写作能力的提升,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在读到优美的句子或者段落,我们会不自然地选择摘录或者背诵,在写作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这一类大多是排比句和对山水等的画面描绘,例如,一条幽径,曲折迂回中总会激起心旷神怡的向往;一波巨澜,潮起潮落时更能叠出惊心动魄的鸣响;一个故事,遗憾悲婉里才有肝肠寸段的凄凉;一种人生,跌宕困顿中方显惊世骇俗的豪壮。另一方面,一篇文章不会总是优美的句子,还有一些是白描的场景,以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最真挚的感情是最难的,也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写作技巧。朱自清的《背影》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作者用最朴实的文字,不加浓墨重彩的,白描出极其熟悉的父亲的背影这一形象。作者着重描写了父亲过铁道的情景,如何走去、探身、爬月台、倾身,都如实细写下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我们也看见了这幅画面,体会到一位慈父对儿子的关怀和体贴之情。“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是我们感觉很顺理成章的一个动作,一切都是行云流水般没有哪怕一丝的突兀,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描写的功底。其实,作者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好的作品,是因为在写作的时候有真情的融入。一篇作品没有情感的穿插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没有情,任是再多排比、比喻的手法也写不出该有的感觉。所以,写文章一定要注重情感的融入,神入其中。再如,假如写一篇议论性的文章,就应该看成是一个辩论会,自己是辩手,每一个理论和根据都要用心斟酌,要知道你的唯一目的是让别人认可自己的观点。 三、总结 文学鉴赏活动是通过审美心理,把文学作品中的表象转化成读者的整体意象,这一过程往往带给读者很强的顿悟感。所以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文学鉴赏要突出审美教育和人文教育。其主要途径就是让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能够从中领悟到作品之中的人性美、自然美,领会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领会诗歌中的语言美和意境美。尤其在古代诗歌方面要着重培养学生对于古典诗词的感受能力,培养他们的语感。总之这些都要依赖于大量的课外阅读,加上学生自己的探索,从一个作者的角度用诗歌、散文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生活、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与态度。这才是当今素质教育下,培养中职学生人文素养的根本目的。 作者:钱淑萍单位: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基础学科部语文 文学鉴赏论文:高中文学鉴赏提升策略 高中生要多读书,提高自身的语感 高中生要培养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条途径就是自身要多去阅读文学作品,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语言的美产生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即语感。夏丐尊先生曾经说过:“在预感敏锐的人的心中,“赤”不单理解成红色,“田园”不光理解成种菜的地方,“春雨”不光理解成春天的雨。见到“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少年的气概等说不尽的旨趣,见到“落叶”就会产生武昌、寂寥等说不尽的意味。真的文学,真的语感就在此。”语感是通过大量的、有效地阅读来得到提高的。高中生自身一定要在学习和生活中多去阅读文学作品,并且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与自身所学到的语文知识相结合,丰富自身的语言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学欣赏能力。高中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一定要慎重,最好选择那些经典的、有代表性的、所受评价很高的文学作品,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文学欣赏能力,而且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 自己积极创设情境,引发自身的联想和想象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人们去反复阅读,仔细品味其中的文字才能真正体会到文学作品的美。如果只是漫不经心的阅读或泛泛的浏览是不可能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人们在全神贯注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会使自己的思维进入文学作品中的情境中去,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入迷”或“忘我”的意境。这时候是人欣赏文学作品的最佳状态。所以高中生可以利用这一点,根据文学作品再现一定的情景,激发学生自己内心的的情感共鸣,使自己积极主动的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意境。例如学生在欣赏诗人光未然的著名诗歌《黄河颂》的时候,学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查找一下大合唱《黄河颂》的视频资料,或者再网上查找一下黄河的图片,以雄壮的音乐和图片来让自己体会到黄河的气势,从而使自身在相应的情境中去体会《黄河颂》中作者对黄河的感情,使学生自己的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交换。 在阅读后展开讨论 学生深入阅读是提高学生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一种途径,但人之间是可以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所以学生在阅读后相互讨论也是学生自我提高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一种途径。在此过程中,学生之间要把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享,然后相互之间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同时发表下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例如学生在阅读完《愚公移山》后可以相互讨论下愚公这样移山到底值不值,这时学生之间会产生意见分歧,有的学生说愚公这样移山虽然做事功效很低,但是精神可嘉,并且最终感动了上天,这就充分说明“有志者事竟成”这个道理。也有的学生说愚公只需要搬家就可以达到目的,没有必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做无用功。无论讨论的结果怎样,学生通过相互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作品的理解,提高了文学欣赏能力。总之,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高中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尤其是文学欣赏能力,它对于高中生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高中生要综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拓展自身的阅读面,积极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提高自身的文学欣赏能力。 本文作者:李彦昭作者单位:贵州省铜仁市实验中学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教学 1.表象阅读。所谓“表象”,即学习主体在感知基础上,头脑中形成和保留的印象。表象阅读是文学作品阅读的第一步,它包括“粗知整体”及“品味语言”两部分。 粗知整体。这一阅读要求可在通读全篇中完成,它的要求是粗知大意,了解作者写了些什么。常用如下方法: ①概括法。教师可教学生用以下问题对作品所写的内容进行概括,如:“这篇散文写了哪些人、事、物、景?你能为每幅景取一标题吗?”“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什么故事?你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吗?”“这首诗(散文)抒发了作者什么感情?”“这场戏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等等。 ②图示法。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作品中的材料进行分析梳理,把握其间的结构关系(层次、级位)及性质关系(虚实、正反、衬比、因果等),然后以能集内容、结构于一体的图象标示出来,达到醒目、直观的效果。如: (附图{图}) 品味语言。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精妙含蓄、耐人寻味,因而鉴赏的基础便是对语言的揣摩与品味。词语是构建意象的材料,由语言品味深入下去,才能对作品意象进行探讨,因而必须把握好这一环节。常用的方法有: ①朗读法。这是品味语言、获得美感的途径之一,是美育直觉性特征的运用。教师可从感情、重音、停顿、速度、艺术音调等方面进行示范指导,让无声的文字变为有声的语言,把抽象的感情变为具体的感情,使学生能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品,接受渐染熏陶。 (附图{图}) ②咀嚼法。对作品中所用词语的准确、精美、巧妙、合适等特点进行反复咀嚼品味,以获得美感的方法。教师可采用选择、删除、置换、添补、调序等手段进行比较。如:“‘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流、泄、涌)出,仿佛七幅闪光的黄锦’。请在括号中选一合适的词。”“‘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去掉加点词可以吗?”“‘他刚离去。’将‘刚’换为‘已’‘早’可以吗?”等等。 ③评注法。评,是对词语功能及作用的评论;注,即对词语的言外之意及弦外之音的挖掘与揣摩。教师引导学生作评注的过程也就是品评词语获得美感,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如:读到“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时,教师启发:懂得了什么,怎么懂得的?学生思维被调动起来了,评出:“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历史、现实何其惊人相似”“同样处境同样心境”“国民党、司马氏高压无二致”等。指导时要注意训练学生概括感悟,提炼语言,既能多角度挖掘,又能写得简洁、明了。 ④涵泳法。“涵泳”意指沉入作品中细细体味。对作品中精彩的细节,可采取涵泳的方法,因为好的细节在表现人物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高明的作者往往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提炼出一些独具特色的细节,将人物刻画得生动逼真、血肉丰满,而精彩的细节又离不开精彩准确的语言,因此,品味细节中成串的词语不仅可以获得语言美感,同时也是认识“形象”的必要步骤。如:涵泳葛朗台抓十字架的一串动作描写:“(眼睛)复活了……目不转睛地瞧着……(嘴)动了一动……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不仅会为作者入木三分的夸张描写所叹服,而且也看到了一个“贪婪成性至死不悟”的形象。 2.得意阅读。得意,即进入作者创作的意境,领会作者写作的意图,它包含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美学理想、美学趣味等。意境就是主观与客观、意与境、情与景高度统一的艺术境界。鉴赏文学作品虽然从语言入手,但是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现以诗歌鉴赏为例谈谈。诗歌兼具语言美、形象美、音乐美,只讲句意,难以品其三味。鉴赏诗歌应引导学生从诗的语言入手,抓住关键词语,运用联想和想象再现诗中形象,在体会诗的意境中感受诗人的情感。在指导中既不能浑沌,又不能过实,要给学生留下想象的余地。好的文学鉴赏课往往从品言到忘言,故而“得意忘言”又是鉴赏的法门。“得意”要通过下面的步骤和方法来完成。 ①再现法。这是教师带领学生进入作者创设的意境,揣摩作品中人物心理、人物活动的方法。入境及揣摩的过程即是培养学生再造想象能力的过程,因为学生要凭借或根据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在头脑中再造情景或想象作品未直接写出的人物的心理、神态甚至语言行动,并要形成语言表达出来。它虽不是个人独创,但由于要再现别人创造的情景和形象,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如:教《沁园春·长沙》,问:“人们都说诗中有画,这首词中有无画面?如果你是画家,你该准备几种颜色?请用语言给我们‘画’一张‘橘洲秋景图’吧!”教《荷diào@①丈人》,问:“丈人起初态度冷淡,后却热情地‘止宿食之’,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请想象子路‘拱而立’的神态,丈人‘植而芸’时的心理活动。”教《小麻雀》,问:“小麻雀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作者未写出来,你猜呢?请展开想象,给我们描述一下小麻雀死后(或活后)的情景吧!”再造想象的效果好坏取决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表象储备的丰富与否及思维活跃与否,整体把握及语言品味是它的前提,但不能止于“前提”。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不仅可以发展想象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还可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高尚情操,集多功于一役,何弃之为? ②幻联法。这是教师引导学生根据作品中的人、事、物、景、情,联想出另外的人、事、物、景、情,以准确把握意象,丰富自我感受的方法。联想,是创造思维品质之一,它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的心理过程,由于客观事物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其保留在头脑中的印迹也会相互联系,能否善于利用这些联系点(如相关、相似、相反、相类、因果等)展开联想,是鉴赏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教师在引导学生鉴赏作品时,应找准联系点,启发学生进行勾联。如:教《,你在哪里》,教师让学生为这一首诗进行“MTV”创意:“想想,‘他大步向前不停息’一句可叠印哪些画面?‘大地’‘森林’‘大海’又可叠印哪些画面?”这样,原作中的4幅画面变成了近乎20幅画面,学生勾联起了他们所知道的总理事迹,并能分类地叠印在不同的画面中。于是,思维调动了,画面丰富了,对总理的缅怀之情也更浓烈了,师生进入到最高的审美境界。教《荷花淀》,读到“淀边夏夜图”时,可启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你曾走进过相似的意境吗?”学生想到了“洪湖采莲图”、《天鹅湖》中“群鹅戏水图”等,这样,眼前的画面立体化了,审美享受也更丰富了。 ③寻踪法。这是直接探寻写作主旨、感悟作品感情的一种方法。好的抒情散文中,材料往往是很散的,写人只见鳞爪,记事只叙片断,状景、咏物也只有点滴掠影,作者的写作意图更是含而不露。如何引导学生鉴赏这类作品?可采取“寻踪”的方法,即抓住作者感情若隐若现的草蛇灰线,把握象征形象的整体特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找出抒情点睛或反复重复的语句,这样,感情的“踪”就可被捉住了。如自读《雄关赋》,可布置思考:“‘雄关’在本文中有几个含义?哪些句段抒发了对不同‘雄关’的感情?前后感情有什么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④换元法。小说、戏剧是作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但由于情节性强,人物似乎很“具体”,因而容易使学生产生偶然的“这一个”的感觉。要把握作者创作主旨,可用“换元”的方法,即尝试着用改变人物、改变场景、避开矛盾的方法,看看能否改变人物的命运、情节的结局,从而引导学生跳出“这一人”“这一事”,去认识作者反映的生活。如教《变色龙》,问:“有人说赫留金真倒霉,要不碰到奥楚蔑洛夫就好了,是这样的吗?”经过讨论,学生明白了“奥氏”只不过是沙皇走狗的一个典型形象,作者针砭的是沙皇的黑暗统治。教《警察与赞美诗》,问:“苏比最后不到教堂,是否就不会被抓?”教《我的叔叔于勒》,问:“没有在游轮上巧遇于勒,于勒的命运会改变吗?”等等。 3.评鉴阅读。这是指在获取了表象,领悟了作者写作主旨,得到了一定的审美感受后,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或作品中的人、事、物的看法的阅读要求。在中学阶段,这是属于高层次的阅读内容,注意把握尺度,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话谈出(或写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与共鸣。 ①多视角评价。即对一部作品可采取多视角的方法进行评价,如:“评《琐忆》的议论多姿美”“评《黄山记》的结构美”“一滴水中的光辉——评《夜走灵官峡》的构思”等。 ②比较评价。即采用比较的方法进行鉴赏评价,可在同单元作品、同作者作品、同题材作品、同体裁作品等范围内进行。注意选准比较的角度,引导学生析同辨异,进行分析综合。没有分析,比较就不能进行;没有综合,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不能确定了。如:“不同的结尾相同的韵味——《猎户》《黄山记》《土地》结尾析”“我更喜欢《荷diào@①丈人》——《〈论语〉两章》比较”等。 最后,谈谈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教出“个性”。文学作品也是“文章”,因而在整体把握、理清层次、品味词语等环节上似乎与其他实用文并无二致,如果仅如此,那就抹煞了文学的“个性”。因此,设计有效的教学环节,启发学生进行联想想象是文学鉴赏的教学重点,不能简单地把“鉴赏”处理为对内容的“理解”。 2.要鼓励新见。“审美”是客观形象与主观感受的统一,对作品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读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生活经验、性格好恶,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诠释和评判,无怪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在鉴赏课中要多组织学生讨论切磋,允许见仁见智,允许辩论,鼓励新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均可,这对于活跃思想、开发智力、发展创造思维都不无裨益。 3.要归纳学法。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往往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有时觉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倒反而是一种模糊美,但这并不等于说教学方法可以模糊。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示范必须明确、清晰,要帮助学生归纳学习方法。如对初读小说的同学归纳小说读法:“理清情节找果因,分析人物看言行,环境包括‘景’与‘时’,写作主旨了于心。”诗歌的鉴赏方法:“把握整体察背景,品味词语反复吟。联想想象悟主旨,再现意境体诗情。” 4.要拓展课堂。要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光靠课堂是不行的,因此一定要拓展课堂,建立“大单元”“大语文”观念。“大单元”观念即用单元教学的理论,读一篇带一串,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举一反三,以达到开阔视野,提高赏析能力的目的。“大语文”观念即读作品联生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走出课堂,跨越校园,发现生活美、自然美、影视艺术美,运用课内所学鉴赏方法对这些美进行欣赏、评价,并能够将感受写下来。 5.要注意阶段侧重。以上方法是就整个中学阶段的文学鉴赏课而言的,各个年段对能力的要求各有不同,因而应各有侧重,低年级偏重于表象阅读及适当范围的联想想象,高年级则应以启发联想、想象为主,高二高三应着重培养鉴赏评价能力。 以上浅见谨供同仁参考,望指正。 字库未存字注释: 文学鉴赏论文: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对幼师文学素养提升 摘要:在学前教学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学龄前儿童的文学鉴赏能力,幼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通过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本文探讨如何利用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提高幼师与学生的文学素养。 关键词: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文学素养;幼师 一、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儿童在成长阶段都会接触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可以说,在童年,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必不可少的陪伴。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应重视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让儿童多多阅读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主要面对的是儿童读者,充分考虑了儿童的审美及理解能力,是以儿童为主体创造的一种文学形式,一般都会与儿童的生活相关,贴近儿童心理。一些文学作品表达了儿童的愿望,一些表达了儿童的情感,既有童趣,又符合儿童审美,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带给人一种美好想象。现代是一个网络化时代,由于信息开放,儿童成长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儿童文学不仅可以提升儿童的情趣,还可以守护儿童的成长,给予儿童快乐,给儿童带来温暖,让儿童的童年过得更加幸福。金波曾表达过,阅读对人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所表达的是一种思维模式,可以通过阅读来提高思维能力,丰富情感,获得真实的成长体验。不管社会如何进步,时代历经怎样的变化,儿童文学鉴赏活动对儿童的成长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儿童的语言表达、思维判断、艺术鉴赏及想象力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成长阶段的影响,不仅网络无法取代,其他媒体也无法取代。儿童文学作品鉴赏活动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培养儿童的写作水平,而是以儿童文学为介质,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带给儿童美的享受,让儿童成长为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表达能力强、文学素养高、人格健全的人才。 二、强调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趣 儿童文学普遍具有趣味性,阅读儿童文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让学生不断探索,产生幽默、诙谐、机智的艺术趣味。儿童文学主要面对的读者是儿童,因此,比较注重童趣,没有趣味性的文学作品,难以激起学生的阅读欲望。因此,在进行学前教育的过程中,开展文学鉴赏活动时,幼师应区分成人作品及儿童作品的差异,包括想象空间、语言表达、逻辑思维以及关注对象等差异。我们的视野与儿童的视野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非常普通的事物,在儿童的视野里,却充满了趣味和新奇,且由于逻辑思维差异,儿童的语言表达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充分体现了儿童的天真和烂漫。例如,在《我和小雪人》中,诗句表达了儿童对于天气变化的反应,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太阳出来后,小朋友们堆的雪人慢慢融化了,这让他们觉得很好奇,于是去问,太阳公公啊,我的雪人怎么融化了,太阳公公说道:“天气太热了,小雪人跳进河里洗澡了。”这首诗对于天气变化做出了奇幻的描写,生动地向小朋友们解释了自然变化,具有童话色彩。儿童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但是又缺乏对世界的了解,因此,他们常常很好奇,很喜欢问为什么,对于世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想象。小雪人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童趣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性,儿童文学除了“文”之外,还要具备“趣”,童趣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培养学生的童趣是开展儿童文学鉴赏活动的重要前提,可以从形象构建、意境营造、情感表达、语言技巧以及审美角度等方面,体现文学之美,让读者获得身心愉悦的感受,给人带来幽默、滑稽、轻松。 三、感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美 儿童文学作品除了要注重趣味性,还要注重美感。任大霖说过,语言、意境以及想象均是儿童文学作品中美感的体现。现代化社会是一个网络化时代,优秀的儿童作品对于儿童的成长必不可少,儿童应感受儿童作品的美感,体会快乐和幸福,感受温暖。语言表达代表了人的思维,阅读可以有效提高表达能力,对思维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儿童在情感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文学阅读,来丰富语言,提高思维能力。在《鸟树》这个童话故事中,扬扬和东东两人一起捉住了鸟儿,并给鸟儿喂食,帮它找妈妈,但最后鸟儿还是死了。他们非常伤心,把鸟儿埋在树下,并用葡萄藤做记号。后来,葡萄藤发芽了,成了鸟树。这个故事具有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儿童的日常生活十分贴近,充分体现了儿童的天真无邪以及在儿童阶段的独特情感。幼师在儿童文学鉴赏活动中,应充分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 四、在儿童文学鉴赏活动中加强文学素养的培养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会让读者产生共鸣,当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与读者的经历或情感相似或相通时,就会打动读者,使读者产生强烈感应,形成共鸣。在《岩石上的小蝌蚪》这一童话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得到了两只小蝌蚪,用瓶子装好,但不小心把瓶子弄碎了,于是他就把蝌蚪放入小水坑里,养在岩石中。由于天气炎热,水坑里的水不断蒸发,但小蝌蚪对小男孩非常信任,当小鸭子和小花狗来邀请小蝌蚪下山时,它们拒绝了请求,最后被太阳晒干,依附在岩石上,成为两个黑点。当读者读到这个故事时,如果仅仅了解故事内容,那只能说这是阅读,而不是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鉴赏。文学鉴赏指的是读者根据童话故事中的形象,如小蝌蚪、小男孩、小鸭子及小花狗等,进行积极的联想,使形象更为丰富,让故事更生动,将故事剪辑成电影镜头回放,为小男孩的善良及小蝌蚪的执着感动,为小蝌蚪被暴晒而揪心,为小蝌蚪变成黑点而惋惜,为小男孩的不负责任而愤慨,使故事充满情感色彩。这就是读者对故事的共鸣体现。如果读者因为这个童话故事联想到信守诺言、讲信用等美德,那这个故事便充满了艺术内涵,进一步提升了文学鉴赏能力。 五、从不同角度提升幼师与学生的文学素养 儿童文学作品较多,可分为多种类型,例如诗歌、小说、童话等,应根据不同的儿童文学作品类型,从不同角度提升幼师的文学素养,逐渐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金银岛》《丛林故事》《快乐王子》《彼得潘》《艾丽丝漫游奇境》等儿童文学类型各不相同,但都表现了儿童的心理特征,展现了儿童爱哭、好奇心强、喜欢逞能的性格特点,人物形象生动。在阅读时,应从不同的类型中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例如,《长袜子皮皮》讲述了一个叫皮皮的小女孩,为人仗义,性格豪爽,力气奇大,但被人们认为是“坏孩子”的代表,但作者对于皮皮的天性却大加赞赏,没有将儿童形象复杂化和成人化。在阅读该作品时,应站在儿童的视野去看待世界,了解主人公的内心想法,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从不同层面不断完善文学素养。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不断探索儿童文学的鉴赏方法,充分发挥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趣”和“美感”,使学生产生共鸣,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总之,幼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通过儿童文学鉴赏活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丰富学生的情感,挖掘作品中的艺术性,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作者:刘宏宇 单位:辽宁省铁岭市信息工程学校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当代文学论文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文学鉴赏论文:文学鉴赏能力培养思路 无论从文学作品本身的特质看,还是从诸多语文专家的理论共识看;无论从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看,还是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考试大纲看,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文学作品课,要上成文学鉴赏课。文学作品课,应该把培养“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作为教学目标。一直以来,我国的语文教育家们都很重视文学教学。早在1942年,叶圣陶先生在(认识国文教学一(国文杂志)发刊辞》一文中说: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这是对于国文教学的正确的认识。”张志公先生也明确地表示:“我很重视文学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们人人成为文学家,但是人人都要接受文学教育。”他还主张编两种课本:(文学读本》和《语文读本》。他说:“话文课一本《语文读本》,一本《文学读本》,双管齐下,各有任务,又不混杂,语文教学就会从空中楼阁式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现代化建设对语文的需要端端正正的接上轨了。”(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如此高瞻远瞩为文学教育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文学教育当然要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总而言之,重视语文课中的文学教育把“培养学生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文学课的教育目的,是由教育要求和教学内容决定的,是每年高考考试大纲的要求,是社会培养人才对语文学科提出的要求。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语文教师的共识。那么,怎样上文学作品课才能达到“培养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的教学目标呢?我们认为,文学作品课的教法和学法都要采用能体现文学作品特质的方法,即应采用体现形象思维的方法。 第一,着眼作品整体,准确鉴赏局部,了解内容,感受形象。卓越的作家创作文学作品,都从整体出发写作局部,以各个局部构成作品的有机整体,表达主题。有些作品的某些局部,独特感情深涵于景物描写之中.如果孤立地鉴赏这种局部,就会只能体会到它描写景物的表面特征,而不能品味出那景物描写的深刻思想感情的内涵和它在全篇中的作用,影响对作品整体有机地体会和对思想感情、主题意义的把握。有的作品的某些局部,既有其局部相联系表达主题的意思,又有其独立表达的意思,这独立表达的意思还往往富有意义。如果孤立地鉴赏这种局部.就容易只注意后者,而忽略前者。这样,既不能体会到该局部在整体中的作用,也会影响对作品整体有机性的体会和思想感情、主题意义的把握。只有着眼整体、准确鉴赏局部,才不致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准确地体会到局部在全篇中的作用,准确地体会到作品整体的有机性,及其思想感情、主题意义。因此,在进行文学教育时,我们应当引导学生整体阅读作品,通过文学这一内容及形象的载体,去了解作品的内容,感知形象。无论是一首诗歌、一篇小说,或是一篇散文,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我们鉴赏者的审美感知,也只有建立在文体的整体把握上,才能了解文学形象,发现艺术美。 第二,理解形象,探求主旨;发挥想象,再现形象。前面谈及的把握整体,感受形象是文学鉴赏的第一阶段。而理解形象,并在脑海中明晰地“再现形象”,是文学鉴赏的第二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感知”是对文学作品表象的轮廓的认识,那么“理解”这个阶段便是从作品有机整体出发,披文人情,沿波讨源,因形体味,深人到作品内部的深层世界,对作品整体的各个层面进行具体化的品味认识。从文学鉴赏的实践看,“理解”是多层次的,可分为表层理解和深层理解。表层理解,就是对作品的字面理解,对文章的外观理解。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就要引导学生正确地接受作品的语言信息,包括理解作品的词句、典故、以及起兴、比喻、拟人、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也包括对构成意义的表象、结构、韵律、节奏,以及文章中特定的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把握。总之,应启发引导学生弄清作者对人、事、物是“怎样写”的。所谓“深层理解”就是对作品的象征意蕴和文体的结构艺术的理解。是对作品的情感感悟,对形象的具体化的“重建”。所以,阅读鉴赏作品重在从“把握文学语言”切人,在脑海中“立体”地“重建”作者所写的人、事、物,进而去理解和把握形象。 第三,激发感情,独立思考,评价形象;反复涵咏,熏陶情操,创造形象。对一篇文学作品的鉴赏,从根本上说,就是探讨作品“写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写”的问题。写什么—就是要感知作品的基本内容、主体形象和事件。怎么写—就是要认识作者对作品内容的展现,探究作品是运用怎样的基本形式和艺术手段,把他对人生的体验传达给读者的,这就是理解形象。为什么写—就是要认识作者对某一人生体验的表达底蕴和表达这种底蕴的艺术方式的奥秘,进而深悟形象,评价形象。只有实现了这一鉴赏过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文学鉴赏的优化效应。所以我们认为,文学教学,要遵循文道统一的规律,从分析作品的表现手段人手,深人体会作品的思想内容。 下面简要谈一谈文学作品常用的几种表现手段:一、鉴赏准确遣词造句的表现力量。对于这方面鉴赏,我们要注意培养学生从关键词句人手,体会其表现事物特征,思想内容的力量,特别要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二、鉴赏恰当运用修辞方法的表现力量。对于文学作品中运用的修辞方法,不应只是停留在修辞方法的辨识上,而应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结合其运用,鉴赏其表现力量,体会其对表现事物特征,表达思想感情的表现力量。三、鉴赏恰当运用表现方法的表现力量。好的作品为表达一定内容,往往恰当地选用了一些表现方法。对比、衬托、联想、象征、虚构、夸张、讽刺、渲染、叙述的顺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平叙),描写的方法(白描、细描,人物描写、环境描写等),抒情的方式等都是常见的表现方法。鉴赏时,既要弄明白作品运用了何种表现方法,又要搞清楚这些表现方法对表现思想内容的特殊作用。与此同时,也不妨引导学生反过来想一下,假如作品不使用此种表现方法,而用其它的,那么这篇作品能否产生与原来一致的表达效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学生应重视表现方法的鉴赏,因为只有在阅读时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在写作时主动地积极地选用恰当的表现方法,并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因为读与写是密不可分的。四、鉴赏巧妙安排篇章结构的表现力量。篇章结构体现作者的思路,是组织材料成为有机作品的手段,也是表达作品主题的手段。材料的选取(完整事件或片断,现实或梦境,今或昔,人事或景物等),材料的剪裁(详略),材料的布局、开头、结尾,过渡(词、句、段)、照应等,都决定于作品的内容特点和主题。 鉴赏时,不应只是单纯理清结构特点,而应扣住思想内容,鉴赏那样安排篇章结构对表现内容和表达主题的作用。为了深人认识文学鉴赏中的这个根本问题,让我们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为例,作一具体探讨和阐述。这篇散文写的是“荷塘”及“月色”的妙境。初读便可让人认识到,作者把“荷塘”及“月色”融为一体,把内心世界与自然界化为一炉,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表现,创造出了一个殷实美与空灵美相融合、互辉映的人化的“第二自然”。作者笔下的一切,荷塘也好、月色也好;热闹也好,冷静也好;歌声也好,倩影也好;喜悦也好,哀愁也好,全都笼罩在一团烟雾里,隐隐约约,没精打彩,静物的隐秀动静,情感的藏露隐现,相得益彰,辉映成趣,给人以和谐美和朦胧美的享受。鉴赏至此,仅仅是弄清了“怎样写”的问题,还没切人文体结构的深层领域,更重要的是还要深究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从而对作品形象作出评价,揭示其艺术结构的奥秘。作者笔下的“荷塘”、“月色”为什么具有朦胧之美?作者投射于物的“情”为什么是“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哀愁”相交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后,便会明白:作者不满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严酷现实,以及他苦闷、仿徨,希望有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矛盾心情,这心情便是全文抒情的主旋律,因而,作品中的景物形象全都打上了这种情感的烙印。而作品中的“我”,一个同情革命、要求进步,不满现实而又无力回天的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形象便会在读者面前再现出来。同时,读者的情操也随着阅读被熏陶,被升华。阅读进人到了这一境界,才算把握了作品的整体精神和形象的深沉底蕴。在文学阅读鉴赏中,感知形象、理解形象、深悟形象,构成了阅读鉴赏的三个阶段,这也正是鉴赏心理的运行轨迹。在文学课教学中,只有遵循这一规律,逐层深人,往返流动,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去感知、去理解、去深悟形象,才能实现文学教育的优化效应。至于具体采用什么教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无论是朗读、想象、联想还是分析、讨论、评价,抑或是使用挂图、影视手段进行教学,只要是有利于激发形象思维的教学方法,均可拿来一用。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中当代艺术内容的教学研究 高中阶段往往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高中生的审美意识也逐渐的增强,需要学校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加以正确的引导。美术课程作为高中阶段主要对于学生审美意识进行指导与教授的课程之一,对于学生审美情趣的提高,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对于该课题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笔者将以高中美术鉴赏中当代艺术内容的教学研究为课题进行研究,希望对于提高高中阶段学生审美水平的提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中美术鉴赏当代艺术内容教学研究所谓的当代艺术是指在当今环境下含有批判性质的艺术,从字面中可看出,当代艺术也就是与当前环境共同发展的艺术,其本质是通过对将人们的生活与艺术相结合,将艺术拉到现实之中。因此当代艺术应当被大众所认知,如今在我国对教育进行改革的条件下,在高中美术欣赏中加入当代艺术的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当代艺术在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中的现状 (一)学生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差 在当今高中的教学中,由于我国仍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因此美术课往往只是作为高中教育中的一门辅修课程,并且不计入统考范围之内,因此高中学生对美术鉴赏课并不持有足够的重视,往往在美术鉴赏课中出现瞌睡等情形。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首先,在学生在步入高中之前,虽然在初中也开设美术相关课程,但是在初中阶段美术课程更多的是以对美术教师以及其他作品的临摹,同时教师在教学之中更多的是纯技法,加之初中阶段并不重视美术教学,因此导致学生在步入高中时美术鉴赏的学习并不能有效衔接。其次,除美术特长生以外的其他学生对美术鉴赏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不高。再次,学生对美术鉴赏教学持有反面态度,并且学习敷衍性较大。 (二)教师素质较低 首先,目前我国大部分美术教师在教学理念上相对较为落后,同高中其他课程教师来说,一些美术教师在美术教学过程之中过多看重技法以及作品,忽略对学生进行理论教学,甚至认为当代艺术的教学与美术教学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美术教师同其他教师相比,缺少学习与进修的机会。再次,教师缺少创新意识,在美术鉴赏教学之中往往教学模式较为单一,高中美术教师往往是一些美术院校的毕业生,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多接触的是专业技能训练,对当代艺术缺少必要的了解。因此导致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只能通过宣读教材的方式进行教学。最后,由于目前美术鉴赏课程在我国高中教学的开展时间相对较短,缺少教学经验,缺乏对教学模式的研究,进而导致高中美术欣赏教学之中对当代艺术的教学出现较多问题。 (三)教学管理的不重视 教学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科的教学质量,而美术鉴赏教学从目前来看,在高中教学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对美术教师的管理与使用不科学,往往出现将美术教师安排到其他方面工作之中,导致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失去原本应当拥有的地位。其次,学校对美术教师的培训以及对美术鉴赏教学的质量与评价不重视。再次,美术鉴赏教学并没有纳入到高中教学成绩的评价之中。 二、当代艺术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的对策 (一)开拓学生审美视野 在当代艺术的相关理论之中,明确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当代的文化中的文化话语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当代艺术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要提高高中学生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学校就应当进一步通过有效手段提升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当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微变化,都在反应人们对审美观念的改变,审美更是与人们对艺术以及艺术活动的认知有着直接联系。 (二)提升美术教师的素质 教师是学校进行教学中的重要因素,教学目标的实现的前提是教师。因此搞好教育,培养优秀的学生就要加强教师的素质,尤其是美术教师的素质。学校应当全力培养学术性的美术鉴赏教师,培养美术教师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把握美术鉴赏教学规律能力,拥有较强现代艺术欣赏能力和有较强教学理论能力。通过培养,进一步提升美术教师的表达与动手能力、问题的解决能力,从而保证美术鉴赏教学的艺术性。而作为美术教师,应当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身的学识与经验,通过不断对各种理论与当代艺术的学习,进一步提升美术鉴赏教学的方法,提高艺术教学在美术鉴赏教学中的地位,促进学生全面提升个人素质。 (三)提高学生水平,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在目前我国以应试教育作为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学校对美术鉴赏教学管理的不严格造成了学生对美术鉴赏的忽略,不了解当代艺术。因此学校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明确美术鉴赏的教学目标。在美术鉴赏教学目标中,目标的制定应当清晰明朗,其教学目标应当具备:一对美术鉴赏教学的范围以及内容等难点进行确定,从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二是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应当明确采取分步教学的方式,将当代艺术融入到美术鉴赏之中。三是通过明确提出学生所要到达的水平,从而为教学提供检测依据。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现代艺术和高中美术鉴赏课 现代艺术是主要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在美术史上只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现代艺术的涌现充满了热血和激情、冷静与反思,是人类智慧的一次集中展现,将人类积聚了几千年的艺术文化彻底改变了,艺术开始变得贴近生活大众,他们和商业的距离从未如此近过。对于艺术史发展到现代艺术阶段的情景,我们能窥见背后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信息的大爆炸滋生了这些独特而富有魅力的新的艺术形式。 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案编写涵盖面极广,从原始艺术到现代艺术,从古至今,从西至中,各种知名的艺术品、艺术故事,几乎无所不谈,而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们的美术课本有种泛泛而谈的感觉,而现代艺术如何在高中生中推广介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学生感兴趣的很多现代艺术作品有一种特有的新奇感,因为传统艺术篇章和现代艺术篇章的较多割裂,让学生对现代艺术的理解只停留在诸如“看不懂”――极简主义,“很狂野”――德国新表现主义,“很抽象”――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很像照片”――照相写实主义或超级写实主义,“很变态”――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等等之类的评论上,而无法联系到这些绘画流派所在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特征或者艺术家的独特经历和观念,针对这一点,我做了下述分析。 一、现代艺术鉴赏的德育方面 德育的培养离不开具体的知识和内容,任何脱离内容的形式都显得过于空泛,在现代艺术鉴赏课中,我运用各种资料来激发学生对艺术品背后的深化理解。比如,讲到波普艺术的时候,提及安迪沃霍尔和王广义两位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是美国著名的波普艺术大师,他的可口可乐瓶、玛丽莲・梦露的作品形象深入人心,但是,当这些艺术形象推广到世界,在世界范围的人群中深入人心的时候,中国的一位文化学者河清就批判道:这是一种文化霸权。 而我国的波普艺术家王广义,则在借鉴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形式里贴近生活、商业气息和直接刺激的部分,使其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波普,这便是中国独有的文化语言。讲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便能体会到教师的德育用意:霸权,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有文化霸权,要爱国,就要努力发扬本民族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二、现代艺术鉴赏的智育方面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艺术门类里,学生能看到很多艺术家的探索精神,虽然有些艺术的探索充满了古希腊故事阿基里斯与龟般的悖论式荒诞,但人类的求知欲可在此一窥。现代艺术里的光电艺术已经日趋成熟,这里面包含了众多科技领域的创新。比如,在上海举办的电子艺术大展,让人们对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充满遐想,未来的科技不会只有冷冰冰的操作,而是人和机器互动甚至是情感交流的媒介,通过这些现代艺术媒介的变化,能开拓学生的思路,了解现代艺术巨大而宽泛的应用领域和发展领域。 三、现代艺术鉴赏的美育方面 现代艺术中需要传递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美的东西,比如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基弗的作品,介绍他的绘画和装置作品的时候,需结合这位艺术家不平凡的历史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的精神所向。二战的阴影给德意志民族内心的创伤,在基弗的作品里留下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杂乱的笔触,荒野里干枯的稻草,点燃的火苗,坦克、潜艇的模具,破碎的衣服等,这些物件堆放在一起并没有很强的美感,但是学生能读懂这些东西堆放在一起的时候会呈现什么样的语境,那是一种人类被战争百般折磨后的苦难。此时的美育就变得更加深刻而富有内涵了,对美的追求不再只仅限于一张漂亮的画,一个漂亮的装置,而是灵魂的洗礼和对历史的拷问。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课要注重挖掘学生潜在的艺术素养 【摘 要】 新课标指出:美术课程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用体现多主体、开放性的特点的评价方式,培养学生自我评价的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判断自己美术学习的态度、方法与成果,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那么,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方式来达到在美术鉴赏教学中挖掘学生潜在的艺术素养 【关键词】 美术鉴赏;挖掘学生;艺术素养 艺术是一门充满情感和创造的学科,文艺鉴赏课作为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已不能像中学的文学艺术课那样仅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际体验,而要帮助学生增加对文艺美的理性认识。同时,尽管它是非专业教育,不承担培养专业文艺人才的任务,但因其基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所以,“文艺鉴赏课是一门能力课,而不仅仅是一门知识课”。它与很多重在掌握知识点的文科课程不同,不能采用灌输式的教法,满足于强迫学生接受一些知识和技能,忽视对学生独立的认识、体验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根据其教学目标和学科特征,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掌握学习方法,激活审美潜能,提高审美能力就成为重点。只有保护学生的能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让学生自主学习,才能使学生投入地去体验艺术,发现和探究艺术的魅力和规律,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一、《美术鉴赏》课程的的意义 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美的事物在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喜欢它,如同喜欢我们亲爱的人一样。”艺术浓郁的情感性可以带给人以精神的享受,使人身心愉悦,但同时艺术所具有的多义性和抽象性又使人在欣赏时无法畅快淋漓地把握,人必须在掌握一定的艺术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审美,这种审美才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才能让人了解和领悟艺术的深层意蕴,获得一种理性和情感的满足。 艺术是一门充满情感和创造的学科,文艺鉴赏课作为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已不能像中学的文学艺术课那样仅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际体验,而要帮助学生增加对文艺美的理性认识。同时,尽管它是非专业教育,不承担培养专业文艺人才的任务,但因其基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所以,“文艺鉴赏课是一门能力课,而不仅仅是一门知识课”。它与很多重在掌握知识点的文科课程不同,不能采用灌输式的教法,满足于强迫学生接受一些知识和技能,忽视对学生独立的认识、体验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根据其教学目标和学科特征,在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掌握学习方法,激活审美潜能,提高审美能力就成为重点。只有保护学生的能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让学生自主学习,才能使学生投入地去体验艺术,发现和探究艺术的魅力和规律,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二、《美术鉴赏》,侧重必然要求参与式的教学 (一)激发兴趣,引导学生积极走进艺术 我们知道,艺术鉴赏过程要经历三个层面,即艺术语言层、艺术形象层和艺术意蕴层,在艺术语言层的欣赏中要求学生要掌握一些艺术的鉴赏语言,比如欣赏绘画,就必须对它的线条、色彩、构图等语言有所了解;欣赏音乐,就要对它的旋律、节奏、和声、曲式等语言有所了解等。在这个层面上,如果教师以讲授为主,就很容易枯燥,我们不妨打破书本上教学内容的限制,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作为突破口来创设情境,设计教学。同样,在艺术形象层和艺术意蕴层上也是如此。三者的关系是递进的,但在欣赏时却完全可能交叉,甚至统一。 1、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开启多种感官欣赏 与艺术作品对话,只有充分敞开,才能充分接纳,这种状态最有利于对作品的欣赏。那么,如果能创设出一个适当的情境,就可以充分打开学生的感官和心灵,使之与作品“碰撞”,从而发掘出作品最丰富的内涵。比如,欣赏托赛利的小夜曲,学生很容易听出了“优美”的感觉,但这是一种表层的情绪体验,不应满足,还要继续引导,开启他们的联想功能。教师可以设问,你觉得这是什么时候,早晨、下午还是晚上?雨天还是晴天?周围幽静吗,为什么?这样,学生进入了情境,激发了进一步倾听的欲望。当学生推想这个音乐描写的形象可能是早上(因为有鸟鸣),也有可能是雨后(下雨时鸟不可能出来),像在山中(周围非常幽静)等等,就可以启发他们开启多种感官进行欣赏。音乐不仅可以用来听,还可以嗅(嗅到清晨的清新空气)、感(静)、甚至看(画面感)。 充分调动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等多项功能的复合欣赏,给学生以新的感受,同时激活了他们以往的艺术积累、人生阅历,心灵渐渐敞开,更加细腻、丰富起来,这不仅有利于他们迅速理解艺术语言,而且为他们开始与作品进行深层对话做好内在的准备。 2、善用类比,设置问题,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文艺理论的教学,一直是难点,也是比较枯燥的。如果理论是学生自主思考、探究而得,则理论的学习就有趣多了,知识掌握得也牢靠。比如,在讲音乐欣赏时,西方音乐流派及其风格比较枯燥,也不容易理解,我举了其中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三位大师的作品进行对比,实际上就把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与古典时期的音乐,以及古典时期不同作家的作品都进行了对比。我先放了三位大师的三首曲子的片断,然后问学生,假如有一群蚂蚁爬过,三位大师中,谁会说:“慢点,别着急,哦,好,从这边过。”谁会说:“咦,看你往哪边跑,哈哈,再来一下,对,有创意!”而谁会坐在蚂蚁爬过的地方思考,并要它们继续奋斗?当学生欣赏后,被问题激发了思考,于是不难指出第一个大师是巴赫,第二个是莫扎特,第三个是贝多芬。我就进一步引导他们说出原因,并把知识点融在推理中记忆,学生很容易就把握了这些重要的西方音乐流派及其风格。 用类比的方法,巧妙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他们看书,领会艺术语言,作出相应的判断,是学习理论的捷径。因为解答问题的过程,就是学习艺术理论的过程。在解读艺术语言,理解艺术形象,领悟艺术意蕴时,教师可以转换思维,寻找切入点,不一定直接点题讲述,这样既有利于激发兴趣,寓教于乐,避免枯燥,也有利于学生多角度思考,提升审美能力。 (二)因势利导,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艺术 在文艺鉴赏的过程中,由于艺术的情感性和多义性无时无处不在,因此造成鉴赏的个性化、多样化,如果强求一律,势必违反艺术的规律,但如果放任自流,又无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这时,教师就要善于因势利导,从学生鉴赏的具体情况出发,甚至从课堂上出现的意外出发,巧妙地引导他们思考,进一步把艺术鉴赏推向深入,乃至达到融美育、智育、德育教育等于一体的境界。 1、鼓励学生表达感受、见解、质疑,使之深入探究 要提高文艺鉴赏水平,对具体作品的独立鉴赏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让学生热情地参与进这一过程,因此,要鼓励学生充分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见解,甚至质疑,使之深入探究。学生在问与答中,也可以看到自己和别人的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逐渐提高能力。教师要营造宽松的课堂气氛,有利于学生开口。 比如,在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时,我先放音乐,再让学生畅谈感受,肯定每位同学感受的合理性。有个学生问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听完‘抗婚’一段,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最后的‘化蝶’了,心中注满了悲伤和沉重,已经感受不到最后一段音乐的美好;同时,从故事的结构上看,这个故事也讲完了,所以,最后的‘化蝶’部分是不是多余了?”这个学生的感受很“另类”,但很合理。我立即肯定了他的感受有其合理性,并将这个问题交给学生们回答。大家议论纷纷。经过讨论,大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化蝶’给人以希望,符合传统的审美心理,否则作品岂不是太灰色了,令人绝望。我随即结合这个问题,深入剖析相关的文艺理论,指出:‘化蝶’的存在是因为《梁祝》采用了西方奏鸣曲式结构,属呈示―展开―再现三部分中的再现部;而且,它也与展开部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刚愈显其刚,柔愈显其柔,进一步加强了整部作品的悲剧色彩。这样一分析,对这一作品的鉴赏又加深了。同时,我又说明,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品都要采用这一结构,在处理上允许体现不同的风格。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经过多次艺术的探究实践,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和鉴赏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解放思想,善于质疑,是提高审美能力的重要前提。 2、巧用课堂中的意外,使学生学会正确思考问题,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自主学习,学生的思维活跃了,表达时观点难免会“越界”。有的教师遇到这种情况会感到慌张,其实,要认识到意外的出现是自主学习不可避免的,而且意外正说明学生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有时候,意外还是难得的亮点。教师要善于运用课堂中的意外,引导学生正确的思维方法,深入思考。对闪光点更不可轻易放过,要抓住机会加以引导,以收奇效。 总之,文艺鉴赏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艺术欣赏的最终目的是表现,所以,所有有助于学生理解文艺作品的途径,所有有助于学生自由进行艺术表现的机会,所有有助于学生创新发挥的学习方法,我们都要不遗余力地尝试。要习惯于鼓励、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互动合作,大胆创造,表达自己的情感、见解、想象和创造,肯定、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要走近学生,参与他们的活动,感受他们的快乐,在多姿多彩的艺术欣赏和表现实践中,激活学生的审美潜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浅谈在美术鉴赏中抽象艺术教学的策略 在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指导下,如何更新美术教育观念,改变学生的审美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创造能力是时代赋予当代美术教师的重任。本人结合新课程理念和课堂教学实践就美术鉴赏中抽象艺术教学的策略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与思考。 一、 抽象艺术作品的特征 从作品形象与自然形象的相似程度上去划分作品风格的方式上看,抽象艺术主要指艺术形象大幅度偏离或完全抛弃自然对象外观的艺术。当作品中的主观成份大于表现客观事物时作品的形式则趋于意象、抽象。在教学中,那些完全舍弃自然对象,以纯粹的形式构成的抽象艺术作品对于学生来说很难接受,更不用说欣赏。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教育观念的转变,这就要求作为现代的中学生,要了解世界各国文化艺术以及不同的思想观念,通过对包括抽象艺术在内的视觉艺术的欣赏,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及全面素质。 二、美术欣赏课堂中抽象艺术作品教学的策略 1、抽象艺术教学的设计思路 格式塔心理学中有“异质同构”的理论,同构即构造相同,不同的事物具有同构关系,就可以互相转化,因为同构的存在,一个物的局限就可以得到扩展,就能使某种抽象的符号形式与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外界事物发生关联,并因此赋予符号以形式和意义,这意味着人们可以用抽象的形式符号把握和表现现实世界以及人的感情,使得各种表面看来差异很大的事物的关联对应和互译成为可能。从而使艺术的表现成为可能,同样也正是这一点使抽象艺术的表现和理解成为可能。比如鲁班从割破手的小草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锯子,正是这一理论的体现。在抽象作品的教学中我们同样可以运用这一理论开展教学。 教学中可以运用格式塔心理学“异质同构”的原理,发现音乐与美术之间共性,让学生产生通识认知体验。对抽象艺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抽象作品分析向具象画、书法等领域拓展,主要是要让学生了解美术的形式规律。 2、引导学生感知、联想、分析和归纳,形成建构主义学习观 按新课程理念的要求,抽象艺术教学实质上是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去感知、体验作品,让学生了解到点、线、面、色彩、量感、质感、速度、节奏、韵律、秩序等的因素在作品中的作用,帮助学生更深一层理解美术中最为本质的形式规律。 艺术作品本身是多元化的,再加上抽象艺术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这类美术作品的欣赏更具有广阔自由空间,评价上表现出价值的多元性。所以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学识来理解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及所具有的最普遍的审美意义,并以包容的态度接纳学生的感受和评价。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常把自己的判断以推测性的语言告诉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知和评价作品,参与讨论并养成自觉验证判断、减少盲目冲动的评价,使评价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3、学科整合,关注音乐与美术的联系 音乐通过形式的变化表现人的情感的变化,并通过强度、速度、节奏、韵律等表现人的情感的变化。抽象艺术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某种同构关系。为了让学生了解这一知识,在教学中我以蒙德里安的抽象艺术作品为切入口,让学生关注抽象艺术与音乐的联系。 抽象美术作品的表现语言从形式上看有点趋向音乐性。一些心理学家研究认为色彩与声音可以产生联想。例如让学生先听中国民乐《喜洋洋》,从中感受到这种喜庆欢快的情绪体验,再让学生用某种色彩来体现自己的这种欢快的情绪。音乐与美术这种互动在美学被称为“通感”的心理现象,也可以看作联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是构建音乐与美术的桥梁,也为学生理解抽象艺术架起了桥梁。运用这样的方式教学,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就不难理解了。 4、引领学生探究抽象艺术作品的色彩、线条等外在表现形式与内涵的关联 色彩和人情感的联系更为密切,大多数人对色彩都能产生丰富的联系和感受,蒙德里安的冷抽象作品就是充分运用了这一要素。在教学中间,笔者设置了三个小活动,目的是为了检测学生对用色彩创造性地表达情感的态度。 活动一:运用色彩的心理属性初步尝试用不同绘画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体验在绘画中色彩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 活动二:结合绘画中的“形”的相关学习经验,通过形、色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一组表达不同心情的色彩作业。 活动三:在掌握了色彩的对比与调和的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综合已知,尝试对同一种颜色采用不同表现手段来表达不同的绘画主题。 从活动中我看出大多数学生对于色彩、线条表达情感心理接受的程度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有少数同学感到有困难,但可以加以引导。由此可见,从色彩的情感角度引发学生感受作品的情感,再结合音乐作品中情感的表现从而理解抽象艺术作品,具有较好的效果。 5、听音乐,动手画抽象画,提高学生表现和创造的能力 为了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抽象艺术的音乐性、情绪性,在课堂中我增加了动手练习的内容,即听音乐画抽象画。我选了一些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让学生听并快速将第一感受用绘画表现出来。如听贝多芬交响曲《田园》后,学生们能用明快的色调、形式意味很强的纹理来表现春天的景色;听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学生能用蓝灰等色的调子来表现忧伤的情绪;听摇滚乐、爵士乐等等,大部分同学能在表现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情绪时找到某种抽象形式来进行对应,比如线条和色彩等,从而也强化了学生的感受和表现能力。将音乐融合到抽象美术教学中去,让学生从认识上升到实践,进行体验。锻炼学生的表现能力,从而感受抽象绘画具有音乐性的特征,理解抽象绘画是以点、线形式结合、情绪随意性很强的挥洒而构成的色彩斑斓的图像,从而产生运动、不安、热烈、宁静、低落等情绪感受,当学生产生某种情绪时,就是看懂了这类抽象绘画作品。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课中的抽象艺术 摘要:抽象美术是教学中的难点。在高中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应设计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认识和欣赏抽象美术作品的能力。阿尔森・波里布尼指出“抽象艺术真可称得上是二十世纪典型的艺术样式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断言它属于通俗的艺术样式。因此抽象美术作品的欣赏一直都是美术鉴赏教学的一大难点。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引导学生摆脱单一的具象审美感知模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学会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是时代赋予当代美术教师的重任。 关键词:抽象美术 艺术观念 美术教学 一、引言 在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抽象美术作品。学生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总是以像与不像来评判,或者说看不懂,难以理解和接受。故而抽象美术一直是高中美术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最感莫名其妙,又最需要解惑的问题,也是大家争议较大的课程内容。下面谈一谈高中美术欣赏课中的抽象画教学。 二、如何欣赏抽象美术作品 (一)让学生了解抽象美术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艺术价值 抽象艺术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不直接表现任何现实中可视物,但不能因此说它与现实就没有关系,可以说任何艺术的终极对象都是现实。比如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的爵士乐》,创作出了一种视觉音乐,像管乐器一样明亮的黄色线,在霓虹灯光般的红色,蓝色,灰色的小点的闪烁下,呈现出一种爵士乐的节奏感,我们还能感受到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夜晚的噪杂,它是蒙德里安对美国纽约大都市的面貌和节奏的感受,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要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抽象美术,还应转变审美观念。因为作为现代艺术中的抽象画和西方的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艺术家从以前的表现客观现实世界走向主观精神;2、放弃了传统的统一的美的标准;3、传统的艺术十分注重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而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4、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创造,而不是继承传统的内容和技巧。抽象艺术是艺术家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表现手段、艺术语言等各个领域中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它是以纯抽象的语言表现精神及形式意味的美术,而这种纯抽象的美术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因为传统的艺术观念再加上长久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学生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时,仍然用是否同客观对象相似及作品是否优美为标准加以判断,所以会有疑惑不解之感。对于抽象美术作品,学生要了解传统艺术与现代抽象艺术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使自己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也转变自己固有的传统审美观,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和标准上来看抽象的艺术,以全面认识和理解抽象美术。 (二)抽象美术的特点 1、形象的抽象性 抽象美术作品是艺术家对生活中的视觉经验的某种感受予以抽象的心理的一种表现。它以纯粹的点、线、面、形、色等构成画面内容含蓄,形象抽象,给欣赏者的感受是一种朦胧的印象。所以学生在欣赏抽象艺术时不要以像与不像来评价,要尽量根据作品运用主观感受来调动自己的情绪,而不要刻意去辨认画家究竟画的是什么。 2、画面有强烈的动感 许多抽象的绘画,以强烈的笔触,奔放的色彩来刺激人的视觉,动感强烈。例如:康定斯基的作品,以点、线、形、色依情绪随意作画,挥洒自如,使人产生运动、奔放、热烈不安等情绪感受。如产生某种情绪,获得某种狂热、高亢等视觉感受就是看懂了这类绘画,也称为热抽象绘画。属于冷抽象的欧普艺术以形的有规律的变化产生出奇异的流动、变幻的感觉。这些动感很强的抽象艺术是传统的具象绘画无法比拟的。 3、趋向音乐性 抽象画家利用色彩与声音产生的联觉,将点、线、形、色构成无标题的音乐,直接作用于欣赏者,使观者在看抽象画时,在心理上引起某种难以言传的情绪。如蒙德里安的作品《红、蓝、黄构图》。画面用直线分割成不同的方形,再填上原色,并以黑直线将它们分开。画面显得和谐而有变化,如同一首音节长短起伏,但却有自己主旋律的歌。 4、意蕴的含混性 抽象绘画以点、线、面等符号元素组成不明确的物象,其含义也是不明确的,欣赏者从中获得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它排除了具体的物象,其内涵不可能像具象绘画那样表现艺术家对所描绘的事物的认识、态度和评价,只是用抽象的手法表现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或追求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抽象”。 (三)抽象美术在中国当展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很多画家阐述抽象绘画创作,但它毕竟不是主流,始终处于边缘,而写实绘画作为对中国传统绘画方法的一种补充和反映社会变革、传达观念的手段,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从抗战到新中国之后,写实绘画成为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也成为学院美术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在80年代思想开放的年代,当抽象美、形式美被提出时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冲破感,使得发自画家内心的那份畅快得以体现。 抽象绘画是以自由的姿态现身于新时期的中国美术的。但抽象绘画在中国强大的写实主义绘画面前,始终不能汇集成潮流,仅仅是涓涓溪水,不断有哪些性情中人凭着对抽象绘画的执着和热爱,在创作、尝试抽象绘画。但是,抽象美术没有进入普遍的社会认同层面,所以就显得抽象美术还在神秘的萌芽状态,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画家通过实践去丰富抽象绘画在中国的内涵,需要一个又一个得展览区普及抽象美术在公众中的影响力,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证明抽象美术在中国的意义和价值。 (四)让学生通过音乐来理解抽象美术,欣赏抽象美术作品 音乐可以通过没有具体形状的声音为人们所接受,通过形式的变化,通过强度、速度、节奏、韵律等表现人的情感的变化,抽象美术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某种共通关系。在教学中用多媒体让学生听不同乐器的声音和旋律来辨别所传达的情感是紧张的还是松弛的,是明亮的还是暗淡的,从而用颜色来表达这种情绪的变化,明亮的色彩,让人心情愉悦,冷灰的色彩让人觉得阴森,压抑等,这就是音乐与色彩的相互转换,这为学生理解抽象美术架起了桥梁。如此,康定斯基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了。康定斯基始终把绘画看成是一种能唤起听觉的“内在音响”。它经常从音乐的角度来体会绘画的色彩。如他把色彩看作是生活中的“喇叭”“器乐”和“热情”“鼓声”与“铃声”等。在他看来绘画中的色彩犹如音乐里的音符,它本身就能打动观众,所以,康定斯基的作品是抽象的色块和点、线、面的集合,一向被认为是“凝固的音乐”。 (五)教学方法设计 1、图案肌理的制作方法 高中学生理解能力强,再加上不需要写实绘画那样有严格的技艺,因而,可让他们动手制作抽象画。在制作中去体会抽象画所带来的乐趣。如:让学生在板面(如玻璃、塑料板、纸板)上,用水粉、油墨等颜料随意涂画,色彩要饱满,水色要淋漓,以此构成丰富而微妙、自然的肌理效果,然后根据画面效果命题。 2、对比欣赏法 在欣赏国外现代的抽象画时,许多学生会说看不懂,如果把中国的草书拿出来与之对比欣赏,就会发现部分学生虽然不认识其中的字,却能欣赏它的形式意味。中国的草书,特别是狂草,由于其语义的可识性程度降低,欣赏者更注重它的节奏变化及虚实浓淡的笔墨效果。实质上,抽象美术作品中夸张的线条和刺激的色彩与变幻莫测的中国草书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平面的抽象艺术,能给观者在视觉上引起某种情绪感受。 3、打散组合法 打散组合的练习能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对抽象画的审美表现力。具体做法是:先让学生观察要画的对象(如花、草),将花草的原形平面处理类似剪影,然后根据画面需要或个人的审美趣味将其分解、组合,使其构成一个新的形态。也可将小组或全班学生的作品重新组合成一幅抽象的美术作品,最后画面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结束语 总之,抽象的艺术并不是想象中的“高深莫测”。创作抽象画的艺术家对自己的符号解释有时也是模棱两可,作为欣赏者完全不必耗费心思去破解。我们对抽象的美术作品要去了解、认识,而不是对它过于肯定或完全否定。西方的抽象艺术是西方现代艺术中的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它仅仅只是学生了解世界文化艺术的一面镜子。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鉴赏当代美术作品《开国大典》感受艺术美和形式美 【摘要】学习和掌握美术作品的艺术美和形式美,使学生脱离只能分辨“漂亮”与“不漂亮”的自然状态,进入更高的审美阶段;难点是对美术作品的艺术美和形式美知识的学习掌握及对概念的讲解。教学内容主要是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美术作品的艺术美和形式美,并让学生学会用正确的审美标准来鉴赏美术作品。 【关键词】美术作品艺术美形式美 六十四年喜欲狂,赤龙奋起振炎黄。2013年,是我们伟大祖国“母亲”64岁华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胜利召开。一周年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被推选为新一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承接高举中国特色的伟大旗帜,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老百姓迎新忆昔,思绪万千,自49年建国6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生活。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 64年前,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而著名画家董希文将这一历史瞬间以叙事性为主题,典型地代表具象再现,把创作意图通过艺术形式描绘出来,在构图上,画家以照片为基础作了较大变动,使观赏者能看到侧面、半侧面,把人物集中到左边,右边留出空间、天空,象征祖国未来前程似锦、光明美好。并让人民从中联想到新中国诞生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和喜庆的盛景。 由画面可知,十月一日的北京,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古老的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端庄、瑰丽。城楼上大红宫灯放射着耀眼光泽,灯下垂吊的流苏在风中微微摆动。还有蓝天白云、黄菊花、色调单纯、对比强烈。衬托着(主体)国家领导人群像、笔直、挺立,以竖线形平等排列布局,恰当地表现了那宏伟的历史瞬间。画面的右边广场上,万众集会队伍,高举红旗,鲜花和彩旗汇集广场,这一伟大时刻当推到画家董希文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这幅油画是摄影作品难以塑造的艺术美和形式美。“是画家按美的规律和法则对现实生活进行抽离、概括、综合以致创造的结果,反映了艺术家个人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联想。”我们通过画面与摄影比较:油画场景宏伟壮观,室外会场宽广、上下主次分明,前景后景有序、中心突出,色彩温暖、喜庆,有吸引力。而摄影照片上,作报告的气氛能感受到,有真实性。但是黑白的,显得灰蒙蒙的,人物前后站立不齐,队列有较乱的感觉。通过比较,更能感受到美术作品是艺术家经过提炼、加工、创造出来的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第二自然”。美术鉴赏加深了学生对作品的形式美(语言元素、语言手段、语言规则)以及意图的认识。使学生脱离了只能分辨“漂亮”与“不好看”状态,而进入更深度的审美阶段;就是通过感受、体验、理解、想象、回顾等鉴赏活动来认识美术作品,关键在于“感悟”。我归纳在以下五个方面: 1.艺术内涵 画家董希文所描绘的是一个新旧时代的转换瞬间,其意义不只是艺术的再现瞬间,也不只是画了一群国家功臣肖像;而是意味着一个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把人民希望国家强盛的心理与这幅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要潜伏在观望、回顾、对比、联想等心态之中。 2.艺术魅力 A画家创造性地将共和国领导人和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统一在一幅画面,主席侧身站立在画面中间,其他领导人站在靠左三分之一处,右边是广场上集会群众,似乎有点左实右虚之感(不均衡),但的眼神、视线不是全注视讲稿,也看着下面群众,画家是靠主席的眼神把天安门城楼上下人物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使画面右边更加开阔、有意删去了右手处应该有的走廊上一根大红柱子,据画家女儿董一莎后来对记者说,她父亲在定稿之前,还请教了徐悲鸿(院长)和建筑专家(梁思成)获准,受到赞赏,“画面少画一根子,在建筑上是个大错误,在绘画上应该是一大创新。”B①从构图到设置采用横式竖立,安排城楼上领导人与广场上人民群众都是站着,这是寓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红、黄、蓝主色调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色调;②从人物到场面,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画面左右均衡,红旗如海,人群如潮,排列有序,气势磅礴。从气派到宏声,主席作为画面主体形象,位置正是横竖分割线上的交点。与人民同在蓝天下,面对广场,空间开阔,显得十分庄重、稳定、有大国领袖的风范,特别是那伟大形象,反映了泱泱大国领袖的风度;传播了庄重的历史瞬间;寄托了中华民族自信心;表达了站起来的民族自豪感;体现了新中国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唤起了中国人民对这伟大时刻的回忆;激励了中华儿女不断创新、开拓进取。 3.艺术成就 ①创造了人民喜闻乐见的油画新风貌;②继承了唐代壁画风采;③体现了中华民族绘画特色;④揭示了艺术创作要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升华。只有民族的精品才能走向世界。 4.艺术创作手法 利用了传统的写实画法。亲切、自然充满人情味。而不是居高临下,离人民群众太远。例如,在主席讲话之后,人民群众高呼:“万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时作出回应,挥手致意呼喊“人民万岁!”。传递了庄重、稳定、宁静的形式美,并恰当表现了的伟大宏声。体现了人民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另外画家在处理人物性格上,也表现了各种特色;如的手,就不象一般画家强调总理受伤的手总是放腰间的形态,而是放在腰后,这样表现总理的形象更显机警;还有的憨厚、刘少奇的神采、宋庆龄的优雅、李济深的稳健都画得生动真实。至于张澜长袍大褂上的折痕,则是透过他头天晚上叠得平整这一细节,点出了他对开国大典的重视。 5.艺术风格 画家采用了盛唐时期的壁画风格,选用了大红、金黄、碧蓝构成的暖色调,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并运用国画中的工笔线条和写意方法相结合,描绘了大红柱子、大红灯笼,显得圆润光亮;为了达到艺术效果,画家还掺入了沙子和木工的锯沫画成红地毯,呈现毛茸茸的感觉。这也许就是画家的刚毅、洒脱、聪明、单纯的绘画风格吧! 其历史背景:《开国大典》1952年定稿后绘制是在作者姑姑家里完成的(当时中央美院画室小)。1953年国庆节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1954年国庆节首次以年画形式批量发行超100万份。后期又再出版二次印成邮票在全国发行,60年代初入选中小学教科书。其主要因素是作品的艺术内涵和艺术魅力感染了亿万人民群众,人民喜欢它。 《开国大典》因历史原因,有三次改动:①1955年因“高饶事件”画家奉命删除高岗,改成菊花盘景;②1970年底“”中间,“”要强行改掉刘少奇,换成董必武像;③1972年身患重病的董希文被请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指导复制《开国大典》,执笔画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董希文的学生)和青年画家赵域。最后一次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议《开国大典》还历史本来面目,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这次执笔者是北京的两位青年画家(阎振铎和叶武林)的复制品,原作已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画库。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湖湘艺术品鉴藏与高校美术鉴赏教学改革 摘 要:当代的高校美术鉴赏教学,要从美术鉴赏自身及其外在条件的变化出发,充分利用湖湘艺术品鉴藏知识,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加强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接;结合美术鉴赏的生存和传播特点,创新教学方法,促进美术鉴赏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当代 湖湘 艺术品鉴藏 美术鉴赏 教学创新 盛世兴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物质文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要,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消费需求正日益高涨,文化产业正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我国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和投资者已达7000万人,年交易额近200亿元,参与人员和成交额还在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艺术品投资正成为与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并驾齐驱的三大投资方式之一,成为经济投资界的一大热点。当前,中国急需一大批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的艺术收藏家和经营管理者,他们需要博古通今、融会中西、需要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才能推动中国艺术品市场可持续繁荣发展。 随着我国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不断深化,美术鉴赏教学已经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我们适应未来社会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然而目前我国许多普通高校对美术欣赏教学体系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相对于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美术鉴赏课程的地位,我们对美术欣赏教学体系的研究显得极度贫乏和不够深入。 针对当前高校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这种现状,同时为打造中国艺术品鉴赏教育平台,提升艺术品收藏家的鉴赏能力,以目前盛兴的艺术品鉴藏与投资为契机,分析目前高校美术鉴赏课实施的主要状况,探讨湖湘艺术品鉴藏在高校美术鉴赏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适应现代教育需求。我们认为,当前作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的美术鉴赏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进行美术鉴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深化改革,发挥美术独特的教育价值寻找美术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 一、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积极借鉴美术鉴赏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化教学内容 高校美术鉴赏教学应该关注理论界的发展动态,引进新的研究成果,推进美术鉴赏课堂教学。公共选修课的美术鉴赏教学尽管属于一种通识性教育,与纯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深浅有别,但是,实践表明,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会制约或者促进该学科的课堂教学,理论的导向性和引领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譬如,什么是“鉴赏”?“鉴赏”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讲授美术鉴赏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所谓鉴赏,实际上包括鉴定与欣赏两个方面。鉴定主要指判定作品的真伪,应属鉴定学的范畴;欣赏,主要指品评作品的优劣,属艺术批评学的范畴。鉴定与欣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鉴定是建立在欣赏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懂得欣赏才能判断作品的真伪;欣赏又是鉴定的演进,高明的鉴定家必定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同时,鉴定着重于笔墨内涵、个性风格、文献考证等,而欣赏则重在艺术论析、气韵意境、审美价值等。收藏,主要包括收藏、流传、著录等方面。中国艺术品的鉴藏学问很深,范围很广。它以鉴定真伪为中心,旁涉欣赏、收藏、著录、考证等诸范畴。 目前不少高校的美术鉴赏教学主要是进行作品的介绍和赏析,忽视了艺术品的分析、鉴定、考证。这种美术鉴赏观念片面、明显滞后于学术界的理论研究。 二、加强美术鉴赏与现代生活的紧密联系,寻找美术鉴赏与高校学子在精神文化上的无缝对接,充实鲜活的教学内容 我们应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从事美术鉴赏教学,阐述美术鉴赏的物质载体、审美特征与现代技术、文化生活的内在联系,讲出新意,讲出深度。事实上,美术鉴赏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还是实用的,要有“大美术”观念,它要不断进行创新,自然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美术所蕴含的古典精神不少也具有现代性,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充分挖掘美术的人文精神,就能突破时代的壁垒,生发出新的教学内容。将古典式的极限浪漫主义情怀与现代人文精神合观共视,教学内容变得鲜活灵动,就能得到学生的高度认同。 三、从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来从事美术鉴赏,拓展教学内容 许多湖湘艺术品都是我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珍贵文物,美术教育既是艺术教育,也是民族文化教育,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价值。譬如,我们可以从湖湘艺术品的传承方式入手来讲授美术的文化特性。从这一角度来说,高校美术鉴赏教学是当代一种自觉抢救和保护文物的文化传承活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高校美术教学中,美术鉴赏的民族文化传承性会进一步受到重视,开辟出美术鉴赏教学的新路径。 四、精心凝练教学内容,建立三维立体化的教学板块,提高美术鉴赏教学实效 美术鉴赏教学内容非常丰富,头绪繁多。一方面,美术鉴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优秀作品灿若繁星,艺术名家辈出。另一方面,美术鉴赏是一项融文学、历史甚至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面对内涵丰富、体系庞大的美术鉴赏教学体系,要求我们遵循教育规律,精心凝练教学内容,使之系统化、科学化。笔者以为,美术鉴赏教育由三个有机部分构成:首先是文学赏析教育,即介绍美术作品意境和叙事之美;其次是美术鉴赏教育,引导学生欣赏艺术作品的造型、技法、色彩、风格之美;最后是文化传承教育,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与美术相关的政治、经济、民俗、宗教等内容,也就是阐述美术的文化生态环境。三者互为补充,彼此渗透,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完整的美术鉴赏课程体系,满足学生不同层面的文化和审美需求。 五、结合当代美术鉴赏的生存和传播特点,创新教学方法,促进美术鉴赏与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 在中国历史上,美术是广大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术既是公众审美需求,也包含着深刻的宗教仪式内容,它广泛生存于人们日常生活等公私文化空间。人们接受美术的渠道多种多样,除了欣赏绘画作品,还可以通过制作和欣赏民间剪纸、雕刻、刺绣等方式来接受美术。 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美术的生存方式与传播途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美术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美术继续通过传统方式传播,另一方面,涌现出了更加便捷的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光碟、手机等均成为美术的有效传播途径。这就要求高校的美术鉴赏教学,要从业已变化的外部条件出发,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提高教学实效,引领学生进入古典艺术的殿堂,促进美术鉴赏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 一言以蔽之,高校美术鉴赏教学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美术生存条件的变化,充分利用湖湘艺术品鉴藏知识,深化教学内容,积极开展教学模式的变革,弘扬民族文化,提升大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真正发挥美术独特的审美教育功能。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浅谈高中美术中“艺术鉴赏”的有效教学 美术鉴赏是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与评价,是运用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从而获得审美享受,并理解其作品背后的艺术现象的活动。可以看出美术鉴赏教学不仅仅是将艺术大师的杰作展示给学生看,更重要的是通过美术学习让学生自己具有独立思考、评价、反思作品的能力。并在鉴赏之后运用已有的知识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行独立创作。那么,如何上好美术课,让学生爱上美术课呢?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方面来谈谈笔者的见解与体会。 一、审美观念的转变 要了解和认识抽象美术,首先就应转变审美观念。因为作为现代艺术中的抽象画和西方的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l、艺术家从以前的表现客观现实世界走向主观精神;2、放弃了传统的统一的美的标准;3、传统的艺术十分注重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而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4、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创造,而不是继承传统的内容和技巧。抽象艺术是艺术家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表现手段、艺术语言等各个领域中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它是以纯抽象的语言表现精神及形式意味的美术,而这种纯抽象的美术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因为传统的艺术观念再加上长久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学生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时,仍然用是否同客观对象相似及作品是否优美为标准加以判断,所以会有疑惑不解之感。对于抽象美术作品,学生要了解传统艺术与现代抽象艺术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使自己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也转变自己固有的传统审美观,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和标准上来看抽象的艺术,以全面认识和理解抽象美术。 一、教师应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 美术鉴赏包含鉴别与欣赏,在美术鉴赏中,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审美标准、审美趣味,从作品中获得对于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展开联想和想像,并伴随一系列的情感反应,从而对作品作出某种审美评价,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即审美享受,因此,美术鉴赏在具体要求上 ,比美术欣赏要更高一些,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中“欣赏・评述”学习领域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拓展与延伸。也就是说,教师要通过美术鉴赏内容系列的教学,使学生们不仅能欣赏一些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同时也能运用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获得审美享受,并理解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因此,作为一名美术教师首先就要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主要有两点: 1、要通过阅读美术理论、美术史、美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或学术论文,提高对美术学科的认识,如:“什么是美术”这个具有探索性的问题,就要通过查找资料,阅读文献,找到“美术”这个词演变的轨迹,并综合有名学者的观点,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就可以对“美术”一词作出自己的解释了。 2、从多种渠道接受美术信息。高中美术教师应该经常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所举办的展览,除了关注经典美术作品外,还应该关注当代的发展动向,了解当代美术的特征,思考其原因,从而学会鉴赏,学会评论,以加深对美术的理解 。也可通过上网查阅,获得各类美术信息,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此外,还应积极思考,加强交流,在与他人思想火花的撞击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以迎接高中美术课程改革提出的挑战。 二、课前有效导入 通过故事导入,利用语言的描绘对学生的认知活动有着一定的指向性,并且带着情感色彩作用于学生的感官,激发学生的情感,帮助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中。如在讲《欧洲文艺复兴绘画》时,教师在课前可以向学生讲述文艺复兴大师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导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丰富课外活动,培养创造力 丰富多彩的美术课外活动可以使学生在生活中形成自主探索、发现学习内容并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处理得当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我在美术教学中经常是这样做的:首先,有目的地让学生去阅读古今中外著名画家的有关书籍,让学生从画家们的成长历程中积累材料,得到情感体验、生活经验,获得更多的知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比如我要讲齐白石作品时,先让学生去查阅资料,了解齐白石的个人信息、历史背景、题材方向以及他的一些感人的故事等,为教学打下基础;同时,由于学生对美术知识的不断积累,教学中故事与目标相结合,气氛很好,他们对美术课也越来越感兴趣。 四、充分发挥想象力,完善对作品更深的思考 “真实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任何创造都离不开具体的想象。美术欣赏教学在欣赏名作过程中,大胆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高中美术教材中包含了许多高水平的美术作品作为欣赏内容,在引导学生欣赏这些作品时,凡是学生容易理解的都要给学生留下一定的思维空间,鼓励他们独立观察,充分想象,细细领悟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同时要求学生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大胆发表个人见解,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对美术欣赏的兴趣,促进学生语言表达和发散性思维的发展。如:上《形式美的创造》一课中,塞林塔诺《运动绘画第三号》是光效应艺术中同期性构成了一个典范,而学生通过欣赏这件作品有了现实性的联想和虚幻性想象。有的同学说像舞蹈演员的裙子;也有同说像抽象艺术舞台上演奏的形以载道的旋律;还有同学说像一只魔幻的眼睛等等。这一切不都是对美术名作更深的思考吗?课后,大家的周记中又出现一篇较好的观后感。当然,由于种种原因,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尚在积极的摸索和发展阶段,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对高中美术欣赏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数理化在教学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到愉快,那是教学水平的话,那么艺术教学让学生在愉快中学习,则是对教学的一般要求,美术教学中不仅要讲清楚、弄明白、更要追求讲艺术。在当前应试教育没有真正转变,高考压力依然如故的情况下,美术教师只能付出更多的智慧和精力,充分发挥艺术科学的魅力,提高课堂效益,创新求变,才有可能从学生有限的精力中,真正得到一份收获,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目标。 作为美术教师只要千方百计地设计好美术欣赏课的教学过程,以各种新的手法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定能教好高中美术欣赏课。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浅议高中美术鉴赏中的宗教艺术 摘 要:宗教在艺术的发展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从原始艺术的发展当中,这种以宗教为题材为宗教服务的艺术。着重从高中美术鉴赏中的原始美术开始,探讨宗教艺术的形成过程和艺术特点。 关键词:宗教艺术;原始美术;史前浮雕;洞窟壁画 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原始洞窟壁画,这些距今两三万年以前的原始绘画,大都表现的是原始人类向神灵祈祷他们狩猎成功意思的一些活动场景,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窟,画有众多的动物形象,马、猪、鹿、牛、羊等形象频频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受伤的野牛图”。这幅原始壁画画得充满了动感与力量,牛头深深低了下去,前肢曲了起来,后肢前翘,显出牛的野性与受伤后痛苦的挣扎。牛眼睛的刻画简练而传神,使牛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论文附图: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受伤的野牛》 这并不是原始人单纯为了艺术而作的画作,它其实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愿望,盼望着神灵能够赐予他们力量来征服野牛,还有一种说法,这些画能够使他们的猎物如同他们所描绘的那样倒在他们跟前。 在法国的拉塞尔出土了一尊大约有两万年历史的浮雕――《手持牛角的妇女》,上面刻有一位拿着牛角的妇女形象,据人们推测,她可能与主持某种狩猎活动有关的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艺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件相当简练的作品,只雕刻了一些大概的人的四肢,甚至我们连五官都可不清楚,但是我们并不仅仅认为这是一件艺术品,同时,它也有可能也是记载宗教祭祀的一件礼器。 另外,在舞蹈方面来说,很多的舞蹈也是一种崇拜形态,是宗教庆典期间礼仪的一部分,从中国马家窑出土的土陶罐上就画有一群人相互牵手,一起跳舞的图案,马克思说:“原始部落的舞蹈,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原始时代,原始人类的所有艺术活动都离不开宗教崇拜,他们与宗教崇拜仪式活动乃至部落的生产活动常常是融混一起的,原始人的世界就是那个神秘的让他们变的虔诚而令他们畏惧的宗教的世界,原始人的思想从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来,也都充满着宗教思想。“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总的纲领”。 从绘画和舞蹈两个方面来看,因为原始人类的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宗教,所以我们说原始的艺术也可以称之为宗教艺术。然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要混淆和模糊了原始人类的物质生产与意识观念的界限,来论证所有的原始艺术,原始宗教崇拜活动与生产活动没有明确的界限。 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决定着他们思想意识的产生,实际上原始宗教仪式或者原始艺术的各种形式,都只有为了促进生产这一个目的。从原始人的思维特性看,原始人在宗教方面把握与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基本采取与艺术的把握世界相一致的方式,马克思曾经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 总之,我们对不同的艺术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艺术家简介对美术鉴赏的重要性 当下大多数的高中美术课都是以《美术鉴赏》为主,教材按《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的5个系列9个模块所规定的框架进行编写,教材中出现了雕塑、建筑、绘画等几大类,每一大类都给了许多艺术大师的名作。对于如何鉴赏作品,许多教师只是带领学生看作品的作者、年代、材料、手段、语言形式和内容等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往往忽略讲解作者创作作品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相关知识,这些内容都属于作者的简介,是我们了解艺术家的必要途径。教师们常会因其繁琐,占用太多课堂时间而忽略,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们欣赏时往往不知其达何意,不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进而无法更深入的鉴赏。作为教师,不能因其繁琐而忽略一些课程,艺术家是艺术创作者,他们生活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以及自身性格个性都影响艺术创作,可以说艺术家简介是美术鉴赏课的重要途径。 一、艺术家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美术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特定社会的产物。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艺术家,他的任何作品都必然受到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环境影响,想要鉴赏美术作品,就要充分了解艺术家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例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我们只知道画面呈现给我们的是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却不知徐悲鸿的创作意图和作品要表达的意义。此时,教师就要讲解作者简介,通过艺术家简介我们知道徐悲鸿生活年代,而《愚公移山》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0年,作者有感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直至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以我国古代愚公移山的传说创作了这幅作品。作品中有的挖掘,有的运输,还有的担负后勤工作,以此说明,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由此可见,艺术家生活历史环境对创作的影响,介绍艺术家对美术鉴赏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再鉴赏两幅作品。教材《美术鉴赏》第一课中的《捣练图》和《拾穗》,两幅作品都以妇女劳动为题材,前者画的是贵族妇女捣练的场面,给人以优雅平和、富有劳动节奏的美感;《拾穗》画的则是三个贫穷妇女在麦地里急匆匆向前弯腰拾穗的情景,看了不禁让人同情。为什么两幅同是描绘妇女劳动场面的绘画会给人不同的感受呢?我们还是要从艺术家们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分析,还是要对艺术家们做一番介绍。通过对《捣练图》的作者张萱的介绍,我们知道他生活在唐朝时期,当时的社会繁荣昌盛,可见作品是以展现捣练过程为目的的风俗画,主要是赞颂妇女劳动之美。而《拾穗》的作者米勒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正处在贫困差距加大、阶级矛盾尖锐的时期,米勒居住于农村,亲身参加田间劳动,深知农民的贫穷与艰辛,他是站在同情农村贫穷妇女的立场上来画《拾穗》的。由几幅作品的鉴赏我们看出了解艺术家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对美术鉴赏的作用,看出介绍艺术家的重要性,只有对画家本人了解深刻,才能理解画家的表现意图,并对作品作出价值判断。 二、艺术家生活的文化环境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艺术家们的创作意图便不相同,作品所呈现的内容、想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同样,不同的文化环境也会造成艺术家创作意图的差异。例如,李桦和古元两位艺术家,他们同是处于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的年代,但因生活的文化环境不同,其作品表达的意义便不相同。李桦成长于国民党统治区,受到的是鲁迅传播的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影响,因此他的早期作品就意在以表现主义的风格揭露和批判现实,如作品《怒吼吧,中国》。而古元是成长于延安解放区的民主环境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他的早期作品则意在以朴实、平和的写实风格呈现和歌颂延安人民的生活景象,如作品《离婚诉》。对艺术家进行介绍,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对这些相关因素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使我们更深入地进行美术鉴赏,从而对作品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 三、艺术家自身个性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我们在鉴赏美术作品时,往往会看到一些形象怪异的美术作品,其变形的、夸张的形象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例如,法国画家马蒂斯的作品《马蒂斯夫人像》,画面中丑陋不堪的形象实在无法让人理解为是一名美丽的女子,也曾有位女士问马蒂斯:“难道我们女人都像您画的那个样子么?”可见,人们对其作品的质疑。对于如何欣赏这一类作品,我们就要看画家自身的个性了。艺术家自身的个性决定着艺术作品的风格,也是作品创作意图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我们来分析、鉴赏作品《马蒂斯夫人像》,根据马蒂斯简介,我们知道他是野兽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个性狂放不羁。以他为代表的野兽主义画风狂放,不拘笔法,形体夸张而令人惊愕,以致被人们蔑称为“野兽主义者”。同样,我们再鉴赏另一幅怪异的美术作品《内战的预感》。看到作品,很多人会感到惊讶,作品虽然展开了一个真实的风景,但那个“妖怪”式的人物已超越了人们的视觉经验,破坏了宁静、优美的风景。要欣赏这幅作品还是要从作者的个性来分析,作者达利性格怪癖,在学生时代就行为异于常人,爱穿奇装异服,极其引人注目。达利于是因势利导,把他这种怪异之处运用到他的艺术之中。这幅作品中,达利将人体各部位重新进行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组合,从上臂长出小腿和脚,从大腿长出前臂和手。这样怪诞、高大、恐怖的梦境形象,表现出人的贪欲。这是人类自我耗费的象征,它渗透着作者对人类生存行为的体验,是人类不负责任地发动战争和自我毁灭的病态行为的梦态形象转译。 总之,在进行美术鉴赏时,教师对艺术家们做一番介绍,让学生了解艺术家生活社会历史环境,艺术家生活的文化环境知识水平以及艺术家的自身个性等。只有对艺术家有一个深刻了解,才能对美术作品进行深入鉴赏,才知道艺术家们想表达和创作的欲望是什么,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作品激烈,有的抒情,有的悲壮,有的优美。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在全球化大发展的今天,高中美术教育应当顺应文化教育的全球化的大趋势,结合高中生群体的兴趣和特征,将世界最新的艺术结晶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通过探索和实践,本文总结了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必要性、匹配性和重要价值。 【关键词】文化教育全球化;现代艺术;高中美术教育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成为一种事实。而如今,我认为世界已经加速步入“后经济全球化时代”,即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时代,包括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在文化教育领域,文化教育的全球化将成为新时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 国内文化教育方面,出国留学、双语教学、外籍教师、校际合作等等多种教育全球化的方式陆续出现。大局势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首先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考虑教育问题,并不断地做更多的实践和探索。高中学审美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已经具备一定的判断力以及接受和吸收大量知识信息的能力,选择在高中美术教育阶段引入国际化的文化元素是比较迫切和现实的选择。 一、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必要性 我们研究上海高中使用的两种教科书会发现,教材中美术鉴赏部分以中华民族艺术及国外古代经典艺术为主,比较缺乏现代艺术的鉴赏内容。 就此,笔者在2011年10月份对执教的上海市金山区亭林中学高一、高二的班级做了调查问卷,统计调查结果如下:学生对现代艺术家的认知度在34%,对现代艺术概念的理解度在18%,对现代艺术名作的认知度在30%,对现代艺术展览的参与度在21%。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大部分高中学生对现代艺术很陌生,学生对四项现代艺术的基本要素的了解或参与程度最高不超过35%。另一方面,我们看学生对现代艺术的兴趣的统计数据:在我们问卷对现代艺术作品向学生举例说明后,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71%的高一、高二学生对接触现代艺术感兴趣;10%的学生认为一般;19%的学生没兴趣。大部分学生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认为现代艺术激发想象、独特新奇和时尚美观。 可见,学生对现代艺术形式和内容是充满了兴趣的,但是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而现行的教材对现代艺术的内容设置比较缺乏,学生对社会中接触机会很多的现代艺术的“鉴赏”兴趣和能力未得到满足。所以,笔者认为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很有必要做导入现代艺术的探讨和实践。 二、现代艺术与高中美术鉴赏教育的匹配性分析 1、现代艺术解读 现代艺术起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埃及、希腊、西亚)的西方艺术。可以将现代艺术理解为在科学和理性的原理之上,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视觉风格组合而成的一座大厦。本文想研究说明的主要是最新的现代艺术后期的主要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大地艺术(Earth Art)、装置艺术(Installation)、概念艺术(ConceptualArt)、过程艺术(Process art)。现代艺术表达的价值观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不求纯粹;二是善待传统;三是非个人化,四是多种标准。 2、与高中美术教育的匹配与结合 并不是所有的现代艺术内容都适合高中生群体,现代的高中生活泼好奇愿意接触和尝试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同时他们又具备了很强的自我意识,对强迫性接受的知识有很强的抗性,而且他们的自我判断力和思考力也没有成熟。 从原则上看,我认为还是从学生的兴趣和艺术价值的本源出发相结合考虑,能开拓视野激发想象力、提高审美感、故事感、共情能力等感知力的艺术形式,介绍一些最新的、时尚的、具备新奇独特性能够激发学生想象的内容,并且规避一些内容,两者结合作为高中美术鉴赏教育的补充。 从实践上,先从现代艺术简史的介绍开始,选取4种形式的现代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概念艺术、过程艺术的代表作品,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呈现教学,介绍代表艺术家,对作品表达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做评价,然后在做交互式的批判评价,并且可以结合初级的艺术实践,最终达到艺术评价和批判相结合。 三、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意义 笔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将现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课程的实践之后,认为这样的实践有以下重要的价值: 1、文化艺术兴趣的培养 现代艺术从表现内容上是取材于我们现实生活;从造型语言上可以是一张老照片、旧衣服等,具备了多样性。实践证明,新异的现代艺术能够形成对学生的强吸引力,进而能培养学生对文化艺术的兴趣、知识及鉴赏能力。 2、开阔视野,提高创新意识 现代艺术重视科技和思维两大内涵,因而与现代艺术媒体有极强的结合。通过现代艺术实践,学生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多元的文化、科技、材料知识、信息、新观念等,可以明显的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3、批判性思维方式 高中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审美观正在形成,通过现代艺术的批判性鉴赏,可以培养学生看待社会事物的思维方式,不轻信、不盲从、不唯书、遇到事物去思考分析、鉴别批判的思维方式对他们有益。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论高中美术西方现代艺术鉴赏教学策略 摘 要: 高中美术教学中西方现代艺术鉴赏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部分,教师要结合高中生的鉴赏基础和思维能力,运用知人论世、点面结合、纵向联系、创作实践等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和鉴赏方法,综合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关键词: 高中美术西方现代艺术鉴赏 知人论世 点面结合 纵向联系 创作实践 艺术作为人类世界的感性呈现,承载着人类精神史的广度和深度。西方学者巴赞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文化离异,就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会变成文化的沙漠。高中教育在升学压力下,往往不重视审美教育,在以考分为主要参照的评价体系中,学生的精神世界较为空乏,审美能力较弱,对艺术缺少感知和辨识。艺术同自然一样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无艺术的人生是乏味低俗的。在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应该为学生提供一片自由充盈的审美空间,综合提高学生的精神素质。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西方现代艺术鉴赏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内容,其涉及教材中的四部分:意象艺术、抽象艺术、西方现代艺术、美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判断等,教师需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让学生改变以写真的、“像与不像”为标准的传统视觉审美程式,用现代的审美眼光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流派风格和思想情感。本文以西方现代绘画艺术为切入点,探讨西方现代艺术鉴赏的教学策略。 一、知人论世,探知本质。 古典艺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对象,艺术家按照看到的世界来描绘对象,画作是世界的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外部世界。而西方现代绘画不再追求客观的真实,而是追求内心的真实,其艺术理念、艺术标准、创作方法、语言形式、思想情感与古典绘画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按照传统的欣赏方法就可能看不懂画家的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所以,要想欣赏现代艺术,就必须先了解现代艺术产生的土壤——现代社会、哲学思潮、艺术家经历,等等。知人论世是走进现代绘画的基本方法,就是要了解艺术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艺术家的身世经历、理念追求等。现代社会摄像机的出现代替了绘画的写实功能,于是绘画不再执著对外部客观事物的描摹,而是寻找新的出路和存在价值,从而转向内在情感和精神实质。教师必须让学生了解现代工业社会物质经济发展带来的精神变动,如哲学和宗教新思潮,这对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追求推动着艺术的变革,现代艺术如果没有艺术家的解说和评论家的阐释,则其确实难以理解。比如,要了解印象主义绘画就必须从1863年巴黎艺术界“落选者沙龙”谈起,马奈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不符合学院派的审美标准而被大肆批判,从此以马奈为代表的“落选者”和保守的学院派之间进行了新旧艺术的争锋。马奈在1867年展览会前言写道,这些反对者都是以传统观念来理解绘画的形式、手法和观点的,他们从不承认其他的理解形式,而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种幼稚的偏见:除了他们的公式,一切毫无价值。马奈先生一向承认别人的才能,从不妄想消灭前人的绘画或者是创造新的绘画,他只不过决心要做他自己,而不是要做某一个别人。印象主义者们走出画室,在户外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和自然界的光色变化,进行现场绘画创作,由此开启一个个流派的艺术实验。只有了解凡·高狂热的宗教情怀才能体会其《星空》中用火焰般、漩涡般弯曲的运动线条表现出的强烈激情;只有了解高更对都市文明的厌恶和对原始文明的向往,才能理解他住在塔西提岛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样的人生哲理问题……知人论世的鉴赏方法可以使学生按艺术家原本意图对作品进行理解,这种从艺术家的立场来解读作品,是最基本的赏析方法。 二、点面结合,探知风格。 “点面结合”是指以艺术家的代表作或一幅画为出发点和切入口,然后结合艺术家的其他作品,感知艺术家的时代风格和整体风格。比如了解凡·高,可以把《星空》作为突破口,可以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其构图、线条、色彩有何特点?他描绘的夜空和你看到的有何不同?画家这样表现的目的是什么?你从中感受到怎样的情感?经过讨论后,可以让学生欣赏其他作品,如《向日葵》、《吃土豆的人》、《自画像》、《夜咖啡馆》等,学生自然会归纳总结凡·高作品中物象的扭曲变形和色彩的强度明度,从而感知凡·高作品独特的风格。点面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学生较为完整地把握一个艺术家或一个流派的风格特色。风格是一个艺术家最为显著的标志,特别是现代艺术中,层出不穷的众多流派需要抓住特征来分辨,每个流派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如印象主义绘画中莫奈和雷诺阿有区别,塞尚、凡·高、高更又有区别。所以,点面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了解画家的整体风格,而不是仅看到局部和表象。 三、纵向联系,彰显个性 现代派绘画是在反叛甚至颠覆古典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与生俱来的叛逆性带来了绘画艺术的不断革新。各个流派都是在否定他人他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主张。运用纵向联系的手法就可以以历史为主线,把各个流派贯穿起来,分辨各流派的艺术追求。比如塞尚放弃了印象主义画家所采用的快速作画的方法,而对物象进行深入、长时间的分析,专注于物质的实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的表现,“用圆柱、圆球、圆锥体去处理自然”。其画法影响了毕加索,毕加索对塞尚式的形体和结构进行了概括性处理,用几何形体的组合拼接来构图,创建了立体主义流派,其肢解破除了传统艺术家对“自然形”的认识,从而产生了空间和结构的心概念。立体主义形体观念对其后的艺术实验产生了重要启示。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都从中吸收了不同的营养。抓住形体这一线索,就可以把这些有传承关系的流派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纵向联系和对比,可以使学生清晰地把握各流派的异同点,体察现代艺术发展变化的规律,对现代艺术有更深入的认识。 四、创作实践,领悟精神。 现代艺术的鉴赏要不断突破传统视觉程式的束缚,培养学生现代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趣味,创作实践活动是培养鉴赏能力的途径之一。在教学活动中可以加入创作体验的小环节,加强学生对现代绘画理念或技法的认识。如在鉴赏立体主义绘画时,可以让学生用几何图案变形拼接成一定的物象,并说说这样构图的意图,也可以让学生相互评价,还可以加入拼贴和实物要素,让学生感知材料、物质要素对绘画的影响。教师要根据不同流派和画家的创新处设置简单可行的小练习、小实验,让学生亲身体悟现代艺术的理念风格和审美追求。这样的方式就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思维水平。 五、面向生活,慧眼识别。 现代艺术自19世纪末出现在西方文化舞台上之后,就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不断突破传统的艺术体系和美学规范,把各种新的观念形式和材料纳入到艺术表达的范畴内。不了解现代艺术的革新及形式和理念上的突破就不会理解当代多元化的艺术风格追求,不会鉴赏当代先锋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把当代艺术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作为引入部分或延伸部分,让学生思考鉴别。渐渐地,学生就会把鉴赏方法运用到现实中,对当代艺术问题进行评析,建立现代的审美品位和审美标准,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识辨当代复杂怪异的艺术现象。 总之,在西方现代艺术鉴赏教学中,教师要结合高中学生的理解认识水平和艺术基础,让学生了解现代艺术生成的社会背景及艺术家经历、艺术理论探知艺术家个性化的风格追求;通过纵横的对比联系明晰流派风格的继承发展;通过绘画实践、当代艺术现象体悟艺术精神,最终达到对新奇多变的现代艺术的鉴赏。在教学中,教师要灵活多样地运用这些方法,设计合理的教学环节,由浅入深,启发引导,把内容庞杂的现代艺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鉴赏,让学生对西方现代艺术具备初步的鉴赏能力。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浅谈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学艺术 摘 要:美术鉴赏是引导学生开展审美活动的课程,在培养学生审美鉴赏能力、提高审美素养、陶冶学生情操、健全学生人格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应在美术鉴赏教学实践中创新教法,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为一体,才能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美术素养,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关键词:美术鉴赏 有效教学 教学艺术 美术鉴赏教学是高中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要让学生在面对古今中外优秀的美术作品时,在教师的指导下,去分析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体悟美术作品中内在的精神涵义,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中“欣赏、评述”学习领域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拓展和延伸。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美术素养,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陶冶情操,也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形成热爱本民族文化、尊重世界多元化的情感和态度。可以说,成功的美术教学能够培养学生对艺术有种潜在的感悟能力,学生可以通过这样的感悟力去丰富感情,理解生活,体味人生。那么,在有限的美术教学时间内如何完成这一目标将是一件值得我们极需共同研究的课题。 一、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创设课堂情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上好鉴赏课的前提。在一个教学主题开始以后,教师要创设一个求知、探究的环境和氛围,激发起学生探求的愿望和热情,激活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如讲《韩熙载夜宴图》一课时,我首先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李煜吗?”一下子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初中教材中学生都学过李煜的名篇《虞美人》),学生很奇怪美术课中老师为何会问这个问题。紧接着我又问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如何?他有哪几首著名的词?他的政绩如何?当时社会环境如何?然后从他的政绩来引入《韩熙载夜宴图》背景,一切相当的自然、顺畅。通过这些相关文化情境的介绍,学生非常迫切的想看到这张作品,提升了学生对学习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兴趣和欲望,为整节课起了个很好的开端。又如:在《玉石之分——古代玉器艺术》一课中,把玉在生活的用途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比如玉的保健、美容的生活例子。把对玉的审美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从而有效的达成教学目标和完成学习任务。 美术鉴赏课的情境创设要切题、新颖有趣,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要能够激活学生的探究兴趣,要与教学内容相关联,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参与到后面的自主学习中去。 二、提出问题,引发学生主动探究 新的课程标准,把学生自主学习作为一项重要策略。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是各学科课堂教学都应承担的任务,美术鉴赏课也不例外。所以提出问题,引发学生主动探究,是学生亲历探究过程的中介和桥梁。问题的提出可以是教师提出问题;也可以是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筛选和确定问题;或者由学生提出问题。如在《美在民间──中国民间美术》一课,我提出了以下一系列问题:剪纸:研究一下剪纸的历史;剪纸如果按它的表现方式来分可以分成哪几类,并举出具体的图片例子;列举各地比较有名的剪纸及其剪纸艺人,并总结南北剪纸各有什么特色。皮影:皮影的起源发展与现状;皮影造型的艺术风格;皮影戏人物的角色造型设计。年画:什么是年画;年画的用途及艺术特色;江苏桃花坞年画的发展以及艺术特色。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教师按照学生的自主选择进行分组编排,让学生在电子阅览室进行探究性学习。 无论是哪种方式提出问题,都是为了引发学生主动探究,所以提出的问题应具备以下特征:问题要明确;问题要适度;问题宜小不宜大;问题宜具体不宜抽象。 三、自主学习,引导学生体验内涵 新课程实验教学的要求,教学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讲到中国民间美术鉴赏这一单元时,我们可以要求学生到农村、集市中去搜集旧的剪纸、年画、民间玩具等,也可以从报刊、杂志搜集有关图片资料。我们就应积极引导学生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熟悉的家乡寻美,在取材中欣赏美。这些既可以调动学生积极性,让他们兴趣大增,又是最生动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课堂教学。如果一节课的学习基本由教师在讲,学生在听,我觉得是忽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许多学生懒于动口,阐述自己的观点更是“无言以对”往往用“不知道”来回答,长期下去,学生会形成你讲我听,不想动脑的惰性。在美术鉴赏活动中,教师还应该多鼓励学生以自己的观点来描述、分析、理解和评价艺术作品,鼓励与他人进行交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对于性格内向的学生更应该多鼓励其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四、巧用多媒体,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美术是视觉及造型艺术,具有可视的形象特点,利用现代化教学方法使美术教学手段向多元化发展,如实物展示、投影运用、多媒体音像的引进,通过声音、动画、视频、投影等手段,为学生创造一个色彩缤纷、声像同步、亦动亦静,能再现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情景,大大地增加信息量和科技量。在《宛自天开——古代园林》一课中,我首先播放一段苏州园林影像片段,配上中国古典乐曲,让学生陶醉在优美音乐和和谐的古典园林环境中,学生被这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景色吸引,不知觉投入到美术欣赏活动中来,对中国园林进行重新认识和感受,然后表达自己对中国园林的理解。 让学生通过聆听、观察、想象、思索,进入情境。美丽的画面,优美的旋律,生动的解说,让学生沉浸在对美的享受中,不仅调动学生多感官的参与,更增添了欣赏的美。这种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融合,让学生产生“如见其面”“如临其境”的审美效果。从而使美术教学形成简易、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实现促进学生审美理念的形成和发展的目标。 五、利用社会资源,让学生感受美术作品 充分运用自然环境资源及校园和社会生活中的资源进行美术教学。我们学校位于河南省固始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让美术教育有着无限地就地取材的机会。端午节、元宵节等千百年的农家文化、农家风情富有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为开拓学生视野,拓展思维,组织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是很有必要的。 再者,作为“中国柳编之乡”的固始县,固始柳编民间美术作品品种达到上千个,近百家柳编企业云集三河尖镇,常见的有柳编篮子、柳编家具以及其他各种编织工艺品。可以让学生实地考察这些柳编加工企业,这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课堂教学。让学生亲身体会到美术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学们对这些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工艺品及人类如此灿烂的文化所吸引,可以树立起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的审美观念。 美术鉴赏教学采用灵活机动的有效教学手段,很容易激发潜藏的美术兴趣,引导学生参观美术馆、博物馆,把地方民间文化艺术引入课堂等,给学生增加亲近艺术作品的机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天性,增强美术鉴赏的信心与能力。只要美术鉴赏教学与新课标的理念相一致,能唤起学生的美术情感,达到艺术审美与人格培养相统一,艺术素养与创新意识同时得到提高,这就是美术鉴赏有效教学的体现。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 浅谈美术教学中怎样提高学生对美的鉴赏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 初中美术教育是美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即美育的主要途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今天,全社会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促进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此时,艺术教育逐渐显示出它的特殊作用,艺术教育当中的美术教育更加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它能够培养学生发现美、认识美、创造美,提高审美意识,陶冶情操。培养他们热爱生活、表现生活、创造生活的兴趣,将来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美术课作为提高学生对美的鉴赏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主要手段和途径在中学教育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学生的心理和生理正处于发育阶段,属于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时期,他们求知欲强,可塑性大,通过美术课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美术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对于提高他们的审美修养、审美感受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美术是直观形象的视觉艺术,它的鲜明生动的造型、富有情趣的色彩和直观感人的艺术特征,较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因而它更能引起学生兴趣,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良好的审美教育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乃至一生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新美术课程标准首次提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概念,其目的是强调通过学生亲自参与美术活动来体验和感受活动的价值,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和价值观念。美术欣赏是一项审美活动,它需要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如观察、判断和想象来感悟美术作品,这种活动更需要个人的审美感受和情感的体验。美术作品大部分是以精神产品为主的,它通常表现艺术家某种思想和观念,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领域。 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文化情境是指一件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的时候所依托的文化环境、条件及其特征。因此,在美术欣赏教学时,不能单讲技法,要把美术作品放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去学习。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需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历史故事。例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就有必要介绍有关毕加索生平的一些故事,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画面的意思。 在我讲到《民间艺术的色彩搭配》这一课时,我就让学生先欣赏剪纸、皮影人、年画、泥塑等实物,然后让学生畅所欲言,谈谈欣赏的感受,综合之后,加以肯定。让他们知道这就是在欣赏美的事物,增强他们的自信,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当他们知道民间美术就在我们身边,美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时,我也就引出了课题。授新课时,运用现代化手段,加强直观教学(视频)。声画并茂,设法用美好的事物去感染学生。从而体会到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艺术美。正像法国画家安格尔所说:“要拜倒在美的面前去研究美!”只有让学生置身于美的世界,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对美和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采用情感性的欣赏方法当学生能直观地欣赏一幅画后。接着就引导学生采用高一层次的方法去欣赏作品,这就是情感性的欣赏方法。它是艺术欣赏者用饱含深情的灵动心灵,直浸于作品的意蕴中,去尽情地遨游、冲撞后获得自我内心的极大满足与陶醉的欣赏方法。欣赏艺术作品,并不一定非要在弄懂了艺术品的思想内容之后才能欣赏。其实,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情不自禁地被一种外在魔力般的艺术力量所震撼、吸引而陶醉。 在美术创造中,创造力体现在对感性形象的把握和组织上。没有创造就没有美术,美术作品的独创性正是其价值所在。美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人的创造力。 当今的美术教育片面重视理论知识和技能传授,把传授专业技能技巧作为掌握知识、发展理智的根本途径。在教学中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只能被动接受一套死的表现方法,从而抵消和压抑了直觉的作用,也抹杀了学生的灵感和天赋。同学在作画时并没注意观察,只是一味的临摹,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还有机械的训练学生描绘对象,放映不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也没办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因此作为美术教师,出了教会学生一些技法以外,还要告诉学生不能单纯的为表现物像而表现物像,应采用相应的教法,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要有计划、有目的、有阶段、有重点。在教学中解决主要问题,在华记忆画时不需围绕这个中心来布置练习。我的做法是:展示准备好作品,学生观摩探究汇报你看到的技法然师根据学生汇报操作,加深学生的记忆、理解,这样反复的训练,学生才会渐渐适应。 美术活动课是丰富儿童的美育生活,拓宽审美境界,诱发审美情感,培养学生多种能力的有效途径,而美术课活动可以通过欣赏,构思,创作为主线,利用所学画剪,贴,撕,卷,拚等制作为主要方式,采用有特色的新颖有趣,实用性很强的内容和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教学生。让学生在活动课中“活”起来“动”起来,主动活动,手脑并用,增进学生直接经验,有目的针对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愿意,喜欢参与,重视学生构思设计,创造和评价,调动学生多种感官能力,使学生的想象,思维,动手得到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步的同时把学习当做一种乐趣,才能激发创造力,在设计活动课中,我先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基础教材的特点,在遵循教学目标和要求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动手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学生在鉴赏,审美和动手等方面的能力。 21世纪是一个高科技的世纪,是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作为一名未来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更新美术观念,使美术教育发挥其作用,培养学生对美的鉴赏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让学生的动手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得以真正的提高,使其内心的情感,渗透到艺术家所表现的丰富情感世界中去。在艺术的熏陶下,其身心不断地得到愉悦,从而使心灵得以升华;并由此逐步实现完美人格的创建和全面素质的提高,让美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美术艺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走进意象艺术》的教学设计与反思 本课是高中新课程美术教科书(人美版)《美术鉴赏》系列中的第4课,是具体了解和认识三种主要的美术类型(具象艺术、意象艺术、抽象艺术)中的第二类型――意象艺术。由于意象艺术介于具象艺术和抽象艺术之间的综合的艺术类型,兼有两种艺术的特点,在学习了具象艺术之后,理解艺术家对主观意念――感觉和意图的表达,是学生学习如何鉴赏意象艺术的入门,也为学生后续学习较难理解的抽象艺术打下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意象艺术在整个美术门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学情分析 高中学生对意象艺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从初中的美术以及生活中的装饰品等视觉艺术中已经接触到不同的美术类型。他们能列举出中国画的写实性作品――工笔画,表现性作品――写意画等。但没有认识到意象美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艺术美缺少全面的了解,学生不能意识不同形态的作品表达艺术家不同的创作意图,不懂得“怪异”的艺术形象中包含着艺术家个人的情感和艺术观念。高中学生具有好学,善于思辨的特点。班级中已初步形成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勇于探究与问题解决的良好学风,他们的洞察力较敏锐,凸显个性思考,抒发个人情感的欲望较强,对问题学习有研究精神。 设计理念 根据高中美术新课程的具体目标,结合教材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将美术语言运用于课题研究性学习中,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艺术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美术鉴赏学习活动,让学生学会用艺术思维的方式认识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让学生学会运用视觉感知和美术知识对意象艺术进行分析、比较、判断、想象与体验,并与生活相联系,学习艺术表现和交流的方法,提高美术素养。 教学目标 学会运用比较的方法认识什么是意象艺术,能辨析意象艺术的主要特征。(重点与难点) 教学过程与设计意图 1.思考与讨论。学生阅读课文,思考问题,进入教师创设“‘意术’(意象艺术)魅力大家谈”的讨论。根据课前教师布置自主学习课题内容,搜集相关作品资料,围绕“意象艺术的‘真实’与具象艺术的‘真实’”、“意象艺术与具象艺术相比哪一种更有表现力?”为题展开讨论交流,发表自己的观点。 (高中学生自学能力较强,引导自主学习并参与课堂主题性讨论,既检验学生的学习实效,也有利于生成课堂教学。) 2.比较与研究。选择英国画家培根的《被牛肉片包围的肖像》与前一课学习过的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两幅作品进行对比,来说明意象艺术与具象艺术有着巨大的差异。委拉斯凯兹笔下“教皇”形象那幅凶狠与狡诈的面貌和性格被真实地刻画出来,而培根以委拉斯凯兹的“教皇”为蓝本,两片血淋淋的大肉片被置于肖像左右两侧,让观众感受到的是一个更加阴险恐怖的教皇形象。这幅画所产生的艺术震撼力更为强烈。教师引导学生从构图、色彩、形象上反复对比、研究两幅作品存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就表现在它传递出的不是艺术家的“眼”中之“象”,而是艺术家的“意”中之“象”,即“意象”。如何理解意象艺术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艺术家按照“我”感觉到的样子,来表现世界;另一个就是艺术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来表现。为此,艺术家就要调动一切手段(常用夸张与变形)来表达这种感觉和意图,而不管是否与我们眼见的现实一致,从而产生艺术形象上的怪异性。这样,我们可以认定,意象艺术是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感觉、想象和表现意图所呈现的形象。 3.分析与理解。教师启发学生多角度地分析探究不同作品的艺术特征,理解艺术家的表现意图。选出有代表性作品作为赏析重点:A、蒙克的《呐喊》主要引导学生从作者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成长历程,艺术家的论述,美术语言方面进行分析、判断。B、达利的《内战的预感》主要从人体的肢解,打破、重组,画家责任与唤醒无知方面进行感受、体验。C、凡高的《星月夜》主要从作者对艺术的追求,创作激情,色彩表现方面进行想象和评价。D、苏轼的《枯木怪石图》主要从艺术家的个性,情感,艺术观,创新方面来理解中国写意画的特点:不求形似,惟取物之意气和神韵,笔墨只是画家寄情之物。在鉴赏作品的过程中先让学生结合自己搜集到相关作品资料谈个人对作品的见解,教师再做小结。指出意象艺术是与艺术家对现实的感觉,以及他们的个人情感、观念和意识密切相关的。因此,艺术家的感觉和所要表达的意图越独特、强烈,所产生的艺术形象就越“怪异”。在赏析凡高作品时教师介绍了凡高选择别人没有画过的向日葵作为自己主攻的项目获得巨大成功的事例。 多角度地从不同的侧重点去分析理解作品,从而突破教学难点。同时帮助学生厘清意象艺术的“怪异”现象与艺术家观念的关系。而教师介绍凡高确定自己主攻方向的事例对学生个人今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4.三分钟质疑。教师引导学生针对本节课要完成的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学习任务,进行知识梳理。对于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决,或个人对作品的看法提出来与教师交流。三分钟质疑创设了师生互动交流的机会,一方面学生能将自己的疑惑问题提出来要求教师解答;另一方面也让教师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当场反馈,有利于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5.联想与体会。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就存在着意象艺术美的形象,只是我们不经意去发现它。比如说;毕加索从废弃物中挑选出自行车把和椅座,将两者组合起来,创造出一件《牛头》的装饰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生动的例子。让学生联系生活展开想象,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谈生活中的意象美的种种形象…… 之后,教师展示火烧云的图片资料,以及天空漂浮云彩的影像。接着,朗诵一段散文“天上的云,真是姿态万千,变化无常。他们有的像羽毛,轻轻地飘在空中;有的像鱼鳞,一片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的像羊群,来来去去;有的像一床大棉被,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天空;还有的像峰峦;像河流;像雄师;像奔马……”要求学生以文学作品或图像资料为素材,运用形象思维创作一幅简单的意象艺术作品。 教学反思 本课教学设计改变了过去欣赏课以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方法,力求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新知的教学过程,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以达到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主要突出了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要求学生在课前搜集有关意象艺术的资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搜集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而且使学生在准备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学生在思考与讨论的学习过程中运用课程资源,主动参与交流。 二是通过指导学生运用比较学习方法探究不同美术类型的艺术特征,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美术知识,领悟研究的方法。高中学生自学能力较强,课堂上设置一些问题,他们能独立探究解决。例如:在比较与研究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对不同流派作品的比较,分辨出艺术家的主观表达意图,以及影响形成个人风格的主要因素。这种学习方式直观、感受快、启发效果好。同时锻炼了学生的艺术思维能力,也培养了学生不断进行探究的愿望。 三是通过诱导学生分析、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对学生进行了有效的情感教育。使学生进一步增强了对艺术多元性的理解、包容与接受,培养人文素养,从而达到以艺术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目的。比如:讲述凡高选择向日葵作为自己研究目标获成功的事例,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借鉴和启示作用。而达利创作《内战的预感》也说明了艺术家心里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挖掘出学生潜在的感知意识,引起共鸣。 四是通过倡导学生学以致用,联系现实生活,发现身边的意象艺术形象,并动手创作,学生亲身体验创作的心灵轨迹,尝试创作的滋味,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深刻理解。而朗诵散文,创设艺术情境,利用语文课程资源来丰富美术教学,实践综合教学是本课教学设计的一个亮点。 另外,课堂教学中的三分钟质疑,虽然时间不长,但让学生当场质疑却显得非常重要。学生有了问题,教师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通过当场反馈教师才能知道教学预设的目标是否实现了。课堂教学的预设与生成共存,会让教学变得更实际和有意义。如:在本课质疑中有一位学生提出:“是不是所有的意象艺术都采用变形与夸张的表现手法?”这问题就提醒了我,界定意象艺术不能以表现方式作为评价作品类型的唯一标准,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意象”相对于“实象”,它不是客观现实的再现而是艺术家的“意”中之象。因此,意象艺术也可以运用写实的表现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见不到的形象(情景)。例如:石涛的中国画《搜尽奇峰打草稿》就是一例。这幅作品看上去像一幅具象艺术的作品,实际上它属于意象艺术。当然,在一节课里就要让每一个学生一下子就把意象艺术弄得一清二楚也是有困难的,需要针对学生的认识,在今后的美术课程学习中,不断深化知识面,提高高中学生的鉴赏能力。
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探析: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的意义 摘 要:地处浙东南沿海的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有较好的留存。作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组成部分,和现代设计相互渗透、互相依存,是现代设计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思维方式、造型特征和色彩表述等方面都对现代设计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应从本地的民间工艺美术中汲取营养,可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设计教学的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 民间工艺美术植根于人们的生活,无论是民俗信仰中的民间工艺美术,还是建筑装饰中的民间工艺美术,抑或是生活器用和戏曲中的民间工艺美术,都无一不是特定地域人们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集中反映。“山海雄奇,孤悬而有不可难拔”的台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以海上名山文化著称于世。[1]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更是有着独特的江南之气和山海之魄。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家越来越提及的今天,民间工艺美术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现代艺术设计的“人文属性”和民间工艺美术的众多特质具有广泛的紧密联系。因此,在现代艺术设计中深入了解民间工艺美术的特质,会为艺术设计创作带来丰富的营养。 在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民间工艺美术相结合,可以形成课程内容的特色性、科学性和学生设计创作的广泛性、人文性,以开阔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特点、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可以帮助学生丰富设计语言、拓展表现方式、提高设计作品内涵。此外,广泛了解吸收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的优秀资源,对于构建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艺术设计课程体系也有重要意义。 1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在艺术设计创作中思考“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并做了许多尝试。正如设计师王敏所说:“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环境下,很多民族为保存自己的本土文化而努力,设计师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设计师是文化沟通的使者之一。他的价值就体现于正确理解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互动关系。”[2]当代艺术设计在学承西方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几十年来,从本土文化中寻找艺术设计新的突破口的呼声越来越高。居于浙东沿海的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当代艺术设计借鉴和吸取养份。如民间雕刻方面就有翻簧竹刻、漆金木雕、泥塑、干漆夹苎造像、三门石窗、仙居木雕、贝雕等;民间抽纱刺绣与编织方面有台州绣衣、雕平绣台布和竹、麻、草编等民用生活器具。这些都取材于本地易取的竹、木、草、泥、砖等,为艺术设计创作带来了广阔的视野。概括来讲,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艺术设计的影响及对教学的启示表现在三个方面:思维方式的影响、造型特征的延拓、色彩表述的借鉴。 1.1 思维方式的影响 1.1.1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材料和工艺的拓展意识对设计思维的影响 纵观现代视觉艺术,无论从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还是杜尚、博依斯的观念艺术,乃至后现代主义皆在材料和工艺的探索上有所创新,当代艺术对于材料的拓展应用尤为重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对于材料的深刻探究和充分利用体现出强烈的设计意识。虽然在现代生活语境中,传统民间工艺美术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包含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其特有的价值。例如在台州民间甚至今天还在被人们使用的竹编小型储米仓,高80厘米左右,上口30厘米圆口状,下底边长50厘米四方形,有圆形盖,竹皮人字形编,骨架结构处用5厘米宽竹片作为支撑,在仓体相对两边有用2毫米宽的竹丝编的“米”字,且竹丝皮向里,瓤朝外,形成了独特的层次效果。在现代设计中,这种材料穿插的技巧和思维方式可被充分利用和发展,如竹编和现代纤维材料的结合,或可尝试以钢丝网作为骨架,用竹丝形成编织或“刺绣”式的效果,以传统工艺为基础,形成材料的应用拓展。在设计教学中,这种材料和工艺的拓展训练可有效提升教学的效果。 1.1.2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的“隐喻”方式对设计思维的影响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在满足使用的功能外,还强调主观精神的体现。例如三门石窗的创作中常用的几何纹、铜钱纹、八宝纹、动物纹、文字纹、花草纹、一根滕纹等皆运用象征、隐喻、谐音等方法使人进行联想。“它不是直白的表述,而是借它物或通过符号表达某种情感和含义。”[3]“隐喻”强调主观精神的描写与表现,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其中,并且更多的是将民间故事及人物运用比喻、象征等方法进行美好寓意的表达,使人们充满了联想和想象的意趣。民间工艺美术和现代设计虽在其所依托的文化、体现手法和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意象”的善用却是相同的。“隐喻”方式是表达“意象”的理想手段之一。 1.2 造型特征的延拓 造型是台州民间工艺美术视觉表现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兼容、变化、发展,台州独特的佛道文化、山海文化、古城文化、武学文化和南宗道学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硬气、英气和灵气的造型特征,体现出的相互兼容、博采众长的造型内涵,是我国民族艺术精神及造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人对于视觉不能触及的现象会凭借主观经验加以推断,对宇宙万物有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表现的真实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带有浓厚的意念成份,追求情感的真而舍弃形象的真。”[4]深入挖掘台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特点是丰富现代设计语言的良好途径。造型特征的延拓不是造型的简单移植和拼凑,而是对传统造型的文化背景在深入探究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审美观并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对传统造型进行加工和改造,以达到“取其形,以赋其意”的效果,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 1.3 色彩表述的借鉴 民间有“红要红的鲜,绿要绿的娇,白要白的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对于色彩应用的表述,反映出民间工艺美术高纯度、强对比、色彩鲜艳的特征。这种对于色彩的“圆满”的喜好源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认识,也体现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的色彩也不例外,例如起源于北宋庆历年间台州临海黄沙洋地区的黄沙狮子,这种台州民间舞狮活动是人们祈求吉祥、消灾降福的重要形式。在黄沙狮子的色彩运用中多采用金色、大红、中黄、翠绿等强烈对比的色彩,光鲜照人、明丽绚烂。在现代设计中色彩的对比运用是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色彩皆源于自然,正因如此,色彩具有鲜明的情感特征。如红色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物是火、鲜血、太阳等,因此红色就有了象征激情、活力、吉祥等情感特征;绿色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物是树木草原等,因此绿色就有了象征生命、希望、活力等情感特征。正是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强烈对比的色彩表露的淋漓尽致。现代设计中对于色彩的运用也应着重关注色彩的情感特性,使色彩不仅仅在强对比下形成装饰和美化的效果,还应通过色彩表达设计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这是设计走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方法。 2 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艺术设计教学的意义 在现代设计理念的整体框架下,探索更加优良的现代设计教学模式和体系是近年来设计教育领域集体探求的热点。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在发展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发现本土文化丰厚的营养可供现代设计来汲取,尤其作为地方高校,在专业教学领域建立自己的特色,有着资源上的独特优势。 2.1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目前,学生正处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深刻影响的时代,“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在学生中普遍难以寻找到理想的答案。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al・P)就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作为地方高校,设计专业学生的主要来源多是省内及本地区,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普遍需要找寻一种熟悉的文化养份来激发他们的文化价值认同。而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在世代传承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营养,作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份子,它在文化上的共性也可使学生以点窥面,从本地延伸到全国,了解台州及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特征。这正是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艺术设计教学的重要意义。 2.2 有利于学生全方面地拓展设计思维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中对于工艺和材料的应用拓展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观察和对生活的理解,就地取材、合理加工利用是其重要的特点。在工艺和材料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设计过程中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学生往往没有对于工艺和材料进行再设计和合理利用的观念。在设计教学中通过对身边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关注和解析,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对于工艺和材料的应用意识拓展设计语言。同时,民间工艺美术较多采用象征、隐喻式的表现方式,传达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这种设计语言的应用方式是丰富学生视觉表达能力的重要借鉴,使设计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可见,进行台州乃至全国民间工艺美术的学习对于学生设计思维的培养可起到重要作用。 2.3 有利于提升学生造型能力和设计语言的应用能力 设计能力的提升主要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社会的理解。台州民间工艺美术是台州人们千百年来对生活观察与理解的精华所在,其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造型是我们宝贵的资源库,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也是提升学生造型能力的有效手段,使学生通过对传统造型的解读,理清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再运用现代设计方法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形成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新造型。 2.4 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传承意识 传统的民间工艺美术因其特有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生产方式,近年来逐步远离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九零后的学生更是在西方文化的沉浸中对于民间工艺美术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将台州民间工艺美术纳入课程体系,可以让学生了解其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意义。学习本地民间工艺美术,了解其价值,还能增强学生对于当地民间工艺美术的热爱。在教学中对于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系统化的调查、挖掘和整理,有利于学生学习其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对民间工艺美术的传承积蓄资源和力量。 3 结语 台州民间工艺美术作为我国民间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魅力。将其融入地方高校艺术设计课程教学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中国设计的本土化探索做好积极的准备。在教学中挖掘本地民间工艺美术的精神内涵、思维方式和造型特征,使其成为学生创作的基础源泉。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为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学带来新的面貌。 作者简介:秦伟(1981―),男,甘肃平凉人,台州学院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研究与教学。 金灵秋(1962―),女,浙江海宁人,台州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教育管理。 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探析: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的路径 本文作者:覃会优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1](p114)它使得作为历代劳动人民艺术创作结晶的民间美术得以传承发展至今,并产生丰富的式样。但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物质文明趋同的同时,文化的地方特色也在逐渐地消减,失去了其固有价值,民间美术面临着失传的境地。民族高校是传承和发展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基地,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将民间美术造型特点、审美思想、深刻寓意等融进教学内容里,在注重现代设计崭新式样的同时,渗透民族文化,寻求自身文化根源,实现民间美术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发挥特色文化资源优势,开阔思维空间,提高自身创造力,这既有利于学生创作出特色鲜明、意蕴深厚的设计作品,同时也有利于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 一、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以及教学中可以挖掘利用的民间美术资源 民族高校多数地处欠发达地区,受地方经济、专业院校和西方设计教育模式的影响,相对于基础教育改革和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艺术设计专业教育发展显得有些滞后,多数院校还是在模仿专业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追求不切合学生基础实际的专业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定位含糊不清。教育过程过分重技法、轻创造,重式样、轻内涵,学生热衷模仿,只喜欢现代艺术,对民族民间美术存在偏见,不太喜欢民间美术,认为民间美术老土、过时,老师对此也认识不足,很少将民族民间美术传统元素融入设计教学之中,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多元化设计的需求,不能为当地社会发展服务。中国的现代设计源于外来文化,但在高校教学中不能完全采取西方现代设计的教育模式,否则便无民族性,也就失去了世界性。民间美术可为现代设计全面提供传统文化的营养,它使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形态各异的灿烂文化,艺术式样相当丰富。民族地区更是民间美术传承和发展的沃土。在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可以开发利用的民间美术资源相当多。从创作手段和形式上看,有民间蜡染、扎染、刺绣、剪纸、木板年画、银饰、雕塑、雕刻、面具、脸谱、木偶、皮影、玩具、陶艺、壁画、农民画、编织、民族服饰、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等。这些民间美术各具造型特色,来源于民间艺术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饱含着鲜明的民族情感和民间艺人追求的真善美的艺术精神,它不仅具有实用性特征,还具有象征性特征,体现着各族人民传统的美学观念和精神面貌。在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如果考虑利用实用性和象征性等因素展开教学,学生设计的作品品质将会有所提升。 二、民间美术丰富的式样和造型方式,对开阔艺术设计教育视野和创作思路以启示 首先,民间美术的图形通过高度的概括、变形和夸张,将事物的形态、结构归纳、整理,并突出客观事物中本质的、典型的特征。运用变化与统一的基本原理,以点、线、面的形式设计制作而成。在图形的组织形式上有对称与均衡、条例与反复、节奏和韵律、对比与调和等形式美的规律,在构成形式上有单独图形、适合纹样、连续纹样等形式造型。但它的形象还是与现代艺术的抽象表现有所不同,其形式结构多为本民族文化的对称形式和单纯的色彩表现,大胆提炼生活行为的典型特征和夸张事物表象,表达对生活认识的客观感受,使艺术形象既符合完美意象又不失生活逻辑。民间美术的这种变形手法和组织形式,可为艺术设计教学中对图形设计的形式美原理与法则提供参考借鉴,并在教学中不断提炼、取其精华,并促进民族民间美术元素的现代运用。 其次,民间美术构图的圆满性和随意性,对现代图案的构成形式与内容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启发。民间美术造型崇尚圆满完美,不局限于固定视点,可以把长期观察到的体验充分表现在作品中,使局部与整体协调,融多样性于统一之中。民间艺人对于视觉不能触及的现象会凭借主观经验加以推断,对宇宙万物有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表现的真实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带有浓厚的意念成分,追求情感的真而舍弃形象的真。[2](p12-13)作品中的形象不受时空限制,且形象避讳残缺,造型饱满、圆浑。民间艺人以原始意象为基础,追求主观的真实,这与近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中的科学、理性的观察表现方法大相径庭。民间美术的很多艺术式样在造型时,把应被遮挡的部分也表现出来,做全方位的展现,造型随意,画面丰富完整。画面既展现物理空间的客观存在,也有理性认识的物化形态。这种理性与感性认识相结合的构成形式值得现代设计借鉴。 再次,民间美术造型的组合性和抽象性形式也是现代设计常用的方法。在原始美术产生的阶段,人类在与自然斗争时总处于劣势,人们崇拜具有超强能力的动物,如牛、熊、虎、鱼。这些动物与人类的始祖相关联,经过几千年的延续成为民间美术符号。[2](p14)如“龙”为:蛇身、兽脚、马毛、鹿角、狗爪、鱼鳞和须组成威武凶猛、相对固定的形象。这种如梦幻般的拼接组合方式表现出一种超自然、超科学、超逻辑的自由,使受众产生无尽的联想。现代设计中的重构表现形式不也从这类构成形式发展而来吗,在教学中只要大胆探索民间艺术的设计风格和技巧,学生的修养、创作思想和情感表达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民间美术的审美思想和意蕴,可供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借鉴,以提升设计作品的内涵和质量 天人合一,混沌阴阳,象征寓意,这些都是民间传统文化惯用的思维方式和想象逻辑。原始人类的蒙昧意识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和对神的崇拜观念,相信人类和动植物(或物件)之间存在着神秘的联系,进而产生图腾崇拜,在原始的自然信仰宗教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图腾艺术,使人类的生存精神有了最初可感知的生命依托偶像。[3](p12-13)图腾艺术深刻地影响了民族传统艺术的思维方式,图腾艺术作为一种非艺术目的之“图式”创造,已具有了原始审美意味。生存与繁衍是整个民间艺术的生命主题,祈福求吉是民间吉祥艺术重要的文化内涵,避邪禳灾是民间吉祥艺术信仰观念的又一种文化内涵,避邪心理贯穿于吉祥艺术之中。这是民间美术追求尽善尽美、纳福求吉的审美思想,在现代艺术设计中也常常被借鉴和运用。 1.民间美术的意象图形为现代设计提供素材。民间美术的视觉符号追求神似,以意念造成意象,期间渗透着人们的心理感觉、理解和幻想。以符号为基础,这些符号长存于本土,植根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如苗族的龙造型之一“蜈蚣龙”,其造型是蜈蚣头、蚯蚓身、无鳞甲,作为稻作民族,苗龙的农业意象集中体现在龙牛合体,龙主水、牛耕地,力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形态符号,长期在苗族民间传承,不断地修改、提炼、加工而成,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龙、凤等这类意象的造型在现代艺术设计中成功的运用比比皆是,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凤凰图形标志。 2.借鉴民间美术的寓意性,可以提升现代设计作品的品质。民间美术的寓意与象征的表现方法,是从民族原始文化艺术观念的方法中继承而来,是民族群体古老生命意识的反映。民间吉祥艺术中的龙、蝴蝶、太阳、石榴等,都和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及图腾崇拜有着深刻的关联。民间的这种吉祥艺术作为观念性的艺术,象征隐喻的手法使吉祥艺术文化观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形成庞大丰富的艺术象征体系,为民间群体的生存心理带来了莫大的满足和慰藉,为当代艺术设计提供营养源泉。如重庆城市形象标志——“人人重庆”,寓意重庆市民高高兴兴地携手合作,建设城市。但是,仅仅有人还不足以表现重庆的整体形象,靳与刘设计公司再深入地研究重庆的文化根源、民族性格之后,用“老虎”代表重庆人民刚烈性格,“舞动的人群”代表欢乐,“巴”字代表其巴渝文化,长江则似“凤凰”给重庆带来吉祥,再加上“大山大水”等地理元素,设计成一个主题图案。它有书法的笔触,现代化的色彩;可分拆,也可合并使用,充分挖掘民族民间文化。一经推出,即受欢迎,获得重庆人民的认可,成为重庆的城市名片。 3.借鉴民间美术作品的谐音取意,可以提升现代设计作品的情感性。民间美术常以谐音取意,采用谐音假借、语义双关表现法,其寓意深刻,把所谐之音点落在吉祥的本意上,是在所谐之物的生命内涵上人为添加的吉祥寓意,别出心裁地传达主题思想。如民间美术里的蝙蝠、寿桃和双钱组合成的图形取意“福寿双全”,民间的谐音取意吉祥图形围绕着人的生存本体,注重吉祥心理的精神象征和朴素的生命功利性的追求,后逐渐转化为实际功利的福财功禄世俗价值观的追求,如今以谐音表示吉祥的现象以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尽量避讳不吉祥的图形和字眼,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是民间美术传承和发展的新渠道。 四、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是传承和发展民间美术的最佳载体 民间美术融入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有利于对民间美术进行专业化和系统化的调查、收集、挖掘、整理和研究;有利于民间美术传承人的培养;有利于民间美术艺术式样的再创造。多数民族高校地处民族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民族民间美术资源,也具备研究民间美术的人才队伍。在民间美术研究中,结合艺术设计教学体系需要,以开放性的视点,全方位地对民间美术的艺术形式、造型规律、审美特征因素以及精神内涵进行调查与研究,发掘民间美术的新资源,推动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艺术设计教育时,利用现念和设备发挥民族高校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职能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力求让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民间美术凸显出特有的风采,将民间美术的实用性、形式的多样性、题材的丰富性和审美的寓意性融合在民族高校的艺术设计教育之中,吸取精华,这既能提升设计作品的艺术意蕴,同时在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对民间美术的学习和研究,进而产生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之情,也为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培养了高素质的应用型和研究型的人力资源,解决了传承最根本的人才培养问题,使民间美术后继有人,振兴和发扬民间美术的精髓。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民间美术艺术形式得到新的创造,表现技法也得以提高。逐步形成具有民族性的艺术设计教育教学特色,使民间美术通过高校教育得到不断创新和发展。 五、民间美术纳入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应采取的措施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编写地方民间美术校本教材,开设民间美术专业必修课。教师素质决定了民间美术融入艺术设计教育的质量,因此教师队伍建设要先行,可通过引进本科、研究生等民间美术师资,或以培训、学术交流、田野考察、课题研究和专题研讨等方法来培养在职教师,另外,外聘民间艺人、文化工作者到校兼课也是一种方法。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才能编写具有学术性、实用性和适应性的校本教材,结合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分门别类进行编写,如民间剪纸类、民间刺绣类等,为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学生也能直观感受民间美术的形式美和内涵。 2.校内建民俗博物馆、民间美术工作室和陈列馆,校外设民间美术实践基地。民族高校建立民俗博物馆,是实现民族文化进校园的重要手段,对收藏和宣传区域民俗文化,开启民俗文化教育之门,提高学生认识和理解民间美术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结合区域民族民间美术特点,可以设立几个固定的工作室,如民间陶艺、剪纸工作室等,师生有实践的场所,共同交流,创造学习民间美术的氛围,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和研究水平。将师生创作的优秀作品和收集到的民间美术作品陈列于校内陈列馆,供师生参观学习。组织学生到民间去学习民间美术,优秀的老师在民间,优秀的作品在民间,在适合的地方设立民间美术实践基地,把优秀的民间艺人请到现场与学生进行零距离的交流,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的情感和认同感。 3.成立民间美术研究机构,举办民间美术展览和专题讲座。以本校教师为主的研究团队,吸收部分兄弟院校教师和民间艺人参加,一起研究民间美术教学工作,收集、整理民间美术资料,进行理论研究,举办民间美术展览和专题讲座,形成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将民间美术资源融入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之中。 总之,民间美术融入民族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尚属探索阶段,为适应时展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学中应不断挖掘民间美术的精神内涵、造型方式和语言特征,使其成为学生设计灵感和创作源泉,并充分发挥民族高校的便利条件,积极主动地为优秀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民间美术纳入高校艺术设计探析:中原民间美术与高校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宏观思考 【内容摘要】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集中代表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审美追求。在当下的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理应对民间美术有充分的重视,通过有机的融合,获得双方共赢的效果。鉴于此,文章从两者融合的必要性谈起,并对具体的融合方式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中原民间美术 艺术设计 融合研究 一、中原民间美术和艺术设计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一)中原民间美术发展的需要 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间美术,更是历史悠久、类型丰富。如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开封的汴绣、淮阳的泥泥狗、南阳的烙画、濮阳的麦秆画等,都是为人们熟知且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但是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这些优秀的民间美术形式却普遍遭遇了传承难的问题,很多民间美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濒临灭绝。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艺术学习者和教育者,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其发展和传承做出自身的贡献,使这门传统文化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二)艺术设计教学的需要 艺术设计是一门外来的新兴专业,所以在这门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分依赖国外教学经验的情况。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生创作个性的缺失,很多作品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没有丝毫个性可言。针对这种状况,将民间美术引入教学中来,既是对现有教学资源的极大丰富,同时也能给学生在构思、素材、表现等多方面以启示和借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学生们在创作中体现出了这种融合,则会使作品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正是一部设计作品最可贵的品质,也只有通过对这种民族性风格的传扬,才能使中国的艺术设计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两者的融合,既能够给当下的教学和创作以直接的帮助,同时还代表着一种科学的发展方向。 (三)艺术设计事业发展的需要 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艺术设计已然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项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着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但是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当代,整个世界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艺术设计在理念和表现上也出现了雷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再一次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观念的正确性。作为民间美术来说,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深厚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及在表现方面的各种特色和手法,都能够给当代的艺术设计以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为一个中国设计者来说,是没有理由对其视而不见的,也唯有将本土文化融入创作中,才能彰显出设计的个性和品质,才能在众多的设计中脱颖而出。 二、中原民间美术与高校艺术设计教学的融合途径 (一)教学观念方面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后续的行动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所以要想推动两者的融合,首要做的就是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包含为什么要进行两者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达到怎样的目的,以及应该如何进行这种融合等。“质朴、厚重”是中原民间美术的特质,也是河南省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而在当下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很多学生对民间美术有着片面和错误的认识,认为其是粗劣的,与现代艺术设计不能相比。所以作为教师来说,则应该将正确理念贯穿于教学的始终,以多样化、耳濡目染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起将民间美术融入现代设计中的观念。通过多种教学环节的引导,拉近学生和民间美术之间的距离,传递中原的审美符号与精神,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两者融合的意义,并在创作中自觉主动地进行这种融合。这对于他们当下的学习、今后的就业以及一生的发展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二)课程建设方面 课程建设直接关系到“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想真正推动两者的融合,则应该在课程建设方面做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开设民间美术赏析类课程,并在专业设计课程中建立关联。赏析课是普及民间美术的最好方法,河南省每个高校所在地区几乎都有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形式,可以有选择地将其作为课程的重点,这样更容易产生地域沉浸性,带动学生学习热情。同时,要着重引导学生认识和感受民间美术功能的实用性、技巧的精湛性、题材的丰富性、装饰的生动性、形式的多样性等,这样才能与专业设计课程建立更好的联系,加深学生的理解和体验,使其有意识地提取和再设计。例如,在视觉传达专业的“图案设计”课程中,既可以选取河南年画图案、开封汴绣图案进行案例分析,也可以设立将河南木板年画素进行创新性图案设计的实践课题,并要求阐明具体的融合方法、融合目的等,从而引导学生认识到传统元素的借鉴给创作带来的积极效果。从赏析课程中,学生可以了解民间美术基本形态,在设计课程中,则可以更深层次地提炼与重构,形成双赢和推进的效果。其次,编写专门的教材。可以由高校牵头,联系民间美术界、艺术设计界以及高校教师,建立起教材编写团队,教材以推广河南民间美术特色为核心,介绍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解析成功作品的具体创作手法等,帮助学生掌握运用传统元素创作的技巧和规律。比如在专题创作中,要求学生主动与某一种民间美术相融合,亦可在艺术实践中带领学生针对某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做专项考察,了解其起源、发展、艺术特征等,为自身的创作积累素材,便于今后随时调用。最后,第二课堂的丰富。艺术设计教学不能仅局限在校内的第一课堂,要开展丰富的考察、体验活动,以此获得对民间美术最为深刻和本质的了解,使他们在具体的设计中有兴趣、有动力、有目的、有效果。所以说,只有更加开放、多元、灵活的课程建设,才能真正为两者的融合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师资建设方面 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引领者,对于教学效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民间美术和艺术设计教学的融合来说,需要从多个方面加强师资建设。首先,是教师的自学。当代高校艺术设计教师,大多是科班出身,且有着较高的学历,能够充分满足教学的需要。但是一个客观情况则是,教师们在求学过程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民间美术方面的学习,未曾或很少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尝试过两者的融合。所以要求教师要丰富和完善自我,主动学习民间美术知识,并与自己的创作实践相结合更好地指导教学。其次,是学校对师资建设的支持。一方面,学校应鼓励教师外出学习,比如针对某一项民间美术的考察、前往一些创作机构进行学习等,都应该予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另一方面,还应该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将一些民间美术传承人请到学校,或举办讲座,或进行示范、指导等。通过对师资建设的强化,能够有效提升教师在该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保证两者的融合沿着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教学辅助方面 无论是民间美术还是艺术设计,都从属于实用艺术的范畴,所以对物质环境有着一定的要求。所以作为学校方面来说,理应做好各种辅助工作。首先,是校内民间美术基地的建设。河南省优秀的民间资源丰富,学校可以结合实际,建立校内的民间美术展览馆、专项工作室。民间美术展览馆是开启民间美术教育的大门,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展览资料,获得对民间美术最初的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期,学校还可以利用展览馆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展出。工作室则是具体的创作机构,河南省民间美术资源丰厚,可以在按照学生的意愿,成立年画工作室、泥泥狗雕塑工作室、旅游产品开发工作室等,工作室由教师担任专职指导,面向全社会,对某一艺术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挖掘与开发,通过设计作品获得经济收益,并逐渐实现自负盈亏。其次,是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应该和周边民间美术文化机构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除了定期的参观和考察之外,还可推荐学生在实习基地进行工作实践。如果有更多的毕业生从事和民间美术相关的行业,并且在设计创作中注入本土的传统元素,那么不但是一种深度的融合,而且对于推动中原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高等教育整体大发展的背景下,艺术设计这门年轻的专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将民间美术全面融入艺术设计教学中来,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有着多方面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理应得到每一个教师的充分重视,使学生能够真正因为两者的融合而受益。本文正是本着这一目的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相信无论是中原民间美术,还是艺术设计教学,都能够通过两者的融合获得更大的发展。
浅谈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高校历史教学中的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培养研究 摘要:高校历史教学是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高校历史教学也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培养人文精神,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高校历史教学与通识教育和培养人文精神的关系,讨论通过高校历史教学加强通识教育并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方法。 关键词:高校历史教学;通识教育;人文精神 前言 “专才”与“通才”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许多伟大的人物同时精通数理化和史地生。多才多艺不仅不会抹杀专业的光环,反而会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深专业知识的学习。高校历史教学应兼顾通识教育并阐述人文精神,这是教育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 一、高校历史教学与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思想不论是在古老的中国教育模式上还是西方教育模式上都很早出现过。对于当代中国的教育模式而言,过分强调以分数衡量学习成绩,造成了学校、学生甚至全社会的功利思想越来越强烈。历史教育与人文教育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历史教育也是高校通识教育至关重要的一环。 1.通识教育的内涵 通识教育可以从“通”和“识”两个方面理解,“通”即“精通”,博闻广记,通知古今,强调的是知识渊博,知识面广;“识”是“见识”,见多识广,卓尔不群,强调的是χ识的灵活运用。相对于当前教育模式中各司其职,各行其是的现象和教育与实践脱节,许多学生“高分低能”的现实,通识教育无疑是一剂补救良方。 通识教育从本质而言是一种不强调专业知识的教育,从内涵上而言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主旨而言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与非凡的社会观和价值观,从教学手段上而言可以分为类似哈佛教育中的专门设立多种体现通识教育内容的课程的方式和开设一定内容的必修课或者仅仅开设一定内容的选修课三种方式。 2.高校历史教学是通识教育的基石 历史与现实是高度融合的。高校的历史教学不仅强调牢记史实更要强调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正确分析历史事件,全面理解历史人物。高校历史教学从内容上符合通识教育所强调的博闻广记与真知灼见的要求。 当然,并不是在高校开展历史教学就等同于开展了通识教育。从根本性质而言,高校的历史教学还是一个学科的教育,当今高校的历史教学依然会强调本学科内的教学成果,学生理解、认识历史也不等同于学生能够将历史知识灵活运用到为人处世和学习、工作中来。但是,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分析,高校历史教学给了学生更多更广的历史知识和多维度的分析问题的方式,高校历史教学不失为通识教育的基石。 二、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 历史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材料,历史教育也是通识教育的根基。通识教育有利于形成更好的人文精神,但是,通识教育并不等同于人文教育本身,通识教育强调的是“通”与“识”的能力,人文教育则强调在“通”和“识”的认知能力之上形成“以人为本”的判断和表现能力。人文精神是在人文教育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文化。 1.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以“人”为根本,以“文”为升华,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代的人文精神可以从人本观念、个人观念和自由观念三个方面理解。人本观念就是以人为本的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建国初期宣传的“某某某舍身救国家财产”的观念,现代的人本观念强调的是“财产有价,生命无价”;个人观念强调的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同时,人是社会性的,强调个人观念必须要有社会性的限制,因此,现阶段完美的个人观念是在充分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自由观念同样具有社会性,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但是不论什么样的自由都要受到社会性的约束,因此,现阶段的自由观念就是,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个体自由。 2.历史教育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 如前所述,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人文精神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精神文化,历史教育本身所涉及的人文教育并不多,但是,历史教育对于人文教育意义非凡,对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了解领悟人文精神的重大意义,通过学习历史领悟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并用人文精神要求指导自己的言行。 三、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贯彻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的途径 高校历史教学为通识教育提供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和理解方式基础,也为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的高校教育毕竟渗透了太多的功利思想,当今的社会也在追求着“多快好省”地实现物质层面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对于这样的现实而言,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贯彻通识教育与人文教育任重而道远。 1.在高校历史教学中渗透通识教育的观念和方法 通识教育的思想古已有之,但是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却是在近现代才形成的,通识教育的方法一经形成就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融入通识教育的观念有助于提高高校历史教学的教学质量,拓宽高校历史教学的视野。于此同时,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也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提高认识,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融入通识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也有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形成。 2.改进教学实践,淡化功利模式 教学实践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当今的教学实践过多地渗入了功利思想,简化实践环节,注重实践结果使得高校教学的大部分教学实践流于形式。通识教育与人文精神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只有改善当今教学实践模式,淡化功利模式才能真正实现通识教育并且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四、结语 照铜镜可以正外表,对照人可以明事理,参考历史则可以探知时代兴衰,高校历史教育正是为了让学生懂知识,知得失与兴衰,但是,懂知识与明道理、通人文并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半部论语”可以很快读完,“感知天下”则是人生经验与个人修为的体现,高校的历史教学应为通识教育打下基础,通识教育更因为学生形成人文精神奠定基础。 浅谈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研究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目标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因为人文素质会对每个学生未来的人生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继而分析了对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人文精神;反思;重建 当代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人民大众在人文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层次将会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们的人文素质偏低,将会导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让人们变成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危机到社会的发展。在大学教育当中,人文教育是核心,也是其灵魂所在。历史学科教育能够利用各种形式对人们加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继而实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文精神的传承,成为了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出现的问题 在近现代,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将人文教育当成了教育工作的核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形成了科学救国的动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初期所设立的学堂当中,给学生传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将抵御外敌作为目的的科学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教育从大学刚诞生的阶段就被科学教育所遮掩。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物质财富,让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更加的崇拜,继而使得人文精神更加的受到冷落。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的满足,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改造自然给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极少重视对人们心性的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人们价值观逐渐扭曲,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将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据,人们只是将财富的创造为根本目的,对现象本身加以无限的关注,却将现象的本质抛在一边。这样就使得学校的教育完全成为了科技教学的天堂,无法顾及教书育人的真正目标,教育所应有的人文精神逐渐被淡化,继而导致人们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方面危机的呈现。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失衡所造成的危害。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在学习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我国的大多数高校转变成为了只具备单一学科的理工院校,各个学科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被人为的隔离开来。这样的情况致使教育活动只能培养出两种人:只对科学技术加以掌握,灵魂却极其苍白的人,亦或是不懂科技,只会空谈人文的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更严重的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科技万能”的误区,只注重科学教育的思想渐渐强化,这就使得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养被逐步的淡化。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阶段,历史学科教育基本上都处于形同虚设的状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绝大部分中学生的思想中是一片空白的。中学阶段的这种情况也发映出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不容乐观,各级院校逐步将历史教学活动加以不断的压缩。很多大学中政治教育和中文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中,在他们必修课的设置中已经很难见到历史学科的影子,而选修课的状况也基本如此。只有在一些全校的素质课当中才会设置一些关于历史的课程,不过教学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现在的大学教育当中,如果学生不再攻读历史类的专业,那么基本上今后就不再会接触到关于历史的课程,很多在中学阶段历史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也都将它们慢慢的淡忘,这就是很多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2 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一些关注于未来的人,那么这个民族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如果人们都只是关注于当下,这个民族将没有未来。在历史教育逐渐被人们所摒弃,人文精神逐渐衰败的今天,对历史教育加以重新组建,逐渐将丧失的人文精神传统找回,给国家培养出具有长远眼光的综合型人才,应该是当下大学教育阶段所应该具备的核心使命。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重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树立。教育真正应该面对的应该是灵魂,教育工作者要利用人文精神逐渐将受教育人员心灵上的潜力加以激发,让受教育人员能够具备完整的梦想、人格和对未来的追求。而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构建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历史学科教育的强化。 大学历史学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历史教育所蕴含的本质是针对学生,去发展他们更为健全的人格,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当中,教育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以教育心理学的层次去对人格培养的目标加以设定,也不会注重以社会环境的角度对人格的教育所具备的价值加以界定。历史学科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个体发展的功能,其蕴含的社会功能把教育当作促进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对于个体发展的功能主要关注将人当做核心,将历史的教育过程当成对人加以培养的过程。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从价值角度上来说是要让全部参与教育的人员充分的认识到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所呈现出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而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说,也一定要加强在人文方面课程的设置,让它成为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目前,我国大学正在逐渐促进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也就成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点。科学教育主要是将求真作为核心,而人文教育却是将求善作为其根本,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立世之基,而人文精神却是每个国民的为人之本。 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应该包含几个方面:①在宏观层面上重视对文理的渗透,而在人才的培养上则要给学生们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权力;②依照每个大学不同的定位来对学生的发展加以侧重化,实现文理科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整合;③尽力去加设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知识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自由教育的良好氛围,对学生们加以启发,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意义加以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继而激发出他们更为高尚的人格,促进自我完善的同时以更好的姿态去服务全社会。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以往社会发展忽视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状况我们要加以正视,在当下,要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积极创设关于历史教育的相关课程,逐渐提升国民的人文精神建设,继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备更为高尚人格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浅谈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浅谈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历史课程是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它对学生的人格养成与文化熏陶起着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国家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的历史课程的教育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增强学习历史的兴趣,激发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初步形成历史进步意识、历史正义感、热爱和平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些规定体现了历史课程的公民教育价值。历史教育的最大价值在于其社会价值,最突出的作用体现在学生的发展过程中。怎样发挥历史教育的作用呢?应在历史教育中重视渗透人文性,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进而使学生学会辩证地观察、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质,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进而适应人生和社会的挑战,适应生活。 一、感知历史 首先,通过“感知历史”来感知我们身边的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发展,体验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在根据新课标编制的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的教学中,我根据本册第5课《和同为一家》的课文内容,安排了历史活动课《历史剧―文成公主入藏》。学生通过自行编演《文成公主入藏》,形象地再现了历史情景,加深了唐朝和吐蕃所代表的汉藏两族人民间世代友好的情感体验,提高了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和表达交流能力。其次,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景点、博物馆等。如在讲了八年级历史《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内容之后,利用五四青年节前后的时间带领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乐亭县“纪念馆”和“故居”参观访问,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了解,感受大钊精神。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历史在今天的存在,理解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从而建立对社会的正确认识。 二、对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关怀和尊重生命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历史教育主要是以人及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一切以人的存在为基础。必须以人为本,这是尊重生命的出发点。其次,历史课程中有大量关爱和尊重生命的素材。如中国历史中的《辉煌的隋唐文化》一课中讲到隋唐之际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以毕生心血写成《千金方》,在百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千金翼方》一书。他的医学著作之所以要以“千金”命名,是因为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此外,还有世界历史中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等。在历史教育过程中,我们歌颂赞美关爱和尊重生命的行为,鞭挞批判对生命的践踏和侮辱,使学生树立对生命的正确意识,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三、对不同意见和观念的尊重和包容 人文性是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关注,而人和人类社会是复杂多样的,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念和文化,是历史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其他学科不具备的优势。其原因有二:其一,历史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角度的不同,对同一历史认识客体所得出的看法和结论也可能不同,除处理一些特定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等)没有争议外,大部分的历史研究和学习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随着思想的活跃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使学生学会对学习内容有不同看法的情况,在历史教育中经常会出现,这正是历史课程的魅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向学生展示历史学科的包容性,让学生学会尊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其二历史课程所涉及的内容还包含其他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具有学习内容的多样性。学习全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学习过程中理解尊重不同的观念和文化,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历史课程标准规定历史课程要使学生“感悟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共溶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到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他们创造的文明成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树立正确的国际意识,培养理解、尊重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开放态度”。通过世界现代史的学习,学生应学会“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解和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增强国际意识,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了解当代世界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复杂性,树立忧患意识,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立志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在学习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会学习到中国国内各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宽广;在世界历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能体验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理解不同的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世界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有些方面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差异很大,但我们必须学会尊重、理解多元文化,并汲取其优秀的东西为我们所用。 四、充分发掘历史教材中的人文精神素材,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历史课以其丰富的内容、博大精深的内涵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情感、人格等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教育是最能启发学生思考的。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他在位期间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以及中国近现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孙中山、和邓小平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不懈努力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启迪学生的思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总之,中学历史课程具有很多充满教育价值的人文精神素材,教师应进一步发掘,在教学过程中加以适时、适度地点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五、历史教学课上营造和谐、平等和民主的课堂气氛 历史课程改革所确立的新的教育观、教学观和师生观,要求历史教师在历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努力创造民主平等的和谐育人氛围,创造宽松、协调的育人环境,从而有利于活跃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想象,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积极性、创造性,允许学生大胆设想、质疑,允许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使学生健康发展。
伴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之际,纵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发展史,分析高校学生的思想现状,总结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上的显著变化,并探析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时代是思想的风向标,指引着行动的实现路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40年风雨历程的今天,我国已向新时代、新征程迈出强劲步伐。 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成为主流声音,在新思想和新思维的不断迸发中制度更加完善、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更加自信。党的报告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步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鼓励创新的时代,是追求卓越的时代,是拼搏奉献的时代。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基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伴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教育理念提升与改进,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将瞄准教育形式的现代化与教育内容的特色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全党、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创新,在实践中前行。围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大学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来展开,在新时代总目标的引领之下,紧紧扣住主要矛盾,以创新思维应对时代挑战,使得新时代新青年能够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事业。 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1.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实现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和中国建造的奋进史。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经过70年的拼搏奋进,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正在革新创效的政策驱动下、以人为本理念的引领下,焕发出重质量、重创新、重人才、重发展的生动实践。党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明确了新的历史任务、奋斗目标与战略部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出了更加明确的新蓝图。站在新时代、着眼新目标、面对新矛盾,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立足新未来、实现新发展、取得新成果,必须深刻认识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历史性的变化,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与身份,在不断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历史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1.2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教育质量、规模、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也较之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个人特点,爱国主义情怀高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背景下的新一代大学生性格上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视野开阔,富有爱心,热心公益,关心社会,上进心十足。同时,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建设上,追求进步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要求入党、为国家贡献力方面等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多元化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成长之路,在不断提高知识储备的同时,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就业导向明确。正因为如此,高校大学生的成材率越来越高,一批接一批的人才不断涌现。在这其中,中华文化的五千年厚重积淀依然主导者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爱国爱家依然是时代最强音。在此之外,包容创新也成为大学生思想意识构建的重要篇章[2]。不过我们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现象,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方面、在团队合作方面,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以物质利益为前提,缺少精神成长;道德观念缺失,知行脱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在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从而导致了集体主义精神的缺失,特立独行、追求个性的主导思维让他们把个人主义摆在首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的经济在40年的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功利主义者。同时,当代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缺少主动思考、更愿意被动接受的情况。在过于追求成长速度的情况下,有部分大学生的思想中出现了拜金、物资的情况,在就业选择中害怕吃苦,不注重专业对口。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情况越来越复杂,一些基本道德素养在这部分高知识素养群体中出现了缺失迹象。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一些错误潮流趋势的影响,极少数的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出现了消极的倾向,荒废学业,旷课早退等不和谐现象开始在校园中懵懂,也有极个别人逾越了法律的红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我们不难发现,经过70年的发展,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有了鲜明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些消极的行为迹象给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丰富教育内容、延展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载体,着力提升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以期能够让当代大学生牢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殷切教诲,摒弃思想的消极因子,做伟大中国梦的卓越践行者。 2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扩大化、丰富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在完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的前提下,不断地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引申完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载体。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得到了发展与创新。我们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总结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断优化历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处在以宣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废待兴中践行社会主义德育为主要任务。在90年代初,中国在创新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放在了高校思想政治的核心地位[3]。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注了更多心血,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重任于当代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步入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刻理解这一内涵,在教育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融会贯通,在全程、全员、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的探索实践中,着力书写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篇章,在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中,牢牢树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时代观,在时不我待的拼搏奋进中,一步一步成长为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伟大成就的崭新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做出顺势而为的改变。每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都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了新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了教学重点。 3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新时代内容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传家宝,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和中心环节[4]。改革越深入,其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时间发展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同时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历史方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新时代,就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时展,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科学使用新载体,把握好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吸引力,为大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成长成才的主阵地,在具体工作中要以从教育内容的不断丰富中寻求突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同步渗透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代同步、与发展同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教学内容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事热点话题以及学生最关心的政治前沿问题,正确引导学生加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并在实践中熟练运用。同时,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外,必须要帮助学生拓宽学习知识面,使广大学生学懂弄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人身把好方向。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通过网络直播课、微课、知识竞赛活动以及参与学校相关主题等活动来丰富课程内容,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现学生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强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同时,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对于国家复兴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高校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创新精神丰富具体途径,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落实。例如在班级内开展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载体的活动,进行新时代文明宿舍和创优争先班集体的评比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多种路径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大学生的道德文化内涵。 4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步入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开展工作的主力军,要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掌握新时代的节奏,唱响新时代的旋律,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在教育内容上不断深化,从理论、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成熟的方法,在新时代的伟大机遇期,助学生快成长、为国家育青苗。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张鹏仙.中德职业师范教育比较[D].中北大学,2018. [3]黄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与发展趋势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 [4]王华华,季卫兵.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及其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科学,2018(2):60-64. [5]吴文浩.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5):168-170. 作者:郑思 单位: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高中美术教学中的鉴赏课程,主要从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出发,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美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进一步陶冶学生的情操,并通过鉴赏经典美术作品,让学生学习、继承传统美术文化和多元化的国际美术理念,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因此,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一、目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但应试教育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学校、教师、家长以及学生更注重考试科目,忽视了能够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美术等科目。此外,一些高中难以为美术课程投入应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美术鉴赏课程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进而影响了一些教师、学生对于美术鉴赏课程的态度。部分学生甚至利用美术鉴赏课休息、娱乐或完成其他课程的作业。美术鉴赏课难以有效发挥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作用,教学效果不佳。 二、在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策略 1.重视高中美术鉴赏课程 一方面,学校应该不断提高对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视程度,加强对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资源投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学校应该不断加强高中美术教师队伍培养,确保教师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和较高的职业素养,加强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考核,组织教师学习新课标的相关内容,并贯彻落实到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设计当中。教师应及时了解最新的美术知识和美术教学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创新教学方法。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2.将美术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 有人认为高中课程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但实际上高中课程的许多知识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各学科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方面是相通的。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因此,教师在进行美术鉴赏课程教学时,应该注意将美术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如,《最后的晚餐》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代表作品,展现了在晚餐上耶稣说有人出卖了自己之后,十二门徒的各种反应。达•芬奇创作这幅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了解这些历史背景,就无法深刻理解《最后的晚餐》的文化内涵与画家的绘画意图。因此,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对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知识的了解,介绍中世纪的宗教文化,让学生对绘画的创作背景形成完整认识。 3.加强对各种经典作品的鉴赏教学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主要是教师指导学生对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进行鉴赏,因此,教师应该尽可能选择一些具有较强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因为优秀的美术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产物,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名家的绘画经历往往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和文化意义,值得学生了解、学习。教师可以在古今中外不同美术流派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如凡•高的《向日葵》、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丰富学生的美术世界,让学生能够在不同的审美感受中获得多样化的审美愉悦。如,《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一幅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油画,画家将亲眼所见的苦役般的劳动景象通过画笔展现在人们面前,批判了封建势力和资本家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摧残。这种深刻的文化意义能够对学生造成强烈的冲击,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画家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在贫困生活中遭受的磨砺、对于学习绘画的坚持,以及对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追求,都值得学生学习。学生通过了解名家、名作的文化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养,对于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积累美术知识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结语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必须重视高中美术鉴赏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力求通过名作欣赏、学科知识融合等方法,不断创新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方法,提升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效果。 作者:王宽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的探索 一、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现状调查 目前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教学内容大都是古典艺术,针对当代艺术鉴赏的教学内容很少。据调查表明,由于缺乏相应的当代艺术鉴赏教学,当代高中生对当代艺术极为陌生,部分学生对当代艺术的概念、代表作、艺术家不甚了解。而经过对当代艺术的分析、解释之后,绝大部分学生都表示对当代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表示想进一步了解当代艺术的代表作以及当代艺术家,希望教师能把当代艺术引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增强自身的艺术鉴赏力。由此可见,当代艺术进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具有很好的学生基础,把当代艺术引入高中美术教学符合时代潮流对高中生艺术欣赏力的要求。 二、当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实践与总结 1.当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实践 把当代艺术引入高中美术鉴赏课程后,先从当代艺术简史开始,介绍当代艺术的四种主要类型(大地艺术、装置艺术、概念艺术、过程艺术)的主要代表作品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评价作品传达的情感及其艺术价值,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使学生不仅会评价一幅美术作品,还会对作品进行批判。②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美术素养,多带学生参加当代艺术展,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 2.当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总结 (1)教学成效通过对当代艺术的教学,学生的艺术兴趣得到显著提高。学生普遍喜欢新异的现代艺术,并认为将当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比古典艺术鉴赏教学更有趣。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对美术作品的理解力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不仅会欣赏艺术品,还会作出适当的批判性评价。 (2)注意事项首先,教师应当系统地讲解当代艺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对当代艺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进行讲解,缺乏系统性的梳理,所以学生学习较为吃力。其次,合理安排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的课时比例。对艺术作品的鉴赏不能太片面,既要引进现代艺术课程,同时不能丢弃古典艺术。只有合理安排两种课程的课时,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对美术作品的鉴赏力。再次,教师要多带学生参观现代艺术作品展。学生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力的提升,不仅要靠课堂学习,更要靠对作品的领悟。最后,由于一些当代艺术的观念较为偏激,教师在对教学中应该有选择性地进行教学。教师应该恰当地引导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③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把当代艺术导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提高艺术鉴赏力与美术素养。另外,由于高中阶段正是学生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引进符合时代潮流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成长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丁美霞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创新设计分析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创新设计,符合美术课堂教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全面塑造学生美术素养有特殊促进作用。作为美术教师,要从学生学习视角出发,展开多重教学创新设计,以激活学生主动参与美术鉴赏的热情。创新导入情境、创新体验教学、创新媒体运用、创新训练设计,从优化学生鉴赏环境入手,有效启动学生美术鉴赏学习思维,激活美术鉴赏感知氛围,进而塑造学生美术鉴赏综合能力,为学生美术审美观成长产生重要助力。 一、创新导入情境,优化美术鉴赏环境 美术鉴赏课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以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课堂导入是重要教学激发契机,教师在具体设计时,要注意引入创新意识,优化课堂导入方式,为学生感受美术创造良好条件。1.整合课堂导入形式。课堂导入是教学第一环节,教师在具体操作设计时,需要根据教学内容展开优化处理。美术鉴赏课有自身的特殊课堂结构,教师要快速引导学生进入美术情境,并对鉴赏内容和学生接受实际展开深入调查。美术作品有不同时代背景,作者情感也呈现差异性,学生接受美术认知也有个性化,为提升教师引导针对性,需要教师对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面考量,以提升课堂教学导入的适合性。教师生动讲述、故事引导、经典作品展览、多媒体展示等,都可以为学生创设美术鉴赏情境,成功激活学生美术鉴赏兴趣。高中学生有一定美术认知基础,对美术作品理解也呈现多元化,教师要给出针对性引导,这样才能让学生有认知共鸣产生,对提升美术鉴赏品质发挥重要促进作用。2.注重学生个体感受。美术鉴赏离不开学生参与,只有让学生充分阅读美术作品,才能引导学生学习思维启动。在学生鉴赏训练时,教师要对美术作品进行适当解读,从美术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上展开鉴赏,学生会在比对中形成自觉感知,领会作者丰富的情感表达。学生在美术鉴赏时,教师还要发动学生展开全面评价活动,让学生讲述观察体验,展示对美术作品的看法,并对美术作品主题进行全面解析,确保鉴赏美术作品和学生形成思想对话,这也是美术鉴赏的最重要目标追求。教师要做好课堂规划,不随意打断学生与美术作品的情感交流,让学生自觉建立美术感知内涵。《礼仪与教化》学习时,教师先给学生出一则谜语: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打一动物名)学生纷纷猜测,都找不到正确谜底。教师继续给学生讲述斯芬克司的神话故事:古代埃及、希腊和西亚都有一种石雕像,特别是埃及金字塔前的巨像尤为著名,据说这是根据埃及“法老”建造的,有的具有人头,有的是牛头或羊头狮身,传说古希腊神话中带有翅膀的狮身人面女妖,她常常令过路人猜谜:什么动物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用三只脚走路?如果路人猜不出,就要被杀害。后来,被俄狄浦斯猜出了谜底:人。这个女妖自杀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现在在哪里呢?引出课题:古埃及美术。教师先给出一种谜语,将学生学习思维快速聚拢,学生当然无法猜出谜底,但其学习兴趣却被成功激活。教师继续讲述故事,学生学习思维迅速跟进,逐渐走进古埃及美术领域,美术鉴赏顺利展开。 二、创新体验教学,启动鉴赏学习思维 体验式教学是美术鉴赏重要的教学理念,所谓体验式,是指教师从学生兴趣出发,引导学生和教师一起展开探究、分析、比对、归结,并从多重互动中形成美术感知体验,完善美术认知体系。1.丰富课堂互动形式。美术鉴赏是个体学习行为,在课堂教学发动时,教师要注意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堂交互活动,对升级美术鉴赏品质有重要促进作用。新课改大背景下,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成为首选学法运用,在美术鉴赏中启动合作互动学习是完全有必要的。小组讨论、合作演绎、小组辩论、小组评价、小组帮扶等,都属于合作学习形式,教师要根据教学实际需要作出理性选择。高中学生有较强的思想独立性,教师在美术鉴赏引导时,要充分听取学生的个性见解,让学生在课堂互动中畅所欲言,这对提升学生美术鉴赏热情有一定帮助。2.强化自主鉴赏感知。美术鉴赏属于美术专业学习活动,学生对此往往有畏难情绪。教师要给出更贴切的引导,帮助学生尽快走进美术作品之中,感受美术内涵情感维度,形成独特美术鉴赏感知体系。强化自主鉴赏感知,这是美术鉴赏教学最重要的达成目标。让学生养成自觉鉴赏习惯和意识,从美术中获得丰富的学习力量。教师要教给学生鉴赏的方法和途径,让学生在独立操作中形成学习认知。在学习《人间生活》时,教师先利用多媒体播放背景音乐“生活”,然后引入鉴赏美术作品“清明上河图”,并利用诗句引入:历经风雨八百年,繁华古都在眼前。千姿百态众生像,尽在绵绵画中间。扬名海外震国威,惊世绝技人人赞。这幅画反映市井生活,有人形象将其称为我国宋代的小百科全书。大家观察这幅画,看看它到底画了些什么呢?有什么特点呢?教师一边展示图画,一边给出鉴赏提示,并配上“春江花月夜”作为背景音乐。学生开始仔细观察图画,并自发展开集体讨论。学生给出指导个性鉴赏:这幅画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市郊景象,第二部分是描绘繁忙的汴河码头景象,第三部分是热闹的街市景象。绘画规模宏大,涉及人物众多,场面也特别繁杂,作者对每一个细节都给出精雕细琢般的描绘,而且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给人带来的是震撼感觉。从学生鉴赏体验中可以体会到,教师引导是比较有实效性的。先用多媒体渲染气氛,并给出诗句加以引导,让学生建立初步印象。当学生展开鉴赏观察时,教师给出音乐背景,这对启动学生学习思维具有一定的帮扶作用。 三、创新媒体运用,激活鉴赏感知氛围 多媒体运用美术鉴赏教学是最为常见的教法实践,教师要充分了解多媒体多重功能,为美术鉴赏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帮助学生尽快建立美术感知。1.适度运用媒体手段。多媒体介入课堂教学后,给教师带来众多选择,极大丰富了教师教法,也为学生学习提供最为直观的展示。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多媒体利用声光电形式展示美术作品,使其成为有形有声的艺术形式,为鉴赏者带来诸多感官刺激。教师科学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已经成为现代课堂教学重要的讨论话题。多媒体好用,但多媒体毕竟属于教学辅助手段,还不能代替教师所有教学行为,如何适度运用多媒体,需要教师作出正确选择。美术鉴赏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展示美术作品,也要运用多媒体给出一定美术鉴赏引导,给学生画出一条可行途径,对提升美术鉴赏品质有重要帮助作用。2.引入比较鉴赏方法。高中美术课标对美术鉴赏有自己的规范要求:通过比较法,让学生感受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美术,从而加强学生对不同人文背景的体验能力。比较法是美术鉴赏重要方法运用,学生有一定美术认知基础,让学生对多种美术作品进行对比性鉴赏,可以调动学生的主动学习思维。为提升学生美术鉴赏能力,教师要做好美术鉴赏内容的分类归结,引导学生对不同美术题材、不同美术风格、不同美术形式进行全面比照,这样可以有效拓展学生鉴赏学习视野,提升学生学习感受美术魅力指数。《美术家眼中的自己》学习时,教师展示伦勃朗、鲁本斯、达维特、丢勒、拉斐尔、高更的自画像,让学生认真观察,并给出自己的鉴赏意见。教师给出思考问题引导:你通过观察有什么新发现?这些自画像是如何展示美术家性格的?你知道其背后蕴藏哪些故事吗?学生展开仔细观察,并引入对比手法进行鉴赏。有学生说:美术家不同于其他职业,他们更看重自己的人格和性格,用画笔进行想象展示。如伦勃朗自画像众多,不同时期都有不同表达内容,从其面部表情可以察觉其内质成长轨迹,给人以更丰富内心语言传递,让观赏者从中探寻美术家的成长历程。我们曾欣赏过梵高的自画像,给人的感觉是忧伤、痛苦和精神折磨,而梵高与伦勃朗、丢勒一样,都善于通过自画像展示自我内心感受。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美术鉴赏,学生自然联系到学习旧知,为美术鉴赏增加了更丰富的角度,确保美术鉴赏顺利展开。学生美术认知有限,教师需要加以针对性引导,帮助学生实现认知思维的有效对接。 四、创新训练设计,塑造鉴赏认知能力 创新美术鉴赏训练设计,需要教师占有丰富美术鉴赏信息资源,为学生设计更适合鉴赏机会,帮助学生顺利进入美术核心,接受美术内质感染,以提升美术鉴赏的基本能力。1.个性鉴赏训练设计。美术鉴赏训练设计时,教师要注意整合美术教学资源,精选筛选美术鉴赏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富美术鉴赏机会。美术鉴赏资源信息呈现多元化特征,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接受实际给出合理的设计,教材、教辅、网络等,都有海量美术鉴赏内容,教师在具体设计时不妨吸收学生参与意见,优化美术鉴赏训练内容,帮助学生快速介入美术鉴赏行动之中。为提升美术鉴赏训练适合度,教师要对学生提出梯度性要求,以满足不同群体学生美术鉴赏的实际需求。2.拓展鉴赏训练域度。美术鉴赏教学针对的是美术作品个体,而学生单凭课堂有限美术鉴赏活动是难以全面塑造美术素质的,拓展美术鉴赏域度,延伸美术鉴赏课堂长度,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美术鉴赏时空,应该成为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要发展趋向。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为美术鉴赏提供了重要便利条件,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美术鉴赏资源,为美术鉴赏随时随地展开创造良机。教师要做好美术鉴赏规划和引导,为学生推荐鉴赏篇目,向学生传授美术鉴赏方法,帮助学生快速获得美术鉴赏的主动权。《托物寄情》学习时,教材涉及梅兰竹菊等多种物象方面的美术佳作,如王冕的《墨梅图》,教师给出鉴赏引导:观察这幅画,看看梅花是什么颜色的,作者为什么要将其画成“墨梅”呢?在画面中还有些文字,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学生展开观察和讨论,课堂学习气氛热烈起来。为让学生对“墨”字有更深刻的认知,教师让学生搜集更多“墨图”进行感知。学生利用网络搜集,很快找到“墨兰图”“墨葡萄图”,并对这些图画进行细致观察鉴赏。为拓展学生鉴赏视野,教师发动学生搜集更多“墨图”,极大丰富了学生感性认知,也引发学生更深刻的思考,对提升学生美术鉴赏品质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是普通高中课程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对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美术教学包含众多内容,美术鉴赏属于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教师引导学生展开多重美术鉴赏学习体验,可以从灵魂深处给予学生更有力的触动和感化,促使学生尽快走进美术世界,接受美术艺术的洗礼。 作者:方春敏 单位:浙江省义乌市大成中学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摘要:美术鉴赏课程是高中美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开展美术作品鉴赏课程,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联想能力,对提高学生的创造力、鉴赏能力也有一定的帮助,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还可以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 关键词:高中美术鉴赏;美术教学;策略研究 随着时代的进步,课程改革也在不断更新。就目前美术鉴赏教学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以下是本文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提出的若干建议,用以提高美术鉴赏教学的质量。 一、老师要有良好的教学态度以及扎实的业务素养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最长,所以老师应该给予学生正面的态度影响,一是对教材的学习态度,二是对课堂教学的态度。即:老师应该不断学习、钻研教材内容和创新教学模式,只有这样,老师才能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如果没有扎实的业务素养,老师是不可能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入的感受和体验的,所以,老师具备良好的业务素养对指导学生在鉴赏作品和评价方面有很大帮助;课堂教学的态度,指的是老师的动作、语言、语气等具备一定的感染力,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在课堂中引入多元化教学 高中阶段的学生心智已逐渐发展成熟,正处于表现欲特别强的阶段。在美术鉴赏教学中,老师应该多鼓励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感受作品,不只是停留在表面那么简单。而是应该把认真观察到的信息进行客观的分析,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想并通过语言表述出来,也可对作品想要表达的观点作大胆的推测与想象,使之成为整体的感性的经验。其次就是鼓励学生收集举证需要的资料论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学习到《各异的风土人情》的教学内容时,老师可以设计与当地风俗、文化相关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老师只要加入创设提问、学习任务等多种途径便能给学生提供展示与表现自我的机会。此外,设置的问题和任务还要达到以下要求:(1)设计的任务和问题要紧扣教学内容、有内涵,可以吸引学生的好奇心;(2)问题的难易程度要照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保证每位学生都有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信心。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使课堂效果事半功倍,主要以小组或个人的形式组成,不但激发了学生探索知识的欲望,还释放了学生的表现欲,并从竞争过程中收获喜悦。当然,老师在活动过程中的引导与讲解也至关重要。 三、追求课堂教学艺术化 学生对生活的认知大多数是来自于课文与生活阅历,这就造成学生对美的感受还很模糊,从而难以体验美术作品中的美感。所以,老师要深谙教学理念的内涵,防止教学过程中出现形式化教学,一味追求“高效”的教学理念,不但没有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还偏离实际教学。所以,在美术鉴赏过程中,老师要多引导和激发学生赏析美术作品的积极性。比如,在赏析《罗马武士》的作品时,老师提问:为什么喜欢这幅画呢?有学生回答“因为画中的武士让我感觉与秦兵马俑中的武士是一样的,让我觉得很敬畏”。这时,老师可以适当的表扬这位学生的爱国精神,使学生倍受鼓舞,明白了“爱国”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又如在赏析毕加索的《哭泣的女人》的作品时,有位学生酸楚的说喜欢这幅画是因为“感觉画中人是一位母亲,而她的悲伤来自于丢失了自己的儿女,所以她看起来很痛苦”。这时,课堂气氛一下被这位同学的话语融化了,大家都沉浸在画中的情境之中,这时,老师只要给这位学生送上一个深深的拥抱,便能与学生产生情感上共鸣。因此,美术教学的艺术所在,就是通过老师的表情、夸奖等渲染课堂氛围,引发学生的联想,增强对情感的体验,从而达到情感共鸣,进而获得有效的课堂效果。 四、重视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写鉴赏笔记 1、让学生自主鉴赏 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制约教学过程的重要因素。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大多数老师都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课文知识,过于追求答案的标准化,殊不知这种教学模式极大的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因此,老师在美术鉴赏教学中,要允许学生“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而不是把答案设定在一定的范围。因此,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实现课堂教学的内在价值。让学生自主鉴赏,老师只要稍作分析与引导,便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挖掘潜能,老师的角色也起到授之以“渔”的作用。当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老师除了积极引导与解析外,还要为学生创造一定的条件,用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发散性思维。比如,在进行莱顿的《音乐课》的赏析时,由于这幅美术作品表意较为直接,所以老师只要给学生介绍作者生平的事迹与创作的特点,使学生对作者的风格有了一点的了解后,再让学生自主进行欣赏,在欣赏过程中老师只要在铺垫的基础上给予点评,学生很快便能完成教学任务。 2、鼓励学生写鉴赏笔记 为了使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老师可以优化课外作业的形式,使之成为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即用鉴赏笔记代替课外作业,有利于老师通过鉴赏笔记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特别是针对不善于表达的学生;也可以通过鉴赏笔记知道获得的教学效果和帮助老师进行有效的课堂设计。于学生而言,写鉴赏笔记就是敢言、敢想,老师不要过多的干涉其中,而且不要设置固定的形式,而是让学生自主的选择表达的方式与角度。长此以往,对提高学生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大有脾益。另外,老师对鉴赏笔记的评价也同样重要,良好的鉴赏笔记评价不但能够使得他们知道自己所存在的不足,同时更能够通过评价激励学生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因此,老师在进行点评时评语应首先指出学生鉴赏笔记中出彩之处并予以鼓励,其次要对笔记中存在的不足进行点评,随后提出一些改进的方法,从而让学生能够对其不足进行改进,以此有效地提升他们美术鉴赏力。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试论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摘要]高中美术鉴赏课是培养学生学会欣赏、判断、评价,提升审美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学生鉴赏能力提高的关键阶段。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应注重作品的人文性、主客观相统一性及学生鉴赏的自主性,依据美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充分尊重人的思想、愿望、情感、意志、尊严、智慧等人文特征,使学生学会鉴赏、判断、评价美术作品,争取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美术潜能,促进他们和谐、健康、自由发展。 [关键词]《新课程标准》;高中美术鉴赏;美术教学 一、《新课程标准》对“鉴赏”的解读 2003年4月颁布的《新课程标准》设置了美术鉴赏系列内容,指出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是运用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获得审美享受,并理解美术作品与各种现象的活动”,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中欣赏、评述学习领域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拓展与延伸”。① 那么,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欣赏与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有何不同? 1999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对“欣赏”与“鉴赏”这两个词做了如下解释:“欣赏”就是领略,玩赏;“鉴赏”就是人们通过特定媒介与艺术形式逐步进入对作品的具体感受、体验、欣赏和鉴别的精神活动。② 由此可见,“欣赏”与“鉴赏”这两个词在程度上有区别,鉴赏包含鉴别和欣赏的意思,而欣赏一般并不包括鉴别的意思,只限于感知、想象、情感体验等感性认识方面。鉴赏是“判断美的一种能力”,它高于一般欣赏水平,是对美术作品的鉴别和欣赏。③当然,在教学中两者有时交叉进行,不是完全分开的。 二、美术鉴赏教学在审美教育中的意义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主要是以一些美术家的美术作品为例子来进行的。所以,美术鉴赏在审美教育中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可以启发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提高其对美的认识 高中美术鉴赏是提高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思维能力的重要阶段,由于美术作品的直观形象性,易被学生接受,能引起学生心理的愉悦。在对其鉴赏评价时,是学生思维最自由的时刻,就像黑格尔所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而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所以,在美术课程中开展一些美术作品的评价,能够使学生认识到美的标准和判断原则。如学生看到春景时,想到的是春天的美景和人们在春天里活动的各种景象;看到梵高《向日葵》作品时,在老师对其色调、布局、笔触运用等方面进行鉴赏后,学生在充分地了解梵高的基础上,想象到向日葵的内在涵义,即象征着充满活力的新生命,同时也象征着梵高热爱生命,渴望生活的情感;再如学生对有关劳动作品鉴赏后,认识到劳动的艰辛和伟大,认识到劳动不仅可以改造世界也可以创造世界,再通过作文形式写一些认识体会,进一步认识到美与劳动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从而拓展自己的思维和意识,提高对美的认识与理解。从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横向联系的角度来说,它可以促进学生通过美术学习获得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理解。④ (二)可以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国艺术,提高民族荣誉感 众所周知,中国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且具有独特的风格。中国艺术是以线条为主,讲究诗、书、画融为一体。早在1949年出土的两件战国帛画中的线描人物的形象,从略施色彩的绘画技巧来看,至少在2000多年前我国艺术水平就达到了一定高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艺术的绘画门类和形式也在快速发展并日益壮大,成为和西方油画艺术并驾齐驱的世界两大艺术体系。如国画整体上分为三大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而三大艺术又可以细分出很多类别。它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现代绘画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为之自豪的民族艺术,具有传情达意、表言立志和其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艺术特色。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说,这一教学内容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术学科的内涵,使美术的学习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学习。从文化的多样性角度来说,它加深了学生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尊重并理解世界的多元文化。⑤所以,加入一些绘画故事或历史发展的讲述或评价,可以让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艺术,提高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 三、美术鉴赏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鉴赏时应体现作品的人文性 《美术课程标准》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美术的最高目标就是使人们更深地懂得生活,更加热爱生活。 引导学生学会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一项重要手段,通过鉴赏可以使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促进学生各个方面和谐发展,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中学美术教学主要以生动的形象及卓越的艺术技巧来打动人心,使学生为之奋发,与之共鸣,起到以艺术形式来教育人的目的。例如鉴赏近代画家徐悲鸿《愚公移山》油画作品时,作者把一则古代寓言故事用油画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画面上那些健壮的劳动者正不知疲倦地劳动。把这则寓言故事和画面内容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无论前方多么艰辛,只要能保持乐观自信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就终将会成功。再如鉴赏北宋画家范宽《溪山行旅图》,那大气磅礴、巍峨高大的山石,耸立在画面中,顶天立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山头灌木丛生,结成密林,下边楼观微微在树林中显现,小丘与岩石间一群驴队正匆匆赶路,右上方一飞瀑直泻而下,在静谧的山野中仿佛能听到水声和驴蹄声。这样的好山好水之所以感人,必定是作者充满对自然的激情而表现出的,并能够赋予自然一种新的意境。在我们欣赏这幅佳作时,不禁为作者高超的技艺所折服,也不由为祖国大好河山自豪,令人肃然起敬。所以,通过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教育,让学生基本了解我国历史上一些具有典型美术作品的情况,使他们对祖国及其丰富的古代文化和艺术遗产有一个初步认识,引导他们去理解、领会和感受艺术美,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情感。 (二)鉴赏时应体现作品的主、客观统一性 《新课程标准》强调,学习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应联系文化情境,认识美术作品的意义、形式,风格特征,⑥使鉴赏对作品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情境实际上是美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时所依托的背景,它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⑦在鉴赏中,由于地区和民族等文化不同,会出现一些差异,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鉴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鉴赏没有客观性,实际上只要能联系作品的文化情境,就能认识美术作品的意义、形式和风格特征。也就是说只有联系其特殊的创作背景,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到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点,从而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当然在对某一作品实际鉴赏时,我们不但要看到主体所具有的自我感受、认知水平等是否与所鉴赏作品的特点相符合,而且还要看主体能否在理智的作用下将自我情感升华为审美情感。可以说一个具有相应鉴赏水平的人,能体验和感知到各种媒介的审美情感。从中我们看到,鉴赏美术作品时能联系文化情境,进而认识美术作品的意义、形式、风格特征,是减少主观感受并使鉴赏做到主、客观相统一的重要条件。 另外,在鉴赏中将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判断进行对照,总结自己的鉴赏哪些方面符合多数人的意见。如此反复开展美术作品的鉴赏活动,使学生养成自觉验证判断、减少盲目冲动的评价,使鉴赏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三)鉴赏时应体现学生的自主性 在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往往扮演的是裁判角色,对与错只有裁判说了算,时间长了会挫伤学生自主鉴赏的积极性。因此,在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要变主体为客体,让学生变客体为主体,自己鉴赏、评价某些作品,直接参与自主性的鉴赏和评价,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作品的真切感受,有利于学生鉴赏、评价能力的养成与提高。 另外,今天的教育已不是向学生灌输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必须让学生能够拿着自己的“渔”,找到适合于他的“鱼”,即学会学习,找到一种方法,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动力。也就是说,在新的社会发展情景下,能够不断发现自己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主动自主地去学习、寻找相关有用的信息,并通过分析和思考做出判断与评价,然后再创造性地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计划,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反思和评价,不断改进和完善,直到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在这一系列学生自主性评价活动中,自我分析、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决策的能力是引导这一活动逐步深入并获得成功的关键。可以说,自主性鉴赏、评价能力是学生学会学习、形成可持续发展学习的基本要求。所以,从学生分析问题和理解问题的能力角度来说,它可以帮助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一些问题。⑧ 总之,美术是人类文化最高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文化行为。我们要立足于科学鉴赏,充分、准确地了解美术作品的相关信息和学生欣赏水平、年龄等各种情况,依据美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充分尊重人的思想、愿望、情感、意志、尊严、智慧等人文特征,使学生学会鉴赏、判断、评价美术作品,争取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美术潜能,促进他们和谐、健康、自由地发展。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普通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多样化教学 美术鉴赏是普通高中美术课程五大系列中的第一系列,对提升高中学生美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起着重要作用。该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重要的课程价值,不仅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立学科价值的模块,而且也能渗透到其他各系列和模块中,对其他各模块学习起到引导和辅助作用。 目前,新课程下的美术鉴赏课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让学生在愉悦的环境中接受鉴赏知识,获得审美感受,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切入: 一、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在教学中要注意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努力创新教学设计,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激活美术课堂。 在以往的听课过程中我们发现,高中生对美术课的参与热情不够,常常处于被动状态,回答问题顺着老师的思路走,很少主动提出问题,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想。要改变这种尴尬的教学现状,教师就要力求在教学过程中以活泼多样的课程内容呈现形式和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鉴赏活动。例如:我在上一堂罗丹雕塑《欧米艾尔》欣赏课时,就根据课改的精神,转变教学模式,把美术鉴赏课堂“让”给了学生,让学生参与到“卖画比美”的小品中来。我让一位同学拿着罗丹的雕塑作品《欧米艾尔》图片,与另一位持有台湾明星组合S.H.E画片的同学同时叫卖,各自夸耀自己的图片如何之美。此时,全班同学可就“谁的画最美”各抒己见,而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大部分学生喜欢当代明星。 这时,我介绍了作品的背景:罗丹(1840―1917)是法国一位伟大的雕塑家,出生于巴黎的拉丁贫民区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家里。《欧米艾尔》的灵感是罗丹在前模特、老年的意大利女人身上所得。画家通过刻画畸形、丑陋的形体,表达了对生命的强烈悲哀和绝望,表现了当代人的罪恶、堕落、痛苦和绝望,表现了作者对当代人的批判、同情和歌颂。继而我说到:“同学们一开始喜欢明星,是因为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外表漂亮和好看就是美术鉴赏的标准。但是,虽然罗丹雕塑的是一位风烛残年、乳房干瘪、充满皱纹的形象,不‘好看’也不‘漂亮’,却可以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是真正属于艺术美。美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第二自然,艺术之美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由于亲身参与,学生听得都很认真,积极性也很高,很容易便理解了艺术之“美”的概念,真正体会到美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二、指导学生懂得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了解基本的美术元素、美术术语,能有的放矢地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艺术作品。例如:点、线、面、黑、白、灰是绘画造型艺术最基本的艺术语言,各因素之间需要遵循对比与和谐统一的关系;通常画家会通过光影明暗营造画面层次,充分表现色调的变化,描绘出立体的物象以及精细而微妙的局部变化,从而表现出客观物象的结构、质感和空间等;想如实地、客观地再现客观世界可运用具体表现手法,想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的表达,可运用抽象的表现手法等……如此,学生通过这些知识,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更全面地理解、鉴赏美术作品。 三、教学过程中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更为理想的教学环境;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声音、图象、动画、视频剪辑等手段,化复杂为简单,化理性为感性,化静态为动态,尽可能利用有限的45分钟来体现世界美术领域成果的丰硕性,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例如,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可图文并茂,完整系统地把各个时期、各位艺术家生平及代表作的风格、特点、所属流派介绍给学生,让高中学生更为清楚地认识中外美术发展史,领略大师创作的特点和风格;在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理解美术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理解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 四、高中美术鉴赏与其他学科一样,也担负着德育的教育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充分展示我国几千年的丰富文化和艺术,引导学生理解中华艺术的深刻内涵,体验中国艺术独特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感受中华民族精神,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文化的热爱,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当然,在增强民族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世界文化。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美术鉴赏这一课程应向学生展示丰富的艺术形式,从不同角度分析作品,理解作品,尤其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形态。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达到尊重世界的多元文化的目的。 总而言之,作为高中美术教师,应认真研究领会课标、教材的精神,在教学过程中突破传统美术鉴赏课依赖“讲授法”教学的通用程式,采用多种形式,积极鼓励拓展思维,强调学生自主创作性思维方式。教师应在学生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升,避免过于理论化,注意结合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学生生活经验来创设情境,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 (作者单位:永州市第七中学)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关于高中美术鉴赏课中新教学模式的建构 摘 要:“建构型”美术综合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去探索学习而不是由教师告诉学生答案。教师要善于设疑,启发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充满求知思索的激情;使学生学习获得教学实践的认可,取得学习意义上的成功,强化学习的动机,最后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激发学生学习美术持久的浓厚的兴趣,激励学生不断提高对自己能力的欲求,不断增强自己的学习信心,不断地在自我实现中超越自我。 关键词:美术鉴赏 建构 美术综合课 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教材是根据建构主义的思路编写的,因此我认为,《美术鉴赏》的教学也应该本着“建构”主义的思路进行。为区别传统的教学模式,我将其称为“建构型”美术课。 1.“建构”与不“建构”的不同之处 传统的美术学科教学设计通常包括下列内容和步骤: (1) 确定教学目标。既通过美术鉴赏培养学生发现美、运用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2) 分析学生的年龄及专业特征,结合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制作教具。 (3) 根据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特征分析确定教学过程。 (4) 制定教学策略。 (5) 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要求选择与设计教学媒体。 (6) 进行教学评价,并根据评价所得的反馈信息对上述教学设计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作出修改或调整。 建构型美术综合课设计要考虑情境如何创设,提出什么问题,学生通过什么学习,怎样引导学生发挥自身优势解决问题,怎样进行评价。 (1)根据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特征确定如何创设情境。 (2)根据主题设计问题。 (3)制作多媒体课件,提供学生用资料。 (4)选择适当的教学模式 (5)自我教学评价,修改或调整。 传统艺术教育,由于开设的是单一的欣赏课或技能课,一般也象其他科目教学一样,复习、导入新课、传授新课、总结、课后作业。课堂是教师在展现自己的多才多艺,没有让学生思考。 建构型的教学一般是教师呈现情境、提出问题或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合作讨论、解决问题。同样一节课,建构型的课堂可以设计成这样:教师通过多媒体呈现不同时期作者的《最后的晚餐》作品,提出如下问题:(1)请对比这些同名作品,分析达芬奇的作品好在哪里。(2)请用各学科知识解释达芬奇作品中耶酥为什么会如此突出,即是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又是最后目光停留的地方。(3)用你学过的物理、化学和美术知识相结合分析作品的颜色为什么脱落这样严重。(4)如果你表现这段故事,你将怎样做,提出你的设想或做出来。(5)请大家分组进入角色表演这幅作品。这种教学过程体现了启发诱导、促进学生探究学习的特点。 2.“建构“的好处 建构型美术综合课程的功能在过去传统美术教学传授知识和培养审美能力基础上扩大为培养学生终身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灵活健康的审美观念,促进知识迁移能力的形成,培养自学、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在实践中建构型美术综合课程比起传统的美术课具有很大优势: (1)有助于教师的创新教学。为适应新课程,教师要发展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及应变能力,动脑筋策划出各种丰富的活动,在多媒体技术的基础上,呈现教学情境,这就要求教师在内容设计、课件制作、活动设计等方面都要创新,有了这种理解,教师就不会局限于教材,相反会积极开发,以求质量上有所保证。 (2)建构主义提倡的合作学习,有利于高中年龄阶段的男女生在讨论中和操作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3)“建构型”美术课会不断诱导学生建立新的目标,促进其长远发展。即不会因其他科目学习的紧张和本科目的学习发生冲突也不会产生倦殆感。 (4)“建构型”美术综合课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了学习者在建构性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善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 (5)“建构型”学习有效促进新旧知识的交互作用。在“建构型”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合作讨论,积极地把新概念或规律与自己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概念相联系,引导学生积极地唤起头脑中已有的相关概念与新感知的概念一起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和深化,总结出共同因素,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6)促进学生自主将各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建构型美术课是学生在已有经验基础上进行动态综合的过程,学生在自身发展现状基础上,在智能、体能、美感等方面自主综合同时对各种相关知识也能自主进行综合。 (7)促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建构主义课堂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主动,能有兴趣、有信心、有责任感地探索和解决问题。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和技能,这是教育的根本性目的之一。 (8)构造新的评价体系,增加学生的自信。建构学习是诊断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这意味着学生必须从事自我监控、自我测试、自我检查等活动,以诊断和判断学习中所追求的是否是自己设置的目标。 (9)有助于艺术能力与人文素质的整和发展。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与人的生活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的课堂上要建立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艺术与文化、艺术与学科四种关联。更能有效的促进艺术能力与人文素质的整合发展。 3.做“建构型”教师 “建构型”教师不局限学生的思维,而且要思维敏捷,善于找出学生思想中的关键点来启发诱导学生进一步提高。善于在评价中激励学生进步,善于开发有意义的素材,将有意义的内容自然贴切的综合。艺术教师在建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加强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本身要在内容上努力创新,开发能够有利于学生创造的主题引导学生的创造思维,将学生的灵感激发出来,创造的同时就建构了新知识。在美术课上必须支持学生的奇思妙想,对于一幅作品的理解允许学生穿越时空界限,允许学生用其他科目的内容来解释本学科。学生可以用科学、社会、物理、化学、艺术等来解释对一幅作品的理解,因此我们本身也应该能灵活运用主题知识。 在建构型美术课上,教师首先要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改变师道尊严的陈旧观念,树立新一代教师的形象。教师应当发挥“导向”的重要作用,发挥教学组织者的作用,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发现问题,进行“问题解决”。要高度重视对学生错误的诊断与纠正,并抱有正确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吸收从教师或书本中得到的知识。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讲课或是讨论,而是如何运用技巧去配合而不是支配学生的思维。要头脑清晰地选择合适的策略并巧妙地实现。建构主义提出了支架式教学、示范性教学、训练式教学、指导式教学和协商式等教学,教师面临的挑战是选择合适的策略并巧妙地实现它。因此要深入分析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策略,这个过程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益处的。教师要有能力自己设计和分析问题。设计问题是处理教材和教学中最难的一件事,需要我们精心设计,不可草率。不然便有可能提出学生无法回答的问题,或将教学内容引向它处偏离教学目标的问题,或在课上学生根本无法探究出结果的问题而浪费时间。 “建构型”是新的环境下对师生提出的一个共同课题,教师在其中必然是一个主导因素,美术教师只能付出更多的智慧和精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发挥艺术学科的魅力。提高课堂效益,创新求变,才有可能从学生有限的精力中,真正分得一杯羹,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目的。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网络教学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中的运用 摘要:把美术课堂教学与多媒体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创新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美术欣赏课教学模式的不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 关键词:网络教学 美术鉴赏 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展示全图,又可局部放大,是美术欣赏课教学的好帮手。它改变了我们以前一本书、一根粉笔和几张范图的教学过程。 一、网络辅助教学的重要性 网络辅助教学的重要方面,就是要为学生创造开放的学习探究环境,如果仅仅领先教材和教参或通过教师零星收集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当今网络世界无疑是最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因特网访问博物馆、美术馆,这将是最为便捷的方式,其系统性的收藏不仅可以让学生进行美术专题的学习研究,还可使学生从更广的角度多方面对学习对象进行考察,使美术欣赏活动更容易与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使学生获取更丰富直观的印象,从而对审美对象有更生动的把握,学生更容易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艺术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进行多方面的审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样做不仅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促成学生综合拓展性的学习活动,同时还在考察研究活动中,通过查寻资料、收集图片,归类分析等活动,学生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有了切身的感受,这种经历对提高学生综合学习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中发现,网络中的艺术欣赏其内容的丰富性、欣赏环境的开放性、欣赏过程的互动性,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空前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促进了审美能力的形成。而学生的审美感受力、思维力、鉴赏力有助于学生在网络这个信息的海洋中快捷正确地选择处理信息,提高效率。所以说,让网络辅助美术欣赏教学,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高中美术欣赏课程新的基本理念,为优化艺术欣赏教学找到了全新的途径和方法。 二、网络辅助教学的形式 如何让网络辅助高中美术教学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在课堂上加强网络环境下的方式的训练。我把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美术欣赏分为主题式、取样式、对比式等。这些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艺术鉴赏,对学生要有一个学习和训练的过程。 1、主题式 主题式欣赏是一种“点圆式”的信息输入方式,即以主题为圆心,以有关文本为圆的扇面组织信息输入。以讲授《礼仪与教化》(湘版)为例,对青铜器的欣赏,单靠教师的介绍总会让学生感到有些枯燥,如果先让学生通过网络收集大量关于青铜器的文本资料、造型艺术、铸造技术、图像资料,进行快速浏览和广泛阅读,对青铜器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并作初步分析,那么这一步既培养了学生的概括能力,又渗透了构架信息结构的能力。然后通过小组合作形式,设计以“青铜器”为主题的主页,主页中有文本材料,有图像资料,还可以有声像资料。完成后师生共同评议或通过网络点击,进行投票,选出最佳主页,学生再进行修改,总结。 这是一种基于网络条件下的主题是以网络为平台,以主题为圆心,以学生为主体,以广泛的信息为路径,以教师所立目标为导向,以评价为约束的全新的学习方式。 这种学习方式完全打破了以往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按部就班地讲――学生无动于衷地听――老师不分主次地发问――学生心不在焉地回答――老师“交”给学生一堆标准答案――学生如获至宝地收下。网络的辅助创立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教师设计学习主题――学生上网去检索、筛选、进行快速浏览――然后分析、研究所得的信息,从而获得新知,形成判断――学生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利用幻灯片或网页的形式进行展示、交流――学生写学习收获、体会――教师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过程、方法与结果,并加以总结深化。 在整个主题式欣赏过程中,学生知识量明显增大,而且通过反复筛选,学生能够对信息进行鉴别、判断,择取有效信息,抛弃无效信息,这在信息量急剧膨胀的今天,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2、取样式 所谓取样式,指的是根据教材及目标重点、要求,在众多图片材料中选取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彩部分进行细究。它一方面可以保证学生有时间走进经典,在记忆库中存储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在欣赏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时可插入民族乐器的演奏;如:《春江花夜月》、《高山流水》等的古曲民乐。在欣赏欧洲古典美术作品时,可插入西方管弦乐器演奏的《蓝色多瑙河》等协奏曲、圆舞曲。另一方面,可以训练学生在信息的海洋中,根据个体发展的需要提取最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对“点”上信息的掌握,了解“面”上的状况。如教学《古代宫殿建筑》时,由于我们的学生地处山区,他们对宫殿之类的古建筑大多数局限于图片及电视剧,所以我先让学生仔细体会和品析教材中的介绍,接着让学生在网上搜索相关的文本材料,图像资料和声像资料,观看故宫建筑的情景等。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品味古代建筑中独特的木结构,布局的巧妙,完美的色彩运用和意境的优美。与以往的古代建筑欣赏相比,学生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所需要的关于故宫建筑的知识,而且扩大了课堂的容量,大大开阔了学生视野。用学生主动学习的方式取代了教师“保姆式”的教学,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 3、对比式 尽管高中学生的心理日趋成熟,但在情感方面却相当封闭,他们不象小学生、初中生那样敢于坦陈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农村中学考上的学生,胆怯、爱面子。再者阅历不高,社会经历有限,对优劣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弱,容易造成信息迷航,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比式训练。 结合教学实践,对高中美术欣赏课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行研究,不但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营造美的氛围;也要建立以自由为原则的教学模式;要开发乡土教材,拓宽美的欣赏渠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建立和谐的教学关系,把美术欣赏教学落到实处,使追求艺术素质变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试论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高中美术鉴赏课堂情境创设 一堂优质高效的美术课离不开成功的教学设计,美术综合性强、知识跨度大、注重实际应用。信息技术与美术课程整合能改变传统教学结构,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老师在进行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时候,为活跃氛围,激发兴趣,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运用信息技术来情境创设便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一、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的时机把握 (一)在教学开始阶段创设情境 教师要全方位、多途径地搜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美术鉴赏素材,利用计算机、扫描仪等先进技术设备,科学有序地对素材进行挑选、分类、加工、制作,建好素材库;在进行鉴赏教学之前,老师可以根据鉴赏教学的内容进行情境创设,这样能够将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比如说,在讲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欧洲绘画欣赏教学的时候,老师展示一些学生自己熟悉的欧洲画家和代表作图片,让学生自己说出名字和代表作,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思考积极性,然后老师可以分析学生的回答并进行新课的导入,讲解鲁本斯、伦勃朗的代表作。等到学生的积极性消退,注意力开始分散的时候,老师可以进行疑问情境的创设,这样学生的注意力会得到集中,教学效果也能够提高。比如,在教学《心灵的慰藉》时,先用计算机把佛教造像和佛教音乐进行合成,让学生一边看着画面一边欣赏佛教造像,肃穆宁静之心油然而生,感受佛教造像给人带来的那种祥和、宁静与发自内心的快乐。 (二)根据提问的时机、突破点以及难点进行情境的创设 在鉴赏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把握时机进行情境创设,比如说进行提问点的把握,在学生困惑或者听不懂的时候进行问题情境的创设,这样能够帮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相关的知识点。比如说,欣赏到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配上一点欢快的音乐,从网上下载3D动态图,直接从静态上升到动态,提问学生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什么内容,其特点是什么。学生仅仅通过一个人的思考,很难全面地回答,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分小组进行问题的思考和提问,并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一定的指导,特别是那些容易混淆的知识,老师更应该给予学生解释。在讨论结束之后,老师可以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和问题,老师再进行补充,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突破难点、把握重点。 (三)在学生需要鼓励的时候进行情境创设 老师在进行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时候,应该让学生处于愉快而轻松的氛围。心态好,学习兴趣才会提高,进取心和自信心才会增强。比如说,在讲到木刻版画鉴赏的时候,很多学生没有接触过木刻版画,无法很好地理解版画的时代和需要,教师可运用PPT课件激发兴趣,对制作版画进行分析指导,利用实物展台展示刻刀,并教授学生怎样用刀,让学生对木刻版画有初步的认识。学生在上手工课的时候,兴趣往往会比较大,在学生做完之后,老师要评价并多鼓励学生,这样学生的兴致会提高,鉴赏的时候也会更投入,更易理解。 二、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情境创设的形式 以往的教学手段和办法比较单一,学生鉴赏的积极性很难真正被调动起来,这便要求老师根据需要进行教学情境的创设,提高学生鉴赏学习的积极性。 (一)创设直观感受的情境 创设直观感受情境指的是,在教学的时候,老师通过实践来展示事物或者进行事物的描述来进行情境的创设,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术作品。比如说,在鉴赏素描作品的时候,学生很难理解调子在素描中的作用,老师可以拿出几个石膏体,让学生近距离进行观察,理解其明暗变化,这样欣赏素描作品的时候,学生更容易理解。比如,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进行教学,可以使平面物象动态化、立体化,这样才符合人的认知规律。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可利用FrontPage、Dreamweaver以及Photoshop和Flash等软件,将平面图片转化成动感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民间美术一节教学为例,先设计十二生肖剪纸形象,然后用计算机制作诙谐的动画效果,从而使原本单调乏味的讲解变得更加生动。 (二)通过学生的参与创设情境 在鉴赏教学的时候,老师可以根据鉴赏的内容,采取措施,帮助学生参与进来,来进行情境的创设,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体会作品。比如说,在讲到美术作品艺术语言的时候,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材质不同导致艺术效果的不同,可以让学生带着相机走进大自然,让学生触摸大树、墙壁、各种金属材质,课上运用多媒体播放照片,请学生谈谈感受并分析制作的可行性。老师也可以准备几幅材质和机理各不相同的作品,以便让学生理解材质不同对作品的影响。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时创设情境是非常重要的,在情境创设的时候,教师必须把握合适的时机,这样才能保证情境创设的有效性,真正提高学生的鉴赏兴趣和鉴赏水平。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课堂中来,优化了教学过程,提高了教学效果,使高中美术鉴赏课流光溢彩。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策略探究 摘 要:美术作为一种贯穿千年的艺术在新时代仍然散发着无限的魅力。高中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之外更应具备一定的美术鉴赏能力,做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少年。高中学生学习任务繁重,欣赏美术也可以作为一种放松的手段,在学习之余潜移默化的提升美术鉴赏能力。 关键词:高中;美术教育方法;基础知识;浅显化;形象化;鉴赏层次;鉴赏能力 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想方设法培养与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使学生形成以美术学科为特征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个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学生实际、学校办学条件和当地人文特点,不断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提高美术鉴赏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一、讲透基本知识,奠定美术鉴赏基础 要想使美术鉴赏教学收到实效,其前提则是,美术教师应给学生讲透美术鉴赏的基本知识,为学生进行鉴赏奠定基础。点、线、面、色是构成美术语言的基本元素,美术作品的不同种类都是在这四个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在组织和表现这些元素的过程中,则形成了独特的美术语言表达手段。如西方绘画中的明暗、空间、透视、构图、肌理等,中国绘画中的笔墨、章法、皴法等。教师只有让学生理解和掌握了构成美术语言的基本元素及其表达手段,才能使他们的鉴赏之路变得通畅。 二、将美术理论浅显化、形象化 教学中避免过分强调美术学科特征。上课时大量使用美术专业名词和术语,或直接套用教材中的语言,将学生本以为生动有趣、轻松愉快的美术鉴赏课上成深奥难懂的“学术研究课”,这是中学美术鉴赏教学的大忌,既不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不符合美术鉴赏课的学科特点,学生享受美的愿望得不到呵护,美术鉴赏的学科目标也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导致学生对美术鉴赏兴趣的丧失。笔者在教学中,尽量将教材内容融会贯通,自我消化,再根据学生情况,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利于学生理解。如上《独树一帜DD古代中国画》一课,为使学生理解“客观形象”与“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在黑板上重重写出词语“江山如画”,学生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形容自然风光非常优美。进一步引导:“形容风光优美,为何用‘画’形容呢?”学生通过讨论并踊跃发表看法,教师适时肯定学生的答案并归纳:“这里的‘画’泛指艺术形象,这个词说明,艺术形象比自然形象更美。”教师继续发问:“为什么艺术形象比自然形象更美呢?”由此引发学生对艺术形象特点的思考和理解。 三、明确鉴赏程序,搭建美术鉴赏之桥 在鉴赏美术作品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会感到十分茫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鉴赏的程序,找不到美术鉴赏的切入点。为此,教师要告诉学生美术鉴赏的基本程序,为学生搭建进入美术鉴赏世界的桥梁。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按照下列问题式程序进行鉴赏:(1)你看到了什么?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并叙述所鉴赏作品的内容,尤其是作品的细节部分。(2)你产生了怎样的感受?指导学生仔细观察作品,促使他们与作品产生共鸣。(3)你认为作者想通过作品表达什么?引导学生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解读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涵。(4)会对作品作出何种评价?引导学生通过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态度和认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和评价能力。 四、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能力 教学中紧扣《普通高中艺术鉴赏课教学大纲(初审稿)》及美术教材特点,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手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融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和情感性于一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如在课堂教学结束前几分钟,针对下节课教学内容提出几个相应的研究性问题,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到校图书馆、阅览室、网站、书店去收集、下载和整理信息,课堂上,展开讨论,教师点评。如教学《新的探究DD现代绘画、雕塑和工业设计》一课,教师在课前提出研究性问题:现代商业美术的门类有哪些?现代商业美术的发展现状如何?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信息,或逛大街、逛商銮鬃钥疾欤结合电视广告、报刊杂志广告,了解现代商业美术的特点,门类以及现状,针对问题写出报告,每小组由中心发言人在课堂上所写的报告。实践证明,美术鉴赏课注重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生自主性和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自主地获取知识的同时,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 五、拓展教材内容,提高学生鉴赏层次 高中美术鉴赏教材是学生进行美术鉴赏的载体,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在组织美术鉴赏教学时,教师应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挖掘,并合理拓展教材内容,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进而提高学生的鉴赏层次。如在《民族文化的瑰宝DD辉煌的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一课鉴赏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对教材内容予以了适当的拓展,给学生详细介绍了青花瓷用色的特点及其产生、发展过程。然后,利用一个课时让学生对青花瓷艺术进行专题鉴赏,并播放歌曲《青花瓷》,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鉴赏兴趣。最后,为学生展示表现青花瓷造型的剪纸作品,并用深浅不同的蓝色颜料在其上绘出花鸟图案,从而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青花瓷是青花艺术与中国水墨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这样做,既让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了青花瓷艺术的魅力,又使他们的鉴赏层次和鉴赏品位得到了提高。 高中美术课时安排不多,教学班也不多,要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去感受生活中的美,难度很大,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到大自然中,到大街上、到大商场中拍摄一些DV,在课堂上播放,使学生认识到美术作品就在我们的身边,美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一切人造物都是美术家和设计师精心设计的产物。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研究 摘 要 高中阶段的美术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对学生实施美术教育的重要手段,对培养学生的美术素养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在高中教育教学实践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美术教学的重视,借助美术鉴赏教学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文从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要性入手,对当前美术鉴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具体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希望能够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关键词 高中 美术鉴赏教学 审美能力 高中阶段的美术教学是对学生审美能力进行培养的重要方式,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新时期高中美术教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结合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需求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美术鉴赏教学措施,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为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提供相应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在研究中将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优化措施和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作为对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1高中积极开展美术鉴赏教学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意义 高中阶段的美术鉴赏教学,实质上就是在组织开展美术教育教学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利用视觉观察和学生感知的方式,激活学生的原有生活经验组织学生对相关美术作品进行研究和分析,其主要教学目的是希望能够借助科学的教学和指导逐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让学生能够从学习和欣赏中真正感受美、体验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未来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现阶段我国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活动主要在于促进师生群体共同构建正确的审美观念,从而促进高中生的审美能力得到良好的培养,为高中阶段学生的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相应的基础。 积极组织开展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和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其最重要的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能够辅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会促进学生正确审美观的形成,保证学生在欣赏相关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对绘画艺术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解析,进而增强学生审美观的完善性,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相应的支持。其二,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逐步提高。新时期背景下,社会建设过程中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逐渐提高,而在高中阶段的教育实践中对学生实施美术鉴赏教育,能够促使学生逐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保证学生能够更好的适应未来职业生活,切实推动学生的健康成长。其三,能够促进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贯彻落实,在高中教育体系中,美术鉴赏教学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实施美术鉴赏教学指导,在增强学生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也能够保证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贯彻落实,为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其四,对高中美术教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是美术综合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实践中全面推进美术鉴赏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增强美术教育的时代性,辅助美术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促进高中美术教育质量的整体性提升。由此可见,在高中美术教育实践中,美术鉴赏教学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教师借助美术鉴赏教学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加以培养,不仅能够有效促M学生的个人发展,对我国素质教育事业的全面优化也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新时期在高中美术教育实践中,应该全面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美术鉴赏教学作用的发挥,为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切实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强化。 2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受到素质教育思想的影响和新课程改革工作全面推进的支持,在高中美术鉴赏教育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高中阶段美术教师和学生重点关注的问题,并且基于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实际需求,高中阶段的美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也积极探索了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希望能够切实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未来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是纵观当前我国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实际情况,在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对美术鉴赏教育工作的优化开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强化和素质教育思想的贯彻落实。对当前我国高中阶段美术鉴赏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高中阶段的美术教师虽然重视对先进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的引入,但是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培训,教育指导理论缺乏科学性,直接造成教师所引进的教学方法缺乏与美术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机联系,无法为美术教育教学改革提供良好的辅助,美术教育和美术鉴赏教学水平仍然相对较低,极大制约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同时,部分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相对忽视,在课堂教学实践中也不注意与学生进行合理沟通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无法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中,学生的自主学习受到相应的限制,不利于学生学习效果的获取,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也产生着相应的不良影响。此外,高中阶段的美术教师尚未真正认识到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要性,在教育实践中更为关注学生美术知识的传授和绘画技能的培养,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相对忽视,即使部分教师已经初步认识到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要性,但是在教学活动中使用过于专业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兴趣偏低,学习积极性无法得到充分调动,严重限制了美术教学质量的强化,也严重制约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着相应的不想影响。 3积极优化美术鉴赏教学、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措施 结合当前我国高中阶段美术鉴赏教学现状,在新时期教育改革实践中要想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就需要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进而积极探索相应的教学改革措施,促进审美鉴赏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审美素质的培养,为学生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3.1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 教师和学生对美术鉴赏教学重视对学生学好美术鉴赏方面的知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高中美术教育活动中,要想促进美术鉴赏教学作用的发挥,高中美术教师就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将其作为美术教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教育实现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让学生逐步认识到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要作用,积极配合教师组织开展的美术鉴赏教学活动、参与到美术鉴赏学习中,自觉培养自身审美能力,保证美术鉴赏教学作用的全面发挥。这样教师在美术教学实践中逐步提高美术鉴赏教学比重,对学生实施更为科学的美术鉴赏教育和指导,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培养,有助于将学生培养成为综合素质较强的高素质人才。所以在优化美术鉴赏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是增强美术鉴赏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也是培养学生美术综合素质的重要保障,只有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重视和支持下,美术鉴赏教学才能够在新时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 3.2积极探索相对完善的教学方法 结合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以及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教师在探索美术鉴赏教学优化措施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要想促进美术鉴赏教学作用的全面发挥,切实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育实践探索中也应该重视对教学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引入多元化教学方法,增强教学方法的完善性,进而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对学生实施相对科学的教育和指导,保证在丰富教学方法的作用下学生能够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兴趣,真正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中,取得相应的学习成效。具体来说,教师在引入多种教学方法辅助开展美术鉴赏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对小组合作学习、混合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方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促进学生美术鉴赏兴趣的强化和美术鉴赏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审美能力的逐步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 例如教师在对人教版高中阶段美术知识“印象派绘画”相关内容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就可以将导学案教学方法引入到美术鉴赏教学实践中,丰富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以梵高创作的《麦田上的乌鸦》为代表,教师在教学讲解的过程中利用课前准备的导学案指导学生进行初步自主学习,了解梵高的生平和绘画经历。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在完成《麦田上的乌鸦》绘画作品展示后,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对这幅绘画作品的直观印象以及结合梵高的经历所能够对绘画作品产生的理解和感悟等,让学生在互动交流中加深对绘画作品思想内涵的认识和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也能够得到适当的培养,能够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强化提供相应的辅助。 3.3积极引入多媒体教学技术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教育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师要想实现对美术鉴赏教学的全面改革创新,就应该突破传统僵化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到美术鉴赏教学实践中,增强教学活动的直观性、灵动性和形象性,促进学生对美术作品形成更为直观的认识,切实保证美术鉴赏教学的实际效果。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借助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向学生展示相关美术作品,能够借助三维立体成像的方式将作品中每一个细节清晰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更为细致的观察美术作品,鉴赏美术作品,对美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艺术价值形成相对系统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从多角度观察和分析作品,在欣赏过程中学生会产生美的感受,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培养,能够为学生深入学习相关美术知识提供相应的辅助。 3.4突出美g鉴赏教学的人文色彩 美术教学和人文艺术教学本身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在向学生讲解美术鉴赏相关知识的过程中适当的融入人文艺术教育们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美术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艺术情感和艺术魅力,促使学生的学习情感和审美情感得到一定的激发,促进学生对美术作品进行深层次解读,保证美术鉴赏效果,为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辅助。如在对“敦煌彩塑”方面相关知识进行教学讲解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借助多媒体技术向学生讲解敦煌彩塑作品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赏析彩塑作品。另一方面,教师在学生欣赏的过程中引入彩塑相关的文化知识讲解,让学生借助文化背景加深对彩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优秀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实现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学习主动性激发,为学生循序渐进的增强自身审美能力提供重要的保障。由此可见,在美术鉴赏教育中适当的融入人文色彩具有较高的价值,能够辅助美术鉴赏教学的开展、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引入相关文化知识,能够有效支撑美术鉴赏教学在新时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 4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美术教育体系中,美术鉴赏教学是较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前高中阶段的教育教学工作者,应该保持对美术教学和美术鉴赏教学的高度重视,积极促进美术鉴赏教学作用的发挥,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加以培养,为学生未来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唯有如此,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思想才能够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也必然会实现良好的培养。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一些探讨 作为美术教育中的重要内容,美术鉴赏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对美的感知能力,提高理解能力和审美水准,有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展开想象,这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要怎样欣赏一幅美术作品呢?在美术领域,也同样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且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的专业性问题。通过不断的调查和学习,发现在很多的美术欣赏课上,老师会利用整堂课或者大半堂课的时间,去传授一些理论知识,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却不多,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老师授课很辛苦,学生学习很吃力,而且效果也不好。我作为一名美术教师,也经常思索这个问题,下面就根据自身的教育实践,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一、通常而言,美术鉴赏教学主要种类有下面几种 1、授课式――老师对美术欣赏或美术作品的理论知识和相关重点进行详细地的教学和指导。 2、互动式――老师对作品的理论知识和欣赏要点提出系列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并要求学生作答。 3、讨论式――让他们对作品进行充分地讨论,老师只是把握正确方向。 4、自由式――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对教学作品进行鉴赏。事实上,授课式的美术鉴赏最为普遍。主要是教师传授知识,这种以教师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极易走上一味灌输的道路。互动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式有互通之处,相比较而言,前者的教学方式还缺少了点思想性。自由式鉴赏方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喜爱的作品和时间,以自己最易接受的方式去鉴赏。这样的方式效果最好,但也有可能造成两极分化,也就是有些学生增强了鉴赏的能力,但有些学生因为缺乏指导,导致鉴赏能力的缺失。从我们老师的角度来说,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水平。 二、老师要深刻掌握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对教材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为提高鉴赏作品的生动性,丰富教学内容,老师不但要把课备好、把教案准备好,还要对事前准备的美术作品选好教学内容。美术鉴赏课程一定要具有个性和生动性。鉴赏教学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应当反映在怎么鼓励学生去发现每个美术作品独特的美感和魅力,并能够对这个作品进行深入的解读,使他们在每一次的教学中都能够发散思维、发挥想象,逐步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造诣。 三、教师的教育方式要多元化,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 1.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当学生自觉学习时,他们才能够展现出自己的创造潜力。通常而言,学生主要是通过直觉来鉴赏美术作品。据此,教学开始之前,要让学生具有充足的时间去自学新知识,鼓励学生借助网络、书籍等途径,搜集与鉴赏作品有关的材料,要求他们自学一遍,进而能够拉近与鉴赏作品之间的距离,激发其兴趣。课堂上,老师拿出鉴赏作品后,不宜立刻进行解释,可让学生先思考或互相讨论,再要求他们谈谈对作品的感受。接着再提出一些问题,带动学生去仔细探究。这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比老师枯燥的讲解更有效。老师与学生交流沟通,注重激发他们的主动性,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2、鉴赏与艺术手法、绘画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作品的内涵。鉴赏教学与艺术手法、绘画的教学是紧密相关的,在美术教育的每个环节都体现着鉴赏教学,它们是一种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3、情景设计,在此过程中,感受优秀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手法,在形式架构的外表下,都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及精神。此时,老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运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历,激发学生发散思维。老师应当尽量地借助信息化、多媒体的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应用,通常会取得意料之外的效果。就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应当静下心来去感受作品的仍谑抵剩鼓励学生积极探究,掌握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和内容。到目前来说,美术鉴赏教学发展的时间并不算长,成功的做法也不算多,总结经验,是为了做好教学工作,期待老师和教育专家都能参与到探究中学美术鉴赏教学的方式和规律中来,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为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尽一份力。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新课改后高中美术鉴赏课初探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科学技术在教育系统中的广泛性应用,极大地改变了课程教学方式的认知,并重新审视学生个体性在学习中的价值,从而促使教育工作尝试新的教学途径以对教学活动进行推陈出新,以求其与时展相切合。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改革活动的推进也对高中美术教学活动提出了高标准要求,要求加强课改后美术鉴赏课的创新教学机制,以响应课程改革的要求。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 高中美术 鉴赏教学活动 在高中学习阶段,学生的认知和思维有了一定自我性判断标准和选择,学生渴望在高中教学活动中个性体诉求得到尊重和满足,也渴望在认知和思维上能够进一步开拓视域获得全新的体验和感受,更渴望能够充分发挥自我创造性和能动性真正真正彰显个体性价值,随着高中课程负担的加重以及面临的升学压力,高中生的这种自我个体性诉求更加强烈了。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改革推进以后,对高中美术教师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要求高中美术教师基于高中生的身心成长特点以及当前高中学业状况开拓美术鉴赏课的新局面,以求高中美术鉴赏成为培养学生个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另一个有效平台,同时,以求高中美术鉴赏能够给高中生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感受,成为缓解高中生紧张高中学业生活的有效辅助课程。 一、探究式教学模式在高中美术鉴赏课的重要性 高中生经过小学到中学阶段美术课程的理论熏陶和艺术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艺术作品鉴赏力和评析力,有时候这种对美的鉴赏力和评析力会无形中牵动着高中生的兴趣,促使高中生的自我创造力得到激化和发挥,进而使高中生的思维认知推向一个较高的程度,最终有助于提升高中的整体学业水平。同时,高中生的无论身心抑或思维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独立个性和探索性,基于新课改要求在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活动中注入探究式教学模式,这势必对高中生的独立个性和探索性思维是一种满足和推动,有助于高中生在个体性诉求满足和尊重中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从而促使高中生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去迎接不断的学业挑战和新的人生冲刺。 二、开展高中美术鉴赏课的创新性教学机制 1.强化多媒体信息教育辅助手段对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探究式教学拓展 从高中美术鉴赏课的教材硭担如果让学生来对教材中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欣赏,由于教材纸质和版面性的局限性,使得艺术作品存在一定程度性的失真,影响高中生的鉴赏和评价素养发挥。同时,高中美术单方面性的讲授和分析鉴赏作品,会形成一种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的断层,因此,这需要高中美术教师借助于多媒体信息教学辅助手段,把所鉴赏的艺术品质展示出来,从而使所研究的艺术作品无论从像素、尺寸、颜色上,还是从艺术创作材料质地细节方面都能够逼真地、直观地再现出来。这样就极大地吸引了高中生的注意力,促使高中生积极地从事艺术作品的鉴赏教学活动中,最为突出的是,这样的教学模式形成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例如:在进行梵高的《向日葵》美术鉴赏教学活动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走上讲台针对自己对艺术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手法等方面理解进行讲解,其他学生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也可以走上讲台对视频中的作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进而活跃了美术鉴赏课的课堂氛围,使美术鉴赏课充满了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艺术气息,最终也促使学生的自我创造性和个性得到发挥。 2.开办探讨会以强化鉴赏作品的深厚艺术内涵和价值 基于鉴赏作品是一种艺术品,这就包含了其具有巨大的创造思路和意蕴,鉴赏者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思维角度等不同,那么对艺术品的鉴赏和评析也会相应地不同,可见艺术作品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和内涵。如果单一由教师对所鉴赏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讲授的话,就很容易对高中生的欣赏力、鉴别力、判断力和选择力等方面形成一种直接性的误导,就势必会使高中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遏制,不利于高中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整体学业水平的提高。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的高中美术教师,打破师生之间的界限,以探讨会的形式,让学生畅所欲言,以充分挖掘高中生的创造天赋,这也是高中课程改革所追求的教育目标。例如:在进行《山墨画》美术鉴赏教学活动时,高中教师打乱学生座位之间界限,以研讨会的形式对山水画进行鉴赏,高中生就会活跃起来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在培养高中生的个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同时,山水画的整体性艺术手法、美感以及美学人文价值就被详细地挖掘出来,避免了某一人一言的片面性鉴赏结论。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探讨会,高中生不仅明白了自我的潜在素养并充满了斗志,而且理解了合作互助探究的重要性,这也是新课改所要凸显的教育目的。 结语 毋庸置疑,依据高中美术鉴赏课程改革的新标准和要求,高中美术教师创建了美术鉴赏课程的创新性教学模式,以探究式的教学模式来引导高中对美术作品和艺术作品等去鉴赏,不仅有利于培养高中生的审美理论并提升其鉴赏水平,而且有利于提升高中生的个体性创造力和判断力,这无疑有效缓解繁重紧张的高中学生生活并形成有益的学科互补。 高中美术鉴赏论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方法探讨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对事物的审美能力,还对学生想象力与创新能力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面对越来越大的高考压力,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无疑是给予了学生放松的机会,为他们学习生活带来更多色彩。结合实践经历,从目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现状、问题以及优化措施进行分析,希望对相关教育者起到部分借鉴作用。 关键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方法探讨 随着教育部门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理念和手法都有了更加深刻的改革。传统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当前的教学需求,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进行创新与优化具有一定必要性与迫切性。由于应试教育影响,各所高校在过去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重视度普遍不高,这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作为高中美术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具有陶冶情操、发展自己个性作用。虽然教育部门给予了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一定重视,但实际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仍然与课标要求有着一定距离。与其他国家相比,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也比较落后,学生的基本艺术修养也远不及他们的平均水平。因此,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进行优化与创新势在必行。下面笔者就来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就如何加强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展开 阐述。 一、我国目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现状及不足 新课程标准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有了更高的教学要求,美术鉴赏课能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还能升华他们的道德观念,指导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创作美术作品相类似,美术鉴赏教学也是一种发展学生创造能力的教学。从视觉角度给予学生冲击,促进学生与“美”心灵上的交流。在目前高考压力日益沉重的今日,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心灵上的慰藉与放松, 缓解了学习带来的压力,获得更高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 虽然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受到许多重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等等,我们必须针对目前教学问题做出改善,优化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教学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有教学课程安排十分随意、缺乏完善的评价机制、教师没有能够接受新型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手法没有创新,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下等等。 二、优化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具体措施分析 1.科学安排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给予更高重视 在传统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校对美术课程缺乏一个合理全面的管理体系,缺乏一定的管理,教师对课程安排就显得更加随意,缺乏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课程设计,这不利于学生艺术修养的全面发展。无论是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还是其他课程教学,教学都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安排与计划。教学安排还需要针对班级实际学习情况进行教学计划修改,以新课标教学要求为主要大纲,制定符合班级特色的教学计划。比如,某个班级学生对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欠缺学习兴趣,或是美术基础较低,教师则需要针对更加基础的内容进行教学,还要适当调节教学节奏,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具体需要。 2.完善相关评价机制,不断优化教学方法 对于美术这一科目,一直以来各个高校都缺少完善的评价机制,这也是非常多学生没有重视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想优化高中美术鉴赏教学,需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效果测评,为教师教学工作奠定基础。由于应试教育影响,许多学生对不进行考试课程学习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轻视现象。对此,教师必须及时纠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正视高中美术鉴赏的教学作用,帮助学生培养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 3.增添更多互动环节,刺激学生学习兴趣产生 新型教学理念倡导打造以学生为主体,多互动实践性课堂,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也十分需要增加与学生的互动环节。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与积极性影响着教学效果提高。比如,在欣赏《米洛斯阿芙洛狄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这一座女神雕像特点是什么,艺术家想要表达什么,你觉得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在学生进行观点表达之后,教师再对它的背景、含义等进行讲解,这样的教学学生印象往往会更加深刻。提问式教学能够促进学生进行思考,到底这座雕像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它的艺g价值体现在哪里?养成这样的学习习惯对学生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都有积极 作用。 社会不断发展,对于人才各类素质要求有往更高、更全面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审美能力水平要求与现状的差距。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陶冶他们性情,作为高中美术重要组成部分,进行高中美术鉴赏教学十分有必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传统优秀文化中有非常多值得学生鉴赏的美术作品,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也是一种让学生更多了解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一种途径。相信在教师的不断努力之下,我国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水平定能再创高峰。
文章从美育发展的四个维度进行构建并形成审美教育的基本内涵,以“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美育课堂创新”“美育育人体系”与“美育实践支撑”四位一体体系建设为起点,探索新时期审美文化中创造性认知思维的新探索。美育,谓之审美和教育,人类自原始社会以后便有了审美的意识,在我国古代尤为重视,其是以诗教和乐教为主。“教育”最早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1]。上古“乐教”《尚书》记载:八种乐音均可调和,尤以秩序为准,则神人通达合一[2]。西欧中世纪成为七艺,源自古希腊的传统(六艺、七艺、骑士七技均是审美教育的传统形式),美育概念的形成根源于《美育书简》一书,在17世纪由德国诗人席勒所提,站在学科建设的视角下提出“审美”观念,被称作审美教育的先行者。 席勒提出关于审美教育的认知,意义在于使人们能够养成感性思维与理性精神的整合,创造合而为一的融合,将美学教育界定为情感教育的特质。中国现代美育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者是蔡元培先生,依据席勒曾经使用过的德文词组,最终确立了“美育”中文概念。中华传统美学源于华夏礼乐文明系统的审美判断,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教化同一的系统,培养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的多能完备人才,纵观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美育培养与当下综合教养本质相同。现代“教育”范畴已经从单一维度向多维转换,将全面育人以德育为本。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维度出发,将健康体质、认知广度、道德素养、鉴赏能力的拓展作为教育内涵。符合设计教育培养目标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开拓创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核心精神。 一、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的核心教育 审美文化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是营造知识更新迭代的主导路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艺术审美创新、创造的主导,更是从事专业设计研究的核心。同时,审美文化以及创新活动能够激发大脑皮层,增加神经元的连接形成大脑高效工作,设计教育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审美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美学教授王旭晓在第三届全国美育大会上的学术报告中,以《蔡先生美育代宗教组长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思想分析》为题,通过科学数据阐述对蔡元培先生在美学教育方面的理论思考与践行。“美”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当时的现况问题,最重要的是为了中国的前瞻发展,纵观史镜、预设未来。审美文化,可以提升情感感受力、激发道德反思,拓展创造性思维,是审美教育的核心。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将审美教育纳入道德素养的范畴之中,要将美学内涵融入高等院校培养的始终。面对目前教育现况,重新审视设计教育的责任与意义,即什么教育要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思考美育视域下设计教育如何引导学习者创意思维能力的新探索。将美学思考融入思想道德素养、文化知识内涵、社会实践能力各环节。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上进行了重要发言,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了新时代的教育路线,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的总纲领、总灵魂、总遵循。依高等院校的教育规范要求,明确教育改革的发展思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学术界与教育界将美育的意义在当前一个时期做出了充足的认知以及具体的实施工作。为此,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建设的目标中着实按照当下新时期的务求,广泛接收教育学、美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成绩,建设新的美育理论与实践,突出时代特点和现实属性,从美育关怀的角度正确处理专业教育、艺术教育、理论教育与美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时代要求下审美文化诉求的创新探索。 二、崇德尚艺美育课堂是设计教育的和谐之本 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为美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指明方向、清晰思路,将审美教育作为高校发展的重要内容,重点突出内涵建设是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发展的生命线,设计教育的和谐本源是在美育认知的基础上,思考审美的价值、传播美学的内涵,同时融合广度思维与深度思维进行较为全面的渗透式、参与式、互动式建设。在加强设计教育创造性思维建设过程中,美育工作面向在校大学生建立“班导师”指导制度,带领新进校园的学生共同参观校史馆,举办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党日实践活动等,从美学教育的角度审视,美育的融入可以纠正现代教育中存在的目的机械化与功利化的现象[3]87。审美教育已然成为人们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同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增强,站在一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的视角下,提倡一种和谐为本的审美人格教育、根植本土的审美视野教育以及崇尚创新的审美人格教育,有利于强化人文性和精神性取向[3]87。2015年开设《设计认知与思维导入》课程是在一年级搭建的多学科、跨专业的基础平台建设,艺术方向新学员是扎实基础认知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时期,此课程以建筑专业、城乡规划专业、艺术设计、工业产品等多个专业创建审美教育的基础平台,依托大设计平台的建设着力培养交叉融合的创新型、复合型高级人才。使设计教育文化的多样性被新一代学子所了解和掌握,从而缔造出跨越专业与文化界限的交流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多元、和谐的平衡向心力。其目的在于将设计教育课堂搭建人文精神素养提供了持续动力,使创造性思维贯穿于美育课程的各项环节,体悟设计的魅力,培养青年学习者创新续航能力,这也正是审美教育的目标。教育不只是知识传授,教育的根本是具有创造性素养的人格力量,而美育课堂是重要审美人格的和谐本源。审美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尊崇道德、归尚艺术、具备美学素养的健全人才,美学文化的前沿基础是专业知识与设计实践。依循美学文化的源头建设高校审美素质、审美视野以及审美诉求的表达是艺术设计教育的和谐根源。课堂为此应结合设计专业课程进行美育教育,着重对高校学习者艺术想象力、审美判断力、理论逻辑能力的培养,运用开放式引导、互动商讨以及主、客体转换角色的教育授课形式开展。其次,开展美育课堂跨专业教育,将审美人格教育作为核心目标,发挥不同专业的特点及优势,提升在专业教育中的美育传播,将美育内容有机整合,增强课程的综合性和美育文化传播的新内容,实现审美诉求在教学发散过程中创新思考的探索与开发。 三、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是设计教育的发展动力 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遵循的夯实基础就是美育文化的传播,培养与建设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站在设计学、美学的视角下形成价值观和审美能力。深度挖掘传统与现代,融合民族与世界美学视野为一体的教育体系,统筹思考全程育人的质量管理,为实现高等院校育人环节的优质化、梯队化建设,形成审美素质的文化体系,同时为创造性思维在审美教育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强化国际视野对现代教育的意义,不断建立和扩大对外交流的渠道,紧抓创造实体的双文明意识[3]88。在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将审美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是新时展的必然,更是民众对美育的文明盼求。审美教育的育人体系源自于发现美、认知美、实践美的能力培养,依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外部因素以及内在需求作为发展动力的原点,将“审美”的抽象概念具象化,感性情绪理性化、从事物的表征走向本质,挖掘审美主体背后的文化发展脉络以及历史现实意义。审美教育是客观存在的恒定量服务于受教育者的变量,美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来自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的习惯养成以及现实影响等因素。基于此需要建立健全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基础,为受教育者搭建艺术赏析平台等系列活动,为实现全程式的美育育人体系和培养高水准的审美能力提供依据[4]。 (一)美育文化与专业课程建设 美育育人体系需寻找并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我们对美育文化进行顶层设计时,要站在大设计的思维视域下进行规划整合,审美教育不仅是融会贯通的,更是连接高等教育综合发展的纽带,将美育体现在各学科、各专业以及各门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形成认知审美课堂教学建设的育人合力,创设具有美学素养的专业建设。蔡元培不止一次指出,“自由、平等、友爱为德之大纲,而所以育之者,仍不外科学、美术”[5]。审美教育扎根于专业课程,“以符合审美规律的教学方式,来帮助受教育者增加知识,提高修养,陶冶性情,升华人格”[6]。基于课程建设吸取了不同方向、不同思维模式碰撞下诠释对于美的理解,创造出一个具有直觉意象的审美空间,激活受教育者创作的热情。将审美人格的内涵建设与艺术教育有机融合,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在大设计的维度下,重新理解艺术设计与审美教育之间的关系,其中教学实践环节与审美行为也具有内在依托关联性。作为信息传播与审美认知的前沿,切实提升审美教育与专业素养建设高效统一。以《信息设计》课程实践环节为例,运用了案例引导方式、互动讨论程序、结构化研讨、练习实践环节、逆向思维训练、市场调研数据等综合交叉的授课方式。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使学生在愉悦中感知美、在探索中获得新知,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激发学生创造美的兴趣和欲望,提升了他们对民族艺术的热情,较好完成课程设置中学生整合信息能力的审美判断,不断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9]。信息图表设计环节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学生独立完成设计命题的调研任务,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以及实地现场问卷调研数据采集,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审美认知与判断。第二部分为信息草图方案计划,通过前期调研资料作为依据,形成明确主题并进行创意思维草拟出方案雏形,学生通过自己讲授选题并分享、形成预判以及方案反馈信息,以推出较好的成果信息图。学校艺术学科需要重新审视美育文化对于受教育者创造性思维的内涵,依托OBE教学理念,教学成果已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成绩、就业率、以及专业技能的成熟度,程式化的标准准则并不是判断一个受众的单一尺度。可尝试将美育纳入学生的综合指标,此评测指标使专业教师考虑到教学过程中不同阶段如何将美学教育更为科学且更具实施性和操作性,实现创新要求高标准、强优势的成果展示。审美教育传承中华文化且与时俱进,艺术设计专业建设以更高要求满足社会的传承,与新时代社会发展进程相统一,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美育文化在专业课程建设中对新生代学子的身心发展、素质要求以及专业精神提出了希望与要求。高校教师需在专业发展的角度,根植于受教育者综合设计能力的协同发展,以四个自信严格要求并付诸行动,变为名副其实的审美文化的播种人、实践派和缔造者。 (二)美育文化与学生培养 审美文化教育是培养学生崇高的信仰、社会道德观以及思想和行为的习惯[7]。5G时代道德教育成为最重要的突破口,文化发展趋同的背景下,我国第一次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并以最高级别的文件作为国家教育重点内容,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从党的领导到国家政策,对学校审美文化建设重点培养与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美育关系到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更高水平的精神追求[8]。作为接受审美认知的主要载体,更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不同的专业方向以及不同区域环境下的单元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艺术设计专业门类的学生大多性格突出、思维活跃,执行力强、善于沟通,授课主题融合文化延伸至课堂,将学生个体的差异细化思考,深入浅出地引导并积极带动学生受教的乐趣,从而使学生获得审美判断、感知力以及创造美的能力,使学生在具备专业能力的前提下同时健全审美人格。设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其核心是品味和审美的诉求,在社会和未来发展中还有一些新课题,如:品牌设计的人性化服务、产品包装的情感化审美、展示空间的实体体验环节、大数据的信息系统视觉概念、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实验、数字媒体与新材料应用的安全设计、公共空间的儿童关怀导视以及设计可持续发展等,如何提升学生审美能判断,营造一个欢愉、智趣、高效的课堂,艺术设计专业以较为丰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美育培养的是受教育者对自然、人文和社会的美学观、欣赏观和消费观。致力于培养学生拥有赏心悦目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艺术设计等内容,兼具了审美、时尚和实用的多重艺术功能[10]。总上内容,审美教育追求严谨科学的态度与理性逻辑的思考、创意成果的呈现与设计思维培养,应明确审美教育内涵的方向,达成文化共鸣,为受教育者获得审美的判断创建平台,这其中夯实文明发展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审美教育的基本前提条件。美育的本质是审美情感的教育,鲁迅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审美活动,人类社会就会陷入片面性,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人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对于美的核心是在探寻关于人的素质本源,剖开物象外化形式还原本貌。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1]。 四、立足本源的美育实践是设计教育的价值体现 在美育环境下实施并展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师生共建人文素养与审美品位的重要载体,搭建开放的美育平台,开拓与高校、社会企业公司、艺术传播团队等合作的广度,为创造“大美育”的设计理念,创设高等院校美学实践需要扎根于育人环境的各项活动,文艺活动的传播、校史馆历史沿革的发展、专业方向主体性汇报会、社会调研实践策划等系列内容建设,是坚持美育实践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依托校园环境的熏陶使得美育文化培养有了更丰润的土壤,对审美教育的开展有着深远意义的影响。2018年本院党委组织党员教师、学生共创社会实践活动,围绕张家口仝家窑村墙体形象改造计划,实施计划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生共建创造新认知[12]。设计实践分主题、分形式、分团队开展活动,将文化艺术的思考与乡村建设相融合,使团队成员体悟传统艺术与审美判断的重要性,村容村貌艺术墙体彩绘活动,重塑团队基于创新主体意识与文化传播的指导意义,明晰艺术方向美学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呈现。人类的审美表达自古有之,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受伤的野牛》便见证了艺术审美的地位,呈现出对大自然的探索认知,随着时代推演审美范畴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中,当下以高等院校在校生为主要群体的审美活动越来越成为5G时代下的新内容,者不仅仅是承载着大学精神和崇德尚艺的文化传统,营造浓厚的大学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通过美育平台传播大设计的核心理念。2014级毕业生围绕艺象·意向主题,意指艺术印象,从象征意义到内涵诠释艺术设计创意的无限可能性与创造性。企业实践平台参展并反馈当下艺术设计毕业生实践能力及内在潜力,特别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成果展以实体设计整合包装、海报、书籍,将毕业生的设计作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展览,创建营造出校园美育文化传播的一道独特风景。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随着全党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日益清晰,随着全党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作为今后工作方向的部署,以高雅的审美提高全体公民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将成为当代美育工作者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才能顺应新时代的新发展。 五、结语 设计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新探索是广泛的、多元的,新青年的一代是祖国的明天,这一代的审美底蕴彰显着明日发展的核心驱动,需要设计者要有坚持使命担当,高校教育者是核心原动力。基于“审美教育创新思维”“美育课堂创新”、“全程式美育育人体系”与“美育实践支撑”四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全面建设,继承蔡元培先生“美育代宗教”的信仰诉求[13],实现特定人格的塑造和健康心灵的达成,还能得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14]。审美教育的核心目标能够成为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因素,实质是提升受教育者审美素养的内涵,更是新时展进程中对高校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艺术设计美育范畴不仅仅涵括创造性思维引导、理论原理以及设计方法,而是在共创交融的过程中不断为社会提供艺术审美资源和创新平台,为适应国家文化发展进一步完善美育视野下创造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1]赵建玲.孟子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3):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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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地方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社区”一词,他认为,社区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某种自然意愿,这种自然意愿包括感情、传统和人们的共同联系。当社区建立后,就一定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一般而言,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社会文化,是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1]社区文化包括“社区的场地、建筑及其他公共设施等社区成员生活环境的物质文化层”,以及“社区成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互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道德水平”等社区精神文化,[2]还包括“制度方面,即为保障社区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建立的一系列规章、的一系列政策所构成的规范结构”。[3]社区文化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如在满足居民的精神需求、提升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以及推动社会沟通、增强心理凝聚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社区中一个特殊的单位,地方院校受着社区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同时也是社区文化的营造者之一,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而深刻的相互关系。教育部在《面向二十一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中明确指出,大力开展社区教育,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文件精神表明,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语境中,社区和高校都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区校共建。因此,地方院校在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如何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积极汲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最终形成院校与区域之间教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良好格局,值得认真思考。 一、章贡区的文化资源及其特征 章贡区位于江西省南部,为赣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下辖5镇和4个街道办事处,共57个行政村,48个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和12个镇辖居民委员会。①章贡区区位优势极佳,是珠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区的直接腹地和内地通往东南沿海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长江三角洲与华南经济区的纽带。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章贡区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市于1994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市,另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先进文化区”、“全省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荣誉。章贡区历史文化形态是赣州市这一独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 1.名胜广集,古迹荟萃。章贡区文物名胜众多,有“宋城博物馆”之誉。辖区共有84个旅游资源分布点和230余处名胜、古遗址、古建筑和纪念地,其中以宋文化遗产为主导的历史名胜与人文景观最为著名。另有“江南第一石窟”之誉的国家4a级文物保护景点通天岩;开创城市“八景文化”先河的八境台;声名远播的郁孤台、文庙、慈云塔、福寿沟等名胜古迹。 2.名人迭至,人才辈出。自唐以来,许多文化名人曾涉足赣州这块土地,如孟浩然、苏轼、辛弃疾、周敦颐、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曾官居或旅居于此地,留下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诗文佳话。如今的章贡区,人力资源充足,全区拥有3所本科院校,4所大专院校,5所中专学校,每年能培养各类人才2万多名,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3.文化设施及活动蓬勃发展。章贡区非常重视文化设施建设,扩建或新建大型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儿童乐园等。这些文化场馆既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又充分反映章贡区当前文化发展的概貌,对地方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章贡区现已拥有老年艺术团、腰鼓队、健身操队、京剧票友等各种文化活动组织500多个,每年开展文化活动达500余场,参加的群众累计已超过百万人次”,“社区文化开始从自发走向了自强”。[4] 4.多元文化融合,民风淳厚稳健。章贡区的文化资源丰富,兼容并包,赣州宋城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理学文化、生态文化等都对辖区有着深刻影响。地方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需要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及大气开放的文化语境。章贡区的文化资源优势,不仅显现厚重的历史魅力,而且彰显出一个现代之城高端的文化品位,这将成为地方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强劲助推力。 二、章贡区文化资源的人文素质教育优势及意义 章贡区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的文化宝藏,对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贯穿其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尤为重要。 1.章贡区作为江西“南大门”赣州的中心城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大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资料来源。从历史渊源来看,赣南,古称“虔州”,繁荣于 两宋时期,章贡区至今仍保存数量众多,有较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宋代文物和文化遗址。因此,将这些历史文物、遗址等名胜在人文教育中加以运用,可以使大学生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感受城市人文精神的绵延,增强自豪感与自信心。 2.红色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为大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学生自强不息,励志成才提供典范。章贡区所在地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有红色故都瑞金、万里长征第一渡于都、模范将军县兴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等都曾在赣南从事过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在红色文化浸润下,章贡区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尤其是革命志士为了新中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崇高品质和牺牲精神,应成为大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的宝贵内容,并成为大学生人才成长的向导和典范。 3.章贡区亲历了从蛮荒闭塞走向现代开放的历史变迁,为培养大学生坚强意志与开拓精神提供了动力源泉。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期,赣南除有少量的“赣巨人”居住外,几乎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蛮荒之地。随着人口迁徙与历史演进,赣南成为与闽西、粤东相提并论的全国三大客家人聚居地之一,被誉为孕育客家民系的第一块热土、客家文化的摇篮。先民数代长途迁徙赋予客家人勤劳坚韧、团结协助、乐观宽容、大气开放的精神。章贡区作为赣南客家人的集聚地之一,客家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进取性都得到鲜明的体现,这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提供了精神源泉。 4.文化、历史和自然共同孕育出的人文精神,为大学生进行性情陶冶、文化认同与现代人格教育营造了优良的环境氛围。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赣州呈现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并构筑坚韧、和谐、大爱、包容的赣州精神,这些文化个性与旖旎的自然风光、淳厚务实的民风、贵真质朴的民俗交相辉映,为大学生陶冶性情、提升人格境界营造良好氛围,可以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社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深厚情怀和高尚情操,使大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利用章贡区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 挖掘地方高校所在社区的人文历史资源,弘扬地方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最直接、最现实的教育途径之一。作为章贡区内的普通高等院校,开发辖区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 1.开设专门的地方历史文化课程,并汇入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当中。课堂教学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地方院校应采取措施,通过有条不紊的教学计划、教学手段,结合各个院校办学特色,可开设如“章贡区人文景观”、“章贡区民风民俗”等区域历史文化的公共选修课程,向学生介绍章贡区历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也可开设具有浓郁章贡区特色的文学艺术类公共选修课,整理、挖掘留存下来的诗文佳话、人文逸事等,形成辖区文学艺术史的系统教学,以切实优化人文素质课程结构,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2.为营造良好的地方历史文化氛围及宣传平台,还可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打造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网站推进人文素质教育。如可以通过社区与高校之间协同合作共建“红色章贡网”、“章贡人文历史网”、“章贡名人网”、“章贡风光网”等途径,打造远程教育平台;开辟网上资讯、答疑服务平台,各网站除了及时与当地历史文化资源有关的新闻和消息之外,还可利用网络的优势,将古迹名胜的图片、文字资料、红色革命歌曲、影视剧等到网页上,供人们浏览下载;另外,还可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发网上全维虚拟游览系统,将现有展馆或人文景观制作成视频,链接到章贡区网站,供人观看学习。 3.深化社区文化资源的认识与研究,推进特色教材建设。地方院校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地方特色研究和相应教材建设,形成完整的教材体系。其内容基本面应涵盖赣州市及章贡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地域精神等,在教材的组织编写中,应该注意五个切入点:(1)人,指地方文史、人物、传说、典故之整理呈现;(2)文,指民俗节庆、历史文物、传统民俗等;(3)地,指地理、气候、动植物等天然资源之发掘与利用;(4)产,指当地传统产业及创意产业增加值;(5)景,指自然、人造、生活情景等特殊景观之营造。[5]充分考虑人文与自然、历史与当下、知识与趣味等相结合,将专业学术性与专业知识通俗化并举,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4.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爱国主义基地、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参加当地的各类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会,参观工厂、企业、街道等。了解章贡区历史文化遗迹、开放开发进程;领略章贡区风土人情;感受章贡区民间文学艺术等,培养学生对章贡区历史文化的领悟力,从中得到做人成才的启迪,促进其人格完善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在学校开设地方历史文化专题讲座、论坛、演讲会、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会演、主题班会;或组织区域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研究会等协会方式。这些 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也是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这些活动中,优良的文化传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精神。 5.遵循学校、学生、社区三位一体的原则,着力打造互惠共赢的区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要始终坚持以学校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整体利用区域思想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有重点建立不同类别和功能的教育实践基地。如根据地理位置,可以建立辖区内不同景观的教育资源基地;根据功能进行建立,可以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客家民俗文化资源基地、赣南美食的文化产业园、体育运动资源基地、影视教育基地、宋城国家遗址资源基地等,这些实践基地是地方院校需重点开发利用的区域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而且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与社区文化的繁荣,真正实现高校和社区的双赢。 总之,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而且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活态文化存在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更具人性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民族文化整合过程”。[6]运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空间,而且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得以在当代传承。因此,在实践中要不断探索人文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致力于通过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多个层面,使学生学有所乐,乐有所得,切实使人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导向与选择 摘要: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从高职院校教育理念与高职院校教育实践两个方面理解其特征,但是不管从上述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理解,都需要具体的课程设计来付诸实践。就像是教育的实施需要通过课程来落实,人文素质教育也必须由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来完成,这是一个由理想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主要关注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具体设计的基本路向和课程的结构内容的安排。 关键词:离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课程结构 一般来说,人文素质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主要依据三种课程理论。一是精义论。主张以经典著作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因为人类的文明在变迁中有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存在,这种核心价值尤其保存在经典文献之中,因而经典著作便自然成为课程设计的中心。二是均衡论。认为知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各种知识都统筹兼顾,均衡发展,才能避免20世纪以来学术过于分化所导致的视野狭窄,心灵缺陷,因此,必须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均衡的视野、平衡的心智。三是进步论。强调教育必须为学生解决问题,对他们的生活有所裨益,因此,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必须与学生未来的生活相结合,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目前。我国大学人文素质课程设置受这三种理念的影响,但主要受进步论影响较大,强调实用性,强调为职业做准备。在具体的人文素质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上,则偏重于应用型和专业化,按照学科专业式的思路进行,即基本上就是把某专业的课程降低要求、稀释内容后拿来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这种课程所能起到的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我们认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三种基本课程设计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结合职业的特色,在强调各个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同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原则设计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明确指向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1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 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本质上讲,这一课程又是面向所有高职生的、非专业性和非职业性的文化知识课程,具有人文素质性、广博性和基础性的基本的标准规定性。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一是使高职生获得认知世界和理解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二是为高职生提供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性文化知识。再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价值上讲,这一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具有适应社会主导性文化的功能价值,还具有导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价值;不仅具有使高职生知识结构达至和谐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具有营造高职生可能生活的功能价值。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唤醒高职生主体意识、促进高职生自主性、社会性、伦理性和提升高职生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知识。因此,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围绕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概况,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实质,获得思考和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二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历史,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的传统思想及时代精神,获得对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基本认识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三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基本内容,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性;四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历史与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关系,认识和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获得中西比较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五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面临的问题及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发展的策略、科技生产力的构成及发展现状,以及公民的生活水平、精神状况等等,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认识;六是让高职生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分析造成民族矛盾、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地域性战争、饥饿、贫穷的多方面原因,使高职生认识和理解和平、团结、宽容和理解之于处理国际争端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论领域的冲突与融合的意义和价值;七是让高职生了解科技发展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处理问题,认识偏重于科技发展而忽视人文教育所导致的、我们已经有所经历的现状。获得一定的科技伦理性意识和思维;八是让高职生初步了解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观,领悟美的真谛,培养和培育高职生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意识,升华高职生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 2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领域的选择 (1)应确定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整全性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教育思想、儒家“仁”学理论、天人合一、理学思想、道家、墨家等思想学说,这些方面的传统思想,对现代高职生来说。可能存在着疏离和陌生感,所以,加强对我国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知识教育,不仅有利于高职生认识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能够为高职生的知识获得历史性的时间深度,使高职生的知识结构的构成具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础。 (2)应确定西方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策略的实施,西方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观、不同主张的自由化思想观念等对我国高职院校高职生有着很大的冲击力,极大地影响着高职生对我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虽然我国高职院校加强了“两课”教育,但从根源上讲,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能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向高职生做出根源性的分析,以至于高职生只是关注目前我国与西方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性,而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精要性的选择,以使高职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有一个历史的、全面性的认识。另外,也是有意扩展高职生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认识及思考的空间跨度,以增加高职生比较研究的意识和提升高职生思维判断的能力。 (3)应确立“人、社会、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在其知识结构的构成上,更多的是专业性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其思考或认识的视野较为狭窄,所以,从扩展高职生的知识广度和思维视野的角度,也是应该开设专业教育课程与“人、社会、自然找之间相关的课程;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物质文明,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和对立:大气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土地沙漠化、森林及生物植被的锐减等,这些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己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展,致使 人们不得不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人类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应该让高职生认识和了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感悟“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之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其三,目前,环境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让高职生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环境问题,以加强高职生环境意识。 (4)应确立“生物科技与人类生命观”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原因的思考;一是生物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21世纪人类最耀眼的科技成就之一,但同时也严重地挑战着人类的生命观,特别是人类基因图绘制的重大突破,人们不能不思考生物科技与人类生命观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复制人”为例,这一生物科技的发展,不仅涉及人的生存权、代间伦理与法律关系等问题,也直接冲击人们对生命问题的态度。因此,加强生物科技与人类的生命伦理教育,引导高职生思考随着生物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人的、人类的、社会的、伦理的重大课题,诸如: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尊严、复制人的伦理与法律关系、坠胎与自杀的道德意蕴、器官移植的道德意义等21世纪人类必然慎思和深思的问题。二是把21世纪必须慎思和深思的“什么是生命”的问题与我国传统的生命观教育结合起来。我国传统思想中有着对“什么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何在”这类人之生命观的深刻思考。在21世纪生物科技迅速发展之下,以我国传统的“人之生命观”来反观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不仅能够使高职生认识和了解我国传统思想中“人之生命观”的伦理意蕴。而且使高职生能够以我国传统思想中“人之生命观”的思想底蕴,面对生物科技发展之下“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现实性冲突。 (5)应确立“人、经济、社会之间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知识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初见端倪,使得知识的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凸现出来。那么“人、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必须让高职生有着辩证的和理智的认识;其二,让高职生认识“人”在这三者之中的地位变化的历史过程。在以“财富积累”为社会发展策略的工业文明时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人”却在这一社会发展中处于次要的、充当着经济及社会的理性化工具这一角色。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策略向“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转变,人的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和重心,人的地位被凸现出来。但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发展中的“杠杆”性调节功能,再加上知识经济的功利性属性凸现于人们的经济性行为中,使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上出现偏差,人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应有的定位和地位。因此,必须让高职生对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一个整全性的认识和了解,让高职生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在三者关系中的定位,树立起“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一思想观念,以端正高职生当前及未来的思想观念。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远程教育环境下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和途径 摘要: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人才的必备素质。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创造源和传播源,面对当今大学(包括广播电视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和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综合素质状况,本文从实际出发,在充分分析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简要阐述了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并就如何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远程教育 人文教育 意义 途径 1.引言 三十多年来,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的远程教育,在坚持依据成人教育特点,实施大众化教育,服务基层,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具体表现为:成人学生存在急功近利,职业道德差,诚信度差,文化教养水平偏低;年龄较小的中、高考落榜生,学习成绩差、信仰缺失、对真理与金钱取舍颠倒、做人标准模糊、社会责任感不强、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等。如此表现,与教育的目的相去甚远,因此,各类远程教育学校必须注重人文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2.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 “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包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国家、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即人文素质教育是以传承人文精神为手段,以提升灵魂、塑造健康人格为目标的教育。针对远程教育的特点和学生的人文素质状况,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对个人乃至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一种基础性素质,它包括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思想道德的、社会伦理的、科学的等等,这一切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渗透力。人文素质对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表现在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还表现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改善思维方式、增强非智力因素等几个方面。 2.2强化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通过有目的培养而获得的。而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除了具备宽厚而有深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要具备高品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质,使学生能进行两种思维方式的交叉、互相训练,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以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这是教育的重要责任。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优良的人格特征是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必备心理品质。超一流的科学家身上都具有优良的人格特征和一流的人文素质,他们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具有良好人文道德修养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在科学本身,还在于他们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可贵的人文品格。 2.3良好的人文素质可有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人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亦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容,是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等其他方面发展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只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人的人文素质,即思想境界、精神情操、认识能力、文化教养,才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标志。高雅的人文修养可使学生自觉关怀他人、关怀社会、关怀人类、关怀自然的意义和价值,逐步具备健全美好人格,不断由必然王国向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攀登。 3.远程教育环境下,强化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 面对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偏低的问题,学校应利用自身的软硬件和教育优势,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全面建设学校人文环境,以图解决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3.1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的,加强人文学科建设 学校要树立与现代教育特点相符合的以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宗旨的素质教育培养目标,纠正唯技术、唯知识、唯学历的倾向,以人为本,把重点转到培养学生完满美好的个性、健全完整的人格、自由开放的精神、创新开拓的意识上来。因此,要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课程设置、资源建设和配置、经费投入、师资培训等方面保证人文学科的教学需要。在必修课和选修课中,设置诸如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为学生接受较为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奠定基础。 3.2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干部和教职工队伍 强化“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理念。应加强对教师的包括师德在内的文化、品德等人文教育,使其始终以高雅的文化素养教育学生,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依据远程教育特点,加强学校管理部门和服务机构的管理,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避免出现管理、服务与教书在“育人”上的“两张皮”现象,净化和优化学校的育人环境。 3.3在专业课程传授过程中渗透人文精神 教师应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积极地渗透人文教育:一是在导学过程中,在讲解基本理论和知识点的同时进行灌输。可采取情景式教育,置学生于实景中,使其从中受到教育,得到感悟。二是通过网上答疑、小组学习讨论等形式,由教师给出题目或问题,师生共同进行探讨,达到共识。 3.4注重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校园文化氛围是实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迪的主要形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一是开办系列人文社会科学讲座,帮助和指导学生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二是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如各种艺术节、演讲比赛、科技节、摄影书画展、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等;三是加强校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建设,突出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启迪和熏陶。 4.结语 人文素质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是人才的必备素质。我们充分分析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教育缺失的状况,强化远程教育环境下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并针对性的就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提出了建议。使学生的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大规模扩招,一批中等艺术学校升格为高职艺术院校,许多普通院校也相继增设和开办了艺术类专业。在艺术教育普及化的今天,由于人们对艺术生长的土壤——人文素质重视不够,导致了艺术教育呈现出重专业、轻人文,重功利、轻素质等倾向。艺术院校学生伸手能画、开口能唱、登台能演但是提笔不能文的现象已愈加突出。如何提升艺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增强艺术创作的能力,已成为当下艺术职业教育要直面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高职艺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现状扫描 (一)重专业课程学习,轻人文知识积累,功利主义思想盛行 目前高职艺术院校考生文化课成绩普遍偏低,由于文化基础较差,学生在校期间大都只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而《文学欣赏》、《大学美育》等人文课程则受到冷落。“听不懂,没用处”便成为一些同学经常逃课和不听讲的理由。一些学生甚至占用课堂学习的时间去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演出、比赛和选秀活动,而对文化课程的学习则不再关心。笔者所在学校一位黄梅戏表演专业的学生,曾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比赛金奖,其参赛剧目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以后,全国各地很多热心观众来信对他的表演给予肯定。但当笔者提议他回信表达感谢时,却只有寥寥几句便无话可写,看后令人唏嘘不已。“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1]。艺术教育也陷入了功利主义教育,这值得我们警醒。 (二)个人主义倾向明显,集体观念和团队精神欠缺 应该说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是时下“90后”大学生普遍性的特点,但是高职艺术院校的学生体现的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艺术教育特别是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方面都比较重视实践与形象思维,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专业的课程内容和学习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个人单独进行练功、学琴、练声或绘画等比较常见,缺乏在集体中学习和交往的体验,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心理脆弱,情绪化比较强,意志力比较差,在行为上自由散漫,我行我素,集体观念相对淡薄,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和自律意识。 (三)价值取向偏离,理想信念模糊,缺乏社会责任感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影响下,一部分学生存在着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偏离等问题,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影响,缺乏对社会、他人的关注与感恩;在是非问题上缺乏判断力,容易轻信他人,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高校的“两课”学习不感兴趣,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很多大学生没有了对弱者的同情,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没有了对个体角色的自期与自律,没有了起码的道义感,丧失了社会责任感。 (四)重艺术实践、轻理论学习,缺乏必要的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 前面说到艺术院校的学生普遍重视专业学习,但这种重视也仅仅表现在重视艺术实践上,如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唱腔、身段、剧目彩排等实践课程,音乐专业的同学只重视声乐、器乐演奏等专业课和文艺演出;而对专业理论学习普遍轻视,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缺课情况时有发生,导致理论功底差,知识体系不健全,表演或创作的作品只求“形似”,难达“神肖”,更别说“形神兼备”,亦或创新。人文素质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他们艺术创作的酝酿、构思和表达,继而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 二、艺术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高职艺术院校录取新生文化课分数线偏低,导致其文化底蕴和综合素质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新生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一些高职艺术院校录取新生的文化课分数不足200分,艺术院校成了“低分考生的收容所”。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过低,使得艺术类的学生较早放松了文化知识的学习,文化基础良莠不齐、人文素质相差悬殊的学生大量进入高职艺术院校学习。 (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现行高职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中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 现行艺术教育功利化的倾向明显,一些刚刚升格的艺术院校大多存在办学时间短、文化底蕴不足的先天缺陷,大部分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校园规模、硬件、经济效益上,忽略了校园精神和人文环境的培养。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式,都在迎合社会需求。在培养目标上片面强调“以就业为导向”,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忽视学生的思想情操、社会责任感等人文情怀的培养。加上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些影视明星、歌星一夜成名的新闻报道对艺术院校的学生产生了误导,使其变得浮躁和虚荣。 (三)人文教育机制的缺失影响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展开[2] 由于高职艺术院校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合理的保障机制。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等部门在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上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教学计划,更多的只是依托学生社团、课外活动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这种碎片化的教育既缺乏针对性,也难以为学生提供完整的人文知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三、提升艺术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实施路径 (一)充分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母体价值和固本意义 良好的人文素质是大学生艺术构思与创作的“母体”和源泉,能提升大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同样,文化底子的松软会使一些专业冒尖的学生因小失大、功亏一篑。比如,央视第十三届青年歌手大赛上发生了有选手不知道“焚书坑儒”发生在那个朝代,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谁的尴尬一幕。我校许多表演专业的学生毕业从艺多年以后,逐渐意识到了“演员一开始是比演技,比到最后就是比文化。”所以,对艺术院校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将有助于他们完善知识结构,提升艺术理论修养,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二)重视教师队伍人文意识的培养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者,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体。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关键在于教师这一环节。如果教师不树立人文教育的意识,不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那么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师应该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人文素质,把人文教育融入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形成一种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人文教育共识。 各学科教师应各司其职。公共文化课教师在教授人文知识的同时要深刻挖掘隐藏在人文知识背后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例如,语文老师以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人格精神、人物情感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专业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师生接触的距离也更近,学生较长时间师从专业教师学习,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往往演变成更亲近、更融洽的师徒关系。因此,艺术院校的专业任课老师也应加强自身的人文修养,在专业教学中自觉渗透人文教育,将人文知识与精神贯穿于专业教学和艺术创作的始终。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献君教授就提出了在专业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方式,即“起于知识,启迪精神,渗透美育,行为互动,营造氛围,以悟导悟,以人为本,止于境界”[3]。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三)深化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 在高职艺术院校,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不宜占用太多课时,不宜挤占专业教学课时,这是一个共识。这里所说的深化人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主要是在人文公共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上进行改革探索,尽快建立一种既不必挤占过多课时,又确实富有成效的教学新思路、新模式。例如,长期以来盛行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以及过分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讲深讲透的教学要求,都不适合人文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直观示范式教学,以帮助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此外,重视人文课程设置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必修课上才能体现出来,优化人文课程必、选修课程比例,将原来的课程化整为零,拆分成小型灵活的选修课,充分利用学生课余的时间与精力,让其依各自的兴趣爱好自主选修,也同样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加强校园文化内涵建设 1.营造高品位的校园文化环境,弘扬人文精神 校园的自然环境、文化设施和校舍建筑是现代大学人文、学术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文化建设重要的隐性课程。校园文化环境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艺术院校更应重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做好校园整洁和绿化,设置优雅别致的人文景点和休闲读书点、亭台楼阁、艺术长廊等,以此来感染和滋养学生的人文情操。例如可在校园文化墙上张贴弟子规、二十四孝故事等经典挂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感染、熏陶着师生,使其内化为信念与情感。 2.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实践形式,渗透人文教育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理想、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对美的鉴赏力、表现力和创造力有着重要作用。艺术院校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经常开设一些人文知识方面的学术讲座、艺术交流、读书活动,开拓人文视野;适时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大学生送文化下乡、送戏到基层慰问演出等活动,用艺术的形式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笔者所在的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成立的“少英艺术团”,就为大学生直接进行艺术实践和展示艺术才华,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完善校园规范制度,注重养成教育 常言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艺术专业学生个性鲜明,完善的校园规范制度可以给学生提供约束与监督,以有形的制度支持无形的人文素质教育。艺术院校要从抓好大学新生入学教育和国防教育开始,进行德育、美育、心理健康、意志锻炼、纪律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和一丝不苟、规范严谨的生活作风和学风,通过持之以恒的养成教育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浅析把握人文素质教育内涵探索人文素质创新模式 论文关键词: 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创新模式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重要性,探所正确的人文素质理念,营造良好的管理模式及教育氛围。 0引言 人文素质沉淀与我们的内心,形成我们内心的法则与秩序,人文素质是一种基本的素质,是人们在人文方面达到的一种综合发展的程度。人文素质是塑造大学生灵魂世界的基石、是反映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支柱。高校工作者一定要了解人文素质的含义,并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1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人文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人文知识教育、人文思想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人文方法教育,以人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教育学生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引导启发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有智慧、有道德、有修养的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大教育观念的确立,人们已认识到在专业教学中渗透具有时代特点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文教育,人文知识又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政治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哲学知识、宗教知识、道德知识、语言知识等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娇子,作为先进文化的掌握着,必须要了解人文知识,必将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持,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和健康高尚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2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据2004年3月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不少学生沉溺网络,缺乏学习动力和目标,逃课成了家常便饭,多门功课不及格,最严重的一个班30多名学生有20多人拿难不到学位证书”、“马家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这反映了中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及其失位造成的严重后果。 2.1 人文素质促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人文素质先行于科学技术,它指引我们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而不是等到出现严重后果后才会感到后悔莫及。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良好的综合素质,是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关键所在。熟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构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是非常重要的。既懂得学习又善于生活;既勤于工作又善于思考;既能发扬传统又能创新创造的学生,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人才。 2.2 人文素质激发潜在的自我意识人文素质是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心理品质,由知识、观念、情感、意志等因素综合而成,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是可以慢慢积垫的,人文素养越高,就越能够辨别社会和自我、他人和自我、物质和自我的关系从而做到自我精神和认识的独立,不会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人生理想也会越来越高尚,最终能够以正确的姿态去认识世界,看待社会。通过学习人文知识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开拓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可见人文素质在人生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甚至起着更直观重要的作用。 3人文素质教育的创新模式 3.1 树立正确的人文素质教育理念把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贯穿于高校培养人才的全过程中,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人文学科的实施,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 3.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氛围为学生搭建和开辟第二课堂活动的平台,精心组织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努力构建高校校园科技、文化活动的完整体系,形成多样化、特色鲜明、健康有序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教育陶冶功能,为广大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3.2.1 通过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3.2.2 重视师资培养,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理工科学生更应培养工学信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双学位人才,建设具有合理知识结构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师队伍,使之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实际问题结合到课程中进行讲授。 3.2.3 促进人文精神内化形式举行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例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通过这些主题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她们的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得到不断的升华。积极开展课外社团活动。 3.3 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保障高校管理要以人为本,突出人的重要性,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让制度约束人,让制度规范人的行为。高校工作者要使管理理念大胆、创新,流程简单、畅通,制度科学严谨。 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充分利用校刊、校报等刊物,发表优秀校友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创业历程和成就,激励在校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好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表彰大会和学位授予、奖学金颁发仪式等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活动,激励大学生勤奋向上、求实创新。 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完善教学设施,优化学习环境,不断满足大学生学习成才的需要;加强校园宣传舆论阵地建设,加强广播电台、阅报栏、宣传橱窗的建设,校报要尽快创刊,充分发挥学校主要宣传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校园网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不断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渠道和空间;积极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形成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文化建设主动权,使网络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阵地。 重视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及时处理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身心健康的事件和影响学校、社会稳定的事端。维护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生活秩序。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 摘 要:从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出发,通过认识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及意义,来了解校园文化中的人文意蕴,提出加强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人文素质教育是塑造人类灵魂的教育,是塑造民族灵魂的教育,将其与校园文化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大学,培养新一代的优秀大学生。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校园文化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众所周知,高素质的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将知识的传授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有两大弊病:一是注重专业教育,忽视系统的文化教育;二是注重学生做学问,忽视引导学生做人。因此,要求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台湾学者郭为藩将人文素质具备的能力概括为六个方面: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具有问题意识;能透过口头或文字条理清晰地表达思想和感受;对精致文化由衷地喜爱并懂得鉴赏;关切当前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并具有通识;对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具有起码的了解和对外国文化价值能适度的尊重。人文素质教育塑造了民族的灵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互为协调。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如何做人”,其中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教会学生如何思维,教会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与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交涉,取决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还取决于文化建设,取决于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对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来说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这其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通过学习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什么是人的价值与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大学生的创造力,通过对人文方面的学习,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背景,促进他们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将所学的专业技术问题同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二、校园文化的人文意蕴 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人们一般将校园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所需的物质设施和物理环境等;二是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学校各种规范化、正常化了的规章制度等;三是精神文化,主要是指学校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道德情感、思维模式、文化思潮等。无论是校园文化三个层次中的哪一方面文化都和人文素质教育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文素质培养是具有一致性的。 在物质文化层面:校园中的物质文化建设是指学校的环境布置、建筑设计、室内外装饰等物质条件在其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赋予它一定的文化内涵,力求做到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传递学校的专业信息,渗透学校意志、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学生的思想、情操、作风、学习兴趣等都可通过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来起到感染的作用。不但要对校园的环境进行净化、绿化、美化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这一方面来充分地体现学校的育人作用,来激励学生、教育学生。比如有的学校就通过用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的格言还有他们的肖像等来装饰校园。这样学生通过这些展示来对他们有了更加充分地认识,使他们更加懂得人生的意义和奋斗的价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刻苦学习,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制度文化层面: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内各种具有科学性、思想性、教育性的规章制度的总和,以及通过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而产生于师生员工内心的制度意识。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内丰富多彩的各种制度,二是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对学校师生员工价值观、行为方式、舆论导向上所做的引导和心理体验,即制度内化为个体符合制度规范的自觉要求。通过制度的贯彻、执行把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需要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 在精神文化层面:当代中国高校的校园精神文化既不单纯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也不单纯是工业社会的人本精神,更不可能是所谓的后现代精神。这种文化包括理性、科学、人文和创新等四大精神。因此,可以看出精神层面的校园文化环境在整个校园文化环境中所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的大学生不仅要继承人类社会已有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要得到教养,受到陶冶,在坚实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统一的基础上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气质。这就要求在校园里营造一种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核心的校园精神文化环境。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相处,文化与文化相接的精神。它特别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注重人的发展并完善其价值信念,正确审视人的本质,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类文化的积累,塑造人类的精神家园,依靠人的能动性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文精神是具有时代性的,应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丢弃其中陈旧过时的内容,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着重培养学生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求是精神;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主人翁精神;爱己及人的广泛的关心精神。 三、基于人文素质教育的校园文化建设的措施 人文素质对一个人学习、思维有很大的帮助。自然科学注重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人文科学则侧重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形象思维通过想象、联想来提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能增进思维开拓,求异和创新,推动想象和联想,触发创造思维的火花,纵观科技发展史,大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不仅精通自然科学,而且在人文知识方面也具有良好的修养。实现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蒙的主要形式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因为校园文化具有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天然功能。目前,人文素质教育的大力加强与重视及人文精神的大力弘扬,大学生们通过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及人文知识,特别是伦理道德知识,使他们具有了正确的行为价值取向,不断地激励着他们去追求真理和发展文化。 如何将人文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完全融合在一起,并充分发挥其最大作用,具体措施如下: 1、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开展人文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校园的环境、人文的氛围,对学生是一种示范,一种教化,一种熏陶,一种强大的潜移默化。因此人文素质教育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作为第一课堂,人文性质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第二课堂。曾钊新教授曾说过:“既然哲学是智慧之举,就让它成为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并将钥匙交给学生吧!”。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讲可以开设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课程作为第一课堂,文科学生可以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作为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则应根据学生们的知识需要,举办多种形式的人文讲座,社团活动,报告,书画,集邮,摄影等。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些影视评论,举办诗歌朗诵比赛,社会伦理道德的演讲辩论赛,一些国际国内的重点热点时事政治讨论等。 2、加强校园制度文化中的人文关怀 校园制度文化对学生的社会性及价值取向有重大影响,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学校要保证正常运转,维护教学、生活秩序,就必须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因此除了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令、制度外,学校还要根据自己学校的情况制订出符合学校实际的各种规章制度。 3、加强校园内人文精神的建设 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环节是人文精神的建设。校园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教育是由人类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并在现实环境中与文化创造活动相结合,人文精神的内在主体精神品格主要就在于培养个人的人格道德品行,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创造活动。以人文知识的学习和艺术熏陶为基础,以道德信念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必定会弘扬民族精神,创新文化。在校园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文化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自觉成为审美活动和文化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比如老师可以在平时的授课中发掘专业课中的人文精神,特别是那些对人的信仰、生存意义,关注社会发展的课文,要充分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摘 要: 全球化带来了教育的国际化,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当前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与潮流。我们应分析发达国家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促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教育国际化 中外高校 人文素质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才需求的国际化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提升本国竞争力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纷纷掀起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潮流,分析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推进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大脑及感受器和运动器官的特点。人的基本素质包含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涵盖了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就是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利用教学和环境的积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合理科学的教育活动,使每个学生都形成符合社会需求的素质结构,成为有较高综合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人文,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与教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通过教育而获得了人性与教养,具有了人文素质,否则与动物并无区别。[2]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及自身实践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气质。它是一种后天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 二、中外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差异 (一)培养目标之间的对比。 中西方人文素质教育虽然在培养目标上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可比性。一些发达国家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大都已经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例如美国教育部制定的总体性教育目标,各高校据此制定本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4]这样就使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目标成为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国家意志,而我国的培养目标,国家只是从宏观上表示将其作为一个战略意图,还未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意志;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对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约束或指导能力比较强,而我国人文素质培养教育的目标,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外,对各高等院校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约束力;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大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则大都仅仅是一种原则性很强而操作性很弱的指导性规定;国外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在高等院校取得共识,并在这个层次上得到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而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则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局面。 (二)教育主要内容的对比。 由于受全球化的影响,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设置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现在我国核心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政治理论教育、道德与法制教育、现代历史类教育等课程,占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半壁江山。但是,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相比较,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尽管许多高校在开设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方面热情很高,但课程仓促上马多,精品课程少;临时起意多,长远打算少;随意性强,目的性弱。所以,总体的教育教学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相比,我们在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设置方面仍然不成熟,许多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三)教育基本方法的对比。 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既有与国外人文素质教育方法上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但比较起来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纳入课程体系的方式仍显得过于单调,除了国家教学计划规定的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强制性纳入和大量的人文素质教育选修课程的随机纳入之外,并没有更多途径使学生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这种状况与大学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相映衬,往往会造成学生在不同学年段接受人文素质教育“苦乐不均”的问题。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缺乏科学性,没有考虑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及知识结构的特点和规律,更多的是教育者的一厢情愿和“单边主义”行为,这样的课程准入方式显然不可能达到好的预期效果。在教学方式上,过于强调灌输而忽视启发,其结果是学生日渐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5] 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对策 鉴于我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下面方面进行改变,对于我国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确立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和谐发展的战略。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上还缺乏系统的规划,对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相互依存、结合和互补关系还缺乏明确的认识。由于没有理清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科学教育得不到人文教育的支撑与补充,使科学教育缺乏人文文化的根基。因此,加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顺科学文化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动态定位,是规划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首要前提。[6] (二)提高认识,更新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 大学教育的核心是坚持科学、创新、人文精神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改革、社会分工细化的情况下,知识体系也在发生改变,人文学科被忽视,在教学实践中,出现重智育轻德育、重理科轻文科的现象,教育的功利主义变得日益突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如何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作为未来社会的希望,当今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间接主导了这个社会的大方向。这就要求各高校领导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坚持发展观,进行教育理念的创新,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三)改革完善高校教学体制。 当前,在我国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中,对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和评估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务之急是改善高校教学体制,大力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的设置。完善文化课程的设置,使大学生得到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应多设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选修课,如唐诗宋词、艺术史论、影视、音乐等,不要形同虚设,要有相应的学分。同时,实行辅修专业制,使学生在主修一门专业课的同时,能够选修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目前,许多学校都在实行这种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很大的益处。 (四)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培养人文精神、思想道德情操的重要场所,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课堂。大学的教化程度很大方面取决于大学的文化氛围,学校要定期开展文化艺术节和电影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各式各样的人文学科讲座,鼓励、扶持大学社团开展征文、辩论等活动,使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还应重点进行校园人文景观建设(如历代名人的雕塑、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的亭阁等),这样既可美化校园环境,又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文化教育,间接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不可忽视的环节。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教师是教育成功的关键,也是教育过程的主导力量。教师的道德素质、政治思想、举止言行都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首先要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从而增大专业课程教学的文化含量,增强教师在教学中的人格感染的力量。其次,学校也要给予教师一定的帮助,对年轻教师进行培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才能适应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新形势,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人才。 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积累起比我们较为丰富的经验,要想在这个浪潮中不被淘汰,我们要有所选择地学习他人的优秀成果,但要注意“本土化”与“西化”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人文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开展十分有益。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语文教学中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 人文就是对人的教化,它既涵盖了政治思想性,也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一切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因素。“人文素质”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自身习得、知识传授、环境熏陶等方式,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人文素质是一个人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集中反映。那么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在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陶冶教化,从而提高学生各方面的修养,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在诸多学科中,唯有语文是真正让学生感觉自己、感觉生命、感觉到人的喜怒哀乐、感觉人的灵动心性的学科,唯有语文是可以让学生尽兴参悟人性、人生、表达个体情意智慧的学科,韩军老师说过:“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因而,站在培养人的高度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担负起塑造学生心灵,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是语文教学的题中之意。那么究竟该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呢? 第一、观念的内化 “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法国人米亚拉雷说:“在母语教学中,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法国人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以爱国主义主题为米亚拉雷的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特别看重母语的学习。因为母语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联,子子孙孙在母语习得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中华民族,向重语文,尤重其于伦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语文教学有着较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母语学了是升学和就业必须掌握的一种工具外,更有继承文化传统,陶冶健全人格的深层意义。”“学好语文是每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香港大学施仲谋教授如是说。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强调国家民族观念,努力于潜移默化中促进学生对语言载体背后民族文化意识的认同感的萌生和观念的内化,则可以说是自己的基本义务了。 第二、以德育人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语文教师必须抓住契机,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中学课本中,具有丰富人文内涵、体现人生真谛的篇目比比皆是:孔子执著的人生追求,孩子般的热情,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化为《论语》中字字珠玑的睿语箴言,让人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孟子身上洋溢的原始人道气息和民主精神;庄子对生命的拷问和冷峻机智的谈吐;韩非子对人性的鞭辟入里的剖析;荀子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铺张扬厉;另外,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硬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气概……无不开人心智,启人觉悟,促人警醒,催人奋进。现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勇敢无畏地把“匕首和投枪”刺向黑暗势力的鲁迅;品质象荷花一样纯洁、“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更为每个学生树立了做人的光辉榜样。教学时,教师如果能通过自己声情并茂的讲解,引导学生深切地感受到这些人物的精神力量,将是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的教育。 第三、潜移默化 真正优秀的语文教师在使字生获得知识、能力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单纯的训练,做到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悉心耕耘学生意识、情趣的土壤,指导学生发掘教材中饱含的内在美,立志把人类许多世纪创造的美变为学生的心灵财富,使学生着魔一样地跟随他渐入文章的佳境,与种种高尚的人物对话,在不知不觉中,其思想情操、品格受到熏陶和感染,逐步培养起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这样的语文教学,既科学地遵循了语文学科的特殊规律,也完美地达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艺术境界,充分显示出语文教学的独特魅力。否则,就无法恰到好处地体现这一切。曾听过这样一节课,教师在讲授《雨中登泰山》一课时,仅仅是从文字到文字,从方法到方法。对于雨中泰山的特点,学生是通过文字“知道”的;对于比喻句的巧妙运用学生是通过分析、讨论“明白”的。或许这样的训练能达到教师预定的目标,但值得怀疑的是,学生在学课文中是否真正感受到了雨中泰山的美?是否激发起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呢?当然,或许一节课没有什么大碍,但久而久之,会在很大程度上扼杀掉学生丰富的情感体验,难以真正发挥语文课人格熏陶的功能。 第四、以情感人 心理学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发自内心,能引起和维持行动,排除前进障碍,对整个行动起动力调节作用。可以说,情感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是学生智力的催化剂和学习的原动力。可不少语文教师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对课文进行不厌其烦的理性分析,强行灌输一些结论性的东西,以至于将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文章糟蹋成面黄肌瘦的瘪三,学生兴趣全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的这段论述精辟地阐述了诗文产生的规律,并启示语文教师,采取多种富于形象性、情感性的教学手段动心动情地进行教学,创设与课文相类似的情境,使学生在感情共鸣的良好气氛中轻松愉快地投入学习。 第五、联系实际生活 语文教师除了要密切联系实际生活,更应关注学生的精神生活。学生讨厌教师用空泛的概念强行嫁接课文丰厚的内涵。什么《长江三峡》表达的是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什么《猎户》是歌颂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话套话既出,味同嚼蜡。难怪一些厌烦语文课的学生,一拿起《少男少女》便爱不释手,一接触张爱玲、刘墉便乐不思蜀,由于应试为目的的语文课无法贴近他们的情感世界,于是他们只好不加选择地走精神自助的路子。其实,优秀的文本都是开放的“召唤结构”,语文教师应该潜心揣摩,从而选择一个既吻合本意又为学生乐于接受的实事求是的表述,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教读《荷塘月色》,通过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直抒胸臆的言语形式,可以让学生体味人生的无奈,生命的压抑。教读《项链》,可以让学生反复玩味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生活教人求真,解读课文更应符合生活实际、学生实际,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对课文生出百味不厌的感受,他们的心灵深处被真正触动。 中科院院士杨淑子先生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现代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这段话精当地阐明了人文精神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至关重要。语文教学对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构筑学生的精神世界,有着非凡的意义。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语文教师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执着的努力和不懈的探究,创新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了解和领略祖国传统。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高校物理教学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教育实践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中,理工类的学生因过分注重专业方面的学习,而忽略了人文素质方面的提高,这无疑是教育业的一种缺失。将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只有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理工教育中,才能将人文知识与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培养出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人才。 高校物理作为一门针对理工学生专门开设的公共基础课,有必要将其教学内容与人文素质教育实现有机结合。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从高校物理学科中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出发,具体谈谈如何在高校物理教学中,提高人文素质教育。 1 高校物理学科中的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高校物理知识和人文知识本来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才将高校物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区别开来。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割裂,具有功能的互补性。两种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培养人,在这层意义上说,两种教育也存在目的的一致性。但是,在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由于片面的追求高的考试分数,而忽略了对理科生人文素质的教育。甚至,我们当中的许多高校物理教师,制定出倾斜的教学目标,只注重高校物理知识的传授和高校物理技能的培训,忽略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兴趣的培养,淡化了人文素质教育,轻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某些教师在高校物理授课中,过分注重逻辑化教育,忽略了学生对社会、生活、就业等高校物理素质的需要,忽视了社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 (2)某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自己的情感、愿望、意志等因素的需求和发展仅仅重视学生对高校物理知识的掌握和对解题技能的训练。 (3)在教学方式上,某些教师崇尚理性,追求规范化、划一化,从而忽视了学生谋求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 目前的情况是:大学生每天都生活在色彩斑斓的高校物理世界里,但对身边的生活、社会和自然问题的基本原理却知之甚少,更不用说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 2 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探讨 笔者以为,高校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在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教育,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情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促使社会协调发展。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纠正高校物理教学中的唯科学化倾向,强调科学的育人功能,即是要求高校物理学科教学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关注学生的人性发展,更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2)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高校物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培养学生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使得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更加频繁,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社会相关起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广大高校物理教师应在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意识,充分利用所能利用的人文资源,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到学科教育中去。 3 高校物理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与途径分析 高校物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科技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进行孤立,是不符合时代对人才的需求的,只懂技术不懂人文的“人才”是无力的;只谈人文而不懂技术的“人才”是空洞的。只有将高校物理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笔者以为,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高校物理与人文素质的有机结合与渗透。 3.1 提高高校物理教师的人文素质,促使渗透教育取得成效 笔者以为,高校物理教育中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渗透,关键在于提升物理教师的人文素质,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应努力充实、自我完善。高校物理教师在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应了解其他自然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提升自己的整体素质。作为高校物理教师,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涵养。另外,高校物理教师要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在教学中,通过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合人文素质教育,从而促进学生科学人文素质的形成,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成效。 3.2 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实现物理和人文的有机结合 高校物理教育中,要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克服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高校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必然要涉及到教学观、学生观、教师观等观念的教育,要实现高校物理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这是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前提。 3.3 增强课程改革,从物理规律中发现人文思想 根据笔者的经验,高校物理定律无不隐含着哲理思想。在高校物理的具体教学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教育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等世界观。比如:讲物体能量守恒定律的时候,教育学生只有付出心血,才能取得成功。在高校物理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学会跨学科思考问题,比如:可以教导学生高校物理与能源、材料以等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增强学生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3.4 通过高校物理学史,渗透人文素质教育 高校物理课本中,各个物理学家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人文素质教育事例,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素材。可以通过这些实例,让学生像他们学习,并做到多角度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另外,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对我国目前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介绍,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4 结论 我国著名高校物理学家王淦昌说:物理学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美的发现。反映高校物理事物的特征及其规律的高校物理知识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高校物理知识通过内在联系和谐统一起来,形成既千变万化又和谐统一的美的画卷。高校物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是可以相互渗透的,是相通的。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加强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既注重全面发展又注重发扬个性的创新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教师深入探讨。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关系的研究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高职院校学生除了要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重视,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1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主要表现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是因为它具有文化上的向心力。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尽管它历经时代变迁、人间沧桑,但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与淘汰中越发彰显出动人的魅力。 1.1 “仁爱”思想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说:“仁者,人也。”在他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孔子“仁爱”思想内涵丰富,基本内涵包括爱人、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礼等。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仁爱不仅是一种人格情怀,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大行其道,许多人视“金钱”至上,在物欲和权力面前迷失了本心,甚至泯灭良知,把功名利禄视为人生的全部内涵。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孔子的“仁爱”思想对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2 “诚信”思想 “诚信”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诚信,把它看作是人立身处世基本的道德条件,把它看成人的立身之本。“言必行,行必果”,信义一致,诚信无欺成了人际交往的前提。在圣人看来,不讲诚信的人简直不能称其为人。犹太商人的重信守约,举世皆知。法国作家大仲马曾说:“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了”。“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1.3 “中庸”思想 所谓“中庸”,既要看到事情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不偏不倚”、“适量守度”,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之过犹不及。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之道”不但体现了事物自身的运动规律,事物的均衡发展,也成了指导人们实践的准则,它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1.4 “自强不息”思想 《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刚柔并济,二者互为作用,强调刚健的同时,其实并未否定柔弱的作用。无论是阳是阴,是动是静,是刚健还是柔顺,《易传》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君子”人格的完整的范式,对我们当代学生人格样式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的危难之时,总是奋起抗争,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精神;在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征途上,锲而不舍,自强不息。这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民族凝聚力的体现。 2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提高高职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在高职院校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帮助高职学生了解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素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院通过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结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德与才、科学素质与文化素质、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的关系。树立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职业道德,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意志品质,提高了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学生们从传统文化中感悟人生、启迪人生、愉悦人生,整体素质显著提高,特别是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表达、应变、组织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 2.1 培养大学生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有了责任心,生活就有了真正的含义和灵魂。“责任教育在历史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国历来重视责任教育。孔子的“当仁不让”,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铁肩担道义”,无不显示着对国事民痒的崇高责任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这一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使每个人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 爱国主义是人们长期凝结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道德感情,它表现为对父母之邦的忠诚,对祖国山河土地的眷恋,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以及对祖国命运前途的关心。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应该具有这种责任心和使命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把民族振兴和祖国强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2 能够培养大学生“诚信”美德 诚信教育符合道德缺失教育的弥补,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道德观。眼下诚信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某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一些企业和个人只顾眼前利益,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害了群众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些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毁约、替考作弊、伪造证书等等,“诚信”问题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以传统美德引导学生在市场经济社会坚守诚信,求真务实,无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诚信”打天下者,得人心、受人敬。 2.3 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辉煌。在突兀而来的巨大灾害面前,在似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从不低头,勇于抗争。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 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激励当代大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拼搏,不断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2.4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大学生内心世界的和谐 季羡林先生曾说:构建和谐社会最要紧的一条是什么,是人内心的和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构建和谐的内心世界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人应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要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将帮助大学生抵挡各种物欲的诱惑;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将教会他们正视自我,作战胜自我的强者;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小到大的量的积累过程的观点,将启示大学生做事应该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我院将京剧文化与教育结合的探索,就为社会培养了更多有道德、有理想、有本领的高素质建设者。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健康发展和与他人、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时,必须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探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试析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及可行性方案 论文摘要: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就现状而言,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将从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的关系入手,对目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背景及现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其中,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应当以人文精神培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具备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为目标,促进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社会背景;现状;可行性方案 面对时展的严峻现实,面对扑面而至的21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校都开展了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对必须注重加强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形成共识,尤其对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呼声最为强烈。 1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社会背景 从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看,人类社会发展在呼唤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呼唤着人文素质的提高。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将和谐的人文原则以及对人类进行长远关怀的人文精神贯彻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教育更需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价值,关注人的情感和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自觉承担起培养一代新人的时代使命。 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看,教育作为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事业,其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经济发展培养智能型和复合型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才;能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并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培养出善于学习并有能力进行终身学习的人才。对过去那种过分强调教育的“工具意识”而忽视教育的“教化意识”,过度注重科学教育而忽视能力的培养,导致了人才的知识面窄、人文底蕴薄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唯有这样,大学教育才能真正担当起“科教兴国”的时代重任。 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看, 20世纪末产生的新的文化思潮——科学人文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是对立的,科学精神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文并不排斥科学。教育应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兼容与和谐的理念指导下,培养现代人的完备的人格,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发展之需要。 2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2.1 人文知识与人文素质 许多高校将人文素质教育错误地等同于人文知识教育。事实上,人文素质并不是单纯的人文知识的积累和叠加。开设了人文知识教育课程、开展了人文知识活动,并不等于受教育者或参与活动者就具备了相应的人文素质。人文知识并不等于人文素质,人文素质也不仅仅指人文知识。你是一名文学博士,而却可能一点人文素质也没有;你是一名物理学家,但却可能拥有深厚的人文素质。一个人要拥有人文素质,当然要具备基本的人文知识,但人文知识要转化为人文素质,除了人文知识教育之外,人文教育的约束与导向、人文环境的影响,以及学校教育能否把握使学生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的动因等等,显得十分重要。 2.2 人文素质教育的导向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无疑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素质。人文素质的形成,主要基于后天的人文素质教育。目前的人文素质教育,尽管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受教育的范围也几乎涉及到不同学科的所有学生,但由于考核方式的约束与导向问题,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很好地实现教育目的。目前,人文知识教育主要侧重于测试受教育者对已学人文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核方式缺乏科学性。而人文知识教育对学生产生的人文精神方面的影响,人文教育的实际效果往往却被忽视。由于这种考核方式的约束和导向,人文素质教育也就只是停留在学生对人文知识的掌握上。 2.3 人文环境的退化、失缺问题 从高校自身层面而言,近几年高校规模急剧扩张,原有的校区已经难以适应各种需要,于是,许多高校都纷纷通过置换老校区来建设新校区,宽阔、整齐、美丽的高校新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而高校新区往往是多所高校集中在一起,形成相对集中、独立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利于营造总体的高教园区文化氛围,但同时,各所高校自身的特色往往很难得到体现,独特人文素养的形成也受到了相互的干扰。 3 高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可行性方案 3.1 以人文精神蕴涵为中心,通过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合,改革课程体系 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拥有的教学资源,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必固执统一的模式,只要有利于传导人文精神,都是可选择的。但是,不论如何安排,必须考虑到它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衔接与避让,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质上具有明显的人文素质教育的特征,它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文精神培育方面起着灵魂的作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应当以精神的传递为重心,在课程设计上,还应当尽量避免单一学科设置,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通过特定主题进行多学科整合是较好的做法。如有些学校开设了“科技与社会”课程,涵盖“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方法论”、“科技社会学”、“科技伦理学”等内容,这种安排笔者认为值得肯定。 3.2 以对社会和谐性的观察,反思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促进和谐发展 要培养学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之和谐的认识与实践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文素质,不仅在知识习得的基础上的建构,更需要内化主体的思想观念,外化主体的积极行动。这要求教育者必须将受教育者的行为与社会实际、与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实际联系起来,将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行为情境联系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处理他们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实践中,巩固已经习得的人文知识和思想观念,并逐步促进这些关系的和谐发展。为此,教育者可以引导学生以和谐性为标准去观察社会,发现与和谐理念背道而驰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努力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方法;与此同时,促动他们反观自身行为,从而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他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3.3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重要载体,发挥校园环境“化育人文”的优势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增添学校的人文气息。学生置身于人文环境之中,耳濡目染,心灵会得到净化,境界会得到提升。报告会、演讲会、朗诵会、辩论会、读书节、文化艺术节以及校园人文景观、校史陈列等形式远比课堂上的课程学习效果明显、直接。同时,校园文化实际上也以隐性课程的形式承担着教育重任。高校要着重通过校园文化培育、校园环境设计等途径,充分实现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的功能,以创建和谐校园为起点,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 3.4 以人文精神的展现为目的,改革人文素质教育的考核方式 目前,各高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考绩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辅修、双学位制,修满所设课程,可以得到相应的学业证书。在这种制度下,教师的教学未免更多地倾向于传授知识,因此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增强学生的人文思考,反而增大了学生学习的功利色彩,从而让人文素质教育误入歧途;另一种是作为必修课程进行开卷或闭卷考试,不及格或拿不到该类课程的总学分则不准予毕业,在这种制度下,甚至会出现负面作用:学生得到的将不是来自优秀文化成果文化的熏陶和充实,而是教学管理制度的压力,不是对美、责任的感受,而是对一种不合理制度的憎恶。要让学生充分地以自己的思想风格、思维方式去自由地思索人生、思考社会,同时见之于行动,这才是人文素质教育所需要的考核。笔者认为,考核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论文与社会实际调研相结合,以“人文关怀度”为评价标准,进行“知”的效果评价;人际关系状况和公益活动参与状况相结合,以每个学生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程度为标准,考察学生的实际行为水平,进行“行”的效果评价。两种评价的具体实施者可以是负责课程教学的教师、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或班主任)等。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学生一个公允、真实且符合人文素质教育宗旨的评价。 综上所述,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符合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教改革的时代要求,也是高等教育适应“两个转变”的需要,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如果高校对人文素质教育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就将背离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自身素质提高的内有需求。换言之,是否重视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关系到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进步和新世纪人才队伍建设成败的深远问题。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浅析从中国文化现状出发推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论文关键词:当代 文化因素 大学生 人文素质 论文摘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在塑造人,同时也在塑造社会。当人们在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把知识运用到社会中时,它改变了社会。这就是大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高等院校不能仅仅成为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地方,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成人的责任,这需要我们在加强对学生专业教育的同时,强调学院的文化素质教育,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我们认为要真正发挥高等院校文化育人的功能,必须从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出发,结合学生实际,有的放矢。 一、中国文化现状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是包含着浓厚传统、又有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现代性因素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和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文化。构成中国当代文化的各种因素虽尚未融合为有机整体,但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并规定着中国当代文化的态势。 1.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社群延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成果,没有传统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传统的文化是无法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其中既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亦有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各种文化形式和精神。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崩溃,封建文化体系已经解体,但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封建意识并未立即消亡,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阻力。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各种形式和精神,一方面,被注人新的时代精神而仍然存活在广大民众生活中;另一方面,却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变型,甚至迷失、沉没。 从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构成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根基,当代所有的文化因素和现象都是附着在这个根基上并发挥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容十分丰富。一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不仅是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也是人们善待自然的一种积极态度,更是体现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精神境界。它孕育于先秦,后经历代思想家们的发挥并不断注人新的时代内容,到北宋张载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由此积淀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了人们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至今仍是人们如何正确对待自然、扩展胸怀的思想资源。二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旧新之谓盛德,崇尚的积极进取精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它已积淀成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性格,体现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三是“以人为本”的观念。这一观念早在西周“维新”已经产生,经历代思想家们的不断阐发,逐渐深人人心。“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强调“人是目的”的精神,即在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人的生命及其意义。四是“贵和尚中”的和谐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中”、“和”为度的万事万物的和谐,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既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又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应把握的“度”。今天仍是中国人对待各种关系所持的基本观念和态度。除此之外,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富民理财的管理经验,以及许多富有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化等,都还存活在当代文化中,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同时还有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等。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形式十分复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生活层面,如唯上、唯长意识,等级观念,特权意识等,特别是残留至今的官本位意识,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二是经济生活层面,如官商不分,家长制等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进程;三是社会生活层面,其中特别是浓厚的小农意识,如臣民意识,血缘意识,目光短浅等阻碍着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社会化等。 2.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当代文 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或成分是在中国现代化,包括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成长起来的。这个形成过程,无疑曾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中国自身工业化进程的产物,它既不是传统的简单延伸,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照搬,而是既选择、改造传统,注人新的时代精神,又选择、引进、改造西方文化的内容,并在民族文化的形式下融中西为一体的现代性文化因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然尚未得到充分发育,成为中国文化构成的主流,但却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这种文化因素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体现的是现代文化精神。 一方面,文化理性精神,它是随中国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化模式,但已融人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并且已经或正在成为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诸如对科技的日益重视、平等观念的增强、以及对人文精神的自觉等,都体现着文化理性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文化理性精神正在将人们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现代工业文明的逐步确立,正在发展起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在这一价值体系中所形成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已成为工业文明的两大主导精神。这种文化理性精神,培养了人们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具有活力并代表未来方向的要素。 另一方面,交往意识和交往视野。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自由平等交往关系的逐步建立,“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已被彻底打破,面对由工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开放世界,交往意识日益强烈,在实践上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这种交往意识和交往实践蕴涵着中国传统道德的意义,与西方以金钱为核心的交往意识和方式有所不同。随着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视野不断扩大,它已经突破了日常生活交往的局限,对其他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日益重视,甚至国际交往意识也日益强烈。交往意识的强化和交往视野的扩展,已为中国当代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种重要机制。 3.当代中国文化构成中的西方文化因素。自近代开始,西方文化陆续传人中国。有的是在枪炮下强加于中国的,有的是中国人为富国强兵主动引进的,有的则是商品交换带给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引进西方文化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五四”前以引进西方科技为主,之后在继续引进科技、兴办实业的同时,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的引进占有突出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西方文化又开始全面引进,从高科技、经济体制、管理方式等领域到人文、经济、政治等思想领域,再到文学艺术领域,乃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等等,几乎所有西方文化都已进人中国,可以说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与西方的差别,仅仅在于规模和影响程度不同而已。从近代西方文化进人中国到今天的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引进中国,使中国社会具有了现代化气息,但尚未与中国原有传统以及中国自身形成的现代性文化因素融为一体,大多漂浮于表面,导致了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某种浮躁现象。西方文化大量涌人,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其中的精髓却并未被消化,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精神,尚未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因而当今人们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已经生活在“现代化”中,其深层的文化心理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如何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特别是将其文化精髓消化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仍然任重而道远。 4.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后现代文化是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代表着当代西方社会中试图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潮流,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是其主要特征,其主要目标是批判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存在的弊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消解,超越现代性,进人后现代阶段。西方这种后现代文化思潮,于20世纪90年代传人中国。对中国当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科技理性的过度发达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导致了意识形态化的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针对人类文化困境,后现代主义思潮把矛头指向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认为人之主体性与启蒙理性的过分发展是造成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根源。西方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人终极关怀的认同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中国来说也不乏警示作用。中国一些人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文化的。 但也应当看到,后现代文化试图解构一切、消解一切、崇尚消费并把消费视为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之一等,是有严重缺陷的,从而在理论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在社会生活上倡导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二、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应采取的对策 综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根基,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应当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后现代文化积极的成果应当加以改造、吸收。对应我国的文化现状,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i.注重文化教育的历史传承性与民族性。民族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只有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才能树立起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形成对振兴中华文明历史责任的认同与使命意识。然而自近代以来,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罪魁祸首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缺陷,看到了过时没落的封建意识,以及在农耕生活中形成的落后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其中更有些激进人士提出,中国要想扭转落后屈辱的历史,必须斩断传统,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又经历了“”的十年浩劫,使我国传统文化发展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对传统文化的扶植与培养远远不够。因此我们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把握不够,缺乏对历史的认同感和责任意识。近年来我国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文化的民族性教育,并把国民的文化教育、高等院校的文化育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高等院校是传承、引领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从文化的民族性、历史传承性上讲,我们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运用传统文化的精神关注生活、指导生活。如运用“天人合一”的精神,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然、保护环境;运用“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鼓励学生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与命运抗争,积极进取等。同时应提醒学生注意传统文化中没落、腐朽的部分,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2.注重现代意识的培养。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的现代性文化因素是随着工业化过程成长起来的,与以往相比虽有很大发展,但尚未得到充分发育,还没有成为具有消化各种文化因素强大能力的主导性文化成分,蕴涵于其中的诸如个性解放、自由、独立、民主和科学等精神都还在成长之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因素虽未得到充分发育,但却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和最有活力的因素。我们的学生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是建设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能否顺利地实现现代转型,取决于我们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因此我们在学校教育中要注重现代文化意识的培养,使我们的学生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促使大家的创造性和主体精神的养成,最终能够使我们的学生自觉而理性地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成为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同时要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警惕后现代文化危机的影响,塑造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主体。 3.注重与世界文化的互动。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中,有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根基,有中国自身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因素应当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但同时亦有西方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当代文化的构成因素考察,文化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一种文化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保持生机与活力,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加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引导学生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要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丰富自身、发展自身。使我们的学生使我们的学生,一方面,能够立足自身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站在世界的高度,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能够在本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激荡中极取力量,从而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绝非易事,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塑造成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现代主体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到“三进三结合”,即文化素质教育进课堂,在课堂上向学生普及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探讨人生哲理,把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文化素质教育进社团,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社团的引导作用,把文化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文化素质教育进社会,在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把文化素质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在高等教育中如能根据中国的现状,贯彻“三进三结合,’,必将逐步改变我们的学生,从而改变社会,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兵团中职学校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对构建和谐兵团的促进意义研究 摘要:建设兵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要使命。构建和谐兵团关系到兵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兴旺发达和新疆的长治久安。兵团中职学校作为兵团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摇篮,强化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必将对促进和谐兵团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兵团中等职业学校 人文素质教育 构建和谐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根植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托于特殊的组织形式,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推动和谐兵团的构建,是兵团适应新形势,实现兵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随着兵团建设的快速全面发展,兵团中职教育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中职招生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加强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日益成为构建和谐兵团过程中中职教育探索的焦点。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教育的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它的人文性,中职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文素质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人文素质是学生诸多素质当中最具根本性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其它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不仅可以传递知识,开发智力,培养技能,陶冶情操,增加情趣,提高学生修养,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成为道德高尚、技术高超的高素质劳动者。 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文教育的现状。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目前需要越来越多的技能型人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前,中技学校大多建立了以就业为导向,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体系,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摆到了重要位置。但在综合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等往往重视不够,既缺少足够的课时安排,又常常缺少足够的师资力量,这必然会影响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最终导致学生素质的不全面。造成部分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差,思想认识水平低;心理脆弱,公德意识低下;在校园内时常出现斗欧现象;每每遇到困难或挫折,便不知所措,甚至走向极端;上述现象中充分暴露出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人文教育的力度不够,当学生走出校门后,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低,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承受心理压力的能力及应变能力缺乏等等,造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工作环境。 三、新形势下加强兵团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中职学校体现自身功能的自觉追求。兵团中职学校在兵团建设中起着培养全面发展的兵团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作用,这些人才是今后构建兵团和谐社会的主力军。而培养全面而合格的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强对中职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是一所中职学校生存的土壤,中职校园是最应该具备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中职教育不能将人文素质教育排斥在外,而蜕变为仅仅是职业培训,这应成为中职学校实现自身在构建兵团和谐社会独特功能的自觉追求。 2、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是兵团中职学校贯彻“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素质更加全面、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不能把专业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人为地分离或割裂,而要为学生提供完整的知识和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样培养出的作为完整的人的学生,更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和品格来成为构建和谐兵团建设的开拓者。 3、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中职学校适应兵团对人才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随着知识、技能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兵团对中职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职教育已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是扩展到增强学生对专业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中职教育必须把兵团当前与长远的发展结合起来,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胜任兵团各个岗位职业的人,又要为其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正确把握兵团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原则。 1、坚持主体性教育原则。主体性教育是一种培育和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要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主动性,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人文素质教育要改变以前的传统方式方法,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兵团思想为指导,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为出发点,培养中职学生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和谐兵团的全面进步。 2、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教育家孔子向来倡导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因材施教”,人文素质教育教育效果的好坏,关键在是否能够把握住中职学生的特点并调动其内在积极性,教育者只有把握住不同类型及层次的教育对象的特点,并结合兵团中职学生现实的状况进行教学,解决其思想矛盾,才能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最佳效果。 3、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性太强、太枯燥不易被学生接受,这是当前中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兵团中职教育者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例如开展各种各样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社区法律咨询活动以及社会调研活动等,使其在社会实践 中了解、观察和服务兵团建设,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建设和谐兵团的价值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 五、在构建和谐兵团中强化中职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措施。 1、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中职教育主要是培养技能,是一种“技术教育”,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全面的,它忽视了教育的本质。诚然,培养技术型人才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目标,但培养的不能仅仅是一个只懂计算机或只会专业技术的人,还应对学生进行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教会他们做人之道,使他们真正成为心智与人格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这样,兵团中职学校才可能在构建和谐兵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精心设置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兵团中职学校应调整教学计划,将人文教育与技能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发掘技能教育中的人文因素,专业教学增加人文素质方面的必修课,弘扬和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有目的地开设人文素质课程,要少而精,要管用,要将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寓人文素质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 3、营造校园氛围。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更新、增加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加强校园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设施的建设,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陶冶情操,升华精神。举办各种人文讲座,开展各类竞赛,吸引学生主动而广泛地参与,营造生动而健康的人文氛围,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加强人文教育。学校可在校园网上开辟论坛,定期与学生进行交流。教师也可以利用校园网进行人文方面的网上教学。积极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兵团中职学校应当充分利用寒暑假,结合专业学习的特点,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到兵团企业,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认识社会,改造自我,促进自身健康的发展。 4、提高中职学校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的修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学术基础、指导力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要有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良好师德去熏陶、感化学生,帮助学生怡情养性,塑造人格。 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念,而不是某种单纯的教育模式或方法。如何具体地对中职学生开展人文素质教育,促进和谐兵团建设需要有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尤其是诸如教学大纲的制定、师资队伍建设、校园环境营造、教学内容取舍、教育形式摸索等,这些,都需要结合兵团中职学校自身的具体特点,深入地进行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使兵团中职学校在构建和谐兵团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人文素质教育论文:论人文素质教育对高职语文教师的要求 摘要: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语文教师理应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先行者、主导者和示范者,应努力做到以高尚的师德塑造人,以良好的心态教育人,以深厚的功底吸引人。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高职;语文教师;要求 人文素质教育是指传播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修养的教育。它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发掘文学精品中蕴含的人文性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通过展示语文教师特有的人格魅力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人格品位。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有利于促使学生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那么,在人文素质教育实践中,语文教师该如何发挥主导性和示范性为学生服务呢?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以高尚的师德塑造人 自觉培养高尚的师德是人民教师的第一要务,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条件。教书育人是一项极其清苦的工作,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①,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为己任,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如果心存杂念,心浮气躁,心猿意马,那么,不但会师德难修,损害人民教师的崇高形象,而且会教业难成,破坏百年树人的根本大计。高尚的师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高度,做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英明决策,明确指出了“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要“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发展、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②,把对党的教育事业的热爱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全力以赴地开展教学工作,即使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静心施教,潜心育人”,以主流的人生理想、信念启迪学生,以自己的高尚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二是热爱学生。热爱学生不仅是师德的核心,也是教师为学生提供满意服务的前提。师爱有利于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创造生动的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师爱的呵护下,学生不仅学得轻松愉快,而且在感受爱的同时,也会自然萌生一颗博大的爱心。 三是努力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师要立足本职,乐于奉献;甘为人梯,育人为乐。要牢固树立当好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仅是师德魅力所在,而且是乐教的力量之源。“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③。毫无疑问,教师的道德人格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教育资源,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以良好的心态教育人 教师良好的心态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当今社会,竞争异常激烈,要求生存,谋发展,创辉煌,除了具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外,还必须拥有健康的心态和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高职学习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学生的身心趋于成熟。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期,教师的心态无疑会给学生的生命历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良好的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健康的心理品质。它包括正确的思想观念、崇高的奋斗目标、广泛的兴趣爱好、奋发的精神风貌、健康的个性特征等。在教学中,教师要做到态度严谨,作风朴实,自觉维护教育公平,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搞特殊化,不搞区别对待,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要勇于负责,勇于改过,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善于以机智灵活的方法应急应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战胜困难。这些心理品质是当好教师的必备条件。 二是积极的人性化情感。它要求教师在为学生服务的过程中,既要热心,又要诚心,还要耐心。在学生面前,教师要始终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原则而又通情达理,严格要求而又灵活变通;有人情味,有同情心,有亲和力;不媚上,不欺下,不羡富,不嫌贫;不冷酷,不自私,不猜忌,不报复。要心系教育,情系学生,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要善待学生,宽容学生,爱护学生,让学生感到可亲可敬。教师以积极的情感精心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真正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学生就能在和谐愉快中健康成长。 三是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人生旅途总是充满坎坷曲折。面对困难和挑战,面对挫折和失败,要经得起考验。如果动摇妥协,心灰意冷,就永远不能获得成功。教师要勇挑重担,不怕吃苦,不怕疲劳,不怕挫折,不怕委屈,要在同各种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调控自己的情绪,磨练自己的意志,不断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学生才能学有榜样,才能深受感染,才能为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心理准备,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十足的信心去迎接挑战。 以深厚的功底吸引人 教师的功底是人文素质教育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同样一堂语文课,由功底深厚的教师来主导,课堂就会充满生机,情趣盎然,学生自然地步入乐学的天堂;而由缺乏人文素质的教师来主宰,课堂就会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教学当然会陷入尴尬的困境。因此,深厚的功底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必备条件,教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去实践。 一是“广”,即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处在终身学习的时代,教师尤其要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不断积累历史、哲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做到腹中有货心不慌。要戒骄戒躁,与时俱进,不断补充新知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为教学储备满满的“一桶水”。 二是“高”,即具有高深的人文修养。教师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学问,不偏激,不固执,不狭隘,不武断,心胸豁达,笑对生活,正视挫折,迎难而上,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以人为本,充满爱心,以此赢得学生的爱戴。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三是“熟”,即具有精熟的教学内容。高职语文教材如萧练武、杨敬华主编的《中国语文》,罗德荣主编的《大学语文》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性,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鲜明爱憎等。唯有精熟,才能在教学中充分挖掘出丰富的人文内涵来,才能将它转化为学生的精神食粮,才能引导学生步入人文精神的殿堂:通过感受不同作家的不同人生经历来体会人生的酸甜苦辣;通过欣赏不同作品所描绘的不同人生图画来吸取丰富的人文素养;通过与古圣先贤对话来达成心灵的沟通;通过联系实际对现实问题进行审美判断和人文思考,体会人生的真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 四是“活”,即具有灵活的教学方法。千个师傅万个法,教书育人无定法。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更应突出一个“活”字。例如,在学习《鸭窠围的夜》时,笔者没有单一地进行课文讲析,而是灵活运用问题启发、情境模拟等教法。首先,让学生以“故乡的夜”为题口头作文,然后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理清课文“现实——想象——回忆——现实”的思路,领会湘西风景和特异人生。其次,引导学生将口头作文与课文对比,学习沈从文的散文技法并感悟字里行间蕴藏的巨大的爱与悲悯。再次,以“搏战”来激励学生。这样,就将学生推到了学习的主体地位,使之在互动中共商学习问题,共享学习的快乐。 总之,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既是先行者,又是主导者,更是示范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师的示范作用必将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教师必须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努力探索,认真实践,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