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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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是石油企业进入资源国市场、参与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资源贸易及其服务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不仅具有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石油企业自身的特点。（1）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具有多样性。如绿地模式、并购模式、租赁模式等。丰富多样的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给投资主体提供了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选择并搭配投资模式的机会。（2）具有可进入性。切实可行的投资模式必须具有进入资源国的可能性。（3）具有灵活性。投资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可以相互转换。为更好的适应资源国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石油投资主体应该灵活变更投资模式，以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4）资金来源具有集中性。由于石油行业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我国现有私人资本难以独自承担，因此，海外石油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专项拨款，金融机构贷款或通过发行股票向公众筹集资金。（5）投资地点较为集中。由于世界石油主产区集中在中东、非洲、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等地，因此，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也集中在这几个地区。皇家荷兰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把西非和墨西哥湾深水区、前苏联实行开放政策的欧佩克国家和LNG业务领域作为今后重要的新产量增长源。（6）投资收益包括货币与实物两种形态。其中实物形态的收益体现为份额油。份额油的获取增强了国内石油供给的主动权，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影响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1．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是指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诸多企业外部环境的总称。它对投资安全和收益情况影响巨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政治环境。政治环境直接关系到投资安全，包括政局是否稳定，有无战争风险，有无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风险等。（2）法律环境。法律环境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有效保障的根本依据，在外部因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情况，有关的税法、海关法等法律是否健全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利弊，投资国及被投资国对盈利汇回本国的限制和外汇管理规定，审批制度等都影响到海外投资的安全。（3）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影响国际投资活动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四个方面。（4）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活动中的国际信誉都处于良好状态，将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任感和积极性。（5）自然环境。特定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实现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尤其对于石油等资源性投资项目。
2．内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来自于石油企业投资主体内部，包括融资能力、管理能力等。（1）石油企业的融资能力。油气勘探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一口井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美元，一项海外石油投资少则几亿、十几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如2005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41．8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2006年1月9日中海油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这些海外收购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但实际上反映了石油企业核心竞争力，反映了石油企业持续融资的能力。（2）石油企业人力资源状况。人力资源是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高素质的石油行业的人才队伍，不仅是开展海外石油投资的基础，也是进行国外石油交流的保证。这就需要具有技术、外语和管理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石油人才。
三、我国石油企业可选择的海外投资模式
1．直接投资模式。（1）绿地投资模式。一般是在油气田较集中的中东、非洲等国家或地区投资设厂，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实施本土化经营。这种模式有利于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促使企业健康发展，因此，被称做绿地投资。不足之处是短期内财务业绩不佳，投资回收期长。（2）海外并购模式。跨国并购是海外扩张的快速通道，产权交易是跨国并购的通行手段。创建新企业固然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条路子，但所耗时间过长，如果通过兼并、收购资源国企业或其部分股权，对原有的基础条件加以改造，可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目标国家的市场。根据合同标的物的不同，海外并购模式又可细分为海外控股股权并购模式，海外有形资产并购模式和海外无形资产并购模式。1）海外控股股权并购模式是通过收购跨国石油公司正在开发油田的股份，从开发阶段介入，规避勘探风险，并实现对项目进行控制的投资行为。通过控股股权并购，一方面投资方可以以部分出资取得海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迅速实现石油企业的海外扩张，减小海外投资的政策性阻力；另一方面实现了投资方海外间接上市的目标，即买壳或借壳上市。例如，BP公司通过收购TNK—BP公司50％的股份?眼2?演，率先于各大石油公司迅速进入俄罗斯石油市场。2）海外有形资产并购模式。该模式可以有效避免目标石油公司因债务不清等问题，向投资方转嫁原有债务及或有负债。但该模式的实施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由于多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故需要投资方投入较多运营资本；二是由于在完成并购后要对目标石油企业进行整合，因而投资方应拥有具备较强管理能力的整合人才。3）无形资产并购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实现买壳上市，快速进入资源国市场；借助被收购品牌的影响力及原有销售渠道，可以省去海外品牌塑造和推广的时间与费用。2．间接投资模式。（1）参股投资模式。投资方购买外国石油公司股份，但不控股，不对其进行经营管理，只收取红利或从股票买卖差价中获取利润。这种模式下投资方所持产权的安全性较高，不会被当地政府或民族主义者当作攻击的对象。（2）债券投资模式。投资方通过债券投资，每年收取固定现金回报。该模式下，投资方不持有股份，但有固定份额收益，财务安全比直接持股高，但收益额较小，无法实现国家能源安全。（3）金融衍生品投资模式。石油现货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期货价格，因此，可以借助金融的支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套期保值、价格锁定和规避经营风险。在寻求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期货手段，海外并购并非唯一选择。
3．其他投资模式。（1）融资租赁模式。投资方承租人通过向另一国出租人交纳租金，取得设备等物品使用权，从而在资源国进行投资的形式。当资源国有一定政治风险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设备风险转嫁到出租方，减少投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最好使用服务性租赁，以接受保险、维修等服务。（2）国际承包。投资方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投标、议标、询价和接受委托等多种方式，单方或同拥有资金的公司签订合同共同取得实施工程项目的权力，然后根据合同要求组织设计施工，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工程任务的整套过程。具体包括：1）回购模式。在该模式中，投资方将带资在资源国进行勘探开发，项目投产后对方以产出原油或其销售款逐年返还项目投资，并给予投资方合同中约定的资金报酬，以此方式对项目进行回购?眼3?演。以回购模式进行投资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不受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风险较小。但缺陷在于投资方在资源国一般只能实行返销协议合同，也就是购回协议。开发一个油田后，必须悉数卖给资源国石油公司，没有分成，也不拥有该油田股份，不利于投资方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获得稳定的份额油；2）产品分成合同模式。是投资方公司承担勘探作业及费用，并可能提供工程技术与管理帮助，在区块产油之后按照规定比例分配产量?眼4?演。这样可确保投资方拿到的是实物，规避了石油产品的未来价格风险。由于该模式下投资方不持有所开发油田的股份，故不存在财产安全问题；3）矿税协议合同模式。该模式在发达国家应用比较普遍，是投资方可以获得目标油田的经营权，开采权以及油气产品支配权，只需向资源国交纳矿业资源费和所得税；4）风险服务合同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在南美及拉美地区，即投资方承担勘探开发风险及费用，最终获得以石油产品体现的相应的服务报酬，产出油气全部归资源国所有；5）提高采收率合同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针对单口井的修复增产，投资方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获得增产部分的产量。分配比例采取的是类似递进税率的浮动比例，所不同的是，增产部分的产量越高，投资方所获得的分成比例越小。该模式有利于投资方进行科技研发。如果投资方在海外的综合实力有限，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油源。（3）股权捆绑油源的集合投资模式。该模式是针对民营石油企业的一种“引进附带油源”合资战略，即让拥有油源的外国企业或油矿主，带着投资方应得的份额油与资金，与投资方共建中小型油码头、石油运输系统、仓储或炼油厂及终端销售网点等，以满足投资方的份额油需求及保证供给。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在海外寻找石油区块具有相对较小的政治敏感性，获取油源时人为干扰因素较少，获得区块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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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产业的内涵
“文化产业”一词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Adorno)和霍克海默(Hockheimer) 于1947年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目前各国对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不一,英国称之为创意文化,美国称作版权产业,欧盟的内容产业,日本的感性产业等,并且不同国家文化产业包含的内容也有差别。在我国,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二、河北省文化产业的优势及现状
河北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孕育了人类早期的泥河湾文化,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产业资源异常丰厚。现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8处,省文物保护单位670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17项,省非物质文化遗产400项。其中,吴桥杂技、蔚县剪纸、河北梆子、评剧、唐山皮影、武强年画、沧州武术、永年太极、曲阳石雕、衡水内画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此外革命文化更是近现代河北文化的主流和亮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柏坡文化和西柏坡精神。所有这些说明,河北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大省,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燕赵文化资源,为河北省文化产业奠定了发展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河北省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基本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化产业体系,但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国内发达省份相比仍有巨大差距。突出表现为文化行业传统体制色彩浓重,并未形成真正的产业化发展:一是产业规模偏小,资产超千万的大型企业较少,占全省文化产业主体的文化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员工只有几十人的小型企业,而且其经济效益也不是很好,受政策调整和市场竞争影响大,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二是资金短缺、投融资机制不畅,文化产业组织形式单一、企业投资意识落后等原因制约着本省文化产业的进一步跨越发展。
三、河北省文化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制约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文化产业投融资难问题。目前,河北省文化产业界解决资金问题最主要的三种方式为:政府扶持、股权融资(风险投资、战略投资)和债权融资(个人借贷、银行贷款)。但对于当前文化产业行业的投融资而言,这三个方式还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投融资体系落后,政府资金作用有限
河北省文化产业的投融资体制发展相对滞后,尚未形成完整的投融资体系。现行文化的投资体制仍以政府投资为主,社会各界参与投资非常少,虽然政府一直在尽力满足文化产业成长中的资金需求,但毕竟能力有限。由于融资渠道不畅,大多数文化产业都缺乏资金,制约其进一步发展。这与发展文化产业和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扩张能力很不适应。而且政府的投入与产出不协调,投资带有任意性,在文化投入资金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与保证机制。
(二)投资渠道单一,经济效率不高
河北文化产业投资渠道单一狭窄,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和建设受到严重限制,引进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的能力都不够。投资主体对文化产业缺少足够的认识以及文[！]化产业自身的原因使得产业投资者大多持观望态度。文化产业是个朝阳产业,但究竟在哪些领域投资、如何以最低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回报,几乎是所有非政府资金在是否选择投资文化产业之前的困惑。除产业投资者外,风险基金在文化产业里也踟蹰不前,风投资本对文化产业其他领域的介入十分有限。
(三)取得银行信贷的阻碍很大
在国外,文化公司可以拿着项目计划书找到贷款,在国内却几乎不可能实现。银行借贷需要有效的质押,一般认可的有效质押为土地、设备等“硬”资产。缺乏信用担保、没有资产抵押,这是阻碍多数文化企业取得银行信贷的最大障碍。此外,难以评估的风险性也为信贷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在文化活动中,高投入与高产出之间不具有稳定的正函数关系,而较多的表现为一种概率关系。
(四)现行政策阻碍投融资
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是文化企业低成本融资的捷径。新华传媒、陕广电等传媒集团走向A股市场带动了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在政策引导下纷纷改制重组,积极筹备上市。然而现行政策对文化企业直接上市融资多有阻滞。一方面,管理层内部对于上市后的权利控制是否削弱持不同看法,形成了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要求有相应特殊的行业监管政策。
四、河北省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创新探讨
从河北文化产业发展实际来看,破解文化产业投融资困境,需要政府、民间、金融资本在创新投融资模式上共同努力,在政府扶持、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等三种投融资模式之外,创立新的投融资模式,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一种新的发展选择。
(一)产业投资基金的涵义
产业投资基金泛指以投资基金形式存在和运行,主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并从事资本经营与监督的集合投资制度。投资基金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是由投资者以购买公开发行的受益凭证的方式出资而汇集成一定规模 的信托资产,交由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专家进行管理,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并承担风险的一种投资工具。
(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创立的基础
1.文化企业融资需求强烈。目前,河北绝大多数文化企业为正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无论其经营规模还是财务情况都远远不能达到证券市场的要求,而这些企业对融资的需求是最为强烈的。这样,产业投资基金便成为产业发展资金来源的新途径,其回报期长,一般为十至十五年。从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看,与产业基金发展的15年期限非常适合。
2.实践证明实际可行。从2006年起,我国陆续批准发行了几只产业投资基金,江苏省政府设立的20亿元规模的文化产业基金、浙江设立的2.5亿元规模的东方星空文化基金等,都是由政府主要出资,民间资金跟进,配套性质的混合型经济体的基金管理公司。
3.融资能力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企业扩大直接融资,更有利于利用投资者的资金实现多对一投资、一对多的发展、多对多收益。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投资工具,可以为新建项目、未上市项目和企业重组改造等筹集资金,发挥股票、债券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对传统教育领域所带来的颠覆性革新正在被大众所认知和接受。近几年，在线网络和高等教育的融合日益成为国内外教育领域学者和专家关注的热点。2005年，GeorgeSiemens首先提出网络时代的连通主义学习理念。他指出，传统的静态、分类与层级化的知识发展到网络时代已变成动态的、网络化的知识流，因而学习也应是在动态连结的知识网络中形成知识节点的过程。张振红等(2013)指出，国外从开放课件(OCW)运动到现今的MOOC学堂的流行，正是体现着学习本源的回归，MOOC应和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无时间和地域要求，无费用和学历限制的学习环境。陈希等(2014)认为MOOC的优势在于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进行学习，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升学习主动性，同时也克服了传统教学中老师授课的不可逆性，利用移动设施将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得以利用。此外，刘继斌,赵晓宇,黄纪军等学者也介绍了MOOC教学模式设计的一些基本思路。总的来说，目前国外很多专家及组织针对于MOOC和高等教育课程设计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国内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MOOC课程旨在进行大规模学生交互参与和基于网络的开放式资源获取的在线课程。虽然仅仅发展数年，但其实践却走在理论前面，在探索中出现了多种教学模式。目前国内外都在积极的研究、探索MOOC的课程模式，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与Eddy合作，其他知名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也开发了MOOC课程等，国内MOOC课程的发展越来越具规模。在投资学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中，虽然已有一些高校对网络课程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还比较少见，因此，设计基于投资学专业的MOOC教学模式，并提高投资学专业的培养质量，是当前高等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投资学MOOC教学改革内容
针对MOOC和投资学专业课程的特点，依托MOOC在线教育相关设计原则，我们提出包含“MOOC课程的硬件设施建设”、“投资学专业课程的流程再造”和“师生互动和生生交流机制改革”等三方面的投资学专业MOOC课程教学改革模式。
（1）MOOC课程的硬件设施建设。MOOC课程的核心在于在线网络的建设，像界面交互平台等也直接关系到学生获取答案和信息的效率以及师生、生生互动的可能性。在引入先进的MOOC平台的同时，注意其适用性。
（2）投资学专业课程的流程再造。MOOC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投资学课程教授方式，需要围绕学生设计的学习规则和学习能力规划新的授课流程，加强对于应用实践方面的培训。强化课外和课堂学习、线上和线下学习功能互补的特征。
（3）师生互动和生生交流机制改革。结合MOOC的在线评分、学生互评等模式，设计团队学习模式，改进学习效果的评价机制。
三、投资学MOOC教学改革目标
简而言之，投资学MOOC教学改革目标位：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对基于MOOC的投资学专业课程的设计，有效降低学生在学习时间、地域方面的限制，利用师生互动以及学生内部交流等方式，提供有效的资源扩充渠道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及时强化专业学习的效果。同时这也是顺应网络技术和高等教育教学相结合的潮流，创新投资学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在网络时代的知识学习能力。具体来说，教学改革的目标包含以下几个子目标。
（1）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同学间的互教互学、教师的关注和反馈等，强化学习效果。
（2）顺应科技对于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方向，锻炼学生利用网络新技术持续学习，全面提升学生利用投资相关理论去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通过MOOC教学模式改革，改进教师群体对自身角色定位的新认识。研究式教学、知识的更新、新教学模式的实施，都要依赖教师的努力工作，新技术下教师既是教学方式倡导者也是亲身实践者，这有助于实现从单纯的“教”到全方位辅助的转变。
四、投资学MOOC教学改革实施方案
网络技术和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意味着教学内容，教学网络技术、授课模式等多方面的变化。技术是基础、内容是核心，MOOC课程的引入需要循序渐进。总体上通过对硬件技术、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的改革来逐步实施。
（1）建设投资学专业的MOOC网络平台。利用近年来国内外知名高校发展MOOC平台的机会，基于投资学专业自身的特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引入合适的MOOC平台，通过合作等方式将一些优质的投资学相关公开课程引入到专业学习中，提升课程质量。
（2）结合MOOC的特征对投资学课程和教学进行系统化设计。构建投资专业授课小组，以学生学习路径为核心对投资学课程进行设计。对课程目标设置，话题、时间及作业安排等进行规划，按照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合理地组织和编排课程内容、强化投资学专业课程的内在联系，增加课程视频、在线测试练习、网络讨论版等丰富教学内容。
（3）改革教师的学习支持服务。发挥教师在引导学习方面积极作用，建设投资学专业的主题教学模式。一方面，学生依据学习主题，在课后通过材料以及和同伴沟通等获取对学习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利用MOOC平台加强对投资实景演练以及实验、案例教学的投入，强化强化复杂学习任务的实践。
（4）创建共同合作的学习情境。利用MOOC平台构建协作式学习系统，发回网络技术优势，使得教师团队及时追踪学生的学习实践，协助学生通过解决问题的学习来建构知识。同时，利用论坛、聊天室、学习小组等方式构建交互式合作学习，促进其协同解决问题。
（一）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低
现行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相对单一，致使融资渠道狭窄，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服务也较为薄弱。又由于现行金融服务体系及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社会资本和国外资金较难进入到城镇化建设领域。于是出现了融资困难与资金闲臵并存的现象。一方面，社会资本相对充裕，但另一方面又出现部分社会资金找不到可靠投资渠道而低效运作或产生“闲臵”，在准公益性行业和部分经营性行业，社会资本竞争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使得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低。
(二)事权与财力的不相匹配，财政运转困难
在目前事权划分的财税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融资冲动，又由于预算法的限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来进行融资。然而，地方政府这个资金使用主体与投融资平台这个债务主体又是脱节的，从而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清偿责任不清；同时，由于缺乏稳定的地方税收入，地方政府偿债来源主要依赖土地，容易造成过高的地价和高房价。土地经营权重复抵押等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公共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靠财政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打破，城镇化发展的市场化比重过低，市场化融资渠道不畅。由于事权与财力的不相匹配，从而使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运转困难，导致新型城镇化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三)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政策不足
目前，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服务和金融政策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中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对资金的需要。同时，传统的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项目，客观上来讲，其收益也不能调动社会资本的投入积极性，从而难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致城镇化过程中融资十分困难，另一方面，金融服务民生，支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金融政策不足或缺乏，严重影响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解决民生问题既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加大对失业、医疗、教育、基本养老等方面所需的资金投入。而目前，金融服务政策的不到位、补偿机制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城镇化投融资平台运转亟待完善
目前，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转存在以下主要风险：其一、政府投融资平台名义上是公司贷款，实际上其债务由政府隐性负担。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迅速增长，政府的隐性债务快速增加。二是政府投融资平台其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完善。投融资平台运行缺乏有效的约束，市场经营管理人才严重不足，致使投融资决策往往出现失误。另外，地方政府的各种平台公司其外在监督也较为缺乏，致使部分地方政府融资金额巨大，有的大大超过其自身偿还能力，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二、当前城镇化建设中投融资主要模式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的投资需求特点，尝试了投资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较为常见的投融资模式主要有：
（一）政府驱动型的投融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
通过政府建设公益性和基础设施项目，吸引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从而使开发性、生产性项目更多的由社会资本来建设。这种政府驱动型的城镇化投融资模式其明显缺陷是：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相对于巨大的城镇化资金需求，往往是杯水车薪，因此，这样的城镇化往往整体水平不高，配套也不健全。
（二）由企业为主参与的经营城市型投融资模式
由企业为主搭建的投融资平台来进行城镇化全过程的开发并“经营城市”。虽然该模式减少了政府的压力，创新了机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新模式。但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即这种城镇化的收益主要来自土地的开发，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公司其动机就是追求高额利润，于是这种模式下的城镇化所带来的大部分收益，自然也就归于了企业。同时，这种模式的城镇化水平，规模均依赖于企业的投资平台，因此，该模型的城镇化建设，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三）地方政府靠开发城镇土地的经营土地模式
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的经营，把土地作为融资的工具来解决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资金问题，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当然，这种方式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一定很合适。因为欠发达地区土地资源虽丰富，但土地价格相对较低，相对于城镇建设的巨大投资来说，只不过杯水车薪。另外，土地经营，提高了土地价格，成本会转嫁到进入城镇的农民身上，从而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城镇化注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四）国际上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几种模式
目前国际上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方式的选择，虽然国家不同，但普遍还是与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系结构有关。通常有：一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当然，中央政府每年对地方政府债券总发行量，发行计划，债券的数额等进行严格控制。如战后日本各级地方政府为保障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资金需要，而采用发行地方政府公债的方式。二是发行市政债券融资模式。如美国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所需资金，通常连续发行几期市政债券，以有效缓解当地政府市政建设资金缺乏的困境。三是城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模式。即私人资本在各级政府的监督和扶持下，进行公用事业项目的开发与经营。如法国各级政府采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模式即是如此。
三、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需要创新投融资模式，传统城镇化主要依靠政府，取决于财政的状况，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应注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形成项目建设市场化、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新格局。
（一）注重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
城镇化涉及到服务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乃至工业、农业等各种行业，城镇化过程中可依托不同的产业组建不同的投融资平台，以承担城镇化建设投资人职能。具体可组建以下这些投融资平台：一类是为解决公园、广场、保障性住房等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问题而搭建的，以有政府背景的投融资公司而构成的投融资平台。一类是借助产业园区，通过产业园区建设来推动城镇化建设而设立的各类产业园区投融资平台公司。还有一类是依托与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农业龙头企业而搭建的农业产业化投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促进农村城镇化。此外还有服务产业投融资平台。服务产业投融资平台公司以民间资本为主组建，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
（二）与城市经营相结合，推动城市整体功能开发
在进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参考不同的城镇化建设开发模式，并做到不同成本资金配合使用，高效运用城市资源并做到公平配置，在此基础上，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城市整体功能开发，有效地将城镇土地经营、开发，城市功能的运营以及招商平台公司的搭建等有机结合，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投融资机制的创新。鼓励运用特许经营授予、收费收入支持、财政补贴、政府回购等形式进行融资创新。
（三）加大城镇化过程中融资方式和模式的创新
新型城镇化正是社会资本大有作为的地方，因此，新型城镇化应大力吸引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大力开展城市建设项目的融资创新。比如：以项目周边土地开发运营来换取项目建设资金的融资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规划一定地区，以该地区未来的地方政府收益甚至地方税收增量部分作为融资手段来解决该地区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非经营性项目的资金困境问题。当然，对于城市经营性项目，采用的融资手段和方式就更多、更灵活。如：建造-移交、建造-运营-移交、移交-运营-移交以及产权转让、特许经营权转让等。
（四）完善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对外投资模式、技术获取方法等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和范式、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方法等，并进行拓展，勾画了研究开展的主要轮廓。最后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
关键词：技术获取 高新技术企业 对外投资模式
基本概念与实例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模式
关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模式，根据实践有学者总结出“先难后易”模式（海尔）、先易后难模式（康佳）、OEM模式、战略联盟模式（华为）、并购模式（吉利）、海外营销网络模式等（孙志毅，2008）。中国在进行海外经营时主要采取“绿地投资”（即新建投资的FDI）的方式进入，比例高达48%；战略联盟方式为39%，收购兼并为13%。
中国一般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源、市场或廉价劳动力。中国对外投资未必有管理优势或规模优势等，但由于金融抑制，国企具备资金优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目的并非将生产设施迁移到海外，而是为了增强国内生产的竞争力（黄益平，2010）。
Steven Globerman & Daniel Shapiron （2009）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美国的主要投资模式是收购，而不是新设立公司投资。 Xiaohui Liu&Trevor Buck（2009）采用案例分析了联想和京东方的国际化战略。
（二）技术获取的一般方法
技术获取方式有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外部购买三种方式。其中，外部购买方式主要包括许可、研发外包、购买设备或服务、企业并购、雇佣有技能的员工等方式。而默示性（即技术的默示性，非显性知识）、专属性（即技术的独占性程度）、复杂性、创新成果可占用程度等影响技术获取方式。默示性越强，越需内部研发；专属性越高，越需要内部研发；技术越复杂，核心部分越需自己研发，其余可外购。技术知识因果模糊性、创新成果可占用程度与技术获取方式关系如图1所示（朱爱辉、黄瑞华，2011）。
金融危机当中，中国民企喜欢用公司收购模式，以获取人才和技术，实现技术跨越。中国企业需要技术，而外国企业则较为注意保护技术，并通过技术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危机提供了中国企业以合理价格获取外国技术的最佳时期。
相关文献综述
（一）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与范式
投资模式选择的范式主要有产业组织范式、行为范式、市场失灵范式、环境范式。投资模式选择的范式与理论关系如图2所示。
1.产业组织范式。其一是国内企业国际经营理论（Steven H. Hymer，1960）。该理论对FDI与许可证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获得垄断收益。市场越不完善，越难以通过许可证来获取垄断收益，跨国企业越要采用FDI方式。其二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LC，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1966）。该理论对出口与直接投资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Vernon ，1966）。创新阶段，本国产品在国外没有竞争，出口是最佳选择；标准化阶段，FDI是最佳选择；标准化阶段，本国停止生产，并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2.行为范式。该理论认为公司行为偏好风险规避，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国际化理论（Internationalization，1975，1977）要解决在国外市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投入资源。当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不确定性逐渐减小，投入资源逐渐增加，公司的投资模式依次为：间接出口、东道国中介出口、公司渠道出口、全资子公司模式。间接出口需要的资源投入最少，而全资子公司需要的资源投入最大。
3.市场失灵范式。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1976）论述在市场不同失效程度的情况下，公司如何保护和运用其特定的知识。市场失效程度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采用FDI模式，以避免许可证模式导致的特定知识的扩散。折中理论（Eclectic theory，1977，1980）论述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国际化优势对投资模式的影响。出口、许可证、全资子公司三种投资模式如何选择呢？当三种优势都具备时，采用全资子公司模式；公司优势与区位优势越匹配，越可能是全资子公司模式，而不是出口模式；公司越有国际化优势，越有可能选择全资子公司模式，而不是许可证模式。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1975，1986），认为特定交易资产导致市场失效。人类是机会主义者，具有有限理性的特点，书写、执行与防止商的机会主义的合约比较困难。资产的交易特定程度越高，公司会选择越强的控制模式，乃至独资（Williamson 1975，1979，1985），以便通过企业管理来杜绝机会主义。
4.环境范式。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ies）解释跨国公司如何根据李嘉图禀赋和政治、文化、法律、基础设施等环境因素，在FDI与合约、出口模式间进行选择。李嘉图禀赋包括原材料、人口、市场大小等；政治环境、文化距离、东道国政策、基础设施等也是关键变量。李嘉图禀赋越好，投资环境越好，越可能选择FDI模式。
（二）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1.关键资源。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隐性技术、专利、人才、特殊设备等往往既是关键资源，也是战略资产或关键技术。Dunning（1993）指出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为获取关键资源和战略资产。资源是能力的基础，不可复制资源是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不可复制资源有：时间压缩不经济的资源（Dierickx and Cool，1989）；因果关系模糊的资源积累（Dierickx and Cool，1989）；共同构成竞争优势的多个资源（Porter，1985）；复杂联系的资源（Reed and DeFillippi，1990）；不可编码性的资源（Polanyi，1967；Reed and Defillippi，1990；Teece，1980）。Steven Globerman&Daniel Shapiron（2009）指出中国以FDI方式投资美国，16%基于获取技术和品牌。
2.社会网络等重要机制。Masayuki Kondo（2005）认为，技术获取和转移的主要社会网络由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所等组成。公司与研究机构、大学、跨国公司、本地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对技术进步很重要；公司需要知道到从哪里得到备选的进口技术，并评估这些技术，而以评估和选择外国技术为目的的研发成为必要；技术获取的有形形式主要是进钥匙工程、资本设备、产品（模具、零部件、原材料）；技术获取的无形形式是许可证、技术诀窍转移和技术服务，以及咨询、信息服务、期刊订阅和购买资料。
3.其它影响因素。Yung-Chul（1989）分析了东道国和产品特征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三）投资模式选择的研究方法
第一，二元选择的Logit模型。第二，AHP方法。Ming-Tien Tsai（2002）在分析台湾企业投资美国所使用的投资模式时，使用的就是AHP模型。该模型由上下二层数据支撑，每层通过数据计算可以客观确定自己的权重，从而最终确定下层子项的权重，这有利于参考上层权重确定下层行动单元的先后顺序。第三，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如Annewil Harzing（2002）研究收购和“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s，即新设立企业投资）时，以因子分析进行数量论证。第四，综合模型法。Varinder M. Sharma在确定基于资源的投资模式选择理论时，多次使用二元选择方法，实现了六种模式严格的逐步数理论证。
评述与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问题，由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投资，基于技术获取而不是市场或生产，是有“中国特色”的。第一，社会网络、技术情报体系、研发是技术获取的基础。第二，显性技术购买专利或许可即可，而隐性技术则存在于个人或组织之中，需要并购或引进人才。第三，发达国家的限制性法律、企业自身技术研发能力、国内外技术差距、熟悉技术目标国语言的技术人才都影响基于技术获取的投资模式。发达国家法律限制购买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引进人才和收购可规避。
问卷调研的数据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公司的特质，如公司规模、专用资产比重、公司国际化经历、领导者国际化教育背景、投资风险容忍度。它们反映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实力和特质；二是技术获取的基础设施，如行业技术情报体系、社会网络等。它们影响不同技术获取方式的成本；三是技术生命周期；四是对外投资动机，包括市场进入动机、技术获取动机、生产动机；五是东道国特征，如技术出口政策、东道国法律、东道国竞争强度；六是国内特征，如竞争强度、金融支持、国内政策扶持等方面；七是两国间的差距，如科技差距、文化差距、成本差距；八是创新成果的可占用程度。
技术获取的模式如下：一是直接外部获取、间接外部获取、内部获取。直接外部获取，如购买专利、购买许可、引进人才；间接外部获取，如高校间合作、入股研发机构、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内部获取，即研发攻关，自主创新。二是以资金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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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teven Globerman, Daniel Shapiro, Economic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surrounding Chinese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
12.孙志毅.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二、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及两者关系的描述
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通过美国的帮助和自身的经济改革，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并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正是在60年代以后，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长期快速发展，使东亚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以至于使人将这种发展状态称为“东亚奇迹”。很久以来，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最受人关注的词汇：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的论述，可以发现，先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亚模式揭示了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和模仿，因而东亚模式被认为源于“日本模式”(孔凡静，1999)，同时东亚模式更多地强调了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重要性。雁行模式揭示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关系，强调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指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所以，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研究都说明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东亚奇迹”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也可以理解，本文研究的日本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本质联系。
如上所述，本文采用的作为日本投资和贸易对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这是基于“东亚奇迹”研究的惯例，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与日本有更强的经济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在此不再对日本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关系下的数据进行描述，而是对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之间的数据及其表示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联系往往会延伸到第三方，在此意义下，单独描述日本与一方的经济联系并不比描述日本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的经济联系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后者让我们保持了与后面研究的连贯性。
图1显示了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自1965—2003年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无论投资、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图1也显示了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很好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延续到1997年。1997年对3种数据来说都是一个波峰，相对于1997年，这3种数据在1998年都大幅下降。而且之后，出口和进口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投资始终(截至2003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我们知道，199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使相关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在后面的检验中也得到了证明。
三、数据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均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是以日本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值列出的，基于前面谈到的理由，本文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加总。对于出口和进口，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为百万日元，之后的数据单位为十亿日元。为了统一单位，本文将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作了四舍五入处理。对于投资，原始数据的单位为百万美元，本文将之乘以汇率并将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同样作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其中，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为年终值。
(二)断点检验
在上面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投资和贸易的金额开始了大幅度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出口和进口得到了恢复，而投资却延续了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显示，相对于1997年(含)以前，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下面对此给以检验，即断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既然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检验依据投资为因变量、出口和进口为自变量的单方程模型来进行。根据断点检验的原理，考察在1997年前后投资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即考察出口和进口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如下(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通过f检验法还是似然比法，都可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断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1997年的前后，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发生了趋势变化，或者说，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本文对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采用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一般具有长相关性，上述3种数据可能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下面对3种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的要求，最优滞后结构的选择主要依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ic(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个准则，如果两者一致则选择一个最优滞后阶，不一致则选择两个。本文首先是对水平(1evel)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后对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检验结果合并于一表中(见表2)。
通过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为了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文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由此也说明，上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为一阶单整或（1）过程。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其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即要验证投资与出口之间和投资与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作为主要研究手段。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可以认为有关投资(fdi)、出口(ex)和进口(1m)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判断某些变量的信息是否能改进对其他变量的预测，具体到本文，即为检验过去的投资、出口或进口是否会对未来的出口、进口或投资有影响。可以通过估计var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本文的研究，有两种var模型可供选用：一种是直接表示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的两变量的var模型；另一种是在考虑到另一变量影响的条件下综合反映两变量(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三变量的var模型。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来考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更加符合本文研究的实际。因此，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di、ex、im分别代表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α、β、γ为不同变量的系数，u1t、u2t、u3t为随机扰动项，t表示时间。检验投资对出口是否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检验β1i和β2i是否全不显著；检验投资对进口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是检验γ1i和αi3是否全不显著。该模型还可以检验日本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只做附带性的考察。
四、经验结果及相关分析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我们应该首先进行上述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而在此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然而限于文章的篇幅，在此只能省略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过程而仅显示其结果，即：
由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6。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同样基于篇幅的考虑，估计结果不再列出。下面，我们对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即得到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1)可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出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出口的原因，但不能拒绝“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对出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2)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进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进口的原因，同时，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进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进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与进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3)从程度的比较来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此外，通过表3还可以发现，出口是进口的原因，但进口不是出口的原因，出口对进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但与此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解释：出口是进口的原因，进口是投资的原因，那么是否能推论出出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如果能如此推论，则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如何对此给以解释呢？当然，答案是不能做此推论。这是因为，与日本对东亚出口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相对优势产业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这部分进口构成日本出口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与日本对东亚投资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产业的产品进口，这些产业尽管在日本有需求但由于生产成本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而无法生产，因而构成了对外投资。所以，出口推动的进口和推动投资的进口不具有相同的内容，因此上述推论不成立。但是，这个不成立的推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本文研究的边际优势战略下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和相关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证明，在边际优势战略下，对外投资与本国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如下关系：(1)对外投资推动本国出口的增加，本国出口对本国对外投资没有作用或作用不明显；(2)对外投资推动本国进口的增加，本国进口同样推动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如果简单地认为前述文献回顾中的研究是基于一般条件，上述结论相对于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特点：(1)在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与贸易(出口和进口)不存在替代效应，只存在互补效应，或者说替代效应可以忽略，而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同时存在；(2)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而在边际优势战略条件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应受到更多的关注；(3)一般条件下的研究中完全忽略了进口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而在以边际优势战略为条件的研究中，进口对投资的作用是所有因果关系中最强的一项。
论文关键词：采用BT模式进行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的探讨
BT是英文buildtransfer的缩写，中文的狭义解释是建设移交，广义解释代表一个完整的投资过程，即项目融资、建设、移交的全过程。通俗地说，BT投资是一种“交钥匙工程”，政府通过特许协议，社会投资人投资、建设，建设完成以后“交钥匙”，政府再回购，回购时考虑投资人的合理收益。google_protectAndRun("render_ads.js::google_render_ad", google_handleError, google_render_ad);
目前采用 BT模式筹集建设资金成了项目融资的一种新模式。 1、BT模式产生的背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公路工程建设资金的银根压缩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筹集建设资金成了制约公路建设的关键。原有的投资融资格局存在重大的缺陷，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建设企业及其关联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阻隔，资金缺乏有效的封闭管理，风险和收益分担不对称，金融机构、开发商、建设企业不能形成以项目为核心的有机循环闭合体项目管理论文，优势不能相补，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流动与运用。2、BT模式的运作政府根据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对项目进行立项，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筹划报批等前期工作，将项目融资和建设的特许权转让给投资方（依法注册成立的国有或私有建筑企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根据项目未来的收益情况对投资方的经济等实力情况为项目提供融资贷款，政府与投资方签订BT投资合同，投资方组建BT项目公司，投资方在建设期间行使业主职能，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并承担建设期间的风险。项目竣工后，按BT合同，投资方将完工验收合格的项目移交给政府，政府按约定总价（或计量总价加上合理回报）按比例分期偿还投资方的融资和建设费用。政府在BT投资全过程中行使监管，保证BT投资项目的顺利融资、建设、移交。投资方是否具有与项目规模相适应的实力，是BT项目能否顺利建设和移交的关键论文提纲怎么写。
3、实施BT模式的依据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3.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路法》第一章第四条“国家鼓励引导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投资建设，经营公路。”3.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3]30号《关于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第四章第七条“鼓励有投融资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具备条件的工程项目，根据业主的要求按照建设―转让（BT） 、建设――经营――转让（BOT） 、建设―拥有――经营（BOO） 、建设――拥有 ――经营――转让（BOOT）等方式组织实施。”4、广东顺德公路BT工程案例中国中铁顺德公路BT工程项目――广东省佛山市一环南拓暨顺德区快速干线项目，是佛山市顺德区政府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适应改革发展要求，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采用BT工程总承包模式建设的广东省2010年亚运会重点配套工程。该项目2007年开工建设，2008年超额完成了施工产值保4（亿元）争5（亿元）的投资目标。尽管工期紧、压力大、施工环境复杂，但项目开工至今，整个项目施工管段没有发生一起大的安全责任事故，也没有出现任何扰民事件。
5、BT模式的特点根据BT的概念可知：5.1 BT模式仅适用于政府基础设施非经营性项目建设；5.2政府利用的资金是非政府资金，是通过投资方融资的资金，融资的资金可以是银行的，也可以是其他金融机构或私有的，可以是外资的也可以是国
摘要求政府完善偿债机制，建立专项偿债发展基金，健全国有资产运作机制，重新整合各类资产项目管理论文，特别是特许经营管理的项目；10.5 BT模式不仅获取了较大的投资效益，还提高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增强了投资方的人文技能、管理水平及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积累了BT模式融资的经验，增加了施工业绩，为以后打入融资建筑市场创造了条件；10.6 BT模式扩大了资金来源， 使项目顺利建设移交给政府，推进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其他行业的融资树立了典范。结束语：作为工程项目建设的一种全新投资和管理模式，BT模式近年来在国内外取得了较大发展，它在较好地解决建设单位融资难题，加快公路建设的步伐的同时，也为资金实力雄厚、综合经营能力强的承包商提供了更多机会。更为关键的是，依托项目承包者成熟的大型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从源头上确保了整个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和工期，从根本上实现了工程项目建设的效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