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财政社会学；当代财政学；发展策略
财政社会学与财政学不同。财政社会学的整体结构注重研究财政与整个社会内部系统间的关系与收支系统内部的联系。主流财政学家认为，应该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割裂分开单独认识，其公共财产交易体制在内部中的视野也就消失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与此情况不同的是，财政社会学主要研究税收以及预算制度间的变革，极大程度上推动现代国家的构建以及政治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传统的财政学打破了瓶颈。作为一门内容相较复杂的独立学科，一直以来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并始终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财政社会学思想核心
在财政社会学领域内，较有影响力的是长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学者瓦格纳。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体系，具体由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三个系统构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相符相成，缺一不可。相关研究学者提出，共同体产生于国家之前，因此财政上的需求是共同体上升为国家的必要途径，因此也使财政成为历史上各国家的核心议题。财政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的最好的出发点之一，特别是在新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情况下[1]。因此，对财政问题展开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整个社会认识全面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分析问题时，不能将财政问题看作是单一的问题，要从多方面展开思考，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
二、财政社会学研究背景下的社会情况
在重要的经济转型期，我国必须沿着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在经济上寻求突破口。在财政社会学的基础之上，人民会对国家与社会的定义产生不同方面的理解范畴，从而得出一些更有创建性的结论。从此方面来看，财政学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整体上提升财务授予预算能力，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会不断加强。依据实践理论，国家整体的权力划分与制衡均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财政社会学本身就十分看重对于国家本身的研究，现代国家产生和整体经济税收制度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社会学的介入。也就是说，财政社会学可将经济基础转变为政治结构，无论从哪一角度出发，财政都代表着我国的总体实力，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将决定国家的特点以及综合面貌[2]。从财政社会学的核心理论来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国家整体的经济收支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整体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在此方面的经验主要来自外国发达国家，针对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方向。从整体上来说，财政社会学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发展方向。
三、财政社会学研究价值
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财政上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对于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各个方面带来的改观明显，整体上可拉动社会经济水平。许多财政制度也是以财政社会学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的重要转型阶段，经济财政体制上还面临着很多方面的不足，这些缺陷需要财政经济学的介入，从各个方面入手寻求突破口，对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拿出理论依据进行改革完善[3]。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不能跨越关键步骤，社会各个方面也应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断改良整体财政情况。可以说，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价值巨大，对我国全方面平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财政主体；演进；中国财政学
财政主体、对象、目的、方式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四个要件。在解放后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中，财政主体是重要指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公共需要论”的激烈论战，理论界对于财政主体没有形成基本共识。近年来，应对经济体制与社会转型的挑战，财政理论界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了引进，开展了大量的对策研究。但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从制度演化角度，对财政主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开展动态研究依然较少，导致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弱化。为增强财政对策研究的针对性，有必要从财政主体这一财政理论基本要件入手，就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开展研究。
一、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主体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长期占主流地位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公共需要论”则主张，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也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当国家产生后国家成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就现代财政而言，各种财政学说关于财政分配主体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陈共，1994)。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理论注重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强调财政主体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分配论”以暴力工具论为基础，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财政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之一。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权力，与被统治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抽象物，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
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即使受到制约，制约的力量也只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来自社会大众的制约力量往往是被动的、间接的、滞后的。“社会公共需要论”虽然强调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的性，但也认同阶级社会中财政活动被统治阶级所主导，对于社会公共需要如何才能得到反映和保证没有过多阐述。
西方财政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公共经济论色彩，认为财政主体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府”，是分析市场失效时涉及的“政府主体”(李炳鉴等，2005)。西方财政学论及财政主体使用的大体上是“政府”，而不是“国家”一词，仅从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即政府直接分配的角度来把握“财政”概念和分析财政问题。政府在市场中只是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活动主体，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张馨，2004)。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的研究已不限于总体上的政府，而是运用方法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选民、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人手，剖析具体财政项目决策过程。西方财政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牢固树立了市场优先原则，着力于为弥补市场不足服务。作为财政主体的政府，是和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的法人，其强制性权力使用受到严格制约。对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的公共产品论，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社会抉择论从财政决策视角，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致力于提高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深化，引发我国财政理论界的争鸣，对财政主体的认识出现融合的趋势。贾康主张，财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国家存续阶段，国家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和财政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贾康等，2005)。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的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蔡江南，1994)。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财政学教科书在涉及财政主体时，往往国家与政府交替使用，不加区分。
总体上看，财政主体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要件，是中西财政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国家”层次；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政府”层次，精于结构和运行分析。两者的融合，汲取西方关于财政运行层次的知识，有利于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本质论，对于解释大历史中的财政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特别是对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帝国社会。后，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而言，如果能从财政史角度发掘出有用价值，将对走好“财政转型”之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方财政理论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匹配，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应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我国建立和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财政主体演进的特征
人类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财政的演进过程。财政主体随着人类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公共权力中心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混沌不明，分工不明显。由于人群范围小，朝夕相处，利益和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际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特征。财政活动是零星的非日常性活动，财政主体是公众推举的、临时的、非专业化的公共权力中心。在具体运行中，原始财政活动决策或由“长老”主持，或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
人类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时，人类的联系超越了氏族和部落，以区域划分国民，人与人联系的广度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仅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工，也出现了生产和暴力的分工、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的分工。财政的主体“国家”在名义上是公共权力中心，履行了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即所谓的“公家”；但其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国家权力的萌芽与发展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贾康(1998)认为，国家财政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其集中代表的阶级利益有不解之缘，财政即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毫不含糊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在“扣除”。中兼顾“公共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中，前三项生产领域的扣除，可以在由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完成，而后三项社会层面的扣除，则需由政府来完成，即通过财政手段处理。如果放到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看，则任何政府的职能总是可以划分为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两个方面，但回到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更重视和强调后者。
按照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人类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财政主体就本质层次而言，体现为“国家”，实质上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财政是“国家”实施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之一。人类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演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在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是否做到了“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是否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2005)，保持社会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时候的财政活动，体现了以君主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是被动地、间接地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实现一般社会职能方面，能力得到逐步提升，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度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度都有所增加。
(二)财政主体的运行层次——“公众一君主一公民”
历史演进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始人类时期，公众直接参与是运行中的财政主体的突出特征。国家存续期间，财政主体表现为国家权力机构——政府。在王朝专制社会，政府的总代表是国王。在农业帝国时期，政府的总代表则是皇帝。这里为了简化的需要，将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统称为“君主”。由于君主集立法、执法、司法权力于一身，独裁成为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在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阶段，财政决策是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内部的事情。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权力，在同一等级可能采取民主方式，君主是最后的裁夺者。在中国秦至清漫长的农业帝国时期，财政主体的执行代表——政府的主持人宰相，由开始时皇帝权力的制衡者，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明清遭到废除，皇帝集国家财政最终代表权、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共和制政府体制下，财政运行主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界渐趋明晰，政府在财政活动中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二是财政活动参与者范围扩大。起初仅贵族和有产者有资格参与财政决策。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参与者逐步扩大了范围。财政参与的方式可能通过公开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能采取代议制选举政府的形式，甚至直选政府首脑或直接投票表决财政方案的方式。政府组成人员的身份等级制特征逐步淡化直至消除，社会阶层的等级固化现象减弱，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以前更明显。三是财政活动的层次化、分权化特征更加明显。越向社会基层，公民对具体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越直接。中高级次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事物。四是对财政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强。这时，“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人们“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詹姆斯·布坎南，1991)。
(三)小结
在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和“政府”是不同视角下的财政主体，分别反映了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一财政主体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同时，其作为公共权力中心，维护全社会“共容利益”的能力和意识有所提升。从对财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程度看，从原始社会开始，财政主体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国家产生后活动着的财政主体，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程度，进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
三、中国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
财政理论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曾盛行的“国家分配论”与当时计划体制运行方式相适应，对当时财政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财政理论在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演化中形成，和西方的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和相容性。吸收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在吸收西方理论方面进展很快，在服务财政改革实践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在财政对象、财政方式、财政职能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应用性对策。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方向，对西方财政理论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如果能够通过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形成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财政改革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实践特征。要求加强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更便利地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应用，以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西方财政理论的成长，伴随着历经400多年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与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容性很强。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农业帝国社会、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变迁和转型频繁，财政制度也随之频繁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变迁都保留了部分原来的运行方式和观念，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制度和理念，两者的冲突与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纠结在一起，造成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投射在财政改革方面呈现出复杂性。
当前，我国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对财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复杂和更高的要求。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财政不但连接着政治与经济两大社会领域，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枢纽(王军，2006)。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主体与财政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程度，决定了财政效能的发挥程度。建设公共财政为契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强对财政主体的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成绩斐然。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展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支出改革、预算管理改革，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取得巨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还应该看到，我国财政运作别强调政府的权威地位和财政的生产性，相对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约束，强调纳税人义务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财政新老问题表现得相对突出，因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国的财政改革，较多从经济角度出发，比较重视技术环节的改革，对财政主体的权力结构调整及权力应用的程序性改革相对滞后。
要推动财政改革继续深入，需要从财政主体着眼，加强对政府权力结构及权力运用的程序改革的应用性理论研究。张馨(2008)提出，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如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系、公民对预算活动的参与、开征财政收入及预算支出安排权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工制衡等，都是与财政主体紧密相关、对当前财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需要在理论应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三)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中性财政政策”，是财政部长金人庆于去年5月27日在上海世界扶贫大会上提出的。他表示，今后中国将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有保有控，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的财政政策将由“积极”转向“中性”。
中性财政政策的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即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不产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响。这表现在预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从结构上看，财政上实行“有保有控”，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热行业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扭曲。
二、实行中性财政政策的背景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回顾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6年来的情况，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对加快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保持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势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第一，政府参与投资过多，影响了民间的投资环境；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加大了财政的财务风险。目前整个国债占GDP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7.93％提高到20％多，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第三，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各方面效应，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显现。
鉴于此，当民间投资的增长达到能够支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亦或通货膨胀将成为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威胁时，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完成其历史使命、必须转向的时候。
（二）实行中性财政政策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从2004年年初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并且在房地产、钢铁等行业中的投资有一哄而起的迹象，人们对于投资过旺、经济偏热的关注也迅速上升。而这种对投资需求的过热是政府和市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要么控制市场投资，但市场投资的复苏恰恰是我们多年来所希望的，因此，在投资总量增长过快的情况下，我们自然偏向通过控制政府投资的增长来达到抑制社会投资总量的过快扩张。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不断地扩张政府投资，就可能抵消当前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因此，减弱政府投资扩张的力度在当前十分必要。
然而，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存在着农业、科技、教育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
三、实行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从总量上控制，增收节支，减少赤字。在预算收支平衡上，严格依法征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下功夫；在国债方面，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减少国债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大量浪费和低效率的现象。
（二）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做到有收有放。首先，调整支出结构，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越位”投入，政府资金应退出。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经费支出要相应减少；同时，优化国债支出方向，应积极致力于长期建设国债资金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以及国债使用中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有控”。
其次，我国当前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实行的中性财政政策还不是对经济完全不影响、不干预，而是在控制相关投资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投资的工作，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以及财政“缺位”的范畴仍需财政的大力支持。例如：环保、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的配套设施建设；对于这些范畴，财政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关键词:财政学;课堂教学;财经类;核心课程;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10-0182-02
财政学是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讲授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家预算、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政策等基本理论;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课后,会计、税收、财务管理等专业课开课之前开设。目前,在开封大学财政经济学院所有专业均开设含有财政学内容的课程,但是这门课程没有引起学生足够重视,往往认为财政学课程不实用、太抽象、不易把握等,不去努力学,为了考试死记硬背。为此,对于财政学如何教学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就至关重要。
一、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课程内容枯燥,难以吸引学生
对于财政学教材来说,内容大同小异。因为对财政学的讲解离不开财政学的框架,也就是财政概念、财政职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国家预算、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政策等基本理论。而这些内容学生会觉得太枯燥,没用处。没有像对待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和统计学这些学科那样下工夫。
(二)授课方式缺乏灵活性,教学效果难以提高
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以板书讲授为主,没有运用其他生动、直观的教学方式,授课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根据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接受能力根据感观的不同而有强弱之分,文字解释是抽象的、图表或图画的解释是直观而易于消化的,教师在追求表述完整和解释到位的同时,没有考虑到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容易造成学生的厌倦甚至抗拒情绪。由于上面所提到财政特点,如果对一些关键、重点的内容照本宣科,直接将内容写到黑板上,学生仍然会听不明白,这样既影响课程进度又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三)学生学习的目的不明确,缺乏主动性
由于这门课内容较为枯燥,教师授课方法单一等原因,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注意力始终不能集中,并且对老师提出的问题也不会积极思考,更谈不上自觉学习,这种被动的知识传递方式造成学生只为考试而学,缺乏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由于存在以上各方面的不足,笔者认为要想提高财政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必须结合教材、教师收集的资料和课外辅导书,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并配以生动、直观的多媒体教学,弥补课程内容枯燥、教材内容陈旧和教学方法单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课堂上师生互动,充实和完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二、改进教学方法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积极投入到课堂中去,从而提高整个课堂的教学效果是每位教师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多年来一直努力在探讨和尝试,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学教学方法,该套方法借助多媒体辅助常规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顺整个课程思路,突出重点
在第一节课时,先把本课程提纲挈领,让学生知道财政学课程应当学什么。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财政,它的概念与职能;然后就是财政收支;再次就是对于财政收支的预算也就是国家预算;最后就是财政管理体制和财政政策等。这样学生就知道自己在这学期需要学习什么。还要给学生指出重点,首先是章节重点,另外就是各章的重点,需要在讲述各章内容时指出。
在讲述各章重点时,对于一些学生们早已熟悉的、或是教材中清楚表述但不要求深刻记忆的内容,可以适当地精简和忽略,以此提高有效信息的集中密度、明确重要知识点。如同在修剪植物的时候把不必要的枝叶去掉,反而能更完美地展现缰参锏男巫春吞逄。
(二)进行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借助多媒体。多媒体教学使师生处于一个开放互动的审美心理场,学生情绪振奋,思想解放,参与主动,他们的思想随情境而向四方发射,联想与想象自由而不受羁绊,智慧的火花不断引燃,思维发散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优于单一的教学模式。 商业银行学是一门信息量极大的学科,涉及面广,因此在教材编写时对相关内容的解释都会尽可能地完整、清楚。这就容易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冗长的文字增加了学生们阅读的困难;二是几个同类词语出现的篇幅跨度过大必然影响教材的系统性。为此,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制作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弥补。
其次,采用案例教学,充实和更新课程内容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模式注重“怎么教”的方面,课堂以老师为主导。相反地,西方教育界一直推广一种反思维的“案例教学”模式,该模式以学生为主导,侧重于学生“怎么学”。案例教学法突破传统的教学误区,是灌输式学习向启发式学习的转变,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目标是提高学生对知识理论加强理智性的理解及应用,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评论性、分析性、推理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辩论能力以及说服力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心,能够使参与者认知经验、共享经验,能够促进学生扩大社会认知面以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愿望和能力。
教师应结合每章理论内容,把商业银行一些实际案例编制成册。把学生分成实训小组,在每章讲述完之后让学生做相应的案例。做完之后,让学生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出正确答案。最后让学生各组交换实训结果,给出成绩。这种方法突破了原有的那种“空中楼阁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之下对相关信息进行专题讨论,从而掌握信息本身。
(三)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实践教学
财政税收与很多宏观、微观的经济问题相关联。因此,在教学中应充分考虑财政税收与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特点,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运用财政税收理论剖析实际问题,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通过实践教学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门学科的理解。这一环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到财政、税务部门进行实践,让他们在充实繁忙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将课堂上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真知卓见。
(四)结合不同专业,抓好教学侧重点
财政税收专业和非财政税收专业比较,对财政税收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要求更高,掌握的内容更全面,对非财政税收专业的学生,如管理专业的学生则要求重点掌握与企业、单位、个人分配关系较密切的内容,侧重于了解国家财政政策、制度和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制度,关于政府如何加强财政管理的内容则可略述。
(五)注重学生学习成绩评价标准,不能以分数定终身
我们必须扬弃传统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以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是否达到培养目标为最终判断标准,构建与新型财政学体系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方法。考核方式上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笔试、口试、论文以及社会实践等。考核内容上针对课程类型,确定考核重点。总的指导思想是减少客观试题,增加主观测试题。整个考核应围绕财政学所涉及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等能力培养展开,检测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素质,并促进教师日常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在对不同考核科目、命题范围、题型类别、题量覆盖面以及难易程度进行整体设计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成绩考核的评价标准,真正对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和素质予以客观、公正、公平的评价。
三、结语
课堂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所有教学材料都能精辟、简明地传达专业知识;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充分利用课堂学习时间;如果引入主题、讲解内容、习题训练、消化知识每个教学环节都能完全按照老师的思路走,并且每位同学都能紧扣老师的思路,则这一节课的效率是可想而知的。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经济类人才。
参考文献
[1]李新.浅论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运用[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校学报,2005,(1).
[2]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一、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的广泛存在
分配活动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相伴随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便出现了剩余产品的分配问题，也同时产生了财政活动以及支配财政活动的财政思想。这样，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财政关系。财政关系在出现了货币、国家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各种财政范畴、财政政策与财政理论。
西方最早对财政问题作专题研究的人当数奴隶社会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 他在《论希腊雅典联盟的收入》专论中，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详细研究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项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还有创见地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主张。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与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认为国家机关、法官、军队等开支，都是靠行使国家权力从各盟邦中以缴纳和贡赋而征收来的，战争是获得财富的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财务的概念，并对财务进行了分类研究。
由此可见，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早已广泛存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财政活动已被国家拓展为众多的财政范畴，税收、公债、货币发行、关税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思想家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财政活动的观点和主张。如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尔卡（1304—1374年）、法国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税收制度、公债性质、关税作用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成就。
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尚未达到建立专门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没有分开，生产力落后，产业单一，商品货币关系没有扩展到主要生产和消费领域，财政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的诞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
二、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奠定基础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算起，到19 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为止， 经历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长河的这一阶段，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 封建制度灭亡、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革，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理论积累及实践积累等条件，财政学的诞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于15世纪末最初出现在贸易量较大的意大利和英国，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大多数国家。15—16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对积累货币和扩大市场有着强烈的要求。要满足这种要求，当时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扩大出口，以贸易顺差达到货币积累和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扩大出口？国家干预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英国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张通过国家财政对出口的奖励政策来实现。这便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观点——贸易差额理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这种理论和主张虽然强调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突出了财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点只在于流通领域。到了17世纪中叶，当工业资本的发展超过商业资本的时候，这种理论便失去了对经济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国家干预的主张不合时宜，财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们所重视。虽然如此，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连同它在财政支出、税收原则、国家公债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一起，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作了充分的理论积累，也为国家财政实践活动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为现代财政学奠定科学基础的第一人，当是英国学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财政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针对当时英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财观点，认为要从国家的人口、产业、财富等基本情况出发，推算出财政收入总量，再据以确定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主张缩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他还对税收原则、具体的税收制度设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张。他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认为劳动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配第认为，不管课征到哪种所得或收入上的税收，其税负最终都要落到土地和劳动上面，这就在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问题，找到了税收和剩余价值的本质联系，为财政的分配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继英国学者的研究之后探讨财政收入源泉的经济学派应数德国的重农学派。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秘鲁的银矿。只有农业发展了，才有商业的发展，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税的税率，对土地所有者课以重税。
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重农学派，他们虽然探究了财政分配的实质和财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们理论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们对财政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局限与矛盾，建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过程并没有完成。威廉。配第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错误地把苛重的税收与不公平的税负归罪于统治者的“无知”，认为只要减轻和公平税负，国家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转。重农学派对财政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不能说明工业生产、流通领域里的财政分配关系。在经济学中全面研究和阐述财政分配关系以及财政诸范畴，完成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过程的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纪的英国，已出现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的趋势，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他认为，政府的活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说明国家财政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斯密研究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和联系，探讨了财政收支规模，阐述了国家职能，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财富的本质和成因，论证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并认定了生产对分配、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斯密还指出了财政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把财政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活动，把财政支出看作是社会的一种消费，从而把财政确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提出了税收原则，规范了税收分类，讨论了税收转嫁，批判了国家公债，分析了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理论的专篇。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完成了财政本质、财富源泉、国家、生产、经济、分配、贸易、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这些财政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而且还完成了收入、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的确认工作。同时，斯密还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公债政策、关税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张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使得财政学在事实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至此，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呼唤。
三、财政学名称的独立使用
财政学这个新生儿呱呱堕地，即财政学名称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国学者抢了头功。德国旧历史学派学者卡尔。劳（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中，明确提出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给这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新分枝冠以财政学名称。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政策原则》一书中，卡尔。劳再次论及财政学独立的问题，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主张将第三部分命名为财政学。此后他身体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书名为《财政学基本原理》的专著。在这本著作中，卡尔。劳确定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了财政学的概念，强调财政学的应用科学性，论述了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政策等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卡尔。劳的许多观点虽然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论述， 但他毕竟使财政学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母体，并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卡尔。劳之前，也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要把财政学独立出来的问题，如格莱弗。苏登、褚苏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别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财政学教科书》，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财政学原理》，但他们都没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远不如卡尔。劳，因此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认可。卡尔。劳的《财政学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财政学首先在德国，随后在欧洲其它各国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经济理论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财政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在19 世纪80 年代达到了顶峰， 1883 年出版了瓦格纳（1835—1917年）四卷本《财政学》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财政论文集，即列鲁阿的《财政科学论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谢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纳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创建德国财政学黄金时代的三大巨星。
为什么现代财政学的诸多理论范畴和政策实践在英法等国研究深广、发展久远，而作为独立学科体现的财政学专著却在相对落后的德国首先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现代财政学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发展，要求国民收入、国家收入、生产经营单位收入以及个人收入彻底分离，并以某种规则来规范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处理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的不断完善使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发展，财政实践活动也不断丰富和拓展。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实践条件。另一个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来，几代学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不断积累和探新，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学说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达到了既能联系统一，又能自成体系的学术高度。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理论条件。
具备了经济实践条件和经济理论条件，并不能产生现代财政学。现代财政学的诞生，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这第三个条件是什么？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
从15世纪资本原始积累到19世纪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止的大约400年时间里，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处于自由竞争的主流状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只存在了一个较短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便成为主宰。这种情况，使得国家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经济理论界不刻意强调财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价政府”的背景下，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显然缺乏制度的牵引力。德国却不同。德国在17—19世纪中叶，仍处于邦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各邦国之内，专制集权是其特征，王室财务与国家财政合二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财政特色。德国早期学者引进英法的重商主义观点和主张，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经济落后，政治封闭割据）的官房学派经济理论，强调的是集中统一。19世纪7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标志着封建邦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当德国刚刚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早已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世界瓜分完毕。怎么办？俾斯麦政府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即集中财力来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挤进列强的行列。这样，从封建的集中统一转换到资本主义的集中统一，中间并没有经过欧洲其它国家经历过的自由发展时期。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德国的财政理论具有了独特的发展动力。无论是斯泰因的再生产财政学，还是谢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财政学，还是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财政学，都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突出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财政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强财政职能与作用的国度里诞生。这就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第三个条件，即经济制度条件。这也同时回答了财政学专著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原因。
四、现代财政学诞生的不同理论观点讨论
关于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学术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观点需要加以讨论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财政学内涵指什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资本主义财政学，只有资本主义财政的存在，才有资本主义财政学的存在。而资本主义财政是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的，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财政。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即1640年建立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为标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理由也是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垄断时期的财政才体现现代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瓦格纳的四卷本《财政学》为标志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财政学，因为资产阶级的财政学理论都是庸俗的再生产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科学的真理。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应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标志，《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会六项扣除，这是财政分配理论的科学基础。
上述三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和财政学的界限。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性质的财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性质的财政学说，这也是肯定的。但我们讨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是要回答财政学是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标志，才从政治经济学中分设独立出来，而不是讨论其性质。显然，用第一本以财政学命名的经济著作出现作为诞生标志是合适的。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作为诞生，只有一次，而作为发展，是有许多阶段的，可以说财政学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或更具现代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成熟阶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种观点混淆了财政的共性和个性，以阶级性代替学术性，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第三种观点还同时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何在？有人认为，能不能只讲发展，不讲诞生，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源远流长的，很难以什么标志来划分其存在与不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点学术虚无主义的意味。实际上，讲发展就要讲诞生，诞生本身也是一个发展阶段。诞生讲不清楚，发展也自然讲不清楚。不能因为其研究的困难性而放弃某种研究。
也有人认为，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许，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对现实经济发展没什么帮助。但我们认为，其一，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建立在其基础理论之上，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以现实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的。其二，财政学的诞生对于财政理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使财政理论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德国财政理论就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财政学的内容。它们最早探索了财政理论与宪法、财政业务活动与财政实质、国家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中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税收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财政结构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与社会政策、财政与经济运行机制、财政与收入的合理分配、财政活动原则、财政支出规律、财政的生产性等等众多的理论问题，开创和深化了财政理论研究领域，拓宽了财政实践活动范围。所有这些，都是在财政学独立之前所无法做到的。可以说，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财政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王传纶：《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4.（苏）昌特拉捷：《财政理论问题》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5.彭 澄、倪平松：《外国财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苏）包德列夫：《资本主义国家财政》， 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6年版。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构建中的中国公共财政框架[j]·财政与税务,2001,(5)·
关键词：行为财政学；行为经济学；传统财政学
前言：
在二零零二年的诺贝尔颁奖中，将行为经济学纳入经济学领域中，使这门新兴的科目得到热切关注。在随后的几年里，行为经济学逐渐向实际应用领域靠近，其中，行为财政学就是行为经济学与财政学相结合而出现的科目。行为财政学首先是由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院长提出的，此后，号召全球众多的经济学研究专家共同探讨此项目。在二零零六年，随着一本《行为财政学》书籍正式出版，向人们确立了行为财政学的诞生。
一、 分析行为财政学的构架
行为财政学与传统财政学的区别在于：行为财政学是以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对传统财政学进行修补和完善。其研究内容为行为财政学与财政收支和财政政策等有关；在研究方面，行为财政学将众多研究领域学科融入其中。
1.1行为财政学的形式
形式的概念在于是具有内在要素由外在表现出来的事物，形式就是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在财政学中，如果拥有相同的内容是由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则结果也会不同。在面对相同金额的税收和费用支出时，由于人们多具有躲避税收的心理，人们更想让此种支出是费用支出而不是税收支出。在研究财政学中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将一定的金额税收分为多个较小的税收，则纳税人对税收会感到负担沉重，这种情况根据心理学来说，就是人们没有将这些小金额税收在心理进行加总。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形式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具有其指导意义，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称谓和分解税收来使人们的抵触心理降低。当然，其形式要素也会对财政产生一定的影响，形式要素最少具有三项负面作用：其一，政治缺少实质内容，只是在走形式，政府工作人员将时间和金钱花在形式上；其二是由于不同的外在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会使财政具有不稳定性；其三，如果人们倾向在形式上优越而没有实质内容的财务政策，则会使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下降。针对此三种负面影响，其研究了三种解决方案：第一，需要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让人们在生活中理性的看待财政；第二，构造激励制度，使行为向理性发展；第三，完善规章制度，使财政失误率减少[1]。
1.2行为财政学的遵从要素
在行为财政学的领域中，无论是财政收支还是财政政策，都关乎两方当事人，即政府和纳税人。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需要考虑纳税人的意见。纳税人的意见对于财政政策来说有可能会遵守，也可能不遵守，这些意见会对财政政策的实施造成极大影响。因此，遵从要素是财政学的一个重要构架。部分学者认为：如果社会的遵从要素太低，会使政府无法提供社会需求的必须品，从而造成经济无法发展。因此，需要研究哪些要素会影响遵从制度，就可以促使社会整体的遵从程度得到提高。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除了利己思想外，还具有利他思想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是人们利他思想的最好诠释。因此，需要在利己思想外，以多种思维来看待财政领域中的遵从问题。
二、 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
对于行为财政学研究内容所涉及到的领域而言，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行为财政学研究领域与其他领域并没有明显的划分；第二是由于财政支出含有政策主导性，因此，以现有的行为财政研究很少涉及到财政支出，一般情况下均是以财政政策相结合来研究财政支出的。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大部分是研究财政政策及财政收入。因此，对于财政收入来说，其相关研究主要在于两点：税收遵从的特征；税收信任。而在财政政策领域中研究的两种主题为：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财政的内在需求。
2.1税收遵从的特征
以多种模型为基础，将纳税人的行为特征引入，以此获得四种税收遵从模式。第一种为：不愿意逃税，即在纳税人的主观中没有逃税的意识；第二种为：愿意但是无法逃税，即在纳税人的主观中有逃税的意识但在客观上没有逃税的条件；第三种为：愿意并且能逃税，但是不敢去实施，即纳税人主观意识中具有逃税意识并且客观条件足够，但由于法律的约束不敢逃税；第四种为：能逃税且愿意逃税，并且敢于逃税，即主观上有逃税意识，客观上条件也足够，而且已经具有逃税行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做了一项实验，其结果表明公平心理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即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获得和损失，也注意他人的获得和损失，以此对社会公平进行对比。政府如果没有合理的提供公共品，则会使人们感到政府的不公，这就使税收遵从程度降低。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确定公共品是否合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因此会造成对同一种公共品产生不一样的看法[2]。
2.2税收信任
在税收领域中，税收信任的体现在于：信任博弈。在一项研究中，一位学者认为增加税收遵从程度，就要加强稽查率和处罚金额。但是在随后的论证研究中，根据研究数据表明：对于原本就具有税收遵从程度较高的纳税人，加强稽查率和处罚金额会使税收遵从程度降低。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任问题，纳税人会认为政府不信任自己，因此就会导致原本税收遵从程度较高的纳税人采用偷税、漏税、逃税等方式进行抗争。
2.3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有两点原因：第一为外在因素，由于如今人们缺乏自我约束力，因此无法将收入和支出有效的平衡，而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政策则是强制个人预留年老后的消费，从而使个人行为的偏差得到修正；第二为内在因素，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出于自我保护的机制。其目的在于稳定社会，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将会缺少约束性，使储蓄的汇入降低，退休后则会面对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这就需要政府来进行援助，为了防止此现象发生，政府建立了社保障制度[3]。
2.4调节财政的内在需求
在未来，人们将会逐渐提高对自身的外在需求，而降低内在需求，对于金钱、权力、声望需求等注重，而对于亲人、朋友等需求降低，从而使人们做出错误的选择，这就会降低未来社会发展水平。由于内在需求降低，政府就需要将人们的未来效益偏差归入政策议程中，需要思考人民的内在需求，以长远目光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等，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降低未来效益偏差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结语：行为财政学将传统财政学的基本形成开扩，不仅在理论上是全新的领域，更在实际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这就使我国的行为财政学研究才刚刚迈入门槛。这就需要我国在借鉴国外研究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和分析要做到全面、妥善，在实施时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及时的对政策进行修改，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平稳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钟晓敏，高琳.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J].财经论丛，2011，9（10）：12-15.
[2] 欧阳昌琼.财政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学科体系的建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8）：15-17.
[3] 董勤发.浅议国际财政学[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8（29）：8-11.
在我国财政学理论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中西方的经济思想相互影响，一度形成了遵循“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两大派系，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难以形成统一论调。教学思想以及教学内容的不统一，一度使任课教师缺乏一个有效的教学指导，甚至可能存在一些随意性，进而影响了授课的整体质量。在苦于财政学教学体系的不统一之余，有关适用于高职教学要求的财政学教材也很匮乏。财政学本身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科，是集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政府财政实践活动于一体的学科。但是，目前可以利用的职业院校适用的财政学教材，其内容体系编排仍然延续本科生的教材模式和教学要求，很大篇幅在讲授深奥的经济理论名词，缺乏更为丰富的政府财政经济活动实际运行过程的信息卡片，也缺少学生可以进行参与训练的内容设计。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种特殊的经济范畴使得财政学成为一门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管理等多学科思想的综合性学科。财政学的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知识，但是目前出于课程压缩的需要，在职业院校的课程设置中，财税专业的学生在没有开设经济学的基础课程的情况下直接学习财政学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理解政府财政经济行为的难度。以上几点，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
二、教学方法单一抑制学生的学习情趣
在课堂教学环节设计中，教学方法的选择也直接影响到课堂的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方法一贯采用教师主导型的授课方式，形成教师“满堂灌”、学生“坐室听”的局面。学生被动的学习状态必然会有犯困、精力难于集中的现象，更谈不上掌握了多少知识，往往一个学期结束之后，学生普遍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不清楚”。此外，学生生硬地学习知识，从老师的语言描述中去了解“是什么”，其所理解的内容与工作实际存在很大的偏差。如同盲人摸象，盲人听得有关大象的形象描述之后，头脑中并不能准确地勾勒出大象的真实面貌，也就很难真正地认识大象的本相。所以这种“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不能真正教会学生必要的知识，更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财政学课程的教学中，任课教师一直采用这种灌输式的枯燥的教学方法，解释说明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课堂氛围过于沉重，免不了使很多学生产生厌学情绪。面对传统教学方法存在的诸多弊端，寻求改变成为大势所趋。高职院校的课程设计应突出“教、学、导、训”的特征，注重通过“导”“训”的环节加强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变教师主导教学为学生主导教学，增加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设计。于是很多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在财政学课堂上引入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利用多种教学方法相互补充，以改善整体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20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主导的，面对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的一种案例形式的教学模式。在运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教师是一个引导者，学生是主要的参与者，一旦进入案例的真实环境中，学生们被不断地激发大脑，思想相互碰撞，彼此相互讨论，求得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实现案例教学的最佳效果需要有设计完好的案例情境，且对学生和教师的能力要求也很高。而实践过程中的案例教学仅仅是作为理论教学过程中的案例资料的补充解析，学生仍然是以倾听者的角色参与其中，并没有形成激烈的讨论氛围，此案例教学非彼案例教学。因此，案例教学的实践过程未能够提供给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最佳环境，效果不甚理想。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丰富并扩展了课堂教学的内容，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课堂沉重的气氛。电视、录像、图片、数据等内容，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引入课堂，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但是如何将其很好地与教学内容有效衔接，尚待进一步的探索。财政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强、理论性强、实践性也较强的学科，这一特点决定了财政学课程的教学需要精心设计，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真正构建一个学生主动学习、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环境。而目前，在财政学课程的整体教学设计中，教学方法的选择及有效实践还略显单薄。
三、教学评价设计过于倾向知识考核
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偏重于结果的评价，忽视对过程的评价，学习的好坏全凭期末一张试卷来反映，这种做法显然不适应以注重能力培养为教学目标的高职教育。财政学的教学以往注重学生能够掌握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对于学生的学习评价自然集中于一种方式，即试卷测试，借助于选择、填空、简答等基本的试题形式，考核学生对于财政基本概念的掌握情况，而学生获得高分的有效途径即是机械式地背诵期末复习题。然而，高分不等于高能力，高分不等于高教学效果。这种评价方式是适应填鸭式的教学模式的产物，难以评价学生所获得的职业能力，难于适应职业学院关于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现实需要。面对新的教学培养目标，在教学实践中，任课教师开始关注教学评价的全面性、综合性。很多时候，任课教师为了强化对能力的考核，会布置些灵活性的题目，如撰写调研报告、小论文等，但是由于缺少指导性的文本，缺少有效的阶段性监督，学生往往消极对待，借用网络资源摘抄范本，应付了事。因此，这种考核方式常常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实现设计的目标。为此，技能考核被逐渐纳入高职教学课程的考核过程，主要结合未来职业能力要求，设计相应的实践题目，以此来评价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提升程度。但如何设计技能类考试题目，怎样依据学生的完成情况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实践不足导致职业能力培养欠缺
财政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经济学科，在介绍财政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还涉及关于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及财政管理体制、财政政策调控功能等实践内容，学生在掌握基本的财政理论的基础上，需要具备解决政府财政实践问题的能力。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任课教师更偏重于基本概念、原理的说明与讲解，缺乏实践环节的设计，学生的学习也停留在背诵已学习的概念及原理，并以此通过期末考试。学生难以通过课堂教学获得分析财政问题、解决财政问题的能力，也难以形成诸如团队协作的优秀职业素养。这种缺乏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的的实践教学设计，俨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需要为其提供可以进行实践操作的环节，包括大量切合实际工作环境的课内实践和顶岗实习的课外实践。由于财政税收专业的课外实践环境对应于各类企业的财务部门或者政府财政税收等行政机关，其特殊的性质难于为学生创造一种零距离接触专业实践环节的机会。面对财税专业教学实践基地的匮乏，财政学课程的课外专业实践的设置有些力不从心。
五、任课教师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
任课教师对于课程的整体驾驭能力也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高职教育注重职业能力培养教育的理念及目标，对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的教师应该在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拥有较为丰富的工作实践经历，能够充分准确地把握职业能力要求，通过巧妙的课堂教学任务设计来帮助学生获得相应的职业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但是，在职业学院的教师队伍中，相当比例的教师均来自于专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虽然掌握着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缺少实践经验，这一现实情况给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有效解决现有教师队伍在实践能力、工作经历方面存在的不足，学院通过提供教师顶岗实习、挂职锻炼的机会，为教师搭建实践学习的平台。但是面对有限的实践学习资源以及大量授课任务的压力，教师自身能够获得一次学习实践的机会相对匮乏，实践能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的局限。近年来，职业学院的教师招聘倾向于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才，获得了一批来自于工作一线的、拥有丰富工作经历的教师。尽管这一做法对接了培养职业能力的教学目标，可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工作经历丰富的教师缺乏相应的教学经验，难于驾驭整体的课堂教学。为此，塑造充分适应于职业教育的教师队伍，需要有效地融合其实践经历与教学能力，以提升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六、自身基础差造成学习动力缺失
学生是课堂授课的主要对象，其在上课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较低的学习情绪会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于学生自身基础较差、学习能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确的现实。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集中于普通高中、中专、职业高中等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群体，学生的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绝大部分学生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一直有一种厌学、弃学的惰性心理，这种学习基础和学习状态会一直延续至大学阶段。面对新的学习形式和新的专业课程，很多学生时常表现出听不懂或无兴趣，难以适应新的大学学习生活。惰性的学习心理长期伴随着学生，不断使其丧失对学习的信心与动力，不学习、不爱学习主导着高职院校的大部分学生，不良的学习风气充斥着学生的学习生活。面对高职院校的学习机会，很多学生并非出于自愿，或是为了满足家长意愿被迫学习，或是因未进入理想大学的无奈之举，带有对理想和现实差距的抱怨情绪，以此表现出不珍惜、不珍视、混日子的状态。这些被迫学习的学生将获得毕业证视为高职院校学习的终结点，没有明确的、长远的学习目标和职业规划，缺乏学习动力。
七、就业压力大影响学习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