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地方政府；职能；阻滞；策略
一、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含义
（一）地方政府的概念
地方政府是党和国家意志的基层实施者与落实者，是管理一个国家行政区内各种事物的政府组织的总称，主要是针对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的各个组织部门，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它涵盖了省、直辖市、市、市辖区、县、乡镇人民政府等具体内容。目前，我国的地方人民政府除了特别行政区以外分为三级，即省级、县级和乡级。
（二）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基本概念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律，实施有效合理的手段，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同时要能够承担所应担当的职责和所应有的功能。而我国的政府职能大体上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构成。政府职能的核心是公共行政，基本上包括了很多公共行政的内容与主要活动任务，其在公共行政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机关在具体的某一阶段内，对其自身所具有的职责极其应有的功能、主题、形式等不断改进和创新。基本上有在管理上的相关职权、具体职责的改进，管理主题的创新，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改善。
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具体构成要素，其主要职责是依法执行国家权力。政府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其具体职责和内容也是不断改进完善的，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创新等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也会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地方政府不断转变自己的职能，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目前，正是我国进行自我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最佳阶段，这样才能不断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而且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和环境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要及时改善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尤其要针对地方政府职能具体转变方式和内容进行深入的调研和研究，争取在最关键的时期完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三、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阻滞因素
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变的进度，而且引起这种缓慢的原因是不确定和极其复杂的。阻滞因素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既有内在也有外在的影响因素，既有表面也有深层次的的因素等。下面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一）职能范围不明确
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认识不够深刻，各个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具体管理职能定位不细。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要想提高自身能力、促进自身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进行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然而，我国地方政府对于自己的职能范围定位把握不准。对于地方和中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范围地位不够准确，有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去处理一件事，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降低了行政效率。有时政府过分地去干预市场，既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又浪费了行政资源。
（二）管理方式和能力不适应
第一，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要求所有行政部门和行政工作人员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相应改变。然而，现阶段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不适应，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第二，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过于单一。地方政府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和解决问题，行政部门以及工作人员缺少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没有应有的耐心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有时甚至为了名义上的提高工作效率而武断地下定论、做决定。
第三，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过于直接和过于细致。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太过微观和全面，限制了社会和公民的自由发展，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的不适应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重视计划，排斥市场。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计划方式只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当前我国已处于市场经济时代，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形势。
（三）地方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的制约
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也就是说以往政府是管制型，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执行权力以及得到的利益，目前已成为其职能转变中的抵制力。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不愿意将全能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一些关系到自己深厚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市场。因为，要是让渡，那么就意味着比较具有垄断控制性的权力被夺去，且权力将被重新划分，这必然会对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另外，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不高，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而滋生腐败，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四、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策略
（一）正确定位，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1.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正确处理和分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是做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我们须要建立相关法律，明确具体的中央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此外，还有两者的共享权力，确实要分好工，划分好各自的职能范围，进而不断达到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法制化和制度化。此外，还要根据相关法律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办事流程，严格根据自己的限定权利去行使行政权力，这样不仅能够克服上级对下级发出命令事件的随意性发生，而且保证了下级对上级政令畅通。
2.正确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快速稳定向前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处理好地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转换自己的角色。在职能转变具体实践过程中， 政府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补位”，属于自己的职责，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完成；二是“退位”，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做，让市场和企业尽情发挥；三是“归位”，对于处理不当的要及时改正，进而提高自身的行政能力，真正实现对自身职能的科学定位。地方政府要做一只“无形的手”，不去过分干预市场，但必要时又要进行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二）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方式
地方政府是执行国家权力具体代表。只有科学合理地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才能使我国政府的行政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促进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方式关系到最终结果，所以，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须要保证以下几点：
第一，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转变。受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习惯用行政手段管理一切，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公众，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当前我国市场发展形势下，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其他相关法律及行政手段相结合，注重并反映公众的意愿。
第二，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间接管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等职能都是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过去，我国政府统揽一切，政府与社会之间呈现这样的关系：“大政府，小社会”，今天，我们要达到“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方式的转变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重要方面。
第三，由注重计划、排斥市场转变为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计划和市场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既要做好相应的计划，又要适当地放权，做好“守夜人”。
（三）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
第一，由于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一些地方官员总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部分地方的政府官员态度还比较恶劣，不顾及老百姓的困苦。所以要真正地实现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那么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认识至关重要。
第二，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做到要为人民服务。参照政府再造理论，地方政府必须要建立顾客及服务意识。公民就是自己的顾客，根据顾客的需求来提供最佳的服务。转变地方官员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对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言，这种服务意识、顾客意识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职能的定位，进而使政府能够为公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第三，通过以上具体的改革和转变方式，地方政府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更好的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城乡一体化很快就会实现。总之，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直接促进着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五、结论
总之，促进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系统错综复杂。改革不仅会对宏观行政环境体制带来改变，同时也会对一些财权重新划分，还涉及到其他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等。因此，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仅仅依靠政治智慧是不够的，更需要自身改革的勇气、勇往直前的魄力。中国地域宽广辽阔，地方政府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稳步向前发展。相信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各方面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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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财政职能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 ,财政的职能和国家的职能密切联系 ,并受其制约。财政职能是财政固有的客观功能 ,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财政分配过程中 ,财政通过与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表现出自己的功能 ,并获得一定的效果。改革开放 2 0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化 ,国家财政职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为过去 ,符合及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财政职能正在转变(产生 )和培育 ,即“两职能说 (分配和监督职能 )”“三职能说 [分配 (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 )、调节与监督职能 ]”“四职能说 (分配、配置、调控和监督职能 )”。分配职能 :是财政固有的功能 ,导源于分配关系 ,是财政本质最直接、最具体的集中反映。这是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职能 ,把财政作为一种分配手段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筹集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 ,然后供应安排出去的客观功能。配置职能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特有的职能。
国家通过财政对经济运行中的资源进行直接干预 ,影响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以达到符合意向的资源分布状况来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调控职能 :政府财政通过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等政策 ,弥补市场缺陷 ,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符合宏观发展目标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上的平衡。监督职能 :财政在分配、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过程中 ,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活动状况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的客观功能。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什么类型的财政都有其职能上的共性 :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我国财政则有自己的特点 :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双重身分 ,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向社会取得收入并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 ,它是以政府职能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管理为逻辑前提的一种财政。或者具体地说在以国家为主体的统一的财政前提下分为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两部分。前者是国家以政权行使者的身分主要以税收形式筹集资金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满足公共需要。后者是财政代表国家以生产资料所
有者的身分从价值形态上对国有资产和资源进行宏观管理和经营 ,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以壮大国有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有资产收益 (资产占用费、利润、租金、股息、红利等 )和发行的公债。公共财政的活动局限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 ,是一种供给型财政 :国有资产管理财政活动于市场有效运行的范围内 ,是一种经营性的活动。这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基本得到认可的“双重结构管理”财政模式。经济体制等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 ,也为我国财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 ,要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退出生产经营领域 ,把精力主要放在公共支出上。也说是说 ,适应形势的需要 ,国家财政必须加强其宏观调控功能 ,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应该说 ,这些年来财政体制改革进展顺利 ,取得的成绩显著。
但面对2 1世纪新的挑战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的财政职能还明显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 :财政职能的界定还不够明确和规范 ,财政支出的结构和顺序还应进一步调整 ,有些重点方面还要突出和加强。一些应由企业、个人或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职责 ,财政还未完全放开 ,还在过多过细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和某些事务性管理。而本应由财政代表国家、政府参与分配、管理的领域却又未能有效地负起责任。各地和某些行业不同程度的“乱收费”,不仅造成财力分散 ,而且还是贪污浪费、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矛盾集中起来 ,突出表现为国家财政集中的财力 ,特别是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与国家赋予的职责不相适应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低得多。这种财力状况 ,不适应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要求 ,与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的客观需要有着明显的差距。加之 ,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有些该办的事没钱办 ,不该管的事管多了 ,致使久已存在的矛盾更加难以解决。因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振兴国家财政 ,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加快财政职能的转变。
二、财政职能的定位——“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
在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要重新界定、规范财政的职能 ,就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 ,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我有用的东西。应当明确 ,国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宰 ,必须保持稳固的财政基础 ,即保证必要的财力 ,尤其是中央的财力。因为这是进行必要公共支出、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增强社会保障能力、调节地区经济发展、优化配置资源的需要。也就是说 ,财政过去的一些职能应转变 ,一些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 ,重点解决其“越位”与“缺位”问题。
1999年 ,项怀诚部长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 :“转变财政职能 ,优化支出结构 ,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财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建立我国公共财政的框架体系也成为必然。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充分表明 ,公共财政模式最能切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迄今为止惟一成功地实现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模式。它要求政府财政活动 ,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基础进行运作 ,以“公共”的角度为财政定位。也就是说 ,资源主要应由市场来配置 ,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要把市场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全部交给市场机制去调节 ,财政职能的范围只能是公共财政的范围。具体包括以下领域 :
1 .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供应的社会公共服务 ,包括行政、国防、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
2 .稳定经济。世界公认的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是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政策是政府可采用的稳定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手段。即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 ,并与货币等其他政策配合 ,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宏观调控体系 ,监管国有资产的运营 ,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就业 ,防止通货膨胀 ,使社会总供需平衡 ,努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3 .调控收入的分配。即通过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 ,从宏观上调控分配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均稳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公共财政的框架建设及改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 )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支出 ,一般说来不再投资国有企业或用于生产性建设。 (2 )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应从过去直接的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3 )对国有资产应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代表分级分类监督、企业自主经营的方法 ,促使其保值和增值。 (4)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 ,应进一步下放权限 ,减少事务性管理 ,规范并充分调动地方的理财积极性。 (5)各级财政都应公开办事规则 ,规范办事程序 ,克服随意性 ,增强透明度 ,完善监督机制 ,提高办事效率。 (6 )强化财税政策的政令统一 ,加强资金的统一管理 ,科学规范预算内容和管理方法 ,坚决、有步骤地推行“费改税”,实行收支“两条线”,下决心堵塞乱收费的源头。加强国家财政对政府内外债务的统一管理 ,继续有重点、有步骤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切实向公共财政的职能转变。
三、转变财政职能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措施
1 .转变观念 ,树立新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观 ,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性财政为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水平较低 ,经济结构不很合理 ,市场机制不健全 ,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资源配置效率低 ,过去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 ,使得财政在国家资金配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突出表现为财政 (政府 )投资额在社会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 (后者则不到 3 0 % )。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 ,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占的比重较大 ,生产性投资比重很小 ,其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于国有企业的支出比例很低。回顾我国 2 0年所走过的路及改革开放前的情况 ,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作用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过强 ,致使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反而导致经济发展时常受阻。为此 ,我们应抓住机遇 ,积极进取 ,向效率更高的体制目标迈进。
第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住房、医疗、金融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 :为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一个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一个以按劳分配为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努力创造条件。
第二 ,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 ,改变过去财政重收入、重分配、轻监管的状况。财政资金运用要逐步退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 ,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来 ,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通过深化财政改革 ,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重视和加大科教投入 ,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改变。
第三 ,做好思想准备 ,认清形势 ,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1 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 ,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已接近公共财政的领域 ,或已具有公共财政的某些重要特征 ,只有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技改和新产品试制费两项支出 ,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认为它们占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总额的比重过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生产性财政观念根深蒂固 ,且具有惯性 ,其实这两项中 ,也有一部分属于公共支出 ,要看具体的项目 ,才能分清其归属。因此 ,要转变财政职能 ,建立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发展要求的新型的公共财政体制 ,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认清其艰巨性和复杂性 ,周密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把公共支出、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优化配置资源等作为财政的主要任务 ,逐步向公共财政职能的方向根本转变。
2 .处理好职能和财源建设的关系 ,要继续建设财源 ,努力把“蛋糕”做大“发展才是硬道理”,体现到财政上 ,可以说就是“把蛋糕做大”或进行财源建设。为了使财政收入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的需要 ,最根本、有效的办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 ,这样财政才有可供分配的物质基础 ,财政调控也才有力量。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困难由生产严重过剩造成 ,过剩的原因是需求不足 ,而贫富差距即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大多数人手中财富有限从而行不成有效需求 ,所以主张调整分配。笔者认为 ,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一个国家要进步 ,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就是说要想办法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先考虑怎样切的问题 ,一块小“蛋糕”不管如何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做“大蛋糕”或财源建设 ,说到底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财政效益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政府都承担着宏观管理经济、组织财源建设的职责。政府在经济建设和财源建设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所谓“守夜人”的政府早已不存在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源建设 ,主要靠指令和行政命令 ,由少数政府领导和财经干部运筹于“帷幄”之中 ,商讨于会议之上 ,奔走于部门之间 ,吵体制、争项目、争投资 ,讨价还价 ,把目光都集中到财政这块“蛋糕”上 ,以致相当一部分的财源建设在“政策”与“对策”的对奕和互占互挤的角斗中被耗掉 ;加之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而造成的负面效应就更大。事实证明 ,财源建设整体运作机制存在弊端——财源的开发培育缺乏社会内在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下 ,财政职能转向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之后 ,给财源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要求 ,决不是不再抓财源建设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培植和壮大财源。因此 ,在财政职能转换的过程中 ,财政参与财源的建设 ,应在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注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方面多花力气 ,重点放在保持主体财源、拓展新兴财源、培育后续财源上 ,确保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具体地说 ,公共财政下的财源建设 ,我们认为应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 ,财源建设的主体不再是政府 ,更不是单纯的财政行为 ,而是全社会各类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
第二 ,政府不再插入微观经济的具体经营管理 ,着重于公共管理、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同时按市场经济规律和鼓励竞争的原则 ,为各类经济的企业提供公平的税收政策 ,不搞特殊化的税收优惠和税收歧视 ,坚持依法理财 ,坚持“国民待遇”原则。
第三 ,改革预算管理 ,推进依法理财 ,坚持早编预算 ,细编预算 ,并从基层编起 ,按标准、定额和具体项目落实预算内容 ,加大预算外资金统筹安排力度 ,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第四 ,实施县级财政综合改革 ,努力加强县级财源建设 ,加大对困难县的支持力度 ,推动县级财政上规模、上水平 ,改变许多地、县“吃饭财政”的局面。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乡经济联合的纽带 ;县级财政状况的好坏 ,是能否振兴地方经济、加快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 ,县级财政状况如何 ,直接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只有县级财政搞活了 ,财源充裕了 ,地方经济才能振兴 ,国家财政的振兴也才真正有望。
3 .优化支出结构 ,坚持科学的财政支出顺序按照公共财政的范围要求 ,在当前聚财有限和用财无限的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 ,重新界定和规范财政支出范围 ,严格支出顺序 ,保证重点需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体制改革 ,对现有财政供给部门进行全面调查 ,严控人员编制和经费标准 ,下决心压缩一些不必要的行政事业费 ,坚持抑制财政供养人员及其经费增长过快的势头。对用在建设方面的财政资金应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天然垄断的产业及公共工程建设方面。第二 ,对关系国计民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建设项目财政还要投资 ,但必须保证效果 ,避免、防止盲目和重复建设 ,要真正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负责。第三 ,严防财政资金投入到一般加工工业上 ,即财政应坚决退出生产领域。
4.逐步理顺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建立公共财政 ,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期以来财政已在竞争性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 ,这些国有企业仍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支柱和经济基础。这样 ,理顺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调整财政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投入 ,也就成为财政转变职能的关键。
第一 ,建立公共财政的关键 ,首先必须是实现财政由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要退出经济建设领域。它强调的是财政不要向竞争性领域延伸 ,要把对生产、经营方面的投入逐步转到支持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其他社会公共需要方面 (也就是说财政逐步减少向竞争性领域的投资 )。因此 ,要处理好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首先必须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 ,即财政作为两大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之一 ,要在坚持优化国有资产配置、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方面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有 8万多亿元 ,这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实现第二、三步战略目标的雄厚物质力量。但现在结构不合理 ,经营粗放、管理滑坡、效益不好 ,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 ,果断地进行其经济结构调整 (包括企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 ) ,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引导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 ,促进其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这个过程中 ,要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和支出结构 ,切实履行财政分配、调节、监督的功能 ,解决好分配不公、混乱的状况。通过调整支出结构 ,以必要的增量带动国有资产在较大范围、数量上的合理流动促进其在流动中增值增效 ;通过投入方式的转变 ,为市场经济和企业平等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充分发挥财政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更有力地支持经济建设。
第二 ,进一步减少财政对国有微观企业的事务性管理 ,这是转变财政职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同时也要彻底取消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乃至政策性亏损补贴 ,使那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依法破产 ,国家财政不应再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 ,只以投入的资本额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应促使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样 ,财政才能真正卸下“包袱”,从而也才真正能把有限的财力用到调控宏观经济、优化配置资源、调节收入的分配等公共职能上。
5.建立和完善财政法规 ,这是转换财政职能、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保障建立公共财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作保障 ,使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公共财政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也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 ,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勇于探索、创新 ,围绕公共财政“职能明确 ,体制完善 ,调控有力 ,支出规范 ,保障可靠”的总体目标 ,制定一部《公共财政法》,为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创造良好条件。
6 .实施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是实现反经济周期调节、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强有力工具。必须健全和完善之 ,规范其运作行为和程序 ,逐步把采购范围扩大到财政专项支出领域。
7.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西方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的本质涵义是政府保障。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很多 ,其中政府财力有限、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应是主要原因。因此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发展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的财力支持。总之 ,在宏观调控这个广阔舞台上 ,要谋求政府财政职能的逐步转变及作用更大程度的发挥 ,各级领导必须适应
形势 ,转变思路 ,高瞻远瞩 ,进一步提高理财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推进跨世纪公共财政的改革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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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策略思索
一、达州职业教育发展目前状况
达州市地处川渝鄂陕结合部，是四川的人口、农业大市、川东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也是四川的教育文化大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川东明珠”。目前，全市共有高职院校2所，中职学校38所，其中民办中职学校10所，另有乡镇成人教育学校240所，并拥有一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2005年，全市完成中职招生任务(按生源计)24768人，是2001年的3．1倍，中职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底达43777人。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重点的多形式、多规格、多门类的短期职业培训，成效显著。2005年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达413000人次，培训农户科技当家人53286人，完成系统实用技术培训423689人次，完成职工教育培训89326人次。至今，全市已建成部级重点职校5所(含劳动部评定的1所技校)、省级重点中职校3所、市级重点中职校6所；省级重点专业2个、市级重点专业9个。骨干示范中职校在校生占全市中职在校生总数的73．9％，2005年骨干示范学校所招新生占全市中职校所招新生总数的75．6％。全市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和的政府办、企业办、联合办、个体办的多元化办学格局；目前，我市民办中职校招收中职生达2845人，在校学生7365人，占全市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16．8％。
二、达州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新问题
1．有的地方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熟悉，仍然存在着忽视职业教育的倾向，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都还没有完全到位。同时．群众心理也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有所抬头，鄙视劳动和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职业教育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还是二流教育，再加上职业教育质量不高，自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群众及其子女不愿就读职业学校。
2．职业教育和市场、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就业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职业教育需求。职业教育的办学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和市场机制的衔接不够紧密，职业教育适应市场、服务经济的能力还比较薄弱。
3．职业教育的发展还远远不够。普、职发展比例失衡，职业教育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全达州市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仅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0．1％和38．5％，民办职业教育只占职教总量的13．6％。
4．办学特色不够鲜明，教学质量不高。一些学校以学科教育、学历教育为导向，用升学来吸引生源，技能教育和实践教育没有摆上应有的位置，实习实训设施不配套，专业特色不明显，职业学校毕业生质量不高，就业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三、加快达州市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思索
职业教育要适应市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体制创新的关键，必须在改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求发展。
1．转变教育观念。首先要树立市场观念，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做到市场和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职业教育一定要有市场意识，要努力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专业学科向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转变，彰显自身的质量、品牌和特色，提高就业率，增强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
2.创新办学体制。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办学体制是基础。一是要加快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要大力扶持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支持民营企业举办职业学校，在学校用地、税收、基本建设、师资队伍、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和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二是大力推进公办职业学校的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和教育、劳动等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公办学校进行股份制、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体制改革试点，答应各地引入民间资金改造薄弱公办学校，鼓励公办学校利用社会资源、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推动公办学校重组和整合。三是大力推进公办职业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各地要采取有力办法给职业学校松绑放权，在招生、学籍、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经费使用等方面扩大学校自，帮助学校构建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主摘要：办学的运行机制。
3.创新办学模式。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各地和职业学校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学校自身特征，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和完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通过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探索和建立根据市场、企业“订单”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机制，为市场、企业“量身定做”培养人才。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让企业、行业直接参和学校招生、培养全过程，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设置、知识技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要以就业为导向，改革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需求，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实行“学分制，为受教育者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要加强实训基地建设，重视“双师型”师资队伍培养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毕业生质量，促进职业教育和劳动就业的有机衔接。
4．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好转移培训工作。县(市、区)要依托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加快县级职教中心建设，统筹各项职教职能，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转移培训网络，开展各种形式多样、长短结合的职教和培训。要形成培训、转移、就业后管理教育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真正做到“转移一人，致富一家”。
5．加强领导，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发展职业教育，主要受益在地方，主要责任在县(市、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制定的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对职业教育的规划布局、政策、经费、办学、资源配置等进行统筹协调。
关键词：山寨机；政府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0-0077-02
1 解读政府职能及其转变
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其属性包括公共性、法定性、执行性、强制性、动态性和扩张性。总体来说，政府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个方面。经济职能是指政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职能，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①宏观经济调控职能，②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③市场监管；④社会管理。
山寨机的出现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秩序，这与当下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冲击、使得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人们对于大品牌的消费锐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在于山寨机自身的优势：廉价、实用、更新速度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汤铎铎博士这样定义山寨：“山寨一词最初、最本质的含义，指导致某种产品此前垄断局面的关键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对该产品大规模、低成本的复制和模仿，从而形成了所谓山寨文化现象。之所以说是最初的含义，是因为山寨这一标签最早是贴在手机上的。”山寨手机的出现源于两个关键壁垒被打破，一是技术壁垒，一是政策壁垒。此定义中的关键词是垄断，市场垄断和山寨机的出现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因为垄断使得这些小的生产企业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山寨机出现后居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打破了市场垄断，很快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当然，山寨机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它在名称、外形、商标等方面存在侵权，甚至很多人批判山寨机说这是剽窃。但山寨现象的出现让我们更加反思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而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日趋完善，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但由于行政理念的转变、宏观经济体制转型以及政府身身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国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存在典型的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亟待克服。政府的经济职能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既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
2 透过山察现象反思政府职能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要解决政府到底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哪些权力应该下放，下放给谁，等等。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得很明确：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权交给企业；二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力留给综合经济部门}三是大量的服务、协调、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山寨机的出现使得政府职能转变迫在眉睫，要求政府改进行使职能的方式。加强监督和激励机制建设，成为高效政府。
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我国政府职能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行根本转变；
(1)明确政府与市场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替代的，为保证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应当发挥作用，从各得其所又各尽所能的要求看，应当努力做到优势互相补充。政府应当着重加强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做的产品方面的职能，更多地承担起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引导者、经济规则的提供者和经济争端的裁判者、环境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等角色。在市场已经能够自行发挥作用的地方，从这些领域有序退出。
(2)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中国是一个具有政府超强势历史的传统国家，因而改革必须注重历史，强调历史重要的观念，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渐进式改革、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角度看，要求政府在职能转变中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决心，同时要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员工作，降低变迁的阻力。
(3)在职能转变中要更重视发挥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存在，使政府有干预经济活动的理由，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促使市场机制恢复功能，而不是去代替市场。同时还应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发挥中介组织的组织、协调、自律、服务作用，使社会经济运行有序化，也才能为政府有序退出提供组织和制度基础。各国的历史教训无可争辩地表明，政府过多干预，常常扼杀民间的创造力，使得经济缺乏效率和活力，因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协调功能。
(4)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要突出微观经济管理的服务性质。“管理就是服务”是管理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政府往往认为自己比企业、比市场更高明，把管理上升为指挥、控制，在资源配置中搞拉配，在市场监管方面瞎指挥。严重干扰了经济的健康运行。事实证明，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如企业有优势，政府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服务。
(5)政府在调节经济时要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攻击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依据，也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成就。要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是不干预，但在现代社会，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在中国这样一个仍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现在能做的减少时间不一致性的主要办法就是让政府调节经济的行为法制化，实现依法行政。同时政府应尽可能少用指令性的计划和行政手段，更多使用具有灵活性的经济手段。
(6)政府在管理经济时要重视激励机制。中国执政理念是“执政为民”，追求的目标是“利为民所谋”。因此社会利益最大化应当是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所在，而经济主体追求的则是个人或集团利益最大化。要使多方利益一致。一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消除人们通过非法途径获利的途径；二要加强经济激励，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经济贡献与利益所得尽可能地相一致。总之，政府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应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
城市经济的综合性是指城市包含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等各类经济部门,而且包含在众多经济部门中的成千上万个经济单位又涉及到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使得经济发展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因此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是城市政府的职能就显现出来了。
二、城市经济管理中的调控对象
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城市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了确保城市经济可以持续平稳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做的就是确定城市经济调控的主体，与此同时需要建立健全与之相对应的城市经济调控机制以及城市经济调控的对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传统的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直接进行管理的方式已经不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经济方式将调控的对象由企业转向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上。由于经济环境下的城市企业的特点决定的。现代的城市企业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形式的特点，在经营的过程中商品的经营者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对企业的投入和生产作出调整，如果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优越包括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内部的税费制度，那么企业就会获得较多的利益因此就会扩大生产提高投入壮大企业的发展，这样就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反之则易然。因此对于政府对于城市经济的调控要选择正确的对象，同时对于对象的处理也要科学以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需要。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政府的经济职能
实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城市政府转变职能。具体来说,就是从直接经营企业和管理经济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间接调控。城市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是要从直接经营和管理个量,转向间接调控总量。政府实施间接调控职能时,通过对市场的调节,引导企业循着国家计划所规定的轨道运行。政府要使市场向企业发出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要求的市场信号,就必须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等总量作为调节重点。二是要以直接管理和经营实物运动,转向间接调控价值运动。市场的价值运动、市场总价得到平衡，是整个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中之重。所谓的价值平衡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外汇收支平衡等等一系列的相互平衡关系。这些总量平衡的价值关系基本上不会涉及到实物量,即便是有一些涉及实物量,可是出发点仍然是价值平衡。所以说,所谓政府的间接调控职能主要就是调控价值平衡,也就是通过价值形态的商品货币活动调节市场运行,最终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三是从直接管理和经营经济运行的局部,转向间接调控城市经济运行的全局。现阶段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经济，政府所要控制的对象是零散了每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其只能体现主要表现在对各个生产企业下达固定的计划。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有心无力，对多数的企业监管不能落实到位，可是那些政府监管到位的企业又往往管理的过于细碎与死板，更加不利于其顺利发展。四是从一成不变的直接管理与经营转换为富有活力、有章可循的间接管理，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政府过于细碎地管理企业，对企业正常运行造成不便，充分地使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自主地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方向，快速有序地调整自身资源与经营目标，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灵活而又顺利地运转。
四、结语
作为监督检查价格改革方案和价格调控措施贯彻落实、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和反垄断的重要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所开展的工作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反价格垄断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建成并开通全国四级联网的12358价格举报系统，价格举报办结率稳步提升，使得价格举报“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这些工作有效规范了市场价格秩序、维护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定位转型，时不我待。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开展以来，按照委党组总体要求和统一部署，价监局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完成了一系列“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有效推进了活动的开展。
定位转型，规定与自选动作相结合
“在定位转型方面，价监局由于从事市场监管的特殊工作职能性质，起步较早，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随着简政放权的深入推进，政府职能将更多地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直接定价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工作的主要任务将由制定价格政策转移到监管价格行为，难度更大，要求更高，任务更加艰巨。”张汉东表示，定位转型要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才能有更大作为。
在“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中，价监局除了完成委活动方案规定的任务，还增加了三项“自选动作”：一是结合工作实际，增加学习内容。集中学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加强市场监管的内容，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等学习内容。二是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针对12358价格举报系统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如何根据价格监管的实际需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拓展系统功能，提高工作水平，促进价格举报工作的规范化、透明化、长效化。
“通过深入开展学习讨论，全局干部思想认识得到提高，进一步增强了推进机关定位转型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张汉东指出，在活动第一环节，价监局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进展顺利。一是统一了思想认识。全局同志一致认为，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主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解决监管理念、职能、方式和作风方面存在的不适应问题，才能正确定位，积极转型，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二是聚焦存在的问题。通过调研走访和开展座谈等多种方式征集到了意见和建议，梳理和汇总了价监局在定位转型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尽可能做到边学边改、边听边改。三是明确了转型方向。经过学习讨论，对于价监局在定位转型方面的差距和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于转变职能定位，着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不断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价监局作为执法监管机关，近年来在委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宏观调控大局，正确定位自身职能，积极推动工作转型，及时把工作重心由监管政府定价转移到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上来，价格监管与反垄断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但是，对照中央和委党组要求、系统和群众期盼，仍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动监管重心、方式方法、工作作风等方面继续转型，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经济发展，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张汉东表示。
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职能也应随之转变。实践已经证明，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是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必须与时俱进，对工作职能的定位转型作出战略思考。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价格监管与反垄断工作必须坚持服务于宏观调控大局，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为指引，致力于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深刻内涵及蕴藏的机遇挑战，把握社会公正、万众创业、扩大消费的时代特征要求，突出重点，开拓创新，着力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积极倡导公平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不合理负担，提升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能力与本领，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价格环境。”在谈到价监局定位时，张汉东指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着力提升执法水平，提高监管效率，转变工作作风。
――进一步提升执法水平。要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切实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在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的同时，坚持治标与治本结合，整治与规范并重。切实做到“查办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对于反垄断执法，要不断拓展执法的广度和深度，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总结有益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和环节，健全执法机制和措施，不断提高反垄断执法的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下一步要在完善12358系统功能，加强技术保障，在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利用系统加强市场价格预警分析、市场价格波动监控，加大反价格垄断执法和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力度，继续查处价格垄断、乱收费、乱涨价等大要案，密切关注涉及民生和企业领域的价费问题，提高价格监管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提升价格监管效率，提高依法履行价格监管职责的能力。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近年来，价监局及时转变工作重心，不断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是基层价监机构，特别是市县两级由于机构弱化、观念落后等原因，各种“不该管、不能管、不好管、不敢管”的错误认识和懈怠思想还有“市场”，执法不作为、执法不严格、违法不查究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系统形象和整体合力。在抓好自身作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全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履职尽责能力，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执法队伍。
总结提升，推动落实，释放成果
“价监工作特别是反垄断工作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意义重大，在服务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地位与作用将日益凸显，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也必将大有可为。为进一步推进价监工作，结合机关定位转型，价监局采取了一系列实际举措。”张汉东指出。
一是严格贯彻落实国发20号文件。作为牵头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的部门，价监局出台了《关于落实涉及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工作的分工方案》。同时，在加大相关任务督促落实力度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汇总报送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报送2014年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重点任务工作方案的报告》等文件。
二是切实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放开了一批商品和服务价格，后续还将陆续放开所有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同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要求，价监局转变观念，创新方式，把价格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重心，进一步转移到市场价格行为监管上来，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规则，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水平。
三是着力加强反价格垄断执法。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改革任务，加快形成纵横协调、上下联动的监管体系，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有效整合系统力量，紧紧抓住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力量查处价格垄断大案要案，对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
四是进一步完善价格举报工作。12358价格举报系统正式开通以来，总体运行稳定，价格举报办理效率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部分地方仍存在举报电话不畅通、座席设立不达标、举报办理不规范等问题，影响了监管职能的发挥。针对举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价监局开展了集中调研，以发文公开通报等形式督促各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价格举报工作，确保系统全面正常运行，推进价格举报工作科学化、透明化、规范化。
改革开放25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把政府体制的变革趋势概括为治道变革，也就是政府治理之道的变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府组织得以越来越精简、高效；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1]
本文将总结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以及隐含的基本逻辑，并分析其未来10－20年的基本走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五届政府的改革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些改革包含着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的基本价值，也隐含着组织效率发展、职能配置效率提高和政治效率改善的基本逻辑。从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逻辑，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中国政府体制未来10－20年的基本改革走向。
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括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从具体管理去看，还包括国防、公安、科学、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管理体制改革。
不过，从行政学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实践表现为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对于这些改革，社会舆论往往有一个误解：每一次改革，似乎都没有什么成绩，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继续增加，人员依然膨胀，政府机构改革往往是表面文章。
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改革运动过去之后，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潮。机构精简之后，又往往会膨胀；人员精简之后，又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人们往往把政府机构改革描述为一个个的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不过公平地说，虽然有循环，但循环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因为每一次改革，应该说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把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61个，除此之外，还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副总理职数下降，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一般一个部为若干个副部长，而改革前有些部门副部长有20来个。此外还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如省部级干部正职65岁退休，副职60岁退休。这些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组织效率，而且还为后来的实际上具有很多政治发展的意味。
1982年的改革成就是显著的，但改革后国务院机构数有回潮，增加了11个。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部委机构减少到41个，工作机构数继续减少到68个，编制减少9700多个，并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重点是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强化综合管理职能，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这次改革的特色是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困难，开始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来设计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流产，但政府机构改革的种种设想在随后的改革中却得到了实施，这些改革为将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
1992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要建设市场经济，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转变为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1993年从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但1997年膨胀到72个了。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当然，很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政府机构精简与膨胀的循环，主要与政府机构设置与变更缺乏法律约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这一语言可以转变为非法律的行政学语言：政府机构能够很轻松地膨胀，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的改革，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坏怪圈，其关键是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这些经济部门转变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9个局，而这9个局没有在改革之后恢复原来的身份，在2001年2月19日，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7个局撤销，国家煤炭生产局改称国家安全生产局，只有国家烟草专卖局依然保留。到此为止，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不过，改革的动力虽然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改革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经验检疫局合并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了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为了加强国家对重点大学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一些重点大学校长和书记升格为副部级。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和官员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但即便如此，改革成就依然得到了巩固。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依据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七）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春天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下功夫，
但通过机构调整，为了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五次机构改革，可以看到如下特征：
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虽然有精简－膨胀的循环，但是改革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每一次改革之后都有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所以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
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国营企业逐步萎缩，并且基本实现了股份化、市场化经营，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市场经济的雏形基本形成，政府职能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如通知等，依然发挥作用，但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政府的执法职能越来越强化，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条条的力量依然很强，但块块的力量越来越得到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强调公民参与，强调公民和公共服务消费者对政府活动的评价。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让公民评价政府绩效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政府改革的焦点依然是机构、职能和人员编制数，但基本的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和财务制度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政务信息制度改革等，在宏观的机构和人员改革之后逐步推行。政府管理开始逐步重视质量。
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得到重视，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相对独立和协调，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等，在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多借鉴。
二、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
通过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在这些改革背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逻辑。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主要是追求三种效率，而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隐藏着三种基本逻辑。
一个政府效率如何，决定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组织效率，二是职能效率，三是政治效率。任何着眼于效率的政府改革，至少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从理想化状态来说，组织效率，主要体现在其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来说，一个充分实现组织效率的政府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总理，一个在总理无法正常行使职务权利时代行总理权力但平时是虚职的副总理，很多临时性的、没有行政责任的、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专家或专家顾问小组，10－15个内阁成员，由内阁成员领导的10－15个内阁部，每个内阁部内部合理的决策与执行组织结构、总理直接领导很多职能相对单一、法律依据明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易于监督的执法性质的行政机构。
职能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几乎不需要管理国有企业，或者需要管理的国有企业数量极少，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自律制度，很多市场监管职能如金融、证券和一般市场监管不需要很强的行政监督，因为有很强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共服务是层级化的，不需要行政机构直接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体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很多比较特殊的部门，政府的职能也比较有限，与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自身组织，市场的运行，大多数情况下也由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主监管，政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与秩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政治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政治框架是否合理，政治合法性机制是否到位。宏观政治框架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行政机关管辖行政事务，立法机关管辖政治事务，司法机关管辖司法事务，三个机关形成相互监督、相互良性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另外，一个国家体制、政策和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需要有专门的政治途径来完成，如果专门的政治途径如选举等没有充分发达，不得不让行政机构作为直接承担政治合法性的汲取功能，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方针之民间认可，主要由行政机关来承担，那么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就不是最合理的，其组织结构也将超出行政效率所需要的水平。如果某个机构，比如行政机关，过多地承担了太多的立法事务和司法事务，那么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就会下降，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得不夹杂很多政治和司法性质，政府职能无法达到最佳水平，职能配置自然不当，最终将导致组织结构无法达到最佳水平。
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处于最大化状态的政府。如果在某个方面没有最大化，其他方面的效率也将随之难以达到最大化。
比如，如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效率的条件。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政治效率的制度化装置没有建设好，政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是很难实现的。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数量很难达到最佳精简的水平。
职能转变也需要由组织效率和政治效率相配套。如果组织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往往会遇到各个组织部门利益的顽强抵抗。如果政治上行政机关承担了过多的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承担了过多的执法监督功能，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很难精简，职能转变就有很大的困难。
政治效率，显然也需要政府组织效率和职能转变效率的支撑。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太多的事情，组织效率就会最小化，而且难以取得改革成就，政治效率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政治效率没有改善，反过来，组织效率和职能效率改善也将受到制约。
中国政府的问题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三个方面均不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并且可以预料今后还将继续改革，因为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都没有实现，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没有最大化。
三、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回顾这五次改革，总结其成果，分析其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可以发现，20多年的政府改革历史，其实蕴含着三个逻辑：组织逻辑、职能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三个逻辑，贯穿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始终，构成了政府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构成了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尤其是将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的理论思维与进一步操作方案的选择次序和空间。分析这一逻辑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改革的过去，更好地把握当前改革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后开始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发展，期间的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解决了期间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国务院机构数量达到100个，有些部门副部长达到20来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达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组织效率也随之下降到最低点。为了改善组织效率，1982年进行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通过顾问委员会以及提高退休待遇的办法让老干部退居二线。组织效率，工作效率，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精简机构与人员，以及妥善安排老干部，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手段。
1982年改革，组织逻辑推动很大，政治阻力很小，一方面是因为方法得当，对老干部的利益给与了尽可能的照顾，减少了利益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老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但是职能逻辑构成了阻力，因为当时整个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部级机构精简，但职能不变，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越来越繁杂，这很难让机构精简下来。为了发展经济，精简掉的机构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到1987年时机构和人员已经迅速回潮。不过，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转轨，物资部门和流通部门开始通过双轨制改革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为机构精简提供了职能转变的空间。政府职能转变提上日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这次改革，组织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但职能转变逐渐与上升到与行政效率同等的地位。经济改革，与组织人员精简一样成为机构改革的主要手段。
1993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建设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由此开始，政府开始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转轨。政府职能开始全面转变。但当时因为市场经济刚刚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刚开始，不可能很快到位，机构只能以此为基础进行局部性的精简，所以成果有限。1996年各级政府开始法治国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村，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式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这为1998年继续推动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提供了充分的职能逻辑的空间。1993年的改革，可以说是组织逻辑与职能转变逻辑同时并进。到1997年时，由于国营企业大规模深化改革，市场经济建设大规模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深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尤其是组织机构的障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组织机构，变成了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的障碍。计划经济政府部门部门的利益集团借助其组织机构的存在，阻碍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1998年春，国务院以强有力的手段，排除各种干扰和部门利益的阻力，雷厉风行地进行机构撤并，把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部门撤并，铲除计划经济利益集团的组织基础，给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组织机构的空间。这次改革，大多数经济部门都合并到经贸委，成为经贸委下属的若干个部级总局，集中等于弱化，总局等于是过渡。经过3年的过渡，2001年9个总局7个撤销。机构得到精简，而且成果得到固定。1998年政府改革的特色是，机构改革在现有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实现组织与人员精简的效率，同时进一步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缩小国有企业规模，实行政企分开，然后再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为组织与人员精简的组织逻辑服务。组织逻辑与职能逻辑交叉并进，先依靠强有力的总理领导，强制撤并多个经济部门，包括国家体委，突破内部人控制的阻力，然后逐步进行经济改革，探索经济部门改革后的国营企业监管问题，中央企业工委成立，实行政企分开（企业暂时由党组织来管理）。这是1998年政府改革的最简单的概括。
1998年的政府改革进行一段时间之后，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发现，人事管理领域、行政审批领域和财政制度领域，最容易发生腐败。鉴于这一认识，政府组织变革从组织机构和人员规模转向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是2002年夏天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标志是在宏观上控制行政审批项目数量，在组织上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在审批方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标志是取消各个工作部门的预算权，把财政预算权力集中到财政部门，并对财政预算收支进行集中和透明化管理。
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继续进行政府改革，政府组织继续调整，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上次改革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局部得到了解决，如外贸部，1998年因东亚经济危机而保留，此次撤销，和经贸委的一部分组成商务部，而计划经济委员会也被撤销，与经贸委的一部分组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这次改革，组织逻辑从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为少量精简机构，主要为调整内部机制。2003年8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则标志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了有法可依的阶段，进一步在法律上规范了行政审批权力的设定和审批活动。
2003年机构改革没有大幅度精简机构，也没有大幅度转变职能，并且还建立了国资委等特殊机构，主要原因是，在当前条件下，组织效率的提高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主要取决于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的种种问题，取决于如何完善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等，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广泛的行政监督无法淡出，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刚刚开始，立法和司法部门发展不充分，无法替代国务院对行政部门比较独立的直属局进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监督。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运作没有充分展开，国务院实际上承担着很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应该承担的工作，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2003年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主要工作是讨论和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草案；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自党的群众路线，即以民为本的工作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行政机关的复杂运作，还取决于行政机构的公共服务等政绩。国务院为首的行政机构的复杂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组织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决策失误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
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的新的构想。笔者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价值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在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为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框架，与此同时，也给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如果说，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年为止，可以说已经是驾着船过河或者架着桥过河的阶段了。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政府发展不到位，市场经济也很难得以完善。这是10多年来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决定》特别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具体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举措，提出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方向。这说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到了具体实践的阶段。也可以预料，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政府行为的法制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政府信息的公开化、政府职能的有限化、政府管理权力的多中心化（地方拥有更多的自）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从组织、效率与政治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未来趋势依然将遵循组织逻辑、效率逻辑和政治逻辑三个逻辑主线，在三个领域展开：组织变革、职能转变和配置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此期间，可能出现一些变数，但其基本趋势如下：
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政府还将进一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精简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部门，把内阁级的机构继续逐步精简，并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但是这需要进一步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并需要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组织方面的变革至少在今后10里将不会是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都不会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数量。
今后10年里，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将转向职能转变和职能配置的领域：
转变政府职能，从投资型的经济发展型政府走向公共服务性的经济促进型政府，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通过直接投资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来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减少微观管理职能，强化执法职能，进行综合执法改革，解决执法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的问题。
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即条块关系。
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事分开，让现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恢复政府机构的身份，或者走向企业化改革，或者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但与政府分开；
进一步改革财政制度，逐步提高人代会在财政预算方面的权力，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在起草和公布《公务员法》的基础上，着眼于反腐败，并着眼于人才兴国，进一步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员的制度变革。
为了给组织效率的改革进一步拓展空间，并顺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职能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的合理配置，必须提高政治效率，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关键。但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如果没有特别的变化，本届政府和下一届政府，将会认真思考政治文明的发展问题，但都不会实质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将是两届政府以后的事情了。
但即便如此，新一届政府政府改革的任务依然是艰巨的。今后每一届政府的工作都不会轻松。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应该关注如何在多个层次推进改革，在操作、集体和立宪三个层次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并继续推进政府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与前五届政府的政府体制改革相比，其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但可以预料，今后的几届政府，势必会遇到政治改革的挑战。如何使政府改革给政治改革创造条件，让政府改革适应政治改革，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进行政府改革，显然是新几届政府所面临的新的也是艰巨的挑战。
当然，在未来10年里，政府体制改革的动力基本上来是来自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除了自身组织效率目标和政治效率目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从而更好地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服务。而在两届政府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成为主导政府体制改革主旋律的逻辑了。
结语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非公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体制的改革基本背景。回顾20多年来五届政府的努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实现了组织效率，提高了职能配置效率，也改善了政治效率，在多个方面实现了政府治道变革。
当然，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任务也依然是艰巨的。对于这些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着眼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思考，理解发展的长期趋势，了解当前行动的空间，着眼于当前的行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短期的实质性的可行对策和长期改革的战略，从而确保政府治道稳定成功地变革，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府体制的良好条件。
关键词：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
1、政府职能与体育管理职能定位
政府职能又称公共行政职能，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承担的国家管理职能，“是相关政治权利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经由一定的过程，通过多种表达形式实现彼此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的契合，从而赋予国家行政机关在广泛的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各种任务的总称，是国家行政机关因其国家公共行政权利主体地位而产生，并由宪法和法律加以明确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各种职责的总称”[1]。简而言之，所谓政府职能主要是涉及一个国公共管理部门在特定环境中应该管什么的问题。
要完整、准确理解政府职能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它与国家的产生相联系，因此对它的研究不能离开关于国家作用的考察。第二、它的实施者是整个公共管理系统。在我国主要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甚至各种以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为主要目标的公共企业与事业单位。第三、政府职能得以实施的依据是掌握有公共权力或权威，一般通过国家或社会以某种途径赋予给具体的公共管理组织。第四、政府职能与行政目的相联系，一般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实施。这就解决了政府职能由谁实施和怎么实施的问题。。进而这就引发出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政府职能的范围问题或者说内容问题。这也是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和我国政府行政改革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不同学者对政府职能内容有不同的总结和分类，我国学者黎民认为它主要包括：经济职能，如宏观经济调控。政治职能，如民主建设。社会职能，如社会保障。文化职能，如科教文卫体等的发展。。[2] 新公共管理学派的支持者澳大利亚学者欧文认为政府职能包括：提供经济基础、保持经济稳定、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商解决团体冲突、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等。[3]”当体育中的某些成分成为一种公共产品或是一种公共服务时，政府根据社会需要，可以将其发展纳人政府管理职能范畴。这样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就应运而生。
由上文对宏观政府职能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政府的体育管理职能是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应界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体育经济进行调节、对体育市场进行监管、对公共体育产品或服务进行提供。政府对体育管理必须强化规则的制定和进行宏观监管，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事实上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
2、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历史转变与现存问题
2.1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政策转变历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大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小到老百姓针线油盐的供给都由政府统一管理，我国体育事业更不例外。当时体育被看成纯“福利型”.的事业，不承认其产业价值，事业单位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一般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但直接或间接为上层建筑服务。这种理论定位使体育的经济功能难以体现，政府独家投人、行政手段调控、管办结合是发展体育的必然选择。
1979-1984年为转变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入手,培育新体制增长点。1983 年 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指出:“体育是全民的活动，不能只靠体委办，必须依靠和发挥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各部门、各行业和群众团体都应把体育作为关心人民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到日程上来，认真管好本系统的体育工作。”
1984 - 1992年是转轨的起步阶段。以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为重点,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突破口,进行改革尝试。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并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21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计划逐渐从为主的地位转变到为辅的地位，并且只有在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才能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国家正努力构建现代政府制度与现代事业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体育发展目标和服务的市场化，以及体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等等，致使体育事业不能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体育的方式继续运行。[4]
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属于体育管理职能转变的深化阶段。《2001 一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指出:“国家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方式，正从直接、微观管理向间接、宏观管理转
变。市场对体育资源配置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方式，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的发展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济的发展，深化我国体育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体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来。要按照责权利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职责，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因此，政府在新时期对发展体育的职能转变依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2.2 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管理职能的特点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5]正如上文所述，这一职能正在转变，但是依然可谓任重道远，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政企分开部分。主要表现为产权、市场和政府管理三者没有完全分离，行政部门常常是一身三任既是产权所有人(出资人)，又是市场运营者，还政府是管理者。我国现行的体育政府职能与管理体制兼有计划和市场两种属性，这与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与政企分开相比，政事分开更为滞后。体育公共事业体制需要大的变革，垄断的观念需要彻底转变。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协会，都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国家包揽公共事业的传统做法未从根本上突破。而体育事业管理单位在行使行业管理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恋政情结”,沿用了原有的行政干预,缺乏足够的行业管理经验和权威。具有“大政府”、“小社会”特征。[6]
第三、政府体育管理职能定位有待细化。此方面政策理论上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目前实际体制中为社会提供“体育公共物品”方面依然较弱，属于常说的“缺位“状态。而受经济利益驱动，直接干预经济，甚至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以权谋私现象还是存在的。
第四、法制管理的观念比较淡漠,制度和约束机制薄弱,配套的体育法规和规章的建立以及执行没有及时跟进。过分突出对运动员的物质激励,忽视体育道德的培养,造成了诸如“假球”、“黑哨”等腐败现象的出现。
3、结论与建议：
在市场经济休制下，以前的体育管理职能与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总会有一定的历史过程，体育也是如此。
政府体育管理职能转变要集中指向体育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体育经济管理职能要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政府要扮演好两大角色：一是继续推进体育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如：深化体育资体投系的多元模式，政府通过财政的直接资助以及体育、基金等政策性的间接扶持体育事业发展。。而竞技项目自身通过社会捐赠、 赞助、经营收入、会费收入等途径向社会筹集发展资金; 二是强化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体育公共服务型政府。在重视竞技型体育项目的同时，强化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如：建设综合型体育场馆，提供大众体育训练培训等。
同时在上述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 以满足公共体育服务为导向 2. 重视公共体育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3. 体育管理职能转向“掌舵”、放弃“划桨”。4.继续努力深化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行政的配套改革。政府体育管理职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非突变的过程，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只要政府决心改革，前景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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