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环境哲学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及对策三方面主题进行了研讨。
一、传统生态思想文化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资源的诠释与论述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相关论文30篇。
卢风、盖光、余泽娜等学者探讨了传统生态思想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理念。卢风认为，在当前传统思想文化合理复兴的背景下，传统思想文化能否为环境哲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文化资源，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环境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论题。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卢风援引《中庸》、《易经》、《论语》、《大学》等文献关于“人性”、“终极关怀”的相关论述，指出“天人合一”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君子的最高追求或“终极关怀”。对于什么是“内向超越”，卢风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的不懈努力称为人的超越性，并对“内向超越”、“外向超越”做了对比和区分，认为改变自我就是内向超越，而改变外部生活条件就是外向超越。“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之超越性追求上，儒家将内向超越即德行、境界和智慧的超越放在优先地位。但儒家的内向超越又并没有封闭于自我，而是注重向自然学习，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家天人合一及内向超越的追求，与现代西方主客二元的世界观以及将工商、技术放在优先位置的外向超越迥然不同，因而对于反思、超越现代性具有启迪意义。
盖光认为“道生”极具“生态”智慧，这不仅是老子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也是成就中国智慧中“生态”蕴含的主要条件。他认为，“道生”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哲性基础，“道生”禀天地阴阳之气，其节奏及韵律性的生成与转换旨在促生万物生命的生态共荣。人由天地自然道化而成，人的发展，人的社会运行机制及精神文化存在，既是生态转换及“道法”的延伸，也积聚着“道生”的生态智慧。关于“道生”与“太一”的智慧逻辑，他认为“道生”与“太一”、“太极”之生相互联系，这些作为智慧性表达，内在一致且同一，区别主要在于话语表达及述者的不同。对于“道生”智慧的释解，不仅需生命肌体活动的整体参与，更含蕴精神体验性，或本身即表征精神生态特性。
余泽娜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质性传统。这个传统包含道与术两个层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统，在术的层面渗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安排和生活技艺之中，渗透于法制建设、民间信仰之中，形成道、术相济的完整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规范有效的影响。而造成当前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原因恰是道统传承萎缩、道与术相分离。因此，她认为，要走出困境，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经验：既要好于道，也要进于术。
乔清举、刘魁、陈红兵、张连国、姚洪越等学者对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生态意义进行了诠释与论述。乔清举介绍了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的情况。他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其基本原则是天人合一。其所谓天的规定性“生生”，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儒家生态哲学要求人主动地实现与天地相贯通的本体，做到“为天地立心”，使万物尽性。对于动植物、土地、河流、山脉，儒家都有其生态哲学层面上的表述。儒家把道德共同体推及整个自然界，并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在宗教层面上，儒家保留着自然之魅的观念，认为一些动植物具有神性，要求祭祀它们，祭祀土地山川，“报本反始”。在道德层面上，儒家把“仁”理解为“爱人以及物”，提出“德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恩至于水”、“恩及于金石”等说法。在政治层面上，历代政权都设立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自然。通过对儒家生态哲学的论述，乔清举认为人类如果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其生存必须是生态性的;生态地存在是人类根本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上，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贞下起元，历久弥新，保持较高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儒家生态意识维持了中华民族生存地区的自然环境。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
刘魁对《周易》中盛德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所说的盛德价值观，是指奉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生灵昌盛、生命永续为最高价值与最高道德的一种宇宙观与价值观，是对《周易》强调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万物化生”、生命永续的一种概括。他认为当代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建立健康的生态文明，并不在于空洞、盲目地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是要端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明确人类行为的最高价值与行为准则。
陈红兵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其一，“无为而治”是建立在“道法自然”思想基础上的。“法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遵循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其二，从社会治理角度言，“虚无为本”体现为统治者观照自然、社会及其变化发展，制定相应法令制度的整体性思维。它要求我们今天，社会治理应改变片面的物质主义导向，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其三，“因循为用”包含因时、因物、因民三方面内涵。其中，“因物”主要是指尊重和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它要求我们今天慎用科学技术及人为手段改变事物的自然存在状态及自然本性。“因民”包括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自然需求和民俗等方面。它启发我们今天不应过分强调百姓对物质利欲的追求，而应将社会安定、百姓身心的和谐放在重要位置。“因俗”则要求尊重各地民俗的可持续发展意义，对改变各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持慎重态度;其四，“名正法备”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可持续发展意义体现在环境法建设上，要求从协调经济――社会――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出发，注重落实各级官员的环境职责。
张连国认为《庄子》的生态存在论是若有真宰、不得其朕的内在关系存在论，是万物云云、各复其根的生态系统论与自然价值论。人存在方式具有芒乎与本真的二重性。人的本真性是由现象学还原的知的本真性决定的。存在是一个以道为本根，出于道、返于道的反复循环的生态巨系统，具有无目的而潜在合目的内在生态价值。人在既以自然的方式又以人的方式原发共生中成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真自然存在方式不是动物般的生存方式，而是无目的而合目的、合于自然生态系统缘构共生真意天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存在方式。真人生态生存论是与自然和谐，与世混处。
姚洪越将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的自然观进行了比较，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面临大自然时，根据自身的基本教义，对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属性、自然与人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这些内容构成佛教和基督教自然观的基础部分;同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还存在修炼身心与探索、改造自然，有所顾忌与勇于探索，感应论与拣选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佛教自然观与基督教自然观指导下的人类实践效果在目的、动力、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具有根本的不同。最后提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二者成败得失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不断探索、丰富和完善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积极探索，不懈努力。
此外，还有学者从传统农耕文化的生态价值、中医生态思想、回族生态文化、草原文化的生态维度等不同方面，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了论述。
二、环境哲学理论
环境哲学理论一直是历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的重要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有35篇。这方面论文主要围绕两方面主题，一是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的述评;二是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的探讨。
郇庆治、包庆德、陈爱华、张卫等学者对西方相关环境哲学理论进行了述评。郇庆治通过对“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立者阿恩・奈斯的深生态学相关理论和布赖恩・托卡激进的“绿色运动”、“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和主张，以及艾克斯利、罗伯特・古丁等相关学者的理论的阐述性分析，对于什么是生态自治主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生态自治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生态自治主义的任何实践层面上的实质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阐释上的深入与广为传播，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性变革，终归是关涉人类关系及其利益的艰难调整，而不简单是一个理论可信性与说服力的问题。
包庆德认为莱斯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特的认识论维度阐述造成全球生态危机最深刻的社会意识根源――控制自然观念。控制自然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人性扭曲，同时也在现实社会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控制自然其实质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控制，在时空维度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制约社会进步。消除控制自然观念是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从伦理和道德维度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行为进行生态约束、规范和引领。当今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需要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深度生态解读。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理论对于我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陈爱华认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
张卫介绍了美国的“田野哲学”。他认为，“田野哲学”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语境下关于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其主张和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从事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孟勤、郑慧子、肖显静、曹顺仙等学者对环境哲学相关论题进行了探讨。曹孟勤教授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拥有一个或多个社会身份，而任何一个社会身份都内在地蕴含着社会责任，承担某种社会身份就意味着担当某种社会责任。人的社会身份不仅表现在他人面前，同样也呈现于自然世界面前。人类面对大自然为自身所确认的身份不同，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就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就会有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确认一种合理的身份，身份的合理性担保着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
郑慧子指出，生态学与环境哲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学不仅是环境哲学赖以发展的思想源泉，而且还是环境哲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科学基础和根据。然而，生态学的科学性质直到目前在科学共同体中还依然处在悬疑之中，这种状况并未被环境哲学所察觉，相反，环境哲学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存疑的现成性的生态学作为自己的合理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科学图景使环境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着一个自身合理性问题的重大挑战。因此，加强生态学的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应当被视为环境哲学研究的一个新任务和新方向。
肖显静认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基因（型）完整性的损害是核心，转基因技术损害了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改变了生物个体的表现型，引起了生物个体肉体的和精神的破坏，是伦理地可拒斥的。生物物种的完整性不同于生物个体基因（型）的完整性，它是同一物种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基因组（DNA条形码）的完整性，代表着物种的真正本质。因此，人类对物种有直接的责任，有责任维护物种的完整性，以保持物种的特异性。转基因技术之异源转基因，违背了生物物种的完整性，在道义上是伦理地应拒斥的;转基因技术之同源转基因以及基因内修饰，基本没有损害生物物种的完整性，是伦理地可接受的。转基因技术生物完整性损害的伦理评价还要结合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目的。一般而言，单纯出于人类眼前的、狭隘的、非根本的利益，而应用转基因技术，从而造成生物完整性的损害，理应受到更多的伦理拒斥。这些方面能够为政府和公众基于生物完整性概念伦理地评价转基因技术提供理论指导。
曹顺仙指出，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并以不同于西方环境哲学的面貌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理论内涵和品格。她认为，从认识论维度而言，整体主义思维、对象性实践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单向度”运用或综合运用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主张从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三维化”思维完整准确地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是用“三维化”思维认识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把时代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社会的、人文的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密切相关的复合性社会问题。论文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应围绕自然――人――社会的“三维化”角度进行，其终极追求是实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有机统一的和谐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三维化”的历史观是自然、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进化的生态历史观。人、社会、自然进化遵守六大规律，即自然进化规律、人进化规律和社会进化规律，以及自然、人和社会相互之间协同共进的“间性规律”即人与自然间关系演进的规律、人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自然与社会间关系演进的规律。
三、现实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自十七大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对策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国家环保部宣教司刘友宾巡视员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会议提交相关论文32篇。
关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研讨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有宏观方面的论述，如叶平论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特点及其理论前提，解保军论述了环境悬崖危机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新契机，丁宪浩、周兰珍突出了公众参与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朱伯玉、白洋关于当前环保法相关议题的探讨等等;研讨内容还涉及环境宣传教育、企业绿色发展等一般话题;比较专门的议题还有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现状、汽车消费及道路交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居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曹水群、董军的论文则涉到当前备受关注的邻避抗争话题。
刘友宾巡视员从文化建设维度，梳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历程，重点对“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新修订的环保法、生态文化等进行了解读。他指出，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建设是促进环保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视。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推出生态文化精品力作，是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
叶平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环境革命，目的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科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等观念的变革趋势。他认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应树立“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应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解保军认为，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的“环境悬崖”状况，将促使经济与环境关系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新变化，人们将转变思维方式，倡导“环境优先”的发展范式，这样可能会比以往更好地解决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它将把人们从唯GDP崇拜的疯魔中唤醒，对GDP的“生态启蒙”有了新认识，“生态启蒙”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确立生态理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它将促使人们发展观产生新变化，促使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期待和诉求有新提高，人们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向“求环保”、“求生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丁宪浩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勾勒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环保产业的顺利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但我国的公众参与尚处“初级阶段”，环保产业的公众参与主要有监督性参与、消费性参与、投入性参与等形式，近年来社会公众三种参与形式都有所发展，给环保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但与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公众参与还显得相对滞后，其制约因素为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成本偏高和参与氛围不浓。针对这些制约因素，他提出注重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加强公众参与的组织引导的对策。
周兰珍认为当下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就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来看，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而公众自身素质是导致公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缺位的基础性原因，只有把生态文明内化于公众的内心，多渠道依靠特定的组织机构来引导公众的行为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公众的组织建设是最佳的选择。
朱伯玉对于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诉权进行了探讨，认为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环境诉权有其实体法根基，并对环境诉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分析了其类型化。通过论述环境法哲学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权与环境生态诉权，他认为环境法哲学转换了我们审视环境诉权及其根基的视角。环境诉权是“环境诉讼”的诉权，而不是“有关环境的诉讼”的诉权。确定环境诉权基本内容必须正确处理环境诉权与实体环境权之间的关系。随着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司法实践的拓展，以及环境生态权诉权理论的突破，环境诉权理论之基不断得到夯实。白洋从“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了我国环境法治存在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实施现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摘 要： 《孔子“游”文化研究》一书对孔子一生之“游”及其思想史和文化史意蕴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书中论述的一些孔子之“游”观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意蕴，为孔子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不少观点及孔子“游”行为本身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孔子 “游”文化 生态文明建设
孔子对游历、游学、游仕等活动的看法，可统称为孔子之“游”观，其所折射出的思想观念对后世文人具有范式性、纲领性的启迪和影响。《孔子“游”文化研究》一书着重分析了孔子之“游”在学术、教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孔子“游”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学习、借鉴意义。
一、孔子“游”的文化含义及功能
《孔子“游”文化研究》一书作者在对现存有关史料进行深入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孔子一生之“游”的经历、时间、地域、路线等问题都进行了仔细的考辨，对孔子之“游”的社会背景、历史因素、目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全书第一章着重介绍了孔子“游”的文化功能及背景条件，包括“游”的客观价值及时代意义、问学功能、普及文教功能、政治文化功能等。
1.开阔视野，丰富阅历并传播新思想。书中认为，“游”让人们获得了与自然、社会充分接触的空间和机会，对于人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丰富阅历等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书中认为，只有当人们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与不同的思想主体、文化因子相碰撞、交流后，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和言论①。这种空间上的“游”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士人们的思想，为学术思想的不断更新、繁荣提供了外在条件。思想言论的自由又进一步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2.“学问以游历而实而大”的问学功能。访师问学、考察社会是孔子“游”的重要文化功能之一。孔子以“博学”著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长达四十年的周游列国途中“W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坚持。作者于师号在《孔子“游”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孔子35岁以前之游历，问学是其核心目的和内容，所以说“游学”为孔子学识的一个重要来源②。正如孔子所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
3.普及文教与安贫乐道的精神。收徒讲学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首创平民教育，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其所主张的“学思结合”、“循循善诱”、“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重要教育方法，与其一贯的实践教学、游历教学相联系。此外，孔子把“道”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其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见孔子的“重道”与“乐道”。
二、孔子之“游”观及“游”文化特征
《孔子“游”文化研究》一书在第三章着重介绍了孔子之“游”观及“游”文化的特征，多角度阐述了孔子对游历、游学、游仕等活动的看法及其文化特征。
1.游必有方，反对“佚游”③。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书中认为，孔子反对远游，特别是反对漫无目的、毫无缘由地游荡。通过孔子的言行可以推出，为了求学致仕、建功立业、实现理想抱负的辞亲远游当在“有方”之列。孔子在反对毫无目的地荡游的同时，也反对超乎合理程度的“佚游”。这里的“佚游”指的是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程度的放荡游乐。
2.“比德”的游历审美观④。“比德”的基本含义是：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象可以与人“比德”，即从中可以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⑤。自然孔子在游历的过程中对沿途的景物进行沉思，引发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种种联想，产生了“比德”的游历审美观。其中，最突出的是孔子对于水的思考。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借人的道德品德、情操赋予自然之水以道德意义。
3.盛德气象与君子风范。《论语》一书中先后出现40次“德”字，可以明显看出孔子尚德。“德”往往与君子品格联系在一起。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孔子在整个游历过程中，在与各国国君、大夫及师友交往问答的过程中所持有的温和、正直、谦恭等态度，他身上没有战国策士普遍存在的那种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而汲汲于功名的风气，显示出了儒家君子的中正、谦和之风。
三、孔子“游”文化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1.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和发展呼吁“游”的精神。自2012年11月，党的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了“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以来，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纷纷推出相关政策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党中央也结合各地生态文明开展的实际情况，于2014年起公式了第一批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名单。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建设生态文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需要加强对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强化社会认同感，与此同时，实地参观先进示范区的建设经验，多地考察示范区建设成果，对各地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就需要发扬孔子“游”的文化精神，在“游历”中宣传、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思想。
2.生态文明的建设应遵循“游必有方”的孔子“游”精神。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势在必行。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都有其特殊性。如何在特殊性中把握共性，发掘各地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潜在创造力，是当前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游必有方”的精神及“比德”的游历审美观强调了游历过程中需坚持初衷、注重目的性、坚守“君子”德行，这对于各地方有关部分学习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自身实际加以发展和创新，坚持“德”、“法”并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显得尤为重要。
3.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坚持“盛德”的君子风范。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态环保问题的切实解决，只有切实解决好相关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源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及对生态的修复和保护。对于企业而言，关注并切实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如何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经营获益的道德关系，是考验企业管理、决策者的重要课题。对于环保部门来说，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强抓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雷厉风行的改革魄力和行动力，需要坚持原则，以君子正直之气将改革进行到底。
四、结语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孔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先驱和奠基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生态文明无论是理念的传播，还是建设实践的探索及生态问题的解决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我们从孔子“游”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合理的成分，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早日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注释：
①②③④于师号.孔子“游”文化研究[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3：10，12，103，104.
⑤钟子翱.论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2）.
参考文献：
[1]于师号.孔子“游”文化研究[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3.
[2]钟子翱.论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2）.
[3]李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5.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审计
一、引言
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我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推进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涵盖了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参与主体，涉及到政治、文化、法律、经济、制度和社会等各个专业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政策作为支持或约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精确地实践操作（王爱国，2017）。因此，如何鉴证这项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如何鉴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呢？这就迫切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引入具有“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构建现阶段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审计，让生态文明审计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作用。本文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审计现有研究成果综述的基础上，初步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内涵及实践路径。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伴随着“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伦敦雾”等在内的“公害事件”逐步延伸出来的概念。这些环境事件逐步使人们意识到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G.P.Marsh（1864）在《人与自然》一书中，着眼于全球分析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着重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陆续制定并颁布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例如，英国政府于1956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美国政府于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将制度化、规范化引入到了环境保护领域，从此逐渐完整的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职权分明的环境监管体系，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治理环境的主要制度性工具。1987年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揭露了人类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环境中的不合理行为，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走循环发展利用之路。90年代后，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步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性，逐步采取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和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实现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斯诺（199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应是推进生态文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建设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制定与执行的科学性与效果性决定着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21世纪以来，随着民众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迅速发展。西方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也各有特色，德国创新性的将循环经济概念融入到法律体系当中；美国将“循环经济”作为科学化能源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2.国内研究综述。“生态文明”理念在我国于2005年首次提出，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立产权清晰的生态文明制度，生态文明及生态文明制度学术研究在我国实现了质的飞跃。谷树忠（2013）以党的十报告为基础，提出生态文明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二是生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其认为生态文明应是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体现现代文明理念，助推经济发展和要求的一种系统。并设计了自然资源节约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和国土开发与保护四种实现生态文明的路径。陈旭（2013）、刘峰（2013）等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探索研究绿色发展制度；二是探索研究生态补偿机制；三是探索研究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四是探索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巩固、孔曙光（2014）对已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概念分为“类型说”和“要素说”，并认为类型说能更好的概括生态文明概念。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一切有利于实现狭义生态文明的所有因素，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吸纳各种有利因素。沈满红（2014）提出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包括如环境法律、规章和政策的正式制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观念、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张云飞（2015）提出应加快步伐转变现有粗犷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以生态环境管理为手段，以生态效益为发展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三、生态文明审计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1992年，环境审计委员会（WGEA）正式成立，该组织在国外掀起了环境审计理论与实践交流的高潮，国外学者对环境审计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Ammenberg（2001）、UNCTAD（2004）认为为了保证生态文明审计的效果及审计报告的公平性必须保证审计主体地位相对独立性并同时建立一套系统的生态效率指标。DixonR（2004）、ChiangC（2004）提出应当在以财务审计师为主体的审计团队中补充专门从事环境状况审计的审计人员，从而可以相对独立的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审计制度的建立。Nicolace（2011）提出生态文明审计是对与生态文明有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连续的、有证据的客观验证过程，生态文明审计应被视为一种有用的环境管理工具。Evans（2011）利用工厂层次数据分析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上的重要作用。Banerjee（2016）通过整合及优化经济环境核算体系及各类资源价值计量模型，认为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政策实施前后潜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为生态文明审计的价值审计提供了坚持的理论基础。国际最高审计组织（INTOSAI）提出生态文明审计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反映经济主体是否遵守相应法律法规的生态文明制度执行性审计，二是反映经济主体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态文明制度效益性审计，三是反映生态文明政策合理性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适应性审计，四是反映预防风险的生态文明审计制度完备性审计。2.国内研究综述。我国对环境审计的正式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环境审计正式成为政府审计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资源环境审计第一次被视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标志着环境审计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生态文明审计作为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被学者广泛研究。刘家义（2012）、唐洋（2014）在对环境审计本质属性（受托责任观、免疫系统观）阐述的基础上提出目前环境审计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于项目本身的绩效性，研究内容较为微观，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层次与要求更高，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审计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审计机关履行生态文明职责的具体措施之一。孙晗（2014）利用PSR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并结合费用分析、风险分析等实证方法验证了环境审计在应对生态危机中的重要作用。刘西友（2014）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平衡就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审计工作格局，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审计。沈洪涛（2014）从会计的管理和监督两大职能以及会计的受托责任观为切入点，认为会计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构建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征收环境税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企业层面应当构建生态会计系统和生态文明内部审计，履行企业生态文明保护义务；社会层面公开环境信息，建立对话工作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生态文明保护意识。马志娟（2014）将生态文明与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相结合，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审计要素、实施路径、审计方法，为构建生态文明审计框架指明研究方向。郑国洪（2015）定义了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认为具备监督职能的生态文明审计应作为国家治理的途径之一，并对生态文明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以及生态文明审计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乐锦（2016）在分析国外机构及学者对环境资产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及国际实践，并结合我国现实状况提出采用预期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未来回报的折现值估算生态系统资产价值，为生态文明审计奠定坚实的审计核算基础。唐滔智（2016）以京津冀等六省环保资金审计为例，提出生态文明审计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审计涉及知识面广、内容多、资金来源广、每项审计内容重点不同，无统一审计评价标准、资金使用部门较多等难点，并提出了现阶段生态文明审计实践的重点依然应当是财政收支审计。都新英（2016）以政府审计在河南省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出了政府审计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及在实践过程中制约政府审计的一些问题，为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我国现阶段针对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制度及生态文明审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及内涵研究，尤其是针对生态文明审计尚无具体的进阶路径研究及具体实施案例研究。结合国内外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人认为生态文明审计的内涵是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生态或环境存在影响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的一种新兴的审计业务。现阶段在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审计可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节能减排审计三个方面作为试点开展生态文明审计（王爱国，2015），生态文明审计宏观上应至少对以下内容进行审计：（1）生态文明制度的健全性、科学性、合理性、可执行性、效益性；（2）与生态文明意识有关的文化内涵、文化素养、公民意识等的认可度和范导性；（3）生态文明建设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4）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经济性和公平性。在审计过程中可以采用绩效审计“5E”性要求构建生态文明审计具体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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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旭.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创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02):5-7.
[5]巩固,孔曙光.生态文明概念辨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5-23.
[6]沈满洪.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和优化选择[J].环境经济,2012(12):18-22.
[7]张云飞.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1):91.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得到国家的鼓励与支持，与经济法直接相关。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完善，同时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条件下经济法理念调整与重构的策略。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法理念；调整；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长期性与战略性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同时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所以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经济法理念，并充分发挥经济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法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条件，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紧紧把握经济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契合点，进一步明确经济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的差距，将其中存在的不足找出来，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调整经济法理念，这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非常有利，同时还能促进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经济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果的统称，其前提在于人类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根本宗旨，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必然要求，要求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调控经济运行、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法二者之间关系密切。
（一）在贯彻生态文明原则的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经济法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公平正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人文、地理条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况下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这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不符的，经济法可以充分发挥其制约性作用，对经济领域展开宏观调控，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通过支持落后地区等策略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对贯彻生态文明公平公正原则非常有利。
（二）经济法理念的观念性对生态道德的维护有利
从中国社会现象中可以看出，现在人民的生态道德观念发生了严重扭曲，因为高能耗的企业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受到了很多经营者的追捧，这些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法可以对这些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诚信机制，在社会中形成一种生态道德氛围。经济法理念可以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同时还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改善。
二、我国经济法传统理念及其调整
近年来经济法理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改进，并形成了与我国特点相符合的经济法理念，这些理念往往涉及到社会发展及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内容，且这些理念基本都能够与整体经济价值及我国的相关政策目标相符合。但是，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来看，其中始终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被提出以后，很多理念已经不能与国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所以，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要求，并将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一）对公平理论进行调整
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传统经济法理念调整的重点，在这种理念下制度与立法都对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实现有利，缺点在于没有考虑到纵向的代际公平，从这一点来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严重不符。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生态资源进行协调和管理，利用一些经济和法律手段设置出更高的资源消费价格，以生态公平为基础实现实质上的公平。
（二）调整经济安全理念
传统经济法理念过于强调时间与空间，将经济安全观的焦点放在了规制市场主体及经济行为等内容上，严重忽视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等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协调，从全局发展的高度出发，对资源进行开发及配置，并对区域平衡进行充分考虑，基于等价赔偿等理念重视对研发领域的投入，减少对传统石化资源的依赖。在经济法建设过程中，应树立起整体生态观及循环经济法理念，不再受到地域等条件的限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均衡的实现。
（三）调整经济效益理论
经济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也直接决定了人们会过多地关注在经济上的投入及产出，市场主体的热情会被激发，以此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现在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这种效益优先的理念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在社会本位时代的发展，与此同时，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并未合理地反映出环境成本，经济法的约束力也比较薄弱，没有将环境成本纳入到经济核算中，这种情况下获得的经济效益必然是不准确、不客观的。
（四）调整经济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法理论更加关注速度，而生态文明社会更加关注发展，更加重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利用高污染与高消耗来获得的高速发展必然不会长久，经济发展应该对社会、自然及资源三方面问题进行全面考虑。
三、对我国现有经济法理念进行重构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
在对生态自然观进行论述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中使用了大量“物质变换”理念，利用对这一理念的阐述，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通读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向我们呈现了自然生态图景，并深刻阐述了在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出现的严重问题，还指出了物质变换断裂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很明显，资本惯性逻辑违反了自然观，此外，还提出了观念与制度的变化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路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经济技术理论的一种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为基础，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起到的指导性作用。经济法可以对配置社会资源的相关法律进行协调，将物质变换理论纳入到法律中，这不仅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符合，同时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二）树立全面的生态价值观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起到了主体性的作用，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突出建设生态文明中人的主体地位，这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支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关键点之一，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们共享是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传统经济法过分追求经济发展，因为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认识不够，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现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能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真正将人与自然均看做平等的经济主体。这样才能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投入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如果人与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冲突，应该对各种危机和矛盾进行妥善的处理，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得到构建，使人们的物质和生态需求均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三）对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秩序观念进行强化
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过程中，主要涉及到了经济、社会、生活及政治等方面秩序，这些秩序就好比机器中的零件一样，在社会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各秩序之间形成一种均衡发展的关系，在这种态势中使得我们在强调秩序的过程中不会过分地偏向其中的某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受到忽视，生态文明建设应充分强调均衡。
四、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法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只有几十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其中也不乏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积极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对经济法中的公平理论、经济安全理念、经济效益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调整，并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树立起全面的生态价值观念、强化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秩序观念等方面重新构建经济法理念。
作者：戴艳萍 单位：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J].河北法学,2008,(2):2-17.
[2]顾华详.我国经济法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探讨——兼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发展的30年[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8,(2):33-51.
【关键词】 生态文明;新常态;制度化;法治化
党的十以来，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14年5月和7月同志重申适应新常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得出，新常态理论概念来源于问题倒逼，客观世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新情况、新变化，而导致的一种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从根本上讲还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来看待，单一研究经济系统量的增加和结构改善，本质上仍然循着经济增长的路径展开，根本没有找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联系的切入点，结果，经济增长了、环境恶化了、资源耗竭了，人类生存基础削弱了，生态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亟需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
在系列有关生态文明建设论述中，全面阐述了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的四个维度：
一、生态文明建设民生化
生态也是民生，同志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是对生态产品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民生内涵的丰富发展，深刻揭示了民生与生态的关系。同志指出，保护生态环境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过度强调人的控制力、胁迫力、创造力，忽视生态环境反作用的理论必须加以纠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生产力学说的深刻阐述，即生产力的两大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生产力的终极目标是民生福祉，而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就是满足民生化，因此改善生态环境与民生吻合、锲合、融合，才是生产力之说的真正意义所在。
生态文明新常态与民生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态文明新常态是解决民生问题、提升民生质量的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民生化又反作用于生态文明新常态。
1、生态文明新常态是解决民生问题、提升民生质量的前提和条件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新常态就是改变过去“唯经济GDP至上”到“民生至上”，改变过度依赖“经济索取自然”到“人、经济、自然系统和谐发展”，转变“经济高速增长”到“中速或低速增长”进一步让自然系统自我修复、改善生态环境、释放生态红利。
2、民生化反作用于生态文明新常态
民生问题反映出人与人、人与土地、人与水之间的生态系统是否和谐，系统与系统直接的耦合协调度是多少有关的。自然禀赋不同、生态环境差异、人才技术多寡等相互作用，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而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给出了出路和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
二、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化
同志要求采取系统思维的方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中，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来操作。“五位一体”总布局中，五大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但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像其余的四大建设那样具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它融入或渗透于其余的四大建设中。
1、政治生态
政治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条件，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于人类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所引起的，因此制度框架的优劣影响环境好坏。同志谈到，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政治制定的制度框架下生产生活主线与生态文明建设主线应该是一条线，并且两线起点与终点都应吻合重合。良好的政治生态才会是其余三大建设的保障和前提，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成功必有我作为”的政绩观。
2、经济生态
经济建设面临两个突出的矛盾：一是经济总量扩张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以及自然资源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矛盾;二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容量有限以及环境容量利用率相对低下的矛盾。经济生态就是要摒弃经济逆生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传统思维，发展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化、生活低碳化等，做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并且实现“人不敌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天人和谐”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摒弃“唯GDP之上”、“唯经济”等错误理念。
3、社会生态
社会不同程度地显现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缺失、社会秩序失谐的状态，很多人是物欲横流、贪欲无度。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也破坏了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一旦遭到破坏，比自然恢复更难。因此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即为生态利益和谐。不要只指责别人破坏环境，可以说在环境变坏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在为破坏环境推波助澜，只不过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因此，环境问题是一个人人有责的公共问题。生态利益和谐，不仅表现在与人与自然之间，更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因此，取之有章，用之有度，这个规则在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同样是规章、规律、规则。公共空间、公共产品容易搭便车，生态利益和谐是生态公平共享，实施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同代人处理当代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即代内生态公平正义的问题，以及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即代际公平享受生态利益的问题。
4、文化生态
同志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文化本身也是一种生态系统，生态文明里最为核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古到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伦理学、美学等讨论的重点，古代“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精髓，到今天，依然具有先进性。“经济―社会―环境协同论”、“可持续发展”都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认识的升华，而它们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缺乏可操作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硬指标，体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标杆。同志提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保护生态和发展不只是写进文件的政策和理念，而是要融化为人民的文化自觉和生活自信。
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同志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为此，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机制。
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根据不同制度的性质和种类，立法机构和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组织专门的队伍，对已有的制度加快完善，对欠缺的制度要加快制定，有些制度可以边试点、边完善。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完善，我国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不少重要的制度还欠缺，许多方面的制度实践还是空白。这种情况必须加快改变，制度建设将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
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
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宽不宽在于法治，让法治守住生态文明的底线，用好市场、科技等手段，严格执行各项环保政策法规，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引导市场主体、市场资源更多进入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用法治保护不断升级的生态文明科技成果，提升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能力。
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亟待改变当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确立“生态立国”的战略，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法治保护主流化。因此要做到：一是修改完善环境保护单项法，解决好环境保护单项法与《环境保护法》之间以及单项法之间的重叠、矛盾和冲突;二是加强环境资源保护领域立法，填补生态法律体系内容空白，构建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三是配套的环境行政法规、规章以及部门的设置，为生态文明新常态保驾护航。
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是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的核心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民生化、系统化、制度化、法治化，既源于传统东方文化，也吸收了西方文化，是两者融合再创新的产物，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对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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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
兴奋，是基于一种反思，让我们看到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升华。
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发展观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
第一次，由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工业革命后，人类走上了征服大自然的征程。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代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绝灭……
第二次，由征服自然到对话自然。20世纪中叶以来，有识之士越来越看到了传统工业文明可怕的未来。1961年，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激起人们对传统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反思。
第三次，由对话自然到尊重自然。这就是十七大提出、十充分阐述的生态文明建设。十报告强调，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宣言，又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科学发展观，意味着我们党不仅对民族负责、对当代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对未来负责。
亲切
亲切，则是基于自身的一些经历。
记得30年前选修《生态学基础知识》的时候，我就被其中奇妙的生态现象、生态规律所吸引。西部大开发启动后，我开始作生态化的思考。世纪之交，参与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便把生态化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一并提出，并在目标定位上加入“美丽”二字，即：“建设富裕文明美丽的新雅安”。为了探讨“生态化”，在2001年7月雅安市社科联举办的跨越式发展研讨会上，我提交了《关于生态化的几点思考》。文中，把生态化概括为“再造秀美山川，把生态融入经济发展之中，塑造生态文明”，并分别作了简要阐述。这篇短文经修改后，以《西部“生态化”雏议》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2年3月9日的“百家谈”上。
有了这样的经历，今天学习十对生态文明的精辟论述，倍感亲切，也有点欣慰。
“想入非非”
“想入非非”，是基于一种刺激，这是由“美丽中国”四个字引发的。
看看我们四川的新农村建设，要问“美丽中国”美在哪里，我会大声说：最美在乡村。田园美的一个新兴元素――“微田园”，尤其让人联想丰富。
“微田园”，源于农民在建设美好新家园的实践中的创造，是新村建设实践中的否定之否定。最先，农民的梦想是，把乡下的家园建得像城市一样，让新村像城市一样“洋气”。乡村建设照搬城市建设的模式，其结果适得其反。
绵竹市清平新农村综合体是“微田园”的命名地，在建设过程中，清平的老百姓把“小花园”改成“小菜园”，被命名为“微田园”。
实践证明，建设这样的“微田园”， 打破了钢筋混凝土崇拜和城市景观崇拜，既有效利用了日益珍贵的土地资源，又富有农家情趣，让新村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有了这样的“微田园”，我们又看到了新村里面独特的田园之美、和谐之美。
一年来，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新圩镇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县委发展战略，紧紧围绕我镇中心工作任务，找准立足点，发挥着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2019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从更深的战略意义、更高的目标追求，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设立微信工作群，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坚持“四同”机制，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突出学习重点，打造学习型党组织。一是狠抓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精心制定了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并及时下发了《新圩镇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每周例会制度、中心组学习考勤签到制、中心发言制、学习通报制、一把手负责制、集中学习反馈制、考学、评学、督学、述学制度。建立健全了中心组秘书档案，抓好学习的考核评分。建立中心组学习经费保障制度，确保中心组学习调研、学习、购书有经费。
三是坚持领导干部“微党课”制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分村分支部举办各类座谈会、宣讲会，开展专题讨论和“学讲话用讲话”心得交流活动，党政领导坚持每周上一堂“微党课”，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使广大群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努力创业，勤劳致富。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在舆论引导与对外宣传中，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尊重舆论宣传规律，讲究舆论宣传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全镇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进一步健全完善新闻“三审制”，搭建信息互通的平台，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别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导主动权。
二是丰富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投入12万元，先后在各村建立固定的群众工作宣传栏，在镇区、政府院内设立了大型不锈钢宣传廊，宣传“”、基层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政法治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
三是主动出击，切实加强对外宣传。积极投稿，一年来共投稿9篇，对脱贫攻坚、安全生产、“”、雁过拔毛式专项整治及其它工作等先进经验和典型进行了推介报导。
四、弘扬社会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是领导重视，软件硬件有保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顾问，镇长任组长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有关工作，做到“资金有保障、机制更健全、活动有载体、建设有阵地”。建设了功能齐全的综合文化大楼，建成了休闲广场，在各村配置了农家书屋，完成了村村响工程。完善了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机制、责任机制、督促机制和投入机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有关单位、各村，对其责任规定和标准要求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做到“活动前有动员、有布置，活动中有检查、有反馈，活动后有考核、有总结”，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二是活动丰富，文明创建有成效。一是深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举办了二届蓝球赛；二是广泛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我镇深入开展市级文明镇创建活动，村民文明素质和村庄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三是开展“平安家庭”、“好婆媳、好邻居”评选活动，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无封建迷信、非法宗教、邪教发生。四是开展美丽镇村、洁净镇村行动。坚持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美丽镇村、洁净镇村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农村三改以及农村环境清理。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定期组织卫生检查评比，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序化水平明显提高。
五、立足当前抓谋划，助推工作上台阶
一年来，我镇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明年，我镇意识形态文化工作必须围绕“树牢新理念，引领新发展，全面建小康，打造新新圩”主题和全年工作目标，着力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干劲、增强实效上下功夫，努力在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文明创建和文化发展上取得新进展，不断激发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工作激情，为推进我镇经济社会大发展，为建设“六新新圩”提供坚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一）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继续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龙头，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一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党委书记做到重要意识形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意识形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意识形态事件亲自处置。
（二）坚持不懈抓好理论学习。以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创新理论学习方式，丰富理论学习内容，不断完善落实好理论学习活动。围绕学习贯彻中共江华县委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联系我镇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探索美丽镇村建设和洁净镇村建设的新途径。
（三）切实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结合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扎实推进事关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宣传活动。加大经济宣传、主题宣传和典型宣传的力度，大力宣传全镇上下开展“”学习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用讲话交流”活动，推进敖泉跨越式发展的昂扬斗志和成功经验。
（四）继续拓宽对外宣传渠道，不断提高敖泉知名度。积极探索网络宣传和管理的方法，扩大对外宣传渠道。加大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对外新闻报道跟踪协调力度，从严把好关口，防止出现影响我镇形象的不实报道。
（五）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加强宣传思想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政治更加坚定、眼界更加宽广、业务更加精湛、纪律更加严明、作风更加务实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进一步提高宣传思想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进一步加强网评员和舆情监督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乡镇党委2019年半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半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县委“2344”发展方略，紧紧围绕我乡中心工作任务，找准立足点，发挥着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现将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从更深的战略意义、更高的目标追求，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同安排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设立微信工作群，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突出学习重点，打造学习型党组织。一是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开展‘我为三大主战场献一策’的大讨论。党委书记亲自带头发展发言讨论活动并带头撰写调研讨论文章。二是狠抓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精心制定了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并及时下发了《龙洞乡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每周例会制度、中心组学习考勤签到制、中心发言制、学习通报制、一把手负责制、集中学习反馈制、考学、评学、督学、述学制度。建立中心组学习经费保障制度，确保中心组学习调研、学习、购书有经费。今年围绕意识形态、脱贫攻坚、“一条例一准则”等内容共组织中心组学习4次，干部职工上交各类心得体会30余篇。三是坚持领导干部“微党课”制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分村分支部举办各类座谈会、宣讲会，开展专题讨论和“学讲话用讲话”心得交流活动，党政领导坚持每周上一堂“微党课”，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使广大群众树立自力更生“造血”扶贫理念，与时俱进，努力创业，勤劳奔康。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在舆论引导与对外宣传中，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尊重舆论宣传规律，讲究舆论宣传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全乡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进一步健全完善新闻审查制，搭建信息互通的平台，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投入20余万元，先后在各村设立了大型不锈钢宣传廊；在政府院内，设立宣传栏，宣传“两学一做”、基层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政法治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惠民政策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三是主动出击，切实加强对外宣传。积极投稿，半年来共投稿10篇，苍溪手机报、苍溪等媒体对我乡脱贫攻坚等先进经验和典型进行了推介报导。
四、弘扬社会文明，践行核心价值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民风淳化和环境整治为重点，不断提升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一是领导重视，软件硬件有保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顾问，乡长任组长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有关工作，做到“资金有保障、机制更健全、活动有载体、建设有阵地”。在后河、大元、茅坪等5村标准化打造了文化室、戏台，全覆盖配置了农家书屋，完成了村村响工程。完善了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机制、责任机制、督促机制和投入机制。二是活动丰富，文明创建有成效。深入开展了群众文化活动，参加全县“秀水杯”篮球联赛；广泛开展“四好村、乡风文明”创建活动，村民文明素质和村庄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开展“龙洞好人”评选活动，大力弘扬典型力量和好人文化，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无封建迷信、非法宗教、邪教发生。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定期组织卫生检查评比，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序化水平明显提高。
五、立足当前抓谋划，助推工作上台阶
半年来，我乡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新闻上稿数量不多，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继续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龙头，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一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党委书记做到重要意识形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意识形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意识形态事件亲自处置。
（二）坚持不懈抓好理论学习。以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创新理论学习方式，丰富理论学习内容，不断完善落实好理论学习活动。围绕学习贯彻县委第十三次党代会一次会议精神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联系我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组织广大理论工作者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探索美丽村庄文明乡风建设的新途径。
（三）切实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结合“脱贫攻坚”奔康步伐，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扎实推进事关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宣传活动。加大经济宣传、主题宣传和典型宣传的力度，大力宣传全乡上下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龙洞跨越式发展的昂扬斗志和成功经验。
[关键词] 生态文明村 政策网络 海南
海南省创建文明生态村是在世纪之交借鉴兄弟省份的经验,结合“三个代表”思想在农村的实践,走出的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农村建设之路。文明生态村是指生态环境与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村,包含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建立生态文化三方面内容。文明生态村的创建,一开始就是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生态省建设的细胞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来设计的。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之时,海南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已经开展了近五个年头,它成为海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创建载体。
《海南省 2002-2009年文明生态村建设规划》中提出了建设文明生态村的目标和任务,2002～2006年建成文明生态村8361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23310个的37%;到2009年建成文明生态村13584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58.3%。《规划》同时指出要多渠道落实文明生态村建设资金。至2007年底,全省已建成文明生态村7774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33.4%。2008年计划创建1503个。“十一五”之后,再经过10年的努力,在全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时候,海南农村将全部建成文明生态村,实现具有海南特色的绿色小康目标。
文明生态村建设是海南农村发展的长远计划和目标,如何维持政策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根据《海南省全省338个文明生态村建设情况审计调查结果(第3号)》,文明生态村创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创建水平参差不齐。省和市、县两级文明生态村示范点创建工作成效显著,其他村在建设中效果不十分明显,有的村则应付了事。二是创建后投入少、巩固难。338个文明生态村大多依赖于当年创建一次性投入,之后很少投入。市、县对文明生态村创建后期投入资金有限,且多数投向示范村,没有很好地捆绑各项涉农专项资金向文明生态村倾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文明生态村的巩固和发展。三是尚未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生态经济,338个文明生态村除了一些集体土地发包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收入,也没有村办企业,由此制约了文明生态村的各项建设。四是公共卫生管理不到位,一些生态村创建后,由于没有安排专人负责环境卫生,也没有将任务分解到户,多数文明生态村“脏、乱、差”反弹严重,家禽家畜粪便等垃圾无人清扫,柴火杂物乱堆乱放的情况比较普遍。五是文化活动室未能发挥其功能。338个文明生态村大多建有文化活动室或党员活动室,但真正发挥作用的不多。如保亭县15个文明生态村活动室中有11个没有一本藏书,有些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六是个别市县及部分村庄在创建中未量力而行,有三个市、县因创建欠债155万元。
从政策网络的视角来看,上述政策的网络节点不平衡,运行机制不完善,网络稳定性不强。我们可以从政策网络运行特征的四个方面对以上政策进行分析。
1.信息、资金、物质资源的沟通与流动。政策网络的出现是因为政府对政策资源的需求,公共政策是公共和私人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在互相依赖的行动者的网络中完成的。网络利益相关者之间资金、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流动是政策得以维系的命脉。在上述案例中,资源的流动没有充足的动力源泉。首先,海南政府手中的资金捉襟见肘,社会各界、华侨资助更是有限。资料显示,2004年,海南省工业增加值仅占全省GDP的17.8%,明显低于世界34%的平均水平和全国46%的平均水平;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44.8%,落后于47%的世界平均水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全省GDP仅为790.12亿元,在国内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中排名第28位,只高于宁夏、青海和。海南整体的欠发达和文明生态村创建的高标准形成了严重的矛盾。从技术资源来看,海南省科技厅2007年专项调研表明,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是全省各市县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各市县现有的高、中级人才大都集中在教育、医疗系统,农业、海洋渔业、信息产业等行业内技术人才均告缺乏。从信息流动来看,文明生态村的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上传下达,各市县、乡镇政府到各村委会,完成任务迎接检查的心态依然在。
2.政策网络各节点的彼此信赖。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政策网络中来,不是被动的利益出让而是主动的相互支撑。网络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无疑会降低政策创新中的交易成本在上述政策执行中,政府和农民之间、企业和农村之间、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处于非平等的状态,村民有怀疑,村干部也有抱怨,相互的信任依赖感缺乏,导致政策创新真正落实到基层时已经变形走样。笔者在万宁市优秀村干部培训课上了解到,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文明生态村创建成了简单的打扫卫生,上面来检查,村干部连农民随地吐痰都得管。
3.政策网络的开放性。政策网络的开放性是指政策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和对非正式关系的重视。上述案例中政策网络相对封闭,几乎是各级政府唱着独角戏,农民、企业和社会各界较少主动性,还没有成为政策创新的主体,尤其是社会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海南农村生态环境优越但是农村教育落后,历史上的封闭和多民族的杂居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文化“场”――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文化,自给自足的商品意识和保守的现代观念。文明生态村建设不能不考虑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并且要合理的将它们纳入政策网络之中。
4.网络的秩序化。政策网络理论认为,网络需要管理。一旦参与框架达成,保障框架有效运作的政策工具必须是权威性的,并依靠一套制度安排来实现。因此,政府的作用还在于保障整个政策网络的合法性。制度主义经济学也认为,制度增进秩序,秩序鼓励着信赖与信任,并减少着合作成本。需要强调的是“网络管理者的任务不在于引导组织的行动方向,而在于通过选择行动者和资源,影响网络条件,创造和维持行动者的沟通渠道及应对策略复杂性等活动,促成行动者一致行动,提供实现互动和合作的机会,从而提升公共政策创新的效率、效果和效益。”海南省政府在上述政策创新中是主导者而非网络管理者,面对文明生态村政策网络的脆弱与不足,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以创建个数论英雄,而是从长计议强化政策网络。首先,经济体制的创新是该政策网络的动力所在。文明生态村建设资金不能只依靠单方面地给予而不是双方的互动,在海南全省城镇化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要求对农村进行“反哺”,这种“单纯型/保障型反哺”缺乏经济基础,只有侧重“效益型反哺”,即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致力于提高效益目标的反哺,才能真正促进海南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其次,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加强技术培训、引导农民劳务输出是该政策网络节点平衡的关键所在。第三,搭建信息、技术交流平台,提高社会各界对该政策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形成围绕政策目标同心协力的政策网络系统。
参考文献:
[1]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统计表.海南日报,2008-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