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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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课程教学 经济理论 经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34-02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及教学的任务,有着极为特殊的课程及学科发展的地位。从该门课程的理论性、政治性上来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学说体系。从该门课程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功能及社会历史观的功能上来看,它又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视角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过程及其趋势的指引器;从该门课程在当今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性、应用性方面来讲,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矛盾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理论知识工具。它所具有的理论性、思想性、功效性成为该门课程最具有价值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及知识结构创新的需要,对该门课程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变革的要求。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也越来越凸显出六个方面所应给予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及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中矛盾现象的分析和判断,例如,商品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内容和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矛盾性、斗争性和针对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关系、所固有的本质及其变动发展的历史逻辑轨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然缺少了其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经济关系变革发展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的研究。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就要求将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与非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关系、经济矛盾的研究并重;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中存在的特殊形式及其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不同方式的结合融合也应成为教学研究和讲授的重要内容。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逻辑性应与现实性普遍性的要求相结合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往往重视和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对经济理论、经济范畴的系统性逻辑性历史性地讲授和研究,因而一些经济范畴、经济理论往往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内在的联系性。
在今天,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出现了新的存在方式。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的含义及所阐明的内容和范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拓展。例如,资本这一范畴的概念及其理论,包括资本的来源,资本的职能,资本的流动,资本的投资,资本利润的来源及形成和构成,资本之间的联合兼并及重组等等;再例如,一些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过程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又具有了一些相近的特点及变化的规律,如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些相类似的矛盾和特点等等。
对许多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必须作出符合当今客观社会发展现实的解释和说明。没有这种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结合,没有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没有这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就无法去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
三、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研究应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的是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社会总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矛盾运动等本质性总体性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不仅关心这些本质上的规定及其结论,也同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发展现实中所出现的经济理论及经济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求更好地去认识和把握我们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质的规定性的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客观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这些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既涉及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比较,也涉及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和深入地解释和分析,并同时也涉及到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的手段、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及其综合的评价。
所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也应构成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中最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注重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上的交叉和互补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于理论经济学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带有浓厚的理论经济学色彩的教学,往往以讲授和分析一般经济理论、经济过程、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为主,更多地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中一般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规律产生的方式、作用及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往往除了具有制度性、一般性的特点外,往往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同时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汇率问题,物价指数的变动,利率水平的变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失业与就业问题,居民收入的变动与消费水平的变化,货币资本市场的问题与发展等一系列诸多的具体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但无法回避这一系列具体而又现实的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还应有意识地主动地去联系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给予正确地分析和解释。因为许多一般的、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存在及演变都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有着无法割裂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因而,恰如其分地借用和引入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并有机地融合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之中,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给予尽可能深入地、必要地解释和分析,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不断丰富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应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理论观点的融合和借鉴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本学科领域理论和知识的讲授和研究,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自身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虽然也十分注重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但这几乎全都是经济学本身学科体系内部理论观点的比较借鉴和运用。
然而在今天,政治经济学所要分析和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所固有的范围,往往需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融合和借鉴、借用和引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以综合性的分析、说明和判断。这样,通过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全面性综合性的对于现实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作出尽可能广泛性综合性的讲解和分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也十分必要。
我们以前往往批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割裂与阻断,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割裂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凸显的特点,就是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它们都是从不同方面对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应特别注意经济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和观点之间交叉和融合,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补充进去更多地广泛性、深刻性和综合性的内容。使我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和全面,有效地克服和消除原有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
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把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功能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学习功能有机地相结合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有着重要和独特的宣传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并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全面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性、规律性和方向性。
但是,仅仅注意和单纯强调这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介质才能加以传播和接受。否则,只能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很难取得真正有效地宣传和教育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产生的历史逻辑来讲,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并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及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所得出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没有对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要崇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就必须用理论和知识去教育我们的学生,武装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认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建立在一般的思想宣传教育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掌握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并懂得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才是最为可靠最为坚定的。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必须加强和丰富对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讲授,同时要对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经济理论、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过程及复杂的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地讲解;加强和提升该门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解释和回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思想理论教育的结果与学习知识所获得的科学能力才能同时内化为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从而真正地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目的性和作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应关注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和主要内容,而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加和赋予了该门课程新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推动该门课程在教育教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及内容的创新。对这六个方面问题的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会在许多方面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使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体现出更多的时代性、理论性和知识性,使我们的课程教学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好地去回答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热点和难点问题,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从而极大地提升它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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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目的在于研究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并且侧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劳动理论等观点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它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时代是在不停发展进步的，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生产关系，一味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时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政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有很多，首先，它强调商品的价值属性，认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1]。其次，商品价值是由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所形成的，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人类劳动。最后，商品使用价值不等同于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还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雇佣劳动力和剥削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方式，而共产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产品经济，生产完全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外，它还对人类历史上各个发展时期的经济做了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出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式。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形成、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货币的发展与形成、价格的形成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与成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首次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再次掀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思考分析，并解决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其获得的成就主要有：一是利用数学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研究[2]。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数学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数学也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利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理论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也能够更加精准地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经济理论。二是经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矛盾观，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三是国家关系理论[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资本市场国际化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这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给予正确指导。四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理论成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进步性，马克思是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社会经济调节理论的第一人，这一理论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一）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展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为前提，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完全的适用性和先进意义。然而，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现象，也不能完全地解决现代的经济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不具备完全适用性，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具有普适性。例如，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规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般原理，依然适用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有部分观点和原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对于这部分观点和原理应该舍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现代的经济发展中不能够完全适用。如生产劳动包不包括现代企业所谓的管理劳动和监督劳动？这些劳动是否也属于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能否增加商品的价值？另外，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等个别原理知识，都是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修正的理论。
（二）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适应时展的需要，首先要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年代，两大阶级具有很深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而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料，甚至能够成为商品生产者和股权所有者，两大阶级的关系和矛盾日益缩小。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福利待遇也更好，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基本没有。其次，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分工的细化，各个行业的专业性加强，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组织计划性更强，同时，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不良竞争将会导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二者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控制，这大大的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第三，市场的扩大发展，与生产无限发展相适应。市场的限制性发展，必然导致发生冲突，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拓了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这极大地扩大了市场的范围，缓解了市场与生产发展的冲突，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三）打破传统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行动指南，并不是教条，坚决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盲目地认定为教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理论与一般理论一样，都具有时代适应性，反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应用，反对坚持实事求是。教条主义是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相违背的，是不可取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应该根据各国、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与发展变化，合力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灵活应用个别原理甚至抛弃个别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时代先进性，以促进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照搬硬套也是教条主义的特征之一，即指完全套用教义内容，不做任何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句话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说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有所缓和，此时如果不管实际情况，仍然坚持“消灭私有制”，必须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稳定不利，这一理论明显不适合当代的发展。因此，要坚决杜绝照搬硬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创新与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原理在新时代的发展条件下已经过时。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完善一般原理，修正或抛弃个别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资本；传播；权力
顾名思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传播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斯迈思认为应该关注宏观的大众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即关注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宏观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作用，强调一种以‘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1]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着眼的是宏观传播显现的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媒介政治经济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宏观的研究层次、广泛的理论范畴、散见的理论成果等使得这个学派的学者没有明显的学术传承，甚至很多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分支，“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2]。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从总体上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制度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从西方社会的现实出发，将传播组织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通过考察传播组织与政治、经济权力机构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特别是经济权力关系对大众传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私人所有权控制的、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商业媒介对公共利益、公民权、社会民主的损害”[1]。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阐释和批判媒介在现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阐释和批判大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和权力在传播中的作用，从早期观察一个社会内资本和权力在媒介上的运作到关注国际传播中的资本及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传播不平等的现象等，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将传播放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民主自由等层面上加以考察。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时，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起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和机构化（structuration）”[3]，这样的三个起点背后都是资本和权力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进行阐释和批判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被认为具有四大特点：“历史分析；广泛的社会整体理解；道德哲学（价值观， 社会良好秩序）；社会干预（即实践）”[4]，其研究是在广泛的社会历史视域内进行的，媒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可以总结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语境 （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Praxis/Intervening）”[2]。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种背景与语境，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对权力运作以及控制机制进行图绘表现，描摹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关系；对权力与控制的图绘之后，站在一定价值基础上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最后就是对于研究发现的现实运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2]。资本是政治经济分析的重点，在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来源也是资本。
初始的政治经济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之内，关注其中的资本与传播的关系；而后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球化，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资本与传播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对传播的控制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传播的控制；国家在传播中的扩张――国家资本及其他权力对传播的控制；世界传播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及其权力对传播的控制。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作为一个流派，在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并在斯迈思等人的奠基开创作用基础上，根据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发展状况、研究主题等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创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1]。
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取向开始出现。主要的学者有斯迈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对媒介与国家、媒介与公共利益、媒介企业生产过程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期后，作为学派的发源地北美研究成果丰硕，这一时期除了斯迈思之外，席勒、托马斯・古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现；欧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尔丁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传播学者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时期研究已经涉及到媒介产品本质的研究、信息及文化产品的不均衡流动、传播中的阶级关系及斗争等等。现实的深刻变化（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场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断遭遇的理论挑战（后结构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挑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90年代进入反思时期，在结合世界发展思考一些研究话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理论的发展，结合世界发展深入探讨传播业的发展、研究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考察媒介私有化对媒介内容的影响等研究发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尔丁等人都在寻求贴近变化了的现实的研究问题，成果丰富。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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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范畴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0月28日
一、政治经济学范畴研究的背景
当今社会，各种经济学流派和学科交相辉映，显示出经济学发展的蓬勃生机，但是另一方面，各种经济学学派和学科的错综复杂，导致人们越来越无法认清具体的一门经济学学科。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现在的人们已经弄不清楚政治经济学到底是研究哪些领地，主要思想又是什么，甚至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二、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界定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是指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它包括所有制、分配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改变都会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另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也同样会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不断进步，所有制也会出现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所以，我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演变的，从它产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就是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后来演变成为经济学中经典的一部分。
三、不同社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范畴
（一）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及范畴。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蒙克莱田在其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公开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他在当时使用这一名称是想一次来说明他所论述的已不再是家庭管理问题，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如工厂受工业、商业、航海及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同时也包含了他向国王和王太后的建议和政策的内容。虽然主要是经济问题，但也涉及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二）从重商主义时期到19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科学。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产生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其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科学成分，致力于抹杀阶级利益的对立，用各种各样的辩护理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它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
19世纪四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他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捍卫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为了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根源。
在这一时期以前，政治经济学就代表了经济学的全部。
（三）19世纪中期后的政治经济学。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有两方面的事件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进而导致政治经济学的分化。一是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批判了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谈物的关系而回避阶级矛盾的“庸俗性”，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透过物而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二是部分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一词意义含糊，主张放弃这一说法，在经济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偏爱用“经济科学”和“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但是“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并没有随着“经济学”的流行而消失。
20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一股新政治经济流。但是它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完全统一定论。不同学者对于它的对象、范围、研究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关系，即社会和个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发现。这一发现使人们科学地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借助于道德、良心等意识来说明社会的变化，而是从客观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范畴，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与肯定等规律的方法论总称。其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强调下列方法：
第一，矛盾分析法。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就必须结合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入手。
第二，科学抽象法。要揭示事物的本质，都必须经过科学的抽象过程。对政治经济学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里说的“抽象力”，指的就是人们运用头脑对所研究对象的抽象思维能力。
第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过程也应从哪里开始，但历史经常出现跳跃或曲折，这就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它可以摆脱直观的历史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进行逻辑推理。不过，这又不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纯粹抽象推理。它必须结合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通过思维推理，以概括的理论形式，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重现历史的真实。所以，这种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有机统一和一致的。
第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质与量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包括质与量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如此。
五、总结
通过以上的陈述及说明，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是一个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变化的范畴，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如何对有限的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提高效率以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这种发掘潜在利益的方式和角度比较单一，所以统一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越来越多角度发掘潜在利益，出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学科，而“经济学”这一名称逐渐地代替了“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和交易两个基本方面，研究生产方面的即是“纯经济学”，而研究交易方面的则为“政治经济学”。“纯经济学”企图从人与物的关系调整（对资源的配置技术）中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政治经济学”企图从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对人的激励）中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他们分别研究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侧面，各侧面又可分出更为细化的方面，对它们的研究形成两类经济学的各种更细的分支学科。种种情况表明，政治经济学范畴已经并还将继续演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长久地进行。
主要参考文献：
[1]武建奇，.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界定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河北学刊，2005.11.2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生产方式；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努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就从未停止。早期的成果如李达的《经济学大纲》、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等，后续发展为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政治经济学，1978年之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但整体看，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尚待构建。一般来说，理论总是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由特定思维方法、假设前提和基本理论观点构成。理论的建构就是在一定的思想方法指导下，确立观念背景，确立独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确定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形成严谨的逻辑一致的总体观念结构的过程。本文关于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上述方面展开。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时代前提
时代的主题决定理论的主题。具体来看，中国目前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多种多样，机械化信息化生产与半机械化、手工劳动并存，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形式及具体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具有不同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和行为方式的主体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同时，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面临的各类矛盾凸显。
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显然，不再是阐述单一的、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而是主要说明支配不同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及主要内容
1、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规定，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最一般的表述，可以借用恩格斯在1859年《卡尔·马克斯》一文中的一段话，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研究对象的具体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中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下文中再次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
从一般性角度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从生产总体出发，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具有前后继承性质的生产方式在同一国家内部，在不同国家之间同时出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个别性问题，则是在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口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整体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多种生产方式共存条件下的生产、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消费的条件和形式。至于把消费纳入到研究对象范围内，是因为近年来消费借以进行的条件使得消费过程已经和资本积累过程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首先必须是特定生产方式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条件或基本形式。同时也应当包含该生产方式下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而且这一起点又包含着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所有矛盾由以展开的因素。
目前，中国商品生产条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生产要素的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将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山、森林以及银行等收归公有等方式形成的。当政府控制基本生产要素时，政府对于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价格的政策偏好必然对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现状及其发展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政府的相关经济行为对于整个生产总体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趋势性。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直接逻辑起点应是政府对生产要素的控制行为，包括这种行为的目标、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论述角度，这里将政府的经济行为确定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所依据的是现实的经济过程，而不是按照某一抽象的体系或者原则得出的结论。
3、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以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确定为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政府不同的生产要素供给行为对不同生产方式发挥影响的途径、方式和影响程度；
（2）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内涵，支配地位的形成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占有形式；
（3）目前各类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内在发展的动力和相关机制构建；
（4）目前的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动力和相关机制构建；
（5）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市场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的影响；
（6）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及基本矛盾，矛盾解决的条件和方式等。
（7）中国与外部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不同生产方式发展的影响。
通过这七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揭示研究政府行为影响下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不仅研究这些生产方式目前的形式和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发生联系时支配着它们的规律；而且研究这些生产方式自身变化的规律，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联系变化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考察这些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基本矛盾是政府通过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的发展能否转化为经济持续内生发展，特别是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研究方法，林岗、张宇曾经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这样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得到坚持和贯彻。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过程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应重视对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的分析，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予以主要关注。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对经济范畴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基础之上，而是从空洞的一般性原则出发，来认识和研究现实生产方式的走向及其历史命运，从而导致经济理论未能真实反映现实经济关系。脱离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既不能正确说明特定经济形态下，经济范畴的规定性，也不能正确说明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排列次序，更谈不上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正确地判断和指导。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面临学科边缘化和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弱化等一系列挑战，这实际也从反面印证了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重要性。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既可以是定性分析，也可以是定量分析。单一的生产方式会为数学方法的使用提供极大的便利。原因在于，单一的生产方式下，市场参与主体的类别较少，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明确。通过数学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各类经济关系之间的经济平衡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数学方法的使用有利于更准确直观地地把握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
中国目前生产方式的混合性特征较为明显，即使是同一生产力水平对应的也可能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占有方式。这给数学方法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应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通过定性分析，确定不同的经济参与主体的类别、他们各自的行为目标，行为方式、行为特征，把握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的途径和方式。以此为基础研究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占有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上仍要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在特殊研究方法上，既要发挥逻辑推理和抽象力的作用，又要充分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归纳，通过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归纳和抽象，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加具有科学精神。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其理论来源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及西方经济学。
1、应有区分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来源的地位
（1）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及由此得出的一系列规律不能简单照搬到对中国的分析之上。原因在于，这种特殊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目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混合经济的特征，同一个现象可能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2）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显然很不系统，不完善，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马克思自身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有关。这样一种初步的分析只是分析中国与外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起点。（3）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极扬弃的股份公司，还是作为积极扬弃的工人合作工厂，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及其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建立过程中可能发挥作用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的理论基础。
2、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系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特别是通过系统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使得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条件下生产总体的发展历史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得到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3、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陷入了庸俗经济学的窠臼。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毫无意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时展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待加工的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理论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做了准备。
参考文献：
[1] 张维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J].2009年第5期.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 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 载《高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宪法学 经济制度 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