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PoliticsattheUniversityof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WilsonChairofInternational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ofPeace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 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 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 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毛泽东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 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主权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 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 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关键词】民族政策；族际政治整合；族际关系
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内部族际结构是“多元”和“一体”并存，势必产生一定的张力，这是多民族国家出现民族问题的根源，有效地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得以维系、发展和稳定运行的基础。族际政治整合的理念和价值最终是靠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来完成。因此，有必要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视野下审视我国民族政策的效用，考察在民族政策对族际整合表现出的效力。
一、民族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政策是党和国家协调民族关系，调控民族意识，处理民族事务而采取的措施和规定，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依据和基本载体。从民族政策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民族政策在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对族际政治整合进程也产生深刻影响。世界上不同的多民族国家针对复杂的族际问题，曾采取内容各异的政策模式，有通过恰当的民族政策塑造和谐的民族关系而实现民族国家快速发展的成功典型，也有因民族政策失误导致族际关系恶化而引发民族仇恨和国家分裂的失败典型。而族际政治整合状况是民族政策在解决实际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中所产生的政策效果的评价标准之一，是决定某项政策或继续执行或调整或终止的依据。
二、基于族际政治整合的民族政策有效性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民族政策的实施给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证了国内族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同时实现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快速发展。因此，可以说我国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有效可行的，总体上予以肯定。就族际政治整合而言，从族际政治整合理念和目标的角度来考量，民族政策对族际整合产生了积极的效用，但还存在盲点和一定的风险。民族政策对族际政治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整合的作用和促使解构的力量同时并存的双重特点。
（一）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与族际政治整合
我国民族政策一贯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价值取向。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体现了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制定民族政策和进行族际政治整合都是国家基于现实国情和民族关系状况而采取的主动性政治行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另一方面，从民族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过程不难发现我国一些民族政策有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的倾向，这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有悖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理念，对族际政治整合产生解构性作用。
（二）民族优惠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优惠政策是国家为特定的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特定的民族因民族身份而享有优待的资格。我国的具体民族政策总体上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帮扶和补偿性照顾的特点。针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本身发展能力不足又无力实现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的现状，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民族优惠政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原则，在塑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就族际政治整合而言，民族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却是复杂的，民族优惠政策强调民族界别，难免会引起民族间的利益争夺、激发民族意识并加强民族整体性和内部认同，有悖于族际政治整合理念，损害族际政治整合进程。
（三）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一贯原则。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政策确立了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平等的社会地位，鼓励各民族相互交往学习，维护民族间和谐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能够有效地协调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促使族际关系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为族际政治整合奠定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基础。相对于突出民族特殊性、扩大民族差异的政策，有助于增进民族间的共同性，消除民族隔阂与仇恨，促进国家共同体的同质化建设。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政策符合族际政治整合的“求同”理念，能够强化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有利于族际政治整合。
（四）民族经济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我国民族间由于历史和居住区域资源环境等原因，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普遍相对滞后。制定实施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帮助和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也就成了民族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我国民族优惠政策也集中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从制定实施民族经济政策的初衷来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政策是可行有效的。近年来，民族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形成了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经济资源是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基本条件，民族地区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族际政治整合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就族际政治整合而言，民族经济政策对族际政治整合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存在诸多问题。民族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发展加剧了民族间的利益争夺与摩擦，加速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增加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唤醒各民族的利益意识，非理性发展的民族意识必定影响国家意识的塑造，损害族际政治整合目标的实现。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充分保证了各民族的政治权利，尊重了民族政治的历史发展，有效地协调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多元”与“一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蕴含的原则、理念及其在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在民族成分复杂和社会结构异质的多元社会中包容差异并从差异中营造和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自治者必然会对内强化认同并对外排斥，这很可能会滋生分离主义，危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因此，在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是“求同”的过程，坚持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六）民族文化政策与族际政治整合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民族看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民族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政策对族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保护、扶持和发展各民族文化，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增强了各少数民族主人翁的意识和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号召力。但我国民族文化政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突出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特显了民族文化差异和独立性，对族际政治整合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依赖于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必然需要尊重差异。但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民族文化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三、调适民族政策 促进族际政治整合
民族政策对族际政治整合的意义和影响毋庸多言，探析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要促进族际政治整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分析谈论的出发点，调整相应的民族政策来更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
（一）用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审视民族政策
在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上，相对于那些强化差异并使族际界别清晰化的理念，“求同”的理念更契合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 “强调‘同’或‘求同’的取向，并不否定‘差异’，而是以同为主，承认差异，但不去强化差异。”在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贯彻“求同”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民族政策，一方面要求把“求同”作为多进行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和基本考虑，作为设计制度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应用“求同”的价值取向检验既定的民族政策，调整那些强化民族差异或使民族差异固定化的民族政策。
（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变化了的制度环境必然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对族际政治整合而言，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注意规避由“自治”本身给政治整合所带来的风险，自治主体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难免会与整体或其他自治主体产生一定的张力。在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不仅是自治，更核心的内容是不同民族对共有国家的共管”。民族共治更符合当代体制的要求，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共治原理发展民族共治，应注重实现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的结合。此外，注重协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其他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能片面地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妥善处理民族自身的自治权与民族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的参与权，合理地划分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权限，完善国家权力结构。
（三）调整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边界
多民族国家在进行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普遍地会遇到这样一个两难问题，既希望通过相应的民族优惠政策促使相对落后民族取得较快的发展进步，增强各民族间的共同性，构筑同质化社会结构；而又不得不面对民族对尊重自身差别和特点的要求以及随着民族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对内认同。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就是要调整优惠政策的实施边界，对于在发展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不区别属于哪个族体，都应给予帮扶和补偿性照顾。调整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边界并不是否定民族优惠政策的积极作用及帮扶相对落后民族加快的正当性，而是要规避因以民族为单位的界别给族际政治整合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调整民族文化政策以构建文化共识
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可看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多民族国家针对文化多元性的客观现实，要进行有效地族际政治整合，构筑文化共同体，要吸收借鉴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积极因素，承认多元文化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尊重各民族文化及其发展民族文化要求，既不突出强调某一民族文化，也不忽视遗弃某一民族文化或将某一民族文化边缘化。“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彰显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更在于提倡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文化共识”。[5]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要求所有民族成员都认同自己作为更大共同体的价值，建立广泛认可的文化共识。
参考文献
[1]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民族工作研究，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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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张玉国译.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政治 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的。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着作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这种态度类型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政治秩序都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作为文化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政治文化会持久、间接地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策。不仅如此,从一国对外政策政治学角度看,政治文化在一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也发挥着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作用。”由于文化和民族价值观是社会化的并且根深蒂固,所以无论在大众群体还是精英群体中,大多数人都会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2],从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实践之间联系紧密,二者是互为塑造和加强的互动关系。一般说来,一国政府为了获得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考察并顺应本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考虑、情感和价值,即顺应”民意”,这样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趋势和走向。另一方面,顺应”民意”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又会反过来强化本国的政治文化。当然,这种互为塑造和加强的关系依照不同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状况体现出不同的强度和特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是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法观及其指导下的国际法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支撑进行剖析,并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加以阐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概况及其特点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孤立主义逐渐转向以加强国际合作,重视以建立国际机制为特征的多边”国际主义”。但考察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不难发现,美国在参与建立国际组织,遵守和维护国际法的同时,还有许多拒不参加那些大多数国家拥护的国际法、参加后又退出某个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公然违反国际法以及非法战争的行为。11不参加的情况这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未签署的国际条约,也包括虽经总统签署,但未被提交给国会批准或被国会最终否决的国际条约。历史上,参议院否决美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截至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否决的国际条约仅为21个,而批准的则为1523个。[3]在海洋法领域,里根政府于1982年表示不签署曾经由美国积极参与、推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参议院于1989年拒绝批准已经被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除了其中两个附件条文),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美国至今仍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是少数几个未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在区域性人权条约方面,美国一直拒绝加入《美洲人权公约》和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人权的公约。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美国政府至今拒不签署限制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并经常将危险废料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2年,布什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国际刑事法院,也不会考虑批准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迄今为止,美国仍未签署《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和激光致盲武器的两个议定书,从而使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摆脱国际法的约束,肆意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2.参加后又退出(或之后又加入)的情况冷战后,美国先后退出了几个被国际社会认可并普遍拥护的国际条约,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如2001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遏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一个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在内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国际条约同年12月12日,布什政府正式退出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举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对待国际组织方面,1984年里根政府因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而于当年12月悍然宣布退出该组织。3.公然违反的情况违反的条约涉及经贸、国际人权以及
一些战争法规则等领域。如1987年10月和1988年4月,美国海军战舰毁坏伊朗三个海外石油生产综合设施,违反了美伊《友好条约》多项条款和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接连违反人道主义法。如2002年曝光的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监狱存在着大量虐囚现象。2004年经曝光,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经常对战俘实施虐待行为,这些都严重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巴勒斯坦驻伊拉克的两名外交官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长达一年之久。4.非法战争行为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动了多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和授权的武装侵略、干涉等,严重违反了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国家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如1958年,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附近登陆,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1983年,美国为维护其在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对格林纳达发动武装入侵。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8年12月,美英发动”沙漠之狐”行动,空袭伊拉克。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美国着名报人、作家威廉。布鲁姆在其撰写的《谁是无赖国家》一书中,经过统计认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美国试图40个以上的外国政府,镇压了30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府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4]以上分类阐述的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从整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形式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有遵守的情况,也有违反等情况。从美国不时地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对待国际法的做法来看,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又具有明显的多变性。二是,双重标准的运用。这是美国国际法实践上的重要特征,尤其冷战后,这一特点显得更为明显。美国对待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态度经常以盟友和非盟友、”顺从的国家”和”无赖国家”为划分标准,执行不同的政策。三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以实力政治为基础,保持务实的指导思想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标在保持自由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以美国价值观为指导,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当规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和主导,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时,美国就选择单边主义,抵制、对抗国际法或”另起炉灶”。四是,体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建立并巩固世界霸主地位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在”霸权稳定论”的影响下,美国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正确的目标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法实践中体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覆盖了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谋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以强大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同盟为手段,动武、威胁、制裁、实行”新干涉主义”、利用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运用制度霸权或其他隐性霸权达到利己目的都是美国的惯用手段。[5]
二、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特征丰富的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必定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丰富、复杂的政治文化被视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原则。[6]之所以被视为核心原则,原因在于美利坚民族异于法兰西民族、日本民族,他们是靠一种政治传统而非突出的血缘和地域特征维系起来的多样化的人群。美国人的核心理想扎根于第一批白人移民保持的欧洲传统当中,与英国政治文化有较深的渊源。尽管目前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着述很多,观点各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和自治入手认识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托马斯·帕特森认为,”自由、平等和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所谓”自由”意味着,”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和思考,只要他们不是无理地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福利。””平等”指的是所有个人在道义价值、法律对待和政治要求上都是平等的。但这种人人强调的平等概念并不明确,而且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因为人们在天分和财富上的差异部分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人们坚信这种理想和政治原则,希望并要求美国政府作为民主政府,在主义之下尽可能?I卫个人权利和保卫财产。”自治”则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民是统治权威的最终源泉和正当的受益人”,以多数统治为基础。[6]自由、平等、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思想,而美国政治文化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包括一系列与”自由、平等、自治”相联系的其他原则。1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主张,人们应当采取主动,自己动手,积累自身福祉所必须的物质优势。”它是对个人首创性、自足和物质积累的一种承诺”。[6]它与清教思想和自由的信念联系紧密,认为美国是一个整体,而个人则构成了这个整体的基础,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前进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对平等理念的遵从。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才智和最大潜力去自由地探求自己的道路,而不必考虑不公正的待遇。由于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之间关系紧密,个人主义又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
它促使人们反对一切绝对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来自于国家、教会还是政党。[7]21多元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要求是踏上美洲土地的第一批新教徒的坚定信念,之后的几百年中,美国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新教的宗教崇拜。宗教信念是美国政治原则的基础,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教主张个人责任、克制、诚信、守信,是使自由主义不至于走向极端放纵的精神保障。在美国,虽然新教”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并潜移默化地、深远地制约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其成为有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8]正如布鲁姆所说,”要使不受合法的社会与政治管辖的领域获得扩展,唯一的方法是使其出于道德与政治知识要求的约束之下。”[9]这样在宗教的统一号召下,美国获得了一种”统一”,即美国人是一个整体,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盟。同时,这种”统一性”是与”多元性”并存的。”多元性”主张尊重个人和团体间的差异,承认并推动着多元异质的文化、价值观等。其强调的差异在个人主义的催化下让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个体和群体不致”沉沦”,并成为提升国家力量的一个源泉。31实用主义。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看中的是一件事情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拘泥于既有制定的原则,这样就为行动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实用主义既是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突出特点,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它指导美国的外交不致偏离实现国家利益的轨道,规规矩距地依据现实实力及每件事的具体情况确定外交目标和制定对外政策。41美国例外论。新教教义与特殊的历史让美利坚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特殊的命定感。杰里尔·a·罗塞蒂将其形容为”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美国”例外论”。[2]三者之间有很大联系。曾经弥漫美国上下的孤立主义与美国人认为自己并不具有侵略性、不喜欢操纵别人的”清白无罪”一脉相承。换句话说,美利坚民族最为例外,是上帝眷恋的民族,上帝希望它通过建立一个完美的”山巅之城”成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清白无罪”,即使做出了干涉他国、参与战争的举动,也完全是出于”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促进所有人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使命。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优越性,促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是美利坚民族的特殊使命。
三、美国政治文化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互动美国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偏好和思维方式,并对国民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美国,谁拥有权力?谁最终决定美国政府追求的对外政策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托马斯·帕特森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一是多数统治论,认为多数人决定了美国的各项公共政策,主张建立民治政府二是多元论,认为社会利益分化的后果就是许多政策必须通过与多元的利益相结合的权力来决定三是精英统治论,即美国国家权力掌握在一小撮地位高、影响力大的少数人手里四是官僚统治论,认为权力掌握在一批职业政府官僚的手中。从美国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权力在美国如何拥有和运作的问题。[6]多数统治论能反映”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理念,但大多数领域中的政策并不存在多数人的观点。多元论从民主和自由主义出发,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以及表达的合法性,但又不得不面对权力和政策再一次被少数特定集团”绑架”的危险。精英统治论和官僚统治论似乎更能解释权力的实际归属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但无论如何,这四种理论反映的共同问题是,在不同领域,国家权力的”归属”和运行模式不同,有些政策由大多数人的影响力所决定,另一些政策则反映了特殊利益、官僚或精英的影响力。美国政治文化既存在于普通美国民众中,也存在于决定和施行对外政策的政治精英中,既存在于利益集团中,也存在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主、共和两党中。这样,美国政治文化就借助这些”载体”实现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上文列举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虽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全部,却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不同个体、特定团体、政治精英、政府部门及职业政府官僚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对待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态度以及行事方式等,在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约制下体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另一方面,不管是维护多边”国际主义”,还是强调”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国际法不理不睬,甚至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非法战争,都会对美国民众形成明显导向,彻底扭转、颠覆或是加强既有的政治文化。比如,以美国不批准或不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为例。美国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忽视人权、践踏民主。虽然在美国国内,与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相对数和绝对上,都有最大数目的饥饿者、无家可归者和穷人,包括非法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并没有得到真正维护,但美国人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自立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如,扎根于美国民众内心的”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例外论”的文化和民族价值观使得美国在一战、冷战以及一些对外战争中的政策和行动被裹上了”道德说教”的外衣,虽然明知道大部分对外政策等同于一场道德讨伐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本意。当年为了赢得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向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并克服二战后的孤立主义倾向,美国政府找到了反”共产主义”这个靶子。共产主义被形容成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时至今日,”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美国才是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I卫者的政治价值观仍在美国政府”道德说教”和吹嘘对外政策成就的倾向下不断”发酵”成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及偏执情绪。在这种民族主义和偏执情绪之下,那些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都获得了实施的”合法性”。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为特征和基本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同时尽可能地迎合而非简单反对”民意”,并以此为基础,增进政策和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被美国政府实践了的政治文化又进一步强化着美利坚民族相对持久、稳定、复杂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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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政治学原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政治理论课。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学习后继专业课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该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国家形式、国家机构、政治发展、政治革命、国际政治等方面的原理，奠定扎实的政治学科的理论基础；系统掌握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最终形成和确立基本的政治思维。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得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道德观，可以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提高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努力成长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管理人才。
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性质和教学任务决定了它的两大特点：理论性和实践性。一方面，政治学原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及本专业的专业内容，揭示了政治现象的一般本质及政治的普遍规律，包括了诸如国家理论、民族、政党、政治文化、国际政治等内容。这些原理和内容构成了政治学原理课程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人是注定地、无法摆脱地要过政治生活的；人从出生取名、报户获籍到获得公民身份，再到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生活，享有赋予的基本权利，总在不停地进行政治实践活动，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社会实践为政治理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政治学原理揭示的普遍规律，来自于并指导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又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得到发展。政治学原理的课程特点既要求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又要求通过实践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讲授与学生实践结合，成为我们提高政治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在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感觉政治学原理课程内容枯燥，多数学生靠死记硬背可以顺利通过课程考试，但理论知识掌握得并不牢固。在我们的跟踪调查中发现，一旦课程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往往就意味着学生与本课程联系的基本中断，实际上较少能具备解决与分析政治问题的能力。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课程内容，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我们主要进行了如下改革：
1.加强课外理论学习，把理论学习延伸到课外。学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往往不能适应大学课程学习的模式，特别是文科学生，不少人缺乏专业知识学习的动力。据此，我们在第一节课上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份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包括必读书目、选读书目、相关参考期刊名称和政治学相关的网站网址。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在作业布置和课堂讨论时，引导学生到参考书、期刊和网络中去寻找答案和资料。这样一来，学生就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自觉地进行课外理论的学习，这样再回到课堂时，也能够促进课本理论的牢固掌握。我们还因材施教，成立了政治学原理读书小组，吸引部分基础较好而且对本课程有着浓厚兴趣的同学参加。读书小组配有专业教师，对小组成员的课外理论学习悉心指导。读书小组开展课外读书、专题讨论、热点评议、专家讲座、论文写作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特别把他们的读书心得和论文编印成册，不断形成阶段性的理论学习成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结合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进行讨论学习。国际国内重大政治热点问题，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绝好的材料。现代大学生有较强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是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但是，政治理论水平的不足又造成他们政治情感上的偏颇，平常不太关心政治，有时又激烈地批评和全盘否定政治现状。为了让学生辩证地看待政治问题，我们在授课中有针对性地将“两会”、“三农”问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两岸关系、中外国家领导人互访、美国的霸权、中东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及时引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课堂讨论是我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在课堂讨论中，教师的主导角色转化为与学生平等相商，并鼓励学生勇敢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教师与学生当面沟通和切磋。因为讨论的选题都是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可争论性，往往引起学生相当高的热情。常常在讨论课结束后，很多学生意犹未尽。大家普遍反映这样的讨论印象深刻、理解透彻，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有很大提高。通过对一系列重大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实际分析，学生们提高了对政党制度、政治文化、国家与民族、国家与宗教、国际政治等问题的理解与分析的能力，构建了政治思维的基本框架，有效地促进了政治理论的深入掌握，养成了自觉进行政治学习的好习惯。
3.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客观而言，大学书斋中的政治理论，面对活生生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社会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在我国现有的高考体制下，大部分学生已经形成了学习定势――即以书本为中心，以成绩为目标，这往往导致学生学习上缺乏主动性，缺乏研究精神，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较弱。因此，只有通过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通过对实际的政治现象、政治过程、政治关系的观察、分析、调查、比较，才能真正把握政治生活，了解其本质和规律。政治实践有助于学生认识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使学生在政治过程中更有经验和理智，政治实践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学生进入政治生活和适应政治生活。通过实践这座桥梁，学生可以不断丰富自身拥有的政治知识，培养和掌握政治技能，最终达到教学目的，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我们的社会实践安排在学生课外时间集中的暑假期间，为提高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在实践活动开始前要求学生撰写详细的实践方案，使学生有明确的实践目的，可行的实践途径，完备的实践步骤。实践选题涉及地方政府行政、农村税费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层选举等，这些实践选题紧紧围绕课堂理论，使理论学习得以延伸。然后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基层，实地考察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的实际，用学过的政治学理论去分析实际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通过实践提升了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深化，实践也在不断习得的理论指导下愈加成熟。
三、教学改革经验总结
依据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地位和鲜明的课程特点，围绕本课程的培养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多层次、多途径的结合，我们的课程建设取得了较大进步，教学质量也得到提高。同时我们也获取了如下的教学经验：
1.理论要讲深讲透。政治学原理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其它形式的学习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理论的传授，从教案写作到课件制作，从课堂设计到作业批改，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精心完成。在理论讲授过程中，运用多媒体教室，运用丰富的影像资料，努力结合丰富多彩的政治现象，使枯燥的理论明白易懂，努力让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结合。理论来源于实际，理论的运用离不开社会实践。首先，理论讲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已经开始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与社会发生一定的政治关系，具备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还扮演着一定的政治角色，这些实际政治参与形式运用得当，都有利于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其次，理论的讲授应与国际国内政治实际结合。例如讲解“政治文化”这一章时，我们注意启发学生根据我国实际，分析我国现阶段政治文化的特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联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政治文化的渗透，使学生认识到，正确认识政治稳定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在当今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 要 题】军队思政
【关 键 词】警卫政治工作/警卫部队特色/警卫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警卫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和国际声誉，责任重大，稍有不慎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1996年2月2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佩瑶被害，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由此可见，要确保警卫工作“完全第一”，就必须确保警卫人员政治合格。自从1984年7月全国公安警卫部门转为武警现役体制以来，警卫部队的政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其他现役部队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要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不断地改革创新，以保证警卫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忠诚可靠，圆满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警卫任务。
一、警卫部队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意义
警卫部队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是指在坚持警卫部队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点，运用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改革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通过改革创新推进政治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前进的灵魂和不竭的动力。”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警卫部队作为保卫警卫对象、警卫目标和重大活动安全的一支部队，要实现这支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跟上新形势，更新旧观念，对不适应警卫工作实际的工作内容、政策制度、方式方法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改革创新是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首要条件
警卫部队历来重视从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和制度。警卫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与其他部队的政治工作有其不同的特点，比如警卫部队要比其他部队更注重忠诚品德的培养，注重爱党、爱祖国、爱人民意识的塑造。应该说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是在不断地借鉴和改革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针对警卫部队的特点改革创新，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切合警卫部队实际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制度。没有改革创新，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就缺乏活力，就不可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使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从理论到实践，从内容到形式，从组织到制度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和警卫任务的要求，以保证各项警卫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改革创新是迎接新挑战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警卫部队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国际上看，政治谋杀事件接连发生，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尤其是美国“9·11”事件的发生，给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国内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警卫工作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容易使警卫人员放松警惕，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行为规范、精神状态、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警卫人员的思想道德产生一定影响。怎样切合实际地做好政治工作，保证每个警卫人员政治上绝对忠诚可靠，是警卫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从警卫部队内部看，一些同志重视警卫业务建设，轻视政治工作，忽视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放松了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使部队官兵的思想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警卫政治工作只有努力改革创新，勇敢地迎接这些新挑战，才能适应新的形势。
（三）改革创新是圆满完成各项警卫任务的重要保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的活动不断增多，重要外宾接踵来访，一些重大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在我国频频举办。与此同时国际暗杀要人事件也时有发生，国内有组织的暴力犯罪逐渐增多，并有与国外犯罪集团相勾结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警卫部门担负的警卫任务较之以往，工作量更大，要求更严，难度更高。因此，没有一支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警卫队伍，是不能完全警卫任务的。必须大力加强警卫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不断提高警卫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忠诚可靠，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警卫任务。
二、警卫部队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方针、原则和内容
（一）改革创新的方针和原则
改革创新的方针是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改革创新的原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优势，创新发展。通过改革创新，增强警卫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创造性。
警卫部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要努力摆脱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立足于警卫部队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努力掌握新形势下警卫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勇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要着眼警卫政治工作的长远发展，学习借鉴一切反映时代要求的科学有益的东西，力戒形式主义，讲求实效。总之，警卫政治工作的各项改革创新，都要有利于发挥警卫部队特有的政治优势，有利于保证警卫人员的政治合格。
（二）改革创新的内容
1.继承和发扬警卫部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警卫部队政治工作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警卫特色的优良传统，主要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坚持党对警卫工作的绝对领导，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唯物辩证法，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革，警卫部队政治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创造新的形式。注意总结警卫工作实践中的新经验，对一些过时的做法要大胆革新，对“左”的东西要坚决摈弃。
2.拓展警卫部队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新领域
随着警卫部队正规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警卫部队教育训练的不断创新，兵役制度、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使警卫政治工作遇到了许多未曾有过的新课题，如警卫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需要改进，警卫部队党建工作需要完善，警卫部队干部工作需要规范等等，警卫政治工作必须面对新情况、新领域，丰富内容，拓宽路子，找出新的对策和方法。
3.形成警卫部队政治工作政策制度的新体系
制度创新是工作创新的重要方面，因此，要把政策制度的调整完善作为警卫政治工作改革的重点。没有的要建立，不适应的要调整，不健全的要完善。要加强调查研究，对警卫部队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与干部战士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政策制度，如警卫干部转业安置问题、警卫人员工作待遇问题等，要加紧论证。加快改革创新的步伐，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与国家有关的政策制度改革相衔接、符合警卫工作实际的政策制度体系。
4.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做好警卫政治工作
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信息掌握、情况处理、知识传播、思想教育等方面，充分利用电影、电视、录相和计算机网络的教育功能，倡导新思想，确立新观念，树立良好的道德情操，净化官兵的思想，增强部队的凝聚力。要善于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法学以及公安工作中邻近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丰富警卫政治工作的内容，增强警卫政治工作的科学性。
三、警卫部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学习借鉴与保持警卫部队特色的关系
警卫部队政治工作在改革创新过程中，对先进的东西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要有选择地吸收，把适合警卫政治工作实际特点的保留下来，舍弃那些与警卫政治工作无关的或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的同时，保留警卫部队政治工作特色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二者是相互统一的。在实际工作中，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学习借鉴和保持警卫部队特色的关系，才能保证警卫部队政治工作健康发展。
（二）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方面，警卫政治工作的理论探索不能脱离警卫政治工作实践。科学的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脱离实际工作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论。警卫政治工作的理论探索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断总结警卫政治工作实践中的先进经验，进行研究，进而形成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警卫政治工作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警卫政治工作理论具有科学的预见性，它能够正确地反映警卫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能够使我们认清警卫政治工作的发展方向，预见警卫政治工作的发展趋势。因此，运用警卫政治工作理论，就能在实践工作中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更好地为警卫政治工作建设服务。反之，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警卫部队的政治工作就会失方向、走弯路、受影响。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 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 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