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法律法规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教学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学生注重程度不足。现在，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一般存在着强调专业教育、专业技能的培养，无视人文教育、法制教育的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很少的法律知识课程之一，没有获得学校与学生的重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而言，他们通常觉得经济法律法规课程相对难懂，和别的专业其他课程关联又不大，学得好和坏影响不了什么。
2.学生通常欠缺基本的法律知识。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一年级开设本门课程，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法律基础基本为零。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更应该成为中职学生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本课程在法律基本知识的内容上篇幅特别小，只有两章，教师对于这些内容几乎都是一字带过，许多学生对基本知识都所知甚少，如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制度、诉讼时效等。
3.教师水平差距较大。现在从事中职院校经济法律法规基本课程教学的教师有两种现象：一是经管专业课老师，以经济、会计专业知识为主是他们的知识构造，有的具备一些法律知识，例如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但没有通过体系的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培训，不具备系统的法律知识，有时难以对法理作出说明;一部分是法律专业老师，具有完整的法律理论知识系统，但对经管类专业课程内容差不多全无所闻，教学不能联系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对症下药。
二、中职院校经济法律法规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法律法规课程的学习应当是在经济法学基础上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学习。但就中职学生而言，考虑到他们文化基础薄弱、法律知识欠缺，如果是单纯为了法规而学法规，其教学效果极其有限。要以教材选定为突破口，以教材的适用性与先进性作为选定标准。教材是教学的基础环节，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与教材直接相关。因此，在教材上，应遵循“先进性”和“适用性”，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如针对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可增添广告法律法规内容，针对旅游专业的学生可把与专业相关的旅游法律法规穿插进去，这样就能拉近教材和学生的距离，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又突出了课程的学术特色和时代特点，最终达到教材更好地为教学、为专业服务的目的。要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设计科学的教学目标，安排合理的教学环节，体现课程的衔接性与启发性。要重视案例教学的地位和作用，侧重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以案例教学为向导，以多媒体课件建设为支撑。以案例为导向，首先要严格精心挑选案例，统一组织安排。对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的授课时间比例要合理分配，要选择实用性强的典型案例，案例的讲解、推理应缜密，注重培养学生分析案件及自学能力、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三、经济法律法规教学改革的措施
1.树立清楚的教学目标。中等职业学校要树立清楚的教学目标，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法律法规要以培养经济学精通、法律知识熟悉、复合型人才为教学目标。教师在进行经济法律法规教学时，要尽量加大实用内容与操作内容，对于理论知识只要充足就可以，可以合理地减少某些理论知识，从而增多实践教学的时间。
唐律虽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法律之最善者，其内容还被唐后各代大量沿用，但也不无变革。此处以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三部典型法典为比较对象，探索它们对唐律的主要变革及其原因。
一、体例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均在体例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主要是：
1.卷条的变革卷条是我国古代法典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卷条数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法典内容的繁简。一般来说，多易繁，少则简。唐律在唐太宗贞观定本时为五百条、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载：“（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这一卷条数比以往之律大为减损，故《旧唐书·刑法志》说，凡削烦去蠹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永徽三年（651）诏长孙无忌等撰编律疏，《唐律疏议》，即为三十卷，条数依旧。宋刑统为五百零二条、三十卷。第五百零二条是把唐律的职制律与斗讼律中各一条分为二条，此与现传《唐律疏议》一致。宋刑统在卷条安排上与唐律的主要区别是，变动了一些卷中的条目数。变条数的卷有五，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变动情况有三：一是移唐律上卷中的条目至下卷。“唐律卷一凡七条，刑统移末条入第二卷。”①二是移唐律下卷中的条目至上卷。“唐律卷三凡一十条，刑统移前四条入上卷。”②还有卷
九、十也有类似情况。三是移唐律同一卷中的至上、下卷兼有。“唐律卷二凡十一条，刑统前移入上卷一条，后移入下卷四条。”③卷条的位移，说明卷中的内容有变，宋刑统就是如此，下文会涉及此问题。
大明律虽仍为三十卷，但仅有四百六十条，比唐律少四十条。不仅如此，在卷条的分布上，大明律也与唐律有较大的区别。大明律的名例律为一卷，四十七条；唐律则为五卷，五十七条。大明律的其它二十九卷、四百一十三条由六律分割，唐律的其它二十五卷、四百四十三条则被十一律分享。从这一区别也可见大明律在体例上与唐律有较大区别。
大明律例卷条情况更接近于大明律。它有四十七卷、四百三十六条。这四十七卷除增加了律目、图、服制、总例、比引条例等共十一卷外，还把大明律中的一些卷一分为二，如名例律在大明律为一卷，而大清律例则为二卷。其条数比大明律的少二十四条。其中，吏律少四条，户律少十六条，兵律少四条。
从以上三部法典的卷条状况来看，宋刑统与唐律的差异很小；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比较接近，而与唐律有一定距离。
2.篇目结构的变革唐律的篇目结构比较简单，仅分为十二篇，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以后唐高宗时撰修的《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只是在律条后附以“疏议”，起到阐发律意，使人明了的作用，并无更复杂的内容。
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篇中分门，每一门中含有数条律条。共有二百十三门。《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二百十三门，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门的具体分布情况是：名例律有二十四门，卫禁律有十四门，职制律有二十二门，户婚律有二十五门，厩库律有十一门，擅兴律有九门，贼盗律有二十四门，斗讼律有二十六门，诈伪律有十门，杂律有二十六门，捕亡律有五门，断狱律有十七门。其次，在律条后附以令、格、式、敕条和起请等法条。宋刑统是宋代刑律统类的简称，故除律条外，还附有上述一些法律形式中的相应条款。《玉海·卷六十六》载：宋刑统有“疏令格式敕条一百七十七，起请条三十二。”唐律则无，只是在“疏议”中引用令、格和式的某些条文，来说明律条的内容，与宋刑统另附在后并成一种综合性法典的形式不同。最后，唐律中的“疏”与“议”总是连在一起，不单独存在。宋刑统则常把“疏”与“议”分列，各自阐述自己的内容。其中，“疏”的内容为律条文，“议”的内容为解释文。后者更近似唐律中的“疏议”。《宋刑统·擅兴律》“私有禁兵器”门的“疏”说：“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与律条无异。“议”说：“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此是对“禁兵器”的解释。尽管宋刑统的篇目结构与唐律有异，但总体结构仍无重大变化，仍为十二篇，连篇名及排列顺序也与唐律同。
大明律篇目结构的变化较宋刑统要大。因为，它打破了唐律十二篇目的框架，仿效元典章，改用七篇，除首篇仍为名例外，其余六篇均按中央六部官制编目，分别为吏、户、礼、兵、刑、工。故近代学者沈家本评说：大明律“以六曹分类，遂一变古律之面目矣。”④此外，大明律还模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做法，在除名例以外的其它六篇中皆设若干目，并在每一目中又含若干律条。目的分布情况是：吏律中有职制和公式两目，户律中有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和市廛七目，礼律中有祭祀和仪制两目，兵律中有宫卫、军政、关津、厩牧和邮驿五目，刑律中有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和断狱十一目，工律中有营造和河防两目。一目为一卷。每目中的律条不等，如吏律职制目中有十五条，而公式目中却有十八条。
尽管大清律例比大明律少了二十四律条，但篇目结构仍袭大明律而成，变化甚微，主要是：一是在律条后附了例条，有的数量还较多，超过律条。如《大清律例·名例律》的“五刑”条，律条仅为六条，而附例文十八条，大大多于律条。二是在律条中附有注。此注的作用类似唐律中的“疏议”。如“五刑”条规定，“赎刑：纳赎，收赎，赎罪。”在纳赎后有注：“无力依律决配，有力照律纳赎。”在收赎后有注：“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在赎罪后亦有注：“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律赎罪。”经过“注”的说明，把纳赎、收赎和赎罪都区别开了。
以上三部法典的篇目结构显示：宋刑统虽有改变之处，但仍离唐律不远；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十分靠近，但均离唐律较宋刑统为远。
法典的体例只是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可直射内容的轮廓。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体例的改动程度，与它们对法律内容的改动程度一致。
二、一般原则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把一般原则规定在名例律中，但它们又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了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取消一些原则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取消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唐律疏议·名例》“皇太子妃”、“官当”、“除免比徒”等条规定的一些原则均被废除。其中，有的是因为已被其它规定所取代，如“皇太子妃”条中确定的“上清”已被“取目上裁”等规定代替，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有的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易起反作用，如“官当”条规定以官品代罚的原则不利于治吏，故弃而不用；有的是因为不适时，如“除免比徒”规定以除名、免官比照徒刑的原则已不适应明、清的情况，所以也在废除之列。
2.合并一些原则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合并了唐律规定的一些原则。《宋刑统·名例律》“老幼疾及妇人犯罪”条把《唐律疏议·名例》“老小及疾有犯”和“犯时未老疾”两条中规定的原则都归并在一起，既规定各种老、小和疾人员犯罪可享受赎、上清、不加刑等特殊处理方法及不适用这些附加条件，又规定了老疾人员犯罪时年龄、条件的折算方法。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把《唐律疏议·名例》中“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和“死刑二”五条，合并为“五刑”一条，内容基本相同，都规定唐律中五刑的刑种、刑等等。经过合并，唐律中一些较为相近的内容都集中在一起，这样既避免了条目内容分散的情况，又可使阅律者便于查找。
3.修改一些原则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的有些原则还被大明律、大清律例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首先，续用原律条名，但改动其中的某些内容。大明律和大清律都在名例律中设立“无官犯罪”条，与唐律同，但内容有别。《唐律疏议·名例》“无官犯罪”条规定：“诸无官犯罪，有官事发，流罪以下以赎论。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其有官犯罪，无官事发；有荫犯罪，无荫事发；无荫犯罪，有荫事发：并从官荫之法。”由于明代不用官荫法，故《明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删去有关官荫的规定，为此薛允升有过评论。他说：大明律的“无官犯罪”条“与唐律略同，惟明代并无用荫之法，故律无文。”⑤大清律例除续大明律的修改外，又作进一步改动。《大清律例·名例律》“无官犯罪”条规定：“凡无官犯罪，有官事发，犯公罪要在处笞、杖以上的，才可“依律纳赎”；“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须处笞杖以下的，也要“依律降罚”等，均与大明律有异。还有“以理去官”等条也属此种情况。其次，律条名与内容均有变改。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皆在名例律中没有“亲属相为容隐”条。与此条对应的是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条，除条名有异外，内容也有所变动。《唐律疏议·名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明律·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扩大相隐范围，把“妻之父母、女婿”也列入大功相隐范围，对此薛允升也有评说。他说：大明律的规定“与唐律大略相同，惟妻之父母之女婿缌麻服也，而与大功以上同律，唐律本无此层。”⑥大清律例的规定同大明律同。还有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立嫡子违法”、“赋役不均”等条也属此类情况。
4.增加一些原则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取消、合并、修改了唐律的一些原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原则。宋刑统通过“议”的形式，把原来唐律所没有规定的内定，穿插在法典中。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名例律中非是个别，在此仅能举例说明。《唐例疏议·名例》“称反坐罪之等”条规定：“诸称‘反坐’及‘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宋刑统·名例律》“杂条”门不仅照用唐律的规定，还用“议”规定了新内容：“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流以下止是杂犯，不在除免、加役之例。若至绞，即依例除名。”“七品以上犯在枉法，仍合减科。男夫犯准盗，仍合用荫收赎。”“称以盗、以斗减一等，处同真犯。”吴兴、刘承干在校勘宋刑统与唐律以后也认为，以上内容“唐律无。”实属新增而为。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则在名例律中增加专条，增添新原则。此两律均新设“职官有犯”。“天文生有犯”条，对文职官与天文生的犯罪，作了新规定，采用特殊处理方法，皆为唐律所无。还有“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犯罪得累减”等条，也是如此。
法典中一般原则的规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国情的变化和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反映，它的改变意味着国家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也随之有变。另一方面，它是法典内容的核心，它的改变也必然会导致法典内容的变化。宋刑统、大明律与大清律在不同程度上对唐律一般原则的改变，不仅告诉人们宋、明、清与唐的情况与国策不同，也预示它们在内容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变革。
三、罪名的变革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是刑法典，罪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们除了大量袭用唐律规定的罪名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了变改。变改情况主要有以下四大类。
1.改变罪名这是指改变唐律设定的一些罪名。其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原罪名的内容基本没变，但称谓有变；二是原罪名的称谓没变，内容有变。宋刑统在名例律的“十恶”中把唐律的“大不敬”罪名改为“大不恭”。原因是为了避讳。“宋避翼祖讳，易‘敬’字作‘恭’”。⑧但内容仍依旧。宋刑统还扩大“恶逆”罪的范围，把道士、女冠和僧、尼杀师主行为也归入此罪。《宋刑统·名例律》“杂条”的“议”规定：“杀师主入恶逆”。此被认为是“唐律无。”⑨纯属宋刑统之为。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也有上述情况。大明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一样，都设有“诈为制书”罪，但内容有别。区别有二：一是后者的用刑重于前者，用斩代绞；二是后者无“口诈传”的内容（前者有），仅指制书诈传。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都设定“不应为”罪，与唐律的“不应得为”有一字之差，但内容无别。
2.归并罪名这是指把唐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罪名归并为一个罪恶名。这种情况在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宋刑统由于采取了篇下分门的形式，一门中往往有数条律条组成，罪名也随之合几为一，故归并罪名的情况在宋刑统不属个别，在此仅举一例证之。《宋刑统·户婚律》“脱漏增减户口”中规定的脱漏增减户口罪是把《唐律疏议·户婚》中“里正不觉脱漏增减”、“州县不觉脱漏增减”和“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三条中规定的里正、州县不觉脱漏或妄脱漏增减户口三罪合为一体而成，内容基本没变，都把里正、州县官脱漏或增减户口的行为作为惩治对象。大明律与大清律例的律条皆少于唐律，其中有一部分也是采取归并方式，故也存在归并罪名情况。如《明律·职制律》“弃毁制书印信”条规定的充毁制书印信罪是《唐律疏议·杂律》中“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和“亡失符节求访”四条中规定的弃毁符节印罪、弃毁制书官文书罪，官物亡失簿书罪和亡失符节求访罪等组合而成，内容相差不大。对此，沈家本说：“唐目‘弃毁符节印’、‘弃毁制书官文书’、‘官物亡失簿书’、‘亡失符印求访’四条，并在《杂律》中，明并为一条，改入此律（职制律）。”⑩罪名者因此相应合并。大清律例的此条情况同大明律。归并以后，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的一些罪名外延扩大，内容也相应增加。同时，罪名数量也跟之减少。
3.增加罪名这是指增加了些唐律所没有的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根据本朝代的统治需要，增加了些唐律没设的罪名。从这些罪名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和打击有损专制统治的行为两大类。《宋刑统·户婚律》的“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皆是新增。《刑统跋》说：这些条目都属“唐律无”。⑾其中的内容均与经济民事法律有关。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一方面增加一些有关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如它们均在户律中新增了“盐法”、“私茶”、“匿税”等条，严禁私营盐、茶和匿税不纳等行为，违者都要受到处罚，以此来保证国家对盐、茶的专营和税收的收入；另一方面还特别增添了一些有关打击有损于专制统治行为的内容，仅在吏律中就设有“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擅勾属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等条，对官吏的活动作出新的限制，并惩治违犯者，以此来强化专制统治，维护皇帝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经过增加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内容得到了更新。
4.弃去罪名这是指弃去唐律规定的一些罪名。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把唐律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弃而不用。宋刑统的内容基本同于唐律，弃去唐律罪名属于个别情况。《宋刑统·诈伪律》“诈欺官私取财”门把《唐律疏议·诈伪》中“诈取官私财物”、“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和“诈除去死免官户奴婢”条中规定的罪名集于一体，独不见“诈为官私文书及增减”条中规定的罪名。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弃去唐律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仅在户婚律中就有不少。《唐律疏议·户婚》“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已删去不用。
罪名是唐律和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罪名的变化标志着这些法典内容的变化，而且罪名变化得越多，内容也就变化得越大，这是一种正比关系。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通过改变、归并增加及弃去唐律罪名的方式，变革自身的内容。其中，宋刑统的变革的幅度不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变革幅度较宋刑统为大，变改的罪名较宋刑统为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改革唐律内容方面，步子迈得比宋刑统要大。
四、法定刑的变革
法定刑亦是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刑法法条皆有罪名和法定刑两大部分构成。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变革唐律罪名的同时，还变革了其中的一些法定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换刑就是用唐律规定的五刑中的某种刑罚取代其它刑罚或用其它制裁方式换代五刑。宋刑统与大清律例中都有换刑的规定。宋刑统有关于折杖法的规定，即用杖刑来代替除死刑以外刑罚的执行。《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对折杖法作了具体规定。适用折杖法的也不乏其例。《宋刑统·厩库律》“故杀误杀官私马牛并杂畜”门规定：故杀官私马牛者“决脊杖二十，随外配役一年放”；故杀官私驰骡驴者“决脊杖十七放”等。大清律例中有用罚俸代笞的规定。《大清律例·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条规定：“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
十、三十各递加一月，四
十、五十各递加三月。该杖者，六十罚俸一年”。“文武官犯私罪”条也有类似规定。此外，大清律例中还有用鞭责代笞杖的，条件是旗人犯罪。《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唐律中无这些换刑的规定。宋刑统、大清律例通过换刑，把原五刑的执行灵活化了，尽管它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灵活也是对五刑制度的一种变革。
2.两刑同罚就是把两种刑罚同时适用于一种犯罪。唐律仅在个别情况下使用两刑同罚，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则广泛使用两刑同罚，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徒、流中加杖。《清史稿·刑法志》载：大明律规定“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具体适用的犯罪也不少，在此仅举一例。《大明律·刑律》“诬告”条规定：“若囚已决配，而自妄诉冤枉，摭拾原问官吏者，加所诬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中有关徒、流加杖的规定与大明律同。此外，还有刺字与徒、流并用的。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在刑律的“白昼抢夺”条中规定：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计赃重者，加窃盗罪二等。伤人者，斩。为从各减一等。并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两刑同罚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唐律一罪一罚的定制，亦是对唐律法定刑的一种变革。
3.增加新刑种唐律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另附以没官、连坐等。唐后在此以外，另增加了一些新刑种，主要有：
①杖死。这是一种用杖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唐律规定死刑为二，即绞和斩。宋刑统认可杖死也为死刑。《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准“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以后，并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②刺字。这就是过去的墨刑。唐律废而不用。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皆有关于使用刺字的规定，主要适用于一些与盗有关的犯罪。大明律与大清律例均在刑律的“窃盗”条规定：窃盗“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
③充军，这是一种将重犯押至边远地区服若役的刑罚。它常适用于一些死罪减等者，用刑很严。《明史·刑法志》载：“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充军的规定。《大明律·名例律》“杀害军人”条规定：“凡杀死军人者，依律处死，仍将正犯人余丁抵数充军。”充军还有与杖并用的。《明律·兵律》“宫殿门擅入”条规定：“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大清律例对充军作了规范的规定，内容包括充军的里程发遣部门等。《大清律例·名例律》“充军地方”条规定：“凡问该充军者，附近发二千里，近边发二千五百里，边远发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发四千里。定地发遣充军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仍抄招知会兵部。”律中多处适用充军。《大清律例·户律》规定：“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它的不再赘列。
④凌迟。这是一种用刀脔割罪犯使其慢慢痛苦死去的酷刑。此刑在辽时入律，明清都沿用，适用于一些最严重的犯罪。《大明律·刑律》“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杀一家三人”条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大清律例的规定与以上同。
此外，还有枭首等，在此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刑罚皆为唐律无，也不列入五刑范围，成为一种五刑之外的律中之刑。为此，薛允升很不满意。他说：“唐律无凌迟及刺字之法，故不载于五刑律中，明律内言凌迟、刺字者指不胜屈，而名例律并未言及，未知其故。”“复枭首、凌迟之刑，虽日惩恶，独不虑其涉于残刻乎。死刑过严，而生刑过宽，已属失平”。⑿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刑制的改革不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了唐律的框框，还有用刑渐重之势。除折杖法外，无论是两刑同罚，还是增设的新刑种，均酷于唐律规定的五刑。用刑是用法的测量计，用刑渐重直接反映用法的加重。它可帮助人们知晓宋、明和清刑事立法的概要和趋势。
五、变革的原因
法律既属上层建筑，又是国家意志，它的变革必有多种原因，唐后对唐律的变革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1.社会情况的变化法律是一种应时性很强的统治工具，社会情况的变化是对其进行变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法律不适时，就会变成具文，失去它应有的作用，这是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唐律的内容虽然很周全，集了古者立法之大成，但是唐后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有些内容不同程度地落后于现实，有的甚至已无存在的意义。因此，当时的统治者便本能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立法权，删改损益唐律的内容，制订新律，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在这方面，有关经济民事方面的内容十分典型。唐律定本于唐前期，其中有关经济民事的规定以当时施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出发点，并以维护、执行这些制度为目的。可是到了宋、明、清，一方面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早已废除，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已露头，唐律中原有的一些规定显然已经过时。因此，大明律与大清律例都删去了唐律规定的“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盗耕人墓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和“应复除不给”等条目，废弃其中无用的内容。同时，根据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还新增了一些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打击破坏经济秩序和有损正常民事活动的犯罪行为。宋刑统增设“户绝资产”、“死商钱物”和“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中的一些内容都直接有助于调整公民的财产关系，以适应当时日益发展的继承和典卖问题的需要。大明律与大清律例还特别设立“盐法”、“私茶”和“匿税”等条，确立国家对盐、茶等的专管和对税收的严格控制严惩违犯盐、茶法和税收规定的犯罪行为，维护当时的经济秩序。这些都是唐后社会的必然产物。唐律制订时，还没有这样的历史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内容。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对唐律其它一些内容的变革也都与社会情况有极大的关系，在此不一一列举。
2.立法经验的结累立法是一种国家职能。法律由统治者主持制定，因此他们的立法经验对立法内容的关系极大，它也是法律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注意总结前人立法之得失，并根据本朝代的特点，变改唐律一些内容，使之更好地为己所用。我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三典”之说。《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以后的立法实践所产生的效果却各不相同。商鞅用重法，秦国大振。秦朝用重法，二世而亡。汉、唐初用轻法，得人心，国兴民安。南朝梁武帝用轻法，“每年数赦，卒至倾败”。⒀宋、明和清前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前人用法的经验和教训，并正视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认为虽是新邦，仍需用重典。历史上也有他们用重典治国的记载。《宋史·刑法志》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这在宋刑统中亦有反映，用杖死这一酷刑就是一个方面。朱元璋执政后，也主张用重典。他曾说：“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⒁“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⒂大明律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故新增之刑无一轻于五刑，且全为酷刑。大清律例与大明律相差无几。因此，薛允升在比较了唐、明律后认为，大明律有重其所重之处。其实，这一“重”正是明初的统治需要，因为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大明律重典治国，明初的政权会得到巩固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社会会有较大发展吗？从这种意义上说，大明律相对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言，不能简单理解为“重”，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否则，历史将会改写。当初用重典，既是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总结和借鉴前人立法经验的结果。
3.立法技术的提高立法是一个把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上升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技术很重要。高的立法技术，可使制订的法律准确地反映统治阶级的要求，符合时代的需求，并为司法提供正确依据。相反，法律就会歪曲反映统治者的意志，甚至破坏法制的协调，造成法制混乱，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国古代的立法者大多重视立法技术，立法技术也因此而不断提高。从唐律到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体例的发展和变革过程，可以看到一个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唐律十二篇，内容简要明了，而且名例列入篇首，集中了前者立法之精华，立法技术高于以往。但宋的立法者并没停止不前，他们制定的宋刑统在篇下分门，分门别类，还在律条后附以其它法律形式的相关内容，以类相聚。这给查律者带来方便，易查易找，一目了然。宋刑统在立法技术上确有高于唐律之点。大明律与大清律例不仅一改唐律的篇目结构，还减少律条，使用较少的律条规定一样需要的内容。另外，它们还在篇目下分条，既有律篇下分条的长处，又有宋刑统篇下分门的优点，使这一体例更接近于现代刑法典章、节、条的体例结构。明、清又在立法技术方面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立法技术的提高同样成为变革唐律的一个原因。新晨
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虽对唐律进行了变革，但仍保留着唐律的指导思想和大量的内容，唐律的影响处处可见。另外，它们的变革也是以唐律为基础的变革。没有唐律，不可能有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这从又一个角度证实唐律的深远影响和它在我国古代立法中的重要地位。
①②⑧《宋刑统》第514页，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下同。
③《宋刑统》第515页。
④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1129页，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下同。
⑤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名例律》“无官犯罪”条。
⑥《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亲属相为容隐”条。
⑦《宋刑统》第518页。
⑨《宋刑统》第519页。
⑩《历代刑法考》第1830页。
⑾《宋刑统》第508页。
⑿《唐明律合编·名例律》“五刑”条。
⒀吴兢：《贞观政要·赦令第三十二》。
[关键词]综合素质；考试内容；命题规律；学习方法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工作水平的高低关系到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会计核算资料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了具体依据，因此，必须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基于这一原因，客观上要求会计能及时了解我国颁布的新的法律、法规。以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在会计资格全国统一考试中，经济法是其中的一门必考科目，此科目考核不过关，则不能取得合格证书。因此，经济法在统一考试中非常重要。为此，考生有必要了解《经济法》科目的具体内容和考核特点，学会学习方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经济法》考试涉及的内容
《经济法》考试注重考查法律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要求考生理解法律的基本概念，掌握法律规则，对某一具体问题知道应如何依法处理。
《经济法》科目的考试教材共有九章，其基本结构可概括为四部分：
(一)总论部分
即第一章，为经济法基础知识部分。包括：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渊源，经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仲裁、行政复议、诉讼)。这一部分介绍的是经济法及相关民法的基础知识，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以后各章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企业法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公司法》，第三章《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第四章《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五章《破产法》。其中第二、三、四章涉及我国对企业的法律要求。因为企业形式都是法定的，法律要规范各类企业的基本特征、设立条件、组织机构、解散与清算、法律责任等，各种企业法的法律规范有共性规律。《破产法》是规范企业丧失清偿能力后通过法院清算、公平清偿债权人的法律，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维护社会利益、解决企业终结的法律。这部分法律规范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破产法在2007年的考试大纲都按照修订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变化比较大，以往学过甚至曾经考过的考生，必须认真地重读教材，重新学习相关知识。
(三)市场行为规则法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第六章《证券法》、第七章《票据法》、第八章《合同法》。将原来的金融法规一章分成两章：《证券法》和《票据法》，各自独立成章。2007年考试大纲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改写了证券法的内容，《票据法》涉及的理论仅从字义上看比较难以理解，特别是2007年的考试大纲独立成章后增加了票据法的基本理论，如票据关系、票据基础关系、票据行为、票据权利、票据抗辩、票据的伪造和变造，在汇票、本票、支票上充实了许多具体规定，增加了学习难度。《合同法》虽然难度不大，但本身的法条有400余条，包括总则和分则，知识体系面宽，需要考生充分理解法律的涵义及学会灵活运用理论。《合同法》近两年主要增加了《物权法》关于担保的具体规定，分则中增加了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等，有名的15种合同全部要求了解。这两章因为实践性强，容易出综合分析题。
(四)宏观调控法部分
主要指第九章《相关财政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包括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法律制度。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注重的是法律规范的准确记忆，不要求灵活应用。
二、《经济法》试题的命题规律和特点
经济法考试涉及两大类题型：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主观题包括：简答题、综合题。
(一)题型、题量分析
作为全国统一考试，《经济法》试题具有较高的水准，并且能衡量应试人员的专业水平，各种题型、题量、分数的分布相对稳定。客观题型占分值的75％，其中，单项选择题有25题25分；多项选择题20题40分；判断题10题10分；主观题有4题25分，其中简答题3题15分，综合题1题10分。
客观题如果每题只涉及一个法律内容，考点起码也要达到55个，占的分数达75％。客观题相对来说难度较小，其考核的是考生对基本法律规定记忆的准确性。在经济法考试中之所以大量采用客观题的形式，主要原因是一份试题要覆盖大量的材料，照顾全面，以考核考生对知识全面把握的能力。
主观题的考核目的是考核考生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包括简答题和综合分析题。简答题是以小案例形式出题，案情相对简单，有些问题不必展开分析。综合分析题涉及内容多、跨章节，甚至跨科目，案件也较复杂，回答问题难度较大。
(二)难度分析
经济法试题的考试难度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具体体现为：
1 客观题原本的得分题型。都是来源于法律原文的强制性规定，但出现以下变化，使得分变得有些艰难：如以小案例形式出题增多；出题时会把书上几个知识点串起来归纳出题；有的题出得较偏。
以2008年的考题为例：
(1)归纳出题：
甲、乙、丙、丁拟设立一普通合伙企业，四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的下列条款中，不符合合伙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A 甲、乙、丙、丁的出资比例为4:3:2:1
B 合伙企业事务委托甲、乙两人执行
C 乙、丙只以其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D 对合伙企业事项作出决议实行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的表决办法
答案：C
(2)案例形式出题：
甲与乙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约定甲将其收藏的一幅名画以20万元卖给乙。其后，甲将其对乙的20万元债权转让给丙并通知了乙。甲将名画依约交付给乙前，该画因不可抗力灭失。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下列判断中，不正确的有( )。
A 乙对甲主张解除合同，并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B 乙对甲主张解除合同，但不得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C 乙不得对甲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D 乙不得对甲主张解除合同，但不得拒绝丙的给付请求
答案：BCD
2 主观题的变化则表现在不但分数加大，且综合性更强。如简答题的出题方式更灵活，如2000年开始都是以案例的形式出题；综合分析题一题多问、跨章节分布，对考生的要求是不但对知识
的理解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还要有相应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出题的思路及对考生的要求逐渐与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要求靠拢，有些考题为往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考题或变通的题目。
(三)重点内容分析
出于对一门课的考核以及以客观题为主的特点，《经济法》的每一章都会有考题出现，体现的是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全面考核的命题思路，但各章的分值分布不均。公司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将是2009年考试的重点。这些内容和会计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在实际中运用较多，因此不仅在试卷中占的比重大，而且容易以简答题和综合题的形式出现。在综合分析题中，考核点还容易跨越章节命题，因此，考生应当特别注意合同法律制度与票据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与破产法律制度和证券法律制度的结合等。
三、经济法科目的学习方法
由于考生大多为非法律专业考生，平时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接触不多，对经济法这样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实用性都非常强的法律学科更缺乏认识，难以把握它的规律性，而学习方法对应试能否成功至关重要。下面根据老师的教学经验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给考生以帮助。
(一)摆正心态，培养自身良好的心理素质
1 正确对待考试。应认识到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达到相对的公开、公平、公正，这是目前通过竞争选拔人才的较好方式。要以平常心对待考试。而不要精神紧张，压力太大。
2 不应把应试看作自己学习的唯一目的，学习新法规、新制度、新知识也是现代社会更新知识的需要。应把学习作为提升自我价值的手段和方法来认识和对待。
(二)练好基本功
对于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法律规定必须全面把握，深刻理解，并记住一些关键词和关键句子，尤其是一些涉及金额、日期、百分比、人数等的强制性规定要特别注意，因考试中60％以上涉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规定。
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全面记忆的要求和规律，即不但要掌握有关数字，还应连同数字的出处一同记忆。如某一比例数字，应考虑该比例与注册资本有关，还是与资本总额或者净资产有关；某一时间规定应从何日开始计算；表决通过某项决议是按全体成员还是按出席会议的成员，是以出资额还是以人数等通过等，才能应对考核要求。
以2008年的判断题为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2/3以上的股东通过。( )
答案：×
此题考核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别决议的规定。不但耍和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而非出席会议的2/3区别，还要清楚，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过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抓住法律法规的主线，善于归纳比较
每个具体的法律法规均有内在主线，如《公司法》是以公司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组织机构设立为主线，从而引出股份的发行转让和上市等内容；《合同法》是以合同的订立、履行、担保、变更和终止为主线。《破产法》是以破产程序为主线展开；《票据法》是以票据行为和票据法律关系为主线展开。只有抓住主线，才能理清思路，便于理解和记忆。
(四)总结归纳学习方法，争取走一些“捷径”
对非专业考生而言，在法律学习中有大多类似又不知有何区别的感觉，还有就是对所学的知识容易混淆在一起，为此，要找些好的学习方法。如对每章内容进行归纳的“鱼骨刺”法；对难以理解的内容用“图解法”理清各种关系并加以理解；对容易混淆的知识如两种公司的法律规定有何不同，可以用“列表法”对比区别开来等。考生举一反三，就能较轻松的掌握学习规律。
(五)拓宽学习视野，学会融会贯通
考生不要孤立地看待经济法每一部分的内容而把知识学死，要注意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金融法和企业法中的有关内容与会计实务是相通的，是理论规定与具体应用的关系，很多内容在会计实务中也有涉及，即实务中知识对理解经济法的内容有帮助，而经济法的内容也可以为实务中解决问题找到依据和答案，这样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另外，相关章节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也会一起出现，如，企业签订了合同，会有票据支付和纠纷解决等问题；公司成立后有可能会申请上市，这就要求考生要把相关章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复习，为主观题的考核做好充分准备。
本文在对网络新闻的概念做了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现状从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主体3个面向做了梳理。通过分析，作者结合网络新闻传播特性指出了当下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和困局，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完善网络传播管理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
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介特性；法律规制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渐趋成熟。人们在享受网络为信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自由、便利的同时，也对如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提出了疑问和构想。其中，网络新闻作为具有较强权威性的网络信息，因为更强的舆论导向力，所以对其和传播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制，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破解网络传播法律规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当前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研究多包含在综合性的网络信息政策法规研究当中，少有文章专门就网络传播的媒介特性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展开分析。藉此，本文试图从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切入，对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做出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初步性的对策意见。
1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
1.1网络新闻的定义网络新闻的定义是网络新闻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只有对网络新闻的内涵给予清晰的界定，才能明确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范畴。本文在研究中将网络新闻定义为狭义理解上的“网络新闻”，它不是网上泛泛的信息资讯，而是指由专门的网络媒体登载、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时政、经济、文化、娱乐、生活等诸多领域，且往往多采用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具有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于检索等特征。
1.2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就我国目前的网络新闻发展情况来来看，网络新闻的规范性问题也并不乐观，不少网络媒体单纯强调的时效性而放松对新闻真实性的考察，有些新闻网站甚至不惜捏造假新闻来抢夺受众。2007年，李亚鹏北京新浪互联网公司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制作和刊登了李亚鹏与王菲离婚的假消息，并在报道中一度使用“偷吃”“花心”“前科”等诋毁性词语，虽然该案件最终以双方和解收尾，但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不顾新闻真实性，自撰噱头，在新闻报道中运用低俗语言等失范行为在该案件中暴露无遗。同时，加之网络新闻具有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质，失范新闻的社会危害性较传统新闻也就更大。失范的网络新闻不但可能对公民的名誉、隐私权利，公司的财产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所以对网络新闻的失范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遏制，尽可能地减少其发生。因此，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重视网络信息公开机制，对公民获悉国内外新闻事件的权利给予法律保障，使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得以更好地维护，让网络新闻更好地发挥其舆论监督和引导的功能。
2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
网络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的最大不同即它所依托的传播媒介不同。在传统媒体里，媒介和内容是同一化经管的，即传媒机构控制传播内容的同时，也可以控制媒介通道的使用。而网络中，媒介的经营与内容的经营却是分开的。通常我们将互联网服务企业分为ISP和ICP，即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电信部门作为接入服务提供商保障、维护网络新闻的传播渠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充实网络新闻的传播内容。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但这并不意味网络新闻的传播不受限制。其中，《宪法》对新闻活动给予了方向性指引，对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保障；多部基本法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也包含了许多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条款[5]。在现行的《刑法》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罪名就达20条，如虚假广告罪，侮辱诽谤罪，传播物品罪等。除了对网络新闻传播内容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基于网络新闻的多媒体性，广电总局于2004年《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内容作了限制。《办法》指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只限于境内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6]。
3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困境和难点
根据以上有关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难点和困境：第一，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须在遏制不良信息传播的同时，兼顾网络平台的自由，规制的衡平难度大。在针对网络传播的法规建设中，如何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网络不良的传播内容得到合理的规制，又不会对网络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平台造成束缚，这成为了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第二，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协调内容庞杂，涉及部门繁多，监管难度大。如何对网络传播监管部门的权责进行明晰的划分，既不产生监管机构的叠加冗余，也不留下网络传播监管的真空地带，也是当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三，网络信息的诉求不一致导致网络传播立法进程缓慢。纵观国内外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情况，几乎每一部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会引起部分受众群体的意见反弹。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诉求难以做到同时兼顾，成为了网络传播立法迟缓的重要因素。第四，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延续性和适用性难以保障。这也就使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无法确定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对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持续性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4克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困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物权法物权法定原则物权公示
作者简介：李昂，郑州大学法学院2008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物权法定原则也可以叫做物权法定主义，它是指物权只能依法律的规定设立,当事人不得自己创设或变更物权种类、内容、效力、公示方法。我国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明确了这一原则,在《物权法》的第五条即就定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我国台湾“民法”的第757条也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创设”。豍
物权法定主义是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物权法律制度中的物权立法思想和适用物权规范的根本准则豎。物权法定原则的确立,能够起到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的作用，物权法定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具体包括“发挥物之经济效用；保障完全的契约自由；交易安全与便捷之需要；整理旧物权”豏，这些都是该原则积极的一面。但是,物权法定原则毕竟是一个“刚性原则”,豐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则是越来越灵活,物权法定原则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些冲突，该原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究竟该如何看待物权法定这一基本原则，现代社会中是否还有它适合生长的土壤，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合理性
物权法定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相对来说体系化的合理性,它以严格规则的立法主义为基础。物权与债权作为现代民法两项并驾齐驱的财产权的制度，物权法定原则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是物权和债权的可分性以及对立性。债权所规定的法律关系,除了依法产生外,针对于合同债权,还可以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设立。并且，对于契约中的内容,根据近代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除了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外,原则上是不受限制的。虽然目前立法中有关于合同债权的规定不少,但是几乎都是任意性规定,当事人既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也可以订立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非典型合同。而其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当事人表达不清或不足的意思进行补充，节约交易成本等,不具有物权法律规范中的强行性性质,也就不会存在合同的债权法定问题。但是，物权不一样，物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对世权,具有直接支配性、排它性,可以对抗第三人。物权法法律法律规范的性质多为强制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种类,物权与债权相比,效力优先,涉及的范围更广，时间也比债权更长。因此,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一般的权利,如果轻易地给予其物权法上的保护,对他人的侵害要远远大于债权,所以必须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进行限定。正是由于物权规范具有此种强大的效力,才导致了法律上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进行限定的要求，产生了物权法定原则。
三、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
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学术界中存在好几种观点，主要的区分点是物权法定之中“定”的范围应该如何划定，怎么划分。一些学者认为“物权法定原则以种类与内容法定为主兼及其他,包括物权种类法定、物权内容法定、物权效力法定、物权的公示方法法定以及物权的取得方式法定”豑，或者是“物权法定原则仅指法律对物权设定之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剥夺,法律对物权设定方式的限制、法律对物权变动形式的限制、物权行使的法律限制、物权效力的法定性质、公示方法的法定性都与物权法定原则无关”豒。物权作为一种具有排它性的权利,依法享有某种物的权利的人,就可以直接支配该物,并且当然的排除其他任何人的干涉。如果物权的种类,允许当事人随着自己的意思进行自由创设,那么所谓直接支配物的、排它的、对世的权利就会名不副实，起不到其本意要产生的效果；另外，如果物权的内容允许任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自由创设,其结果必定与创设法律规定以外的物权没有任何差异。物权的变动,一定会涉及物权的种类变动、内容变动、变动的要件以及公示的方法。所以,物权的法定原则具体是指:一,物权种类法定。也就是物权的种类必须由国家立法来进行明确的规定,任何当事人不得以任何协议的方式随意创设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物权类型。二,物权内容法定。也就是所有物权的内容必须要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任何当事人不得随意创设与法律规定的物权内容不相符合甚至相冲突的物权内容。三,物权变动要件法定。也就是物权变动的要件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之间自由协商。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要件是法律不承认的，也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四,物权公示方法必须法定。也就是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某种物权在进行变动时所应该采取的固定的公示方法,如果不是依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进行的物权公示,则不会被法律承认或对抗第三人。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价值
物权社会发展和人们之间的经济生活关系密切,如果允许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创设物权种类,就会对所有权设立过多的限制和负担,影响物的利用。而如果遵循物权法定原则，通过法律以明确规定的形式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确定下来,建立系统的物权类型体系,将有助于发挥其最大的经济效率。物权种类和内容的法定化,便于公示,可以确保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总而言之,是一种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交易安全原则。其中一些主要价值还通过物权法定原则体现出来。
第一，物权法定原则可以帮助发挥物的经济效用。物权的内容、种类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物权可以任由当事人随意创设的话,必然会影响物的利用效率。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明确规定下来,建立起系统、完善的物权类型体系,有助于发挥物的最大经济效用。
注意规定是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忽略的规定。其一，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例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此条即属注意规定。一方面它旨在引起司法工作人员的注意，对于一般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不能以盗窃、诈骗等罪论处；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这一规定，对于一般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贪污的，也应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可见，注意规定并没有对基本规定作出任何修正与补充。其二，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换言之，如果注意规定指出“对A行为应当依甲罪论处”，那么，只有当A行为完全符合甲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能将A行为认定为甲罪。
法律拟制的特点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或者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在法律拟制的场合，尽管立法者明知T2与T1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出于某种目的仍然对T2赋予与T1相同的法律效果，从而指示法律适用者，将T2视为T1的一个事例，对T2适用T1的法律规定。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携带凶器抢夺（T2）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T1）在事实上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原本并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但立法者将该行为（T2）赋予与抢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如果没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律拟制，对于单纯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夺罪，而不能认定为抢劫罪。由此可见，法律拟制的特别之处在于：即使某种行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但在刑法明文规定的特殊条件下，也必须按相关规定论处。
法律拟制仅适用于刑法所限定的情形；对于类似情形，如果没有法律拟制规定，就不得类比拟制规定处理。例如，刑法没有规定携带凶器盗窃的以抢劫罪论处，故不得将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处的规定，类推于携带凶器盗窃的情形。
刑法之所以设置法律拟制，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形式上的理由是基于法律经济性的考虑，避免重复；实质上的理由是基于两种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设立，一方面避免了重复规定抢劫罪的法定刑；另一方面是因为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与抢劫罪的行为，在法益侵害上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
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第一个意义是，明确该规定是否修正或补充了相关规定或基本规定，是否导致将不同的行为等同视之。换言之，将某种规定视为法律拟制还是注意规定，会导致适用条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认定结论。例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针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规定：“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如果认为本规定属于注意规定，那么，对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条件是，除了要求该行为致人死亡外，还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如果认为本规定属于法律拟制，那么，只要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取证行为致人死亡的，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杀人故意，都必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换言之，尽管该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成立条件，但法律仍然赋予其故意杀人罪的法律效果。
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第二个意义是，注意规定的内容属理所当然，因而可以“推而广之”；而法律拟制的内容并非理所当然，只是立法者基于特别理由才将并不符合某种规定的情形（行为）赋予该规定的法律效果，因而对法律拟制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例如，刑法分则关于“明知”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才成立赃物犯罪，而在该赃物犯罪中，犯罪所得的赃物属于特定的犯罪对象，由此可以“推而广之”：凡是特定的犯罪对象，都是故意的认识内容，行为人对此必须有认识，否则不成立故意犯罪。所以，奸淫幼女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而法律拟制则只能适用于具有拟制规定的情形，不得适用于没有拟制规定的情形。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对于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出于特定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论处。由于该条属于法律拟制，不能类比推理，因此，对于犯敲诈勒索罪、聚众哄抢罪，出于特定目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不得类比第二百六十九条认定为抢劫罪。
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第三个意义是，对于注意规定，应当按照基本规定作出解释；对于法律拟制，应当按照该拟制规定所使用的用语的客观含义进行解释。例如，如果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属于注意规定，那么，只能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的构成要件解释“携带凶器抢夺”（如要求使用或者显示凶器）；如果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属于法律拟制，则只能根据“携带凶器抢夺”的客观含义作出解释（不要求使用与显示凶器）。
总之，区分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问题。但实践中，许多人却不注重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即将注意规定都理解为法律拟制或特别规定。例如，将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理解为法律拟制，对于该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人为保险诈骗提供帮助的，不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罪论处。这显然是没有合理区分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所致。虽然概括出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律拟制的一般规则并非易事，但通过综合考察以下几个方面，大体上是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
第一，是否存在设立注意规定的必要性？如果有必要作出注意规定的，可能是注意规定；如果根本没有必要作出注意规定的，所作的规定可能是法律拟制。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行为，原本符合保险诈骗的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但立法者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员将为保险诈骗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所以设立注意规定，提醒司法工作人员将该行为认定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再如，如果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属于注意规定，则意味着立法机关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员将持凶器抢劫的行为认定为其他罪，所以特别提醒司法工作人员对持凶器抢劫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显然，不会有人认为存在设立注意规定的必要性。据此，可以认为该款不属于注意规定。
第二，是否存在作出法律拟制的理由？由于法律拟制的特点是将T2的行为赋予T1的法律效果，故需要考虑：将不符合T1构成要件的T2，赋予T1的法律效果，是否具有合理理由？如果不具有拟制的理由，则宜解释为注意规定；反之，则应解释为法律拟制。例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认为本条属于法律拟制，即只要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即使不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也应以强奸罪论处，那么，其理由何在？如此解释找不出理由，即使牵强地找出“现役军人的妻子需要特殊保护”的理由，该理由也不能得到认可。所以，本规定属于注意规定。因此，只有当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第三，某条款的内容与基本条款的内容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原则上应解释为注意规定；否则，具有解释为法律拟制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表述的内容，分别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所表述的内容相同，故能认定这两款属于注意规定。再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携带凶器抢夺”这一罪状，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的罪状内容存在区别，但仍然对前者赋予后者的法律效果，因而属于法律拟制。
【关键词】先行先试；立法保障；文本分析
一、文本综述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选取山西省、武汉市和天津滨海新区已的四份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以下简称《山西循环》、《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武汉条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东疆保税》）和《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中新》）进行研究。这四份法律文本代表了省、市和地区“先行先试”的立法情况，内容涉及从全社会的改革到具体某个方面的先行先试，类型涉及地方性条例、规定，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研究价值。其中，《山西循环》）共八章48条79款，内容涉及总则、基本管理制度，生产领域循环经济、流通和消费领域循环经济、废弃物资源利用化、激励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八个方面。《武汉条例》共30条56款，内容涉及政府职责、产业发展规划和各城市功能地位，自主创新、科技体制改革、人力资源、资源保护，社会保障及金融市场等17个方面。《东疆保税》共七章42条55款，内容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口岸监管体制、口岸监管诚信体系建设、区域发展促进与保障等。《中新》共五章37条47款，内容涉及总则、行政管理、建设管理、城市管理、附则等五部分。
（一）法律要素分析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的要素主要有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法律技术性规定四个要素。深入分析法律要素可以是我们对先有法律文本有深入细致的了解，从各个要素的比例和分布可以看出已有的法律制定的是否规范和合理。从所分析的四份法律文本来看，《山西循环》包括立法目的一条、立法原则一条，占全文的4%；涉及法律规则的条文45条，占93%；技术性规定一条，占2%。《武汉条例》中立法目的一条，主要涉及概念的条文一条，占全文的7%；法律原则一条，占全文的3%；涉及法律规则的条文共26条，约占87%；技术性规定一条，占3%。《东疆保税》中立法目的一条，占全文的2%；涉及概念的条文两条，法律原则两条，各约占全文的5%；涉及法规规范的条文共36条，占86%；技术性规定一条，占2%。《中新》中立法目的一条，约占全文3%；涉及概念的条文两条，约占5%；法律原则一条，占3%；涉及法律规范的条文共32条，占86%；技术性规定一条，约占3%。
（二）法律条文的内容分析
现代国家的规范性法律文本大都以法律条文为基本构成单位。以其表述的内容来看，法律条文可分为规范性条文和非规范性条文。规范性条文直接表述法律规范，非规范性条文不直接表述法律规范。《山西循环》中规范性条文共46条，占到全文的96%，非规范性条文两条，占4%。《武汉条例》中非规范性条文共3条，约占10%，规范性条文共27条，约占90%。《东疆保税》种规范性条文36条，约占91%，非规范性条文4条，占9%；《中新》中规范性条文共32条，占89%，非规范性条文4条，约占11%。
（三）规范模式的分析
规范性法条按照其模式的分类可以分为命令性法规、促进性法规和禁止性法规。命令性规定明确规定必须做，不做就违法；促进性法规以其内容的促进性为特点；禁止性法规明确规定不能逾越法律法律的界限。《山西循环》规范性法条中命令性法规共46条76款，其中命令性法规共60款，占全部的79%；促进性法规12款，占全部的16%；禁止性法规4款，占5%。《武汉条例》规范性法条共26条50款，其中命令性规定共20款，占全部的40%；促进性法规30款，占全部的60%；禁止性规定0条。《东疆保税》关于规范性法规共36条49款，其中命令性规定共31款，占全部的63%；促进性规定共18款，占37%；禁止性规定0条。《中新》关于规范性法规共33条42款，其中命令性规范23款，占全部的55%；促进性规定19款，占45%；禁止性规定0条。
二、“先行先试”立法保障的现状分析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对“先行先试”的立法保障很重视，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但是我们也从其分析看出，“先行先试”立法保障的现状存在诸多问题。
（一）法律要素分布较为合理，但法律概念较少
从法律要素的分析研究来看，四份法律文本的法律要素分布较为合理，均为法律规则最多，立法原则、技术性规范较少，这比较符合法律文本对法律要素分布的要求。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上述法律文本虽然法律要素分布较为合理，但法律概念却较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技术性规定较少。法律概念虽然不是法律文本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法律概念存在模糊和不确定的情况，那么法律规则就会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这会直接导致对法条的理解出现差异，具体落实出现偏差。
（二）法规虽然涉及面广，但是内容过于宽泛、不具体
从对上述四份法律文本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地方法规的内容上虽然规定了先行先试改革的许多方面，但是很多规定过于宽泛，极不具体。例如《武汉条例》的内容涉及政府职责、资源保护等等17个方面，但是每个方面却只有一个法条加以规定，最多只有两款内容。如第二十条规定：“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以社会保险为主、社会救助为辅、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保险在武汉城市圈的流转和接续。”这条规定虽然规定了应对社会保障制度加以改革，但是如何加快改革，如何实现社会保险在武汉城市圈的流转和接续都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加以规范，没有细致的规定就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内容过于宽泛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武汉城市圈的立法上，其他省市和地区的法律也出现过这样的现状。
（三）法条皆多规范性条文，禁止性条文较少
从法条内容和规范模式的分析上来看，规范性条文较多，内容多为命令性规范和促进性规范，而禁止性规范明显较少，除《山西循环》外，其他三个法律文本甚至没有禁止性规范的内容。HTTP/1.1 200 OK Date: Tue, 20 May 2014 06:55:54 GMT Server: Microsoft-IIS/6.0 X-Powered-By: X-AspNet-Version: 2.0.50727 Consuming-time: 4759 Set-Cookie: __ReadAuth=wfTUoieJrr9MYvqkdOC6uT79VVDtRwLkPS00vGMJRBpk06g3wnXsHH2lGPUzfIxj; path=/; HttpOnly Set-Cookie: _SessionId=klziohaaj5tsbyv4w2y3su2q; path=/; HttpOnly Cache-Control: private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gb2312 Content-Length: 308570 河北公共图书馆共享 function checkOS() { var ua = navigator.userAgent.split(";"); if (ua[2].indexOf("Windows NT 6.2") != -1) {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8app").setAttribute("href", "/webpdp/zh-CN/app/d2b8bfa0-dc29-4ad6-94a1-c0bc1ab4652c");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8app2").setAttribute("href", "/webpdp/zh-CN/app/d2b8bfa0-dc29-4ad6-94a1-c0bc1ab4652c"); } els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8app").setAttribute("href", "javascript:alert('本App仅在Windows 8下运行！')");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8app2").setAttribute("href", "javascript:alert('本App仅在Windows 8下运行！')"); } } jQuery(document).ready(function () { jQuery("#nav").children().mouseover(function () { jQuery(this).addClass("over"); }).mouseout(function () { jQuery(this).removeClass("over"); }); jQuery("#navFooter").children().mouseover(function () { jQuery(this).addClass("over"); }).mouseout(function () { jQuery(this).removeClass("over"); }); //checkOS(); }); function doPrint() { var bdhtml = window.document.body.innerHTML; var sprnstr = ""; var eprnstr = ""; var prnhtml = bdhtml.substr(bdhtml.indexOf(sprnstr) + 17); prnhtml = prnhtml.substring(0, prnhtml.indexOf(eprnstr)); var _first = "关于综改区“先行先试”立法保障的法律文本分析
作者：郭祺 来源：西江月・上旬 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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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要性和客观依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必须予以必要的完善。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历史发展及其含义 物权法定主义源于罗马法, 在《罗马法大全》中承认具有物权属性的权利被限定为所有权、永佃权、役权和质权。其后为继受罗马法的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如《日本民法典》第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者外，不得创设。”我国台湾所谓“民法”第757条亦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创设。”此外，我国澳门民法典第1230条、韩国民法第185条、奥地利民法第308条也有类似规定。有的国家虽不采用明文规定的方式,但是民法理论与民法实务都认为采用该原则,如《德国民法典》虽然未明文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民事判例，理论学说均持肯定态度。 物权法定原则又称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而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随意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物权法定被视为物权法的首要原则，在整个物权法结构体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物权法定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权种类法定、物权内容法定、物权效力法定和物权公示方法法定。1、物权种类法定是指物权类型除法律明确规定的外，不得刨设。当事人不得创设没有规定的新的物权类型，称为“类型强制”。法律规定了几种物权类型，就承认这几种物权类型，如果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创设了新类型物权，那么这新的物权将得不到法律的承认，这种创设也是自始无效的，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物权种类主要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篇中，但也有的在矿产法、海商法、担保法等特别法中规定—些具体的物权类型。我国《民法通则》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而使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概念，其规定既不全面，也不科学。因此，建立完善的物权法体系，尤以物权种类的选择为重要。2、物权内容法定，即物权权能的法定，是指物权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内容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的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即“内容固定”，物权法定规定了此种物权具体应含有哪些内容，例如所有权，其内容表现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四项权能，当事人设定的所有权最多可包含这四项内容，如果另外又增设了其他内容，那这种增设也是无效的。法律对这新的内容不予承认。要求物权人在行使其物权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物权权利的范围，超出或违反法律对物权权能的规定，为权利滥用，为法律所不许。3、物权效力法定是指物权的法律效力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由当事人创设。当事人为物权变动时，其行为若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就是无效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的行为若想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就必须符合法律对物权变动的各项要求，此为“效力法定”。物权效力就是物权所具有的法律强力，为物权权能在法律上的合理延伸。物权因法律赋予直接支配排他性，产生了不同的效力。各物权既有共同的效力，也分别有其自身特有的效力，但均以法律规定为限。4、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法定，就是法律明确规定物权变动时应当采用的公示方法，非以法定方法公示，物权变动行为无效或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之间进行的物权变动，必须进行公示，且公示的方法必须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例如，动产的公示为交付（占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法律所赋予的物权变动的公信力，否则就将承担物权变动不生效或被撤销或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不利的法律效果，此为“公示方法固定”。物权变动直接影响相对人及第三人利益，关涉到社会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客观上要求物权变动应当采取一定方式公布于众，使外人能清楚地认识物权变动的内容。各国法律正基于上述原因，大多明确规定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严格物权变动形式。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合理性及不足 物权法定原则之所以能被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物权法所采纳为一项基本原则，是有其合理性及生命力的。王泽鉴先生提出了四点理由：第一，物权具有绝对性。物权有极强之效力，得对抗一般之人，若许其以契约或习惯设立，有害公益实甚，故不许创设。第二，物尽其用之经济效用。物权与社会经济具有密切联系，任意创设，对所有权设种种之限制及负担，影响物之利用。以法律定其种类及内容，建立物权类型体系，有助于发挥物尽其用之经济效益。第三，交易安全与便捷。物权具有对世效力，物权得丧变更，应力求透明。物权种类及内容法定，便于公示，可确保交易安全与便捷。第四，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1、为物权特性的需要。物权为绝对权，有对世性、排他性之特点。当事人之 间设定物权之后，就具有了对世性，除当事人外其他所有人都负有尊重不侵犯之义务，那么如此强大的法律效力如果还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类型，就像合同自由原则一样千变万化，无法统一，那其他人的权利很容易就被侵犯，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很显然，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与平衡。所以法律规定了物权法定，非法定物权不予承认，也就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自由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他人的利益安全。2、发挥物之效用的需要。物权法定，种类和内容法定，如此以来，对物之利用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发挥物之价值，充分利用，否则，就会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如果允许放任其行为，那必定会对物的利用不尽其数，这表面看来好像是一种充分利用，但实际上却是因没有限制而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利用方式繁多，造成无论哪种方式都得不到充分的行使，最终会影响了交易的效率，市场的发展。3、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明确了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公示方法，使得人们在为物权交易时有章可循，很方便的便可以寻到其路径，由于物权法定，人们遵循起规定行为即可，依法行事，既有了效率，又保证了安全。4、国家管理的需要。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必须起到真正的“宏观调控的无形的手”的作用，国家对变化无常的东西进行管理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利用物权法定，将物权类型化、固定化，才能很好的把握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