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花球.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现代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 建构 分析
根据主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度，可以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其中微观经济学所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对经济资源进行最佳的配置，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对实现对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
一、以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为立论前提
当前，西方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体制是研究整个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背景，其主要研究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宏观经济变量所起到的作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着眼点主要在“宏观”上，也就是说这理论的建构必须要将目光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上，并将研究目标确立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与方式。还要通过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与解决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要以国民经济的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以及产出水平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从价格水平来说，通常经过对通货紧缩以及通货膨胀进行考察可以将其反映出来，而通过对整个社会的就业率以及失业率进行考察，又可以将就业水映出来，而产出水平，主要靠的是GDP来反应。从这里不难看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前提，是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并通过对经济总量的变化与决定进行研究，来对如何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阐明。
二、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立论支柱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理论，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将国民收入作为了最基本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出发点，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对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主要依靠国民收入来进行衡量。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理论的建构，就是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以及总需求出发，对国民收入如何变动和决定的规律进行分析。所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贯穿宏观经济学理论始末，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研究的立论支柱。
三、以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为立论目的
微观经济学是在以经济资源已经被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使单个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而与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学是在社会经济资源已经实现最优配置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进行研究。有三个理论研究与宏观经济学如何解决和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有关。第一个是怎么去最大限度利用经济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使失业率降低，第二个是如何对通货膨胀进行预防、解决，第三个是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要真正的解决上诉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法则进行着重的分析、研究，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使国民经济能稳步、持续发展。
四、以实现经济的稳步、持续运行为立论出发点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视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所以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实现国民经济能够稳步、持续发展，就成为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有意识的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与干预，阻止商业周期中的失业增长以及经济下降，对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预防、控制，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实现经济均衡、稳步提升，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对宏观经济稳步、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五、以总量分析为立论方法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要考察的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支出、银行信贷总额、货币发行量以及物价总水平等国民经济中总量的变动情况，所以，我们通常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分析方法称为“总量分析”。总量分析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将国民经济运行中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问题。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又被部分人称为“总量经济学”。在总量分析上，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总物价水平、国民收入、总就业量、社会总供给和总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总货币供求量、总储蓄、总投资、总消费是如何决定的。
六、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微观”与“宏观”看似相互无所关系，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确实相互依存的，甚至是相互为前提的。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时，通常都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对经济资源进行了一番优化配置的假设。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总量分析与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也是相互结合的，其原由是因为经济个量相加才能得到经济总量。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总量分析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了目标与方向，而宏观总量研究又以微观个量分析为基础。再如，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就业问题时，主要所关注的是社会总产量、总投资以及总需求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并假设人工成本开支、生产成本开支以及利润是既定的，这些既定的内容是如何假设决定的又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同理，微观经济学在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所关注的是单个厂商所使用的土地、劳动、资本的价格和数量是怎样决定的，以及厂商的利润、成本与就业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假设社会总就业量以及总需求量是不变的，而这些假设的内容又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主要依靠还是多个微观经济单体的合理决策，也就是说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相关问题，要以对微观经济决策的考察为基础。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为辅助，必须要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七、结论
站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不论是本文所讨论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这两者都是对时代下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与规则的总结，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均衡的控制作用。也正式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所起到的作用，才保证了世界经济朝着今天的一体化格局不断发展、增强，我国如想进一步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接轨，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就必须进一步向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采取的调控手段、方法靠近。比如，银行制度中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财政、金融以及税收政策，行政手段中对某些过热行为的管控措施，以使社会、资源以及环境能够相互协调发展。在这些不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相互共通的经济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学习其成功的经验，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肯定能起到推动与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应当保持科学的思想态度，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有一部分进行针对性的吸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势，不断对我国自身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学说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高占勇.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及其启示[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02）：168-169.
拉姆齐模型在七十年代的宏观的变革中被重新发现，发挥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意义深远的。本文从思路和数学这两个角度去分析拉姆齐模型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并讨论了该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拉姆齐模型 微观基础 连续时间 动态经济 变分法
一：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现代变革
七十年代震惊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的出现，不仅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更是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孕育了经济的“凯恩斯革命”，创立了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兴起正是源于经济学家们对多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奉行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病”的反思，在对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中崛起。在凯恩斯所创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之上，萨缪尔森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从四十年代创立一直到七十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新古典综合”学派即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滞涨”，更不能在实践中提出解决“滞涨”的政策主张。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新古典综合”学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持“理性预期”观点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在理论基础上给“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致命的打击，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隔离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应该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上的，然而，“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却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基础上不能一致。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不合理的预期基础之上，大部分的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而且，个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的行为存在矛盾，不能协调一致。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未必是个人的最优目标。 所有的症结都归结于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竟然建立在缺乏微观基础之上。在“理性预期学派”和其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的抨击下，在“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修补下，现代宏观经济分析逐步摈弃了对宏观经济问题超脱微观基础的简化研究的方法。简化终于证明了极大的误入歧途，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正是在长时间里采用了这种简化。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要研究的是产出，失业，通货膨胀等大范围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宏观经济学企图回答的问题内在的就是困难的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上，试图回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不完全（及可能不完整）的市场进行动态一般均衡的研究，分析和力图理解经济中产出，就业和价格的运动。通过共同采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和有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波动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到为止，真正统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有产生，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正处在最富创造性，最为多产的阶段。
二：拉姆齐模型简介
在如今的多数的前沿宏观经济分析的专著之中，都会出现拉姆齐的名字和拉姆齐模型这一术语。拉姆齐模型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弗兰克拉姆齐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12月，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储蓄的数学原理]一文，建立了拉姆齐模型。该模型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分析最优经济增长，推导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的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这个模型被后人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模型如下：
假设用两中投入：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是Q=Q(K，L)，无技术进步，人口为恒量，但提供的劳务可以变动。产出可用于储蓄或消费，储蓄导致投资和资本积累。则Q=C+S=C+K`或C=Q(K，L)-K --(1) 消费通过一个社会效用函数U(C)来衡量。U”（C）〈=0，劳动的负效用D（L），D”（L）〉=0。所以净社会效用函数为U（C）-D（L），那么经济计划者的问题是最大化当前一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社会效用：MAX
--（2）为了克服没有采用贴现因子所带来的函数可能发散问题，拉姆齐用MIN ---(2`)求解得FL=-U”(C)〆C/〆L+D’(L)=-U”(C)QL+D’(L);FL`=O;FK=-U’(C)〆C/〆K=-U’(C)QK;FK`=-U’(C)〆C/〆K=U’(C) 通过以上导数，运用变分法，得D’(L)=U’(C)QL 对所有的t>=0，--（3）解释为在任何时候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须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乘积。〆U’（C）/〆t=-U’（C）QK对所有的t>=0—（4）解释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在任何时刻必须等于资本边际产出的负值的一个增长率。我们得出最优投资和资本路径 *K’(t)=[B-U[C(t)]+D[L(t)]/U’[C(t)]—(5)这个结果被称为拉姆齐规则：（5）式这个欧拉方程描述了在任何时间路径上都必须被满足的必要条件。这是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标准有效条件的连续时间模拟。对该模型之所以是简介是因为我们省略了其中复杂的欧拉方程的变分法推导和随后的抽象的相位图分析。
拉姆齐模型在其出现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由于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一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当宏观经济分析出现“理性预期革命”之后，拉姆齐模型似乎又被重新发现。弗兰克`拉姆齐提出的问提是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并用模型去求解，用模型去解出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中央计划人员将作这些选择，他们利用模型使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我们可以证明这种中央计划分配等价与竞争性经济。在竞争性经济中，个人根据相关联的当前与预期的市场出清的工资和利率，作出最优的消费和投资决策。
所以，不难看出，拉姆齐是要去解决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在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内，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然而，这个宏观问题的求解却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约束，在满足最优化的条件下，从微观角度求解出宏观的最优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所以这个模型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较好地实现了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一国经济中的资本随时间积累的路径。该模型虽然是讨论一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但却深刻的把宏观分析紧密的建立在有效的微观基础之上。因而，对后来重新发现它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该模型提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摈弃了宏观和微观相互脱离的状态，在微观中分析宏观，在宏观中把握微观，从而开创了在微观基础上分析宏观问题的较早先例，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上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
纵观拉姆齐以前和拉姆齐之后几十年的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似乎各自独立的向前着。微观经济分析忽视了宏观方面，而宏观经济分析则超脱了微观基础。然而，整个经济研究就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也许我们从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机体内部的细胞的活动，但这个有机体的一切外部表现无不受到其内部细胞的特性和活动的制约。物发展就经历了一个微观粒子世界的研究深入而改变了宏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过程。二十世纪初，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在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物理学的研究也莫过于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然而随着对射线的发现和对原子内部结构的探索，人们对微观离子世界的认识彻底改观。微观粒子世界出现的大量新事物，使得经典物理学家们束手无策，经典物理学面临极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当中，诞生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当今我们的现代物质文明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如宏观物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微观粒子世界的运动规律去讨论宇宙的发展、黑洞的演变一样，宏观经济学也不能脱离微观经济主体的特性去讨论投资，利率，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运动。我们的研究可以在简化的前提下，抽象地去讨论宏观经济，但目前世界经济的复杂联系，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使得我们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去研究宏观经济。经济首先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由一个个在外型，思想，行为上都不相同的具体的人的汇总，我们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活动都是微观经济主体集体活动的汇总。我们可以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抽象和简化去研究宏观经济，但不能不谈微观基础而超脱的去求解宏观经济的答案。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际革命’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凯恩斯革命”则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两者的发展却是基本上各自较为独立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完善。虽然“新古典综合”在理论体系上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完善的和不严谨的。
拉姆齐模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从宏观和微观结合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思想，自从它又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领域之后，深远的影响了当今的经济学研究。该模型首先研究了经过了一定抽象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在建立了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微观基础之后，拉姆齐开始讨论微观经济主体在追求其行为的最优化的过程当中，宏观经济的路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投资、资本积累、储蓄的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受到微观经济影响的。所以，拉姆齐模型是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过程中，确定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这种在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得现代的经济研究人员在研究问题时广受启发。而拉姆齐模型也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工具之一。
四：拉姆齐模型在数学上对宏观的
在数学方法上，拉姆齐模型采用了当时前沿的数学分析方法：变分法，来处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经济。在跨时效用函数的处理上，以积分的形式完成了对跨时效用函数的描述，从而较为精辟的概括了经济主体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效用的评价。这一方法被以后的经济人员在处理连续时间上的效用函数的评价时所广为采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拉姆齐模型的效用函数采用了加法可分的处理方法，从而对连续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产生了很强的效果。但该模型没有采用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拉姆齐认为当代人对未来的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贴现是不道义的。但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是广泛的采用了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指数贴现和加法可分一样都可以产生很强的理论效果。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假设加以拓宽，放松加法可分的假设导致更为复杂的动态，对指数贴现的时间偏好率差异的引入，以及对取决于效用的贴现率的引入，使得抽象经济更多的符合实际经济的状况。在对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效用函数的设定上，拉姆齐模型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拉姆齐在对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长期动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分法对经济行为的最优化进行分析。在变分法被拉姆齐引入经济分析的数学工具之后，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时，广泛的采用了变分法来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在拉姆齐模型当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跨时的，消费者选择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的行为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况，而且还会依赖于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储蓄行为。而变分法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首先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问题化为离散时间上的问题，并采用非线性规划的最优方法，得出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最优条件。在这一过程当中，欧拉方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姆齐采用变分法分析跨时最优行为以后，变分法在这一类问题中被广泛的运用，但更为广泛的被最优控制论所代替。最优控制问题和变分问题是等价的，一般的能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问题都能用变分法来求解，但最优控制方法显得更为直观，虽然，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最优控制方法逐渐地代替了变分方法的分析，但变分法在动态经济最优问题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还是没有动摇。拉姆齐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经济问题所做的数学分析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深远的。拉姆齐为了更直观的将经济最优路径的动态过程表现出来，采用了相位图来进行图形上的分析。相位图就是用坐标图形演示动态微分方程的解及其稳定性，可以将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直观的在坐标图形上演示出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复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更直观的讨论动态经济变量的稳定性问题。
拉姆齐综合的运用上述方法于宏观动态经济的最优分析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被后来者广泛的运用于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希得劳斯基对货币的研究成果，新古典主义对实际经济生产率冲击的讨论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宏观经济学的高级教科书里，拉姆齐模型总是处于前两章就要介绍的重要。
五：拉姆齐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经济研究领域内，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适应的经济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拉姆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是在超脱了微观经济基础的简化形式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别，所以，如果能在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似乎更能有说服力。另外，在我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当中，定性研究方法历来处于主流研究方法的地位，但是，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很多问题却需要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在语言逻辑层次上讨论一个问题，能够清晰的剖析事物的本质，揭示出内在性，但如果能够加入一定的定量分析，则更能说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经济现象的发展演变。而且有些问题是语言逻辑难以描述清晰的，这时我们可以考虑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难题，因而，适当的数理分析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是很有必要的。
拉姆齐模型在数学建模和研究思路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启示作用的。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向上多做探讨。例如，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问题，但券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在行为方式和利益目标上的差别，使得微观市场的结构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市场的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撇开拉姆齐错误的效用价值论不谈，无论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消费者，厂商的均衡行为，储蓄投资，资本积累等。在宏观经济当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运动，如随着时间的变化，产出，消费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存量如何变化。如果采用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的数学工具，用变分法，最优控制法等数学方法，则更能说明一些复杂的而非语言所能够解释清楚的变化过程。所以，对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人员来说，掌握适当的数学工具，适当的数学分析是有益的。
当然，拉姆齐模型也有糟粕和局限性所在。拉姆齐模型的抽象简化条件即是其分析问题的优点所在，而抽象简化本身又构成了局限性所在。如在该模型当中，人都是长生不老的，因而用该模型分析政府发行债券或讨论征税时，李嘉图等价的命题便会成立。但人并非长生不老，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李嘉图等价就很成问题。所以，该模型的许多结论只适用于该模型所规定的经济环境。另外，就该模型的价值论来说，是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除去这些缺点而论，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和数学分析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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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中一（美）[动态最优化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99 版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微观干预；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22-03
近几年，大家对宏观调控这个词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官员或是学者提出要加强宏观调控，比如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流动性过剩；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等等。然而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对其真正内涵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本文拟就宏观调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谈点粗浅的看法，并对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本质区别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
宏观调控完全是中国化的经济理论术语，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词语，而是使用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其基本含义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意指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就业率下降等失灵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或弥补市场不足，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而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正是由于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得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从此走向幕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走到历史前台，看不见的手也被看得见的手所取代。
我国的宏观调控这一概念源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①而最早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宏观调控则是在1988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间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至今已有20年。虽然在这20年里关于宏观调控的定义或者说内涵的界定在理论界还没有统一，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对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调节与控制。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1]；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现代经济辞典》中，宏观调控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效和保证国民经济总体的稳定运行，政府在市场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调节国民经济，以最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的一整套运作过程。”
我个人理解的宏观调控是当国家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市场自身不能自动修复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和控制，以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其目标，使其平稳持续发展。为把这一概念讲清楚，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做进一步阐述。
一是宏观调控的主体。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一定是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不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对经济总量指标负责，地方政府只能无条件执行或是监督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情况，而同时地方政府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调控对象，甚至有些时候地方政府为自身的地方利益而对国家的宏观政策进行抵制或消极执行。所以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而且必须是中央一级政府。
二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次还有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具体有：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等[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信贷政策及公开市场业务等。
三是宏观调控的客体。从客体看，宏观调控主要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和总量，这主要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现出来，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商品的总供求平衡，劳动力的总供求平衡，货币的稳定等。具体指标有：GDP增长速度、CPI、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国际收支平衡程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以上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可以看出，政府干预还不能等同于宏观调控。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干预主要是指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够科学，这只是说出了政府干预的一个方面；而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也似乎不能涵盖政府干预的实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而这里面的政府也是指中央政府，所以可以看出，这里的政府干预与我国的宏观调控其实质是一样的。但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应该是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中央政府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的干
预；可以包括政府(中央政府)对宏观层面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对微观层面的干预。这样一来，
政府干预就可以概括成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的统称。
二、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
上面提到，政府干预包括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而宏观干预其实就是指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前面已进行了详细表述。所谓微观干预，是针对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效率的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某个领域上用政府的干预或管制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商品的价格本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异常的变动，以至引起了被认为是不合意的或不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这时，作为一种特殊安排，政府限制价格在一定时期可能是必要。或者说就是政府为了短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直接干预企业的产出和价格，直接管制市场的准入和退出。而更通俗地说微观干预则是指对某一行业(如金融行业、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某一产品(如猪肉、鸡蛋)，或是某个市场(如钢材、电力、煤炭)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干预，或限制，或鼓励。比如某一地方政府对鸡蛋价格的限价，或者前一段时间兰州政府对当地牛肉面价格的限价这都是微观干预。再比如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的有关土地、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也是微观干预，不能看作宏观调控，所以诸如 “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煤炭行业的宏观调控”的这种说法就很不准确。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时，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调控)政策，全都是微观(干预)政策。
我对卢卡斯这句话的理解是，作为中央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是要进行宏观干预，而不是微观干预。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相对成熟的国家，中央政府进行宏观干预就足以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足以解决市场中的一切问题，就不需要或是极少用到微观干预，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不能广泛使用微观干预手段，因为它的副作用很大。”而具体到我国，一个市场经济欠发达、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才几十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想让其恢复正常，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作法或是照搬经济学理论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政府有意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0%，但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下来反而高达7.9%。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量使用微观干预，大到提高电价、打压煤价，小到限制蛋价、规定牛肉面价格?笔者看来都不可行。作为新型加转轨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诸多领域不起作用，或是作用不明显，甚至与政府的初衷相背离，宏观调控不能医治百病，更不能药到病除，一定要有微观干预；而微观干预不能处处干预，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永远处于辅助的地位。比如2008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2008年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上调，但同时又宣布，对于此次准备金率的调整，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就是宏观调控中有微观干预，可谓合法合理，恰到好处。
微观干预和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两种形式，微观干预多一些还是宏观调控多一些主要取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当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阶段。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发展中国家则到处是微观干预。而在某一特定阶段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或国家都是更重视微观干预，如最近出现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美国，无论是对“两房”的国有化还是对投行的并购及对汽车业的保护(注资)都是明显的微观干预，这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虽然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们更多时候更青睐于宏观调控，但在非常时期，或是某个领域进行微观干预也许效果更显著、更直接。当然，在正常时期，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应该更多地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微观干预只能是辅的有益的补充，尽量少用、慎用。
既然说到宏观调控，就不能不说一下当前的宏观调控。
三、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我国政府共进行了6次宏观调控[3][4]，其中5 次是反通货膨胀(包括这次)，一次是反通货紧缩(1998年～2003年)。而每次出现经济波动、总量失衡时，开始都不在意，政府也不太重视，每次问题严重了进行宏观调控时，宏观调控政策也似乎不很奏效，政府心里也没有底数。从时间上看，每次进行的宏观调控的周期也逐渐拉长，当然这也因为一次比一次情况复杂，每次经济波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那么从2003年10月份到持续至今的经济波动，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的明显的通货膨胀，其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宏观调控的目标如何调整呢?
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最开始时是2003年10月份的粮食价格上涨(其实这是对粮食价格长期扭曲的合理回归)，后来进行宏观调控有所缓和，再后来2006年开始又出现粮油等农产品价格普涨，以及2007年开始肉禽蛋价格飞涨，直到现在由于国内国外的原因而出现通货膨胀。当然对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主要是成本推动型，以及资本泡沫的膨胀加上国外通货膨胀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是本次通货膨胀所独有之原因，因为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其中一员，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使一国经济更多的受到其他国家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2006年后我国的银行等金融领域对外全面放开，就更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经济过热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降温，经济过冷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回暖。对于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树成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无论从增长速度、波幅，还是与国际比较上看都成效显著[5]。对于这点笔者也很认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结构性矛盾、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的宏观调控就会失灵或没有成效，当然这又是个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毫不动摇。
我国本轮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或者说首要任务，从2007年的“一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到2008年年初的“两防”，即“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再到2008年中提出的“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最后再到2008年底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并确定总额高达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进而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或任务的变化上，特别是2008年一年中的前后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形式的“突变”，也显示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灵活”，因时而变、相机决择固然是好的，但要“审慎”。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2009年的宏观调控任务要转到“保增长，促调整，防通缩”上来，而这一任务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而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还是防通货膨胀，这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注 释]
①1985年9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进行。来自国外的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和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方式是“一揽子”还是“渐进式”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使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大开眼界，从此展开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系统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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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Mi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Sun Qingy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是文科。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即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