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关键词：资本运作；学科范畴；课程对象；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4-0049-02
一、《资本运作》学科范畴的思考与界定
资本运作的实践开始并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20世纪末才传入我国，《资本运作》作为一门新课程近几年来在各高校逐渐发展起来。《资本运作》一般是作为管理学科体系的运用课开设的，已经开始成为不少高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也有些高校把它作为管理专业公司理财方向研究生的选修课， 或作为经济学科体系的课程开设。经过几年的发展，《资本运作》课程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课程设置及定位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对《资本运作》所属学科范围的认识不同。
究竟是把《资本运作》定位于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是近年来课程建设过程中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通过对国内外《资本运作》课程设置的调查发现,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没有“资本运作”这一独立概念。究其原因，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产权制度、资本市场、市场中介、政策法规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企业家自然而然地进行资本运作活动。西方经济学认为有关资本的各种运作是一种平常的经营活动，通过对资本本身进行技巧性的运作来实现资本最大程度的增值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对此展开研究。但在我国，经济体制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在此转轨过程中虽然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化和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提高，为“资本运作”在我国的诞生提供了环境和条件，但由于我国的产权制度、资本市场、市场中介、政策法规等方面还很不成熟，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在国内,这一专业课程或设在经济学下的金融学院(系),或设在管理学下的会计学院(系)等。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从金融学的发展变革中得到一些启发。
从理论渊源上看,资本运作与金融学密切相关。而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起点是从宏观层面开始的,其核心内容就是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等问题。直到20世纪40年代前后才逐渐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逐渐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延伸。微观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资产定价与资源配置, 主要包括投资学和公司财务两部分。在许多人看来,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都归属于金融学,涵盖了诸如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公司财务、投资学、金融市场学等子学科的学科体系。在专业设置中应将这些内容设在同一个学科分类中。但在实务中,以美国为例,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一般设在经济系；公司财务和资产定价通常设在管理(商)学院。这种现象看来是“学科定位与专业设置的逻辑混乱”,其实产生这种疑惑的原因在于“金融”这一概念在中西方的含义不完全一致。钱颖一(2001)教授认为,在我国“金融”通常指的是货币银行学(money and banking)和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这两部分在国外都不称作金融(finance)。在国外,金融(finance)指的是公司财务（公司金融）和资产定价两部分。为了避免混乱,钱颖一教授将国内的“金融”称之为“宏观金融”,而将国外的“finance”称之为“微观金融”。
资本运作实践20世纪末才传入我国，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公司作为一种兼容现代商品经济特征和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向各个经济领域蔓延，并逐渐成为中国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之一。面对纷至沓来的经济变革，面对经济主体多元化，企业改制上市、收购与兼并、上市公司的重组、股权资本运作、吸收合并、债务重组、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回购、杠杆收购、公司重整、破产重组等一系列经济活动，迫切需要资本运作技术的传播与推广。这种商务实践的需求，一方面促使财务管理从会计学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或方向，资本运作则成为财务管理专业或方向的一门课程；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开设金融专业的院系，其研究的范畴逐渐从宏观金融学向微观金融学延伸，其课程设置也越来越重视微观金融(finance)教育，也开始设置《资本运作》课程，不同专业背景设置的《资本运作》课程带有其各自专业的烙印。
赫伯特・西蒙教授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决策”。亨利・法约尔认为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不论是家庭、企业或政府)都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五个要素组成: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如果将管理学的思想运用到资本运作活动中，那么，资本运作就是从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方面对资源各构成要素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通过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资本运作目标和价值的增值。当然,资本运作并不是简单地借用微观金融学、管理学中一些现成的原理和结论，更重要的是应用这些原理和结论指导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决策。这就是为什么植根于经济学的资本运作会成为管理学科体系运用课程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资本运作在研究资源优化配置时，需要借助于其他学科,诸如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企业经营战略、财务管理、会计学、金融学、法律、社会学等学科的各种分析工具和概念,搜集各种必要的信息,以便在不确定条件下选择最优方案。在这些学科中,又数财务管理对资本运作影响最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运作与财务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不少高等院校把《资本运作》课程作为管理学科体系运用课程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资本运作根植于经济学但却归属于管理学的研究范畴。
二、《资本运作》课程开设的对象
我们认为《资本运作》课不仅要对工商管理类财务管理方向的学生开设， 还应对工商管理类其他专业的学生开设。工商管理类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和掌握资本运作的基本原理、模式和方法，学会如何运用它们去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并与今后学习的其他课程相结合，逐步提高管理技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同时，随着金融专业研究的范畴逐渐从宏观金融学向微观金融学延伸，其课程设置也越来越重视微观金融(finance)教育，所以我们认为经济学类金融专业学生也应设置《资本运作》课程，以适应当前实务界的迫切需要。
三、《资本运作》课程内容的建设
慕刘伟（2005）提出，资本运作具有双重内涵：其一，从宏观上讲，资本运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对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可以达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目的；其二，从微观上讲，资本运作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对资本本身的技巧性运作，实现资本增值、效益增长的一种经营方式。 他认为资本运作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也应当将政府纳入其中，因此政府资本运作的行为成为了其教材编写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我们认为，如果该课程为经济学类金融专业学生开设，则资本运作的主体不仅应立足于微观企业，还应当将政府纳入其中，这样更能体现金融专业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相结合的特点，也更能发挥金融专业学生的特长。但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资本运作的定位、目标，政府资本运作与企业资本运作的关系等内容。如果该课程为工商管理类学生开设，则资本运作的主体应立足于微观企业。
就工商管理类专业《资本运作》课程的内容建设来说，应该突出中国企业组织资本运作的特点， 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映我国丰富的企业组织的资本运作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组织创造的新鲜经验，并展望未来，探讨资本运作的发展趋势；充分引进外国有代表性的资本运作思想和操作模式，并对我国有用的资本运作理论和方法，加以重点评价。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资本运作实际上是企业产权主体为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环境而采取的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调整过程。有效率的资本运作要求整个经济体制形成一种动态调整机制， 这包括了实体资本或资产配置结构的重新调整、产权改革与产权交易、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建立、金融投资衍生工具的创新、无形资本价值的增值以及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的确立等方面。在以上思想指导下，我们认为企业改制上市、收购与兼并、上市公司的重组、股权资本运作、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回购、杠杆收购、公司重整、破产重组等应成为该课程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既包含企业资本运作的策略，又包括资本运作的融资决策；既立足于我国实际，又引进了国外有代表性的资本运作思想和操作模式。另外，对企业资本运作的中介机构―投资银行，对企业资本运作的场所―资本市场等内容也应有所涉及。
四、《资本运作》课程的教学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资本运作》课程的突出特点。在课程安排中，要留出一部分时间作为案例分析之用，案例分析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好方法，也是本门课程的突出特点。所用案例由任课教师自行选用。同时，采用“活模块”课程设计模式，目的是为学生自我设计和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活模块”课程内容既可以根据培养目标安排案例分析课堂教学内容，也可按照应用型课余选修内容设计。既要考虑“学科本位”的特点，又要考虑“能力本位”的需要；既要考虑不同课程内容的相互渗透，又要根据不同的实务要求设计不同的模块内容，使课程建设在整体上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本运作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不同个性学生由于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及学习方式方面的差异所提出的特殊需要。
参考文献：
[1]钱颖一.经济学科在美国[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23-29.
[2]芮明杰.管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2.
[3]罗珉.资本运作―理论模式与实践操作[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出版社，2002：1-8.
[4]慕刘伟.资本运作[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3.
一、综合方法的内容
综合方法所包括的内容范围应是“批判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利用改造域外的研究方法，汲纳博采邻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完善的考证手段”[①]。但是，上述这些方法既不是诸方杂呈，偶然堆积，机械拼凑，也不是不分轻重、一视同仁。而是“像所有的系统一样，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的各种科学的系统”[②]。
各种方法在这个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具有的功能，是与依据“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关”。卡冈把研究客体与研究对象区分开来。研究客体是指整个认识客体，而研究对象是指这一客体的不同部分、侧面、层次、因素、阶段等。这样研究客体就是多对象的，当然认识客体的方法也会是多种多样的。“在解决统一的认识任务的过程中，互不重复，但互相补充的这一组科学”方法则可以从不同方面认识客体。但是客体中各对象所处的层次、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依据某一对象所产生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功能是各异的。尤·鲍列夫在分析审美范畴的基本类型时，作了十分明晰的总结。他认为，“每一类型的范畴都是对审美现象、艺术作品或艺术过程进行这样或那样一种类型的分析必需的相互手段”[③]。依据这个出发点，鲍列夫列举了元范畴(审美活动、审美属性和艺术对于现实的关系范畴)、艺术反映论范畴、艺术社会学范畴、艺术本体论范畴、艺术人类学范畴、艺术创作过程范畴、艺术心理学范畴、艺术欣赏范畴、艺术形态学范畴、艺术结构范畴、艺术交换理论和艺术符号学范畴、艺术批评理论和方法论范畴、审美教育范畴、指导艺术文化理论范畴与实践范畴。这些范畴产生了相应的手段：审美认识、认识论分析、社会学分析、本体论分析与风格分析、比较分析、生平分析、艺术过程分析与篇章处理分析、创作心理分析、欣赏分析、艺术门类间分析和历史文化分析、结构分析、符号学分析、艺术政策分析。这些分析手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艺术是审美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有某种程序、相对独立性，要服从美学的元规律和艺术活动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认识的一种形式，带有社会和历史的印记，所以要服从社会认识形态的规律。依据上述原理，我们可以用图示来标明文学研究方法系统的结构层次。
具体来看：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方法论，是这个系统的基础。之所以说是基础，其一，主要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导各种方法的运用，并确保系统的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
其二，坚持了逻辑和历史的方法原则。无论是何种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到具体等逻辑方法进行科学概括，直接探寻事物的本质。同时也不能不考察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其全部具体实在的现象和细节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否则任何研究就会成为纯经验的描述和静止的封闭的考察，因此我们说研究的逻辑起点、逻辑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是万不可缺少的。
其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文艺学研究和方法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认识文学的各种规律，以促进文学的发展，为此，必须从大量的、层出不穷的、瞬息万变的美学现象的考察中得出合乎规律的认识，然后再回到文学实践中去，指导文学实践，并受之检验。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从世界观的高度帮助我们确立逻辑起点，规定方法论体系本体论的性质，分析、研究、判断各种方法的价值，从总体上、原则上产生作用。
2、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是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综合方法体系的第二层次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文学艺术究其实质是“按美的规律”创造的，属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根本属性是审美属性。它的创作领域、产品领域、主体领域、客体领域、手段领域、艺术感知过程，都应该进行审美分析。[④]因此，美学的方法是揭示文学审美属性、审美价值的惟一一把钥匙，它是属于元范畴(审美范畴)所要求的方法。
系统方法是属于一般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基本方法呢?这是由文学对象的系统性和系统方法的功能所决定的。文学艺术对象是个复杂系统已不言而喻。它的系统性一方面要求多样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需将这些方法在复杂层次上协调统一。卡冈指出：“对艺术的综合研究要做到富有成果，这不取决于认识观点的多样性，而取决于这些观点的协调一致和相互关联。”[⑤]系统方法所能承担的任务，恰恰表现在协调一致、互相关联上。系统方法要求把对象视为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有序结合的系统整体，侧重于系统的整体运动和系统质，注意处理系统与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综合。这些功能保证文学研究多种方法一方面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又要尊其主。所以我们认为系统方法在综合研究中不仅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程序上的重要原则(下面将专题论述)，而且起着粘合剂的作用。离开系统方法便不是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信息学、文艺价值学，而变为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信息学、价值学，文学便丧失了其自主独立的地位。
3、博采各种方法
广为利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探寻文学艺术的奥秘的必要性已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些研究方法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功能。
各种方法运用的可能，必须建立在研究客体对象的丰富性上，因此它们只能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去揭示客体的某方面属性，提供微观研究的空间，而不能从整体上、联系上、发展上揭示客体的总属性。所以各种方法只能起辅助作用。在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文学艺术对象的特性，以方法适应对象，而不是以对象迁就方法。比如在引进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文艺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有共同的科学规范、逻辑和功能，以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各门科学都适用的研究方法，诸如观察、实验等感性方法，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等理性方法，以及系统等横断科学方法等)把它们配合起来，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这是整个科学走向一体化的必要前提”[⑥]。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文学艺术对象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变量的、主观的、直观的因素，这些因素用精确化、模式化的手段无法测定，无法涵盖。更何况自然科学方法本身并不包含美学分析、直觉体验，它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方法。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它的最高最基础的层次是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层次(核心层)是美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它的最低层次是引进和移植的各学科方法。它们之间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但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是平均使用，而是以一种方法为主，辅之于其他方法进行综合考察。
二、综合研究的原则
综合研究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分析与综合、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的结合上对文学现象进行综合考察。
1、宏观与微观结合
宏观与微观研究反映了研究空间的扩展。当代科学表明，空间是无限的。就宏观来看，人类的视线(借助射电望远镜)已经能从太阳系、恒星世界、银河系到达河外星系，远离河外星系，还有星系团、超星系团。现在“宏观”的概念已容纳不下广袤无垠的宇宙，而不得不用“宇观”来表明科学的新认识。从微观来看，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以致科学家们还在探寻更深的结构层次。
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学研究领域也在扩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促进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研究的深化。结构语言学、结构主义又促进了审美客体——作品的精深分析。有人比喻“审美心理研究接近‘分子水平’”，审美客体的分析趋向于“细胞层次”[⑦]。从宏观上看，文艺学研究领域突破了国界，突破了本体，而伸向世界，伸向社会，在一个更大范围、更大系统中考察文学。使文学研究领域由作品——作家——读者——艺术活动——艺术文化——社会文化——社会活动的空间逐级加宽，逐层深入。这样，一方面“钻探微观结构，解剖每一个微小细胞”，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超然于具体现象之上，高屋建瓴”，将研究建立在联系、整体的系统考察上。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正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辩证趋势。
2、横向与纵向结合
横向与纵向结合，反映了文艺学研究时间的延伸与时空扩展的统一。
横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领域突破国界，由国内到达国外；二是文学与外部学科的联姻渗透。横向研究要求我们广泛采用各学科的有效方法，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考察本国文学。
纵向是就时间尺度而言的，它包括了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当下的4个时间观念。纵向研究要求考察某一文学艺术现象时，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各方面原因，而且要分析文学艺术与当代、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联系，还要追踪历史的足迹。也就是说要有历史的纵深感、动态感。
横向与纵向结合就能使研究者站在历史、时代和世界的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考察一切变量与不变量、稳态与非稳态、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线性与非线性的因果关系，对文学艺术现象做立体的、动态的研究。
3、分析与综合结合
以往的研究都要借助分析与综合的逻辑方法，但我们现在讲的综合研究，主要是指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综合。
“系统分析是运用系统观点，通过思维去分析系统，将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从中发现对象某一方面的本质”。[⑧]
它有下列原则：
第一，系统分析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确定它的边界范围，并弄清它在所属系统中的层次地位，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定性定位”；
第二，系统分析重视给定系统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第三，系统分析在重视定量分析的同时，注重非计量因素，这就要求注意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对文艺学研究来说，无形因素往往是重要的方面；
第四，系统分析包括要素分析、结构分析、功能分析和历史分析。
比如，在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时，我们首先把它视为一个系统，确定它在整个艺术活动(创作——作品——欣赏)中的层次地位，即它属于艺术消费活动。在进行了“定位定性”之后，开始着手各个要素(欣赏主体、欣赏客体)、结构(感知、体验、理解、审美享受)、功能(对社会、对创作的作用)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本文给定的有形条件而外，要特别注意欣赏者之间的个性差异等无形因素。除此之外，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甚至经济政治情况等外部条件也是不容忽略的。总之，系统分析就是从系统出发，通过对系统进行分解，将其诸要素、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来，以发现研究对象的某些方面的本质。
对系统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来完成。综合是在思维中将分析时得到的对象各个本质方面按其联系结合为有机的整体。系统综合则进一步，它是从系统整体出发，从综合着手对系统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全部环境及其综合效应进行“立体”式考察。[⑨]系统综合有以下要求：
第一，系统综合的思维形式是“综合——分析——综合”，而传统逻辑思维形式是“分析——综合”。这就是说，“我们在综合中，逻辑起点是综合，把综合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在每一步分析中都顾及系统整体，要求分析与综合同步，并在几个阶段上保持反馈，注意调整、修改对认识目标的偏差”。[⑩]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导言》中论及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采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具体——抽象——具体。马克思为我们指出的科学方法其实质在于强调综合思维的重要性，也就是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形式，它对一切科学包括文艺学都有普遍指导意义。比如过去我们在考察文学的功能时，往往肢解为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结果是互相替代。实际上，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即“社会改造、认识——启发、艺术——观念、预告、信息和交换、教育、感化、审美、愉悦”。[11]这些功能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属性，单方面进行考察，它就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别的什么功能。所以在分析文学各种不同功能时，首先要立足于审美属性，分析其功能的特点、特色，产生作用的特殊途径，然后才确定各种功能的性质，采取分析与综合同步进行的方法，因此就不会得出“认识功能好，作品就好”，或者“教育功能差，作品也就差”的结论。
第二，系统综合是“立体综合”。就是说，要把考察对象放在三维空间（中国、外国、现代、当代；文学与经济、政治、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中外古今各侧面比较）和一维时间（历史的、时代、当代、当下）中，既观察系统的发生发展过程，又考察其横向网络；既坚持历时性研究，又注意共时性探寻，把握对象的立体层次、主体结构和整体功能。
第三，系统综合与扬弃综合、层次综合、全息综合、兼容综合相辅相成。（此问题参考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一文）。所谓扬弃综合，就是一方面剔除非本质、无代表性的东西，保留有价值的；另一方面要注意从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中去挖掘有用的。比如我们在考察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保留模仿说唯物主义的合理因素，抛弃模仿是人的天性等不合理因素；保留表现说中重视情感、想象的因素，而抛弃其唯心主义成分，将二者综合起来，就可能做出较符合文学本身规律的结论。
所谓层次综合，就是注意系统各层次的结合。比如我们在分析方法论层次时，既划分为哲学、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又要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所谓兼容综合，就是把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信息，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兼收并蓄，加以综合。比如对某部作品的考察，就需要收集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反映，加以综合比较，做出合乎实际的较为公平的评价。
所谓全息综合，是指“所发现的生物全息律认为，生物体的任何一个独立部分都包含有整体信息，都是整体比例的缩小。一切系统整体信息储存于各相对独立的部分之中”。用这个原理来考察事物，就是要善于抓住典型，解剖麻雀。这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分析作家风格、民族风格上。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从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中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分析一个作家的风格，有必要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但却没有条件逐一考察，这时研究者往往是立足于他的一两部代表作，做精细的分析，以窥全貌。
由此可见，综合的方法是多样的，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在研究中具体采用何种方法，视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定。
4、直觉体验与定性定量结合
文艺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独特性。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学通过其特殊的审美特性和文学性，历史地或现实地反映了人的存在，命运、精神和价值等重要问题”[12]。就研究主体而言，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个性(性格、情感、思想、意趣等)介入文学研究之中。文艺学关注的是人，参与者也是人。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他们有千差万别的性格、复杂多样的思想、瞬息万变的情感、捉摸不定的心绪、丰富多彩的意趣。这一切不稳定的多变量在目前还无法用科学手段、工具加以精确化和科学化，主要还是靠直觉的方式、体验的方式去捕捉。从这个角度讲，文艺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运用直觉体验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参与研究的过程，从而确保研究的审美性和文学性，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用生命把握生命”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通向真理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多样的。文学研究除了采用必要的直觉和体验方式之外，还需要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
定性，就是对对象的质做出结论，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
定量，是对对象的各种成分的量做出统计和测定，用数学语言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既有质的规定性，又有量的累积性。一定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表现出来，因此，在科学的认识中，定性与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往往开始于对事物的质作描述性的定性，然后再通过定量去证实它的科学性。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运用定性的方法发现的，因此在定量方面“还很粗糙，甚至还包含一些不能忽视的错误——例如，哥白尼像托勒密一样认为天体只能沿着圆形轨道运动并且其速度必然是均匀的……直到刻卜勒以精确的数学形式建立起行星的三大定律，借助于数学曲线和数学公式阐明了行星运行轨道的空间形式、运动速度的变化规律、运行周期与轨道分布的数量关系，才准确地给出了关于太阳系运动的定量描述，从而使天文学真正形成一个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13]牛顿早在1665～1666年间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20年后才正式公布，其原因之一是，这20年间他还没有完成用自己建立的微分学对此定律作定量分析。科学认识如此，文艺学研究是否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呢？回答是肯定的。
文艺学研究在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上与文学艺术是有区别的，文学艺术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文艺学的对象是“作为物态化客体的创作成果”（王元化：《关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及文学现象；文学艺术的任务是创造“第二自然”，文艺学是探讨“第二自然”的规律和本质。因此，一个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创造活动，一个是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和逻辑性。凡是要建立严格的科学体系，都离不开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文艺学理应如此，实践上也证实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目前有些同志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处理、研究，对版本、作品与作家进行综合比较，在研究作家风格、甄别作品真伪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比如我国用电子计算机对近年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白话小说、新时期短篇小说进行统计，发现每篇字数均在1万～1.1万之间，以此确定短篇小说字数的长度。还有的同志从版本异文入手，沿着数学逻辑的踪迹探索，并用信息论等交叉研究揭开了百年来《红楼梦》的奥秘——“怡红夜宴图”的奥秘，说明了六十三回给出酒令的点数完全正确。武汉大学将老舍的作品输入计算机程序之中，以研究他的风格。近年来不少同志还运用数学模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作高度的概括，既简化又明了，既清晰又准确。比如《药》的结构图：
从上述的实践成果看，文艺学研究引进必要的定量化手段，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文学活动的内部结构之中，通过获得的比较精确的数据、资料对作品进行系统分析。这种定量化的方法较之直觉体验的传统方法具有明显的概括性、科学性。引进它，对于建立一门严格的科学规范的科学体系是有辅助作用的。
承认定量方法的可行性并不意味将它绝对化。由于文艺学的对象及研究者的独特性，文艺学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沿袭科学精确化的手段，而且也不可能用数学化的方法对文学活动进行心理分析。正确的是应该把直觉体验的方法与定性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互为补充。
[①]徐文茂：《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综述》，《社会科学》，1985年第7期
[②]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③] [苏]鲍列夫：《美学》，第54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④] [苏]泽列诺夫、库利科夫：《美学的方法论课题》，《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42～4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⑤] [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⑦]周宪：《现代美学的大趋势》，《江苏美学通讯》，1984年第4期
[⑧]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⑨]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⑩]陈依元：《运用系统分析进行调查研究》，《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
[11]周宪：《科学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4期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食品科学是一个跨多个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例如，（1）研究与食品有关的道德意识、道德活动、道德规范、道德教育和修养等内容，属于哲学范畴；（2）研究食品的需求与供给、价格与成本、组织与结构、规划与布局、发展与管理等内容，属于经济学范畴；（3）研究食品的立法、公共政策、行政管理等内容，属于法学范畴；（4）研究食品知识普及、食品政策与法规宣传等内容，属于教育学范畴；（5）研究食品发展史、食品文化考究等内容，属于历史学范畴；（6）研究食品的物理化学特征、安全与营养、分析与检测等内容，属于理学范畴；（7）研究食品工业生产中所用加工方法、过程和装置等内容，属于工学范畴；（8）研究食用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病虫害防治、土壤与营养、种植制度、遗传育种等内容，属于农学范畴；（9）研究食品卫生与免疫、营养与健康等内容，属于医学范畴；（10）研究食品生产与流通、采购与营销、安全与危机等内容，属于管理学范畴。由此可见，食品科学研究的内容不可能完全隶属于某一个学科，需要多个学科交叉研究才能解决食品科学问题。例如，研究食品安全问题，不仅需要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知识，还需要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等知识。可以进一步将食品科学涉及的10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划分为相互交叉的3个方面（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文化与伦理、食品经济管理）。
1．“食品科学与工程”研究领域。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以研究食品属性和食品工业所依托的科学理论问题、工程技术级装备的实现问题为基本内涵的学科。它融合了理学、农学、医学、工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食品（及其原料）的性质及其影响因素、食品加工过程、贮运与保鲜及其生物学基础等，形成了食品生物化学、食品生物技术、食品风味化学、食品营养学、食品物性学、食品原料学、食品卫生学、食品检验学、食品加工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品质学、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学等分支学科。
2．“食品政治、文化与伦理”研究领域。食品文化与伦理是以研究食品系统中的文化现象和道德现象为基本内涵的学科。它融合了法学、历史学、哲学、教育学、工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食品立法、食品公共政策、食品行政管理、食品文化现象与规律，食品伦理现象与规范（如污染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转基因食品等）等，形成了食品政治学、食品文化学、食品伦理学等分支学科。
3．“食品经济管理”研究领域。食品经济管理学科在国内刚刚起步，学科体系尚未形成，国内外在食品经济管理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部分学者对食品经济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构成和研究框架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郑锦荣认为，食品经济管理是对食品系统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既要考虑到食品的自然属性，即食品的经济性，又要考虑食品的社会属性，即食品的安全性，其知识体系由食品经济管理的独有知识（食品溯源性、食品安全管理等）、管理学与经济学知识（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宏微观经济学等）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知识（食品加工、包装、食品营养学等）等交叉而成，可以根据食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将其划分为食品的整体管理、食品的生产管理、食品的流通管理、食品的营销管理、食品的采购管理、食品的服务管理、食品的质量管理、食品的危机管理、食品的安全管理9大知识领域。［2］
相子国在从产业经济、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三个视角解读我国《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食品经济管理研究结构图，涉及国家和地方政府、食品加工与流通企业、食品上游个人与企业、食品消费者、食品行业组织、中介服务机构、信息化服务提供商等组织的分工与协作。他认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的背景是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研究的重点是食品企业创新能力，研究的目标是提升食品核心竞争力，主要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以下五个方面：食品质量安全研究、食品产业与区域规划研究、食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食品工业“两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融合研究、食品核心竞争力研究。［3］
在今天的“大食品产业”时代背景下，［4］食品工业已发展为一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及其赖以生存的制度、政策和技术革新等环境在内的有机系统。随着我国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建设食品经济管理学科进行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郑锦荣提出的食品经济管理的9大知识领域仅集中在食品产业链（FoodChain）上，过分强调了“管理”问题，而忽视了食品系统（FoodSystem）的其它有机组成部分（如制度、政策等环境因素）和“经济”现象；相子国将政府文件作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的逻辑起点，没有注意到政府文件的时效性与学科建设的规律性之间的矛盾。本文拟在食品系统框架下，以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重新构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并提出当前食品经济管理研究的重点内容。
二、食品经济管理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框架
（一）食品经济管理的学科属性
在设计食品经济管理的研究框架之前，首先有必要讨论其学科属性。食品经济管理（ManagementofFoodEconomy）虽然是一门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理学、工学等基本理论的交叉学科，但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在食品生产及其相关部门中合理地组织生产力，正确地处理生产关系，适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以便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合理地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妥善地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动广大从业者的积极性，提高食品生产的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食品的需要。主要内容包括：在科学预测基础上，正确制定食品工业发展战略，编制食品工业发展规划和计划；在食品工业区划基础上，进行食品工业地区布局，优化食品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物质技术资源和财力资源；建立合理的食品经济管理体制，确定食品生产经营中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以及分配中的积累与消费关系；正确地组织食品流通；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食品工业经济活动；全面评价食品工业经济效益等。因此，就学科性质而言，食品经济管理属于管理学门类，可以从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中独立为二级学科。
（二）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
根据上述食品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本文以“理论基础———研究方向———应用实践”为框架，构建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1．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内容是，以促进食品产业发展为核心，跟踪食品经济管理理论基础动态与前沿，为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食品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为食品产业政策评估提供方法，解读食品产业最新政策，为食品企业等相关主体决策提供咨询和帮助。2．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变、食品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及其联系方式、食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食品战略产业选择及转换、食品产业空间布局等。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产业关联分析方法等。3．食品资源与环境。主要研究内容是，探索食品经济发展和资源耗竭、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食品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制定食品资源与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促进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其中，环境经济评价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法（替代市场法）、陈述偏好法（假想市场法）和生命价值评估。4．食品技术经济与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对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食品生产过程中即将采用的各种“技术性”措施和“技术性”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论证分析和风险评估，为政府、食品企业及相关部门的投资规划与资源利用管理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主要研究方法有决定型分析评价法、经济型分析评价法、不确定型分析评价法、比较型分析评价法、系统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可行性分析法等。5．食品物流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物流的基本概念、食品物流的主要作业管理活动、食品物流的战略管理、食品物流系统的规划、食品供应链管理等。6．食品企业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企业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食品企业经营决策与计划、食品企业生产管理、食品企业营销管理、食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食品企业财务管理、食品企业质量管理、食品企业技术创新等。7．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主要研究内容是，生产同一类食品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食品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食品市场绩效及食品产业组织政策。主要研究方法是SCP分析范式和博弈论。8．食品国际贸易。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国际贸易政策与法规、食品国际贸易管理体系、食品国际贸易与安全、中国食品国际竞争力等。9．食品质量安全。主要研究内容是，食品质量安全的经济学性质与原因、食品质量控制体系、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食品质量风险评估与安全预警、食品质量诚信体系、安全食品消费等。主要研究方法有收益－成本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层次分析、模糊评估、神经网络评估、计算机仿真、声誉机制模型、Lo－gistic回归等。
三、开展食品经济管理相关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小题大做”
“小题大做”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一致要求。这里所说的“小题大做”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的选取要“小”、研究内容要“大”。食品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涉及的行业很多，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食品之间具有不同的产品特征、企业规模、行业发展规律，需要分别进行研究。一个研究方向甚至一个研究基地能将一种或少数几种食品研究透彻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相子国教授认为，关系国计民生而且产业链较长的食品才有研究价值。山东省高校“十二五”人文社科研究基础———食品经济管理研究基地选取的研究对象有：白酒、功能糖、调味品等。
（二）时代性
不同时期，食品工业发展的特征、存在的问题与主要发展任务不同。例如，“十二五”期间，食品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强化食品质量安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装备研制水平、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大力推进两化融合。涉及的重点行业包括：粮食加工业、食用植物油加工业、肉类加工业（畜禽加工业）、乳制品工业、水产品加工业、果蔬加工业、饮料工业、制糖工业、方便食品制造业、发酵工业、酿酒工业、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工业、营养与保健食品制造业。食品经济管理相关研究应紧密围绕当前食品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行业展开。如“食品质量安全”研究方向“十二五”期间应重点研究食品市场准入、政府监管、企业诚信、健康消费等问题。
（三）实践性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摘要题】经济全球化
【英文摘要】ResearchintothescientificmethodofMarxisteconomicsisofsignificanceinscientificallyprobingintotheproblemsofeconomicglobalization.TheapplicationofMarxistoverallmethodologyrequiresapproachingeconomicglobalizationfromcertainaspects.Itshouldalsobeincorporatedinthenewstud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Tendencytowardsbeingnon-socisl,non-institutional,andnon-historicalineconomicglobalizationstudyinoneofthemainrootsofobstaclesto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Marxisteconomics.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总体方法论
Marx/economic/globalization/overallmethodology
【正文】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严密地构思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构问题上重大突破的内在势能，就是《导言》所创立的总体方法论。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笔者就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
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产权；行业；协会；利益
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产权理论占据重要的地位。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根据产权范畴，论述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产权交易的基础涵义，突出地强调没有产权界定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权理论的研究不断地深化和扩展，更加增进了应用性。2009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和新知研究院主办的‘新知研究院2008--2009年度课题交流与经济形势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这些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指出：“党的十七大制订了新时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仍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头戏。在新时期，为了构建更加完整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我们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继续推进和进一步搞好新一轮的产权制度改革和主体财产权的构造。”本文拟从现代产权范畴的界定出发，具体讨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业产权的性质、意义和运作等方面的理论问题。
一、对于产权范畴的界定
作为已经风靡全球的产权理论奠基人，科斯本人并没有对产权给以明确的定义。在科斯定理的传播中，产权范畴的定义是科斯的一些追随者根据科斯著述和法学原理作出的，他们认为产权是一组权利，包含“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
重要的是，经济学的产权范畴界定不能根据法学的理论阐释，更不能跟随在法学的产权范畴的界定之后再界定。相对法学，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更为基础的研究学科。或者说，任何涉及经济领域的法学范畴界定，都应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学范畴界定的基础上。因为，经济关系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中最基础的社会关系。从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人类的经济关系属于社会经济基础，而法学研究的人类的法律关系则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无疑，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在由科斯兴起的现代产权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科斯本人，还是科斯的追随者，似乎都没有搞清楚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法律关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是将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研究混杂在一起，这样形成的结果是既不利于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也不利于法学对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如何进行法律调整方面的研究。身处复杂的社会之中，撇开法律关系进行经济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有了对于基础经济关系的断定，才能有相应的法律关系的调整和法律对于人们经济生活中各种权利的保护。
如果产权就是指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个人或组织拥有的法律权利，那么，这就是法学范畴而不是经济学范畴。尽管清晰的法律产权可以很好地有助于解决外部不经济的问题，但经济学研究的是更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就此而言，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为法律断定清晰的产权供给理论基础的。如果产权就是指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那么，这一定义之中还隐含着不同法学体系懂得的重大区别。当今世界，法律分为大陆法和英美法。从大陆法看来，产权本身是不可分的，一物只能有一个产权，作为产权拥有的客体，一般是有形物。而英美法中的产权客体，不仅是有形物，还可以是某项权利。这样的某种权利的产权涵义是复杂的，它可以用来指某人具有的权利，也可以用来指某群体具有的权利，并且这方面的权利都与财产占有无关。譬如，某人或某群体需要安静的生活环境，他或他们一旦受到噪音的骚扰，就会使他或他们完全与财产无关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说使他或他们这方面的产权受到侵害。这样举例讲，可能比科斯在《联邦通讯协议》一文中的举例更确切。
科斯举的案例是：当火车驶过一片种有树木和庄稼的土地时，机车排出的烟火经常引起周围的树木、庄稼着火。如果这块土地属于农场主，农场主就有权禁止火车排放烟火，火车若要排烟，火车的所有者就必须向土地的主人赔偿一定的费用。相反，如果火车主人具有自由释放烟火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力，那么农场主若想避免由于火车释放烟火所导致的火灾造成的损害，进而要求火车不放烟火，就必须向火车主人支付一笔费用，以使火车主人愿意并能够不排烟火，甚至停止运行。
科斯用这样的一个案例试图说明，更有效地消除外在性，用市场交易的方法实现赔偿，前提就在于明确产权。仅就此案例而言，科斯强调的明确产权，是指明确法律赋予的产权，而且这种赋予是带有任意性的，并不具有经济学研究针对的客观性。在科斯看来，要么可以赋予农场主产权，要么可以赋予火车主产权，只是二者之中必须明确一个拥有产权；明确农场主有禁止火车排放烟火的产权，火车若要排烟，火车主就必须向农场主赔偿一定的费用；明确火车主具有自由释放烟火而又不负责任的产权，那么农场主若想避免由于火车释放烟火所导致的火灾造成的损害，进而要求火车不放烟火，就必须向火车主支付一笔费用。事实上，这样的案例明显地抹杀了产权应当具有的客观性。农场主拥有土地，就必然拥有土地不受侵害的权力，这是客观决定的；而火车通过这块土地，法律并不能赋予火车主释放烟火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力，这也是客观不能允许的。因而，只可能是肇事的火车主向受到损失的农场主赔偿，不可能是农场主失去保护自己土地的权力向肇事的火车主赔偿。产权在法律上的明确并不能任意而为，并不能缺失或违背经济关系具有的客观性。科斯为说明产权明确的重要性，任意举例，违背事实，恰恰表明接受科斯产权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还具有十分明显的幼稚性。科斯关于产权的著述，虽然引起了经济学界高度重视和广泛讨论，甚至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科斯从法学的角度认识的产权范畴还是与需要从客观性出发的经济学对于产权范畴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经济学的认识源于人类客观的经济生活，经济学认识的发展源于人类客观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但经济学的产权研究仍需要从经济生活实践出发，保持经济学范畴的客观性，不能跟在法学概念的后头，迷失经济学研究的性质。科斯最大的贡献就是向经济学供给了一个可深入研究的不同以往所有权范畴的产权范畴。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将产权范畴等同于法学的产权范畴是不妥的，尽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将产权范畴等同于所有权范畴也是不能允许的，那将是完全忽视了产权范畴和产权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明确，对经济学范畴的认识只能源自社会经济生活，而不是源自经济学家的头脑。各种经济学范畴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客观内容的抽象认定。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发展了，经济学范畴才会有新的变化。所有权范畴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对20世纪中期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反响；而后，社会经济生活发展了，才应运而生出现了现代的产权范畴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新的认识和概括。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复杂，也就不会产生相对所有权范畴更为复杂的现代产权范畴。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界定，现代产权范畴是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反响，是在所有权范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的经济学范畴。产权涵盖所有权，所有权反响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远远不及产权，相比所有权，现代产权范畴具有更为丰富的客观认识内容。
第一，所有权只表示对于财产的占有、安排、使用、收益等权力，而产权则表示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所有利益保护的权力。比如，不受噪音的干扰，也是一种利益要求，可以表述为是一种产权。再如，在召开会议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要求空气清新，尽管会议室并不属于前来参加会议的人所有，会议室的空气也不是归这些人所有的，但是，为了自身的健康，即为了保护自身的这方面的利益，所有来这里开会的人都具有要求空气清新的产权。简言之，所有权表示的是财产权，产权表示的是利益权。由于财产权是包含在利益权之内的，这就决定了所有权是包含在产权之内的，即凡是所有权都可称之为产权，而产权却不可都称之为所有权，产权比所有权的概括范畴大，并不仅限于表示对于财产的占有、安排、使用、收益等权力，凡是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有产权。
第二，作为财产权，一个所有权不能衍生出另一个所有权；而作为利益权，一个产权却可以衍生出另一个产权。例如，一家公司拥有一家酒店的所有权，这个所有权是唯一的所有权，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这家酒店的财产所有权；但是，这家公司却可以将这家酒店租赁出去，使自己拥有的所有权性质的产权之外，又衍生出一个租赁性质的酒店产权，归属这家酒店的租赁者拥有，而且，酒店的租赁者要凭借这一产权进行市场化的经营获取自身利益和保护自身利益。
第三，在一定的时点上，表示财产归属的所有权不能分割，属于谁的就是谁的；而在一定的时点上，表示利益存在的产权却可以分割，可分割成不同方面的产权。例如，在某一时间某一条生产线归属某企业所有，这是不变的，也是不可分的；但是，同时在这条生产线上工作的5名工人，却可因分工将这条生产线的生产产权分割成5个部分，每人拥有其中一部分生产产权，并由此决定自身工作利益的存在和获取相应报酬的利益要求。
第四，现代产权的界定比传统所有权的界定更为精细准确。例如，在以前，某人拥有一亩地的所有权，基础的含义就是说某人拥有了这一亩土地的地面；而现在，用产权界定，就可能要明确这亩地的地下10米以下和地上10米以上不属于土地所有者，土地的使用年限是多少年，土地的既定使用性质不能改变，等等。
第五，对于既定的财产，可以说所有权只有一个；而产权在既定的利益上可以形成产权束，即形成众多的产权利益的同时存在。例如，一条皮带，只有一个所有权，归一个人使用；但一个城市的公众，对于这个城市，在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上，却拥有不要噪音、环境绿化、大气清新、水质安全、干净卫生等等多方面的公共产权，形成一种内容丰富的产权束。
总之，不同的经济学范畴是对不同的经济生活内容的反响。因此，准确地讲，“产权是一个在当代应运而生的范畴，它可以表示所有权的全部内容，更可以比所有权范畴描述更多的经济权益要求。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定义：产权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利益归属所需要的基础保护权力。简而言之，产权就是利益权，而不单纯是财产权，有财产可以有产权，没有财产也可以有产权，只要有利益归属存在，肯定就有产权存在。”现代产权范畴的出现，其对现代经济生活内容的概括反响，客观上已经不同于传统所有权的反响内容。所有权可概括为是财产权，而现代产权则可更大范畴概括为是利益权。经济学从只研究所有权到既研究所有权又研究产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反响，是现代经济学进步的表现，展现了现代经济学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在科学界定现代经济学的产权范畴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探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业产权问题。
二、什么是行业产权
产权是利益权，行业产权就是保护行业利益的权力。行业不同于企业，并不是归属谁所有的，但是，有行业利益的存在，就有行业产权的存在。行业产权代表了行业的整体利益存在。这种产权是具有集合性的公共产权，不是可以分散给行业内的各个企业的，而是相对于行业的存在而存在的。根据行业的市场分类，相应有不同行业类别的行业产权。
(一)垄断性行业的行业产权
垄断性行业包含自然垄断行业和经营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是指电信、自来水、供电铁路等行业，经营垄断行业是指公交、民航、军工、造币、市政等行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垄断性行业都是由各级政府创办的公营企业经营的，民营企业只有在政府特许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并不占主流。占主流的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地方公营企业，分辨把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把持这些行业，是为了使这些行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更好地起到保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垄断性行业产权代表了垄断性行业的整体利益。但与其他行业产权不同，这些垄断性行业的产权是直接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挂钩的，正因如此，这些行业才需要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把持经营。但是，这些垄断性行业的产权仍是独立存在的，也仍是需要本行业企业精心保护的。像电信行业，虽是自然垄断行业，但也要通过各地企业向社会供给优质的服务，才能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其行业的产权必须在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像军工行业，属于经营垄断，没有或者说不存在外在的竞争压力，但其技巧的研发决定行业的命运，只有不断地研制出新型武器，才能保持行业的活力，所以，不断实现高水平的技巧进步正是这一行业的利益所在，正是这一行业产权所要保护和行使权力。城市的出租车属于公交系统，不能民营化，必须把持在各地政府的公营企业手中，尤其是租车价格，更是要由各地政府直接把持的。在这一行业，更是具有整体利益的存在，行业产权需要得到非常妥善的运作，才能起到保护全行业整体利益的作用。
(二)寡头垄断行业的行业产权
寡头垄断行业是指由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本行业经营的行业。这几家企业的产量占全行业总产量中很高的比例，从而把持着该行业的产品供给和产品价格。寡头垄断行业的形成是由某些产品的生产与技巧特点所决定的，如钢铁、汽车、石油等行业。而且，寡头垄断企业为保持自身地位而采取的种种排他性措施，以及政府对某些寡头垄断企业的扶持政策等，也可促进寡头垄断行业的形成。
相互依存是寡头垄断行业的基础特征。由于企业数目少而且占据市场份额大，无论怎样，一家企业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行为，影响整个行业市场。所以，每个寡头在决定自己的策略和政策时，都非常重视本行业其他企业对自己这一策略和政策的态度和反响。每个作为寡头垄断者的企业是独立自主的经营单位，具有独立的特点，但是他们的行为又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由此可见，在各个寡头垄断行业，都是存在十分鲜明的行业利益的，即都是具有客观的强烈的行业产权要求的。
正是由于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存性，在寡头垄断行业的市场中，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被明确认识到的，因此，这种行业的整体利益是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例如，某一家钢铁企业降低价格或扩大销售量，其他钢铁企业都会受到显著影响，从而作出相应的对策。这就使得任何一家钢铁企业作出某项决策的时候，都必须考虑整个行业的具体反响，并对这种行业的反响作出估计，而不能不考虑保护全行业及自身的现实利益问题。与垄断性行业产权相比，寡头垄断行业产权的市场表现更加明显。从最简单的行业关系讲，在这种行业中，每个企业都必须做到自觉保护行业产权，任何企业都不敢损害行业产权，因为每个企业的命运都是和行业的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
(三)竞争性行业的行业产权
竞争性行业是指一个行业市场中有许多企业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种产品的行业。在垄断竞争理论中，把这一类行业中的企业称之为垄断竞争企业。
在竞争性行业中，企业数量较多，每家企业都只占很小的市场份额，因此，单个企业产销量的变化对于其他企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假定，某一家企业决定有限度地降低其产品的售价以扩大销售量，于是其他同行业企业就会由此丧失一部分客源，但该企业所扩大的销售量在整个行业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再加上高度分散。因而其他企业并不会明显感受到这种竞争性的影响。
在竞争性行业中，实际各个企业的产品是有差别的，企业之间的成本水平和技巧水平也未必相同。但在竞争性的行业市场中，竞争总是激烈地存在着，企业之间往往竞争过度，甚至，在竞争的前提下，采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从事企业经营活动，从而损害竞争对手的企业利益和本行业的整体利益。这也就是说，在竞争性行业，企业最容易忽视行业利益，也最容易损害行业利益。因此，在这一类行业，强调行业的利益和行业产权的存在是最重要的。而且，在这一类的行业中，企业的数量也是最多的。
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过度竞争会造成全行业严重亏损，使本行业处于弱势行业之中。有的企业产品售价接近成本，甚至低于成本，就这样，还仍在用低价格的杀手锏逼迫本行业其他企业进入微利经营的态势，使整个行业处于毫无发展后劲和希望的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充分地表明了在这些行业，行业产权尚未被运作起来发挥应有的保护行业利益作用。所以，在高度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竞争性行业，必须遏制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将行业产权很好地运作起来，将行业产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
三、行业产权的运作
与市场专业中介机构不同，社团法人性质的行业协会、地方商会等是社会中介组织。这些以行业协会、地方商会形式存在的社团法人是非营利机构，即不能像企业性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一样向市场供给有偿服务。这类社团法人性质的社会中介机构的存在是必要的，或者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必不可少的，设立这一类的社会组织对于增进企业自律和行业自律，自觉保护市场经济秩序，是十分重要。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社团法人性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本应起到保护市场秩序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管理不到位，目前在这一类社会组织的活动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其中，对市场危害性最大的问题是，打着非营利组织的旗号从事市场营利活动，利用社团法人具有的公信性蒙骗企业，巧立各种名目向企业收费，或逼迫企业为其组织的各种活动买单。“近年来有些行业协会挂靠在某些政府部门下，用各种方法迫使使企业入会，收取高额入会费，还通过‘评比’、‘排名’、‘认证’‘会展’等手段，向企业乱颁证、乱收费，在自毁信誉的同时，也使主管部门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这样一来，企业对于名目繁多的这一类社团组织不是欢迎，而是烦不胜烦。从企业对这一类组织的排斥看，目前清理整顿这一领域是急切需要的，否则，长此以往，将会给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今后的社会中介组织建设中，必须坚决地制止所有的社团法人非营利机构从事违背其存在宗旨的市场营利活动。企业自律和行业自律对于规范市场具有其他监管方法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强化企业自律和行业自律是各个市场经济国家强化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这需要各个行业从保护本行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自觉地约束本行业的企业行为，严肃诚信，奉献社会，安分守法。要做到这一点；即保证企业自律和行业自律的规范和具有显著的成效，在各个地方，都需要积极发挥地方商会的作用；各个行业中，都必须组织成立规范的行业协会。
在此，我们先不研究地方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和作用，只是侧重讨论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业协会对于行业产权的运作问题。行业利益需要行业协会保护，这是成立行业协会的必要性，而行业协会正是依靠行业产权来实现对于行业利益保护的。一般都不需要再专门立法规定行业产权归属行业协会掌握，在行业协会成立的章程中就可以十分肯定地明确这一点。行业协会根据行业产权保护行业利益，是通过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作用实现的，是表现为有组织的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达到目的的，不是依靠政府作用对于企业进行更强制的约束，更不是运用法律手段制止本行业企业的不当行为的。行业协会唯一拥有的权力就是行业产权。
将行业协会等同政府部门，或是将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捆绑在一起，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允许的。而且，即使是不捆绑，行业协会只是完全依赖于政府做事，离开政府力量就一事无成，那样，也是取消行业协会的存在，也是没有有效地发挥出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作用。行业协会的存在需要运作行业产权，而不是其他什么权力，明确这一点，才是产权理论研究的一个贡献，才是行业规范发展的一个条件。至于如何运作行业产权，开展行业协会的工作，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研究的。
中国包装联合会就是中国包装行业的行业协会。在其章程中规定的主要业务是：落实国家包装行业方针政策，协助国务院有关部门全面开展包装行业管理和指导工作；制定包装行业国家五年发展方案；开展全行业调查研究，提出有关经济发展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和授权进行行业统计、行业信息；创办刊物，开展咨询；组织人才、技巧、职业培训；组织技巧交流会、展览会等；经政府部门同意，参与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指导、帮助企业改良经营管理；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和推广应用；开展国内外经济技巧交流与合作；制定并监督执行行规行约，规范行业行为；和谐同行价格争议，保护公平竞争；反响会员要求，和谐会员关系，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经政府部门授权和委托，参与国家投资或国家控股企业重大技巧改革、技巧引进、投资与开发项目的前期论证；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组织、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组织贯彻实施；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参与行业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有关工作，参与企业产品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查；参与指导包装产品市场的建设；发展行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其它任务等。
中国包装联合会章程规定的具体业务范畴，可以给我们研究探讨行业协会运作行业产权的基础工作要点一个很好的参考。在对其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行业协会保护行业利益，运作行业产权，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行业协会运作行业产权要展开行业自律的垄断性预防，即要对于防止行业市场垄断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中国新制定的反垄断法规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保护市场竞争秩序。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法律禁止的垄断行为。行业协会违反法律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反垄断法做出如此明确而严厉的规定，将强化行业协会的产权运作，对于实现在反垄断方面的行业自律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行业协会运作行业产权要稳定本行业的供求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的发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依赖于行业的发展，行业利益对于企业的存在是一种整体利益，即行业产权是比企业产权更高一个层次的产权。确认这种行业利益与行业产权的存在是实行行业自律管理的客观基础，企业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必须自觉服从行业产权的管理。如果某一个行业的企业盲目地扩大供给，那么不仅可能造成行业内的一部分企业的严重损失，而且会扰乱整个行业的市场秩序，对整个行业中的每一家企业都造成不利的影响。而自律性的行业管理是由行业协会实施的，在保护行业利益的前提下，行业协会可以具体运作行业产权，做好日常的和谐工作，有效地把持本行业的产品供求，达成行业内企业间的认识一致，不搞过度竞争。
再次，行业协会运作行业产权要规范本行业企业的技巧管理。技巧指标是行业自律的重要内容，没有规范的技巧标准，企业就无法实现生产的规范和现代化的管理。而这种技巧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要由行业协会组织负责落实的，行业协会起到的不是政府管理作用，而是行业产权的对于本行业生产的约束作用。
而且。行业协会需运作行业产权保护行业信誉。不能让已经出现的局部的问题扩大为行业的问题。比如，如果有一种热水器出现伤人事故，热水器行业协会就要立即行动，不能让这次事故影响到整个热水器行业的生产。行业产权的运作必须向全社会澄清事实，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尽力保障本行业继续正常生产，不受局部问题的影响，坚决地保护好本行业的整体利益。
最后，最重要的是，行业协会需运作行业产权保护本行业的产品及服务质量。质量是产品进入市场的准许证，不是更高标准的要求，行业协会要在这一基点的问题上做好工作，发挥行业产权的约束作用，促使本行业内每一家企业都能保证自己的产品及服务的质量超过市场允许进入的标准。或许，行业协会依靠行业产权还能发挥更多更重要的具体作用，但我们认为，不论是哪一个行业的行业协会，只要能将保护行业利益的基点问题解决好，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的工作做好，在目前阶段，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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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管理；理论框架；框架重构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古代文化艺术更是盛誉整个世界，同时中国在艺术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往的艺术管理实践其局限性比较大，比较琐碎且没有系统性。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也没有得到提高。直至二十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我国高校艺术管理专业的开设，才使得艺术管理这项纷繁复杂的范畴逐步形成一门比较系统化和完善化的学科体系。但是目前情况并不乐观，艺术管理理论框架还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现有艺术管理理论框架以及它的重要性
国内有关学者把框架定义为人们对某种组织或者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的结构。对于艺术管理理论的框架结构，主要注重对艺术管理信息的选择和重构。针对艺术管理这门学科而言，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目前主流的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即把艺术市场作为基本出发点，将艺术经济管理作为突破角度，把艺术经济管理分为三大模块，也就是宏观、中观和微观艺术经济管理。这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目前尚未划分出明了的界限。尽管有些学者的观点对于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重构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是具体而言笔者对有些观点仍尚存异议。
二、当今艺术管理理论框架所存在的缺陷
（一）理论框架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之间存在冲突
就目前而言，现有的艺术管理理论框架是通过对管理权限范围和本身内外属性进行的一种划分。按照此种划分方式，可以把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分成三个部分，也即宏观框架、中观框架和微观框架。在实际上，如果将艺术经济管理范围进行扩大化的话，放在艺术管理范围的大背景下分析， 此时通过所得结论便会发现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实际上应该属于宏观上的东西，同时艺术行政管理与艺术产业管理，也未能够摆脱宏观艺术管理的控制，此种分类过程避开不了冗余的嫌疑。通过结论分析得出，艺术中介管理应该归属于宏观范围领域的艺术产业管理，但是在分析进程中，有些学者却把艺术中介管理划为微观艺术经济管理领域，此种做法明显使得分析过程和结论之间产生了对立。
（二）艺术产业管理和艺术行政管理被完全隔断
目前现有的艺术管理理论框架隔断了艺术产业管理与艺术行政管理之间的固有联系。也就是所谓二者相互分家，艺术行政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框架分支结构从艺术产业管理中摆脱了出来。各种迹象表明，艺术行业管理不能仅仅自身被包含于艺术产业管理，艺术产业管理应该拥有更广的范畴，艺术行政管理也应划属于这个范畴，且二者共属于宏观的艺术管理领域。艺术行业协会以及有关管理机构再对艺术行业进行管理和把控的时候其与政府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对该行业的管理的区别仅仅体现在管理主体以及管理所产生的效果的不同。对于其他管理事项来说，比如被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异，艺术企业的内部管理未被牵涉其中，而仅仅是对多样的盈利机构和非盈利机构通过规则使他们更加规范化罢了。
（三）微观艺术经济管理领域并不包含艺术中介管理
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中介就是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某一群体为单位，在艺术市场上充当艺术品流通职能的中间机构。一般情况下根据机构的设立目的，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分类，第一种是致力于传播文化的非盈利中介机构，第二种是主要为了获取利益的中介机构，再有就是两者性质兼有的艺术中介机构，从此看出，艺术中介仅仅在艺术生产方和艺术消费方之间起到一个连接的桥梁作用。这种关系就表明了艺术中介管理是不被微观的艺术经济管理所包含在内的，其应被划为艺术行业管理范围内，可将其称为艺术中介行业管理，和艺术生产管理以及消费管理共同构成艺术产业管理。宏观艺术管理在艺术管理理论框架中的表现形式就是艺术中介、行业、产业等管理所形成的综合体，该综合体的各个单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注重集合性的组织活动管理。相比较于微观的艺术管理而言，后者往往注重管理的内在联系，放在艺术管理理论框架中就表现在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中，也即相对于组织内部的相关因素的管理。从以上宏观以及微观艺术管理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中介管理应该并属于宏观的艺术管理而非微观。
（四）艺术管理理论框架划分标准不确切
国内对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且现有的划分方式也并不明确，目前主要是根据艺术管理主体之间的区别进行划分，同时考虑到艺术生产和艺术的流通过程。此种划分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往往导致艺术行业协会和艺术行政管理仅针对艺术管理的主题对艺术市场和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但是对于艺术中介管理来说，却是按艺术生产流通中产生的作用进行归纳出来的。多种不同的分类标准致使各种类别之间互相交叉和重叠。为了寻求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将艺术行政和行业管理二者共同纳入艺术产业管理范畴。
三、对艺术管理理论框架的重构
（一）从纵向角度，可根据艺术管理的作用和范围来进行划分，此种划分模式下，艺术行政管理被归入宏观的艺术管理范围，艺术行业管理纳入中观艺术管理范畴，同时艺术的企业管理就演变为微观艺术管理范畴。此种通过纵向角度的划分方式对艺术管理理论框架而言，结构清晰明了，在培养艺术管理人才方面也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
（二）从横向角度进行划分，在此角度上可将艺术的具体门类作为艺术管理划分的依据。实际操作中，是将艺术管理分成四个大的种类，即造型、表演、语言和综合艺术管理。通过各自的名称就可知道，各类的管理范围比较明确。同时我们还可在各类名下设具体平行机构，就拿造型艺术管理来说，该类的管理对象主要涉及造型艺术门类，对其管理主体来说就包含造型艺术的生产、中介和服务组织等。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可将表演、语言和综合艺术管理进行类推。此种框架重构方式方法简单明确，非常有益于艺术管理门类专业的学生确定自己的研习方向。
结束语
就目前我国艺术管理门类高等教育现状来看，由于该学科领域基本处于初创阶段，相关艺术管理理论架构的构建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还需要在今后多注重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期望他们能够提出更为优越的架构理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