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近年来，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基础设施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1978年为基准年，2006年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指数为24.47，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数为30.59。自1992年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几年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扩大到723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255元，不到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国家对城乡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
其次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绝对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对值总体上也在上涨。1 986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为355.58元，相对差为2.1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是城镇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差为5388元，相对差升为3.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第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师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目前小学文化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5％、16.3％，初中文化占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1.5％、32.4％。而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不仅表现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还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事业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
近年来，许多学者已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认为国家应该注意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保障制度、税费体制、金融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一些学者从提高农业自身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即内部因素阐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我国户籍制度在本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畴，成为一种以户口管理为核心的多制度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就业体制、教育体制、住房机制、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价格补贴机制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影响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国家财政过多向城市倾斜，投入农村的比例过低。1990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问题。不仅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O.8％，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8％。在财政支农建设性资金中，直接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比重少，约占11％，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质的林业建设投入的比重大，约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资政策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2006年以前，农民税费比较严重，农业税曾经是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历史负担之一。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虑到一些额外补贴，如医疗保健等只针对城镇居民等，真实差距可能还要大。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
城乡产业结构失衡。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农村产业结构比例中，第一产业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决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无法进一步优化升级，农村居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对建设用地持续迫切的需求，建设用地扩张，尤其是城镇用地空间拓展成为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城镇用地扩张的双重压力下呈缓慢增长趋势。然而同期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缓慢的用地规模增长意味着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现“农村减人不减地”的奇特现象，对我国耕地资源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
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全国，区域和个案城市三个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对区域和个案城市为主［4-5］，在全国尺度上则多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总结已有的研究，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资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规模、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因素，如工、农业产值、农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运输水平、与河流或者公路的距离；政策制度因素，如农村土地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但是对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镇空间扩张和乡村自身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双重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总结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选择相应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对来自区域、城镇和乡村自身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制定政策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依据。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共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时段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于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于200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趋势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在缓慢减少，从2000年到2008年共减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长率为-0019%；同期农村人口总量从7.84亿减少到6.83亿，共减少了100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701%。2000-2008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变化的速度，因此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持续快速增加（图1），导致我国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远远超过了相关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间的上限［8］。
2.2 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分析
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入的情况来看，新增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来源于农用地，达到79%，其中45%来源于耕地，34%来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其次是来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设用地内部除农村居民点用地外的地类转化而来（图2）。从2004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的情况来看，流失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转换为其它建设用地，达到64%，其中59%转为城镇工矿用地，8%转为其它建设用地；转换为农用地的比例也达到30%，转为未利用地的比例仅3%（图3）。
3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
上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流转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①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大量农用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用地；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阻碍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表现为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为城镇工矿用地；③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而对利用率不高的建设用地进行的土地利用综合整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现为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转换为非建设用地（图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城镇因素和农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自身社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展开，避开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我国的土地利用演变特别是建设用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也可视为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的一个方面［10］，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不能脱离
区域宏观经济和社会背景。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特征［11］，因此经济发展速度（GDP增长）、城镇化速度、产业结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度等都会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使用情况，另一个重要特征则是“城乡二元体制”，其中流动人口的“两栖占地”现象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从20世纪80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离乡不离户”的流动随之加剧，产生了大量外出务工者。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镇社会保障体制的束缚［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将户口保留在农村原籍。此类流动人口本文称为农村“两栖人口”，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农村，自己也经常返回农村原籍居住、参加农业生产，并将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改善在农村的居住环境，此为农村地区“人减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于整个区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也很迅速，社会变革巨大。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因素更直接地来自于农村自身。首先随着全社会的发展，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其次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村财政支出和固定投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农用地的产出翻番增长，同时农民就业渠道也进一步增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家庭对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发，驱动着农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的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呈现扩张趋势。
3.3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中国的城镇过程可分为以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市化和以农村非农产业化与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建立农村城市（小城镇）而呈现的集聚型城市化两种模式（即农村城市化）［13］。两种城市化模式都包含着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农村土地的城镇化（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用地的过程），城镇用地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
已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城镇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14］，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因素，如城镇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GDP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二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巨型工程建设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环境等将影响城镇用地扩张［15-16］，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4 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回归分析
4.1 分析样本与模型选择
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2000-2008年9个年份共279个分析样本，构成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比较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影响。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年份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指标均以历年各省级单元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2000年价，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利用对数函数和幂函数对各变量进行正态变换，并进行Z记分标准化处理。
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为各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不同年份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解释变量为受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三类。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区域人均GDP（区域GDP/区域常住总人口），城镇化率（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区域常住总人口），二产比重，三产比重，区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区域财政支出/区域总人口），区域铁路网面密度（区域铁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区域公路网面密度（区域公路用地面积/区域国土面积），农村“两栖人口”数量（户籍农业人口-农村常住人口）。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农业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农用地地均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用地面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常住人口）。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有：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常住人口）。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基本模型为：
Yit=a+∑bi•Xit+ui+eit
Yit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i第t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Xit为省级单元i第t年的解释变量。利用stata9.2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及相关检验。
4.2 回归分析
区域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明显，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而Hausman统计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而言，区域人均GDP显著为正，而铁路网面密度显著为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大运量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区域内部和外部联系的便利程度，显著减缓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在控制区域人均GDP变量和铁路网密度后，所选的其余区域发展变量均不具有显著。然而此时模型的三种拟合优度指标均很低，表明区域发展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结合区域发展变量随机效应模型中（表1-model 2）可见，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因素，投资和财政政策因素，交通发展水平中的公路网面密度并不具备显著影响，而人口规模，农村“两栖人口”的显著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显著负向影响集中体现在区域间的差异上，几乎无法解释区域内不同年份间的差异，在模型中表现为较高的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极低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此结论与前文认为农村“两栖人口”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推动作用的分析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理解：①观察时段内农村“两栖人口”的区域差异也是各区域20多年来人口急剧流动的时序差异的累积，因此对区域差异的解释部分解释了时序差异；②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本文采用对“农村两栖人口”的测定难以反映各地区各年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地区不同年份户籍人口中的分农业和非农业统计即使在短期内也具有很大的波动。
农村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3）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3 887.69，然而分别对有效估计量和一致估计量协方差矩阵（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对于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而言，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居民收入、农业生产人均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农村居民人均农业产值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年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效应，农村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然而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为居住用地，在外出务工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设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于农业生产，因此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应与收入效应关系更紧密，本文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与人均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性更高的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行的农村居民收入统计可能难以如实反映农村现状。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显著为负，因为农用地地均产值的增加意味着将农用地非农化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将促使农村居民集约利用土地，农村人均固定投资的显著负向作用则表明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投资的增加起到了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作用。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控制农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产效应后，并不显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确实刺激了农村居民对住宅用地的需求，而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影响没有超出农村经济发展之外。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组间拟合优度（R2 Between）和总体拟合优度（R2 Overall）均比较高，说明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比较好的解释能力。
城镇发展变量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5）和随机效应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Hausman统计量为-58.96，分别进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检验，Hausman统计量分别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应该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动城镇用地扩张的城镇发展变量（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对省级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控制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出后，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相比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效应和直接的城镇投资驱动，非农业生产的增长更能解释城镇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说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扩张的解释能力也很有限。
城镇工矿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则是显著正相关，似是说明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刺激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张，与前文关于城镇扩张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分析相悖，实则此处仅说明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呈明显同向增长趋势，因为城镇用地扩张对农村用地增长的制约作用需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下进行综合考察。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变量，城镇发展变量和农村发展变量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区域常住人口，区域人均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非农业产出，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表1-model 7），此时可以发现，农村发展变量中，农村人口规模，农村人均农业产值，农用地地均产值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水平依然稳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铁路网密度不再显著，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依然显著，但作用方向与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应该是由于模型严重的内生性导致的。根据前文的定性分析，设置城镇工矿用地为内生变量，综合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发生改变的因素（区域常住总人口，区域人居GDP，区域铁路网密度，城镇人口规模，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设为工具变量，得到综合固定效应IV模型（表1-model 8），经检验Hausman统计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内生变量模型，此时城镇工矿用地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与前文定性分析一致，变为负向，尽管并不显著，而其余农村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稳健。
比较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城镇发展变量模型和农村发展变量模型，发现农村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远比区域发展变量模型和城镇发展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高，因此，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来自农村的因素要比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解释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区域和城镇社会经济因素，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更重要的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转换来源和流向的基础上，探讨了来自于区域，城镇和农村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1）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城镇和农村自身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区域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农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动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引起的城镇空间扩张吞噬和整合了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缓解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趋势，在此“一增一减”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缓慢增长。
（2）对于驱动省级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言，相比于来自区域和城镇的因素，农村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农村社会经济因素中，农村常住人口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家庭人口规模减小都将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用地地均产值增加则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有显著的限制作用。城镇社会经济因素中，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推动的城镇空间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显著。
（3）不论是对于来自区域，城镇或是农村的社会经济因素，产出效应都比投资和收入效应更明显，在控制人均产出的情况下，来自于区域和城镇的投资和收入效应不再显著。城镇居民人均非农业产值与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相关性更高，应该是因为总体上城镇空间扩张的直接目的即是扩大非农业生产；农村人均农业产值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相关性更高，则应该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不能如实反映农民的收入状况所致。
综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显著推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的限制作用不够明显。为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控制农村居民点用地过度扩张，应该同时从城镇和乡村两方面着手：一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力度，充分发挥城镇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二是积极投资农村，推进新农村建设，提高农用地地均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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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简介：冯长春，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与房地产经济。
关键词：中学生，体质，体育教学，健康状况，体育锻炼
1.研究目的
为了贯彻“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方案；新的体质健康标准围绕“增强学生体质”这一中心任务，对学校体育领域、对学校体育工作者来说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部分中学体育课、课外活动安排不尽人意，，不难想象这样的状况会导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严重滑坡，当然也就谈不上增强体质，培养终身体育的习惯。作为学校体育工作者，必须明确当代体育活动的新潮流，认识体育活动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学校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建立健全体育活动的运动机制，寻找改进和提高体育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方法，通过体育教学和组织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等途径，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全面圆满地完成学校体育教学的目的与任务。
2．研究方法：运用访问法、文献资料与综合分析等方法访问了部分中学生的体育教学情况并查阅了有关资料。
3.结果与分析
3.1体育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学校往往重智轻体，把文化课和升学率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把体育课置于次要地位，许多老师对当前实施素质教育前提下的体育教学目标不够明确，理论认识不到位，方法不优化，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上或宁愿将多余时间白白地浪费，也不愿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导致学生的锻炼时间日趋减少，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几乎一周都没有锻炼的时间。造成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主观上对健康标准定位不准确，认为无病就是健康，对于获得适应能力应是长期锻炼的结果认识不够，从而缺乏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体育课存在的问题
现在的学生喜欢体育活动，但同时又有大部分同学不喜欢体育课，喜欢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们喜欢玩，不喜欢体育课却是因为中小学生的体育课过分强调统一性，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始终摆脱不了旧的教学观念和形式，体育教师虽然都具有很高的学位，也都按教学大纲上的内容努力想上好每一节体育课，但在实践中却不能受到良好的效果，而学生偏爱健美、街舞、游泳、兵乓球等项目，一般学校从师资到场地都无法满足，如果学校改变过去指令式活动为任选式，允许学生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结合自己个性特点的内容锻炼项目，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学生在课内课外可能都会很活跃。科技论文。科技论文。
3.3课外活动和课间操存在的问题
课间操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身体锻炼这一积极性休息方式，帮助学生消除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疲劳，防止因长时间坐位获单一的身体姿势导致的身体畸形发育,可安排广播操或视力保健操等，而学生往往喜欢下午的课外活动不喜欢课间操，原因是学生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学校的管理要求，有些学生出操仅仅是迫于考勤的压力应付差事；而下午的体育活动学生们却玩得不亦乐乎，这和学生天性不爱受约束，向往自由有关。因此，在学生认识尚未形成自觉的行动的情况下，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使学生充分认识出操的重要性，保证每天有充分的活动时间。
3.4家庭、社会存在的问题
体育锻炼，是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一是随着体育运动的日益普及，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来高；三是随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特别是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已经获正在尝到“肌肉饥饿”的苦头，因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但锻炼的人群中中老年居多，却很少看到青少年的影子，即便是双休日也是这样。科技论文。现在的孩子学习紧张，每天的课排的满满的，又都是独生子女，处处受宠爱，常常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既不劳动也不运动，更不能吃苦耐劳，即便是玩也变成了玩电脑、看电视，使得他们出去锻炼的时间很少。
3.5场地与器材问题
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校的体育设施满足不了他们锻炼身体的需求，常常出现有课外活动的时候，学生从家带器材去学校的现象。有的体育教师为了学生能够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自制一些体育器械等。
4.结论与建议
（1）增加学校体育的投入，保证体育课教学：学校体育设施、师资条件要符合当前“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的精神，要采取具体措施和政策来保证提高师资的素质，增加对学校体育的投入，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
（2）改变体育教育观念，培养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意识：体育锻炼是贯彻“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和推进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儿童少年生长发育、增进健康、增进体质；掌握与提高体育和增进健康有关的基本知识和机能等重要措施，而这一重要措施的实施要依靠体育教学手段来实现，因此，体育教师要充分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鼓励和指导他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使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可以使儿童少年全面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适应能力和抵抗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
（3）体育科学常识的教学内容要具体：儿童少年的体质与健康状况、智力与心理发育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现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并且对于成年后的体质水平、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他们进行体育教学和训练时，要与他们现阶段身体状况相适应，给予科学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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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江市、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外来人口、生产性人口、人口抚养比、人口性别比、人均受教育年限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总理曾经讲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被称为是著名的“乘除法”原理，它对人口问题的阐述极其精辟。单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怎样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性，才能构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资源优势，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们以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00年和2010年县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为可靠的基期和报告期数据来源，并在与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第一的昆山与排名第四的太仓比较中，对吴江市人口因素进行评价分析，以求进一步明晰吴江市人口发展思路。力求以静态的数据，观吴江市动态的产业转型升级；用历史的数据，看吴江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在与昆山、太仓的比较中看吴江市人口发展现状
1、常住人口增幅较大。第六次人口普查吴江市常住人口为1275090人，较第五次人口普查872819人增加了402271人，十年间人口增幅为46.09%,年均增长率为3.86%，现代人口理论研究认为，人口年均增长低于5%，属于自然的“内生性增长”，高于5%，则属于制度的“外生性增长”①。所以，吴江市常住人口增长仍然属自然增长。
相比较而言， 昆山现有常住人口为1646318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了882492人，增幅达115.54%，是吴江的2.5倍，年均增长率为7.98%，也比吴江高出4.12个百分点，制度的“外生性增长”非常明显。太仓现有常住人口为712069人，其增幅比较低平，年均增长率只为3.1%。
国际上对城市聚集效应有一个通行标准，即10000人/平方千米。也就是到达这个限度时，土地、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幅提高，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增多，资金流量加大，道路建设成本降低，环境污染处理方便，有利于教育规划布局，城市聚集效应显现。人口学中一般将其称做是城市资源承载力指标①。目前，吴江市松陵镇人口为146217人，如再加上吴江经济开发区人口，城区总人口则为388063人，仍属小城市行列，人口密度只有2612人/平方千米。昆山市人口规模要大些，玉山镇人口为468237人，如果再加上花桥的104965人，总人口超过了50万，尽管达到了中等城市规模，但其人口密度也仅为3412人/平方千米。人口增长空间都还比较大。
2、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略显偏低。吴江市2010年的户籍人口为799569人，较十年前的771855人增加了27714人，增幅为3.6%，年均增长率为0.35%。外来人口的增长幅度比较大，2010年为475521人，比2000年的100964人，增加了374557人，增幅为371%，年均增长16.8%。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0.6。
比较而言，昆山户籍人口的增幅比较大，十年间由2000年的594592人，增加到了711333人，增幅达19.6%，是吴江的5.4倍，年均增长1.81%，是吴江的5.2倍。昆山外来人口的增长幅度依然很高，2000年为169234人，十年间增加到了934985人，增幅达453%，年均增长18.6%。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1.3。太仓的户籍人口保持着年均0.45%的增长，目前为468955人。外来人口的增长比较吴江要低得多，其增幅为220%，目前外来人口为243114人。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也与吴江接近，为1：0.5。
有研究认为，当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为1：1时，社会资源利用与公共管理投资总效益开始显现，在城市资源承载力允许的条件下，中等及以上城市的郊区化明显，聚集效应出现①。所以，吴江市在吸附外来人口上尚有较大空间。
3、生产性人口增势明显。被称为生产性人口的，一般是指15-64岁人口，他们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体力量。从人口普查数据看，全国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2000年为70.1%，2010年则达到了74.5%，提高了4.4个百分点。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人口红利”明显。吴江、昆山、太仓三个具有典型苏南经济特征的县域，聚集经济发展快速，致生产性人口呈明显增长态势。其中，吴江由2000年的648679人，增长到了1047482人，其占总人口的比达到了82.15%，十年间上升了7.83个百分点。
相对来说，昆山生产性人口规模更大，目前已达1421746人，占到总人口的86.36%，十年间上升了8.74个百分点。而太仓生产性人口上升幅度则不大，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79.11 %，比吴江低了3个百分点，比昆山低了7.25个百分点。说明吴江、昆山和太仓劳动力资源丰富，社会负担较轻，可维持较高的经济剩余量，社会呈现高储蓄、高投入和高增长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县域对外来人口有一定的依存度，特别是昆山，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持续发酵，以及企业西迁而使用工“供求同源”的出现，生产性人口流出县域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加之0-14岁人口大幅减少，生产性人口的无限供给将逐步减缓，以至向刘易斯拐点趋近，人口红利逐步弱化。
4、人口抚养比相对较高。人口抚养比反映的是不同年龄人口的比例关系，一般分为未成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通常是用相应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的比值表示。由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看，0-14岁人口，吴江市，由2000年的133279人，下降为2010年的111916人，尽管常住人口数在大幅增加，但新生人口数却呈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下降了6.49个百分点。相比来说，昆山该年龄段的人口为133307人，与十年前的吴江相当，下降了5.82百分点；太仓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为9.73%，高于吴江和昆山，但人数规模不大，仅为69261人。由此我们得出0-14岁人口抚养比为：吴江10.7%，较十年前下降了9.8个百分点；昆山9.4%，较十年前下降了8.5个百分点，幅度低于吴江；太仓为12.3%，才只下降了5.2个百分点。相对来说，未成年人口抚养负担昆山最轻。
由人口普查得知道，吴江市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略有回落，2010年为115692人，占总人口9.07%，较十年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昆山老龄人口为91265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为5.54%，比吴江低了3.53个百分点，说明“昆山年轻”；太仓目前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最大，达到了11.16%，老龄人口数为79490人。所以，三个县域老龄人口抚养比的差别也较明显。其中吴江为11.0%，昆山为6.4%，太仓则为14.1%。根据联合国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的统计标准②，吴江和太仓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综合来看，昆山人口抚养比（未成年人口抚养比与老龄人口抚养比的和）即社会抚养负担最轻，只有15.8%，而且是“养幼大于养老”。吴江人口抚养比则相对较高，达到了21.7%，太仓则更高，为26.4%。而且都是“养老大于养幼”，社会负担加重。但相对于全国平均抚养比33.5%的水平来说，吴江、太仓的社会负担还小得多。
人口抚养比，实质上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与作用的反映，也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人口抚养比越大，劳动力人口承担的抚养义务就越重，社会公共管理乃至劳动力人口自身支出的消费性成本就越高，社会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增长趋缓。
5、人口性别结构较为合理。在考察人口性别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多数情况下是以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来衡量的，即以活产女婴为100，活产男婴数对活产女婴数的比值。作为人类基本特性，出生人口性别比通常是在103-107之间，这是评判人口性别的基本参照指标②。我们仅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据，目前吴江市有男性人口642185人，女性人口632905人，性别比为101.47，较十年前99.01的“女多男少”现象略有改善。目前全国平均性别比为105.20，总体处在合理区间。而昆山的情况则有明显不同，性别比达到了111.35，“男多女少”现象突出。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昆山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进程比较快，对外来男性人口的吸附能力提高，县域经济活力增强。当然，从性别比快速增长的趋势上看，男性比例相对偏高的长期累积，必将在一定时候影响到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婚姻挤压则在所难免，不仅经济增长因人口因素不协调而受到制约，低收入人群与低素质人群的结合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6、人均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统一口径，大学文化程度是指大专及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含中专，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文盲人口，是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吴江、昆山、太仓三个县域每10万人口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及与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比较统计如下表：
从表中的数据来看，十年间吴江、昆山、太仓三个县域受人口自然出生率的影响，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均有明显下降，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降幅分别为：昆山1.86、吴江1.67、太仓1.06，这个数据的全国平均水平为0.89，表明这三个县域人口受教育程度朝向高端流动倾向明显。同时，它们的文盲率也呈明显下降趋势，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昆山生产性人口文盲率最低，仅为1.22%，吴江在三个县域中最高，为3.35%。说明昆山生产性人口的文化素质优于吴江。
在大学、高中和初中三种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上，三个县域均呈明显提高态势，其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拱隆点”也有明显不同。其中吴江的提高幅度分别为0.54、0.55和0.82，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拱隆点”为初中；昆山的提高幅度分别为1.00、0.95和0.10，与吴江相比，其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拱隆点”为大学，朝高端位移快速；太仓的提高幅度分别为0.65、0.05和0.56，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特征与全国平均水平0.53、0.29和0.48差不多，存在两个“拱隆点”，一是初中，一是大学，但整体上在朝着高端位移。不过，出现两个“拱隆点”，说明人口受教育状况易出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状态，生产性人口供应不稳定。区域性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拱隆点”不同，该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水平与结构就存在差异，人均受教育年限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量化反映。
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某一人口群体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素质的重要指标。一般是按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高中文化程度12年，初中文化程度9年，小学文化程度6年，文盲为1年。比较方便的估算方法为：不同文化程度的学制年数×该学制段上的人口数之和÷总人口数③。据此，吴江市人均受教育年限，2000年为7.28年，2010年为8.52年，十年间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24年。昆山2010年为9.97年，与吴江同比高出1.45年，是吴江用十年时间所提高的总量的1.17倍，理论上吴江教育与昆山教育的落差是11.69年。太仓2010年为8.71年，也略高于吴江。人口受教育程度不同，必将会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上得到体现：2000年吴江的GDP是181.20亿元，昆山是200.8亿元，吴江与昆山的比是1：1.1。到了2010年，吴江GDP是1003.00亿元，而昆山则达到了2100.28亿元，吴江与昆山的比是1：2.1。这不能不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显著相关性。
二、遵从实际，对吴江市人口发展的三点思考
在比较中我们看到，吴江市人口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吸附能力相对较低、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等特点。人口市情是吴江市的基本市情，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状况，是影响吴江市经济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重要变量，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也是促进吴江城市发展和造福子孙后代的根本性、全局性民生问题。为此，我们有如下三点思考：
1、合理调控人口总量，适度放宽户籍人口准入。无论从城市人口密度上看，还是从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例上看，吴江市城市聚集程度都还很低，在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二胎生育的基础上，合理调控人口总量，适度放宽户籍人口准入，对吴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吴江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强劲推动，大大释放了城市空间，特别是随着滨湖新城建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城市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大大增强，这为户籍人口的直接申报和准入创造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着眼于人口结构布局和人口素质优化，立足于人口资源的市场配制和政府调控，确立户籍人口准入条件，适度放宽口径，加快人口调节步伐。
2、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幅提升对生产性人口吸附。目前，我国正处于生产性人口集聚的黄金期，吴江更不例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吴江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这势必影响到生产性人口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在对外来生产性人口吸附能力上，明显没有昆山强劲。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更多具有挑战性的就业机会，吸附更多高层次人才前来吴江就业、创业、兴业和乐业，显得非常重要。一要眼睛盯住高端人才资源。徐明书记在中共吴江市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中，就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一览子方案，并要求通过事业、感情和待遇等合理要素使用人才，这对推动吴江人口结构的优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具体实施上，应以滨湖新城项目建设为抓手，放眼国际，推进人才高地建设，全方位拓展高素质人才的吸附功能。二要着力圈住普通人力资源。近年来企业用工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也让人感到困惑。其实，这对城市发展来说是非常好的圈人机会，可通过大学毕业生直接申报入户、建设公共廉租公寓吸附外来大学毕业生“扎根性就业”、政企联动为大学毕业生创造优质的“感动性就业”、制定与不同文化程度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确立“工龄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保增”的工资增长办法等，吸附大批高素质年轻人前来吴江发展。
3、加大教育结构调整步伐，尽快推动人口教育“拱隆点”上移。从全国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0-14岁人口均呈下降态势，而生产性人口则均呈上升态势。这反映在人口教育上，则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重在稳定、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大力推进的新格局。相对而言，吴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统筹、协调还不够一致。在昆山、太仓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的“拱隆点”均已位移至大学的时候，吴江目前还逗留在初中水平上。目前昆山有五所高校，支撑起了人口教育的大责任；太仓虽仅一所，但健雄学院颇具特色的“定岗双元”办学，与被誉为德企之乡的太仓诸多德国企业实现了完全的无缝对接，毕业生深感在德资企业就业是一中荣耀（因为德资企业有定期送去德国培训的机会）。吴江虽然也有一所高职院校，由于体制等原因，该学院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功能尚未凸显，据2010年学院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毕业生就业在吴江的比率仅为7%左右，与太仓40%左右是有很大差距的。一方面，须通过必要的专业调整和紧密的校企合作，让苏信优秀毕业生就业并扎根生活在吴江；另一方面，根据高等学校招生“注册入学”新政，充分整合中职与高职一体化教学资源，探索“六年一贯制”区域性职业教育新模式。这样，既可以救活处于生存危机的苏信学院，又可以让高等教育惠及吴江人口，从根本上促进民生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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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学人口理论研究室.人口研究论文集[C].广州市：中山大学人口理论研究室，1984.
经济社会学的重点是在社会因素上，因此，对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分析立足于对社会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体系从经济社会学产生开始，经济学至少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踏出经济领域之外，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的分析虽然有所不同，但以共同点居多。美国学者斯梅尔瑟在其著作《经济社会学》中，将经济社会学分为：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的社会学分析、经济的社会发展三个层次［2］1。徐延辉在《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中，结合其它资料进一步说，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相比有7个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主题概念、经济行为、行为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目标、使用方法和文化传统［1］12。在这些分析中，经济社会学无一不是阐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具体到社会包含哪些领域则有不同的认识。按照学者宋林飞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统计，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领域有：人的发展、人的角色、社会保障、消费、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社区发展、网络、住房等［3］41。在此，我们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展开确定大致的体系：社会各要素之间具有什么差别和联系，这是经济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社会要素可以归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在经济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则是除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因此，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可以分解为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这种大致的划分并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注意到，经济社会学不论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联而展开，因此，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著作。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各个要素不是单纯的与经济相关的单一指向，如在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中，也往往与政治、制度等因素相关。社会各个要素的复杂关系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社会到经济，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指向。将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反思两者的关系，这本来就是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最重要背景。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的落脚点看，他们都是以其中的一个方面为基点。从社会到经济，意味着经济社会学要从社会因素中吸收养料，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经济社会学最终还是以阐释经济为目的。从经济到社会，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指向。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不仅可以通过从社会透析经济，也可以通过经济透析社会，不过，要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还要突出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社会学中，不外乎重点强调几种方法，相应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应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经济社会学强调的是经济史的研究，相应地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找经济社会学要素。因此，应用历史学方法形成的经济史研究是经济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经济社会学成长过程中，一些理论，如数据、分析、模型等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层面。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更加强调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本来这些数据只是进行经济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味陷入到数字分析中，则经济社会学即失去了社会意义。分析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点，但也只是为经济学服务的。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是最广泛的。从现实生活的各个要素到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处处展现了社会学的影响。经济社会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地方在于，通过社会各个因素的互动以及与经济的关系，对经济问题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剖析。与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相应形成的经济社会学成果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学特点，在体系上也是具有社会学特征。这一部分内容同样立足于数据分析，同样也有实验，还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应用形成的成果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体系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在这一问题的延展下，具体是如何展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考察，这对于经济社会学的体系会造成什么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尼尔•斯梅尔瑟在《经济社会学》中对于经济社会学是这样界定的：“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2］51在这个最为认同的解释中，经济社会学的原初意义就是利用社会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冠名以经济社会学的各种著作中，在研究领域上并非是利用社会学方法考察经济问题这么简单。以“新经济社会学”为例，传统的关于社会的分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因此，“首先关键的任务，乃是区隔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差异，并藉此建立自身的理论原则与论述的正当性。”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理论的不成熟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扰，无论是旧经济社会学，还是新经济社会学，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并与社会接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所以难以细分，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实际上展现了经济社会学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面对社会不断变迁以及新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日益复杂的情形，经济社会的理论远远落后现实，这也造成了学科发展的局限。从体系上而言，经济社会学首先是从理论上确定方法，然后才确定学科范围的。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因为它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中，而不像其它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经定型。在经济社会学体系化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明了几个问题：（1）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是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其体系化也必然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所有的落脚点都是为了阐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至于利用社会学分析的非经济现象，虽然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领域，但并不属于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体系。（2）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阐释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知识，包括在应用的方法上，有时存在着矛盾的倾向。我们应注意到，社会学同样可以应用数学解释经济，这是不矛盾的。经济学高深的理论必须要同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突出经济社会学的内涵。（3）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前行的，旧的社会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横向了解体系的方面，同时，我们看到这与现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新经济社会学在某些方面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毕竟经济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不是和社会学的社会有所不同。（4）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还可以从组成社会的因素中找寻经济社会学的各个分支，这对于构建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有很大帮助。
作者：徐红霞 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动力；网络系统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动力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加强对动力系统进行研究，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因此，探究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下的动力系统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
1 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限制性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限制性因素，这些限制性因素从性质上看，主要是一种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方向、速度以及格局方面阻碍作用的影响因素。从内容上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可以被归结为几个方面的内容：资源方面、地理环境方面、人口方面以及文化传统方面。
前者主要是指从自然方面起到限制作用的因素，而后者则偏向社会方面。该类型的限制性因素当中，对发展产生影响效果各不相同。
下面就以文化传统方面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为例进行简要分析。区域社会当中的文化传统要素代表了这个区域当中的社会价值观念。一旦这种价值观念与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之间产生脱节，可能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影响。相对保守的传统文化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造成机制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阻碍。
（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下的动力系统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当中的动力因素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指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或者可能造成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结构变化的力量方面。显然，动力因素以及动力主体二者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经济行为当中的动力主体主要是指人，或者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动力因素则主要是指一种客观的内在性动力因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因素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机制。从根本上真正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实现社会经济进步。也就是说，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速度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强弱程度。
2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动力系统结构分析
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当中的动力因素进行特征、功能分析，可以将动力因素进行多角度的划分。从空间尺度方面：动力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动力因素、中观动力因素以及微观动力因素；从层次性角度方面：动力因素又可以分为表层动力、中层动力以及深层动力；从自组织理论角度方面：可以分为自组织动力、他组织动力因素两个方面。
（一）动力系统
国外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理论的研究相对成熟，并有相对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层次与能力都略显不足。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外部动力因素、内部动力因素。
从内容上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动力以及内部动力因素主要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力量。区域经济想要获得发展，需要来自受到外部和内部两种力量的牵引与助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克服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形成的多种阻力。区域经济发展滞涩，或者出现区域经济发展阻力等同于动力情况的时候，区域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止。
而当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因素产生的影响过大，或者是超出了动力因素，区域经济发展就可能发生下滑。这个过程中，外部动力因素形成的环境与条件主要是市场、竞争以及政府行为等。内部动力则来自于企业本身或者是员工对精神物质的追求。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事区域经济发展还具有自组织能动力，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则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管理水平滞后、保守文化等。
（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动力系统中子系统以及相关分析
根据前面对区域经济发展要素进行必要的分类发现，我们可以将区域经济发展当中的动力系统进行四个方面的子系统分类：自组织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以及文化系统。这四个系统全部都属于开放性的系统类别。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要素之间或者而是要素之间会形成积极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动力系统当中的子系统内容，会在经济活动当中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并不断发生耦合，以此实现合动力网络结构。
3 结论
综上所述，首先，区域经济发展属于综合性，复杂系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其会造成资本、劳动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影响和制约。当前社会环境当中会令经济发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再次，区域经济发展会引起动力系统产生。也就是一种虚拟的智能系统。这个系统当中包含一般系统当中的种种特征，并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最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深层次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是其文化动力，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导向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宋健坤，吴金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形战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2.
[2] 卢国良.经济发展动力论[J].经济科学，1990（4）：14-19.
[3] 赖勤学.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J].厦门科技，1996（1）：28-29.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动因；外在压力；内在驱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11YJC63008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战略性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构成维度及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制”项目（项目批准号：12YJC630166）；浙江科技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6日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成绩斐然。到2010年末，我国GDP总量达到39.8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0倍左右，而且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却不容乐观，山西黑砖窑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事件一次次刺激着国人的神经。如何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践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进行分析和调查，以期发现激励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正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针对性建议。
一、Schwartz & 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
Schwartz & Carroll（2003）针对Carroll四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的不足（金字塔排列、慈善责任的单列、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不完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维度，即经济维度、法律维度和伦理维度。其中，经济维度是指对企业有直接或间接正向经济效益的活动；法律维度是指企业对法律要求（已明文规定或被预期）的反应；伦理维度是指大众或利益相关者期望的道德责任。许多学者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时借鉴Schwartz & Carroll的概念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主要有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可以进一步界定为外部的动因和内部的动因。外部的动因主要是制度动因，是企业对外部制度因素的反应，称之为“外部压力”；而内部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动因和伦理动因，是企业基于经济利益和道德力量的主动行为，称之为“内在驱动”。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分析
（一）外部压力。外部压力主要来源于制度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律和法规。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因素起源于Carroll企业社会责任类型中的法律责任，即企业应在法律要求的框架内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时是出于对法律和法规的遵从，并不是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第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经营的基石，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被企业所侵害时，他们可以通过法律和市场的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企业构成外部的实质性压力，控制企业负面外部性的行为。一些学者运用制度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压力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寻求企业合法性的目的，企业的合法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环境支持。Marquis（2006）从新制度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进行解释，认为研究者应该超越单个企业的利益分析，从场域层次的认知、规范、管制等社会同构性压力来看待企业的社会行为。
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动因，存在新制度理论的“体制内”问题，忽略了对“利益作用”的分析（蔡宁等，2009），导致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对外部制度的被动反应，缺乏内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
（二）内在驱动
1、经济驱动。经济驱动的观点认为，企业之所以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企业变得有利可图，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正向作用。换句话说，要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使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经济动因的观点是古典经济学范畴内诠释企业社会责任动因的主要构成部分。企业如果没有利益，是不会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鞠芳辉，2005）。因此，此观点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实现企业经营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也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性”观点。
一些学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分析。Branco & Rodrigues（2006）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进行了系统归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其中，内部利益是指与技术诀窍和组织文化相关的资源和能力，而外部利益主要是指企业的商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类似保险的资产，当企业遭遇负面事件时可以降低负面效应（Godfrey，et al.，2009）。我国学者谢佩洪（2008）在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利益驱动机制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有保值和增值的作用。其中，保值作用可以分为合法保护和伤害保护作用；而增值作用根据其作用机制分为直接增值和间接增值，直接增值体现为吸引利益相关者，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巩固企业资源基础或渐少资源约束，帮助企业形成核心能力，增强竞争优势，间接作用则是通过关系资产和社会资本中间载体来发挥作用。
2、伦理驱动。伦理动因的主要观点是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企业应该做的，不管企业社会责任是否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也不管企业的财务状况如何。此观点和“工具性”观点相对，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性”观点。规范性观点强调做“正确的事”，做“应该做的事”，它不再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突破了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手段的局限性，是从更根本的价值判断视角来论证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动因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乔治·斯蒂纳和约翰·斯蒂纳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赋予了企业可以将资源有效转化为社会所需产品的职权，同时给予企业采取必要与合理行动的权利，而“合理的行动”就是指企业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和伦理的要求。唐纳森和邓菲（2001）也认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契约，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一成立便应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承诺。
三、企业社会责任动因调查结果
笔者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主要包括慈善公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员工投入等方面的活动。调查要求企业回答参与上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原因，选择相应的测量题项，可以进行多项选择。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原因的测量题项是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进行设计，主要分为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等三大类。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研究数据，本研究采取了多种途径进行问卷发放，最后回收282份问卷，剔除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共计32份，得到有效问卷250份。在250份有效样本中，企业性质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占总样本的80%；涉及行业以制造业居多，占总样本的44%；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占总样本的74%。
问卷的主要内容及结果如表1、表2、表3、表4所示。（表1、2、3、4）
结果显示，对于参加慈善公益活动，企业的主要动因来自于经济因素，其次是伦理动因，其中60%的企业认为有利于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32%的企业认为可以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好感，以便争取政府其他资源，而48%的企业认为是企业应该做的。
企业进行环境保护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伦理动因和制度动因，其中50%的企业认为是企业应该做的，47%的企业认为是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资源利用方面，企业的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基本均等，分别为46.9%、40%和50%。
在员工责任方面，企业的主要动因来自于经济动因和伦理动因，其中75%的企业认为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38%的企业认为为了避免员工被竞争对手挖走，30%企业认为是企业应该做的。
四、结论及启示
由上可知，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一）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确实受到多种力量的同时驱动，既有经济的因素、制度的因素，也有伦理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单一力量所使。
（二）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其背后驱动因素存在差异。例如，企业的慈善公益行为，调查显示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其次是伦理因素；而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伦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同样重要；企业在员工方面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多的是经济因素的驱动，还有伦理因素。
因此，对于如何推进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笔者认为应从经济、制度和伦理等三个层面进行综合建设，而且应根据中国的国情与现实情况，应该在这三个层面上有所倚重或加强，同时对于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应区别对待。具体来说：
1、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之前更多的强调制度因素，而忽视经济因素和伦理因素。而在制度因素方面，往往认为是法律和法规的不完善。其实，制度因素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法规的违规成本较低，没有形成刚性约束力，而且执法不力（黎友焕，2010），这使得国内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力大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症结可能与我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息相关，要在短时间内有显著改变不容乐观。
2、在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因素建设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该大力发挥经济和伦理的力量来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研究也充分表明了企业的一些社会责任行为来源于内在驱动的力量，例如企业的慈善公益行为、企业在员工方面的社会责任行为。同时，Muller & Kolk（2010）也认为，对企业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研究更适用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内在驱动的行为在低企业社会绩效的环境中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在压力比成熟的市场环境要低很多。
主要参考文献：
[1]Schwartz，M.S.& Carroll，A.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Three Domain Approach [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03.13.4.
[2]Marquis，C.，Glynn，M.A.and Davis，munity Isomorphism and Corporate Social Action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
[3]蔡宁，沈奇泰松，潘松庭.外部压力对企业社会绩效影响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
[4]鞠芳辉，谢子远，宝贡敏.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基于消费者选择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9.
[5]Branco，M.C.and Rodrigues，L.L.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6.69.2.
[6]Godfrey，P.C.，Merrill，C.B.& Hanse
n，J.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hareholder Value：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isk Management Hypothe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4.
一、农业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气候（光照、热量、降水）、地形、土壤、水源。
2、社会经济因素：市场、交通运输、政策、劳动力、技术。
3、农业区位因素发展变化：早期自然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最为显著。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交通运输和冷藏保鲜技术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二、工业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土地、水源、气候。
2、社会经济因素：原料、动力（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运输、政策、技术、信息通讯、国防安全、环境、集聚、个人偏好。
3、工业区位因素发展变化：
①原料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减弱，市场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增强；
②交通运输、信息通讯对工业区位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③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减弱，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区位的影响逐渐增强。
三、城市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
（1）地形
①平原：理想地形；②山区：河谷两岸；③高原：热带地区。
（2）气候：气温适中，降水适度的中低纬沿海地区。
（3）河流：
①河口处：如广州、上海；②河流汇合处：如重庆、武汉；③水陆交通转运点：南京、伦敦；④水运的起点或终点：赣州。
（4）矿产：如大同（煤）、大庆（石油）、攀枝花（铁）。
2、社会经济因素：
①交通运输：如“火车拉来的城市”石家庄、株洲。
②政治：首都（如北京、巴西利亚）、省会城市（如合肥）。
③军事：如山海关、嘉峪关。
④宗教：如拉萨（喇嘛教）、耶路撒冷（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⑤科技：如日本筑波、美国硅谷。
⑥旅游：如桂林、黄山、井冈山。
⑦边贸：如凭祥、瑞丽、二连浩特。
3、城市区位因素发展变化：
①军事、宗教对现代城市的影响减弱；
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一直产生巨大影响；
③科技、旅游成为影响一些城市的新的主要因素。
四、交通线（以京九铁路为例）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全线跨越五大水系，穿越崇山峻岭，沿途地形各异，地质条件复杂，工程难度大。
2、社会经济因素（决定性因素）：
（1）社会：合理布局交通网。
（2）经济：促进沿线经济的发展。
（3）政治：维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4）技术：先进的科技是保证。
五、交通点（以上海港为例）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
（1）陆域条件（筑港条件）：长江三角洲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筑港。
（2）水域条件（航行条件、停泊条件）：长江和黄浦江江宽水深，保证了船舶入港航道应有的宽度和大量船舶抛锚所需的空间。
2、社会经济因素：
（1）经济腹地：上海港的经济腹地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地区。
（2）城市依托：上海港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为依托。
六、商业中心（以上海为例）的区位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源）的不同为商业网点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2、社会经济因素：
（1）上海拥有较强的商品生产能力（有稳定的商品来源区）。
（2）上海拥有商品经济发达的广阔腹地（服务区域）。
（3）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商品的集散。
七、区位选择，进行正确的区位选择必须把握以下三个步骤
1、全方位分析主要区位因素
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入手，思维发散，要点全面，力求完整。如北京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可从环境（自然因素）、科技和交通（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
2、抓住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
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只有一个，即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因素。如啤酒厂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市场，制糖厂的主导区位因素是原料。区位选择的限制性因素（缺乏的因素）如果能得到满足，也能成为主导因素。如河西走廊发展农业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源，其主导因素也是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