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本书最先揭示的就是“有效需求理论”，此理论首先打破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基础，提出“需求创造供给”的相反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失业的最根本原因。由于消费支出不足和投资不足，结果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既然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无法使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状态，那么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尽可能使经济的运行为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所谓“充分就业”是指一定货币工资水平下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实现就业的一种经济状态。[1]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并非事事尽如人意，凯恩斯三大心理定律之一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也将对消费不足产生重大影响，在凯恩斯看来，无论是从人的本质看还是根据日常观察到的具体事实看，当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量小于收入的增量。正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储蓄的份额将加大，如果没有适当的投资来吸纳储蓄，则会重现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并存的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流动偏好”的心理存在对有效需求不足也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更喜欢以周转灵活的现金形式保存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这样，即便银行提高利率，这部分现金短期内将不能转化为储蓄，这也将意味着，经济领域中有相当规模的货币存量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所以，政府应实行必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引导储蓄和投资，使经济的运行不能放任自流，无论对经济增速或者社会就业，都将不无裨益。
2.“奥肯法则”与大学生就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于1962年提出了“奥肯法则”，即失业率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5%左右；如果要使失业率降低1%，则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增长约2.5%。奥肯法则揭示了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总值增长率之间的精确关系，这一发现对当代大学生就业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奥肯法则”论述了短期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反向比例关系，这种产出市场与劳动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关系被发现的积极意义在于，政府要降低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从根本上还是要刺激经济，扩大生产规模，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失业率。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岗位。”[2]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在促进就业政策方面的最主要手段仍是稳定经济增长以及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以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经济结构调整。
3.菲利普斯曲线与大学生就业
菲利普曲线是用来描述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之间变动关系的曲线，1958年，荷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整理英国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发现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工资上涨率越高，失业率越低；反之，工资上涨率越低，失业率越高。由于工资是产品成本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可以把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延伸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即失业率高则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越低则通货膨胀率越高。表现在政策层面，政府将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做出选择，若失业率太高时，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若通货膨胀率太高时，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减少支出，进而提高失业率来调整通货膨胀率。
短期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以纵坐标代表通货膨胀率，横坐标代表失业率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凸向原点、凹口向上的光滑曲线。在工资谈判中，雇员关心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货币工资，当通货膨胀率不高时，如果雇员没有通货膨胀预期的话，通胀和失业存在替代关系，因为工资合同是在通货膨胀尚未形成事实之前订立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厂商会扩大生产和增加雇佣人数，从而刺激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雇员发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导致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降，就会要求雇主增加货币工资，于是，用通货膨胀换取低失业率的政策就失去了预期效果，要想达到效果，政府就要采用比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更高的膨胀率，更高的通胀率与失业率产生了替代关系，菲利普曲线就向上移动了，最终演化为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曲线。这种垂直曲线即意味着长期的菲利普曲线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相关联系，所以，只有短期中的菲利普曲线才对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具有指导意义。
4.俄林“要素禀赋”理论、“里昂惕夫之谜与大学生就业”
“资源禀赋”理论是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伯蒂尔.俄林完成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某种生产要素比较丰富，那么在生产中密集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生产成本就会降低，这种产品就具有出口优势，相反，如果本国（地区）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比较稀缺，则进口此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是经济的。[3]
“资源禀赋”理论正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生产同一种产品之所以会出现价格上的差异（品牌影响除外），其主要原因是由原材料、土地、人力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引起的，而这种价格差异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此生产要素在本国（地区）的稀缺程度。“要素禀赋”理论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做出了很好的诠释。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所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天然的优势，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人力市场上缺乏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不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必需的大学生。
俄林“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接受，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通过统计资料发现，像美国这样在资本、技术、生产设备都绝对先进的发达国家，从理论上讲，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统计资料表明：美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比例实际与理论刚好相反，称为“里昂惕夫之谜”。后来通过对劳动力技能的研究发现，非熟练劳动力要转化为熟练劳动力，需要花费相当可观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劳动者技能同样是一种资本，称为人力资本，在总资本中加入人力资本的因素再来比较美国进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含量，里昂惕夫之谜解决了。
里昂惕夫之谜对当今大学生就业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尽管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大学生就业存在消极影响，但是，大学生如能正确做好自我定位和评估，使自己的就业期望值尽可能地符合市场需求，必要时放弃不对口的专业知识，通过职业类、技术性的教育与培训，学会一技之长，放下身段，走进工厂，走进私企，走进基层，加之深厚的理论修养，顺利实现就业并不困难。
参考文献：
[1]张东辉， 西方经济学习题集萃（宏观分册）.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2]《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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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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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 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 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 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 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douglass. c. north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 史漫飞 ，商务印书馆， 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 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 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 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关于调节货币价值问题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待遇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71-05
二元经济结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国内外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作为由不同部门产业特性导致的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和商品化水平的自然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系统自身演变的内生产物，对社会结构演变尤其是其中社会群体的待遇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待遇是社会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环境，从外部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界、国家等所获得的一切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以及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相关的一切事物，可以涵盖权利、权益、权力、利益、公民权、福利、公共服铡⑸缁岜U系确矫娴哪谌荨[1]回顾西方经济思想史，从“二元结构”概念提出到“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宽泛到具体、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漫长过程。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杰拉德・库特指出：经济思想必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言的，必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理解经济思想必须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当英国的繁荣与强权如日中天时，这个国家曾有许多人把古典经济学及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亚洲经济体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非比寻常的增长以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核心论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完善，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历史社会学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察，在理论方法上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注重宏观和微观、历史和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为我们结合社会进步客观地考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3]当前学术界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划分仍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二元是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工业和农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城市和农村，甚至还有学者将城乡二元结构既作为经济结构也作为社会结构来界定。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回归到历史时空的维度中结合经济史加以分析，方能厘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和问题实质。
一、工农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演化进程中，以斯密（1723-1790）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创立奠定了基础；以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提出的从资本积累到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以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创立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易斯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及乡城人口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4]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家在英国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在法国有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和西斯蒙第。在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进中，主要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共同点在于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并且劳动力无限供给，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5]鉴于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所以本文将其纳入西方古典经济学范畴。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以古典经济学先驱配第、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魁奈认为，一切利益的本源在于农业，与农业这个主要生产部门并存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非农业部门，以提供劳务、手工业产品和贵族阶层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为主要任务，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纯产品”，因为农业创造物质财富，工业只是变更或组合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只是物质财富的交换。[6]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结构思想的萌芽形式。随着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启动，通过针对工业化时期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逐渐成型。此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比例问题的论述、李嘉图关于工业胜于农业的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经济部门构成的阐述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学说都是这方面的体现。[7]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在一些关键的发展问题上都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8]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先提出并使用“经济结构”的概念，为古典经济学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密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经济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人的能力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分工能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9]在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方面，斯密明显受到了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只有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维持自己生活还有剩余时，才能把这些剩余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城市居民，从而维持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直接推动了城市工商业产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要首先改良或发展农业，只有增加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才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居民，从而增加新的城市，但新城市增加的速度不能超过农业剩余产品增加的速度。[10]这表明斯密已经认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要确保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并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工商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斯密还指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农业发展必先于工业。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市工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应当与农业相协调，甚至要依照农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按比例地发展。[11]但与传统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又认为农业并非是国民经济唯一的生产部门，其他部门在价值形成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凡是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形成价值，财富是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继承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在涉及杜尔阁、魁奈等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基础论的分析时，不但给予了肯定评价，而且在引用其中部分观点时对其有所延伸发展和补充完善，从而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业互动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后，西欧国家经济处于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从家庭到工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结构转化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又以英国最为典型。[12]马克思以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研究样本，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英国城乡之间人口迁徙和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乡二元关系的巨大变化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他认为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不是城市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区域的集中，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和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城市运动或城市革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城乡差别主要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别。[13]
理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关键在于揭示农业生产领域如何能够大规模集聚剩余劳动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与工业二元结构最大的争论来自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从二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学家对待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李嘉图在很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作用，直接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顶峰。李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时，如果农业未能改善，谷物价格将上涨，这种趋势有利于农民，但地主得到的好处更多。财富和人口增加的背后还有资本积累，它为国家开创工业职业。随着谷物涨价，不但使地租上涨，而且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他们的工资以能购买东西多少衡量，必然被压低到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因为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部分落入地主之手。”[14]由于削弱农业存在压缩资本利润并进而影响资本积累的问题，李嘉图反对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马尔萨斯认为谷物价格上涨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因为地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谷物真实价格降低，会阻止人们进一步改良土地……促使人们抛弃已改良的土地”。谷价降低会导致农业中投入的资本减少和农业产量降低。同时，马尔萨斯考虑到农业人口过多转移到工业领域就业会对国家安宁与幸福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工业领域过快的资本积累可能引发普遍的供给过剩。因此他提出：“为使我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免于巨大的厄运并得到巩固的幸福，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国的农业最好是和工业齐头并进，纵使是要使工业的发展受到某N程度的阻滞也在所不惜。”[15]所以，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有农业稳定发展，国家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地租只是价值而非财富，工资、地租、利润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和地租上升会相对减少纯利润的比例，高地租不利于消费者。[16]
古典经济学关于工农业地位和发展战略意见的分歧不仅反映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土地主与新兴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国家的裂隙往往表现为农村缙绅和城市居民的对立，1815年后这种对立在谷物法和保护农业的一般问题上日益加剧。”[5]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理论研究方面，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为优先发展工业而以低粮价从农业中获取资本积累的政策，曾引发学术界诸多争论。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农业中形成大规模严重过剩劳动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内卷化。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表现为乡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城乡关系：刘易斯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拓展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衔接古典经济学、填补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断裂带，乃至启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增长理论。尽管刘易斯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的研究仍基于古典主义理论框架，所以本文将刘易斯的经济思想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时代相似，刘易斯所研究的拉美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历程，并且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明显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其称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立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构主义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刘易斯在公开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正式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这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17]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立足于19世纪及其之前的西欧国家发展历史，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但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经济变迁，试图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对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解释经济发展机制的理论体系。为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二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失误及其教训，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应该是参照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概括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8]
刘易斯作为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和分析方法，他在创立二元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刘易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吸收了罗宾斯关于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主张研究发展经济学应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刘易斯重读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莫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些著作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这些经验现在可以用在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刘易斯认为，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类似，斯密在《国富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为刘易斯研究当代工业化提供了蓝本。[19]刘易斯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代表作，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曾经提醒读者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注意资本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事实。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出版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称赞该书为“20世纪第一本继承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旨在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和宗教学说之间关系的著作”。[9]以皮埃罗・斯拉法、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同样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很感兴趣，他们与刘易斯一样，都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理论学说。[20]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刘易斯认为自己与斯密的观点最为接近，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在他看来太过于悲观，因为他们预言世界人口的增长最后将超过经济资源承载的极限，并最终导致贫困和其他大灾难。斯密对于经济发展较为乐观的预期深深地影响了刘易斯，这为他坚信未来经济的良好前景并投身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引起了刘易斯的关注，但在刘易斯看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太过于理论化和空谈理论，太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19]这些方面构成了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二元经济思想的最初分歧。在分配理论方面，刘易斯则认为应首先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由于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可以雇用到无限的劳动力， 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利益归资本家，资本家利用这些收益进行资本积累，直至资本积累速度赶上人口增长和剩余劳动力消失。这里的资本家是可以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生产和就业的工业资本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的将劳动力问题和人口增长问题联系起来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农村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21]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应该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后，形成了主要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并存局面，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中劳动者的工资较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这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工农业将实现均衡发展。[22]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经典范例。出于对刘-费-拉模型的反思，1967年乔根森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发展问题，哈罗斯和托达罗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影响，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演绎分析，开始根据各国国情对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经验分析，更加注重对造成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23]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并提出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来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评价及现实启示
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的工业化进程亲历者，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将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视为推动经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认为只要工业部门维持足够的资本积累，就能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24]针对资本积累，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如何实现优化配置，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放缓和经济增长停滞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失业率上升和购买力下降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增加生产投入和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待遇分配机制；其次要有良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配套条件，提高成果转化水平。这样，关注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交换和待遇分配问题，研究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规律及其相关政策，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特征。[5]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同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各自所提出的转化和增长路径各不相同：斯密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将长期保持增长趋势，随着资本积累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规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趋势表示悲观，认为社会人口增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一旦超出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能力，就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巴顿乐观地认为实际工资下降会为生产商带来更多利润并助推资本积累、社会就业，首先会出现人口和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现象，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资本将有可能从工业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李嘉图受马尔萨斯和巴顿的双重影响，却悲观地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土地供应减少将会导致地租增加，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工资增长停滞则会影响社会消费能力提升。马克思围绕资本积累提出了清晰的经济发展框架，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力剩余――产业后备军――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矛盾激化――经济危机――制度变迁。[1]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反而会减少就业，因此随着向工业转移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多，工资水平将会下降。这一点不同于多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资本积累增加就业和产出”的观点。马克思重视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悲观预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储蓄率提高、投资扩大以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重点在于资本积累，由于资本源源不断被投资于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持续扩张，吸收更多的人从传统农业部门进入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就业，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5]
刘易斯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还是提升了就业和生活水平。刘易斯提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三大假设：支付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就可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城市不存在失业人口，且城市工业部门再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二元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其他阻碍，资本主义现代化部门将一直扩大到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模型提出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过高估计了人口增长率。”[25]由于新时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就能马上找到工作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之对乡村中大量存在的农业隐性失业人口预估不足，由此导致了刘易斯等人崇尚资本积累的发展理论在拉美国家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多数国家经历了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使得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速度放缓。刘易斯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工业化撇除在二元经济之外。[26]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2004年以来“民工荒”愈演愈烈的部分沿海发达城市，“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到来已经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由于我国的“民工荒”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具有相关性，从客观上助推了各地政府探索诸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各项改革。[27]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化并不完全符合，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成功应对工业化挑战之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并且实现了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劳恿ο蚍桥┎业部门的转移，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延续和继承主要体现在财富增长、经济发展、产业分工等具体理论成果上，其中二元经济结构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只着眼于其中某一方面。比如，土地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土地国有制并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相对特别且复杂，尤其是农地征收问题十分突出。但解决农地问题不能只考虑农业和农村，还应将其与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统筹考虑，在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情况下，逐步推动我国耕地流转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改革。再比如，在我国教育、卫生、就业、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地域差距的背景下，不能只在传统“三农”范畴内讨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或是只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而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而应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待遇为突破口统筹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围绕“同城同待遇”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各类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增的高素质劳动力配置在收益更高的部门，全面提高社会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弱势农业两手抓，特别是要确保农业基本用地18亿亩的红线不能突破。
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关键在于改善待遇结构。在当达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古典主义范式下对工资和劳动力供给的假定已不复存在，但在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更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将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高度重视并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急于一时即刻消灭二元经济结构。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结构演进的思想脉络，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刘易斯拐点”到来之际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现实意义。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努力构建协调、集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二元经济结构，即新二元经济结构，既要关注产业结构改革发展生产力，也要关注社会结构以调节生产关系，做到解放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步推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所涉及的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而要在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用工荒，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主动改善劳资关系，逐步提高企业工资水平，努力维护并提升流动人口的“同城同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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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s(1965)和Koopmans(1965)将Ramsey(1928)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提供了内生决定的储蓄率。这一扩展允许更丰富的转型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同时保持条件趋同的假设。然而，储蓄率内生化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产出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他们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由于缺乏与实际经济的联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的前夕，增长理论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家集中于短期波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包括理性预期与商业周期模型相结合，改善政策评价的方法以及将全面均衡分析(CGE)应用于实际商业循环理论。
经过近20年沉寂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均收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干中学和外部性的论题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许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使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这些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的贡献的特征为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仍没有真正地引入技术转变的理论。将研究和开发(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结合进增长理论框架开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种活动由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予以补偿。如果经济社会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长率就能在长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创造相关的扭曲的存在，增长率和大量发明活动的结果将不会是Pareto最优的。新的研究还包括技术扩散模型、对发明的分析与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相联系，对扩散的研究则涉及技术跟随型经济模仿这些技术进步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人口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过将生育选择分析结合进新古典模型，从而使人口增长内生化。其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结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还涉及考虑移民和劳动－休闲选择的增长模型中使劳动供给内生化。
战后，由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和发展现象，所以又发展出一套与微观经济学相互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出现、交易费用的意义和产权的意义，又发展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进入主流学派，它被广泛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