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行业收入；国民经济水平；统计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行业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明显，这就表明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而无论是建国前期的绝对不合理到建国初期的绝对平均主义，还是到现阶段的相对合理的分配，这种差异性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因此研究收入分配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
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分析。金玉国认为在中国，垄断行业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所在企业的垄断程度；蔡和洪兴建等曾提出，劳动力流动是造成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强林飞等则认为我国收入变动方向与增长趋势呈现阶段性特点。
二、各行业收入差距统计分析
文章根据2003-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关于各行业收入的有关资料，对我国现阶段各行业收入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对不同企业类型下各行业收入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一 2003-2009年各行业收入状况分析表
从表一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9年各行业中，平均收入排行最低的3个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最高的3各行业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中，收入涨幅最大的3个行业是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涨幅最小的3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在这7年中，波动最大的3个行业是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易受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波动最小的3个行业是住宿餐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
经过以上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较高收入的行业和收入偏低的行业基本不变，而收入稳定性较高的行业和稳定性较低的行业不完全是涨幅最大或最小的行业。
表二 同时点各行业收入高低排行表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在2003-2009年，收入最高的3个行业一直是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收入最低的3各行业主要是农林牧渔业、住宿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各行业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两极分化明显。
图1 聚类分析树状图
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依据各行业收入状况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划分五类，分别是：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水生产供应业、科技地勘业；金融业、信息软件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水利公共业、居民服务业；剩余为第五类。经过分析，基本符合各自收入分布状况，也进一步验证各行业收入差距的明显化。
三、各行业收入增长趋势与国民收入的灰色关联度评价
（一）理论概述
灰色关联度分析（灰色因素的关联分析）是一种因素比较分析法，其实质是曲线发展变化态势的分析，它是以曲线间差值大小作为关联程度的衡量尺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分析对象时间序列数据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关联程度，即两条曲线越相似，表示关联程度越大，反之越小。
灰色关联度分析基本步骤：
（1）确定理想对象（参考序列）。在理想对象不明确时，可选取所有样本的各指标（时点）的最优值构成理想对象。设参考数列（又称母序列）为Y={Y（k） | k = 1，2，Λ，n}；比较数列（又称子序列）Xi={Xi（k） | k = 1，2，Λ，n}，i = 1，2，Λ，m。
（2）根据指标的特点，对各指标值（时点值）进行规范化处理。
（3）计算各个被评价对象与理想对象的关联系数。
分辨系数ρ越小，分辨力越大，一般ρ的取值区间为（0，1），具体取值可视情况而定。当ρ≤0.5463时，分辨力最好，通常取ρ= 0.5。
（4）计算各个被评价对象与理想对象的关联度。
（5）关联度排序
关联度按大小排序，如果r1 < r2，则参考数列y与比较数列x2更相似。
（二）实证分析
1.数据规范化
规范化的目的不仅能消除数据量纲的差别，同时保证了序列数据的可比性。
表三 规范后的统计数据
2.数据关联度计算
将国民生产总值设为系统特征序列（参考序列），将各行业设为比较序列。
表四 国民收入与各行业关联度计算结果表
从表四可以看出，与国民经济关联度最高的5个行业是科技地勘业、批发零售业、教育、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采矿业；关联度最低的5各行业是住宿餐饮业、信息软件业、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从关联度大小排序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与地质勘查业、批发零售业、教育等从业者工资水平影响最大；对住宿餐饮业、信息软件业及公共基础服务业等从业者工资水平影响较小。
工资涨幅最大的3各行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关联度并不完全吻合，且金融业等涨幅比例大于GDP的涨幅比例，尤其是08年之后，金融业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已经跃居收入最高的行业，而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等行业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的。而从业者以高学历为主的行业和垄断水平高的行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则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关联度较高。
四、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对策与建议
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主要有行业人力资本差异、行业垄断水平高低、行业所处的产业层次、收入分配制度、经济环境变化等。
1.缩小各行业的人力资本差距
全面推广高等教育，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改善中低收入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从根本上提高从业者的素质、技术含量，进而缩小与高学历的从业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农林牧渔业的从业者，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对这个行业的投入力度，提升从业者的科学文化水平。
2.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农业和制造业的经济转型，提高科技含量，转移劳动
力，学习国际先进水平，缩小差距。努力将科学技术引入第一产业，同时改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手段。
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出台缩小行业收入水平
差距的政策，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合理，严厉惩罚非法收入、非法敛财的行为，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监管制度。
4.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就是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努力营
造稳定的经济环境，使各行业稳定发展，收入分配合理波动，不会因为偶然因素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或缩小。
参考文献：
[1]姚芳，等.我国行业间工资合理比例关系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6.
[2]金玉国.行业差异的制度诠释[J].统计研究，2005.
[3]蔡.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洪兴建.基尼系数理论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经济周期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分析；价格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0-08
一、 引 言
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h)是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四个阶段。本文要研究的经济周期阶段就是指经济位于以上哪一个阶段(phase)。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说明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要预防经济过热；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萧条阶段，说明当前经济不景气，糟糕，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衰退阶段，则必须引起高度注意，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萧条；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复苏阶段，说明经济形势好转，但也要采取适度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因此，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就是研究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其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如果经济周期阶段判断不准确或失误，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做出不合时宜甚至相反的宏观经济决策，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而导致经济的过热过冷、大起大落和恶性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本文提出的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国外对经济周期阶段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最早的研究始于Diebold,F.X.和 Rudebusch,G.D.[1]、Sichel,D.E.[2]，最近的成果是Guilmi,Corrado Di；Gaffeo, Edoardo and Gallegati，Mauro[3]。研究的时间跨度持续10余年，这期间陆续有些成果发表。研究成果的发表，要特别提到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主办的国际一流刊物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该刊物自1991年以来陆续发表一些经济周期阶段、扩张与收缩阶段的论文。尤其是1994年第3期，该刊物发表Filardo,A.J.， Ghysels,E.， Sichel,D.E.[4］［5］［6]等学者的一组经济周期阶段分析的论文，总计5篇，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较好的研究。总体说来可以这么认为， 经济周期阶段研究谈不上是热点问题， 但近10余年来一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并已进行了较多研究， 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 与总体的经济周期研究相比，其中的周期阶段研究尚是薄弱环节，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此相比较，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周期虽然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但经济周期阶段并无专门研究。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主要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分析，同时也进一步分析GDP增长率、失业率、价格指数这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5年前笔者就对当时中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8]5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肯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本文旨在探讨周期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即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
二、潜在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分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工具，并且可以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理解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必须对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潜在产出的概念由阿色• 奥肯（Okun, Arthur M.）提出。潜在产出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产出（full-employment output），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能够创造的实际GDP水平，或者说是与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相对应的实际GDP水平。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在不提高通货膨胀率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的实际GDP水平。必须注意潜在产出与最大产出的区别。潜在产出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或经济的物质生产能力，而只是在不导致猛烈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其实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上：在经济中存在着正常的摩擦失业，同时即使在经济运行相当好时，也有一些生产能力没有被完全利用。因此，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很难确定。
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时，主要是比较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位于收缩阶段。随着两者的缺口（绝对值）的不断扩大，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增长率，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绝对值）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经济增长率朝着潜在增长率水平接近，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并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两者的缺口最终变成正值，一个正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计算潜在产出，进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对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主要采用了线性趋势（Lineartrend）法、增长率推算法、生产函数法等方法[9］［10］［11]。本文拟采用HP滤波方法来估算我国改革以来的潜在产出。
（一）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HP滤波法主要是通过将(1)式最小化来估算潜在产出值 (T为样本期)：
式中Yt表示t年的实际产出，Y*t表示t年的潜在产出，并对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了对数变换，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通过（1）式，将实际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分解为潜在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和产出缺口的自然对数（LnYt-LnY*t）。在统计意义上，值的选取是任意的，因为任何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都可以分解为无数个非平稳趋势成分与平稳周期成分的组合，不同的λ值就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与平滑度。运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之前，先对实际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实际产出的时间趋势是否属于随机序列，这里运用ADF检验来检验实际产出的单位根过程。
对我国1978―2005年实际产出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1978―2005年我国实际产出的趋势成分服从单位根过程。在运用HP滤波方法估算潜在产出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取λ＝100[7]。由公式（1）就得到了我国1978―2005年潜在产出的值，具体结果见表1，然后进一步计算这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我国未来潜在产出的预测
我们已经估算了1978―2005年我国的潜在产出，为进一步分析潜在产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变动趋势，这里运用回归分析预测法，对2006―2010年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来计算这段时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建立如下的回归预测模型[12]：
GDPt=γ+αGDPt-1+βGDPt-2(2)
其中，t表示时期，GDPt表示当期的产出，GDPt-1表示前一期的产出，GDPt-2表示前两期的产出。现在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表1估算的1978―2005年的潜在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21.20＋2.01GDPt-1－1.00GDPt-2(3)
运用方程（3）对我国2006―2010年潜在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为了下文对未来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再预测未来的产出与经济增长率。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我国1978―2005年的实际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 20.30＋1.75×GDPt-1－ 0.71×GDPt-1(4)
运用方程(4)对我国2006―2010年的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这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0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个百分点以上，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开始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往回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已持平，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变为负数，1999年，两者缺口达1.8个百分点，缺口的不断扩大，表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000年以来经济开始回升，实际GDP增长率又逐步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步入复苏阶段。2001年GDP增长率又有所下降，经济波动出现反复，体现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这也应证了笔者5年前的结论：“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7]2002年开始，经济真正开始走上稳步增长和回升之路，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再次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上升至10.9%，居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半年的潜在增长率大体等于全年潜在增长率）2.3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在持续扩张，繁荣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稳定和巩固。表2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2007―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9％以上，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很有可能持续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三、总需求分析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图1的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
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图1中的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 。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曲线的右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左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推动经济在ASL曲线左右两边移动的力量是总需求。前文已述，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1.8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扩大，这表明当时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在图1中，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进入2000年以来，总需求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AD―AS模型来看，AD′又开始右移，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逐步向ASL 线移动并靠近，进入复苏阶段。到2003年、2004年，总需求继续增加。尤其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开始高速膨胀，增幅一度达到40％左右，推动AD′线继续右移，经济回升到ASL 线附近，步入繁荣阶段。尽管2004年4月份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增长有所降温，但整个2004年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增幅仍在高位，并且这种趋势延续到了2005年。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8 604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增幅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5 096亿元，增长27.2%，农村增长18.0%。[13]200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 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14]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 368亿元，增长31.3%。总需求持续增长的另一重要表现是，2004年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200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万亿元大关，达到53 950亿元，增长13.3%，增长速度比2003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增速提高幅度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2005年我国社会消费延续了这一快速增长势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0%，实际增速比上年加快1.8个百分比。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13]2006年上半年消费需求稳中有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 448亿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15]
尤其是农村市场消费增速加快，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2006年前5个月农村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提高近1个百分点。[16]
以上分析表明，近3年来总需求确实是进一步持续增加，推动AD′线进一步右移， 推动经济跨越ASL 线，使得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 曲线的右边。就周期阶段而言，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位于繁荣阶段。
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这里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变量进一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而为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周期阶段提供佐证。
(一) 经济增长率的新特征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1999年的低谷，逐步复苏和回升，由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至今，也有观点认为，新一轮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已近7年，2000―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7.5%、8.3%、9.5%、9.5%、9.9%，2006年上半年的GDP增长率居然高达10.9%。从这组数据来看，这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平稳和快速增长。平稳体现为波动幅度小，这期间GDP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落差仅为2.4个百分点。快速增长体现为GDP增长率相当高，2000―2005年间平均增长率达8.8%。注意这里说的是快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高速增长一般是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乃至15%以上的超高速度，往往超出一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多次出现高速增长。而快速增长是指增长速度已足够快，但又低于高速增长。就增长质量而言，快速增长优于高速增长。平稳和快速增长这两个特征在以前的各轮经济周期中很难出现。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50多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10次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0轮周期中。这10轮周期可以以1981年为界区分为改革前时期和改革以来时期，改革前历次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波动幅度大，多次“大起大落”，从未出现过平稳特征，当然多次出现高速度，但往往持续一两年，高速度就迅速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后时期，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由剧烈转向平缓，周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但是整个时期并未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的特征。如1987年―1990年这一轮周期，1987、1988年经济高速增长，但1989年、1990年增长率就迅速下降。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1992年GDP增长率高达14.2%，但从199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就持续7年下滑。真正首次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特征的时期是1982―1986年这一轮周期。就速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的增长速度还高于2000年以来时期，这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1982―1985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2.2%，明显高于2000―2004年时期。但是就平稳程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低于2000年以来时期，1982―1985年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为6.1%（还不考虑1986年的低谷）。因此，1982―1986年周期的特征准确说来应该是较平稳和高速增长。可以这么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10轮周期，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是1982―198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和2000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但是新一轮周期与前者相比，增长质量更高，因为增长速度更加平稳，并且实现了高速度向快速增长的转变。
新一轮经济周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扩张的持续性强，2000年以来至今一直都处于扩张阶段，2001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不能算作扩张阶段，因此新一轮经济周期从2002年算起也是合理的。扩张的持续程度是以前各轮经济周期所没有的。改革以前时期扩张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是1963―1968年，其扩张年份是1963―1965年，扩张长度为3年，但是1966年爆发了“”，经济扩张的势头嘎然而止，GDP增长率由上年的17%下降为10.7%，1967―1968年更是负增长，国民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深渊。改革前后过渡时期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是1977―1981年，其中扩张阶段是1977―1978年，这两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增长，但是1979―1981年实行调整政策，各业增长速度升降不一，这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改革以来的1987―1990年周期，扩张年份是1987、1988年，扩张长度为2年，但是由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1990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扩张年份仅是1991、1992年这两年，1993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7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能与2000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抗衡”的惟一一轮周期是前述的1982―1986年周期，该轮周期的扩张长度长达4年（1982―1985年）之久，只是由于1985年2月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1986年经济增长率才下降，步入收缩阶段，1986年2月中国发生引起举国关注的“工业滑坡”。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比1982―1986年周期更强，2000―2005年已整整6年处于扩张阶段,即使不算2001年经济的回落,也有5年处于扩张阶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明显的三个特征：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就经济周期阶段来看，足以证明目前中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二）失业率
从理论上说失业率也是判断周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高增长率导致失业率下降，而低的或负的增长率伴随失业率的上升，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这种关系。奥肯定律将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也为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定律虽然并不是很精确，但它提供了由经济增长到失业的一种实用性的转换方法。根据奥肯定律，降低失业率要有高增长率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高失业率伴随着周期的收缩阶段。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失业率也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
在我国，失业率这个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但是就业率高度稳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基本无任何关系。但是改革以来（准确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大体吻合的趋势，这里对改革以来的几轮经济周期进行简要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5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77―1981年；第二个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个周期是1987―1990年；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9年；第五个周期是2000年至今，尚未完成。现在按周期顺序，分别予以分析。
改革以来第一轮周期尚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失业率反常地呈现与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关系，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不能用来说明问题，这里不作分析。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2―1984年，收缩阶段是1985―1986年，失业率与周期阶段基本呈反向的关系。1982―1984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一路下降，1985年降至失业率的波谷，仅1.8%，这是改革以来时期我国最低的失业率记载数字。1986年是经济增长的波谷期，失业率略有上升。这一轮周期中，失业率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7―1988年，收缩阶段是1989―1990年，失业率的变化趋势有些特殊。在1987―1988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本应下降，但实际上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维持在2%的水平，1989―1990年的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这才呈现出它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第四轮周期中，扩张阶段是1991―1992年，收缩阶段是1993―1999年，失业率的变动趋势有些复杂。在1991―1992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由1990年的2.5%降至2.3%，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并没有进一步下降，而是固定不变。[17]在收缩阶段，失业率与经济周期阶段又恢复反向的变动关系，1993年始，失业率逐年攀升，并持续几年相对稳定在3.1%的水平。第五轮周期正在进行中，一直位于扩张阶段，GDP增长率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失业率本应是下降趋势，但却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变动关系，逐年攀升，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示了我国失业问题正日益严峻。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以来失业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吻合程度最高的是第二轮周期，即1982―1986年周期。第三、四轮周期中，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收缩阶段也是大体吻合的，不吻合的就是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第四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则是固定不变。第三、四轮周期失业率不随周期的扩张阶段而下降，显示了从这时开始我国就已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结合第五轮周期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失业正日益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突出问题。失业问题的严峻性，确实具有中国的特殊性，直接原因是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所致，这样使得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也难以灵敏地反映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也使得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过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
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该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是近13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上年持平。就业岗位增加了，200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2006年上半年就业问题继续有所改善，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0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人）的67％。2006年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3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与上年底持平。以上指标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确实出现有所好转的迹象，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景气繁荣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体现。根据奥肯定律揭示的内涵，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三）价格指数
判断经济周期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价格指数，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正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已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此后我国出现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物价总水平一直在低位运行，直到2003年，全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仍然负增长（-0.1%），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2%。但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物价出现了近些年来少见的上涨，并且上涨趋势持续到现在。2005年物价涨幅虽然回落，但物价总趋势还是处于上涨中，只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相对温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都还比较高。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1%。[15]这些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市场价格是温和上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观察物价不能囿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也就是说分析价格指数，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房价。[18]目前我国还没有一种综合考察消费物价和房价的价格指数，因此必须同时关注物价和房价。在经济学中，购买住房虽然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但住房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价的高低牵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因此房价是反映价格指数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旦将房价考虑进来，物价涨幅就不再温和了。2005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2006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6％，11月同比上涨5.2%，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很高，给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很大压力。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尤为显著，如北京住房价格一直在加速上涨，2006年一季度北京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二季度同比上涨9.5%，7月份达到11.1%，11月份达到10.3%，这是北京2006年度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其加速上涨之势不言自明。不仅房价没有包含在一般的物价指数中，由于统计的原因，我国的油、电、水、气的价格上涨也都未从CPI中反映出来。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并且上涨趋势还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这一轮物价上涨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出现明显变化，已从前几年的复苏阶段进入繁荣阶段。
五、结 论
本文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分析，其重点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和分析。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已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AD―AS模型分析，也证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步入繁荣阶段。2003年总需求继续增加，推动总需求曲线AD′右移，经济回升到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附近。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增强，这些特征也足以证明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此外，物价的持续上涨，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也为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了佐证。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当然，这只是就宏观层面周期的阶段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其实宏观层面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显示，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所处阶段，下一步中国经济的目标和任务是两方面：一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努力延长扩张阶段；二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目前来说主要是要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总需求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投资膨胀，消费增长则相对慢一些。延长扩张阶段，主要是继续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主要是控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短期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长期来看是要建立起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投融资体制。目前的难点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如果消费持续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就能延长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确保经济持续位于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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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
为了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我们有必要研究各种红利空间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需要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判断，并概括总结该阶段的新特征。
根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观点分为三类：（1）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结构的变动，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体系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罗斯托。（2）总量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最终是一个总量扩张的过程。因此，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是采用诸如人均GDP等总量指标。代表人物是西蒙·库兹涅茨。（3）综合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应该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标的综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内容因划分的阶段数不同，各阶段的顺序和名称也不尽相同，分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和六阶段论。而中国正处于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扩张状态，长期看来，宏观经济发展已经逐步由利用外生经济机会向利用内生经济机会转变，为了对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依据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总量标准、经济结构标准、制度水平标准和创新水平标准，构建了一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见表1。
通过计算指标的权重系数来计算经济发展度，其中经济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权重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发展度并进行阶段划分得到结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第一，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制度变迁”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实现传统工业化的同时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第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等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第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相关产业均呈现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第四，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加强；第五，经济发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长期供给因素的作用在进一步提升。
在目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等六大红利变化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这些红利空间的变化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处在红利变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红利的增加或减少都是经济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变化的红利会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红利的消退也为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
红利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快、物价波动不稳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供给约束：第一，生产技术滞后造成技术供给缺乏，技术供给可以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质量，从而约束经济增长质量，不仅表现为高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滞后，还严重表现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创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等；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50岁占比24.7%，50岁以上农民工占14.3%。劳动力供应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业和服务业最需要的是年轻农民工，而劳动力蓄水池中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第三，制度供给缺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发挥；第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周期性波动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 %、17.48 %、21.05 %。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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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化；结构突变点；主动力；负动力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进入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传统增长动力出现衰减迹象，进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期”。那么，究竟是哪些增长动力驱动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又是哪些动力正发生着转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别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资本、劳动、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经济结构（或要素禀赋结构）、政治制度、产权制度等因素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蔡昉等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及能源资源等要素投入［1］［2］30－38。赵志耘等分别发现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正向影响［3－4］。林毅夫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6］。同时，Aoki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7］［8］40－45。欧阳峣等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不可能跨越“劳动投入驱动”向“资本投入驱动”再向“技术知识驱动”转变中的任何阶段［9］。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一方面来自资本、劳动等要素禀赋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下的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效率的提高，但鲜有学者探究在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结构突变点下的阶段性动力问题，并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综合考虑各增长动力因素特征。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系统，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因素内生化纳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尤其是将基础设施作为要素禀赋因素引入扩展模型；二是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问题，运用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chow突变检验找出13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点，并以此对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划分；三是考虑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驱动作用的异质性，再解析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试图部分解答本文提出的疑问。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基于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模型：Y＝AKα（uhL）1－αhγε（γ0）（1）其中：Y是总产出，K是固定资本存量，uhL代表人力资本存量，hγε反映人力资本外部效应，A代表外生技术水平。式（1）取对数形式为：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μ（t）（假设β＝1－α）（2）如果lnhε不能解释全部TFP变动，则残差项μ不符合随机分布的特征，表明除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需要引入其他因素来解释生产率变动。因此，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内生化，建立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将式（1）中的A定义为：A＝Ae（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3）将式（3）带入式（1），并对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取对数：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4）（二）变量说明考察时间为1952—2014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用名义GDP平减后的实际GDP作为因变量，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系统作为解释变量。要素禀赋动力因子系统。选取4个变量，物质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①固定资本存量（fcs）；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pcs）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劳动力：历年就业人数（job）；基础设施：平均标准道路里程（inf），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折算成标准道路里程。科技创新动力因子系统。科技资本存量（tcs）：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结构变动动力因子系统。选取4个变量，经济外向型结构：外贸依存度（ops），等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外资存量（wcs）：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利用外资量；产业结构（ins）：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城乡结构（urs）：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化率）；金融结构（fins）：贷款量与工业总产值比值。制度变迁动力因子系统。选取2个变量，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程度（nsta），即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政府主导程度（sta）：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演变特征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验证与划分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模型对中国1952—2014年时间序列运用GAUSS软件经5000次迭代，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无法拒绝结构突变点存在假设（在5％显著性水平），且中国经济增长存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3个结构突变点［10］，第1个突变点与Aoki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点一致。运用chow突变检验验证3个结构突变点前后变量是否有明显变动，结果表明应该拒绝原假设，即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前后存在突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11］20－28，存在阶段性动力，因此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将经济增长划分为1952—1977年、1978—1994年、1995—2011年和2012—2014年4个阶段。（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追溯及演变特征运用Stata11．2软件，为校正时间序列自相关带来的偏差问题分别采用Prais－WinstenAR（1）或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方法，回归结果详见表1。对比模型（2）与扩展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除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贡献［12］，因此选取扩展模型（4）进行为探究经济增长不同阶段动力演化规律与特征，对1952—1977年、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分阶段进行回归，由于2011—2014年时间序列样本较少，回归模型不稳定，故将此阶段并入1995—2011年考虑，结果表明：从要素禀赋动力来看，资本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但驱动作用逐渐下降；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效应；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可见，要素禀赋因素的驱动作用正在逐步衰减，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下降。从科技创新动力来看，科技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溢出效应且逐渐增强，但贡献相对较小。从结构变动动力来看，1952—1977年对外依存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1995—2014年则表现出显著负效应，而外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持续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在1995—2014年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效应，前两个阶段均表现为不显著的正效益；城镇化水平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且不断增强；金融结构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效应。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1952—1977年和1978—1994年非国有化程度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效应，1995—2014年制度变迁因素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制约作用综上可知，要素禀赋因素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资本驱动作用逐步衰减，劳动力驱动作用虽保持增加，但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发展所需不匹配矛盾凸显，“人口规模动力”未有效转化为“人才动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较小，拉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尚未完全释放，是具有潜质动能；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驱动作用越来越显著［13］；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度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阻碍经济增长作用日益凸显［14］。
四、结构变化、制度变迁对经济
增长动力演变影响的再解析考虑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不断增多、增强，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对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做进一步再解析。由第一主成分确定1952—2014年结构变化因素（剔除利用外资二级指标）、制度变迁因素各二级指标权数，得出结构指数和制度指数。结构指数数值（相对值）越大，经济结构越合理；制度指数数值（相对值）越大，制度设计与经济发展越匹配。从结构指数与实际GDP动态关系来看（图1），1952—1970年结构指数呈相对下降趋势，实际GDP也处于缓慢增长；1970年以后结构指数稳步上升，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结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实际GDP增长也较快；2008年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放缓，2009年和2011年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而实际GDP增速仍较快，直到2013年这种影响才显现，实际GDP增速开始下降，说明中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未从根本上缓解危机影响，反而可能导致或加剧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总体上看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保持了一致性的变动但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图1结构指数与实际GDP关系图从制度指数与实际GDP动态关系来看（图2），1952—1960年制度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实际GDP也维持一定增长；1960—2000年制度指数在［－0．5，0．5］区间上下波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变化步调基本一致；2000—2011年制度指数不断上升且波动性增大，实际GDP则表现出较快增长，制度体制与经济发展匹配度较好；但2011年以后制度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实际GDP增速也明显下滑，表明制度政策已与经济增长不适应［15］。因此，总体上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变化步调基本一致，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较敏感，即使短期性制度体制改革或政策措施也会引起经济增长不同程度波动，虽也存在传导时滞性，但比结构变化反应快。图2制度指数与实际GDP关系图
五、结论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 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汪洋（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 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汪洋（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昉（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 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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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第 一 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lunwen. 1KEJI AN. C OM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刘建党.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6，（6）：71-74.
蒲晓晔，赵守国.关于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观点述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30-33.
王德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陈元主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北京：研究出版社，2010.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处于大拐点之后的阶段，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进入一个无趋势的复苏过渡期，而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首先是解决刺激后遗症，即具有滞胀特征的二次去库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刺激政策将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推升到极致，这是逆工业化规律的经济增长，对这种逆工业化规律增长副作用的消化以及寻找经济增长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