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典文学 研究方法 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生人才 培养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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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学是一门研究汉语上古音的学问。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上古音到底属于哪一时段的语音，学界还有些分歧，流行的说法认为上古音就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但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段时间太宽泛，上古音应该仅限于周秦时期，不包括先周时代以至远古时代的语音（刘晓南，2007：135）。本文依据清代学者研究上古音使用的材料――《诗经》等先秦韵文和《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采用刘晓南先生的说法。古音研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末，郑玄的“笺”、“注”或刘熙的《释名》里，一再提到“古音某，今音某”的语言现象。古音研究的真正开始是在宋代的吴域和郑痒，但他们受制于《唐韵》分部的影响，又加上对古音研究的指导思想没有脱离“叶音说”的窠臼，因而缺乏科学价值。到了明代的陈第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说法，建立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改，音有转移①”的正确语音历史观，古音研究的科学时代才算开始，但陈氏考察古音拘泥于只言片字缺乏系统性，因而古音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时期是在清代，表现为名家辈出，如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章太炎、黄侃等；成果丰硕，据耿振声先生统计可达167种②。为近现代古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清代的古音研究做一个全面的鸟瞰，以便同行们参考。
二 古音理论研究
清代之前古音研究形成了两种指导思想。一种以朱熹为代表的“叶音”说，主张用今音改古音以求得读古书的和谐，其精神内核是古今音不变；另一种以唐代陆德明、宋代吴域、明代陈第为代表的“音移”观，主张语音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有古音今有今音。
清初顾炎武继承了“音移”观的指导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语音发展的阶段理论，顾氏认为：《诗经》“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其后“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辞赋日繁”“休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堪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唐时以诗赋取士，其书一以陆发言《切韵》为准”，“至宋景佑之际微有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③。顾氏的这一理论为自己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江永、段玉裁等人；
江永在继承了顾炎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倡导“审音”理论。他主张对上古音的研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的材料作科学的区分。在江永之前，许多古音学家不区分材料的不同时代，对材料的真伪也不做科学的考证，把《诗经》、《楚辞》甚至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统统混杂在一起。对此，江永明确指出，古韵研究的材料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至于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与上古音相互比较，以究明其源流变化，不能作为对上古音分声定韵的依据。同时，江永十分重视对中古音的研究，认为中古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去认识上古音的韵部。这一点，得到戴震的支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戴氏认为上古韵部的材料传世的比较少，仅仅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来断然决定上韵部的分和合是不够的，因此，中古音的研究对上古音的探讨就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戴震认为《广韵》是中古音的代表，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不同可以帮助我们对古音作出更加精细的研究，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他精心研究古韵并做出了九类二十五部的细致划分。同时，建立了韵类的“正传”、“旁转”的理论，所谓“正传”包含三种情况，一种是同一韵部的内部转变，第二种是统一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第三种临近大类韵部之间的转变。“旁转”是指上述三种“正传”之外的情况，这种理论为后来孔广森的阴阳对转理论开了先河。
孔广森，山东曲阜人，是戴震的弟子，他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明确建立了阴阳对转理论。孔广森把古韵分为十八部，其中阴声韵九部，阳声韵九部，分别构成九对阴阳对转关系：歌元、支耕、脂真、鱼阳、侯东、幽冬、宵侵、之蒸、叶谈，他利用阴阳对转的理论来解释《诗经》押韵和谐声中的一些现象。例如：《诗经・邶风・北门》押敦、遗、摧，可是敦字属真部，遗、摧属脂部，这就叫脂真对转。孔氏的这一理论对其后的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古音构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古音研究方法
清代的古音研究方法虽然主体仍是前代的系联法，但大有改进，表现在系联对象的扩大，归纳结论更加科学仔细，同时，还开创了“审音法”、“古音构拟”法。
首先，顾炎武提出归纳古韵第一步要“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将平水韵中已经合并的韵分开，恢复《唐韵》的原貌，“所谓一变而至鲁”，第二步“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归纳《诗经》、群经的用韵，而将《唐韵》重新分合，“所谓一变而至道”，从而使得“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④同时采用“诗韵系联”、“谐音系联”、“离析《唐韵》”等多种方法，广求证据，讲求事物条理，愈祥博愈好的朴学风范。顾氏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被清代音韵学家所采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运用。
其次，江永在顾炎武开创的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明确倡导“审音法”，这种方法提出从事古音研究首先就要对古音研究运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划分，不能把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和后代汉魏六朝唐宋的有韵之文作为考查古音的依据，考察古音的材料依据只能是《诗经》的用韵、经传骚子的有韵之文，其后的材料只能用来作为参考佐证之用。
“古音构拟”法是章黄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黄之学”是指由清末国学大学章太炎（1869-1936）、黄侃（1886-1935）师生二人所创立的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一个学派。它是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它继承了清朝“朴学”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原始母语思想。在研究语言文字方面，把研究音韵作为首位。章太炎说：“董理小学，以韵学为侯人。⑤”研究音韵的目的，是为了探索构拟我国古代的语音体系，从而为探求语源服务。在探求语源上，章黄以《说文》和《广韵》作为工具，“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拟构上古语音体系中，声母二十一纽，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在《音略》中拟构的上古声母是十九纽，古韵二十八部。
四 古音韵母研究
清代古音研究家们依据《诗经》等先秦韵文、《说文》的形声字，采用系连法归纳古韵部。首先，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⑦分古韵为十部，如下：
（一）东、冬、钟、江；
（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毫、幽；
（六）歌、戈、麻；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顾氏分类大体沿用了《唐韵》的韵目，但并不受其约束，如入声韵不一定与阳声韵相配，每个韵的字也不硬性配入某部，如“支”半入“支脂”半入“歌戈”等等。他这种做法从其《音学五书》“叙”表达的思想来看，大体有一种复古的倾向性。如：“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对此，江永给予了批评，他说：“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风’必归‘侵’，‘弓’必归‘登’，‘宜’必归‘歌戈’，举世其谁从之？”⑧
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等逐步有所修正。江永撰《古韵标准》以正顾氏之讹阙，分古韵为十三部，他把顾氏第四部“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分为两部，“真、谆、臻、文、殷、魂、痕”为一部，口敛而声细，“元、寒、桓、删、山、仙”为另一部，口侈而声大，“先”韵一半从前一般从后，界于二者之间；第五部“萧、宵、肴、毫、幽”中的“萧、宵、肴、毫”为一部，“幽”并“尤、侯”为一部；第十部中的“侵”单独为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部分用字，“添、咸、衔、严、凡”为另一部，并收“覃、谈、盐”三韵中的另一部分用字。
戴震作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十分强调“审音”在古韵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从分析《广韵》的语音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及韵类的不同借此对古韵做出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得出古韵九类二十五部⑨，阴、阳、入三个大类的韵部互相配合，如下表：
（一）1、阿2、乌3、垩
（二）4、膺5、噫6、亿
（三）7、翁8、讴9、屋
（四）10、央11、夭12、约
（五）13、婴14、娃15、厄
（六）16、殷17、衣18、乙
（七）19、安20、霭21、遏
（八）22、音23、邑
（九）24、腌25、叶
其后，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和江有诰分为二十部，章炳麟分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均在其前辈分部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换韵目，大同小异而已。
五 古音声母研究
清代古音声母研究的成就突出体现在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著作中。首先，钱大昕（1728-1804）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五中，得出有关古声母的的两个重要结论：①古无轻唇音，即三十六字母“非、敷、奉、微”四个轻唇音，在上古要分别读为四个重唇音“帮、滂、并、明”。②古无舌上音，即“知、彻、澄”三个舌上声纽，上古分别读为“端、透、定”三个舌尖音。此外，他在《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问答》和《十驾斋养新录》卷五里又说古音“影”、“喻”、“晓”、“匣”四母多相混，而与“见”、“溪”诸母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卷《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一文中提出“泥、日”两个声纽上古应读做“泥”，在《新方言》卷十一里又说：“‘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上古声母无正齿和齿头之分，其弟子黄侃从《广韵》中考定上古有十九个声纽，如下表⑩：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学者看重。
六 古音声调研究
古音声调研究方面，清代学者也作了许多努力。段玉裁具有开创之功，首先提出上古声调和《广韵》不同，汉初以前的汉语没有去声，只是到魏晋以后，许多原来上声、入声的字才转变为去声，因而，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这一见解当时许多学者并不赞成，但近现代许多学者如章太炎、王力等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江有诰对上古声调的研究也卓有贡献，一开始他认为古无四声，反复推敲之后，他认为古人确有四声，并作了《唐韵四声正》这部专著，并指出四声与韵部的搭配并不一致，有些韵部四声具备，而有些韵部只具备三声（平、上、去）、或两声（去、入），或一声（平），对入声进行了专门研究，做成了《入声表》，得到段玉裁的高度评价。王念孙关于上古声调的主张大体与江氏相同，既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但黄侃作《诗音上作平证》则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入两个声调，可谓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创新价值。
七 小结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的鼎盛时期，许多学者用力于以音求义，音韵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对前代作品的注释、补订，还是独立创制，都有很高的质量，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一般只能从古文献中构拟出一个系统，研究资料、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开拓，得出的结论有待进一步考证，如古代声母、声调问题，尤其古汉语的音值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学者进一步的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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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聚落考古；发展历程；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006-04
一、引言
聚落考古的研究最早发源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正式提出“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词的是美国学者戈登・R・威利，见于1953年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一般认为，中国的聚落考古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以殷墟的发掘为代表。1954～1957年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聚落考古研究的正式展开。但此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尚未成熟，并不具备聚落考古研究的视野，真正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以后。相继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促使文化谱系、区系类型的时空框架的基本建立，考古学所承担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任务也已基本完成；龙山时代以及夏商时期城址的重要新发现，也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及古史发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逐步深入对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即苏秉琦先生倡导的新时期考古学复原和重建中国古代史的任务。
恰逢西方“新考古学”思想热潮席卷中国，引发众多学者对贯穿整个文化系统的文化进程的探讨。在对考古学文化的热切探索中，需要走出一条新途径去解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剖析物质遗存的背景与功能，聚落考古的学科建设是实现这一蓝图的契机。聚落形态研究成为“新考古学”中“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派的缓和点，是这两大相对立阵营皆能一展所长的载体。宾福德提出考古学科的三大目的：“复原文化历史”、“复原生存方式”、“描述文化进程”[1]，而聚落考古无疑是达到这三项目的的必要途径。
二、80年代之后中国的聚落考古
80年代聚落考古的兴起离不开张光直先生对西方聚落考古理论的大力推介。其主编的论文集Settlement Archaeology（《聚落考古》，Palo Alto ：National Press，1968），率先让国人系统了解到西方聚落考古学知识。他对聚落形态的研究使几代考古学者受益匪浅，甚至被称作“中国聚落考古学发展战略起点的设计者”[2]。
80年代之后，聚落考古的研究逐步向深层次化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著文指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及方向，一是“通过聚落的形态结构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二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三是“把聚落遗址的形态分类与地理分布同自然环境的考察紧密结合起来，推动环境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3]。许永杰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以往的聚落考古实践可以分为：全面揭露一处遗址、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及多学科结合三种形式”，则是从具体形式和操作方法上作出的归纳[4]。
当聚落考古这一新概念、新理论传入中国时，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一阶段初期，我们从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停留于理论的探讨上，这也是考古界对聚落考古进行“解惑”的一个时期。
曹兵武先生在《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对聚落考古的几个层次性概念进行阐述，在“聚落”这一大环境中重新解读遗物、遗迹、家居、院落、社区、村落、聚落、文化区域等，层层递进，清晰明了地概括出聚落的形态演进过程。
严文明先生对近年来聚落考古的进展进行了总结[6]，分析不同时期的聚落遗址，时间上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夏商时期，空间上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随后，他又提出几处研究要点，即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7]。
张忠培先生提出如何确认聚落的共时性、识别不同文化的聚落之间存在的性质和关系等问题[8]；随着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学者们也产生了对早期文明形态的困惑，不少人将西方国家的“酋邦”理论引入对聚落的解释之中[9]。
伴随着理论的探讨，同时期也开展一些调查发掘活动。80年代～90年代的聚落考古仍旧延续了全面揭露一处大遗址的早期传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史前和商周时期的村落及城址，研究重点在于资料的积累和对早期文明形态进行探讨。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海岱地区，众多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为之后的聚落社会结构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做好了铺垫。代表性遗址如内蒙古敖汉兴隆洼遗址[10]、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11]等。
90年代以后，聚落考古的研究渐入佳境。在理论方面，出现几种新的研究趋势：一是翻译国外聚落考古的著作，如戈登・R・威利的《维鲁河谷课题与聚落考古――回顾与当前的认识》[12]、欧文・劳斯的《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13]、冈村秀典的《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14]等。这一时期，中外合作的项目也日益增多，成果相继出版[15]。二是具体区域或文化形态研究，如许永杰教授对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汉魏遗址群聚落研究的展望[16]，再如张弛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研究[17]，张新斌、王建华对黄河流域史前聚落及城址的研究[18]，皆是在之前的新石器遗址发掘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剖析了两处流域聚落的形成与演变轨迹。诸如此类的研究还有汉水流域的聚落考察[19]、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研究[20]、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21]等。三是GIS等新技术的应用。目前GIS技术在国内考古学中的运用尚属于探索阶段，实例并不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颍河上游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尝试应用了GIS技术[22]。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研究的巨大辅助作用，如张海尝试利用Arc View GIS技术研究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聚落变迁情况[23]；毕硕本、裴安平、闾国年等人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渭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姜寨遗址的选址与空间位置等方面进行分析[24]；赵春青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按照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龙山时期四个阶段，对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涉及聚落分布、聚落形态以及聚落内部遗迹三个主要方面[25]。
在实践方面，90年代以后的聚落考古主要以区域考古调查的形式展开，侧重于聚落形态结构与文明起源的探索，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复杂化的研究。这一时期开展的大型合作项目较多，主要以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6]；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27]；以及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航空遥感考古中心合作的“七星河流域聚落考古计划”[28]为代表。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运用体现了9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研究兴趣的转变。
三、80年代后聚落考古尚存在的问题
上文提及严文明对聚落考古研究内容的概括，若作进一步延伸，笔者认为，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的内容：聚落与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结构功能、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具体而言，从生态和环境角度，聚落考古一定要探讨特定的“自然生态圈”与“聚落文化圈”的相互关系；从形态结构和功能角度，聚落考古需着眼于聚落内部形态的功能分区以及聚落之间的不同等级与类别；从演变发展过程考虑，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变化又与文明的演进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对以上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聚落考古研究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而整合以上三方面的研究内容，恰好印证了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经历了从揭露单个大聚落遗址到开展区域综合调查的转变过程，实现了“由点及面”式的跨越，标志着我国聚落考古研究真正走向了成熟。这一时期，总体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
（一）聚落与生态环境
自上世界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开创聚落考古研究方法以来，生态环境研究一直都是聚落考古的研究重点。总体上看，80年代及其以前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进行简单的探讨，并未深入聚落内部展开具体的论证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也相对比较缺乏，聚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没能真正地对应起来。这一时期，我国考古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生态环境对聚落选址及平面形态的影响；（2）自然资源对聚落经济结构的影响；（3）结合环境考古学展开一个地区单个聚落或聚落遗址群气候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以上研究大多以“新进化论”为理论指导，大多从理论模式上强调生态环境对于聚落形态的重要影响，以及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以及自然能量来源的重要作用，并未深入分析生态环境对聚落生活产生影响的动力机制。关于聚落形态及平面布局，仅仅归纳了聚落选址可能存在的规律性，比如开阔的河漫滩堆积地带，山前冲积扇等作为聚落选址的优越性。关于聚落经济结构，多停留在通过遗物（生产工具、植物颗粒、动物骨骼等信息）初步判断聚落先民可能采取的经济结构和劳作方式；至于聚落环境气候的研究，多是通过地层学上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步探讨，比如通过“间歇层”的堆积情况分析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作用，未能全面提取并展示该聚落所包含的环境信息。
进入90年代，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逐渐丰富起来，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自然环境与聚落人口规模[29]，自然资源与聚落活动范围[30]，气候变迁与人口迁移[31]等，多从实验数据和统计资料出发，进行从假设到论证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从大环境背景上联系若干小聚落群体的整体性研究，重视多学科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区域遗址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聚落生态环境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开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理论与方法模式，但在信息和资料的提取、阐释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聚落信息整体性的把握也还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与充实。
笔者认为，考虑到史前时期的聚落大多是一个相对独立与封闭的“自给自足圈”，所有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聚落的“领地”（Catchment）[32]范围内完成的，因此对“领地”内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研究或可成为我们了解一个聚落生存模式的重要突破口。
如果按照希格斯提出的“遗址领地分析法”，我们可以将聚落周围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与等级，有的适于耕种，有的利于狩猎，有的可提供木材，有的可提供石料等，每一类别都可以做出细致的划分。我们也可依据聚落的规模大小确定定居聚落的取食开发领地或采集狩猎流动经济聚落的领地范围[33]。当我们深入研究聚落外部环境之后，进一步可对聚落内部的生产空间、辅助资源、经济综合效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规模等内容展开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将聚落生态环境与聚落生存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聚落布局与结构功能
80年代以来的聚落考古实践中，仍旧存在“重遗迹，轻遗物”的传统思维，认为遗物最大的功用在于区分类型、划定期别，对于遗物风格、制作技艺以及文化内涵的探讨并不深入，对相关遗物的出土环境更是进行“模糊化”处理。这样的研究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了解聚落形态及结构功能。
回顾80年代以来的聚落形态及功能研究，出发点多着眼于遗迹，而非从更为基础性的遗物入手。对于遗迹的探讨，虽存在一定的整合思路，将相关的遗迹单位统摄于更大的背景进行考察，但是对于它们之间联系整体性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例如，一排排墓葬有顺序地排列，并且体现一定的分布规律，就判断其为一处氏族或家族墓地；发现有规模大小不同的房屋，即将其作为家庭富裕或贫穷的标志，或笼统地归结为家族不断分化的结果。这样的判断，多依据发掘者的主观经验和认识，往往缺乏客观性。即便是基于遗物信息进行遗迹功能的研究，主观色彩也相当明显。例如，在一个灰坑遗迹中发现碳化的植物种子，便判定其为一处窖穴遗迹；发现一个居住面上散落众多陶片，便判断其为一处陶器作坊……总体上看，大多数研究依据归类特征将不同的遗物归属于不同的遗迹单位，这本质上是对的，但在进行判定时存在归纳描述的倾向，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体现便是将所有坑穴都作为灰坑来处理，并未在内部进行细化研究。我们相信不同的“灰坑”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笼统地将其归结为垃圾处理坑是不太合理的，这样“模糊化”的处理方式不可能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聚落的平面布局及结构功能。此外，遗物与遗物之间的研究理应得到重视。聚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其遗物是组成这个系统的最小化元素。它们往往反映定居者耕作、采集、驯养等各方面的情况。将散落在聚落景观内的遗物串联起来，或许能拉起一个整体的生计模式的框架。
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尤其是实验考古学的兴起，使得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手段，特别是遗物微痕分析、植物孢粉分析、动物骨骼鉴定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我们能够还原陶器的生产工序，模拟石器的使用场景，并对房屋的建造技术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便可以在细致分析遗物的基础上展开对遗迹单位的整体研究。但是如何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遗迹单位统摄到一起，合理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聚落发展演变与文明进程
总体而言，我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二者的紧密联系可以从聚落发展演变史与文明进程的研究上得到很好的说明。关于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就曾展开过讨论，他们“先后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步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发展模式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理论，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等问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4]。这些理论的提出建立在“文化线性发展”的进化论基础之上，它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在聚落考古学领域出现了从较低层次的村落到较高层次的国家聚落发展进程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原因的讨论。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通过“串联式缀合”将同一区域大小不同的聚落排列在由低到高文化发展的序列之上；到了90年代，兴起的区域考古调查方法侧重“以中心辐射四周”的模式，将中心聚落与周边地区的中小型聚落整合起来，强调同一文化系统之内存在不同的聚落等级，并由此看出聚落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这一方面的研究颇多，上文中已列举了一些，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聚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学术成就，归纳出现阶段我国聚落考古研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聚落生态环境、布局结构以及反映的文明进程问题等。分析了这方面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即在今后的聚落考古研究中需要转变聚落生态环境研究方式，重视对遗物的深入研究，倡导与民族考古学的结合。笔者认为，现阶段聚落考古的研究应更上一层楼，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也是聚落考古发展的助推力。以上分析如有疏漏之处，还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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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一、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从1893年丹麦学者汤木森解读鄂尔浑突厥文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1]。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突厥学界对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成绩斐然，已形成突厥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如尼学（Runology）”。它曾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这期间（1894-1899）拉德罗夫先后用德文出版了5册题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2] 。1896年汤木森用法文发表了他的奠基性的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echiffrees）。接着是他于1916年发表了回顾性的、题作《突厥学 Turcica》的长篇论文。1922年他用丹麦文出版了对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的总结性的研究，收入他的论著集第三卷中（Samlede Afhandlinger III）（世界突厥学家们使用的主要是此书的1924年Schaeder的德文译文和1930年Ross翻译的英文译文）[3]。
由于20世纪初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属于高昌（吐鲁番古名）王国时期（约850-1250年）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世界突厥学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对古代突厥碑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这里应提到1936-1941年土耳其学者H. N. Orkun 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的四卷本的著作和马洛夫(S. E. Malov)的《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1951)、《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 (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突厥叶尼塞文献Eniseyskaya pis’mennost’ Tyurkov ， 1952》。
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于是开始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从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这期间土耳其、日本的学者纷纷访问蒙古，或组织蒙土、蒙日联合考古队，对以前发现的突厥碑文和遗物、遗迹进行了重新研究，于是掀起了对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新高潮。下面我拟对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作些介绍。
第二阶段是从1959年捷克-蒙古联合考古队开始的。这次集中对阙特勤碑及其附属遗址的考古发掘。最大的收获是发掘出阙特勤（他是第二突厥汗国第三代可汗毗伽可汗之弟，也是汗国的军事统帅）的头像和阙特勤碑文的另一些残片。这次考查队的成果尚表现在一些重要论文的发表上[4]：捷克方面有L. Jisl的《1958年捷-蒙考查队对阙特勤碑铭进行的考古研究报告》（Vorbericht ueber die archaelogische Erforschung des Kul-tegin-denkmals durch die tschechoslowakische-mongolische Expedition des Jahres 1958 ， 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 ， 32 ， 1960）、《论古代突厥人的像貌》（Wie sahen die alten Tuerken aus? ， 同上刊 ，40 ，1968）、《试论作为东突厥人宗教观念表现的石人和其他石刻雕像》（Balbals， Steinbabas und andere Steinfiguren als Aeusserungen der religioesen Vorstellungen der Ost-Tuerken ， Prag ， 1970）；蒙古方面有N. Ser-Odzhav 的下列论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Archeologicheskie issledovaniya v MN R ， 载《蒙古考古学论文集》（Mongol’skiy archeologicheskiy sbornik ， Moskva 1962）、《蒙古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 Izuchenie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v MNR ， 载 Rintchen收集、编辑、出版的法文书：《蒙古发现的岩画和碑文》（Les dessins pictographiques et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rochers et sur les steles en Mongolie， recueillis par Rintchen ， Ulaanbatar ， 1968 ）。
1962年有著名突厥学家E. Tryjarski参加、由波兰科学院东方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蒙古考查队对古代突厥碑文进行了专门的考查和现场研究。他发表了如下的论著：《蒙古现存古代突厥文物的现状及保护问题》（The present state of preservation of Old Turkic relics in Mongolia and the need for their conservation ， UAJb ， 38 ， 1966）、《蒙古古代突厥的考古遗迹》（On the archaeological traces of Old Turks in Mongolia ， East and West 21 ， 1971）、《关于鄂尔浑突厥文物》（Some remarks on the monuments of the Orkhon Turks ， Turk Kulturu El-Kitabi ， II ， Istanbul 1972）等。
在此期间以苏联学者在蒙古突厥碑文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先后发现51个突厥文和2个粟特文刻石。这里首先要提到布古特（Bugut）碑的发现和研究：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Arhangai省布古特地方一个属于突厥时期的墓葬附近发现一方碑铭。开始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orny）和列夫谢茨（V. A. Livshits）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另一面刻写的是印度婆罗米文。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纪念一突厥贵族的记功碑。碑文中提到四位突厥可汗的名字是：Bumin ， Muhan ， Taspar ， Niwar ，他们分别相当于汉文史籍中的土门可汗（552-553）、木杆可汗（553-572）、佗钵可汗（572-581）、尔伏可汗（581-587）。碑文中说到佗钵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佛教寺院（僧团）”[5]。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当佗钵可汗在位时，佛教已传入突厥。当时有北齐（550-577）僧人惠琳被掠入突厥。他对佗钵可汗说，齐国的强大是因为皈依佛法的缘故，并向他宣讲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教义，于是佗钵可汗信仰了佛教。从石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文来看，碑文内容确实应与佛教有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一发现具有三点意义：一是早在6世纪下半期，突厥已信仰了佛教（尽管可能只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二是粟特文的使用说明粟特人（既所谓“胡人”）在突厥汗国的影响，三是在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突厥人尚未有自己的文字。
1971年和1980年克里亚施托尔内用俄文发表了《雀林碑》的研究，分别题作《（蒙古）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 iz vostochnoy gobi》（载匈牙利出版的《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Budapest ，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 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载《东方国家和民族Strany i narody vostoka， vypusk ，22》）。此外，1980年和1982年克里亚施托尔内分别用俄文发表了题作《铁尔痕碑Terkhinskaya Nadpis’》（载《苏联突厥学报Sovetskaya Tyurkologiya 》，1980第3期）和英文《铁尔痕碑（Terkhin Inscription）》（载匈牙利《东方学报Acta Orient.Hung. t. XXXVI》的论文，研究刊布了属于回纥汗国磨延啜可汗的《塔里亚特Taryat碑》（或称《铁尔痕Terkhin碑》）。克氏又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用英文（载匈牙利同上刊，卷XXXIX）研究刊布了也属于回纥汗国牟羽可汗的《回纥牟羽可汗铁兹碑》(The Tez Inscription of Uighur Bögü Qaghan)和俄文《在蒙古西北部发现的回纥牟羽可汗碑》（载《中央亚细亚——新发现的文献和文物Tsentral’naya Aziya—novye pamyatniki pis’mennosti i iskusstva》。再有克氏和列夫谢茨合作研究刊布了用古代突厥文和粟特文写成的所谓《塞夫列Sevrey碑》等[6]。
这里我还想顺便提到其他欧美学者的贡献：如英国克劳森爵士(Sir G. Clauson)关于《翁金碑》、《阙利啜碑》的研究， 美国（现已回土耳其）特肯(T. Tekin)教授的研究，法国突厥学会主席路易·巴赞(L. Bazin)教授的研究和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吉饶(R. Giraud)先生对《暾欲谷碑》的研究，芬兰阿勒陶(P. Aalto)教授等人根据老一辈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兰斯铁(G. Ramstedt)教授遗留下的关于《暾欲谷碑》的照片和拓片所做的新研究，意大利邦巴西(A. Bombaci)、挪威浩夫道根(E. Hovdhaugen)，丹麦梅业尔(I. Meyer)夫人等人的研究贡献。
古代突厥碑文研究的第三阶段是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活动主要由土耳其和日本学者进行的。土耳其方面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土文名字：Turk Isbirligi ve Kalkinma Idaresi Baskanligi ，简称TIKA ， 英文名字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ration ，简称 TICA：）牵头与蒙古政府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查队，对蒙古现存的古代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查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 《鄂尔浑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1995 ， Ankara》、《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2001 ， Ankara》等[7]。
日本由文部省资助组织了为期三年（1996-1998）的专门考查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考察队由突厥学家、粟特学家、蒙古学家组成。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书中包括对布古特碑、阙特勤碑、翁金碑、阙利啜碑、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福列碑以及蒙古时期的蒙-汉文碑刻的研究报告。
目前世界研究古代突厥碑文的突厥学家正在酝酿出版古代突厥碑铭汇集的问题，但愿这一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能早日实现。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新疆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蒙古族）说9种突厥语（维、哈、柯、乌、塔、撒、裕等语言以及土瓦语[阿尔泰地区一部分蒙古族说的语言]、黑龙江柯尔克孜语），在世界突厥语的种数上居第二位（仅次于俄国），理应在世界突厥学（包括古代突厥如尼学）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最后我还想就如何学习、研究古代突厥语文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对汉族同志来说，首先要掌握好一种现代突厥语（如维吾尔或哈萨克语等）（这里也包括对突厥比较语言学和突厥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然后再认真学好古代突厥语[8]。为了学好这些方面的知识，就要掌握几种外语：除国际流行的英文外，首先要学习德语；这是因为拉德罗夫（W. Radloff）、葛玛丽（A. von Gabain）、缪勒（F. W. K. Mueller）、邦格（W. Bang）、勒寇克( Le Coq)等著名突厥学家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研究的经典著作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加之这些年来德国柏林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在回鹘文献研究和刊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关于古代突厥语文献方面的研究，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用德语写成的。由于前苏联和俄国长期在突厥语言学研究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因过去和现在其国内都有许多操突厥语的民族居住之故），加之又有一批像马洛夫（S. Malov）、克里亚施托尔内(S. Klyashtorny)、阔尔木辛( I. Kormushin)、古泽夫( V. Guzev)、瓦西里也夫(D. Vasil’ev)那样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文献研究和像巴斯卡阔夫（N. A. Baskakov）、谢尔巴克( A. Shcherbak)那样的突厥语言学专家，所以俄文也是要掌握的。由于1893年首先解读鄂尔浑古代突厥文的丹麦学者汤木森（V. Thomsen ）的主要奠基性著作是用法文写成，加之法国也出现了像路易·巴赞（L. Bazin）、哈米勒屯（J. Hamilton）、吉饶( R. Giraud)等优秀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所以法文也是要懂的。再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有研究中亚、西域历史、文化的传统，加之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如庄垣内正弘、梅村坦、小田寿典、森安孝夫、林俊雄、大泽孝、片山章雄等新一代突厥学家（老一代如羽田亨、小野川秀美、山田信夫、护雅夫等人的著作且不说），所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日文（至少能达到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近三、四十年来，土耳其（其语言属突厥语系）由于重视对古代突厥历史、文化、语文的研究，不仅许多欧美出版的重要的有关著作很快就有了土耳其语译本，而且本国学者也发表、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如Talat Tekin ， O. Sertkaya等人的著作也是要阅读的。这里还要顺便提及近年来土耳其学者除继续进行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ic）、历史学的研究外，也开始了对碑文的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方面的研究[9]。所以为了达到能达到阅读土文的水平，对土耳其语也要下些功夫。那种认为已学好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的人，不学土耳其语也能看懂土文的观点，只是想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民族青年同志来说，要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还有要首先学好汉文，要能阅读汉文古籍。众所周知，关于古代突厥历史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汉文史籍中。作为中国的突厥学家，我们理应要有这方面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不论对汉族抑或民族同志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可走，它要求要有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所幸世界学术发展到今天，不论任何学科都已有了前人奠基性的著作。只要在前辈学者已为我们开创的道路上，勤于钻研，勇于开拓，未来的中国突厥学家定会有所成就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我国的突厥学研究繁荣昌盛！
[1] 他的解读古代突厥文可以和19世纪上半期法国学者尚伯林( J-F. Champollion)解读古埃及文相媲美。
[2] 1987年德国Osnabrueck市的一位旧书出版商曾出版过两卷本的该书重印本，可惜当时我囊中羞涩，未能及时购买。听说该书现在也已绝版。
[3] 关于第一阶段的研究情况，详见拙文《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载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2001，北京及《古代突厥文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木森解读古代突厥文一百一十周年》，载《民族研究信息，第四期，2003年、《西北民族研究》，2004/3。
[4] 因我不懂捷克文和波兰文，用这两种语文发表的论著在此省略。
[5] 最近日本吉田丰教授认为应读为“建一大的法石”（见该氏的《布古特碑文》，载森安孝夫等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999，大坂。
[6] 这里我略去了在前苏联阿尔泰、叶尼塞地区、中亚塔拉斯地区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及其研究，也略去了北高加索、东南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发现的类如尼文(Runi-like)刻文的发现和研究情况。
[7] 关于近年在蒙古发现的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可参看土耳其学者O. Sertkaya 《蒙古人民共和国古代突厥文碑文考古学和语文学研究概述》(Kol Tigin’in olumunun 1250.yil donumu dolayisi ile Mongolistan Halk Cumhuriyeti’ndeki Kokturk harfli metinler uzerinde calismalara toplu bir bakis)一文 ， 载该氏论文集， Gokturk tarihinin meseleleri， 1995 ， Ankara.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五、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母题的[7](P.320)。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超级秘书网
六、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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