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疗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信息化改革的。2011年，随着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终端普及。2012年至2013年大型互联网厂商对移动互联的催化，引发移动技术继续发展，移动医疗应用开始大规模出现，资本热捧移动医疗项目，市场仍属小范围市场。由于政策、技术等种种壁垒及发展时间尚短等原因，我国的移动医疗仍处于初级阶段，很难在短期内快速规模化。但从市场前景来看，2014年、2015年由于前期资本的介入，部分企业开始有余力仔细设计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框架，这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发展范式。此阶段属于产业盘整阶段，主流厂商集团形成，如前期被投的5U、春雨、好大夫等移动医疗机构开始逐渐累积用户。预计2021年，市场将得到高速发展，整个产业趋向成熟。
移动医疗需求前景可观
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基于市场需求，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增长最迅猛的移动用户群，其消费模式多样化，为移动医疗发展提供了众多可选择的细分市场。中国正在进行医疗政策改革，政府作为移动医疗的付费方，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质量和效率上进行大规模投入，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移动医疗服务市场前景可观。
另一方面，中国已于2010年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即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14%，预计2035年后，中国将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一起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即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20%。医疗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会激增。中国社会一直面临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和短缺的问题，医疗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的矛盾冲突，也为移动医疗深度发展创造了空间。
从美国移动医疗发展经验看，移动医疗的患者方需求包括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医生方需求则包括医院内部沟通、患者沟通。双方面目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包括：实体医疗资源长期匮乏，医疗支付面临压力和医改，互联网内生的渗透力量及电子、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行业本身复杂的特性，缺乏成熟的商务模式及对传统就诊医疗模式的偏好等。
商业模式探索
移动互联行业的发展需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共同成熟。适宜的技术研发推动了移动医疗发展，但并非主导因素。医疗行业的进入壁垒很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严重，其中产业链条专业壁垒和传统医疗观念的强大粘性、法律法规是最重要的行政监管因素。
中国医药产业链从上游的原料药、中药材到终端的零售店医疗机构，相应政府部门都会进行相应管制。从药品价格管理、药品招投标政策、医疗保障制度到药品审批也存在相应限制。这些限制，使得中国的医药行业永远充斥着政府与市场、市场与市场间的博弈。
移动医疗行业的利益链条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付费方政府，产品决策者医院、医生，产品供应方药品、器械生产商。产品决策者、产品供应方都要受政府管制，产品供应方的产品还要触及医生。以医生患者等用户为核心，提供数据及信息服务。
中国人口基数大，患者存在看病难，费用高，看病不透明等实际问题。根据调查显示，几乎所有受访用户都表示可以接受移动医疗，特别是当移动医疗可以节约他们的看病时间，提高看病效率等实际问题时。截至2014年1月，中国的移动互联用户目前已经达到8.38亿人，占全球人口数的28%。这样的用户土壤，成为移动医疗发展的巨大潜能，为移动医疗的细分用户群分类提供了基础。同时中国移动医疗市场的成长也会成为未来世界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
中国移动医疗的商业模式
使用者付费：如好大夫和春雨医生采用了向用户收费的模式
转移支付：即付费者与使用者是两个群体。在产业链条上通常具有感情相关性或利益相关性。如杏树林就由向医生收费转而探索向药企收费之路。很多患者社区的收费模式也转向医药研产业链上的机构和厂商转移。
【关键词】新医改 医药产业 发展策略
一、新医改背景下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实际诟病
（一）医药产业市场集中度低
市场集中度又称产业集中度，它是指在特定的产业或市场下的一项指标，用来反映买方或卖方的相对规模结构，明确地反映应该行业在特定市场的集中程度。研究表明，市场的集中度和行业中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直接相关，某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很大原因是由于企业规模小，且数量巨大，引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正好符合我国医药产业的现实情况，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行业亏损比较大，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医药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药品批发企业约有12300家，药品生产企业约有7000家。而美国药品批发企业总共有70家，日本约有147家。明显的反映出我国医药产业市场的集中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是具有很大差距的。
（二）药品流通秩序混乱
近几年我国医药流通领域竞争十分激烈，但流通秩序却混乱不堪。究其原因，我国有太多的药品生产企业，有太多药品被重复生产，医药生产企业和销售行业为了提高销售量，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纷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其中很多手段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同时也扰乱了药品医药领域的流通秩序。之中最受关注的便是回扣问题，由于医药流通领域缺乏有效的管理，致使回扣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另外，企业为了节约成产成本，提高利润，产劣售假现象猖獗，行业间不规范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也严重影响了药品的流通秩序。
二、新医改背景下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策略
（一）行业整合，促进产业集中，优化企业结构
新医改中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积聚实力，将促进产业迅速走向集中。同时，企业要贯彻新医疗体制改革的内容，使医药行业能够市场竞争的考验和政府政策的审核。这不仅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实现规模效益，品牌效益，获得更加广泛的利润空间，还能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严格规范的遵守药品流通秩序
新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的颁布实施，将为我国医药产业药品流通铺平道路，扫清障碍，尤其在《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行后，医药领域的回扣、销售假药劣药等不法企业的诡诈计量便毫无用武之地。同时医药监督部门必将按照新医疗体制改革内容中的规定，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回扣、售假等违法行为。另外，各地药监部门将按照GSP标准，使医药企业的准入更加严格，并严格规范的管理医药企业，保障医药流通秩序的健康有序。因此，我国医药产业要想谋求发展，必须要严格规范地遵守药品流通秩序，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新医改保证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才能得到市场和政府政策的认可。
（三）树立品牌意识，提高企业信誉形象，扩大市场占有率
企业的信誉和形象自古以来便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企业只有树立优质品牌，提高企业的信誉形象，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占有一席之地。随着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扫除了干扰我国医药市场秩序的障碍，医药欺诈、药价不合理、商业回扣以及不正当竞争等严重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医药产业必须把握市场商机，通过树立品牌、提高企业信誉和形象等手段来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四）加强医药物流企业的发展
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政府明确提出要坚守药品的流通。此政策，使我国潜力巨大的医药物流企业更加具有升级和活力。我国医药产业要抓住政策这个有利的杠杆，加强现代医药物流企业的发展，进而达到资源的整合，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同时还有利于促进我国医药业朝着更加科学规范先进的方向发展。
（五）积极拓展农村市场
中共中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意见指出：“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三年内新型农村合疗参保率达到90%以上。”这将为医药商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农村不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而且消费结构也向着多层次发展，加大对农村医疗投入，提高农村医药市场占有率，是医药企业发展的经济增长点。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新需求、新矛盾的背景下，我国颁布了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他对我国医药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新医改的背景下，我国医药产业如何重新定位并制定新的发展策略，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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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从7月开始，每隔3个月，各地需将1010年医改任务中的4项农村卫生服务改革进展以文字形式上报卫生部。卫生部近日已发出通知，就落实4项农村卫生服务工作提出要求。
据了解，2010年4月，中央布置的2010年医改任务中，农村卫生工作明确了4项任务，包括提高乡镇卫生院门诊量占医疗机构门诊总量的比例、开展农村卫生人员培训、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和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
卫生部要求，为提高乡镇卫生院门诊利用效率，各地应积极推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降低农民就医负担；推进新农合门诊统筹，引导农村居民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就诊；转变乡镇卫生院服务模式，积极开展农村居民健康管理；同时应注意规范管理与转换机制并重，提高乡镇卫生院服务质量和效率。
卫生部要求，各地应履行2010年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责任状的相关承诺，科学制订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保证农村卫生人员足时、免费接受培训。在做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培训的同时，各地应将手足口病防治知识纳入培训内容。
卫生部提出，各地应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加强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准入和聘用管理；提高基层机构服务能力，统一配送和合理使用基本药物；加强乡镇卫生机构财务管理；建立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激励制度。
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监管将有规范
本刊讯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医疗机构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医疗机构药品的购进、储存、调配等行为进行了规范。
征求意见稿明确，医疗机构发现假药、劣药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发现质量可疑的药品，应当暂停使用。同时，要建立报告制度，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处理前，医疗机构不得将上述药品销售、销毁、退回企业。
征求意见稿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利用医疗广告进行药品宣传和推荐，配制的医院制剂不得广告；不得利用新闻报道、医疗资讯服务类专题节(栏)目、互联网等形式对药品进行广告宣传和推荐；医疗机构不得以邮售、不开具(或伪造)处方销售、柜台开架自选、义诊、试用、展销会以及互联网交易等其他方式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药品；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范围使用临床试验用药品。
征求意见稿规定，医疗机构需要对原最小包装的药品拆零调配的，应当做好拆零记录。拆零药品的包装袋上必须注明“请在医嘱使用期限内服用”字样，并标明药品通用名称、规格、用法、用量、批号、医疗机构名称等内容。医疗机构应建立效期药品管理制度，按照“先进先出”、“近效期先出”的原则发放药品。
征求意见稿强调，除未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外，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相应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合法企业购进药品：在储存药品时，应按照药品属性和类别分库、分区、分垛存放，并实行色标管理。
前10跨国药企占据超六成心脑血管用药份额
立普妥和波利维继续领跑全球畅销药物
本刊讯由于心脑血管疾病病情复杂、严重，病种多、病程长，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位居致死疾病首位。用药规模明显大于医药市场其他各类药物。
据慧聪邓白氏研究数据显示，相当数量的公司参与了心脑血管药物市场的竞争，有国际性公司也有本土企业。品牌药物和通用名药物共存于市场，但通用名药物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的趋势不会改变。市场份额方面，全球范围内，辉瑞、赛诺菲、默沙东、诺华及阿斯利康等2009年全球前十强药企占据超过6成份额。
对于心脑血管药物市场的领导产品――降血脂药物立普妥与血小板抑制剂波利维，虽然目前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二大畅销药物的宝座，但随着该两项药物的专利保护都将于明年到期，不仅将有可能导致全球心脑血管药物的销售额出现负成长，同时也会使心脑血管药物的市场结构重新洗牌。
慧聪邓白氏研究认为，全球心脑血管药物市场受到畅销药物专利到期、学名药竞争、众多替代药物出现以及缺乏创新药物推出等因素影响，市场正在进入缓慢成长期，尤其是在2011-2012年表现得最为明显。
河南南阳：中医事业发展走好“三步棋”
300万一台的进口CT机，也许过不了多久通过网络仅用100多万元就能买到，国内的医院将可以节省购置医疗设备费用，病人的看病支出也会降低。
这种原先想象不到的事情变为现实的可能性近来大大增加，以规模低价采购医疗设备和物料而闻名的美国医药电子商务大鳄Broadlane公司CEO桑德斯近日低调来华探营，据说其与国内医药电子商务巨头海虹的合作也因此进入最后阶段，Broadlane试水中国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来自业内的消息说，Broadlane公司CEO桑德斯上周到内地多个地方考察，并拜会各级卫生系统官员。除此之外，桑德斯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与海虹进行有关合作的实质性谈判，谈判结果将在数周内揭晓。
不过目前阶段，无论是Broadlane还是海虹均不肯对合作的方式和意向作过多评论，未来是技术性合作还是采取合资方式都是未知数。
■不会涉及药品招标采购开拓全新业务领域
海虹意欲牵手美资医药电子商务巨头的消息早前已有传闻，但当时处于朦胧阶段，消息只是称海虹已与美国医药电子商务巨头Broadlane公司达成初步共识，计划开展一系列的战略合作。
海虹和Broadlane对合作密不透风，迄今为止只有海虹总裁康健曾明确表示，未来的合作将不会涉及海虹占据强势的内地药品招标采购业务，而是倾向于在Broadlane更富优势的为医疗保健产业提供业务集成服务方面。
据介绍，目前国内医药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药品招标领域，海虹占有市场大半份额，预计今年内地将有接近80亿元的药品采购在海虹的医药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而对于Broadlane来说，这家美国电子商务巨头的主要业务则集中在医疗服务和产品的采购和物料管理方面，它是全美排名第三位的集团购买组织(GPO)，药品采购并非他们的重点，仅占他们业务的十分之一左右。有关人士分析说，在这种背景下，海虹与Broadlane进行药品招标采购领域合作的意义不大，双方更看中的是医疗服务和产品的采购。事实上康健也表示，假若实现与Broadlane的联手，目标就是要开拓内地医药电子商务领域的新业务。
医疗服务领域的电子商务在中国尚处于空白状态，在美国以规模采购降低医疗采购成本而取得市场成功的Broadlane早已窥视中国市场。据说它之所以看中海虹，不仅是因为注意到了海虹在药品招标采购方面的成功，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海虹与内地一万多家医院之间的业务网络。
Broadlane的高层人士不断向中国医疗界介绍他们的业务优势。早些时候他们在佛山考察时发现，许多医院购入的CT机耗资二三十万美元，他们告诉当地医院管理者，如果将这些采购交给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来做，价格会降到十几万美元。
购入医疗设备与物料，特别是进口产品的价格过高，以及一个区域内医疗设备购置重复一直是国内医疗行业的普遍现象，这也给患者带来了医疗服务价格的上升及设备的浪费。“引入Broadlane这样的公司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但能否很快见到效果，尚不得而知。”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资料显示，Broadlane的业务模式接近于通过电子商务手段为医疗机构提供采购解决方案，这一平台可以平均节省10个百分点以上的费用，Broadlane可以从中获取1%至3％的佣金。Broadlane在美国获得了成功，Broadlane公司目前已有45家供应商和Broadlane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Broadlink完全联网集成；在医疗机构方面，有455家医院和Broadlink联网集成，其中312家可以处理订单。2004年，Broadlane客户直接和间接购买该公司产品和服务价值高达71亿美元。
事实上Broadlane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先后进入英国、印度等地并取得不错业绩。据说在上述两个国家，Broadlane均采取与当地公司进行合资的方式进行合作。
■桑德斯决意进军中国
从亚马逊到Ebay，美国电子商务巨头已几度试水中国并取得成功。但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中美两国医疗行业的不同，不少人看淡这一领域的合作。
面对外界的怀疑与疑问，服务美国医疗行业10余年的桑德斯却不这样认为，他表示，中美两国医疗行业的确存在很大不同，但双方在发展医药电子商务方面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通过提高竞争水平从而让医疗机构购得更好的产品、降低药品单价以及实现采购自动化。
4月中旬，美国一家名叫“Celator”的制药公司将“精准医疗”概念带入公众视野，不但在纳斯达克掀起一股“医疗风”，公司股价创下18天暴涨近10倍的神话，也成功“波及”了大洋彼岸的A股市场，相关概念股一路飘红。原因就在于该公司通过精准医疗的手段和新型药物结合，能够实现对重症白血病患者进行有效治疗。
这家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尤英市的生物医药公司Celator宣布，旗下的新药CPX-351经三期临床证实能让急性髓系白血病高危患者总体存活率显著提高，是精准医疗在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或将改变现有的诊断、治疗模式，为医学发展带来一场变革。
CPX-351是公司利用其新型纳米载药技术结合cytarabine和daunorubicin两种抗癌药物的新剂型。在CPX-351中，两种药物的比例为5：1。Celator公司开发的新型载药系统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两种药物的效果并将其副作用降至最低。
精准医疗又叫个性化医疗，区别于传统模式和医学概念，是以个体化为基础、借助基因测序、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对于大样本人群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
由于精准医疗是生物信息科学与先进医疗技术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型医疗模式，实现有效实施精准医疗，其前提就是要完善“精准诊断”技术，即以基因检测为核心的分子诊断技术。因此，在精准诊断之后还需要“精准治疗”，主要是靶向治疗技术，包括分子靶向药物、抗体药物、细胞免疫治疗、干细胞治疗等，尤以肿瘤市场的需求最为迫切。
全球范围而言，精准医疗市场的规模增长较为明显。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2016-2021年中国医疗机构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为187亿美元，到2010年时增至335亿美元，2015年全球精准医疗市场规模则近600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间年复合增速将达15%，是医药行业增速的3―4倍。
关键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府和市场；产权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1-0029-07
作为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市场二者关系的定位和调整，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种理论力图探讨和多数政策实践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似乎总要解答医药卫生体制的运行到底应当由市场主导，还是应当由政府主导的问题，而围绕问题的争论便产生了所谓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在老百姓“看病难”和“看病贵”日益凸显为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极不协调的头号社会问题，以及在政府应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的投入逐步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之后，“政府与市场”之争还深入发展为“补需方”与“补供方”之争，并掀起了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浪潮，促成了指导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的最终出台。
围绕政府、市场二者关系定位和调整的理论解释构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流理论。其中，围绕政府、市场二者关系定位的各种理论解释可追溯自Ar-row基于福利经济学方法论背景的研究成果(笔者称其为“福利经济学解释”)，围绕政府和市场二者关系调整的理论解释主要体现在经合组织和代表性学者Anne Mills、Chemichovsky、顾昕、蔡江南和胡苏云等，基于制度比较方法论背景的类型学解释(笔者称其为“类型学解释”)之中。笔者力图通过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些主流理论内容的评述，揭示“政府和市场”之争与“补贴”之争的理论本质，并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流理论演进趋势的分析，揭示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触及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演绎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进程中政府、市场二者关系的定位及调整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医药卫生领域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及述评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把帕累托最优当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而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结果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标准，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资源在任何初始分布状态下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结果。尽管帕累托最优在中外学界尚存在价值评判方面的歧义，而完全竞争市场机制配置特定社会背景中经济资源的均衡结果，因社会福利函数不能形成于存在偏好差异的社会群体而难以从理论上加以确定，但包括Arrow在内的西方学者仍然主要从现实经济运行的实际前提偏离完全竞争模型假设条件的角度，去寻求微观经济政策，从而划分出政府和市场有效作用的范围和边界，Ar-row为此将政府和市场关系福利经济学解释的方法论背景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医药卫生领域。
(一)医药卫生领域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在《不确定性和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一文中，Arrow首先归纳了医疗市场有别于一般商品市场的特殊性，如人本身健康状态的不确定性和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进入障碍等，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医疗供求是不确定的；其次，Arrow认为即便在确定性的前提下，医疗市场中相关个体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模型中个体行为之间也存在差异，为此，他展开了基于确定性假设前提下医疗市场中相关个体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模型中个体行为之间差异的研究；最后，Ar-row基于不确定性的假设，从个体行为和假设条件两个方面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差异。总之，Arrow在其经典论文中的研究力图通过医疗市场有别于一般商品市场的那些特殊性，去解释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模型假设条件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去解释医疗保健市场失灵的那些替代机制(如政府和社会)。
Arrow认为，“导致医疗市场失灵的、有别于一般商品的所有特殊性事实上根源于医疗市场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为此，他从规避因不确定性而存在社会福利损失风险的角度，根据期望效用函数描述的理想保险原则，结合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建立了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从而奠立了他对医疗保健市场失灵替代机制的分析框架。
鉴于模型中的保险范畴涵盖了Buchanan等所说的税收、财政支出和私人慈善等再分配具有的收入保险内涵，因此，模型实际上强调应通过卫生资源初始分布状态的改变来解决医药卫生领域内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包括政府在内的非市场力量就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是卫生资源初始分布状态的改变力量。由此可见，Arrow实际上基于前述方法论背景，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创造性地运用到了医药卫生领域。
(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述评
基于Arrow的上述开创性工作，西方经济学家一方面主要按基于个体理性假设的供求均衡分析范式去解释医药卫生领域相关产品、服务的数量和价格的决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理论的一个运用分支――卫生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借助公共利益理论和特殊利益集团理论去解释政府在医药卫生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把政府当成是公共卫生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反垄断力量的管制者和立法者、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再分配者等等，从而把医药卫生领域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推向深入。
然而，医药卫生领域在普遍存在Arrow等西方经济学者所谓市场失灵的同时，往往还还存在汪丁丁等所谓的政府失灵，与此同时甚至还存在石光等所谓的志愿者失灵，把政府和社会等当成是市场失灵的替代机制的福利经济学的传统分析范式，显然在逻辑上并不能彻底地解释市场失灵。这正是基于公共利益理论和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解释难以让国内学者信服的根源所在。
鉴于福利经济学把政府假定为社会福利的天然代表者，而除政府之外的其他个体则是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因此，基于公共利益理论和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解释，或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之所以难以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社会运行中两种客观存在的主要力量，而政府在现实中往往又是有着特定利益体现和利益要求的职能部门和官员个体，因此，相关的质疑其实是对福利经济学有关政府是社会福利天然代表者的质疑，是对关于政府是资源初始配
置改变者抽象主体属性假定的质疑。
另外，无论是所谓的政府失灵，还是所谓的市场失灵，乃至所谓的志愿者失灵，都只是基于静态分析得到的结论，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所有的这些“失灵”现象都在不断地产生而又不断地得以解决，把政府等当成是对市场机制失灵的替代机制的福利经济学解释显然无法超越静态分析的局限，从而不能对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给出合理解释。
二、医药卫生领域内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类型学解释及述评
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医药卫生体制转型的比较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医药卫生体制转型呈现所谓“医疗保障体系走向普遍覆盖、医疗服务体系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的大趋势。为此，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和代表性学者曾借助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医药卫生体制的类型学模型，力图通过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理论解释，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医药卫生体制转型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一)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类型学解释
按政府介入医疗服务筹资和医疗服务提供两个维度的程度与方式，经合组织和相关代表性文献对各式各样的医药卫生体制进行分类，逐步建立了医药卫生体制的二维类型学模型。鉴于类似分类曾忽视了筹资维度中强制储蓄和社群筹资两种模式，顾昕在国外学者的基础上完善了医疗卫生体制的二维类型学模型(表1)。
在表1中，筹资这一维度包括政府出资、强制保险、强制储蓄、自愿保险和自付费用五种亚类模式，服务提供这一维度包括公立机构、私立非盈利性组织和私立赢利性组织三个亚类模式，两个维度上不同亚类模式的15种组合就代表理论上可能存在的不同医疗卫生体制类型。顾昕认为这15种理论上存在的类型在现实世界中都可以找到实际的例证，如A1、A2、A3模式可以被统称为“免费医疗模式”，医疗服务的费用由国家支付，国家又通过税收筹资，而根据免费惠及人群的不同，该模式又可分为英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盛行的“全民健康服务”与美国采用的医疗救助模式，等等。
与表1所示二维类型学模型略有不同。chemi-chovsky用图1中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来分别表示政府在筹资环节与服务提供两个维度的介入程度与参与方式，用图中坐标平面上的不同点来代表在筹资维度和服务提供维度具有不同政府介入程度和参与方式的医药卫生体制，这样，便可以刻画任何一种理论上存在的医药卫生体制，而不仅限于表1所能刻画的15种类型。
在图1中，横坐标表示政府在筹资环节的参与程度从左向右逐步增加，纵坐标表示政府在医疗服务提供环节的参与程度从下向上逐步增加，坐标区间内由政府在筹资环节和服务提供环节介入程度组合而成的点便代表某一特定的医药卫生体制类型；区间右上角的点，代表了一种在服务提供和支付融资两方面同时实行高度集中的医疗卫生体制，蔡江南和胡苏云等认为这类似于中国改革前的医药卫生体制；区间左上角的点，代表政府集中服务提供和分散筹资相结合的体制，蔡江南和胡苏云等认为这类似于中国目前形式上的体制，即政府在服务提供环节管办不分、在筹资环节以私人现金支付为主的体制；区间左下角的点，代表了一种服务提供和筹资方式都是分散型的体制，蔡江南和胡苏云等认为这类似于中国目前实际的医药卫生体制；区间右下角的点，蔡江南和胡苏云等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改革要建立的目标体制，即在筹资结构上突出公共性原则，而在服务提供方面强调竞争性原则的体制。
对于某国或某地区社会背景中的医药卫生体制而言，按上述方法界定了其进一步转型之前所属的类型之后，医药卫生体制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政府在费用筹集维度以及在医疗服务提供维度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似乎也得以明确，其进一步的调整似乎就应当从既有的状态向“保障环节走向普遍覆盖、服务提供环节不断增强竞争性”的路径演进，这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类型学解释的主要思想。如蔡江南和胡苏云等及顾昕实际上都认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应沿图1所示路径进一步在筹资和服务提供两个环节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政府应加大对保障环节的投入，减少对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参与程度。
(二)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类型学解释述评
根据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类型学解释的上述思想，基于如表1或如图1所示的二维类型学模型，人们常常从制度比较的角度，通过医药卫生体制的类型及不同医药卫生体制演进共同趋势之间的比较，经验性确定出某特定类型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方向和程度。然而，二维类型学模型对于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解释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对医药卫生体制进行的分类方法中，二维类型学模型潜在地假定政府无论介入费用筹集环节，还是介入服务提供环节，它都是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平的天然代表者，从而也是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者，这一假定显然承袭了福利经济学有关政府和市场主体属性的假定，但如前所述福利经济学有关政府主体属性的这一假定已经遭到质疑。
其次，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要涉及医药卫生领域内彼此关联的三个内部环节，即总要涉及张立军等所谓的“三医”――医药产品(含医疗器械)的形成和递送、医疗服务的形成和递送及医药保障服务的形成和递送三个环节，而类型学仅仅凭政府介入其中的两个环节――筹资(医药保障)和医疗服务提供环节的程度与方式，显然难以全面地体现政府在医药卫生领域各环节内的参与程度与方式及变化，要彻底表达政府参与程度与方式及其变化，应深入医药卫生体制的内部构成和内部构成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后，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总要与其所属的、具有更大的体制结构和文化等因素的社会环境嵌套演进，因此，政府介入医药卫生领域各环节的程度与方式要到社会环境的约束，政府介入医药卫生领域各环节程度与方式的变化取决于社会环境演进产生的机会，而类型学模型显然没有从包括政府在内相关主体的选择所面临约束条件和机会空间的角度，去解释政府介入医药卫生领域的程度、方式及变化。
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流理论演进
如前所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福利经济学解释因无法解释各种失灵的同时存在，从而具有不能合理解释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局限性。二维类型学模型尽管以支持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理论解释为直接目的，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类型学解释存在问题的上述分析充分表明，要对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调整予以解释，尚需要从更为合理的视角去界定包括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类行为主体的主体属性，以及尚需要从医药卫生体制内部构成和内外联系的角度去表达各类主体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和机会空间。
(一)对医药卫生领域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调整的定性表达
受张五常先生有关“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观点的启示，我们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把包括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各类行为主体统统地界定为分工活动的参与者和相关分工利益的追逐者。同时，鉴于医药卫生领域内的问题及其解决应直接体现为相关产品和服务能否在“三医”各环节微观基础内有效形成，以及能否在“三医”之间合理递送，我们可进一步从分工的角度去表达“三医”各环节内独特的分工结构和“三医”之间存在的独特内部联系，以及在每个环节按微观基础、管理体制和有关立法三个层面去讨论各类行为主体对各类分工活动的选择；另外，鉴于医药卫生体制总要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嵌套演进，为此，我们可再进一步将医药卫生体制内部构成与内部联系的表达置于其所属的特定社会背景之中，按医药卫生体制与社会体制背景嵌套作用形成的各环节、各层面上各类分工活动中的权利分布及变化去讨论各类行为主体选择的约束条件及改变，按社会发展进程及变化决定的公民医药卫生及保障服务需求及变化所蕴涵的支付意愿及变化去表达各类行为主体选择的机会空间。
结合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类型学解释存在问题的上述剖析，针对医药卫生体制与其所属社会背景嵌套作用的第t转型进程，考虑该发展进程中公民个人偏好、社会偏好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对相关主体在“三医”各环节、各层次上选择相关分工活动的影响，则图2定性地表示了医药卫生领域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调整的基本道理。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流理论的演进趋势
根据图2，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包括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在内的职能主体与微观主体在医药卫生体制各环节内、各层次上使用卫生资源的权利配置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则是职能主体与微观主体在医药卫生体制各环节内、各层次上使用卫生资源权利配置关系的调整。
沿微观经济分析的方向，由Coase所创立的，以及在他之后国内外学者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其核心的思想强调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现实世界应从权利配置的角度，而不应简单地从因外部性等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的角度去分析资源配置的效率。鉴于此，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调整也宜于从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及改变的角度去解释。因此，类似图2这种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其调整的规范表达事实上揭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主流理论的进一步演进趋势，即从分工的角度去理解包括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各类主体的主体属性，把产权理论作为解释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其调整的理论工具。
四、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触及的深层次问题
如前言所述，在“意见”出台以前，有关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的争论先后经历了“政府和市场”之争与“补贴”之争。其中，“政府和市场”之争中的政府主导论者坚持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运行应当由政府去主导，以克服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确保公立医疗机构，乃至确保整个医药卫生体制运行的公益性，而相反的观点则坚持医药卫生领域存在包括政府失灵在内的多种失灵，因此，医药卫生体制的运行不能简单地以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论之。显然，“政府和市场”之争的焦点在于政府是否可以成为公共利益天然主体属性的代表，其结果因争论各方并不能合理解释各种失灵的同时存在，自然无法合理地解释政府和市场如何在转型中调整，从而难以克服静态分析的局限性。为此，我们可以认为“政府与市场”之争其实是针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定位的福利经济学解释理论假设和主要方法合理性的争论。
另外，“补贴”之争中补供方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坚持主要由行政手段主导卫生财政的配置，其新增的卫生财政应着重投入到医疗机构，即应投入到所谓的“供方”，尤其是要投入到公立医疗机构中。而“补需方”的提出者则坚持采用市场手段，新增的卫生财政应优先投入到医药卫生的保障环节，即着重投入到所谓的“需方”，以确保第三方购买机制的形成和财政资源在市场机制主导下达到合理配置。显然，“补贴”之争，力图从服务提供和费用筹集两个维度阐释政府与市场有效作用的范围和边界及调整，其结果因没有从医药卫生体制合理的内部构成和内外联系的角度去表达各类主体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和机会空间，而没有形成对医药卫生体制转型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及调整的规范表达。为此，我们可以认为“补贴”之争其实是针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类型学解释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假设合理性的争论。
中国传统医药泛指中医中药和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有人认为传统医药太玄乎，如中医讲“阴阳五行”，傣医论“四塔五蕴”，多唯心少唯物，不科学应淘汰；但在中国民间和有不少外国人却十分崇尚用传统疗法来治病，省钱、有效，还没有明显的毒副作用。真是褒贬不一。业内一些德高望重之士更是忧心忡忡地告诫：“中国传统医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关键”。中国传统医药到底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怎样，其国际化之路又在何方？记者在“首届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高峰论坛”组委会上釆访了来自国内外的有关专家，兼听了各家之言，总的感觉是：有路，路在脚下。
记者：王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附照片），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众多原因中有人认为这和“厚西(医)薄中(医)”有关，您认为呢？
王教授：我刚应联合国开发署北京代表处的邀请， 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会上作了评述。人类发展指数用三个维度来评价：一是能否过长寿而健康的生活，具体用出生预期寿命来衡量；二是知识，用成人识字率与初、中、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来衡量；三是能否过上体面的生活，用人均GDP来衡量。我国的出生预期寿命有很大进步。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42岁上升到80年代后期的68岁。世界银行在其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肯定了我们的成就。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的医疗保健是一道大难题。我们要广泛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处理，不能简单照搬，其实美国医保的经验并不成功。80年代前，我国广大农村有以赤脚医生为主体、覆盖面广的初级医疗保障体系；还有中西医并重的县级医院；再是省市级医院。这三级医疗卫生体系，以较低的费用，使广大人民获得到了最基本的医保。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以传统医学为主体，对其人民进行医疗卫生服务。
有关“厚西薄中”的问题，牵涉到对中西医的看法。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曾提出“中西医结合”。有否结合好？仁智之见，难以评论。我是搞系统工程的，从理论上，从自身就医体会上，我觉得中医药更符合系统工程的思想。因为中医治病首先从整体、从辩证角度考虑。人之疾病，其实质是整个生命系统在局部的反应。再说，中国传统医药能够历经5000年而不衰，说明其有内在的科学性。
记者：贾教授（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附照片），您对中医药的战略研究己有10年时间，有些成果也已被国家采纳。今天能否请您谈一下对中国传统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看法。
贾教授：首先我们要搞清什么是传统医药现代化。1800多年前，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不少方剂迄今仍在治疗现代人的疾病，你能说这些汉代的传统方剂没有现代化？我们有些专家总是片面地认为中医药现代化就是用西医的理念来改造中医，中药必须西制；还强调中医药要和西方主流医药接轨，才能实现中医药国际化。我倒要问：中药西制后还叫中药吗？如青蒿是中药材，但用植化方法提取出来的青蒿素却是西药。诸如此类还有从红豆杉树皮中提出来的化疗药紫杉醇，从中药麻黄中提出来的麻黄素等等，都是植化类的西药，不再是中药。至于要和西方主流医药接轨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西方医学中可曾有过中医中药？从他们老祖宗希波克拉底开始至今，压根儿就没有铺过中医中药的轨，显然是无轨可接。众所周知，不少老外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学针灸，是他们向我们接轨。要是有人提出，中国的针灸应该与西方医学接轨；那么，大家肯定会怀疑，这个人神经有毛病。
如要谈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以医带药”是一条很好的路子，世界各地华人多，到国外办诊所，立医院，在行医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
记者：张校长（美国明道大学张绪通校长，曾任美国总统府顾问、美参议院核心成员、国际知名学者，附照片），您不仅是西医博士，还是西方哲学和法学的博士，又精通中医，国学基础深厚。近半个世纪来，您虽长居美国，又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学贯中西背景的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的问题？
张校长：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的热情外国人比中国人高。近些年来，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困扰着美、英、法等国。众所周知的“链霉素”致耳聋，“氯霉素”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 “息斯敏”因对心血管系统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死亡，早在8年前就相继被多个国家停用；美国默沙东公司用于治疗关节疼痛的药物“万络”，因会增加病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在2004年10月被紧急召回。凡此等等，举不胜举。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热衷于回归自然，用自然疗法、用传统药物来治病。这里有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约有40亿人用中草药治病，预测今后5-10年，全球中药销售额将高达2000-3000亿美元。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前景，所以欧美、日韩、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传统医药这个巨大的市场。
市场经济的实质在于市场。过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领土，现在是侵占市场。市场丢失了拿什么来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洋人们自从尝到了针灸的甜头后，想得寸进尺地吃掉整个中医中药。就拿在美国的实际情形来说，中医药逐渐被美国人认同，各州纷纷立法予以承认。从另一角度讲，洋人们不是要我们的中医中药吗，行！咱们就来个奇货可居。但人家也已充分估计到了这一点，要跟我们商战，所以我建议中国的中医药企业也要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中医药国际化”的战略、战术，利用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固守中国本土市场的基础上，选中进军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的突破口，为国争光。这次中国中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世界生产率科学联盟中国分会等七个单位发起，《中国日报》参与支持的“首届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高峰论坛”，就为国内的相关企业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化平台。
记者：孙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孙成院士、知名科学家，附照片），据我们所知，世界生产率科学联盟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专门研究帮助其成员国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一个组织。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药与生产率的关系？
孙院士：我们这个组织是研究“生产率”和“生产力”的，其第一要素就是人。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有可能更好地去提高生产率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已证明，传统医药为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繁衍、生息、健康、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因病致贫，如南部非洲，小小的艾滋病毒正在无情地吞噬着这些国家的人民。仅肯尼亚，成年人因艾滋病死亡或失去劳动力，使可耕地面积荒芜率高达68%；是艾滋病导致了这些国家生产率和生产力每况愈下。另一典型案例是，2003年度SARS病毒肆虐，那些有疫情的国家或地区忙于应对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生产力受阻。在单靠西医药一时难以对疫情进行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医药得以介入，中西医结合，很快在SARS治疗上获得了成功。此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高度评价中医药在治疗SARS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治疗经济学上的重大意义，同时也使世人看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伟大。这就是我们十分关注中国的传统医药的根本原因。
记者：张总（中国日报世纪环宇文化发展中心张希环总经理，附照片），《中国日报》与中国传统医药并无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你们要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高峰论坛”积极的发起者和支持者？
张总：《中国日报》的使命就是对外宣传，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我报现已发行到150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唯一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的一张报纸。正因为我们与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交往，所以我们了解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越来越重视传统医学。
世界卫生组织还就此制订了《2002-2005年传统医学发展战略》。该战略报告指出，正是传统医学在“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方面更倾向于贫困和弱势人群，可有效地减少政府医疗费用的支出，因此有不少国家将传统医学纳入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就在这种传统医学国际化的大环境下，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人们对中国的中医、中药、针灸、按摩、食疗、太极拳等传统疗法更是青睐万分，希望有渠道了解中国传统的医药文化；国内的中医药企业也期盼进入国际医药市场。针对这一国内外的需求，我们报社领导十分重视，拨出专款，拿出专版，与中国中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世界生产率科学联盟中国分会等七个单位共同发起并构建了“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高峰论坛”这个会议组织，计划每年在不同省份召开一次，并在北京设立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常设机构，服务于中外传统医药企业，目的就是沟通东西方医药文化，造福人类。
记者：陈博士（昆明珍友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子久博士，附照片），我们在网上看过您不少关于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的文章，据说贵公司也己将傣族抗癌药三阳血傣成功地打入了埃及国家肿瘤医院，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您肯定会有很多感受，能否请您谈一下。
陈博士：我第一个感受是中成药要以确切的疗效启动国际主流医药市场。中国针灸之所以能够国际化，是因为尼克松当年在中国看到病人在针刺麻醉后可以开胸剖腹动手术，而不用麻醉剂，于是他将针灸带回美国一试，同样有疗效；英法等国也尝试针刺麻醉，疗效也经得起重复；所以老外服了，现在已有100多个国家为针灸立法。这里给人一个启迪：中国传统药物要国际化，关键临床疗效在不同国家里要经得起重复，才能使西医折服。所以我们的抗癌药三阳血傣在国内请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8家权威医院进行临床试验，又到埃及国家肿瘤医院进行重复临床试验。如果疗效确切，西医的处方中自然而然地开上了中成药。因为医生是靠药治病，病人的治疗效果越好，医生的名气就越大，医院的效益也越好，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之。其实请国内外权威医院做临床科研的同时，也就做了市场。这就叫“以疗效启动市场”。
第二是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必须入乡随俗。东西方有不同的医药文化，要让西方人认可中国传统药物，就得从药物的剂型、功能主治、给药途径、质量标准、文字、说明书、内外包装等，都要符合国际医药市场的规范，才会在国外有销路。如将外销中药的“功能主治”写成“滋阴壮阳”、“疏肝理脾”等，老外能看懂吗？看不懂的药换了你，你会买吗？所以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化，起码要做到对“功能主治”等描述，要让外国人读得懂，人家才会买你的药。
随着中国居民医疗需求的继续释放，中国药品市场也将快速扩容。然而，由于医保支付压力渐增及控费趋势明朗，未来行业扩容的速度或将放缓至趋稳。目前来看，在各省区较少会出现超预期大规模低价招标情况下，中期内盈利水平仍将得到较好的支撑。
分化明显
根据德邦证券的报告显示，从ROE（净资产收益率）的角度看，医药行业近5年（2008～2012年）ROE的水平在12%～18%之间波动，这个数值和美国各行业长期平均ROE维持在10%～15%相近。2009年（新医改元年）行业ROE达到最高，销售净利率和资产周转率都达到近5年最高，而后行业ROE出现下滑，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至2011年到低点才拐头回升。
截至2013年6月底，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9493亿元、917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9.6%、16.6%；医药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为6713亿元，同比增长19.8%。然而，在成本上升的推动下，毛利率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从总的运行趋势看，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处于涨幅前列，同时在政策扶持下，生物制药的利润总额上升趋势明显，中成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
“从陆续的中报来看，相对超预期的公司还是比较少的。”日信证券医药行业研究员谢宁宁对本刊记者表示，“整体上延续了‘强者恒强’的趋势，行业内分化比较明显。”
从已的半年报公告看来，增长原因不尽相同。恒瑞医药公告表示，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9.7亿元，增长13.7%，净利润6.4亿元，增长15.2%。由于应收账款与存货周转天数缩短，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增长62.8%，说明增长质量很高。泰格医药公告称，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33.01万元，同比增长36.2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5.82万元，同比增长？3.64%；扣非净利润4，585.79万元，同比增长64.35%。在宏源证券看来，泰格医药是国内临床试验CRO领军企业，收入占比过半的临床试验服务项目毛利率同比下降了4.69%，主要是受“营改增”影响，报告期营收不含增值税，而上年同期营收含营业税金额。
“整体而言，增长最快的还是医疗器械和诊断的一些公司，比如新华医疗。”据谢宁宁介绍，新华医疗在制药装备、医疗器械、医疗服务三业务上不仅齐头并进，一直在做收购，使得近几年的增长水平几乎都在50%左右，“这种外延式扩张为其带来的盈利效应比较明显。”
谢宁宁表示，近一两年是医药行业并购的一个高峰，“下半年的收购还会比较多”。根据ChinaVenture投中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7月中国并购市场无较大规模并购交易拉动，整体活跃度有所降低。从交易规模分布来看，医疗健康首次领衔并购市场，交易规模为5.65亿美元，占比为？8%。对于受行业负面政策影响相对较小的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企业来说，具有市场优势的企业会加速整合进行外延式扩张，实现业绩持续增长。
不过，申银万国提醒到，对于大型流通商而言，现有产品毛利率会缓慢下行，而深度介入医院的增值服务会带动毛利率提升。随着行业的变化，回款周期会逐步加快，从而财务费用有望降低。综合而言，盈利能力有提升20%～50%的空间，但盈利能力提升速度取决于医院改革速度。
？政策面趋紧
未来即将出台的各项政策成为医药行业未来发展走势的主要扰动因素。多家分析机构皆认为，下半年医药行业将面临反商业贿赂、药品降价、医保控费、药品招标日趋严厉等政策压力，行业政策面偏紧。
随着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事件的持续发酵，卷入外企已经从欧资企业向美资药企蔓延，一方面预示着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超国民待遇正在被打破，外资药企增速放缓，国内药企有望因此而提高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随着部分地区加强对医院和药企的调查，国内大部分药品的营销模式将因此而逐步转型，“医药代表都放假了，有些医院明确写着‘药代请移步’。”某药业控股公司内部人士对记者透露，制药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变得较为谨慎，部分企业已经减少了走访医院的次数，有的甚至取消走访。
行业的发展在未来3～6 个月中可能呈放缓趋势，不过，与2006年有别，大概率上不会发展为大幅波及全行业的行为，“销售生态是在中国医疗体制的大背景下形成的，短期的局部动刀仅是行业发展中短暂的搅动，不会对整个行业的成长轨迹造成大的改变。”上述药业公司人士表示。
此外，近期的政策，除了发改委调研60家医药企业成本，强化了降价预期外，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亦显露出降价趋势，对企业的盈利空间形成一定挑战。据了解，此次医改工作安排基本上延续了之前的进程，然而和以往政策相比，在基药招标方面没有过多强调，但对药品流通差价方面却有较多提及。多家机构认为，未来在公立医院改革中有可能对药价特别是原研药的价格有进一步压制。“2013年是药品招标大年，招标政策动向引人关注。”谢宁宁强调。
事实上，在基药招标过程中，降价仍会是“主旋律”，“在商务标环节中最低价中标仍是主流。”上述药业公司人士表示。在她看来，中央和地方的博弈结果将决定各省增补情况。地方基药增补的冲动一方面源于地方保护、各地临床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制药企业施展公关能力开了口子，而国家遏制地方增补的目的在于维护基层医保的支付能力和国家目录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处于控费和政绩压力出台过激政策，脱离当前实际情况。其可行性偏差，纠偏是大势所趋。“比如相对比较激进的广东的招标政策，应该还会修改的，包括对外资药企的过期专利进行的定价也是不合理的。”谢宁宁表示，“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状况去执行的。”
不过，“医保控费”仍是众多机构分析师担心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中信建投认为，“医保控费”已经和正在下拉行业增速，预计2013年医药行业后收入增长20%左右，由于药品价格同比下降，全年净利润增速预测在18%左右。
因为政府投入仍然严重不足，随着“医保控费”的力度和范围的扩大，未来3年实际的“以药养医”会加强，一些价格高、独家或生产厂商少的辅助治疗用药企业的增长前景依然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