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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市场分析赏析八篇

时间:2023-12-26 15:23:53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1篇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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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2篇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公布,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确立了全民医保的战略目标。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直接推动着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本研究引入企业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方法,从商业健康保险的竞争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四个方面来探索其经营的环境,希望得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最优战略选择,推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SWOT分析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内部环境分析

1、优势(S,strength)

(1)业务增长迅速,市场主体多元化。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复业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业务增长迅速,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保险市场的保护期缩短,更多的具有国际背景的合资寿险公司将全面渗入中国保险市场,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截至2005年底,有42家寿险公司、35家财险公司开展了健康保险业务,人保健康和平安健康等4 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先后开业,形成了多种主体共同经营健康保险的局面。

(2)产品供给多样化,受众覆盖面扩大。2009年,全国100多家保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业务,提供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在内的健康保险产品2000多种,健康险保费收入574亿元。保险受众不仅覆盖了包括电力、铁路、邮政、通讯等各大行业,开展了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和低保人员重大疾病保险,还参与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对缓解“看病贵”、“看病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3)行业优势基础形成。至今,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已取得了明显成绩,有效减轻了城乡居民医疗费用的支出压力,对于缓解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农合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保险业还逐步形成了:风险分散优势,产品服务优势,费用控制优势,管理优势,精算优势等五大行业优势。

2、劣势(W,weakness)

(1)专业化程度低。专业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产品定价缺乏基础。国内至今没有一张统一的、科学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这为健康保险的合理定价提出了难题。所以保险公司为了避免收不抵支,不得不在产品定价上偏于保守,而高高在上的价格又难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以摊薄风险降低单位保费,从而造成了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现象。第二,业务管理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和人力体系支撑。各家保险公司总部虽有专门的健康险业务管理部门,但基层健康险的运作部门却极不固定,健康保险专业人才不仅匮乏,而且流失率极高,专业队伍不稳定。此外,健康险部门职能往往根据基层公司的需要而调整,人员队伍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和清晰的职业规划,专业技能和职业品质也难以保证。

(2)核心技术力量薄弱,健康险经营缺乏异质性。首先,核心技术力量薄弱。目前行业还没有健康险专用的核保手册,理赔的处理也多沿用传统的审核给付制,管理式医疗、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等尚处于理论探讨的层面,风险控制核心手段尚未形成。其次,健康险经营缺乏差异化策略,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各家保险公司在健康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上,基本上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表现为市场全面拓展,在规则制定和业务指导上,执行统一标准和统一政策。

(3)行业缺乏规范。由于缺乏行业规范,商业保险市场存在恶性竞争。一方面,由于政策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补充医疗保险的经营主体,不少地方社保部门和行业互助组织等机构都在经营;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在争夺医疗保险业务时存在恶性降价、误导客户的现象,扰乱了市场秩序。此外,保险行业长久以来屡禁不止的违规操作在健康保险领域同样存在,如代签名现象。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分析

1、机遇(O,opportunity)

(1)巨大的社会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社会需求是拉动健康保险发展的重大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医疗指导等综合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社会医疗保险的局限性为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狭窄、保障水平低,对药品项目和医疗项目有较大限制等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医疗保障需求。

(3)国家政策支持是商业健康保险得以发展的源泉。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首次在政策层面明确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了推动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对于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制定了一些免征营业税的规定。所以,顺应良好的政策环境,我国健康保险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2、威胁(T,threat)

(1)税收政策支持不够。税收是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政府应该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引导、鼓励消费者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目前财政部虽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健康保险的税收政策,但税前列支比例过低弱化了政策导向作用,且仅限于补充医疗保险费。

(2)药品流通体制与医疗卫生体制的制约因素。对于商业健康保险来说,现行的药品流通体制与医疗卫生体制中诸多问题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作为健康保险系统中的医、患之外的为患者付费的第三方,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药品流通过程中价格的暴涨和诸多黑幕交易几乎无能为力。药品流通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是一个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三驾马车,而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迟滞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步伐。

(3)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很难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全世界商业健康保险中普遍存在的难题,这也是健康保险杯列为最难经营的保险险种的原因。医、患、保三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双方道德风险的发生极为普遍,使逆向选择难以控制。而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社会诚信制度尚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信用水平低下。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SWOT分析矩阵图

图1. SWOT分析矩阵图

三、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优势――机会战略(SO战略)

1、作为第三方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新医改方案”第六条提出:“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从目前第三方管理的发展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参与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新农合基金管理和城镇居民医保经办管理,商业健康保险还在一些地方推出了城镇职工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充保险。

2、提供多元化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由于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采取“广覆盖、低水平”的发展策略,因此参保者所享受的医疗保险项目单一,医药费用自付比重也将长期居高不下。因此,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多元化服务的空间很大。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发展补充性的医疗保险服务是推动健康保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满足市场需求的切人点。

3、优化行业内部环境。在产业链的横向管理上,充分借鉴国外商业健康保险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强化核心技术力量,在经营模式、分销渠道、产品设计、技术支持、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积极创新;在纵向管理上,应注重对医疗机构服务水平的控制和管理,学习国外医疗服务机构并购的先进技术,通过竞争优化产业内部环境。

(二)优势――威胁战略(ST战略)

1、扩大覆盖面,降低逆向选择的风险。商业健康保险应该创新补充医疗保险产品,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大数法则原理可以防范逆向选择的风险。首先,可以在传统的健康保障中融入全面健康管理服务的内容,联合社区资源、发挥专业医生的作业,提供包括大病看护服务、健康咨询、保健体检、诊疗建议在内的服务,从而扩大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2、探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管理式医疗模式。在未来的商业保险发展中,应当加大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合作,发挥“风险看门人”的作用,实施全程诊疗行为、服务质量和费用的综合管理,与服务管理者共同实现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

3、建立以成本控制为前提的风险管理平台。风险管理平台的构建可以从销售、核保、核赔、医疗服务提供等几个方面入手,实现运行、销售、理赔和服务等主要环节的成本控制目标,风险管理体系应从销售、核保、核赔、医疗服务提供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确保相关人员在不同的经营环节、对不同的业务地区、分支机构,不同性质的业务和经营模式,不同的合作单位进行动态的风险预警和干预。

(三)弱点――机会战略(WO战略):1、健全专业健康保险经营体系。构建科学的专业健康保险经营体系,应包含三类机构:专业经营主体、中介管理主体、医疗服务提供主体。专业经营主体主要指各类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中介管理主体包括相关的专业中介管理服务机构如第三方管理(TPA)公司、健康咨询公司(俱乐部)、医疗服务转运组织(505组织)、健康管理公司等。医疗服务提供主体则主要是各类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队伍等。这三类主体各自分担风险,承担专业管理和医疗服务提供等职责。2、采取科学的目标管理制度。目标管理是企业管理中较为普遍的科学管理制度,在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发展中应当注重目标管理制度的运作,通过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方法和模式,能够将售前、售中和售后各个环节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建立面对客户和医疗服务提供全过程的服务管理体系,实现成本控制和优质服务的目标,从而改变过去多年以寿险方式经营健康保险的弊端,为健康保险的经营搭建一个良好的运行平台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3篇

关键词:医疗旅游 研究进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85-02

中国有关医疗旅游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随着发展势头迅猛的医疗旅游实践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学术界对医疗旅游的理解不尽相同,学者们出于自身的理论兴趣和对医疗旅游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和出发点研究医疗旅游的发展。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1999―2010年间在中国期刊网上出现的与“医疗旅游”有关的文章共30篇,而与“医疗保健旅游”有关的只有4篇。从增长情况来看,2008年、2009年是该类文章数量增长最快的年份。

一、医疗旅游概念及类型

医疗旅游概念界定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世界旅游组织从医疗旅游服务主题的角度出发,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学者Goodrich强调了医疗旅游的复合性,认为医疗旅游是在某些旅游设施(如宾馆)或目的地除了以当地优美的景色吸引游客外,还向旅游者有意推销其医疗健康服务设施。张文菊(2007)对国内外诸多概念进行详细分析后,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由于常住地的医疗服务不够完善或者太昂贵,在异地(尤其是异国)实惠、特色的医疗、保健、旅游等服务或活动的吸引下,到异地接受医疗护理、疾病治疗、保健等医疗服务与度假、娱乐等旅游服务的过程。刘庭芳(2009)从旅游和健康互为表里的关系入手,认为医疗旅游是一切能为旅游者健康作出贡献的旅游活动,指在具备一定旅游保健、疾病防治、急救护理、康复、美容、疗养等知识的前提下,提供旅游者亲近自然的机会和环境,倡导旅游者参与健康时尚旅游活动,让旅游者开阔眼界、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田广增认为,广义的医疗保健旅游包括医疗旅游和保健旅游两大部分,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重叠。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已经很难从某一个角度对医疗旅游下一个全面而完整定义,我们应该同国际接轨,把保健旅游、医疗保健旅游的概念统一到医疗旅游之中,使医疗旅游的概念统一,以规范视听。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对医疗旅游进行了类型的划分。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中国医疗旅游分为中医养生类保健旅游产品、康复疗养类保健旅游产品、医疗美容美体旅游产品(黄金琳,2009);从定义出发即根据目的和功能划分,分为以康体、休闲为目的的保健旅游和以纯粹的治疗疾病为目的的医疗旅游(刘炳献,2008)。张文菊则将中国医疗旅游分为五种类型:中医养生保健类医疗旅游,观赏、体验类医疗旅游,中医药购物类医疗旅游,整形美容医疗类医疗旅游,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

二、医疗旅游特点与优势

医疗旅游除了具有医疗、旅游服务的一般特点外,还具备医疗服务不具有的娱乐性、轻松性、享受性特点,大众旅游不具有的康复性、保健性以及有别于普通旅游的高消费性等特点。杨欣(2007)通过对文献的分析与归纳,认为医疗旅游具有医疗保健性、一定地域性、经济实用性以及鲜明的时代性的特点。从中国国情出发,张文菊(2008)认为,中国医疗旅游具有自发性、中医药是其主要依托、以疗养保健型医疗旅游为主的特点。

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较之欧美等发达国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特有的深厚的中医文化积淀,丰富且优质的医疗保健旅游资源,中医保健正逐渐被外国人所关注(张维艳、徐淑梅,2009)。随着大陆与台湾两岸各项交流的扩大,大陆居民赴台湾医疗旅游成为可能。据此,许观玉探讨了台湾地区开展医疗旅游的内在优势,认为台湾不仅拥有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全方位人性化的优质服务以及共通的文化底蕴,而且安全系数和旅游环境质量相对较高。黄金琳等(2009)从中国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开发优势分析,认为中国医疗旅游的优势在于:中医文化历史悠久;中医、中药保健正受到外国人的追捧;医疗保健旅游资源丰富优质;医疗服务价廉物美。王琼(2009)等从西安发展医疗旅游的有利条件(旅游资源丰富,医疗资源丰富、医疗价格便宜,交通便利)出发,提出要发展医疗旅游,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医疗旅游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医疗旅游起步较晚。中国较早开发医疗旅游的城市是海南三亚,随后中国各大城市如北京、桂林、宜昌、香港、台湾等相继推出了医疗旅游服务,中国医疗旅游已开拓了部分市场,但尚处于混乱、无序发展状态,且规模普遍较小,各地富有特色的中医门派尚未充分发掘,也未开发出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求的配套产品。黄金琳(2009)从中国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出发,分析得出国内医疗旅游已开始萌芽,但总体还未形成规模,其发展现状呈现起步较晚,水平不高;主要以中医、中药行业为依托;市场没有形成统一且缺乏规范;缺乏专业人才等特征。

萍等(2008)认为中国医疗旅游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医疗服务受国际认证程度不高,国际医疗服务形象尚未建树;管理不规范,相关法令、政策暂不完善;语言沟通尚存障碍。杨欣(2008)将中国医疗旅游与印度、泰国等医疗旅游发展较好的国家相比,发现其存在诸多不足,如中国医疗机构还未配备高素质的语言人才、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对中国旅行社推出的中医理疗等项目认识不足误解不少以及参与医疗旅游的游客大多数是国际游客,牵扯的环节很多,缺乏有效地协调与监督。高静(2010)认为,中国医疗旅游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优势,但中国目前的医疗旅游产业发展非常地初级,远远没有触及该产业的核心。

四、医疗旅游国际启示和发展对策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也相继推出了医疗旅游服务,在发展中应借鉴国际优秀经验。徐菲(2006)认为,应该从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优化发展环境给予政策支持两方面积极应对,推进中国医疗旅游业的发展,避免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在借鉴国际上医疗旅游发展较好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萍等(2008)提出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规范市场;整合资源,构建专项医疗旅游产品系列;打好中医保健与旅游结合的特色品牌;结合中国重振中医的计划,加强宣传,推广中国医疗旅游等对策建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程莉等(2008)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经验,提出中国发展医疗旅游应该抓住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商机,发掘医疗资源,整合旅游资源,快速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把握发展国际医疗旅游业的关键点。刘庭芳探悉亚洲医疗旅游产业的发展,启示中国发展医疗旅游在组织构架方面需要有创新和突破,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从严把关,在具体实践方面要开展试点工作的同时需要注意研究相关问题。

张维艳认为,发展医疗旅游要以传统中医文化为指导,打造中医特色旅游品牌;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医疗保健旅游资源;加大宣传力度,推广中医保健游。针对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田广增认为,中国发展医疗旅游要提高认识,不断挖掘资源内涵,尽快实现资源与市场的有效整合;规范市场,强化对医疗机构和旅游机构的管理,形成规范的服务标准;提高人员素质,尽快培养出一支适应中国医疗旅游发展需要的从业人员队伍;培育足够品牌;推出规范医疗旅游线路。

五、小结

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医疗旅游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也不够系统,主要集中在近两年,而且真正研究中国医疗旅游及其相关问题内容的文章相当少,更多的思想观点只是零碎地散落在一些文章中间。中国医疗旅游的理论和实践更多是以国外为借鉴和参考,许多领域还存在理论空白,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大胆创新,如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模式和产品开发等问题。

2010年6月,上海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平台正式投入运行,填补了中国在国际医疗旅游方面的空白。这是中国医疗旅游发展的里程碑,是今后中国医疗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值得中国其他城市发展医疗旅游时借鉴和参考。结合中国实际,国内医疗旅游在未来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但是需要注意医疗旅游健康风险防范,重视发展医疗旅游中介机构,走国际化认证道路,促进医疗和旅游的产业融合程度,实现中国医疗和旅游业双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宏奎.医疗保健与旅游[J].旅游学刊,1989,(2):57-60.

[2]李正欢,郑向敏.印度医疗旅游的发展评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3]张文菊,杨晓霞.国际医疗旅游探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5).

[4]黄金琳,杨荣斌.中国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开发初探[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11).

[5]田广增.中国医疗保健旅游的发展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5).

[6]张维艳,徐淑梅.中国医疗保健旅游发展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09,(3).

[7]杨欣.医疗旅游正在成为全球的旅游热点[J].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8,(1).

[8]徐菲.迅速发展的印度医疗旅游[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1):60-62.

[9]刘庭芳,苏延芳,苏承馥.亚洲医疗旅游产业探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医院,2009,(1):74-77.

[10]张文菊.中国医疗旅游发展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11]程莉,杜鹏程,赵捷,李岩.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现状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7):49-50.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4篇

1.1优势分析

1.1.1服务信誉良好军队疗养院多诞生战争年代,经历了战争的锤炼和洗礼,伴随着国防事业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始终保持着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姓“军”为兵的宗旨,在长期为部队官兵和首长的健康服务中,潜移默化地达到了热情、细致、精心的服务标准,深受军地疗养员的高度赞誉。

1.1.2疗养环境优越军队疗养院大多建在著名风景名胜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疗养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具有丰富的健康维护资源。

1.1.3学科体系完善军队疗养院大多围绕平战时官兵的健康需求建立起预防、保健、康复、心理、营养等一系列学科体系,为疗养院优势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1.2劣势分析

1.2.1人才引进困难军队疗养院的医务人员绝大多数为军地高校的临床专业,加上对疾病预防康复学习研究不深,加之疗养院与医院福利待遇有一定差异,导致高尖端疗养康复人才引进较为困难。

1.2.2科研能力不强疗养专业为医学边缘学科,底子差、基础较为薄弱,我军多学习借鉴前苏联经验做法,国家政策对疗养科研的扶持力度远不及医院临床,加之尖端人才和先进设备不足,在客观上制约了疗养科研创新。

1.2.3拓展市场有限多年来,军队保障经费远不能满足疗养院学科发展需要,军队疗养院因任务繁重,主要疗养资源用于服务部队官兵,对地方医疗市场研究不够深,拓展不够,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不足,自身造血功能不强,在经费和人才培养上对疗养院的学科发展均有较大的制约。

1.3机会分析

1.3.1健康需求增多随着我军新制战斗力装备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部队训练伤、职业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逐渐呈现高发态势,对军队疗养院学科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同时也为军队疗养院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1.3.2政策红利显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康复事业越来越重视,疗养康复的许多治疗项目在一些地区逐渐纳入医保、农合、工伤的报销范畴,大大地拓展了疗养康复医疗市场,同时军队对疗养院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在资金投入、人才培养、设备配置、体制编制等方面给予了重点倾斜,为军队疗养院优势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支撑。

1.3.3疗医互促有优势联勤以后,许多军队疗养院均有下属医院,集亚健康与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在对疗养员的健康维护上不仅实现了双向转诊,而且实现了人才、设备、技术共享,具有地方医院和疗养院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为学科的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了人才、设备、资金等方面有力保证。

1.4威胁分析

1.4.1健康意识不足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加快,随着部队官兵训练强度的加大,军地人群亚健康、心理障碍发病率越来越高,又常常无暇顾及自身生理、心理上存在的问题,亚健康心理市场还未充分显现。

1.4.2行业竞争激烈一是军队疗养院大多位于旅游城市,自然环境优越,同类型康复疗养院医疗机构较多,开展技术服务大体相同,加上军队医疗单位在宣传上有政策限制,对医疗资源的市场份额占有量处于劣势。二是随着现代康复医学的发展,地方医院普遍建立了康复医学科,这些新建医疗单位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对部队疗养院开拓康复医学市场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1.4.3经费仍显不足目前上级给军队疗养院下拨的学科建设经费有限,而学科建设在治疗和康复手段上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这些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而且军队疗养院同时承担疗养员接待任务,每年旺季来临,支出较大,限制了疗养院对高、精、尖康复设施、设备的投入。

2学科发展策略的选择

SWOT分析法可为我们提供4种发展策略:SO策略、ST策略、WT策略和WO策略。在学科发展规划中我们首先选择了SO发展策略,即,充分发挥内部优势,利用外部提供机会,打好学科的建设基础。其次,选择了WT策略,即尽可能把劣势向优势转化,把威胁向机会转化,推动学科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

3学科发展的实践

学科建设是军队疗养院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军队疗养院核心竞争力的现实途径,直接关系到疗养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在对疗养院学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深挖自身潜力,引入外部优势,降低威胁因素,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学科,提高军队疗养院学科建设的竞争力。

3.1把好服务方向把军队疗养院学科建设发展的思路融入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的主流,平时多开展战伤康复类型学科,将恢复期的伤病员收到疗养院进行功能康复,这样既满足了伤病员及其家属需要,缓解医院床位压力,也使医务人员积累下丰富的康复治疗经验,战事需要时即可转为战伤康复,真正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加油站。

3.2打造特色品牌打造以海水、森林、矿泉等自然疗养因子为依托,以健康管理、康复理疗、心理干预、营养配餐为支撑的特色品牌,把技术服务作为促进疗养院学科建设的品牌和突破口。

3.3增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通过选派人员外出进修。以全军培训计划为契机,按照学科发展方向需求,选定专人出外专项培训。二是参观见学。参观在本专业学科建设方面独具特色的单位,学习他人建设发展的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中心建设发展规划。三是参加国内本学科的学术会议。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把先进的技术理念带回来。四是颁发激励政策。鼓励医务人员多创新,多研究,多出成果,并适当给予物质奖励,与职称评定相挂钩。

3.4加强多维合作筑巢引凤,取长补短,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引入外部有利资源。如与医院合作,弥补自身技术、设备落后的弱点;与科研院校合作,弥补自身科研人才队伍不强的弱点;与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合作,弥补地方医疗市场打不开的局面;与其他疗休养基地合作,发挥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文化优势,突破疆域限制,多维拓展学科的广度和深度等。

3.5用好红利政策国家医疗制度改革初期,各地区实行医疗保险定点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队疗养院的发展。但随着医疗保健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军队疗养院对地方医疗政策的逐步熟悉,军队疗养院同样可以依托地方医保、农合、工伤等有利政策,拓宽患者来源,更有利于打出优势学科特色,增加收益,为优势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起到良性促进作用。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5篇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国人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在各种讨论中,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把健康投资置于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致力于分析我国现阶段健康投资的现状.从市场失效入手探索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UNICEF(1999):“Women in Transition”,Monitoring Report,No.6,p.59。

[2]樊 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

[3][7]朱 玲.健康投资与人力资本理论[J]经济学动态,2002,

[4]张 馨.公共财政论纳[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4.

[5] Stiglitz,J.E.著.曾 强等译.政府经济学(中文版)[M].春秋出版社,1988:114-115.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6篇

[关键词] 医疗健康;App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B

一、绪论

近几年来IT行业发展迅速,人们日益体会到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方便和益处,随着人们对移动设备的推广和使用,IT行业逐渐地发展成熟,IT技术逐渐地渗透到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各个领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应用,各个行业的App也随之应运而生,医疗App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至今医疗App的大体框架已基本形成。

在国外医疗健康类的App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据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调查显示部分智能手机用户都安装了一款有关健康类的App应用,并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1年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了管制范围,而对于国内刚兴起的医疗健康类App的管制,中国政府有望跟进[1]。

国内医疗App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发展势头比较好的App应用软件如丁香园、快速问医生、好大夫在线等,这些较为知名的健康类App凭借着对国内市场的准确定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同的健康类App主要的运营方向也不尽相同,市场上的医疗健康类App提供的功能以医疗查询、疾病查询、就医信息、症状自查居多,这些功能极大的方便了患者就医以及自身的保健。但随着App的广泛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出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本文正是对此类App如何去更好的应用以及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希望通过对医疗健康类APP应用的研究和分析让更多人了解医疗健康类APP应用,为医疗APP市场分析人员提供可靠的分析方向,进而满足医疗卫生中多元化的需求。

二、医疗健康类App在国内出现的问题

1.医疗App市场鱼龙混杂,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2]

虽然现在患者能够通过移动App接受一些治疗方案,但是这些治疗方案是否真的能使患者康复,这还是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健康咨询与简单问诊类的App层出不穷、他们有的通过网络的回复、图片等方式对患者进行诊断,一方面从手机输入症状,患者所描述的信息可能并不完整而且他们所描述的信息有可能并不准确。另一方面通过手机问诊时医患之间并没有彼此之间的信任。而这两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对医疗APP的审核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2.医疗App行业应用发展环境并不规范

目前国内医疗App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国家的监管范围,并且国内的医疗行业并没有完全的开放,大多数的医院并不愿意共享患者和医生的私人信息,以致各地的App厂商与卫生机构的合作仅仅局限于地方区域。

3.医疗健康类App应用具有局限性

目前手机App应用功能普遍都有“手机问诊”类功能,通过手机问诊但能否做到确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手机用户的所描述的一些症状可能只是“标准化”的症状,而在医学上一些细微的差异都可能是不同症状引起的[3]。除此之外医疗健康类App使用的对象范围具有局限性。目前医疗健康类的App使用人群一般为青年人,老年人使用甚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老年人患病的症状可能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使用“手机问诊”功能造成误诊的几率远大于青年人,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使用在中国起步较晚,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不太熟悉。

4.医疗App应用中的数据的质量和真实性无法保证

医疗健康类的App并没有纳入政府的监管,当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时并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有效的维权。对于医疗健康研究模糊的领域,一些健康类的App谎称一些食物或保健品能够预防某些疾病,更有甚的是现在医疗App很多疑难解答来自于一些普通网站的搜索,其解答的内容良莠不齐,可信度很低。

三、App应用分析

1.医疗健康类App并不能替代常规的就诊

医疗App中的就诊咨询服务只能帮助患者了解大概的病情,对于疾病的确诊与治疗还需要去医院就医,因为对于现今App的功能还无法对患者进行临床测验,只能通过患者的描述提供诊疗方案,但患者的描述往往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急诊病患者更要慎重的使用App中的“手机问诊”服务。

2.移动数据库的建立可使App更加“智能化”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医疗App误诊的事件,使医疗健康类App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患者对自己的病症描述不清,患者的病症是由多种疾病的并发症引起的,但从App本身来说,它对患者的“诊治”太过“标准化”,对于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诊治不够“智能”。而如何才能使App的诊治更加“智能”呢?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移动病情数据库,通过以往手机App用户的问诊,积累一些常见疾病的数据资料,当再次有这样的患者询问时便可以从以往积累的“经验”中向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

3.医生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可更好的促进App的发展[4]

如今App的市场鱼龙混杂,支撑App的医生团队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唯有建立一个医生信用评价体系才能使医疗App体制更加的完善,就像“淘宝”中买家买到商品后对卖家商品的评价一样,通过“好评”建立卖家的信用级数,通过这样的体系从而使医疗健康类App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首先,医疗APP终究是为人们的医疗健康服务的工具,它终究不能代替医院医疗中的全部工作,只有协调好医务人员、患者、移动健康类APP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发挥医疗健康类APP在医疗中的作用。其次,技术的发展始终要以人为本,而脱离人们的需求去谈技术的开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医疗健康类APP也是如此,它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是开发的原因和动力。医疗App使医疗资源得到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我们通过医疗健康类App得到更多的医疗资源。未来的App通过建立一个良好的医生信用体系使患者使用移动App终端便可得到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并且未来的App趋向于“智能化”它不仅可以作为医生传输信息的工具,而且可以通过检索移动数据库进行“智能”的分析与判断,给患者一个合理有效的诊疗方案。

[参 考 文 献]

[1]五大趋势预测[J].中国信息界(e医疗),2013(12):49-51

[2]刘砚青.“掌上医生”只赚吆喝不赚钱[J].中国经济周刊,2013(35):70-71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7篇

[关键词]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农村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继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部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多次做出重要指示,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等一系列的文件。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及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农村问题再次成为“两会”热门话题和焦点问题。中国的农村医疗保障问题关系到统筹城乡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问题。作为已聚集相当资本金并具有一定的城市商业医疗保险市场推广和管理经验的保险公司,面对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却迟迟未显示出其开发这一市场的举动。究其原因,值得深思。尽快引导商业保险公司研究和制定其进军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战略,并付诸实施,对于探讨适宜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险新的运营模式,加速和推动正在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拓展商业保险公司新的经营市场,发挥保险业的社会功能都将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引导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医疗保险的必要性

1.符合农村医疗保险资金筹集来源多元化的要求。国务委员、卫生部长吴仪在《扎扎实实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报告中分析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的艰巨性时指出“农民医疗费用的上涨、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难”是制约农村医疗保险工作的首要因素。在医药价格猛涨的情形下,农民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增加,医疗费用攀升的幅度超过了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幅度。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卫生部门统计的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2.5倍左右,医疗费用远远超出了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地方各级财政按照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由县级财政按县级配备4-6人,乡(镇)配备1-2人解决经办机构经费。但开展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多年来形成的“三农”问题,导致许多地方政府都能认识到农村医疗保险好、农村医疗保险迫切必要,可就是拿不出启动资金。作为每年以30%高速增长的我国保险业,截止03年底,保险资金余额达8739亿元。保险公司持有证券投资基金占整个证券市场基金额的26.3%,保险公司持有的企业债券占企业债券总量的一半。保险业雄厚的资本金将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险筹集资金的极佳渠道。

2.有利于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吸收保险公司已具有的医疗保险推广和管理经验。十多年来,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在没有享受特别的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商业市场的运作模式艰难的发展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03年12月卫生部、社会劳动保障部、中国保监会三部委高层官员和学者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论坛”报告,2001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一亿人次,截止2003年我国有1.34亿人次进入商业健康保险。全国有23家保险公司,销售370种健康险产品。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均对健康险销售地域进行了限制,即未向县区以下的农村销售,保险条款的定点医院指定上也均定在县区以上或二级甲等以上城市医院。、

多年来,保险公司在医疗产品开发与推广、核保、理赔以及医疗行为规范管控等风险管理手段与方法上已积累了大量经验,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宜中国城市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行业规范管理标准。在提高存量资金和增量资金的使用效率上和资金应用安全性方面也表现出其它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借鉴和应用保险公司已有且日渐成熟的流程与经验,对农村医疗保险能起到快速发展的促进作用。

3.有利于保险公司开拓新的市场。2003年我国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达到1亿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计划未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为2.5亿-3亿人口。虽然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在加速,但仍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和倾斜,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将有一个质的好转,特别是东南部发达地区农村经济条件已具备了承接商业健康保险的基础。中国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保险商机。开发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将是保险公司新的市场增长点。提早主动介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制定农村医疗保险战略将对保险公司在我国未来保险市场份额的占有率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处于观望态度的成因。

1.保险公司自身对进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准备不足。首先,缺乏大量基础数据,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历史统计数据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这给保险精算带来从未有过的难度,无法制定科学的保险费率。健康险的费率确定因素与其他寿险产品明显不同,它依据的不是死亡率而是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率等因素,但是目前没有专门机构针对特定人群的发病率和基本医疗费用率进行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工作,这使得险种设计缺乏数据支持,费率厘订缺乏科学性。若费率过低,则保险公司将承担巨额亏损风险;若费率偏高,又将因缺乏吸引力而滞销;其次,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在履行社会义务和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同时,一定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商业医疗保险在城市的推广过程中所经历太多的曲折,让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心存虑忌。特别是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如湖北、陕西、新疆等)保险公司的城市商业医疗保险业务长期亏损或亏损边沿状态。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赢利信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2.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世界各国对医疗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都是非常大的。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行全民医疗计划的美国,在1970年也对健康维护组织(HMO)给予立法保护,其结果是HMO的医疗费用支出比纯政府医疗保障计划(如Medicaid和Medicaid)节省40%.虽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六次提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速发展保险业。但在具体的配套政策及其实施上还明显滞后。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国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税收政策方面。商业医疗保险,特别是在农村开展商业医疗保险应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现阶段国家仅对短期(保险期不超过一年)医疗保险免征营业税。国家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开办对农民保障期更长、保障范围更全面的中长期医疗保险,应将对短期医疗保险免征税收政策延伸到中长期医疗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更积极地介入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在一定时期免征介入保险公司的所得税。为配合城镇职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政府鼓励企业建立由保险公司经营的补充医疗保险,不超过工资4%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用开支可以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过工资,政府如能按相应比例采用冲减农税的办法或其它办法,让农民也同样能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待遇应是可行的。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五年内我国农村实现“零农税”,亿万农民和农村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

3.医疗服务环境使保险风险管控难度巨大。德国健康保险公司(DKV)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健康保险环境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与健康保险所需的配套市场环境要求相差甚远。就我国健康保险市场而言,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下,极易诱发道德风险。保险人作为独立于医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付款人,缺乏对医患双方的利益约束机制,表现为:被保险人缺乏动力机制去努力控制医疗消费需求,而且医疗保健市场的信息非对称性也使得被保险人很难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支出;相反,医疗机构则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存在着诱导服务的内在冲动,过度医疗行为较为普遍,医疗机构采取“小病大治、高档检查与治疗、延长住院天数”等行为方式,而这些过度医疗行为发生的费用最终又全部转嫁给了保险人承担。如果说过度医疗行为是全球性问题,04年2月媒体披露的云南省部分医院套取医疗保险金的行为其实在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至今一些医疗机构还仅仅认为这只是违规行为。为达到套取医疗保险金的目的伪造病史、涂改病历、虚假住院等违法现象在不断强化法制的今天,仍屡禁不止。这种道德风险是保险公司进军医疗保险市场最大的心病。也是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不敢冒然进入的主要原因。农村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医务人员素质不高,药品市场混乱,也是保险公司至今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观望不前的成因之一。

三、加速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举措

纵上所述,尽快引导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市场

十分必要。早在2001年,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率先在江苏省江阴市进行了农村医疗保险试点。针对农村医疗市场的特点,首先将风险管控的重点放在医疗服务提供者即各乡镇卫生院和各级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由保险公司被动的事后费用审核变为主动的事中监控,并通过电子化网络管理系统建设和由保险公司在医疗机构设立医保专员,参与被保人的医疗过程管理,确保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试点首年参保人数即超过70万,参保率达到85%.其不足之处是仍然没有和医疗服务机构形成更深层次的共同体关系,成本控制难度大,但给乡镇卫生院带来的信息电子及其它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对医疗服务提供者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其“以定点医院为基础,医保专员为依托,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立体化管理模式为今后保险公司进军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积累了宝贵经验。03年11月中国保险业领军人——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武汉举行的“保险社会功能高层论坛”上也明确指出,保险公司应开发新型健康保险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要向“低保障、广覆盖”方向发展,要大力开发农村保险市场。政府政策明朗,对于保险公司开发农村医疗保险市场将起到巨大推进作用。针对保险公司对农村医疗保险市场观望不前的成因,相关部门应从宏观方针到微观实践多方面给予引导。

1.政府大力宣传农村医疗保险,提高农民参保意识。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风险意识不强,互助共济观念比较淡薄,对保险的接受程度较低,保险公司的费率是按照大数法则理算,必须有足够的参保人群才能抵御风险。政府的宣导是非常必要,要象宣传计划生育那样,宣传党和政府的“三农”工作政策与措施,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农民接受农村医疗保险就是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行动。

2.加快医疗体制改革步伐,改善医疗服务环境,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医疗环境虽说得到很大改变,但城乡卫生资源的配置比例严重失衡。据卫生部统计,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投入587.2亿元(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15.6%),大部分用在城市,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仅占政府卫生投入的15.9%.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城市而不是农村,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农村和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新华社2002年2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同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的公平性(fainlessoffinancialcontributions)方面,排在191个成员国中的第188位;中国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也后居144位。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应加大对卫生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医疗资源的投入,特别是改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环境。在政府改善农村医疗硬环境的同时,卫生部门应抓住机遇,切实落实农村医务人员的素质培训,医疗服务机构作为医疗保险生产链中的重要元素,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医疗服务人员和配套的医疗管理制度等软环境是不可能实现其产业化的。国家在农村药品采购流通领域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对医疗成本的控制,真正做到“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也是农村医疗保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3.建立农村医疗信息统计制度,搭建医疗保险科学管理的数据平台。近年来,我国农村在预防医学上报统计上取得较明显的进步,但在系统的医疗信息统计方面与医疗保险管理要求相差甚远。03年12月25日在中国保监会、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的“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论坛”上卫生部马晓伟副部长再次呼吁保险业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降低社会健康管理成本,提高健康管理质量和效率,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构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建立多渠道、多层次、资源共享、长期稳定的医保合作关系,而且在争取更多资源投入到健康预防领域的同时,可促进医疗服务机构更加努力地去接近和符合经济社会的市场要求,共同促进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统计、卫生及相关部门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统计信息的采集、公示制度及其考核标准,对制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发展政策,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设定,均有重要意义。

医疗保健市场分析第8篇

摘要体检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健康产业,正向着普遍化、规范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共性化的问题,如体检不规范,收费标准不完善以及服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本文首先对健康体检的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进行分析,然后从实际出发探析健康体检的营销策略,以使得体检市场更规范化,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关键词健康体检营销策略市场现状

一、现阶段我国体检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1.现阶段我国体检市场现状

近年来我国健康服务产业迅猛发展,据市场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狭义健康服务(体检)产业市场规模在100亿元左右,现阶段年增长速度约为20%―30%。相关专家预测,我国体检市场及相关服务产业在3―5内可达200亿元,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都在一定程度下提高了体检覆盖率和体检人群深度和广度。目前体检项目众多,如保健体检、征兵体检、婚前体检、就业体检、单位体检、学校体检等等,此外体检量巨大也是现阶段我国体检市场的一个特点。巨大的体检量催生了巨大的体检市场,加上受体检市场门槛低、准入条件宽松、规范能力薄弱等外在环境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各种体检机构,这一系列问题从根源上致使整个体检市场处于相对混乱的局面。

2.当前我国体检市场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体检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成为制约体检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行业准入标准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在我国体检机构需要经相关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才能合法经营,另外,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中对体检机构没有相应管理标准。因为健康体检机构缺少相关准入标准和管理依据,这不仅使各种体检机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差距较大,体检质量和效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使相关卫生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无从下手。其次,普遍存在收费标准不统一,服务项目不规范的问题。物价部门尚未对体检市场价格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造成收费方面一定意义上的混乱,从而也给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二、成功体检机构案例分析

事实上目前国内市场上的体检机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体检机构的性质、商业模式等,可将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专业的体检机构,如慈铭、爱帮国宾;第二,综合医院所属的体检中心,如北京市体检中心;第三,依附于其他产业的体检机构,例如九华山庄。下面分别对这三类体检机构,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简单分析。

1.专业体检机构

这里以慈铭体检中心为例,它是比较成熟并且做的比较好的专业体检机构。说到慈铭体检中心,就不得不提其所开创的“中国健康体检”产业先河,慈铭体检集团首创了中国连锁式医疗经营模式。其最大的管理优势就是“集团化管理,连锁式经营”。

分析慈铭体检中心的营销策略可以发现,专业化是其很大的一个特点,专业而不泛滥是会让很多消费者更加信任这个机构所提供服务的一个原因。医资有了保障、并且有先进的技术支撑,其最大的魄力就是发展产业式经营,从而快速

占领市场,使其拥有更多的客户群体,这也是其可以不断成功的重要原因。

2.医疗体检机构

这里主要是指医疗机构的体检中心,而北京市体检中心,作为政府举办的专业体检机构,结合其成功的营销模式,可在此为例进行分析。北京市体检中心创建于1964年,是首都成立最早的一家医疗体检机构。其中心业务有但不限于下述:首都征兵招生及教师、从药人员、驾驶员等特殊行业体检的组织管理、实施工作,对申请开展专项体检的定点医院进行资格认定培训与考核区县从事专项体检的医务人员。

从它的中心业务可以发现,其长期的体检实践活动为中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并且其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随着体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心自1998年面向社会开展健康体检,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这显然是医疗机构通用的一条营销之路。

3.依附于其他产业的体检机构

此处以九华体检中心为例,它是依附于其他产业的体检中心,这里主要是依附于旅游会议。九华健康体检中心,是北京城最大的专业话体检场所。九华体检中心最大的特点,也是其在营销策略上最成功的一点是:它创造了酒店式的管理模式、数字化健康评估、生物-心理-社会全方位的医学官场、人性化的服务流程等等多种健康体检产业所可以用到的经营服务模式,从而为其开拓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九华体检中心的实际案例分析之中不难发现,其营销策略走的是层层递进的路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定位客户群体是营销的第一步,而优秀的质量保证则是营销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医疗机构体检模式的变革

卫生部于2009年8月印发了《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意在“加强健康体检管理,促进健康体检规范有序进行,保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从事健康体检的机构已达6000余家,但是从医疗设施到技术全部合格的医疗机构并达不到如此高的数字,这也导致医疗机构的体验模式必将发生一定的变革,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营销策略的开展。

曾就有人提出“管理式健康体检模式将影响未来健康管理产业格局”。当时,他们认为,健康管理嫁接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险的“管理式健康体检模式”、保险公司参股医疗机构、采用医疗费用包干模式等三种模式比较适合那时候的国情。而如今,这种体检模式已逐渐显现并运用于医疗机构中。为了促进体检模式的创新与变革,可以提出“体检服务一卡通”、“资源共享”、“以接受体检者为中心”等服务创新举措,从而提高医疗机构体检业务的功用性、通用性与吸引力。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体检模式也被注入了更多前卫的

理念、新鲜的运作方式。如爱康国宾作的高端体检,开设绿色就医通道就是不错的营销,非常值得相关人员借鉴与学习。爱康国宾360度健康全管理是张黎刚先生“从遗传、生活习惯、饮食、生活环境、职业行为等方面出发,对身体状况进行预测跟踪、对疾病早期预警,并进行全方位地健康干预”的前瞻性理念,参照国外的一些行业标准,并结合先进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与信息技术手段,以领先的医疗机构为依托,为追求健康生活的企业员工与家庭提供科学、系统及人性化的全方位的健康管理。从这段对爱康国宾的介绍中,可以发现其作为一个体检医疗机构,其运作模式已达一个高峰。它的优势在于服务覆盖面广,不论是体检服务还是地域分布;另一个特点是注重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我国实现改革开放、加入WTO之后,世界的先进技术大量涌入中国,爱康国宾把握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不断引入国际先进技术,为其自身的发展赋予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帮助。另一方面,其管理团队也十分完善,其高层管理人员大部分都有健康管理的自身背景,这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力量。一句话而言,体检机构不断朝着面向健康、打造医疗机构的服务品牌而发展变化。

四、打造优秀的营销策略

提到如何选用更加优秀的营销策略,笔者不得不提一个非常好的战略管理技术,那就是SOWT分析方法。SOWT分析方法是战略管理的重要技术,其方法是对系统或机构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

威胁或挑战(threats)进行系统分析,然后寻找最佳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充分利用发展机遇,从而积极应对挑战。对于体检行业而言,想必优势就是优质、一流的体检技术与服务以及社会的需求;劣势就是内部缺乏竞争意识、职业素质偏低;机遇就是社会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挑战就是,如何满足人们各方面需求的提高,如何占领更多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想体检、愿意体检、主动体检并且离不开体检。笔者对医疗机构的优秀经营策略简单总结如下: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其次在具体实施中应该结合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围绕其开展一切可以开展的业务;最后在具体操作上,应该从六个方面重点打造品牌形象,这六个方面是技术上、设备上、服务上、态度上、价格上以及广告上。以打造“健康是福”为目的,正确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医院体检中心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只能不断提高。

总之体检行业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行业,充分探析其市场营销策略是重要的,但是在探析这个问题之前,最重要的是体检机构自身水平的加强,这才是一个优秀营销策略实施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刘琼,黄邵新,阎丽静.3种健康体检机构的商业模式分析比较.河北医药.2011.3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