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经常性损益；微利；亏损；扭亏
一、引言
经常性收益是企业的核心收益，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投资者可以据此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及判断企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非经常性损益具有一次性和偶发性的特点，其带来的收益是暂时的，投资者无法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预测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构成中，非经常性损益往往占有较大比重，并经常成为一些公司粉饰利润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加全面和真实地揭示企业的盈利状况，规范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起便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增加披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说明扣除的项目和涉及的金额。随后又分别于2001年4月和2004年1月了有关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门规定，进一步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含义和外延进行了修订。
国内对于非经常性损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行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和披露进行分析。孟焰、张莉（2003）探讨了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标准，并对该信息的披露现状进行揭示，发现1999年至2001年，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较大，盈利质量不佳。本文以2003年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单变量分析方法，寻找上市公司运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现行规定以及研究假设
我国在非经常性损益的界定方面，大多引用证监会的历次规定。1999年中国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损益之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损益。2001年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指出非经常性损益是公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生产经营相关，但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的评价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2004年1月，中国证监会对2001年的《问答》做了修订，扩大了部分项目的外延，细化了部分项目的内涵，并且新增了部分项目。指出非经常性损益通常包括以下项目：1.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损益；2.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3.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5.短期投资损益；6.委托投资损益；7.扣除公司日常根据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8.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9.以前年度已经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10.债务重组损益；11.资产置换损益；12.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13.比较财务报表中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期间净利润的追溯调整数；14.中国证监会认定的符合定义规定的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我国证券市场早期股票发行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使得上市成为一种经济资源，上市融资被股票发行人看作是无需还本付息的“免费午餐”，能够带来可观的私人收益。而相关规定在决定上市公司融资资格或决定是否对其进行特别处理时，均将净利润作为必备的条件之一。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亏损后至少三年内不能配股；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其股票交易要实行特别处理；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其股票要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有避免亏损、避免连续亏损、以及扭转亏损的强烈动机。由于亏损或濒临亏损的上市公司大多主营业务收入下滑，主营业务成本上升，各种期间费用剧增，要想依靠经常性收益在短期内避免亏损或扭转亏损非常困难。而非经常性损益往往具有一次性和偶发性的特点，其发生与主营业务无关且通常数额巨大，足以在短期内报告巨额非经常性收益以冲销经常项目亏损使公司扭亏为盈；或在亏损年度报告巨额非经常性损失“透支亏损”以减轻今后扭亏的压力。所以通过非经常性损益来避免亏损或扭转亏损，就成了某些上市公司管理层操纵利润的主要手段。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3个假设。
假设1：微利上市公司会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以避免亏损。
假设2：上一年度盈利但本年度亏损的上市公司，会在亏损年度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以避免连续亏损或减缓今后扭亏的压力。
假设3：扭亏为盈的上市公司会在扭亏年度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
（二）研究样本与变量构造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构建的研究变量为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X:
X=（净利润-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净利润
本文以200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出现微利、上一年盈利而本年度亏损以及扭亏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入选微利组的样本为净资产收益率（ROE）介于0%～1.5%的上市公司；入选亏损组的样本为上一年盈利而本年度亏损的上市公司；入选扭亏组的样本为前一年或前两年连续亏损而2003年扭亏为盈的上市公司。本文数据来自于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国泰安联合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查询系统”（CSMAR），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1216个样本。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各样本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剔除各样本公司的其余A股上市公司为对照样本，采用单变量分析法，通过比较两组样本中X的差异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如果研究样本的X显著地大于对照样本的X，则假设1和假设3得到验证；如果研究样本的X显著地小于对照样本的X，则假设2得到验证。在上述单变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研究样本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构成，寻找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最常用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三、统计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在所有1216家A股上市公司中，微利样本144个，亏损样本100个，扭亏样本81个。144个微利样本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总额为11亿多元，即微利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净利润达11亿多元；并且在144家微利公司中有113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大于零。100个亏损样本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总额超过-40亿元，100家亏损公司中有74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小于零，显然亏损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减少利润。81个扭亏样本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总额超过24亿元，81家扭亏公司中有71家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大于零，即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增加了净利润。样本的描述统计与本文的假设相符。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微利样本(144) 亏损样本(100) 扭亏样本(81)
观测值 比例 观测值 比例 观测值 比例
非经常性损益＞0 113 78.47% 74 74% 71 87.65%
非经常性损益＜0 31 21.53% 26 26% 10 12.35%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1,135,457,389 -4,037,567,333 2,442,574,995
（二）单变量分析
假设1的检验结果见表2。144家微利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约为283.75%，中位数为69.5%，；而1072家对照组样本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约为13.6188%，中位数仅为3.2%。说明非经常性损益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非常大，大部分微利样本公司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其净利润应该小于0，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1%的水平显著，微利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对照组。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微利样本以及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比较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T sig
微利样本 144 2.838 0.695 5.328 0.000
对照样本 1072 0.136 0.032
假设2的检验结果见表3。亏损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为-20.5%，中位数为0.6%；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为51.5%,中位数为4.5%。独立样本T检验说明，亏损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显著低于对照样本组，并且平均值小于零，说明为了缓解今后扭亏的压力，亏损公司往往采取“让我一次亏个够”的财务披露策略，通过非经常性损益来进一步调低利润，假设2得到验证。
表3 亏损样本以及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比较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T sig
亏损样本 100 -0.205 0.006 -2.941 0.000
对照样本 1116 0.515 0.045
假设3的检验结果见表4。81家扭亏样本中，61家上市公司2002年亏损而2003年扭亏，21家上市公司2001、2002连续两年亏损而在2003年扭亏。扭亏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的平均值为266.4%，中位数为93.5%；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重的平均值为27.1%,中位数为3.45%。独立样本T检验说明扭亏样本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显著高于对照样本，意味着扭亏样本通过非经常性损益来调高利润，假设3得到验证。
表4 扭亏样本以及对照样本非经常性损益比较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T sig
前一年亏损 前两年连续亏损
扭亏样本 61 20 2.664 0.935 4.544 0.000
对照样本 1135 0.271 0.0345
（三）对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构成的进一步分析
单变量分析说明研究样本公司主要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避免亏损以及扭亏等目的。为了寻找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最常用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我们对研究样本的非经常性损益构成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微利样本以及扭亏样本主要通过各项减值准备的转回、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补贴收入以及短期投资收益等项目来增加当期利润；而亏损样本主要通过多计提各项减值准备来进一步调减利润，为第二年扭亏打下伏笔。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列出研究样本的非经常性损益构成。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寻找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微利公司和扭亏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而亏损公司则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其中，长期资产的处置、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是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会计信息的主要作用便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如果上市公司滥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将会严重影响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我们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第一，引入“非经常性损益”，健全市场监管指标体系。本文的研究说明，由于相关规定在决定上市公司融资资格或决定是否对其进行特别处理时，均将净利润作为必备的条件之一，因此为了保住稀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利润操纵。因此，监管部门应将“非经常性损益”指标引入上市公司融资以及退市的考核中，并辅以其他指标如经营现金流量与持续经营能力指标等来对上市公司全面考核。
第二，完善会计准则体系，遏制肆意操纵空间。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项目有长期资产的处置、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有关会计准则，压缩非经常性损益利润操纵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应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来调节利润的手段将被遏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密切关注新准则体系给上市公司留下的利润操纵空间。
第三，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在上市公司的各类非经常易中，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一方面应该为中介机构规范运作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应将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督，提高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准，积极有效地发挥中介机构在遏制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操纵中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孟焰，张莉.对非经常性损益确认与披露问题的探讨[J].会计研究,2003(12).
[2]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经济研究,2000(1).
[3]黄世忠.巨额冲销与信号发送[J].会计研究,2002(8).
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个辨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从本质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这一辨证关系要求我们的认识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样养才能站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立场上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克服实践的盲目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不断认识新情况，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
不同的地方和单位具体情况不同，解放思想所派生的行动与措施也不同。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连续几年巨额亏损，债务负担沉重。据估算，前些年投资失误导致实际亏损和损失额约3亿元。
（2）资金链经常处于断裂的窘地，每年还贷高峰都不得不借高利贷度日。
（3）老资产养新项目，如同**养儿子，**病或死，儿子就活不下去。
（4）靠自身经营创效扭亏短期无法实现，被迫再走“卖儿卖女”的老路。
2、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1）企业没有独立的资产产权。
（2）绝大多数企业一股独大，或则是实际意义上的独资企业。
（3）亏损企业不负亏，全是集团公司承担。
（4）“社有资产的流失”的担忧，时刻禁锢着改革的步伐。
3、企业管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甚至有倒退的嫌疑。
（1）市社、集团、社务中心三个机构同时运行，管理层次增多，管理职能交叉。企业搞不清楚，管理者自己也搞糊涂了。
（2）超出了出资人的职责范围过多地干预了企业的微观事务，法律法规赋予企业的自主权没有很好落实。
（3）企业习惯了大小事务请示汇报，管理缺乏创新的动力。
（4）人情关系、传统理念阻碍了管理效能的提高。
三、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1、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政绩，稳定已是政绩；盈利是政绩，减亏也是政绩；新项目搞好了是政绩，传统项目搞好了同样是政绩；
2、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投资回报。客观地看待自身的弱点，逐步退出没有优势的激烈竞争行业；一切以效益为中心，调整经营思路和投资理念；遵守企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滚动发展，控制风险。
3、依法依规管理企业，最大限度简政放权。摆正角色定位，到位不越位；简化管理层次，提高办事效率；责权利统一，调动企业积极性。
关键词：政策性业务；动态;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转型问题目前已经处在转型前期，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原则，政策性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商业性银行”，国家财政将逐渐减少对政策性银行的补贴。无论这些政策性银行是否逐步转型为商业银行，它们的银行业务中毕竟还保留有一部分政策性业务。由于政策性业务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提出政策性业务的传递机制来解决这部分业务的运作，进而解决转型后的政策性银行与财政、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问题。
一、目前政策性业务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政策性业务都由3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经营，其政策性业务主要有：每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和农村扶贫贷款；国家重点基建工程贷款，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贷款等；成套机械产品出口信贷等等。这些业务如果由财政直接补贴，由于补贴的无偿性可能导致整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也可能在企业内部导致效率低下、寻租、腐败等各种问题。但是，所有这些政策性业务都由政策性银行经营，其问题同样是非常严重的。
国家开发银行走了另一个极端。国开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基础建设等领域。这些原来各商业银行不愿意贷款的行业，现在由于有稳定的回报，加上各商业银行实力的增强，这些领域的业务都是商业银行最愿意投入信贷资金的地方。这样，在这些领域实际上就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同台竞争，政策性银行由于没有预算硬约束，依靠国家补贴兜底，而商业银行则必须接受市场约束，没有国家补贴兜底支持，两者同台竞争，不利于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和市场化建设。实际数据也表明，国家开发银行盈利状况最好，以目前的资产质量如果转变成综合性开发商业银行，其资产质量将是各商业银行中最好的。这也违背了组建政策性银行的保本、微利的初衷。
二、对财政补贴、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与
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
1.对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财政补贴和政策性银行都是在市场有缺陷、市场对资源配置失灵的情况下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宏观干预的手段，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抑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盲目和落后的问题，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这两者都是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虽然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二者在全局及市场定位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就全局而言，财政补贴的范围更广，但就在基础性产业、弱质产业等政策性业务领域的范围和政策性金融的范围是有部分重合的；就市场总体而言，到底哪个是对资源合理配置的主体和辅助，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定位。在经济发展中，财政收入少，财政对政策性业务的补贴也少，这时政策性银行就是市场运作的主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财政收入提高，政府有了一定财力，一些政策性业务财政通过补贴的方式就可以做到，这样政策性银行可能就要放弃一些政策性业务，就成为财政补贴的辅助与补充。所以有些政策性业务随着市场环境、经济条件等的变化是在两者之间游走变动的。
2.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是在一个经济体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完善经济体系的金融统一体的组成部分，两者对经济的作用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都有可持续发展和盈利的要求，都要保证资产的质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政策性银行转型为综合性开发银行后，二者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竞争关系，定位可能也会更加相近，但无论怎样，只要政策性银行还保留有政策性业务，那它们就还存在一些固定的差别，即政策性银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商业银行比较注重短期的商业利益，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具体到全局和市场定位，从全局来看，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主体，政策性银行是补充。或者从转型后的政策银行内外环境来看，其商业性业务将是其业务运作的主体，政策性业务是辅助和补充作用。就市场定位来看，由于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也是一个不断变动与调整的过程。在某一阶段，由于市场环境、盈利、银行自身的发展等方面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原来属于是政策性业务的范畴现在成了商业银行争抢运作的业务，或者原来属于是商业性质的业务。同样，由于一些内外因素的变化，导致没有商业银行给这个领域或行业提供贷款，那么就需要政策性银行提供政策性解决方案，帮助该领域或行业度过困难时期。因此，不能僵化地看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的范围，它们同样是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流动的一个动态过程。
3.对财政补贴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业务的关系分析。财政补贴和商业银行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看，一个是从宏观方面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手段，一个是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主体。从政策性业务的运转角度，财政补贴可以直接给政策支持领域提供帮助，当有些政策性业务发生转变后，不再适合由财政进行补贴帮助时，也不适合政策性银行运作时，可以把这些业务直接交由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商业性运作，或者本来由商业银行经营的领域，发生一些不适合商业运作的情况，也不适合政策性银行运作，则可以把这些业务转变为由财政负责直接补贴，解决市场配置缺失问题。由政策性业务随市场变化的事实，导致了其在财政补贴的政策支持和商业银行的商业运营之间进行互变的可能。
三、建立政策性业务的动态传递机制
基于以上内容的考虑，有必要建立政策性业务在财政补贴、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动态传递机制。其总体思路就是考虑到政策性业务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政策环境变化、经济环境变化等等因素变化后，从原来不盈利的状态向微利、盈利的状态变化，那么对这部分政策性业务也要及时作出调整，使其从政策、财政完全支持的状态调整为由政策性银行或由商业银行来商业经营的状态。反之，一些商业经营的业务，由于环境变化，从盈利状态变化到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在一段时间内不再适合商业化营运，此时，商业银行作为微观追求利润的主体会很愿意退出这个领域，这时考虑把这些业务转交给政策性银行或直接由财政补贴，支持其发展。当环境又发生有利变化后，再把这些业务拿出来进行市场化运作。要建立这样的传递机制必须有以下的保障：
1.建立政策性业务的动态评估机构。要建立政策性业务的传递机制，必须经常性地对不同时期的业务进行评估，分清哪些是政策性业务，哪些是商业化的业务。在正确区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化业务的基础上，再对政策性业务进行具体的分类。可以分为通过努力经营能够获得微利的业务和不能够盈利（完全亏损的业务）两类。前一类业务由政策性银行负责经营，财政不再补贴，但是给予优惠政策，减税、减息等；后一类业务则由财政完全负责，直接由财政进行补贴。这样分类既避免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混淆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盈利的政策性业务领域不平等竞争问题，也避免了所有政策性项目由政策性银行进行经营，同时还要求其保本、微利经营的不合理要求。把不可能盈利业务完全交由财政去直接补贴，避免了亏损的政策性业务由政策性银行去经营，政策性银行亏损，产生的财务缺口再由财政核销的模式。这样财政直补减少了中间不必要的环节和成本，节约了资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2.建立政策性业务通畅的传递衔接程序。由于这种政策性业务的安排涉及三个机构，依次是财政部、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在权威机构对政策性业务作出评估、分类、安排的基础上，这三者必须接受相应的政策性安排。如原来是商业性的业务，由于商业经营的成本缘故，长期不能盈利交由政策性银行经营，这样相关业务的交接、评估、审计等内容必须安排一整套业务传递流程。当然，每一时期必须尽量避免这种交接，即在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所指定的特殊领域与项目上，在选择具体项目的同时也要遵循安全合理与经济有利性的统一，进行项目盈利与否的事前评估，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这个项目是由财政补贴还是由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来经营。
四、结束语
每一阶段需要国家支持的政策性业务是不同的。此时可能是政策性业务，彼时可能转化为商业性质的业务，或者此时是商业性的业务，到了彼时却变成了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业务。由于有这种转变关系，给政策性业务的定位也必须与时俱进，建立政策性业务能出能进的动态转化机制，而这种动态传递机制一旦建立，即建立了这样一种模式――通过动态分析从各种市场业态中找到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的产业或项目，进而做出分类的政策性和商业性安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政不必要的损耗，并可以减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矛盾，对建立和谐的政府调配资源机制，协调政策性业务在财政、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利益关系，及构建宏观经济良性发展格局有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经济评论,2005(3):55-56.
美国微观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
由于微观税收政策除了能起到促进某种投资和某类消费的作用外，还有助于实现宏观调节的一些目标。因此，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微观税收政策的调节领域，已经形成了包括调节区域经济、调节部门结构、支持小企业发展和促进公益事业等多方面比较完善的微观税收政策体系。其特点主要有：
(一)有效地利用税收政策，刺激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1、实行加速折旧政策。美国实行加速折旧政策，主要是战后开始的。1954以前，美国的有关法律对折旧方法规定得比较严格，直线法是唯一允许使用的折旧方法。1954年以后对公司所得税税法进行了修改，引进了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均允许固定资产在使用年限的前期比后期计提更多的折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加速折旧”。与传统的折旧方法相比，加速折旧给公司一个延期纳税的机会，或者说，公司企业可以占用原应上交国家的税金作为自己的资本。这种占用，实质上是一种无息贷款。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采取缩短折旧年限的方法来加速折旧。例如1981年里根上台实施的“经济复兴税法”就有进一步缩短折旧期限的规定。将车辆的折旧年限缩短为3年，设备的折旧年限缩短为5年，公用事业财产的折旧年限缩短为10年等，显然进一步减轻了企业的税负。
2、进行投税收抵免。这是肯尼迪上台后在税收政策上的主要创新之一，它推行于1962年。按照这一政策，企业被允许对服役期限为8年或更长的固定资本新投资，按其价值的7％在应纳税款中扣除。对服役期限在4到6年的可按其价值的7％的1／3在应纳税款中扣除。后来，虽然一些具体的抵免规定几经修改，但这一税收政策却沿用至今。很显然，投资的税收抵免是一种变相的减税，其特点是对于同一笔投资，不同企业即使适用税率不同，所得到的税收减免却是相同的。另外，投资税收抵免等于是政府给予企业的一种直接补助，更容易被企业接受理解，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3、对企业的亏损采取“转回”和“结转”的税务处理办法。所谓“转回”就是指企业当年的净营业亏损可以“转回”到过去三年的利润中得到弥补。具体做法是从过去三年的应税所得中扣除当年的亏损，并因此可以从税务局得到相应的退款，所谓“结转”是指当过去三年的利润不足以抵补时，不足部分还可以“结转”到今后七年的利润中得到弥补。这样“转回”和“结转”的规定实际上是允许一年的亏损可以在前后共11年之内的利润中得到补偿。给亏损以充分的弥补，说明了政府与企业共担投资风险的决心，对鼓励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4、对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待遇。这种特殊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政府规定，从事地下采油和天然气以及矿产开发的公司，在计算其应税所得时，可以为矿藏的消耗提取一笔“消耗”津贴，即一种叫做“资源折耗宽让”的优惠办法。这种“资源折耗宽让”比以折旧方法来处理资源折耗的待遇更为优厚。其二，在折耗宽让之外，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过程中所发生的勘探费用，可作为费用开支一次性扣除，而不必作为资本投资以折旧方式分次扣除，从而进一步减轻了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公司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促进工业合理布局。
以1985年的美国公司所得税为例，1985年美国公司所得税的税率是五级超额累进制，如表1所示。
表1：
1985年美国联邦
公司所得税税率表
─────┬──────────
│ 税率 │应税所得级距（美元）│
├─────┼──────────┤
│ 15
│
0-25000
│
├─────┼──────────┤
│ 18
│
25000-50000
│
├─────┼──────────┤
│ 30
│
50000-75000
│
├─────┼──────────┤
│ 40
│
75000-100000
│
├─────┼──────────┤
│ 46
│
100000以上
│
─────┴──────────
由上可见，企业的规模越大，则税负越重；企业规模越小，则税负越轻。这一税收政策客观上改变了美国工业过分集中于东北和中部的局面。因为这些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历史上就高于其他地区，许多大型工业企业多布局于此。而实行累进税制，使得这些地区的税负高于其他地区，迫使这些大型企业向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分流，从而带动了美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此外，对利润不超过25000美元的小企业豁免附加税的税收政策，也帮助了落后地区小企业的发展。
(三)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公益事业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些还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借用税收政策，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是美国政府历来惯用的手法。例如美国公司所得税税法就规定了许多非赢利机构可以免交所得税的条款，如宗教和教育机构、兹善和友爱组织等，即使这些机构或组织采用公司形式，也可以免交公司所得税。此外，在美国联邦遣产税制中也规定了慈善捐赠扣除。即如果将遗产捐赠给私立大学、宗教团体、科研机构、文化组织等，均可免交遗产税。以1985年最高税率为50％来讲，每捐赠10美元，即要少交5美元的遗产税，因而实际的捐赠仅为5美元而已。这一规定，显然对遗产用于慈善、教育捐赠是一种很大的刺激。
(四)对研究和试验费用实行税收优待，以促进科技进步。
战后以来，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其在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拨出巨额财政资金作为科学研究费用和教育费用的同时，还采用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振兴美国科技。例如美国税法对于公司从事与其本身业务有关的研究与试验费用“资本化”，通过计提折旧逐年摊入成本，也可以直接将这笔开支作为经营费用从毛所得中一次扣除。此外，如果公司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某些基础研究，所开支的研究费用的65％可直接从公司所得税中抵免。
制约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借鉴国外的政策经验，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内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它客观上存在着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缺陷与制约。
(一)生态环境恶化。
虽然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但也存在自然生产条件的劣势，主要原因就在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一些植被良好的地区树木被过度采伐，良田草场成为荒漠；林草植被的减少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加上西部地区的严重缺水，且分布很不平衡，造成西部地区或黄沙垠垠，或沙漠连片，或山高路险，且不说建设发展，就是正常生活也难以维持。所以，加快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所在。
(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仍十分落后。1997年西部地区每万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铁路密度仅为东部地区的54．3%，中部的37．2%。各类信息交流能力指标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西部地区的电话普及率也只有7.o8％，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9％。正是由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造成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封闭，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除了少数中心城市、地区外，总体上处于农业经济形态，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的边远地区，甚至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牧方式，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由于历史原因，西部地区现有的工业也多以资源初级加工形式为主。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其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再加上一些世界性的重要初级产品总体上供大于求，价格持续走低，严重制约了西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科技、教育落后，人才缺乏。
中国西部地区劳动力多而素质低，各类教育水平均相对落后。15岁以上人口或就业人员平均文化程度不同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数；小学生年辍学率在1．5—3．0％之间，初中生辍学率在3．4—5．6％之间。与此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人才外流过多，科学技术创新水平明显落后。目前主要靠投入实物、劳力、资源、资金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难以形成具有明显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即使研究出一些高科技成果，也由于受旧体制的制约，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非常慢。科技、教育、人才的弱势成为新形势下西部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
借鉴和启示
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借鉴美国微观税收政策，笔者认为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可给予西部地区以下几个方面的援助。
(一)降低西部地区税收负担，吸引外来资金对西部地区的投入。
1、改革企业所得税，适当采用累进税率。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中，国家先后给予了若干税收优惠政策，为东部地区创造了极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国内外各种生产要素向东部转移，使东部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我们开发大西部，也可以沿用这一税收经验。但具体措施不能再对整个西部企业采用直接的减免税优惠，否则就会造成地区间税收优惠的攀比，分裂统一的税收，也易导致短期投资行为，不利于西部的长远开发和繁荣发展。为此，可借鉴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做法，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不会因为实行累进税制而衰落；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在起步阶段多为中、小型企业，实行累进税制，其税负相对偏低，客观上可促进其发展。
2、对西部自然资源开发企业给予特珠的优惠待遇。在沿海和东部资源基本耗竭的状况下西部资源优势突出，成为中国下世纪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可见西部自然资源的开发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借鉴美国的税收政策，对我国西部自然资源开发企业也可给予特殊的优惠待遇。但在具体实施中应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国家开发西部的总体规划，否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第二，自然资源开发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三，享受税收优惠的自然资源开发企业必须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准，而不再是一些自然资源的初级加工企业。
3、延长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年限，鼓励内外资金向西部投资。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纳税人在西部投资办厂，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为了在税收上鼓励到西部投资，可考虑凡设在我国西部的企业，其亏损弥补年限可从五年延长至八年，特别是投资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从事农业开发经营的企业，可进一步延长亏损弥补的期限。
(二)调整税收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西部大开发，一方面要彻底淘汰一批自身原有落后工艺的生产能力，关闭那些浪费资源、技术落后、污染严重、质量低劣的企业，同时要坚决防止在东部受到限制、被淘汰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简单地往西部转移。笔者建议在税收上采用以下几个政策：(1)率先在西部地区进行增值税改革试点，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税金，以促进西部企业技术创新。(2)实施加速折旧。可借鉴美国的加速折旧政策，对我国西部企业的固定资产在折旧处理上可采取更为快速的折旧方法。(3)运用投资抵免政策，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凡企业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可参照美国税收政策的做法，允许按其投资价值7％的1／3在应纳税款中直接扣除。(4)直接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力度；对西部企业从事与其本身业务有关的研究与试验费可直接作为经营费用从所得中一次扣除等。
摘 要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已实施的各项企业会计具体准则的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只要出现资产发生减值的情况，企业均需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以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状况。资产减值准备贯穿企业会计处理的全过程，是我们企业会计人员最为关心的、最难操作的、也最为棘手的问题，曾经也是企业操纵利润的一个常用的会计政策。笔者拟从准备的提取、转销、判断分析、企业的内部控制对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的保障方面，着手解析资产减值准备的特点，以及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以飨读者。
关键词 资产减值准备 企业操纵利润 资产价值 当期应纳税款
长期以来，由于受历史遗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企业界普遍存在着高估资产价值的现象。因此，企业通过确认资产价值，可将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泡沫予以消化，提高资产的质量，使资产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未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同时，通过确认资产减值，还可使企业减少当期应纳税款，增加自身积累，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资产减值准备”是指企业对存货跌价损失、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委托贷款的提取。它是会计核算中稳健性原则的具体运用。自1998年1月1日财政部颁布实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对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实施范围等会计处理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计提四项准备。2001年财政部又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及补充规定，其中新增加了四项资产准备，由此扩大成了八项资产准备。
一、我国资产减值准备历史演进和意义
（一）我国资产减值的历史演进
1．1992年我国出现资产减值的相关概念，在颁布的“两则两制”中首次引入了谨慎性原则，但也是仅仅提出了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而且也没有作出强制性要求。
2．1998年初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第一次对资产减值政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夯实上市公司的资产基础，要求发行B股、H股的上市公司必须对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但对于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并未作出强制性规定确认存货跌价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和长期投资减值损失，只是要求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3．1999年第四季度财政部又先后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问题的解答》，明确规定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均应按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计提相关资产的损失准备，同时将其他应收款也列入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
4．2000年12月29日我国了《企业会计制度》，将资产减值的范围由四项扩大到八项，即在“四项准备金”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5．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其中第8号准则“资产减值”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除特别规定以外的其他资产减值的处理进行了专门规范。至此，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完善的阶段。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重要意义
1．“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使资产要素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更符合会计要素的定义，体现了客观性原则。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各种经济资源。当企业的某项资产（如存货、有价证券）的市价跌至成本以下时，为了真实、准确反映期末资产的价值，应将这部分损失从资产价值中抵减。
2．体现了客观性原则。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未来经济效益的经济资源。当企业某项资产（如应收账款、存货、有价证券）的市价下跌至成本以下时，由此造成的损失已不符合资产的定义，不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效益。因此，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期末资产的价值，虽然还未发生招致这一损失的业务，也应在市价下跌期内予以确定，将这部分损失从资产价值中抵消。
3．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资产减值准备”虽使企业的资产和利润减少，但在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时，能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从而防止高估资产和夸大所有者权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同时，“资产减值准备”将可能发生的损失分期摊销，减少了突发性损失对企业当期损益的影响，利于企业稳定持续经营，也提高了经营者的风险意识。
4．有利于报表使用者进行正确决策。“资产减值准备”使企业负债比率、偿债比率、信用指标更加客观真实，有利于投资者的决策。
5．实现了与国际会计的进一步接轨。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会计制度必然要经历一场改革，逐步与国际会计接轨。
二、“资产减值准备”在现实中的常见情形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资产减值准备”在现实中的几种常见情形
1．计提比例不当。对资产计提恰当的减值准备，有利于更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但计提比例不当，不仅起不到相应的效果，甚至可能被用于操纵利润。
2．变更计提比例。由于在开始计提资产减值和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属于会计政策的变更，应当对减值准备进行追溯调整，计算此项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尽管这些会计政策变更一般会影响当期的盈余，但因同时调整了期初留存收益，一般说来对当期业绩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以后年度发生计提比例变更时，就不能当作会计政策的变更，而只能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企业应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调整以前期间的报告结果，只需披露变更的理由和对当期的影响数，在其比例变更当年的调整数全部计入变更当年损益时，就有可能利用这种变更来操纵利润。
3．冲回上年计提。由于存货跌价准备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主观性很强，会计人员可以在追溯调整的年度或者其后的年度多计提减值准备，从而相应减少当期利润，即所谓的“除垢法”；而在以后年度处置该项资产时，可以冲回所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以增加相应年度的利润。
4．置换资产。通过资产置换来操纵利润往往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以一些不用提取减值准备或提取比例较低的资产来置换其它提取比例较高的资产，这样可以减少计提减值准备的基础或计提比例，从而达到少计本期资产减值准备、多计本期利润的目的。还有一种情况，在资产置换的前一年度对欲置换的资产计提较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然后在置换的年度冲回，这样在资产置换的年度可以较大幅度地增加当年利润。
5．减少计提基数。
（二）我国资产减值准备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进行利润操纵的隐患依然存在，会计信息含量低
虽然我国新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对资产减值准备的缺陷与不足做了相关的修正和补充，但从整体来说，经营者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来美化资产和经营业绩仍然有很大的余地。
（1）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不具可操作性
新的准则对资产减值的迹象作出了明确规定，包括外部迹象和内部迹象。外部迹象是外界可以了解的，而其内部迹象，比如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其实体已经损坏；资产已经或将被闲置、重组、终止使用或者提前处置，这些是外界无法观察的，企业可以通过其自身掌握的信息来判断，而且报废、毁损的资产须经多个部门协同认定，大量的减值信息都在相关单位和部门会计报告披露以后才能掌握，资料的收集存在滞后性。
（2）计提范围的差异客观形成了利润操纵的空间
新准则进一步扩大了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适用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合营的投资以及除特别规定外的其他资产减值的处理，而存货、建造合同资产、生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减值，相关准则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即新准则只规范长期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问题，流动资产如存货、短期投资、应收款项等的减值问题则由其他具体准则来规范。金融资产、递延税项资产和雇员福利资产以及特殊行业的资产也排除在准则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也客观形成了利润操纵的空间。
（3）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欠合理
按照准则的规定，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一方面，存货品种很多，要逐一确认和计量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准则的这些规定给了企业一些灵活选择的空间，也不免给一些企业空隙可钻。固定资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另外，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时，对其确认和计量的标准很难把握，而其中的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专业判断本身就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一判断的空间使企图操纵利润的企业有了可乘之机。
2．计提减值准备加大了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加工成本
确定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是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关键，然而，我国目前资产信息、价格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每种资产没有统一价，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难以控制的，要准确地确定“公允价值”具有一定的技术困难。制度规定资产减值准备要逐项确认和计量，但企业要对成千上万资产的可变现或可收回净值逐一确认和计量难度太大。因此，资产减值准备在实际执行时，对其确认和计量的标准难以准确把握。
另外，根据规定，如果企业有一项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则可能每年的折旧都必须重新计算。而且根据税法规定，企业在计算所得税时要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如果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数量众多，此项对会计利润的纳税调整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根据上述情况，企业要较好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使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和成本大大提高。因此，计提减值准备加大了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加工成本。
3．减值损失转回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新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施以后，将会使企业丧失通过减值准备的转回而立即改善财务状况的机会，使得企业在对外报告会计信息时采用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新准则规定除特殊规定以外的资产减值不得在以后的会计期间转回，虽然有助于阻止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行为，但也有可能损害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三）提高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信息含量明确度的几点建议
1．提高资产减值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尽管有关法规中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变更会计政策对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重要影响的应予以说明，但几乎所有上市公司对大额计提或大额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均未作详细披露。因此笔者建议，监管部门应责令信息披露不足的公司在年报中详细披露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对利润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当年计提或冲回减值准备之前的利润数，以及计提或冲回减值准备之后的利润数。同时应要求企业结合自身情况详细披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方法和程序，增强会计政策选择正确与否的可验证性。此外，还应要求企业披露近几个年度计提或冲回资产减值准备的比较资料，使投资者能够更加清晰地分析出资产减值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及作用，从而判断该企业是否有在各年度之间调控业绩之嫌。对于违规的企业应加大处罚力度，并应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和相应的民事诉讼机制。这样既可以使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得到补偿，又能让造假者承担实在的经济压力，从而抑制造假行为，提高会计信息含量。
2．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
针对我国目前资产减值准备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健全信息、价格等市场机制是当务之急。由国家相关部门建立资产价格信息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定期公布有关的价格信息资料。这样，既为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供依据，也为企业外部监管部门的再次确认增加权威性。
在资产减值转回方面，因为资产的本质特征是未来经济利益，如果未来经济利益增加了，那么就应该自然而然地确认减值的恢复。为了防止企业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对于什么情况属于以前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价值的回升，什么情况属于企业过去滥用谨慎性原则而转回的秘密准备，可以制定相关制度提供区分的标准。
3．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设置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
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连续两年亏损将ST处理，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上市及退市”，一些亏损公司便充分甚至过度利用这一政策，在亏损一年后的第二年，往往会不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争取盈利避免ST处理；另一些三年连续亏损的公司则在最后一年大幅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希望借助这种做法，博取公司最终盈利的可能和恢复上市的机会。这一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连续”二字，因此有必要对此类条款加以修改完善。此外，应设置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以营业利润作为考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切断资产减值准备与公司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控利润，还可以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资产重组等方式操纵盈余。
4．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资产减值准则不仅包含的内容较多，而且比较抽象。无论是现金流量的预算，还是资产组的划分和商誉的减值测试，都需要会计人员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才能充分认识和估计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就要求会计人员既要加强对新准则的学习，又要重视会计实践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职业判断能力。不仅要精通业务，胜任工作，更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严格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会计人员还应提高自身职业道德，严格自律性管理。
三、“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利润的影响
根据《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的规定，计提的八项准备作为期间费用直接冲减当期的利润，因此，八项准备的计提可能促使有些公司原有的亏损继续加重，使那些历年徘徊在亏绩边缘、隐含较大潜在亏损风险的微利公司产生实际的亏损。并且甚至可能爆出冷门，使那些原本未计提准备的绩优公司“意外”地变成亏损公司。
1．“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使部分公司由盈变亏。由于八项计提需直接计入管理费用，继而冲减公司利润，因此计提对部分上市公司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于大部分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是一次资产整实的举措，挤去了按过去会计制度“合法”存在的水分，是向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重要一步。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出台，压缩了公司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空间。
2．部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资产减值准备”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职业判断的权力，目的在于使企业更稳健地确认当期收益，更真实公允地反映财务状况，但与此同时，新政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因企业判断所依据的条件和衡量的标准不一样，或出于某种需要，“资产减值准备”也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新工具。当前，一些企业主要在面临重亏和微利时，纷纷运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为避免连续几年亏损，往往在报告亏损年度将亏损做大，以便“轻装上阵”，有利于在以后年度扭亏为盈。因而一旦报亏，就要“一次亏个够”，表现为重亏。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无疑成为可行的操作方案，在重亏当年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加大当年度亏损额，为以后年度扭亏提前作好“埋伏”。尽管这些资产减值有些可能确实存在，企业在以前年度为了不出现亏损，没有计提或没有足够地计提减值准备，而在亏损年度足额地全部计提，因此，这些资产减值准备就其量而言是合理的，但计提时间不对，形成不合理的跨期盈余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资产减值程度可能根本没有计提的这么严重，完全是企业为了以后年度冲回增加利润，或通过资产置换冲回扭亏作准备；在第二种情况下，不少实际亏损的企业为了逃避陷入困境，通过调节利润，使亏损变成微利。这类企业往往以出现正利润为盈余管理的目标，调整的对象是净利率的正负，而不是正净利率的高低。由于微利企业一般在亏损时的亏损额往往不是特别大，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来调节利润的操作性就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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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并购;政府主导型并购;市场主导型并购
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分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解构阶段(1979-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阶段(1992 -200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2-20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阶段(2010-2050年)4个阶段。在此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解体，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和成熟，我国政府的职能由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向以宏观调控为主转变，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发挥支配性作用。政府在我国企业并购中的作用也由主导作用向引导作用过渡，市场机制在并购中的作用由辅助作用向主导作用转变。因此，我国的企业并购将经历政府主导型并购(1991年之前)、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1992-2010年)、市场主导型并购(2010年以后)3个阶段。
一、政府主导型并购阶段(1991年之前)
政府主导型并购，是指政府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运用其行政权力主导企业的并购活动，在并购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企业并购之所以会以政府主导型并购为主，是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国家的所有权具体由各级政府部门行使。改革开放之前，在以行政性指令为主要经济管理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合一，企业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均由政府出面组织，企业并购表现为政府以所有者身份对资产进行无偿划拨。1979-1991年期间，国企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改革，但由于未解决产权问题，政资、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政府在企业并购中起主导作用。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典型的“保定模式”:企业兼并采取自上而下的程序，由政府依据产业政策，以所有者身份进行干预，促进企业间的兼并。
政府主导企业并购的动因主要是减少乃至消灭亏损企业。1989年，我国颁布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规定被兼并的对象主要是:资不抵债和接近破产的企业，长期经营性亏损或微利的企业以及产品滞销、转产没有条件、也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如保定市在80年代初预算内亏损的企业占总数的80%以上，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让这么多企业破产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财政对亏损企业的补贴逐年攀升，从1978年占财政收入的5.9%到1985年增加到10.61%，1985年国家财政负担的企业亏损补贴为507.02亿元。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在政府的主导下，出现了优势企业兼并亏损企业的高潮。80年代全国累计共有6226户企业兼并了6966户企业，共转移存量资产82.25亿元，减少亏损企业4095户，减少亏损金额5.22亿元。
二、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阶段(1992-2010年)
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是指在并购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并购活动，政府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法规诱导企业的并购行为，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在资本市场上选择并购目标。在“少破产，多兼并”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兼并亏损企业的政策。1995年5月颁布的银发[1995]130号文件规定，兼并困难企业的优势企业可以享受免除利息、逐年还本的优惠;1997年3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问题的补充通知》，政府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困难企业。李善民和陈玉罡(2002)对我国证券市场1999-2000年间发生的349起并购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并购事件不是由双方企业真正的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权交易，而是政府的介入。芳芳等(2002)对2000年发生的80起并购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中，并购并不是完全市场化行为，还保留着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在这一时期，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此过程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以及政府部门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的过程，因此是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型并购阶段。
(一)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企业并购的形成机理
1.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确立。首先，国企改革逐步深化，市场主体地位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之前，政企合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企改革，使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国企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开始确立。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企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主体。但由于未解决产权问题，企业的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提出“政资分开”，即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实行出资人制度。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证。20世纪90年代，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出售、重组、破产等方式的改革，逐步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520户国家重点企业到2000年底有430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改制面达82.7%。在2006年上半年完成了国家重点企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真正确立。其次，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私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认可。我国私营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从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私营企业数目增长了33倍多，到2003年底私营企业达到300.55万户，年均增长28.87%;注册资本由1993年底的681亿元增长到2003年底的3.53亿元，增长52倍，年均增长48.41%;从业人员由1993年底的372万人增加到2003年底的4299万人，增长近12倍，年均增长27.72%;私营企业产值由1989年的422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01亿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47.15%。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1997年我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为51%，2003年达到62%。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经营的自主性已大大提高，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资本市场上选择并购目标。
2.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政府行为方式向适应市场化方向的转变，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79-1986年为第一阶段，是改革的起步阶段，以改革旧体制为主要特征;1986-1991为第二阶段，政府改革稳定发展和逐步深化，在理论认识上突出了政府职能的转变;1992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建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阶段。与此相对应，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1994年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为24.3%，1995年为28.9%，1996年为33.5%，1997年为36.6%，2003年达到60%。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为企业在市场上自由并购提供了条件。
3.产权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企业股份制改革进入高潮，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1988年，武汉和四川乐山成立了我国最早的产权交易所。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1992年后，山东等地先后设立了200多家产权交易所。在柜台交易最活跃的时期，全国名声较大的柜台市场是STAQ(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NET (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全国电子证券交易中心)、武汉柜台、济南产权、淄博自动报价，以及天津和青岛柜台市场等。产权交易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兴起为企业自主并购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4.中介组织的发展和壮大。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注册会计师队伍不断壮大，到2001年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拥有注册会计师会员13万人，会计师事务所4300多家。法律中介服务业也已初具规模，到2002年上半年，全国法律中介服务机构数量达到4.8万多家，从业人员25万多人。其中，律师事务所9000多家，律师12万多人;公证处3200多家，公证员近2万人;基层法律服务所3.5万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12万名;专利机构500多家，专利人4000多名。我国的行业协会和商会等民间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截止2002年上半年，我国登记的各级各类民间组织共有23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13.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0万多个，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目前全国已有保险机构近10万家，保险中介组织56家， 6万多家保险兼业机构，我国的保险中介组织市场的主体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从近2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看，中介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日益完善的中介服务。
随着我国企业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介组织的兴起以及法律制度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2003年达73.8)，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企业并购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逐步弱化，市场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逐步居于支配地位，逐步向市场主导型并购阶段过渡。
关 键 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
我国股票市场经过17年的发展,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性到全国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股票市场上盈余管理的问题一直存在,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市公司为何要进行盈余管理呢?盈余管理能给它们带来什么收益呢?本文拟采用管理后盈余分布法,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与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盈余水平的表征变量,通过分析盈余的频数分布情况,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进行初步地实证分析,揭开其中的奥秘。
一、 关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研究的文献综述
盈余管理是为了某些私人利益,在向外部披露财务报告过程中,有目的地进行干预财务报告盈余的行为［1］。healy和wahlen(1999)［2］认为:盈余管理是经理人员通过虚构交易及运用会计中的主观判断事项来对会计报告盈余进行调整,从而误导一些相关利益者对公司业绩的判断,或者影响一些合同的执行结果(这些合同的执行取决于相应的会计数据)。而我国学者魏明海(2000)［3］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执行结果,在编制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政治成本动机。其中资本市场动机主要包括:首次发行股票(ipo)中的盈余管理、季节性股票发行(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简称seo)中的盈余管理、配股(right issue)中的盈余管理、亏损公司避免退市的盈余管理、债券融资中的盈余管理等。本文研究的盈余管理动机重点在于其中的三个动机:亏损公司避免退市的盈余管理、配股中的盈余管理、季节性股票发行中的盈余管理。在我国,这三个动机也可以理解为st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上市公司配股中的盈余管理动机、上市公司增发中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出发,因此盈余管理行为表现为净资产收益率的“0%现象”、“6%现象”和“10%现象”,或者称之为微利现象、保配或保增现象。
1. 净资产收益率的“0%现象”
我国于1998年4月22日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对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在“特别处理”的股票简称前冠以“st”。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或者被暂停上市(称之为“摘牌”),就有可能从事盈余管理行为,即上市公司存在“0%现象”。
陆建桥(1999)［4］对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为“保牌”普遍存在盈余管理。陆建桥(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亏损上市公司首次出现亏损年份,公司存在着显著的非正常调减盈余的应计利润会计处理;在首次出现亏损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又明显地存在着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些说明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度普遍采取了相应的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这些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通过管理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的。
靳明(2000)［5］分析了1993—1998年末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挂牌交易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相应年度的数据,对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或避免被“摘牌”的目的采取的业绩操纵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实证结果证实了上市公司利用roe进行业绩操纵。
陆宇建(2002)［6］分析了1993—2000年a股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roe和roa资料。通过研究分析表明: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或获得配股权而利用roe进行盈余管理。
2. 净资产收益率的“6%现象”和“10%现象”
配股是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在股票增发的融资政策出台前,上市公司为了争夺有限的配股资源,就针对证监会的上市公司配股的必要条件,进行相应的盈余管理,获得宝贵的配股权。上市公司增发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再融资方式,在国外,增发主要是指季节性股票发行。为了满足监管机构的增发条件,上市公司展开一系列的盈余管理行为,获取再融资的权力。这两种再融资方式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即“6%现象”和“10%现象”。
陈小悦等(2000)［7］对我国上市公司为获得配股权而进行的利润操纵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1996年和1997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分析,发现净资产收益率处于10%～12%的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利润操纵动机。
王跃堂等(2000)［8］对我国1998年开始实行的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进行了实证检验。1998年度三大减值准备在a股公司中由上市公司自行选择使用,而在含b股公司中是强制使用。他发现,处于配股区间的上市公司明显地未实行三大减值政策,即存在明显正的盈余管理。他们的研究都从侧面验证了我国企业因配股而产生的盈余管理动机的存在。
田丰和周红［9］(2000)对我国1997年5家新闻纸行业上市公司在申请反倾销期间的盈余管理进行了检验,他们没有发现调低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的证据。他们的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存在较大差异,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这些上市公司为取得配股资格而具有调高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后者的获益高于取得反倾销诉讼的收益。而事实上他们的时间跨度及样本规模过小也可能是重要原因。
以上的研究往往只从一个方面进行了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而本文从roe和roa的分布情况研究出发,验证了盈余管理动机的多样性。
二、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实证分析
1. 样本选择及描述
本文的样本为1996至2006年a股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roe与roa资料,样本数据追溯至1996年,是因为1998年4月22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对st制度的规定,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要执行st。本文实际获得的roe观测值数目为11?128个,进一步剔除了roe大于100%和小于-100%的极端值,最终获得10?887个观测值;同时,本文也获得了与roe相对应的11?105个roa的观测值。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和表2。本文数据均来自港澳资讯数据库。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及检验均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各年可以获得的roe观测值的数目从1996年的438个上升到2006年的1?345个,各年可以获得的roa观测值的数目从1996年的439个上升到2006年的1?381个。在整个样本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有下降的迹象,体现为roe与roa的均值与分位数有下降的趋势(个别年份除外)。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roe和roa的均值与中位数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在各个年度,roa的均值与分位数比roe相应的均值与中位数要小;不论roe还是roa,各自的均值均比中位数要小,具体可见图1所示
2. 研究假设
假设1: 假设公司管理当局有避免st或达到配股、增发及格线的激励,那么在roe的频数分布中,微亏公司的频数异常地低,而微利公司的频数异常地高;略低于配股及增发及格线的观测值的频数异常地低,而略高于配股及增发及格线的观测值的频数异常地高。也就是说roe存在“0%现象”、“6%现象”和“10%现象”,或者称之为微利现象、保配或保增现象。
假设2: 假设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仅仅操纵净利润,而不操纵净资产,那么roa的频数分布形态将与roe相似。
3. 实证分析
(1) roe的分布
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如果不存在产生系统误差的明显因素,且样本量足够大,那么roe的分布近似于服从正态分布。图2是1996年到2006年集合在一起的roe的频数分布图。本文将历年roe的观测值集中在一起,原因在于:①可以增加观测值的数目,减少时间选择偏见,从而使roe的分布更加平滑;②可以反映自1996年以来我国st政策与配股及增发政策的总体效应;③建立在应计项目基础上的盈余管理不可能持续几个会计年度,将较长时期的roe集合在一起,更能体现出roe的频数分布特征。
图2中roe的范围从-30%到+30%,组距是1%,横坐标显示的是组中值。纵坐标为观测值的频数。该频数分布图呈现出明显不正常的三峰分布,说明存在非随机因素影响着roe的分布,很可能是由公司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造成。从图2可看出,roe分布有三个明显的异常区间:微利区域、6%～7%区域与10%～11%区域。除了这三个区间外,频数分布图是相对平滑的。如果考虑到分布的其余部分的平滑性,略低于0、6%与10%区间的频数异常地低,区间［-1%,0］、［5%,6%］与［9%,10%］的频数分别为39、508与597;而略高于0、6%与10%区间的频数异常地高,区间［0,1%］、［6%,7%］与［10%,11%］的频数分别为675、959与795。因此,本文所作出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验证,roe存在“0%现象”、“6%现象”和“10%现象”,这个现象证实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避免被st的动机、进行配股的动机和增发的动机。
此外,从图2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上市公司“0%现象”也即微利现象不如“6%现象”和“10%现象”也即“保配”和“保增”现象显著。这可能一方面因为上市公司是全国企业中的佼佼者,上市审批又把关较严;另一方面也因为要连续三年亏损才可能被摘牌处理,上市公司回旋的时间与空间较大,而保配及保增的公司roe须连续三年在6%或者10%以上,因此后者的压力要比前者大得多。而“6%现象”相比“10%现象”也要明显一点,这个主要源于配股和增发的条件随着配股和增发的政策的演变而发生了变化。
(2) roa的分布
我国上市公司roa的频数分布见图3。构建roa频数分布图的方法与构建roe频数分布图的方法类似。
从图3可以看出,roa的分布与roe的分布相似,在微利区间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峰;但是与roe的分布不同的是,roa其他区间只有一个峰。因此,可以直观地认为,我国上市公司roa的分布与roe的分布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不仅操纵了计算roe的分子净收益,而且可能操纵了计算roe的分母净资产。因此,本文所作出的第二个假设被拒绝。
(3) roe和roa的相关性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各年roe与roa的相关性,根据检验结果绘制了图4。图4的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表示roe与roa分布的相关系数。[fl)][tpgzw4,+56.7mm。160mm,bp]图4 roe与roa分布的相关系数分布图[wt-][hj1*2]
从图4可以看出,1996年上市公司的roe与roa的相关性较低,其原因是:1996年1月出台的配股政策将原来的配股的必备条件修改为公司在最近三年内roe每年都在10%以上,上市公司为了达到严格的配股及格线,除了操纵净收益外,还操纵了净资产。1998—1999年中roe与roa的相关性有所上升,可能是受1999年3月配股政策的影响,1999年3月中国证监会再次修改了有关配股的规定:公司上市超过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最近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的roe平均在10%以上,任何一年的roe不得低于6%。上市公司达到配股及格线的压力有所减小,操纵净资产的程度有所下降。随后两年,roe与roa的相关性仍有所下降。2002年的相关性显著下降,则是因为增发新股的政策,使得上市公司又重新拾起roe作为盈余管理的目标,导致相关性下降。2003年虽有一定的反弹,但随后两年又出现了回落。2006年5月8日《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出台,其中关于配股条件不再有比率上的要求,相关性则又出现反弹现象,roe和roa的相关性又较高了。从若干年份的总体情况来看,roe和roa的相关性较低。
三、 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为了避免由于连续亏损被“st”处理,或者为了获得配股及增发权,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不论是st制度,还是配股或增发条件,都是围绕着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数值。本文的主要结论是:①从roe频数分布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将roe维持在略高于0%,为了获得配股及增发权而将roe维持在略高于6%或者10%以上,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而易见;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着配股及增发政策的变化而亦步亦趋地改变,保配或保增现象从开始的“10%现象”转变为“6%现象”;③从roe与roa的频数分布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及增发权的及格线,不仅操纵了净利润,而且操纵了净资产,说明将roe作为决定上市公司能否配股及增发的主要条件存在很大的缺陷。
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分成负债与股东权益,它们都在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务,上市公司的利润不只是由净资产创造。因此,如果在考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或审定配股及增发资格时只关注roe本身的高低而对其“走高”的途径视而不见的话,极有可能会误导上市公司的行为。我国一些业绩较差、净资产较低的上市公司,为了“保牌”特别是“保配”“保增”的需要而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这些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严重阻碍了股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程度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对配股及增发资格的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应该是选择一个单一的指标,应该考虑多种指标。比如说可以考虑同时使用roa,roe,cfo(cash flow of operation)指标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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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明海. 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j］. 会计研究, 2000(9):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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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靳明. 从roe的实证分析看上市公司的业绩操纵行为［j］. 中国工业经济, 2000(2):64－69.
［6］陆宇建. 从roe与roa的分布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j］. 经济问题探索, 2002(3):63－69.
［7］陈小悦,肖星,过晓艳. 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 经济研究, 2000(1):30－36.
关键词：财务危机，财务风险，预警分析
1从微观企业收益状况考察财务危机
近年来，亚洲经济动荡不安，无论从宏观或微观方面，都应防范风险，建立预警系统。
首先，从微观的企业收益来讲，有三个层次：其一是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等经营费用后的经营收益．其二是在其一基础上扣除财务费用后为经常收益．其三是在经常收益基础上与营业外收支净额的合计，也就是期间收益．如果从经营收益开始就已经亏损，说明企业已近破产。即使期间收益为盈利，但可能是由于非主营业务或偶发事件所形成净资产增加，如出售手中持有有价证券及土地。但如果经营收益为盈利，而经常收益为亏损，可以说已经出现危机信号，这是因为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举债规模大，利息负担重。若经营收益，经常收益均为盈利，而期间损益为亏损，可能出现了灾害及出售资产损失等，问题不太严重的话，是可以正常经营。如三层次收益均为盈利，则是正常经营状况。
2资本结构不合理是产生财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根据资产负债表可以把财务状况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流动资产的购置大部分由流动负债筹集，小部分由长期负债筹集；固定资产由长期自有资金和大部分长期负债筹集，也就是流动负债全部用来筹集流动资产，自有资本全部用来筹措固定资产，这是正常的资本结构型。二类是资产负债表中累计结余是红字，表明一部分自有资本被亏损吃掉，从而总资本中自有资本比重下降，说明出现财务危机。三类是亏损侵蚀了全部自有资本，而且也吃掉了负债一部分，这种情况属于资不抵债，必须采取措施。
3防范财务风险，建立财务预警分析指标体系
然而，产生财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财务风险处理不当，财务风险是现代企业面对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建立和完善财务预警系统尤其必要。
3．1建立短期财务预警系统，编制现金流量预算
由于企业理财的对象是现金及其流动，就短期而言，企业能否维持下去，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盈利，而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现金用于各种支出。预警的前提是企业有利润，对于经营稳定的企业，由于其应收，应付账款及存货等一般保持稳定，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般应大于净利润。企业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是财务管理工作别重要一环，准确的现金流量预算，可以为企业提供预警信号，使经营者能够及早采取措施。为能准确编制现金流量预算，企业应该将各具体目标加以汇总，并将预期未来收益﹑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及投资计划等，以数量化形式加以表达，建立企业全面预算，预测未来现金收支的状况，以周、月、季、半年及一年为期，建立滚动式现金流量预算．
3．2确立财务分析指标体系，建立长期财务预警系统
对企业而言，在建立短期财务预警系统的同时，还要建立长期财务预警系统．其中获利能力、偿债能力、经济效率、发展潜力指标最具有代表性．获利是企业经营最终目标，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从资产获利能力看：
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资产平均总额
表示每一元资本的获利水平，反映企业运用资产的获利水平。
成本费用利润率＝营业利润／成本费用总额
反映每耗费一元所得利润水平越高，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
对偿债能力，有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如果流动比率过高，会使流动资金丧失再投资机会，一般生产性企业最佳为2左右，资产负债率一般为40~60%,在投资报酬率大于借款利率时，借款越多，利越多，同时财务风险越大。
上述资产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二指标是企业财务评价的二大部分，而经济效率高低又直接体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其中：反映资产运营指标有应收帐款周转率以及产销平衡率，
产销平衡率＝产品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
对企业发展潜力方面选择销售增长率和资本保值增殖率．这里采用经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对选定的每个评价指标规定几个数值，一个是满意值，一个是不允许值，设计并计算各类指标单项功效系数，运用特尔菲法等确定各个指标权数，用加权算术平均或者加权几何平均得到平均数即为综合功效系数，用此方法可以定量化企业财务状况。．
然而，企业为适应未预料的需要和机会，应该具备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现金流的流量与时间的能力，这就是财务弹性。主要与企业营业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有关。反映财务弹性的指标有：用于测定企业全部资产的流动性水平的营运资金与总资产比率，到期债务本金偿付率,实有净资产与有形长期资产比率,应收帐款及存货周转率，其中:
到期债务本金偿付率＝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本期到期债务本金＋现金利息支出）
实有净资产与有形长期资产比率计算如下
（资产－负债－待处理资产损失－未祢补亏损－潜亏）／（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长期投资）。
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企业能够远离财务危机，必须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企业对外筹资能力和清偿债务能力才能越强。指标有：
总资产净现率＝（经营活动所产生现金净流量＋分得股利或利润所收到现金＋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平均总资产
销售净现率＝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销售收入净额
股东权益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虽然，上述指标可以预测财务危机，但从根本上讲，企业发生风险是由于举债导致的，一个全部用自有资本从事经营的企业只有经营风险而没有财务风险。因此，要权衡举债经营的财务风险来确定债务比率，应将负债经营资产收益率与债务资本成本率进行对比，只有前者大于后者，才能保证本息到期归还，实现财务杠杆收益；同时还要考虑债务清偿能力，即企业拥有现金多少或其资产变现能力强弱；债务资本在各项目之间配置合理程度。考核指标有；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比，资产留存收益率以及债务股权比率。其中:
债务股权比率＝平均总负债／（平均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无形资产－待处理资产损失）
3．3结合实际采取适当的风险策略
在建立了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后，企业对风险信号监测，如出现产品积压，质量下降，应收帐款增大，成本上升，要根据其形成原因及过程，指定相应切实可行的风险管理策略，降低危害程度。面临财务风险通常采用回避风险，控制风险，接受风险和分散风险策略。其中控制风险策略可进一步分类：按控制目的分为预防性控制和抑制性控制，前者指预先确定可能发生损失，提出相应措施，防止损失的实际发生。后者是对可能发生的损失采取措施，尽量降低损失程度。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财务杠杆作用筹集资金进行负债经营是企业发展途径。从大量负债经营实例，不难得出几点教训：企业经营决策失误，盲目投资，没有进行事前周密的财务分析和市场调研是造成失误的原因，虽然适度举债是企业发展的必要途径，但必须以自有资金为基础，如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过大，必然恶性循环。同时企业偿债能力强弱是对负债经营最敏感的指标，只从偿债能力看，负债比率越低，企业偿债能力越强，但未必合理，如企业借款利率小于利润率。企业应充分利用负债经营的好处。不同产业的负债经营合理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是：第一产业为0.2左右，第二产业为0..5左右，第三产业为0.7左右。
4加强财务活动的风险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筹资活动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管理措施失当会使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筹资风险。企业筹集资金渠道有二大类：一是所有者投资，如增资扩股，税后利润分配的再投资。二是借入资金。对于所有者投资而言，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可长期使用，自由支配，其风险只存在于使用效益的不确定性上。而对于借入资金而言，企业在取得财务杠杆利益时，实行负债经营而借入资金，从而给企业带来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和收益的不确定性。筹资风险产生的具体原因及防范有几方面：由于利率波动而导致企业筹资成本加大的风险，一旦筹集了高于平均利息水平的资金，可争取提前还债等补救措施。此外，还有资金组织和调度风险，经营风险，外汇风险。
企业通过筹资活动取得资金后，进行投资的类型有三种：一是投资生产项目，二是投资证券市场，三是投资商贸活动。然而，投资项目并不都能产生预期收益，从而引起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降低的不确定性，如出现投资项目不能按期投产，无法取得收益，或虽投产但不能盈利，反而出现亏损，导致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下降，虽没有出现亏损，但盈利水平很低，利润率低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或利润率虽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率，但低于企业目前的资金利润率水平。由于存在风险反感，投资者所要求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用于回报承担投资风险的那部分额外报酬，称为收益。在进行投资风险决策时，其重要原则是既要敢于进行风险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又要克服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尽可能避免或降低投资风险。在决策中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性，风险性，稳健性的最佳组合，或在收益和风险中间，让稳健性原则起着一种平衡器的作用。
企业财务活动的第三个环节是资金回收。应收帐款是造成资金回收风险的重要方面，有必要降低它的成本，它的成本有：1)机会成本，常用有价证券利息收入表示。2)应收帐款管理成本，3)坏帐损失成本。应收帐款加速现金流出，它虽使企业产生利润，然而并未使企业的现金增加，反而还会使企业运用有限的流动资金垫付未实现的利税开支，加速现金流出。因此，对于应收帐款管理在以下几方面强化：1建立稳定的信用政策。2确定客户的资信等级，评估企业的偿债能力。3确定合理的应收帐款比例。4建立销售责任制。
收益分配是企业一次财务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收益分配包括留存收益和分配股息两方面,留存收益是扩大规模来源，分配股息是股东财产扩大的要求，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企业如果扩展速度快，销售与生产规模的高速发展，需要添置大量资产，税后利润大部分留用。但如果利润率很高，而股息分配低于相当水平，就可能影响企业股票价值，由此形成了企业收益分配上的风险。
综上所述，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加强筹资﹑投资﹑资金回收及收益分配的风险管理，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吴少平，李小燕谈财务危机预警分析指标的确定标准金融科学2000：1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