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包头;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2-0189-02
一、包头地区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包头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被誉为“草原钢城”和“稀土之乡”,全市总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辖9个区、旗、县。1个稀土高新区,全市人N243万,其中城镇人口175万。包头市虽然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但农村牧区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8%以上,农牧业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农村牧区始终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资料显示,2001年-2004年,包头市生产总值由248.6亿元增加到608.3亿元,财政收入由28.4亿元增长到73.3亿元,翻了一倍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883元增加到1150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558元增加到4136元。2002年到2006年,我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2558元涨到了4667元。到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达到120亿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万元左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以此可见,虽然包头市农牧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与城镇居民的收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农牧业弱质、农牧区落后、农牧民弱势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制约包头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
(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低及农业生产技术不发达
1.农业产业化整体水平不高,对农民增收的拉动力不强
近年来,包头市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但由于基础差、起步晚、覆盖面小,产业化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虽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但农产品的粗加工多、深加工少,从而造成增值不足。据调查,包头市从事农畜产品加工的企业约50多家,但大多局限于米面、屠宰的粗加工,特别是粮食转化增值率更低。究其原因:其一,现有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纵深发展。当前,包头市从事蔬菜加工的企业在九原区仅有一家,全年加工豆角、茄子、萝卜等品种,产值不到100万元,规模较小,制约了蔬菜产业化的发展;其二,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走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规模化的时代,专业化水平低;其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对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推动作用小,比不上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索对其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拉动,使得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与第二、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
2.农业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也造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
第一,农村的信息本来就闭塞,农民对先进的技术不能够及时的掌握,导致了农产品的质量低,使农民在市场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农民实行的小规模生产也导致了农业生产技术增长和推广趋于缓慢;第三,由于近几年新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主要是品种、品质和季节结构不合理,优质特色产品和高科技含量产品少,这就导致了大宗农产品生产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加剧了农产品的销售困难。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由于2008年物价的急剧上涨,因此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上涨,这使得农民种地的成本增加了30%以上。据资料显示,2008年上半年,包头市农贸市场上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较大,其中化肥价格平均涨幅达30%,尤其是二胺价格涨幅达到了50%以上,地膜价格涨幅达10%。柴油价格也有较大的涨幅,这就给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一个新的障碍。
(三)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滞后
包头市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机化水平偏低,设施农业的比重还不高,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能力还不强。由于近几年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致使不少乡村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损坏严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脆弱,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信息服务缺乏前瞻性,对农产品市场缺乏准确预测和把握,农民依据上年农产品市场走势来确定今年的种植结构,科学种田水平还比较低,导致部分农作物种植面积盲目扩大或减少,结果只能是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上市集中,对种植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四)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
1.农民自身的原因
农民缺乏学习主动性,影响素质的提高,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目光短浅,眼界狭窄。大多数农民对自身素质状况不能正确认识,缺乏忧患意识,形成了观念上的近视、思维上的迟钝。相当一部分农民只看眼前利益,轻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另一个方面是小农意识浓厚。大多数农民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缺乏发现市场的敏锐性和捕捉机遇的能力。最后是自身封闭。很大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信息,既不主动了解学习政策、研究运用政策来引导农业生产,也不愿学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更严重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教育工作方面的原因
多年来,为提高农民素质,尽管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办班培训、示范带动、开通农业直通车、送科技下乡等,为农民提供多渠道的农技推广和教育培训服务,但往往只重于形式,不能使得农民素质未能尽快有效的提高。据统计资料显示,包头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74.7%,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5.3%。
三、解决包头地区农民增收的途径
(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
1.政府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各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包头市最大的农业旗县,2008年,土右旗以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突破口,大力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集中打造了沟门镇板申气村、美岱召镇成信新村2个千亩以上,每个乡镇2个500亩以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示范点,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试点工作初见成效,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其中,板申气村实验得出集中经营较分散经营亩均节约成本260元(仅管理成本亩均减少108元),不考虑产量
提高,仅集中销售亩均增收12元;巧尔气村的试验亦得出了集中经营可以增收的结论。
2.积极引导各旗县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适宜自己的发展模式
包头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紧紧结合本地现实情况,做到扬长避短、地尽其力。要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根本,以效率为着力点,实现种植业结构的根本调整。使农业生产向绿色、特色转变,增加优质高产的农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旗县区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态特点等比较优势,选择适宜自己的发展模式,为龙头企业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如沿河黄灌区重点发展油葵、甜菜等原料基地;沿山井灌区重点发展中药材等原料基地;北部旱作农业区重点发展马铃薯、大粒荞麦、黄芪等原料基地;北部牧区重点发展以饲料为主的原料基地。
(二)加强农村劳务输出的力度和农村劳务输出管理体系的建设
包头市各级政府要加强劳务输出管理体系建设,形成运转高效的劳务输出组织网络,结合国家的“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加强农牧区劳力的培训力度,发挥政府和部门优势,为农牧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择业机会。
为了引导和鼓励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劳动社会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或完善外出务工合作管理暂行办法或条例,制定外出务工合作的优惠政策,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业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政策保障。首先,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和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对在城乡各类企业就业的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实行用工备案登记。其次,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各类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均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让农民工享受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最后,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要让外出务工人员“出得去、稳得住、有收入”,另一方面叉让他们“回得来、创得业、干得好”,真正实现“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双赢目标。
在县已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向乡镇和行政村延伸,形成县、镇、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首先要重点完善县级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建立各乡镇劳务信息员、劳务经纪人、农民工手机信息互动平台,改进和加强劳务信息工作,及时把用工信息、政策法规等各类信息传递给农民。其次要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纳人公共就业服务范围,积极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对求职登记的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介服务;再次要将农村富余劳动力纳入就业登记管理范围,以利于宏观调控。统筹安排。
(三)加强农业投资,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1.政府要有效增加农业与农村地区的投入,提高农业投入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资金保障,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首先,要加速推进农村牧区信用社的改革完善,增强其生机活力特别是对“三农”的信贷支持能力,同时规范特别是增强金融机构为农业与农村牧区服务的职能,建立农业生产保险机制,提高生产保障能力,把农业生产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最大程度化解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其次,要多渠道增加投入,综合运用税改、朴助、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引导农民不断增加生产投入,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作用。
2.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改扩建的步伐,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设施保障
近几年来,包头市各级政府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水利工程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交通建设等等,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仍显滞后,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牧区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对于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村民学校建设的投资力度。办村民学校,需要经费投人,比如聘请教师要给一些讲课费,教材需要购买印制等等,更不用说从长远讲需要购置电化教学设备和计算机等贵重物件了。显然,办村民学校,要使村民学校长期办下去,经费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但是光靠村里拿钱,多数村还负担不起。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投入机制,即政府拿一点,村民学校自办项目挣一点,有必要的话可以让农民自筹一点,这样聚集资金,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监督,以此来保证为民办学经费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来源。
其次,要抓好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人,不断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切实落实党中央对困难家庭学生的优惠政策,确保每一个农民的孩子,包括农民工子女,都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坚决杜绝新文盲的产生,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农民为目标,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使这些来来的新农村建设者成为知识型的新农民。
再次,要抓好农民素质教育培训和技能的提高。为了提高培训效果,需要精心组织,讲究方法。培训应分层次进行,一年搞几次,连续搞几年。应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如农村干部的培训,重点培训如何当好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致富等内容;科技干部培训,重点培训比较超前、尖端、适用的农村科技,使他们先学一步、学深一点,起示范带动、帮助指导作用;一般农民培训班,可根据农事活动需要,传授实用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对各类人员都要进行市场经济知识培训,提高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培训方法应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可以采取课堂授课式,也可组织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还可以采取现场培训的方法。
(五)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吸收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
完整的生物链可以维持生态平衡,而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包头市九原区奶业公司双孢菇种植、蚯蚓养殖就是加快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有力探索。为了推进生物工程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牧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农牧业向环保、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延伸养殖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合理利用畜禽粪便,2007年6月,九原区奶业公司成功引进了中国尊龙生物产业集团,并合作成立了包头市尊龙蚯蚓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占地100亩,投资近100万元,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12月,九原区奶业公司又与中国尊龙生物产业集团达成协议,合作建设包头市尊龙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该项目投资4000万元,占地50亩。双方将合作建立生物制药厂,为蚯蚓回收做充分准备。这项工作将极大地激发农牧民参与蚯蚓养殖的热情,推进这项生物工程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由此可见,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不仅可以使农民增加收入。而且可以吸收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使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得到有效的发挥。
包头市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极其艰巨、复杂的,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保证惠农政策及时、正确地被贯彻、执行,依靠现达的科学技术,通过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不懈努力,农民增收这个严重阻抑包头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2007年包头市市长助理任福的讲话
[2]人民日报,2005-11-07
[3]内蒙古年鉴,2006
[4]北方经济报(汉),2006
[5]包头日报,2009-01-12,
[6]内蒙古农业信息网,2008-01-17
[7]内蒙古新闻网,2009-02-19
省农民收入现状的分析，阐述了制约江西省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关键词：农民增收；制约因素；对策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lO.3969／j.issn.1672-3309(s).2010.10.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0-51-03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由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突出表现为大部分农产品总量过剩。价格低迷,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艰难的“爬坡”阶段，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成了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最大难点。江西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农民收入增速趋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一、江西省农民收入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收入增长加快但总量依旧较低
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够.江西省经济和周边省份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也明显偏低。虽然近几年.江西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断发展工业经济,以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且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江西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民收入总量依旧较低。具体数据参见表1：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江西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13.22％，增长幅度分别为12.28％、10.57％和16.91％，可以看到最近几年由于农业政策的转变,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断加快。但是总量依旧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次落后16.41、40.38、118.12、149.62、126.04、127.51、95.66(元)。与周边发达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相比，则差距更大。2007年差距分别为420.45、1579.34、1422.38(元)。差距较大。
(二)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收入比例增长明显
江西省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基地,农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壮劳动力在外打工,2000年江西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74447元,到2007年达到1660.98元,7年增加了916.51元,增幅明显快于其他纯收入的增幅。外出务工成为江西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具体数据见表2：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江西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大幅度增长。2000-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1.28％.2004年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江西省实行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务农。
(三)农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且区域差距加大
江西省处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腹地，最近几年总体经济发展非常快。但在农产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江西农民增收幅度明显滞后于总体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江西各地区工业化程度不同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地区的农民增收情况也不一样，区域差距增大,具体数据见表3：
在江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结构中,从总体上看，萍乡、南昌、新余、景德镇、鹰潭、上饶等市农民收入较高，宜春、抚州、吉安3地市的农民收入大致保持在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而赣州、九江等地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
从各地区人均纯收入增幅上看.2000年新余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比最低的九江多639.95元：两者之比为1.34：1。2007年最高的萍乡比最低的赣州多1782元，两者之比为1.54：1。相对于2000年差距有所扩大。
二、制约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
(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江西省的农业产业结构是典型的“粮猪型”刚性产业结构。在种植业中，粮食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0％，其产值却仅占总产值的40％；养殖业中，猪肉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达75％,但其产值却不足总产值的60％。当地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如红薯、花生、茶叶等都是自产自销，不作为商品出售。并且每家每户养猪都是1―3只，不成规模，其他的家禽――鸡、鸭、鹅都是养了自己吃，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分析，江西省应该重点发展的农产品是：粮食、蔬菜、水果、茶叶、大豆、花生、花卉、水产品、猪、牛、禽肉等。目前单一的生产结构是农民收入增长受限的主要原因。
(二)农产品附加值低
江西省的农产品加工深度不够.初级加工产品多，附加值不高。据有关资料显示：农产品加工发达的地区，粮食加工可增值1―4倍。蔬菜加工可增值2―4倍。同样的大米。在发达地区可以加工成百上千个品种，而江西省农产品大多是初级加工,二级或多级加工很少。
(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江西县域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但通过横向比较。江西县域经济实力仍较薄弱。与全国相比.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平均45.70万人，GDP平均43.8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64亿元：而同期江西县域人口平均44.38万人,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县域GDP平均28.29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57亿元,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31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3亿元。江西县域经济与发达省市相比.差距更大。2005年。江苏县域GDP平均已高达149.2亿元，浙江、天津、上海、山东等发达省份县域平均GDP都在江西的3倍以上：上海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超过了10亿元，江苏超过了8亿元，北京超过了6亿元,浙江超过了5亿元，而江西只有1.64亿元。与中部省份(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和江西)相比,江西各项县域指标也大都处在落后状态。2005年。县域人口平均规模、GDP平均规模、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规模江西在6省中均名列第5。在第五届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河南有40个。湖南有20个,湖北有9个，安徽有10个，山西有12个。江西只有5个。
(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
在2004、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然而在实践中，江西省在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体现在一般号召上，没有出台更有力、更具体的政策,并且也没有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缺少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社区有效的组织，个别地方还存在地方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直接插手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的现象。导致农民合作组织功能扭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畅
近几年，江西农村劳动力长期转移速度明显放
慢，2001年增速比2000年下降7.8个百分点,2002年又比2001年下降4.1个百分点,2003年再比2002年下降2.9个百分点。劳动力转移规模不稳定,近年呈逐步减少趋势。2001年转移劳动力125.8万人,比2000年减少18.9％，2002年转移102.3万人,又比2001年减少18.7％，2003年为97.6万人，比2002年减少4.6％，由此可见，江西农村劳动力长期转移速度放慢，转移规模不稳定。
从江西农村转移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看,大部分选择的是矿产业、制造业、加工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达70％以上。其次是批发零售和服务业。分别占14.1％和8.4％。农村转移劳动力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多数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这是导致转移的劳动力从业结构单一、就业层次低的主要原因。
三、促进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应注重多元化发展，重点发展畜牧、水产等养殖业，同时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和增加总产量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以及瓜果、花卉、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扩大其种植面积并努力提高亩产值和亩效益。另外，应立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淘汰产量低、品质差的老品种。发展适销对路的高产新品种。在品质结构调整方面,要实施绿色农业路线，发展绿色食品.包括发展无公害粮油和蔬菜、畜牧、水产品及其加工业。大力发展名、特、优产品和精细特色农业产品。政府也有责任打造地方特色，创立品牌，比如江西婺源的茶、界浦的红橘等，只有建立了品牌才能建立更稳定的销售渠道，保障农民的收入。同时，要引导农民合理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农药残余，保证农产品的‘品质’。
(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江西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而不全，数量众而不优.缺少现代工艺技术和管理体制。为此，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必须加快技术改造，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先进加工工艺：提高加工转化能力和产品品质与档次。乡镇企业和农村各类经济合作组织要立足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销售。要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产业规划，对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进加工企业的优化重组，可以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途径实行资产重组和组织改组，以集中优势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优化组合成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形成地区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引进现代工艺,进行产品品质升级。为了加强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还可以鼓励省内外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江西省农产品主产区建立生产基地，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发展订单农业。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特色就代表优势，特色就代表生命力。特色就代表潜力，特色就代表竞争力，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依据地方特点。在全省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培植别的地区无法取代的强势。大力发展人们称之为“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的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任其自由发展。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上，包括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做好各项培训服务。改善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引导其健康发展。
首先是资金扶持。各级财政、信贷、金融服务部门应在无息周转金和低息贷款上提供支持，在项目安排上予以倾斜,扶持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其次是免税、减税扶持。税务部门在专业合作组织生产、加工、经营方面给予免税、减税优惠政策。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自身的条件,自主选择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范围，鼓励专业合作组织扩大规模，发展生产。第三，相关部门在科技咨询、指导、培训管理人才方面予以扶持。促进专业合作组织与省内外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研单位、农业加工企业建立技术经济协作关系.为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的支持。
关键词：农业补贴；制度比较；发展阶段；经济效应；问题；对策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开始关注农业补贴问题，在加入WTO前后农业补贴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政策文献的整理，总结得出我国对农业补贴的整体研究及河北省农业补贴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国际主要国家农业补贴制度的比较与经验借鉴
我国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农业补贴方式及经验借鉴等方面。柯炳生（2002）对美国新农业法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理论剖析，同时就新法案对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的影响也进行了预测。他认为价格支持措施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且效率很低，而直接补贴是没有争议的“绿箱”政策，我国应尽早改革价格支持政策，并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等公益的支出。陈锡文（2003）美国农业法中涉及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为农业补贴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龙文军（2004）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农业流通补贴的现状进行比较，总结出其改革取向。姜亦华（2005）认为国外农业补贴呈现出减少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业生态等方面的补贴以及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并举的趋势，注重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搭配使用。李瑞锋（2006）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的改革及其利弊，对中国实行直接补贴的意义、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董运来（2009）通过对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在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直接补贴政策、政府公益服务支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的具体支出力度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的研究，借鉴欧盟在价格支持政策和科研、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等方面的经验，对提高我国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能力具有很大的意义。
2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发展阶段
我国很多学者对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展开了研究，根据划分依据与方法的不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鲁礼新（2007）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分为：农业生产资料和城镇居民的粮食补贴（1979―1992年）、粮食保护价收购（1993―2002年）以及直接补贴和农业税减免（2003―2005年）三个阶段。朱应皋（2006）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划分为：粮食收购数量和价格调整时期（1978―1984年）、粮食价格双轨制形成期（1985―1990年）、粮食统销体制解体、粮价全面放开时期（1991―1993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粮食生产流通体制时期（1994―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的大变革时期（1998―2003年）以及全面推进“粮食直补”时期（2004年至今）六个阶段，认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大致沿着由以流通性补贴为主逐步转向以生产性补贴为主、由间接性补贴为主逐渐转向以直接性补贴为主、由以价格补贴为主转向以非价格补贴为主的轨迹演变。
3 我国农业补贴经济效应分析
不少学者对各种补贴方式的经济效应作了理论分析。高峰（2004）通过对农业投入品补贴的理论分析，发现包括投入品补贴在内的“黄箱”补贴政策，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与经济效益的低下；而以直接收入补贴政策为代表的“绿箱”补贴政策有利于经济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善。肖国安（2005）认为，粮食消费者比粮食生产者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中获取的利益更多；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平抑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效果不显著；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不能完全代替价格支持。韩喜平（2007）对粮食直接补贴的产量效应与收入效应分别作了经济学分析，研究表明：在产量效应上，直接补贴政策比生产资料补贴政策更有效；就收入效应而言，直接补贴政策比价格支持政策更显著。冯晓瑞（2008）研究发现，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均不大，单独运用农业补贴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4 农业补贴制度的问题考察及其完善的对策
侯石安（2001）认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取向为：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注重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重视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注重对农业保险亏损业务的补贴；健全农业补贴政策法规。童疆明（2005）从农业补贴的规模、结构、效率、农业保险补贴及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朱应皋（2006）在分析中国农业补贴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从农业补贴的目标、水平、结构及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重构农业补贴制度的相关建议。郑志冰（2007）在分析中国直接补贴政策、最低收购价及“绿箱”补贴政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利用“黄箱”补贴，拓宽“绿箱”补贴及优化补贴结构等政策主张。彭腾（2009）从提高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视角，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认为应在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增强的基础上，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转变补贴方式，变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变生产补贴为收入补贴；取消对农业生产资料限价销售的价格补贴，让农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形成市场化，改变农产品价格受抑制的状态，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实行有条件的支持。
5 河北省农业补贴研究现状
河北省农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下思路：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措施的对策。
李志远（2007），陈齐龙（2008）以河北省财政支农的数据为依据对河北省农业补贴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能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资源、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结合对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分析，指出河北省财政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资，并按地区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以及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和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刘志国（2009），杨小静（2010）对河北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以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农业补贴金额、补贴依据、补贴结构、补贴程序、补贴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农业补贴政策对粮农产生了一定的制度激励效应，降低了粮农经营成本，增加了其收益。但补贴金额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补贴品种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补贴手续有待进一步简化，应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支持和补贴方式应该体现区域差别等相关政策建议。武媛媛（2009）通过对河北省农业财政补贴实施情况的分析，指出河北省农业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补贴范围、补贴方式以及补贴的投资结构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并提出应采取多项措施，增加收入补贴，如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和直接向低收入农民发放补贴以及增加良种补贴和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到我国加入WTO到现在，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主要从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和国内农业补贴政策两方面开展。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农业补贴方式及经验借鉴等方面，介绍和比较不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及主要补贴方式，讨论了对我国调整农业补贴的意义，提出完善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具体建议。对国内农业补贴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农业补贴制度的演变发展，各种补贴制度的经济效应和农业补贴制度的问题及调整对策等开展。对河北省农业补贴的研究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措施的对策。
中国政府制定并推行了“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战略。农业补贴既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理性选择。但是怎样调整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现有的补贴范围、补贴方式、补贴金额等才能使农业补贴更加利国利民是经济学者非常重要的任务。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改进提供参考，我国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补贴制度。
总结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定量研究主要借鉴国外方法，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测度农业支持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模型短期内还无法建立和运用；现有定量研究利用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居多，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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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武媛嫒，张国梅，张建党.河北省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分析.特区经济，2009
关键词：财政；支农；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97－0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10年的5 916元，年均增长12.6%，这与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落实和支农机制的完善密不可分。“十二五”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因此，研究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推动政策思路调整，努力促进农民增收显得十分必要。
国内一些学者曾就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展开研究。孙文祥（2005）通过建立滞后项的回归模型证实，支农生产费及事业费、基本建设费、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民增收有正面影响，而农村救济费支出为负面影响。刘旦（2006）通过VAR模型论证财政支出与农民增收的长期协整关系，得出了长期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刘玉川（2010）证实，支援农业生产费、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而科技三项费用则阻碍农民收入增加。由于模型和验证方法相异，不同研究者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建立回归模型，并在模型中考虑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变量因素的滞后性，以中国财政年鉴1978―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和农民收入数据为支撑，探索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一、我国财政支农现状分析
1．财政支农总额不断增加。自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总额除1980年、1981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外，各年支出总额均呈快速上升态势，平均增速为14.3%：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三农”支出达9 884.5亿元，较上年增长15.2%。
2．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不稳定。1978年以来，比重最大的年份是1978年，达到了13.43％，而比重最小的是2003年，只有7.12％，整体上有下降趋势。另外，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受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调整影响较大，它随着国家财政政策的扩张和紧缩而上下波动。
3．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三项和农村救济等项目，从资金支出结构来看，农村生产费及事业费偏高，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偏少，甚至低于农村救济费，2002年―2006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结构如表1。
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为自变量：
X1：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投入的总额；X2：财政支出中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的总额；X3：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三项科技投入的总额；X4：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救济的总额。
考虑到时间序列上物价波动较大，选取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农民人均纯收入（Y）为因变量，建立初始模型如下：
Y＝CX1αX2βX3λX4η
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以改进分析效果，建立变换模型：
1nY＝1nC+α1nX1+β1nX2+λ1nX3+η1nX4
通过Eviews软件进行OLS回归：
1nY＝1nC-0.2861nX1+1.0861nX2+0.1691nX3+0.511nX4
（-1.744） （4.214） （0.657） （0.190）
R2＝0.946 ＝0.937 F＝105.909
回归结果表明，F=105.909F0.005（4，24）=2.78，说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模型的整体效果比较好；同时，可决系数R2=0.946，这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农民收入变化的94.6%可由其他四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以农村生产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
三、统计结果分析
1．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与农民增收的关系。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农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1.086，是影响农民收入最直接的因素。从农产品供给角度来看，农业受气候等客观条件影响较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这就决定了国家必须保障支援农村生产支出，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的形式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
2．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弹性系数为负，当期支出增加影响农民增收效果，主要原因为时滞和“筛子现象”。
之所以出现时滞现象，是因为农业基本建设周期较长，当期支出效果延迟显现。为验证该构想，假设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存在三年时滞，Xt-3代表三年前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构造改进模型如下：
Y＝CXt-3αX2βX3λX4η
对数据进行OLS回归：
1nY＝1nC+0.3781nXt-3+0.3181nX2-0.2291nX3+0.4471nX4
（1.398） （1.351） （-0.960） （1.953）
R2＝0.956 ＝0.946 F＝105.402
回归结果显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弹性升高到0.378，该支出对三年后农民增收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证明时滞现象的确存在。
而“筛子现象”的存在，是因为财政支农资金在不同管理层级间被截留，只有部分资金真正用在农业项目上，导致国家财政支出效率变低。
3．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增收相关系数为0.169，仅存在微弱的相关性，说明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不能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原因是农业科技研究周期长且费用高，而我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入又长期不足。
4．农村救济费与农民增收的关系。救济费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较高，达到了0.51，可以较快地临时性拉动农民收入增长，但持续性不强。
四、财政支农改进路径分析
1．调整财政支农目标。目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取代农产品供应短缺成为“三农”问题的重点。因此，财政支农的首要目标也应转向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农民收入，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均衡发展。
2．建立支农资金保障长效机制。要逐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确保其增长速度超过其它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健全财政支农服务体系，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吸引更多生产要素流向农业和农村。
3．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明确支出重点，由注重生产性投入向公共性投入转变，支持农业科研，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4．推动涉农行政体制改革。着重就农业相关行政机构和职权进行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部分涉农事业单位转企业，逐步降低农村行政事业单位运转费用占农业生产财政投入的比重。健全财政支农的审计监管工作，确保支农资金及时、足量到位，严惩截留支农资金的行为，最大限度克服“筛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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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农民收入 相关性研究 政策建议
一、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工作研究的重点对象，自200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十三年关注“三农”问题，可见其重要性。在政策利好和国民经济发展快速的宏观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头逐渐强盛，农民生活条件日渐改善。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投资，但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需要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各主体投资热情。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关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有很多，有关该研究的主要文献归纳如下：付晓丹（2012）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效应，且影响波动较强烈，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应当考虑其对地区经济的波动影响。王敏（2010）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机构、村集体和农民的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都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但政府的农业投资占比呈下降趋势，应加大政府的支农力度，稳定增加现有投资资金。左正强，刘耀森（2014）研究发现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与财政支农资金的相关性最强，工资性收入与农村集体单位的农业投资的相关性最强，家庭经营收入与农民个人投资呈现最大相关。多数文献的研究焦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投资总量或投资结构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上，通过数据进行经验论证的较少。本文将基于10年的统计数据，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分析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的影响，研究角度更加全面。
三、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为了研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民收入的相关程度，将通过计算对应指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相关系数越大，相关性越强（以X和Y代表相应指标，则X、Y的相关系数计算如下：
（一）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由表1可以看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民人均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首先，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只是影响农民人均收入其中一个因素，因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较低；其次，影响机理而言，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能够通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增加非农就业和优化农业投资环境，对农民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最后，计算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是0.997，相关性很强，说明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一条非常有效地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的途径。
（二）不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主体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研究分析
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划分随划分依据的不同而不同，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主体划分为以下五类：
通过分析2005-2014年不同投资主体下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可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是不断增加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最大的主体是农户，投资额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农村村集体的自筹资金，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和其他资金的变化趋势基本同步，都有较小幅度的增长，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部分一直处于低水平，投资贡献很小。由各相关系数（表2）可知：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其他资金和农户投资额与农民收入都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其中国家预算资金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最强，说明提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资金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方法。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部分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最弱，主要与农业投资环境有关。综上可知，应尽可能激发国家、金融机构、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热情。
四、政策建议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各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首先，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并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政策引导和利息补贴来鼓励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投资；其次，应建立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农业投资风险，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最后，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对就地发展的农业投资企业实行税收等优惠政策，增加对外来投资企业的吸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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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增收；实证分析；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299.27；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2-3228-06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2.058
Abstract：Tak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e by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in 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 model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Shanxi province between 1978 and 201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t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 Shanxi province.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promotion are not significant due to the devi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farmers assimilating into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se results，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i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empirical analysis； 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 model； Shanxi province
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也是顺利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对中国城镇化重要性的论述，最为经典的当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的一段话：“21世纪影响世界经济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既然城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均有深刻影响，那么城镇化在解决中国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三农”问题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相互关系如何，特别是对于农业人口众多，经济结构不合理，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经济发展陷于瓶颈的山西省来说，如何尽快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山西省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成为摆在山西省政府和广大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镇化是农村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和推进离不开农村和农民，其中的关键又是农民的增收。国内外学者对推动城镇化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包括理论层面和实证方面，20世纪初英国社会活动家Howard[1]首先提出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该理论的实质是城市和乡村高度结合。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Lewis[2]更进一步提出了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该理论认为只有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农业资源能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自由转移，才能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双赢目标。Schultz[3]又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即通过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实现农民增收的目标。钱纳里等[4]则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20年的数据资料，具体阐释了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成正比的结论。张沛[5]将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了统筹协调发展理论，该理论成为指导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战略理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浦善新[6]系统介绍了城镇的本质、内涵、动力机制及其基本规律，总结了中外城镇化的经验教训，并展望了21世纪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胡际权[7]、刘勇[8]也就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相应研究。鲁建彪[9]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与西部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城镇化建设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和重要途径。宋元梁等[10]发现城镇化建设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作用。车永德[11]、姚寿福[12]就四川省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王永杰等[13]在阐释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理论关系的基础上，对四川省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Henderson[14]在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二者的发展水平并不相符。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发现前人研究城镇化与农民收入相互关系时，主要是以理论分析为主，而且多采用全国数据，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采用1978-2014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定向研究山西省城镇化发展与促进当地农民收入提高的关联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
2 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及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
如图1所示，山西省城镇化率从农村改革开放时期到2014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1978-1990年）。农村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山西省的经济步伐加快，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人口管理政策开始松动，山西省城镇化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6.25%上升到1990年的22.05%，年均增长率达到2.58%。第二阶段为缓慢发展阶段（1991-1997年）。90年代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的凝聚力和吸纳力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有重大发展，但该阶段受煤炭市场低迷的影响，煤炭资源型城市出现了人口大量减少的现象，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水平在缓慢上升，年均增长率为2.38%。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1997-2014年）。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展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规划，促进了山西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由1998年的31.03%发展到2014年的54.00%，年均增长率为3.49%。
从图1的农民收入增长趋势来看，农民收入同山西省城镇化率一样，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高速增长阶段、徘徊增长阶段和平稳增长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1978年中国试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加上政府又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剔除物价影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6%。第二阶段为1985-1995年。该阶段随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经济投入减少，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民收入增长逐渐放缓，同时中国开始对经济过热的现象进行治理整顿，农村乡镇企业因高能耗和技术落后被淘汰，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下降，农村出现了返乡潮，非农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剔除物价影响，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6%。第三阶段为1997-2014年。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国家对农业生产投入逐渐增多，剔除物价影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0%。
3 研究材料与方法
3.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城镇化内涵比较丰富，从狭义上来说，一般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在一定时期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通常以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用山西省城镇人口占山西省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农民收入用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为消除通货膨胀对物价指数和收入水平比较的影响，以1978年为基数，根据逐年提高的消费价格指数按比例核减。城镇化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分别用UR、PI表示，为使统计数据更切近事实，对上述两个变量取自然对数，用LNUR、LNPI表示，其对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D（LNUR）、 D（LNPI）。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山西省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所得。数据时间段为1978-2014年。
3.2 研究方法及分析检验
3.2.1 相关性分析 山西省城镇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消除物价指数影响）二者的增长趋势有一定的趋同性，说明二者有一定的相关性。从理论上来说，城镇化与农民收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城镇化过程中需要为广大城镇居民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周边农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就业机会，不但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而且也降低了农民外出务工的生活成本。第二，城镇化以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就业机会为基础，释放出来的大量土地更宜于农业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必然增加农民务农收入。第三，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逐渐增多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他们对农产品的购买力逐渐增大，农产品需求量和价格随之增加，带动了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收入增加后，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会相应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促使城镇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带动城镇经济的发展。第二，农民收入增加后，除去必要的消费，绝大多数存入银行，这些储蓄资金被金融机构用于向城镇投资、贷款，从而扩大社会再生产，对城镇化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第三，农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力增大，在消费过程中间接带动税收的增长，而财政收入增加，拉动当地经济建设投入的增长，从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采用SPSS17.0软件对1978-2014年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共37组数据做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970，说明二者高度相关，显著性p=0.000
3.2.2 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采用Eviews 6.0软件对LNUR和LNPI的单位根进行ADF检验，单位根检验法则认为，如果ADF检验值大于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带符号判断），就说明是非平稳的。然后对其做一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如果还不平稳就做二阶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表1）。
3.2.3 VAR模型的建立 为了准确界定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采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向量自回归模型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它是用模型中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VAR模型用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而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通过这一模型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水平（UR）与农民人均纯收入（PI）的动态相互关系。
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如表2所示，确定最佳滞后阶数为二阶，选择建立VAR模型，用OLS运行，结果如下：
D（LNUR）=-0.069 9*D（LNUR（-1））+0.296 2D（LNUR（-2））-0.025 8D（LNPI（-1））+0.124 5D（LNPI（-2））+0.018 8 （1）
（-0.418 6）（1.752 1）（-0.306 8）（1.761 6）（1.543 0）
R2=0.219 2 F=2.035 5 AIC=-3.739 0 SC=-3.514 5
D（LNPI）=-0.350 8D（LNUR（-1））+0.346 7D（LNUR（-2））+0.371 3D（LNPI（-1））+0.0375D（LNPI（-2））+0.042 3 （2）
（-0.976 5）（0.953 7）（2.054 4） （0.246 9） （1.618 8）
R2=0.172 8 F=1.514 6 AIC=-2.207 1 SC=-1.982 6
式（1）表明，D（LNUR）同时受自身和D（LNPI）一阶、二阶滞后的影响。因为D（LNUR）二阶滞后系数大于它的一阶滞后系数，说明D（LNUR）二阶滞后的影响大于一阶滞后的影响；D（LNPI）二阶滞后系数大于一阶滞后系数，说明D（LNUR）主要受D（LNPI）滞后二阶的影响，但系数不大，说明山西省农民收入增长变化对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非常小。
式（2）说明，D（LNPI）同时受到D（LNUR）和自身一阶、二阶滞后的影响。D（LNUR）一阶滞后系数的绝对值和二阶滞后系数相差不大，说明D（LNPI）受D（LNUR）一阶滞后值的影响和二阶滞后值的影响，两者影响的方向不同，影响力度相差无几。 D（LNPI）自身一阶滞后的系数显著大于二阶滞后的系数，说明D（LNPI）受自身一阶滞后值的影响较为显著。
3.2.4 VAR模型检验 根据模型平稳性的检验规则，如果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说明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否则是不稳定的。非稳定的VAR模型不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如表3所示，VAR模型的4个根的模的倒数均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模型是平稳的，可以对其构建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3.2.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根据VAR模型检验，城镇化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VAR模型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据此得出城镇化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响应情况（图2）。其中，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默认为10期；纵轴代表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实线代表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代表响应函数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1）城镇化水平对自身的响应情况。如图2所示，山西省城镇化水平对自身交替响应，第1期表现为明显的正向响应，达到0.034 876，第2期变成不太明显的负向响应，第3期又转变成明显的正向效应，第4期变成不太明显的负向响应。正负向响应交替出现，并且正向响应大于负向响应。据此可知，城镇化水平对自身的响应短期内有小幅波动，长期向正向稳定收敛。经济内涵是山西省城镇化的发展与其滞后值有很强的关联性。
2）城镇化水平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响应情况。如图2所示，山西省城镇化水平对山西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响应在第1期为0，第2期有微弱的负向效应，之后一直呈现正向效应，并逐渐收敛。经济内涵是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短期内有负向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民在短期内不能享受到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增收作用，在初期由于城镇化政策没有最大化地考虑农民的利益，甚至对农民收入形成剥夺，降低了农民的收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3）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响应情况。如图2所示，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城镇化水平的响应呈现出正负响应交替出现的情况，不过，在后期呈现出微弱的正向响应。经济内涵是山西省在推动城镇化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短期行为明显，二者发展的长期性结合的不好，鉴于此以后应注重二者发展的长期性。
4）农民人均纯收入对自身的响应情况。如图2所示，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对自身的响应在第1期表现为明显的正向响应，达到0.075 006，之后逐渐缩小，第8期以后保持极其微弱的正向效应。总的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对自身的响应短期效应比长期效应更明显。经济内涵是山西省促进农民增收应注重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有机结合，并做好长短期政策的合理衔接。
3.2.6 方差分解 由表4可知，就城镇化水平而言，第1期只受残差波动的影响，随着期数的增加，自身波动的贡献率逐渐下降，但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2%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城镇化水平的正向促进从第2期开始显现，然后逐期增加，并保持长期稳定。不过，贡献率一直较小，最大仅为7.03%。
就农民人均纯收入而言，第1期开始同时受城镇化水平和自身残差波动的影响，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率约为0.03%，农民人均纯收入自身的贡献率约为99.97%；从第2期开始，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率逐渐增大，贡献率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到第10期达到了3.57%，农民人均纯收入自身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
从作用的滞后反应来看，城镇化水平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受相互波动的影响，并且影响的持续时间较长；从影响效果来看，城镇化水平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总体来看，农民人均收入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化水平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这说明山西省城镇化发展在农民收入增加方面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城镇化政策的制定方面应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城镇化发展不能盲目推进，违反农民的意愿。城镇化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应该返还给农村和农民，正确处理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城乡失衡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真正在城镇化发展中得实惠、享福利。今后城镇化的政策尤其应该注重政策的长期性、连续性，真正达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在观察期内，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方面二者不同步，或者说不成比例。
根据VAR模型验证可知，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二者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D（LNPI）受自身一阶滞后值的影响较为显著。因为关联性，D（LNPI）则受到D（LNUR）的影响，D（LNUR）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以及D（LNPI）本身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都会有影响，其中又以D（LNUR）滞后一期对它的影响更大。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可以看出，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城镇化水平提高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反向作用，在本研究的后续跟踪时间里，二者有偏离现象，即农民人均收入的最大贡献率约为7.03%，而城镇化水平的最大贡献率仅为3.57%，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明显，这说明山西省城镇化发展与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都不大。
4.2 建议
城镇化程度越高，城市基础设施越健全、工业越发达，对当地农民的收入增长作用越大，因此山西省在制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时，要以促进城镇化发展水平为抓手，通过长期的城镇化发展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力戒城镇化的短期行为；在促进城镇化发展历程中，不必苛求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是否同步，依据农民收入增长先导的原则，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带动城镇化发展。
1）城镇化发展要注重长期性和持续性。山西省应制定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政策，通过助推城镇化发展来促进农民增收。在目前山西省实施的《山西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部署，结合山西省的具体情况，制定十年或周期更长的长期规划。
2）城镇化发展要以强工富农为着眼点。城镇化建设要优先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招商引资、工业化建设打好基础，通过工业化生产促进就业和农民增收。目前而言，城镇化推进缺乏产业强有力的支撑，导致城镇化发展缺乏动力。因此，山西应效仿其他省市以城镇化为抓手，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和岗位，让农民离开土地后能够得到长期的稳定收入。
3）城镇化发展要以农民利益为重。城镇化的演变，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变成市民，应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更多考虑农民利益，通过顶层设计完善失地农民的收入分配体系，借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消费。
4）城镇化发展要有合理的公共政策相配套。按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农民收入增长互相促进性强的特点，政府应及时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医疗、养老、就业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待遇和权利，而不是因为二元户籍制度的差异性人为地增加农民城镇化的生活成本，从而阻碍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的增长。
5）根据城镇化的动态发展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根据统计部门密切跟踪和定期收集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增收相关数据，及时调整城镇化的发展规划与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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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农民可参与开发经营”,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4万亿”投资有多少将用于农村,对启动农村消费的影响有多大,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效启动农村内部需求,增加9亿农民的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都至关重要。
《财经》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从长远看,扩大农村消费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在近期,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消费对扩大内需影响有限。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扩大内需依然主要靠城市部门。
要真正扩大农村消费,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对中国而言,增加农民收入,近期必须要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同时要缓解目前农民工失业所导致的收入下降。很难指望“4万亿”能很大程度提高农村消费,从长期看,还要靠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民工失业大考验
多位学者指出,目前农民务工收入已占据农民收入的近四成,也是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加的主要动力。如果经济衰退引发大批农民工失业,将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加。
中国农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资性收入,以打工收入为主;二是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民从事农林牧渔的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指农民获得各种政府补贴和土地流转收益、房租、利息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指出,近年来,虽然农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速很快,但由于其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相当低,农民增加收入还主要靠外出务工。
近年来,中国农民的收入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2007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的53%,未来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而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将继续上升。
据2008年8月28日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2004年至2007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999元增加到1596元,年均增长16.9%,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4.0%上升到38.6%。
问题在于,农民务工收入下降的风险正在加大。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随着东南沿海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裁员,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如果该趋势短期不能扭转,未来一两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将降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失业仍在增加,尚未达到高点,2009年上半年问题会更突出。该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从各地调研情况看,农民工失业人数,保守估计也将超过1000万人,这一数字占全国1.4亿外出农民工的7%以上。
姜长云指出,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5%,2008年和2009年要维持该速度难度很大。未来数年内农民收入的增速可能放缓。
即将启动的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投资,可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工资性收入,但能否弥补因农民工失业而带来的收入减少,并不乐观。
农业经营增收难度加大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家庭经营收入能否快速增加呢?虽然中国政府较大幅度提高了2009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但由于国内粮食连续五年丰收,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等食品价格日渐下行,未来数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快速增加不大可能。
10月28日,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决定提高200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白小麦(三等,下同)、红小麦、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至87元、83元、83元,较之2008年分别提高13%、15.3%、15.3%。同时,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也将有较大幅度提高。
11月12日,中国政府决定降低或取消部分粮食品种的出口关税。但是,由于国内粮价整体上已高于国际市场,放开粮食出口对农民增收意义有限。
2008年8月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加剧,加之世界各地粮食普遍丰收,国际市场玉米、小麦等价格大幅走低。目前,国内玉米和小麦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只有大米还低于国际市场价,因此,虽然中国放开粮食出口,但2009年出口规模不会很大,也难以提升国内粮价。
更为重要的是,2009年后,中国政府大幅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也在缩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于保平认为,2008年中央财政各项农业补贴达到1028亿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但2009年再翻一番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因为,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也要付出代价。“首先,各种补贴一旦增加,就很难取消;其次,补贴持续大幅增加,也会改变农民的生产预期,造成农产品供求的失调;第三,与其普遍补贴农民,不如有针对性地补贴城乡低收入群体。”于保平说。
刺激农村消费两难
国务院11月9日公布的十项“经济刺激”措施中,直接涉及农村的主要有四条,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补贴等“民生”领域。
具体而言,首先就是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强化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第三是要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各项农业补贴,增加农村低保投入;第四是“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称,未来两年增加的4万亿投资中,真正“切块”到农村的比例并不大,主要是增加农业补贴和农村低保等投入。从短期看,这些对刺激农村消费不会有很大影响。
同时,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未来数十年还有数亿农民会进入城市定居,这就要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要从长计议。如果目前把大量的投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十年后这些农民大量迁入城市,就意味着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但是,在整个出口放缓的背景下,刺激农村消费已为决策者重视。11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促进轻纺工业发展的六项政策。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对农民购买家电实行财政补贴,期望拉动对轻工业产品的消费。
“家电下乡”始于2007年12月。当时,由商务部和财政部研究确定,在2008年上半年,对山东、四川、河南等三省农民购买指定范围内的彩电、手机、冰箱等,给予13%的财政补贴。该项补贴,中央承担80%,地方承担20%。
据官方解释,13%的补贴比例参照家电出口退税率确定。显然,上述政策是把原针对家电产品13%的出口退税直接补给农民。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前提下,把“出口激励”变成“刺激内需”。这是一种直接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
按照新的政策,“家电下乡”将由三省试点转入全国推行。其次,纳入财政补贴范围的家电品种也由原定的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种调整为四种,增加了洗衣机。第三,享受财政补贴的家电,最高单价也有提高。目前,列入“家电下乡”计划的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洗衣机,最高限价分别为2000元、2500元、1000元、2000元。其中,彩电、冰箱的单价比此前三省试点时增加了500元。
事实上,这是一个月内“家电下乡”政策的第二次调整。
就在10月13日,财政部和商务部曾就扩大“家电下乡”联合发文,增加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西、重庆、陕西等九个试点省份,期限统一为四年。但一周后,国务院决定,把“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调整为“推向全国”。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明显的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这对中等收入以上的农民而言,显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财政补贴的比例只有13%,农民购买上述家电产品,大头还要自己支付,能否有效刺激农村消费尚待观察。
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13.2亿人口,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目前农村人口依然有9.6亿。从理论上看,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和农村市场,其消费增长潜力巨大,对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入“内需驱动型”也意义重大。
但是,由于制度性改革滞后,农民收入绝对额有限,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4140元。因此,扩大农村消费只能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专家预计,至少在未来数年,农村消费增加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太高。
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也就是说三个多农民的收入才相当于一个城市人的收入。虽然农民收入在逐年增加,但是,由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速更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在拉大。
更为严峻的是,据经济学者分析,未来相当长时期,如果没有重大的制度性改革,没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将继续拉大。这也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一大问题。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按照权威专家的解释,这意味着未来12年,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要增长5.8%以上。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容易。
姜长云指出,2004年-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已连续四年超过6%,但未来数年要保持这种增长势头却有难度。
事实上,从1986年到2003年的18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只有1988年和1996年两年超过了6%。农民持续增收依然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
当前,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土地市场交易,这大大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农民可参与开发经营”,但落实起来并不容易。
更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各种大型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多需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在新的农地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未出台前,各地政府必然大干快上各种建设项目,未来两年内农地征用的规模或将扩大,农民土地权益反而可能受损。
农村问题专家指出,要增加农民收入,首先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目前农民工就业集中于各类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出问题,农民收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采取有利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还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农民工能稳定融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同时,应尽可能把面临失业风险的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体系和就业培训体系。这些都是各级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事情。
【关键词】 农民收入； 财政支农支出； 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农民收入水平是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农支出作为政府对农村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对协调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关于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汪雷（2003）分析了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得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是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杜玉红、黄小舟等（2006）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得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王睿、蒲勇健等（2009）通过DEA模型和最小二乘法研究我国农村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及信贷投资是影响农民收入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戴平生等（2008）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财政支农支出、电力消费和农民收入时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用电量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十分有效，且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胡文国、吴栋等（2004）通过对全国各地农民收入进行分析得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家庭经营性收入缓慢增长的重要原因，工资性收入的较快增长，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积极因素。
已有文献大多是经验研究，探究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少有结合工资收入分析农民收入问题的。通过模型估算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但数据处理上未剔除价格变动因素，难以反映变量间真实关系。因此，本文从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两个角度出发，指出财政支农支出分别通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对1980—2010年期间各变量的数据进行修正，在序列平稳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基础上，通过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导出了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民收入的路径。通过设定ECM模型，揭示相关变量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均衡的机理，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在当前深化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背景和数据来源
通过对近年我国农民收入结构的分析，发现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占比约90%。当前情况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增加其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2011年两会期间，政府官方文件称要增加人民财产性收入，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这是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未来趋势。农民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于财政支农转移支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挖掘农民收入增长点的关键仍在于大力增加农民的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
本文所提及的农民收入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图1显示了1993—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非生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从图1可看出：家庭经营收入依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已由1993年的80.4%下降到2010年的60.1%；工资性收入成为我国农村居民增长速度最快的收入来源，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由1993年的14.8%上升到2010年的30.1%；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较低且波动不大，大多数年份都在9%以下。由此可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主要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较弱。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设计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农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不断上升，从而带动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快速增长。由于农民经营性收入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所以农民经营收入也得到有效提高。因此选用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衡量农民经营性收入。
另一方面，农业技术进步，使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形成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非农产业的高收入，形成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动力，这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正效应。城乡统筹发展的不断深化，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得到增加。因此，选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来衡量农民工资性收入。
基于以上分析，作出如下基本假设：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通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民收入增长。
假设1：财政支农支出越多，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越高；
假设2：第一产业增加值越多，农民收入越高；
假设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越高，农民收入越高；
假设4：财政支农支出通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的影响。
为避免虚假回归，同时利用数据包含的有用信息，本文在序列平稳性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基础上，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力图通过逼真的数据生成过程，揭示变量间的作用机理，并试图从输出结果中发现一些于决策有用的信息。基于研究目的和客观数据条件，本文选用线性模型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模拟，结果显示模拟效果在样本期内相当好。
为此，本文收集我国1980—2010年间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1） Ln ryt=α0+α1Ln rx1t+vt
模型（2） iott=β0+β1Ln rx1t+vt
模型（3） Ln rzt=γ0+γ1Ln ryt+γ2iott+μ
模型（4） Ln rzt=λ0+λ1Ln rx1t+ωt
其中，rzt，ryt，rx1t，iott分别为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实际增加值，财政支农支出实际额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所用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所属年度区间为1980—2010年。考虑到物价波动对各个变量的影响，笔者运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处理，通过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0=1）进行指数平减，剔除z，y，x1等变量的物价变动影响，得出其各期实际值。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得出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前，需要变量的稳定性以及变量之间的协整性进行检验，以确定在变量间建立的线性方程是否合理。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变量的变动是否含有模型中其他变量变动的信息，实际是对方程合理性进行再次检验。最后运用ECM模型，得出相关变量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均衡的机理。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先对各变量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在变量都是I（1）过程的情况下，考察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因模型特点本文采用E-G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各变量之间在1%水平上存在高度协整，存在不同程度的单位根；在5%水平下均非平稳，对其一阶差分后却是平稳的，因此可认为各个变量是I（1）过程。结果表明设定的模型是合理的。
（二）模型修正及估计结果
首先对模型进行自相关修正，再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确定变量的变动是否含有模型中其他变量变动的信息，对方程合理性进行再次检验，最后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相关变量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均衡的机理。由残差PACF图和Q统计量进一步判定存在自相关问题，本文对其进行修正，以展现变量间的真实合理关系，自相关修正后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得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1%，我国农民收入增加0.67%，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两个通道分别侧重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进而影响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分别增加0.46%和0.024%，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72和0.76。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略大于第一产业增加值。
由表3可以看出，iot和Ln ry的变动均包含了Ln rx1的信息，Ln rz的变动同时包含了iot和Ln ry的信息，进而也包含了Ln rx1的信息。检验结果均显示为拒绝，可见四个基本模型是合理的。
为了得出相关变量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影响，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误差修正。得出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
由表4可以得出，四个误差修正模型中的ECM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当变量因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能够自动得到矫正并逐步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分别增加0.29%和0.04%，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11和0.23。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与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之比将增加0.04。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通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两个通道对农民收入影响显著：财政支农支出增长1%，我国农民收入增加0.67%；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分别增加为0.46%和0.024%。ECM（1）和ECM（2）表明财政支农支出的短期波动分别以0.29、0.04的比例影响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作用方向与长期均衡表达式一致。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部分，分别以0.34和0.09倍偏差对下一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劳动力转移系数的变动进行反方向的修正，形成长期均衡的反向作用力。
ECM（3）表明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剩余劳动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短期动态关系。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系数的短期波动分别以0.11和0.23的比例影响农民收入，作用方向仍然与其均衡表达式一致。通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两个路径的传导作用，在ECM（4）中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的短期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比较小，系数仅为0.06，远小于其长期均衡影响系数0.67。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有一定时滞性，主要是因为农业基本建设周期较长和农业部门大部分生产具有季节性特点，也可能是支农资金利用效率不高，需要长期积累其效果才能显现。
（二）政策建议
结合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本文提出如下促进农民收入稳步有效增长的建议。
1.增加财政对第一产业的支持，提高财政支农资金运作效率
第一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了绝对大的比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农支出对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效果不明显，应注重调整内部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长期来看，支持第一产业对推动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应增加财政对第一产业的支持，切实有效地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业成本，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
2.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促进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打通影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民就业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民外出务工机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3.协调支农政策，充分形成政策合力
农民增收问题是个系统性的问题，需要各方面政策配套和协调。政府需要建立更倾向于农村的财政政策，并与国家区域发展、产业发展政策紧密联系，统筹兼顾，合理配置各项资源，充分形成政策合力，促进农民收入稳步有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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