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1.1 编写主导思想
1.1.1 重理论还是重经验 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中医学源于经验,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存在重经验轻理论的倾向,为此,学生所学到的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和技术部分,而不是中医的理论,有把中医退回到几千年前经验水平上之嫌。
1.1.2 侧重理论还是侧重思维方法 一些专家认为,中医学的宝贵在于其辨证论治思维,这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所在,中医临床疗效与辨证论治水平有密切关系。而现代中医专业学生辨证论治水平下降,多数毕业生不能真正运用中医为主的方法治病,主要应归咎为中医学教材编写在主导思想上只注重理论阐述而忽视了思维方式表述。
1.1.3 模仿现代医学教材设计中医学教材,忽略中医学的综合性、非分科性 由于现代医学的巨大影响力,有批评家认为,中医学教材从诞生起就存在着模仿西医学教材模式而忽视中医学特性的先天不足[1],有的教材甚至把中医西化,内容与形式不相吻合。
1.2 编写内容与结构
1.2.1 内容重复 这是一个老问题,原因也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中医分科的模糊性,中医的每一个分科尽管有其独特性,但在基本理论、理法方药等方面存在很多共性。按现行中医临床分科编写教材,必然导致各自为政,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关联,或出现逻辑概念上的矛盾,内容前后不一致,内容重复,甚或一证多种治法和方药等,割裂了中医本身的系统性、综合性及整体性等。
1.2.2 内容陈旧与临床脱节 许多专家反映,现行中医教材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如《中医儿科学》教材所选的传染病病种已不适应临床需要,《温病学》教材仅反映出清代水平。而《中医内科学》疾病的选择也未能结合流行病学变化,如风湿性心脏病目前临床已很少见,其他原因引起的心脏瓣膜病则有所增加,教材应将慢性心脏瓣膜病作为章节内容,而不宜再将风湿热及风湿性心脏病作为重点编写内容,以免与临床脱节。再如有关“支气管哮喘”的诊断要点,临床上已经采用了“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而教材相关内容却与之不符,明显落后于临床。目前,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已有相应的诊治指南,而现行《中医内科学》教材几乎未体现与此相关的内容和要点,使学生进入临床毕业实习后深感跟不上临床的步伐。
1.2.3 如何反映学科发展 一些专家认为,现行教材未能真正反映当代中医学科的发展水平,增加了过多的一家之言,造成教材臃肿,学生和教师无所适从,而有些内容又缺失,如《中医内科学》循环系统对常见的心肌疾病及心包疾病基本没有涉及;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肠病也缺乏。学生进入临床后,感觉现有教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参考的需要。
1.3 编写技术
关于中医学教材编写中的技术问题,也是专家反映较为强烈的一个方面。
1.3.1 学科逻辑与认知逻辑相悖 如历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在内容组织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先抽象后具体的“演绎框架”,在反映中医学学科逻辑的同时,却难以适应学生的认知逻辑,造成学生的学习困难。
1.3.2 概念表述 中医学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不清晰,中医学教材中概念表述常不规范、不准确、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等现象相当普遍。不但降低了教材质量,也影响了中医学理论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1.3.3 内容表述 如《中医内科学》第2版教材每个系统均未编写系统概论或总论,不利于学生对系统疾病的了解与学习,不利于学生掌握每个系统疾病的学习重点、学习方法及诊治新进展。
1.3.4 文献引用 现行中医学教材为突出自身特点,存在引用古代文献过多的问题,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违背了“通俗易懂”的原则。
1.3.5 教材体系统筹建设 如“传染病”已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考试的单独命题内容,且已有《传染病学》教材出版。如果这部分内容仍放在《中医内科学》教材中,不利于学生对传染病的系统认识与学习。
2 新知识观及对中医学教材建设的启示
教材是传授知识的载体,选择何种知识材料编入教材与知识观相关。知识观是指关于知识的本质、起源、种类、范围、标准、获得等问题的观点的总和[3]。新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及开放性等特征;在知识的获得上,知识是个人经验的统合,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在知识的价值上,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价值的,人类所有经验、知识形态都有其相对的真理性和价值[4]。为此,新知识对于中医学教材建设,可给予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2.1 理论知识与应用知识
现行中医学教材的内容结构基本上是按学科逻辑编排知识系统结构,缺乏科学系统设计的知识应用结构,着重知识的传授,而技能的训练比较薄弱。
2.2 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
中医学本身源于实践,升华于经验,脱离了感性知识犹如缘木求鱼。但是,有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过多强调中医学的理性特征,强化概念与原理的论证,而弱化了感性材料的使用。
2.3 事实性知识与方法性知识
注重知识的内容还是注重产生知识的方法,反映了不同的知识观。现代知识观认为,知识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因此,中医学教材在选择事实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应该选择方法论知识,着重于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能力。
2.4 知识的稳定性与开放性
教材越编越厚是目前中医学教材编写的顽症。面对知识爆炸,如何既能反映当代中医成果,又不无限扩容,其核心知识的稳定性与延伸知识的开放性选择显得格外重要。
2.5 知识的逻辑组织与心理组织
如前所述,知识是个体主动的心理建构的产物。为此,中医学教材不能完全照搬学术着作模式,完全按照中医学本身内在的逻辑发展 组织知识,而应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教材要善于设疑问,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3 “精诚计划”教材建设构想与实践
针对现行中医学教材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知识观给予的启示。本校自2007年,在实施教育部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精诚计划”中,将教材建设作为改革的核心与突破口,开展了教材建设探索。
3.1 教材建设的目标
中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作为传授学科理论载体的教材,既要符合自身学科特点,又要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倡导自主学习、重视创新精神与能力学习,倡导师生的共同发展等新思想、新理念。为此,“精诚计划”教材建设的目标是:①依据中医学形成的特点和认知规律,“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理法方药统一原则;②依据中医学思维方式、学术内核,“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原则;③依据中医学与中医传统文化密切的关系;④依据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环境、社会)对中医学的要求;⑤依据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中医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意识强、实践能力强的,具有中医学理论、临床研究与应用创新潜质的人才[5]。
3.2 教材建设的定位
3.2.1 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传统意义上的教材一般是作为教学用的主要素材,具有助教性质。现在有一种新观点,即应将教材定位于作为学习用的主要学材,具有助学的功能[6]。笔者认为,教材和“学材”是统一的,尤其考虑到中医学科的特殊性,因此将“精诚计划”教材的功能定位为教材与“学材”的统一。
3.2.2 从范例到“案例”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发展,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高等教育目标。要实现这些基本教育目标,教材就不再是所有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教材仅仅是引起学生认知、分析和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构建意义的中介和案例。作为案例,教材内容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不仅是范例,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对教材内容进行反思与批评。为此,“精诚计划”教材为克服中医学教材或内容陈旧重复,或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等问题,精选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内容,编写成为“案例”式教材(非狭义的案例教材)。
3.2.3 灌输与内化的统一 由于中医学知识特殊性,与学生的知识背景和认识方式有较大的差距,所以,“精诚计划”教材建设的宗旨首先是夯实基础,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一要清晰,二要反复灌输,强化学生对理论的认识;其次是将“死知识”内化为“活知识”。由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有一个循序渐进过程,所以,教材内容对基础知识的阐述应由简入深,从易到难,循环往复,直至内化为学生自己的“活”知识。
3.3 教材编写的原则与内容框架
3.3.1 编写原则 突破原有中医学课程划分法,依据中医学形成特点、思维方式和学术内核,重组中医学知识体系,调整通识教育与医学教育、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合中医学学术特点与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以中医临床诊疗的基本思维模式为依据,以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性为经,以具体辨治体系为纬,构建中医重组的基础课程,并编写一套中医学教材。
3.3.2 内容与框架 “精诚计划”中医基础课程模块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法学》、《中医辨治学总论》、《中医辨治学各论》。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维持现有体系,讲授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构建中医的思维框架;《中医诊法学》教授学生如何通过四诊收集中医辨证可靠的临床资料以及中医症状学的相关内容。《中医辨治学》则教授学生如何进行辨证论治,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中医辨证的基本理论,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药物炮制等;方剂的基本理论,如以法统方、君臣佐使配伍规律等。各论以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为主线,论述每一证候的辨证要点,治则、治法,常用中药及方剂。
【关键词】中医认证 专门用途英语 教学实践
一、中医学专业认证和中医英语发展的国际背景
中医学专业认证是国家教育部依据《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中医学专业（暂行）》对中医学教育状况进行全面客观“诊断”、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明确中医学教育改革方向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学校中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和提高中医人才培养质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医认证服务于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及其产业发展，服务于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于中医药国际化和全球化。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在世界各国不仅逐渐得到认同和欢迎，而且已有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医英语人才的缺乏，中医药尚未得到西方各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要促进中医药产业在世界各国的健康蓬勃发展，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和较强英语交际应用能力的医学英语人才势在必行。
二、对中医英语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
目前，很多中医院校只关注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英语竞赛成绩获奖率。并把它们看成是衡量英语教育成败的标准。单一认同英语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忽视了高校英语教育的学科性、专业性和人文性。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片面强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只开设一些专业方向课程而忽视了语言基本功训练和应用能力的提升。
在中医院校片面追求过级率和获奖率是对中医学本身的特点和对外语教育的特点认知模糊所造成的。一方面，中医学从专业上来讲，被认为是“国粹”，不需要用英语去检索搜集文献资料和拓宽专业知识。学生工作以后用英语的机会很少，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学不学英语对中医专业的学生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模糊了外语教育的工具性和素质性。外语教育培养学生汲取国外信息和交流信息，扩大视野，吸纳世界优秀的文化科技成果。如果仅仅把英语看成一门工具是培养不出来上述能力的。
Flowerdew和 Peacock（2001）曾指出：英语已成为国际上各学科研究成果、科技文献和学术交流的国际通用语，不管这所大学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还是母语，只要不想与国际学术社会隔离，一个合格的本科大学生都必须有能力用英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了解本学科的国际前沿最新发展。在中医英语教学中，中医学科知识的英语学习不仅仅是对科学知识的获得和积累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更培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所以，对中医英语的认识要放在国际视野的层面上，不能仅仅认为它仅仅是中国特色或者中医的东西。
三、专门用途英语
大学英语语言教学按照用途，可以分为大学通用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大学通用英语被称作传统普通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EGP），它的教学是“以一般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为其主要教学内容，其教学水平的检验通常定位在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欣赏能力上”。它针对性不强，也不能满足人们用英语开展某些特殊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活动的需要。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ESP）是一N以“语言学习为目的的服务性教学”（Pobinson， 1989），具体地说，它是以学生的学习目的和交际需要来指导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和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她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和大学通用英语相比，专门用途英语更有满足特定行业或职业需要的方向性。经受过良好ESP培养的学生在将来从事的职业和领域里，比那些只接受过EGP教育的学生能更准确，更有效胜任工作。
根据《广西中医药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及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区域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学校中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是：具有较强的传承能力与创新能力，并未他们将来在中医教育、科研、对外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作为ESP的一个分支，中医英语教学目的是经过基础英语阶段的学习之后，继续巩固和不断提高英语的语言能力，掌握中医英语的基本特点和表达习惯，搜集中医专业的文献资料，拓宽专业知识，培养用英语从事医学的学习研究、实践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促进行业的发展。
四、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英语教学实践研究与探索
1.课程设计。《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4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强调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一门专门用途英语，中医英语也有着它特殊目的和特殊用途，其课程设计就要考虑学生的特殊要求，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展课程设计活动。这一点和《方案》是一致的。一般中医院校英语课程的设置也形成了大一大二实施大学英语学习的的局面，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能力，三四年级开设与中医专业相关的英语课程，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如果学生在语言基本知识不牢靠，就很难消化和吸收中医英语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英语类课程的开设就仅仅是用中文翻译中医基础知识，开设这门课程的意义就被忽略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深入开展，很多中医院校不断总结以往的实践经验，不断修改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已达到教学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课程设置还是存在许多代表性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设置缺乏连续性。只开设了一或两个学期，学生只能入门，却无法深入、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医学院校的英语专业就是一边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和文化人文知识和医学专业知识，两者不能有机结合，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本科阶段无法打下扎实的基础，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更不利于研究生阶段的医学英语的相关学习。
（2）课程设置缺乏目的性。专门用途英语的目的在于满足学生对特定领域的英语技能的需求，而不是将专门用途英语和双语教学混为一谈或者认为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和大学英语教学大同小异。在设置中医英语类课程的时候，很多老师和高校的行政人员没有意识到中医英语作为一门专门用途英语是为了满足学生在特定领域英语技能需要，即在中医诊疗领域用英语进行交流和阅读外文期刊了解国内外中医发展动态的一种技能和能力，而是将中医英语仅仅作为一种中医和英语的简单结合，通过中医英语的学习让学生们掌握点基本的术语和表达法就可以了。他们会将一些实用的必修课设置成选修课或是缩短中医专业英语学习的学时。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学生要么觉得课程枯燥不实用，缺乏重点，要么觉得学时太短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因此学习积极性严重受挫。
（3）课程设置时间分布不合理。专门用途英语的根本目标在于提升特定领域内的语言技能，特色在于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相结合。作为一门专门用途英语，中医英语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中医领域内的语言技能，其特点就是将英语语言与中医专业知识的结合。很多医学院校在本科阶段前两年设置了体系完整的基础课程，由于学生到了大三、大四面临着考研、找工作和写论文等问题，没有时间学习相关知识，因此作为重点的中医英语只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学生在学习量剧增，就业压力打的情况下进行中医英语的学习，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根据《方案》的要求：开设中医学专业的院系必须注重课程计划和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体现加强基础、提高能力素质、发展个性的原则。医学英语作为一门必修课，要注意学时的足够，课程的连贯性；学时的设置要考虑师资因素。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意愿和需求，分类，分阶段进行教学。笔者赞同中医英语的分阶段教学，但是在课程设计上不要那么泾渭分明，大一大二亦可以开设基础英语和一般用途的中医英语，一般用途的中医英语可以开设中医英语口语、听说和简单中医知识的英语阅读之类的课程。学校可以开设《医学英语视听说》《外国医学影视经典赏析》等医学英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大三大四可以多开设些中医类英语课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文献检索和归纳整理的能力。比如《医学英语词汇解析》《医学论文写作》等课程。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基础大一大二的学习，不仅扎实英语基础，对一般用途的中医英语有个大致的了解，培养对中医英语的兴趣。到大三大四接触到中医英语的时候不会感觉突兀不适应。中医英语在人才培养需要、学生就业升学实施循序渐进分层次培养和分级教学。通过此类课程的学习达到培养“有一定医学专业知识和英语基础知识和交际应用能力”这个总目标，实现《方案》里面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
2.师资。从教师层面上来说，我国中医院校从事医学英语的老师，大多数是英语专业毕业。在医学院校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医学知识缺乏，进修经历有限。在中医英语的教学中自认医学知识缺乏，实际教学中讲授语言多于鞯葜幸叫畔。学生在学习中医英语的过程中学而不获，挫伤了学生学习中医英语的积极性。其实，与大学英语教学相比，中医英语在教学内容上有其特殊性，但是两者都是在提高英语学习者获取信息知识的水平，满足学习的需要。所以，对于教授大学英语的教师，不必要像医学专业教师那样系统全面掌握医学知识。扎实的英语语言技能和教学技能方法在一般用途中医英语的教学中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完成教学目标，取得教学效果。
根据《方案》要求，近三年广西中医药大学制订了《师资队伍“十二五”规划》，为教师的培训设立专项基金，为教师进修、学习、交流培训提供保障，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机会。英语老师通过培训巩固英语基础、积累中医学科专业知识，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走出一条有特色的中医英语之路。
作为一门专门用途英语，中医英语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目前对其研究和认识不是太深刻，存在很多误区。英语教学实践与探索中存在一定的误区。结合广西中医学大学中医认证为背景，从课程设计、师资和教学三个教学实践方面研究和探索一些代表性的问题。进一步理清中医专业培养目标，促进教学管理者和医学英语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中医学科知识。利用现代化多媒体的网络平台，促进中医教材质和量的提高、中医知识的普及、把握中医发展方向。中医英语的发展能促进中医药对外贸易和交流，传播中医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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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原创思维定义存在的问题
界定中医原创思维，是一项相当棘手和难度很大的工作。除了要概括其定义，还必须改变长期因循的理论定势，需要沟通众多自我生发的孤立观点，区分几个外延不甚清晰的基本概念。
1理论定势的偏向需要纠正
理论定势偏向其一，中医原创思维是哲学命题，认定思维活动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此等认识的结论，大都缘于中医学同哲学的思维功能基本一致，认为思维活动只是认识万物和宇宙自身。尽管认知功能是思维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但是思维的功能还有指导实践和规范行为、梳理层次结构与构建实践规则，创造价值与进行评价的功能。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曾说，中医学不仅体现了认识论上的知识论，更是实践论。换句话说，中医原创思维，不是为了认识而去认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解决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其二，中医原创思维与中国其他传统学科思维具有共同性，通过对中国传统农学、天学、物候等学科的思维进行解析，能够从外部间接了解中医原创思维。笔者认为，从思维发生的认知基础与基本特征，如天道自然、天人相应等认识的逻辑起点来看，这一思路并无不当。但基础和特征并非思维本身，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界限不应忽视。中医学是以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调控法则为对象，要认识的是生命的机制与原理，要解决的是辨证论治的实际问题，故中医原创思维与其他学科思维大相径庭。
2见仁见智的理论认识需要通约
通约，是数学上的一个术语。科学哲学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常常称之为“可通约”。关于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当代不少学者都有论及。如王琦［2］认为:“中医原创思维是‘取象运数，形神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刘天君［3］提出“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王永炎［4］主张原创思维具有“特有”、“与众不同”、“创造性”3个属性，“科学与人文交融”、“天人相应、调心与调身并重”两大特点。刘长林［5］曾指出，中医原创思维应以象思维为主导;“象”作为思维单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思维方式的共同特征。因此，需要比较各家观点，突出共性，体现个性。研究者应当反思:为何上述研究的对象均有“象”的因素?各类研究之间有何联系，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如果这些结论的孤立情况难以打破，无法体现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面内涵，设法找出的共同的结构、共同的要素怎么能涵盖中医原创思维的全部活动而形成统一的定义?
3模糊的理论概念需要澄清
思维、思维方法、思维方式、思维模式，这几个理论概念常常干扰我们对中医原创思维的准确把握。对方法、方式、模式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认识差异很大。在中医原创思维研究中，三者是否能够剥离开来单独加以研究?比如，辨证论治是方法，还是方式，抑或是模式?只有明确了中医原创思维这个上位概念的定义，才能对上述的若干概念加以澄清。
中医原创思维定义的基本要求
厘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就是如何加以定义并确立规则。笔者认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定义，需要满足以下4个方面的要求。
1充分展现中国原创文化底蕴
刘长林［6］曾说，中国原创的思维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以时为正”。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中，侧重于时间维度，并基于此来统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对于自然整体生命状态的本质描述。中医原创思维的认识对象，是生命过程中的现象与运动、原理与规律，调整的是生命不断生成演化的动力与状态，应充分体现中国原创的文化内涵。
2充分容纳中医学术史上的原生意识活动
所谓原生，就是在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生成，不加任何外界干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基本理论体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丰富与完善。这一过程就是中医原创思维的生发过程。在当前，必须从学术发展的时间维度，来思考中医原创思维的界定问题。同时，在共时条件下，对中医原创思维进行深刻描述。
3充分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
对于中医学思维活动的特征，必须从面向临床实践的视角加以总结和归纳。有文字记载的中医学思维，大约出现在公元5000年之前的黄帝时代。直到公元100年左右的汉和帝时代，才对中医学原创思维的4种模式进行总结，也就是医经、经方、神仙与房中4个流派特征。如《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发掘中医原创思维的普遍特征，是界定其涵义的基本要求。
4充分考虑中医原创思维的创造特性
鲜活的中医原创思维，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与规范过程中。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每一次思维活动的革新，都会带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进步。从临床处方论治视角来看，每一次面对病患都是思维创造的开始。因此，对于中医原创思维的总结及其对临床指导与规范作用、临床层面创新意识活动程序的描述，以及临床疗效的评价等方面，也应在中医原创思维定义中得到体现。
中医原创思维的结构性要素及定义的表述
中医原创思维，同其他思维活动一样，都具备符号—语言、秩序—规律、程序—规则3个最主要的结构性要素。
1符号—语言要素
思维活动是自始至终在符号或语言媒介中运作的思维活动。无论符号表述一种意象涵义还是抽象涵义，其总是作为一种指代流动于思维过程当中。中医原创思维关注的是一种称之为“象”的符号，涵括了物象的自然整体、不加切割的全部信息。“象”是中医原创思维的思维活动单元。“象”是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客相融“感”的结果。中医学大多数的思维活动，都是以“象”为媒介发生的。如自然之象有天象、气象、阴阳五行之象等，人体之象有脉象、舌象，以及证候之象等。由于“象”本身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以至于“大一”和“小一”均难以超越其表征的范围。“象”又是作为意识活动主体的人，以及外界环境信息两相交融的综合反映。因此中医原创思维是在认识与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时，将人体信息表征“象”化，并在实践中具体加以传递、交流和运用的意识活动。
2秩序—规律要素
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从混沌或无序中发现或建构秩序的意识活动。中医原创思维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以人类生命运动、现象的秩序与规律为解释中心的意识活动，是指导临床实践并促使临床行为与诊疗技术规范化与有序化的意识活动，也是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并促使价值模式和尺度标准化和有序化的意识活动。客观地说，中医原创思维决定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与结构，后者反映了前者的认知历史过程。中医原创思维也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价值取向，后者反映了前者的秩序与规律。
3程序—规则要素
关键词： 全科医学生 学习现状 就业心态
2011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全科医生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一批具有较高业务素质的全科医师。依托医学院校培养全科医学生是培养全科医师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有效方式。”为实现这一目标，除外部环境保障、政策和经费支持外，最关键的医学教育质量如何还要看学生的学习状况。要培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合格全科医生，本科阶段学习现状不容忽视。调查显示，全科医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毕业后从事基层医疗工作的积极性。全科医学生不良的学习现状和心态必将使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瓶颈。本文以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为例，对全科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主要从学习态度、学习动机、专业认知、职业发展规四个方面展开问卷调查。
第一，全科医学生学习态度不佳，调查发现全科医学生旷课情况频发，部分全科医学生在校期间还存在自主学习意识不强的问题。如课后选择自主学习的学生不到一半，另外，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对60分万岁的看法持理解态度，只关注考试结果，而不注重学习过程。同时，笔者在与这部分全科医学生进行访谈时发现，部分全科医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工作已经稳定，在大学期间对自己唯一的学习要求是“不挂科”，而本身高考录取分数就高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他们，经考前“突击”结果往往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不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以后去基层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就业也是抱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但还是有小部分全科医学生，在考试中有挂科现象，甚至面临“留级”违约的风险，更有甚者表达了想违约的意愿。
第二，全科医学生学习动机不足，通过调查，19.7%的学生旷课的原因是“对专业本身不了解，学习没兴趣”。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大部分学生选择定向培养的全科医学专业是父母的意愿或由于全科医学专业的订单式培养模式，给予了一定的学费补偿，毕业后即可就业的形式相对其他专业而言就业压力较低。但是“即便免费培养的医学大学生因为一纸契约而到基层医院工作，也很可能身在乡镇心在城市，无法长期扎根服务于基层，而是采用诸如毁约、跳槽甚至改行等方式涌入城市”。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部分学生的职业理想不是来自学生本人，而是受制于外界条件。因此，他们的学习动机就会相对偏低，而“不认真听课，上课玩手机，对授课内容不理解课后未能及时巩固”的学生占18.8%，说明有些学生即使按时上课，也是“心不在焉”，听课效果不佳。
第三，全科医学生专业认同感不强，现阶段，除个别较早开设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学院校外，大多医学院校在校生对全科医学缺乏具体的认知，其中包括全科医学专业方向的学生。同时低年级者对全科医学的认知较高年级者普遍偏低，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相对匮乏兴趣。这势必会对基层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造成“质”的影响。调查发现，有7.0%的学生在对全科医学专业的学习上存在误区，认为“学校的基础理论课程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以后临床工作中学习技能操作”。有9.0%的学生认为“作为全科医学生，学好理论课足矣，不需要进行科研探究的学习”，然而“科研工作是提高全科医学生素质的重要手段，全科医生具备科研能力是信息时代基本素养的重要内涵和医学发展的迫切需要”。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这部分全科医学生对从事此专业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及专业能力认识不足，可见学生在校学习全科医学时，还未真正意识到全科医学的重要地位。
第四，全科医学生基层服务意识不浓。调查显示，当问及全科医学生“在与当地卫生局合约期满后是否选择留在基层”时，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继续在基层就业服务。部分女生表示愿意继续服务基层，对她们而言有一定的专业归属感，喜欢基层社区服务方式这一原因所占的比例较高。“广东全科医生在社区卫生站服务的就业率很高，其实行5+3的模式和不断调整的国家政策都鼓励全科医学生于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工作好找且稳定能给医学生很大的心理保证和生存后路，使医学生读书更有方向性和目标性。但有部分在校成绩较优秀的学生更愿意选择继续深造，或通过考取证书，在某方面纵向发展成为专科医生。“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很多医学生把二级医院作为短期过渡的跳板，借二级医院作为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积累工作机会的平台，从而为跳往三级医院这一更高平台做准备”，这符合“先就业再择业”的社会现状，十分具有现实性。又或者做一名兼职基层医疗专家，全科医学生的涉及范围比较广，所以于基层，可选择这条道路，即使以后不是从事有关医学的工作，兼职当医疗专家也可以为自己留条后路。
全科医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的学习状况和态度会直接影响其今后择业心态和自身基层服务质量，更会间接影响整个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推动和发展，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团队的形象。因此，各大医学院校自全科医学生的本科培养阶段就要“从严抓起”。站在医学生个人角度，“适时调整就业观念和期望值，与社会发展协调同步。自入学开始，学校、学院必须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教育，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医学是一门神圣的科学，医学学习与社会使命、个人责任紧密相连，只要踏实工作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国家应设立教育质量监测系统和评估监控机制，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的督导机构也需加强对教学教育环节的监控。且在今后教育教学工作中加强对全科医学专业相关知识的宣传，给予学生更多的社区卫生实践指导，提高医学生对全科医学的学习欲望，激起他们将来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兴趣。培养医学生的服务意识，使之在毕业后愿意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而除通过学校的教育影响改变就业观点外，政府还要加大对基层卫生资源的投入，制定倾向基层的卫生政策，吸引医学生基层就业。“首先，保障基层医务工作者收入能上台阶，达到甚至超过临床医学生毕业后的期望收入值，以吸引优秀人才到基层；其次，对长期在城乡基层工作的卫生人员在职称晋升、业务培训方面给予适当倾斜”。而开设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学院校很有必要首先向其介绍全科医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重要学科地位与作用，密切结合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和工作实际，让学生首先对全科医学有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在学校教育阶段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从“质和量”上壮大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队伍，保障患者的就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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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瑜，杜兆丰，刘圆月，徐群芳，何雪梅.医学院校学生学习现状调查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12，（3）.
关键词：医患关系认知教育 现状 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a）-0220-02
在医学人文重度缺失的当今中国医学界，医学院校应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呼声已凝聚起强烈共识。但一方面医学人文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医学人文教育涵盖面非常广泛；另一方面，与医学人文缺失相关的医疗困境已日益成为中国的重大现实民生问题。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我国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中国医学人文教育体系应如何建构？这不能不是中国医学教育界应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人文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医学人文的核心理所当然也是关注医学中的人的存在状态，即患者和医者的状态。因此，无论医学人文教育的体系多么复杂，对医患状态的关注始终是其基本内涵。医患状态包括了患者的生存治疗状态，医者的工作状态，以及对二者均有重大影响的医患关系状态等。由此，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应是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既是对医学人文价值思考的逻辑结果，也是当今我国实际医疗环境的现实需求。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对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有关问题作出探讨，意在抛砖引玉，并期待能够对探讨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状态的路径有所裨益。
1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内涵及价值
医患关系是指在医疗活动中，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方与寻求医疗服务的患方基于医疗实践活动发生的各种关系。这其中既包括实施医疗技术过程中形成的技术关系，又包括其过程中所涉及的其他各方面的非技术关系，如道德关系、利益关系、法律关系、文化关系和价值关系等。[1]相应的，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则是指医学院校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以医患关系的各种知识和能力为内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医学生的身心施加影响，使他们形成有关医患关系的知识、观念和技能等，具体包括形成对医患关系性质和内容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对医患关系现状和影响因素的认识，以及学会处理医患关系的基本技能。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医患关系是医学生未来基本的职业人际关系，具备医患关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是医务人员的基本职业素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理所当然应该是医学生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涵，缺失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医学教育是不完整的。第二，从现实意义上讲，当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甚至成为重大民生问题，与我国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解决这一问题当然需要多管齐下。但毫无疑问，医学的特点决定了在医患关系中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医患关系的走向，因此，医务人员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应具备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和技巧。由于医务人员系统规范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在医学院校时完成，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便要承担起改善医患关系的使命。通过教育，使医学生形成对医患关系理性和成熟的认知，具备必要的处理能力和技巧，为走上工作岗位奠定相应的基础。
2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现状
从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实际情况看，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医疗环境的现实要求还有不小差距，成熟的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复旦大学医学院于2012年6月发起的有国内46所医学院校参与的调查显示，超过80%以上的受访者对我国包括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在内的医学人文教育整体上不满意。我国当前有600多所医学院校，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实施上，普遍存在下列问题。
2.1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不受重视，没有形成可靠机制
在教育理念上，没有形成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是医学教育组成部分的广泛共识，对其重视程度远低于专业素质培育；在学生培养目标上，许多院校还没有把医患关系认知能力作为学生培养目标；在教学体系上，内容分散在若干课程中，由于缺乏协调，没有形成有机的学科体系；在教学条件上，往往局限于校内教学，教学医院的教学受医疗环境、目标取向等影响，效果十分有限[2]；在保障机制上，缺乏清晰的教育思路，人力物力均缺乏保障，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
2.2 教学体系的功能未被开发出，教学实效有待提高
我国绝大多数医学院校都没有专门的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涵盖在相应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内，医学人文课是对学生进行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主渠道。但这些课程学科取向明显，都有其侧重点，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方面缺乏有机性和协调性。加上上述课程学时数普遍偏少，使得医患关系教育内容更加难以凸显。
2.3 师资力量不足，教育的复合型欠缺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是典型的学科交叉型教育，涵盖人文知识和医学知识；同时又是典型的实践型教育，要求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要求教师熟悉医院的实际工作状况。但现实中兼具人文和医学复合学科背景的教师少之又少，能够有实际临床工作经历的更是凤毛麟角。在大多数院校，讲授医患关系的教师多数是人文课程教师，他们缺乏医学知识，没有真正在医院环境中见习过，对现实中的医患关系仅是感性体会而缺乏深刻认知，导致对医患关系的诠释往往理论化、理想化和片面化。少数院校安排医学专业课教师讲授，他们具备医学知识，多数也有医院进修经历，对医患关系状况有较深刻认识，但这部分教师缺乏必要的医学人文知识，对医患关系的性质把握不准，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3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改进策略
3.1 实现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机制化
加强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教育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是带有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医学教育工程，需要形成常态化和长期化的运行机制。这就首先，要求医学院校要真正认识到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在医学生医学职业能力培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明确把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置入到医学生人才培养目标中，并有具体的目标要求，规定具体学分等，要有明确的经费保障。其次，学校要注意整合教育资源，创新课程体系，明确考核方式，明确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负责部门，确保教育的实施。再次，要注意加强师资培养，形成稳定、知识面足够的师资队伍。针对人文课教师缺乏临床阅历的现实情况，可以考虑安排相关教师去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医务科作短期进修，切身接触现实中的医患纠纷；也可以聘请临床岗位相应人员为教师做专题讲座，丰富教师有关知识。此外，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创新教育方式，发掘校内校外两种资源。比如与教学医院合作，安排专门的见习活动，让学生去医院感受现实中的医患关系；或者聘请医院医务科人员定期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使学生了解医患关系现状。
3.2 梳理教育内容，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内容非常丰富，需要结合医学生实际和我国现实医疗环境实际，对内容作出梳理，突出重点内容，抓住关键内容。笔者认为教育重点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医患关系的性质；二是医患关系的主要内容即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三是医患关系的处理技能。
医患关系的性质可以从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解读，对医学生而言，要特别注意从伦理学视角和法学视角分别进行诠释。在进行伦理学视角的解读时要站在患者弱势的立场，强调医患双方道德上的不平衡，医务人员负有更多的道德责任，要自觉承担救死扶伤的天职，强调医患关系内在的伦理属性[3]；法学视角解读时，首先要强调医患关系本质上属于平权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各自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应相互尊重。其次应把医患关系定位在特殊契约关系上。双方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通常情况下基于患方要约和医方承诺成立医疗合同，但由于医疗的特殊技术性和公益性，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对急救病人，医方有强制缔约义务。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主体内容，双方当事人明晰各自的权利义务，做到相互尊重，这是双方构建持久和谐关系的根本保障。因此，对于医学生，要把医患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为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重点，尤其是患者权利及对应的医务人员的义务。
针对复杂的医患关系现状，还要通过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使学生初步具备处理医患关系，维护医患和谐的能力和技巧。这其中尤其是要注意训练学生掌握在医患沟通中的技巧和方法。因为对医生而言，沟通能力对他们能否处理好和患者关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教会学生学会倾听、善于表达，加强自身修养和涵养等。医院的实践也证明，加强医务人员沟通能力的培养，能有效降低医患纠纷。[4]
3.3 构建有机协调的课程体系，发挥出教学的主渠道的作用
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实施主途径还是应建立起规模适度、有机协调的课程体系，并通过教学发挥出应有作用。从我国医学院校实际看，多年来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卫生法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人际沟通等，这些课程均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资源，关键是能够有机统一，相互协调。这些课程在坚持各自的学科立场，完成本课程总课程目标的同时，如能分别从各自学科凸显一下医患关系教育内容，并注意前后衔接，相信能有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医学伦理学课，可以突出医德；卫生法学课，可以从法理层面分析医患关系性质，特别是讲授清楚医患双方权利义务；医学心理学课，注意对学生进行患者心理知识的讲授；医学人际沟通课讲授医患沟通技能和技巧等，使学生掌握沟通的基本技能。可以看出，以上课程如能相互协调，完全能够形成规范系统的教学体系，共同承担起医学生医患关系认知教育的任务。
在医患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紧张水平背景下探讨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教育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医学的本质属性也要求将医患关系认知教育作为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并形成常态化的机制。限于水平，本文仅是做了肤浅探讨，期待能引起医学教育工作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王明旭.医患关系学[M].科学出版社，2008：18-21.
[2] 蒋晓敏，孙忠和.教学医院医学生对我国医患关系现状认知的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2，9（26）：166-167.
【关键词】 中医儿科学/发展趋势；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术发掘； 辨证论治； 辨病； 辩证
自扁鹊为“小儿医”以来的2 400余年中，中医儿科学经历了起源、奠基、形成、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自成体系。同时，中医儿科学领域的多项成就，从钱乙的脏腑辨证论治纲领与创立的五脏虚实补泻方剂，以及钱乙的脾胃学术思想，到叶天士《幼科要略》中关于小儿四时病症的诊治而发展成温病学说等等，又为推动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儿科学体系而论，中医儿科学还创立了多项世界记录，如隋唐时期已经有多部儿科学专著问世，已在太医署正规培养5年制少小科专科医生；宋代建立了理论与临床内容完备、水平较高的儿科学体系，刘昉的《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儿科学巨著；明清时代儿科学术水平快速发展提高；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及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应用等等。人类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医儿科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又面临机遇与挑战。
如何面对机遇、面对挑战，如何与时俱进，使中医儿科学术健康发展是摆在每一位中医儿科工作者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回顾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历史，面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现状，进行检讨与反思，很有必要，它将有助于向前探索与发展。
1 关于中西医结合
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东西方几乎完全不同的中西医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西医的理论体系是东西方文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但都能达到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
自20世纪开始，西医文化的大量进入，给中华土地上的中医文化带来巨大撞击。虽谓“殊途同归”，但毕竟“道不同”、认识不同。古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医学领域却不能“不相为谋”，如何沟通，互相促进，达到真正的结合，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应当是大有裨益的。因此，20世纪开始便提出了“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大抵在20世纪前半叶，是以理论认识上的对照“汇通”为主，后半叶则在医疗、教学、科研领域里，“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这种“主要的形式”的实际内容，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病名的对照；运用西医的认识来解释中医；运用西医西药的理论来研究中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临床上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等。因此在近50年来，虽然“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中西医在理论上、在临床上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结合点，离中西医结合的理念还相距甚远。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与思路，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结合点，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取长补短，达到真正的有机结合，是当今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1.1 关于中西医病名对照 中西医病名对照，是中西医汇通的第一步。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自20世纪初即开始了中西医病名的对照汇通。1918年出版的顾鸣盛撰著的《中西合纂幼科大全》，即将中西医儿科病名作了初步的对应，1947年沈伯超著《儿科更新》则几乎主张以西医病名替代中医病名。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则几乎达到中西医病名双重诊断。
应当指出，西医在认识疾病上，由于科学的进步，微观的认识比较细致、直观、可取。虽然有许多未知认识，但就已知的得到科学证实的疾病认识，已得到公认。这些认识，基本上揭示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变化规律，应当说西医病名的认识更为客观、直观。实际上，中医病名的认识，经过一两千年临床检验而确立的病名，也揭示了中医的认识规律。因此许多病名可以相通、或可相近，比如天花、麻疹、水痘等，就可相通；其他大量的病名，如厌食、腹泻、水肿、肺炎喘嗽等等就可相近。中医病名以证的认识为主，而证的认识包涵的范围较广，比较笼统；西医的病名对某一疾病的认识单一性好，也更为直观。中西医病名对照，应当是一种进步，是中西医沟通的第一步，为进一步的沟通和结合打下基础。但是医学领域有太多的未知数，许多疾病的病名目前还无法对应、无法对照，勉强对照，是不恰当的，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乙脑和暑温，乙脑属于暑温，但不是说乙脑就是暑温，或暑温就是乙脑。应当采取同则同之，不能同的，又不能共的，采取约定俗成的称谓。因此在病名问题上，中西医有许多疾病名称不同，应当求同存异。目前不宜急于求成，强调一律，过早的搞中西医病名对照，事实上还不可能。不能要求大家接受目前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也不能要求大家丢弃已经认识的事物。
1.2 关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 目前在儿科领域，甚至整个中医领域，均采取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形式。应当说，这一形式值得称道，也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很重要的实践。这一形式，既能展示西医辨病的长处，又能领略中医辨证的优势，应当说这是两长相加，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在新时期的切入点。
几千年来，中医学是在东方文化的理念指导下，从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医是通过中医的病名来确立和认识疾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医的东进，加上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医病名的更加直观、更加客观、更具有单一性的揭示疾病规律的认识，为中医所接受，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医的进入为中医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撞击，也带来巨大的机遇。
如何使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使之更好地发挥长处，为临床医疗服务，是摆在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面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医学从固有的中医疾病认识，转移至对西医病名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认识。这是中医学发展的一个跳跃。在这个跳跃中，应当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探索，充分地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把中医辨证论治发挥极至，而不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
必须指出，当前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结合”，在中医辨证方面过于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一个病名之下，列二三个、三四个、或五六个中医“证型”，就作为大学的教科书，作为临床的规范，作为国家行业的标准，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过于程式、过于固定。须知中医辨证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虽然每一疾病有一定规律，但决不是那么简单和固定。中医是辨证论治，从来也没有过“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不能真正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功经验，即是辨病与辨证的一个范例。1955年石家庄发生乙型脑炎流行，运用“清热解毒养阴”治则，采用白虎汤、清温败毒饮为主取得满意疗效。1956年北京地区又复流行乙型脑炎，用白虎汤疗效不佳，后用清暑化湿诸法（即白虎汤加苍术等）而显效。蒲辅周先生为此总结出乙脑治疗八法，这是因为当年北京暑盛挟湿，时值丙申太阴湿土在泉，气候湿热。1958年广州地区又发生乙型脑炎流行，使用上述地区经验疗效均不佳，是因当年燥热伤阴，按运气为戊戌“化火运”，气候燥热，故又在白虎汤基础上加生脉饮（即人参白虎汤加味之意），取得较佳疗效。疗效均达90%以上，并使当时的医疗界震惊。《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指出［1］，“50年代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有两大意义，一是以其卓效在尚无抗病毒药物的条件下，说明辨证论治的价值；二是由于五运六气理论在治疗本病时取得一定疗效，引起人们重新对五运六气的重视和“估价”。这也充分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丰富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动态论的辨证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分型”就能代替的。用西医学明确疾病诊断，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和特长，摒弃简单化、程式化的“分型”，真正做到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真正发挥中医的疗效。
1.3 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 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这是近30年来中医医疗上的一大特点，在儿科领域更是明显。临床上双重诊断，有西医病名诊断，又有中医病名及辨证诊断，这应该是件好事，正如上述所论有助于中西医的沟通，有助于中医对西医病名疾病的认识。但是，也同样存在上述内容中谈到的难免出现中西医的勉强对照，中医辨证简单化。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因此，双重诊断存在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何改进、如何提高，正是当今面临应当认真探索加以解决的问题。
双重治疗，在大多情况下弊大于利。顾名思义所谓“双重治疗”，即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这是西药、中药相加，是凑合，是“拼盘”，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在目前的现状下，所谓中西医结合治疗做得比较好的是，中西医在治疗某一疾病相互取长补短，针对某一病理状态、某一疾病阶段，发挥中西药的特效作用而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以发挥最佳疗效，减少副反应，缩短病程。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肾病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目前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被认为是特效药物，然而激素的副反应大，肾病综合征的“反跳”与复发率高。然而在激素应用的不同阶段，根据辨证配合中药治疗能减轻激素的副反应，减少“反跳”，预防“复发”，同时还能增强体质，巩固疗效。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药合用，取长补短，有较好的临床治疗优点。
然而中西医双重治疗，中西药合用，很明显妨碍中医的发展，阻碍中医医疗技术的提高。因为西医治疗、西药的应用，靶向性较强，针对性较强，而且化学药物的定性定量准确，疗效确切。上述肾病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激素的疗效确切，但副反应大，易复发，应用中医中药以巩固激素的疗效，并减轻激素的副反应，预防复发。在这个成功的“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的例子中，中医中药也只是辅助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临床治疗现实却往往是中西药的合用是凑合，中药只是陪衬，或是点缀。中医治疗也往往不会认真思考、深入探索。尤其是儿科临床，西药针剂的注射往往比口服中药简单快捷，患儿家长都容易接受。既然西药起效了，何必再用中药，何必再去辨证论治，有了西医西药的拐杖，中医中药就必然“骨质疏松”，必然“缺钙”，中医的内涵就荒芜了，中医的特色就发挥不了，中医必然走向衰退。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极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医疗经验。即使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临床上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情况下，也不应把中医辨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发挥中医的独特疗效，或与西医西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向中西医的有机结合迈进。
2 关于中医辨证论治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而中医的临证思维、辨证论治，则是发挥中医疗效的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
2.1 破除“辨证分型”、“分型论治” 要提高中医技术水平，提高临证能力，就必须真正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学家孟庆云提出中医辨证论治三个阶段（即三个境界）的理论：第一阶段叫做“对号入座”，即初入门的中医，在临证时往往根据教科书的证侯分类、寒热虚实、阴虚阳虚来分证治疗，叫对号入座；第二阶段由辨证的对号入座进入“机圆法治”，这是因为疾病不是一成不变的，疾病在变化，治法也要随之而变化，这是辨证论治的高一层次，也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水平提高了一个境界。对疾病规律的掌握，对疾病治疗的把握，能够“机圆法活”善于变化，疗效自然也会提高；第三阶段是“非法为法”（不以成法为法，不以现法为法）。更加运用自如，掌握疾病治疗的主动权，这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才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这种境界才能把中医发挥极至。“上工治未病”，何谓“上工治未病”，一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以预防为主；二是治法先机，在疾病发展的每一过程中都能把握先机，治未病，治病之先。这就是不法为法。中医要立足就必须提高自身的临证水平，必须在辨证论治上下功夫，力求更高第三境界。
在此必须指出，上述第一阶段，实际上就是目前风行的“辨证分型”。中医本来就没有“辨证分型”的说法，这个“辨证分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它的思路是把中医的辨证按照西医疾病的分型来处理，结果就成了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证型（即辨证分型）。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分型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没有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动态观、整体观，呈现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定势思维，而不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辨证思维。中医从来没有“辨证分型”。因此，这个“型”是桎梏中医的枷锁，“辨证分型”与辨证论治不可同日而语。但自觉不自觉的还在讲“辨证分型”，这种分“型”成习惯了，中医就停止发展了，中医的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辨证分型”何止讲过一千次、一万次，现在真的似乎“辨证分型”成了中医的术语，多么可怕！若是把“辨证分型”成为国家标准，成为中医规范，那就真正置中医于死地了。因此，现在到了该彻底破除“辨证分型”，还辨证论治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2.2 深化中医辨证论治 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应当深化，除了传统的望闻问切之外，还应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结合起来。所谓宏观辨证是应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来辨别病位、病性及其变化，所谓微观辨证主要是指把西医的物理化学检查纳入中医辨证。
近30年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医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现代生物化学、免疫学、影像学以及生物电等方面的发展，不仅为疾病的诊断与预后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中医学的辨证提供了新的资料。目前这些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不少已为临床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借鉴，比如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热毒证等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微观辨证的指标。应当指出，这些微观辨证指标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使之更具有特异性。毫无疑问，微观辨证的深入，将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深化和发展。
3 关于科研与教育
科研与教育，是促进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科研与教育在规模上应当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医科研与教育仍是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3.1 “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 目前中医儿科学领域的科研活动，概括起来大概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主要是选用西医学的一些较为先进的指标来验证或探索中医儿科临床辨证论治；另一方面，是对某些方药制剂治疗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上述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有从中央到省市多层次的大量的立题或成果。这些研究统而言之可概括为“研究中医”，即是主要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中医、研究中医，而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角度进行中医研究。即便是“研究中医”，但这里面仍然有值得深思的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目前虽然希望发现某些客观指标为辨证依据，但是这些指标是否特异性强，是否真正先进，是否真正揭示中医辨证机制的实质，而且就中医辨证论治来讲，又是以“分型”为标准，这种“分型”能否真正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显然，这种“分型”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果说，研究的“起点”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或其本身就不可靠、不可信，那得出的结论又能说明什么。再者，这种科研的思路仅仅在于应用西医学的指标（或者西医学的概念）来认识中医，或者用比较时髦的话是“中医的现代化”。如果说，这就是中医的现代化，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最多也是用现阶段的西医知识认识中医而已，而且认识的中医还不是真正的中医，“分型”不能代表中医。中医的精髓是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疾病、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而真正需要的科研，需要对中医学、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科学研究，不只是“研究中医”，更要做“中医研究”，是揭示中医学的本质，揭示中医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必须从中医自身的规律上去做科学研究。
至于另一方面对中药制剂的研制研究，大多是一病一方一药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医药理药效方面的实验项目。这些也只是应用西医的药效学研究开发中药制剂的项目研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学研究。
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深奥无比。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是深奥的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是十分深奥的科学，中医学是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指导来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学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必须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借助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真正进行“中医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因为“研究中医”最多只是说明中医，解释中医，而要发展中医必须是“中医研究”。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移植入中医儿科学，使之转化为中医儿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研究中医儿科学术理论，提高中医儿科辨证论治水平，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基本点，离开这个基本点将是舍本逐末。
3.2 “种树”与“养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基础。中医教育对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术的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医家朱良春指出，“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而疗效之关键在于人才”。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乏术、后继乏人。表面看中医队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从业人员众多，但真正的中医、中医水平较高的中医仍然太少。这首先与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关。中医教育从广义讲应当包括入门（入行）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医的入门（或称入行）教育，主要是在中医院校进行的学历教育，中医教育应当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来进行、来管理，但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西医学的教育模式，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存在不少问题。中医教育是培养后继之人，现在培养出来的人越多，却反而越造成后继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培养出来的中医不相信中医，不懂得中医的内涵，培养的不是真正的中医。因此后继乏人的根本原因是后继乏术。
作者认为目前中医教育至少应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学习，不能把中医经典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或者断章取义进行选编，或者任意套用时髦的名词进行解释，如果一位中医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没有很好读过《伤寒论》，以后是很难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的；二是加强中医辨证思维的培养，忽略中医理论思维的培养，反而用西医的思维模式、教育模式来进行中医教育，是根本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来的；三是要注重中医临床技能的传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加强临床带教，特别要加强师带徒的教育传授模式，因为能够在临床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医药实践经验很难在课堂中学到。如果只强调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不会用中医中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先生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以师带徒、师徒传承的师承教育是中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中国历史上，传承数代甚至数十代的中医世家也有不少。几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一大批医术精湛的名医，但现今的中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执业资格与职称晋升制度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少。应当引起大家的反思。
“种树”与“养花”不同，这本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用种树的方法去养花，或用养花的方法去种树，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医教育亟待改革。中医儿科在整个中医界又是弱势群体，问题更为复杂，因此，中医儿科学人才的培养更应引起大家重视。
4 继承、发扬、创新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就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继承和发扬是中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我们要的是“推陈出新，而决不是弃陈出新，更不是灭陈出新”。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要墨守成规，更不能急于求成。中医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临床、在于实践、在于疗效。现代临床由于环境的变化，更需要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以提高疗效。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曾强调指出，要切实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与创新是辨证的统一，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既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也不能舍弃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学术本质，要统筹兼顾文献整理、科研立项、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和中药研发，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规范和管理办法；二是必须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要通过临床实践筛选出有利于重大疾病的防治、独特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优秀临床人才的成长、具有良好疗效中药的研制等方面的课题，坚持医、产、学、研紧密结合，联合攻关，实现突破；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牢牢把握整体观、辨证论治等科学思维，认真挖掘整理、大力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独特诊疗技术方法，进一步做强做大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病以及预防保健等方面的优势领域，注重从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中开发中药新药、注重对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注重挖掘和传承中药传统炮制技术。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仍然是继承和发扬的问题。继承，就是要发掘和整理中医儿科学固有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是使中医儿科学术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在继承中发扬和创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创新。更好地为亿万儿童的健康服务。
中医学的发展要强调继承，继承是发扬的基础，没有继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学如何在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健康发展，如何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嫁接，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义不容辞的任务。
现代生命科学前沿基因组学研究迅猛发展，对生命本质的揭示，已全面影响整个医学界，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为促进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的沟通，寻求新的研究和发展领域与途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于19990314在北京召开了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提出以基因组学作为中医药学现展切入点的观点［3］。
这次会议在以下三大方面取得共识：(1)中医药学与基因组学研究相互渗透的可能性；(2)中医药学可与基因组学结合研究的领域：①中医证候学与相关(易感)基因研究；②中医药治疗作用与抗病基因研究；③中医药治疗作用与基因调控、修饰论；④中医药与蛋白质组学研究；⑤道地药材的基因组研究；⑥基因芯片技术与中医药学；⑦数学和信息分析技术与中医药学；（3）基因组学与中医药学交叉渗透的切入点：①证候发生与演变的基因组学研究；②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基因组学研究；③证候基因诊断与证候基因模型。
中医学与基因组学在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相互渗透是可能的。基因组学从整体上研究各个基因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与中医整体观相似；基因按功能分为结构基因与调控基因，基因组有“内含子”及“外显子”，“内含子”中又有“增强子”与“抑制子”，“抑癌基因”与“原癌基因”等都相当于一对对阴阳，基因之间也要保持动态平衡，与中医的阴阳学说一致。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规律，基因组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搞清同组基因不同功能与不同基因功能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有助于中医科学深层次的内涵研究，对探索中医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证候是内、外因相互作用导致的病机变化过程，依据多基因致病的关联特性，用基因组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证候发生的基因表达调控规律、证候表现的基因特性、基因表达调控的变化及其规律，探讨疾病证候、亚健康状态(也有证候表现)与正常生命活动三种状态基因表达的差异性。证候发生的基因组学特征研究，为证候基因诊断、疗效评价指标体系、证候的动物模型复制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的基因调控、修饰过程，以期找出复方药物生物化学环境，对受体等靶点的基因表达及基因表达产物影响的生物环境与规律的作用。
“藏象”及“证”的生物基础研究、中药药理及复方作用研究，都需要样品中大量基因序列及表达信息，而基因芯片为中医微观整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具，中医基于自身特点应抢先利用这一方法，以揭示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和中药的有效成分，通过中医临床试验，并探析中医理论的复杂问题。
如果说过去引入现代科学指标的中西结合，为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那么把基因组学融入中医药学，对基础理论的突破性研究，可能才是战略目标，才是发展中医学术之“本”。基因组学有可能是中医学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中医药学以基因组学为突破口的时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中医在引入基因组学后，将带来一次质的飞跃，中医药学将迎来一个以分子层次(主要是基因组学)为主导，全层次(包括整体和群体)发展的新时期。
参考文献
［1］ 孟庆云.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178.
1对传统医学的认识
在WHO的传统医学战略中,对什么是传统医学存在认识上和表述上的困难,即“在全球水平,传统医学没有精确的定义或描述,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有时相互矛盾的特性和观点。”[1]因此,为了寻求最大限度的包容,WHO在工作定义中把传统医学看作“包括各种医学实践、方法、知识和信仰,它整合了单独或联合应用以维护人类健康并治疗、诊断或预防疾病的以植物、动物和/或矿物质为基础的药物、精神疗法、手法治疗和运动。”[1]在此范畴内,传统医学具体包括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地安土著、大洋洲、中美、南美洲和其他不同文化中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民间传统医学系统。与对抗疗法显著不同的是,传统医学在理论和应用上受到历史、个人态度和哲学等因素的影响,其实践在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多区别。WHO认为,面对传统医学的多样性存在,要最大限度发挥其作为一种卫生保健资源的潜力,必须首先解决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政策、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合理使用有关。综合世界各国的实践发现,如何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已成为目前制定推广政策必须优先解决的难题。WHO认识到,在对抗疗法成为主流医学的时代,要扩展传统医学的服务,应当建立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标准。但事实上,传统医学的实践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中孕育而成的,并没有相应的国家或国际标准对其进行评价。为了弥补这个不足,WHO一方面帮助成员国制订实施传统医学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建议建立传统药物的性能、功效、质量和无害性的数据库,并希望各国能够重视并注意避免在传统医学治疗和草药使用方面出现的问题。作为其战略行动框架的主要内容,WHO希望通过扩展传统医学的知识基础并提供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方法的指导,提高传统医学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从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传统医学的研究来看,其基本现状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现代研究实现对传统医学的再认识,并以此扩展传统医学的知识基础。但这样做很难避免受到培根(LordFrancisBacon)在其晚年已经意识到的有待后人克服“知识的全部缺陷”的制约,而此“缺陷”则是“人工”的或“非自然”的实验(科学实验)所固有的。要克服这个缺陷,就需要产生“在哲学方面给以指导和启示的科学”。在所需要的科学尚未诞生之前,从哲学上辨析传统医学的知识性质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按照波兰尼(MichaelPolanyi)关于知识分类的理论来看,传统医学应属于与个人体验相关的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这种知识与以客观化为特征的明晰知识(explicitknowledge)有本质区别,其根本特征是一种具有整体属性的知识。只是在明晰知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意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常常受到明晰知识所禀受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惯性的影响,从而导致人们所理解的传统医学缺失“标准”,并反而具有“知识缺陷”。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事实上是根源于“方法缺陷”,即以分析还原为主的方法论无力处理“整体”,而且反过来认为“整体”不是“整体”,而是“问题”[2],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很难找到恰当的对传统医学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的评价方法。从总体上看,WHO看到了传统医学的文化属性及其文化多样性,但在评价方式上仍然缺乏对这种多样性的尊重,其结果是没有制定出恰当的政策以充分发挥传统医学作为一种卫生保健资源的潜力。事实上,在找不到其他恰当的对传统医学的评价方法之前,鼓励世界范围内对传统医学的传承更有助于扩展其知识基础。从性质上看,基于历史的评价往往更为客观公允,比一时之得失显得更为全面。中国具有优良深厚的史学传统,而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应当加强对传统医学的传承及其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2中国基于原创的做法
中国传统医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理论系统,经验丰富而有效。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加大了对传统医学的扶持发展力度,并顺利应对了被WHO过于重视而引起被动的甲型H1N1流感危机。目前,中国有经验的名老中医成为被尊重的对象,其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视为传统风范。此外,中国政府也正在加大对民间中医的重视程度,原来被政策所排斥的许多民间医生也逐渐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医疗体制之内。而一些中医院校也正在开展对传统医学私人传承的制度性建设。在政策逐渐开明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次第开展了对传统医学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评价方法的基础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国家重点基础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对中医原创思维的研究,希望借此能够真正建立推广传统医学的认识基础和知识基础。在已经初步形成的共识中,“象思维”被认为是传统医学理论得以建立和其经验得以积累、学习和传播的主要思维方式。象思维是整体把握人体生命规律及其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医学也被称为是“象科学”[3],其典型表现就是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藏象理论”,该理论对变化中的“象”,既有分别,又能通过特殊的方式领会到生命的整体状态。不言而喻,这项研究是开创性的,至于其能否促进并建立对传统医学的恰当评价方法体系尚待进一步评估。但这表明,中国政府对传统医学的评价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可以期望,中国制定的发展传统医学的政策将会更符合实际,也必将提升中国对制定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政策的影响力。
［关键词］法医学教育认知调查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D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9-0147-03目前，国内法学专业大多开设了法医学课程。山东政法学院把法医学列为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安排36课时，占2学分。为了解我校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医学课程重要性的认识、教学方式及方法的选择，我们组织了这次问卷调查，以期指导和调整法医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深入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法医学的教学质量。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山东政法学院2011级和2012级选修法医学课程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共计240人。调查问卷主要涵盖学生对法医学的兴趣、感兴趣的内容、学习法医学的意义、知识点的难易程度、教师授课方式方法、考核方式等共计23个题目。学生以不记名方式填写问卷后，我们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结果
问卷回收率为100%。各问题的调查结果统计见表1、表2。
三、讨论
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需求主要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实践中这些职业均涉及法医学知识。为适应高等法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我们组织了本次调查问卷，依据调查结果探讨如何调整法医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尽管都开设了法医学课程，法学专业与法医学专业、医疗专业、医事法律专业及公安专业的专业性质和知识背景不同，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也不同，这就决定了法医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不同。对于法学专业学生，迫切需要探索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方法，以提高法学本科生的法医学教育质量。
（一）教学前后学生对法医学课程认知情况之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对法医学感兴趣，91%的学生认为法医学课程的学习对法学课程的学习有帮助。学完法医课后83%的学生知道当办理具体的案件时，应该就哪些方面委托法医进行鉴定，70%的学生知道法医如何进行鉴定。说明学完法医课之后学生对法医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程序有了很好的把握，这就为今后参加工作办理涉及法医学知识的案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目标的转变
有学者提出法学生学习法医学的目的是审查法医鉴定结论以及在庭审过程中对鉴定结论进行质疑。[1]国内为法学专业开设法医课的院校的课时计划有三种：36、54、72，且有的院校同时安排数次实验课。短短几十个课时的学习，学生很难系统全面掌握法医学知识且灵活运用，所以要求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医学鉴定意见进行专业方面的审查和质疑是很难实现的。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医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为：学习法医学基本知识和理论，在毕业后的司法实践中重视客观证据，学会对案件中涉及的法医学问题提出鉴定要求，学会选择法医鉴定人员，收集鉴定材料，熟悉法医学鉴定过程，审核鉴定程序的正确性，能更好地理解法医学鉴定意见，当发现可疑问题时，能组织侦查人员及其他办案人员、双方当事人、法医鉴定人等质证。
（三）教学内容的安排及教材情况
我校选用的教材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医学》教材（2010年版本），该教材专为法学专业学生编写。教材删减了法医精神病的内容，因我校单独给学生开设司法精神病学选修课，故相关内容不在法医学课堂上讲授。66%的学生认为教材的难易程度适中，各章节内容通俗易懂，同时多数学生反映教材中图片太少，如果附有彩图，效果会更好。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法学专业学生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该教材在编写时以附录的形式增加了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知识的内容。由于政法院校的法学生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而且在学习法医学之前接触法医学知识主要途径为电影电视剧、报纸杂志、新闻媒体等。笔者给学生授课时，在学期初用2个课时的时间讲解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知识的内容，并且在讲述各个章节的具体法医学内容时，附带讲解相关的基础医学知识，据学生反映效果较好，这种教学方式值得推广。另外，67%的学生认为法医物证的内容较难理解，可能与该学科特点有关。法医物证学以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为基础, 绝大部分学生缺乏这两部分的基础知识。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应适当增加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学基础知识的讲解。此外，我校法学专业分四个方向：刑事司法学方向，民法学方向，宪法、法理学方向，经济贸易法学方向。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对于不同方向的学生，授课时应适当突出侧重点，比如选择具体案例时应精选与各个方向密切相关的材料。
（四）教学方式、方法的探索与转变
当前的教学改革要求：在教学方法上由传统课堂讲授向案例教学、实践实训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转变；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水平。下面就教学改革的要求进行详细的讨论和探索。
1.实验、实践教学
有学者提倡在理论课的基础上增加实验、实践教学环节，比如开展尸体解剖检验教学、让学生参加真实的现场勘查、参与DNA的检验过程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2]与国内某些高校报道的调查结果不同，本次调查仅有16%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实验、实践教学环节。笔者与多数学生观点一致，认为无需增加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因为法学生学习法医学的目的不是将来毕业之后像鉴定人一样参与鉴定工作，这与法学专业的专业性质及培养目标有关。我们要做到因材施教，突出法学专业的教学特色。在讲到尸体解剖的内容时，笔者选择45分钟的尸体解剖录像在课堂上给学生放映，79%的学生认为收获较大。法学生毕业后不可能拿到法医鉴定资格证，也无需亲自做鉴定，能够灵活运用基本法医学知识理解并解释相关鉴定意见才是根本需求。根据法学专业的特点, 应该主要从如何分析和评价法医学的鉴定入手，通过系统的法医学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正确解读、分析鉴定结论的能力，让学生掌握法医学的鉴定程序。
2.结合PBL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利用精选的案例，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 引导学生如何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从案例分析中学习理论知识。[3]法医学的知识点多涉及大量的案例，且案例具有真实性和直观性的特点。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案例分析方式，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选取大量的真实案例照片辅助理论知识的讲解，调查显示，多数学生认为这种授课方式效果较好。结合PBL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除要求案例与授课理论知识相互渗透外, 还须针对法律相关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设计问题。应努力通过典型案例，让学生熟悉法医学鉴定过程, 提高学生对法医学知识的运用水平，且提高他们对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的阅读水平和鉴别能力。当然，在授课时应适当增加课堂提问结合幽默风趣的讲解，增加师生互动的机会，活跃课堂气氛，也可增加教学效果。
3.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有学者主张最好能像法学课程比如刑法学案例研究、民法学案例研究等课程一样开展法医学案例研究的实训课程。[1]结合具体实际案例进行实训课讲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兴趣。毋庸置疑，这种想法的目的非常好。但是，法学专业本科生前三年要学量的公共课程、法学专业课程，最后一年被派到公、检、法及律师事务所实习法律知识，准备司法考试、考研、考公务员等，课业压力非常大，不大可能为了案例研究实训课给法医学再安排更多的课时。而压缩法医学理论课时，来讲解案例研究实训课也不现实。我校法医学课程只有36课时，而且最后2课时考试。目前，法学生课业压力大，无法再增加法医学课时。面对这种情况，就急需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既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又能更加高效地学习法医学知识。
当前时期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知识涌现。为了让学生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高校施加给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学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而非压抑的氛围中既学到知识，又心情舒畅呢？这就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积极地去学习。
笔者认为可以把法医学的部分内容融入法学实训课中，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课时，还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学习民法、刑法案例研究实训课时，当涉及法医学人身损害（医疗损害、职工工伤、交通事故、故意伤害等）、亲权鉴定、个人识别等案例时，可以采取模拟法庭的形式，由法医学教师作为司法鉴定人客串出庭，讲解相关的法医学知识，毕竟法学教师无法像法医教师那样进行专业而精辟的讲解。当然，这种教学方式需要法学实训教师与法医学教师的密切配合，打破传统的单挑一门课的局面。
4..考核方式的改革
目前，国内多数院校以传统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本次调查中15%的学生选择传统的闭卷考察方式，85%的学生选择撰写小综述、小论文及案例分析的考核方式。如何更加科学地引导学生学习法医学以及科学反映其对法医学课程的掌握程度，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比如我们给出的案例分析题目作答要求不是单纯的分析鉴定结论，而是让学生针对具体案例判断案件材料是否齐全、提出鉴定事项、列出可能出现的鉴定意见、不同的鉴定意见对案件当事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我校在对学生进行考核时，三种方式同时列出，让学生自主选择，结果多数人选择了后两种方式，与调查问卷一致。撰写小综述、小论文及案例分析不仅考查学生对法医学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评估了学生应用法医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拜荣静.法学专业法医学课程教学改革展望［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6（1）:39-41.
［2］杜国明.法学专业法医学基础教学工作之改进［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7）:21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