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特征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大众传媒如何借助自身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地位，积极延伸其社会协调功能，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出谋划策，奉献力量，已成为一个对于大众传媒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实践
2011年11月2日，《大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天冷了，请环卫工进店歇歇脚吧》的新闻，对郑州市环卫工清扫大街劳动中无处歇脚、无热水喝的困境做了报道。报道呼吁：“沿街的单位、商铺，愿意提供‘爱心歇脚点’，麻烦致电96211告诉我们。”
11月3日，《大河报》消息：“本报发行中心愿意开放所属36个发行网点，负责人表示，只要看到‘大河报’三个字，环卫工可以随时进来歇歇脚。”同时报道说“目前已有上百家单位、商家热烈响应”，愿意尽力帮助环卫工。
11月4日，《大河报》报道：“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就此事进行了批示，相关部门表示：将努力挤出地方，增建一批环卫道班房，以解决环卫工常年在路边吃凉饭、喝凉水，无处更衣和存放工具等问题。”
11月8日，《大河报》报道：“热水捧在手，暖了俺环卫工的心。”报道说，管城区市政部门设立了30个歇脚点，环卫工有了热水喝。300块“爱心歇脚点”标牌已经制作完毕，今起全市发放。
毋庸置疑，这是一起大众传媒积极延伸自身社会协调功能，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实践。和以往一样，某些问题在舆论的推动下得到了尽快解决，大众传媒的社会协调功能得到进一步验证和彰显。然而，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一案例，发现其中呈现出的三个鲜明亮点：
一是提出新闻诉求。这一新闻报道没有停留在只是单纯传播信息的层面，而是在信息的同时提出了明确的新闻诉求――暴露问题，出谋划策，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并向相关方面发出呼吁。在这一案例中，新闻诉求表现为“呼吁沿街的商家、单位向环卫工提供‘爱心歇脚点’”。
二是承担社会责任。“麻烦致电96211告诉我们”表明了传媒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决心。把热线电话公之于众，等于把传媒自身放在了一个汇集和沟通信息的中介位置，从而担负起传媒在这一事件发展中的重要社会道德责任。
三是传媒做出表率。在提出明确的新闻诉求和承担社会责任之后，传媒以身作则，率先示范――“本报发行中心愿意开放所属36个发行网点，只要看到‘大河报’三个字，环卫工可以随时进来歇歇脚”。传媒用自身行动形成一种榜样和号召的力量，同时也为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从提出新闻诉求到承担社会责任，再到传媒做出表率，这一连串的提出诉求、承担中介与实际参与，最终促成了环卫工“喝点热水歇歇脚”这一问题的迅速解决，进一步彰显了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事儿虽不大，却如一股暖风吹在寒冬到来之际，让人暖暖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情。
二、参与管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
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能激励和引导公众，抵御有碍于社会安定的各种不良影响和威胁；能形成舆论中心和议程设置，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件上去；能传递和规范社会道德，引领价值取向，了解、反映和协调公众的意愿；等等。《大河报》关于环卫工“歇脚”问题的报道及其解决之道，则是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有效拓展与延伸。按理说，报纸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把某一事实公之于众，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新闻本身自然可以反映部分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呼声，自然可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自然也可以发挥大众传媒一定的社会协调功能。但是，《大河报》并没有在传播信息，引起社会关注这一传统职能上停留，而是主动将自身置于社会问题之中，先是提出新闻诉求，公布联系电话，承担汇集信息的中介责任，然后又承诺开放发行点，供环卫工“喝点热水歇歇脚”。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完全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协调功能”的约束，从激励引导、设置议程、传递规范、反映协调等一般性社会功能一跃而升至为“提出诉求，承担中介，以身作则，主动参与”的高度和境界。而这一系列行为，则使传媒无形中扮演了一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大众传媒从社会协调功能朝着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也日益显著。大众传媒如果循着“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视线望去，其社会功能的拓展延伸将呈现广阔的前景。当然，这需要大众传媒具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从通过传播形成影响到提出诉求谋求解决，从反映意愿激励引导到置身其中充当中介，从规范道德引领时尚到积极参与主动承担，这种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拓展延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赋予大众传媒的重要使命，也是大众传媒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三、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特征
社会公共事务是不必然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这类公共事务与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目前，我国社会公共事务呈现出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样化的特点，正在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各方多元参与的开放性公共管理体系。
费爱华博士认为：“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角色意识、发挥着积极的社会管理功能。”这是因为，大众传媒的社会使它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正是大众传媒能够对公共事务管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动因。而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管理者在维护公众利益、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共同价值取向则成为二者发生联系的结合点。
在社会管理多元化时代，大众传媒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报道新闻事实，不再满足于对民众意愿的一般反映，而是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了。它要参与、要担当、要管理、要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大众传媒的自身性质及特点决定了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多维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和途径是多方面的，可以利用自身在信息预警、议程设置、舆论监督、促进沟通等方面的多重功能，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有时是信息引起预警，以减少危害；有时是聚集社会热点，引导舆论方向，引发政府关注；有时是通过舆论监督，暴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有时是通过信息公开，加强沟通联系，加快问题解决。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这一问题上的新闻实践，主要通过其议程设置和促进沟通等功能，引发社会各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最终促成了问题的快速解决。
间接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多维作用如上述议程设置、舆论监督、促进沟通等，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而间接发生作用的，社会管理的最后决策与直接实施还更多地依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只有在一些特殊事务中，传媒才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直接参与管理和处理事务。虽然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把本报发行点提供给环卫工歇脚这一主动参与的“示范行为”，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和一种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榜样引领，难以解决所有环卫工的休息问题。最后还是政府出头，决定“增建一批环卫道班房”，才使问题得以彻底和圆满解决。如何使这种“间接性”变得虽然间接但却强烈、虽然间接但却有效，应成为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效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往往能较快取得实效，在我国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及历史条件下，有些极端事件、社会难题一经媒体曝光就可以迅速得到解决。这种有效性甚至导致“媒治”的说法不胫而走，成为网络热词和人们期待通过媒体管理社会的愿景。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问题上的新闻实践，从消息到促成问题解决只有一周时间，再一次显示了大众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乃至高效性特征。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参与才能较快地得以解决，这本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不高效的表现，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与原因，但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正是基于这种“媒体一参与问题就解决”的社会现实，“媒治”才成为众多网民对改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美好期待。大众传媒需要自省的是，传媒人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在我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支撑下，才有了这种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传媒人应当最大化地利用这种有效性，更好更充分地发挥自身在保障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
有限性。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虽然有效甚至是高效的，但其参与的领域和作用却是有限的，在许多专业领域、特殊领域以及众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上，大众传媒还难以发挥更有效、更积极的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大众传媒只能作为社会事务合作管理的一个重要成员参与其中，但它缺乏最终的决策权、裁定权以及执行权，因此很难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角和“领袖”。“媒治”一词只是客观反映了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和人们对传媒参与社会管理的美好期望，但最终“媒治”必须也只能通过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法治”来实现社会管理。这种“有限性”特征将促使大众传媒清醒地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位置，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主动参与，又不越俎代庖；既要合理有度，又不消极放弃，积极拓展延伸传媒自身的社会，科学、合理、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
四、结语
如何明确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定位，合理发挥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大河报在“环卫工歇脚”问题上提出新闻诉求、承担信息中介、主动参与解决等一系列行为，无疑为寻求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途径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这一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新闻实践中，大河报关注的是社会弱势群体，承担的是社会道德责任，付出的是信息沟通的辛苦，收获的是政府出面解决问题，带来的是寒冬里人性的温情，引发的是人们对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思考，何乐而不为？
管理是一种行为，行为需要谋划，因此，谋划是行为的前奏。出谋划策正是传媒人的强项，通过大众传播暴露社会中的某些问题并出谋划策，提出新闻诉求，甚至以身作则，主动践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大众传播的一般意义和大众传媒的一般职责，或许，这正是大众传媒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费爱华.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1（5）:99-105.
[2]曹丽虹.大众传媒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J].新闻爱好者.2011(5)：4-5.
公共征信机构产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1934年，世界上第一家公共征信机构出现在德国。此后的20余年间，法国、意大利、智利、土耳其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共征信机构的发展逐渐加快，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欧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仿效。目前，世界范围内约有60多个国家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其中，以欧洲的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公共征信机构的发展最为成熟和突出，具有代表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以欧洲国家的公共征信机构为主。在欧洲，有七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根据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定义，公共征信机构是“一个旨在向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监督机构提供有关公司及个人对整个银行体系负债情况信息的系统”，由政府出资，中央银行管理，在建立中央信贷登记系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网络系统。有的公共征信机构既包括针对企业的公共系统，也包括对个人的公共系统，服务于该机构所在国家的所有金融机构。
公共征信机构的出现晚于私营征信机构。由于私营征信公司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也不鼓励私人部门信息共享。因此，一些国家建立了由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负责运行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目前，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的国家的信息分享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共征信机构与私人征信机构并存，二者相互补充，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这种模式选择的背景主要是由于法律、社会信用基础等外在条件的制约，单一的公共征信或私人征信都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难以发挥完整的征信作用，因此选择这种模式来弥补效能缺失，形成一个完整的征信体系。另一种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分享几乎完全依靠公共征信系统，例如法国。选择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是由于国内法律在隐私保护等方面规定的非常严格，没有留下私人征信机构发展的空间。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信用意识较差，市场需求不足，没有征信基础，只能依赖政府用强制手段推行，因此只建立了公共征信机构，例如泰国和波兰。
经验表明，公共征信机构的出现虽然晚于私营征信机构，但是，它是为弥补私营征信机构的效能缺失而建立的。因此，公共征信机构对一国征信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信息收集和信用风险管理成本。根据雅派利和帕格诺的研究，通过逆向选择模型的验证，如果银行除了解自己本地客户的信息外没有其他的垄断力量，他们就永远不想分享信息，因为这样会消除他们的利润，将市场转变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同时，也因为私营征信机构无法协调这样一个机制，通过政策干预来建立一种信息分享机制就十分的可行。公共征信系统的强制信息分享可以刺激竞争、获得相关效率收益，通过向中央银行提供关于进入金融机构的贷款的实时数据，减少银行评估信贷风险方面的错误，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实际上,这可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建立公共征信系统的一个决定性理由。公共征信系统降低了维持老关系甘肃金融GANSUFINANCE2008·5和建立新关系的风险，帮助人们更快建立信任，鼓励新的竞争者进入信贷市场，刺激价格竞争和产品的创新。
国外公共征信模式运行特点
（一）以欧洲为代表的公共征信系统
1.参加公共征信机构和信息交换的强制性。公共征信机构一般由政府投资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由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当局负责运作和管理，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和风险管理需要，便于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监管，以及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宏观经济的分析提供数据服务等。在行政权的介入下，监管当局强制要求本国所有金融机构参加公共征信机构。同时，参加公共征信机构的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换也是强制性的，即数据报送也是强制性的。依照法律的规定，处于中央银行监管之下的所有金融机构必须按要求提供数据，例如比利时的公共征信机构的管理权就被赋予了比利时国家银行，所有在比利时建立的信用机构都被强制性的要求负有报告义务。一般来说，信息首先从参加金融机构流向公共征信系统，每家机构必须定期提供有关自己发放的每笔贷款的数据。公共征信系统将各家银行发放给同一借款人的贷款数据集合起来，以便得到该借款人总的负债情况。同时，公共数据库内的数据也被自动地或应要求提供给每个参加机构。这也是目前公共征信机构建立国家普遍采用的双向数据流运作模式的原因之一。
2.公共征信机构准入的全面性。其在于参加公共征信机构的金融机构不是一家或几家的参与，而是全体参与，即在一国范围内、中央银行监管下的所有金融机构的全体参与。在奥地利，根据皇家法令，可以将负有报告义务的机构扩大到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某些类别的保险公司；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参加机构扩展到了财务公司；在葡萄牙扩展到了信用卡公司；在德国扩展到了保险公司。
3.公共征信机构信贷数据采集设置“门槛”。公共征信系统并不是收集所有贷款的数据，而是设置数据采集的“门槛”，即按最低贷款规模要求报告数据。最低贷款规模要求在各国各不相同：在德国、奥地利等国家最低贷款规模要求非常高，必须提供数据的要求只针对负债总额超过300万德国马克的借款人；而葡萄牙、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的最低贷款规模要求很低。法国要求参加本国公共征信机构的所有金融机构必须每月报送高于68万法郎的贷款，葡萄牙要求所有的贷款机构、财务与租赁公司以及信用卡公司，都必须每月向中央银行报告超过1000葡萄牙埃斯库多的违约贷款和逾期信息以及关于这些贷款的担保信息。
在同一欧洲大陆，为什么形成了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最低贷款规模要求呢？这主要是由各国的公共征信机构发挥的作用不同决定的。在德国等国家，由于最低贷款规模要求高，公共征信机构只针对大型借款人，其公共征信机构的数据库内的信息存量就比较少，中小型贷款并未进入数据库。但是，该国私营和公共征信机构并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最低贷款规模要求划出了公共征信机构不再参与的市场领域，私营征信机构填补了中小型贷款信息收集以及信用报告的出具等市场空白，形成了与公共征信机构各自占有市场、相互补充的征信体系。公共征信机构的作用只在于监测、跟踪大型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风险承担能力。而在法国、葡萄牙等国家，公共征信机构最低贷款规模要求低，原因在于其公共征信机构包含了消费者贷款，法国、比利时更是建立了专门收集消费者贷款信息的公共征信系统。其公共征信机构由于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占有了其国内全部或大部分的市场，公共征信机构在其本国征信体系中发挥着主流作用，私营征信机构不存在或只占有极小额的市场。公共征信机构在各自本国发挥的作用不同，使各国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不同。
4.公共征信机构服务对象的特定性。公共征信机构的运行原则始终围绕为参加机构保密和保护单个借款人隐私而进行。因此，公共征信机构的服务对象是特定的，不面向社会大众和各类机构。一般来说，只针对被授权的中央银行工作人员和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其中被授权的中央银行工作人员出于监督目的主动查询使用公共征信机构，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公共征信机构的服务对象；而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由于与公共征信系统之间建立了双向数据流，因此才是公共征信机构的服务对象，也是公共征信系统数据的使用者。
（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征信系统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公共和私营征信系统，但总体而言以公共征信系统为主。现阶段拉丁美洲已有17个国家建立了公共征信系统，是发展中国家中征信制度最广泛普及的地区。许多拉美国家是在有私营征信公司后才建立其公共征信公司的，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与欧洲的公共征信系统相比，拉丁美洲国家建立的公共征信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收集信息的类型方面，拉丁美洲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征信系统都收集借款人正面和负面的信息。同时，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公共征信系统收集公司的贷款评级数据，而欧盟的7家公共征信系统中只有两家收集这一信息。二是数据“门槛”设置方面，拉丁美洲有9个国家没有设最低贷款规模要求。同时，在保留信息的时间方面，该地区实行公共征信系统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保留数据达10年以上。虽然保留信用信息的时间较长，但拉美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征信系统只向金融机构提供借款人当前月份的数据。三是服务对象方面，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征信系统只向那些向其提供数据的金融机构信息。阿根廷目前在信息方面最为开放，通过互联网和光盘向公众提供公共征信系统的一些信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征信系统很少向公共部门的用户收费，但在一些国家，私营部门要获取企业或个人的信息，须向公共征信系统付费。
国外征信模式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一）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应以公共征信模式为主导
公共征信模式能够极大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法律制度不太健全的国家，公共征信模式的这一优点对于一国征信体系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外部环境比较差，群众信用意识淡薄，征信业发展历史较短，最关键的是我国征信业发展缺乏立法的支持，信用管理领域的法律缺位，无法也不具备发展私营征信的客观条件。同时，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情况来看，目前正在运行中的征信系统，就已具备了公共征信模式的特点，非营利性质的、中央银行主导、所有的金融机构参加的全国联网运行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建成运行后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其在满足金融机构防范和管理信用风险需要、服务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国情决定以公共征信模式为主是我国征信业健康快速发展最适合的选择。
（二）引入公共联合征信制度
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如前所述，传统的公共征信模式有其制度上的缺陷，随着一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一国征信业的发展。同时，从世界范围看，建立了公共征信模式的国家大都依据各自国家国情的不同，对传统的公共征信制度进行了改良，公共征信模式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目前，我国征信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虽然全国统一的数据库建立并运行，但是数据覆盖面主要限于金融机构，这就使企业、个人的信用状况无法得到全面准确的记录，企业、个人的信用行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监控和约束。为了切实解决数据分散的瓶颈问题，充分发挥该模式的优势，扬长避短。我们建议，在确定我国征信业走公共征信模式道路的基础上，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对其具体的运作模式进行改良，使之更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引入公共联合征信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以政府推动为核心、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依托、以建立联合征信为发展目标”。
“以政府推动为核心”，就是要发挥政府的协调和整合作用。我国政府对资源的调动和调控能力非常强，在实现信用信息互通和共享，解决信息分散问题方面，政府的参与非常重要。
“以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依托”，就是要紧紧依托已建成并运行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数据的集中、互联互通以及共享都必须基于这两个系统。这样的安排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系统发展较为成熟、运行稳定，并已在我国征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发展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不仅是公共征信模式改良的基础，也是我国征信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以建立联合征信为发展目标”，就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为实现信息共享、便于控制和管理，应当建立公共联合征信制度，实现会员制管理。公共征信机构的参加单位，不仅仅限于中央银行监管下的所有金融机构，还要包括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比较集中的部门，例如工商、海关、法院、电信、技术监督、税务、财政等部门。要求参加机构向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报送数据，而公共征信机构向参加机构提供各项查询服务，互惠互利，有效实现信息集中及共享。
（三）特许经营应贯穿征信业发展始终
虽然我国以公共征信模式为主，但是并不是意味着私营模式不能存在，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上并没有严格限制公共或私营征信市场范围的法律。因此，市场经济中，私营模式仍有其发展的空间。为了避免信息数据的滥用，保护国家信息安全和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促进公共征信和私营征信二者和谐有效发展，特许经营就必须贯穿整个征信业发展始终。
特许经营是指在设立专业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其他涉及搜集、计算机处理或国际传递利用个人资料的征信活动，均需相关主管部门核准许可，并经登记和发给执照。征信业是从事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搜集、整理、储存、加工的特殊行业，从业水准要求高，技术性特别强，如果对其市场进入、变更、退出不加以管理和限制，不仅容易导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形成资源浪费，也会加剧盲目竞争，使征信机构自身失信行为泛滥，影响正常的征信市场秩序。但在对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征信机构和征信活动的许可上，应有不同的资质条件和许可规定，以利于促进形成各具特色、平等竞争的征信组织体系。
参考文献：
[1]《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9月版。
[2]《征信理论与实践》，杜金富、张新泽、李跃、王振营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7月版。
[3]《征信体系和国际经济》，玛格里特·米勒编，王晓蕾、佟焱、穆长春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9月版。
[4]世界银行门户网站:worldbank org/research/
[5]《澳大利亚征信行为守则》
[6]Argentina Data Protection Law
首先，你想如何把两家公司的身份特征融合到一个身份特征之中，使双方的大多数都能接受，第二，如果你决定融合，怎么才能有效地完成它？这是领导者在并购时遇到的两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分析一系列案例。我们会引入一系列解决方案，可以用来权衡不同的身份特征整合问题，然后针对你所遇到的情形，从中选一个最适合的解决方法。
应该遵循的途径
管理者往往在整合并购时由于没有意识到身份特征的重要性而受到重挫，他们该如何避免呢？我们的建议是应有一系列的选择去应对整合过程。
解决合并后的整合问题，要求管理者深入考虑并决定如何来处理被合并公司的遗留问题（身份特征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管理者应该问以下几个问题，并努力找出答案：我们能够或者愿意保存合并公司遗留下来的身份特征吗？或者我们能够通过一个新的公司身份特征来建立一个共同的未来吗？
企业并购无缝整合的一般模式：殖民型整合、同盟型整合、联邦型整合、共生型整合。这些模式中的每一个都对应着对合并后企业的过去和未来问题的妥善处理方法。我们在每个模式中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成功整合的事例。这意味着当面临身份特征整合时，确实没有最佳途径。它还会引起咨询者或成功的高管人员对此索取高价，因为他们最清楚合并后的有效性。
四种整合模式
殖民性整合：当一家被兼并的公司身份特征被有意分散在新的母公司的身份特征中时，殖民型整合就会发生。这个过程是相当迅速的。被兼并的公司被剥夺了名称和视觉身份特征识别（商标标识、信笺抬头等），并且这些都要用新的母公司的身份特征来替代。这个过程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给那些被兼并公司的成员，即他们将会被调整，并且要对新雇主忠诚。被兼并公司的解体也向外部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工会、银行家等传达一个信号，即他们从此以后要与新公司打交道了。
尽管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很无情，但是它并不一定会给被兼并公司的员工以及投资者带来伤害。员工和其他投资者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对被分解的公司身份特征的心理认同度有多深，也取决于新公司对他们的吸引力和新公司的优势。
同盟型整合：它是与殖民型整合相对立的类型。在这里，合并的公司允许保留它们的身份特征，并且不需并入新的共同身份特征中。这种方式只在个别地方需要实现协调一致时才采用，用来维持最低水平的内部协调。
对于同盟型整合的运作，双方都必须了解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想在整合这条路上走多远。在雷诺/日产的案例中，对于雷诺公司管理者而言是很重要的，即要避免以一种“征服者”的态度对待日方，尤其是在日产正处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之后，日产公司又重新兴旺起来，比雷诺发展得还要快，重归了以前的繁荣。整合的问题对于日本管理者同样重要，即要避免以傲慢自大的态度对待法国合作方。保持双方彼此尊重的重担就落在了双方高管的肩上。
联邦型整合：其和同盟型整合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在维护合并公司身份特征的同时，还建立一家具有保护作用的总公司身份特征，每家成员公司都与之相联系并密切结合，在其中茁壮发展。联邦型整合的概念与俄罗斯套娃最为接近，每个娃娃都有自己的实体和面容，同时还与其他娃娃套在一起。
在商业活动中，美国强生和巴黎奢侈品牌路易威登轩尼诗（LVMH）就成功地实现了联邦型整合。强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同时也始终被看做是医疗保健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它拥有200个拥有自治权的子公司，遍布57个国家，共有115 600名员工。强生集团的公司治理使得各家分公司都在自己公司结构和身份特征下运行。2001年6月并购全球药品运送专业商阿尔扎公司（ALZA）后，整合方式正是联邦型的典例。并购后，阿尔扎公司仍然保持它的身份特征和管理自治权。如果不知道阿尔扎公司是强生集团的一员，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浏览公司网页来确认它与强生的关系。
最后，是共生型整合：被合并公司的身份特征被全部消除，融合为一个不同于合并前的新身份特征。共生型整合的好处在于避免了两方在合并中谁是胜者谁是败者的困惑和焦虑。
高层管理人员为合并后的公司建立一个新身份特征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中立地带。这使得合并各方的人都忘记自己原来公司的身份特征，也可以使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发展得更平稳顺利，所有参与方都感觉他们有平等的话语权和贡献。当战略和运营的整合最大化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很高，但被合并公司的身份特征势均力敌的时候，管理者有必要慎重考虑共生型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将一家公司的身份特征融合进另一家公司的身份特征中（殖民型整合）的风险是很大的。相反，管理者应该强调一个新的、中立的身份特征，其中原来拥有强大身份特征的人员和组织可以建立共同的命运和组织框架。
避免整合误区
以上四种身份特征整合模式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几种途径，使得几家公司变为一家公司。每个模式都是解决保持历史身份特征与建立一个共同身份特征之间矛盾的一种权衡方法。而每个模式的案例表明，当它们与合并的环境和目标相适合时，这四个模式都是成功的。
我们对大量的并购案例进行了观察分析，发现在合并后的整合过程中普遍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在对整合后的公司进行组织和治理结构设计时无意中忽略了公司身份特征的问题。领导者只过分关注合并后公司的战略和经营之间的协调一致，而没有预先考虑到他们的决策对公司身份特征的内在影响。领导者忽略了身份特征的重要性，它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造成困扰。
第二个，在整合前宣称将使用一种模式，但是实施整合时却使用另一种模式。许多CEO或真诚或虚伪地宣称要采用共生型或联邦型整合，以此来掩盖殖民型整合的实质。通过使用“平等合并”等词汇，约尔根・施伦普在克莱斯勒公司的员工心中激起了一种即使不是共生型，也是联邦型整合的希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将保留自己的自治权、美国人的领导以及身份特征。作出这个许诺的两年后，他承认了真实意图，即实际上在很明显地实施殖民型整合。
要让施伦普公开承认他所宣称的整合具有欺骗性是很困难的。但是声称的整合和实际操作的整合之间不一致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单纯为了获得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合并的认同而实施的欺骗。
为了避免发送相互矛盾的信号，管理者应该牢记：与战略和经营调整不同，身份特征调整并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几年的过程。我们建议管理者要动态地使用上述所列模型。也就是说，管理者应将身份特征整合看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再回到雷诺/日产公司的例子，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渐进式身份特征整合的内涵。在汽车业发展日益全球化以及规模效益不断扩大的环境下，两个成熟汽车制造商的整合可能是最优选择。但是，无论是雷诺还是日产都不能接受殖民型的安排（将日产融合于雷诺之中），或者共生型的安排（将两个汽车制造商完全整合成一家新公司）。物质上和精神上较大的差距不允许进行联邦型的安排，即在雷诺和日产历史身份特征的基础上创建新的身份特征和相同的管理结构。
因此，同盟型整合就是两家公司可以采取的合适方法，但显然，这并不是结束。它们下一步很可能就会向联邦型的管理结构过渡，即当两家公司保持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经营自时，要有一个中心权力机构为两家公司做出重要决策。当联邦允许双方建立足够的联系和对于共同目标的意识时，那么建立完整的共生型整合的时机就成熟了。此时，雷诺和日产将结束作为独立组织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品牌存在。■
2010年四大并购案例
并购创纪录地出现了交易规模超过200亿美元的四大案例，包括：
美洲电信公司斥资270亿美元收购卡索全球电信公司；
英国国际电力公司斥资250亿美元收购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创新；行政管理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与应用，其在政府行政管理上的优势也不断显现出来。其中，结合市场经济的竞争管理方式、重视效率的战略管理方法、以结果为重的目标管理等构建了全新的公共管理体系，在政府开展行政管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提升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对公共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深入探析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的主要特征
第一，工具理性特征。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经济学理论，比以往的公共行政的理论更加科学、严谨，但该方法论重视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将价值因素剔除在外，强调效率和结果，认为公共行政管理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此种方法论提倡规范性和客观性，关注行政管理的方法、程序及手段，具有显著的工具理性特征，能够较好地增强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第二，个人理性特征。有关研究表明，新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此种逻辑起点是一种鲜明的个人主义理性思维方法。理性经济人是对人性利己观念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主张个体都是经济人，其活动的基本动机和最终目的都是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也具有鲜明的个人理性特征，提倡政府行政管理要符合市场导向，尊重个体层面的自利需求，尤其要满足顾客的合理需求和组织成员的个人利益。第三，实证主义特征。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引入并融合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管理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都是实证主义方法论，遵循的原则是有用即真理，重视实际操作方法和管理经验的积极作用。因此，借鉴了战略管理、目标管理、项目预算和绩效工资制等方法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具有较强的实证主义特征，可以较好地推进公共部门变革，促使其创新行政管理方法，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2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作用
2.1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经济学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武器，既可以用来批判以官僚体制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也有助于推进政府改革实践，同时还能够为公共管理和决策模式的创新、完善提供基础的方法论支持。相较以往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基础，经济学理论具有的确定性、经验性及精确性都更高，使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的视角朝着经济学取向的竞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此种方法论不仅有助于丰富政府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使之更科学完善，也可以较好地推动公共行政管理改革，使之更有序地实施。就理论层面来说，新公共管理方法论的理论范畴和视野都得到了较大扩展。在以往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理论基础主要为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理论提出者：威尔逊、古德诺）和官僚制理论（理论提出者：韦伯），这两种理论都在政治学理论范畴之内。而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当代工商管理学、西方经济学等均被纳入其理论基础中，从而打破了以往公共行政学方面存在的学科局限，公共组织也从过分关注效率转变为重视市场价值，这为开展公共管理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例如：公共选择理论借助现代经济学领域的方法与逻辑，通过理性经济人理论中的供求分析、交换及效用最大化等要素，对那些和民众联系紧密的政治个体进行行为特征分析，同时也对典型的政治团体和政府所具有的行为特征进行了总结。这使研究的侧重点和涉及范围都得到了拓展与延伸，关于如何有效执行、拟定政府公共政策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现实性课题。由此不难看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引入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思考范围和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从实践角度分析，新公共管理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公共组织的行政效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日趋低下，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经济学理论包含的方法论极为独特，学科基础也颇为成熟，尤其是其重产出结果比的绩效理念对公共行政管理有着重要影响，将其引入公共管理研究后有效地扭转了这种效率低下的局面，同时，在应用过程中逐渐被置于支配地位，促使公共管理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健康发展。有学者深入探讨了经济学理论基础和新公共管理方法论的内在关联，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坚持市场取向是因为引入了经济学理论，受这种理论思想和方法论的影响，逐渐认可了市场价值的积极作用，当其被应用到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之后，逐步取代了以往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地位，也使公共官僚组织的思想观念得到改变。
2.2使公共管理方法的取向和范围不断拓宽
新公共管理方法既囊括了工商管理学、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同时也将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政策学等领域的方法和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其核心主题是如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物品，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这有助于增强公共管理方法的综合性和广泛性。新公共管理方法认为，政府公共服务应当以市场化为导向，同时要充分考虑客户取向，在当代工商管理学理论的支持下，积极利用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技术、方法和原则，创新绩效管理方法和战略思维。同时，充分运用政策科学分析方面的技术、方法，以及有关公共政策结果和过程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建立起综合且广泛的管理方法，使公共管理研究更科学有效。相较以往的公共行政方法，新公共管理方法的应用使行政主题和理念得到了创新、完善。基于管理行政理念的指导，以往的公共行政重视层级节制和制度约束，多采取官僚化的管理方法开展行政工作，非常重视对行政体制、机构及过程等行政组织内部事务进行研究，而没有对组织的发展趋势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因此，不难发现，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具有明显的内部取向特征。新公共管理方法认为，既要对组织内部进行研究，分析内部系统要素存在的关系，也要关注组织的未来发展形势和外部环境特征，厘清外部环境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做好组织内部管理的同时，要通过战略管理、结果控制及战略计划等方法，将组织置于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探讨组织行政管理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析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以便公共组织机构可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在稳步管理中实现长足发展。基于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新公共管理方法论主张，公共行政管理要对公民和公共管理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行政管理活动要充分体现民主性和服务性。因此，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也被纳入新公共管理。相较以往的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引入并融合了当代工商管理与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模式、经验、技术、方法及原则，向新公共管理方法注入了包括组织发展、制度安排、信息管理、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业绩工资制、合同雇佣制、成本核算、绩效目标、交易成本与公共选择等在内的许多全新的内容和主题，给公共行政赋予了全新的概念与涵义，为其作出了更为全面的释义。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引入并使用这些管理方法，不仅能够彰显政府人性化管理的特点，体现绩效评估和竞争机制的优势，较好地改善行政管理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拓宽新公共管理方法的研究主题和理论视野，使公共管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3用激励机制取代规制的公共管理方法
一般来说，对组织结构行为和设计进行研究分析时需要一个逻辑起点。基于新公共管理方法论，人性假设被当作基本的逻辑起点，这有助于政府转变公共管理方法的导向，即用激励取代规制。以往官僚制度的逻辑起点是人性恶，所以，公共官僚组织在进行管理时非常重视规制，为了避免人出于恶的本性损害、破坏公共利益，往往会制定多种规章制度，以便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控制，防止出现滥用官僚权力的现象。韦伯在设计官僚制的有关制度时，非常看重规则的完整性和详实度，而且对权利体系的层级节制设计尤为关注，确保其能够达到较高的理性化水平。显然，这样的官僚体制是以规制为导向的，它能够起到推动公共行政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体制过于重视规则，可能会使行政工作陷入教条主义的危机，从而不利于行政效率和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会对公共行政长期发展形成阻碍。新公共管理方法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认为可以通过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完善公共行政管理。该方法基于人性假设这个逻辑起点，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里面的个体视为理性经济人，其显著特征就是追求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在政府组织机构中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创建有效的竞争机制，将绩效管理纳入劳动报酬体系，并把绩效作为劳动报酬的重要指标，根据劳动和竞争形成的结果实施绩效管理。这样在竞争过程中就会出现差异和距离，为了不落后于他人，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机制中的理性经济人必然会主动增强工作积极性，做好本职工作。以往的官僚体制以规制为导向，重视层级节制，认为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在工作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这既不能够激发公务人员的工作热情，也会扼杀其创造性，还不利于充分实现公共利益。长此以往，公务人员不仅会养成按章办事的习惯，也会形成墨守成规的固定工作模式，从而将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引发扯皮推诿等问题。基于新公共管理方法论，个人的合理利益得到承认，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被纳入政府内部，同时绩效管理也得以实现，这样可以较好地提高公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充分挖掘其潜在能力，有助于突破僵化的官僚体制模式的限制，使公务人员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对协调、改善组织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有一定促进作用。
3结语
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引入了经济学理论，借鉴了工商企业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诸多方法论，对以往的公共行政管理作出了补充、完善，同时也提出了全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概念，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使公共管理方法完善，将其运用到公共部门行政管理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改善行政管理的效果。
作者:吴晓芳 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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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收费作为政府财政非税收入的重要形式，是政府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收取的费用，且一般都有专项用途，它与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相比，有自己的特点：
1.征收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性收费的征收主体有的是国家及其政府有关部门，有的是事业单位，还有的是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而税收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2.使用方向的特定性。政府性收费是为了满足准公共需要即特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收取的，资金的使用方向相对固定。税收是政府为满足纯公共需要，筹集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资金而征收的，使用方向不固定。
3.征收上的有偿性、自愿性和不固定性。政府性收费的征收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愿和有偿，具体表现为缴费人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每项政府性收费一般都明确征收期限。且征收标准与提供的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直接相关，适时调整。
4.资金管理方式的特殊性。政府性收费由于是政府为提供特定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收取的，其收入应纳入财政预算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管理，一般实行专款专用；而税收收入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政府一般性开支，实行集中管理。
二、政府性收费的必要性
1.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财政收入要以适量的政府性收费等非税收入作补充。我国地域辽阔且各地区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人文地理状况都存在很大差异，由此也造成了我国税源因各地区、行业、领域不同而不均衡的局面，如果将所有凭借国家职能取得的收入都设置成各种固定的税种，必将会造成我国税制结构的繁杂和混乱，而且会带来高成本、低效率的结果，因此，对一些社会公益性项目和特定项目的支出收取费用会提高效率。
2.公共产品成本需要税收之外的其他财政收入来补偿。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可分为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一般而言，满足公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应由政府提供并以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形式获得成本的补偿。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的补偿形式主要是税收，准公共产品的补偿主要通过政府性收费等向特定服务或受益对象收取的有关费用来解决。
⑴纯公共产品的补偿。纯公共产品如国防、环保等的补偿形式主要是税收，此外还有规费即政府性收费和借债。由于税收具有一般报偿性，而且不存在排除与不排除的问题，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主体，所以是纯公共产品的主要补偿形式。而政府性收费反应的是政府与经济主体的特殊经济联系，所以也是纯公共产品的一种补偿形式，例如，政府性收费中的行政性收费是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收取的费用，包括各种证照费、注册登记费等。因为政府执行行政职能既与所有经济主体发生一般经济联系，又与行政事物相对人发生特殊经济联系，为体现特殊经济联系与一般经济联系的区别，在普遍征税的基础上，还要征收行政性收费，来补偿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
⑵准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实际上同时具有这两大特征的纯公共产品不多，大部分都是满足其中一个特征的准公共产品。而准公共产品，由于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或竞争性，即不能同时被人使用或造成浪费，因而不宜采用征税的方式来补偿其使用成本，应当采用政府性收费或基金的方式来弥补其成本。具体要根据拥挤的状态、浪费的可能、调节的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对不同的项目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从而调节准公共产品的消费，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效率达到最大化。
所以，纯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采用“税收———公共支出”机制来分摊其生产的成本费用，是一种最为有效的社会分配机制；对于准公共产品则应由政府根据成本费用的分摊机制，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向公共产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以使用费的方式进行补偿和调节，这不仅可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还可以解决公共产品面临的“拥挤”和“搭便车”的问题，同时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3.税收的刚性不能与政府事权的不断扩大和丰富相适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事权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这必将会导致公共支出的不断增长，相应的就需要增加财政收入。然而，作为财政收入主要形式的税收，因其固定性的特征已经不能保证税收收入随公共支出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因此，政府有必要开辟一些收入渠道，增加一些除税收之外的收入形式如政府性收费等，以避免因财力缺乏而造成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政府职能缺位等情况发生。特别是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方政府，政府性收费不仅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可以极大地促进当地文化卫生和福利事业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政府性收费的几点思考
政府性收费在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公共产品的使用效率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成本等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它自身还存在着收费项目过多过乱、收费膨胀过快、征费单位私设“小金库”等一些问题，仍待解决。只有解决好政府性收费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其发挥出自身的作用，提高社会效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政府性收费：
1.规范政府收费的范围。政府职能是那些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要做的实际就是财政支出的范围，一个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范围，一个是提供准公共产品和准公共服务的支出范围。税收用于前者，政府收费用于后者。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对准公共产品收费范围，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政府收费一般发生在（1）提供特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行政管理机关，（2）提供准公共性和准公益的文化事业、基础设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医疗保健等事业单位。
2.强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收费管理体制。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只有规范的行政体制才能有规范的收费管理，只有部门职能的确定才能有收费管理权的确定。行政体制改革应彻底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避免各个部门职能交叉。精简政府机构，压缩人员编制，使政府部门收费与其经济利益彻底脱钩，妥善解决收费养人的问题。
3.强化财政对收费资金的管理，规范政府收费的管理权。财权是政府的财权，是政府履行职能的财力保证。坚持政府收入规范化和预算“完整性”是市场经济国家历来推行的原则，强化财政对政府资金的管理，即要将财政专户的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预算内管理，使所有财政性资金都归入财政视野，财政工作要从单纯的预算内收支平衡转移到对整个社会财力的管理和分配上来，逐步缩小预算外资金范围和种类，政府收费都应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4.建立健全政府性收费监督约束机制。建立与税收稽查相类似的政府性收费稽查制度，对收费项目、收费收缴、收费资金使用进行全面性监督核查，并且运用社会舆论的广泛性和公开性，接受大众监督，实行举报制度和曝光制度，在全社会形成抵制乱收费的社会风气，杜绝乱收费蔓延，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摘要]政府性收费作为财政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而且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政府性收费的特点，对政府性收费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性收费的几点建议。
一、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内涵与机理
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城市中有组织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诸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相互耦合而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协同意味着一种自发集体行动和自组织过程;一种主体间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状态;一种通过集体行动和关联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和整体功能放大的效应。［3］系统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只有系统与系统或系统要素协调有序，系统发展才能得到保证并达到优化状态。［4，5］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发展内部基本动力是由公共管理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博弈、协同合作而产生的，在传统行政模式下，城市职能子系统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相互推诿，对整体系统发展产生抑制作用。推动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发展就必须限制无序竞争，鼓励不同层级和不同功能子系统之间实现相互良性竞争、紧密协作。因此，根据多元子系统相互连续、相互耦合的特点，进行协同优化设计，使各子系统相互协调、彼此配合，共同实现城市公共管理系统有序性和协同发展。城市公共管理系统是否协调发展，是否符合系统的整体优化，需要有可操作、可量化的方法才能做出调整。目前对公共管理系统模型和优化这方面的研究欠缺，许多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概念和定性的层面，定量分析和构建模型并不多见。
二、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模型
1．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发展水平的度量将城市公共管理系统按照横向职能划分成经济调节子系统、市场监管子系统、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几大子系统。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公共管理系统的协调发展就是通过各层级主体不停交互、协调促进，实现城市公共管理系统从弱到强、从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向高级有序的协同演化发展，以谋求一种新型的平衡协调关系，从而使城市行政管理系统的变革在各个矢量的碰撞中摸索前行，并最终寻找到与这一系统自身职能配置和机构运作相适应的满意模式。［7］经济调节子系统、市场监管子系统、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三大子系统在不同时刻的协同发展程度成为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的有效度量。关于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发展水平度量的评价，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具体步骤如下:(1)设描述第t年经济调节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特征向量为Xt=(xt1，…，xti，…，xtm)，记经济调节子系统为S1;描述第t年市场监管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特征向量为Yt=(yt1，…，ytj，…，ytn)，记市场监管子系统为S2;描述第t年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特征向量为Zt=(zt1，…，zti，…，ztm)，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为S3，xti，ytj，ztj表示第t年3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标，m，n，w表示各个子系统的指标数，以k年的发展水平为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的分析年限。对xti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x*ti=(xti－xi)si，其中xi=1kΣkt=1xti;si=1kΣkt=1(xti－xi)槡2(2)运用SPSS软件对经济调节子系统S1的特征向量Xt=(xt1，…，xti，…，xtm)，t=1，2，…，k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到特征向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R的特征根λ1＞λ2＞…＞λm＞0，以及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ei=(et1，…，eti，…，etm)，i=1，2，…，m。根据公式运用SPSS软件计算方差贡献率αi=λi/Σmt=1λl，并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Σpi=1αi＞85%的原则选取主成份，求出其前p个主成份得分，分别为Fi(t，x)=eTi?x*t1+…+eti?x*ti+…+etm?x*tm，i=1，2，…，p＜m。计算出经济调节子系统S1的综合发展水平:F(t，x)=α1?F1(t，x)+…+αp?Fp(t，x)同理，对市场监管子系统的特征向量Yt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的特征向量Zt进行分析，得市场监管子系统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如下:F(t，y)=β1?F1(t，y)+…+β1?F1(t，y)，l＜n，其中l表示市场监管子系统的主成份个数，β1，…，β1表示各主成份的方差贡献率;F(t，z)=γ1?F1(t，z)+…+γl?Fl(t，z)，j＜w，其中j表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的主成份个数，γ1，…，γj表示各主成份方差贡献率。(3)采取对F(t，x)，F(t，y)和F(t，z)取指数的方式进行取值。由于主成份分析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结果正、负情况均可能出现，为了避免负数情况对后续计算结果分析的不便，采取对F(t，z)，F(t，z)和取指数的方式进行技术处理。指数函数单调性特征，对分析系统相对离差并无影响，因此用G(t，x)，G(t，y)和G(t，z)来表示综合发展水平。记G(t，x)=exp(F(t，z))，G(t，y)=exp(F(t，z))，G(t，z)=exp(F(t，z))则G1(t，X)＞0，G2(t，Y)＞0，G3(t，Z)＞0。
2．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以经济与公共服务两子系统协同度为例，经济系统与公共服务系统协同意味着两系统中任一系统的发展促进了另一系统同方向协调发展。S1与S3在时刻t的协同度用G(t，x)和G(t，z)的相对离差来描述，定义相对离差系数Cv(t)表示如下式，Cv(t)越小，系统S1、S3在时刻t系统越协同，发展状态越协调。Cv(t)=G1(t，X)－G3(t，Z)12［G1(t，X)+G3(t，Z)］=［G1(t，X)－G3(t，Z)］212［G1(t，X)+G3(t，Z[])］槡2=21－G1(t，X)?G3(t，Z)G1(t，X)+G3(t，Z)[]2槡2令C(t)=G1(t，X)?G3(t，Z)G1(t，X)+G3(t，Z)[]22，则Cv(t)=21－C(t槡)因为G1(t，X)＞0，G3(t，Z)＞0，所以Cv(t)最小的充要条件是C(t)趋向于1，可定义经济调节与公共服务子系统在时刻t的协同度C(t)为:C(Ec－Sp，t)=G1(t，X)?G3(t，Z)G1(t，X)+G3(t，Z)[]2{}2K式中，K为辨别系数，K≥2。可得0＜C(Ec－Sp，t)≤1。子系统S1与S3协同度C(Ec－Sp，t)的含义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当子系统S1与S3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证明只有当G(t，x)=G(t，z)时，G(t，x)?G(t，z)可达到最大值，表明经济与公共服务子系统处于最佳协同状态，C(Ec－Sp，t)=1，此时系统S1与S3的相对离差Cv(t)为0;当G(t，x)和G(t，z)相差较大时，C(Ec－Sp，t)较小，相对离差Cv(t)较大，经济与公共服务子系统越不协调，协同度低。同理，可获得经济调节与市场监管子系统的协同度C(Ec－Ma，t)，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子系统的协同度C(Ma－Sp，t)。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综合协同发展程度是以经济调节子系统、市场监管子系统、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三大子系统间的两两主体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为基础的，且两两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对促进城市区域内各个功能系统的协调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由此，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综合协同发展度可以用下式表示:C0(t)=C(Ec－Sp，t)+C(Ec－Ma，t)+C(Ea－Sp，t)3.
3．系统协同发展趋势及评判依据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在t时刻的综合协同发展度C0(t)反映出的仅仅是t时刻的公共管理系统综合协同发展度的静态度量，不能充分反映出综合协同发展的动态演化趋势。为此，定义平均动态协同发展度D(t1，tn)反映一个时段内长期协调发展的趋势。设C0(t1)，C0(t2)，…，C0(tn)为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在［t1，tn］这一时段中到各个时刻综合协同发展度，定义:D(t1，tn)=1tn－t1+1Σnt=1C0(ti)为系统在［t1，tn］时段的平均动态协同发展度，显然0＜D(t1，tn)＜1。当D(t1，tn)＞D(t1，tn－1)，说明协同发展的演化趋势在［t1，tn］时段是处于上升的轨迹中;当D(t1，tn)=D(t1，tn－1)，说明协同发展的演化趋势在［t1，tn］时段是处于平稳的轨迹中;当D(t1，tn)＜D(t1，tn－1)，说明协同发展的演化趋势在［t1，tn］时段是处于衰退的轨迹中。依据公共管理系统静态协同度模型和动态协同发展趋势度量指数，可以计算出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及协调发展趋势。［8］对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评判需要有参照依据和标准。依据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度判断标准，结合城市公共管理水平的基础情况，提出一般性的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综合协同发展评判标准，作为评价考量的依据(见表1)。表1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评判依据静态综合协同度0.70～0.800.80～0.900.90～1.00发展状态勉强协调基本协调协调D(t1，tn)＜D(t1，tn－1)比较大于等于小于演化发展状态上升型平稳型衰退型资料来源:笔者研究整理得出。
三、上海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笔者应用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模型，结合上海市城市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状况，对上海市公共管理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研究。首先依据主成份分析原理对上海市城市公共管理各功能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对经济调节子系统主要从上海市经济发展和资产投资调控两方面选取的相应指标构成经济调节子系统的特征向量，包括:全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GDP比重;市场监管子系统选取的相应指标包括: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出口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从上海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方面选取相应指标构成经济调节子系统的特征向量，包括:公用事业和市政建设的投资额、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环境保护投资、科技活动经费、卫生与文化机构数。参考近10年的各类经济、社会与公共服务发展指标作为分析公共管理系统发展水平的评价度量。选用上海市2000～2009年的数据，［9］构成反映发展状态的分析矩阵。为了保证各类指标的一致性，采用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主成份分析法。输入指标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得出了主成份的特征值分别为5.707，方差贡献率为95.111%，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了85%的选取原则，显然这个主成份能够解释指标的所有变量。参与分析的评价指标的初始共同度和提主成份后的再生共同分析表明，指标与被提出的主成份之间有着紧密的内部结构联系，能够满足分析的要求。同理可对其他两个子系统指标进行分析。
通过分别计算确定标准化正交向量、标准化数值与主成份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就可以得到上海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综合发展水平(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上海市经济系统、市场监管系统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综合发展水平在10年间一直处于上升发展态势，上海市城市公共管理一直保持持续发展，基本可以判断三大子系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共同演化的发展状态。为了更好地刻画出管理系统发展与三大子系统的协同情况，对其进行静态协同度评价和动态协同趋势评价。运用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的协同度模型，计算得出上海市城市公共管理两两子系统间协同值、系统综合静态协同度和动态协同度(见表3、表4)。城市公共管理两两子系统间协同值可以用折线图1表示出不同时期子系统间协同状态。表3、表4的协同度数值反映在下面图2、图3上可以更直观地看出系统协同情况。由图2对比发展评判依据(见表1)可以看出，上海市公共管理系统近10年来，除2000和2008年外，有8年都处于基本协同和协同的状态，其中，在2001、2002、2007、2009年处于基本协同状态，2003～2006年间均处于协同状态。另外2000～2001年，2008～2009年系统的静态协同度增长较为迅速，这两个时期上海市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理顺职能子系统关系，提高了系统的整体静态协同程度。从图3的动态协同度来看，其协同演化发展保持上升趋势，上海市公共管理系统的运行基本是协调发展的。但从图3发现，上海市城市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度在2000～2006年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的上升趋势，而在2007年开始系统转入衰退状态，动态协同有轻微的回落。通过分析图2可以看出，在2008年，其系统综合静态协同度相对较低，数据表明这年静态协同度为0.788，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正是因为2008年的协同程度降低，影响了近10年动态协同度平均上升的态势。而对照图1发现协同度的下降是由于2007年开始经济调节———公共服务两两子系统协同度急速下降，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两两子系统协同度也相应下降，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两两子系统协同度稍有所提高，这表现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上海市发展冲击影响较大，导致上海市强化系统经济控制功能，加大市场监管力度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子系统没有及时跟上经济波动造成的系统状态和功能调整。而这一情况在2008年上海市实施“大部制”一系列机构改革后开始得到缓解，公共管理系统协同发展水平逐步回升。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经济管理 法律行为 可持续理念 发展 实施
一、相关概念的理论界定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是经济管理行为法律层面的范畴。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管理行为受到法律的制约，并经过了法律的调整。经济管理的范围包含了国家对于经济财产事务的公共管理，同时也包含了对个人、家庭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物管理。在文中主要论述公共经济管理和因社会化而导致内部关系外部化具有公性质的私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可以定义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公共部门对于国民经济实施管理的行为。其显著的特征是在管理过程中突出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内容包含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实施、组织协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经济管理中发法律行为制度是为了保证国家对于经济管理行为的实施，是其管理的重要法律保障。因此在管理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要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根据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法律要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要能够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理念，作为在经理管理法律行为过程中的行动指南、行为标尺，最终形成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
（一）持续性特征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的首要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在此特种中要求法律管理行为能够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结合，避免各种短视行为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可续行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坚持以和谐型内涵作为基本的方向，可持续性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能够保证人类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不能够超越资源以及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能力。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持续性特征人类的经济体系与生态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生态体系较为稳定、变化较慢，而人类的经济体系则变化较快，呈现动态的基本特征。因此人类的经济发展要能够满足持续性的特征，保证不破坏生命支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功能，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和谐型特征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能够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此基本特征下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是能够对自然进行随机支配的主人，而应该更为关注自然界的独立意义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药能够给予自然充分的尊重，不能够安排超越自然承受能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能够适应和谐性的要求，要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吸收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科学因素。
（三）系统性的特征
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发展的特征不是孤立的，在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中不能够存在孤立发展的观点，简单的方法也不能够解决经济管理中诸多复杂的问题。局部发展或者某一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微观效益的方案对于经济整体发展都是不利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是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整体系统观念的体现。
三、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一）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是实施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手段，社会主要市场经济也是最有效率、最为成功的经济制度之一。但是市场不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经济发展所有重要的问题，因此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市场可以实施有效的管理，纠正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正确走向，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其主要实现方案主要有反垄断、消除不正当竞争；采用税收、补贴及法律规制等各种手段，增加外部的收益和负外部的成本，使外部性内在化以及提供公共用品等，通过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主要体现的持续性、和谐性等方面的特征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群体之间能够协调运作，健康发展。因此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群体、不同阶层要能够保持一种共赢与和谐竞争的关系。公共利益的存在是个人利益存在的重要保证。个体的理性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缺乏合理的格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坚持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来纠正个人理性所导致的偏差，实现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和谐相处，达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共赢。
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贯彻实施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能够倡导经济的绿色转型，要能够发展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保证经济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培育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对于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管理中要能够体现对于产业的地区合理布局、实现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社会发展的协同效果，在进行相关制度的建立的社会要能够进行正确引导，避免避免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主管部门同时也可以通过财税管理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能够建立稳定的资金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程进行合理的补助，并采用税收等行政手段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进行有差别的税率，提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关税税率，使得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导的作用。最后还可以通过金融手段为循环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当前阶段，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急切需要进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进行绿色经济的转型。
五、结论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缺乏管理的机制下，市场的竞争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无序混乱的，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具有不利的影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可持续性、公平性以及整体性的特征，通过制度的建立实施，以管理的手段以及各种调控方案对经济发展进行正确引导，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史际春.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我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公司这些有形的因素是由一系列共享理念集合在一起的,这些信念有时是不可言明的,有时又是毫不掩饰的。这些共享信念决定了公司的本质,这一系列共享信念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份特征维度,它使公司的一系列有形因素具有了内在一致性,并且给出了一个界限,用以界定在不改变公司本质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多大程度的改变。可口可乐的例子表明,身份特征维度明显地存在于利益相关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为组织和大多数个人一样,会很自然地将它们的身份特征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正如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可以通过性别、国际、社会团体、教育文凭或专业技术来确定一样,一个公司的身份特征维度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它的核心业务、知识基础、国籍、经营理念、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创始人、公司治理结构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组合。
关键的利益相关者(雇员、所有者、供应商、消费者、银行家、股东)认为,任何关于公司的核心的、持久的、与众不同的方面都是公司身份特征的一部分。确定不同身份特征的权重和突出性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个公司改变为另一个公司。比如说,技术革新对于苹果的影响相对于麦当劳来说更为重要。国籍对丰田的身份特征界定远远超过了它对谷歌的界定力度。
身份特征界定反映了人们对公司本质特征的主观的、共享的信念。这就意味着,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有着相同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两个公司仍然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维度的身份特征界定。惠普和英特尔就是很好的例子。惠普历史上的大多数身份特征都是经营特定业务的,即著名的惠普之道,而英特尔公司的身份特征则概括为“超越未来”,即在不断的技术革新中进行管理。
(本文摘自《公司的灵魂:如何管理你公司的身份特征》P.23-25)
《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
作者:[美]乔尔・科特金
译者:王玉平王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7月
荐读理由:本书是关于数字革命如何重塑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开山之作。很多人认为,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爆炸性变革以及工作地点的选择更加自由,地点的重要性似乎大大减弱了。但作者独具慧眼地发现:恰恰相反,地点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在信息时代,经济从对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中解脱出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找到最理想的地点。本书对美国资源的重大转变进行了解读,集中论述了数字革命对城市的惊人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欺诈行为分析及监管研究》
作者:李启平
中国经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