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目前学界有关行政学本土化路径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既有相对具象性的，也有一般性的。我们首先从学界提出的行政学本土化路径出发，对各种视角中可能存在的具象性问题及风险进行探讨。首先，从问题研究视角来看，它存在着将经验总结、问题化解等同于理论构建，及以经验来引导理论的风险。一是将经验总结与问题化解等同于理论构建的风险。就目前而言，国内行政学界所论及的“问题研究”主要特指的是对“行政现实问题”的研究，它强调的是研究者要将重心置于各种行政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之上(而非放在行政学理论问题上)，注重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从个别中总结出一般、从事实中归纳出价值、从特殊的现实、情境中总结出特殊的理论。这样的研究路径与逻辑理路很容易使研究者把研究重心放在行政问题本身的解决上，就问题而谈问题，而忽略通过行政问题来推动行政学理论构建的初衷。引致这种风险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行政实践与行政理论之间的差异的模糊化所导致的认知错误。在现实中，人们很容易将对问题的现象性描述和归纳等同于行政理论构建本身，而未能看到真正的行政理论应该是从杂多的现象中所总结出来的一般性，它不应该仅仅是对行政现象的具象描述，而应该是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的;其二是由“是”与“应当”之间的差异性及“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之间的差异所引致的认知偏差。就行政学理论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不仅要反映具体的“是”，还要反映“应当”，不仅要关注“事实”，而且要关注“价值”。而问题逻辑(尤其是目前学界所理解的那种以现实的行政经验中所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问题逻辑)所关注的则更多的是“是”的问题，而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是否能够推导出“应当”，是值得怀疑的。当学者们把目光集中于现象这一“是”时，就有可能把“是”等同于“应当”，或忽略“应当”在行政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二是以经验来引导理论的风险。毋庸置疑，就理论研究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不仅要是反映性的，更要是引导性的，它不仅要描述现实，更要批判、反思、指导现实，使现实不断趋于完善。而问题逻辑则更多地强调的是行政现实对行政理论的先导性，它可能使行政学研究者陷入现实中出现什么问题，就从中总结出什么对策的被动局面，使行政学理论本应具备的对行政现实的引导功能被弱化、被抑制。其次，从中层理论构建视角来看，尽管其对推进行政学本土化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它也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风险。
一是国际公共行政理论交流中对话层次不对等的风险。事实上，公共行政学本土化不仅承载着为我国行政实践中的问题寻求出路的使命，也承载着确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主体性、使中国公共行政学平等地参与国际公共行政学对话的重任。而这样的国际性对话要获得平等性，首先要求的是对话的理论层次的对等性———如果将行政学的理论层次按其抽象程度分为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或基础理论)的话，那么，一种平等的、可持续的中西方行政学理论对话模式，从形式上看应是以中国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来回应西方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以中国的行政学中层理论来回应西方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只有这样的同一层次的对话，才能使中西方的公共行政学交流不至于因范畴、视域的不同而自说自话，才能使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在与西方的不断交流中获取更多的国际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将中国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定位于中观理论层次，就必然导致中西方交流和对话的不对等———这一方面是由于:本土化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缺乏，必然使得元理论和基础理论层面上的中西方行政学理论交流成为西方的独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行政学中层理论一般都是高度依赖于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以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一旦缺乏中国式的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支撑，本土化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就可能成为一种在形式上体现中国经验、在内核上却反映和注解西方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理论形态。如果是这样，那么那种看似平等的行政学中层理论对话，实际上却仍是在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内部展开的，它并无平等性可言。
二是中层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学理论的代表性和一般性不足的风险。对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交流而言，一种理论能否产生强大的影响，除了要看理论自身的逻辑是否自洽之外，还要看这种理论是否对参与对话的各方理解行政问题、把握行政生活、厘清行政理论有着足够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大小，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形态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广延性和可扩散性。而对于中层理论而言，它作为一种介于元理论和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形态，具有明显的“居中”特质:一方面，它不同于对行政现象的单纯描述，具备了一定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但另一方面，它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又是不充分的，它掺杂着具象、对于特定的行政情境有着高度的依赖。中层理论的这种具象性和情境依赖性，使得中层理论意义上的行政学理论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更多地仍是本土性的，它的可参照性、可推广性、可接受性远不如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因此，就中层理论本身的特质和功能而言，它很难承担起代表中国公共行政学参与国际交流和对话、向世界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之独特贡献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层理论构建即使对于推进行政学的本土化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也只能是过渡性的、阶段性的、策略性的，而非终极性的。再次，从内容体系构建视角来看，其主要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将概念、话语的本土化等同于行政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之风险。如前所述，目前行政学本土化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从行政学的概念、话语着手，以概念、话语的本土化来推进行政学理论的本土化。应该说，这种做法看到了概念、话语所具有的描述和解释本土化行政现象的功能，体认到了概念、话语在本土化行政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工具性、前提性意义。但必须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并不等同于概念、话语的本土化;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并非是某些区分于西方的零散的、非体系化的概念、话语的创生和加总，而是要以概念、话语为基础，经过逻辑加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论体系。
这里的意涵在于:其一，本土化的行政学理论必须是体系化的而非松散的概念和话语的集合;其二，行政学理论的体系化，其核心在于厘定出将松散的行政学概念和话语汇聚起来的逻辑理路，其中，逻辑理路是本土化行政学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概念和话语得以汇聚的线索。只有在厘定清楚了本土化行政生活及行政理论所赖以为基的相关逻辑前提、逻辑演变历程、逻辑主线等的基础上，本土化行政学的构建才能摆脱无序和纷乱，才能思路清晰、事半功倍。二是学科特质与学术原创性丧失的风险。在本土化行政学的内容体系构建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倾向:其一是模仿西方行政学内容体系的倾向;其二是模仿其它相关学科的倾向。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它有两种可能的表现:第一是“新瓶装旧酒”，即将西方理论和西方行政学的内容体系贴上新的标签而变成本土化的理论;第二是仅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使中国的行政实践与行政经验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解。这两种表现都是我们在推进行政学内容体系的本土化进程中所要极力避免的。而第二种倾向的出现，则是由后发学科对先发学科的借鉴所引致的。事实上，目前学界所提出的一些本土化概念已经显现出学科模糊的倾向，一些话语和概念，如“锦标赛体制”、“公推直选”等实际上都来自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尽管学科间的交流和借鉴无可厚非，它对于推进行政学的繁荣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如果操作不当，它也可能会导致行政学核心概念的缺乏(尤其是具有真正原创性的核心概念的缺乏)，如果是这样，那么行政学就有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合法性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以上我们针对学界有关构建本土化公共行政学的三种具体路径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了反思。这些问题和风险大多是具象性的、显见的，它们较易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和重视。但是，除了上述可能的问题与风险之外，在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关注如下两个更为隐蔽、但影响却更为深远的潜在问题。一是行政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这里所说的“问题认知支配”，主要指的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那种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情形，它本质上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进行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种表现形式。相比于理论和研究工具的西方主导与支配而言，问题和议程设置方面的西方主导与支配现象更具陷蔽性，而其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影响亦更为深重。具体到行政学学科而言，问题认知支配现象的影响目前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是公共行政问题和议程设定中的问题认知支配，它表现为学界较为普遍存在的试图从西方的行政学议题中找寻中国行政学学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及通过了解西方社会对行政问题的界定而去发现中国行政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倾向。其二是在行政问题处置方法上的问题认知支配，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国社会中所出现的行政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些学者总是试图从西方的理论和经验中找寻相应的解决方法，奉西方理论和经验为奎臬，而忽略了西方理论和经验本身所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水土不服的问题。由于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具有无意识性、前置性特征，其影响一旦扩散，它对行政学本土化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其中最严重的影响之一在于，它可能使得一些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努力由于未能脱离西方问题意识的影响而长期在西方的理论逻辑中无意识地循环，从而极大地削弱行政学本土化的现实效果。因此，对于行政学而言，推进对全球化时代的“问题认知支配”现象的全面反思、尽量避免其对行政学本土化进程的干扰，是每一个行政学研究者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二是行政本土化过程中的“现代化范式”支配问题。“现代化范式”主要是指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以“传统—现代”二分为基础，将社会发展预设成一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的倾向。与“问题认知支配”着重揭示学界在问题界定上的西化情形不同，“现代化范式”支配着重强调的是学界在学科理想图景界定上的西化倾向，它重点关注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那种将西方的“现代化”理想图景作为自身的图景，而忽略了“根据中国”、基于自身实际构建符合自身的社会科学理想图景的现象。具体到行政学学科，“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其一是“追赶”式的行政理论研究模式设定。在行政学界，以追赶西方潮流、寻求行政学理论的“现代化”(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实质是西方化)为研究的目标定位的现象，是极为常见的;西方学界一旦出现某种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理论，国内行政学界往往趋之若骛、极力推崇。值得指出的是，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并非由于他们缺乏推动行政学本土化的意愿，而在于他们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潜在支配缺乏明确的意识，从而前反思性地、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现代”的行政发展模式，走入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圈套。
其二，对行政理想图景问题的忽视或误置。“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使行政学研究者普遍将西方的行政理想图景当成了自身的行政理想图景，继而也就导致了学界对于中国式的行政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受西方技术主义思潮和行政中立性思维的影响，国内学界大多将行政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些具体的行政问题的解决之上，而对如下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如:究竟怎样的行政学研究是符合中国语境的?中国语境中的行政学研究要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图景?中国行政学的理想图景与西方行政学的理想图景之间有何差异等，却缺乏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缺乏，实际上进一步强固化了“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扩大了其支配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行政学界如何摆脱目前表现出的那种在枝节问题上冷静、而在根本性问题上无知的现象，真正确立起中国行政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是我们所必须深刻反思的问题。
二、公共行政本土化之可能路径展望
以发展行政哲学为视角行政学本土化的进一步推进，需要我们去探求更多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本文中，我们尝试从行政哲学视角入手，提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几点建议。而之所以立基于行政哲学的视角，主要是考虑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首先涉及的是文化的适应和匹配问题———或者说，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使行政学反映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和哲学诉求，使其与中国的传统、惯习、惯常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等相配套，使其与中国人民的生存智慧、与中国行政系统的实践智慧相配套。而行政哲学正是以宏观的行政文化和行政生活为反思对象的，它关注行政生活所立基的文化环境和哲学环境，关注行政现象和行政生活背后的逻辑和理路，从行政哲学视角出发，有助于摆脱对行政实践的细枝未节的描述，确立起对行政学本土化的更进一步的自觉。其二，行政哲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有助于推动行政学人的学科自主意识，从而使其以更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本土化行政学的创生与构建之中。本土化行政学的构建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其动力既来源于人们对其内在价值的认知，也来源于人们对理想的行政发展状态和现实的行政发展状态之间的差异的认知。而行政哲学作为一门“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的学问，是以行政理想状态作为其基底的，由于行政的现实状态与行政的理想状态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使得行政哲学具有了对现实行政生活和现实的行政学理论的强烈的批判意识。行政哲学的批判，正是推进行政生活不断完善的动力，也是推动行政学不断反思自身、发展自身的动力。从行政哲学的视角来探讨行政学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我们在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中所存在的诸种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问题，使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在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中得以前进和发展。
1.1网络化的社会发展20世纪末，新技术革命引发了网络化，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支撑着现代信息的网络化，现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正处于向网络化、数字化转换的过程.信息知识的交流传播是人类的重要活动，广泛普及的网络化信息处理与新的传播方式，对社会状态与运行带来了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改变.以数字化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新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一、网络空间的虚拟实在使人类实践活动的范畴得到了扩大；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呈现出“对话性”是互联网的特点，以前的主客对立式变成了现在的主体际式，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三、人们通过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资源，能全面地获取所需的信息知识；四、网络技术使电子商务得到普及、产品与服务越发倾向于个性化，社会生活、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并呈现虚拟化、数字化趋势.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如信息知识变得越来越无序和难以控制，社会结构越来越脆弱，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加大等.第一，从研究手段上来看，电脑写作、网上讨论的方式，为社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写作方式，而且使其能及时获取新的观点和材料，同时也为学术批评提供了新途径；第二，从研究条件来看，互联网为社科研究提供了海量的信息知识，为了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资源，研究人员必须探寻使用信息的新策略，学会新的技巧；第三，从价值上来看，它既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也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崇拜，使技术力量在短期内形成聚合与裂变.如“学术共同体”近几年在图书馆学中表现出对技术的极大热情，然而他们却很少顾及技术的后果.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被忽略的现象.
1.2全球化的社会发展具有共性的经济、文化模式渐渐普及，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了解、相互影响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全球化相互通行的金钥匙.二战后，国际物流、金融在国际贸易的促进下规模不断扩大，并且从经济领域逐步向思想、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渗透、扩张.跨国公司、国际市场、世界经济组织纷纷涌现，资本、能源、劳务、商品、技术等经济因素在全球范围内被自由配置，这种全球化科技进步给交通和通讯带来了革命性飞跃，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往打破了障碍.社会科学研究也受到了全球化社会发展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思维整体化、复杂性理论的出现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导致的.盘根错节的整体化结构、人类依赖感的加强、军事集团等的不断出现致使世界历史、全球意识的形成.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世界性问题的出现，如世界金融一体化、环境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确定等都拓宽和加大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深度.社会科学将为图书馆学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目前，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国际间的一些图书馆合作项目已经形成了服务平台，供读者参考和咨询.因此，社会科学必须要从全球的广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承认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差异与互补，强调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例如全球图书馆，虽然在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上消除了地理界限，但各国的人文界限却始终存在.为探索世界各国通融的方法和理论需要我们做出不断的努力，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各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继续共同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2图书馆学的发展
2.1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由于图书馆学的社会发展与自身“知识基因”的推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重心开始向知识转移.知识是文献的本质，古代图书馆的知识体系产生于文献整理和文献积累的活动中.因此，图书馆学可以看作是以人类知识活动为基础而演变来的，它的原始基因来源于知识的存贮、排序、加工、整理、提炼、传递等活动范畴，这个活动范畴有时又被称为“知识域”.而早期社会知识的生产、使用范围太小，仅限于上层社会，在图书整理基础上所形成的图书馆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扩大并渗入民间，只是被一小部分人使用.近代以来，社会实践中科学技术被不断物化，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效率越来越高，到了后现代社会，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并开始向社会群体、日常生活靠近.受知识规划的作用，人类必与知识权力交往.因此，知识的价值和作用不断得到扩大与提高，研究主题从图书“整理时代”转向了“经营管理时代”，在“知识域”不断变化的同时，图书馆学的研究主题又转向了“信息技术时代”，而且这种转移正是对图书馆学自身出发点的更高层次的回归.
2.2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体在形成之初图书馆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早期的图书馆教育更倾向于培养学识渊博者；二、内部知识体系的细划不明显.这两个特点在图书馆学形成发展之初就表现出来了，但在日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特点将逐渐消失.然而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知识也是一个整体.社会科学不断得到分化，分成多门独立的学科，学科又分成了多个领域，在大学的教育分科的制度支持下，包括图书馆学在内，很多社会科学学科都变成了拥有众多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图书馆学的操作性、精确性和体系的完整性，细化了学科内部，而且使其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社会科学前进的步伐，降低了学科整体研究的效率，跨学科研究使学者之间的合作逐渐普及.可以看到，图书馆学经过细化发展之后会逐渐向综合化、整体化方向转变，并将呈现出以下特点:一、与同族学科进一步融合；二、一些重大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三、内部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2.3学术理性逐渐由技术倾向于人文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从工业革命时代开始就已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技术力量推动着图书馆学的发展，搜索引擎、电子文献、网络咨询等新概念的出现让人应接不暇.可以看到，技术进步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是改善生产关系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导动力，但技术本身具有双刃剑效应.信息技术缩小了我们的空间距离，促进了人们更加快捷的进行交流.技术使社会发展的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威胁与危险.要想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到技术以外的因素中去寻找解决方案.因此，社会进化既要靠硬的动力———技术，也要靠软的动力———价值观，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最终会协调发展.图书馆学具有人文主义性质，图书馆是一个人文主义事业，其最大限度地使知识发挥作用，最终目的是让社会个体获取知识，使人与社会的发展更为合理.图书馆学在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自然和社会靠近.但要始终记得，人文主义的基础始于图书馆学.否则，人文主义价值，就不会在获取知识的个人及需要这些知识的社会个体中得到体现.未来图书馆学在技术理性方面有哪些特点?①从研究范畴上来看，图书馆学既要研究知识也要着重研究知识如何被大众所接受.②从学术检验标准上来看，衡量未来学术研究成果的基本尺度是社会人群的知识和信念得到了公平、协调发展.③从研究方法上看，图书馆学不但从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变，也更加注重从科学化向人文主义文化方向转变.
2.4研究的特点是理论与应用并重图书馆学的分类方法是将学科内容分为了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这种分类方法对知识科学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作用.古希腊时认为学术研究就是纯哲学探索，是与实用技术相分离的；19世纪初，虽然德国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重镇，但学术界仍弥漫着纯科学与应用技术是相分离的观念；19世纪后期，大批的美国人赴德留学，将德国的图书馆学思想与教学模式带回了美国.从此，图书馆学理论与应用的两分模式，自始至终贯穿于美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中.现代中国图书馆学主要来源于美国，因此，中国图书馆学的内容就有了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的架构形式.到了20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未来图书馆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①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将通过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②理论与应用变成人们主动获取知识的方法，不仅促进了图书馆“馆内”科学的发展，也能走向“馆外”.③理论通过对真实问题的研究能逐步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浮浅化倾向，而实用研究能为理论创新提供原料和动力.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但它们的整理方法却是相似的，装具和各种设施也可以统一；另一方面，档案工作也出现了讲求效益的倾向，在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否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成为衡量各个部门绩效的重要标准。企业领导人普遍承认档案资料整理和保存的重要性，但是单独设立档案室，投入的成本又太大，企业档案工作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两难境地。还有，随着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许多单位建立了计算机辅助管理信息系统，档案部门怎样参与到整个机构的信息系统中，成为摆在档案工作人员面前的难题。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档案工作具备规模经济的特征，规模经济理论对于档案管理工作尚未过时。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
关键词：全球化 本土文化 文化多样性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目前，全球化定义诸多，通常，全球化是指全球各个国家的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以全球的共同规模为发展基础。同时，全球意识的崛起，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依互存。全球化亦可以概括的解释为世界的压缩和视全球为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不断扩张，从而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是好是坏，目前仍是见仁见智。
一、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可以说不尽相同，其中我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扩大，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自然会受到严峻的考验，经济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也会抓住这个机会，向其他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侵略。这无疑也会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严重的打击。殊不知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强国出现了文化垄断的苗头，其中，他们通过影视传媒的手段，来对其他国家进行美国文化的渗透，极力推销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由美国的影视公司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和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影片也赢得了全球的票房，“中国人在电影院花钱看老外拍的中国故事”，这句话不尽让人哭笑不得。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如何一方面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能在从中发扬我们的本土文化，这是当下的一个难题。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如今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指“超越本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①事实上，我们正在感受着“文化全球化”向我们走来。但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似乎这种全球文化的内容变得越加有限，出现了归一的苗头。因此，这种以消耗自然资源和误解现代化为前提的社会文明正在向古老的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甚至有些是毁灭性的。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之传统文化无疑是丰富和深厚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 5000 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 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 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对于我们这个拥有多个民族并存、 多种文化融合的国家来说， 博大精深、 多姿多彩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共同构筑了华夏民族的核心内涵”。②但是，随着两次的科技革命的到来，近代的中国除了饱受侵略的痛苦外，极少的受到了两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积极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的“本土文化”与世界上很多的传统文化一起承受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其中一部分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本土文化正在消失，有的甚至已经消亡。
面对如今的态势，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试图逃避全球化的推动力都是不现实的，当然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并不意味着牺牲本土文化，使之被淹没或者屈服于文化霸权主义。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各种挑战，让民族文化不断的磨练，既能适应这种环境，同时也能放射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进而，才能在大的浪潮中抓住机遇，生存发展。
二、文化多样性
在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其中，也对“文化多样性”做出了全面的定义：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和社会形态通过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来表现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在于：
1、文化的多样性就如生物多样性一样，是全人类生存的根本，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2、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民族性 ， 这是一切民族立于世界的基石，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持民族的独立性。
3、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平等和人权保障的基础。
4、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 ， 在文化多样性的自身发展条件下， 文化多样性在保持其文化精神的前提下， 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异质文化的优质性， 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自身的文化变迁， 这是文化多样性中一种有效的文化调适， 更是文化多样性应对现代化进程， 实现文化自主发展的有效方式与必然途径。
5、根据文化相对论理论 ，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 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
总之，如何一方面适应全球化，享用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强大本国经济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课题。我们要重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文明成果，绝对不能简单的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对立，如果国家不能够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发扬传承，那就不能立于世界之林，谈何国力，谈何国际地位？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本民族文化封闭孤立起来，呈现给世人的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非“单一”。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加强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交流与合作，兼收并蓄，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文化多样性》雷晴岚
关键词：多元视野；本土化；开放性
在多媒体席卷全球的趋势下，音乐的应用已经遍布各个领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审美的要求增加，音乐相关的产业日益壮大，其中音乐培训的教师缺口日渐显著。因此，音乐教育不仅能提升全民素质，而且能促进新服务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主要参照西方。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音乐理论体系完备，乐器表现力强，音域范围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仍在探索中，乐器的表现能力还有待发挥。相比其他艺术门类，音乐是一个求新和求变要求更强烈的艺术形式。音乐可以包罗万象，只要能给人以愉悦感，任何元素都可以添加。如京剧、山歌等，元素来源的广泛性，让音乐的创新存在无限可能。这样一种开放的艺术形式，对多元文化的视野要求就更迫切。
现行的初级及中级音乐教育模式存在理论不完善、陈旧等问题。音乐技能的训练主要以钢琴等西式乐器为主，存在技能单一，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等毛病。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音乐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由于音乐教育上对西方模式的偏重，不仅使我们的音乐发展僵化，而且使很多优秀的本土音乐形式失传，这种形势下，开展多元文化视野下本土音乐的研究势在必行。在初、中级的音乐教育上，要积极引导，逐渐形成音乐多元化的理念，在音乐技能的训练上，要不拘一格，百花齐放。音乐是开放的，令人快乐的，令人舒适的，令人感动的。音乐教学也应该别开生面，收放自如。
就目前的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引入多元化，添加本土化元素。
一、音乐理论指导应该更开放，注重中西结合
初、中级别的音乐教育，一般偏重技能训练，对理论要求比较少。但教师在介绍这些理论的概况时，仍旧要有指导思想。主要体现音乐理论不是僵化的，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音乐理论。西方音乐理论虽然成熟、文献众多，仍旧有很多需完善的地方。中国音乐理论缺乏，可挖掘的地方有很多。教学时，可重点向学生介绍音乐理论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可不断完善性，激发有音乐理论潜能的学生的兴趣。
二、音乐技能的培训丰富化和本土化
目前的音乐教育技能培训，主要是声乐练习以及对钢琴等乐器的掌握。声乐练习是一项有关生理学等学科的比较客观的技能，需要重复不断地坚持练习，练习的曲目也是由易到难。整个学习过程整体上是比较枯燥的。在多元视野下，应该增加更多的练习曲目，国内的、国外的以及本土民间的，如，《茉莉花》《唱山歌》等，本土的喜闻乐见的歌曲的增多，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
在乐器技能培训的选择上，应该完全由学生自由选择，音乐是不拘一格的，只要演奏得当，任何乐器都能创造出美妙的旋律。中国的传统乐器各式各样，有很多在独奏上能与国外主流乐器媲美，如二胡、笛子等，另外还有很多种具有独特表现力的民族乐器，如马头琴、腰鼓等。中国本土音乐的挖掘性极强，跟这许多不同种类的乐器密切相关。让学生自由选择乐器，不仅有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还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乐器技能掌握的广博度，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成为综合性音乐人才。
三、音乐审美的本土化
音乐审美是一项既有公共性，又有私人性的活动。很多经典曲目是大家都共同接受的，美感度较高的音乐典范，如《土耳其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但个人的喜好不同，审美又极富私人化。扩大音乐的接触面，了解旋律所表达的音乐情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中国的本土音乐很多是极富私人感情表达的，但美感又极高的曲目，如《步步高》《二泉映月》等古典名曲。另外，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歌曲，更是数不清，在课堂上引入这些本土的音乐，对学生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四、音乐实践的本土化
素质教育要求知识更贴近时代，更服务于现实。校外课堂的开展让学生有机会将课堂所学加以实践。传统的实践主要是以歌曲表演、交响乐或歌剧欣赏为主。这些节目通常可以通过电视、网络获取，了解的途径比较多。素质教育的校外课堂，可深入民间音乐活跃的地方，去了解本土音乐的历史，感受特定环境下，有特别表现力的音乐形式的形成过程。去向本土的音乐艺人学习，并将其元素活用到主流音乐中。
五、音乐课堂教学的本土化
音乐课堂有音乐的旋律才能称之为音乐课堂，对于学生来讲，最熟悉的莫过于当地的山歌或者号子，例如，我们家乡的海门山歌《淘米谣》，这首带有吴语味道的淘米谣通过轻快、悦耳的节奏反映了我们沿海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再如《隔滨看见野花红》《小阿姐看中摇船郎》等，歌声清纯甜美，学生在悠扬婉转而熟悉的曲调中感受轻快的民族生活，将音乐与生活相结合，让孩子们在音符之间感受生活的真实、亲切，这样更利于学生对音乐的深入了解，更能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热爱。
音乐是一个需要持续创新的领域。其理论的变化性，技能的更新速度都比较迅速。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就可以作出优美的旋律。音乐知识如同音乐本身一样，也是流动的。音乐教育除了需要基本功，更需要别具一格的创新能力，多元视角下的本土化教育，给音乐教育添加了更多知识性、趣味性的元素，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孟惊雷.西方音乐学构架对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影响［J］.鸡西大学学报，2007（07）.
摘 要：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高校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与教学过多的关注目的语文化的输入而忽视本土文化教学，导致英语专业的学生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了解不多，阻碍其跨文化交际。本文旨在分析当前英语专业学生本土文化缺失的背后原因，而后针对其原因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关键词：本土文化;缺失;英语专业;对策
1、引言
我国高校外语界普遍认为，在英语专业中加入文化教学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胡文仲，1999;16）。英语文化教学应该包括目的语和母语两种文化类型。然而在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却长期存在重外来文化教学而轻本土文化的传授的现象。英语作为二语引入我国已经数十载，英语教学也从最初的只重视语言形式到现在的语言形式与内涵双项并重。各高校为了增加英语专业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专门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英国文学》、《英语国家概况》等与目的语密切有关的相关文化课程。这样一来，通过四年的专业化学习，英语专业学生的目的语的文化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们的本土文化却慢慢的从他们的记忆中淡化出来。在英语专业的教学中，教师更多的侧重目的语文化的传授，而忽略了学生本土文化的教学，导致英语专业的学生对自己母语文化了解不深，造成了跨文化交际障碍。在与外国人交谈中，当谈到英语文化时，他们都能娓娓道来，但要是涉及到自己本国的文化却说不上几句，就算说得上来那也只是停留在文化表层，至于深层内涵却有所不知。这种怪象的产生源于我国高校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力度不够，源于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本土文化教学的缺失与不足。
2、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紧密联系。他们之间相互依赖，互相影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体现文化的深刻内涵，文化因为语言得以传播和传承，语言又因为文化的丰富内涵而变得丰富多彩。在英语教学中贯彻文化教学可以使枯燥的语言教学具有趣味性。美国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力量，其力量的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凝聚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是全体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语言则是文化的外壳，是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萨丕尔在其《与言论》中说到“语言有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种族（几个种族）的，也就是说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离不开文化而存在，这就是说不脱离社会而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既然语言与文化如此密不可分，那么语言教学能离开文化教学吗？
3、英语专业学生本土文化缺失的现象及原因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各国之间的往来频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与日剧增。现如今许多国家把文化作为本国的软实力向世界推广，尤其是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的推广。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等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在英语教学中忽视自己本土文化的传授，则会忽略文化的传播功能。教学中老师缺乏对本土文化的教授，学生就无法了解自身文化核心价值，更谈不上掌握，这样容易造成学生皈依以英美为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然后学生就会慢慢的远离甚至摈弃自己的本土文化。长期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
3.1不合理的课程设计导致本土文化的缺失
英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不仅仅是英语文化的教育，同时也要把我国优秀的文化向世界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然而，在很多高校中，情况确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一英美文学文化为背景和核心内容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而有关中国文化和习俗的内容几乎微乎其微，几乎不涉及”。[1]由此可见，在我国英语专业教学中，目的与文化教学与本土文化教学存在严重的不对等现象，这种教学模式导致英语专业学生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与训练也无法顺利完成跨文化交际。所以，不合理的课程设置会导致学生缺少本土文化的输入，造成学生本土文化的缺失。
3.2学生和老师本土文化意识不强
英语教学中导致本土文化缺失的原因还体现在教师和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上。很多老师认为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学过很多关于本土文化知识的内容，上了大学选择英语作为其专业，应该是以讲授英语的文化为主，没必要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哺育学生的本土文化上。老师有这样的想法其原因有：一是老师觉得学生专业化的学习时间不多，课堂时间有限，倘若还将时间花在讲授本土文化的知识上，那么学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时间将会减少，这样就无法达到相关要求。二是由于教师自身的本土文化素养不高。这两个主要原因导致英语老师课上极少涉及本土文化的传授。而至于学生本身，据调查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母语就是汉语，况且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汉语，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了解已经挺多了，上了大学选了英语专业就想一心扑在学好英语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将课余时间花在看外国名著，学以英美为主的西方文化，极少有同学看涉及自身文化的书籍。老师和学生对加强本土文化素养的不正确认识导致了英语专业学生本土文化的缺失。
3.3.教材本土文化的缺失
教材是学生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众观英语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发现，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跨文化交际等教材，这些教材的内容很少涉及中国传统我国优秀文化及风俗习惯，它们在选材和内容上大都是以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及人文等文化为主，以至于学生无法从教材上学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关的英语表达。这种只片面的注重介绍和引进目的语文化，而不重视对本土文化的介绍和传播的教材设计，使本土文长期处于被动的状态，导致学生和老师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不深，对目的语文化的认同逐渐超越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这在客观上造成英语专业学生本土文化的缺失。
4、本土文化缺失的对策
语言和文化是彼此渗透的，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反映出的是文化内涵，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语言教学也是文化教学，本土文化的渗透能更好地使英语学习者更好的接受英语、学习和理解英语。刘润清教授说：“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2]因此，英语专业的本土文化缺失现象要尽快改善，这样才能才有利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播。
4.1.改变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方式
在开设课程的时候，各高校要合理协调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能只重视目的文化的输入而轻视母语文化的传授，适当开设有关母语文化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契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提到，在谐知母语文化、习得目的语和了解目的语文化的的基础上能有效地在集中语言及文化之间翰旋是综合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因此，各高校要改变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要设计多元文化课程以期增加学生的本土文化素养。与此同时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教材时要适当增加本土文化的相关内容，同时可以根据英语专业学生的专业需求去选择教材的内容。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既符合大纲对文化传播的要求，也可以改变学生本土文化缺失的现象。
4.2.增强学生的本土文化意识及提高老师的综合能力
英语专业学生应自觉增强自身的本土文化意识，注重对母语文化的学习与理解。同时还要加强对我国优秀底蕴的正确认识，激发自身的学习动机，要有传播本土文化的使命与责任。不要在学习英语之后抛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英语专业的学生要知道，学习英语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为了更好的传播我国的文化精髓。而英语老师一方面要意识到当前英语专业学生文本文化缺失的严重性，要认识到在英语教学中贯彻本土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要适当的引导学生学习我国的文化，向学生传授我国的本土文化，培养学生利用其专业知识来表达本土文化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要增加自己本土文化的知识和素养，课余时间可以阅读相关书籍，增强自身的文化涵养，从而才能更好的在教学中教授给学生。老师的文化素养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英语老师一定要注意对本土文化知识的积累。只有师生双方都尽心尽力，英语专业学生本土文化缺失的现象才能早日解决。
4.3.中、英文教师相互交流
中、英文老师之间多沟通与交流既可以增进老师间的感情交流，交流教授本土文化的经验，还可以促进教法的交流与学习。与语文老师多交流，英语老师一方面可以从语文老师身上学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增进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学习语文老师在文化教学上的传授方式。与有数千年教学史的语文教学相比，英语作为第二门语言在我国教授的历史只是语文教学史的冰山一角。所以，学校可以定期举行中、英文老师文化教学交流会，这样一来老师们可以相互借鉴传授文化的经验与模式，同时还有助于开创新的文化导入方法与模式，以便能更好的向学生教授本土文化知识，增强英语专业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培养他们的文化归属感。
5.总结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各国间的文化往来日益频繁，文化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方式正在慢慢改变着人们的认识。因此，英语专业学生一定要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知识素养，树立本土文化荣誉感。同时还要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积极主动的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学习英语仅是为了学习英语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把我国的文化向全世界传播。所以本土文化教学必须渗透到英语教学中，否者英语专业本土文化缺失现象就无法得到改善。（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晓靖.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传输的双向性一谈“中国文化失语现象”[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4）：53-55.
[2] 刘润清.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30.
[3] 克拉姆契.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81.
[4] 赵凤玲.论外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缺失问题[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94-95.
关键词：本土化；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
经过查询大量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各种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比较的文章不多，且更多的是对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的认识，对他们之间的外在区别和内在联系、共性与个性没有太多措辞，本文旨在对不同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进行比较。
一、高等教育哲学观概述
（一）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出生于1898年；1924年，26岁的他取得硕士学位，在达特茅斯学院讲授高等教育学，之后30年任耶鲁大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教授，又10年在密芝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授高等教育思想述评，1969年退休，1978年出版《高等教育哲学》，1982年再版。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1］。作者认为普通教育哲学不能解决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把高深学问作为全书的一个基点，也是此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强调价值判断，考虑价值问题；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有限的［2］。
（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贝克，逻辑起点是高深学问，上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价值自由，摆脱价值影响；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强调知识本位，忽视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认为应该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追求高深学问的客观性和纯理论的研究，认为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求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3］。
（三）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楚廷，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后回到家乡湖北。1955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1979年以后历任数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后又研习教育学，并任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2000年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该观点逻辑起点是人的发展。张教授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人的生命特性体现在人的精神性，教育起源于人特殊的生命活动，高等教育具有超越性；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种张扬个性解放、精神活力的特殊“人本论”；以人本为主线，从人的本体论出发阐述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智慧和修养，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人才是关键所在，应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4］［5］。
（四）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周光迅，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哲学专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院长；1998年晋升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导师，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科研工作。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是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周教授本身是哲学专业，他利用自身的优势专业结合对教育的认识提出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应从哲学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寻求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该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认为将哲学和教育联系起来的是大智慧；哲学是爱智之学，是教人产生强烈“爱智激情”之学，最终是教人追求大智慧；教育是使人开智的活动，真正的教育也是教人追求大智慧；哲学与教育是一致的：哲学是让人树立起爱智理念，教育是使人开智的途径；哲学让人“爱智”，教育使人“开智”；作者还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哲学思想的四大主题：天人合一、不言之教、明理灭欲、知行合一［6］。
二、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存在的一些共性
上述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基本上都是以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为源头，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在布鲁贝克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这几类高等教育哲学的新探索，事实上既是对布鲁贝克等前人研究的超越，又是一种继承创新，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引用贺武华在《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一文中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兴起的几大特点：
（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从经典解读到自主寻思。一直以来，由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之普遍的经典权威性，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对作为鼻祖的布鲁贝克学说的研究传统和路径依赖。国内学者对于这本经典在中国的引进大致经历了从工具书式的引进到书评式的引进再到反思与批判式的引进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开始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实情，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贺武华提到：基于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范式的考察，进一步提出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体系研究而不是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7］。
（二）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注重学科体系的建构。《高等教育哲学》原著的名称是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而不是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所以，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关于高等教育哲学方面的论述，不是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对各种哲学流派的融合，不是提出一个新的哲学流派。高等教育哲学特定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中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在新兴之时，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强调体系创建是有必要的。
（三）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密切关注实践，不断丰富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时下，运用这种哲学方法提炼教育思想，提高教育思想的理论水平，促进教育实践的理性化反思与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新增点，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哲学的思想理论［8］。
三、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哲学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哲学之间的联系
（一）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张楚廷教授提出来的。他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论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政治论基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虽然布鲁贝克把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与大学确立自己地位的两种途径看作同一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学的本性肯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大学的功能、作用、地位并不能完全取代对本性的确认。而且，他通过对教育本性、教育原理、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直到教育方法进行考察，并对既有哲学的考察和对数种不同类型大学诞生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不完全有效［9］。张楚廷教授的睿智在于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怀疑的层面，而是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分析高等教育哲学。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活生生的人存在，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就在人，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不再被异化。作者认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诞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进一步腾升和上扬，进而提出“以生命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并以此为依据关照高等教育可能的范围、程度、目的和方法等。由此看来，张楚廷教授并不是凭空提出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而是基于对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分析，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两论的质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在布鲁贝克两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样看来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还是有渊源的。
（二）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周光迅教授的《哲学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学》极大地丰富了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是中外高等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传承与创新，无论是在研究视角、分析范式，还是在建构学科体系等方面，他都揭示了自己的独特与创新之处。布鲁贝克主要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曾经遇到的八个基本问题；周光迅教授从哲学基本立场出发，运用哲学一般原理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论述极富思辨色彩，是一次真正的哲学反思、哲学追问、哲学批判。因此，在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看来，教育所承担的价值使命，或认识论的（人出于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认识世界、掌握世界）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必须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承担起应有责任和义务；人们探索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或生命论的（以人本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以让人拥有一种“大智慧”为前提，这种引领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大智慧”才是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使命。此外，周光迅教授跳出“社会本位论”、“知识本位论”、“个体本位论”等以往研究教育的功能的套路，独具匠心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三大基本功能：重塑大学理念、提炼时代精神、引导文明走向［10］。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由布鲁贝克提出并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的；生命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以人为出发点；智慧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都涉及古代经典论述；无论是哪一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是对两论的批判反思，又是对两论的继承创新，并基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从古至今，思想开放的时代也是学术大为发展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者们的愿景［11］。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单从“认识论”或“政治论”分析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问题日渐凸显其片面性，缺乏说服力，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6.
［4］张楚廷.高等教育生命论哲学观［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9）.
［5］［9］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6］［10］周光迅著.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哲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7］赵军.高等教育哲学的补白与旁释———兼论教育哲学体系的建构［J］.当代教育科学，2005（5）.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69-04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主要困境
在近几年的多次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学术会议上，一些专家学者热衷于讨论根植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大陆之后是否需要进行本土化这一过程。有人认为，专业社会工作是国际的也是技术的，根本无需进行本土化的过程，只需进行简单的技术移植就可以了。而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主要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认为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要想真正进入中国社会，就必须实现契合于中国社会独特的本土性。时至今日，讨论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对中国内地已不是多余的了，因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已使原先政府包办的社会工作助人体系产生了漏洞，原来被这一安全网保障的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安。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原有的这套社会工作助人体系还在或强或弱地发挥作用，人们对之有时还有美好的回忆和企盼。[1]这样的困境就是当前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的真实反映，在专业化需要与传统助人体系之间、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之间、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本土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太多的困境。
第一，专业社会工作需要与传统助人体系的困境。一方面，民间的社会服务机构雨后春笋式的出现带来社会工作服务的巨大拉力，官方也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宏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业发展方向。这两者相互影响，与高校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激情交相辉映，构成推动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人们遇到来自不同处境的压力与困难还是习惯性地依赖传统的中国式的助人系统，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如何真正契入中国社会而进入人们生活成为一个莫大的难题。尽管社会工作在西方被称为是“社会的稳压器”，其对于缓解个人困境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中国社会的处境中，要靠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社会工作队伍去处理这些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理念还起主导作用，政府还主要靠自身的行政力量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第二，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困境。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是一对很难辨析的概念。一般说来，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是指外来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与技术进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本土性社会工作则是原本存在于原区域的社会工作。王思斌教授认为，此二者在意识形态、工作模式、工作方法与技巧层面上的亲和程度直接决定着二者之间的共生或融合，也决定着专业社会工作地本土化。就中国来说，如何正确认识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如何把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契合于本土性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是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
第三，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本土社会结构的关系困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用来反映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而最终获得一种排它性权利的过程。究其原因，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真正确立与其所在本土社会结构亲和程度有很高的实质性关联。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较一直的看法是中国的助人体系是传统的差序格局，而西方更像一种群体格局。如杨笑思提出的中国三极模式与西方二极模式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认为西方社会是一种“个人——社会”两极模式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而且居于西方观念系统的核心并影响着人们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式。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这种两极思维模式直接造成了西方社会“家”文化的缺失。[2]加上基督教人类大家庭信念的影响，西方人的集体意识主导了他们日渐轻家庭生活的特性
，家庭也就在人们处理日常生活困境的经验中淡出视线。相反，中国社会“个人——家庭——社会”的三极模式中家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金耀基强调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以传递给个人。[3](24)因此，在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忽视“家”文化的作用与地位是非常有害的，必须强调对中国结构中“家”文化的讨论与研究，才能真正实现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二、中国社会结构根深蒂固
的“家文化”情结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基础性社会组织，也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重要日常生活领域。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家”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还具有超强的渗透能力，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我国，虽然“家庭”一词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但是早在周代时期就有了所谓的“嫁娶”婚姻关系，并形成“六礼”的社会习俗，说明那时候已经有较完整的婚姻家庭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个人的小家到天下的大家一直围绕着家庭功能、家庭制度、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家庭结构等进行着不懈的建构。多功能的传统中国家庭以生育为第一要旨，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看重家庭或者家族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一直是中国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轻感情、重义务是传统中国家庭的普遍特征，亲子关系常常超越夫妻关系或兄弟姐妹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家庭系统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及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杨懋春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社会化及认同大半是在家庭及家族中完成的。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国民性格”，大部分也是经由家庭学习来的。因此中国家庭对家庭、子女的价值观或子女的教养态度，不只是受到上一代观念的影响，同时也经由家庭的社会化影响其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4]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加速社会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再加上来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家庭的嬗变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嬗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原先资源配置的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纽带，血亲主位、父子轴心、男性专权的传统家庭模式日渐被婚姻主位、夫妻轴心、两性平等的现代家庭模式所替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家”文化尽管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有着不同的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重要情结。
既然中国社会是家庭本位的，那么社会结构的基础首先就应该是家庭结构，是依靠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形成的一种社会支持体系。这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别强调家庭的整体性，鼓励小我对大我的责任。一旦个人不能施惠于家庭，他便会自责。一个有能力的个人对家庭或更大社会不是索取取向而主要是奉献取向的。王思斌教授指出，在中国社会，由于个人与家庭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所以本质上在这一范围内并不存在求与助的关系，如果有，可以视为自我求助。[5]对此，他又进一步阐述中国传统的求—助关系不是发生于陌生人之间，讲究回报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付出怎样的回报。熟人社会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人相互支持的关系都会尽量的将陌生人关系熟人化，进而将熟人关系血缘化或亲属化。如陌生人见面就会以“兄弟”、“姐妹”、“大哥”、“兄弟单位”、“母校”等血缘化或亲属化的词语相称，以便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增强相互责任和相互信任，从而采用拟亲属的方式相互支持，如联姻、成立老乡会或同学会、建立朋友圈或战友会等。这种中国特色的信任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亲密程度为标准将身边的人群自然而然的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并作出相应的区分。这种信任结构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造成极大地障碍。习惯于“家丑不可外扬”、“谁家孩子谁抱走”的传统求助思维如何容纳社会工作者这一“外人”的介入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家庭问题的辅导与治疗的时候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服务对象个人的感受与处境，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人选择与尊严，而中国人却是要在情理法的视野下注重去维持家庭的团结与和睦。
会工作来说，家庭社会工作在整个社会工作领域的体系中属于微观社会工作的范畴。实际上，在中国家庭是社会
工作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一点差异我们可以从考察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只看重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而忽视家庭层面有很多启示。中国人的家与天下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人们可以把整个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也可以在自己很小的三口之家中获得很多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满足。所以，必须把家庭置身于微观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的体系中去思考，进一步泛化家庭而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维度去考虑。
三、基于“家文化”情结的
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策略
在社会工作百年实践探寻的发展历程中，国际上早就社会工作专业自身形成了利他主义和“助人自助”的共识，它以帮助有困难的人定位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这种帮助就象医生对于病人一样几乎不带任何辅加成分。这些注满价值观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会全身心地致力于服务困难群体和人士，他们会在“家”的体系之外从事“家”体系之内的事，并且是一如既往，自然有效。在中国，长期的政府包揽和“家”文化浸染使得慈善意识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意识严重不足，为他人服务特别是为陌生的弱者服务的职业一般不会得到较合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家庭变迁已使得很多的家庭问题凸显出来，而传统的求—助体系基本无法面对和解决这些既复杂又层出不穷的问题，太多风险家庭的出现迫使家庭内部原先自我调和和自我整和的功能正在逐渐丧失，这就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同时，随着全球化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社会工作一直强调的平等、尊重、个别化等价值观念正在中国的家庭中出现，这也为基于“家”文化情结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合点。就具体推进策略来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倡导专业社会工作积极主动的助人取向。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与个人情感困扰一直延续着“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求助心理与行为。人们把家庭问题扩大化或是传扬给外人知晓视为一种卑劣的行为，这与西方社会工作坚持的从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求助开始大相径庭。假如我们还是像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一样，端坐在自己的治疗室等待人们的主动求助那是行不通的。必须因应中国“家”文化的特点，倡导专业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进社区，与老百姓建立较高亲和度的实质性关联，才有可能使专业社会工作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
其次，专业社会工作者由“外人”转“自己人”的角色定位。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效果的真正体现，基本上是由他与服务对象的专业关系建立为前提的。在中国“家”文化浸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处遇中，社会工作者要想方设法与服务对象的“家”文化形成一致性的关系，使自己与服务对象更进一步的血缘化或拟亲属化，成为服务对象的“自己人”或“内人”，才能合适地开展专业服务，不然社会工作者只能凭着满腔热血而游离于服务对象之外。
再次，“家”文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建构。价值体系是社会工作的灵魂，是主导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献身于助人事业的信念。不过，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当中缺乏“家”的价值倾向。无论是强调个人价值的泰勒，还是追求社会价值的戈登，或是兼顾个人与社会价值的比斯台克，都忽视“家”的存在。实际上，“家”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与平台，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必须建构“个人—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
最后，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性社会工作融合的本土化发展策略。尽管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近几年在中国有较快的推进速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于“行政性、半专业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还有较强的依赖。我们不可以全盘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整套体系，也不可能推翻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必须改造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积极因素，融合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积极因素，才能建构适合中国社会的、实质关联的、较高亲和度的专业化社会工作。
总之，“家文化”是传统中国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而是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要想实现中国的本土化，对于“家文化”的关注与重视是不可逾越和必须重视的。
〔参考文献〕
［1］王思斌.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 浙江学刊,2001(2).
［
2］田毅鹏,刘杰.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地本土化，中国社会学网，2009-05-08.
［3］金耀基著. 从传统到现代[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杨懋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m].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4.
［5］王思斌. 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4).
（责任编辑：齐家）
"family culture" feeling on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china
huang yao-ming
（history and sociology department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