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8 16:51:5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治理的本质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2-0002-03
在当今这个重视“实际”、强调“应用”、尊崇“技术”的时代，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性比较强的学术研究，枯燥而艰难，在学术界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在图书情报学界也同样如此。于是我们看到，各种打着“信息”“网络”“数据”“智能”旗号的文章和论著蜂拥而出、铺天盖地，各种应用性研究成果大行其道、充斥其间。反观比较纯粹的理论研究，因为无法快速成文，难以获得可观的“收益”，需要坐冷板凳，从而越来越陷入“式微”的尴尬境地，甚至几年都难得一见一本像样的、有较高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的著作面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欣喜地看到由周九常等人撰写、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与发展》问世了，展读此书，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不难发现其中的精彩。夸张一点儿说，它给当下沉闷的图书情报界理论研究增添了一抹亮色。
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问题（主要指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是一个涉及图书馆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的研究课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更不是一个人“闭门思考三五日，伏案动笔一两篇”就可以解决的。作者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计划的支持下，组成研究团队，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历经四年有余，终成此书。
综观全书，其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理解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的概念、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由十一个因素组成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体系模型。二是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社会形象定位――以知识存取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殿堂。三是在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体系模型和整体社会形象定位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四是以社会角色为切入点，分析了其与图书馆社会形象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图书馆的社会形象演变的规律。五是从贴心服务（构建了价值导向型贴心服务模型）、新媒体技术应用的角度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塑造的新举措，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建设和管理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前人、他人的思路和方法。六是系统提出了“最美图书馆”的评选标准和原则，并据此推举出国内18个最美图书馆。
归纳起来，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 为图书馆社会形象塑造、建设和管理筑牢理论基础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是其社会形象管理和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基础性或前提性的问题。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学术界几乎不约而同、无一例外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图书馆社会形象塑造、社会形象建设的论文数量很多（尤其是关于图书馆社会形象塑造和建设的方法、措施方面的论文数量很多），而直接涉及和面对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问题的文献却非常罕见。也就是说，大家多是“直奔主题”而来，研究图书馆如何进行形象塑造，通过哪些办法、措施来改进图书馆的社会形象。而对于其首要问题或基本问题――形象定位问题――却避而不谈，可能是无心之失，或者是力有不逮，造成图书馆社会形象理论研究的先天不足。这是图书馆社会形象理论研究上的一个明显疏漏，或者说是图书馆社会形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就如同建楼房，地基不牢就建起了楼房，楼房自然会出现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无疑填补了图书馆社会形象的管理和建设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弥补了其中的一个关键薄弱环节（据说这个“空白点”和“薄弱环节”正是促使作者加以思考、展开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来，该书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原始创新的性质。这种创新的特点在笔者这里也得到了部分印证――经过全面、系统的查询、梳理，不仅国内没有发现主题为“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的专著，而且国外也没有发现同类的著作。此外，把该书放在国内整个图书情报学界2016年所推出的专著群体中，也依然不掩其色，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显得比较突出的一种。
2 初步形成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基本框架，建立起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的理论体系
该书通过系统研究，以基本概念（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及其相关概念）和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体系以及图书馆整体社会形象定位为“头”，以实证研究，即对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包括面向图书馆工作者的调查分析和面向社会人士的调查分析）和媒体报道中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调查为“尾”；以不同历史阶段的图书馆社会形象为“经”，以不同类型图书馆（主要是儿童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和不同层级图书馆（主要是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地市级图书馆和县级图书馆）的社会形象为“纬”；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为体”，以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塑造方法（主要表现为通过贴心服务和利用新媒体技术）“为用”，纵横交错地展开研究。最后，该书分析了实践中“最美图书馆推选”或“寻找最美图书馆”活动与图书馆社会形象建设的关系，以及此类活动对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塑造造成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全书的“余响”。这样，全书内容中所包含的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就隐然成型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具有典型的开拓性和指引性，也就是说，后来的同类研究对它不可跨越，无法忽视。该书构建了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的理论体系，为图书馆社会形象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的生长点，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图书馆社会形象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推动了其进一步完善。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价值外，该书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以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的优化提供参考和指导。说到底，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该书提出了改善图书馆社会形象的关键举措，假以时日，如果其思想、方法和措施能在图书馆实践中加以贯彻、应用，将使图书馆管理者和馆员可以以更加清醒的思路和稳健的姿态推动图书馆的健康发展，也使图书馆与读者、公众之间的关系更和谐。
3 逻辑性、系统性强
这一特点通过内容的时间顺序（从古到今，从现在到未来）、层级顺序（从顶级到高级再到中级，最后到基层）、重要性顺序（从公办到民办，从国内到国外等）和学理顺序等反映出来。仅就学理顺序而言，按照逻辑关系和逻辑顺序，首先，该书给出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及其相关概念，从而为全书内容建立起必要的概念基础；其次，系统搜集、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而为该书写作的必要性和内容的价值提供了注解和依据；接着，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图书馆社会形象的关键来源；之后，建立图书馆社会形象体系模型，给出了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整体社会形象定位，为后来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奠定基础；再往后，对我国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象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总结，论述了新技术环境和社会需求下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的未来发展；随后，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进行了研究；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提出了改善公共图书馆社会形象的策略，即贴心服务和新媒体技术应用，并对国内最美图书馆进行推举和分析。几种不同的逻辑顺序并行不悖，复合一体。在此情况下，全书逻辑思路清晰，逻辑顺序分明，层次结构合理，系统性、逻辑性强。
此外，该书研究视角宽广，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预测学等多个学科，或者说通过多学科交叉，从不同学科侧面来关照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问题，这样既增强了内容的丰富性，也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与严密性。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明，该书是一本具有一定理论高度和理论深度的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同时，该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其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二者之间不是无关联地拼凑，不是“水是水，油是油”，不是“两张皮”那样的关系，而是有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事实上需要，逻辑上一致”的原则。理论部分是该书的主体，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是其创新之处，实证部分是其辅助、支持的部分，后者对前者有着增光添彩的作用。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引言
经济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分别是20世纪初的形成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的复兴阶段（刘少杰，2009）。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即经济社会学的当代演进，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及经济体系的科学（曹德骏、左世翔，2012）。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反驳。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完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在Granovetter等学者看来是某种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人的能力，没有看到社会网络及其规范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其研究必然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管理理论的补充和纠正，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丰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Granovetter（1985）所作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有关嵌入性问题》一文的发表，他开创了经济社会学的全新时代，由此也奠定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经济行为的恰当理论基础（汪和建，2006）。随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引起了众多学者（Ports，1998;Powell，1990;Baker，2006）的关注，渐渐成为了研究经济管理类各种问题的关键方法和重要视角（耿新，2010）。
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社会网络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的方式比较研究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理论综述
新经济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学科。这一理论建立在三大基础性假设之上（Granovetter，1992）。第一，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第二，经济行动将追寻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第三，经济体制是社会学的构建。由此，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网络的形态，而经济现象嵌入在社会结构这一网络之中，一切经济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投资活动。
（一）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
1940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后来Bott（1971）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网络”在家庭中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88年，Wellman才将社会网络明确定义为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第一次将社会人（actor）、社会联系（social ties）、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及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概念组合在了一起。目前，在社会网络理论体系中，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及结构洞理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弱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Weak Ties）。Granovetter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和深化了嵌入的概念;提出了弱关系及其“桥”作用的理论。联结是社会网络的节点，按照联结的强度可以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从概念上讲，弱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刘少杰，2009）。Granovetter（1973）定义了四个判定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Combination of the Amount of Time）、感情深度（Emotional Intensity）、亲密程度（Intimacy）和互惠程度（Reciprocal Services）。互动频率越高、感情深度越深、关系越密切及互惠程度越高的社会关系属于强关系，反之则属于弱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强关系中的个体往往在性别、年龄、教育、身份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弱关系中的个体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朱晓霞，2011）。由于社会群体当中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成员通常拥有类似的信息和资源，因而强关系网络具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弱关系网络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带来了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效用。
事实上，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团体，往往就是通过一两个团体成员之间的个人联系而形成联结。既然是两个不同团体，那么这种关系必然是弱关系。对于这一发现，Granovetter提出了“桥”（Bridge）的概念，认为弱关系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充当了传递信息的桥的作用。后来，一些学者继续对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展开研究，研究结果与理论的出入迫使Granovetter进一步修正了他对弱关系理论的表述，即并非所有弱关系都能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但信息桥一般都是弱关系（Granovetter，1985）。另外，Granovetter还认为弱关系是联结社会微观与宏观结构的中介（刘少杰，2009）。在他看来，由于小规模网络正是通过弱关系而彼此联系，而宏观网络则是大量小规模网络的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小规模互动网络中的个体关系，有助于理解宏观社会结构的运行规律。
简言之，弱关系理论的提出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前兆。Granovetter等学者论证了社会网络对于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实际价值，也提出了创造价值的网络结构原则（李校生，吴波，2009）。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桥的概念为后来Burt提出结构洞理论奠定了基础。
强关系理论（The Theory of Strong Ties）。按照Granovetter的界定，强关系是维系社会团体内部关系的纽带。强关系带来了信息和资源在社会团体内部的重复传递，导致了团体成员间信息和资源的重复冗余（罗家德，2010）。因而在他看来，强关系的价值是低于弱关系的。然而，后来的学者（Bian，1997;Burt，1992）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Bian（1997）在承认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作用的同时，提出建立在信任与义务基础之上的强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更具优势。Burt（1992）的研究也发现，具有冗余信息和资源的不相联结的网络成员间的结构洞才是建立信息桥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弱关系和强关系并无本质区别。与此同时，在对于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强关系的重要性尤为突出（Bian，1997）。强关系以信任为基础，以“人情”为媒介，让不同成员在社会网络之中结成了稳定的小圈子，从而使行动者更好地获取了信息和资源（朱晓霞，2011）。
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 Theory）。Burt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结构洞》一文，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所谓结构洞，即是两个行动者之间关系缺失所形成的一种网络状态（刘少杰，2009）。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缝隙，即某个行动者和有些行动者之间彼此联系，但又与其他行动者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就在网络中形成了不直接联系的“洞”的形状。这种缝隙的消除必须依赖于第三方行动者的中介作用，因而在结构洞中，第三方行动者占据着核心位置。弱关系理论和强关系理论都只是讨论了关系双方的好处，而没有探讨第三方的优势，而结构洞理论则看到了第三方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的“洞效应”（Hole Effects）。当然，一旦不直接联结的双方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渐取得了联系，那么结构洞也就会随之消失（Burt，1992）。Burt（1992）认为，社会关系的缺失形成了结构洞，而结构洞正好“桥接”了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社会团体，这正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讲，首先，行动者拥有结构洞可以获得信息上的优势。结构洞将不同社会团体中的冗余信息进行交换传递，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和扩散。第二，行动者通过结构洞取得了控制优势。面对不同种类的信息需求与供给，掌握结构洞的行动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信息的传递过程，甚至成为专门经营关系网络的网络企业家。第三，结构洞上的行动者更具创新优势。这类行动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也获得了更高的创新能力（刘少杰，2009）。总之，掌握结构洞越多的网络成员，更能为自己和相应团体带来好处，这种特殊的位置优势蕴含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完全可以转化为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结构洞理论是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发展。与Coleman的封闭网络理论不同，Burt的结构洞理论是一种开放网络理论。他看到了重复信息对于封闭网络之外成员的价值，并将这一价值上升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社会关系对于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的作用，这也为丰富传统竞争优势理论提供了一条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
社会资本的理论涵盖面很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因占据特殊位置而能够获取利益的能力，即社会关系的价值创造力。纵观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Coleman从社会规范角度阐述了社会资本;Bourdieu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Portes等从能力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第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历程。从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看，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Bourdieu。他首先提出了社会关系的“场域”和“资本”的概念。场域是有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场合或领域，即一张社会网络;资本一般包含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三类。Bourdieu认为三种资本在场域中实现相互转换，并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而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Bourdieu，1986）。Bourdieu的资本三分法和场域转换观点，实质上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了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即社会网络就是社会资本。随后，Coleman（1994）对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展开了研究，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交换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即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本。Portes（1998）也提出社会资本是依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特殊联系，是一种能力的表现。Burt（2000）认为结构洞就是社会资本，是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最终竞争优势。最终Lin Nan（2001）对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代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一般共识。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社会网关系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由此，这一定义也解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基本特征（刘少杰，2009）。一为，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相联系，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二为，社会资本具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增值功能，能够为拥有者带来更大的回报;三为，社会资本本身是一项投资活动。第二，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社会资本的三项重要价值。其一，社会资本包含了一条因果链条（李校生、吴波，2009），即因为特殊的社会结构优势，便利了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这一观点包含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网络嵌入和网络资源。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情景性（Alder & Kwon，2000）。不同的行动者对于不同商业目标的追寻，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因人、因事而大相径庭。简言之，在不同的场景中，社会资本具有极强的权变性。其三，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由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和Burt的结构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中的行动者始终处于活跃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同时，变化着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剧了网络的变化。因此，社会资本会随着网络结构的调整而变化。
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在企业研究领域，企业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具有规范、价值和偏好等特性的社会网络的集合（Westlund，2003）。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范钧（2011）将其概括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有利于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间的信息流动，提高了来自企业合作伙伴的利益回报，开拓了企业创新的来源，是现代企业获得成长的重要资源。
嵌入性观点与资本概念的和谐统一
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资本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深挖二者的思想根源，可以发现许多相似的内容。
（一）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观点
嵌入观点的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Karl Polanyi（1944）提出。在Polanyi（1968）看来，经济活动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即互惠交换、市场交换和再分配。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社会制度、规范、习惯等因素的制约，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发生的。因而经济活动是“嵌入或纠缠”于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中的。后来，Granovetter等借用Bolanyi的嵌入思想，进一步探讨了嵌入性。
Granovetter（1985）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弱嵌入性”的现象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方面，在传统经济社会学领域，帕森斯等人的观点过度夸大了社会系统对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作用，把行动者视为文化价值规范的偶人（刘少杰，2009），因而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将经济活动中的行动者视为完全理性个人，忽视了人的绝大部分社会化属性，因而是一种“零嵌入性”的“原子化”观点。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Granovetter既反对传统经济社会学的过度嵌入性观点，更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零嵌入性观点，而折中地认为经济行动的嵌入性是间接受制于关系网络的一种“弱嵌入性”。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种嵌入关系不仅包含了社会网络规范、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因素，还考虑到了经济行动的经济和非经济动机（刘少杰，2009）。这一表述第一次明确了经济行动在内容、目标及过程方面对于非经济行动或制度的依赖程度，由此也奠定了嵌入性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嵌入观点的意义。弱嵌入性观点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渐渐成为了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边燕杰、邱海雄，2002）。
嵌入性观点创新了学术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现象的解释，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在市场定价、经济绩效及制度创新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研究。具体来说，第一，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解释了市场中的产品定价过程。经济学理论原本认为市场竞争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但买卖双方对于社会网络的嵌入常常使得产品的真实价格背离竞争性均衡价格。第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能够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绩效的提升。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激励、监督，这些都与生产效率有着密切关联。第三，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性影响了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形成。产业中关键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过程，是对既存经济组织或制度的重建，新的组织或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技术经济效益（刘少杰，2009）。
随后，嵌入的观点便活跃于网络与组织（Nohria & Eccles，1992）、经济社会学（Lie，1997）、联盟网络理论（Gulati，1998）、社会资本（Ports，1998）及组织与战略等众多研究领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嵌入性的类型。对于嵌入的分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主要包括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垂直嵌入与水平嵌入、认知嵌入与文化嵌入等类型（张荣祥，2009）。
首先，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是嵌入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关系之中的;另一类称为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即指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关系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关系的影响，如各种规则性期望、相互赞同的渴望及互惠性原则等（陈钦约，2010），关注以信任为基础的对偶交换行为;而结构性嵌入强调行动者在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受到的来自社会结构的影响，如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等因素（朱晓霞，2011），重视网络整体中群体关系的影响作用。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1）也把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但他们认为关系性嵌入说明了社会网络的亲密程度和动态变化，而结构性嵌入反映了行动者在网络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具有相对静态性。
其次，Schweizer（1997）等学者将嵌入划分为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两类。垂直嵌入指行动者所在的当地阶层与他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阶层性连结;水平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处网络在社会性和文化性范围的渗透（张荣祥，2009）。Halinen和Tornroos（1998）则认为垂直嵌入是指社会网络中不同层次间的联系;而水平嵌入是指特定网络层次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具体的划分标准可按照地理范围、网络结构以及公司内部层级的不同作出划分。
最后，Zukin和DiMaggio（1990）等学者认为，嵌入性应划分为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认知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决策对原有思维意识的嵌入，即行动者对于周围环境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具体行为。这类原有认知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及审美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制约行动者决策的理性规范。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性嵌入，即行动者的行为还要受到来自外部社会网络的集体理解力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包括组织共同价值、正式规范等文化因素。
总之，不论嵌入概念应当如何分类，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共识早已形成。
（二）社会资本的共识与分歧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歧到共识，再从共识到分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二十世纪，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尚存一定分歧，但还是达成了基本共识，即社会资本是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具有回报性的资源投资（Nan Lin，2001）。然而，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围绕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矛盾，更为深刻的争论愈发激烈。究竟社会资本是关系还是资源、是集体还是个体、是结构还是行动？对于这三对矛盾的解答是当代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讨论热点（刘少杰，2009）。
社会资本：资源还是关系。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还是社会资源呢，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科尔曼（1999）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社会资本不同于有形的物质资本，是一种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无形资本。并且，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即具有生产性。获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或组织对于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然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大量学者（Burt，1992;Ports，1998）的批评。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种特殊的资源源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Burt（1992）更将社会资本强调为一种从他人身上获取好处的机会和资源。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折中的思路来看待社会资本，比如Foley & Edward（1999）认为社会资本即是“网络加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的资源和单独的社会网络都不是社会资本。由于没有加入行动者的动态因素，静态的资源与网络并不能为行动者带来实际的效用。而在耿新（2010）等学者看来，作为社会资本载体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运转渠道的社会网络以及作为社会资本内容的潜在资源，这三者的动态组合共同诠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因此，只有依托于人的行动而活跃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潜在资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集体还是个人。目前，社会资本的集体论被广泛接受，而个体论只适用于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等特定问题的研究。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始于Bourdieu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某个团体为了维持团体的团结和控制而进行的投资。集体社会资本往往具有明确的界限，体现了强烈的排外特征。然而，社会资本集体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密集性和紧密性（林南，2001;刘少杰，2009）。集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仅仅解释了社会资本的部分特征，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开放网络间的联结实现流动和增值。即网络完全有能力将不同团体的内部社会资本进行连接。针对网络间的沟通，Granovetter、Burt等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证。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个人与集体，其实是嵌入社会情境的两个层次。个人是嵌入集体之中的，集体又是嵌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的。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观点，就很容易忽略社会资本的行动主体―人。尤其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过分看重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忽视了社会资本集合的整体效应，也是对社会资本理解的一种偏误（王凤彬、李奇会，2007）。
社会资本：结构还是行动。既然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投资，那么对于这一概念的分析究竟应该强调网络结构的作用还是行动者个体行为的影响呢，传统社会学理论并未达成共识。林南（2001）的研究只是尽可能折中了这一分歧。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被称为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刘少杰，2009）。他认为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即个体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与个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利。传统社会资本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视角，而林南却创新地加入了个体的选择行为这一因素，从而统一了结构与行动的观点，也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他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提到的，人的选择行为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结构。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必须坚持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关系中层层展开。
结论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Granovetter的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嵌入思想强调了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动态的行动者行动与静态的网络结构，二者共同揭示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质。另一方面，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以资源、结构和行动为核心。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资源是一切投资活动的目标，社会结构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行动者及其行动是投资活动的参与者。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包含了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的投资过程。正如刘少杰（2009）所说，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换言之，社会网络理论解释了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关系中的联结实现信息、资源的获取以及能力的提升，这本就是一种结构与行动的结合。而社会资本的三个要点表明：第一，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第二，社会资本可以获取增值资源;第三，社会资本也是一项投资活动（刘少杰，2009）。即社会资本是资本视角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资源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陆德梅、朱国宏，2003）。
综上所述，在本文看来，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但中心点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及其互动而展开的。因此，本文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信任的、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可以为行为人带来经济资源的合作关系集合。换言之，社会资本最终将表现为能够获取的社会网络及其资源，因而社会资本就是动态的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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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桑斯教授提出了心理资本，把自信、希望、乐观、坚韧四种积极心理状态合并成为更高层次的核心概念，并称之为心理资本，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特定途径来获得心理资本，还可以通过特定途径来提升心理资本的数量与质量。我国柯林江教授将根据要素内涵将本土心理资本13个一阶类别归纳成事务型心理资本与人际型心理资本两个二阶类别，前者包括奋发进取、自信等具体要素，后者包括尊敬他人、包容宽恕等具体要素。
而社会资本作为嵌于社会结构、关系网络的资源，对于无论个体还是集体而言，行动者都可以通过扩充和利用社会资本来提高其达成目的性行动的可能性。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以结构上的区别将其划分为黏结性社会资本与桥接性社会资本，前者包括由地缘、亲缘、宗教伦理等因素联系到一起的具有相似性、排他性、联系紧密的群体；后者则是由跨越地理、种族、性别因素的来自不同背景的群体集合。在这种划分基础上的研究在国内接受度较为广泛，其较好地显示了社会资本中国本土化的特质。
大量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指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其贡献和关心其福利的总体看法。缪斯等研究认为高组织支持感趋向于改善员工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形成有效的工作行为（如情境绩效）。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本土化，从其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理上展开分析、对组织支持感作为参与要素展开探索成为本文的主题。
二、假设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1.假设的提出
在中国本土工作场景中，我们发现往往是自身具有很强事业心的员工，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本职工作；具有良好人脉的员工往往也乐于完成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相关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将任务绩效与事务性心理资本联系起来、将周边绩效与人际性心理资本联系起来，同时又分别将任务绩效、周边绩效与黏结性社会资本、桥接性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而组织支持感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在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工作绩效的作用过程中，我们假设组织支持感会起到调节作用。于是我们建立本研究的假设：
H1 事务性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 人际性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 黏结性社会资本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 桥接性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 随着组织支持感的增加，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
H6 随着组织支持感的增加，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
2.变量研究方法
（1）人力资本。由于关联变量在测量上是主观变量，本研究使用主观衡量人力资本的方法，同时采用三个自评项目以衡量调查对象的人力资本。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2）心理资本。根据本土化的要求，心理资本作为本研究重点测量的变量，我们将其划分为事务性心理资本和人际性心理资本来测量，选取了柯林江教授在中国本土情境下研究开发，并经过多次应用的短板问卷，用其二阶类别进行测量。柯林江教授的心理资本本土量表近两年在中国的研究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信信效度得到了证实和肯定。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3）社会资本。借鉴柯林江教授的以划定“关系范畴”，从“同事关系”、“领导关系”和“外部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衡量，综合纳入“关系强度”、“网络数量”等概念内涵。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4）组织支持感。采用分层回归方法检验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我们采用组织支持感量表，选取艾森伯格组织支持感调查表，同时参考了国外研究学者在研究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间关系时的测量方法，选取了其中7个子题目。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5）工作绩效。工作绩效量表，采用陈胜军教授开发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自评形式工作绩效量表。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三、研究结果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问卷的发放采用线上加纸质版的结合。调查对象是北京海淀区与朝阳区国企、外资与合资三家不同性质的公司。一共发放问卷约376份，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其中男性占66%，女性占34%；年龄最小为21岁，最大为53岁，平均年龄34岁，学历最低为中专及高中以下，最高为博士。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数据结果的信效度检验通过，Cronbach's a 值为0.78，具有良好的效度。如表1所示，性别为控制变量，与三类资本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相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各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水平。三类资本之间显著相关，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三类资本，尤其是黏结性、桥接性社会资本，以及事务性、人际性资本均分别对任务绩效、周边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事务性的心理资本与任务绩效的相关性、人际性的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桥接性的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都具有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得到初步支持。
2.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周边绩效的影响
因变量为任务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在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于任务绩效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变量β值为 0. 030（p < 0. 001），事务性心理资本β值为 0. 337（p < 0. 001），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黏结性社会资本对任务绩效的正向作用程度未达到很突出的水平，H3不成立。同理可以看出其他相关变量对任务绩效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
相关变量对周边绩效的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桥接性社会资本变量的β值为 0. 392（p < 0. 001），对周边绩效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H4成立；人际性心理资本变量的β值为 0. 379（p < 0. 001），对周边绩效有更为显著的影响，H2成立。
如表4、5所示针对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我们将相关变量分别去中心化后与组织支持感相乘，分别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对任务绩效，在各类资本分别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在对任务绩效的调节作用中，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对比周边绩效来说，尤其是在事务性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交互项系数的系数达到了0.639*（P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此次研究再次证明了研究学界一直认同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分别就两种社会资本以及两种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的影响程度来看，不能从研究成果中直接看出总体上的影响差异，但结果显示事务性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有较其他类型资本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就四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对周边绩效的影响来看，也无法直观的得到总体上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影响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虽然研究从客观角度出发选取了一家外企、一家国企以及一家合资企业以期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涉及行业领域差异较大，对象的职位分类与层级相当不同的特质。
横向对比充分显示出桥接性社会资本和人际性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显著影响。这两项中，又属桥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点。而总体上，就两类资本分别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的影响上来看，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 社会资本；价值评估；人力资源
一、社会资本价值的内涵
社会资本具有提供未来经济效益或服务的能力，其具有资产的属性。社会资本价值体现在社会资本的创造及其对人力资本作用的加成贡献上，这种创造和贡献以社会资本的信任和社会网络为前提。因此，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价值即社会资本在未来时间段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产出值。
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因此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也包含对社会资本的计量，社会资本价值具有人力资源价值共性的同时，亦有其自身存在的特点：首先，社会资本价值依赖于社会网络而存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其次，对社会资本价值的计量不仅要考虑现期价值，也要考虑未来价值，不仅要考虑对社会资本投资的价值，也要考虑对人力资本放大效用产生的价值及由社会资本产生的个人机会和企业机会。再次，社会资本的投资与价值具有弱对应性，原因是社会资本的价值具有放射性，并且受个人意愿、努力程度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社会网络发生了变动，个人的社会资本价值也会相应的做出调整，出现随机震荡的现象，既可能增长，也可能下降。但通过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价值随着年龄等因素在不断贬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需要建立动态的社会资本价值评估系统。最后，社会资本价值具有不可视性，需要通过影响社会资本价值的相关因素进行影射评估。
二、社会资本价值评估的可行性
员工的流动性造成了员工社会资本价值的不稳定性，评估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难以进行精确计量。但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社会资本具有价值，其评估具有可行性。
首先，劳动力成为商品及社会网络的资本化为社会资本价值评估提供了前提保障。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论和劳动力价值论，为依附在个人行为之上的社会资本价值评估提供了根本性的可能，而社会网络资本化将社会资本的价值推广到了社会网络中的个人对组织未来经济收益和服务能力上。其次，社会资本中心论为确立社会资本价值评估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资本是对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人力资源投资的结果，包括个人的知识水平提高带来的技能职称获得、通过人际交往技能培训获得的对更多社会网络资源的占有、辨别能力提升在社会网络中获得个人机会的增加等。这些都是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能力。根据经济学产权理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同，必然享有企业权益。而社会资本中心论认为社会资本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财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因此当社会资本形成的产权变动时，要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再次，人力资源会计及社会资本会计研究为社会资本价值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持。最后，服务型企业日益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为丰富社会资本型员工的价值评估提供了现实的要求。服务经济和企业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企业加大社会资本的投资，重视丰富社会资本型员工的获得、维系和发展。因此对丰富社会资本型员工价值的计量即对体现在其之上的人力资本价值和社会资本价值的计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的同时，尤其要充分考虑社会资本的价值，即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经济发展等的贡献。这是服务型企业效益和服务能力的主要来源。
三、社会资本为导向的人力资源价值评估指导思想和原则
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源价值评估体系的影响，体现在作为指导思想和原则对人力资源价值评估的引导，以及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评估的内容补充上。
关键词：中职本科学生;社会实践;探索
0 引言
社会实践作为职业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重要的部门，是有效开展中职本科类学校学生社会实践管理活动，探索有效的实习生管理方式，完善中职本科学生教育管理体系，确保中职本科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1 中职本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必要性
1.1 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是帮助中职本科学生更好的认识社会的基础
由于学生长期处于学校那种封闭和单纯的环境中，尽管这种环境能够有助于学生减少外界干扰安心的学习，更能够避免精神污染，提升学生高尚的品德，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学生在这种过去封闭的环境中，降低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对社会认同感不强。所以，鼓励中职本科学生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更快的走出校园，走到社会中来，让中职本科学生能够更早的接触和了解社会，提升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1.2 社会实践的开展也是帮助中职本科学生迈向社会的关键手段
中职本科学生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中职本科学生毕业后不能很快的适应社会的环境，很多在学校表现优秀的学生，在工作中却表现的一般，这也再次反映出来了我国职业教育工作与社会的联系还不是很紧密，没有在教育课程中添加更多社会实际问题的讲解，学生更是没有做好从学生到社会人转变的准备工作，所以帮助学生进行角色的转变，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开展社会实践课程非常必要。
1.3 社会实践是提升中职本科学生奉献社会的途径
在整个中职本科教育过程中，我们除了要培养学生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外，重要的是要开展有效的方式帮助中职本科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但是目前我国中职本科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应强化中职本科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学生在社会实践生活中得到技能的提升，更好的为社会和人民提供服务。
2 加强中职本科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的思考
2.1 整合资源，构建中职本科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体系
社会实践基地作为确保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保障和载体，所以，新形势下中职本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想要做出一定的成效，需要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进行学生社会实践生活的宣传工作，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为中职本科学生更好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取得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其次就是要主动与当地社区、企业以及服务机构进行联系，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结合中职本科学生自身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构建更多形式的社会实践基地。
2.2 构建社会实践评价体系
学校要成立党政领导、团委、学生处以及教育处等共同参与的领导小组，各级组织更是要进行广泛的合作，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保证中职本科学生能够广泛的深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实践评价体系，同时制定出与学生专业相一致的社会实践教育大纲，明确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课时、学分以及任务，同时要需要配备相应的指导教师，并将社会实践作为学生学习的一门重要课程，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评优评奖相联系。
2.3 提升对社会实践的实效性管理的重视
提升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认识是每个学校和企业首要任务，在实践活动中需要不仅仅是强化学生能力更重要的要为实践对象服务，社会实践活动中只有全面发挥服务的功能才更有意义，企业更是要建立一个专业的管理队伍，在整个社会实践过程中给予学生更多的支持，确保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正常有序的开展。同时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需要进行目标的明确和态度的端正，重点研究学生、企业和学校三者之间的契合点，做好社会实践和课堂教育两者的有效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更好的发挥社会实践在中职本科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2.4 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
一套完善、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对提升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把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职本科学校要能结合学校所有的专业进行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制定，同时考虑企业岗位的需求，进行社会实践计划和实习操作的安排，进行社会实践目的、任务以及方式的明确。同时更是要结合实习单位的不同，进行实习时间和计划的制定，帮助企业建立有效的学生档案。在指导教师方面，要选派那些经验丰富、教学和管理能力强化的教师担任。此外，为了进一步规范学生管理工作，还要制定实习中的汇报制度，班主任走访制度、实习生考勤制定等，结合学生自身阶段的不同采用不同类型的管理方式。在实习期，考虑到学生是从学校刚刚走出来，对于实习的环境、人员和工作内容不了解，为了帮助学生尽快的熟悉实习环境，适应实习工作，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做好学生的管理指导工作。需要特别重视的就是在学生实习期间，班主任和指导教师要对每个学生的家长进行沟通，及时的向家长们汇报他们孩子在实习中的过程，让家长能够放心，获得每位家长的支持。通过严格、规范和科学的管理，确保学生能够更加开心的参与社会实践工作。
3 小结
传统的中职本科学校理论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做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才能更好的开展学生教学、提升学生质量。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减少对教师的依赖，为将来工作奠定基础。更是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局限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的学习由被动转为了主动，掌握更加全面的、科学的知识，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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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对土地整治的融资投资多元化进行了探讨，但对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内在推动力和经济规律研究较少，对参与者之前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作用也缺少阐述。本文从分析土地整治过程中运用社会资本的内在推动力及参与者相关影响着手，运用委托理论，对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政府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地整治领域，实现土地整治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思路
（一）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内在经济规律分析
根据信息经济学中委托理论，社会投资者选择投资土地整治的过程可以表述如下：首先，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出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的门槛和途径。社会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各地政策特点选择有利于获取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当然，在具体项目运作实施中，一些诸如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改变、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鼓励政策、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用地指标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转变等意外事件和社会投资者的应变决策行为最终共同决定了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效益。
从项目收益角度看，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对于农用地整治项目而言，其收益主要为土地种植（养殖等）收益，特别是传统种植时，其收益的增加与投资额相比较小，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要以此来形成合理的投资回报，则需要很多年来逐步实现。从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看，由于涉及农户搬迁，不仅所需资金较高，而且还面临农户搬迁风险、指标交易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等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成本-价值体系下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很难成为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这种回报方式在现实中也鲜有成功的案例。
由于市场中各类信息的反馈具有不完整性，所以政府通过市场调查得到参与各方，如社会投资者、项目所在的村组农民、项目实施的主要参与人等各方的行为发生了何种变化。进而通过分析这些变化，最终了解社会投资者获得的效益情况。当然这一效益情况，还受社会投资者自身的能力的影响。
（二）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的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委托问题的解决不仅靠契约将风险约定，还可以通过柔性方式适应环境变化，由此，提出了激励柔性概念，即通过柔性化的方法手段对参与主体进行的针对性激励，其目的仍是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
鼓励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形成市场化、产业化运作的土地整治新模式，其核心是如何科学的分配和调整各方收益。在收益分配中，引路柔性思想，目的是，通过增加柔性成分使各方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传统的土地整治模式，更注重于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引入社会资本后，社会投资者更注重于经济效益。因此，需要构建新的成本-价值体系，而新的体系中，必须保持政府的主导作用、监督作用，而又要使社会资本自愿投资于土地整治，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以政府为主导的激励主体，可以使用非强制性的方式，根据市场状况和一些前期政策效果，灵活地调整相关政策，能够产生持续且潜移默化的说服和引导作用，从而推进社会资本投资的意愿转化为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按照这种激励机制，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和作为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社会投资者，都能够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实现拟定目标的最优化理性决策。
二、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效益函数建立
（一）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短期效益函数
从经济角度讲，社会投资者可以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行为，而这些行为将产生各类不同的效果，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收益可能会由于采取粗放投资（如取得农户土地后给予很少的投资，甚至不对其进行投资）而增加，也很可能会因为大量投资，形成高标准农田，发展现代农业，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而新购生产设备、进行人员储备、开展沟渠路配套和土地平整等行为而减少。
社会投资者对土地整治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短期综合效益函数F 可以近似认为与社会投资者的自主行为 A以及农产品市场或指标交易市场发生的市场环境变化ε具有线性相关性，可以表述为
F=A+ε，
其中 V（ε）=σ2， E（ε）=0，ε为正态型分布。该函数方差值反映了市场对社会投资的影响，方差值越大，表明影响越大。
设Fs为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效益；其中c是与投资方式无关的效益，短期少量投资维持传统农业方式产生的效益为m，传统生产方式对效益的短期增加系数为 p（p>0），短期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效益为 n，社会资本投资方式对效益的短期降低系数为q（q>0），则由于社会投资者采取传统生产方式增加的短期效益为m*p，由于社会投资者采取现代农业方式减少的短期收益为n*q。根据以上分析，社会投资者的短期效益函数可以表述为：
Fs=c+m*p-n*q+ε，
它能直观地反映短期内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决策行为与短期效益的关系。
（二）社会投资者投资土地整治长期效益函数
设Fl为社会投资者的长期效益，c′是与生产方式无关的效益，p′为传统种植业生产经营模式对效益的长期降低系数，传统模式对长期效益的降低效应大于其对短期效益的提高水平。社会资本投入较大成本采取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对效益的长期增加系数为 q′（q′>q，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获得的长期收益增值大于短期收益的降低额），则由于传统经营模式长期效益的降低额为m *（p′-p），由于采取社会资本投资者采取现代农业方式（或者获取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增加的长期效益为n*（q′- q）。
从而可以把社会投资者在某一较长时期内的效益函数表述为：
Fl=c′-m *（p′-p）+n*（q′- q）+ε，
它能直观地反映在某一较长时期内社会投资者的投资方式决策行为与长期效益的关系。
三、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模型设计
（一）政府的最优化决策分析
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对社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及其产生的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及其对原有村组农民的权益保障进行考量，从而希望借助柔性激励手段促使社会投资者获得最大化长期效益。
假定政府期望社会投资者获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长期综合效益为
Fg=Fl-Clg，
Clg代表社会投资者和参与各方（含政府、村组农民）共同支出成本。
社会投资者自身的净收益 R=Clg-Cl，其中Cl为社会投资者投资成本，其大小与具体经营方式有关。
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其风险一般是中性的，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效益效用的期望等于期望效益的效用，即E[u（R）]=u[E（R）]，R为效益。按照信息经济学中风险中性的定义，实现期望效益的最大化也就实现了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得到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最优化选择约束条件为：max E（F）=max E（Fl-Clg）。
（二）社会投资者的最优化决策分析
社会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期望效用，要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使社会投资者采取自愿投资土地整治，并形成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使得其采用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或获得的指标收益高于传统方式，反之，则社会投资者不会投资土地整治。
设社会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 u（R）=-e-wR，R 服从均值为 E（R），方差为 V（R）呈正态分布，则V（R）风险厌恶系数可以表述为 w=-u″（w）/u′（w），用其来衡量社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
社会投资者效益效用的期望为
社会投资者在投资方式不确定的情形下，加上农产品市场或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为实现上述期望，社会投资者会要求得到稳定的效益水平B。根据 u（B）=E（u（R ）），得，故 B=E（R）-wV（R）/2。
在风险厌恶的情况下，由 u（R）=-e-wR、w> 0 知 u′（R）=we-wR>0，从而得出u（R）为单调递增函数，这样只要社会投资者会要求得到稳定的效益水平 B 最大化，其获得效用 u（R）也就最大化，从而
max B=max[E（Clg-Cl）-wV（Clg -Cl）/2]。
（三）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柔性激励线性规划
通过以上最优化决策分析，不难发现市场竞争中社会投资者与政府的决策不完全一致，社会投资者以自我盈利为目的，其最有决策也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投资者参与投资土地整治的约束条件：投资土地整治带来的期望效用要高于其投资其他领域的机会成本。由此，作为激励主体的政府应采取较为灵活和务实的激励政策安排，引导社会投资者进行投资，使两者的目标相吻合，即为激励相容条件。
按照线性规划的思路和方法，从政府的角度看，社会资本投资土地整治的柔性激励驱动机制就是让社会投资者在满足上述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实现政府效用最大化，即
目标：max E（Fl- Clg）
约束条件：s.t. max[E（Clg-Cl）-wV（Clg -Cl）/2]
E（Clg-Cl）-wV（Clg -Cl）/2≥B0
[关键词]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相互影响分析；大学生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能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许多身体疾病和心理障碍有关，缺少社会支持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塑造，易于导致不良行为发生。新建本科院校偏离中心城市，其学生是一个新的特殊群体。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与否，关系到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从新建本科院校大学生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着手.探讨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商洛学院、安康学院、榆林学院3所新建院校二年级本科大学生540名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540份.收回有效问卷504份，有效率93.33％，其中男生194名、女生310名，城镇178名、农村326名，文科306名、理科198名，平均年龄为19.2±1.36岁。
1.2 方法
1.2.1 测试工具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经湖南师大肖水源等修订和应用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共有90个项目，包含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1～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该量表效度系数在0.77～0.90之间，评定结果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2.2 施测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对被试进行团体施测，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控制情境，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按指导语的要求完成整个问卷。问卷填写采用无记名方式，但在问卷前设置了诸如性别、年龄，班级、城乡、文理科等被试信息，要求做出独立的、不受任何影响的自我评定。
1.2.3 统计分析 将所有数据人工录入计算机，采用SPSS10.0版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性统计描述，进行数据的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院校大学生社会支持情况与其他院校相比，新建本科院校大学生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上评分较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均＜0.01)，见表1。
2.2 不同性别大学生社会支持情况 男、女大学生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文科与理科大学生社会支持情况 文科与理科大学生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城市与农村大学生社会支持情况 来自城市与农村大学生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社会支持量表评分与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分相关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大学生SCL－90大部分因子分与社会支持评分有显著的相关性。
2.6 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SCL－90均分为因变量，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为自变量，确定显著性水平为α=0.05，对全体被试作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3个自变量都进入回归方程(F=14.08，P=0.000)，回归方程为y=2.23+0.01897×1―0.0148×2－0.05288×3，见表6。
3 讨论
对口帮扶少数民族地区职业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新时期新阶段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实现“国内一流、世界知名”自我发展目标的同时具备的一种社会担当和使命责任。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引进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模式，围绕职业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爱祖国、爱新疆、爱学校、爱专业、爱老师、爱同学、爱家庭、爱亲人”为主要内容的“八爱””教育为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全过程，渗透到公共基础和专业教学之中，落实到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融合到职业学校特色文化和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在营造宽松育人环境的同时形成了学生自己愿意留在职业学校学习、家长愿意送孩子上职业学校，企业喜欢用职业学校学生的良好格局。
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常抓不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深受市场经济发展、信息传递的高速发达和敌对分裂势力的宗教极端影响，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让人容易产生种种片面认识，不能正确看待现实社会的主流和支流。十七、十八岁初高中毕业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还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思维独立，个性张扬；另一方面追求发展，忧虑生存；第三方面容易自卑，易于误导。因此，准确把握“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培养人”是社会主义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生活化、大众化的解读，把大道理转化为学生身边喜闻乐见又乐于接受的文化、艺术、体育、娱乐、家校联系等活动之中，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服务管理，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启发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把外在的规范和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达到育人于自然、导人于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功效，既丰富了职业学校学生的精神生活，又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以“八爱”教育为载体创新性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立足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和少数民族地区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基础，创造性开展以爱祖国、爱新疆、爱学校、爱专业、爱老师、爱同学、爱家庭、爱亲人为主要内容的“八爱”教育，无论集体还是个人都生动体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全校师生人心得到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数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断增强。具体行动上，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依托地方博物馆，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参观学习，帮助学生加深对家乡变化和国家惠民政策的了解，形成热爱伟大祖国、深爱家乡的自觉心态；组织师生认真收看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道德模范和“最美新疆人”颁奖典礼形成积极的示范效应，开展家校联系定期邀请学生亲属来校参观和现场观摩，依托学生军训为平台加强纪律意识和行为习惯养成，邀请和田地区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来校作事迹报告、大力宣传历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典型事迹，让道德讲堂成为提升师生道德素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等，激发学生爱学校、爱专业、爱老师、爱同学、爱家庭、爱亲人的自觉意识并转化为自觉行动。同时，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坚持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推进“八爱”教育志愿服务进县城社区、进农村农户，依托学校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工作联系村延伸职业学校专业服务，建成“志强美发室”等一批职业技能服务点，重点对农村五保户、民族团结模范户、军烈属、残疾人、孤寡老人提供职业学校专业“便民、乐民、助民”服务，向社会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职业学校敢于担当、爱心奉献、服务社会的道德风尚。
3 以正能量传递为途径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力
“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所有的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生动的，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结合近年来开展的“感动校园人物”、 “最美职校生”、“最美家长”、“最美家庭”、“民族团结先进班级体和先进学生”等评选表彰活动，在学生中广泛传递了爱祖国、爱新疆、爱学校、爱专业、爱老师、爱同学、爱家庭、爱亲人的价值观，影响力巨大。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维护稳定的主旋律下，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更要理直气壮地把“八爱”教育的价值理念宣传下去、坚持下去、发扬下去，让讲政治・守法纪・去极端成为引领少数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文化的一种新风尚，助推职业学校校园文明程度不断向上攀升。
实践证明，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找到了一条更加适合少数民族地区职业学校的新路， “八爱”教育的普遍开展对促进学生教育和服务管理、学校教育教学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为深入开展好新疆精神、“一反两讲”“去极端化”和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为加快洛浦县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管理帮助。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院级社科类重点科研课题《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南疆职教联盟中职教学管理研究――以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为例》（课题批准号：XJNZYSK201515）、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2015年校级社科类重点科研课题《托管模式下做好南疆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研究――以整体托管下的洛浦县职业技术学校为例》（课题批准号：LPXZXSK201501）的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