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日前在北京表示,今年中国第4季度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0%,全年GDP增速将达到8.5%左右。目前,房地产行业是与国民经济高度关联的产业,占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资,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个,可以说房地产业已成中国经济直接“命脉”。(《扬子晚报》11月23日)
房地产业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经无庸置疑。但是,当房地产业高速膨胀发展,以至成为足以直接影响中国经济走向和发展安全的“命脉”时,却不能不让人产生忧虑。
首先,为经济发展埋下“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未完全消除的背景下,房地产业逆势发展,房价节节升高。虽然房地产业的异常繁荣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做出了贡献,但房价进一步远离民生,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房地产业的过度繁荣,吸引了大量的社会投资,导致社会财富、资源向房地产过度集聚,这一方面导致商品房大面积空置,楼市价高量跌;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到其它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虚高房价大大地透支了群众的消费能力,遏制了群众在其它领域的消费欲望,成为影响内需进一步扩大的重要障碍。更重要的是,是泡沫终究会破灭。一旦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内金融系统必然受到强烈冲击,大量炒房人破产,将会严重危及我国经济的安全。
其次,导致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房地产发展的健康与否,并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经济问题,它同时还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将会给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虽然是泡沫终究难免破裂的一天,但是,房地产业一旦成为中国经济“命脉”,房地产商就会以国家经济安全相危胁,影响和左右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阻碍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是有房地产商说过,如果楼市崩溃,“要死也是银行先死”吗?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业的泡沫有可能会“越吹越大”,使房价进一步背离市场规律,背离民生。
此次改革力度与规模可能空前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十来年间进入了包括改革设计者也未能预料的增长轨迹——不仅农业与城镇人口比例大幅度提前逆转（这意味着工业化将农民从土地提前拔出），此前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也能在短期内摆脱国家负资产的境地，进入国民“待岗就业”的优质位阶。
这种优质位阶的体现，是以国有企业把控国家经济命脉、摆脱银行坏账、同业竞争协调更具优势的业绩呈现在国民面前。自能源行业而言，无论是国有资产大打翻身战的油气煤炭，还是几乎同步发展的风电光伏，十年来的能源产业新闻，都是在“国退民进”的改革设计预期与“国进民退”的诸多波折中渡过。
其间的关键点，在更多来自市场的舆论看来，并非可简化为“国有”“民有”二者此消彼长，更多的涵义在于二者增长幅度不一与政策厚薄不均所致。改革所要求的效率与公平在这段过程中的发展不对称，也大体不外乎“国”、“民”二字所享受的待遇差别中。
事实上，在享受源自九十年代这波二期改革红利的过程中，无论“国”“民”，经济发展的速率并未受到其间争论的较大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纵深来看，倍感受压的民营经济也在这十年中迎来了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
那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来临之前，为何重提国民之争？或者为何强调判断改革深度的层次，赖于国民攻守进退的幅度？其中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索。
以当前流传的各种有关能源产业的改革版本来看，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电力和煤炭，都以高频率出现在世人面前。在此之前，石油系统窝案震惊朝野、电力二次拆分呼声不断、涉及环保大局的煤炭消耗增减非议丛生，都让这些命脉能源产业能否维系旧有体系打上重重问号。
而激进市场化的改革方案，是要让这些家大业大的能源产业进入战国争雄、胜者问鼎的纯粹进化论阶段i相对温和的改革版本，也会让这些代表国家的经营单位，让渡出较大利益空间，以满足民间活力蓬勃增长的需要。
然而，以中国当前各类事关能源的各类性质企业与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国有拆分与私有化收购，要想成为经济改革的主流方式，不仅高估民企切入的逐利决心和低估旧有格局的可能阻挠，也简单化中国能源经济的改革原本规律。这类闻风而起的改革思维，几乎全盘否决并排除了“国”“民”共进的可能。
早在二十年前，市场经济的逐步确定，在给予民企竞争合法地位存在的同时，也划定了国企不可撼动的范围。随着国民经济的深入发展，命脉经济的脆弱性与敏感性逐渐降低，中国经济进入到更广阔的全球竞争之中，国企的让渡范围日渐扩大，民企共存共荣的空间与渴望也随之全面高涨。
关键词 城市文脉；传承；规划设计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在时间的不断积淀中形成自身的历史文化，在空间的不断延续中形成本土的城市特色，在自然积累和稳定演化中实现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然而，伴随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如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保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将城市文脉传承下去，这是当代城市设计者面临的重要命题。因此，本文以“凤翔六营民俗文化产业园”为例，在对“泥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对于城市文脉在规划设计中的渗透和表达给以一定的释义。
1 城市文脉解读
1，1基本内涵
“文脉”一词译自英文“context”，原是语言学中的术语，表明语言环境中的上下逻辑关系，它还可以表示事物发生的背景及条件，事物只有同具体的背景环境相联系，才能发生、发展。通俗的说，文脉就是为人类创造的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动态联系；它既具有横向时空的“共时性”，又具有纵向时空的“历时行”。引申到城市研究领域，可以得到“城市文脉”的基本内涵：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特定条件下，人、自然环境、建成环境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一种动态的、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总和。
1，2项目解析
六营村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城东偏南3公里(如图1)，因明太祖朱元璋派部将李文忠第六营在此“屯兵”而得名。该村是凤翔泥塑的主要生产地，从事泥塑生产的有80多户，300余人，产量50多万件／年。2002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民俗村”；2005年7月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根据《凤翔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确立了“推进三产发展规模化，建设商贸旅游富县”的目标；因此，以“泥塑马”、“泥塑羊”、“泥塑猪”先后跃上生肖邮票和纪念邮票为契机，加大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宣传促销力度，努力把历史文化内涵物化为城市形象和文化产品，从而把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升旅游产业的开发层次和经济效益。
2，规划设计原则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首先是在尊重现有城市文脉的基础上对城市文脉的构成要素进行有效、合理的取舍，进而能够选择恰当的方式进行传承和设计的表达。
2，1现代性原则
在城市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城市文脉的构成要素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显现出对现代的适应性。因此，对城市文脉构成要素中与现代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积极要素给予大力传承。
2，2整体性原则
在保证城市文脉构成要素最基本的价值评判和可借鉴与运用的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将历史地段的人文特征、空间特征与建筑特征在一个整体中审视，将对物质环境的个体要素置于整体文脉中评价”。
2，3持续发展原则
加大六营旅游资源的保护力度，避免盲目开发，防止人文景观资源的破坏；并建立完整的规划、运作、评价及开发程序，使文化产业园的旅游业发展走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4多元受益原则
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原则，鼓励、支持和引导各行各业、集体及个人投资开发六营村的文化旅游资源，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多元化的受益主体，促进其旅游资源的多层次开发。
3，规划布局形态
3，1功能区划
六营民俗文化产业园的功能构成是其功能活动的物质载体，它取决于产业园特定发展阶段的发展基础和目标，以及产业园自身的辐射强度和市场运作需求。综合分析，确定六营民俗文化产业园有九大功能，即宣传、引导、旅游服务、管理、信息、交通、观赏游览和度假休憩以及泥塑产品生产、展示、销售、仓储和综合服务功能。因此，将产业园分以下七大功能片区(如图1)。
迎宾门户区――该功能区以展现六营民俗文化产业园的资源特色和文化内涵为主题，如广场、雕塑、小品、泥塑展览厅等设施。另外，迎宾门户区内设置景区图片、背景、注意事项等，给游人营造出一种温馨和休闲。
管理服务区――该功能区以实现游客集散、综合性旅游服务及景区管理等功能为目标，规划设计既突出现代风貌，又与产业园区的整体格调保持一致。
农家风情区――农家风情区以体现乡村田园生活为主题，其活动内容、建筑风格等以规模化、档次化、特色化和规范化管理为目标，带动六营村民参与旅游开发，促进园区内农家乐旅游市场发展。
泥塑产业区――以六营村三组现已形成的生产布局模式为依托，形成六营民俗文化产业园的泥塑产业区，包括泥塑产品加工作坊、包装作坊、销售洽谈用房、泥塑新产品研发坊以及泥塑加工体验坊等。
生态农业区――依托六营村的农业种植地，形成生态农田及果林等；集农业观光、休闲度假、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教育、培训为一体，兼备生态性、趣味性和艺术性。
水上风光区――以康体疗养和健身娱乐为主题，依托其丰富水资源，开展有氧健身、水上休闲、会议旅游等项目。
未来发展区――是为吸引外部更多民俗生产要素，共同促进经济发展，与整个园区的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等方面相衔接，以期对整个产业园的社会经济产生可持续的积极影响。
3，2结构形态
在全面分析功能区划、资源特征的基础上，以“立足生态、适度建设、有效利用”为宗旨，突出产业园的资源性质与旅游价值这一主导因素，从而形成了“二轴三板七片”的布局结构(如图2、3)。
“二轴”――指组织产业园区内各个配套设施的景观轴线、交通轴线。
“三板”――根据产业园区内九大功能需求和七大片区，形成的三大板块，即六营新村板块、民俗产业板块和滨水休闲板块；
“七片”――指产业园区内的迎宾门户、管理服务、农家风情、泥塑产业、生态农业、水上风光、未来发展等七大功能片区。
关键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优先股；黄金股
中图分类号：F276.1;D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6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36-03
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已经形成共识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前期的目标是解决盈利问题，而目前的目标是解决垄断经营盈利过高的问题。[1]国企改革的牵涉面广，解决难题的思路和模式也很多，但在现实操作中困难重重。本文试图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入手，提出一种新的国有股的持股模式——优先股和黄金股，并做以探讨。
一、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是产权不明确
人们对于国企改革困境的感性认识，已经由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转为国有企业对社会利益的侵占，如国企所有者不到位、经营者和管理者并不是企业家、腐败现象难以根除、价格控制、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靠垄断地位使员工特别是领导者大受其益而国家获之甚少等问题。而学者和政界一致认为国有企业的深层次问题是其产权归属不明确，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产权的明晰。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明确主体的，理论上它们的主人是国家，但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这就是国有企业的症结所在：即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问题不明确。由于产权的不明确，产生了企业治理上的不独立，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市场主体地位不符合，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诸多的不适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弊病最终都可以集中到产权问题上，即产权关系的不清晰和产权制度的不独立。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从产权的明晰和独立上入手。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任务及实现途径
由于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个体和独资经营难以承担巨大的融资任务和经营风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以股份制为主。按照股份制的要求，各个投资主体按照投资比例承担经营风险，享受经营收益，投资人成为股东。我们可以把股东分为三类：企业股东、投资股东和投机股东。企业股东是专心于企业的经营与企业关系紧密的股东，他们一般都是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多数还是企业的发起人。对于企业股东来说，并没有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企业的发展状况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企业股东会选派自己的代表或自己亲自进入公司的董事会，直接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例如李彦宏就是百度公司的最大股东，担任公司董事长并兼任CEO（首席执行官）。投资股东是从事资本经营的专家，他们选择有发展前途的公司，通过股权交易进入公司，对公司施加自己的影响，例如国外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高盛、软银等。但投资股东的投资项目往往很多，并不会把精力集中在某一公司上，在公司内他们一般也不会居于最大股东或绝对控股地位，出于对公司创始人的信任，他们一般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而是坐等公司上市和股票升值，所以他们对公司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而投机股东则完全以股市上的股价变化来获利，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如股市中的广大股民。对于他们来说，所有权与经营权才是真正分离的。但在股票市场成熟、发达的情况下，他们的投机行为也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当获知公司的经营决策可能失误从而影响他们的收益时，他们会尽快抛售手中该公司的股票。当大批股民都抛售手中该公司的股票时，就会使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从而使大股东手中的股票市值同时下跌，董事会里的大股东们会及时采取措施以扭转局面，这就是“用脚投票”的机制，前提是信息的公开、交易的顺畅，最主要的是投机股东的数量必须足够大，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也足够多，他们的抛售行为才对公司有影响力。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一股独大现象很普遍，广大的股民对公司的影响力太小，因此公司的经营几乎完全由企业股东（主要是国有股和投资机构法人股）操纵。国家或者其代言人政府作为企业股东造成了政企不分、垄断经营。
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产权上是有所分散，但变化太小，从而在治理上几乎没有变化。由于国有企业在公司化改造后国有股一般占据绝对控股的地位，具体代表国有股行使表决权的依然是各级政府机构，企业发展的长远规划决定权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在此情形下政企分开不过是一种困惑中的神话。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增强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但是股价是随时波动的，持股是有风险的，因此国家作为股东持有大量的国有股是存在风险的。除非不进行改革，国有控股公司继续实行垄断经营，否则一旦失去垄断地位，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国有控股公司仍然面临很大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股价下跌、公司破产等。既要打破垄断经营，又要减少风险，那么国家对于所有处于市场经济领域的国有公司都应当减少持股数量或者改变持股性质。通过转让和出售股权，国有资产由企业资产变成现金回到政府手中，是避免国有资产的经营风险、实现保值最好的办法。改变持股性质有两种做法：优先股和黄金股。优先股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黄金股可以增强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
三、优先股的可行性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股东范围的分散，只有当一个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变得相当有限时，股份公司的经营者才能变成一种受托的、具有永久的资产聚集特权的管理者。可见股权分散是保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重要基础。目前大量的国有股不能通过交易流通来实现股权的分散，而且考虑到国有股上市流通后对证券市场造成的震荡和国有股交易主体的缺位，国有股通过交易流通实现股权分散的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将国有股改制为优先股应当是一个保障两权分离的有效选择。
优先股就是没有表决权，但当公司解散、破产清算后股东可以优先取回出资的股份。王文杰博士（1999）认为：优先股，系为特别股的一种，特别股股东为有异于普通股者，凡较普通股享有优先权益，亦即股权实质内容有优于普通股者，或较普通股股东处于有利之待遇者为优先股。其表现如公司分派股息红利较普通股为优，分派剩余财产时较普通股为优，或有特别权利义务者之其他事项。[2]
在美国法例，凡章程无特别规定者，其优先股通常无表决权。英国现行公司法中亦承认无表决权股（Non-voting shares）,凡累积的优先股(Cumulative preferential dividend shares)，均无表决权。这种无表决权优先股宜倡导在有相当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内积极采行，于其章程上订立无表决权股在股份总额上所占的比例及其优先享有股息或红利的标准。持有普通股者有表决权，参加股东大会；而持优先股者则否。
政府持优先股，可以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只管分红就行了。公司的决策由非国有股东选举的董事会做出。这就是段进鹏教授（1999）所说的“一部分国有资产可以搭非国有经济的便车”。[3]搭便车现象一般是指小股东在监督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往往放弃对公司的监督表决权，分享由大股东监督公司所带来的好处。在西方小股东之所以能够搭上便车是以大股东能对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督为前提的。在我国，国有股的所有人缺位后，股东之间的捆绑利益迫使人格化股东必须履行监督职能，责无旁贷。人格化股东是除国有股以外的股东，包括自然人、法人股东，他们在公司中是以一个个“人”的面貌出现的，对其持有的股份能否分红及增值出于本能的关心。人格化股东表决权的按比例提高使他们有权对公司进行全面监督，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导致企业的全部股权价值最大化。而且，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法人持股的飞速壮大，国企中人格化股份比重不断增加，使这种可能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国有股改变为优先股，将不再行使表决权，从而使更多的中小股东拥有了实际的表决权。表决权因而相对分散，可以有效地防止拥有大量股份从而表决权过多的国有股代表（即政府）对公司的过多干涉与操纵，使企业真正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同时使国家从自己无力顾及的企业经营决策中脱离，专心于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调整，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企分离。还有，将国有股改变为优先股，国家可以获得稳定的股息收入，从而降低国家投资的风险。
四、国家以“黄金股”的方式控制经济命脉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使命可以由占少数的国有股（可以少到只有一股）以“黄金股”（或称“金边股”）的形式来实现。“黄金股”不同于普通股和优先股，它基本上不代表财产权利，“黄金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一样没有普通股的投票权，而且也没有一般的股票收益权。同时，“黄金股”也不能用来担保或抵押。但“黄金股”股东通常有权要求公司以一定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黄金股”，或者将“黄金股”转换成普通股。而拥有“黄金股”最关键的特殊权利是“黄金股”股东（通常为政府）掌握着公司一些重大经营决策中的“一票否决权”。但这个特别否决权不针对公司管理层人员的任免、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与分配等一般权限范围。
如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法国政府所有的股份只占公司股份的1%，但政府却拥有对公司董事长及其他重要领导人选的发言权和否决权，拥有对董事会做出的重要决定的否决权。[4]又如英国电信电话公司（BT，British Telecom ）共有60亿股普通股，7.5亿股优先股，1股黄金股，黄金股只能由政府的代表持有，凡涉及董事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政府委派董事及其职权、特别股的发行等事宜都必须征得黄金股股东的书面同意。[5]我国广东增城市政府在原国有港口公司向民间出让产权时保留了1%的国有股权，江西萍乡钢铁公司在改制后省政府持1股国有股。[6]这些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率先引进黄金股制度的例子。这样，政府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而且只用了极少的股份就控制了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从而控制了经济命脉。
五、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重新定位
通过减少持股，将普通股转变为优先股和黄金股，国家持股的数量将大为减少，但国有资产却从高风险的经营领域转到了安全、稳定地保值增值的轨道上。国家可以通过很少量的持股实现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与此同时，公司将摆脱行政权力的羁束，成为合格的真正的市场主体，从而将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并会更加增强自我约束。这样就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做出合理的安排，使其能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因素之一。在公司治理上，国家则放弃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只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采用黄金股的形式进行否决式参与。国家对经济的参与更为主要的应当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
或者，政府还可以不持有股份，由行政手段来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 照样可以实现控制经济命脉的使命。例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如供水供电行业，政府向公司颁发特许状或者签订合同，允许该公司进行该项业务，但条件是政府拥有对公司董事长及其他重要领导人选的发言权和否决权，拥有对董事会做出的重要决定的否决权。对于边远地区的供水供电、邮政电信等业务，公司觉得无利可图不愿投入，这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必须由政府投入。政府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与公司签订合同，由公司来完成该项业务，政府付费。对于资金来源，可以由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也可以设立一项基金来支付。法国的做法是政府设立一个电信基本服务金库，其资金由所有向公众提供电信服务的公司提供，用以对法国电信公司向最困难的地区提供最基本的电信服务的义务进行补偿。[7]这其实是将边远困难地区的电信运营成本转嫁由全社会承担，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良好举措。
现实中政府的行政权力十分强大，但人们在理论探讨时和政策制定时却忽视了行政权力的强大，以至于过度担心国家一旦不对公司控股就会丧失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中国，对公司的控股权绝对不会比行政权强大。在坚持党领导的前提下，我们应当有充足的信心，相信在政府不对公司控股之后，国家仍然完全有能力实现对经济命脉的控制，而且我们的市场经济会更加繁荣，国有资产也获得了保值增值的制度保障。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企业的界定和企业的功能做以重新探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营组织，企业的功能目标是唯一的，即只是盈利性的经济目标，而没有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特别是国企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要放弃垄断地位，与其他的企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不能再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仅以经济责任为唯一目标，即国企的目标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应当由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去实现。
在国有股通过产权交易出售而大为减少，所剩余的国有股又大部分转换为优先股和黄金股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基本上可以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由公司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目标，各级政府的管理成本将大为降低。所以本文认为再没有探讨究竟是由政府部门（即各级国资委）直接持股还是组建中介机构（即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来持股之必要，甚至这些部门也可以不用设立，我们可以效仿法国，直接由财政部对国有股持股就行了。这也是本文认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而机构设置除了增加管理成本和人员负担之外意义不大的原因。
本文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从法律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浅显的看法，而且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而现实中的国企改制是十分繁杂而艰巨的，所以本文有可能与现实相差很远。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强有力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必将乘改革开放的春风破浪前进，焕发出勃勃生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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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刘仪舜.中法政要与企业家论国有企业管理与市场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59; 54.
大家好。
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步入我们的监管领域，抒发红盾人的情怀，畅想事业的凯歌！我演讲的题目是：红盾随想。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长江。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造就了中国人独有的风骨和气节。
古往今来，我们的祖国就涌现出无数的爱国者，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精忠报国的岳飞，收复某省的郑成功，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两弹一星的邓稼轩，神五飞天的杨利伟，奥运新星刘翔等，无数的仁人志士以铁的事实，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爱国之歌。
爱国，不仅是对祖国的一种深情，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而我们红盾人更要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稳定，经济秩序的井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茫茫无际的原野，奔腾浩荡的江河，苍茫辽阔的草原，壮丽秀美的山川，都是我们红盾人奋战的领域，驰骋的疆场。
我们红盾人，头顶国徽，肩扛红盾，责任重大，使命在肩。我们监管的是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领域宽泛，职能众多。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监管到位，执法如山，不受利诱，不惧困难，这就是我们红盾人铮铮铁骨的“浩气凛然”。
报效我们的祖国，服务我们的人民，监管好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当好经济卫士，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就是我们红盾人爱国之情的最好体现。
请看，市场监管是我们的一线；食品监管是我们的重点；_____是我们维权的阵地；注册登记、受理办照是我们服务的窗口；商标、广告、合同是我们的职能；经济检查是我们执法的前沿；打击传销，规范直销更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要时刻牢记国家工商总局周伯华局长提出的“四个统一”的工作目标：坚持监管与发展，坚持监管与服务，坚持监管与维权，坚持监管与执法的有机统一。
我们还要明确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任务：维护市场秩序，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公生明，廉生威。我们每一个红盾人，都要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的诱惑，出污泥而不染，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要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娴熟的业务能力，乐观向上的态度，发奋工作，不断进取，高风亮节，从我做起，塑造和谐工商新形象，为红盾增添新的光彩。
七十多年前，一代伟人面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摘要】本文主要是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视角，对当前京津冀区域内的静脉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了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废弃物”回收市场分割问题、静脉产业园专业化不足的问题以及静脉产业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从产业布局的优化、“二次污染”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创新政府管制机制与模式三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京津冀静脉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与思路。
关键词 京津冀；静脉产业；布局优化
【基金项目】河北经贸大学重点项目（2014KYZ08）、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4YJ027）、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401415）。
【作者简介】王书军，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城镇化、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刘艳丽，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穆书涛，石家庄经济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近期，京津冀一体化再次成为政府、媒体、学者关注的热点。与其他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动因有所不同的是，环境安全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的静脉产业的发展正是契合了这一战略目标的要求。
一、何为静脉产业
静脉产业，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吉野敏行于1996年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循环经济体系中，根据物质流向的不同，可以分为从原料开采到生产、流通、消费的过程和从生产或消费后的废弃物排放到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分解分类、资源化或最终废弃处置两个过程，前者可以称为动脉过程，后者称为静脉过程。相应的，承担动脉过程的产业称为动脉产业，承担静脉过程的产业称为静脉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静脉产业并非新兴产业，对废旧物资进行回收和再利用是一项由来已久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在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越来越成为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的今天，对废弃物的再利用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并上升到产业的高度，被称为“静脉产业”。静脉产业活动应该包括废弃物回收、再资源化、最终处置和再生资源销售四个阶段。静脉产业的核心业务应该主要由收运者、中间处理者、再生资源经营者、最终处理者承担，四者之间形成了与动脉产业中供应链关系一样的网链结构，共同完成静脉产业活动的全部过程。
二、京津冀区域静脉产业发展的成效与问题
（一） 静脉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静脉产业并非一个独立的产业，凡是参与生产和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分解分类、资源化或最终废弃处置过程的活动都属于静脉产业的范畴。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等几个方面。目前，京津冀区域静脉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静脉产业园建设等方面。
首先，在污水处理方面。京津冀设计处理能力已达1441万立方米/日，投运污水厂数量335个，日均处理水量1137.56万立方米，仅次于广东省，全国排名第二位。其中，河北省设计处理能力814.38万立方米/日，投运污水厂数量221个，日均处理水量620.94万立方米，在全国排第六位。其次，在垃圾处理方面。对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式。目前来看，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是卫生填埋，但是由于填埋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垃圾焚烧发电成为垃圾资源化处理的重要方式。从全国各省市的垃圾处理数据看，截止到2012年底，京津冀的焚烧垃圾能力已达26700吨/日，垃圾年发电量15.1亿度，在全国排名首位。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焚烧作为垃圾发电的主要方式，一旦排放指标控制不好，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最后，在静脉产业园区的建设方面。静脉产业园区是以从事静脉产业（资源再生利用产业） 生产的企业为主体建设的工业园区，此类工业园区最重要的特点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将从事静脉产业生产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实现污染治理设施的共享，同时构建上下游产业链，以实现再生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常杪等，2013）。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已有近20个进口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基地），其中，浙江宁波、天津静海等9家园区已通过环保部验收，批准命名为国家进口废物“圈区管理”园区；广东江门、广西玉林等10个废五金园区取得环保部同意建设的文件，批准建设“圈区管理”示范园区。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2010年5月、2011年10月、2012年7月公布了3批28家“城市矿产”建设示范基地，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中，京津冀共有3家，分别是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河北唐山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科技产业园、北京市绿盟再生资源产业基地。除了这些部级示范基地外，各地还陆续建了一批静脉产业园区。以河北省为例，2009年以来在邯郸、邢台、石家庄、廊坊等地建设了一批静脉产业园。其中，几个规模较大的园区分别是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再戈静脉产业园区”、位于廊坊市文安县的“廊坊东都再生资源环保产业基地”、位于石家庄市的“石家庄再生资源科技工业示范基地”、位于邯郸市魏县的“环嘉静脉产业园”、位于邢台市清河县的“中航工业再生资源战略金属及合金工程”。除了“中航”是专业从事战略性金属的回收和再利用外，其他静脉产业园的业务大都包括了废旧轮胎、废旧钢铁、废旧塑料、废旧汽车、废旧家电的回收再利用等。
（二） 静脉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尽管京津冀静脉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面临多方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静脉产业的“废弃物”市场分割问题突出。静脉产业的布局局限于省级甚至是市县级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县县设污水处理厂”“县县设垃圾处理厂”的结果是昂贵的治污设施的处理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规模经济的效应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甚至出现设备闲置的状态，造成极大的浪费。二是各地静脉产业园专业化不足，定位趋同。比如，在上文提到的河北省已建和在建的静脉产业园区在生产定位上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在资源回收对象、处理加工体系乃至产能规模等方面，各静脉产业园区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随着市场的发展，各静脉产业园区和企业的这种趋同定位，必将导致各企业在原材料和再生资源销售市场上的激烈竞争。特别是在我国废弃物资回收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各企业之间对原材料的竞争将不可避免。三是对静脉产业发展中所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重视不够。静脉产业的主体是企业，企业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所以，对从事静脉产业的企业而言，环境安全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很多企业的排放数据都是企业的“秘密”。在河北省已投产和在建的静脉产业园区中，对于园区企业生产加工的废旧物资的种类、加工能力、加工技术等都有明确的界定，但对于园区环境安全威胁的来源、控制方法、监测体系、处理预案等的界定较为模糊，有些园区甚至是空白。
三、促进京津冀静脉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分析，现阶段促进静脉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布局的优化与管理，主要考虑如下几点。
（一） 布局优化与城市功能定位、动脉产业发展要协调一致
国家发改委已初步将京津冀区域划分为四大功能分区，即西、北部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覆盖承德、张家口），中部优化调整区（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南部制造业与耕作业区（覆盖石家庄、保定、沧州）、东部滨海临港产业发展区（覆盖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相应的京津冀产业转移和对接的方案是，张承地区侧重于承接绿色产业、高新技术转移，秦唐沧沿海地区特别是曹妃甸和渤海新区，侧重于承接重化工业转移，加快培育部级新型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基地，廊保地区侧重承接新能源、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冀中南地区侧重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制造环节和一般制造业的整体转移。
静脉产业布局的优化与京津冀的功能分区与动脉产业的调整、转移、对接的进程必须同步进行。一般而言，提供给静脉产业资源的渠道主要有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三个来源，其中动脉产业是其主要来源之一。在不考虑其他来源的情况下，动脉产业规模对静脉产业的规模形成约束。静脉产业发展规模需要与动脉产业发展规模相适应，有多大的动脉产业就应有多大的静脉产业，二者发展规模必须协同一致才能保障循环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规模过大会出现静脉产业因资源不足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过小则会出现静脉产业资源不能被完全充分利用（王晓东，2012）。因此，在静脉产业园区规划布局过程中，应在推进具有竞争优势的动脉产业的集群式发展的同时，实现静脉产业与动脉产业的有效衔接，推进静脉产业的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
（二） 尽快制定治理静脉产业“二次污染”的市场化解决方案
静脉产业在处理废弃物和废弃物资源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二次污染”问题。比如，生活垃圾资源化项目、废旧汽车拆解、废旧家电和电子产品的拆解与处理、危险废物收集与处置、医疗废物处置等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土壤污染等。要有效减少和控制静脉产业的“二次污染”问题，除了技术层面的因素外，可行的思路是作为一个区域化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区域化、集中化、专业化来治理。大力推进水污染集中处理，推进大气和水污染的专业化治理，推进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积极探索市场化的治污之路，在降低治污成本、监管成本的同时，提高治污的效率。
（三） 创新政府的管制机制与模式，提高管制的效果
静脉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制。政府管制的目的在于规范和促进静脉产业发展的同时，将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在这里，主要以废旧电器的处理为例来谈谈如何提高政府的管制效果。为了促进对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规范回收和处理，避免因不规范拆解而产生的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问题，2012年7月，国家财政部、环保部等部门出台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对正规的、优质的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企业进行补贴，补贴的标准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脑分别补贴85 元、80 元、35元、35元和85元，这使得2013年的回收处理率从2013年的28.13%上升至52.28%。但是，制约有资质的处理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稳定的回收网点和渠道，回收的电器数量远不如规模庞大的、流动的小商贩。因此，政府应该在对处理企业进行补贴的同时，对回收环节加以督导，建设能覆盖到每个社区的回收摊点，进一步提高正规途径的回收处理率，以减轻不规范拆解、处理废旧电器所产生的环境危害。
参考文献
[1] 赵国党. 循环经济背景的静脉产业发展:模式转化抑或可持续[J].改革,2011,(2).
[2] 常杪,郭培坤,邵启超. 中国静脉产业园区发展模式与案例研究[J]. 四川环境, 2013,(10).
未成曲调先有情。8月上旬，有关央行金融所所长姚余栋拟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业绩受高管离职潮影响的大成基金似乎也在翘首以待新人的到来。近几年来，“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高官纷纷下海，或高就，或下嫁，引来企业源头活水，也激起坊间阵阵质疑。
“神仙下凡”
金融监管高官们身处高楼深院，手握政策利剑，呼风唤雨，能量非凡，其中一些人去市场化金融机构打拼，业内称之为“神仙下凡”。
经粗略统计，自2012年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已有近50名司局级高官下海。其中，银监会最为活跃，早期已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副主任张霄岭、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继而是消保局局长刘元加盟招行担任监事长，后来又有非银部主任李伏安出任渤海银行董事长，而今年6月，副主席周慕冰转战农行任董事长，这是近年来最高级别的银监官员从监管转向金融机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波来自金融监管系统高官下海的潮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既有组织上的人才全盘布局，也有金融企业的殷切呼唤，还挟带着下海高官们的个人愿景。
首先，领衔首席经济学家，学识与市场脉搏高度对接。在这波下海潮中，金融高官出任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最为夺人眼球。首席经济学家大多出身海外学术名门，既具有超凡的学术素养，又兼具敏锐的国际化市场前沿眼光。首席经济学家比起总裁、总经理这类传统职位，名分更显赫更刺激，也更有神秘感。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是企业的金字招牌，还是企业智囊团的首席发言人，是企业决策的主要智囊依据，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从某种程度上说，首席经济学家系企业安危于一身，既能把企业引向辉煌的彼岸，也能把企业倾覆于市场风浪中。
其次，直奔个人价值升华的空间，也有百万年薪的诱惑。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融入于时代洪流中的精英人士不乏拓展人生业绩空间的>中动，也免不了“养家糊口”的小算盘。企业开出百万年薪的价码延揽高级人才，谁不心动？金融官员下海薪酬暴涨十倍，已是公开的事。监管机构高官权力大，但收入低，内部又缺少激励机制，走向市场化机构成为金融精英的精明抉择。也有一些高官，权力虽大，但上下左右掣肘因素也多，施展不开拳脚。去企业任职，大展宏图，一言九鼎，个人尊严和价值空间都有拓展的余地。有的即便是“下嫁”到企业，图的也就是自由之身。
再次，囿于体制内流动，有“留后手”之嫌。尽管眼下金融高官下海潮涌，但此轮下海潮不同于1992年下海创业潮。来自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有12万公务员下海，超千万人停薪留职，彼时多个行业空白、竞争压力小、创业成本低，让许多甩掉铁饭碗、投身创业洪流的精英人士赚得第一桶金。如今市场竞争激烈，虽说此轮下海官员去市场化金融机构打拼，但多为国有体制，如商业银行、公募基金、国有券商等，还是抱着铁饭碗，以免后顾之忧。有的名为下海，其实是组织制度性人事安排，只是在体制内挪一个位置，充其量为转岗，与真正意义上的“下海”差别很大。况且中国正在酝酿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改革，“一行三会”有可能合并。此时下海，金融高官赴金融企业任高管，也有捷足先登之妙，走晚了，恐无适合位置。
利弊互现
金融高官下海，手中虽然没有资金，没有项目，但他们有“脑白金”，有智慧，有号准市场脉搏的“定海神针”，能给任职的企业带来充沛的商机。
具体而言，下海的金融高官有丰厚的金融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市场监管经验，他们对金融市场多有研究，精通金融市场脉络，能针对企业的现状，提出应对的策略。而风雨飘摇中的企业航船也亟待这些金融精英指点迷津，拨云见日，绕过激流险滩，化险为夷。
比如作为老十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大成基金，曾重仓持有“黑天鹅”重庆啤酒，浮亏22亿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兼股票投资部总监等高管相继离职。人事动荡的背后，是其在同行业中的基金规模排名跌至第27名。此番聘请央行金融所所长姚余栋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受命于危难之中，被寄予厚望。而其头顶上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经济咨询顾问、IMF经济学家的光环更让人浮想联翩，充满希望。
特别是出任企业首席经济学家的金融高官，尽管学术出身不同、研究领域各异，但他们殊途同归，其共同特征是知名度高。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在各类经济金融论坛上抛头露面，以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把脉宏观经济走向，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并通过媒体将其经济金融观点及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分析传递给市场和社会。恰如其分地说，首席经济学家就是各家金融企业“挂头牌”的大咖、名角，担负着公司的品牌形象宣传。
而且下海金融高官都是监管政策的制定者，对政策的阈值、走向、退出机制熟稔于心，熟知政策套路和市场游戏规则，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政策风险，或剑走偏锋，打球，钻政策的空子，让企业早日“脱套”，占据有利地势，占得先机。
此外，金融高官下海，虽然离开原来的职位，但能带走大量人脉关系，手中握有丰厚的人脉资源，手眼通天。有时候，下海高官不是凭他们的智慧，而是凭四通八达的人脉为企业觅得商机，争取项目，获得市场利润。
这种现象难免让人心生“瓜田李下”之嫌，这些官员的下海是在“套利”，既能享受市场化企业的高薪待遇，又有体制性人事政策保护，即便有一天在企业“混”不下去了，还会平行调回机关，保持原有的级别待遇。目前金融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高管们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监管官员下海后，缺失市场化业绩历练，而是直接对应体制内行政级别，这明显是政企不分，是拖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尾巴。
这种现象的积淀，损害监管机构形象，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存疑。目前监管官员下海，多半还是行政任命，从机关到企业，一般流程是“一行三会”的党委提名，企业董事会“奉旨”表决，履行一个法律程序，这与真正市场化人事运作尚有相当大的距离。有时候，企业并非真正急需这些下海官员，而是慑于监管机构的威权。
另一方面有碍市场秩序公平竞争，当金融监管官员下海后，成为企业的高管，他原先掌控的人脉、项目、资金等公共资源就成了其供职企业的“见面礼”，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大前提，监管资源置换成谋私贡品，形成新的市场不公。
有序流动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下，金融官员下海应受到肯定和鼓励，关键是怎么个“下法”。
其实章法早就有了。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务员法》明文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而中组发[2013]1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也要求对辞去公职或退职官员到企业任职发出限制令，并要求限期清理，由此还引发了一批上市公司的“官员独董”相继辞职。
一、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缘起
普京执政后面临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或者实行叶利钦时期奉行的完全“自由式”的市场制度、或者实施有政府调控的“可控式”的市场制度。所谓完全‘自由式”的制度指的是:俄罗斯继续沿着叶利钦时期所奉行的西方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理念以及“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模式改造俄罗斯。然而，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大约10年的转型实践表明，这些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与俄罗斯的制度和文化之间的“鸿沟”很深，这种所谓“自由式”的市场制度，被俄罗斯转型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其在俄罗斯行不通。
因此可以认为，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现，发端于普京时期对于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所推行的“可控式”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俄罗斯转型后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可控式”市场制度指的是: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与路径上，放弃叶利钦时期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观念和“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转而实行以俄国传统和文化为核心、以其历史惯性和民族价值观为基本理念、又汲取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制度架构。
1 “俄罗斯思想”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观念。普京及其执政当局倡导以“俄罗斯思想”作为其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在“俄罗斯思想”中，普京提出以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与具有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社会团结等相结合作为“俄罗斯思想”的核心，将俄罗斯国家主义、集权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等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念，融入其所推行的国家治理的理念中并从政策上加以体现。普京在其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并强调俄罗斯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其意图是通过政府强权的治理，扭转叶利钦时期政府失控与国家混乱的局面。因此，我们从普京的基本思想及其治理政策中可以看出，在其执政伊始，他的治国理念就是明确的，即：俄罗斯将以一种国家强权的治理方式，使俄罗斯走出转型衰退的困境，实现国家的崛起。
2 “国家资本主义”式的治理理念。俄罗斯国家的强权治理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从政府对经济调整的干预逐渐走向国家垄断。普京上任伊始就表示，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有关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对所谓自然垄断的大公司进行改革。俄罗斯有相当多的观点认为，由于当今世界中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经济主体，因此俄罗斯也应该组建大型公司。对俄罗斯现有的垄断组织，如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统一电力股份公司等做理智而全面的权衡就会认识到，诸如此类的大型公司不仅能够将俄罗斯经济从危机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使其跻身到世界先进行列之中。诸如阿巴尔金等经济学家们强调，应该把俄罗斯自然垄断组织视为民族骄傲，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有许多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们提议，在经济改革中不应采取简单的非垄断措施将大型公司化整为零，而应调整国家与上述大型公司之间的关系，促进俄罗斯大型工业集团的发展，因为它们能够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3 “国家资本主义”式的改革措施。从俄罗斯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及其结果中可以看出，其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要点与核心，是通过对国家战略性企业进行整治与重组，实现国家对重要行业、命脉部门与重大企业进行控制与垄断。
第一，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寡头集团。1990年代俄罗斯大规模制度转型的后果之一就是，国家财富和资产被极少数寡头集团控制和瓜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实际上是对一部分已经私有化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命脉财产与垄断型资源，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利益集团手中转移到新的官僚利益集团手中。2003年俄罗斯政府着手整治叶利钦时期形成的一些寡头集团。最为突出的事件就是将俄罗斯尤科斯公司总裁、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逮捕入狱。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经济开始向官本位经济回归，高层官员同时出任大型国有集团或者国家控股的大公司等要职。这一做法的目的不仅是普京在第一任期内大力打击寡头垄断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切断寡头参政和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局面。
第二，委派政府官员在垄断性企业任职。据透露在俄罗斯普京政府的权力核心圈内，至少有10名高官共同控制着俄最大、最赚钱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公司，从而垄断其行业的同时也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例如，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自2002年起，就一直担任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该公司的市值一度排在世界第三位，股市市值曾经高达3000多亿美元;2002年6月，俄罗斯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成为俄重要军工集团系统承包商阿尔马兹一安泰公司和“俄罗斯航空公司”董事长；俄罗斯总统顾问伊万诺夫出任阿尔马斯一安泰防空武器康采恩董事会主席;2003年4月，普京政府外事顾问普里霍季科当选为俄罗斯战术导弹武器集团董事长;2004年6月，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钦入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俄罗斯总统顾问舒瓦洛夫任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俄罗斯副总理茹科夫出任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长;俄罗斯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曾担任“俄罗斯钻石”公司董事长，也是俄第二大银行一--外贸银行董事长;俄工业与能源部副部长列乌斯是‘石油产品运输’公司董事长。
第三，组建国家控股的大型旗舰企业。2004年8月普京签署命令，限制对549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企业的私有化;2004年9月，普京批准俄罗斯天然气垄断企业一--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100%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合并，组建俄罗斯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2007年4月，普京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倡议到2008年5月大约用一年左右时间，在俄罗斯集中建立起6个规模庞大的国家集团公司，每个集团公司均由专门的联邦立法确定章程和任务，并被赋予振兴俄罗斯经济、实施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任；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公司相互持股，俄罗斯石油公司成为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下属的子公司。①
在随后的年代，俄罗斯国家正是沿着上述治国战略，逐步实现俄罗斯国家对于市场的可控制性社会的可管理性，一步步走出“转型衰退”的怪圈。应该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提出的“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的理念，是普京整治俄罗斯的一个主导思想。普京政府执政以来所提出的治国战略与实施政策，始终围绕加强社会的可管理性和改革的可控性而展开。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俄罗斯(包括中国）现在都在向一种“受官制的市场模式”中趋同。在这一模式中，市场多元化因素被嵌入到后共产主义、权威主义的制度和实践中。
二、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
目前，俄罗斯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多种表现，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是由经过股份制改造、由国家参股和控股的大型国有命脉企业为主导的一种经济形态。
何谓‘国家资本主义”？如若从政治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国家资本主义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由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
从俄罗斯社会经济情况看，俄罗斯国家权力对资本的控制与垄断，表现出日趋明显的趋势，俄罗斯组建国家战略性企业集团的目的逐渐显露。
1 官僚掌控的公司集团对国有企业的掌控。近年来，俄罗斯高官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呈现加强趋势。根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俄罗斯的总统行政部门中，有11人先后兼任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12人还分别是公司的董事成员。另有15位高官担任了6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并分别享有各大公司的24个董事席位。在资本市场中，俄罗斯官员参股企业的资本总量占到86.75%它远高于美国的4.94%、法国的8.03%、德国的1.2%和英国的39.02%。这一结果是西方学者基于2000年前的数据研究所得出。③对于这种政商结合的势力，俄罗斯国内较为流行的叫法是“新官僚资本”，也有人称之为“国家财阀”。
2 国家资本对命脉企业的扩张与垄断。俄罗斯的国家资本对命脉企业的垄断，主要体现在国家集团公司对大型企业集团采取股权控制。这一现象大致起始于2004年。该年普京以总统令的形式确认了对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企业及股份公司的名单采取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国家对重要产业领域的控制，并逐步将其范围扩大到重要基础设施、能源矿产、机械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虽然俄罗斯有些企业并不属于国家命脉企业，尽管国家允许私人企业在杂志和报纸上言论自由，但是俄罗斯对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媒体性财团，也采取由政府参控股的方式。目前，俄罗斯的国家集团公司成为实施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经济力量。
从俄罗斯企业集团的股份结构看，国家参股和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比重偏高。迄今，俄罗斯国家集团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正在成为俄罗斯经济支柱与国家税收大户，例如人们所说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收入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种经济现象与俄罗斯国有控股公司所持资本、占有股份及其在经济中的决定地位密切相关。自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俄罗斯全国所有股份制企业中，100%国有股企业比例从4%提高到54%主要分布于能源、军工以及战略型行业。2006年俄罗斯国有股比例在全国企业中的比重平均为29.6%，至2008年初，国有资产比例已经增加到40%~45%。。也有数据认为，目前俄罗斯政府持有本国约5500家企业的股份，俄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企业占到俄经济总量大约45%~50%,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30%的平均水平。
以集团公司所代表的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集团，不仅军事工业被纳入其中，同时俄罗斯的一些重要高科技产业和新兴通讯等领域也被列入这一范畴。因此，国家集团公司的控股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工业、国防科研、高新技术等战略型行业，还涉及汽车制造、冶金、航空、电子、船舶制造等传统工业以及微电子、信息、通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2007年11月23日,俄罗斯议会颁布《“俄罗斯技术工艺”集团法》;2008年7月14日，梅德韦杰夫签署总统令，将国防科研、军工制造、冶金、航空等行业内426家企业中的所有国有资产（国有股)全部转入新成立的“俄罗斯技术工艺”集团。
从国有企业集团的经营规模看，其资本数额和经营规模相当庞大。以俄罗斯工业领域最大的国家集团公司一一“俄罗斯技术工艺”集团为例。根据俄政府批准的计划，“俄罗斯技术工艺”集团将收购电子、航空、冶金、汽车制造、航空制造、船舶制造等工业领域骨干企业，组建24个军工集团公司和7个高科技民品集团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国家高新技术和工艺，研制并生产军用、民用以及军民两用高新技术产品。在“俄罗斯技术工艺”的经营数额上，该集团公司负责实施近7000亿卢布以上的国家发展建设项目，其中许多是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项目。例如，“2008一2015年电子元件和无线电电子仪器”联邦目标发展计划（1870亿卢布)，“2002一2010及2015前民用航空飞机”联邦目标发展计划(3404亿卢布)，“2007一2010及2015年前国防工业综合体”联邦目标发展计划等。
3 俄罗斯积聚国家控股公司的主要措施一“重新国有化”。现在看来，俄罗斯在几年前所实行的“重新国有化”，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大型战略性企业实施国有企业参股和控股的改造方式，以收回在激进改革时期被寡头所瓜分的重要国有资产。从俄‘重新国有化”的实施领域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重新国有化”。2003年俄政府以逃税为由收购了“尤科斯”公司的股权;2005年俄政府以拖欠税款为由使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将72.6%的股份卖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006年，俄政府使“萨哈林二号”天然气项目投资方英荷壳牌石油集团、日本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出让股权，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实施对“萨哈林二号”的控股;2007年俄政府以秋明一BP石油公司拖延科维克塔天然气田开采为由解除该项目合约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再度出手收回BP公司对东西伯利亚天然气公司的控投权。至此，俄罗斯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全部控制了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其后，俄罗斯对银行业以及一些重要企业实施兼并重组。以“尤科斯”事件为分水岭，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领域实现了国家控制。随后，俄罗斯政府又通过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对国有股评估等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对俄罗斯的银行业、大型矿产、机场、交通领域的重要企业实行国家控股。
三、俄罗斯“新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
更多的研究认为，目前俄罗斯所实行的是“新国家资本主义”，它不仅包括国家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而且，俄罗斯等国近年来所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被认为是“新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
(一)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
一些学者从俄罗斯政商关系的角度提出，随着普京的崛起，其周围出现了新精英集团一强力派，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并未能从叶利钦的私有化进程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新的政治地位促使他们寻求相应的经济红利，从而引发了内部新旧精英的分裂，同时伴生国家对经济的再度控制。因此，新官僚利益集团作为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将继续存在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还有的学者从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特征谈到，如果说积极进取的国有企业是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或者运作载体那么近期备受关注的主权财富基金，则是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
1俄稳定基金的所有权归属。由于“主权财富基金”属于特定的主权国家，稳定基金体现了俄罗斯国家主权性质。俄罗斯在2004年所建立的“稳定基金”其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出口收入;其二是上一财政年联邦预算资金的剩余部分及稳定基金运作收益。就其性质而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约翰逊的看法，俄“主权财富基金”是政府所持外汇资产的新公司。
2 俄稳定基金的投资领域。俄罗斯的“稳定基金”具有向全球的金融债券的投资功能，用于购买外国的国债、国际组织的债券，偿还俄罗斯所欠的债款等，由俄罗斯财政部进行统一管理。在西方学者看来，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导致全球资本市场上突现若干个巨型的经济或者投资实体，这与国家在短时间内组建大型国有跨国公司、并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作用大致相同。
3 俄稳定基金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国有能源公司的投资行为，也体现了俄罗斯的国家意志，其在国内外的并购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技术和市场，俄罗斯的大型公司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执行者。这是因为，主权财富基金具有的二重性质决定了它们运作的二重性。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因此他们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时，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国家利益的载体，因此它们的投资行为必然体现其国家意志与利益取向。
(二)“新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一是，“新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炉更多的是国家权力与市场行为共同运作的结果。一些学者将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和中国化工集团视为典型案例。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是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在其中操纵市场的表现;而一些国家的政府之所以欢迎国家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既能满足其经济目标，又能满足其政治目标，而不仅仅因为它是能够实现国家繁荣的有效方式。
二是，“新国家资本主义”更多体现国家战略性、资源型行业、领域与企业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说，由于国家控制的资金规模巨大，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和控股公司做支撑，因此它们一般在国内市场居于垄断地位，成为国家在战略性行业的利益代表。不过，也有的分析指出，国有经济巨头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这种情形，并不仅仅限于能源领域。俄罗斯和中国一马当先，在众多的经济部门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战略部署，其他政府也开始起而效尤。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政府为了保护其地位，已不满足在电力、电信、金属、矿业和航空等领域仅仅监管市场，它们开始采取行动主导市场。
三是，“新国家资本主义”通过跨国并购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新兴后来者。来自西方的分析认为，主权国家可以根据国家战略或国家利益的需要，参与相关行业的国际竞争，甚至在国家对外关系和外交领域起着重要的战略作用。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的能源企业则是俄罗斯进行国家战略博弈的棋子。现在，在国际市场上能源作为“黑色黄金”，它不仅反映国际市场能源价格走势，而且日益成为国际金融领域走向的风向标。
综上所述，无论是过去我们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近年来被认为所谓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它们实际上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内涵没有实质性改变。从俄罗斯的案例来解释，一些人认为，俄罗斯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以积极进取的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形成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运作特点。另有学者认为，转型以来的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被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另一种是自上而下。2003年之前俄罗斯主要采取第一种模式，即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私人领域的力量；2003年之后，由于石油收入的攀升使俄政府意识到，石油收入不能由私人公司掌控，从而加大政府对石油行业的控制力度。但是，在俄罗斯前经济部长亚辛看来，俄罗斯经济体制现代化的改革模式，是一种由上到下的国家控制经济占主导的混合型模式。
四、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演变趋势
俄罗其开‘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既有其历史惯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方面，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经济要重建，国家要复兴，国力要提高，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力要增强，因此国家必然运用国家力量，主导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与企业，这使得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和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在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实现国家的其他社会、福利和安全等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