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概念股；做空；事件研究；有效市场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52-1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融资开始走向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1992年，华晨金杯汽车成为首家在美国发行股票上市的中国公司，到2010年共有34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进行IPO，约占当年美国资本市场IPO数量的1/4，共计募集资金36亿美元。这些在国际股票市场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上市但注册地为中国，或者在海外注册但主要业务关系在中国的公司的股票，被称为中国概念股。然而自2010年底，美国市场的中国概念股开始集体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随着民间调查机构的指责、美国监管机构的质疑和专业做空机构的推波助澜，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被陆续揭露财务造假、违规操作等负面传闻，遭到海外投资者大量抛售，由此引发了大面积的股价暴跌和退市现象。中国概念股赴美上市的热情由此受挫，2012年全年仅有两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2014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回暖，全年包括阿里巴巴在内共计有15只中国概念股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概念股却又传出业绩造假丑闻，陷入新一波做空危机。
2015年以来，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活跃，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纷纷启动回归计划，至今已有近40家中国概念股开始筹划私有化回归事宜。其中分众传媒和巨人网络在美国私有化退市后，分别借壳七喜控股和世纪游轮进入A股市场，股价连续涨停。巨人网络的市值由私有化摘牌前的不到200亿人民币，暴增至1000亿人民币以上。而分众传媒更是从私有化之前市值162亿人民币，飙升至近2000亿人民币。
早年想方设法出海，如今不惜工本回归。中国概念股在中美两国股票市场天差地别的遭遇确实发人深思。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票市场是否因为被恶意做空而导致价值低估？中股票市场是否应该无保留地接纳这些中国概念股的回归？
二、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概念股信任危机的成因，戴龙辉（2012）认为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对冲基金的自利行为，在市场信息不对称、中国概念股企业素质低下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引发了严格监管下中国概念股诚信危机，危机主要原因是中国概念股公司财务造假问题。张晓宁（2013）采用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分析了中国概念股东南融通遭遇做空危机的原因，其中个别舞弊风险因子是公司高管具有商业欺诈的历史和动机，一般风险因子则是跨境监管制度不完善。他发现财务欺诈是此次信用危机的根源。而蔡周蒲（2013）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中国概念股被做空的原因。他认为，宏观层面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概念股公司面临来自海外市场规则的约束、投资者的关注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督，公司信息披露不完整将导致投资者对公司失去信心，而部分中国概念股公司也缺乏国际资本市场经验和自我保护意识。微观层面的原因则包括部分中国概念股公司夸大利润所得、中介机构违规执业、公司国内外文件内容不一致、隐瞒关联交易和采用VIE等复杂难懂的公司结构等。朱梦棣（2014）则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分析赴美上市公司遭遇信任危机的原因。他发现内部原因主要有财务报表舞弊、海外上市公司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关要求不熟悉等。外部原因则包括中美会计准则不同使得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失真、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经营行为了解不足、美国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的审核存在障碍、境外不良中介机构误导以及外部审计师违规等。
关于做空危机的具体过程，袁敏（2012）经研究认为做空机构的运作路径包括三个步骤：精准筛选，锁定目标；充分调研，撰写报告；报告，做空盈利。为了获得超额回报来弥补调研成本和做空风险，做空机构往往会寻求机构投资者的支持。王婧玮（2013）指出著名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对于资料的搜集和分析采用两个相互渗透的方式，其一为案头分析，其二为实地调研。此外做空机构在进行财务分析时，还需要调查关联方、验证外部单位、对比同行业公司、咨询专业人员，最终完成价值重估。王仲兵等（2012）认为做空报告主要是质疑公司商业模式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的透明度。其举证带有较强的主观推断，报告内容并不严谨。而且做空机构仅从会计角度指责中国概念股企业，并没有充分考虑中国概念股企业的战略意图。做空报告的背后其实是一条由律师、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及市场研究机构等组成的利益链条。
至于中国概念股应对危机的策略，王峰娟和代英昌（2011）建议，为应对危机公司应健全财务运行，透明信息披露，谨慎选择上市中介和建立健全“自赎”机制。余波（2012）提出，为应对做空危机中国概念股公司应认真掌握所在市场的监管法律法规，并树立相应的法治理念和合规意识；严格遵守信息披露职责，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加强企业的规范性；同时要策略性地应对并化解集体诉讼风险，并可在新的平台上借助并购、PPP策略等方式重塑企业价值。魏琼琼和张庆雷（2013）指出面对做空事件，基于商业模式的信息披露是最有力的回应策略。基于商业模式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企业的战略定位问题；收入实现的关键渠道、活动及要素；将收入结构与成本结构对比后形成盈利结构；企业商业模式在当前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可持续性等。
综上所述，目前对中国概念股做空危机的研究，多为财务和法律视角下的定性分析。多数文献针对具体的中国概念股，强调美国市场做空机构的“恶意”，并提出相应的实务对策。但是目前的研究缺乏对中国概念股做空危机的总体评估，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从危机中发掘出实质的经验教训。有鉴于此，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美国市场上做空机构报告对中国概念股短期和长期市场表现的影响，以检验中国概念股是否存在问题，发掘中国概念股信任危机的主要成因。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概念股回归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实证研究
2010年底开始中国概念股集体遭遇了做空危机。“香橼”公司和“浑水”公司为主的做空机构陆续披露中国概念股公司财务造假、违规操作等负面行为，导致海外投资者大量抛售，引发了大面积的股价暴跌和退市现象。其中，“香橼”公司自2006年至2014年间先后狙击了20多家中国概念股公司，其中16家股价跌幅超过80%，中国高速频道、东南融通等7家中国概念股公司退市。“浑水”公司于2009年开始，先后针对东方纸业、绿诺科技、多元环球水务和中国高速频道等多家中国概念股民营企业做空报告，致使其股价大幅下跌，并被交易所停牌、摘牌或私有化。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罗仕资本统计，截至2013年底，已有60多家中国概念股遭遇转板、摘牌或私有化退市，主要就包括股价低迷、遭遇集体诉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介入调查等。而浑水、香橼等做空机构出具的做空报告正是这一危机的导火索。
本文将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定量考察做空机构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股价的实际影响，以探索中国概念股做空危机的真实成因。
（一）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浑水和香橼两家做空机构在其官方网站所看空的中国概念股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样本所在的证券市场包含NASDAQ（纳斯达克）、NYSE（纽交所）、OTCBB（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TSX（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以及SEHK（香港联交所）在样本选取中我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四家由于退市时间过久而无法获得有效股价数据的中国概念股公司。（2）剔除一家由于在事件研究估计窗口内转板而造成股价异动的中国概念股公司；剔除两家由于在事件窗口内因重大利好导致股票价格发生显著变化的中国概念股公司。（3）剔除一家在事件发生后持续停牌一直未复牌的中国概念股公司。（4）有两家中国概念股公司分别被浑水和香橼做空，本文以最近一次做空为研究样本。筛选后样本总量为21个，具体样本如表1所示。
（二）研究方法
事件研究法主要应用于有效的股票市场，分为短期事件研究法和长期事件研究法两类。其研究过程一般分为四个步骤：定义事件以及窗口、选取研究样本、计算正常收益率和估计异常收益率。本文使用的事件研究法的具体细节如下：
1.股票市场的有效性
事件研究法成立的前提条件，就是相应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本文涉及的三股票市场均为成熟市场，检验市场有效性的文献较多，结论也趋于一致。如韩德宗和虞红丹（2002）运用序列自相关分析、游程检验、滤嘴法则和自回归残差检验四种方法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数（纽约证券交易所）和NASDAQ综合股价指数进行检验，发现美国这两个股票市场呈弱式有效性。范B东（2015）对香港恒生指数进行自相关性检验和单位根检验，发现近期香港股票市场为弱式有效。Alexeev和Tapon（2010）对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所有股票进行检验，发现多伦多股票市场为弱式有效。据此，我们可以采用事件研究法对三个股票市场的中国概念股进行研究。
2.事件以及窗口
事件研究法的第一步就是对所研究的事件进行定义，并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即事件日以及相应窗口。事件日确定后，需要选择估计窗口区间、事件窗口区间和事后窗口区间。如图1所示，T=0表示事件日，[T1，T2]为事件窗口，用于检验事件对股票价格产生的影响。[T0，T1]是估计窗口，为事件发生前不受事件影响的时间区间，用于估计该股票正常收益模型的参数；[T2，T3]为事后窗口，此窗口选在事件发生之后，用于对股票事后价格进行研究。在短期事件研究法中，该窗口时间跨度一般为几天或几十天。在长期事件研究法中，该窗口时间跨度一般在一年以上。
本文以香橼和浑水每次中国概念股做空报告的日期为事件日，对每次做空事件分别进行估计。确定了事件日后，需要确定事件窗口和估计窗口。在短期事件研究法中，事件窗口选定为[-5，10]，共16个交易日，估计窗口期间选定为[-105，-6]，共100个交易日。在长期事件研究法中，事件窗口选定为[0，18]，共19个月，估计窗口为[-18，-1]，共18个月。
4.长期事件研究法
长期事件研究法的异常收益率估计可以采用CAR和BHAR两种模型，BHAR模型是对CAR模型的改进①。故本文采用BHAR模型对做空报告长期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计算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之前需要确定正常收益率估计模型。为了保持短期和长期正常收益率模型的一致性，本文通过市场模型估计被做空中国概念股的长期正常收益率。
计算BHAR时我们通常使用月收益率数据。做空报告后[0，T]月内被做空公司i的正常收益率为R[DD（-*2/3][HT6”]^[][HT][DD）]it，与式（4）类似：
R[DD（-*2/3][HT6”]^[][HT][DD）]it=i+β[DD（-*2/3][HT6”]^[][HT][DD）]i*Rmt（7）
其中，i和β[DD（-*2/3][HT6”]^[][HT][DD）]i为市场模型的估计出的参数，Rmt表示事件窗口期内对应指数在t期的收益率。
因此，做空报告后[0，T]月内被做空公司i的BHAR为：
BHARiT=∏Tt=01+Rit-∏Tt=01+R[DD（-*2/3][HT6”]^[][HT][DD）]it（8）
其中，T∈0，18，t=0表示做空报告的当月，t=1表示报告后一个月，依次类推。R[DD（-*2/3][HT6”]^[][HT][DD）]it表示市场模型估计出的证券i的月收益率。上式表示从做空报告的当月到后T个月，连续持有证券i获得的异常收益。
宋希亮等（2008）均采用等权平均方法计算全样本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本文因此也采用等权平均法估计全样本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全样本投资组合P即各股票的权重相等的投资组合在[0，T]月内的平均BHAR可以表示为：
BHARPT=1N∑Ni=1BHARiT
=1N∑Ni=1∏Tt=01+Rit-∏Tt=01+R[DD（-*2/3][HT6”]^[][HT][DD）]it（9）
其中，N为证券投资组合P的公司数量，为证券i在做空报告后[0，T]月内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
若BHAR不服从正态分布，则均值的可靠性降低，中位数的参考意义更大。因此本文对等权证券投资组合P在[0，T]月内的BHAR的中位数也进行了考察，其计算方法为取证券投资组合P中成分证券的中位数。
（三）研究结果
1.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是时间序列数据，在对估计窗口内个股实际收益率及相应的市场指数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考察两组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因此采用ADF对个股实际收益率以及相应的市场指数收益率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
2.短期事件研究
（1）全样本平均异常收益率与累计异常收益率。平均异常收益率AAR是在事件窗口内每一个时间点t上，所有个股（本文共21只股票）异常收益的算术平均值。据此可以判断，做空报告的对中国概念股每日价格的具体影响。
累计异常收益率CAR是在事件窗口内每一个时间点t及t时点之前的平均异常收益率AAR的加总。它反映了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超额收益整体走势的影响。
图2为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短期影响的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与累计异常收益率的情况，其中横轴为时间轴，区间[-5，10]，即事件窗口，时间点0表示做空报告的日，左侧为日之前的时间点，右侧为日之后的时间点。
由图2可知，平均异常收益率AAR在做空报告日前后一天显著为负，尤其是在事件日当天，AAR达到最低点为-0.1489。此后，AAR逐渐趋于0并围绕零轴上下波动，也就说明在做空报告的当日，信息得到了最大的释放。而在-1和-2日时，AAR的负值表明信息可能在事件发生前便有所泄露，提前得到部分释放。从累计异常收益率CAR曲线中，可以发现自-1日起其呈现负效应，并逐渐放大，直到事件日后第二天趋势开始平缓。截至事件窗口结束即做空报告后的第10日CAR依然远小于0。说明做空报告的对涉事中国概念股价格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
我们因此得出Y论：做空机构做空报告的造成中国概念股股价异动，并表现为显著的负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做空报告的有效性，本文还对[-5，10]区间内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结果进行了纵向的T检验。检验结果表明：CA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0，进一步说明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股票价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3）单一样本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及统计检验。在全样本检验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检验做空报告对标的中国概念股股价是否存在负面效应，本节对单一样本进行事件研究并对累计异常收益率进行统计检验。单一样本累计异常收益率的统计检验采用与全样本累计异常收益率类似的检验方法。
原假设：事件窗口内做空报告未显著影响股票价格。
备择假设：事件窗口内做空报告显著影响股票价格。
图3和表4所描述的是对21家样本公司分别进行短期事件研究得出的结果。可以发现，做空报告对其中16个样本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在5个不显著的样本中，根据图3仍可以看出，在做空报告的当天，每个样本的累计异常收益率都有显著的下降，说明做空报告依然对这5个样本具有一定的负效应。综合来看，单一样本的事件研究结果与对全体样本的检验结果一致。
3.长期事件研究
我们在前面短期事件研究基础上，采用长期事件研究法检验做空机构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股价是否存在长期影响。长期事件研究法以计算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替换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在此次检验中，我们以做空报告前的18个月为估计窗口，以做空报告后的18个月（未包括报告月）为事件窗口。由于部分公司在事件发生不久后即退市，其事件窗口的时间跨度不满18个月可能导致全样本BHAR值的错误估计，因此长期事件研究的样本将剔除数据信息不完整的5个中国概念股公司。
（1）全样本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本节选用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反应股市长期收益率的变化，如果BHAR>0，说明实际连续持有收益率高于市场模型估计的正常连续持有收益率，即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的股价有正效应；如果BHAR
根据前文中长期事件研究法的正常收益率、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和等权平均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的计算方法，检验结果如图4。
由图4可以发现，从整体来看，做空报告后的18个月内，BHAR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值且不断下降，股价持续低迷。这表明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具有长期的负效应，这与大部分遭遇做空的中国概念股公司被迫退出美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符，也与短期研究的结论相互支持。
分阶段来看，做空报告后的前三个月内BHAR的均值和中位数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这段期间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股价产生的负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分化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被做空公司在事件发生后采取诸如声明、完善披露等应对措施以抑制股价的快速下跌，股价在前期被打压后有所企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做空报告后的第4个月至第18个月BHAR的均值和中位数出现显著差异，中位数呈现整体缓慢下降的趋势，而均值的下降甚至接近于-1500%。这主要是因为BHAR的数值随着时间变化对前期的异常收益更为敏感，导致部分中国概念股的BHAR值波动急剧增加，进而影响全样本BHAR均值的计算。而BHAR的中位数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极端数据的影响，更能体现全样本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表现。
为了进一步验证做空报告的长期有效性，对全样本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的均值和中位数结果进行T检验，结果如表5。
表5说明，无论是从均值还是从中位数角度，做空报告在后的6个月、12个月、18个月内均对中国概念股股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2）单一样本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通过全样本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分析不难发现，在长期做空报告的在整体上对中国概念股的股价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为了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优质中国概念股被恶意狙击的情况，本文逐一检验了样本股票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在计算正常收益时采用市场模型，做空报告当月记为t=0，事件窗口选定为[0，18]，共19个月，估计窗口为[-18，-1]，共18个月。剔除五家不满足事件窗口和估计窗口数据要求的样本后，样本数为16。
从图5我们发现，在做空报告后的第18个月，所检验样本中只有奇虎360（NYSE：QIHU）和斯凯网络（NASDAQ：MOBI）在长期内具有正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其余样本的长期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均为负值，从侧面反映了长期内做空报告对绝大部分中国概念股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奇虎360被香橼七次唱空，却只在第一次做空报告披露时股价下降1135%。主要原因在于奇虎360确实具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及时披露的财务信息。斯凯网络在被香橼做空当天股价下跌2205%，此后股价在一段低迷后有所回升。而香橼于2014年3月17日罕见地对其“空翻多”，认为相比于广阔的业务前景，其估值较低，看好斯凯网络。虽然香橼、浑水等做空机构的报告在长期对中国概念股整体仍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也确实存在如奇虎360和斯凯网络这样的优质公司被恶意做空情况。优质的中国概念股公司即使短期被恶意做空，在长期股价也必然会回归公司的内在价值。
图5中东方纸业（NYSE：ONP）和中国新博润（NASDAQ：BORN）两个样本的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存在异常，主要原因是在进行正常收益率估计时，估计窗口内的股票价格大幅增长，市场模型中对应市场收益率的参数估计的值过大，从而影响对事件窗口内正常收益率的估计，这也是为何全样本BHAR均值和中位数在后期显著分化的原因之一。
表6的T检验结果表明，仅有奇虎360、斯凯网络和金融界（NASDAQ：JRJC）的T统计量不显著，说明长期内做空报告对这三个样本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图5结果基本吻合。奇虎360和斯凯网络T检验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公司本身较为优质，较强的抵抗了做空报告带来的不利影响。而金融界T检验不显著的原因则在于其前九个月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大部分为正，进而影响其总体的T检验结果，但是从图5中可以看出金融界的累计异常收益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从做空报告后的第12个月开始显著为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长期而言做空报告对金融界仍然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其余13个样本均在1%至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做空报告在长期内对其余13个样本公司股价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综上，虽然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公司股票价格的长期影响视公司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单一样本的长期事件研究结果与对样本总体进行的检验结果基本吻合，即做空报告对中国概念股具有长期的负效应。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美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为完备有效的证券市场之一。这一市场无论是运作机制还是监管体系都已十分成熟，在证券监管实践方面也积累丰富的经验。香橼、浑水等做空机构所做工作的本质是尽职调查，扮演的是证券市场“清道夫”的角色。他们通过案头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寻找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中不实或者矛盾之处，经过仔细分析判断后以做空报告的形式公之于众。如果做空机构的推断正确，这些机构可以通过股票做空机制获取超额收益。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也在客观上增强了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当然如果做空报告信息错误乃至违法，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做空机构一般会受到市场和监管的双重惩罚。总之，虽然空头机构的最终目的是赢利，但它们却对问题上市公司形成威慑，起到了第三方监督的作用。
对于中国概念股的做空危机现象，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具体分析每家公司的财务信息的真伪、内部治理的好坏乃至做空报告的虚实。因为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这样的定性分析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概念股公司和做空机构各执一词，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在没有完全掌握（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信息的情况下都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有效市场反映了公司所有信息，因此能够做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市场所发现的结论。
在有效的美国证券市场环境下，本文实证发现，做空报告在短期内对相应中国概念股的股价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累计异常收益率。做空报告在长期内对中国概念股股价的影响较为复杂。总体来看做空报告在长期内对中国概念股的股价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大部分中国概念股公司在长期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著为负，以致其中部分公司选择退市、转板或私有化。但也有少部分中国概念股公司如奇虎360，在长期中股价逐步回升恢复，连续持有异常收益率也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显著为正。美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反应表明，大多数遭遇做空危机的中国概念股公司应该都存在诸如财务虚假、关联交易等问题，确实应该受到市场和监管的双重惩罚（具体情况详见表7）。当然也存在少数中国概念股公司虽然在短期内因做空报告披露而股价下跌，但在长期中市场会纠正做空报告的错误，公司股价逐步恢复。这种市场的误解也许来自中美文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制度的差异，但做空报告的错误或者误解在长期内一定会被有效市场所纠正。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美国证券市场反映出的中国概念股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而非做空机构的恶意或者错误。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转贴于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转贴于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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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宝洁公司的全球销售额超过了514亿美元，全球雇员超过10万，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300多个品牌的产品，而汰渍是众多品牌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汰渍(Tide)被称做“洗衣奇迹”，自从1946年推出以来，汰渍经过了60多次技术革新及市场开拓。由于采用了新的配方，洗涤效果比当时市场上所有其他产品都好，再加上合理的价格，汰渍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洗衣粉品牌之一。
汰渍进入中国市场也已有10年历史，从汰渍第一代到柠檬汰渍再到第三代加强型，短短数年里汰渍经历了几次升级。早在进入中国的第5个年头，汰渍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洗衣粉品牌。年销售额20亿元左右，是中国洗衣粉市场上的龙头品牌之一。
出生前—严谨的品类规划
夸克(中国)企业顾问有限公司CEO王磊，曾经在宝洁(中国)公司服务了5年，参与了汰渍产品在中国上市及升级规划实施。王磊告诉记者，宝洁的一大特点是，对于任何市场，要么不进入，只要选择进入，就一定要最终占领这个市场。在中国，宝洁早将洗衣粉品类的结构、规划和分阶段实现目标的时间计划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汰渍是在宝洁严谨的品类规划的指导下产生的，因此汰渍先天就有取得成功的优势。
看起来不起眼的洗衣粉，凭借其日常使用量大的特点，在宝洁的销售布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宝洁公司一直对洗衣粉的期望很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宝洁的洗衣粉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销售额，都占到宝洁公司在当地整体销售额的一半。
在中国，宝洁公司最早推出的洗衣粉其实是定位为高档品牌的碧浪(ARIEL)。碧浪1993年在中国上市时，提出了免搓洗概念，凭借其出色的洗涤效果和高尚的品牌形象，专攻高端用户，销售额很快过亿元。
尽管碧浪利润率相对较高，然而价格因素使其销量受到很大限制。宝洁当时还一口气买下了北京的熊猫、广东的高富力等几个中国本地品牌，这些品牌尽管在各自地区有很大的销量，但并不能给宝洁带来大的利润。
宝洁的计划是，用碧浪满足高端市场，用本地品牌满足低端市场同时占领货架。前者是形象品牌，后者是货架品牌，在这中间宝洁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利润品牌。这个利润品牌，宝洁选择了汰渍，汰渍被计划成具有较强的功效、合理的成本和价格、良好的品牌形象。
出生—先有概念后有产品
1993年底，宝洁在中国的汰渍品牌小组成立，小组从消费者需求与习惯研究中得到的数据显示，消费者关心的洗衣粉前三个基本功能是日常清洁、去油、衣领、袖口清洁，再通过概念开发座谈会和消费者深度访问后，宝洁确定了两个待选概念：一个是油迹去无痕，另一个是领干净，袖无渍。
在随后的概念测试阶段，由产品研究部开发配方，进行匿名产品测试，通过将品牌总体评价、功能评价、购买意向的测试分数与白猫和活力28比较，得出两个概念皆有上市成功可能的结论。最终品牌小组选择了“去油污”概念。
然而，汰渍在“去油污”概念下销售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品牌生长并不理想，概念未能明显胜过竞争对手，真正打动消费者。于是汰渍品牌小组决定，全国推广暂缓，重新选择概念。汰渍再次进行了大量调研发现，领子、袖口是消费者对他人形成印象的一个信号(signal)，而当时并没有别的厂家想到这个概念。因此这次他们选择了“领干净，袖无渍”。这一概念获得了很大成功，宝洁随后推出了柠檬汰渍，来推动销量。
王磊说，要想理解汰渍的营销思路，必须首先知道：与国内许多企业先做产品再找卖点不同，在宝洁，永远是先有概念后有产品。宝洁推出的其实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概念，一个说法。
宝洁先把汰渍要卖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概念决定下来，再交给产品研发部门。产品只是概念的载体，如果调研发现消费者确实需要这个产品，宝洁就去开发这个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国家，汰渍定位得比碧浪低档，而在另一些国家，汰渍定位得比碧浪高档。在不同国家，汰渍的定位甚至产品本身都可能不一样，一样的只是“汰渍”这个牌子。
王磊说，这个流程有点儿像日本汽车企业中应用广泛的精益生产模式，其实就是QC(质量控制)的过程，宝洁将营销过程拆成很多个小过程，然后对每个小过程进行QC。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明确的质量标准。
成长—消费者需求研究
在汰渍多年畅销的背后，也依靠了宝洁长期监控消费者需要的体系。消费者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凭借科学的市场研究模型，宝洁持续性对消费者需求进行观察和研究并做出反应。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市场研究模型中的50%是宝洁发明的。
市场研究模型中最重要的，是关心消费者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宝洁对顾客需求做了很多研究。消费者需求通常分为四个层面，层次越低，需求越具体，第一层需求叫消费者价值需求，例如“我需要适合我的”，然后层次逐渐下降，到了第四层变为利益需求。
但是作为厂商应该关注消费者哪种层次上的需求呢？宝洁认为，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现时现刻重要而未能得到满足的需求。这种需要可以作为长期发展产品的信息。汰渍推出三重亮白，就是因为这是消费者当前最重要的需求。对洗衣粉这种使用性强的产品来说，消费者的价值需求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并不为宝洁所看重。
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汰渍一贯宣传洗衣效果，而不多在价值层面上做的文章。然而，就在很多曾经辉煌的洗衣粉品牌如活力28、白猫被汰渍击垮之后，汰渍却被雕牌打了个措手不及。雕牌“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这一口号，以及下岗女工的故事，从精神层面打动了消费者。因为宝洁着重以利益为基础的宣传，而雕牌宣传则以价值为基础，雕牌正是在价值需求层面上突破了宝洁，尽管这跟产品本身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消费者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价值理念不光存在，而且已蔓延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事实又证明，宝洁从管理上将汰渍定位为一个利益需求为基础的品牌是正确的。尽管在短期内雕牌给了汰渍很大的压力，但最终对洗衣粉来说，消费者看重的还是产品，洗干净和洗白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汰渍一降价，便大量收复失地的原因。
宝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标准体系，将对消费者的持续研究应用在产品升级上。宝洁采用管道式新产品开发模式，螺旋形地进行产品升级。一个产品一上市，其升级产品就开始研究了，等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成长到一定阶段，新产品就出来了。可以说，宝洁对消费者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升级无休无止，像螺旋一样不断往前走。宝洁知道，一个产品好卖不等于就能卖千秋万代。要做好品牌，只有螺旋形前进才能保证，因为今天再新的东西，到了明天可能就很普通了，与其等着那天到来，还不如主动去否定和推翻自己。
链接：
宝洁量化的工作流程:
一、前期概念的筛选过程：
访谈
开座谈会
拿出概念原型
量化的调研测试
设计多个不同概念让消费者进行评价
预测消费者的购买情况
二、确认产品和概念匹配
一、公允价值――内涵与价值相关性文献回顾
(一)公允价值内涵研究财务报告研究通常表达为信息观与计量观(Beaver，1998)。在信息观下，投资者会根据信息披露进行决策；在计量观下，资产或负债的计量方法会影响到投资者决策，因此应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信息观和计量观共同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公允价值研究属于计量观，学术界基本认同公允价值计量是潮流所趋，但其概念应用仍存在难题。公允价值计量将未来估计包含于当期财务报表中，有利于提供经济决策有用性信息，与财务报告目标一致，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十分关注公允价值会计(Barth，2006)。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1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分别给出了公允价值的权威定义：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IASB)；在计量日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FASB)。我国公允价值的概念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保持一致。葛家澍(2007)比较了两大权威机构的定义后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乃是财务会计发展的大势所趋，如果公允价值得以全面应用，则财务会计将有可能反映企业的价值(或其近似值)。在应用上，多数学者认为公允价值是一种复合计量属性(常勋，2004；谢诗芬，2004；葛家澍，2006等)，实务中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管理层只要提供充分理由和证据便可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公允价值可能存在多种表现形式。陆建桥(2005)认为，现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尚缺乏具体应用指南以指导公允价值计量，其中，尤其是对于公允价值具体表现形式并不明确。基于以上公允价值内涵总结，与其说公允价值是计量属性，不如说公允价值是各种计量属性试图最终达到的理想目标(刘浩、孙铮，2008)。
(二)价值相关性研究如果资本市场对某项会计信息的披露作了显著反应，一般认为该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该类研究称为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对会计制度改革、证券市场监管和投资者决策意义重大，从而成为资本市场环境下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价值相关性研究集中于投资者决策，与准则制定目的一致(Barth，2007)，因此大量公允价值的研究基于价值相关性视角。相关性与可靠性是准则制定者评估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标准，国际上，Barth、Beaver和Landsman等人引领了该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基本认同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损害可靠性(Barth、Beaver和Landsman。1996；Easton、Eddey和Hanris1993；Barth和Clinchl998；以及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等)。而公允价值计量并非完全不具有可靠性，如Barth、Landsman和Rendleman(1998)的研究发现采用估值技术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市场价值之间差异并不大，但两者的波动却有显著差异，债券估值与估计顺序之间高度相关，而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则发现了有形资产重估价值与公司未来的业绩变动联系紧密的证据，该研究表明公允价值计量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靠性。近期的系列研究表明，管理层的意图影响到了资产重估的可靠性(cotter和Richardson，2002；Dietrich、Harris和Muller 2001；MuHer和Riedl 2002；Danboh和Rees，2008等)，公司治理因素也影响到公允价值的可靠性(Aboody、Barth和Kasznik，2006；Barth、Hodder和Stubben，2006等)。在我国，政治导向与政府行为一直是中国会计研究的主要特征(汤云为、薛云奎，1998)，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反映了这一制度背景。
时间维度上，1992年启动的与国际接轨的一轮会计改革强调受托责任，重视历史成本计量和利润表因素。虽然1999年的具体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但时间很短。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A股和B股、A股和H股的会计盈余差异比较方面(李树华，1997；Chen，Gul和Su，1999；李东平，1999；蒋义宏，2002；李晓强，2004；邓传洲，2005等)。也有文献研究了A股市场上的价值相关陛问题，如陆宇峰(1999)和王跃堂、周雪和张莉(2005)的研究证据表明，在我国，尽管历史成本计量符合可靠性要求，但损害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周忠会和罗世全(2000)指出，财务会计目标在于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性信息，在计量上要求使用有别于历史成本的多重计量属性。2001年启动的一轮会计改革强调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2006年新准则体系)，历史成本计量居于优先地位，公允价值适用范围虽受到限制，但以概念框架的形式确立了其地位。囿于时间和数据因素，学术界尚未大量开展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谢荣、赵春光和宋德亮(2007)的研究发现投资者逐步认识到公允价值能够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并在投资决策中加以运用；张烨，胡倩(2007)研究香港公允价值计量的实施效果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司价格和市场收益率产生了显著的增量解释能力；杨善林、杨模荣和姚禄仕(2006)找到了权分置改革对业绩较差公司股票价格的偏离程度有修正作用的证据。
二、公允价值概念――方法论视角
(一)价值概念的思考作为思维形式，概念是一种主观认识，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主观认识，必须借助于媒介观察这种认识。价值正是人们定义的一种概念，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体现。《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北京第1版)中，价值有两个涵义：政治经济学中指凝结在商品中的生产者的社会必要劳动；通常指用途或重要性；第一种解释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第二种解释属于一般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高低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长短计量，还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体现商品的价值。而在一般范畴上，实体的用途或重要性通过媒介衡量。美国兰登书屋韦氏词典中(第三版，1998年)对于价值的一个解释是通过货币、商品和劳务来体现等价(equivalent-n money，goods or services)。实体的价值作为虚的概念，必须通过交换或一定的计量方法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其价值，而无法通过自身体现其价值。会计上，用货币计量资产或负债的价值。计量价值时，或者是通过直接的市场交换，或者通过一定的估值技术。市场交换需要另外一个实体来体现价值，而采用估值
技术是利用估值模型的参数组合来表示价值。例如，公司价值在财务学中一般采用股利贴现模型，用未来现金股利的折现值来表示公司价值；在会计学中，则用Fehhom和Ohlson(1995)模型，该模型将公司价值转换为公司账面值与超额回报的贴现值之和。
(二)公允价值概念再思考从计量角度而言，资产或负债是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折现值，因此将对未来的估计包含在今天的财务报表中具有理论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会计以受托责任为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重视历史成本计量，同时配以信息披露，披露无法通过计量而进入财务报表的信息，以解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用目标。在有效市场理论指导下，会计目标逐渐转向决策有用性，信息观成为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的主要观点。在信息观的指导下，Barth(2006)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在于决策有用性，当期财务报表包含未来估计有利于提供决策有用性信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因此关注公允价值会计。公允价值是面向市场、以假想交易为对象的一种估计价格(葛家澍，2007)，公允价值自身的特点使得公允价值的表现方式存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活跃市场上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第二层次，不存在活跃市场，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价格；第三层次，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采取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价格。从上述三个层次来看，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只要管理层提供足够理由和证据就可以根据交易目的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使得公允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既可表现为历史成本，又可以是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或现值。概念的特点使其成为一种复合型计量属性，作为一种虚构概念，必须通过交换或计量合法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其价值。
三、公允价值概念应用条件――权利对等与信息对称
(一)IASB和FASB关于公允价值概念的比较比较IASB和FASB的定义，1ASB为公允价值描绘了一种理想状态，但公允这一概念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应用的误区。在FASB的概念中，“市场参与者”包含了“熟悉情况的当事人”，也包含那些不熟悉情况的当事人，“有序交易”则有多次交易的含义，从概念的应用上看，IASB的公允价值概念具有更强的实用性。
(二)公允价值概念的应用条件公允价值不是从某种量化方法出发，而是从产生计量结果的交易状态出发，通过保证交易的公平性来确保计量结果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实质上是对经济资源背后权利的定价，通过价格体现的公允价值天然地和权利定价联系在一起。IASB和FASB的定义尽管表述上存在差异，都需要两个条件，其一为交易双方权利的平等，其二为交易双方信息的对称。以IASB的定义为例，“熟悉情况”指当事人掌握的信息对称，“自愿”是建立在双方权利对等的前提下。FASB则以“市场参与者”与“有序交易”确定了交易双方权利对等和信息对称两个条件。可以利用矩阵表示信息与权利的四种组合，公允价值是在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一个假想价格，而且这种价格有三种方式体现(存在活跃市场、不存在活跃市场有类似交易，不存在活跃市场无类似交易)，管理层可以根据合同约束选择效用最大化的计量方式。
关键词：人力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2-0154-06
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问题，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没有太降温的重大理论问题，甚至目前还有进一步升温的必要。因为随着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得到愈益彻底的贯彻，这一理论问题，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微观看，界定和维护广大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已成为深化国企改革，构建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从宏观看，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是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产权体系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块重要基石。王海杰博士的《”劳动产权”概念辨析》［1］（下简称”辨析”），廓清了”劳动产权”概念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认可了劳动力产权范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前进了一步。不过，似乎并不彻底，值得研究的问题仍很多。仅就王海杰博士的”辨析”一文而言，特别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至少有这样三个：第一，劳动力产权概念是否严谨，能否替代劳动产权概念；第二，”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1］；第三，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应如何科学界定。拙作《国企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力产权透析》［2］提出了人力产权范畴，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针对上述三个问题以及确立人力产权范畴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再作探讨，兼与王海杰博士商榷，故曰”再论”。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提出和确立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必然性
（一）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对比分析：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
王海杰博士对”劳动产权”概念四种观点的分析富有理论价值，但若把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加凸现这些概念对劳动者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概括的含混以及由此构成的理论研究障碍。
作为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经济学范畴，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劳动财产权，不同学者或理论家各自赋予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在李惠斌教授笔下，”劳动产权指的是以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的社会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3］（p21）曹天予教授则认为”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产权，指的主要就是劳动者根据其付出的劳动（即投入生产的人力资本）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产权是劳动产权的最主要表形式，因为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是在生产中（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而）实现的。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产权一样，劳动产权的核心是剩余索取权。”［4］（p31）显然，二者对劳动产权概念定义截然不同。前者指劳动财产权；后者指劳动者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是王珏教授笔下的劳动力产权。王珏教授认为，”劳动力产权可以理解为：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劳动力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是规范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规则；也是一定社会阶段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历史性。”［5］（p40）虽然王珏教授的劳动力产权概念的内涵比曹天予教授的劳动产权概念的内涵更丰富也有一定的本质差别，但二者与李惠斌教授的劳动产权内涵有共同的本质不同。由于三者在研究同一问题使用概念内涵上的不一致，理论说服力变弱是必然的。这构成提出人力产权概念以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现实表层原因。深层历史原因是劳动产权范畴产生300年来，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依托劳动能力和劳动活动，形成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不同理论概括。
（二）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等概念的深层历史原因：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不同理论概括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末出版的《政府论》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增量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劳动者，因此使得个人的财产具有了合法性，因而称其为劳动产权”。亚当・斯密在洛克发表《政府论》约一百年后，对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但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自己拥有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财产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3］（P23－24）可见，在亚当・斯密那里，洛克的劳动产权概念内涵已由劳动财产权演变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技巧的产权，即演变为劳动力产权。由于亚当・斯密进一步从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特殊作用，论证了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之洛克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亚当・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把劳动创造的价值误解为劳动力价值。对此，马克思曾在其”工资”理论中做了深刻剖析，指出”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功能一样。”［5］（P585）二是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误解为劳动力产权。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洛克。因为在洛克那里，劳动者是其创造的财富的所有者，而在亚当・斯密那里，劳动者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把劳动创造的财产的产权即劳动财产权等同于劳动力产权了。马克思在肯定亚当・斯密的”劳动财产权是一切其他财产权的主要基础”的天才观点的同时，扬弃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缺憾或谬误，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阐明了工人应该拥有自己人力产权的各种权利。马克思论证界定的劳动力价值理论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术语说，就是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即人力产权理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家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剥夺过程，亦即劳动本质异化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6］（P91）进而，马克思论证了劳动本质异化复归的道路，即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真正成为自己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主人，实现向人的本质的”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复归。［7］（p12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洛克的”劳动产权”范畴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范畴是不科学的，它没有充分说明劳动的本质，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扬弃了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斯密的劳动力产权理论”的谬误”［3］（p24），准确地阐明了劳动者产权权利，并准确地找到了解决的路径。
可见，劳动力产权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不宜甚至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科学范畴。从我国目前理论界对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概念的不同理解、论述和洛克、斯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对劳动力产权概念的重视及内涵的科学阐述，我们既可以看出劳动产权或劳动力产权概念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上的不统一构成的研究上的不便甚至障碍，又可以看出不宜用劳动力产权概念概括马克思的论述。由此可见”辨析”关于劳动力产权论述的残缺性，以及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残缺性。因而，探讨准确恰当概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理论的概念势所必然。于是，人力产权概念应属应运而生。
与此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经济学的社会性质角度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即从洛克劳动产权（财产权利）论到斯密劳动力产权论，再到马克思活劳动价值论以及其揭示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理论演进轨迹，反映的是物本经济学到人本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劳动产权、劳动力产权这类概念，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对人力产权范畴揭示的已近乎一目了然。也这是马克思的这些重大理论贡献，才使人力产权概念从经济学范畴体系中析出具有了呼之欲出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马克思的人力产权理论，需要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中，加以发掘和弘扬。
二、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和确立的实践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历史性析出过程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
1．人力产权概念的定义和析出的历史性过程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谓人力产权，即劳动者基于自身劳动技能获取生存、发展、享受资料，保障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以及自身价值实现的对其人力所有、占有、支配和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中人的要素被称为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掌握先进技术或知识的活劳动要素被称为人力资本，并被视为经济或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从生产力的日益现代化，生产力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加速缩小的趋势看，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即人力资本被狭义地定义为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成为有较高技术者或特殊专长者的专用术语的情况在淡化。虽然目前还无法判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彻底消除的具体时间，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已经取得主人地位的所有劳动者，应该一律视为人力资本而与物资要素资本相区别。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中，就可以而且应该对经济中一切人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人力产权，一切物的要素产权统一界定为物力产权或资本产权。
2．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和以人为本本质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形态相容共存产权制度中的人力产权。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经济性质和一切生产要素的资本化，经济关系中人力产权属于劳动者个人的同时，其价值的实现，必然借助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具有主人加商品的二重属性和在三个层面上具有三重身份。家庭层面，是人力产权维持和发展（自己以及其家庭成员）的主人；政治层面，是社会的主人；经济层面，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同时，兼有公有企业的主人和企业雇员的双重身份，还可以是私有企业的雇主或雇员。因此，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的实现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首要层面是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和人生价值实现权。包括就业权、就业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其次是作为经济和社会主人的劳动者的公有经济所有者和社会主人资格应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力。表现为所应有的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即主人履行社会职责的应有权利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充分取得及享受的权利，以及对全民经济和其所在公有经济组织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再次是劳动者与时俱进地提高技能、完善自我需要的学习、进修等不断提升人力产权价值的附属权利，即人力产权的全面持续的发展权。因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可以简要概括为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历史地看，后三种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是只有社会主义劳动者才可能较充分享有的权利。因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私人垄断社会的劳动者人力产权权利，长期以来，基本被局限于基本生存权之内。［8］(P1584)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充分享受权和主人履责权等各项权能和权益的充分实现。因而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人力产权各项权能和相应权益的实现。
社会主义人力产权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体现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或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髓。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围绕每个劳动者及其家庭这一商品（市场）经济最微观市场主体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其基点，都是人力产权。人力产权”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展开的基点”，其所拥有的可以用于交换的各种商品，只是其人力产权实现的一种派生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演进史的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迁史。”“作为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力产权异化（资本主义部分）、复归（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学”［2］(P55-56)，自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髓。所以，人力产权和社会主义人力产权作为科学概念，应该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精髓。
（二）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
假如撇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仅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看，人力产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说到底，人力产权是基于生存权、发展权实现的权利。而一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诚如马克思关于人对自己所处的关乎自己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的一贯态度一样，是自然的，不可商量的。马克思说：”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9］(P491)人们对于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这种天赋性权利，在原始社会，首先表现为原始部落的公共产权，成为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一种形态，在部落内部人们之间公认和部落之间相互承认。其次表现为私有产权，即人类产权产生最初阶段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随着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几乎同时产生的以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生活资料私有制的诞生出现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论述是：”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0］(P37)”耕地起初暂时地，后来便是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地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私有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11］(P164)”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2］(P309)可见，无论人力产权、物质产权、公共产权、私有产权，还是产权观念、产权理论及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长期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伴生伴长。这一历史过程表明，各种所有制是产权的制度化形态，它基于人力产权的尽可能充分实现，客观本质是以人为本。因此，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但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变迁的理论，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产权的制度化演进理论。
可以说，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的人力产权以及派生的公共、私有等产权形态，是各种现代产权形态的起步或基因形态。迄今为止的人类生产关系的历史，从产权理论角度讲，是一个由此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升华而相应演进升华的产权形态变迁史。当然，人力产权以及其他一切产权形态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受特定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影响以至由其决定。
由上述可见，无论就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这一本质而言，还是从人力产权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看，王海杰博士”辨析”中的”劳动是产权的本质来源”的观点都难以成立。
再者，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及产生、确立的历史过程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揭示的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规律，使我们更深刻地看到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私有市场经济制度辩护士的本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均衡价格论和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但把交易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站在生产资料垄断者立场上，根本不研究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这种挖去了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这一经济关系最本质内核的交易关系，只剩下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象性外壳。因而，当”清晰”产权的时候，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产权应该清晰给谁。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刻，就采取模糊的方式，以所有权无足轻重（如张五常）等谬论加以搪塞。回避甚至撇开社会、经济关系的以人为本本质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我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出现的过分激励”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漠视广大职工人力产权权益的”产权改革”造成的收入过分悬殊、国资大量流失、公有经济弱化、社会稳定严峻等严重后果，已经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逾越的重大障碍。对此，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刻分析。
（三）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及确立的实践意义
作为阐述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学范畴，人力产权概念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本产权是来自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概念，是人力资本概念的延伸。当人力资本概念特指具有创新性和难以预测性的企业家及较高技能者时，与其所拥有的特殊技能相关的一束权益，便构成为所谓人力资本产权。而人力产权则泛指企业中一切人力要素的产权，既包括企业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又包括广大工人的权能和权益。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除了在于上述人力产权的与生俱来性和基于现代技术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决定的人力资本概念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趋势明显这一历史性原因外，还在于马克思的企业管理人员等也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同受资本家剥削的理论和史实。另外，还需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特别在公有经济中，不应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从社会主义人力资本中析出，而不按劳分配地单独优待。新自由主义者教条地套用西方企业近几年呈现的两个发展趋势（企业利益群体的主体由出资人向出资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和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体转变；由货币资本、实物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向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主导作用转变）的理论，导致的过分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激励而轻视甚至忽视广大工人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的国企改革实践，事实地成为国企存量资产分配不公而加剧收入过分悬殊的重要原因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在理论上摒弃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创新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而为改革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可见，科学界定人力产权概念，以与西方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迫切性。
三、人力产权概念确立的理论意义
在商品（市场）经济研究中，以人力产权这一概念代替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人力产权概念相对科学
人力产权概念与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相比较相对科学的理由，一是定义确切、简明。人力产权准确、明了地定义为经济中劳动者基于劳动技能的一束权利，比劳动力产权概念的表述简明、上口；同时，又不像劳动产权可以理解为劳动财产权，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产权那样，易引起歧义以致谬误，从而带来理论研究的不便，观点传播效果上的降低甚至错误。历史上，自洛克提出劳动产权概念大约100年后，斯密对洛克劳动产权概念的歧义，使”他没有看到这种劳动财产权的历史分化过程中存在着的逻辑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谬误”。［3］(P24)现在，王珏教授与李惠斌教授等对劳动产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分别从劳动力产权和劳动财产权角度对利润分享制度论述的情况，不利研究的深入。二是内涵宽广。人力产权概念定义为劳动者对基于劳动技能的劳动成果的一束权利，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对财富的创造上，最终的落脚点是劳动者的生存权、发展权、收益权和享受权。所以，人力产权概念既概括了劳动力产权的内涵，又内在地包括了劳动财产权的劳动产权内涵，还不像劳动财产权概念那样仅仅局限于劳动收益权的合法性，且体现了人类劳动目的的根本性质。三是具有广泛适用性。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自洛克以来的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范畴，即把劳动财产权统一定义为劳动产权，把有关劳动者劳动技能及劳动成果的一束相关权利统一定义为人力产权，放弃拗口且定义不确的劳动力产权概念，同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狭义的人力资本产权概念区别开来，凸显人力产权概念特有的以人为本本质。这样，人力产权概念既可以超越历史时期地广泛应用，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提供表达上的方便，又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以人为本本质，打上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烙印。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理论范畴支撑。
（二）确立人力产权概念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范畴体系的需要
在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过程中，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必然的。由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产权概念，以致使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而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是产权理论家，而且是博大精深的产权理论家，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产权理论的产权理论家。西方著名学者S・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力产权的研究。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首要核心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实质是人力产权实现方式的变革史。［3］（P55－56）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告诉我们，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位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必须拥有人力产权，才能取得交易资格，然后才能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说，人力产权是每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他人形成生产关系的起码条件，是前提。当然，奴隶社会的奴隶没有人力产权。奴隶之所以没有人力产权，是因为奴隶社会制度决定了奴隶本质上不是任何形式产权的产权主体，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与产权是完全分离的，奴隶没有本属于他的人力产权的所有权。无论从奴隶社会制度看，还是从奴隶在奴隶主心目中的地位看，奴隶仅仅是如同奴隶主的牛马一样的财富生产工具。所以，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就人力产权角度论，奴隶的人力产权被彻底异化为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奴隶主产权。这可以看作人类生产关系，当然也是人力产权演进变革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仅就近代和现代历史看，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一个没有或很少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获取劳动岗位的前提，都必须是人力产权所有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楚。从一切资源资本化角度看，劳动者不拥有人力产权，劳动力不借助商品化的外壳，就难以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人力产权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人力产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内容。马克思揭示的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理论，实质是以人为本的人力产权理论。因而，挖掘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确立人力产权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应该是构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同时，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使之为我所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任务。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以私有制为既定理论前提，以唯心史观为哲学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正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中几乎没有对人力产权的研究。如果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对此还有所涉及的话，那就是人力资本的研究。但那仅仅局限于对企业”精英”的人力产权问题的研究，与我们既重视一般劳动者人力产权研究，也重视企业”精英”人力产权研究的理论研究思路，几乎是两码事。这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值得警惕的。因为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教条地套用于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诸多片面乃至错误观点。典型的如国企产权改革研究一味地过分强调重视”精英”和资本所有者的激励，轻视甚至忽视乃至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国企广大职工权益的观点，以及因此引发收入过分悬殊以至出现两极分化迹象也认为无害甚至必要的观点等等，已经造成了莫大损失。如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些”精英”几乎不付一文地持大股和国企一般职工获得很少历史贡献补偿地由主人转为雇员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或间接剥夺。由此已经引发及正在引发的带有长期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加速显现等等严重问题，已经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绝对不应也绝对不能轻视的。所以，借鉴现代西方产理论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再度出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人力产权权益的直接和间接剥夺等不良现象。教条地套用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带来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诸多失误告诉我们，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尽快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产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已经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面临的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除上述两方面理论意义外，人力产权概念的确立、使用，为进一步研究劳动者人力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带来的诸多便利还有：第一，利于与洛克、斯密等使用的劳动产权概念相区别，以作为当代经济关系研究新阶段的一个标记；第二，利于解决当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对劳动产权概念见解不同，一时又难以统一而引发的不必要的理论歧义问题；第三，如果撇开资本特定的历史内涵（剥削关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生产要素看作资本，那么，同人的要素资本概念与物的要素资本概念相区别，人力产权概念与物力产权或物质财产权概念相对应，通俗易懂，利于与通常使用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容易融合使用，不会感到生疏和误解。
总起来看，一方面，人力产权概念较准确、全面而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产权理论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确立人力产权概念，也就为用人力产权概念统一梳理、定位劳动产权、劳动财产权和劳动力产权概念，理清劳动者产权权能和权益实现问题的研究，找到了判定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以人为本的人本性标准。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而为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权改革、产权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一步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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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
1.有关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认定的比较。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研究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现，人力资本（教育）可以提高现代农业生产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运用因素分析法，推算出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中，教育的贡献占23%。英国经济学家斯宾斯、索罗认为教育具有市场筛选作用，因为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雇主甄别高能力求职者时，求职者的教育水平越高，工资就越高。这些西方学者都认为教育具有提高生产率或者鉴别市场效用的经济性工具意义。叶澜认为教育是实现各种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加速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更新的有力因素，教育对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育具有经济效益。黄济认为现代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联系，为了适应商品生产要求职业技术教育产生。靳希斌指出教育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功能，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资料消耗、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转化科技发明有重要作用。黄志良等人通过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较注重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而高职教育大量实施的以“成才育人”为目的的产学研结合则容易受到忽视，高职教育应考虑如何满足企业发展和追求利润的需要，多发展具有经济属性的产学研结合。王全旺、赵兵川等人借鉴蛛网理论分析了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成因。可以看出，对于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分析基本是从经济关联性、与劳动力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进行的，对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的判定，是可以从他物关系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只是国外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研究更多的是比较直接从宏观计量方面进行分析，而国内主要还是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的，属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
2.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表现形态。
（1）物化表现形态——社会大生产力。
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建立了与自身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力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机器工业部门规模日益扩大化、复杂化、规则化和自动化，复杂的工艺和材料被不断发明和应用，这需要工人必须掌握新技术，并不断及时更新，这样的工作要求和特点，要求劳动者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熟悉机器构造，掌握机器原理与操作技术，因此接受一定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成为可能。反而言之，劳动者在接受职业教育和继续培训后，理所当然会促进机器的不断更新和升级，必定会促进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提高。
（2）内化表现形态——劳动力价值。
高职教育对劳动力价值提高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改变劳动力形态上，并通过劳动力自身价值与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别表现出来。马克思曾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表现，这种劳动力需要花费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就是说经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要比普通劳动贵得多，所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价值就高，劳动力复杂程度越高，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3）外化表现形态——现代商品经济发展需求。
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的联系，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产生的初期，由于产生发展的客观要求，商品经济得以发展，便在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劳动所活动的产业部门产生了适应商品生产要求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最初的职业技术学校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和人才是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联系的关键性环节，现代商品经济正是通过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要求，以此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
二、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1.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理解的简单化与狭隘化。
从对高职教育本质属性、一般属性以及高职教育功能、价值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等核心概念存在狭隘理解和替代的现象。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是一个不言自存的实在概念，并无需下定义，因此使得高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很难直接对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进行直接分析，所以大多数人从相关方面入手，这样的认知方式虽有可行性，但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出现“经济属性”概念被简单代替的现象。比如，一提到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时则会联想到“公共产品”“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教育与经济关联性“”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等，这些所谓的“属性”概念并不是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所指向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对“教育经济属性”形式的展现，错误地将属性表现认为属性本身，这样理解的后果直接导致“高职教育的产业化”“高职教育发展的短视化”“教育腐败”和“教育不公平”等问题的产生。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反映的是高职教育的属性问题，不是功能问题或者关系问题。如果把经济属性最一般的本质仅仅看成经济属性是具有产品的功能或者市场的作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2.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外延运用泛化与庸俗化。
对高职教育及相关核心概念的运用存在泛化与庸俗化现象。高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对高职教育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或对其理解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立场、观念的影响，会折射出主观认识和研究身份。为了方便理解与运用，有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对待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问题上提出“高职教育具有经济属性和功能，应该推向市场“”社会需要什么专业，高职教育就办什么专业”等一些极端做法，有些学者在进行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问题分析时直接用“教育经济（市场）”这样很不严谨的词句来表述，这些极端做法和不严谨的说法模糊了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差异性，把经济当成市场，把经济属性看成市场功能，引起了人们对市场理解的泛化，使之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歧义，这样会影响高职教育价值的真实体现和教育决策者的理性判断。
3.经济与市场共性与个性边界不清。
对经济属性的简单理解和运用泛化处理，说明这两个概念关系边界不是很清楚，明显模糊了经济属性与市场属性存在的“共性”和“个性”边界。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说，高职教育在我国是一个有特色的概念，高职院校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三改一补“”三多一改”等政策措施下发展起来的；从高职教育主要研究者来说，他们大都是普通高等学校工作者或中职教育工作者；从高职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背景来说，他们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认识都是从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成果演绎，甚至是直接照搬而来的。对“经济属性”外延的简单理解和内涵泛化运用，势必导致共性和个性界定模糊，虽然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三、高职教育经济属性中对市场成分的理性反思
1.从认识论上，突破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误区。
对高职教育某些特征的片面性理解，导致了高职教育时间定位中的狭隘性和简单化。一方面，高职教育被狭隘地理解为商品，高职教育作为产品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和买卖；另一方面，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进行过度工具化解读，视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为刺激经济、跟风市场的工具，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属性本原，也严重脱离了高职教育的本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存在依赖的基础。按照这样的理解，经济是政治、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基础，教育只是有经济属性，但经济属性不是教育的唯一属性。在封建社会之前，以人的依附关系为主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当然就不明显，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教育就没有经济属性。在现代商品经济发达时代下，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从之前的边缘化走向以商品经济为重的社会中心，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逐渐凸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高职教育的市场属性。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更多是指向经济规律在高职教育本身所引起的特殊作用和效果，而市场则更多地体现在“买方”“卖方”以及两者之间价值规律的运用上。
2.从知识论上，厘清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关系。
经济属于元概念，属于范畴层次，市场只是经济概念的下位概念。经济范畴与普通的经济概念不同，后者只是反映个别的经济现象或过程，经济范畴则是反映大量出现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因此，“市场”之类的下位概念是经济范畴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表现。我们可以用球体理论来加以阐述。“经济”属于球体网络的内层核心中的点，而“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概念是球体网络组织表面上的一个个点，“市场”之类的下位概念根植于“经济”核心概念，吸取“经济”概念养分，“经济”概念理解越深，下位概念越多，认识就越广泛，整个球体网络就越大，且与“经济”概念丝丝相连，位于网络组织的陈述最容易修改，同时修改网络其他部分陈述也比较容易，具有网络中心的陈述在整个网络组织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修改这些陈述不会动摇整个网络体系，它们同属一个球体。
3.从实践论上，回归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本质——民生。
关键词:税务会计;税务会计理论;税务会计体系;理论假说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81-06
一、税务会计理论的两个“典型化”事实
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而制度安排是一个经济变量。虽然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提出“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但美国学术界与政府对会计安排的倚重很早就开始了。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最为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松散、混乱的会计实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罪魁祸首,而美国政府对会计的干预与管制也不亚于其他经济层面,1907年信贷危机后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虽然把会计作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有些言过其实,但不能否认会计与30年代经济危机的相关关系(葛家澍,2003)[1](P51)。最新的事件则是针对近期美国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SEC于2008年底了“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 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反思也暗示了会计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种种证据表明,无论“二战”前抑或是当前,会计安排一直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变量。会计不仅对经济交易进行反映和解释,同时也作用于经济交易过程,成为交易过程、交易结果的参数。可以说,美国把会计视为一个市场资源,这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会计资源在这两个市场进行充分交换,实现会计的市场价值,不仅市场交易主体(如企业)能从会计交易中获得收益,整个市场交易的利益相关者都会得到收益,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是均衡的,经济发展也验证了美国始终不渝地笃信会计市场资源的有效性。
因为对会计资源的市场有效性的笃信,美国也是最早实行财务会计、税务会计、管理会计“三分”会计安排的国家,然而应该注意到税务会计领域存在的两个“典型化”的客观事实,一是作为最坚定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美国的税务会计缺少一个类似财务会计的概念框架,会计三大分支的管理会计也具有相似的命运,管理会计不但没有建立起概念框架,还经历了约翰逊与卡普兰所宣称的“没落”时代;二是尽管美国税务会计观念与实务的发端以及理论研究均早于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却并不系统,虽然以经济学家斯科尔斯为代表创建了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但企业税务会计理论是零碎的,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生的税务会计研究,至今已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包括相对系统的企业税务会计理论及税务筹划理论。本文试图比较中美税务会计理论的客观差异,从历史与逻辑角度搜寻这种差异的原因,建立理论解释视角的假说。
二、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功与过
(一)实务研究对概念的超越
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理论意义上的税务会计概念。依据对美国会计史的研究观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对资金的需求,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财政政策是直接对收入征税,此举创下了一个先例,那就是要获取个人收入记录,同时也标志着税务会计的产生(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P100)。如果将纳税人向国家缴税与其会计记录相融合视为税务会计产生的标志,则在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有税务会计了(盖地,2005)[3](P23),这同美国会计的史证研究观点在税务会计产生标志问题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证,这表明税务会计缘起于税收对会计的依赖――税收与会计强相关而引起的一系列复杂实务及理论问题。
美国会计学者的研究体现了对税务会计的实务性解释,简・R.威廉姆斯、苏姗・F.哈卡、马克・S.贝特纳(2005)认为,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是被用于描述经济广泛使用的三类会计信息,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是会计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引入税务会计信息观念的目的是与财务会计及管理会计信息相对比,税务会计信息对一个公司的成功经营是重要的,并关系到财务和管理会计信息,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简・R.威廉姆斯等的贡献在于不但澄清了财务、管理和税务信息的关系,还明确指出税务筹划是税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税务会计最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不是编制纳税报表,而是进行税务筹划[4](P2-3)。可以说,简・R.威廉姆斯等在美国会计研究中阐述了至今最完美、合理的税务会计框架性问题,现代税务会计理论正如其所框定的,由两大领域构成:企业税务会计理论、税务筹划理论。需要指出的是,简・R.威廉姆斯等认为“税务会计来自于不同系统”的观点十分精确地暗示了一个潜在的逻辑――税收对财务会计的异向性。税务会计强调了税收对财务会计的依赖性即正向性,而异向性表现为一种冲突及随之而来的会计扭曲,这也正是税务会计独立的价值之一,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并没有沿着这个线索走下去。
美国的联邦收入法典体现了对税务会计实务的要求,并构成了税务会计准则的一部分,根据一项以美国著名会计学府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选题的调查研究,税务会计是美国会计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会计学理论(不包括财务管理、审计学)的12个领域中,税务会计选题比例达到12%,仅次于会计基本理论,但选题与研究注重的是实务性强的较为具体的问题。
(二)准则论证对学科的替代
美国的税务会计实际上仅是所得税会计(盖地,2005)[3](P23),作为所得税会计学科理论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员一致投赞成票的情况下SFAS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虽然SFAS109是一个财务会计准则,却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式规则”宣告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尽管此前税务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领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录A:结论依据》实质上是部分地论证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必要性及其价值,FASB(1992)认为SFAS109采用资产负债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针对一项认为复杂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批评,FASB(1992)认为SFAS109成本与效益比是合理的[5](P1384-1385)。FASB对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会计信息质量与成本效益的论证是笼统的,而这两个问题的充分论证对于财税分离的有效性无疑是关键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如何细致而又结构性地影响并优化了会计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确存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该如何界定、描述、计量分析,这是税务会计目前尚未论证的一大难题。
SFAS109对于税务会计的另外一个价值是在财务会计准则中提出“纳税筹划战略(Tax-Planning Strategy)”,尽管现代税务筹划远远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围,但是SFAS109无疑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税务筹划概念并指出税务筹划与会计的紧密关系,当今的事实也验证了SFAS109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效应,税务筹划离不开税务会计,税务筹划是现代会计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其对于市场交易主体带来的价值是具体可见、客观的,会计市场能力与价值的验证、阐释也因之得到增强,因此,税务筹划在学科上又成为财务管理学、管理会计学新的组成部分,这表明税务会计的诞生引致了大面积的会计价值效应,成为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有效性的证据之一。
(三)经济学理性的路径依赖
美国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对自由市场主义的坚决维护是闻名于世的,伴随着现代会计理论的演进,出现了“经济学是会计学的基础”(葛家澍,2003)[1](P11),“会计学科需要建立在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的思想史文献基础上”(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474)等理论。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家对美国会计理论的推动由来已久,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学者便加入到会计研究中来(如坎宁、贝尔、爱德华兹等),通过借鉴或引入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来建立会计理论框架,而爱德华兹、贝尔的经济收益思想成为FASB提出“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报告全面收益”准则的滥觞。60年代受财务经济学及其学者(如鲍尔、布朗等)的影响,会计盈余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经验会计”研究开始盛行,70年代以经济学契约理论、理论及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实证会计”及理论开始出现,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经济学者莫迪利亚尼与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对现代会计学引申的相关学科――财务学的重大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视为“财务理论家入侵会计领域”。
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财务经济学家斯科尔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同样再次“入侵”税务筹划领域,斯科尔斯以“期权理论”闻名,专门研究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和资本品经济学,斯科尔斯以经济学的计量方法、套利理论、有效契约理论为基础,创建了美国税务会计理论中最为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的税务筹划理论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涵盖资本品与金融品投资、公司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企业并购、分离等资本运作,围绕隐性税收、显性税收、税收成本、非税成本线索与理念,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论”(斯科尔斯,1992)[6](P3-4)。斯蒂格利茨(2000)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避税”与“税收庇护”这两个税务筹划技术与概念问题,认为“避税(tax avoidance)”是由于税法漏洞(loophole)引致的,避税是遵守税法而不是违法的市场行为[7](P576-580),这和中国学者(盖地,2006)[8](P17-18)对避税的理论界定有着一致性。
三、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是与非
(一)先入为主与后发优势
美国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对中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示范效应。1994年中国的工商税制改革为会计理论提供了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安排,税务会计理论发端于这个时期,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初始阶段的研究无疑受美国示范效应影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路,是一种强制性的理论变迁――理论引进,但其后的本土化与理论深化却体现了后发优势。迄今为止,中国税务会计理论包括相对完整、系统的两大领域:企业税务会计理论与税务筹划理论,注重理论研究的逻辑性、层次性、系统性、完整性,研究者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历史演化轨迹和现实事实为依据,论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历史必然性,以税收与会计的关系为基础阐述税务会计独立的必要性,提出在中国建立“适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的观点;二是从学科角度讨论税务会计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论水准进行严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对完善、真正意义上的税务会计理论结构(概念结构);四是构建了与国际模式不同的、以“费用观”为基础的增值税会计理论框架;五是构建以产品市场为主体、以会计为核心、分税种的税务筹划理论,并提出基于财务价值最大化理念的税务筹划原则;六是提出税务会计经营属性观点,并从学科角度概括性论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关系。
(二)问题:一个扩展性思考
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问题上,中国一直伴随着两种会计观点的博弈: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与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前述税务会计研究观点为基于会计权益的“分权观”,可以概括为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制度安排,尊重市场交易机制下市场交易主体(企业)对会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选择权利,基于财税权益的“集权观”或者强调税收法律对会计的控制与统领,或者倡导以税收法律为主导的税收法律与会计的协调,不主张独立税务会计安排。
税务会计制度安排的争议,就其深层次原因来看,核心问题在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有效性。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从属于经济学的制度范畴,从而具有经济学的效率意义,“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报酬直接表现为熊彼特的利润的话,对于制度创新的报酬的表现形式则远为复杂”(汪丁丁,1992)[9](P77),制度效率的成本、损失、收益等变量往往不可数量化,通常表现为不可验证,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个从理论角度对两者分离的逻辑检验。
因此,中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的构建的确存在这种逻辑检验的理论空位,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从宏观视角来看,缺乏经济学的制度研究,中国现存税务会计理论事实性与实体性构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现时的税务会计安排是暂时性事实还是最终有效选择,涉及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解释、预测税务会计安排的制度变迁趋势及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从微观视角即从会计视角来看,缺少对税务会计的会计价值的进一步研究。
四、功过是非:一个理论假说
(一)美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中美税务会计理论差异的原因应该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进行推断,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可以说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是由于税务会计的实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了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
1. 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实证会计学者瓦茨、齐默尔曼(1979)认为,会计理论的研究可以用“需求与供给”进行“市场化”解释[10](P302-303)。虽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个“概念公告”,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核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前6个概念公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为指导、评价标准来制定、完善一系列财务会计准则。因此,从会计理论需求角度来看,代表权威性的FASB的理论研究需求接近饱和,会计理论剩余空间很小,会计概念结构研究的“边际利益”递减。但同时也隐含这样一个逻辑――既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对税务会计的理论构建需求应该增加,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如何解释?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可以推断,一是从财务概念框架构建过程来看,在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期间的争议和成本更是数不胜数,也让FASB认识到构建一个“概念框架”成本太高,况且美国已经构建会计中的“核心与老大”――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对税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理论的空间挤占效应;二是税务会计的管制与参与不如财务会计那么单纯,这不仅仅涉及会计行业,还涉及联邦财政、税务、国会、立法机构等众多具有行政权威的“非会计利益集团”与“非会计因素”,不但影响会计职业的权威性、垄断性,而且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带来的租金或“剩余价值”也会被其他集团占有。三是税务会计的复杂性极高,制定一个税务会计概念框架难度太大,这个推断也得到了美国会计研究领域的印证,简・R.威廉姆斯等研究者(2005)认为比起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又相当复杂”[4](P3)。从以上分析来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经济人”理论推理,FASB在实用主义观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术等原因对其他会计分支的理论建构以“消极”态度对待也是合乎逻辑的。
2. 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其与中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和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同中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又形成对比。
3. 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2](P369-370)。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国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普雷维茨,莫里诺,1998)[2](P369),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行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内税务局颁布了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1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上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租金”与“剩余价值”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葛家澍、刘峰,2003)[1]P59,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 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在中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葛家澍、刘峰,2003)[1](P269)。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瓦茨、齐默尔曼(1979)认为只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会计研究,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就会对需求作出反应[10](P307),葛家澍、刘峰(2003)也认为如果将理论视为一种“商品”,那它的提供者会因提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获益[1](P10)。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正处在“经济利润不为零”的非均衡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将会获得新兴市场“超额利润”的好处。理论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视为会计理论的作用之一,尽管是比较间接的作用(葛家澍,刘峰,2003)[1](P10),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汪丁丁,1992)[9](P77),巨大的“剩余价值”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增长并完成体系化建构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2. 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双重税制。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的宽度带动了税务会计理论的深度与厚度,这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滋生条件之二,也是一个基础条件。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实行增值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使税收法律与会计发生更大面积的冲突,并使得这种冲突凸现实质性与细节性,如果说所得税是通过收益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那么增值税则是直接介入生产当中,其对财务会计确认、计量以及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强烈“噪音”。而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其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税法导向的财税合一模式,存在诸多弊端(盖地,2008)[11](P49),FASB也因美国不实施增值税而没有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因此中国学者在没有国际参照与示范前提下的增值税会计理论的构建,便具有理论探索与准则指导的双重价值,研究者(盖地,2008)主张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构建增值税理论框架,以增值税费用观构建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模式、设计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处理方法,并指出在增值税会计准则建设上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FASB与IASB,中国有必要、有条件制定区别于英国的增值税会计准则,从而对会计准则作出创新性贡献[11](P52-53)。
税务会计理论研究初期不可避免地要借鉴美国已有的会计安排及其理论,但其后创造性的增值税会计理论与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拓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本土化”的诱致性理论变迁、一个选题约束下的理论创建。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理论规律只能由人们发现而非由人们创造,人们不能改变它或违反它,这是理论的内生性。如果说引进是外生性理论,那么本土化的理论便具有内生性,“税务会计是一种国内会计”(盖地,2005)[8](P27),会计理论有“辩解”功能(瓦茨、齐默尔曼,1979)[10](P307-308),针对本土需要的理论辩解不能算是杜撰的虚无,尽管“辩解”的供给也许不完美。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具有同样的价值与意义,一个重要的研究导向是,本土之外不能提供的理论我们能不能有?如果因为本土之外没有相应的理论就认为不该开发这种理论,就会出现逻辑悖论:引进替代研究不可行,自主开发也不可行,结果是没有理论。葛家澍、刘峰(2003)在阐述FASB及会计职业的实用主义时,首先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理论通常是由理论研究者提供的,而现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教员,但是财务会计概念的最终提供是由准则制定机构自身完成的,大学教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为间接。”[1](P54-55)中国的税务会计理论目前主要由大学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看来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提供改变了这个实用主义导致的逻辑,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以民间学术形式提供也会产生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效应――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所实现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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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盖地.增值税会计:税法导向还是财税分离[J].会计研究,2008,(6).
Comparison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Tax Accounting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on it's Difference:a Theory Hypothesis
Dong Yingho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关键词:顾客份额;市场份额;顾客关系管理
一、前言
顾客份额是针对企业盲目追求市场份额提出的观点,它的概念简单明了,体现了一种全新的营销思想,具有广阔的应用性。国外的相关文献注重从实证角度研究顾客份额,如顾客份额对利润的贡献,顾客份额的影响因素,顾客份额的应用等;国内的研究既有学术性的研究也有应用性研究。学术性研究主要探讨了顾客份额的观念、产生的背景、与市场份额的关系及其应用等;应用性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国外应用性研究的经验,尚未发现有创新性的发现。
二、顾客份额概念
顾客份额是指一个企业为某一顾客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该顾客同类产品和服务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多数学者认为,Griffin(1995)最早提出了顾客份额的概念。
顾客份额的英文名称有两个――customer share 和share of wallet。customer share是初期称法,概念性较强,share of wallet是基于顾客份额应用提出的概念(应用时使用share of wallet和size of wallet评价顾客对企业的价值),后来被国外学者所广泛得使用。customer share被中国学者翻译为顾客份额或客户份额,share of wallet则被中国学者翻译为钱夹份额。这5个词的意思一致,本文统称为顾客份额。
三、顾客份额提出的背景
(一)市场份额策略的副作用
市场份额的合理性在于:随着市场份额的提高、规模经济、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以及管理效率的提升将为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率。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份额显示出主要以下缺点:
1、未能充分重视顾客的价值。市场份额将消费者看作同一市场,没有从顾客角度分析市场潜力。交易市场的同质性导致市场份额只关注产品销售,而没有对顾客进行区别对待(徐薇和岳文锋,2004年)。
2、导致过度竞争行为。以市场份额为标准衡量企业的经营,容易使企业将经营的焦点放在对竞争对手市场行为的关注上,从而采取竞争反应行为。追求市场份额的努力会导致市场费用的增加而使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下降,同时扩大市场份额的努力要求企业迅速扩张其产能以满足其市场供应,但市场扩张与产能扩张的双重努力导致企业资金消耗巨大,可能置企业于死地(陈静宇,李传昭 2004年)。
3、市场份额难以保证企业的盈利性。徐薇和岳文锋(2004年)认为:规模经济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一方面,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和定制化的生产,使得规模经济难以产生;另一方面,经验曲线的作用大大减弱了规模经济的壁垒的作用。
(二)环境变化
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企业可以通过交互式的媒介与单个目标顾客进行双向信息沟通,这使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关系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须(陈静宇、李传昭,2004年)。市场由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大多数产品的产能出现过剩,买方力量成为左右市场的主导力量。同时,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认识更加深刻,顾客能力显著提高。顾客对企业的决策、企业生存的影响空前增大(朱俊,2005)。
(三)理论方面的准备
顾客生涯价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表明,来自忠诚顾客的利润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增加。此概念的发展研究为顾客份额概念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使用顾客份额观念经营的好处
顾客份额是针对市场份额提出的,它的好处正是市场份额的弱点。顾客份额具有以下优点:
(一)利润增长
Reichheld 的研究表明通过维持顾客忠诚可以带来利润的增长。这种利润的增长来源于5个方面:基本利润、收入增长、成本节约、口碑效应和价值溢价。而且,顾客生涯价值是与顾客维持率、顾客维持时间直接相关的。R. Buchanan 和G. Gillies(1990)具体提出了维持长期顾客、提高顾客份额可以带来企业利润增长的6个原因:服务成本较低、购买量较大、可能支付额外价格、增强市场进入障碍或增加市场份额、新顾客推荐以及以较小代价赢得新顾客等。
(二)需求满足
着眼于顾客份额,意味着企业要立足于满足现有顾客的需求。Mitani(1999)认为,从顾客需要出发应重视四种需要:事件需要、更新需要、关联需要和后市场需要。对上述四种需求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事件需要和更换需要与顾客维持时间有直接联系,是一种时间上的延伸;关联需要和后市场需要则涉及顾客对商品种类的需要,是一种横向的商品范围的延伸。显然,通过满足顾客需求可以创造出顾客忠诚,利润增长可以保证企业的营销投入,二者共同作用下可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
(三)学习能力
在长期的顾客关系维持过程中,双方的合作有利于培养企业的学习能力。Heinz K. Stahl等(2002)的研究认为,学习效应也是客户价值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学习效应(Learning Potential)是指企业和客户关系双方的相互作用有利于知识的创造。与客户的紧密关系使公司发展、检验、精确其有关市场环境(竞争者、客户、渠道、供应商等)、技术、商业过程及其趋势等各种类型的知识成为可能。这些知识可以转换成更为可靠的预测和计划,使公司更好地理解客户目前及未来的需求,不断地提供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五、实施顾客份额营销策略
朱俊(2005)提出了提高顾客份额的方法,认为企业既要提高单个产品的顾客份额,而且还要提高整个企业的顾客数量。从这层意义出发,他认为可以采用3种方法提高企业的顾客份额:增加顾客让渡价值,扩大顾客购买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提高顾客维持率,延长顾客维持时间;利用口碑效应,吸引新顾客,增加企业的顾客数量。Peter C. Verhoef (2002) 测度了理解关系和市场关系工具对顾客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委托时间对顾客份额具有积极影响,顾客忠诚关系和直接通信对顾客份额有积极的影响,顾客满意对顾客份额具有微弱的正面影响。
Rex Y. Du(2005)强调了不但要从企业自身收集的资料来获得顾客份额的资料,还要从企业同行竞争者那里获得顾客份额的资料。许多公司收集相关顾客的真实信息,然而有关他们的顾客与竞争企业的信息很少或经常没有。其认为,应该采用一种更外向化的顾客管理模式,需要将公司的内部顾客纪录扩展到公司的竞争者的顾客记录,包括每个顾客的钱夹尺寸和公司在其中的份额。
识别顾客,针对不同顾客采用不同策略。胡左浩、郑兆红(2001)提出认识顾客生涯价值概念的三维层次:顾客份额层次、顾客维持时间层次、顾客范围层次。陈静宇、李传昭(2004)根据胡左浩,郑兆红的分析方法认为针对不同顾客企业可因实行3种战略:顾客份额策略、顾客维持时间策略、和顾客范围策略。李弘、张骞等(2005)从顾客价值角度出发,建立了两个预测模型:顾客份额和消费总额;再根据测算出来的顾客消费总额和顾客份额的高低不同,通过分类矩阵将顾客分成负担顾客、忠诚顾客、问题顾客和黄金顾客4类。然后用顾客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对应的策略。
六、顾客份额的营销适应性与可能出现的陷阱
(一)顾客份额的营销适应性
哪些企业和行业适合实行顾客份额策略?Ron Garland(2004),Chris Baumann(2005)都认为在银行业应当实施顾客份额策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使用了1100个来自新西兰地区的个人零售银行的数据与银行自己的顾客贡献数据进行比较,运用顾客份额作为proxy变量测度了顾客份额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结果显示顾客与银行的关系比顾客份额对利润的影响更大;相反地,后者调查了1924个零售银行的顾客,结果显示在银行业中顾客份额比顾客忠诚更具有重要意义,认为通过测度顾客的态度可以预测行动意图的变动范围,顾客份额的变动是可以预测的。
国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梁云(2004)认为顾客份额策略通常适用于金融、保险、高档商品等高档市场和一些高层次的服务。与顾客建立长期关系,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及解决方案,能更好地满足顾客需要。然而,追求顾客份额的公司需提供更多的服务,付出更高的成本,并非所有行业、所有市场形式下都适合以顾客份额为目标。有些行业、有些市场形式下更适合追求市场份额。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顾客份额与市场份额不存在哪一个更高一筹的问题,关键是适合。
(二)顾客份额可能出现的陷阱
国内研究顾客份额可能出现的陷阱这一问题的主要是梁云。他认为:
1、过于关注高价值顾客,忽略其他顾客。虽然“20%的顾客创造了80%的企业利润”,但第一,高价值的顾客未必能够截然区分;第二,如果没有其他的80%顾客,另外的20%顾客难以带来存在。更多的公司,既有必要为高价值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又有必要为不同层面的客户提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即实施顾客层级服务。
2、一味顺迎顾客需求。为追求顾客份额,企业可能过于讨好顾客,特别是一味顺迎顾客的显示需求,而忽略市场的真正需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而多数顾客是短视的,甚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因此他们的需求只有企业充分发挥创造性才能挖掘出来。
3、忽视企业能力的限制。片面追求顾客份额而对顾客任何需求都去满足的企业还会发现,顾客需要的满足可能超出了企业现有资源、能力和经营范围的限制。一些需要根本不可能满足,一些需要满足的成本很高。过高的质量要求、品种要求、折扣要求、服务要求使得营销费用难以控制,顾客满意与顾客忠诚难以实现。追求顾客份额,实行客户关系管理还需要相关技术手段的支持。高水平的销售人员、庞大的数据库,互联网、接触点管理、信息采集、数据挖掘能力、规模化定制生产,快速回应顾客等,顾客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对企业有更高的要求。
七、结束语
对于顾客份额的概念,目前的研究已经比较明确了。但目前对于顾客份额的应用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哪些企业和行业适合运用顾客份额策略,运用顾客份额策略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徐薇,岳文锋.市场份额和顾客份额的演化与兼容[J].科技与管理,2004(1).
2、陈静宇,李传昭.顾客份额:市场发展策略新思路[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6).
3、朱俊.顾客份额及其应用策略[J].现代管理科学,2005(12).
4、梁云.顾客份额:营销新理念及实践[J].企业管理,2005(6).
